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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兩岸社會融合的兩岸文化交流出現的新問題
兩岸文化交流出現的一些新情況與新問題,對兩岸社會融合將會產生不利影響,需要引起關注。
1、出現了偏離“認同”核心價值的“物質化”傾向
文化認同與文化價值認同一樣,都可以使兩岸人民產生強烈的“自己人效應”。所不同的是,文化價值認同比文化認同有更強烈的情感因素、更深刻的理性思考、更主動的踐行。文化認同只能使兩岸產生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緣聯想,價值認同卻能使人產生我們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聯想。兩岸文化交流有著心靈對話與情感溝通的重要作用,但兩岸文化交流的終極價值是要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逐步形塑出兩岸新的文化認同,結成促進兩岸全面融合的新的文化紐帶。“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勢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②由文化認同走向價值觀的整合,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統一。
因此,兩岸文化交流必須牢牢把握“認同”這個核心價值。但從兩岸交流的實際情況看,文化交流不但明顯滯后于經貿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出現了偏離“認同”核心價值的“物質化”傾向,如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重文化市場輕文化內涵,重文化消費輕文化整合,重經濟文化輕精神文化等現象。兩岸文化交流的泛物質化傾向,不利于兩岸社會融合,不利于尋求兩岸文化價值認同中的共識與差異,更無法達到兩岸文化交流的最終目標,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包容差異、互利共贏、心靈相通中形成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最終實現統一。
2、對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存在認知差異
在長期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兩岸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共同的傳統價值觀念,共同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毋庸諱言,臺灣在歷史上經歷過荷蘭、日本等殖民主義的統治,多少會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1949年政權退臺后,臺灣民眾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灣文化是相對獨立的,與母體文化有著不盡相同的新特征。但這些從自己母體文化發展邏輯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差異性特征,并不能改變自己從屬于母體文化的本質屬性。也正是這些差異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因此從根本上講,臺灣文化并沒有生成一種與中華文化完全不同、存在著本質差別的文化,臺灣文化與大陸各民族、各區域文化一樣,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分支。因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系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臺灣根深葉茂,臺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可有些臺灣同胞卻認為,臺灣文化來源于中華文化但已經形成了自主的臺灣文化,或者說跟中華文化已經沒有關系,否認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將臺灣文化和大陸文化對立起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偏差,主要在于執政后,在教育文化領域中宣傳“臺灣文化主體性”,大肆推行“去中國化”。
出現這樣的認知偏差后果非常可怕,否認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否認臺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實際上就使兩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發生了變化,這會對兩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帶來困難,對兩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對構建兩岸共同的文化認同十分不利而且有害。
3、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及現代化存在認知差異
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存在認知差異。部分臺灣民眾因20世紀60--70年代大陸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上曾走過一段彎路,認為傳統文化在大陸支離破碎,質疑大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性。就大陸而言,贊賞臺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護,但并不贊同島內某些并不理性的指責;更不主張打著各種旗號,進行中華文化正統性之爭。
對中華文化現代化存在認知上的差異。兩岸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較為一致的認同,但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兩岸選擇了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走上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由于兩岸長期處于隔絕狀態,期間兩岸又都曾在意識形態宣教上有過一定程度的極端做法,導致兩岸對中華文化現代化發展產生認知差異。臺灣將大陸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異化”。大陸也并不贊同臺灣過度依賴所謂西方民主、自由,過于強調本土文化的做法。
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這種矛盾雖與異質文化間的沖突有本質的區別,但不利于兩岸敵對情緒的緩解與不信任感的消除,也會阻礙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深入推進。
4、對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存在認知差異
中華文化是連結兩岸同胞的文化臍帶,在兩岸政治對立、軍事對峙的特殊歷史年代,對維系兩岸同胞的民族情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兩岸文化交流、合作與整合,在增進兩岸同胞了解、加深兩岸同胞信任、促進兩岸社會融合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兩岸文化交流也有推動消除兩岸政治歧見、推進政治和解的功能;兩岸文化交流特殊的溢出效應,對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在內的兩岸全面交流起到獨特的作用。
然而兩岸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有差異。大陸并不贊同將兩岸文化交流泛政治化的做法,但同時認為兩岸理應尊重并充分發揮文化交流在消解兩岸政治歧見、弱化兩岸敵對情緒、促進兩岸統一方面的作用。而臺灣在藍綠對峙的政治生態及美國壓力下,某種程度上希望兩岸的文化交流是脫政治性的、“柏拉圖式”的交流,或者希望兩岸文化交流的溢出效應僅限于經濟、社會領域。等“”勢力更是將兩岸文化交流污名化,將其視為大陸“吞并”臺灣的前奏,當然不會理性看待兩岸文化交流對兩岸政治關系促進的正面意義。
若兩岸長期就兩岸文化交流的功能無法聚同化異,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與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5、對兩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存在認知差異
目前兩岸文化交流的廣度與深度還遠遠不夠,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多為區域性、局部性、短期性,缺乏統籌性、全局性、長遠性的規劃,更談不上科學的規范性。由于交流機制的長期缺位,兩岸文化交流中政策措施的不對等、交流規模的不對稱、交流領域受限等問題無法得到很好處理,所引發的如學歷采認、知識產權保護、文化市場規范、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等現實問題,都亟待通過穩固的交流平臺,通過制度性的文化交流逐步解決。因此適時商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正常化、制度化,已成為兩岸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
6、對民主等政治價值觀念與祖國統一的關系存在認知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同兩岸統一之間有一定的關系。因此,早年臺灣拒絕同大陸統一的理由是強調兩岸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岸的生活質量不同,甚至擔心統一了大陸會把臺灣的財富拿走。
伴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當兩岸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有差異但生活水平越來越接近時,臺灣島內出現了另外一種拒絕和平統一的理由:大陸的民主制度不如臺灣的民主制度先進和優越。從臺灣的學者到普通民眾,從藍營到綠營,對大陸的政治體制不認同甚至有攻擊言論,對臺灣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和政治體制十分認同并將臺灣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絕對優越于大陸。
