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論翻譯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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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關鍵詞：文化 博物館文本 翻譯

一、引言

1871年，英國文化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提出了狹義文化的早期經典學說，即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作為文化的載體，博物館文本是文化的沉淀，承載著厚重的歷史。為了研究中國歷史和山西文化，山西博物館文本英譯似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歷史需求。

二、博物館文本英譯的原則及策略

博物館文本作為科技文體的一種特殊形式始終遵循科技英語翻譯的原則和標準：忠實、通順。忠實是指譯文應忠實于原文，準確、完整、科學地表達原文的內容，包括思想、精神與風格。譯者不得任意對原文內容加以歪曲、增刪、遺漏和篡改。通順是指譯文語言必須通順，符合規范，用詞造句應符合本民族語言的習慣，要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語言，以求通順易懂。不應有文理不通、逐詞死譯和生硬晦澀等現象。

美國翻譯理論家Venuti在《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一書中提出歸化和異化兩種翻譯策略。歸化（domestication）是指遵守目標語言文化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公然對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或指在翻譯中采用透明、流暢的風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譯策略。主張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派”提出譯文不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還要克服文化的障礙，而譯者的責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沖突。同時，譯者也是“傳播者”，他不應對讀者的智力和想象力提出過高的要求，而應盡可能的是源語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語文化讀者的世界，從而達到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文化對等”。異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異域性，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的翻譯。主張在譯文中保留源語文化的“異化派”提出翻譯的主要目的是文化間的交流，源語文化將會豐富目的語文化和目的語的語言表達方式。

三、山西博物館館藏物品名稱英譯經典賞析

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陳列以“晉魂”為主題，由《文明搖籃》、《夏商蹤跡》、《晉國霸業》、《民族熔爐》、《佛風遺韻》、《戲曲故鄉》、《明清晉商》等7個歷史文化專題和《土木華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圓世界》、《瓷苑藝葩》等5個藝術專題構成。其中對于7個歷史文化專題的翻譯堪稱經典。如圖表：

原文中的四字詞在英譯時被“The +名詞+of+名詞或名詞詞組”的簡單結構所替代，充分體現出了博物館文本翻譯重視實用性的特點。博物館文本是描寫性文本，其功能是傳遞展品信息，與重視傳達情感意義與美學意義的文學翻譯相比，簡潔與不夸張、不浮華的語言正是博物館文本翻譯所需要的。

另外，在展板“邦國遺珍”中的介紹“從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早期晉文化既承繼了宗周文化，又受戎狄文化影響，呈現出獨特的風韻。”被譯為了“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showed that the early Jin culture inherited that of Zhou and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and northern tribes， thus forming its special flavor.”4其中的“戎狄文化”中的“戎狄”按照當時版圖上戎狄所處的地理位置，巧妙翻譯成了western and northern tribes。這樣的翻譯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戎狄”的形式――晉國周邊的方國，為不了解中國歷史的外國游客提供了明確的信息。

四、山西博物館館藏物品名稱英譯錯誤探析

1.由于對文化了解不夠，導致用詞不夠準確

晉侯風采展板上將標題中的晉侯譯為“Princes of Jin”，而內容中的晉侯譯作“Jin Marquis”。Marquis指侯爵，prince相當于周朝的天子，顯然，這里用marquis表示諸侯更為妥帖。

2.譯法的不足與缺憾，失去了博物館文本傳遞文化信息的作用

“晉姜簋”被音譯為了“Gui of Jin Jiang”。這樣的翻譯對不了解中國歷史的游客而言沒有太大意義。

3.對于文化缺失部分的省譯，使得特色文化無法傳達

“失蠟法”是我國的傳統鑄造技術，可是在應用此技術鑄造的展品“蟠蛇紋鏤空鼎”的標牌上只有對“失蠟法”的漢語簡介。筆者認為，對于傳統工藝的介紹有必要做出英語解釋，以加深外國游客的印象。

五、結語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溝通，更是深層文化方面的交流。山西博物院是山西最大的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中心，是目前國內屈指可數的大型現代化、綜合性博物館之一。同時也是將山西這一富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省份推向世界的一個很好的平臺。因此，在博物館文本翻譯過程中需要將文化與翻譯融為一體，這樣才能更準確更優美地去翻譯博物館文本。

參考文獻：

[1]http：///history/id=17499006.

第2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周豫才先生曾寫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魏晉名士喝酒時喜歡拉啥呱，周先生沒說。我總覺得，名士們在酒酣耳熱之際，最喜歡說的兩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應該是：“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和“哥喝的不是酒，是寂寞”。

魏晉的確出名士。皇甫謐博覽群書，時號書。杜預好釋《左傳》，謂之書癖。但這些所謂的名士在見專制之辱時，既未“拔劍而起”，亦未“挺身而斗”，更表現不出“臨之不懼”與“加之不怒”。總之，在東坡的《留侯論》中是找不大到魏晉名士的影子的。名士們喜歡的是清談，鉆研的是《周易參同契》，追慕的是“曲有誤，周郎顧”，信仰的是“年年無量壽，月月琉璃光。日日觀自在，時時妙吉祥”。

魏晉名士們有查拉圖斯特拉的豪情，卻無戴奧真尼斯的傲骨。也難為他們了，身處網得住飛蠅卻管不住飛鷹的蛛網之下，又何敢有“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念頭呢？還是懷揣著“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神符去竹林飲酒吧。

元代張可久有一曲《中呂賣花聲·懷古》：“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涂炭，讀書人一聲長嘆。”也許“竹林七賢”們更傷心吧。他們的傷是真正傷于心里而藏于心底的。

不要迷戀瀟灑，瀟灑是寂寞。

第3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關鍵詞:《〈史記〉選讀》 立體教學法四個教讀層面

“高中語文選修課程是在必修課程基礎上的拓展與提高”,這種拓展與提高體現在多個方面,學習的主要任務變成實際應用、鑒賞陶冶、探索研究,學習方式上的選擇、自主、探究的特征更為明顯。就《〈史記〉選讀》而言,一是單個文本閱讀量大幅增加,二是一個階段內將面對同一類的文本,三是言與文關系的準確定位與把握。怎樣進行有效的教學和學習是師生最關心的問題。我們嘗試了四個層面的指導閱讀方法,即分別從文言文的角度,史傳文的角度,文學作品的角度和研究性閱讀角度來分析教材中文章,多角度立體地吸收文本的營養。這種方法由實踐逐漸上升到理論,再回來指導教學實踐,效果還是很不錯的。下面我就以《淮陰侯列傳》為例,談談立體教讀《史記》的實際操作過程。

一、作為文言文層面的教讀

《〈史記〉選讀》作為蘇教版高中語文實驗教材文化論著系列的選修課本,其文言文本的性質,要求教師在教學中能指導學生借助工具書和互聯網查找有關資料,排除閱讀中遇到的障礙,整體把握論著內容,提高母語素養,這是課程“基礎性”這一層面的任務。《淮陰侯列傳》首先是文言的學習,因此我們學習文言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都應應用。誦讀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不能吟誦精熟,也要熟讀重要段落,形成語感,比如末段太史公的論贊部分是應該背誦的。所以預習中要求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語段(或局部)表現性誦讀,圈畫重點詞句準備課堂講解,同時就內容進行評點。其次,與學習必修教材文言文稍不同的是,此時我們更要注意文言知識、文言現象的積累,每個專題中的“積累與應用”都有相關的文言知識點的梳理,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此為基礎,參考學習資料,系統梳理各類知識。另一重點是文言語句翻譯,可在此篇中找出含各種文言語法現象較多的句子不少于5句,重點翻譯,學生另自找不少于5句,可自己翻譯,也可互相翻譯,注意關鍵詞的翻譯。

