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局限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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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初探

蘇秉琦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以七個綱領式的標題劃分部分，概括地回顧了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在探索中國文明、中華文化起源過程這一重大課題的歷程。在這本書中，蘇秉琦先生歸納總結出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的模式和規律，即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和國家形成發展的“三類型”和“三部曲”。可以說，這是一部既對中國各個地區考古分別進行論述，又整合起來總結中國考古學發展的著作。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蘇秉琦先生學術體系的核心內容。約一萬年以來中國的六個主要區域大致都經歷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發展歷程，然后又從古國發展至方國，最后匯入到統一的帝國階段。燕山南北地區的發展過程最早，約在距今8000年開始了由氏族向國家發展的轉折，至距今5000年前進入了古國階段，也就是傳說時代中的黃帝時期，至距今4000年前進入方國階段，而到距今2000年前進入帝國階段。這是中國國家起源與發展過程中最具典型意義，屬于原生型的國家發展模式，又稱為北方型。中原地區大約在距今6000年開始了由氏族向國家發展的轉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間，不斷吸收北方、東方、東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過程中，進入古國階段，其中在晉南形成了傳說時代中的堯舜時期，這是第一個“中國”概念的產生。至距今4000年前進入方國階段，即夏商周三代。距今2000年前秦統一了六國，進入了帝國時代。這是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次生型的模式，又稱中原型。而在秦漢統一帝國解體后，北方草原民族在經歷了古國、方國之后，鮮卑族、契丹族、滿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遼、清帝國。這是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續生型的國家發展模式，又稱北方草原型。古國階段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了基礎。方國階段是夷夏關系互為消長的時期，而最后終于達到了多元一體格局相對穩定的共處關系。最后一個階段——帝國階段則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鞏固下來，并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

在此書中還有一些問題和說法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歷史研究的“兩個怪圈”概念，第一個“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歷史上，長久以來存在一種“中原文化中心思想”，意即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一直有“華”、“夷”之分。然而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作“四夷”的各少數民族恰恰是中國文化同外部文化的連接點和橋梁。沒有“四夷”的存在，以及“四夷”與“中原”的交流和融合，中國文化很難展現出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異彩紛呈，所以不能把中國與周邊世界文化分割開來。從舊石器時代起，中國就不是封閉的，也不是孤立的。雖然在歷史上曾有過“閉關鎖國”的時代，但那其實是統治者主觀上的意愿，實際上中國和各民族的交流幾乎從來沒有中斷過。而考古研究也證明，中國文明是多元一體的。另一個“怪圈”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但是不同地方的歷史發展不是只有一條道路可走，中國的歷史發展有它自己的特點，也有自己的軌跡，傳統歷史研究中把歷史發展過程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規律對號入座，就有“牽強附會”之嫌了。蘇先生認為，這樣的思維模式，是當今歷史學界應當反思，并進行改變的問題之一。

第2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博物館學主要的課程有歷史通論、國史概要、考古學通論、文物學、物質文化史、古文字學、中國玉器、陶瓷、書法、繪畫、錢幣、青銅器、文物保護技術、博物館通論、博物館經營管理、博物館陳列設計、文物管理與法規等。一般大一、大二時所開課程基本上都是歷史類課程和其他基礎性課程，博物館學的直接相關課程要到大三才開始涉及。

歷史是博物館學專業的主要支撐學科。沒有歷史大背景的支撐，就算對一件展品在物質層面了解得再多，也無法從文化和藝術的角度理解其真正的內涵。每一件展品代表的都是某一個時段的一個故事，而歷史的學習正是幫助未來的博物館人掌握挖掘故事的能力。

與歷史相呼應的是器物學方面的課程。器物是博物館的主要展品，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是做好展覽的基礎。很多人以為器物學都是著重于顏色、款識、流派什么的，就像是傳統的金石學家研究的東西。但事實上，器物學還涉及諸如材料學、化學、分子學這樣的科學領域。文物的修復、鑒定都離不開大量的科技手段。所以不要以為器物學的研究都是傳統文人的領域，人文與科技在博物館學這個專業中其實有非常緊密的結合。

奎于像博物館學通論、博物館展示設計之類的課程則是學習怎樣通過傳播學、心理學的角度；在展品和觀眾之間建立起聯系，以更為直觀的方式讓觀眾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

當然，剛才提到的那些器物學的課程在本科階段也只能了解一個大概。比如，我學完古文字學之后，認得出的甲骨文也就這么幾個。這是在本科階段學習博物館學的局限性，對器物等方面的學習只能停留在通識階段。但你能學到一類器物在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清晰的脈絡，社會的每一個進步也會反映在相應的器物上。

第3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摘 要：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在世界藝術瑰寶中獨樹一幟，是古今無數藝術家創新積累的結晶，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寶藏和藝術體系。民族民間音樂蘊含著巨大的價值，在日益經濟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教育工作者以弘揚民族文化的課程基本理念為重心，發揮文化育人作用，對學生進行道德陶冶，精神交流和情操培育。

關鍵詞：音樂課;民間音樂;全球化;情操培育

一、中學音樂課程中民族民間音樂的價值

民族民間音樂的價值包括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民俗價值和審美價值。

1、歷史價值。民族民間音樂體現一個地區一個種族的風情特色，題材取于當地勞動生活，將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情趣以音樂的形式記錄下來，對考古學家的音樂考古提供足夠的素材。學生在課程學習中，汲取了歷史知識和文化背景，對中國民族音樂文化有深刻的體會。

2、文化價值。民族民間音樂，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音樂信息易于進行交流傳播，音樂元素滲透交融，逐漸形成了姊妹藝術，相互推進發展，共同進步。

3、民俗價值。民族民間音樂，是受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生活生產方式，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從而形成獨特的民族特色與特征。民族民間音樂傳承當地的民俗地域文化，來源于人民的民俗生產活動，其中包括物質民俗生產和精神上的民俗生產。內容大部分于取材于當地的生活生產民俗，表演上借助于社會、節假日等民俗活動;藝術表現和民間的文化藝術同根。

4、審美價值。從人文性、情感性、實踐性等方面，體現了民族民間音樂的審美價值。

民族民間音樂歷史悠久，意蘊豐富。長期的演變發展中，反映著人民生活的變遷，反映著每一個個體的價值觀念，是我們寶貴的文化財富。

二、新課標改革下的民族民間音樂教學

我國的音樂基礎教育從1949年―2009年共經歷八次改革。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國進行了基礎音樂的教學反思。這八次中小學音樂教育改革，在教育領域中，都有重大的意義作用。

中小學音樂是音樂教育體系的重要部分，對學生的智力促進、智能的提高、興趣愛好的萌發、正確審美情趣的培育，起著關鍵的作用。新課標之下的民族民間音樂，可以培養學生對民族音樂的感受理解以及鑒賞能力，激發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形成正確的藝術價值觀，最終目的是身心受益，培養學生的個人品質。