但大陸對這一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民主制度與和平統一沒有必然聯系;大陸目前的民主政治是適應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需要的。
二、基于兩岸社會融合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途徑
兩岸社會的大融合,需要不斷擴大兩岸民間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且要加強中華文化的精神紐帶,增強休戚與共的中華民族認同。”為此作者基于兩岸社會融合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建議。
1、樹立共生與發展理念,構建兩岸文化價值認同
有學者指出:“實現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統一進程,根本路徑就是透過兩岸共同發展,培植兩岸共同利益,形塑兩岸共同價值,加快兩岸同胞情感趨融、價值趨近、認同趨合的進程,加快兩岸一體化進程,建構兩岸共同體。”兩岸文化價值認同,誕生于兩岸同胞頻繁交流的實踐活動中。透過兩岸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促成兩岸語言、價值的趨同化、同步化。
近年來,大陸的和諧社會理念、科學發展理念,都獲得了臺灣民眾廣泛的認可。因此,不僅應當讓臺灣民眾了解大陸同胞在經濟、文化、體育等方面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應當讓他們了解大陸民眾價值觀的最新變化,使兩岸民眾互相認可與接受,為兩岸最終的統一奠定心理基礎。
同時,努力尋求兩岸文化的共通之處,包容兩岸文化的差異,尋求兩岸文化價值的對接。為此,可以加強兩岸在文化古跡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面的交流。目前,大陸涉及臺灣民間民族文化遺產(如祖廟、祖墓、寺廟、禮儀、民間音樂、工藝和民間建筑等)需做好普查、搶救、傳承工作。此外,臺灣提出將阿里山、日月潭等公園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大陸要鼎力支持。兩岸“要共同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挖掘和提煉有益思想價值,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2、正確梳理臺灣本土認同感,將臺灣鄉土情懷引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本土認同感、鄉土情懷,是一種正常的心理需求與正當的情感訴求,與中國國家認同是并行不悖的。臺灣與大陸長期分離,有著不同于大陸其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充分了解臺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和現實政治文化生態,客觀地看待臺灣民眾的歷史悲情,不要簡單地把“臺灣意識”理解為“”意識。因此,大陸要在學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將鄉土情懷引導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3、加強歷史記憶,構筑兩岸共有的精神家園
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有的精神家園,構成兩岸同胞國民身份的核心和安全保障,是增強臺灣同胞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認同的核心內容。為拉近兩岸民眾的情感,增強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一方面,要強化兩岸共有的歷史記憶,與此同時,還可以采納一些臺灣學者的建議,選擇一些合適的歷史文化議題,如、、等,“以藉此培養兩岸民眾共同的歷史記憶”。
另一方面,要逐步消解兩岸間差異性的歷史記憶。通過加強兩岸的文教交流,來不斷消解兩岸的差異性歷史記憶。
為進一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整合,可以考慮設立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基金,資助不同層次的政黨、城市、學校、工會、協會、學會交流,擴大兩岸文化交流范圍與基礎。
4、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可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努力構建制度化的互動體系
“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邁上范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臺階”。“文化ECFA”的協商簽署,已經成為兩岸的共識。有學者提出可先談框架后充實補齊細則。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文化管理機構的對話機制、文化交流的可持續性機制、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機制、文化專業人才的培育機制。兩岸可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協商簽署“文化ECFA”事宜。但目前在雙方尤其是臺灣方面認為商簽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兩岸可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先就具體的文化行業和文化產業如教育、影視、出版傳媒等商簽交流合作協議。
事實上,兩岸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在推進。如在國共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提出了“積極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7項建議;在2009年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6大類29項“共同建議”中,有5大類26項涉及兩岸文教、文創產業和新聞交流的內容。在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22項“共同建議”中,有10項涉及兩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內容。上述建議內容有許多已取得積極進展。
5、設立文化辦事機構,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機制
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兩岸建立交流與溝通的平臺,針對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相關議題,持續進行深入且全面性的討論與協商;此外,兩岸可設立文化辦事機構,辦理、推動并維系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事務,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機制。
一、兩岸文化交流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1、加強兩岸文化融合,增進兩岸民眾文化認同,消除“文化”的影響。
從1895年臺灣被割讓后,兩岸隔絕近一個世紀,兩岸文化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同時兩岸民眾被隔離,相互缺乏交流和了解,產生了疏離感或誤解。就臺灣而言,在日據五十年中,日本殖民者試圖消滅中華文化,推行皇民化運動,對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產生了巨大沖擊,甚至培養了一批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認同日本文化的“皇民”。統治臺灣后,特別是1949年以來,雖然重建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大力消除了日本文化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極力培養臺灣民眾、反大陸的情結。在兩岸隔絕,同時處于軍事、政治對峙的背景下,臺灣民眾對大陸的誤解和隔閡進一步加深。近二十年來,雖然兩岸不再隔絕,各項交流逐步展開,但李登輝和當局利用執政權,大肆推行“”政策,落實“”理念,兩岸交流受到人為的阻擾,文化交流困難重重。臺灣民眾無從了解大陸,甚至受“文化”思潮的影響,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出現了混亂。如在李登輝時期,以鄉土意識和地方意識為幌子,推行“文化”,編寫《認以臺灣》歷史教材等活動,試圖將臺灣文化從中華文化切割出來,使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從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獨立出來。在執政時期,則全面推動“去中國化”,島內“文化”大行其道。李登輝和大肆操弄“文化”意識,經過近二十年時間的灌輸,對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產生了根本性和長遠性的傷害。2008年重新上臺后,停止了推動的“法理”和文化教育領域的“去中國化”活動,并加強兩岸在文化領域的交流。當局一定程度上重視兩岸文化交流,多次在重大場合強調要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和融合,宣稱要從中華文化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兩岸爭議的出路。在兩岸交流前所未有的機遇面前,作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交流更應該大力推動,改變相對滯后的局面,發揮其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獨特作用。因此,兩岸進行全面、深入的文化交流有迫切的必要性。通過兩岸的文化交流,可以加強兩岸民眾的了解和相互理解,消除“文化”的負面影響,同時增進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為兩岸文化的融合消除障礙。
2、擴大兩岸交流的內容和基礎,鞏固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
