考古學入門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考古學入門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關鍵詞：簡牘學；學術研究；傳世文獻；學科建設
1 簡牘的發現
文字之所以成為文明的重要標志，就是因為它克服了語言的局限，超越時空，使人類創造的文化得以薪火相傳。墨子云：“吾非與之并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何也？就是因為先人發明文字，而“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因此，在文字發明的同時，就必須考慮書寫的載體了。載體的質料，由于世界各地自然環境的差異，在這個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埃及曾用紙草，古印度用貝葉，而中國則用簡牘。簡牘就是竹簡木牘的和稱。簡，《說文》云：“牒也。從竹，間聲。”牘，《說文》云：“書板也。從片，聲。”在出土文物中含木簡和竹牘，都是廉價易得的材料，故能成為紙發明以前最重要的書寫載體。只是由于時間的久遠，商周時期的簡牘很難保存下來，目前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簡牘，是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簡。
簡牘的再次涌現是伴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探險活動而發生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我國西北邊疆從事探險活動，在樓蘭古城遺址、尼雅遺址、敦煌長城漢代烽燧遺址等地掘得大量漢文、羅文、婆羅迷文簡牘、殘紙，這些就是羅振玉、王國維所說的西北漢晉簡牘。王國維曾將這些新發現與甲骨文、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寫本、明清大庫文檔文書檔案作為推動新學問的“最近四大發現”。
除中國外，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也使用，但他們是在中國逐步廢除使用之后，才開始盛行的。如1915年，日本秋田縣仙北郡木村（現大曲市下深井）怒遺址（拂田柵遺址西側）出土兩枚木簡，從而首次確認日本底下埋藏有木簡。此外，在古代的歐洲也同樣有木簡的使用。如1973年以來，在英國哈德良長城附近的文德蘭達城堡也出土有木簡等。①各個不同地理區域簡牘的出現，說明了簡牘作為一種書寫載體的必然性。
2 簡牘學的學術研究
用竹木簡牘作文字載體，是我國先民的一大發明。然而，中國簡牘具體起源于何時，尚待探究。但簡牘發掘與整理以及學術研究，至遲始自漢武帝時，如孔子后裔孔安國據孔壁遺書考訂了《尚書》等先秦典籍；西晉束等又據汲冢簡牘整理并流傳至今《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宋代金石考古學興起，清代乾嘉學者重視利用金石文字與傳世典籍相印證。二十世紀初以來王國維則明確提出了“二重證據法”，陳寅恪、傅斯年也對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的綜合研究作過討論。
按文獻與傳統學術分類，根據《漢書·藝文志》，出土簡牘幾乎涉及所有的類型：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②出土簡牘可以說包含了古代中國社會的全方位的信息，記載了古代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社會風俗、民族關系等諸多方面的重要史實，絕大部分出自當時當事人之筆錄，因而翔實可靠，具有第一手的史料價值。
其中，出土簡牘以軍事文書為大宗，其中尤以居延漢簡和樓蘭魏晉文書最集中。居延漢簡中詳細記錄了漢代屯戍守邊的各種軍事活動，包括烽燧制度、屯田生產、戍卒職責、民族關系乃至隨軍家屬生計等等，幾乎為我們再現了當時西北地區的社會全景。其次為政治法律文書，如云夢秦簡。此外還有典籍文書及其他文書。因此，如果說傳世典籍是我國文獻的地上寶庫，那么出土簡牘則為我國的地下寶庫。
此外在國外，對我國簡牘及簡牘學的興趣也不斷增高。美、英、法、德均有學者及研究成果，而亞洲日本、韓國更是顯著。早在1951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由森鹿三先生主持，開辦了“漢簡研究班”，并發表了一系列介紹性文章，帶動了日本國內簡牘學知識的普及與提高。其中佼佼者如大庭先生用力尤著，現今日本最暢銷的簡牘學啟蒙書《木簡》和《木簡學入門》，均系其撰。
3 簡牘學的學科建設
二十世紀初，震動國內外的漢晉木簡的發現，始啟簡牘研究之濫蕩。此后，地下簡牘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簡牘的發現與研究與日增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對中國古代歷史和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和評價，日益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而推動了世界性“漢簡熱”的形成。針對簡牘學發展至今，已經羽毛豐滿了，還是時機剛剛成熟尚在建設發展中，它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是考古學的分支，學者們的意見甚至同一學者的前后說法都還不一致。如鄭有國說：“簡牘研究逐步地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是近代的事。”我比較傾向于簡牘學已成為一門多學科交叉的新興邊緣學科。
因為如今的簡牘學，不僅僅涉及簡牘的發掘，更多的在于與考古學、歷史學、國學等學科的交叉結合研究。與考古學，著重于考古發掘；與歷史學，著重于與傳世史料的結合；與國學，著重于典籍的考據。此外，出土發現和傳世文獻，兩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第一，并不因為出土材料古老，就貶低傳世文獻的價值，認為出土發現的作用只是和替代它們；相反，倒是以傳世文獻作討論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也并不因為出土材料的數量和覆蓋面遠不如傳世文獻，就以為出土發現沒有重讀和改寫學術史的價值；相反，總以這些發現作理解線索，重新考慮傳世文獻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出土發現和傳世文獻，兩者都是管中窺豹，全局還在兩者之外，無論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學術史的框架，虛實結合，才能發揮兩方面的作用。
由此高校開設簡牘學課程勢在必行。而在教學過程中，要結合學生知識層次和學習興趣來學習：
3.1 從舊到新、由淺入深
初涉簡牘，學生往往不知所云，以為這是一門無關緊要的、甚至是可有可無的枯燥學問。如何改變這種狀況人們通常以為的深奧莫測是非常重要的。其實簡牘猶如今日之紙張，是古人通用的書寫材料。魏晉以前的歷史，基本上是寫在簡牘上的。廣義上說，研究簡牘就是研究魏晉以前的中國古代史。抓住這一點，簡牘學課程就會變得生動有趣，因為學生對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極為關注，將出土簡牘與古代史有機結合，既易增加闡述古代史的籌碼進而普及簡牘知識，又往往能使古代史實落到實處，一舉兩得，相得益彰。
由淺入深也是我們需關注的問題。高校開設簡牘學課程，根本目的不在普及而在提高。我們在開設簡牘學課程的同時，應配合古文字學、文獻導讀、古史專題等課程，使學生能較深入地利用簡牘資料獨立探究一些具有學術價值的新課題。
3.2 圖文并茂、生動有趣
單憑口頭講述或文字表達，學生不會對本課程產生濃厚的興趣。充分利用投影及視頻影像，將簡牘圖版和發掘實況乃至出土文物中所反映的古代社會生活各層面加以展示，學生在聽講相對枯燥的課程內容時，直接觀看乃至欣賞圖片資料，可以極大地提高學習興趣。
3.3 結合實際、知其裨益
今日中國出土簡牘數量日增，隨著社會與政府觀念的調整，簡牘對再現古代史實乃至今日經濟建設均有裨益，在不遠的將來，或許有一天，不了解簡牘的學生無法從歷史系畢業。我國簡牘學的教學與研究也將跨上一個新的臺階。
4 研究簡牘學的意義
簡牘學最重要的意義，并不是發現了多少以前未見過的怪字，也不是找到幾個罕見的古本，為我們重新閱讀現存古書增添了校勘和注釋的線索。其挑戰主要還是來自虛的方面，即我們對古書體例，對文本演變，對古代思想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其他許多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借材料的更新，可以換一下眼光。使我們注意到現存文本的品種和面貌，都不完全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選擇的結果。中國文化的口味是什么，這要從古代學術遺產去反復體會，拿留下的東西（傳世古書）和丟掉的東西（出土發現的古書）反復比照。⑤簡牘學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忽略了的東西，被忽略的東西，當時好像不重要，但將來可能最重要，正如簡牘學今天的研究價值一般。
注釋：
①劉國忠：《走進清華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臧克和：《簡牘與學術》，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
③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④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 版。
⑤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 版。
參考文獻
（1）林劍鳴：《簡牘概述》，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高敏：《簡牘研究入門》，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李學勤：《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 1993 年。
（4）王子今：《為簡牘學增一重要新資料》，中國文物報，2002-04-19。
（5）高敏：《簡牘研究與簡牘學芻議》，光明日報，2002-04-30。
（6）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學苑出版社 2003 年。
（7）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學苑出版社 2003 年。
（8）何雙全： 《簡牘》， 敦煌文藝出版社， 2004年版。
（9）初師賓：《簡牘學百年的思考》，簡牘學研究，2002年。
（10）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年版。
（11）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 2004 年。
（12）卜憲群：《簡帛學芻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11-02。
（13）張會超：《簡牘檔案的出土分布及其特點探析》，檔案學通訊，2007 年第 4 期。