三、教學對策與方法探索

課程內容有四個領域，分別是感受與欣賞、表現、創造、音樂與相關文化。我們在弘揚發展傳承民族音樂文化之時，應遵循如下原則：

1、主體優先原則。繼承與傳承規律，可以有效保護其原生態，尊重原生態藝術家的藝術心血，對其藝術技能和藝術價值予以充分的肯定，讓學生從原生態作品中深刻體會其內涵意蘊。

2、發展性原則。在尊重傳統、尊重傳承的同時，也尊重民族民間音樂的發展。世界是日益變化發展的，在肯定原生態作品之時，對創新的民族音樂實踐同樣予以尊重。

3、實踐性原則。有體會才會有心得，有實踐才能夠有領悟。帶領學生領悟民族民間音樂的真諦，感受中國國粹之璀璨。

中學教學的主體是學生，教師是主導。教育工作者應該具有較強的實踐教學組織能力，將民族民間音樂文化轉化為實踐成果，發揮現代化教育資源的優勢，弘揚民族音樂文化，結合新課標，傳承、挖掘、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推進中國素質教育，以此提高促進學生的審美能力，豐富中學生課外音樂活動。引導中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提高他們音樂素養、審美能力，甚至可以增加樂器演奏的活動等等。

教師在教授學生民族民間音樂知識之時，應采用以下幾個原則：

1、鼓勵性原則。培養學生的自信心與學習興趣，給予學生繼續學習民族民間音樂的動力，在他們有疑惑不解的時候進行具體的指導講解，讓學生體驗成功。

2、及時性原則。當學生在探索過程中發現有價值的問題，抓住時機，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的動力和興趣，嘗試進行探索性學習。

3、循序漸進的原則。由于中學生年齡的局限性，未變能夠領會民族民間音樂的真諦，所以，教師要耐下性子，由易漸難，逐漸引導，使學生在民族民間音樂的探索上有全面和深刻的認識。

學校在開發校本課程上，建立地方特色的音樂課程，創設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環境和教學方法，積極展開探究式學習和音樂怡情。

第4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薩義德；《東方學》；后殖民主義；比較文學

60年代末，新左派運動驟然興起，薩義德所在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這場論戰中首當其沖。隨后的70年代，薩義德帶頭在美國比較文學界推進知識考古，并以一部《東方學》大爆冷門，樹立起后殖民批評典范①。分析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離不開他所運用的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和歐洲左派的批判思想。通過這種方式，他將文化帝國主義這一文化歷史現象處理為一種與現實的人的活動內在相關的東西，從而將文化研究帶入了一個新的話語系統。

一、引言：薩義德眼中的“東方”與《東方學》

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英文名為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4日），生于耶路撒冷的一個阿拉伯基督教（英國圣公會）家庭。家境優越，他的童年在埃及開羅度過，兒時就讀于西方人辦的學校接受西式教育。1957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學位，1960年和1964年分別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自1963年以后，一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為該校英文和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Parr Professor），也曾執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薩義德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阿拉伯語和法語。他還是一名出色的鋼琴演奏家，音樂的造詣非淺。薩義德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主要包括《康拉德和傳記小說》（1966）、《東方學》（1979）、《巴勒斯坦問題》（1979）、《關于伊斯蘭》（1981）、《世界、文本和批評家》（1983）、《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等。

薩義德是一個有著有多重背景的批判學者，他出生在東方，卻接受了西方的殖民教育，后來又隨家遷居美國，屬于新一輪全球化卷入美國的移民。因此，他對“東方”有著特殊的情感與獨到的理解。在《東方學》這部著作里，薩義德創造性地提出東方學理論。他提出，“東方”與“西方”并不僅僅局限在地域上的差別，“東方”是西方的一種制度性話語。并借助福柯權力話語理論將東方學的理論反轉到西方自身的文化傳統之上。也就是說，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把“東方學”這一概念從“東方”這一意義上提取出來，并作為一種話語來考察，也就是探討文化權利對話語的作用以及社會語言對意圖和人類生產實踐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以此作為理論起點，薩義德認為東方是西方各國所分享的學術權力，這種權力使得西方人將東方、東方人處理為固定的形象，以此來滿足西方人的心理和物質需求，并且從一開始，貫穿其始終的基本觀念是“西優東劣”。因此，“東方”并非一種自在的自然事實，而是一種事業，是強勢的西方文明在與東方的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之中塑造出來的一種對于西方人不言而喻的形象。“一個文化體系的文化話語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對它的一種表述。”②“東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機制，通過這些操作機制東方才得以為西方所確認。”③通過對東方學這種殖民話語的分析，揭示了人們對于“東方”以及“東方學”的種種曲解,,樹立起后殖民批評典范。薩義德認為，西方的東方主義話語影響并保持那些以為會獲得可觀認識的個人的思想，盡管過去二百年來這種話語的策略發生了重大改變，但從本質上說它未能得到發展，因為關于東方它的中心神話并未改變：東方文化本身是一種發展受到阻止的文化④。

二、《東方學》的產生及其背景

60年代末，新左派運動驟然興起，福柯發表《詞與物》引發了學界有關“表征”的爭議，進而激化了“表征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表征危機”是由于20世紀語言學的轉向所致，它指向人類語言的局限性，以及文化藝術、知識理論再現真實的不可能。福柯在《詞與物》中，借助委拉斯開茲的名畫《宮娥》，講解了表征虛空，即畫家再努力也只能表征出秩序，總是不能完整的表現出被畫者⑤（趙一凡，2009：775-776）。70年代，歐美學界圍繞主體消解大舉爭論“表征危機”。在確立這一概念的時候，薩義德主要就是獲益于福柯的話語概念，正如他在書中寫道：“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規約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所描述的話語（discourse）觀念對我們確認東方學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把東方學作為一種話語來考察的話，我們就不可能很好的理解這一具有龐大體系的學科。”⑥