三十年來,兩岸由隔絕到交流,并不斷得到深化和發展,兩岸民眾往來和各項交流越來越頻繁和密切。無論臺灣當局或島內“”勢力如何反對還是不情愿,在兩岸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下,兩岸交流已成為兩岸不可阻擋的潮流。但三十年來的兩岸交流,主要局限于經貿交流,根據島內民調,大多數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中大陸的定位是生意伙伴,而非大陸對臺灣的定位是親人。顯然在兩岸經貿往來密切的基礎上,必須同時開展文化交流,才能帶來兩岸民眾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趨同。尤其在當前兩岸政治對話難以展開的背景下,更有賴于文化交流的展開,文化交流能突破和超越政治的障礙,促進兩岸的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又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前提和基礎。此外,如前所述,上臺后,雖然對政治對話消極回避,但積極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逐步走上了正軌。因此,在兩岸經貿交流大開放的同時,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從而改變之前僅是民間性、偶發性的零散狀況,真正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發揮其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功能和作用。
文化交流和經貿交流都是兩岸交流與合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文化交流擴大了兩岸交流的內容和基礎,同時能夠促進兩岸經濟合作和繁榮,鞏固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消除兩岸經貿交流“物質化”、“功利化”傾向。
3、對兩岸關系發展有重要意義。
文化交流促進了兩岸交流的深化和發展,也必然對兩岸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如前文述及,兩岸隔絕百年,開展交流不過二、三十年,在這二、三十年中,由于島內“”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兩岸交流過程曲折,發展不平衡,發展方向不盡如人意,同時兩岸關系波折不斷。在這一背景下,文化交流的進行,對于促進兩岸關系的發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當前兩岸關系處于和平發展機遇期,兩岸文化交流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內容和重點領域。伴隨文化交流的深入進行,將有利于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有助于臺灣民眾形成中華文化認同,兩岸的相互理解也進一步加深,這樣島內“”勢力利用兩岸由于長期隔絕而產生的敵意、疏離、對抗等不正常的意識而操弄兩岸關系的空間縮小,兩岸在相互理解中將逐步消除對抗和敵意,并建立密切的互動關系。第二,雖然當前兩岸關系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分歧,兩岸關系的發展因政治上的分歧而遇到很大的阻礙,但當局只愿意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不愿展開兩岸政治對話,導致兩岸關系難以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在如此背景下,兩岸開展文化交流既能鞏固經濟交流成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治對話的缺失,文化交流可消除島內“”勢力的干擾,創造兩岸更多的共同話題,為兩岸政治對話和化解政治分歧提供一個寬松的環境。
二、兩岸文化交流的前景和存在的問題
1、探討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在的同時,化異為同,強化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紐帶。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內涵,雖然百年來臺灣文化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但對中華文化有重要的貢獻,中華文化在兩岸均得到不同的傳承和進步,兩岸通過文化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中華文化在傳承和發展中進一步升華。當前兩岸文化交流出現了積極發展的勢頭,在這一情況下,文化交流應將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創新作為重要方向,在兩岸文化融合、進步的基礎上,達到中華文化的創新和兩岸文化認同的趨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探索和尋求兩岸文化的相吸之處,同時尊重兩岸文化的差異性,達到化異為同。就具體內容而言,兩岸可開展戲曲、藝術、宗教、旅游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可加強對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媽祖文化的挖掘和交流,這些領域和內容是兩岸文化中相同性很高的部分,通過交流達到融合與創新;在不同之處。由于兩岸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文化觀念、意識形態等領域存在巨大差異,導致兩岸民眾在有的地方產生了巨大隔閡和誤解,對此,兩岸在文化交流中必須包容,相互尊重和理解,化異為同。
當前島內“”勢力雖然不能以執政權
推行“文化”,但是“文化”對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的影響仍在繼續, “”勢力也未停止對“文化”的推動。如何對抗“文化”,消除“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傷害,顯然是大力弘揚中華文化,這不僅是為了中華文化的進步和繁榮,也是對“文化”的反擊。在過去近二十年中,中華文化受到“”勢力的歪曲和打壓, “”勢力在文化教育領域肆意篡改中華文化的內涵,攻擊中華文化,削弱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因此,在兩岸文化交流中要大力弘揚中華文化,打擊“文化”。
2、推進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伴隨經濟與科技的快速進步,為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便利的條件,文化與經濟的結合越來越密切,二者相互促進,合為一體,文化產業應運而生。當今世界文化產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產業,被稱為21世紀的黃金產業。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背景下,兩岸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大發展、大合作之際,開展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應當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向和內容。兩岸的文化產業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產業,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兩岸的文化產業各具特色、各有優勢,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是一個互補的結構,兩岸開展文化產業合作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臺灣的文化產業起步較早。在創意、人才、研發、營銷等方面具有優勢,而大陸文化產業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文化資源、廣闊的市場、穩定的政策等優勢。兩岸可以通過文化交流,開展文化產業合作,整合兩岸文化資源,推動兩岸文化產業對接,實現優勢互補。兩岸文化產業合作不僅要開拓兩岸文化市場,也可通過文化交流,共同構建一套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價值觀,共同開發以中華文化為內容的國際華文市場。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華文化越來越被世界所關注,兩岸開展在國際上的文化產業合作將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增強中國的軟實力。這個市場包括語言學習、華文教材、出版品、音樂、電影等,國際華文市場應作為兩岸文化產業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通過文化交流,廣泛發掘中華文化資源,在衣食住行、休閑娛樂、旅游觀光等領域,兩岸共同打造一批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向世界展示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從而有助于世界了解中華文化,改善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
兩岸開展文化產業合作的意義有三,第一加強兩岸經濟合作,促進了兩岸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兩岸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第二,促進了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文化產業合作發揮了兩岸文化的經濟功能,實現了文化交流與經濟交流的結合,因而文化產業合作是兩岸經濟關系的增強,也是文化交流層次的提升和向縱深發展的表現。文化產業合作的過程需要兩岸文化認識的趨同,達到,化異為同,文化產業合作促進了兩岸文化的融合和兩岸民眾的文化認同,因此文化產業合作推動了兩岸經濟合作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兩岸經貿交流的“物質化”、“功利化”影響,使文化與經濟成為兩岸關系良性互動的基礎;第三,通過文化產業合作,打造了以中華文化為核心內容的文化產品,隨著這些文化產品的推廣、傳播,不僅兩岸民眾在享受這些文化產品時,潛移默化,受到中華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而且也在世界上展示了中華文化的風采和神韻,中華文化在兩岸也在國際社會得到大力弘揚。總之,開展文化產業合作,使兩岸經濟達到互利雙贏,中華文化得到弘揚,兩岸關系健康良性發展。
在兩岸文化產業合作中應注意的問題是,第一,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涉及兩岸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域和各個民族,需要方方面面的動員、配合、支持與參與,通過文化參與合作,兩岸共同做大做強中華民族文化產業,形成兩岸攜手在兩岸和世界上弘揚中華文化的局面;第二,優化配置兩岸文化資源和布局結構,優勢互補,共同打造產業鏈,形成產業群,建立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機制,以市場化引導文化產業的持續發展;第三,在合作中,化異為同,尊重兩岸文化的差異性,取長補短,相互包容,共同打造優秀的文化產品。同時積極培養文化產業人才,擴大產業隊伍,培養一批領軍人才等。