（14）歐陽禎人：《從簡帛中挖掘出來的政治哲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15）李銳：《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2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位于河南省安陽市的西北郊,橫跨洹河南北兩岸。該遺址古稱“北蒙”,甲骨文卜辭中又稱為“大邑商”、“邑商”,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并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1973年以前這里發掘的53座建筑基址是殷墟宮殿宗廟區的主體和殷王都全盤規劃、布局結構的重心所在,被考古學者劃分為甲、乙、丙三組基址。甲組建筑基址共發現15座,是宮殿宗廟區內建設時間最早、使用時間最長的建筑,被認為是商王室的宮室、寢居之所。乙組建筑共發現21座,多數結構繁復,面積巨大,互相連屬。這些建筑被認為是殷王室的宗廟建筑。丙組共發現17座,被認為是商王室的祭壇建筑。目前,在宮殿宗廟區已發現大型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這些建筑基址形制闊大、氣勢恢宏、布局嚴整,按照中國古代宮殿建筑“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分布在以宮殿區為中心的范圍內。
42.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器物坑(距今5000年)
位于四川省廣漢市城西11公里處的三星村,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陽26公里。遺址分為遺址保護區、生態博物館群和文化產業園區三大部分。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年歷史,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發現的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文化遺址。三星堆古遺址的發現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其舉世公認的歷史、文化、科學價值以及神秘性和惟一性的特點,使三星堆古遺址成為極具開發價值和市場競爭力的旅游資源。三星堆遺址出土有許多光怪陸離、奇異詭譎的青銅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有寬1.38米的青銅面具,更有高達3.96米的青銅神樹等,均堪稱獨一無二的曠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金杖為代表的金器、以滿飾圖案的邊璋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屬前所未見的稀世之珍,為人們重新認識巴蜀文化源流提供了依據。同時又因其文明形態的異軍突起與突然消逝而留下眾多謎題。
43.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商代晚期至西周)
這是四川省繼三星堆之后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極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區興起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蜀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都邑所在。其“太陽神鳥”金飾反映了古蜀國的太陽崇拜。玉琮風格取自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許多象牙來自云南等地,說明金沙當時已成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通過對金沙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對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謎等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2001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經過文物勘探和考古發掘的情況,確認金沙遺址分布面積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處大型的商周時期蜀文化中心遺址,可能是古蜀國的又一都邑所在。
44 .湖北大冶銅綠山銅礦冶遺址(商代至漢代)
位于林西縣官地鎮中興村大井自然村北1公里處,為青銅時代的遺址,年代距今2900~2700年。該遺址文化性質單純,屬于夏家店上層文化,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一處集采礦、冶煉、鑄造等全工序的古銅礦遺址。遺址主要遺存集中分布在山岡和坡地上,有采礦坑、冶煉坩鍋、工棚建筑遺跡等。據試掘發現,古銅礦遺址占地面積約2.5平方公里,地表可見的露天采礦坑道47條,不完全統計累計開采長度達1570多米,其中最大開采長度200米,最大開采深度20米,最大開采寬度25米。礦坑之間不連接,有順坡縱向開采的,也有橫向開采的。 現已發掘出土和采集各類采礦石制工具1500余件,并發現有用于冶煉的八個平臺共12座煉爐遺址和部分用于鑄造的古代器具。有關專家推論,大井古銅礦是一處開采時間延續長、開采規模非常大,并集采礦、選礦、冶煉和鑄造為一體的大型聯合作坊。
45.安徽銅陵古代銅礦遺址(商周至唐)
銅陵銅文化源遠流長,是中國青銅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銅陵是中國的“古銅都”。銅的采冶始于商周 ,盛于唐宋,綿延3000余年而未曾中斷,這在長江流域目前已知的古銅礦遺址中非常少見。現存數十處采冶銅遺址和大量的青銅文物:有古西周的銅煉渣、漢代的古銅井,唐宋期間的青銅文物。這座商周到唐宋的古銅礦遺址規模大、年代跨度長,能夠看出當時的生產已達到采、冶、鑄一條龍的格局,因而形成了青銅器的規模化生產。
46.山東壽光雙王城鹽業遺址群(商周)
雙王城一帶屬于古巨淀湖東北邊緣,古代曾稱霜王城,也稱鹽城。遺址群面積達30平方公里,共發現古遺址83處。其中,2008年4月,山東省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山東段壽光市雙王城水庫建設工地,進行了大面積鹽業考古發掘,發現龍山文化時期遺址兩處,商代至西周初期76處,東周時期三處,漢及宋元時期四處。目前已完成發掘面積4000平方米,出土了商代至西周時期的兩處制鹽作坊遺址及數十件制鹽工具――盔形器物,同時還發掘出土多個鹵水坑井、蒸發池、蓄水坑及兩個煮鹽用的大型灶臺。中國鹽業考古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李水誠說,在大范圍內發現如此密集的與制鹽有關的古代制鹽作坊遺址時間之早、規模之大在我國鹽業考古史上尚屬首次。
47.陜西扶風周原宮殿、宗廟和鑄銅作坊遺址(西周)
周原遺址是周文化的發祥地和滅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其中心在今陜西扶風、岐山一帶。歷史上的周原范圍北至岐山,南臨渭水,東到今武功,西到今鳳翔、寶雞一帶,東西長達70公里,南北寬約20公里。在遺址里還發現了多處手工作坊遺址,如云塘村南的制骨作坊、齊家村東的制陶作坊、齊鎮東的制銅作坊等,都是大型的手工業作坊,其中云塘村制骨作坊規模最大,以專制骨器為主。遺址中發現有豐富的石、骨料和半成品遺物,還出土銅鋸、刀等各種工具,反映出了當時系統龐大的生產規模。
其中的鳳雛甲組建筑基址是一處由庭堂、室、塾、廂房和回廊組成的臺式建筑遺存。基址位于岐山縣鳳雛村南,1976年2月由陜西省周原考古隊進行發掘。基址南北長43.2米,東西寬32.5米,面積1469平方米。正門(朝南)之前橫筑一長4.8米的門屏,門的兩邊是東、西塾,各有三間。入門即為庭,面積約222平方米。中庭后即為主體建筑殿堂,共6間,各寬3米,進深6米,四周回廊環繞。殿堂后面是,分為東、西兩個小庭,各為63平方米,有過廊和前后建筑相連。基址最里為五間后室,面寬23米,進深3米。后檐墻與東西廂房的后墻相連,使整個建筑通為一體,廂房筑于東西兩邊,對稱排列,各八間,通長42米,進深6米。召陳建筑基址是1976年3月在扶風縣召陳村發現。基址共有15處,其中以三處(F3、F5、F8)保存較為完整,并經過發掘規模也較大。F3的夯土臺基殘高0.75米,東西長24米,南北寬15米。基址東西間排列著七排柱礎, 中間三排間距5.5米,西側兩排間距3米。中間三排由南到北排列著五個柱礎,兩側兩排各有六個柱礎。F8的夯土臺基殘留0.76米,東西長22.5米,南北寬10.4米。其四周有卵石鋪成的散水。基址上每間隔3米從南到北列有四排柱礎,由東到西有八排柱礎,兩道夯土墻將基址分為三部分。F5南半部已遭破壞,僅存北半部分,東西長28米,南北殘寬8米,東西排列九個柱洞,南北排列四個柱洞。
48.陜西豐鎬西周都城遺址與墓地(西周)
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西南郊灃河兩岸,豐在河西,鎬在河東。即文王所建豐邑和武王所建鎬京的故址。面積超過10平方公里。1933年調查發現,1951年起開始發掘。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豐京位于灃河中游西岸,東界灃河,西界靈沼河,北至d嶺崗地北緣,即今客省莊村北至海家坡一線,南到石榴村至魯坡頭,面積 8～10平方公里,是一處南北狹長、四面環水、相對密閉的地區。在這個區域內,西周遺址和墓葬比較密集。位于豐京東北部的客省莊、馬王村是一片瀕臨灃河的高地,目前,已發現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處。夯土基址建筑群的西部還發現幾處西周貴族的居址。鎬京位于灃河東岸,商周時期的西北界臨灃水,東界古水,南近┖,是一處四面環水、相對密閉的地區。因遭漢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壞,近年來雖有一些重要遺跡被發現,但范圍和總體布局仍不明晰。根據考古調查,漢昆明池以北的斗門鎮、花園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莊等地西周遺跡很豐富,總面積約 5平方公里,可能是鎬京的中心區域。
49.北京琉璃河燕國都城與貴族墓地(西周)
位于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內,距市區43公里。遺址范圍包括琉璃河北部的洄城、劉李店、董家林、黃土坡、立教、莊頭等村。遺址東西長3.5公里,南北寬1.5公里。包含居住址、古城址和墓葬區三部分遺存。遺址中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青銅器、玉石器、瑪瑙器、骨角器以及原始青瓷器、漆器、蚌器、貨貝等。青銅禮器有百件之多,大都鑄有銘文,加上其他質料隨葬品,全部出土器物有數千件。青銅禮器及其器物上所鑄的銘文,為確定古城址的性質、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此外,就其器物本身的造型、紋飾等方面看,對研究古代的鑄造工藝、美術等方面內容,也都有很高的價值。
第3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作為中華人文始祖的伏羲,乃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距今至少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伏羲的形象,我見到的有人首蛇身的半人半獸型和全人型,而全人型又分有角和無角兩類。我畫伏羲,過去自然以這些原型為依據,處于臨摹仿畫階段。
經過十年“”冰火磨難,知悟人神關系“天命”的我醒悟到: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盡管“羲皇故里”天水是我的故鄉,我在那里求學、工作30多年,對這位人類始祖始終懷著虔敬之情,神往已久。但是,伏羲依然不屬神格。因此,我筆下的伏羲不再是神的模樣。