第5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一、川南彝族音樂文化的歷史文化背景

    為了厘清川南彝族音樂的歷史文化背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彝族的遷徙發展史,因為川南彝族作為彝族的主要聚居地,其歷史和彝族的發展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關于彝族族源說,目前主要有“北來說”和“云南土著說”兩種。“北來說”認為,彝族是古氐羌人南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與西南各土著部落不斷融合而形成的民族。“云南土著說”則認為,云南自古便是彝族先民的發祥地,今四川、云南、貴州、廣西和境外各地彝族皆發源于云南的土著居民。但學術界最為公認和流行的是“彝族源于古羌人”按“北下”遷移這一學說。氐、羌民族的歷史十分悠久,在商代就已屢見于史冊。《詩經?商頌?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獻和考古資料證實,氐羌先民早在史前到戰國秦漢時期,從中國西部高原經松潘草地到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又沿岷江和大渡河(其后轉安寧河)河谷南下,而達云南的魯甸、昭通、昆明、大理及貴州畢節等地,通向西南的廣大地區。關于這一說法,古文獻《后漢書?西羌傳》上有羌人南遷的較早記載:“羌無戈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跡,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其中“旄牛種,越嶲羌”,就是彝語支各族的先民。彝族先民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沿大渡河及安寧河至滇東、黔西及昆明一帶,最后在滇、川、黔、桂定居下來,完成了游牧到農業定居的轉變。長期從事西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藍勇先生用體質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研究結論,結合考古學和現代人類學的資料去分析民族源流及其民族文化,探索其民族源流的地理特征,也認為彝族的遺傳位置在中國西北的北部地區,民族確有從北向南遷移過程,屬藏緬語族,是古氐羌系族后裔。且從現在對彝族體質人類學、遺傳拓撲學的研究表明,彝族中存在“黑彝”和“白彝”之分,從體質特征上講,“黑彝”更有明顯的西北亞人種特征,而歷史上“黑彝”多以奴隸主的身份出現,可能就是彝族最早的主休民族核心,而“白彝”可能是后來的遷徙過程中融合進去的。川南彝族民族民間音樂藝術具有厚重的歷史文化支撐。從其族源及遷徒發展來看,無論生活環境如何變遷,抑或與漢、藏、回、蒙古、苗、傈僳、納西、布依、傣、壯族等多民族雜居,雖不同的信仰、文化歷經碰撞、融合,但彝族獨特的文化最終得以發展。一代代川南彝民以音樂這一獨特的藝術語言,或口口相傳先民遷徙的足跡,或頌揚彝民的勤勞勇敢,或表現勞動的五谷豐登,或聆聽生活的酸甜苦辣,或反映歷史傳說,或象征幸福愛情,用以表達對生活的熱愛和心中的喜怒哀樂。

    二、川南彝族音樂的民俗文化背景

    彝族音樂文化的最原始的源流在于娛民娛情。彝族音樂文化非常發達。彝族人民繼承了古氐羌人能歌善舞傳統,將音樂文化藝術滲透到了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早在遠古時期,因對自然界認識的局限性,彝族人尤其信奉天神,認為一切皆為神的意旨,是不可違也不可戰勝的。因此,凡是人所不能之事都交由天神來裁決,久而久之,逐漸固化為彝民族傳統習俗,即今天依然盛行于彝民族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各種祭祀、婚喪嫁娶、紅白喜事、生期滿月、修房造屋等慶典活動。在原始的祭祀天神活動中,彝民族早期的舞蹈、音樂也應運而生,隨著生產實踐的不斷深入,這些舞蹈、音樂最終固化下來,成為各種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并漸具彝民族特色。彝諺云:“唱歌有三種,一是高興時唱、一是悲傷時、死人時唱,一是在山上放牧時唱”;“調子有三種,一是沙居(高興),一是煞舉(悲傷、憂愁),一是尼布嘿布合(禽獸雀鳥叫)”。無論是在勞動間隙,還是在過年過節以及婚喪嫁娶等重大日子,彝族群眾都要以歡快樸實且又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歌舞來抒感,自我娛樂。彝族的主要節日是火把節和彝歷年,這是彝族最隆重而又最富特色的傳統節日。每逢彝歷年,除了殺年豬、敬祖靈,彝民們的主要活動就是狂歡。人們相互邀約,成群結隊地串門喝年酒,彈月琴、唱年歌,這家喝,那家鬧,盡情歡娛。姑娘們流蜜的口弦琴音撩撥著一顆顆火熱的心,令人動容;青年男女們傾情對歌令阿哥們傾心,讓阿妹們醉心;男人們“支依博”(即串家串戶地喝酒),邊飲邊歌,氐羌族系豪放血統展現無余。同樣,一年一度的火把節,是彝人的狂歡節,也是中國的狂歡節。它濃郁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節日風情,吸引了眾多中外游客慕名而來。節日期間,有斗牛、斗羊、賽馬、摔跤、選美等彝族傳統文娛活動,人們穿上節日盛裝聚集于火把場,載歌載舞,盡情狂歡,熱鬧非凡。彝族傳統文化,尤其是音樂文化被演繹得淋漓盡致。此外,在其他場合,彝族音樂文化也多有表現。聚居于瀘州敘永咪蘇壩及周邊地區的彝族,但凡婚喪嫁娶、紅白喜事、生期滿月、修房造屋,甚至小孩剃毛頭等,請嗩吶匠吹奏是必不可少的,往往一個生產、生活的活動現場,根據親友情況,可能會出現一對或若干對嗩吶鬧場,人們通過音樂形式傳遞祝福與吉祥,反映了彝族古代生活文明。

第6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一、好課多磨――研究

教師的主要工作就是課堂教學，如何設計好（每）一節課無疑是一線教師最為關注的話題，這樣一來，“研究課”就成為數學教師們的共識。為了適應新課標要求，使得每一節課的研究氛圍得到提升，教師們應對課例進行分析與反思，在參評課的活動中，教師可以提問和質疑，發表自己的觀點，擺脫各種人為的束縛，在思維的碰撞中，使教師在教學理論上有所提升，在教學實踐中有所鍛煉。可以這么說，教師根本上從觀摩課、示范課的傳統模式解脫出來，向“研究課”實行轉變，從而新課標促使了教師發生質變。

二、好學多思――探究

新課標基本理念著重提到“倡導積極主動、勇于探索的學習方式”，學會“數學地思考”。 探究學習即從學科領域或現實社會生活中選擇和確定研究主題，在教學中創設一種類似于學術(或科學)研究的情境，學生通過自主、獨立地發現問題、實驗、操作、觀察、信息搜集與處理、表達與交流等探究活動，獲得知識和技能，特別是培養創新能力的學習方式和探究精神的學習過程。探究學習和接受學習相比，探究學習具有更強的問題性、實踐性、參與性和開放性；經歷探究過程以獲得理智和情感體驗、建構知識、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探究學習要達到的三個目標。

案例1利用科學事件，創設課堂教學氛圍。

在執教“指數函數”時，可以從一則新聞報道引入：1994年8月美國考古學家在阿拉斯加州一處地窖中發現一具女童尸體，在無史料記載可考證的情況下，考古學家卻能測定這名女童大約死于公元1200年，你知道考古學家是怎樣測量古尸的年代嗎？其實這是根據人體中含有的一種放射性元素“碳―14”的衰變速度（每年人體內有0.012%的“碳―14”衰變為“氮―14”）與尸體內的“碳―14”的含量進行推算的。

案例2創設懸念問題情境，引發學生好奇心。

用一張報紙對折30次，這疊紙大概有多厚？

設一張紙厚0.1mm，則對折30次后的厚為h=0.1×230 (mm)， 取對數得lgh=lg0.1+30lg2≈－1+30×0.3010=8.0300 。所以h≈108 mm=105 m>8848m ，這樣對折的結果，其厚度遠遠超過珠峰的高度（8848m）