3、加強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協商簽訂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建立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機制。
從廣義上而言,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應該包括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教育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人類通過教育確立起自身的世界觀、核心價值觀以及文化觀念等,文化在教育過程中得到傳承、創新和弘揚,文化與教育密不可分。當前兩岸文化交流過程中教育是重點領域。與此同時,教育也是島內“”勢力散播“”理念,搞“文化”的一個重要領域。如修改教科書、將“”內容列入考試范圍等。因此教育領域也是統“獨”斗爭尖銳的領域,對兩岸關系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對于文化與教育的重要性和相互關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2009年的兩岸經貿論壇上有精辟的闡述:“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孕育著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創造力,文化與教育相伴而生、相隨而長,文化給教育以社會價值,教育給文化以生機活力,縱觀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于交流、基于教育。”賈慶林主席還強調了兩岸文化與教育交流的重要意義,“兩岸文化事業的進步需要交流,兩岸關系發展需要來自文教交流的動力,更需要強有力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支撐,開展兩岸文化教育事業交流合作,對推動兩岸關系具有基礎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大陸對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十分積極,出臺了多項政策促進兩岸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如1985年就開放臺灣學生報考大陸高校,2006年開放采認臺灣學歷,2007年開放臺灣高校來大陸招生等。相比之下,臺灣當局對兩岸教育交流合作的推動消極滯后。在主政時期沒置障礙,阻撓兩岸的教育交流合作,2008年上臺后,相關政策有所放松,但對大陸學歷采認、陸生赴臺就讀等教育合作重要政策,采取“三限六不”政策嚴格控制。因此兩岸教育合作實際上僅處于單向交流階段。事實上,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在大多數領域遠未實現常態化、制度化。在全球化時代,教育是一個高度競爭的領域,教育日益走向專業化、國際化和自由化。兩岸教育界要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兩岸教育資源相互開放、相互共享,為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創造條件,拓寬道路,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滯后,使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當前兩岸文教交流與合作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即機制化問題。雖然兩岸文教交流日益頻繁,但沒有建立任何可以運作的機制,使兩岸文教交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兩岸文教交流合作可以簽訂文教交流協議,建立文教交流合作機制。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之際,兩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建立兩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是必要的。兩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將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更密切和正常化、長期化,保障兩岸文化交流的可持續發展,克服兩岸文化交流的淺層化和隨意性,使兩岸文教交流有明確規劃目標和內容,逐步走向包括科技、教育、體育、醫療、衛生等領域全方位互動。簽訂兩岸文教協議,建立兩岸文教交流合作機制,也是推動兩岸關系不斷發展的客觀需要,臺灣當局應當突破設置的障礙,適時開展簽訂協議,建立機制的工作。
【關鍵詞】中醫藥博物館;中醫藥文化;傳播
山東力明科技職業學院中醫博物館收藏有各種中草藥標本,其中蘊含的中醫文化能夠不斷教育人們,中醫藥博物館不但收藏書籍,還有實物展示、藥品展覽,人們可以在實際觀看中真實體會和學習藥學理論知識,以最靈活的方式推動中醫藥文化的傳播。
一、我國中醫藥博物館發展的情況
六十年代,我國的中醫藥博物館漸漸發展起來,我國中醫藥文化也隨之得以弘揚光大,我國中醫藥的文化也得以保留流傳下來。在我國各個省市都設有中醫藥博物館,近些年來,我國各個地區的中醫藥博物館規模逐漸增大,建設也日漸完善,在全國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地區也越來越大。有很多中醫藥企業借助我國的中醫藥文化來宣傳自己的品牌產品。現如今,由中醫藥企業投資建筑的博物館幾乎20所,并且博物館的建設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到現在為止我國的中醫藥博物館近100多所這對弘揚我國的中醫藥文化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
二、中醫藥博物館在傳播中醫藥文化中的作用
中醫藥博物館集教育、研究、收藏職能于一身,是一個多功能的文化機構,隨著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教育功能首屈一指,博物館成為傳播中醫文化的重要渠道。在中醫藥博物館中,醫學典籍、中草藥標本收藏眾多,醫學規律和發展脈絡、醫家的成就和貢獻,通過展示物可以得以體現,有利于直接、簡單的促進人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了解、弘揚和學習。中醫藥博物館在傳播中醫藥文化上尤其獨特優勢。
(一)博物館中有很多實物收藏,中醫藥的文化內涵通過實物展示的形式得以直觀展示,其感染力和說服力很強[1]。豐富的圖片、標本、模型和文物極其鮮活生動,晦澀難懂的醫藥知識通過實物觀摩的方式迎刃而解,與此同時,中醫藥文化的深奧難測和廣博精深被人們充分的認識到。
(二)通過中醫藥博物館來傳播中醫藥文化,具有教育形式直觀、時間消耗短、文化容量大等優勢,人們在博物館中觀展,猶如在極大的知識容器內自由翱翔,并且醫學中的細節也能清晰掌握,比起枯燥的課堂講解、晦澀的書本知識,在中醫藥博物館中自由觀看、吸收感興趣的知識更能加深印象。
三、我國中醫藥博物館布展遵守的原則
開設中醫藥博物館的目的是使我國的中醫文化得以傳承并發揚光大,使人們得到一定的教育,對中醫進行了解并能夠收藏一些名貴藥材。在博物館設計時也應該重點突出這一功能,促進人文與科學、創新與傳承的結合。
(一)人文性和科學性的結合。中醫藥不但應該具備科學精神,而且還應該具備人文精神,因此,在博物館的布展過程中應該注意到人文和科學的結合。中醫藥科學的內涵可以通過圖片、文物以及標本的形式展現出來;中醫藥的人文情懷可以通過各種音樂或者場景的設計烘托出來,從而有利于人們對我國的中醫藥知識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學習,提高人們追求健康的欲望。
(二)創新和傳承的統一。中醫藥文化的傳承不僅是傳承傳統的文化,還應將創新的思想融入其中,使我國的中醫藥文化得到不斷的發展。在中醫藥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結合創新的思想和經驗使我國的中醫藥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而體現出我國中醫藥的精髓。
(三)現代和傳統的融合。在我國中醫藥博物館中,不但要對傳統實物進行展覽,還應加入現代化因素對其核心內容進行講解和分析,其展覽的方式很多,如光影、聲音、電子等互相結合,使標本的展覽效果更加生動,這樣人們在參觀的同時還能夠更加深刻地體會中醫藥的精髓,從而實現了教育的目的。運用現代科學信息技術,使通信網絡系統不斷完善,從而使中醫藥博物館不斷實現數字化建設。
四、在青少年群體中傳播中醫藥文化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在傳承中華文化上擔當著主要作用,參觀博物館的一般都是青少年,但是中醫藥文化晦澀且精深,青年人一般不感興趣,只有將中醫文化滲透到生活細節中,才能讓他們時刻感受到文化魅力,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心,并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具體方法如下:
(一)加強青少年對中醫的認識
經絡是中醫藥的基礎,在組織青少年參觀中醫藥博物館時,講解員可以把整理好的醫藥理論進行具體講解,使得青少年對經絡的發展和起源做到了解;扁鵲是我們眾所周知的歷史人物,了解中醫藥時不可避免,為了提高青少年興趣,可以介紹扁鵲的歷史故事,同時將恒動觀展和辯證法傳播給大家;中醫與五行是分不開的,五色、五味和五臟與中醫藥息息相關,這些也是生活中的常識問題,在參觀中醫藥博物館時,青少年可以向講解員提出各種問題并得到解答,以此提高他們對中醫的興趣和了解[2]。
(二)加強青少年對中藥的認識
在青少年參觀中醫藥博物館的過程中,通過講解神農嘗百草的典故、藥物產地、中藥名稱、可治療疾病等激發人們對中藥的興趣,發起找尋中藥等活動,加強人們對中藥的認識;如今人們越來越注重食療養生,藥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源的,能夠通過中醫藥博物館內的養生食療大講堂的分析、講解,認識到中醫藥對人體健康的重要作用,指導青少年及其家人學習藥物養生。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醫藥文化就是其中組成部分之一,其影響力重大,中醫的發展、醫藥文化的弘揚、傳承和保護甚至是我國核心競爭力的提升都可以從中得到實現。上述分析可見,中醫藥博物館在中醫藥文化的傳播中起著關鍵作用,不僅可以使人們在趣味中接受文化,還能引導人們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
【參考文獻】
[1]劉洪.依托中醫藥博物館的中醫藥文化的教育與傳播[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5,04:7-9.