在課堂導入階段,教師揭示本專題學習任務,回顧必修所學內容,進而要求學生對文本的大致內容就自己的認識與同學進行交流討論,通過爭議,形成基本的認識:第一部分:早年屈辱。第二部分:井陘之戰。第三部分:謀反被誅。第四部分:史官論贊。

設置選析階段,鑒于選修文本的閱讀量大幅增加,精讀每一個語段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精讀一至兩個語段卻是可能的,在自讀階段,整體了解文本并讀懂讀透一個語段,是一種從實際出發的學習方式,這尊重了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個性化理解,體現了新課程強調的自主選擇性。在我們布置的自主學習任務中,語段選擇沒有重點,沒有規定,完全是自由的。基礎與理解力差一點的同學往往選擇短的語段,老師也不會指責,只要學到位就可以了。事實上,從已有的教學實踐看,學生選擇的往往是那些精彩的關鍵的語段。因為這一學習方式建立在合作學習的基礎上。自主學習是個體行為,課堂交流就是一種分享了。

二、作為史傳文的教讀

老師應該知道:《史記》一書最有文學價值的是人物傳記。司馬遷在編排人物傳記時顯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動地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敘事脈絡。另外《史記》的敘事沒有停留于對表面現象的陳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隱藏在深層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司馬遷非常重視對事件因果關系的探究,具有敏銳的目光和正確的判斷力。對其作為史傳文的幾個特點要了然于胸:嚴謹實錄,客觀公正,評價分明。

當作人物傳記來看時,首先必須理清寫了人物的幾件事,深層次的需探討人物的精神價值取向,可寫出鑒賞性或評論性文字,班內交流,師生點評。

在節選部分的一開始,學生通過閱讀“怒絕亭長”“漂母飯信”“胯下受辱”三個小故事,就可以看出這三個故事都反應了韓信早年窮困屈辱的生活,第一個故事側重表現他屈辱之中的自尊,第二個故事側重表現他的自信和抱負,第三個故事側重表現他的堅忍,忍辱負重。而這些性格特點是他一生的成敗先機。司馬遷一向重視人物的早年生活的環境、早年性格對人物此后事業成敗的影響,這篇也有反映。

《淮陰侯列傳》的主題有兩方面,一面是寫韓信浴血奮戰,為劉邦平定諸國的過程;這在節選部分通過井陘之戰也有表現;另一方面則是寫劉邦對韓信的種種控制與防范,最終“鳥盡弓藏”身死于呂后、劉邦之手。揭示了專制君主和開國功臣之間的矛盾。《淮陰侯列傳》還通過蒯通事件暗示了韓信的冤枉。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英雄。“千秋獨為韓侯哀”的情緒在《淮陰侯列傳》里面隱約可見,雖然通過節選只能窺豹一斑。

歷史是世界的昨天,而今天是過去的延續,我們不能不知道這個世界曾經發生的事,如同我們不能不向往人類的未來。識多才能智廣、足智方能多謀,讀史、正史使人聰慧,更使人睿智,從真正的歷史中攝取智慧,關注那些叱咤風云的豪杰、聰穎靈秀的文士,還是善使權謀,“尖”佞邪惡之徒,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深對歷史的了解,體會蘊藏其中的智慧。

三、作為文學作品的教讀

學習《〈史記〉選讀》更重要的還是對文化典籍的閱讀,這大大有別于我們先前在必修教材中學習單篇文言的目的,我們要始終有一個整體的閱讀概念和清晰的閱讀目標。整體的閱讀概念就是我們在學習《〈史記〉選讀》課程專題的過程中,心里始終要清楚這一專題重點,要我們領會《史記》哪一方面的問題,是它的敘事藝術還是它的人物刻畫藝術,是它的春秋筆法還是它的人格理想,是它的體例還是它的影響等等。教師要引導學生用文學的眼光來閱讀文學作品。

尋找作品不同于其他的特色。弄清時代背景,作者經歷、思想后,作品特色就凸現出來了,尤其那些貌似相同神卻各異的文章。在本書中寫了什么,怎么寫的,為什么這樣安排?了解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對韓信的形象塑造,司馬遷不僅選取典型戰例來表現韓信的軍事才能,而且,還通過心理描寫來刻畫韓信的形象。陳遼先生指出:“傳記不是小說,寫的是真人真事,因此不可能像小說那樣大段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但《史記》卻恰到好處地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以此塑造具有復雜性格的人物形象。”事實確實如此,在面對“胯下之辱”時,《史記》僅用“孰視之”三個字,就寫出了韓信當時的心理活動。

四、作為研究性閱讀的教讀

“研究性閱讀”就是把“研究”引入閱讀教學,讓學生圍繞閱讀材料展開研究,加以提煉并進行評價。在學習過程中,我們要用研讀的目光和手段來學習《〈史記〉選讀》,要始終堅持以研究和探究的態度來學習選文。我們要逐漸地學會去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疑問,談出自己的思考,最后形成自己的觀點,還要不斷嘗試著寫些反思、探究、總結性的小論文等等。這對我們全面理解把握司馬遷和《史記》,最大限度地拓寬自身的文化視野和思維空間,接受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精神滋養,提升自己的文化修養和文化品位,最后形成健康健全的文化品格和道德理想無疑是大有幫助的。

選修課程并不是從屬于必修課程的簡單補充,其課程基礎性的一面只是課程價值的一部分,只是實現課程核心價值的前提。《〈史記〉選讀》的課程核心價值能否實現關鍵就在能否通過拓展性學習,引導學生從歷史的角度感悟《史記》的價值取向,從中汲取民族智慧,同時也能以現代觀念審視作品,客觀評價《史記》的積極意義和歷史局限,開拓學生的文化視野,發展其多向思維,提高其探究能力。

“研究性閱讀”,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善于引導、啟發、點撥學生去對材料進行研究,鼓勵學生主動“嘗試質疑”,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發揮學生獲求知識的主動性。

如《淮陰侯列傳》中,關于韓信“謀反”被誅一段,就可多角度引導學生深入探究:

探究一:關于韓信“謀反”被誅,你能從文字中看出司馬遷的態度和觀點嗎?你如何評價作者的態度?

為了保證探究的質量,教師可以為學生搭建思維的平臺,讓每一位同學都能根據自己的理解或深或淺地談一點看法。針對“探究一”,可以為學生搭建下面四個“臺階”:

1.補充:項王手下武涉和齊人蒯通對韓信的游說以及韓信的回答。

2.思考:為什么作者要詳寫蒯通當初對韓信的謀劃?前文類似的表述還有哪些?

3.補充:韓信墓前有對聯曰:“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聯中“一知己”和“兩婦人”分別指代什么人?為什么?