走下神壇的伏羲應該是什么形象呢?我開始了近20年的探索。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伏羲和他的氏族生活在距今約8500～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和中期。照搬這些結論,無法勾畫出伏羲的具體形象。為此,我讀了許多關于伏羲的古籍、論著和文學作品,以及與其相關的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地質學、生物學等學科的書刊;也曾沿著伏羲氏族的足跡,探涿鹿,登常羊,謁黃陵,臨曲阜,訪藍田,抱病奔走于葫蘆河流域的古成紀、牛頭河源的軒轅之丘、洮岷河谷的古羌之野以及黃淮間的中原大地;并借美國羅德島州探親之際,專程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印第安部落博物館進行考察,將書本上的文字記載予以印證。
考察中,我格外留意散落和湮滅在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那些曾被列入另冊的所謂迷信糟粕的習俗,從而撿得了許多有助于廓清遠古迷霧的“活化石”。比如流行于陜、甘、晉、豫的民間剪紙掃天婆,其造型就蘊涵了女媧補天神話的豐富歷史內涵,人物手中的抓雞和頭上的發髻是掃天的巫具,以西王母為化身的遠古女始祖所戴之勝即是這支神奇的掃帚。這支掃帚后來通過取代女巫的覡(男巫),又演變為太監手中的佛塵。這支掃帚鬼使神差地又成為西方女巫的騎乘。再如甘青地區所謂的毛鬼神,究竟與南方少數民族鄉鎮的茅谷斯有無瓜葛……最發人深省的是對羊皮鼓(又稱旋鼓、扇鼓)的詮釋。在長期考證中,我的結論是:羊皮鼓聲,特別是鼓柄葉環發出的H拉聲,有驅狼護羊的功效,這種聲音源自響蛇角質環尾和搖動干瓠;羊皮鼓手的裝扮,五官為人面,腦后彩辮為蛇身,這種扮相正是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明確指出的半人半獸化圖騰。這樣,羊皮鼓就與我們的人文始祖有了直接聯系,不是過去一句“筮火跳神”就可以輕率否定的。
在相關資料的搜集、研究中,我覺得要有一種謹慎的心態,力戒固守成見,先入為主。2008年初,因孩子職業的改變,我與夫人去香港小住,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泡在九龍大角咀的圖書館里翻閱、抄錄了大量的文字和形象資料,一些與內地觀點迥異的學術論文對我啟發很大。比如我國的地理環境對歷史形成的影響,比如史前大洪水在全球的涉及,比如遠古禪讓制產生的緣由等,都讓我眼界大開。回到蘭州后,我不惜花費一年半的時間,毅然再改初稿。
通過十多年的學習考察,我從伏羲文化的思索研究中受益匪淺,一個自認為真實的伏羲從神壇上朝我們走來,他不再是神,而是帶著人性的光輝重返人間。雖然不再是神,但他依然受到尊奉,因為畢竟是他和他所在的那個民族、那個時代,把我們的祖先從野蠻引向文明,使中華民族雖歷經千難萬險,仍自強不息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在伏羲復歸的思考中,我發現了易學的許多理念與唯物史觀是相通的。如治國(伏羲時代后期是方國)齊家平天下(處理方國之間的關系),既要有天行健自強不息的精神,又要有地勢坤深德戴物的胸懷,一張一弛,才有所成。在審時度勢和待人接物上,切忌極端和矯枉過正,善于掌握“否極泰來、泰極否至”的適度。復歸人間的伏羲不再是神靈,但依然杰出。杰出何在,要給予歷史、科學的表述。如果一寫杰出,就超越時代,無比英明,甚至隱過揚善,大書特書,無疑又把他推上了神壇。我在編繪《伏羲畫傳》時,對于這位人文始祖的功過是非很是費了心思,盡力使其符合歷史的真實。
“作畫形易而神難。”(袁文《論形神》)“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陳郁《藏噶話腴》)走下神壇的伏羲不再有神的氣息、神的模樣。這就是我心目中伏羲造型的“神”。
這位六七千年前的人文始祖的外形自然要符合所處時代的特征,他的發型、佩飾、衣著、用具以至他的生活環境要從當時的考古發掘、古籍文學和民間習俗中去參照和推想,特別是他的氣質更是要以現代人的情感去移植模擬。當然,由于學說和審美趣味的差別,不同畫家筆下的伏羲是有差異的。
第4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MOOC式學習之魅
MOOC中文通常譯作“大規模網絡公開課”，它和以前我們上的網絡公開課不同的是，大多數課程都是定期開課，有作業和考試，老師和同學可以在線交流。當你達到一定要求結課時就會拿到證書（也有個別課程沒有證書）。
目前MOOC的證書并不像你的畢業證書那樣有效，也不像職業考試那樣實用。其實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學MOOC就是因為興趣。光看課程名就足夠吸引你的了。機器學習、烹飪科學、人類簡史、搖滾史、統計入門、數學思維、考古學的骯臟小秘密……幾乎你感興趣的任何領域都有世界頂尖老師為你上課。
Coursera與Udacity和edX一起，被視作MOOC三大巨頭。它們集結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等全美國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優質大學的資源，為每一位學習者免費提供優質課程。
以Coursera為例，誕生于2012年的Coursera，目前擁有來自全世界62所大學的337門課程，其注冊人數的增長速度“比Facebook還快”。在這所體量龐大的虛擬學校里，有來自220個國家的300多萬名“同學”。
在這個教育實驗里，學生是最面目模糊的一個群體。他們處于世界各地，身份各異，有些已經年過花甲，有些還沒換全牙；有些在一流大學的校園里，天天跟視頻里的教授擦肩而過；有些人可能呆在貧民窟里，守著一臺破電腦。
MOOC在中國
事實上，我國對在線教育的探索早已開始，但一直處于“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國內大學的視頻公開課點擊率大大落后于國外高校的在線課程。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中國高校的視頻公開課仍然沿襲2003年起啟動的“精品課程”模式，僅僅是教師的課堂實錄。可是，僅僅把教室內的課程錄像放在網上，再讓學生坐在電腦前一動不動地看完，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在線教育。微微移動鼠標關掉公開課點開電腦游戲對于學生來說太容易了。
我國從國外接受的網絡課程經歷了3個階段：文字翻譯最早出現，網友們把麻省理工學院教材翻譯成中文放在網上；2003年出現網易公開課等一批視頻公開課，涌現了以《正義》、《幸福課》為代表的一大批明星教授課程；第三階段，也就是2012年MOOC出現，區別于以往的最大特點是“力求真實模擬課堂，用技術作為根本手段，最大程度符合網絡使用習慣”。
近日，清華大學自主研發的MOOC平臺“學堂在線”正式上線，面向全球提供在線課程。首批上線的課程是來自三所名校的八門經典課程，所有網民都可以免費在線學習。
談到MOOC，清華大學歷史系65歲的彭林教授很興奮，盡管他對MOOC這個新名詞背后的技術操作并不太了解，但讓他欣慰的是，“過去受教室和課時安排的影響，有好多學生想選我的課都選不到，有的學生甚至選了四年都沒選上，以后不會再有這種情況了。”
彭林教授主講的《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是清華大學MOOC平臺在線學堂首批上線的課程之一。為了制作這門課程，彭林教授帶著他的制作團隊耗時數月，幾乎走遍中國。這門課在學堂在線平臺上線后，將對全球網友開放，對清華大學學生通過在線考核后會授予相應學分，對于社會人士頒發結業證書，學習結果等同于現實課堂。
“MOOC雖然發展迅猛，但是要在中國落地開花必須要配備相應的中文課程。”上海交大計算機系主任過敏意教授表示，他同時強調，在高等教育資源依然分布不均的當下，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日益成熟，教育手段的革新勢在必行。但是，目前正規的MOOC課程全都是英文課程，雖出于對課程的認可和喜愛，有人自愿無償地為一些課程配寫了中文字幕，但質量和規范均缺乏保證。“我們應該大力發展中文MOOC課程，以優質的課程吸引學生注冊，使自身成為未來大學中的重要一員。”
MOOC的未來
“未來50年內，美國4500所大學，將會消失一半。”American Interest雜志在2013年初發出預測。與“大學消失論”相比，更多人對MOOC帶來的震蕩有著更為溫和的判斷：傳統學位制度退居二線，個體學習變成一個連續性、終身式的過程。
在國內，來自清華大學、上海交大、國防科大等高校的學者一致認為，網絡在線課程正從過去的輔課程逐漸變成學校的主流課程。有人稱這將“改革五百年的大學教育”，是“印刷術發明以來教育最重要的革命”。
國內MOOC平臺過來人公開課創始人張有明在接受采訪時表示，MOOC的出現對于高等教育來說，相當于電視的出現對于廣播行業。“剛有電視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是一個人對著電視機念稿子，其實不是，它衍生出了更多的內容。在線課堂也一樣，能通過互聯網平臺讓教育的內容和方式變得更豐富。”
更重要的是，當傳統高校也意識到在線教育的重要性，就意味著它有機會創造一個全新的和更公平的教育模式，更多的人能通過互聯網系統地受到高等教育，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清華、北大的課程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任何一個人學習，頂尖學府的門檻正在慢慢被推倒。
傳統教育與MOOC的交融已經開始出現。2013年2月，Coursera旗下5門網絡課程的學分獲得美國教育委員會的官方認可——在授予學生學分和學位時，美國有超過2000所大學參考美國教育委員會的推薦。
另一問題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如何贏利。MOOC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通過學分認證付費，也就是說學習課程是免費的，但學生若想得到相關大學的官方認證則需要付費。此外，Coursera還提供職業介紹服務。企業通過Coursera獲取適合到自己公司就業的學生信息，作為連接學生和企業的橋梁，企業要為此付Coursera一定的信息服務費。這種模式受到了投資者的青睞，Coursera在三個月前剛剛獲得4300萬美元的融資。
第5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一、了解現代歷史地理學的
性質和歸屬
什么是歷史地理學,我們認為現代歷史地理學應是研究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化及與人類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的科學。
長期以來,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爭論較大,歸納起來有四種說法:
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主要是探討歷史上州縣興廢和疆域變遷,進而為歷史學的研究提供輔助,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供空間的定位。故在很長時期內,人們一直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在全國高校歷史系的教學中,中國歷史地理學在一些學校是作為專業必修的基礎課,一些作為專業選修課。