“孝”作為人類共同的感情,各個國家對孝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孝作為中國文化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歷史的厚重度、理論的系統性和其烙入骨髓的深刻性都是其他文化所無法比擬的。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的碰撞往往令教師措手不及,如何正確地闡釋中華文化并為外國人所理解和接受,是每一個對外漢語教師應當深思熟慮的。當前孝文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研究還為數不多,而且大部分也是在文化因素的教學中有所提及。陳逸飛在其碩士論文《對外漢語教學中漢字“孝”的教學設計》中為“孝”從漢字到文化的教學做了系統的設計。葉劍華的碩士論文《中華傳統文化核心范疇“孝”的語義分析及文化闡釋》通過對“孝”字義項的分析來闡釋每個義項包含的文化蘊意。
韓笑在研究對外漢語教材中文化因素的選擇時指出“我們的教材中應致力于宣傳一種吸收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推崇個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追求平等積極進取的新的孝文化觀。”劉冬冬在其碩士論文《針對中級外國學生的<論語>思想文化教材編寫設計》中提及儒家“孝”思想的教學中應注重中西對比,其對《論語》的教學編排對“孝”的教學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王艷麗研究了朝鮮漢語教科書《訓世評話》中孝文化的素材并探源其在中國典籍中的出處,分析了《訓世評話》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的編排特點,對于我們文化教材編著有很大啟示。
二、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孝文化研究成就
對外漢語教學研究已對中華傳統文化表現了極大的關注,有的學者甚至提出了文化主體論,這體現了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自覺。孝道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在對外漢語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已初露端倪,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拓展。
三、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孝文化研究不足
對外漢語中的孝文化研究還十分欠缺,尤其是針對性的研究幾乎是空白,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文化因素中有所提及。因此孝文化傳播存在以下不足:(1)理論性不足。理論是實踐的基礎和指導,缺乏理論會導致實踐的無目的性和無計劃性。對外漢語孝道缺乏理論研究,傳播的原則、內容篩選、途徑構建等皆缺少論述。(2)系統性不足。構建系統的傳播模式和課堂教學范式是目前孝文化傳播亟待解決的問題。(3)實踐性不足。對外漢語教學本身是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孝道的教學如何正確合理地開展,需要研究者針對課堂教學實際制定可行的計劃。現有的研究也未能注重中外的差異,沒有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對孝道傳播做出合理的具體的揚棄和編排。(4)方法較單一。當前研究的方法單一,大多局限于文獻研究法等常見方法,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豐富研究方法,如采用跨學科研究法等方法,從而擴展研究視野,豐富研究成果。
四、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孝文化研究展望
徽文化積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對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點捉摸不透,走馬觀花看“熱鬧”,看不出多少“門道”。導游員作為傳播文化的大使和橋梁,應該對徽州文化系列景點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學為依據,就每一景物娓娓道來,經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話加傳說”的老路,也不只重視其娛樂功能而忽視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資源的講解離不開對徽文化的涵義、精神內涵、現代價值的準確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義
徽州文化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以徽州地緣為紐帶,以程朱“理學”思想為核心內容,產生于徽州,以明、清最為鼎盛和典型的影響遍及全國并流傳于今且保存較為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它以徽商的發展為經濟基礎,內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貿易、徽州宗族、徽州歷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徽州樸學、徽州戲曲、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筑、徽州工藝、徽州刻書、徽州文獻、徽州文書、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動植物資源等方方面面[1]。
導游認識徽文化,還要意識到徽文化不是單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華多種文化在徽州這一特定地域的匯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區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華傳統文化的特征。它的內核應是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說是“以徽州為中心的積淀和融會于徽州土地上的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
(二)徽文化的精神內涵
要想向游客講清楚徽文化,導游首先必須明確徽文化的內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價值是什么?
關于徽文化的精神內涵,國內學術界眾說紛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徽文化精神給予不同的闡述。徽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它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濃縮和匯聚,含有中華文化的一個標本和縮影。正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始終受到這個大系統制度文化的制約和支配,所以它具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義的徽商,他們身上的“徽駱駝精神”是中華民族頑強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開拓創新精神的一個生動體現。以徽商為代表的“徽駱駝精神”向世界表明中華民族并不乏開放、進取精神和沖破“停滯不變的社會”的能力。中華民族有能力創造歷史,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來,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與動力,是最有價值的,是徽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是徽州作為“程朱桑梓”,程朱理學成為徽文化的指導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這是需要堅決摒棄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物質遺產,但其中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導游在向旅游者介紹徽州文化時應明確:徽文化的講解應當是有關徽文化的解說和其現代價值的傳播,其目的是發揮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禮教的傳播,導游應從以下幾方面認識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識
導游在講解中要弘揚徽州文化尊師重教的傳統,徽州對教育的極端重視,恪守古訓: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重文興教蔚然成風。所謂“兒孫不讀書,養了一窩豬”,在徽州即使是窮鄉僻壤,也“莫不有師有學,有書史之藏”、“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因此,造就了科舉場上的空前盛況,其中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有“一科同郡兩元”者,更有備受稱頌的“同胞翰林”及“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愛國愛家、勤勞忍耐、和睦鄰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遠祖多從中原遷來,長期受中原儒學文化熏陶,特別是程朱理學深入人心的浸潤教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蘊藏著的愛國愛家、勤勞忍耐、和睦鄰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華。在徽文化的導游講解中,導游還要把誠、信之類儒商準則介紹給客人,弘揚徽州孝悌仁愛、急公好義的傳統,使其在構建誠信友愛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強不息、百折不撓、開拓進取的“徽駱駝精神”
導游在徽文化講解中離不開徽商,講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說“徽駱駝精神”。“徽駱駝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勞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競爭中“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徽商賈而好儒,在經營活動中重視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儉約,卻能慷慨地將財富奉獻社會,他們大多在致富后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他們大多能熱心公益,濟困扶危,助餉賑災,修橋鋪路,急公好義……導游講解徽商,弘揚“徽駱駝精神”中蘊含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響和感染,進入人性升華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達到極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環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讓旅游者從行為上成為自覺維護旅游環境、遵守旅游規范、堅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導游在徽文化的講解中,導游引領旅游者去欣賞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選址和布局;引導旅游者去發現古村落的選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觀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隨坡就勢的特點。導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紹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念和環保意識,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間族規家法中都有許多禁止亂砍濫伐、開山鑿石、破壞水土的環境保護的內容,啟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以和善、友愛的態度對待自然萬物;反對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對片面地利用自然與征服自然,對于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二、正確運用徽文化的導游講解原則