4.“太史公曰”包含了哪些內容,其中“天下已集,乃謀叛逆”有什么言外之意?結合文章旁李笠的批注,補充清末文學家李慈銘的觀點“謂淮陰之愚,必不至此也”進行研討。

從文本的詳略安排和最后的議論,可判斷出作者認為韓信是被謀殺的觀點,而對他一再上當,最后被羅織罪名、慘遭殺害的結局,表示了無限的惋惜和同情;對劉邦、呂后等人的猜忌殘忍,隱約表示出憤慨和厭惡。還要引導學生認識到這種“不虛美,不隱惡”評判歷史的筆法,不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膽量和氣魄,敢把矛頭直指開國皇帝劉邦,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

實踐教學中,對文中的疑點雖有發現可還不到位的地方,需要教師啟發或補充,這種探究問題似乎是難了些,但很能培養學生的探究意識,今后的教學中還要注重探究方法的指導。

當然了,也要注意不能將把選修課上成專題內容的學術課。在表面上好像還是在進行研究性學習,但對中學生來說無形中卻加深了難度,使學生喪失原有的興趣。因為內容的專門化、系統化和學術化本身就背離了高中生語文學習的基本任務和特點,根本不能實現全面培養學生語文素養的根本目的,學生得到只是一大堆僵死的知識和概念。所以我們要防止這種不契合中學課堂教學實際的授課方式。

在探究過程中,教師不必過多關注結果,不應強求學生對所有問題都有所突破,而應重視學生的思辨、歸納能力的培養,關注學生對問題理性思考的探究興趣和探究過程本身。

參考文獻:

[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

[2]聶石樵.司馬遷論稿[M].北京:北京師大出版社,1987.

[3]呂華明.論《史記》的小說藝術[J].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0.10.

[4]陳蘭村.論司馬遷傳記文學的命運哲理[J].浙江師大學報,1996.3.

第4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江蘇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鎮江 212003）

摘 要：詩歌翻譯意象為首，譯者一方面要與原詩對話，力求實現個人期待視野與原詩歷史視野的融合；另一方面要與譯文讀者對話，充分考慮譯文讀者的接受水平以期譯文取得最好的接受度。翻譯過程究其實質就是兩次對話的完整實現。

關鍵詞 ：接受美學；《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意象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2-0174-03

李白詩歌英譯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此后諸多傳教士、外交官、漢學家、詩人、學者都翻譯過李白詩歌，如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弗萊徹(William J.B. Fletcher)、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許淵沖等等。意象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藝術特點，甚至被認為“詩歌藝術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另一個是聲律）”[1]。“意象是詩詞性質的集中體現，離開意象，詩歌的特性就喪失殆盡”[2]。由于意象具有形象性、非獨立性、多義性、文化性、象征性等特點，意象翻譯在文學翻譯中尤為困難。本文擬選取李白著名的送別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5個英譯本為個案，從接受美學視角，對翻譯過程中的意象再現進行評析。

一、接受美學理論及其對翻譯研究的啟示

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的聯邦德國，主要創始人為康士坦茨學派的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接受美學最主要的理論淵源是哲學闡釋學和現象學美學，同時也從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結構主義、美學和文學社會學、阿多諾的社會批判美學、薩特的存在主義等理論中汲取了營養。

與以往文藝文學理論只認同讀者對作品的被動接受不同，接受美學認為讀者在作者-作品-讀者關系中，并“不是單純做出反應的環節，他本身便是一種創造歷史的力量”[3]。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4]。在接受美學看來，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不只是作者所賦予或作品所包含的，而是也包括讀者所理解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在讀者的閱讀中才逐步得到實現。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并不是既定的客觀存在，也并非對所有時代所有讀者都完全一樣。

姚斯在哲學闡釋學“前結構”“前理解”“偏見”“效果歷史”等概念范疇的基礎上，提出了“期待視野”這個概念。期待視野指讀者在接受一部作品前由其原先各種經驗、趣味、素養、理想等綜合形成的一種審美期待。姚斯認為，每個讀者都帶著已有的期待視野開始閱讀，在閱讀過程中改變或實現這些期待，與文學本文的歷史視野達到某種程度的視域融合。文學接受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建立、改變、再建立期待視野的過程。伊瑟爾借鑒現象學“圖式結構”“具體化”“重建”等理論，提出了文學作品的召喚性。伊瑟爾認為，文學本文只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圖式化框架，這個框架在各個層次都留有空白和未定性，留待讀者去確定、填充，也即具體化。這種留有空白和未定性的圖式框架構成了文學作品的召喚結構。它們使讀者得以“去尋找作品的意義，從而賦予他參與作品意義構成的權利”[5]。

接受美學因其在文學作品的概念、讀者的作用、讀者的地位等方面的新見解開拓文學研究的新時代，同時也為翻譯研究和實踐提供了新的審視視角。首先，在哲學闡釋學和接受美學之后，譯界對翻譯活動的本質有了重新認識。“翻譯活動不再被看做是一種孤立的語言轉換活動，而是一種主體間的對話。”[6]呂俊指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實質上是一種對話的參與”[7]，譯者經歷的兩次視域融合，實際是兩次對話，即譯者與原文的對話、譯者與譯文讀者的對話。其次，與讀者地位的提升相應，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體地位開始得到重視。再次，接受理論為譯文的多樣性提供了依據。需要指出的是，譯者主體性和譯文多樣性并不意味著譯者居于翻譯活動主宰地位，可以隨心所欲。譯者一方面受制于原語文本及其背后的作者，“原文文本對譯者有一定的制約性，有被決定了的性質，它不是可以被隨意解釋的”[8]，另一方面還受制于目的語讀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期待視野。“譯本的多樣性始終被限制于一定范圍之內。超過這一范圍，翻譯便不再稱之為翻譯。”[9]

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中意象翻譯評析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作于玄宗開元十六年，即公元728年（一說作于開元十三年）。該詩是李白頗具代表性的一首七絕，古往今來，備受推崇，明人陳繼儒曾譽之為“送別詩之祖”。詩中意象豐富，黃鶴樓、煙花、揚州、孤帆、遠影、碧空、長江等意象共同構成了一幅藏情于景的動態畫面。表面看來該詩句句寫景，實際卻句句抒情，情景交融，引發讀者無盡想象，生成詩歌雋永意境。

原詩及5首譯詩①如下：

（一） “黃鶴樓”意象

黃鶴樓故址位于今湖北武漢蛇山黃鶴磯頭，為古代名勝之一。相傳仙人子安曾乘鶴到此。詩人首句用之，給了孟浩然此番出游一個很高的起點。孟此去揚州，仿佛也像仙人般自由灑脫。Paul Kroll的譯文（下稱克譯）把“黃鶴樓”譯為“Yellow Crane Terrace”， John Turner的譯文（下稱特譯）譯為“Brown Crane Tower”，其余3位譯者的譯文（下分別稱許譯、孫譯、楊譯）則譯作“Yellow Crane Tower”。經查，“terrace”有臺地、臺階、梯田、排房等意，卻并無塔、樓之意。也許是因為譯者并未見過黃鶴樓，對該樓的形狀不甚了解，才有此誤譯。而“Brown”是棕色或褐色，并非黃色。誠然，從外立面顏色來看，黃鶴樓確實有點棕褐色。但此黃非彼黃也，黃鶴樓的“黃”并非指塔樓顏色，而是與“鶴”組成“黃鶴”這一有特殊含義的名詞，所以譯者的理解有失偏頗了。此二誤譯可視作譯者期待視野的消極影響。