案例3發揮直觀性教學優勢，引導探究性教學。

立體幾何一向被認為是高中數學最難學的內容之一，為此，新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對這一部分作了適當的調整。調整之后的立體幾何教學建議以現實三維空間為背景，遵循“直觀感知――操作確認――思辨論證――度量計算”四個層次的認識過程展開．不難發現《標準》的教學設計更符合學生的認識規律，更能體現高中階段立體幾何教學存在的意義。

要讓學生動手做，設置讓學生動手做的問題：請同學們用紙板或游戲棒或細鐵絲做出下列幾何體的模型：正方體，長方體，三棱錐，四棱錐，三棱臺。使學生親身體驗柱、錐、臺的結構特征，逐步形成空間想象能力。要讓學生用眼睛觀察，設計讓學生通過觀察辨認、直觀感知，判斷空間幾何體類型的問題。

此外，在“立體幾何初步”教學過程中，可給學生展示各類多面體與旋轉體的教具，讓學生通過對實體的多方位觀察，多角度審視，形成對多面體與旋轉體的直觀認識，在大腦中留下深刻印象，這時，不失時機地提出問題并引導學生探究，也就成為自然了。

案例4增設多媒體教學手段，發散學生思維。

在講授《直線的斜率》第一節內容時，初步介紹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與數學中的幾何問題之間關系，讓學生用數形結合思想掌握斜率的概念，并解釋生活中的某些現象和認識事物間的相互聯系，學會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思考問題。

1、教學方法的選擇

本節課從信息技術和數學知識的有效整合入手，從實際生活中提煉數學素材，使學生在熟悉的知識背景下，在實驗、探究活動中獲得進步，通過老師的引導、啟發，實現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知識的探究，發現的創造經歷，使數學學習成為再發現、再創造的過程。

2、教學手段的利用

本節采用多媒體課件等輔助手段以加大課堂容量，通過POWERPOINT，幾何畫板及實物圖片的綜合應用，使抽象的知識直觀化、形象化，通過分層激勵，讓不同層次的學生獲得最大的進步。

三、好教多倡――創新

課堂是是質疑問題的場所，是通過對話探尋真理的地方。可現實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課堂成為了“講堂”，教師成為了課堂的主宰者，老師講得津津有味，學生學得索然無味，教師在和盤托出、無衣無縫地講授知識，學生在滿紙摘抄、漏洞出百地記錄知識，缺乏生命的活力。其危害明顯在于：

1.讓學生感受不到智力勞動的快樂，淡化了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扭曲了學生的個性與人格；

2.壓抑并泯滅了學生的主動性，學生沒有得到時間思考問題，教學成為沒有理智挑戰的教學；

3.禁錮并窒息了學生的創造性與想象力，沒有給學生足夠的參與機會，使所學“知識”停留在外在的、呆滯的、惰性十足的水平。

“雪融化了是什么?”老師的標準答案是“水”，而有學生的答案是“春天”，老師卻宣布這個答案是錯誤的。這是發生在課堂里的真實故事。有人問“我們學生的想象力哪里去了?” “學生的主動性是怎樣從課堂中消失的？”問題本身就發人深省。

在課堂教學中，探究學習要求把以教師為中心的接受學習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把學生自身的發展置于教育的中心位置，為學生創設寬容的課堂氣氛，為學生提供各種便利條件，為學生服務；幫助學生確定適當的學習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最佳途徑；指導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掌握學習策略和發展原認知能力；創設豐富的教學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習興趣，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倡導學生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學習；教師作為學習的參與者，與學生一起體驗探索的艱辛，分享成功的喜悅。教師是學生的促進者，是信息化和學習化社會對教師提出的新要求，新課標將促使教師成為學生個性發展的催化劑。我們期待著創造一個人性化的、生命化的課堂，讓陽光普照到每一個學生的心靈深處。

四、好式多用――實踐

新課標對教師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教師原有的角色不僅要發生變化，還要不斷地適應新的角色，從而將促使教師成為課堂教學實踐的研究者。

新課標的引進，使教育情境中的問題增多并變得復雜，同時也增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如：教學目標與結果的不確定性――由知識、能力、態度、情感、價值觀等多元價值取向引起的；教學對象的不確定性――不用統一的規格和評價標準，進行個別教育；教學內容的不確定性――課程的綜合性加大，教材、教參為教師留有極大的余地；教學方法與教學過程的不確定性――教師有較大的自主性，可靈活選擇與使用教法。教學的多樣性、變動性要求教師不再是教學活動的執行者，而是教學活動的參與者，真正得學習者是學生。教師要至始至終對自己的教學行為進行反思、研究與改進，提出最有效的改進意見，對具有挑戰性的教學情境進行研究。這個過程是教師對自己行為的分析與研究的過程。另外，一些無法預見的、從未見過的、實踐性的教學情境對教師來說應該是一種較大的激勵，將促使教師去體驗理性的愉悅和收獲的欣喜。

1、“雙基教學”與“變式教學”

“雙基教學”與“變式教學”無疑被看成中國數學教學傳統十分重要的組成成分，如何能夠依據新的數學教育理論去重新認識“雙基教學”與“變式教學”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又如何能夠在新的教學實踐中很好的去應用這些數學思想或方法，包括必要的反思與總結對此做出新的發展？我們正在探求著。

使用新教材的最重要的困難之一就是時間不夠，一周開6節數學課還是講不完（新課標規定每周才4節），很多內容都是匆匆而過，草草收兵。教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吃力；面對實際，我們的認識是“數學基礎知識”的教學“不求全，而求聯”，同樣地，在“數學基礎技能”教學中，我們也“不求全，而求變”。

2、“發現式教學法”的應用

發現式教學法作為一種教學方式，無論是教學過程還是教學目標，更多關注的是學生的學，這種意義下的“發現學習”，以學生的自主探索、合作學習為主要特征，學習過程中，學生在原有的認知基礎上，其認知、動機、行為都能得到積極有效的參與。因此，發現式教學法否定通過大量練習與強化形成反應習慣，提倡主動地在大腦內部構造認知結構。我們在傳統的“接受式教學法”的基礎上，融入“發現式教學法”，使得在學生接受知識的過程老師多用啟發方式，老師多讓學生參與其中，這樣兩種教學形式互補共存，達到和諧統一。

新教材的習題量大，層次性強，以必修2“立體幾何初步”為例，新教材與傳統教材內容相當，新教材共有214題，據教參建議教學課時數約18課時，傳統教材課時約30課時，練習題164題（空間向量除外），內容份量有差，但課時相差近一半，而且新教材中的一些問題還有一定的難度，不是僅照例題“葫蘆畫瓢”就能解決的，如果每一道題都要求學生解答，給出傳統意義下的答案，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確實難以做到。如此看來，新教材的習題確實練不了，而一些教師為了完成“書本上的題”又不得不補充一些內容，使本來就顯緊張的課時更加吃緊。

3、“案例教學”思想的滲透

在新課標的理念下，學習不是僅僅把知識裝進學生的頭腦中，更重要的是要對問題進行分析和思考，從而把知識變成自己的“學識”、“主見”、“思想”，可見，課堂上適當利用“案例教學”法可給課堂帶來勃勃生機與活力。