雖然導游講解的方法千差萬別,各人在運用時又千變萬化,然而,各種方法和技巧有其內在的基本規律,徽文化導游在導游活動中也必須遵循如下三個原則:
(一)客觀現實為依托的原則
徽文化導游在進行導游講解時,無論采用何種方法或技巧,都必須以客觀存在的景觀為依托,傳遞正確的徽文化,切忌張冠李戴,杜撰史實。
(二)針對性原則
導游人員的服務對象復雜,層次懸殊,審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據不同對象的具體情況,在接待方式、服務形式、導游內容、語言運用、講解的方式方法上應該有所不同。
(三)靈活性原則
導游講解貴在靈活,妙在變化,不同景點的美學特征千差萬別,大自然又千變萬化,游覽時的氣氛、游客的情緒也隨時變化,徽文化導游必須靈活地選擇導游知識,采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進行導游講解。
三、創新徽文化的導游講解手段
導游員在領悟了徽文化的內涵和把握其現代價值的基礎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導游員還要善于根據徽文化的特點從以下幾方面創新傳統的導游講解技巧:
(一)善于確定專題
徽文化博大精深,內容包羅萬象,要針對不同的旅游動機、不同期望值、不同特點的旅游群體或個體,選好徽文化導游專題。如徽商創業發跡專題、徽州民俗風情專題、徽派古建專題、徽州文房四寶專題,而不同的專題又需不同文化重點。例如,對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團,首選是黟縣宏村的承志堂。就規模、布局、結構、設施、裝飾藝術綜合評價,承志堂不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華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稱中國古民居中的精華和瑰寶。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鹽商汪寶貴“官運亨通”、“財源廣進”、“貴富延綿”和“讀書進仕”的全部內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內涵
對于選中的題目,導游人員要善于挖掘其內部深層次的徽文化內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門西側邊門的上方,精雕有一個碩大的“商”字形圖案,許多人須從“商”字下走入。為什么在這兒刻一個“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難理解。其實,屋主汪定貴于清道光年間外出經商,后以貶運海鹽為主業,短短幾年一躍而成為徽商中屈指可數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貴”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實乃不孝,汪定貴在鹽業發財后,花錢捐了個“五品同知”官銜。汪定貴雖然經商發了財,而且捐了官,但經商在古代仍是一種劃分在九流之外的賤業,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說從邊門出入的人,不管你從事何種職業,到我家來,都要從我“商人”的腳下過,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時、地)而異
導游對徽文化的講解貴在靈活,妙在變化,不同景點的美學特征千差萬別,導游人員的服務對象復雜,層次懸殊,審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變萬化、陰晴不定,游覽時的氣氛、游客的情緒也隨時變化[3],徽文化導游必須根據季節的變化,時間、對象的不同,靈活地選擇導游知識,采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進行導游講解。
(四)善于借題發揮
徽州文化積淀深厚,導游在講解中對于所見景物,如果就事論事,泛泛而談,徽文化的潛在價值是很難發揮出來的。導游要準確把握徽文化導游的切入點,善于借題發揮是講解的關鍵。在黃山市及其周邊地區,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館,是形象化、可觀性的徽文化,導游在講解中要善于借助這些向客人講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內涵。從而讓客人去認識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傳播徽文化,導游人員還要勤于學習和思考,善于創新,把徽文化講深講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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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后教是一種全新的教學嘗試,是對傳統的先教后學,再強化訓練模式的變革,是目前解決思想品德課教與學中遇到的困惑的有效方法。“先學后教”的模式突出了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老師通過學生的自學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了課堂講解,有效地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節省了大量時間。
一、“先學后教”要與激發學習興趣相結合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的學習興趣一旦被激發出來,便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學習的心態也會發生轉變,由原來的被動地、消極地接受知識傳授到現在積極地、主動地對知識進行探究。所以,在“先學后教”的模式下,老師要重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例如,在教學《燦爛的中華文化》這一課時,為了激發學生對這部分知識的自學熱情,老師可以讓學生在課下先想一想自己最喜歡的旅游勝地,自己去過的其他城市,搜集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風土人情、文化特色等信息,然后組織學生在課上進行討論交流,在和諧的氛圍中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從而不知不覺地對中華文化產生敬意,進而積極學習,以了解更多的關于中華文化的相關知識。可見,在“先學后教”的教學模式下,有效地激發學習興趣對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學習效率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老師應該在學生自主學習的時候激發出學生對知識的求知欲望。
二、“先學后教”要與教學目標相結合
在“先學后教”的教學模式下,學生的自習并不是沒有目標的學習過程。要將“先學后教”同設定的教學目標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使學生養成自學的良好習慣,同時也使教學活動更有針對性。
在“后教”這個教學環節中,首先要做到教的內容明確,學生自己能學會的,老師不教;學生自己通過研究和討論可以學會的,老師不教;學生自己學不會、老師教學也不能教會的這部分沒有價值的內容,老師不教。其次,在教的過程中不能僅僅針對某一個題目的解題方法進行講解,而是教給學生一定的解題思路和解題方法,讓學生通過做一道題目來掌握一類題目的做法,不但知其然,還知其所以然,真正達到舉一反三、融會貫通的教學效果。最后,在“先學后教”的模式下,老師只是一個輔導角色,學習的主角是學生,因此老師在教學中應該以積極引導的方式,而不是高高在上對學生進行知識灌輸。只有在一種師生地位相對比較平等的前提下,才能淡化老師的主導地位,突出學生的學習主體性。
三、“先學后教”要與科學指導相結合
“先學后教”教學模式中的“先學”強調重視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鼓勵其積極思考和解決問題,但是由于初中學生的人生閱歷相對較少,沒有樹立自己的價值觀,對一些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因此老師不能完全放任其自主學習,而是在其自主學習時進行科學指導,充分體現老師的輔助作用。
例如,在教學《認清基本國情》這一課時,老師對學生進行指導就要做到三個明確。第一,要給學生規定一個固定的時間,完成一定的學習任務,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學生抓緊時間提高學習效率。第二,老師一定要明確學習任務中所包括的內容,即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在什么地方,黨的基本路線的實質內涵是什么等課文的核心內容,只有明確了學習內容才能讓學生把握重點、有的放矢。第三,老師要明確具體的學習方法,一個好的方法可以讓學習事半功倍,不至于浪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本課的自學中,老師應該指導學生先略讀課文,標出不懂的地方,然后通過各種書刊或者互聯網去尋找答案,通過這些方法仍解決不了的話可以采取小組討論的方式來解決,自學完成之后應該及時對知識點歸納總結。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黨的基本路線的科學性,可以指導學生學習黨的歷史、黨的奮斗目標及黨的新時代的重要使命等,有這些基本的背景知識做鋪墊,無疑更有助于增強學習效果。
四、“先學后教”要與提高學生應用能力相結合
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用所學知識來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即學以致用。如果學習的知識僅僅停留在腦子里而不會實際應用,那么學習是沒有價值的。初中思想品德課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是非觀都有著重要影響,其內容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老師應該結合相關的課本知識傳授給學生一些切實可行的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讓所學的課題知識應用于生活之中,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例如,在學習《人民當家作主的法治國家》時,老師不僅僅要教給學生理論知識,還要有意識地聯系教學內容傳授給學生一些簡單的利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途徑,如在自己買到假冒偽劣商品時可以找消費者協會進行投訴,也可以向法院來追究商品生產商或銷售者的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這對增強學生的法律維權意識會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會讓學生切身感受到課本上的內容真正地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從而激發對思想品德課的學習熱情。
