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導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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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關鍵詞范式社會科學范式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科學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總之，本體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基本理論假設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互動理論從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

第2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

二、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課程模塊設置

根據上述培養目標和培育方案的設置，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專業課程體系可分為三大課程模塊:

1.通識通修課程模塊

這一模塊的目的是加強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學生基本的哲學、邏輯學等思維。課程包括學校統一安排全校公共課和文科公共基礎課，例如:中國近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基本原理概論、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軍訓、軍事理論與軍事高科技、大學英語、大學計算機信息技術、大學計算機應用、簡明微積分、體育等。

2.學科專業課程模塊

包括所在院系的學科基礎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課程包括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公共行政學、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

3.開放選修課程模塊

包括專業選修課、一級學科選修課、跨學科跨院系選修課和公共選修課。該模塊的課程，應該在院系的指導下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社會的需要自由選擇搭配。課程包括政治學專業英語、政府公共關系理論與實務、公共財政與預算管理、城市與社區管理、行政倫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學說史、公共部門績效管理、公務員職業能力與職業發展、數字化政務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學、政治認同導論、中國行政改革與發展、臺港澳政治與行政、社會實踐。跨專業選修課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公共經濟學、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經濟學、西方國際關系理論。

第3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一、新世紀文學教育研究現狀與文學教育問題反思

21世紀初期，隨著中小學與高校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文學教育”成為諸多學者和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關注的對象，近十年來，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與專著有近2000篇（部），這些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關于文學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平原《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魯定元《文學教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與溫儒敏《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等。這些研究對文學教育的內涵、性質做了深入的探討，明確了文學教育的基本范疇，即以文學作品(文學“讀本”)為核心，以哲學、歷史與社會學知識為拓展，將審美教育、思想學識教育以及道德品質教育與文學教育相結合，以培養人格健全、思想獨立、學識系統的現代人才作為文學教育的主要目標。二是對文學教育內容的研究。研究著重探討了文學教育中的西方文學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學教育）、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以及古代文學教育的內容與方式，總結了中美文學教育、傳統與現當代文學教育的差異。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嬌，邵秀芳《西方文學教育的經驗分析及其啟示》(《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學教育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與趙煥亭《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三是對不同教育階段文學教育實踐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盧建紅，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王立昌《中學文學教育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與朱自強《小學語文文學教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2001)等。這類科研成果針對不同教育階段（大中小學與高校）的文學教育的內容、特征及其功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強調了高校的文學教育對于語文教師文學素養的形成以及對理工專業學生創新思維的培育的重要作用。四是對文學教育功能的研究。認為文學教育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與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與人格養成教育，其次，文學教育還具有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心理健康的功能。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紅，劉連梅《文學教育與大學生德育之我見》(《語文建設》,2013）、阿茹漢《文學教育對學生綜合素質及道德情操的影響》(《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與葉杰琳《如何通過文學教育幫助大學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等。

五是對文學教育現狀的反思。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紅兵《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魯樞元，趙玉平《文學教育與教育生態》(《語文教學與研究(教研天地)》，2011）、龍軍《對當前“文學教育”的一點反思》(《名作欣賞》，2013）、楊邦俊《回歸真正的文學教育》(《語文建設》，2009）、傅書華《時代病癥：文學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與于曉泉《文學教育的反思及對策》(《語文建設》，2013)等。此外，還有少量成果是關于兒童文學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開放以來河南高校兒童文學教育的經驗與現狀》(《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張心科《清末民國兒童文學教育發展史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等。國內外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闡釋了文學教育的內涵、功能與范疇進，揭示了中小學與高等學校尤其是師范院校開展文學教育的重要意義，并對文學教育的現狀進行了總結與反思，為進一步研究文學教育的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借鑒。但是縱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師范院校文學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較為缺乏，尤其是對文學教育效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少數研究者關注了文學教育方法的問題，如趙煒，馮宇，尹樹萍《立體多維教學模式在外國文學教育中的應用》(《芒種》，2012）、張心科《接受美學與中學文學教育》(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任樹民《教師教育專業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文學教育芻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等。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文學教育實踐本身缺乏對方法的注重，文學教育往往止于藝術欣賞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學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論欠缺，這一現狀要求我們在強調文學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時，也要注重對文學教育的實施者（主要是教師）的理性思維能力和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

二、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科學思維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總結的觀察實驗方法、數學方法、假說方法、邏輯方法（包括分類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法、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等近代思維方法，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來形成的類比、轉換與外推思維方法、溯因與預見思維方法、創造性思維方法（包括聯想與想象、直覺與靈感、逆向思維、悖論思維）等現代思維方法，它是人類進行一切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運用的科學思維方法。運用科學思維方法、在實踐中培養科學人的思維，是人類感性能力與理性能力平衡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偏重感性體驗的文學教育來說，運用科學思維方法、養成科學思維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1.為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培養奠定基礎。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對于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又是發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的關鍵因素。強調文學教育方法的科學性與系統性是文學教育實踐的重要內容，通過科學思維方法的理性與文學教育的感性互補，可以塑造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具有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重視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研究與應用對推動教育改革、培養21世紀復合型人才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領域的應用，也有利于將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哲學思考、歷史體悟與實踐相結合，為師范生的課外自學與學術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就要以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為出發點，根據文學教育實踐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應用及其效果的調查統計，探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與意義。研究文學教育的內涵與功能，反思文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可以揭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探討科學思維方法的內涵與特征，研究其對文學教育系統化與學理化的建構功能，對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科學思維方法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總結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實踐經驗，以具體的課堂教學實踐、課外閱讀延展、畢業論文與學術論文寫作為例證，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對文學教育縱深化發展的作用，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對于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實踐價值，才能進一步揭示科學思維方法在文理貫通的學識培育、理性與感性融合的人格教養上的關鍵地位。

3.彌補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的不足。文學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學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響了文學教育的效果，決定了文學教育的價值。科學思維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強文學教育的學理性、邏輯性，也可以培養受教育者的科學思維方法，彌補以往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所帶來的不足。對于師范院校的學生而言，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礎教學與文學教育中將這一方法傳遞給中小學生，為培養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懷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紀新型高素質人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4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關鍵詞： 小說《呼嘯山莊》 期待視野 審美再現

一、引言：概念的廓清

“期待視野”是接受美學代表人物姚斯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概念，包括兩個系統:一個是作者留存在文本中能夠被人們發現的期待視野，另一個是讀者在閱讀中加之于作品的來自生活諸多實踐的期待視野。前者是所謂的“理想讀者”能夠完全理解的內容。但是現代閱讀理論認為讀者無法完整地恢復作者創作該文本時的原初意圖，完美地領略作者意圖的“理想讀者”在實際閱讀過程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姚斯期待視野系統的后者是更為重要的。“在文學閱讀之先及閱讀過程中，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基于個人和社會的復雜原因，心理上往往會有一個既成的結構圖式。讀者的這種據以閱讀文本的既成心理圖式，叫作閱讀經驗期待視野”。（童慶炳，1998）它是指在文學閱讀之先及閱讀中，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基于個人與社會的復雜原因，心理上往往會有一個既成的結構圖式。在具體的文學閱讀活動中，主要呈現為文體期待、形象期待、意蘊期待三個層次。在閱讀之先及閱讀中，讀者同樣會對小說《呼嘯山莊》產生一種期待指向，那么，小說與讀者的期待視野究竟會出現一種什么樣的情況呢?