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地理學的一門輔助學科。持這種觀點的專家認為,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地理環境,是與現代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復原過去的地理環境,進而闡明當前的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為當代地理學服務。這種說法成為目前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觀點。
一種說法是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與地理學的一門交叉學科。由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地理學,而研究時間、資料和方法又多是歷史學的,認為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新學科。歷史上便有所謂“史地不分家”之說,一不了解歷史地理學的人,往往還認為是中學的歷課與地理課的簡單重合。
當然,隨著歷史地理學學科的發展,已經有些學者感到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相對獨立的、綜的科學。其實早在20 世紀60年代中國已經有人感到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獨立的學科。20 世紀 9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公開認為歷史地理學應將社會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作為最重要的研究內容,提出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獨立的綜合的學科。
不管學科歸屬怎樣,中國歷史地理學目前在歷史教學中受到的關注是其他學科所沒有的,這體現了中國歷史地理教學在歷史教學中的地位的重要。
現代歷史地理學是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化及與人類和人類社會關系的科學,歷史上的人地關系是這門學科的核心。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色主要是盡全時空和人地互動,這應成為我們學習歷史地理學最終應樹立的理念。要達到這個境界,則首先要對一些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知識有所了解和認識,這是我們歷史專業的中國歷史地理課教學所要達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國歷史地理的基本內容
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十分豐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內容和重點并不完全一樣。
歷史自然地理是歷史地理學的基本背景,是承載歷史人文地理各種景觀的舞臺。作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師,了解歷史自然地理知識,是了解人類產生以來人類環境變化及與人類關系的關鍵,也是進一步學習歷史人文地理的基礎。在歷史自然地理中,歷史氣候的變化影響著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發展趨勢,故歷史氣候變化的學習應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習中最重要的內容。從學習這個角度上講,我們需要了解近五千年來中國氣候冷暖的周期性變化規律,并對這種周期性氣候變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有一定的認識。如果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則還需了解這些周期性變化的主要特征、產生變化的自然和社會原因,怎樣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從考古學、物候學、文獻學、現代觀測資料來復原過去氣候的方法。植物生長特性和周期、年輪判讀法、動物的生長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線的升降、冰川的變化等方面的知識對學習歷史氣候地理用處十分大。如果從更高的要求出發,學習怎樣復原過去的森林覆蓋率、河流徑流量、土壤肥力變化、野生動物分布變遷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歷史人文地理是我們學習歷史地理的主要內容,我們如果將歷史地理學作為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來看,學習歷史地理學的這部分內容就是為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歷史發展服務的。
歷史政區地理是歷史人文地理最傳統的部分,學習者應完全掌握實行郡縣制以來這兩千多年來中國行政區劃的基本變化規律,并初步了解這種變化與中國傳統社會的關系。進一步研究,則應從行政區劃與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來考慮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對現實行政區劃的實踐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像秦漢時期的郡縣制、監察州、道、都護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僑置郡縣、土斷、雙頭州郡,唐宋時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羈縻州、市鎮、軍、監、頭下軍州和元代以來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別意義的行政區劃變化都應是重點了解的。
中國歷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來,在東亞地區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歷史疆域史不應僅是幾個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變遷史,而應是活動在這個時空內的所有民族和政權的疆域變遷史。歷史疆域地理的學習重點應是近代中國疆域的變遷史,西北和東北疆土的喪失、外蒙古的喪失、南海諸島的爭端、中印和中越邊界的變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內容。
歷史經濟地理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習中內容最多的部分,廣義的歷史經濟地理應包括經濟區域的演變、農牧分布線的推移、農業植物的嬗變、手工業分布、交通通道的變遷、城鎮的分布、人口的分布變遷等內容。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經濟的發達程度左右著整個經濟的水平,故在學習中要特別注意。以農業為核心的經濟區域地位的升降應是歷史經濟地理學習的重點,其中唐宋之際中國經濟中心的東移南遷的過程及其原因,應是重要的學習內容。在學習這個問題時,要充分利用歷史地理從人地關系思考問題的優點,除充分考慮社會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視自然因素,特別是氣候變化帶來的一系列環境變化的因素。同時,從技術層面分析,農業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新的學習角度,如漢、宋、明清三次農作物的引進對中國農業產業結構的影響,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歷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載著主要的信息傳遞功能,各歷史時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應成為學習的重點。如歷史上的直道、馳道、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運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內容。與交通有關的是城市的分布變遷,城市分布變遷與經濟區域重心的發展變化關系十分大,故歷代重要的都城位置變化和重要的經濟都市分布變化也是歷史城市地理學習的重要內容。 歷史人口地理在傳統社會里也可以包括在歷史經濟地理中,因在傳統社會里人口數量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當然,由于歷史人口發展的重要性,我們也可以單獨分出來學習和研究。
歷史人口地理與人口史的學習方法和側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歷史人口地理的學習更應看重歷史人口的地理密度變化。在歷史人口地理學習中,人口流動產生的移民現象也是一個學習的重點。與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視人口移動造成的人口和經濟要素的空間變動及其原因和影響,特別是造成資源與產業配置的變化,尤為重要。一些重要的歷史移民事件,如歷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唐末波動、靖康之亂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遷,明清時期的湖廣填四川、闖關東、走西口、跑口外、走臺灣,都是應重點掌握的典型,是對中國歷史發展有較大影響的事件。
歷史文化地理的學習應重點掌握歷史人才和學校書院分布的變遷,這是與中國經濟文化分布的東移南遷關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歷史地理領域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全面,對于它的學習還需更多地本著從探索角度來分析一些問題。
三、熟悉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著作
為了更好地學習中國歷史地理,閱讀一些中國歷史地理書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國古代史常識·歷史地理部分》,簡明扼要,重點突出,是我們學習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一本入門書籍。1985 年以來,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國歷史地理的通論性專著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國歷史地理》、馬正林的 《中國歷史地理簡論》、張步天的《中國歷史地理》、鄒逸麟的 《中國歷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陳昌遠的《中國歷史地理簡編》、韓賓娜等的 《中國歷史地理》、陳代光的《中國歷史地理》、張全明等的《中國歷史地理論綱》、李恩軍的《中國歷史地理學》、耿占軍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今年,我編著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教材和主編的 《中國歷史地理》教材也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些專著和教材都是我們初步了解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讀物。如果需要進一步的學習,自然地理方面可參閱中國科學院編著的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人文地理方面可參閱鄒逸麟主編的《中國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一書。歷史地理的學習中閱覽歷史地圖是十分必要的,這方面可以參考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全書共 %冊,主要是歷代政區和疆域圖。如果在學習的同時有探索的興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現狀,可參考杜喻等主編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論著索引》和華林甫編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兩書,并可閱覽《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兩個專業刊物。在此基礎上,再閱讀有關歷史地理的重要歷史文獻。
