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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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關鍵詞：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思想政治教育；路徑
中圖分類號：G75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9-0000-01
一定主體的國家認同，不會自動發生，而是需要借助一系列的手段和路徑才能形成。在形成國家認同的過程中，要借助多種手段，可以歸納為兩種手段的使用：一是硬手段（軍事等強力手段）、二是軟手段（說服教育等一系列的懷柔手段）。所謂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研究，就是研究在實現少數民族國家認同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這樣一種懷柔手段（宣傳教育手段、說服教育手段、思想統治手段等）究竟具有什么樣的作為，如何發揮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特作用。認同是一個關鍵的詞，認同意識培育的過程是一個宣傳教育的過程、是一個說服教育的過程，認同意識的培育是形成某種高度一致的認知。國家認同就是形成關于國家特定認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從理論到實踐，思想政治教育都有著關鍵而重要的價值和作用。
一、探析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
近年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問題成為多學科共同關注的話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對于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相關概念、影響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因素、構建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路徑和策略等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對于處在全球化社會進程中的我國培育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意識，增強綜合國力具有緊迫性。
國家認同概念出現在20 世紀70 年代的政治學領域。國家認同就是在有他國存在的語境下，人們構建出歸屬于某個“國家”的“身份感”。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國家認同的概念界定為是一種重要的國民意識，是維系一國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紐帶。如果說國家制度是現代國家構建所必需的“硬件”，那國家認同就是“軟件”。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為國家這一共同體維系自身的統一性、獨特性和連續性提供保障。國家認同不僅確立了民族國家的身份，而且還使它獲得巨大的凝聚力和復原力，對其統一與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只有得到本國國民和國際社會的認同才能得以存在。而在國內層面，國家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是一種政治、歷史、文化等多因素復合的共同體，這些因素及其它們之間的關系也影響著國家認同的構建。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歸屬哪個國家的認知以及對這個國家的構成，如政治、文化等要素的評價，是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升華。①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對國家認同所做的經典定義是：國家認同是處于國家決策范圍內的人們的態度取向。鄭永年則認為國家認同概念就是民族國家認同，即人們對建立在自己的民族基礎上的國家的認同。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是政治學、民族學等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包括對國家和發展道路等認同。具有同一族源但卻分屬不同國家的民族，在語言、服飾、風俗習慣甚至心理方面都有比較高的認同，但在國家歸屬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認同要求，被國家的領土邊界線所分割。在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研究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的意義
近年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研究備受關注，跨境民族的國家認同的研究愈發顯得重要，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與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的研究更是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受到諸多學者的重視，積累了大量研究素材和理論成果。在此基礎上，根據時展的要求，做進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
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形成，本質上是一種認識的形成，一種思想觀念的形成，那么這種認識可能有正確的方面，也可能有錯誤的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這方面的任務和目的在于引導少數民族形成正確的國家認同。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而言，講清楚思想政治教育在少數民族國家認同培育中的的理論、實踐和路徑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理論是近年來理論研究的一個熱點，有待進一步地豐富和完善，往往是政治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關注的重點內容，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研究，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發展的一個新
路徑，對于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效用，強化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進行較為系統地研究和探索有著較強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研究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的理論意義
第一，有利于豐富國家認同理論的研究。長期以來，國家認同是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關注的課題。從思想政治教育學的視野、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意識培育的路徑問題，就是從國家認同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國家認同感的增強等方面來深化國家認同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有利于豐富國家認同理論的研究。
第二，有利于拓展國家認同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學視野。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研究，就是研究在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意識培育的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承擔什么樣的角色，如何發揮其作用。認同是一個從他覺到自覺的過程，國家認同就是形成關于國家特定認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思想政治教育都能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對于拓展國家認同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學視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的實踐意義
有利于探索和解答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在國家認同意識培育中的獨特價值。我們要研究的是通過怎樣的路徑選擇來更加有效的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意識中的作用。通過實證調研和理論分析，搜集一手資料和理論素材，全面了解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現狀，進行環境分析和原因探究，并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以服務地區發展，服務于少數民族的和諧發展與共同繁榮。因此，研究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在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探索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以期構建客觀實在性基礎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與國家認同的關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意識培育中發揮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在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路徑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特別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時期，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時期，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進程中，在我省實施“兩強一堡”戰略的進程中，作為擁有較多少數民族的云南省，加強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是十分有必要的。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路徑進行深入分析，以期對少數民族國家認同意識的培育提供更好的路徑，以服務于地區發展，服務于少數民族地區理論研究和社會發展，并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開拓更新、更寬闊的研究領域。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研究少數民族國家認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徑，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注解
① 楊研.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37.