二、文體期待的受挫

語言的跳躍，情節的復雜，以及人物的多重性格，使讀者對小說的文體期待完全遇挫。從語言來看，不論是作者的敘述語言還是人物的對話語言都有一種跳躍性。《呼嘯山莊》以洛克伍德到呼嘯山莊作為起點，作者并未向讀者期待的那樣，敘述他的到訪會有怎樣的效果，而是違背讀者的期待，借他之口既呈現了過去，又推進了未來。在敘述的過程中，他時而走向過去，時而關注現在，時而著眼未來，如此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跳躍，使讀者在閱讀中難以捉摸身在何時。而人物的對話也背離了讀者的期待。

復雜的情節則是讀者理解小說的另一障礙。方平先生指出，《呼嘯山莊》共使用了三重敘事結構來展開情節。第一重是洛克伍德敘述視角，他在第1―3章講述了外地人眼中的呼嘯山莊并在結尾即最后一章洞察了人性的復歸，愛消解了恨；第二重則是卡瑟琳的敘述，講述了“星期日之夜”的故事，那是在小說的第3章，而在第4―30，32―34章，女仆納莉交代了兩戶人家的兩代家史；第三重則是在納莉的敘述中通過希斯克利夫（夜闖呼嘯山莊）、伊莎貝拉（私奔后的來信、逃出呼嘯山莊）、卡茜（夜訪呼嘯山莊）、小林頓（卡茜的被虐待）和齊拉（卡茜的孤立之境）構成了小說的核心情節。在這其中有對話、書信、獨白等多種方法，有相互交織的情節，有混亂的時間順序，不可謂不復雜。而讀者在面對這樣一個復雜的情節結構的時候，望而生畏之情頓起，閱讀進程受挫。

情節的敘述往往是為了人物的刻畫，然而這部小說所呈現的人物又是怎樣呢？希斯克利夫奔放的激情、鮮明的愛恨意識和殘忍的報復手段給人以巨大的震撼，這也使他成為英國小說史上最為復雜的人物之一。綜觀希斯克利夫的一生，他之所以讓人們產生不同印象是因為他本身就是矛盾的，他既是時代與社會造成的受害者，又是讓很多人不幸的施害者；既身受迫害，又罪孽深重。另外，凱瑟琳也是一個謎。她深愛著希斯克利夫，坦言道：“我愛他并不是因為他英俊，而是因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們的靈魂是用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樣的。”可是，她卻嫁給了林頓，這又為得哪般？

三、形象期待的受挫

意象的復雜、艾米莉?勃朗特所塑造的冰冷陰暗的世界脫離了讀者對于小說形象的期待，使讀者對作品的形象期待視野完全遇挫。彌漫在《呼嘯山莊》中的暴烈、多變、瘋狂的奇特氛圍，則與艾米莉對于約克郡一望無際的沼澤、曠野的真切體驗有關。艾米莉把曠野風暴的感受融合在《呼嘯山莊》的意象結構中，緊緊扣住大自然中的原始意象，以詩人敏銳獨特的想象，營造出一種既真實又荒誕、既狂熱又冷酷的奇異氛圍。無疑，荒原與風暴是《呼嘯山莊》中最基本、最典型，也最富有意蘊的原始意象。但毫無疑問，約克郡荒原與那呼嘯的風暴給予了艾米莉獨特的藝術靈感。

在荒原與風暴中，呼嘯山莊又呈現怎樣的情景呢？在一個陌生人（洛克伍德）的眼中，呼嘯山莊是一個厭世者的“天堂”，整個英國境內找不出第二個如此完全跟熙熙攘攘的社會隔絕的地方。荒區的景色是“一片凄涼”，“蓋著黑霜的泥土已凍結成一層硬殼”，“凜冽的寒氣令人四肢打抖”，沼澤的深洼隨時都有掉進去的危險，連熟悉這一帶荒原的人也會迷路……盡管呼嘯山莊，連同附近的畫眉莊里也有花園、有草壇、有橡樹和榛樹，有動物，也時常有明媚的陽光和夏季，長年也住著人，然而這個本該富有生機的小天地，在暴君希斯克利夫的統治下，卻淪落到比荒原更加無情、嚴酷、不堪容忍的地步。因此，與作為荒原的呼嘯山莊外在的自然環境相對應，呼嘯山莊內在的環境則是人為的荒原，是精神的荒原，人性的荒原。

當人與人之間的所有美好感情都消失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顯得極其陰冷，而艾米莉?勃朗特正是極力地描述這樣一個世界。她用她獨有的手筆，撥動著復雜的意象，構筑一個陰冷黑暗的世界。她的這份奇特卻超出了讀者的忍受能力，這個世界太丑惡、太陰冷。習慣了花草蟲魚意象，習慣了溫暖世界的讀者，無法突破他們原有的期待視野，因而，在閱讀活動中自然受挫。

四、意蘊期待的受挫

冷漠是小說帶給讀者的最為強烈的感受，讀者的心靈在這里不是得到凈化，而是受到傷害，最終使讀者的意蘊期待完全受挫。通過洛克伍德那雙惶惑的眼睛，讀者看到了比自然中的荒原更為可怕的景象:六七個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四腳魔鬼（指狗）露出白亮的尖牙，一窩蜂地從隱蔽的洞窟里直沖出來，襲擊來客，主人卻并不急著來解圍，屋角是一堆死兔子……總之，這個冷酷的世界比外在自然的荒原更加地令人不寒而栗。

五、結語

接受美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爾曾說:“作品意義只有在閱讀中才能產生，它是作品與讀者相互作用的產物。”這也就說明了一部作品的價值通過讀者的接受才能得以實現。在文學接受之中，又將涉及讀者的期待視野。在一部真正贏得讀者的作品中，往往既有順向相應，又有逆向遇挫，既能喚起讀者期待視野中的預定積累，又能打破讀者舊有的期待視野，既使讀者重溫了舊有的經驗，又豐富、充實了他們的期待視野，使讀者領略到作品無窮的藝術魅力。《呼嘯山莊》雖然在文體、形象、意蘊期待使讀者的閱讀活動受挫，但同時也有順向的相應。因此，雖然在發表之初遭遇暴風雨，但最終仍被大多數讀者接受。此外，讀者的期待視野因受歷史、社會、時代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無法突破與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文學作品價值的實現。由此可見，文學的發展，應是創作者與接受者共同推動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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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關鍵詞：教學研究；變革；趨勢

Abstract: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im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many kinds of thoughts ， especially the subversion of postmodernism to modernism， some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oday’s teaching research， Which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al trends of the paradigm to postmodernism， the orientation to humanism， the persified research views，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so on.