四、學習歷史地理學應注意的問題
第6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民以食為天，因此在物質生活方面，先敘述農業及飲食。中國人的食物，分主食與佐餐食物二類，今日猶分別稱為飯與菜（Kwang—chih Chang，1977A：7—8）。古籍中常見的主食作物，大別之，可有黍、稷、粟、禾、粱、麥、麻、稻、寂等種（齊思和，1948A；萬國鼎等，1959：35）。關于各種作物，自新石器時代到殷代的發展史，已具見拙作“兩周農作技術”，茲不贅述（許倬云，1971）。稷的學名是Setaria italica，是中國最古老的栽培作物。周人稱其始祖為后稷，而這個稱號又繼續沿用力農官的職稱，可知稷在周人農業中的地位了。黍也是重要主食，其學名是Paricum Miliaceurn，與稷有親屬關系，但并不是同樣的作物（許倬云，1971：804—806）。
麥類則是西亞的土生栽培作物，在安徽毫縣釣魚臺的龍山文化遺址曾出土盛有一斤十三兩麥粒的陶鬲。據鑒定是古代小麥（Tricticum antiquorum）。以鬲的形制而言，屬于西周遺物（安徽省博物館，1957；楊建芳，1963）。麥字見于卜辭者為數不多，據于省吾統計，除用作地名外，麥字僅十余見。有關來字的卜辭也不過廿余見，而黍稷類的卜辭則有百余見。據卜辭，麥僅是新年的特別食品，殆不過為貴族的食物，平民尚不能享用（于省吾，1957）。據篠田統統計，中國古籍中麥字出現次數甚多，單舉或類舉，合計有卅八處之多，且麥作豐歉也每人史乘，足見麥在中國古代作物中的地位。錢穆以為，西周以前，中國農業文化初啟，種植以黍稷為主，而自春秋以下至戰國，農作物始漸漸轉變為以粟（粱）麥為主，錢氏之說殊可解釋麥收豐歉在春秋以后常人史乘的原因（于景讓，1957，83—89；錢穆，1956：27）。
稻是南方作物，然而《詩經》中也頗有詠稻的詩句，如“小雅白華”：“浸彼稻田”；“豳風七月”：“十月獲稻”。足見稻也可在北方種植。稻的主要產地，仍應在漢水、淮水及長江流域。湖北圻春西周遺址中，曾發現成堆的粳稻谷粒遺跡，可能是儲存糧食的地方（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8）。
麻，在今日是為了榨油及取纖維而種植的經濟作物，但是《詩經》中有“豳風七月”：“禾麻菽麥”；“大雅生民”：“麻麥幪幪”的詩句。《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食麻與犬。”足知麻也是主食。
周代金文中豆字寫作卡，字形似乎看重豆類植物的根瘤。周人對于豆科植物顯然也頗認識（胡道靜，1963）。春秋時代，只有山西一帶山地居民以豆菽為主食，戰國時代則是常見的平民食物（許倬云，1971：807—808）。
周人在很早的時候，就發展了農業，后稷的功業即是以農業為主。周初農耕的方式，似是大規模的集體耕作，《詩經》“周頌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這是經常為人征引以描寫周代農耕方式的詩句。“十千維耦”一語，也不必膠柱鼓瑟，解釋為萬人的確數。在“載芟”一詩中就只說到“千耦其耘”。這種大規模的耕作，也許只見于封建領主直屬的田莊上，由其直接管領的奴隸（所謂“夫”或“鬲”），從事成對成對的耦耕（大野元之助，1959：95；貝冢茂樹，1962；李亞農，1962：70—75）。
這種大規模的耕作，是否為周初各地的普遍現象，仍然在待證之列。至少在《詩經》“豳風七月”中敘述的情形，似乎已是個體小農的經營，農夫有自己的居室，妻兒隨著農夫同去田間，而農夫對于主人的義務，是出于實物和勞力的雙重配合，除主要作物外，農夫供獻實物，包括紡織品與獵物。勞務則包括修屋、搓繩、取冰……等雜項工作。這首詩的原文過長，只摘錄如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獻豜于公。……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鑿冰沖沖，二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這是領主領地上的附庸人口，經營的是分配給一家的小農莊，不是在大面積上集體耕作的大農場。
“七月”一詩的時代，說者意見不一，但以在西周晚年到東周初為長。天野元之助根據《詩經》中“室家”一辭出現的篇章，認為在西周晚期到東周之間，共同耕作的大片田地才開始由私有的個別農場取代，而獨立的家，也由氏族析出，成為以家族勞動作獨立小農經營主體（徐中舒，1936；傅斯年，1952：Vo1.1，95。天野元之助，1959：105。對于“七月”一詩的時代，持異見的諸家，參看許倬云，1971：822，注66）。
西周有無井田制度，及其確切的性質，至今仍紛爭難決。自從孟子提出井田制度一說后，學者一直在努力彌縫各種互相抵觸的敘述。本文是綜合性的敘述，不擬在此作技術性的討論。如果簡單一點說，井田制不過只是封建經濟下一種勞役服務的形態。領主分田給農民耕種以自贍，同時由農民耕種主人的保留地以為報償。基本形態正相當于各級領主與其從屬間的對等性權利與義務。上述勞役之中，卻又不僅在于耕種，還可包括佐獵、修繕……諸般工作。“七月”一詩的描述，足可說明這些工作的性質。土地的所有權，仍在領主，農夫家戶，只是在這塊農地上耕種以自給，也供給主人所需。這是天野氏所謂個體小農的經營方式，卻不能說是私有的農莊（關于井田制的各家討論，許倬云，1971：823，注69及70）。
關于農具方面的史料，無淪文獻或考古的資料，都不算多。前引《詩經》“周頌噫嘻”與“載芟”，都提起成“耦”的耕作方式。又如《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子產敘述鄭國與商人的約定：“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也是形容以耦耕翻掘植被的情形。大率由西周以至戰國，發展用犁以前，這種二人合作刺土松土的動作，是農耕中的重要部分。二人為耦，如何并力，則有以為二人對面合作，及一拉一推前后合作，兩種可能（程瑤田，1829：43—44；常敘，1964：51）。二人協作互助的方式，當也須視實際的工作情形而定。挖掘樹根，必須二人對掘；開溝作壟，則無妨二人并肩卻行。大可不必堅持某一種方式。
刺土松土的工具，最原始的不過耒耜，是單首或歧首的挖掘棒，上有柄，下有踏足橫桿（徐中舒，1930；關野雄，1959，1960）。挖掘工具的尖端，可以用石制、骨制。凡此石制骨制蚌制的農具（圖41、42），許多西周遺址，所在都有。以灃西遺址出土器具的比例言，最多的是以牛馬下顎骨或肩胛骨制成的骨鏟，其次為石鏟；蚌鏟為數最少。在西周遺址中，也出現過青銅鑄成的镈和臿，但數量極少（圖43）。湖北圻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遺址中發現的一件青銅臿，作凹字形，與春秋時代的臿形制相同。在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葬
（1—3、5、6）石斧（T38：2B ：35，T32：2A，T44：4，T32：2B： 17，H76）；（4）石鑄（T2Z：3）；（7）石鑿（T19：3：7）；（8、13）磨石（T32：2B：30，T32：2B：44）：（9、12）磨刀石（T1：2A：31，T38：2B：31）；（10、11、14）研磨器（T32：2B，T32：2B：31，T32：2B：48）
圖41客省莊西周生產工具
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青銅臿，其形制又與商代的銅臿一樣。由此可知，西周農具的水平，與其前其后，均無十分變化。其他農具如收割用的鐮和刀，也是形制無大變化，而且也是以骨制、石制、蚌制為多（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7）。
（1—3）骨鏟（T13：2：16，T50：2：15，T52：2A：1）；（4）石鏟（T38：2B32）；（5—16）石刀（H10：1，T28：2：5，T15：2：6，T22：2，T6：2A，H76：1，T17：2：7，H3：3，T23：2，T38：2A：30，T20：2，T38：2B：22）；（17）石鐮（T14：2A）
圖42客省莊西周生產工具
青銅農具及工具，出土者為數甚少。最近安徽貴池、江蘇蘇州、浙江水嘉三處，都有窖藏的青銅農具出土。這些器物中，有耘田的耨，收割的鐮，以及許多種類龐雜的農具。諸器均已破舊殘毀，與銅料一起儲存，顯然是準備銷熔的廢料。這批器物的時代，當在春秋時代，甚至戰國晚期。由這批材料待銷的情形判斷，青銅農具在不堪使用時，即予回爐。同時，古代禮制不以農具隨葬，墓葬中不見農具，也就不足為奇了。戰國中期，鐵器已流行，遂有這些青銅殘件留下，西周時.青銅農具必定回爐重鑄，出土的機會就更少了（李學勒.1980A：39）。
（1）臿，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基Ml602：73
（2）臿，湖北圻春毛家嘴T1—IH（1）
（3）斨，湖北圻春毛家嘴IV20/1：3：1
（4）镈，河南洛陽下瑤村M159：65
（1.西周晚至東周初，余皆西周早期）
圖43西周至東周初青銅農業工具
由各種農具的形制來看，西周的農具大致只有挖掘及收割兩大類。農具更進一步的分化為整地、中耕、犁地等等專門用途的形制，還有待春秋戰國時代的突飛猛進，也許與用鐵鑄制有相當的關系（許倬云，1971：810—813；劉仙洲，1963：58—62）。
中國古代農業的大規模灌溉工程，也尚須待春秋中葉以后始出現（許倬云，1971：813—816）。西周的人工給水，大致由水井供應。灃西張家坡西周遺址的井，井深達九公尺以上。用古代的工具挖掘九公尺深的水井，已相當不易。井口呈長方形或橢圓形，足以并置兩只容器，也許暗示已有兩只容器一上一下的滑車裝置（考古研究所，1962：77—78；劉仙洲，1963：46—48）。
西周時代的農田，有所謂“菑田”、“新田”、“畬田”的名稱。如《詩經》“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小雅采芑”：“薄言采，于彼新田，干此菑畝。”《尚書》“大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這三種田畝，徐中舒以為是三圃制的輪耕法。楊寬以為“菑”是第一年初開墾的荒田，“新”是第二年剛好可用的新田，而“畬”是第三年已墾好的熟田（徐中舒，1955；楊寬，1965：12—14，45—48）。二說相比，楊說較為合理。輪耕拋荒，在刀耕火種階段，原為常見。但在西周的核心地帶，人口已多，農具未見改良，單位面積產量不增加，只有依仗增加墾田面積，方足解決人口太多，土地不足的難題。中國古代使用綠肥以及其他肥以改良土壤，可能早到商代（陳良佐，1971）。分三次改良土地，也已見于商代（張政烺，1973：98—100）。用翻耕來開墾，在中國古代有可能，也有必要。反之，輪耕拋荒，在西歐農業史上是常見，但未必能適合西周中心地區的情況。何炳棣對菑、新、畬三詞的了解，正與楊寬相同。但他把這種墾田方式置之于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而且意味著在第三年以后，熟田繼續用于耕種，則用來說明周代的水平，遠比用來說明仰韶時代的農業為佳（Ping-ti Ho，1975：5052）。