參考文獻：
第2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關鍵詞：多民族文學；民族文學；漢語文學；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會格局決定了多民族文學共存的現實，少數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學，但是長期以來，在政治形態和意識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文學格局一向以漢語文學為主導民族文學為補充，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性被忽略。隨著中國文學的深入發展，如何在中華文學體系中體現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的事實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體內部的文學關系如何梳理等有關中國文學如何發展的問題逐漸凸顯。與此同時，隨著世界民族族群意識的覺醒，世界文學格局中多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特殊性逐漸得到重視，成為世界文學話語的重要構成。內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學教育逐漸成為中國文學研討的熱點問題。多民族文學教育的本質是肯定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主體性，把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異，進行文化資源整合，共同構筑中國文學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學教育的展開實際上也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融合發展的肯定和促進。
一、多民族文學概念強調了多元文化的交融發展
多民族文學教育展開首先要做的是明確多民族文學概念。雖然近年來多民族文學理念滲透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討論中，但是對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學并無統一的說辭。根據各方面的探討，筆者理解多民族文學是在基于多元一體政治格局的基礎上，使民族文學由原來漢語文學的補充或點綴，獲得文化上的主體性，使其擺脫當前在中國文學中的邊緣狀態。這個概念的成立意味著之前所定義的以漢語文學為主導的中國文學向更為寬廣的方向擴容，中國文學概念被重新詮釋，之前以漢語文學為主導的中國文學轉變為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共同構建。在多民族教育實踐過程中，就要通過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形態的共建來體現以上對中國文學的詮釋，而這種詮釋和體現的過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融合發展的過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共建中國文學概念需要解決以下問題：第一，民族文學的主體性；第二，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多民族文學教育對以上兩個問題的解答過程也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融合發展的過程。首先，從前者來說，多民族文學認為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一起構成和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學自然需要和漢語文學獲得同等地位，能夠平等對話，而不是處于中國文學史的邊緣地帶。多民族文學把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相提并論，強調其主體性，意味著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是平等但又有差異的兩種文學形態，兩者具有異質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為中國文學的內驅要素，兩者需要融合創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1]由此可見，在多民族文學教育中對民族文學的主體性明確，在中國文學體系內，其必然需要和漢語文學融合發展。其次，從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來說，在教育實踐中，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共同成為中國文學教育的內容，但是兩者又存在著差異，要使兩者有機結合，成為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對兩者尋求共性，，如漢語文學擁有發達的書面文學傳統，而藏族、蒙古族則有口頭文學傳統，也有部分民族口頭文學和漢語文學共存，這些文學形態都是中國文學形態的一部分，只是文學載體不同，認知和明確書面文學和口頭文學的差異，并從中尋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這個明確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實踐中，實際上也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相結合發展的過程，自然也是兩者融合發展的過程。
二、多民族文學教育肯定了文學的歷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和現實情境相一致，知識界開始顛覆單一國家或民族主流民族歷史敘事的潮流或模式，開始提倡性別或族群話語，以族群嬗變和互動視角來講述文學現象稱為世界文學研究的跨國轉向，族群文學成為超越國別文學敘述的支撐點，多民族文學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學的研究自然需要從族群文學的歷史源流來把握，因此，沿循歷史脈絡解讀多民族文學便成為多民族文學教育的必然內容。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發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創的發展狀態，中國文學的發展一直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互動互融的過程。[2]歷史已成過去，但是歷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交融發展的歷史，以南北朝的詩歌為例，雖然當時的《樂府詩集》中很多民族詩歌的內容已經遺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樂器卻在遺存詩歌中多有出現，以此便可以想象當時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共榮共生的和諧情境。每個民族的文化或文學都不是單一發展的，各民族之間的文學發展都相互影響，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由于戰爭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遷徙，每一次民族遷徙都意味著遷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環境下，表現在文學上便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融合，如遼金時期，漢語詩詞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別是漢語戲曲等民間文學的民族成分更加明顯。中國歷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也相互交融，中國文學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數民族的文學成分。[3]雖然歷史發展中民族文學一直和漢語文學共生互融，共同構建了中國文學的框架體系，但是由于漢族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和漢語語言的官方通用下，當下教育體制對于中國文學的表述理所當然地指向了漢語文學，無論是中國文學史的編寫，還是教育體制中的文學教育，以及大眾視野中的中國文學概念，都從事實上佐證了這一點。在漢語文學被作為中國文學的全部或主導時，中國文學歷史發展中漢語文學和民族文學的共生互融的事實被遺忘或忽略。而這種情況在大眾的視野由漢語文學轉向多民族文學時，民族文學的歷史發展和嬗變成為關注的焦點，多民族文學共存共榮的歷史融合自然而然便會重新提起或發掘，在多民族文學教育展開時，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融合發展的歷史真實面目最終會突破教育體制、意識觀念和語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歸到民眾視野中，而這種回歸也將成為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融合發展的開端。