Key words: teaching research ; innovation; trends

教學研究的發展與變革，同教學論學科自身的發展變化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教學論要發展成為一門成熟學科，需從教學研究及方法論進行突破。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各種新思潮的不斷涌現，尤其是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顛覆，當今教學研究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展望未來教學研究的發展前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趨勢。

一、教學研究范式的后現代轉換

哲學在理論指導和思維方法兩個方面對教學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從古至今，哲學為教學研究所提供的價值導向、理論觀點、思維方式深深地影響著教學的發展，教學理論的發展都是與哲學指導分不開的。哲學觀念、哲學主題、哲學范式的轉換，往往導致和促進教育教學研究主題及范式的轉換。當今后現代主義哲學對教學研究的方法論價值更加突出。

植根于現代哲學基礎的教學研究體現出一種明顯的本質主義傾向。本質主義“是一種先在地設定對象的本質，然后用此種本質來解釋對象存在和發展的思維模式”。 ［1］兩千多年來，從柏拉圖的理念哲學到笛卡兒和康德的二元論哲學或主體哲學，人們為道德原則和科學真理設定了一個先驗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標準，學術研究的任務和目標就在于為一切知識和文化找出一個“阿基米德點”，從而指導人類的生活，指引人們價值追求的方向。 ［2］循此認識路向研究教學，認為在復雜的教學現象之中存在一個本質，把握了教學的本質便可以掌握教學現象的各種規律，由此總結教學原則，用以指導教學活動，從而促進教學的發展。我國教學論大致是沿用這種理性推演的思維框架，即肯定現象與本質之間存在差別，認為千變萬化、流動不居的現象之后存在著內在的、穩定的、終極的本質。 ［3］先找到教學的本質，然后通過本質依次推演出教學的過程、原則、方法等。教學研究的極其重要的使命就在于找尋這個“本質”。為此，在教學研究上本體論追問一直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于是，便有了各種各樣的教學本質觀。這種對基礎孜孜不倦地尋求，必然陷入同一性思維之中，從而否定了教學現象的“多元性”與“多義性”，把豐富多彩的復雜教學現象還原成了蒼白貧乏的單一世界。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哲學主張世界的“多元性、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其思想為教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帶來教學研究范式的轉換。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哲學的基礎主義予以了消解，認為終極的基礎是不存在的，它不過是人們主觀臆構的產物。在消解了基礎與本質的同時，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所倡導的一元的、統一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進行了徹底的解構，代之而起的是對特殊性、多元性、差異性和變異性等的肯定和崇尚。因而，教學研究不再是為了尋找某些本質、規律并為這些本質、規律做出證明，而是要真正面對教學現象，解決教學中所出現的問題。同時，后現代主義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進行了徹底的解構，要求打破線性的簡單化思維模式，樹立動態的、非線性的、多元化的、開放的復雜性思維模式。后現代主義還對理性主義的理性至上、理性權威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徹底否定了先驗的、不證自明的絕對真理也即各種各樣的“給定”對人的束縛。后現代哲學“用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復雜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傳統的給定的世界概念”。 ［4］實際上，教學現象從來就不是給定的而是復雜多變的，任何教學現象都具有時效性與地域性，“此時、此地”與“彼時、彼地”的教學現象間并不存在可通約性。面對具有諸多不確定性的教學現象本身，我們應嘗試著去理解，而不是說明。不僅如此，后現代主義者質疑現代主義“觀察—分析—指導”的研究方式，認為在現代教學研究范式中，研究者是以外在于教學過程的方式開展研究行動的，而后現代主義把研究者作為教學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倡導研究者與其他教學因素的積極對話，達到視界融合。總之，后現代主義對教學論的影響是深刻的，不僅帶來教學理念的變化，也帶來了研究視閾和研究范式的變化。

二、教學研究取向的人文科學化

教學活動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相互融合的一種培養人的活動。教學活動首先具有科學性特點。教學活動是一種客觀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有一定的客觀依據和客觀制約性，并且在教學活動的各種關系中存在必然聯系，因而教學活動表現為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不僅如此，教學活動無論怎樣千差萬別，都會存在著諸多普遍性和共同性，表現為普遍性的特點。正因為教育活動的客觀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使教育活動有著自己的特點、邏輯、規則和規律，它并不是雜亂無序、變化無常和無章可循的，這就使教育研究必然具有科學性，必須依靠科學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5］可見，尋求教學研究的科學化，應是教學研究應然之意。但我們應認識到，對科學化的追求不應是對科學主義的過度迷戀，科學主義研究理念指導下的教學論研究，強調的只是人的理性的一面，它包含著對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人的價值的貶損，忽視了人的生命的重視、價值的關懷和靈魂的關照，造成了人文精神的遮蔽。因此，教學研究僅僅以科學主義為唯一的研究取向，把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當作唯一正確的范式，忽視教學研究的人文性，這將無助于教學研究的順利開展。

教學活動作為一種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其人文性特點十分明顯。人的需要、興趣、愛好、能動性以及情緒、情感、性格、意志等主觀因素不僅強烈地制約和影響教學活動，而且這些因素本身就是教學活動的構成要素，因而使教學活動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同時，教學活動不僅包含著客觀事實，而且包含著事實的價值和意義。教學活動具有鮮明的價值傾向，參與教學活動的人是價值負荷體，他們交織在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的價值體系中，具有歷史性與社會性。因此，教學活動中的價值蘊涵是必然的，價值涉入是教學研究無法回避的。那種秉持“價值中立”立場，放棄了對價值的追問，杜絕價值涉入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力圖以教學現象及問題進行客觀的、實證化的研究，很難真正認識和理解教學活動。鑒于科學主義研究取向的簡單化和片面性，從人文主義視角探討教學論問題則成為當代教學論研究的新取向。“在20世紀大多數時候被冷落的人文主義研究方法論，將在21世紀獲得新的生命力。” ［6］

教學研究既具科學性又具人文性。如何保持教學研究中科學性與人文性之間的必要張力，消除二元對立走向多元整合，是當今教學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教學研究方法論必須放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二元對立，在堅持科學主義研究理念的同時，適度加強人文精神導向，使科學人文主義成為教學論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新取向。

三、教學研究視角的多元化

教學活動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活動，所涉及的因素較多，單靠一門學科是無法深入的，要使教學研究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必須廣泛吸收多門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科學方法，從多學科的角度對教學現象及問題進行研究。

（一）教學研究的生態主義視角

隨著生態學及生態主義的興起與迅猛發展，教學研究中借鑒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教學現象和問題已日益發展為一種趨勢，出現了明顯的生態學傾向。這種生態學傾向首先表現為運用生態學及生態主義的理論來分析教學。以生態主義視角來研究教學，教學被視作一個由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教學事件等子系統組成的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系統，它具有開放性、動態性的特征。同時，這個小系統又受到大系統、外系統和中間系統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教學時，不僅應充分考慮到系統內部的相互關系，從微觀上將教學放在具體的教學情景中考察，而且，要注重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宏觀上將教學放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考察。由于教學情景有廣闊的范圍和豐富的內容，它是十分復雜的，充滿了多樣性和不確定性，所以，在教學研究中，強調教學情景的重要性，注重對教學情景的研究。不僅如此，進入教學情景的個體，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個性特征、理想、信念、價值觀和認知方式，因而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為此，在現代教學研究中在正視并尊重這種差異性的前提下，致力于尋求與差異性相一致的豐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學模式的探討。同時隨著新的知識觀的確立，教師權威被消解，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教師扮演必要的引導者、合作的探究者和平等的對話者的角色，教師與學生不斷地進行溝通和對話，形成了民主、平等、互動的新型師生關系。