第二節 飲食——食物與烹調
人類由茹毛飲血而至熟食。熟食之中，以中國傳統言之，又可分為飯食、菜饌及飲料三方面。食具則在討論這三方面時分別由其隸屬附及。
中國自古以來，以谷食為主食。周代的主食，如前所舉，為黍稷稻粱，麥麻菽豆。黍稷同為民食之主，《詩經》與《左傳》中黍稷連言，隨處可見。黍又比稷貴重，祭祀以黍為上盛，待客也以雞黍為饌。先民之詩，以黍中的秬和粱中的糜芑同號嘉種。錢穆以為“黍為美品，然而亦僅是較美于稷耳，待其后農業漸進，嘉種嗣興，稻粱麥諸品并盛，其為食皆美于黍，而后黍之為食，遂亦不見為美品。然其事當在孔子前后，已及春秋之中晚期，若論春秋以前，則中國古代農業，固只以黍稷為主，實并無五谷并茂之事也”（錢穆，1956：10）。
稻之普及，可能比麥還早些。西周銅器有名為“簠”的長方淺器，往往自銘，“用盛稻粱”，則貴族宴席上已用稻粱了。《左傳》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薦五味，羞嘉谷，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此中白是“熬稻”，黑是“熬黍”。但由周公閱辭謝之詞看來，這仍是比較珍貴難得的食物。麥比稻更適合于中國北方，但顯然到西漢初年還未普遍種植。豆類也早見文獻，孟子時菽粟連言，是最起碼的食物，比之如水火。在西周時代，豆似尚未為人所重（許倬云，1976：509）。烹治谷物的方法，以古器物言之，有煮飯及蒸飯二類。前者用鬲，后者用甑甗，有一層算子隔在水上。古人煮飯，大約近于今日的“干粥爛飯”，秋稠的稱為粥，稀而水多的稱為粥。孔子的祖先自稱“饘于是，粥于是，以余口”，顯然日常飲食，不外啜粥。《詩經》“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揭彼注茲，可以餴饎。”行潦是雨后地面的積水，若用來直接煮飯，未免不潔，但若夾層蒸煮，卻也無妨了。固然北方水源不及多湖泊水泉的南方，如只有高貴人家用蒸，似還不須取水行潦。由此推論，蒸治當也相當普遍。但蒸飯究屬費時費事，而且顆粒松散，不能“漲鍋”，也因此比較費糧食。也許為此之故，古人仍以煮食為主。出土古物中，陶鬲所在皆是，而甑甗就少多了，其故大約即在于煮食比較普遍。
谷類可以粒食，也可以粉食。若只是粒食，去皮揚殼的手續，在所必然，杵臼之用，自新石器時代即已常見。壓谷成粉，西漢以后用石磨。先秦遺址中尚未見石磨，但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磁山裴李莊文化中，磨盤磨棒已是標準器物。用碾棒壓谷，仍一樣可以制粉（天野元之助，1962：80—81，843—850）。
次言菜饌，《禮記》成書較晚，但是禮儀向來是文化中最保守傳統的一環，《禮記》所記也就很可能即是周代實際食用的項目了。據《禮記》“曲禮”，祭祀用食物有牛、羊、豕、犬、雞、雉、兔、魚。《禮記》“內則”所舉公食大夫，正式的宴席，包括膷獯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醢、豕醢、芥醬、魚膾、雉、兔、鶉。本書在論封建等級時，已述及貴族階級區分其鼎食的數量種類。最考究的天子太牢，所盛的肉食為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由天子以次遞降，士的一級羊、豕、魚是隆重的少宰，一鼎的豕則是婚冠喪虞的特牲。《國語》“楚語下”：“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基本上與考古所見列鼎制度頗為吻合。肉食者鄙，那是貴族的特權，庶民至多食魚，平時只是吃菜而已。除了上述種種正式場合的肉類外，《禮記》“內則”還述及一些平時燕食的食物范圍，包括蝸，雉、兔、魚卵、鱉、腶、蚳、牛、_羊、豕、犬、雁、麇、麋、爵、鵪、蟲、范。其中頗多今日不食之物，如螞蟻、蟬、蜂之類。《禮記》也記了一些當時不可食用的項目：狼腸、狗腎、貍脊、兔尻、狐首、豚腦、魚乙、鱉丑。這些特定的部分不可食，則特定部分以外的項目，大概都屬可食之列了。
平民日常飲食，不會有如許異物。大約魚類是上下都可享用的食物。平民以魚類為盛食，已如上引《國語》“楚語下”的記載。《儀禮》“有司徹”：“卒熱，乃升羊豕魚三鼎。”可知魚也是貴族的常食。《詩經》中提到魚類的例子甚多。黃河中的魴與鯉，是陳人心目中的美味。“小雅魚麗”列了鲿、鯊、魴、鱧、鰋、鯉，當作燕客的下酒。“大雅韓奕”，鮮魚是送行盛宴中一道好菜。“周頌潛”：“有鳣有鮪，鰷、鲿、鰋、鯉”，可作為享禮的嘉肴。大致中國的農業發展，在周代田野日辟，牧地及山林都漸漸墾為新畬的農田，牧養及野生動物的供應勢必減少。雞豚羊犬，都不占農田的土地，便可豢養。魚類更可由河川湖泊中獲取。這幾類食物遂成為戰國以后肉食的主要項目，孟子的井田理想，即包括農家飼養雞豕狗彘。梁惠王以羊易牛，還須解釋不是為了省錢。大約西周的食單，比之戰國時代的項目，牛羊及野物的比重是比較大些。
蔬果方面，按照《周禮》“醢人”，朝事之豆，盛放有韭菹、昌本、菁菹、茆菹四類，用來與庶屬的肉醬相配。又，“饋食之豆”則盛放有葵菹及一些雜項菜肴。加豆之中有芥菹、深蒲、箈菹、筍菹。諸色蔬食中，只有韭、葵、芥、菖蒲、筍仍為今日常用食物。菁可能為蔓菁，茆可能為茅芽，但自來注疏家不能肯定，此處也不必強為解人（《周禮注疏》：6/1—2）。《禮記》“內則”所舉諸項食物中，蔬菜有芥、蓼、苦、荼、姜、桂。調膾的蔬菜則有蔥、芥、韭、蓼、薤、藙作為調味的佐料。諸色中以香辛味烈者為多，顯然當配料使用，也許為了禮經主要敘述天子諸侯的食單，蔬菜就無緣上席了。
若以《詩經》作為史料，情形又不同了。“關睢”有荇菜；“卷耳”有卷耳；“芣苢”有芣苢；“采繁”有繁；“采蘋”有蘋及藻；“匏有苦葉”有匏；“谷風”有葑、菲、荼、薺；“園有桃”有桃棘；“椒聊”有椒聊；“七月”有蘩、郁、、葵、菽、瓜、壺、苴、荼、樗；“東山”有苦瓜；“采薇”有薇；“南有嘉魚”有甘瓠；“采”有；“我行其野”有蓫；“信南山”有蘆、瓜；“采椒”有芹、菽；“瓠葉”有瓠；“緜”有堇荼；“生民”有在菽、瓜；“韓奕”有筍、蒲；“泮水”有芹、茆。凡此諸品，有今日常用的蘿卜、苦瓜、葫蘆、荏椒、葵、芥之屬，卻也有不少采集的野生植物，而水生植物，在今日蔬菜中較少，在當時似頗為重要，大約周代園藝未必像秦漢以后發達，固然已有在田間栽培瓜菜，不少菜蔬仍須由水陸野生植物中選擷。
水果干果之屬，《禮記》“內則”列有芝、栭、蔆、柤、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周禮》“籩人”列有棗、、桃、干、榛實、及蓤芡。大致這些果實，也以采集得來為主。是以《禮記》“月令”，仲冬之月，農夫收藏聚積，牛馬不得散佚，“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足見果蔬來自山澤，而不在農夫種植范圍。總之，果蔬在周代貴族的食單中，重要性遠不如肉類，遂致“月令”中太子嘗新，除櫻桃一見外，僅有谷食與肉類，不及于時鮮果蔬。考古學家及植物學家，也都只能列出十余種果蔬，認為是古代中國人食用的項目（Kwang-chihChang，1977A：28—29；Hui-lin Li，1969，1970）。
烹飪的方法，古不如今。古人不過用蒸、煮、烤、煨、干臘及菹釀諸法，后世的烹調術中爆炒之法，在西周似尚未及見。中國食物烹調過程中，切割與烹調同樣重要。因此伊尹以“割”“烹”要湯，兩個過程是連言的。周代治肉的方式，有帶骨的殽，白切的胾，碎剁的醢與雜有碎骨的臡（《爾雅注疏》：5/8）。《禮記》“內則”列有“八珍”的烹調法。約而言之，炮豚是烤小豬，烤好后，裹粉深油透炸，再水蒸三日三夜，最為費時費事。搗珍，是用牛羊鹿麋麇五種里脊肉，用棰搗擊，去筋調成肉醬。此法不經火化，大約是相當古老的方法。漬是酒浸牛肉片，加梅醬同食。熬是牛肉棰搗去筋，加姜桂鹽腌干透的腌肉。糝是牛羊肉細切，加上六份米，作餅煎食。肝膋是油炙的狗肝。黍酏是稻米熬粥，如狼膏。淳熬淳母，是肉醬連汁加在黍米或稻米的飯上。日常的饌食仍以“羹”為最重要，所謂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禮記正義》：28/4—5）。雖說如此無等，農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陳年的谷粒（《詩經》“小雅甫田”）及采來的苦荼（《詩經》“豳風七月”）。這樣的羹食，離“八珍”就是天地之別了。
調味的佐料，太古連鹽也談不上，是以“大羹不和”，即指祭祀大典的肉湯不放鹽，以遵古禮。普通的羹，卻須加上多種調味品。《左傳》昭公廿年：“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以梅為佐料，是后世所不用的方法。惟其調味之道不精，古人不能不借助于香草香菜之屬，除昌韭之類外，所謂铏芼，亦即肉羹中的菜類，為“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夏天還要加上葟葵，冬天加上荁菜。三牲用藙也是帶一些苦辛的植物（《儀禮正義》：14/30—31；《禮記正義》：28/l）。這些植物，大都野生，由此也可看出，古人的園藝不十分發達。古人無蔗糖，但已有麥芽糖可以制成甜料。“誰謂荼苦，其甘如飴”，足見麥糖是日常可見的食品。
《禮記》“內則”記載的飲料，有醴酒、酏漿、醷、濫諸品。醴酒大約是谷物發酵的酒類，酏漿是湯水，也許稍稍發酵。濫或涼，據說是“寒粥”，當類似今日涼粉一類凝結的淀粉（《周禮注疏》：5/10）。酒類則至少有五種，依其清濁而分等級。最濁的是泛齊。高一級是醴齊，汁滓相將，大約相當于今日的酒釀。更高一級是白色的盎齊和紅色的緹齊。最高一級是沈齊，亦即酒滓澄清的清酒了（《周禮注疏》：5/6）。濾清酒中沉淀，用茅過濾，管仲責貢于楚，所謂“苞茅不入，無以縮酒”，即是指楚地出產用來濾酒的一種茅草。周代錫命禮中，每有賞賜秬鬯之類的記載。秬是黑黍，鬯是香料，《說文》鬯：“以秬釀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是以這是一種黑黍為酒，再加上香料的祭酒。周金銘文有秬鬯之賜，此物每名列賞賜禮單之首，足見其貴重。秬鬯也見于文獻，如《詩經》“大雅江漢”：“厘爾珪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尚書》“洛誥”：“以秬鬯二鹵，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及《左傳》僖公廿八年：“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金文銘文中所見就更多了。有鬯、鬯、鬯等不同書法，其中有無差別，則不得而知了（黃然偉，1978：166—168）。
圖44周代飲食用具示意
周人飲酒之風。遠遜于殷商。“酒誥”告誡周人不得聚飲。并且以飲酒為商人亡國的罪名之一。由青銅禮器成批出土的墓葬來看。西周早期，禮器的組合情形與殷商相似。西周早期以后，禮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漸加大；相對的，酒器則比例變少。到了西周晚期，最常見的禮器是鼎、甗、盤、匜、
圖45西周墓葬隨葬陶器比較圖
壺五類，鬲、甗、豆次之，酒器則處于更次要的位置。各器的組合，也往往是一定的。從西周中期以后，一組銅器大致有甗、豆、盤、匜各一件，壺二件；鼎成單數，按階級遞升，數為雙數，比鼎數少一件；鬲也隨此而增減。列鼎制度是封建禮制上等級的象征，也因此反映了封君飲食的豐嗇，有禮儀性的意義，不完全由口味及財力決定（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3）。各種器皿的用途，鼎鬲甗甑釜，用以烹調，小鼎也用來盛放肉食進呈，謂之升鼎。進食時，用铏俎置肉類，簋置五谷，籩豆盤置菜肴，壺盛酒漿，（圖44，圖版22—28）（《儀禮正義》：19/11）。勺匕載食，箸則挾食，匜以盥洗。在實際生活中，各項用途是否如此細分，也就無從考定了。平民食器以陶制為主，西周前后也有差別，大致趨向，是以盂豆代替簋，多少也有分化的現象（圖45）。
總之，周人的食物種類不算很豐富，飲食的方式也似乎禮儀的意義大于美食的口味。周人農業的水平較低，畜牧、園藝二項也不發達，殆是飲食不能十分進步之原因。
第三節 居室——建筑與起居
《詩經》“大雅緜”記載古公亶父甫到達周原時的情形，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據鄭箋，所謂“陶穴”是“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自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古代的居住遺址，處處有半地下式的窟穴，當即鄭玄所謂“鑿地為穴”的居室。殷墟半地下居室，及客省莊二期的居室（圖版29），也甚多例證。