（二）“揚州”意象

唐玄宗時廣陵郡又稱揚州，因此標題中的廣陵和第二句詩中的揚州，指的是同一地點。作為歷代文人墨客憧憬之江南名都的揚州，在本詩中不僅僅是個簡單的地名，更是一個帶有濃厚文化意味的意象。標題中的“廣陵”，許譯和楊譯選擇了省譯；克譯和特譯選擇了音譯：Kuangling；孫譯亦是音譯：Guangling，但加注解釋了廣陵這個地名所指地域范圍的歷史沿革。第二句詩中的“揚州”，克譯、楊譯皆為音譯：Yang-chou/Yangzhou;特譯省譯；許譯River Town，孫譯thickly-peopled Yangzhou。筆者認為，楊譯和孫譯各有千秋，其他譯文則略顯不足。原語讀者都知道廣陵和揚州實是同一城市的不同叫法，但對于不知情的目的語讀者來說，看到題中的Guangling和文中的Yangzhou，他們可能會困惑孟浩然到底是去哪里。所以考慮到目的語讀者的前理解，且避免標題冗長，可以像楊譯那樣，省略標題中的廣陵，只翻譯第二句詩中的揚州。又或像孫譯那樣，兩種稱呼都譯，但對其中之一文后加注，表明兩者為同一地點。揚州在唐代是兩京之外最繁華的都市，時稱“揚一益二”，意即揚州第一，成都第二。提到揚州，可能大家腦子里都會浮現出一副繁華景象，但到底如何繁華，建筑、交通、生活等等場景是什么樣子，又會因人而異。因此揚州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是該詩的一個空白和未定性。克譯、特譯、楊譯都保留了這一空白，只是音譯，未加任何注釋；孫譯做了具體化，“thickly peopled”就是譯者的填充，是譯者期待視野和詩歌空白對話后的結果。這樣做有利有弊，益處是一定程度上傳遞了揚州的特點；弊端是將揚州的特點局限了，使譯文讀者只知其人口稠密，不解其風景秀麗風情旖旎。這樣一來，空白過于確定，譯文讀者的想象空間受限。如果說孫譯留給讀者的空白過小，許譯的空白則過大，大到有點脫離原詩。也許是踐行“淺化”策略，許譯的揚州叫River Town，盡管是大寫，讀者也很難把它和揚州聯系起來，恐怕只能根據揚州曾稱“江都”而略猜一二了。

（三）“煙花三月”意象

三月本只是表示月份的專有名詞，無關情感，但因“煙花”二字，這個時間一下生動起來，“煙花三月下揚州”也因此被贊為“千古麗句”。也因為“煙花”二字，三月不宜再理解為確切月份，更宜理解為春天這個季節。此二字可算該詩最大的意義未定點，自誕生以來，已有多種闡釋。盡管各種闡釋都認為它是形容春景，但“煙”字作何解并無定論。且舉三解為證：“指春天籠罩在蒙蒙霧氣中的綺麗景色”[10]；“形容柳如煙、花似景的春色”[11]；“形容陽春的妍麗景色”[12]。5位譯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見仁見智。克譯：Among misty blossoms of the third month；特譯：’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許譯：while willow-down and flowers reign；孫譯：In this flowery April clime；楊譯：In the mist and flowers of spring。“煙”在該詩中是一種比喻，是虛筆，只是交代當時的季節及其美景——柳如煙、花似錦的春天。如果譯為“in/among/mid the mist”，就坐實了。假設黃鶴樓和江面真的霧氣朦朧，詩人如何能目送孤帆直至影遠，又何來碧空。就融合原詩視域、再現原詩意境而言，許譯甚好，但前提是讀者了解中國文化。一來中國詩詞歷來有柳如煙的比喻，willow-down巧妙暗含了原詩的“煙”字；二來垂柳和繁花是中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春天的象征，譯文既交代時間，又避開“三月”“四月”之爭，保留了原詩的朦朧含蓄美。此外reign一詞與上句尾詞Crane押韻，為譯文的音美增色不少。可惜，對于不諳中國文化的目的語讀者來說，willow down帶來的效果就要打折扣了。中國人見垂柳而知春天，但在英語文化中垂柳并沒有這種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因此很難達到相似反應。

（四）意象群：“孤帆”“遠影”“碧空”“長江”“天際”

這幾個意象是本詩中最重要的意象群。所謂意象群，就是指“在詩詞創作過程中，當主體將若干意象表示出一個相對完整的畫面或動作并傳達出內心的情義層次時，就構成了意象群。意象群的組合，構成了詩詞的意象系統，形成意境”[13]。錢鐘書先生說：“夫言情寫景，貴有余不盡。然所謂有余不盡，如萬綠叢中之著點紅，作者舉一隅而讀者以三隅反，見點紅而知嫣紅姹紫無限在。”[14]這與接受美學的觀點不謀而合。伊瑟爾認為，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義空白中，隱藏著作品效果的潛能。“一部作品的未定性與空白太少或根本沒有，就不能稱為好的藝術作品，甚至不能稱之為藝術作品。”[15]文學本文的召喚結構就好比那著點紅的萬綠叢，有余而不盡，給予讀者能動反思和審美想象的余地，讓讀者得以舉一反三去尋找那無限姹紫嫣紅，也即深入參與作品潛在意義的實現。以本詩為例，古今中外的讀者從本詩的景中就闡釋出了不同的情：與所敬愛的友人的依依惜別之情、對揚州的歆羨之情、對不能同行的惋惜之情等等。

這兩句詩的5譯文中，許譯一減二增，可謂獨樹一幟。一減是指“孤”字省譯，二增是指在天空前增譯“無邊無際”，在河水前增譯“無窮無盡”。去lonely或solitary而添boundless和endless，再加上獨一無二的rolling，譯文離愁別緒減弱，豪邁氣概增強，倒也符合李白詩歌激情飽滿、境界開闊的特點。只是兩處增譯略有過度具體化之嫌，限制了讀者對“碧空”和流向天際的“長江”的想象。去掉這兩個詞，譯文并不會影響讀者的理解。在不影響讀者理解的情況下，譯者填補空白或具體化未定性，會破壞原詩的含蓄和模糊美。

這一組意象群中，5譯文差異最大的要數“長江”。克譯、孫譯：Long River；特譯、許譯：River；楊譯：great river。細品原詩，“長江”確實既可以像克譯和孫譯那樣作專有名詞來譯，特指長江，因為詩人告別的地點真真實實的就在長江邊，也可淺化為像楊譯那樣的普通名詞或許譯那樣某一條江的名字，因為詩人寄情于景的是江水，長江換成其它江河，比如湘江，比如珠江，詩人寄托的情感是一樣的，情景交融的境界依然存在。

雖然5種譯文在再現意象群時采用的詞匯、句式、詩行、韻律不盡相同，但都傳遞出與原詩相近的景和情。究其原因，是因為譯者力求接近原詩和詩人的歷史視野，充分理解原詩，正確傳達了原詩的圖式框架。

接受美學因其對讀者作用的肯定、對讀者地位的重視、對文學作品意義的開放性態度，對文學翻譯具有很大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翻譯究其實質是一種對話和交流，翻譯過程就是兩次對話—原文與譯者、譯文與讀者之間的對話。意象是構建中國古典詩歌審美空間的重要手段。《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意象豐富，情景交融，意境雋永。通過對該詩5個英譯本中意象翻譯的探討，本文得出一些啟示：其一，翻譯詩歌意象時，譯者受個人審美趣味、審美經驗、審美能力、所處歷史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難免對意象意義、價值做出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和闡釋。其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既要尊重原文和原語文化，以原文為據，又要考慮目的語文化和目的語讀者的接受水平，采取適當翻譯策略，使譯文得到更好接受，喚起目的語讀者與原語讀者類似反應。

注 釋：

①許淵沖.中詩英韻探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70；孫大雨.英譯唐詩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101；徐靜.唐詩英譯的意象圖式概念識解運作.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9，（5）：4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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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朱曉慧.詩學視野中的宋詞意象[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37，26.