教學研究的生態化趨勢還表現在研究方式的變化上。以往的許多教學理論多是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的，缺乏研究的外部效度。教學研究的生態學傾向表現為質性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要求教學研究應以真實的課堂教學情景為場所，以師生自然的活動為對象，強調研究真實環境中的真實活動，從而使教學研究更符合實際，研究的結果更有價值。 ［7］在教學研究中十分注重研究的生態學效度。美國著名學者布蘭切特(Clenn.H.Bracht)和格拉斯(Gene.V.Glass)首先提出的生態效度是外部效度的一種。它主要是指一種情景或條件下的實驗結果能推廣到其他情景或條件的程度。 ［8］生態效度的提出，使人們認識到了研究情景、研究條件對研究結果的概括性和推廣的重要意義，于是人們紛紛探討影響教學研究生態學效度的因素，以提高其概括程度，擴大其推廣范圍。目前生態學效度已成為教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人們評價一項教學研究的重要指標。 ［7］

（二）教學研究的文化路向

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教學理論和實踐上的差異是明顯的，不同文化圈中師生雙方在課堂中行為態度和價值觀念等方面是不同的，在教學目的、課堂內容、教學方式等方面也有著極大的差異，如歐美文化圈與東方文化圈中教學的思想、方式方法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不同的文化圈中的學生對相同知識的吸收或同化也不完全一樣。當今社會各種文化、價值取向并存，形成了思想觀念的多元、多樣、活躍、豐富。當代教學研究面臨多元文化與多種價值取向并存的發展環境，面臨復雜的文化生態環境和復雜的文化價值選擇。因此，教學研究不能離開文化學分析。

就研究主體而言，不同的研究者對相同問題的研究、相同問題的態度也不完全一樣，特別是以不同文化中的教學現象或教學問題為對象進行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是否具有一致性，如何解釋這些結論等等，都必須通過跨文化的研究來進行。教學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通過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課程與教學，以此來解釋和改進有關的教學活動。20世紀中葉多元文化教育運動興起以來，多元文化教學與多元文化課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成為研究的一大主題。在我國多元文化教學與多元文化課程的研究現在開始受到普遍重視。除此而外，在我國目前教學研究的跨文化性質主要涉及學校課程文化構建的探討，如何營造一種合作、對話與探索的課程文化，成為教學研究的新視域。

（三）教學研究的心理學視角

促進學生個體的身心發展，歷來是學校教學活動的主要目標，也是開展教學活動的出發點與最終歸宿。以個體心理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與教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心理學的原理與研究成果歷來被用來作為各種教學理論與實踐的依據。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最新心理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從心理學視角進行教學研究更加受到人們的重視。當今，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關于學習觀、知識觀等對現代教學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課題。

轉貼于 四、教學研究方法的綜合化

隨著教學研究對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強調，教學研究的方法出現了綜合化趨勢。

（一）哲學方法、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的綜合運用

有效的教學研究必須具有適切的方法，教學研究的復雜性特點決定了在教學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應是一個方法的組合和體系，具有多元性或綜合性的特點。教學研究方法體系的綜合性，集中體現在它需要哲學方法、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的綜合運用。 ［9］（325）

教學研究涉及對客觀事實的研究，為保證教學研究具有科學性，必須依靠科學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不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教學研究中有其適用范圍與限度。教學研究不僅是對事實的研究，也涉及對價值的研究。在價值層面上研究教學發展的應然法則，或對教學現象作出價值評判，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往往難以奏效，此時則需要運用到哲學的方法，如辯證法、分析哲學的方法、解釋學的方法、現象學的方法等。而在對教學現象、教學事件的意義進行解釋性理解時，則須運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人種學方法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同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教學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如實驗法的運用，既遭遇道德倫理的尷尬，又面臨無關變量難以控制的難題，在教學研究中保持價值中立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現代教學研究更強調哲學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不僅如此，教學研究還要運用藝術的方法。這是一種與理性思維或客觀思維相對的方法，它的特點在于運用直覺體驗、主觀介入的方法來認識事物。 ［10］教學研究作為一種人文科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它憑借的手段是主觀式的介入，對社會事物或精神事物而言，只有認識主體親身參與其中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它、把握它。克爾凱郭爾（S.A.Kierkeggard）指出：“真理根本不是學究式的東西，而是一個人對自己生活道路進行熱情探索的產物”，“只有通過個人的主觀經驗，一個人才能真正接近真理。對人類及其問題作出非個人的客觀思考，乃是一種對現實的歪曲”。 ［11］在一定的意義上，對教學理論的研究與反思需要領悟，需要直接生活經驗的積累和對人的生命過程的理解。在這個方面，藝術方法以滲透的方式起著一定的作用。 ［9］（330）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教學活動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生命之間的互動，必須要求研究者對生命現象有敏銳的感受力、洞察力以及豐富而深厚的生命體驗、成長體驗，才能有效從事教學研究。

（二）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的互補與融合

量化研究是一種對事物可以量化部分進行測量、計算和分析，以檢驗研究者自己關于該事物的某些理論假設的研究方法。它具有精確性、嚴密性、驗證性和預測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是機械地考慮一些因素，教學研究對象主要是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穩定因素。當今由于在教學研究中人文科學化研究取向的確立，質性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昧。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研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某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 ［12］質性研究能有效地處理教學過程中那些難以用定量方法描述的因素，從而從總體上掌握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各有其優缺點和適用范圍，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教學研究的趨勢之一。

（三）借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趨勢日益增強

當今，由于學科不斷分化和綜合，大量新興學科形成及隨之產生的新方法極大地影響著現代教學研究，如社會生物學方法、社會地理學方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發生學方法、傳播學方法、狀態空間法、功能模擬法、模糊論方法、層次論方法、控制論方法、系統論方法、預測方法等，教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將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教學現象及其發展過程。

五、教學研究思維方式的復雜化

教學活動不是一種純粹客觀的物質化過程，而是一個人心理與精神的自組織過程。教學現象和問題是一個文化與價值的世界，與人的信念、世界觀、興趣、思維、情感、意志等密切相關，具有強烈的個體性、多元性、偶然性、模糊性、非線性與不可還原性。因此，教學研究不存在像自然科學那樣強烈的普遍有效的、線性的、邏輯化的因果關系，僅以工具理性主義、技術操作主義、還原論等直觀映照式的簡單性思維方式來研究教學問題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借助復雜性思維方式，即一種具不確定、非線性、非周期、自組織性、自我調整性、非線性、不可還原性等特點的思維方式，實現思維方式的變革。正如多爾所說：今日主導教育領域的線型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統將讓位于更為復雜的、多元的、不可預測的系統和網絡。這一復雜的網絡，像生活本身一樣，永遠處于轉化和過程之中。 ［13］思維方式的復雜化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由二元對立到多元并存

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將原本充滿線性與非線性、確定性與隨機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簡單性與復雜性的混沌世界進行拆零式分析，將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包含的復雜世界分解為動與靜、快與慢、虛與實、陽與陰、高與低、大與小、多與少、生與死等互不相容的兩極，然后加以非此即彼的一元處理，割裂事物之間的復雜聯系。后現代主義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崇尚多元化思維。在認識事物過程中，要求我們打破線性的簡單化思維模式，樹立動態的、非線性的、多元化的、開放的復雜性思維。它允許多種方法，容納一切思想，以擺脫僵化的形式理性。教學研究中對任何教學現象的解釋不能是一元的、單向度的，而是多元性的、多維度的、歧義的和多視角的。這樣，教學研究不再是對廣泛一致的話語的追求，而是運用一種多元并存的思維方式尋求對教學現象多元的、創造性的解釋。