灃西張家坡發現的十五座西周早期居室，都是這種挖在地面下的土穴（圖版30、31）。土穴有深淺二類。淺穴為長方形，只殘存一間。房間的大小是2.2公尺×4.1公尺，坑壁即室墻，最高處為1.4公尺，高及人肩。墻根及地面都用火燒硬。房中偏東有一圓柱的柱洞，當系架設屋頂之用。西壁偏北，當系寢臥之際，稱為“奧”的角落，此處壁上有小龕，當系置放物件之用。靠南墻中部有一凹下的橢圓形小火坑，是“灶”的地方。房內北部有路土，可能出口在北邊。
深穴作圓形，直徑都在5公尺以上，深2公尺以上。有一個橢圓形居住遺存，口徑7.8—9.5公尺，坑壁最高處有3公尺。房間的面積是淺穴的三四倍，深度加一倍。出入口是一條向南斜坡走道。坑底北壁下有一半圓形淺火坑，是炊食及取暖之所。坑底偏南有一條隔墻的墻根，分居室為南北兩半，中間有一寬1.2公尺的小門，以資互通。這是外堂內室的雛形了。居住遺址附近還有很深的深穴，或為長方形，或為橢圓形，長方形的口部為長1.6—2.4公尺，寬0.7—1.05公尺，橢圓的直徑1.3—1.95公尺。有深穴，深達9公尺，尚未到底。深穴坑口規整，四壁也頗光滑，并有對稱的腳窩。這種深穴，有的可能是水井，有的可能是儲物的窖穴。因為口部甚小，出入不方便，必非居住之用（考古研究所，1962：73—78）。
左：F4平面圖1.大柱洞2.小柱洞3.窖穴4.灶
右：F3平、剖面圖1.大柱洞2.斜住洞
圖46河北磁縣下潘汪西周長方形半地穴式房基
河北磁縣下潘汪發現的西周房基，也都是半地下穴。其形狀有長方形和圓形兩種。長方形房基兩座（圖46），其中之一的面積是3.98公尺×2.47公尺，穴深1公尺。穴地上涂草泥。經火燒硬。在房內和墻外發現大小柱洞十六個，分布并不成規律。中間偏東有一大柱洞，直徑22公分，深38公分，可以植入不小的木柱。房基四周各有一小柱洞，西北西南又各有小柱洞。這一組柱洞足可撐起屋頂。灶坑在東南角，挖入土墻。北墻根的地面有一個圓穴，內存工具，大約是儲物的窖。另外一座房基，略成圓角的瓢形，長3.4公尺，寬2.13公尺，深0.84公尺，房內地面也經火燒，堅實光滑。東部有兩級臺階，應是出入口。柱洞九個，中間一柱洞最大，直徑18公分，深14公分。西南與西北角有斜支的柱洞。圓形房基三座。其中一座直徑只有2.5公尺，門向東北，有臺階，中心柱洞直徑16公分，深8公分。穴壁經修飾，涂有黃土細泥。另一個圓形土穴，直徑2.65公尺，坑壁殘高1.16公尺，原來的深度可能還深些。南墻有門，門外經土坡斜入門內。室內靠東壁有小灶，并有一陶甕，半埋在地面下，當是水缸，或糧缸（河北省文物管理處，1975：99）。類似的屋室遺存，在北京劉李店、邯鄲邢臺寺、洛陽王灣、灃西張家坡等地西周早期以至東周初期的遺址，常有發現（圖47）。遺址內常有簡單的生活用具及工具出現，淬西張家坡的土穴遺址附近就有手工業作坊出現。大概這種土穴是西周農民工人的住所（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8—189）。
由柱洞的大小及部位推測，土穴的上面應是四阿式的或圓錐式的木柱草頂，房屋低矮簡陋。現存西周文獻史料中，沒有對于平民居室的描述。《左傳》襄公十年，貴族譏微賤人家為“篳門閨竇之人”。篳門是柴扉，閨竇是在夯土墻上鑿壁透光，上銳下方，甚至沒有窗框。這是春秋中葉，一般貧戶的屋室情形。西周淺土穴在地面與屋頂之間，也很可能有一段土墻，作為“閨竇之處”。戰國時代的情形，有比較清楚的描寫，可借來推想西周時代一般貧戶的生活。據《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以這一段文句來懸想半地下穴的情形，雖不中亦不為遠：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樹的樹干作為門軸，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頂，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墻中，當作窗戶，用破麻布或破毛毯塞在門縫窗縫里擋寒氣，也掛在二室之間，稍為分別內外。下雨天，屋頂漏水，地面也因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進水是免不了的。大致由新石器時代以至戰國，最差的居室，就始終停在這個水平之上（許倬云，1976：519）。在西周，大致是最窮的人住這種半地穴的居室了。
圖47 西周晚期房屋的平面、剖面圖
地面上的建筑，以夯土為最重要的建筑方式。中原的黃土，土質細密，加力壓緊，就可堅致。《詩經》“大雅緜”形容周人在岐下建都的情形，已在本書第二章引述：先用繩子量劃地基的直線，然后運“版”來筑堵，建筑宗廟與宮室。運土的小車軋軋的響，夾雜著投土入版的轟轟聲，版筑時的咚咚聲，削平土墻上凹凸不平處的砰砰聲。近百座宮墻都在夯筑，鼓聲不絕，讓工人跟著節奏工作。
岐山鳳雛村出土的大型建筑遺存，大約正是周室在未至岐下建都時的宗廟或宮室。“緜”詩中描寫的建筑工作，也許就包括這一座房屋的工程。本書第二章，已對這座早周宮室的遺存，有了詳盡 的介紹。若以假想的復原來看，鳳雛村的甲組建筑遺存是一座四邊可以走通的大院落。前面有門塾，兩邊東廡西廡，各有八間小室。中央是堂，面對著前庭，堂后面經過廊道穿越，而連接后面的內室三間。墻是夯土堅筑，堂室都在筑高的房基上，房基也經夯實。房屋是用復雜的柱網，構成高聳的屋架，在中堂是一個四阿的屋頂，兩廡是兩廈的屋頂（所謂兩坡懸山頂）。整座建筑，格局規整，前中后三進，左右對稱，堪稱中國傳統建筑方式的早期典范（圖48、49、50）（傅熹年，1981）。
圖48鳳雛村西周甲組建筑基址復原圖方案1
王恩田用鳳雛村建筑遺址來比對古籍中材料，斑斑可考。鳳雛村的宮室占地南北深45.2公尺，東西廣32.5公尺。按古籍中所用的名詞，這座宮室建筑由屏、門、塾、中庭、大室、東西庭、寢、
圖49鳳雛村西周甲級建筑基址復原圖 方案2
圖50鳳雛村西周甲組建筑復原鳥瞰圖 方案1及2
闈、東西廂、闕、廡共十一個部分構成。大門外的一道短墻，應即《爾雅》“釋宮”的屏或樹。屏與門之間的地步，“釋宮”稱之為“寧”，又稱為“著”，《詩經》“齊風著”，那位女郎吩咐情人等候的地方，即是門屏之間的著。屏外的廣場，則是大庭，也可稱為外朝，是大朝會時聚會的地方，平時則任人通行。大門兩側有柱，當然也就有屋頂覆被。門道中間有三個柱洞，當是安置門扉及門所用。門塾是門旁兩側各有房三間，與《爾雅》“釋宮”相符，也是《儀禮》“士冠禮”、“士喪禮”舉行卜筮的地方。中庭即是門內的大院子，金文中屢見“中庭”，是舉行冊命及賞賜的地點。中庭北有三組臺階，東為昨階，西為賓階，均見禮經。東西各二組臺階則是側階。那座大堂則是大室，是整個建筑的中心，也是禮儀活動中最主要的地點。堂后兩個小庭，亦即所謂東西庭。堂后的一排房屋，可隔為三間或五間，是即“前堂后寢”的寢，如系宗廟，自然不是燕處之所，而是“薦新”的地方。金文中也有在宗廟的寢舉行“鄉禮”的記載（如師遽彝）。寢的兩側，北墻上升兩個小門，稱為闈，婦人出入經此便門，東西兩廂各有七間房門，或稱廂，或稱，是待事之所。東西兩列房舍，最南一室，突出門塾之外，據王氏假定，當是對峙雙闕的位置。中庭及堂四周圍繞的回廊，則稱為廡，也是宮室宗廟建筑常見的部分（王恩田，1981：75—77）。鳳雛村甲組遺址的東邊已發現寬大的宮墻遺址，足見甲組位在東側。甲組的西邊發現了乙組建筑，甲乙兩組之間有墻隔開。乙組的前堂基礎更具規模，比上述甲組的前堂更大，兩側前方則并無房屋。如按傳統“廟在寢東”的說法，上文描述的甲組建設，應是宗廟，而發掘報告尚待發表的乙組建筑，應是先人居住的寢宮。鳳雛房屋的規模廣大，其出土卜骨似為王室文書；由此兩點推測，鳳雛村的遺址群大約是周代早期的王家宮室（尹盛平，1981：13，15）。
離鳳雛村遺址二公里半的扶風召陳村，也出土了一群大型建筑基址（圖版32）。遺址范圍很大，現在還只整理了一小部分。遺址也當是王室宮殿，時代為西周中晚期，正可接續鳳雛村早期遺址的線索。召陳村建筑遺存，至少可以有兩組前堂后室的組合，及一個單獨的大堂（尹盛平，1981：13）。現在發表的資料是這一座單獨的三號房基，是一座高臺建筑，夯土臺基高出地面70公分以上，房基面積22公尺×14公尺。房基上有四排柱礎，礎底是大塊卵石，礎徑約1公尺，可見其原來支柱之高大。中室是方形，以中柱為圓心畫圓形，可以通過八個柱基，而且中柱特別粗大，直徑達1.9公尺。由此推測，這一間大堂的中堂部分，在四阿頂的上面另有一層重疊的圓屋頂，當是金文中所謂太室（圖51、52、53、54）（尹盛平，1981：17；周原考古隊，1981；傅熹年，1981A）。
召陳村遺址有幾處卵石鋪成的散水面，是沒有排水暗溝以前的排水設備。召陳建筑群出土的瓦種類很多，有板瓦及筒瓦，都有瓦釘或瓦環以固定其位置。不僅召陳有瓦，客省莊、洛陽王灣、北京董家林等地都有泥條盤筑拍制的瓦片；客省莊更有尚未燒制的瓦坯（圖版33、34）。凡此均說明了西周中期至東周初期，建筑用瓦，已相當普遍。大致西周以前房頂用草，西周早中期可能開始在屋脊等重要部位用瓦，西周晚期以后則大部分蓋瓦了（周原考古隊，1981；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6—187）。最近在扶風云塘的西周灰窖中，又發現大型陶磚，體積是36公分×25公分×2.5公分，質地堅硬，與陶瓦同樣的陶質。磚的反面四角都有乳釘，據推測可能是用來貼在土墻外面，以保護墻面。這是西周磚塊的第一次出土，更增加了有關西周建筑的知識（羅西章，1980）。
上文介紹了簡陋的半地下居住穴及復雜的宮室宗廟建筑群。兩者的中間，應有普通的平房。只是至今西周考古資料中還缺這一環節。最近商丘出土的平房，屬于商代早期。這一批九座房址，
圖51扶風召陳西周建筑遺址各建筑外觀示意圖
圖52召陳F5復原設想平面之一
圖53召陳F5原狀初步設想──四阿瓦屋
圖54召陳F3遺址復原圖之二──上層圓頂
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先在地面夯筑一個臺基，略略高出地面，四周是斜面，作為散水用。夯土臺上則是三間排房，中間高于兩側的邊間。土墻是先挖墻壁基槽，順槽用草泥垛成墻壁，內外壁修平，內壁面抹一層草泥，表面用火燒烤，成為紅色，然后再涂抹黃色泥漿，各間并不互相通連，都各自向外開門。屋頂先用原木為檁，用蘆葦束作為屋椽，緊密疊壓，上面再加涂草泥屋面。以其中一座排房為例，中間的面積是南北寬3.3公尺，東西長5.4—5.8公尺，內有短墻，隔出西北一間小間。東南角是長方灶坑。地面都用草泥抹涂再經火燒硬。東西兩側間，都只有東西長2.6公尺，南北寬2.3—2.7公尺，地坪低，面積小，估計其屋頂也比正室為低矮。
第二類房屋無夯土臺基，只在地面用黑色草泥土垛成墻壁，地面也經火烤。第三類房屋是一座建在生土上的圓形小房子，直徑僅2.6公尺，但室內有灶、坑，顯然也是居住用的建筑（考古研究所等，1982：49—54）。商代的建筑不能當作西周建筑。然而商周的窖穴居住形式并無大改變，西周宮室建筑則大有進步，西周的平民居住的平房，應在商代這個形式上有所改進，卻也不見得有很大的變化。
第7篇：考古學入門范文
考古學家發現，早在人類誕生之初，工具就在不斷地進行著細小而又明顯的變化。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古人類使用的砍砸器、刮削器以及石核、石片等工具，雖然個頭越來越小，但是卻越來越趁手，在危機四伏、自然條件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對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其后的人類歷史長河里，工具始終保持著不斷“瘦身”的趨勢，但是發揮的作用卻越來越大……
20世紀80年代初，當很多人對近四十年前就已問世的、足有二層樓大小的埃尼阿克（編注：世界上第一臺計算機）仍然缺乏足夠了解的時候，IBM公司就把個人計算機搬上了人們的辦公桌，這被現在的人們譽為“后工業時代的革命”，它意味著人類社會開啟了全新的信息社會之門。
時鐘的指針指向2006年3月，英特爾和微軟在德國CeBIT上共同推出了新一代超小型電腦UMPC／Origami。
超便攜與折紙
UMPC就是Ultra-Mobile Personal Computer，意即超便攜個人電腦；Origami在日文里則是“手工折紙”的意思。僅僅從名稱上來看，英特爾UMPC的科技意味顯然要濃厚一些，而微軟的Origami則有意摻雜了一些東方的、唯美的元素在里面。雖然在名稱上是如此的迥異，但是二者在實質上并無明顯地不同，其實完全可以說就是同一種產品，只是雙方在表述上有所不同。為方便起見，本文統稱為UMPC。