〔3〕〔4〕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3，64.

〔5〕〔15〕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43，44.

〔6〕許鈞.翻譯的主體間性與視界融合[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3，（4）：290.

〔7〕呂俊，侯向群.翻譯學—一個建構主義的視角[M].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76.

〔8〕呂俊，侯向群.英漢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167.

〔9〕胡開寶，胡世榮.論接受理論對于翻譯研究的解釋力[J].中國翻譯，2006，（3）：11.

〔10〕傅德岷，盧晉.唐詩宋詞鑒賞辭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138.

〔11〕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9.395.

〔12〕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注評[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258.

第5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關鍵詞]文學文體學 古詩英譯 韻腳翻譯策略 節奏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6-0037-01

文學文體學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它對文學話語的研究與語言學文體學不同，語言學文體學的研究以發展語言學理論為目的，在分析時只是注重闡述相關語言的精確性和系統性，而對作品文本自身的內容及美學效果卻忽略不計。文學文體學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品文本的語言風格和文體特點。

中國古代的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不論在文字上還是在音節上，都給人以音樂美、視覺美、意象美和寓意美的感受。如何將古詩詞的美傳達給讀者？如何將這種美體現在譯文中？運用文學文體學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不僅能夠提高對詩歌的欣賞能力，更能提高譯文的水平。而其中音律的翻譯更是在詩歌樂感傳達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古詩英譯的韻腳翻譯策略

韻腳廣泛地運用于詩歌中，使詩歌變得有節奏和樂感。音節的重復是體現詩歌音樂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分為六種模式：頭韻（alliteration）、諧元音（assonance）、諧輔音（consonance）、倒末韻（reversed rhyme）、排韻（pararhyme）和末韻（rhyme）。頭韻和末韻在詩歌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諧元音也經常在詩歌中出現。韻腳是區分詩歌和散文的一種方式，它使詩歌更接近于音樂。詩歌中一般均已結尾押韻，我們根據押韻的排列不同分為以下幾種押韻格式：AABB、ABAB、ABBA等。如許淵沖先生在翻譯劉禹錫的《竹枝詞》時：

原文： 譯文：

竹枝詞 Tune： “Bamboo Branch Song”

山桃紅花滿上頭，The mountain’s red with peach blossoms

above；

蜀江春水拍山流。The shore is watched by spring water

below.

花紅易衰似郎意，Red blossoms will fades as my gallant’s

love；

水流無限似儂愁。The river as my sorrow will ever flow.

我們觀察劉禹錫源語詩歌后不難發現，其詩中第一句與第四句的“頭”與“愁”押韻，首尾呼應，具有很強的詩歌樂感。而譯者許淵沖先生的譯文根據文學文體學的特點把其韻腳相對應譯成詩中第一句“above”與第三句“love”，第二句中的“below”與第四句“flow”分別構成押韻，使整首詩呈現出ABAB的結構，使譯文朗讀時朗朗上口，保持了源語的韻腳，更體現了詩中愁思如江水一般，源源不斷。

二、古詩英譯的節奏翻譯策略

節奏是指語音在一段時間內，有規律的變化，其中包括語音的長短、高低和輕重等。不同于漢語，英語是以重音計時的一種語言，也就是說英語話語中每一個音節與其他音節間隔的時間來決定話語的節奏。詩歌中的節奏不僅僅可以增加詩歌的樂感，更能通過對語速的影響表達和傳遞作者的情緒和情感。在英語中，長元音和雙元音通常給人帶來舒緩的感覺，由于間隔時間較長使句子的速度減慢。反之使用短音則使句子的節奏緊湊。使用重音音節的詞語的密度大小也可以影響到句子的節奏和節拍，重音音節的詞語通常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及副詞等。也就是說使用雙音節實義詞的頻率越高，則重音的密度越大，詩歌的節奏也就越快。而連續地使用重音詞語可以起到強調的效果。例如韋莊《菩薩蠻》的下闋中：

壚邊人似月，譯文：The wine-shop waitress looks like the

moon bright，

皓腕凝霜雪。Like snow or frost congealed her arms are

white.

未老莫還鄉，Till he grows old， from South lands he won’t

part，

還鄉須斷腸。To leave this land for home would break his

heart.

在英語中以音步（foot）作為節奏的基本單位，一個音步是由一個或多個音節組成，句子中的重音數目決定了音步的數目。而音步中不同數量的非重讀音節及重音與非重音交替的不同方式構成了每個音步的不同形式。源語是三步抑揚格（iambic trimeter），而徐先生的譯文是五步詩抑揚格（iambic pentamater）。因為漢詩語言精簡凝練，且富于意境，用英語則需要把其節奏翻譯出來，根據文學文體學特點則應譯成五步抑揚格。

綜上所述，雖然英漢語系在本質上有巨大差異，在翻譯上音節數不能完全對等。但韻腳卻可以保留原詩的韻味，讓讀者體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節奏作為詩歌音樂性的中心，其變化使語速快慢交替，節奏的急緩變化、錯落有致更能喚起讀者不同的審美體驗。詩歌文體不同于其他文體的一大特點即音韻美。運用英語文學文體學理論分析古詩譯本中音律翻譯策略，可以更深層次地再現原作的神韻與風貌，使譯者增強對詩歌的理解，同時提高古詩譯文的水平。

【參考文獻】

[1]侯維瑞.文學文體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第6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關鍵詞] 改寫 翻譯 社會演進 塑造力

引言

美國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與英國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在其翻譯研究系列叢書（主要包括《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翻譯、詩學和舞臺：六個法國哈姆雷特》）總前言中寫道：“翻譯就是對原文文本的改寫。”［1］認為“所有形式的改寫，無論意圖如何，都是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的反映，并且在既定的社會中以特定的方式對文學進行制控。改寫就是輔以權力的制控，其積極的一面能夠對文學和社會演進起著促進作用。改寫能引進新的概念、新的文體和新的表現手法。”［1］這一系列叢書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改寫和操縱等概念，解決意識形態、變革和權力在文學范疇和社會領域間的矛盾與沖突，從而證明翻譯作為一種塑造力的重要作用”。[1]

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一書中，作者勒菲弗爾引進了“改寫”這個核心概念，用來指譯者對原文文本所進行的改寫、編選、批評和編輯等各種操縱手段。他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在社會文學內部因素即詩學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制約，也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學外部因素即資助方（主要包括資助人和資助機構）的制控。他在本書中列舉了東西方眾多文學作品的翻譯實例，指出了它們在各個時期被改寫的事實，并對撰史、編選專集、批評和編輯等四種改寫形式進行了深刻闡述，詳盡論證其撰寫本書的目的，即“改寫對文學演進的塑造力作用”。[1]

所謂“塑造力”，勒菲弗爾等翻譯理論家并沒有給出具體的定義，但綜其觀點而言，是指一種能夠有助于塑造事物的促進力量或者影響力。他們的初衷應該是既論證改寫對文學演進的塑造力作用，也會論證改寫對社會演進的塑造力作用。然而縱觀該系列叢書，他們并未針對“改寫翻譯對社會演進的塑造力作用”進行過系統地研究。鑒于此，本文擬以勒菲弗爾的“改寫”為視角，以嚴復譯著《天演論》為例，就此觀點展開詳細論證。