（二）由實體思維到關系思維

傳統教學研究的思維方式主要以實體思維為主。受此種思維方式影響，人們總是相信世界上一切現象、一切表現都有一個最終的、可靠的實體作為基礎， ［10］把事物看作一個個獨立的實體，忽略它們之間的關系去比較優劣、決定取舍。并且認為教學活動各因素間、教學行為與教學結果之間，存在著對應的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因而弄清楚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方式和機制，便可根據行為預測結果。由此前提出發，在教學研究中傾向于采用線性因果分析法尤其是量化研究，較少關注動態相互作用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以“線性化”的方法解決教學這種非線性事件。隨著復雜科學理論（如混沌理論、分形理論）、后現代主義思潮以及建構主義理論的興起，人們的思維方式開始由實體思維向關系思維轉變，開始關注教學過程中的動態關系，追求有“生成力”的互動關系。莫蘭指出：“復雜性的方法要求我們在思維時永遠不要使概念封閉起來，要粉碎封閉的疆界，在被分割的東西之間重建聯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慮到特殊性、地點、時間，又永不忘記起整合作用的總體。” ［14］在關系思維中，總是將事物置于一定的關系中去認識，并且承認事物間的對立關系，但不是通過消解一方的方法處理對立，因為關系存在于關系中，消解一方，其實是消解了關系本身。任何“關系者”都是在現實的實踐活動中的統一，它們是“二元”的，但不是“兩分”的。

（三）從還原性思維到整體性思維

還原的思維方式往往把整體分解為部分，再把部分分解為更小的部分，直到找出構成整體的基本元素，研究元素的性質特征。過去的教學研究深受這種以分析為主的思維方式影響，把復雜的教學現象或活動分解成簡單的事物來分別認識，然后把分別得出的結論加以聯結形成對復雜事物的總認識。這種思維方式忽視了教學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內在聯系，造成對教學目標和教學過程的抽象和切割。教學現象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人文現象，而復雜現象大于因果鏈的孤立屬性的簡單總和，解釋這些現象不僅要通過它們的組成部分，而且要估計到它們之間的聯系的總和。有聯系的事物的總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體水平的功能和屬性的系統。 ［15］因此，面對多因素、多變量、非線性的復雜的教學現象，不能通過將其還原為簡單事物的方法來認識，而應采用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來進行研究。

（四）從線性思維到非線性思維

受科學主義影響，過去教學研究視教學系統為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用線性思維方式來研究和探討充滿非線性、復雜性的教學問題，認為教學活動各因素之間、教學行為與教學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因而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如觀察法、實驗法等來研究因果關系。實際上，教學系統是一個非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教學過程是一個多因素、非線性、動態的交互作用的復雜過程，教學活動中充滿著意義與價值，這是純理性的線性思維所無法掌握的。而非線性思維視教學系統為一個復雜的非線性系統，充分考慮到教學系統的多因素參與、復雜的相互作用、隨機決定等特性，從整體上、因素與因素的關聯上來把握教學變化的性質與規律，重視教學活動的偶然性、不確定性、隨機性、多樣性，并通過情感方面的詮釋和理解，充分揭示教學中的意義與價值。因此，處理和解決教學問題應采用非線性的思維方式，教學研究中的思維方式將從線性思維轉向非線性思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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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摘 要：文章通過對國內外科技金融發展優秀經驗及做法進行總結和分析，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科技金融發展路徑和模式，為解決科技型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一些借鑒，并對我國科技金融發展工作的開展給予一些啟示。

關鍵詞：科技金融；經驗借鑒；啟示

1. 科技與金融結合的國際經驗借鑒

1.1 美國

（1） 成立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給予充足的政策性資金支持

根據美國科學基金會資料顯示，美國的中小型科技企業的創新對推動其整體的科技創新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國成立了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來管理中小型科技企業，為其科技創新服務。除了成立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進行管理和提供服務之外，政府還通過直接投入和間接引導的方式來為科技型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前者主要有直接的經費投入、無償的科技撥款、低息貸款等；后者主要有貸款補貼、稅收優惠和股權投資等。

（2） 完善的政策性擔保體系

1953年美國就成立了專門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擔保服務的機構——美國聯邦小企業署（簡稱SBA），主要業務就是幫助中小型科技企業獲得貸款。SBA還制定和實施了“債券擔保計劃”、“微型貸款計劃”等不同類型擔保方式，為無法正常獲得貸款的中小型科技企業服務。

（3） 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支持

①活躍的債券市場

為了為科技型企業提供融資便利，美國的債券市場提供了較為寬松的發行環境，發行總額、發行條件只需協商一致即可，無法律限制。而且發行種類較多，為科技型企業發行資信評估等級較低或無等級債券提供便利。

②多層次股票市場

目前美國全國性的證券市場主要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全美證券交易所（AMEX）、納斯達克市場（NASDAQ）和招示板市場（OTCBB），以及多個區域性的證券市場。其中納斯達克市場主要吸收的需要上市融資的具有潛力的中小型科技企業。美國的多層次股票市場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不同層次的股票市場具有不同的上市標準，滿足不同融資企業的需求；二是“升降板機制”使得美國各層次的股票市場之間實現了無縫隙對接。三是股權激勵機制，只要是取得成功的創新成果，企業就可以擁有其全部的專利權，調動了科技型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熱情。

③發達的風險投資市場

美國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風險投資市場，不管是公共的風險投資機構還是私人的風險投資機構，都無疑是科技型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

（4） 建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民間金融機構

美國存在有多種形式的民間融資機構，而這些機構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型科技企業的融資難題。如以入股方式成立的信用合作社、以儲蓄為先決條件的儲蓄貸款以及專門從事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的金融公司等都是民間融資機構為中小型科技企業提供融資的形式。

1.2 日本

（1） 以銀行為主的科技金融體系

相較于歐美國家來說，日本的證券市場起步較晚，發展還不完善，因此日本的科技型企業融資主要是依靠間接融資，即銀行貸款。日本具有較為發達的銀行體系，以大型金融機構為主，中小型金融機構為輔。

（2） 日本政府對科技金融的重視

日本政府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重視主要表現在其先后成立了日本輸出入銀行、日本開發銀行、中小企業金融公庫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等政策性的金融機構來為科技型企業融資提供便利，他們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財政撥款和發行債券，而且他們具有更為寬松的融資條件和貸款利率，可見日本政府對于科技金融的重視程度。

2. 科技金融發展的國內經驗借鑒

2.1 北京市

（1） 發揮政府服務職能，促進銀企對接

中小型科技企業融資難問題的主要根源是科技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而北京市政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由北京市科技委出面，從有融資需求的科技創新項目和高新技術企業中選擇優秀的推薦給銀行，并幫助銀行對這些項目或者企業進行嚴格的把關，有了政府做媒，科技型企業和銀行之間實現了有效的對接。

（2） 政府牽頭，設立科技創新專項資金

2010年，由北京市發改委牽頭，將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支持發展資金和工業支持發展資金集中起來，設立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項目資金，進行統一規劃和管理，專門用于有融資需求的科技型企業開展創新項目并實現科技成果產業化。

（3） 設立多項激勵資金，鼓勵金融機構主動支持

北京市政府設立了多項科技金融專項資金，通過貼息、建立貸款風險補償金等方式幫助金融機構分擔部分風險。

（4） 重視知識產權局的發展

知識產權質押對于解決科技型企業的融資難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科技型中小企業不像一些大型企業有大量的固定資產，其知識產權是其最重要的資產，當然也是最難評估的資產，因此知識產權局職能作用的有效發揮能夠很好地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貸款問題。