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義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誕生之時,把培養職場人士作為其功能,在此后長達700多年的時間里,“人才培養”成為高等教育的首要功能。到19世紀德國洪堡大學時,科學研究和教書育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大學開始具有第二大功能“科學研究”。20世紀30年代,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又提出將“服務社會”作為大學的新功能。至此,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作為現代大學的三大功能穩固下來,大學從社會邊緣進入社會中心。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的一體化浪潮,人類經濟生活的趨同使得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愈發重要。大學除具有傳統的三大使命之外,對于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是其又一重要職能。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校長伯代爾教授認為:“21世紀的大學不僅要擔負起保護知識的重任,也要擔負起保護文化遺產和向人們解釋不斷增加的含混意識的責任。”[1]英國牛津大學校長魯卡斯教授認為,大學具有傳播知識、促進文化交流的功能,“大學的首要功能是保持那些國家特有的文化,并促進其在與其他文化相碰撞中或是相互理解中的有效結合。”[2]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認為:“守護、傳承、創新軟實力(文化)已是大學必須承擔的新功能……這個功能實現得如何,不僅決定著大學的水平與質量,也決定著她對國家和民族的意義。”[3]這樣的認識不僅在教育領域漸成共識,而且從國家社會發展的長遠來看,有識之士對其認識也已達到了新的高度。正如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指出的:高等教育是優秀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思想文化創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傳承創新文化是社會賦予大學的光榮使命,更是當代大學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過程中,大學也應發揮積極作用。
二、大學教育內容: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內涵
一般而言,大學教育包括專業基礎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兩大部分,專業基礎教育重在培養大學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人文素質教育重在培養學生的道德修養、責任意識、創新精神,從而實現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智慧,其核心內涵是對于人的塑造、倫理道德的強調以及社會的維系,特別是對于文化傳承的主體———人的教化、規范成為其本質要求之一。從這點來看,大學教育特別是人文素質教育的內容與優秀傳統文化社會教化所追求的目標是相互統一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互融性。
1.德育是優秀傳統文化倫理道德觀念的當代體現。中國傳統文化關于“德”的內涵與功能、特點與表現,以及人在追求實現高尚“德性”的路徑方面均有著大量的闡述。《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明確“德”在文化教育體系中的第一性,要求個體彰顯美好的品德,進而推己及人,普及天下,實現真正的親善,最后達到至善的境界。由此,足見道德教育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德是傳統文化存在發展的重要根基。緊接著又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項實現“至德”的具體步驟,同時也是對“德”的八種層次劃分。這八個層次前后緊密聯系,意義順承遞進,為我們勾勒出了儒家弟子修身養性,完善自身道德,實現自我價值的完美途徑[4]。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曾子“吾日三省乎吾身”;孟子“我善養吾浩然正氣”等,都是要求人時刻審視自己,用浩然正氣蕩滌靈魂。傳統文化中德育思想對于個體品德的塑造意義在當前大學教育中有著重要的現實體現,德育教育是當代大學教育的重要內容,其著眼點是基于當代社會發展實際而提出,其目標是培養具有良好人格品質、責任意識、誠信守紀的現代大學生。從其要求出發,我們能從中國傳統德育觀念中找到闡發原點。如我們在教育中對于社會交往中講求誠信的鼓勵,對于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科學追求等,都是當代大學德育的應有之義。在一定意義上來講,當代德育內涵更加豐富,也更具時代特征。因此,大學教育是優秀傳統文化道德觀念在當代的重要傳承形式,傳統文化也為今天的德育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養料。
2.愛國主義教育是優秀傳統文化中家國觀念的升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愛國主義更多表現為一種“家國”觀念,即把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建立在一種道德基礎上。傳統文化中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貫穿于中華文明發展的千年歷史。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歷史人物表現出的高度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正如季羨林在《滄桑閱盡話愛國》一文中所說:“中華文化的精髓何在?我自己的看法是有兩點: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是講骨氣、講氣節,這兩點別國不能說沒有,但是中國最為突出,歷史也最長。”[5]今天,愛國主義鮮明地烙上了時代的印記,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也是當代大學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傳統文化“家國”觀念在當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的一種傳承和升華。對于教育來講,愛國教育既要具有傳統愛國主義的精神品質,更要充滿對于國家民族發展復興的堅強信念,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當代大學愛國主義教育新的發展。
3.創新教育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進取、與時俱進精神的時代凝練。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從未中斷、傳承至今的文明成果,重要原因就在于中華文化中蘊含著一種積極進取、與時俱進、自我創新的精神。《周易》的“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表明天地萬物此消彼長,與時俱進的道理。《禮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說:“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些都反映了古代中國人的一種創新思維。翻開歷史,從經濟、政治再到科學領域,改革創新的故事層出不窮:秦國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魏孝文帝改革,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四大發明等等不勝枚舉。到了近代,康有為將創新觀點發揮到極致,他說:“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之,弊必叢生,故無有百年不變之法也。”[6]歷史上無數次的政治改革、經濟成就、科技發明,就是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創新發展的結果。發展至今,創新依然是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重要主題,創新始終是當代大學教育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在信息化時代,創新已成為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大學創新教育就是要在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創新思想的同時,進一步結合時代要求,不斷拓展視野,在學習繼承中學會創立新知、與時俱進,培養出符合社會和時代需要的新型創新人才。
三、大學教育形式: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路徑
大學是人才培養的重要機構,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為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良好環境。應利用各種文化資源,將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滲透于教學和校園文化建設中,增強學生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人。
1.打造優秀傳統文化教學精品課程。一方面,目前的“兩課”教學中要盡可能融入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尋求基本原理與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點。另一方面,調整公共基礎課程設置,在公共基礎課程體系中增加優秀傳統文化教學內容,并作為必修的通識課程,使傳統文化傳承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道路。山東大學從2001年起就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中華民族精神概論》課程,并規定為全校性的公共選修課,拓展了以基本原理等為主體的傳統公共基礎必修課程的教學內容,對傳承傳統文化是一種有益嘗試。