嚴復譯著《天演論》中的改寫及其對社會的塑造力作用

1.嚴復與《天演論》的翻譯背景

嚴復，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1867年進入洋務派舉辦的福州船政學堂讀書。于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國留學，受到了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進化論的影響，并廣泛接觸了西方政治、經濟、民主、自由等思想。1895年，清政府在中的失敗以及《》的簽訂，將中華民族推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使原先中國人自強求富的努力化為泡影，也使得包括嚴復在內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思考更為有效的救國之策。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原強續篇》、《救忘決論》等政論文，疾呼變法，闡述其“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啟蒙主義的救國綱領，敲響了救亡圖存的警鐘。《天演論》等譯著就是嚴復在這樣的背景下帶著喚醒民眾的目的翻譯而成的。

2.《天演論》中的改寫與重要概念的引進及其對社會的塑造力

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寫道：“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2]為了實現達旨的需要，他在翻譯時采用了許多“非正法”的翻譯策略，如添加“案語”、“換例”、“刪減”、“改編”等，這些實際上就是勒菲弗爾所稱作的“改寫”。據俞政教授研究，“為了實現‘達旨’，嚴復綜合運用了多種具體的翻譯方法，如基本相符的意譯、大體相符的意譯、大略相符的意譯、根據原意自撰文字、添加詞句、展開發揮、換例、精譯、簡譯、不譯、漏譯、曲譯、篡改等。” [3]對原文多處進行了改寫。“在《天演論》總共35篇的譯文中，嚴復共寫了28篇案語。其中有4篇的案語與原文相當，有5篇的案語超過原文。例如，卷上導言三《趨異》篇，案語超過中譯原文的二分之一；導言十五《最旨》篇，案語則是中譯原文的兩倍多。”[4]有些地方注明“復案”字樣，我們可以認為是嚴復自己的思想，有的則未加注解，夾譯夾議于譯述之中，反映出嚴復的觀點及其傾向性。由此可見，他采用“非正法”的翻譯策略進行翻譯，是帶有其深刻意圖的。

(1)“進化論”等概念的引進及其對社會的塑造力

第7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摘要：中醫證候研究是中醫基礎研究的重大課題。當今現代科學技術和方法為中醫證候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運用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這一現代最新技術探討中醫證的內涵將可望獲得實質性突破，為中醫證候現代研究開辟嶄新的研究領域。

關鍵詞：證候；辨證論治；中醫基礎研究

中圖分類號：R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05-1003-03

證候是中醫學的重要理論，指導著中醫對疾病發生、發展及其表現的認識，是認識疾病和辨證論治的主要依據。近年來，中醫證候研究一直是中醫基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自然基金委中醫藥學科重點資助的方向之一。本文就目前有關中醫證候研究成果和現狀作一闡述。

1中醫證候概念的探討

在我們祖國醫學的偉大寶庫《黃帝內經》中，即有關于“證”的論述。

2中醫證候現代研究進展與展望

中醫辨證的關鍵在于從不同的疾病或同一疾病的不同病理階段找出共同的病理環節，尋找證候的物質基礎和發生機理。近40多年來，許多學者從四診、八綱、生理病理學等多方面對中醫證候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針對證本質的研究主要是從異病同證、同病異證人手，探討了五臟之證、氣血之證、陰陽寒熱虛實等證的本質，為證候診斷指標的確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和實驗依據，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針對腎臟本質的研究，上海醫科大學主要從異病(哮喘、功能性子宮出血癥等)同證(腎陽虛證)人手，尋找腎陽虛證的物質基礎或機理，結果為下丘腦―垂體一靶腺軸功能的異常，將腎陽虛證發病環節定位在下丘腦；進一步從健脾、補腎、化瘀藥對免疫的調節異同進行研究，旨在從證效這一側面研究脾虛證、腎虛證、血瘀證在免疫學變化上的異同。湖南醫科大學主要從肝病五證即肝郁脾虛、肝陽上亢、肝風內動、肝火上炎、肝血虛證方面進行了肝本質的研究，確立了該五證的診斷標準、在疾病中的分配規律、相關的實驗指標等。此外，實驗研究表明，證與機體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激素分泌功能失調、免疫功能紊亂及環磷酸腺苷(cAMP)、環磷酸鳥苷(cGMP)等實驗室指標有關。

然而，現有的實驗指標及單系統、單層次的研究已經難以全面揭示證的科學內涵。實踐證明，證侯的微觀指標特異性較弱，很難找到針對某種證侯的特異性指標。如有關熱證寒證的研究，仍然還只停留在原有的一些有關反映機體植物神經功能、內分泌水平及能量代謝水平等研究上，指標的特異性差、客觀性不強及各觀察者之間研究結果不一致等問題的出現，導致有關寒熱證的現代研究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此外，以脾虛證為例，研究大多數仍停留在單系統、單層次地尋找脾虛證患者的特異性指標上，在所采用的上百個指標中，特異性相對較高的僅有酸刺激后唾液淀粉酶活性下降和木糖吸收率下降兩個，此兩指標被列入1986年全國中西醫結合虛證與老年病專業委員會修訂的脾虛證診斷參考標準。但這兩項指標仍然具有特異性不強的特點。隨著研究的廣泛深入開展，某些指標的特異性逐漸被否定，許多觀察指標實驗重復性差。于慎中認為很多與對照組具有顯著性差異的指標，實際上存在較多的假陰性和假陽性的個例，缺乏實用價值。另外，他還認為，之所以對單一特異性指標尋找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者，一方面是因為證本身作為一個綜合征，是個體對內外動因所做的整合后的反應狀態，具有復雜性、模糊性、多樣性和變化性，希望用某一微觀指標揭示其復雜的變化，還原為一種因素或病理變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表現為中醫每一臟腑的生理功能，常常涵蓋了現代解剖生理學中的許多臟器，每一個臟腑的證候必然會涉及到多個臟腑的生理功能或病理改變，某一證不會只有某一項指標的異常，某一項指標也不可能只反映某一證的特點。因此有必要在研究思路上有所更新，突破現有的模式，從多系統、多層次、多角度、多指標，結合現代科學與醫學從整體、細胞、分子水平探討中醫證的本質。

當今，分子生物學作為現代生命科學的前沿學科為證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后基因組時代的到來為中醫證本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術平臺。張昱提出了后基因組時代中醫藥研究的幾點思路，其中與證候相關的有：①證候與基因組的相關性研究；②證候與蛋白質組的研究；③中醫辨證論治的個體化治療模式與疾病基因多態性關系的研究。如何借鑒和引入這些新觀點和新技術成為當前中醫證候現代研究的重點和熱點。

基因組學研究表明，人體健康狀況或疾病狀態作為表型，直接或間接地與基因有關，通過體外觀察到的癥狀和體征變化是基因及其在轉錄和翻譯水平作用的綜合過程。證侯不一，其基因表達譜也不一樣。另外，從基因水平探討證的本質，可以忽略具體器官、組織的解剖定位，更符合中醫學整體觀的基本特點。因此，從基因表達的功能特性、尤其是帶有廣泛生物學屬性的基因表達和調控研究作為突破口來研究證的本質，可能會找到證侯發生機理研究的切入點。

近年來，利用基因芯片等新技術，從mRNA(cDNA)水平上闡明基因的功能及活動規律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在基因與證本質的相關性研究過程中，很多學者選擇某一種疾病或某―類疾病作為研究對象，按照中醫證候診斷標準進行證候分型，探討各種證型的基因表達情況。王洪琦教授進行了不同惡性腫瘤HSP70基因表達與中醫熱證關系的研究，結果表明，HSP70基因在多種惡性腫瘤如肺癌、大腸癌、胃癌等組織中呈高表達，其表達水平與機體處于不同的證候狀態有關，以熱證組表達為明顯，具有證的特異性。