例如：小課題“孰是孰非”，我們引用題目：

對于函數 y=f(x)，若滿足f(x-1)=f(1-x)，則y=f(x)的圖象 （）

A、 關于直線x=0對稱B、關于直線x=1對稱

C、 關于直線x=－1對稱D、以上結論都正確

教師預先展示四位同學的不同的結果：

甲（換元法）：令t=x－1，則f(t)=f(－t) ，顯然f(t)為偶函數，所以f(t)的對稱軸為t=0，于是有x－1=0，所以，函數f(x)關于x=1對稱。選 B。

乙（換元法）：令 t=x－1，則f(t)=f(－t) ，由f(t)=f(－t)知f(t)為偶函數，其對稱軸為 t=0 ，所以f(t+1)的對稱軸為t=－1，因為 f(t)=f(－t)，所以，f(x)的對稱軸就是f(t+1)的對稱軸，把t換成x得x=－1，選C。

丙（圖象法）：因為f(x-1)=f(1-x)，所以，從f(x)的圖象可以想象出f(x) 的對稱軸為x=(x－1)+(x+1)2 =0 ，選A。

丁（特例）：令f(x)=1，顯然滿足f(x-1)=f(1-x)，而f(x)=1的對稱軸有無數多條，選D然后，問同學，到底該選哪一個呢？話音剛落，學生討論、交流，竊竊私語聲不斷……

第7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一、音樂――權力研究

Timothy Ryback認為，人們可以透過音樂這一強大的手段公開反抗主流文化、或隱晦地表達和維護與眾不同的價值立場。 流行音樂的歷史尤其揭示了這種聲討機制，以及對“弱勢”群體的自我保護和對社會失范行為的袒護。最終，在音樂產業和國家產業能動的關系中（尤其是在歐洲極具標志性的19世紀），人們逐漸發現，兩種過程并不總是一致的，其發展目的甚至是不同或相反的，各種復雜的因素讓我們認識到兩者互為反映的局限性所在。

各種復雜的因素讓我們認識到兩者互為反映的局限性所在。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匈牙利裔音樂家李斯特，他通過自己的方式在歐洲各個地方輪流進行生活的體驗，成功很好地融入各個國家或民族，這在當時及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都造成了不小的轟動和影響。正如一位法國記者在1844年寫道：

后人將會對李斯特的所屬國籍產生極大的困惑。這位偉大的鋼琴家的每一個所到之處都能收到來自當地人同胞般的敬意。他是俄國人？弗朗茲?李斯特的俄國血統十分純正……他是柏林人？他似乎的確變成了一個冷酷的普魯士人，能夠吟誦古日耳曼語的駢文詩歌。他是馬賽人？他有普羅旺斯式的靈魂，并非常喜歡普羅旺斯海鮮湯。

由此我們意識到，歷史學家需要明確的問題有二：其一，音樂如何在各種不同的集體意識中創造新的價值；其二，音樂的不可約束性、瞬時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可塑性是如何構成其自身力量的。

在這一基礎上，歷史學家需要進一步融合關于音樂與政治和權力的課題，將音樂的權力構成與其延展性論題進行平衡，通過這一途徑可以發現音樂與所謂政治文化的關系，其中包括行將產生的國家權力、政治實施和社會經濟層級結構等。

關于音樂“語境化”的研究則集中討論了音樂對于權力儀式的參與。在三十年戰爭之后的相對有序的政治環境里，音樂之于權力的公共表現的作用已經至關重要。將個體行動集合、進而形成一種國家行為，這為往后的研究帶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視角和方法，其中當然就包括權力的維度，以及其中無所不在的音樂。Richard Alewyn描述宮廷生活就說，“這偉大的世界舞臺孕育了音樂：音樂服務于教會，音樂出現在餐桌上，音樂為舞蹈和假面舞會伴奏。面具、燈光、音樂――世界由此改變了。”在Norbert Elias關于文明發展下的宮廷角色的研究之后，歷史學家開始在討論音樂時把它作為舊時權力的展示的陪襯。凡爾賽太陽王的宮廷是Elias研究工作的主要對象及理論依據，許多學者緊隨其后，將其視作所有其他宮廷文化的模仿對象；而路易十四專制體制通過控制精神、馴化其進入一種周密而無止境的儀式和娛樂慣例，從而實現對貴族階級的統治。 在此基礎上，歌劇成為這一操控行為的核心媒介。歌劇是完全的政治藝術，用Richard Taruskin的話說，它有“同樣受到政治束縛的大腦、眼睛和耳朵”； 劇場是權力控制的隱喻：戲劇是階層、等級、權力的戲劇；劇院在其極具偽裝性的溫和外表下，上演最多的是君主的權威。19世紀的歌劇奠定了音樂之于政治權威和權力光環之貢獻的基石，這使其開始不斷獲得歷史學家的關注。得益于威廉?韋伯和其他學者開創性的研究，我們了解并掌握了很多關于首都或首府城市音樂會生活及其與社會階層的資料。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需要向兩個方向拓展對音樂生活的研究，首先需要考察音樂生活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其次是空間性的思考，探索區域和地方的音樂活動水平。就第一點來看，David Blackbourn認為需“認真對待劇院里的隱性政治因素”，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系的作用下（包括政治行為、公共生活和知識運用等），19世紀的作曲家和演奏家成為當時名流文化和大眾媒體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而第二點空間性問題，區域性和地方性的音樂活動水平被歷史學家忽視已久，幾乎完全將這一領域留給考古學家和當地研究者。事實上，相比大城市，地方性的音樂活動也許更能體現對社會與政治規范的表征和維持――對于這一點的認識，只消通過大量存在并流行于軍隊、工廠、莊園的銅管樂隊便可見一斑。 只有把音樂元素與社區日常生活（如社會權力的影響、社會規范的維護、公民及公民生活的政治意義等）結合起來研究，才能進行更深維度的探討：政治文化如何將整合群體納入政治，民眾是怎樣習慣于國家權力、而后又反過來與之對抗。

二、音樂活動者與社會身份

另一個相關的現代德國歷史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由階層、國家和社會間的微妙差異證明音樂文化強大的話語權。顯然，我們不可能在討論音樂和政治時回避社會與階層因素。今天，許多歷史學者與音樂學者開始嘗試立足于音樂家的社會地位、音樂行業發展史、以及贊助人與聽眾的社會構成等課題。Tanya Kevorkian提出，早期現代城市社會中的歷史學家從音樂家及音樂活動中獲益，因此也需要提供大量音樂7社會史研究的方法和結論。音樂家是一種復雜的“物種”，他們在城市生活中充當各種角色，也因此占用了盡可能多的身份，每一種身份都帶有略微不同的預期、特權和聲譽。他們有時徘徊在社會邊緣，只能勉強抓住一個值得尊敬的職業身份，其他時間則在早期現代集體生活的中心地帶活動。Kevorkian認為，音樂家是“無與倫比的、前所未有的‘關聯’者”。歷史學家對音樂家的這一屬性進行分析，通過論證社會階層的復雜性、點明正式音樂活動從屬于整個音樂活動范圍，指出人的社會身份界限可以被跨越，這對認識早期現代社會是十分必要的。