2.2 杭州市

近幾年，杭州市推動科技金融的發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不斷地探索和改進中，杭州市逐漸探索出了“無償資助——政策擔保——科技貸款——引導基金——上市培育”這一兼顧創新和地方特色的科技金融“杭州模式”。

（1） 設立創投引導基金，并在約定期限退出

杭州市政府抽調原先直接進行撥款的科技支持資金成立政策性的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不僅給予科技型中小企業直接的融資支持，還有效地引導社會資金的進入。并且創投引導基金在約定期限退出機制有效地實現了資金的循環利用，不僅吸引力很多創業投資公司的加入，還有效的調動了科技型企業的創新熱情。

（2） 成立政策性擔保公司

目前，由政府科技經費共同注資成立的杭州規模最大的、運作最規范的政策性科技擔保公司——杭州市高科技擔保公司，目前為止已經惠及750家科技型企業，擔保金額達25億元。而且杭州市政府還以杭州市高科技擔保公司為基點，設立了杭州市科技型企業投融資平臺，綜合創投引導基金、政策性擔保和科技銀行形成了“四位一體”的科技金融政策體系。

（3） 風險池模式惠及科技型企業

不得不提的是杭州市的聯合天使擔保基金，也就是風險池基金，由杭州高科技擔保公司，政府科技部門以及銀行按照4：4：2的比例出資成立，并且各自按照其出資額承擔風險，不僅降低了科技部門與金融部門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而且還提高了政府科技資金的使用效率。

基金項目：東營市社會科學研究課題DYSK（2013）第21號“東營市科技金融體系的構建與完善”

參考文獻：

[1] 房漢廷.關于科技金融理論、實踐與政策的思[J].中國科技論壇，2010（11）：5-12.

第7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關鍵詞]憲法序言；概念；規范性

一、憲法序言的概念與特征

憲法序言，又稱憲法前言，目前學界并無統一的定義。所謂憲法序言，是指由該憲法或該國傳統、習慣、理論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義所確認的，位于憲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對獨立性，并成為該憲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組成部分的敘述性文字。根據這一定義，憲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憲法正文之前：(2)是一種敘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敘述立憲之根據、建國的由來、國家之目的、憲法之地位及確立意識形態等，在內容上不屬于憲法規范，不適宜寫進憲法正文；(3)憲法直接將其確認為序言，或者該國傳統、習慣及憲法學理論將其視為序言。位于憲法正文之前的敘述性文字并不總是憲法序言，還要該憲法是否確認它是序言：(4)是正式公布的憲法文本的有效組成部分；(5)憲法序言在內容上具有相對獨立性。

二、憲法序言法律效力學說爭議

(1)“無效力說”，其認為憲法序言沒有法律效力。主要理由：第一，憲法序言中大多數原則性規定難以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沒有必要賦予其法律效力；第二，憲法序言主要是某種價值觀的表述，其價值主要在于使憲法結構更具完整性，本身不具有法規范的屬性；第三，憲法序言原則性的規定和事實性的敘述，其結構形式不符合也沒有必要符合法律規范的結構要求，因而其法律效力也無從談起。(2)“有效力說”認為我國憲法序言與正文一樣，同樣具有法律效力。主要理由：第一，憲法序言作為憲法的構成部分之一，自然與憲法的其他部分一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憲法序言同憲法的其他部分一樣，其修改也都遵守嚴格的程序；第三，憲法序言在正確解釋憲法、使用憲法條文等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即在現代憲法體制中憲法序言的職能作用日益體現出來，它具有構成憲法規則的規范性基礎。(3)“部分效力說”認為上述兩種認識都具有片面性，只針對憲法序言的部分內容，不能涵蓋憲法序言的全部。憲法序言僅具有部分法律效力，即它必須和憲法條文相結合，憲法序言才具有法律效力。

三、憲法序言的法律效力之我見

首先需要弄清楚法律規則、法律規范、法律條文之間的關系，法律規則屬于法律規范的范疇。法律條文表達法律規則，法律條文表述為規范性陳述或語句，可以說規范性陳述或語句表達了法律規則。法律規范的效力其實可以轉化為法律規則的效力，進而外化體現為法律條文的效力。法律條文不等于法律規則，法律規則是通過法律條文的語句表達出來的意義，其實質是立法者通過語句的組合傳達出的某種確定性的意圖。制憲者希望通過對歷史的描述和對國家意識形態、根本任務等方面的敘述傳達一個在他們看來十分重要而關鍵的意圖，并且有意將這種意圖納入法律的框架內，進而達到預期的效果。問題就在于，制憲者傳達的意圖是么?想達到什么樣的效果?筆者認為，序言的敘述性內容與序言最后一自然段有著天然不可分的內在聯系。第十三段第一句：“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兩個字眼：成果，根本。這里的“成果”指的是什么?什么叫“根本”?如果把這兩個字眼同前面大量的敘述性內容做一些聯想會發現，這里的成果對應的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四件大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制憲者從這四大事件中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從而引申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結論。“歷史必然性，是中國憲法效力的來源。憲法序言前六段的作用在此表露得非常清楚了，這六段對于歷史的描述，正在于為整個憲法的效力找到來源。這是一種特殊的效力，它連接了法和社會，連接了法律秩序和現實秩序。如果這部分內容沒有‘效力’，也就是沒有‘約束力’的話，那么本憲法多數主要內容的合法性就將值得懷疑”。

通過這種方式，序言確認了現政權的建立和存在具有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進而自然地規定了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本”二字明確地表明其合法性不容動搖，否則就是對現政權的動搖。“我國憲法序言的重要功能就在于，通過歷史賦予憲法本身及由憲法所授權力以正當性、合法性”。確認政權的合法性和憲法的正當性才是制憲者真正想通過序言表達的意圖；序言的形式特點恰恰滿足了這種意圖所要求的載體形式。正是序言的這種獨一無二的確認作用才使得制憲者堅持在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中把序言作為憲法的組成部分，而且有的國家如法國憲法委員會就多次引用憲法序言做出重大決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序言是可以被適用的，它具有獨立的憲法價值。因而，憲法序言是具有法律效力，具有很大的價值。

參考文獻

第8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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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第9篇：社會科學研究導論范文

一、類憲法現象概念分析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概念的運用,概念是科學研究的起點。“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結構背后的概念,否則是無法了解那制度或法律的,至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②科學研究的首要任務,便是對概念進行分析,因而有必要對類憲法現象的內涵及外延作一番分析。

(一)類憲法現象的內涵

“類憲法現象”這一概念從結構上講分為兩部分:“類”,“憲法現象”。“憲法現象”是中心詞,“類”是修飾語,它們各有其特定的含義:

第一,“憲法現象”。憲法現象一語為日本憲法學界所使用,用以概括憲法學的研究對象。日本憲法學者認為:“大凡謂之為‘學’的憲法學,亦必須是科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憲法學之課題,并非是追求應有的憲法意義內容之解釋論,而是在于對實際已存在的某憲法現象之客觀的認識,例如對于公共福祉條項成立的客觀依據,以及此條項現在所發揮的機能之解明等。”“作為科學的憲法學所認識的對象,乃是憲法與有關憲法的社會現象,向來一般稱之為憲法現象。”③依日本學者的觀點,憲法學是科學,科學應以求得對某種社會存在的客觀認識、而非追求對某種應然性的主觀解釋為研究目的,因此,憲法學就是認識、研究客觀存在的憲法現象的科學,憲法現象是憲法學的研究對象。我們以為,日本學者視憲法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以“憲法現象”一詞來概括憲法學研究對象,較之我國憲法學界使用“憲法”、“憲法規范”、“憲法關系”等詞概括憲法學的研究對象,似更為妥當。憲法現象是憲法規范及由憲法規范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現象的總稱,是憲法學的研究對象。