繼基因、基因組學之后，人們又認識到mRNA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蛋白質的水平狀況，某些基因相同的mRNA豐度翻譯成蛋白質的量有高達幾十倍的變化差異；再者在基因轉錄翻譯成蛋白質的過程中存在著剪切、加工修飾，構象變化和轉運定位等蛋白質特有的活動規律，因此僅從基因組mRNA表達水平研究尚不能完全揭示人類疾病的本質及生命活動規律。已知生物功能的主要體現者或執行者是蛋白質，任何基因、基因組都只有在表達蛋白質的前提下才能表現出生命現象，也就是說蛋白質的表達水平、存在方式及相互作用等直接與生物功能有關。蛋白質組是由基因組表達的全部蛋白質，它是對應于基因組的所有蛋白質構成的整體。通過對蛋白質組的研究，可獲得無法單獨從基因水平上獲得的信息，如基因預測產物是否與實際表達產物一致，基因產物的濃度以及翻譯后修飾情況如何等。因此，可以說，蛋白質組研究能獨立于基因組的研究而進行。并且是對基因組研究的一種完善和補充。另外，中醫證候具有明顯的整體性和動態觀，而蛋白質組又是對不同時間和空間發揮功能的特定蛋白質群體進行研究，能夠從整體水應疾病過程中蛋白質表達的動態演變過程，與中醫辨證論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第8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關鍵詞：《波普先生的企鵝》;幽默;翻譯策略

一、引言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強，外國影視節目受到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喜愛。作為各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影視作品早已沖出國界，成為他國了解本國文化的一種極其重要且易于為廣大受眾所接受的方式。2011年上映的由馬克?沃特斯導演的《波普先生的企鵝》受到了中國觀眾的普遍好評，其字幕翻譯對其在中國更加大范圍的傳播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

《波普先生的企鵝》是一部典型的美國喜劇作品，其根植于美國文化，深受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蘊含著大量的美國文化信息。由于中美兩國文化的差異，從中國文化的視角對美國幽默的理解則較為困難，但此電影字幕翻譯很好的傳達了原字幕的喜劇效果，給中國光大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本文則旨在結合實例，研究其在翻譯過程中的一些翻譯策略的運用。

二、影視字幕的翻譯與幽默

眾所周知，影視字幕就是屏幕上的文字顯示，其目的是幫助觀眾更好的理解故事情節和片段，特別是對有聽力障礙的人來說，字幕則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字幕翻譯則是將字幕由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使影視作品能夠為其他國家的觀眾所理解的一種重要方式。幽默作為一種美學現象，是以輕松、戲謔但又含有深意的笑為其主要審美特征，表現為意識對審美對象所采取的內莊外諧的態度（徐鳳，2011）。對于不懂外語的中國讀者來說，字幕也是觀眾群體體會外國喜劇作品極其重要的一個途徑，因此其翻譯對于觀眾群體來說具有深刻的影響，甚至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部外來影視作品在中國的市場和地位。

三、《波普先生的企鵝》中幽默語言的翻譯策略

（一）直譯

英語和漢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各自有著獨立的系統且在句法、形態上存在著巨大差異。但某些方面來說，兩者又存在著極大的相似性，那么在很多時候，漢語則和英語在表達上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如在影視字幕的翻譯中，原英文的字幕本來就極其具有喜劇效果，那么則在翻譯時保持其喜劇的特色則更能傳其神，達其意。如：

例：Bald Eagle calling Tippytoe. Over. 禿頭鷹呼叫歪腳趾，over

Tippytoe， come in. Are you there？ 歪腳趾，快接，你在否？

This is Tippytoe. Over. 俺是歪腳趾，over

“Bald Eagle”和“Tippytoe”是電影中父子倆互相起的外號，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保持其原有的幽默和特色則采用了直譯的策略，很好地傳達出幽默的效果且容易為中國觀眾所理解和接受。

（二）網絡流行語的運用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信息化時代，隨著網絡在現實生活中的普及，網絡詞匯鋪天蓋地而來。網絡詞匯不僅傳播迅速，而且更新換代速度快，更能夠為廣大年輕人所接受。網絡語言的使用某種程度上來說雖有局限性，如更新換代速度快，生命周期短暫，很大程度上不能為主流文化所接受，但是它卻具有很大的實效性。網絡語言簡單明了，生動形象，詼諧幽默，能夠成功地達到一定的交際目的。隨著網絡的普遍化和網民數量的增加，網絡語言不僅不會因為優勝略汰而消失，反而會與時俱進，時刻保持新鮮活力，更加順應人們生活的變化。因此，影視字幕翻譯中網絡語言的使用體現了翻譯的娛樂性和迎合時代潮流的特點，更能為廣大觀眾所接受和喜歡。其中，漢字諧音的使用是網絡流行語頻繁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下面以《普波先生的企鵝》中字幕翻譯為例。

例1. Have you send me a penguin？ 你有木有發給我一只企鵝？

“有木有”是網絡流行語，是由地方方言演化而來的（普通話夾雜方言）就是“有沒有”的意思，是咆哮體中的一種。此處將“又沒有”譯為“有木有”頗具喜劇意味。

例2. Yes， lucky man 是啊，幸運的男銀

“男銀”屬于網絡流行語，是地方方言的產物。《普波先生的企鵝》的字幕翻譯中，譯者多次將man翻譯為“男銀” 而非“男人”。語氣非常之詼諧可愛，配合電影幽默的故事情節和演員詼諧的演出，喜劇效果不言而喻。

例3.Wait， how do you……等等，你腫么……

“腫么”就是“怎么”的意思，例如“腫么了意思等同于怎么了？” 是山東棗莊一帶方言（我國其他地區也有），屬于網絡用語。

例4. What do you talk？你說蝦米捏？

“蝦米”原是一種海味品，因其有較高的營養價值，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見。但在網絡語言中，蝦米則為“什么”的時尚稱呼，蝦米是閩南語的諧音，多用于網絡聊天和論壇中，在八零后和九零后中較為普遍。“捏”同“呢”，多用于句尾，使說話更加調皮可愛。

例5. I’m a penguin expert. 我是一個企鵝磚家。

“磚家”是一種諷刺的說法，意指那些所謂的權威人士，但實質上卻并非名之所歸。電影中動物園管理人員企圖從普波先生一家手中奪走企鵝，宣稱他自己為企鵝專家卻干的是不道德的事情，故稱之為“磚家”，頗具諷刺意味，足見譯者言辭之犀利，翻譯功底之深厚。

（三）翻譯中古典詩詞的運用

古典詩詞是中國的特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它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標簽。由于古典詩詞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而外來電影體現的是他國特色，兩者看似不搭邊但一旦聯系到一起便會產生奇妙的效果。

例：How are you？近來無恙乎？

“How are you？”是英語中常見的打招呼的用法，意為“你好嗎”，此處譯者將其縱向的與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聯系起來，譯為“近來無恙乎？”看似跳脫但令人回味無窮。

（四）地方方言的使用

漢語方言俗稱地方話，指通行于一定的地域的語言，它不是獨立于民族語之外的另一種語言，而只是局部地區使用的語言。方言頗具地方特色。在字幕翻譯中，譯者將異國文化轉化為頗具本國特色的語言方式更容易使觀眾所理解所接受，更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和產生喜劇效果。以下面的例子為例：