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的商品化、工業化、國家化、職業化和全球化的變革進程，音樂家同樣具有“多功能性”和社會身份（地位）的歧義性。這一話題的引出來自于音樂家“旅者”身份的事實，他們的無止境的活動和流動是其社會不確定性的持久標志，甚至在音樂家格外活躍的18、19世紀亦是如此。德國最具代表性的音樂家之一約翰內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喜歡將自己定義成一個“流浪的音樂家”，游走在音樂巨匠和在精神道德值得懷疑的民間代表之間。他的自我調侃讓我們意識到，對于音樂家社會身份的研究，兩個不同方向（主流音樂文化代表和中心城市生活的“過客”）的發展脈絡都應被作為考察對象。

三、音樂美學――批判與借鑒

盡管過于主觀的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者需要避免的，但我們不能就此忽視音樂美學這一對音樂文本本身研究的成就。從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的大半時間，出現了一批令人振奮的代表現代性的知識分子，音樂美學的變革和衍伸從“馬鞍時代（Sattelzeit）”富有膽識的哲學文學群體（包括摩西?門德爾松、康德、赫爾德、席勒、霍夫曼、黑格爾、叔本華等）開始，隨后在一系列的早期述評中發展，最終以托馬斯?曼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講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萊弗金的一生》的問世而告終。Wolfgang Mommsen認為，如果這些作品體現了所謂“現代德國和音樂的關系”，那么這對音樂文化將是一個災難性的打擊，由此德國人逐漸由浪漫民族主義徹底轉變至對日耳曼民族“絕對優勢”的憧憬，即所謂“文化帝國主義獨特的激進模式”。這一模式即為“音樂道路（Musical Sonderweg）”，從這一概念上看，這一時期的德國人背離了對音樂更為克制和理性的態度。但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我們必須從不同的角度閱讀和利用這些音樂美學文本，盡量避免視其為“占據自給自足的領域，在普通世界之外流通”的獨立學科。

四、媒體史的視角

第8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此次培訓采取授課講座、座談交流和實地考察等形式進行，培訓地點包括大學、世界遺產、文物建筑保護管理機構、博物館等。培訓內容圍繞《英國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歷史城鎮論壇29年的管理經驗》《愛丁堡的文化遺產保護》等多達12個不同主題展開，由倫敦大學、伯明翰大學、英國文化遺產保護協會、英國教堂建筑保護協會等的專家學者系統講解了英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實踐。培訓團先后在倫敦、布萊福德城市周邊考察了英國的世界遺產和著名博物館，拜訪了英國有關的文化遺產保護機構和文化遺產所在地，就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問題與各機構進行了深入交流和討論。

歷史文化遺產如何保護？

《1913年古跡綜合及修訂法》賦予歷史文化遺存保護工作以強制性。在該法律的規定下，英國建立了古跡委員會以監督古跡的保護工作，保護范圍也擴展到古跡的周邊土地。土地所有者必須參與古跡的修復工作，不配合保護、修復工作的所有者可能被罰款，而拒繳罰款將面臨牢獄之災。

英國文化遺產保護卓有成效的原因并非全是立法的功勞，其中合理的規劃體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在編制當地的規劃政策上，都會考慮歷史文物和當地環境。他們在地圖上標識了歷史建筑，如果有一個建筑非常有名，會有一個小范圍的保護地區。每15年會更新制定一個長期戰略規劃。規劃對于建筑規定的用途是比較嚴格的。在保護區中的建筑要改變油漆的顏色都不行。如果你要建造一個新的建筑，房屋的使用發生變化或改變顏色，必須申請許可證，不批準的可以通過上訴的方式來裁決。

民眾對歷史遺跡的關注也為英國遺產保護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有效推動了保護的發展。諸如英國遺產委員會、國民信托和英國教堂保護信托這樣的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的慈善機構，占有很大比例，有時甚至全部的保護經費都來自會費、募捐或志愿者的服務。我國目前文化遺產保護經費基本是政府投入，還沒有建立多方參與、共同投入的機制。借鑒英國的經驗，中國可積極探索吸引民間資本投入文物保護工作的途徑。

保護下來的文物如何合理利用？

保護下來的文物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合理利用？如何使它們在當代甚至更久遠的未來得以發展存在？如果只是將古建筑“維修好”、“供起來”、“不能動”，這無疑不適合文化遺產保護的模式轉變成可持續發展。

英國在愛丁堡的老城和新城的保護利用中，管理方和研究機構針對文化遺產保護宣傳、城市設施的更新、合理利用能源、城市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做了很多創新性的研究，合理設計和設置了必要的附加措施和設施。還有英國教堂保護的一些具體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培訓過程中，我們接觸到一個案例，該信托機構找當地企業或機構，共同修復教堂；通過廣泛宣傳，鼓勵年輕人參與保護教堂，吸引更多的游客來參觀教堂。

教堂原本是一個祈禱懺悔的地方，現在有了教育、觀光的功能，還有了新的收費來源。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雖然改變了局部原狀，但確保了這個原先破敗、閑置的教堂重新被人們使用。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在修復教堂時，他們采用了新技術、新能源，引入新設施（廁所），有效地延續和提升了教堂的使用功能。持續的修復工作又培養了大量的修復技術人員。2015年，該機構獲得了歐盟頒發的文物保護獎。對比我們的保護工程，這些理念是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鑒的。

目前，我們在實際文物修復工作中會面對大量保存狀況不好、不完整的古建筑。修復古代建筑的目的，一是修復歷史的損傷，使它更為堅固；二是賦予其新的功能，或者說新的生存能力。

約克大教堂的基礎修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案例。如果片面地強調原材料、原工藝、原式樣、原結構、原環境，這座宏偉的教堂不會是這樣一個面貌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正是因為在結構加固上采用了現代的工程措施，這座建筑才有可能至今并繼續屹立著。

不僅僅是教堂，在英國我們看到很多古建筑包括民居都采用了風格性修復的手段。我們都清楚無論哪種做法都是文物保護修復工作的現代手段，各自均有自己的好處，也有明顯的局限性，針對每一個修繕工程個案，只要是合理的，都應該是成立的，不必強求統一。我們應該鼓勵修繕設計師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根據不同文化遺產的特性，制定適宜的、特定的修復方案，換句話說就是為每一個修復工程“量身打造”適合它的修復方案。

如何讓文化遺產成為藝術教育基地？

文化遺產有一項主要功能是公眾教育。在大英博物館、V&A博物館，乃至每一家博物館、每一處歷史建筑、每一個遺產展示地，我們都能看到眾多的中小學生在參觀學習，有的學校甚至將課堂搬到博物館里，引導學生臨摹美術作品、現場制作陶器、完成各項學習報告等；他們還組織社區的老年人作為志愿者，為來訪者做導覽和介紹。同時，所有的場館都建立了多個國家文字介紹、多種語音導覽系統，并出版了各種形式的普及性讀物。在公眾教育方面，用心之足、用心之細令人嘆服。英國是這樣在做，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們需要更多地學習和借鑒的。