第二,“類”。“類”,即類似,為形似神近、似是而非之意,意指“類憲法現象”這一概念涵蓋的現象類似憲法現象,又非憲法現象:(1)類憲法現象并非憲法現象。憲法現象系憲法規范及憲法規范所引起的社會現象的總稱,近代以前既不存在憲法規范,自然也就不存在憲法現象,所以存在于近代以前的類憲法現象并非憲法現象;(2)類憲法現象與憲法現象相似相近。正如武漢大學江國華博士所言,“任何形式的組織和人類政府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組織起來的”①,所以近代以前必定存在組織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政府運作的規范;“不管什么性質的政府,他們在主觀上謀求政府利益的同時,必然在客觀上為社會的安定和進步起著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②,所以近代以前必然存在某些約束統治者權力的制度,統治者行使權力的行為在一般情形下也必然循一定規則而進行,否則整個社會將陷入無序狀態,而統治集團自身的利益也得不到保證。有組織并支配政府運作的規范,有約束統治者權力的制度,就必然會有對這些規范、制度的思考,而所有這些規范、制度、思考,雖然本質上不同于近現代社會的憲法現象,但同構成憲法現象之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等要素極為類似,這種類似不僅表現為外在的相似,也表現為內在精神的相近,以“類”字為修飾語,類憲法現象這一概念的本質屬性即得以揭示:以憲法現象為參照物,形似神近,似是而非。結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類憲法現象是類似于憲法現象的社會現象。

(二)類憲法現象的外延

類憲法現象的外延,指類憲法現象的具體表現形式,即類憲法現象的具體種類。以“憲法現象”為“類憲法現象”概念之中心詞,本身即寓含了以憲法現象為類憲法現象之參照物的意義,換言之,“類憲法現象”概念之內涵,是參照憲法現象的內涵而成立的。因此,對類憲法現象外延的界定,也可以參照憲法現象的外延來進行。關于憲法現象的外延,日本學者一般認為,憲法現象包括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憲法關系。如阿部正哉等人編著的《憲法》一書認為:“憲法現象系由憲法規范、制度、意識所構成,系屬動態的社會現象,亦得稱之為憲法關系或憲法的整體社會過程。”③淺井敦認為:“憲法現象是由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及憲法關系四種要素構成,通過分析這些要素的內容和相互關系,可以弄清憲法現象的結構。”④我國學者林來梵以日本憲法學者的論述為基礎,把憲法現象的外延概括為四要素:(1)憲法規范,主要包括憲法典、憲法性附屬文件、憲法判例等;(2)憲法意識,主要包括憲法學說、憲法思想以及人們的憲法感覺等;(3)憲法制度,指根據憲法規范、并為了將憲法規范付諸實現而被組織出來的國家代表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地方公權機關等機關設置的有關制度;(4)憲法關系,指圍繞規范、意識、制度三要素展開的特定社會關系⑤。參照憲法現象的外延,類憲法現象的外延同樣可概括為四種要素:

第一,類憲法規范。類憲法規范指近代以前存在的類似于近現代憲法規范的規范,主要包括:(1)某些具有根本法地位的法律文件,如英國的《大》,德國的《奧托特權》、《黃金詔書》、《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及歐洲中世紀各自治城市的特許狀等等;(2)某些被長期認可而具有相當權威的習慣,如英國“國王服從法律”的習慣,法國王室法令不經巴黎高等法院登記就不發生效力的習慣。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紀歐洲一些具有根本法地位的法律文件的內容很多就是已有習慣的確認和匯編,以《大》為例,程漢大教授指出:“在《大》的63條內容中,除少數幾條外,絕大多數只是重申了人所共知的封建習慣……因此,就具體內容而言,《大》是對幾百年來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封建契約關系的全面‘記述’。”⑥

第二,類憲法制度。類憲法制度指近代以前存在的類似于近現代憲法制度的具體制度,如英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議會制度,司法制度中的法官獨立審判制度、陪審團制度、對抗制度,法國的三級會議制度,德國《黃金詔書》確認的選候制度等等。這些制度之所以被稱為“類憲法制度”,是因為它們不僅是其所在時代、所在國家的根本制度,一如政權組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國家機構組成等為現代國家的根本制度,而且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內在蘊涵了限制及規范國家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的精神。

第三,類憲法意識。類憲法意識指近代以前存在的對國家根本性規范及根本制度的感覺、認識、思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學說和思想。其中,以國家根本性規范及根本制度為主題的各種學說和思想是類憲法意識的高級形態,它們存在于近代以前,如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政體理論于古希臘、波利比阿及西塞羅的混合政體學說于古羅馬、博丹的學說于中世紀,反映了人類對如何優化公共生活、構建良好秩序的積極思考和大膽設想,構成人類精神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類憲法關系。類憲法關系指類憲法規范、類憲法制度作用于社會生活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是類憲法規范、類憲法制度的具體化和現實化。當類憲法規范、類憲法制度付諸實施時,必然會在一定的社會主體之間形成某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即類憲法關系),如中世紀英國議會制度下的國王與議會、貴族院與平民院之間的關系,中世紀歐洲依城市自治特許狀形成的自治城市與封建主、城市自治機關與市民之間的關系,這種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既是特定主體之間的一種靜態的聯系,也是它們之間權利義務互動的一種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權利義務關系主體反復博弈,使得雙方的權利義務不斷呈現出此消彼長或此長彼消的趨勢,類憲法關系也由此成為近代以前存在的最直觀、最生動的類憲法現象。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把類憲法現象這一概念定義為:近代以前存在的類似于憲法現象的類憲法規范、類憲法制度、類憲法意識、類憲法關系等社會現象的總稱。

二、類憲法現象:憲法史學的重要研究對象

以往學界一般不將近代以前的類憲法現象視為研究對象,但我們認為,若以廣義憲法史觀的維度研究憲法史,類憲法現象實為憲法史學的重要研究對象:

(一)狹義憲法史觀、泛憲法史觀的缺陷與廣義

憲法史觀對憲法史的科學解讀憲法史學是法律史學的一個分支,法律史學一般被認為是法學與歷史學的交叉學科。對于歷史學,何勤華教授認為:“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闡釋學。研究歷史并獲致對歷史的確切把握,必然受制于史家的視角和眼光,受制于整理歷史事實和事件的立場和方法,最終受制于如何定義概念。因此,不同視角的觀察,使得歷史具有了多重闡釋的可能性。”①從某種意義上講,憲法史學與一般的歷史學相似,也是一種闡釋歷史的學科。憲法史學闡釋的對象是憲法演進的歷史,這種闡釋受制于研究者自身的闡釋視角。因闡釋視角的不同,學界對憲法史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截然相異,形成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憲法史觀:(1)狹義憲法史觀。這種觀點認為,憲法產生于近代,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近代以前并無憲法存在,因此,憲法史即近代以來憲法演進的歷史。我國一些憲法教材持這種觀點,如:“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隨著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歐美國家紛紛制定和頒布憲法,立憲風行一時,憲法成為一個新時代的文明標志”②;“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卻最早出現于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革命時期的產物”③;“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④;張千帆的《憲法學導論》雖然認為“有關憲法的思想早已存在,且并不局限于西方”,但也承認“是近代西方的制度”、“嚴格意義上的憲法也是近代西方革命的產物”⑤。與此相對應,這些著作對憲法史的敘述,基本上都是從近代開始;(2)泛憲法史觀。這種觀點認為,憲法只是組織國家權力、調整國家與人民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規范,本身不帶有任何價值傾向,只要有國家和政府的存在,就必然會有憲法的存在,憲法自人類社會有國家和政府以來就一直存在,并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因此,憲法史是人類有國家和政府以來的憲法演進的歷史。我國有部分學者持這種觀點,如王廣輝教授認為:“如果我們不對憲法之概念的內涵作過于狹隘的理解的話,憲法作為人們有意識的處理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并非象目前通說所認為的那樣產生于近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因為近代以后用憲法這種法律形式所規范的那些根本問題,從普遍的意義上講,并非是近代以后的人類才面臨,而是有了人類社會,特別是國家產生之后就實際存在著。”①武漢大學的馨元博士認為:“憲法是確立國家權力的實現形式,規范國家權力運行的根本法。”“如果根據新的憲法概念,則可以認定憲法的起源很早,有國家就有了憲法。”②對泛憲法史觀作出全面論證是武漢大學的江國華博士,他在《憲法哲學導論》一書中對泛憲法史觀進行了集中闡述,其主要觀點可概括如下:“憲法是歷史的產物”。憲法萌芽于原始社會調整氏族議事會議和氏族首領之間關系的習俗及調整氏族權威系統與氏族成員之間關系的慣例,并隨著國家和政府的成長而成長;“憲法和政府在同一時序上成長”。決定憲法之所以為憲法的是其調整對象———即國家基本組織構成及其相互關系,而不在于憲法的內容及其價值傾向,后者只能決定憲法的性質,而不能決定憲法的存在與否,只要有國家和政府的存在,就必然有憲法的存在;“憲法遵循歷史邏輯而進化”。憲法并不是那種可以由立法者以專斷刻意的方式制定的規范,它扎根于一個民族的歷史之中,同該民族所處社會階段的總體文明發展水平相適應,并隨著文明的發展而進化;“現代憲法亦憲法進化序列中的一種樣態”。憲法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它不能超越其所存在的時代,現代憲法盡管貌似完美,但它也是現代社會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是憲法歷史傳承中的一環,沒有理由認為現代憲法產生之前人類社會就是一幅暗無天日的模樣,更沒有理由認為現代憲法就是人類憲法進化的終點③。

我們認為,狹義憲法史觀和泛憲法史觀對憲法史的解讀各有不足:(1)狹義憲法史觀的不足在于對憲法史的認識過于簡單化。憲法固然是近代革命的產物,但也是歷史長期進化的結果,何勤華教授如此描述西方憲法的進化過程:“在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甚至更早的時代,我們已可以看到一些憲法思想的萌芽及其制度實踐,這些尚未成熟的憲法形態,隨著歷史的演進,隨著思想家們的闡發和宣傳,隨著各種歷史事件的交互影響,漸次遞進而日漸形塑成現在較為成熟的憲法形態。”④因此,將憲法史簡單理解為憲法在近現代社會演進的歷史,顯然是不科學的;(2)泛憲法史觀的不足在于對憲法史的認識過于泛化。泛憲法史觀的邏輯前提是憲法概念的擴大化,而這種擴大了的憲法概念本身即不科學:我國憲法學界所使用的“憲法”概念,并非直接由翻譯西文得來,而系日語之轉譯,王人博教授指出:“漢語的‘憲法’二字,是近代日本用來翻譯西方概念的一個詞匯。而這個翻譯后又傳入中國為中國人所沿用。”而日語中的“憲法”一詞,正如王教授所言,“暗含了‘立憲制度’這一要素”⑤,日本學者也指出:“由于此種憲法的觀念系基于立治的思想,故此種用例是在立治思想導入我國后始出現。亦即,在明治維新后,英語的con-stitution(法語亦同)被譯為憲法,而產生了此種用例。”⑥由此可見,我國憲法學界長期使用的“憲法”概念,實帶有近代立憲主義的價值傾向,所以完全從實證的角度定義憲法、將憲法概念擴大為組織國家政權及調整國家與人民之間相互關系的根本性規范是不科學的。以此種擴大化的憲法概念為前提,憲法史勢必變成“根本性規范的演進史”,若如此,憲法史的邊界勢必難以確定,憲法史研究也將因價值導向的虛無而流于庸俗。

總之,狹義憲法史觀和泛憲法史觀各有不足。在反思狹義憲法史觀及泛憲法史觀的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本文主張以一種不同于前兩種憲法史觀的“廣義憲法史觀”來解讀憲法史。廣義憲法史觀對憲法史的解讀為:(1)憲法是一種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的根本法,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2)憲法史是憲法進化的歷史,而非泛指根本性規范演進史;(3)憲法史是憲法在人類歷史各階段逐步進化的歷史。憲法是歷史長期進化的結果,憲法產生后的演變史固然構成憲法史的重要部分,憲法產生之前的孕育史同樣為憲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換言之,憲法史的時間維度,應提前至憲法產生以前,至少是人類社會國家和政府產生之時。廣義憲法史觀對憲法史的解讀彌補了狹義憲法史觀和泛憲法史觀的不足,因而較為科學。

(二)憲法史學研究對象的擴展

依廣義憲法史觀對憲法史的解讀,憲法史包括憲法產生之后的演變史和憲法產生之前的孕育史,因而憲法史研究既應包括近代以來憲法演變史的研究,也應包括近代以前憲法孕育史的研究,前者是對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變的研究,后者則是對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的研究,所以,類憲法現象也是憲法史學的研究對象。從我國憲法史學的研究現狀來講,學界對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的研究較為欠缺:大多數研究成果基于狹義憲法史觀的維度,將其憲法史研究限定為近代以來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變的研究,對近代以前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則極少提及;近年來雖有一些著作開始涉及近代以前憲法孕育史的研究,如李龍主編的《西方憲法思想史》、劉守剛所著《西方立憲主義的歷史基礎》、何勤華主編的《西方憲法史》,但這些著作的研究面向均為西方,對于非西方國家與地區近代以前的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學界仍少有人問津;雖然何勤華教授在《關于西方憲法史研究的幾點思考》的論文中對古代近東地區存在的“因素”及其對西方憲法制度及憲法思想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較為充分的闡述①,但這對于幾乎還是一片空白的非西方國家與地區近代以前憲法孕育史的研究來說,無疑是遠遠不夠的。因此,類憲法現象成為憲法史學的研究對象,意味者憲法史學研究對象的擴展:憲法史學不僅要研究近代以來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變,也要研究近代以前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不僅要研究近代以前西方社會的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也要研究近代以前非西方國家與地區的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對于中國憲法史學界來說,中國古代的類憲法現象及其歷史演進,當然是更需要關注和研究的研究對象。綜上所述,廣義憲法史觀對憲法史的科學解讀致使憲法史學的研究對象得以擴展,類憲法現象這一概念即被創造出來以容納新的研究對象;同時,在廣義憲法史觀的維度下,類憲法現象這一概念所涵蓋的社會現象,是憲法史學的重要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