其實，在CeBIT上的驚艷亮相并不是UMPC的首度面世。早在去年的英特爾春季開發者論壇上，英特爾就曾展示過UMPC的概念機，當時它的名字叫做Zephyrous，英特爾在會上許諾商業化的UMPC將會在2006年出現。而在去年西雅圖的WinHEC上，微軟也展示過一款UMPC的原型機，當時比爾•蓋茨曾預言：“兩年之內，市場上可望出現一臺1磅重、帶有6寸屏幕，結合了PC、手機和相機功能，而且大約只賣800美元的裝置。”
CeBIT上，英特爾和微軟終于展示了它們目前在UMPC領域最主要的三家合作伙伴的產品，這三家公司分別是華碩、方正和三星。三星UMPC產品型號為Q1，華碩的則是R2H，而方正則一如該公司既往風格般地放棄了這個炒作的大好題材和時機，產品型號待字閨中，難為人知。不過，幾家廠商均許諾會在今年二季度正式向市場推出各自的UMPC產品。
或許是胸懷著“引領潮流”的遠大志向吧，近年來愛打“時尚牌”的三星最先按捺不住了。剛剛到二季度的第一天――4月1日，三星就大張旗鼓地向外宣布，由于之前已經順利通過了FCC認證，三星UMPC Q1從4月1日起開始接受網上預訂，并即將在美國市場全面上市。三星UMPC Q1重量大約在780克，擁有7英寸WVGA觸摸屏，采用了主頻為900MHz的英特爾Celeron M ULV超低電壓處理器，40GB硬盤只能說夠用，512MB DDR2內存也算得上主流配置。與此同時，三星UMPC Q1還支持802.11b/g、藍牙2.0，音樂方面支持A2DP立體聲輸出和AVS Now多媒體快捷播放，電池續航能力和現在的筆記本電腦差不多，大致為3.5小時，可以在不啟動Windows系統的情況下播放音樂和視頻。
看起來好像真的不錯，可是三星UMPC Q1的價格卻是不由得讓人倒吸一口冷氣，高達1390美元的預定價格較之人們之前的心理預期高出了許多，這無疑讓很多的潛在用戶感到不快。
UMPC的潑水節
對于新生的UMPC，一些市場研究機構首先站出來潑冷水。美國知名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在3月中旬（其時UMPC正式亮相CeBIT才不過一周的時間）曾發表研究報告，認為UMPC很可能會慘淡收場，因為絕大多數的消費者都不會愿意以高價購買一部缺乏優秀內容的電子產品。Gartner之所以不看好UMPC的發展前景，主要原因基于三個方面。首先，UMPC的創意過于超前，上市時間過早，它的概念已經超過了現有技術發展水平；其次，UMPC產品799美元到999美元的售價過高；第三，UMPC在當前缺乏吸引消費者的強大功能。
可以想見，Gartner在得知三星UMPC Q1預定價格接近1400美元之后，肯定會進一步拉低它們對于UMPC的市場預期走向曲線。
部分商務人士認為，作為一款入門級的產品，500美元以上的定價不是一個小數目。對于他們來說，UMPC只是移動辦公的一種效能有限的補充方式，卻需要付出如此高的代價，這將最終導致他們打退堂鼓。
價格上的“硬傷”暫且不說，功能上的短缺也令人對UMPC的前景產生疑問。Gartner研究副總裁萊斯利•費爾林就明確表示，UMPC缺乏“TiVo to Go”或流媒體視頻等重量級功能，因此很難帶動消費者的購買熱情。此外，三星UMPC Q1的電池使用時間只有區區3.5小時（據說三星的UMPC Q1在節電方面做得還是不錯的），而此前英特爾曾經宣稱UMPC的持續操作時間可達8小時，這種巨大的操作時間差異也是UMPC面臨的一大不利因素。
一些固執的分析人士也堅持認為，所謂的UMPC就是安裝了Windows XP Tablet Edition操作系統的Tablet PC，不同之處只是與現有的Tablet PC產品相比，UMPC的塊頭要小許多，僅此而已。
某些曾經“一朝被蛇咬”的生產廠家認為，開發成本過高、缺乏市場支持以及與筆記本電腦功能的過多重合仍然是UMPC市場發展面臨的幾大問題。它們表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導致了Tablet PC項目的最終失敗（當然，微軟和幾家目前仍在生產Tablet PC的廠商是不會承認失敗的）。
其實還不止于此，由于整體尺寸較小、分量較輕的緣故，UMPC去除了對傳統DVD光驅的支持，這一點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詬病。長期以來，光驅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多媒體“Total Solution”（全面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甚至為數不少的電腦用戶會認為一臺沒有光驅的電腦就如同被了一般。因此，這種頑固而又根深蒂固的理念將會是阻礙UMPC發展的一大難題。
學習機的夢魘
4月4日，筆者有幸與IDC副總裁兼首席研究官John F.省略網站上，我們可以找到一些UMPC的使用展示。在相關的視頻中，我們看到UMPC的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通過UMPC使用即時聊天軟件聊天，便捷地進行在線商店的購物，在不同場合使用UMPC撰寫、收發和閱讀電子郵件，使用其集成的GPS定位功能并且與臺式電腦進行同步……雖然其中的某些功能還不能完全在已經推出的UMPC上實現，但是通過這些視頻展播，英特爾為我們展示了UMPC的未來發展方向，一如該網站上的官方介紹：“UMPC的性能足以為用戶帶來美妙的游戲、音樂、視頻播放體驗。人們需要做一個決定――是否用UMPC取代現有的各類電子消費品？”
對于那些“激進”的消費者來說，UMPC絕對是值得期待的產品。在他們看來，無論從功能、外觀和操控性方面，UMPC都使便攜式電腦達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它是將Tablet PC、PDA、GPS 導航、DMB TV、External HDD和Audio/Video Player融合為一體的新型產品。
雖然UMPC產品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于便攜電腦的印象，但是對于UMPC來說還有很漫長的路需要去走。面對著性能強大的筆記本、Tablet PC甚至一些高端智能手機，UMPC需要擁有一些非常獨特的功能來吸引用戶。UMPC能否取得成功，最終將會取決于它能否為用戶帶來優于筆記本電腦、PDA以及智能手機的功能和應用。目前，單一功能的移動設備是不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的，但是透過UMPC，樂觀的人們認為這一天即將到來了。
雖然價格尚比較昂貴，并且與筆記本電腦也存在較多的功能重迭，耗電與散熱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但是UMPC還是在很多方面突出了其優越的一面，在功能上，UMPC肯定要比那些配備有Palm OS和Windows Mobile系統的手持設備強勁得多，而UMPC的下一代產品在性能和功能上肯定還會有較大的提升。
基于此，筆者認為UMPC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目前一些高端手持設備的位置，在這些領域取得領先并逐漸成為主流。在筆記本電腦市場領域，UMPC將會吸引到那些對移動辦公有著較高要求的用戶，中高端的商務人士也會青睞“多合一”的UMPC，時尚用戶和教育用戶也會是UMPC的潛在目標。至于已經被Tablet PC成功“入侵”的金融、流通、制造等領域，當然不會被UMPC放過。
巨頭們的努力
在英特爾、微軟的盛大造勢下，UMPC已經吸引了全球各大廠商的關注，除了個別廠商明確表態認為UMPC缺乏成長的根本動力外，大多數廠商都生怕錯過了新的產品應用，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英特爾和微軟的一舉一動。不過，興許是被幾年前的Tablet PC“忽悠”過，其中的絕大多數廠商都只是駐足觀望，待市場時機成熟才有可能加入戰局。
令英特爾抓狂的是，其最主要的競爭對手AMD也對UMPC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消息人士透露，雖然UMPC市場目前仍沒有明顯啟動起來，但AMD絕對不會錯過UMPC市場的機會。對于UMPC所需的處理器，目前AMD的產品線已經是非常的齊備，能夠隨時與OEM大廠進行合作生產。而外界也廣泛認為，AMD目前的Turion 64和Geode處理器同樣適合UMPC的概念。
如果說AMD對UMPC的關注只是停留于口頭的話，那么另一家處理器生產廠商威盛（VIA）則已經是付諸行動了。不久前，DualCor公司就推出了采用VIA剛剛的1.5GHz C7處理器的DualCor cPC，雖然存儲方面是和三星UMPC Q1一樣的40GB，但是內存卻配置了1GB DDR2，遠遠超出三星UMPC Q1。同時，這款產品配備了5英寸800×480分辨率顯示屏，因此在便攜性上也要強于三星UMPC Q1等產品。另外，一家名為TabletKiosk的公司也推出了一款UMPC，型號為EO v7110，這款UMPC同樣采用了VIA C7-M處理器，根據配置的不同，價格由524美元到1423美元不等。
對于諸如此類的情況，作為“UMPC推進委員會”的兩位“常委”之一，微軟從來都是視若不見，反正賣出的UMPC產品用的都是自家的操作系統，那就多多益善唄！但是英特爾就不同了，如果以后的UMPC都用了別人的CPU，那英特爾在UMPC上的所有努力豈不都成了業界的笑柄？！
難怪有人笑稱：英特爾這邊桃樹還沒栽好呢，那邊摘桃子的就已經下山來了。
有趣的是，雖然UMPC是英特爾公司在2006年的一大舉措，但是英特爾卻并沒有為之專門開發出一種新的處理器，而是在目前的產品系列中挑選了更為成熟的超低電壓版的Pentium M以及Celeron M處理器。那么，是不是英特爾就不會為UMPC專門開發處理器呢？
其實也未必。按照英特爾原先的說法，UMPC將提供長達8小時的操作時間，而未來這一時間還將被延長。因為發展相對平穩的電池技術短期間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因此要延長UMPC的操作時間，最主要的辦法還是從處理器入手。從英特爾當前的所有x86微處理器產品來看，沒有任何一款產品能夠完全滿足UMPC的低能耗要求，因此如果要最終達成曾經的承諾，英特爾必須進行新產品的開發。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能夠一開始就從UMPC市場中得到足夠的收益，英特爾肯定會有信心投入巨資，用于研發專用的UMPC處理器。
雖然在操作系統上使用的是已有的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2005，但與英特爾不同的是，微軟還專門為UMPC開發了一款功能軟件包“Touch Pack”，其中包括：Program Launcher程序快速啟動界面；專為UMPC設計的媒體播放器Brilliant Black；用于在觸摸屏上輸入文字的程序DialKeys；界面優化設置軟件Touch Improvements，它可以使操作窗口在UMPC上更容易觀看和使用；一款在歐美甚是流行的數字游戲Sudoku。也許你會認為這款軟件包的內容太少，不過由于使用Windows XP的緣故，因此現有PC下的所有應用都可以毫無障礙地運行在UMPC上，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強。另外，一旦Windows Vista正式，我們也不能排除以后的UMPC產品使用該種操作系統的可能。
記者手記：UMPC前景光明
對于UMPC這種新產品，讓被人們認為是嗅覺最靈敏的搜索引擎來告訴我們它的感覺吧。本文截稿之前的2006年4月7日下午16∶00，筆者同時在百度和Google以UMPC為關鍵詞進行搜索，這兩個我們最為熟知的搜索引擎用各自的語言表明：經歷了0.001秒的用時，百度“找到相關網頁約38000篇”；經歷了0.24秒的用時，Google告訴我“約有5350000項符合UMPC的查詢結果”。
這是否是在告訴我們，目前在國內真正關注UMPC的用戶仍非常少呢？可能還真是這樣。面對新產品和新應用，由于資金并不富裕、應用理念較為落后等種種原因，國內往往難以走在最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