英國是誕生近代考古學的國家，考古研究水平居于世界前列，這得益于英國擁有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和大量的專業人才隊伍。做好基礎研究是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重要前提。我們觀察到巨石陣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已逾百年，并且持續不斷；我們也了解到坎特伯雷大教堂有一支自己的維修隊伍。學術研究為遺產保護與利用提供了強力的基礎支撐，而數量龐大、高水平的人才隊伍，則為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注入了不竭的力量源泉。這正是浙江目前縣一級文物管理部門急需用力的地方。

我們訪問了莎士比亞全球劇場，這是我們文化遺產保護“走出去”拓展思路的一個很好機會。17世紀時莎士比亞大多數作品都在環球劇場演出，原址上的劇場1599年首次對外開放，1613年被大火焚В但很快重建起來。1642年劇院又被清教徒關閉。直到1987年在離劇院原址約200米處重新奠基，1997年6月12日重建的劇場在英國女王的主持下正式開放。目前，每年莎士比亞全球劇場的收益在1100萬到2400萬英鎊。

雖然說重建的劇場設計、建筑方式、建材運用等，都力求與原貌保持一致，但它的小劇場是依據為數不多的圖紙和文獻拼湊出劇場的結構原貌而修建的，而大劇場的復建依據更少，僅僅是遺跡或描述，現在的建筑形式是研究者和建設者合作的結果。但這并不妨礙莎士比亞全球劇場成為一處成功的文化場所。這里不僅僅是一處表演的舞臺，還是藝術教育的基地，更是文化觀光的目的地。

對于有價值的非物質遺產，如果原有遺產存續的場景不存在了，比如說我國的媽祖廟、孔廟等，必要的時候可以把原有的建筑物或場所恢復起來。所恢復的建筑當然不是歷史建筑，更不是文物，而是旅游建筑。我們恢復這些非物質文化的歷史場景，恢復它的文化價值，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英文化遺產保護帶給我們的啟示

以往，我們認為西方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先進首先體現在“保護”上，文化遺產以保護為主，經濟建設、城市發展均服從于文化遺產保護，強調在保護的前提下發揮文化遺產的精神文化與教育功能。近距離觀察以后，我們發現英國的文化遺產保護要實在得多。隨著保護行動的深入開展，更多的人認識和體驗到文化遺產保護也是現代英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有更多的參觀者因為這些被保護的遺產，慕名前來參觀和訪問，切實帶動了當地零售業、服務業和運輸業的發展，遺產地的經濟由此得到很好的推動。

考察英國文化遺產項目的良性發展，我們認為與這些文化遺產的產權、管理權和收益權統一是有關的。產權人從資產收益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必然會謹慎對待遺產的處置、改造和利用的所有細節。遺產保護是責權利統一前提下的最佳選擇。

通過21天的培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是不能關起門來搞，而要善于學習國內外先進理念、技術與方法，堅持“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的辦法，同時以重要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為平臺，邀請國際著名遺產保護組織來浙江省作傳授指導或開展合作，充分借鑒各國各地區文物保護和利用的先進理念與經驗，積極探索適合浙江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有效途徑。

Protect， Entertain and Inspire

A look at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UK

By Fu Zhengrong

A delegation of 18 members led by Chen Yao， deputy director of Zhejiang Cultural Relics Bureau， took part in a 21-day training program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and held in London in October， 2016. The participants were from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museums across the province.

The program’s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lectures， forums and field research were set in different venues and focused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the UK. The participants visited a cluster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London and the Bradford outskirts and exchanged thoughts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ountry’s most prestigiou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An amendment act issued in 1913 established a secure framework of regul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sland nation’s heritage. The law gave birth to a special historical protection committee that takes a supervising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not only cultural sites but also the periphery， and requires property owners to cooperate with the protection work.

However， law is just part of what’s behind UK’s outstanding success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trategic urban planning at the governmental level also planning plays a critical role. All the historical sites are marked out in the map， with a special ‘protection zone’ earmarked for each. The protection plan in the long run is updated every 15 years. In the UK， the change of the use of a property that’s categorized as a ‘cultural site under protection’ and even the change of the color of the paint used for the fa?ade needs to be approved from the government.

Strong public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lso brings plenty of capital resources to the country’s cultural protection endeavors. The work of such NGOs as the English Heritage， the National Trust and Church Protection Trust is based on membership fees， fund-raising and the services of volunteers. Such a high level of non-governmental capital involvement is thought-provoking to the cultural protection practitioners in China.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utilizing， for which Edinburgh and many churches in the UK have set a brilliant example.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Edinburgh contributes to the c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urch Trust works closely with local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urches， encourages young people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and spares no effort in finding ways to attract tourists. Many churches in the UK have become venues for education and sightseeing and therefore eked out a new source of income.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energy brings a new life into the churches and has trained a growing number of cultural relic restoration technicians in the process. A very good example is York Minster， which is formally known as the Cathedral and Metropolitical Church of Saint Peter.

During the three-week program， the participants from Zhejiang also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innovation in cultural protection. In the UK， the workers and technicians are encouraged to be creative to work out tailor-made protection plans.

第9篇：考古學的局限性范文

基于UW-Madison圖書館列出的人文社會科學類核心數據庫，對北京大學圖書館和浙江大學圖書館收藏情況進行比對，厘清國內數據庫收藏的總體現狀，為CASHL下一步的數據庫協調和引進工作提供事實依據和理論指導。

關鍵詞：核心數據庫 CASHL 引進 比較分析

基金項目：本文系CASHL管理中心項目“新信息環境下CASHL資源與服務拓展設計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以下稱UW-Madison）成立于1848年，是威斯康辛大學系統的旗幟性學校，也是一所馳名世界的集文、理、農、法、醫、商等學科于一體的現代化綜合性大學。從ESI數據庫的評價情況來看，威斯康辛大學有20個學科進入全球前1%的行列，其中社會科學（綜合）總被引排名居全球第8位[1]，經濟與商業列第16位[2]。UW-Madison列出了各個學科的核心數據庫（core databases），通過對核心數據庫收藏情況進行比較，能更迅捷地發現在數據庫收藏方面國內與國外的差距，為下一步數據庫的引進工作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1 核心數據庫的內涵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數據庫的類型越來越多，數量日益龐大，質量參差不齊，受用戶歡迎程度的差異也很大。為了便于讀者查找經常使用的數據庫，有些圖書館將那些使用量大、利用率高的數據庫從眾多的其他數據庫中區分開來，以“常用數據庫（popular databases或者most used databases）”欄目列出，旨在提高這些數據庫的顯示度，節省用戶查找的時間。但國內外圖書館鮮見核心數據庫的提法，主要原因是數據庫的信息量大，包含的信息內容繁雜，涉及的出版物類型較多、數據種類多樣，通常出現圖書、期刊、會議錄、教材等文獻資源、實驗操作、在線課程、視頻資源等信息跨界的情形，即便是單一類型的期刊數據庫，其中的期刊也存在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的情況。