例：Package received. Over. Is it snowing there now， Dad？

包裹收到了，over. 那邊下雪了沒，老爹？

“Dad”原指“父親或爸爸”此處譯為更具有方言味道的“老爹”。此種譯法頗具調侃意味且更為符合中國文化和國情，文化上的跳轉產生的幽默效果不言而喻。

四、結論

幽默翻譯是跨越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社會背景的一種活動，它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轉換活動，更是一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轉換活動。幽默雖然對譯者來說存在較大困難，但譯者只要不斷的增加生活閱歷、涉獵不同領域的文化知識，充分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采取恰當的翻譯策略，結合電影情節和人物活動，對原文本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那么普通譯者也會在不斷的聯系與努力中不斷取得進步。（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徐鳳，影視幽默的類型與翻譯，電影文學[J]，2011

[2]侯曉瑩，論《老友記》中的幽默語言的字幕翻譯策略，科技信息[J]，2009

第9篇：留侯論翻譯范文

【關鍵詞】“三美”理論 許淵沖 埃茲拉?龐德 《關雎》

《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古代文學史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關雎》作為其開篇之作，有“國風之始，三百篇之冠”之稱。所以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詩經?關雎》的兩個英譯文進行對比研究，兩個譯本分別出自許淵沖和龐德之手。

1“三美”理論框架

許淵沖在《詩詞四十二首》序言中首次提出了詩詞翻譯“三美”論，即意美，形美，音美。“三美論”是許淵沖翻譯理論的本體論，也是許淵沖的理論核心之一。“意美”，所強調的是譯詩要和原詩保持同樣的意義，以意動人；“音美”，所側重的是譯詩要和原詩保持同樣悅耳的韻律；“形美”，把譯詩的重點放在二者保持同樣的形式（長短，對仗）上。許淵沖首先強調的是傳達原文的意美，然后是音美，當詩歌翻譯兼顧到原文的意美和音美時，應盡量以詩歌固有的形式翻譯詩歌，做到三美兼備。

2“三美”理論下《關雎》英譯本的對比分析

2.1意美

“意美”是“三美”的基礎。追求“意美”，不僅要準確理解并傳達原詩的內容（不能錯譯、漏譯、多譯），還要再現原詩的內蘊和詩意。中西文化差異巨大，所承載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內涵。因此要準確傳遞原詩的意美，就要傳達出文化意象所承載的內容，使讀者明了詞句中所蘊含的深刻含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許淵沖將其譯為“By riverside are cooing/A pair of turtledoves；/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雎鳩”一詞被譯為“turtledoves”，不僅有“斑鳩”的意思，還有“情人、戀人”的意思，與本詩的主旨相互呼應。然而，許淵沖將“君子”譯為“A good young man”，將“窈窕淑女”譯為“A fair maiden”。古代“淑女”本指品德美好之女子，而英語中“fair”主要指的是漂亮。另外，譯文以“a young man”與原詩的君子相對應。但從古義講，君子主要指王侯貴族或統治階級，春秋末期以后主要指有德行的人。可見在內容上，許淵沖也發揮了譯者的創造性，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忠實原文。

與此同時，龐德將“關關雎鳩”譯為“Hid！ Hid！ the fish-hawk saith”。許多學者認為“hid”是譯者模仿鳥叫聲出現的失誤，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是有意選定的詞，一則模仿雎鳩鳥的叫聲；二則蘊含藏匿（hide）的意思，與下文結合在一起，暗含關雎鳥尋求某物之意。其次，譯文中的“dark and clear”乍看令人感到迷惑。《辭海》中“窈”者“隱晦；不顯著”，“窕”者“多余地；不充滿”。《詩經主題辨析》中“淑”者，品德。英文“dark”意為“隱藏、隱晦、不知、沉默寡言”，“clear”為“無瑕疵、寧靜”。“Dark”、“clear”，以及譯文第二、三節的“modesty”和“secrecy”一起呈示了中國傳統女性之美。但在“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中將“河”音譯為“Ho”則有些牽強，這類問題也是龐德在譯文準確性上一直被人詬病的原因之一。龐譯意象傳神生動，英文表達地道，符合英美人的口味。但在忠實原文形式與意義上尚有欠缺，更像是新的創作。

2.2音美

詩歌是語言的音樂性藝術，某種程度上欣賞詩歌其實是欣賞其音韻之美。《詩經》主要為四言詩，隔句用韻，但亦有句式變化，形式靈活多樣，節奏跌宕起伏。章法上大量使用了疊字、雙聲、疊韻詞語，加強了語言的生動性和藝術性。

例如第一節中，許淵沖譯文四個句尾詞 “cooing”“pair” “wooing” “fair”，采取了“隔行交互押韻”（abab）的韻式。關關是雎鳩的叫聲，譯者用“coo”這一擬聲詞表達其求愛時的歡叫，“woo”本意為求愛，在這里不僅意思上貼切，而且音律上構成尾韻，使人感受到音韻之美。標題譯為“Cooing and Wooing”既押韻，又點出了全文主題，可謂點睛之筆。

而龐德則譯為"Hid"， "Hid" the fish-hawk saith，/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 “Dark and clear，/Dark and clear，/So shall be the prince's fere.”使用古英語形式的“saith”與“clear”，“fere”一起形成aabbb的韻腳。龐德譯詩的詩行長度相差較大，格律參差不齊，只有大致的韻腳韻。每個音步的格律十分不固定，表現出鮮明的意象派格律自由的風格。

2.3形美

文學藝術作品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內容和形式，對于詩歌來說，其形式更是其之所以為詩的決定性因素。所以詩歌翻譯在做到忠實于原文，傳達詩歌意境的同時，也要盡量符合詩歌的形式，做到形美。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夢寐求之。”譯為“Water flows left and right/Of cress long here， short there；/The youth yearns day and night/For the good maiden fair.”其譯文不但與原詩意境相符，且造句工整，形式優美。其中“water flows”與“youth yearns”相互對應，“left and right”與“day and night”相互對應，極富有對稱美感。

龐德則創造性地改造了《關雎》原詩的總體形式結構。原文的四行詩對仗工整，形式整齊，節奏感十足，都是四字句，而他的譯文則長短不一，未能準確保留原文的形式美、整齊美。原詩共五節，而譯詩則被壓縮。原詩中的兩行“參差荇菜”被合并成一行“High reed caught in ts 'ai grass”，而第四節的“左右采之”和第五節的“左右d之”被壓縮成“touching， passing， left and right”。單從形式上很難讓人聯想到翻譯的是《詩經》。

3結論

經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在詩歌翻譯上許淵沖的譯本要更勝一籌，無論是在意象，還是音律、形式方面都較好的切合了原文，生動傳神。在詩歌的翻譯之中，意代表著它內在的靈魂，是詩歌的核心所在。但是對于詩歌而言，音與形也是它必不可少組成部分，因此在對于詩歌的翻譯時，不僅要顧及到詩歌意的翻譯到位，而且還要使音與形兩個方面的美感在翻譯之后最大化程度地接近原著。所以在翻譯中不應愚忠死譯，而應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做到靈活變通，更好地帶領讀者領略中國古典詩詞的魅力。

參考文獻：

[1]許淵沖.“詩詞”譯文研究[J].外國語，1979 （11）：9.

[2]王啟偉，王翔.“三美”譯論觀照下許淵沖《詩經》翻譯的藝術之美[J].長江大學學報，2015，（38）：76-78.

[3]胡小棠.金風玉露一相逢―許淵沖《詩經?關雎》英譯詩之“意美”賞析[J].時代教育， 2015（12）：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