2.搭建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平臺。高校要充分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與傳播,如舉辦“國學大講堂”,定期邀請專家學者與師生交流,廣泛開展吟誦古典詩詞、學習中華民族傳統禮儀、傳習傳統技藝等活動,增強師生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和感悟。此外,在社團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中,注重傳統文化的滲透,組織學生對文物古跡、風俗習慣、民間文化傳承人進行調查采訪,讓學生親身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自覺承擔起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
3.營造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氛圍。注重校園景觀對傳統文化氛圍的渲染作用,如建設文化長廊、主題雕塑、民俗風物展等,將優秀傳統文化精神融入校園文化景觀。同時,加強身邊典型的發掘、培育和宣傳,通過評選“大學生自強之星”“感動校園人物”樹立師生身邊的榜樣,挖掘先進人物身上展現出的優秀傳統文化精神,激發師生踐行傳統文化的熱情,在校園中形成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場域和氛圍。
四、大學教育主體: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力量
一、提煉學校文化
我校于1927年創辦,位于番禺老城區中心,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學校興辦以來,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心培育嶺南廣府文化。經歷幾代人的努力,積淀形成了獨具個性的校本文化。在新形勢下,我們實施文化立校戰略,深挖“和”文化,構建了內涵發展的核心理念體系。
和,是中華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孔子《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提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現在,我們所說的“和”包括了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義,蘊涵著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處世哲學和人生理念。“和”的精神,是一種承認,一種尊重,一種感恩,一種圓融。“和”的基礎,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共生共長。“和”的途徑,是以對話求理解,和睦相處;以共識求團結,和衷共濟;以包容求和諧,和諧發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二、物化核心理念
和合閱讀文化區:辦公樓架空層區域。以開放書吧為平臺,為學生營造快樂閱讀的書香氛圍。
和合而生形象區:和文化廣場位于進入校門后的一帶。那里的古木古建,見證了學校的發展歷程。
和美立德文化區:根據學校教學樓梯主要通道,規劃每個樓梯主題,并對樓梯命名。如文明梯、和雅梯等,進一步規范學生的文明習慣。
和而不同文化區:校園圍墻區域。以橋東風采、橋東歷史、和合之韻、學科風采、特色綻放,展示學校的和而不同。
和美藝術文化區:位于教學樓架空層,其主題定位為星海藝術文化。冼星海是番禺人,其精神一直鼓舞著我校師生,我校以發展星海精神為已任,全力開展藝術教育。
三、校本課程結構化
我校根據學生文化核心理念體系,編印了具有學校特色的結構科學、體系完整的校本系列教材《橋東小學和文化校本課程》。該校本課程分為四大內容版塊:和美校園、和樂學子、和樂孩子、和美公民。每個版塊細分四個教學內容,課程以高、中、低三個年段劃分:低年段建立成長目標――現代嶺南人;中年段通過活動形式學習模式,達到立美至和的基本理念;高年段通過實踐體驗,達到和而不同的和合教育目標。
以校本課程為主干,各學科教育教學都以“和合教育”為手段,以課題研究為突破口,逐步建設具有學校特色的課程體系。例如:綜合實踐活動校本課程、毽球校本課程、豎笛校本課程、書法校本課程、科技活動校本課程、趣味數學校本課程等等。
四、文化活動特色鮮明
1. 班級文化。特色鮮明、內容鮮活的主題班隊活動。運用積極心理學方法,引導學生積極向上的心理,使班級文化呈現至和至美的文化特色。班級文化與社會主義價值觀形成緊密結合在一起,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2. 學生文化。結合少先隊委競選,培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達到自我管理的目的。
3. 生命文化。開展遵章守法、關愛生命的生命教育活動,并把該項教育作為科研課題來研究,提高教育實效。
4. 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冼星海精神為著力點,培養學生愛家鄉、愛祖國情懷的主題活動。
5. 踐行文化。以科技活動為著力點。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科學頭腦。
6. 環境文化。倡導低碳生活、共建綠色校園的環保活動,提高學生環境意識。
7. 校園文化。嶺南一脈、和合創新、和而不同、與時俱進的校園文化。
8. 社團文化。根據學生的興趣特長和校內外教師資源,共成立30多個社團,為學生搭建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學習平臺,彰顯學生個性。
9. 培育課外閱讀文化。我校以創建書香校園為契機,從完善圖書室、建設閱覽室、開展課外閱讀指導、搭閱讀交流平臺等方面,構建閱讀文化。通過多年的努力,學生們已養成自覺閱讀的習慣。
【關鍵詞】地緣文化;區位優勢;差異化;資源稟賦
一、構建區域特征明顯的地緣文化的條件或可能:區域地緣文化的差異性滿足了發展非自然稟賦區位優勢的基本條件
1.客觀存在的文化差異是形成區域地緣文化的基礎
不同的人文因素及歷史背景孕育了不同的區域文化。區域文化的獨特性體現在相對穩定的生活習俗、人情交際和文化理念上,也表現在個性突出的、涉及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文化成果上。這些成果以、語言文字、人文藝術、祭祀內容等形式保留下來,進而形成了千差萬別的區域文化。可見,區域文化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反映了一個地區人文歷史發展的特質,也彰顯了該區域最為基本、區別于其他區域的文化內涵。這是一個區域進行地緣文化建設最為基本的依靠。
2.依托于歷史傳承的文化擴散,是區域性地緣文化被廣泛認可和認知的主要方式
從區域性地緣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來看,“地域性”內容作為基礎通過諸多元素表現出來:淺表層面的內容表現為具有明顯外在實物形態的形式,具體包括飲食、服飾、居民建筑等;深層次的內容可以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方面得以體現。僅有傳承并不能使地緣文化成為一種要素介入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需要被廣泛的認可和認知。認可和認知的實質就是其他人群對該種文化內涵的確認,確認的寬度和廣度決定了地緣文化成為區域經濟發展增長點的可能。隨著經濟的不斷融合和相互滲透,基于行政區劃進行的經濟整合或可以通過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區域性認同完成。于是文化認同將成為經濟認同的“粘合劑”,加強了區域內部的凝聚力,從而形成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助力。
3.利用地緣文化發展非自然稟賦區位優勢擁有成本優勢
地緣文化是大自然的賜予和祖先財富的遞延,經過漫長的實踐和時間的見證已經被廣泛的受眾所了解和熟悉,因此在開發和利用地緣文化進行文化產品生產加工的過程中成本優勢顯而易見。就一般新要素而言,介入生產和市場活動最顯而易見是其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貨幣成本表現為要素使用的技術成本和要素本身的價格,時間成本表現為公眾認知的時間期限對市場擁有速度的影響。這些成本對于地緣文化要素而言均可以忽略。因此其成本優勢十分突出。
二、利用SWOT模型對地緣文化形成新型區位競爭優勢的可行性分析
在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既定的情況下,以對各地區地緣文化詳細信息掌握完全為前提,可以從以下4個方面分析在各地區進行以地緣文化為核心內容的非自然稟賦區位優勢建設的可行性:
1.S(strengths)優勢分析
地緣文化內容豐富,歷史傳承悠久。長久以來,我國的地緣文化已經形成了以飲食文化、民居文化、服飾文化為核心內容的文化體系,外延的周邊文化還包括了以祭祀為特征的民俗文化、以地域風情為載體的家居飾物文化、以時令果蔬為補充的飲食延伸和以語言文字為內容的文化傳承等。如此豐富且完整的文化體系,為我國各地區從上中下三個階段發展地緣文化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2.W(weaknesses)劣勢分析
內容豐富的地緣文化帶來的不僅是優越的基礎,還帶來了行神分散、內涵不統一、條塊分割嚴重的劣勢。我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山地丘陵占總國土面積的2/3,國內交通甚至是小區域交通都極不便利。長期以來,不發達的交通運輸模式嚴重阻礙了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各區域文化的主干內容在進行宣傳、營銷的過程中偏重于商品本身和文化內容,忽略了文化產生的地域特征,區域表征在上述文化體系中實際是被遺忘的。因此,在未來進行地緣文化建設時如何對內容和精神進行統一是最大的問題。
3.O(opportunities)機會分析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和國內各大城市對自貿區的熱情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從華東、華南等地的沿海城市出發可遠達世界各地;“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樣是一條聯接東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紐帶。“一帶一路”建設不僅促進了要素有序而自由的流動、資源高效的配置和市場的深度融合,還在更深層次發掘了市場潛力,促進了投資和消費,創造了需求和就業。與此同時,自貿區的建設也在國內迅速的展開。積極性較高的青島、威海、蘇州、杭州等城市有望成為我國第三批自貿區的建設區域。上述內容均為區域經濟提供了發展的機遇和建設的平臺。
4.T(threats)面臨的威脅
地緣文化在傳承中的散佚和受到的侵蝕,導致文化原生態性質的趨同。這種現象的出現源于各地域對文化產業認知的不足,以及由此形成的不良的軟環境。松散的文化氛圍使地區對地緣文化的統一性和同一性認知不足,漢唐文化和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更容易使地緣文化收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進而失去了地域性色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一句耳熟能詳的文化傳播俗語,文化本身也是希冀“和而不同”的。然而認知不足卻會導致了“求同”而不“存異”。我國現存各地區一些民間文化的日漸衰微就是由于這種侵蝕造成的。
三、結論
依托完整且系統的地緣文化,形成以區域地緣文化為特色的新經濟增長點。
SWOT分析從4個方面剖析存在了我國地緣文化的現狀,也使我們從中得出了結論:盡管存在文化的侵蝕、同化的威脅和行神分散、內涵不統一、條塊分割嚴重的劣勢,但同時地緣文化內容豐富、歷史傳承悠久、產業鏈完整的優勢和“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帶來的發展契機,都使得各地區具備了良好的發展、建設地緣文化為核心的新型的非自然稟賦區位優勢的可行性。
參考文獻:
[1]中華文化.百度文庫,2015.6.
[2]海因茨?韋里克(Heinz Weihrich)《管理學:全球視角》,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