UW-Madison的數據庫導航將各個學科數據庫劃分為core databases 和also helpful，說明核心數據庫的提法還是存在的，只是業內比較謹慎。關于數據庫的評價，國內外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指標體系，通常要遵循整體性、針對性、代表性、可比性等原則[3]。一般來說，數據庫的評價主要依據用戶對象和用戶的利用信息，包括數據庫的點擊、檢索、閱讀、下載、評論、引文等，涉及學科和數據庫的購買時間等相關因素。如果一定要區分常用數據庫與核心數據庫在內涵上的差異，筆者認為也就是兩種提法的關注角度不同，常用數據庫更多地聚焦于受眾面廣的綜合性數據庫，而核心數據庫更多地傾向于受眾面窄的專業數據庫，某個學科的常用數據庫實質上就是這個學科的核心數據庫。因此，可以初步認為，核心數據庫通常是學科類型相同或相近的核心信息機構必備的權威數據庫，它們因為內容的前沿性、權威性而深受用戶的歡迎。核心數據庫的判定可以為某個學科的核心信息機構和高層次用戶群提供指引性的信息，對該學科領域數據庫的選擇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2 UW-Madison核心數據庫與國內高校的收藏情況分析

UW-Madison 圖書館[4]系統由Memorial Library （人文社會科學）、College Library （本科圖書館）、Steenbock Library （農業與生命科學）和其他13個成員館 （檔案、藝術、天文學、商業、化學、地理學、地質學、數學、音樂、物理、社會科學、社會工作、特藏）組成，還有法學、醫學、工程學3個專業分館。在《普林斯頓評論》美國大學學術水平/管理排名之2013年圖書館最佳院校排名中位列第12[5]。因此，該大學圖書館列出的核心數據庫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意義。筆者將UW-Madison圖書館列出的人文社會科學類核心數據庫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簡稱北大館）[6]和浙江大學圖書館（簡稱浙大館）[7]收藏情況進行比對，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分析說明。

2.1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專題）核心數據庫擁有情況分析

對比結果表明，除了經濟學、新聞傳播與修辭學擁有率相對較高外，北大館其他學科都差強人意，特別是人類與考古學、參考工具、心理學、哲學、宗教、古典文學等擁有率均為零（見表1），這些核心數據庫的缺失肯定會給某些學科的研究帶來障礙。

2.2缺失數據庫的重要性分析――以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為例

北大館、浙大館無論從文獻資源的購置經費還是數據庫的擁有品種來看，都處于全國領先的位置，再結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圖書館的收藏情況，基本能反映國內數據庫的訂購現狀。以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為例，北大館和浙大館擁有和缺失數據庫的情況（如表2-表4所示）。

再瀏覽國內重點院校圖書館網站，除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數據庫已經有廈門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圖書館訂購外，其他基本可以認為國內缺失。這些缺失數據庫（見表5）絕大多數為著名出版商旗下產品，其重要性顯而易見。

2.3因購買數據庫版本不同而引發的資源完整性問題分析

北大館和浙大館購買的是Business Source Premier（簡稱BSP），收錄年限為1965年至今，約收錄了3 336種期刊索引及摘要，其中包括逾2 319種全文期刊及10 000余種非刊全文出版物。而Business Source Complete（簡稱BSC）是EBSCO最完整的商管財經全文數據庫，收錄年限為1886年至今，約收錄了4 292種期刊索引及摘要，其中包括逾3 354種全文期刊和大量的財務分析報告。兩者的差異如表6所示：

同樣，北大館和浙大館購買的都是Academic Search Premier（簡稱ASP），而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簡稱ASC）是ASP的完整升級版，截至2009年10月，ASC比ASP多收錄2 976種全文出版物，包括了2 671種全文期刊（其中同行評審全文期刊2 323種）、272部專著、10種會議錄、1種會議論文、7種研究報告、4種百科全書、11種報紙等[9]。

3 對CASHL數據庫引進工作的建議

從1982年教育部設立 “文科專款項目”、20世紀90年代初高校自發的全國外文期刊協調網到2004年啟動的“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CASHL）建設，其出發點只有一個，就是用有限的經費來最大限度地采集必要的文獻資源，滿足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和科研的需要。

作為全國性的唯一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收藏和服務中心，購買與協調引進數據庫是CASHL的一項基本工作。從2007年開始，CASHL先后出資購買JSTOR、PAO、ECCO、EEBO 4個全文數據庫，引進了EAI（《美國早期印刷品》），組織完成了MyiLibrary電子書聯盟采購，支持部分中心館訂購PsycARTICLES（APA美國心理學會期刊全文數據庫）和Gale公司的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文學資源中心）數據庫[10]，較好地滿足了部分用戶的需求。但是，經與UW-Madison的核心數據庫比較來看，很多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數據庫我國都沒有引進。因此，筆者提出如下建議，以期對CASHL今后的數據庫引進工作有所裨益。

3.1認真調研，通盤規劃

課題組統計的美國8所院校收藏的人文社科類數據庫都在1 000種以上，多的達到1 500種以上，而國內收藏最多的院校也就在400種左右，因此細致調研數據庫的出版發行情況和國際一流大學的收藏動態就顯得尤為重要，不能只局限于數據庫商的宣傳和推薦。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再按輕重緩急進行全面的規劃和部署，才能有的放矢，為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工作者提供綜合性文獻信息服務。

3.2合理使用經費，確保核心資源

作為未來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資源平臺”，CASHL每年都從教育部得到一定的經費支持，如何科學地控制管理運行成本，加大資源投入力度，如何在用戶使用習慣逐漸改變的情況下正確權衡書、刊、數據庫等各種不同載體資源的購置比例等，是CASHL人亟待考慮的重大課題。在核心數據庫缺失嚴重的現況下，每年保證引進若干個重要的數據庫迫在眉睫。

3.3完善管理機制，發揮協調優勢

CASHL是由項目管理中心和2個全國中心、5個區域中心以及10個學科中心共同組成的聯合體。根據圖書館所處的位置確定中心的地位并劃撥相應的經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地區的平衡，但對于資源的整體保障起不到相應的激勵作用。如果本著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在數據庫的采購上采取分攤、認領、經費配套的做法是否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4結 語

從某個學科核心用戶群使用數據庫的角度進行數據庫的評價和選擇，將給圖書館更加科學合理地配置、購買數據庫提供重要參考依據。當然，僅憑一所學校對數據庫核心與否進行判定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今后還將就其與美國其他高校所購買數據庫的一致性和共同性進行比較以證明其所列核心數據庫的權威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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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大學圖書館數據庫導航[EB/OL].[ 2013-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