三、多元文學評價體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學評價資源
文化是人類在不同生存發展環境中自我保護、自我表達的機制，雖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達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學是文化重要的表達方式之一，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表達各有特點，對不同文學表述差異的學習和了解，可以擴展人類對人性認知的寬度，同時也能讓人類在多種文學表述中探尋人類共性的邊界，因此，對于各種文學形態都需要端正認識。不同文學作品由不同文學創作者創作，由于創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認知的限制，文學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時，由于表達需要，文學作品有多種體裁，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有不同的評價標準，才能使文學作品得到合理評價。特別是在文學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來對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從而通過文學評價使學生對文學作品有一定的判斷。文學評價體系包括多個方面的內容，思想性、作品形態、作品表達、語言文字、文學價值等都是文學評價的標準，越全面的文學評價體系得到的評價結果更加客觀。多民族文學理念下，漢語文學和民族文學共同作為民族文學的構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學評價體系才能使評價結果接近客觀事實，而多民族文學教育也需要通過這個評價體系來對學生進行引導。由于社會環境及文化發展的影響，少數民族文學形成了各種神話、史詩、歌謠等文學作品，同時由于文字及書寫習慣所限，部分民族文學并未成為書面文學，而只是用口頭方式傳承下來，成為口頭文學，這些形式各異的文學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學價值，如少數民族歌謠是民族民眾人際交往、調適身心、溝通神靈的媒介，而民族史詩則傳達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觀，對民族歷史進行了記憶。和書面文學一致，各種形式的少數民族文學都是人類用身體、儀式進行的文化展演，在人類影響上和書面文學有同樣的價值。但是在當前的文學評價體系中，書面文學是文學的唯一形態，漢語語言是主要評價語言，這樣的文學評價體系自然把民族語言創作的民族文學和口頭民族文學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學教育中，隨著民族文學的主體性加強，以及主體地位的回歸，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學評價體系，擴大文學層面，調整評判標準。新的文學評價體系對民族文學形態特征的兼顧，以及對民族文學評價資源的整合，也是變相的民族文化和漢語文化的融合發展。
四、多民族文學教育實踐以漢語語言為主導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語言中蘊含著特定的文化信息，對某種語言的文學使用，自然會使作品具有以上語言所對應的文化意味，而這種由于不同語言使用而進行的文學創作也是文化之間的交融。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密切關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語言來書寫往往就成為文學研究的重點問題。由于漢語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圍內應用，當前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主要分為本民族語言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和用漢語創作的民族文學作品，以本民族語言創作的民族文學作品自然不存在語言文化的差異問題，但是對于以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目前還有不同的認知。有人認為漢語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屬于同一個文化系統，無論是漢語的文化表達，還是漢語對民族韻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對于漢語創作民族文學作品還存在一些爭議。另外，也有觀點認為，民族文學的特質在于民族思想文化，關鍵是文學中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使用漢語創作對于民族文學有影響但影響并不大，而且漢語創作還有利于漢語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有利于民族文學作品的影響擴大。[4]爭議歸爭議，事實上，由于民族學生的漢語學習，相當一部分的民族學生并未掌握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現實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學教育也往往是以漢語來教學，20個擁有一級語言學科學位授予權的“985”院校幾乎都有漢語言文學，但是僅有中央民族大學等四所大學設置了民族語言學科。現實的客觀情況決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漢語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課程內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語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學教育實踐仍然主要是以漢語為主導，民族語言的離席意味著多民族文學教育實踐只能以漢語為主，在民族學生對漢語的輸入學習中，以及漢字的輸出創作中，漢語的文化意義已經和民族學生原有的母語文化進行了對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學以多元一體文學共同體為目標
先生曾經對多民族共存狀態及趨勢提出了美美與共的總結和構想，這個觀點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的差異基礎上為各民族尋求和諧發展的模式，對多民族文學同樣有借鑒意義。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個民族文學都有自己的特點，文化的差異決定了民族文學的差異和分歧，在文學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各民族文學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中國文學的發展創造中，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學體系內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學生態。多民族文學的提出雖然強調了民族文學的特殊性和差異性，并對民族文學的主體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終的目的是強調民族文學的價值意義，并對其在文學史中進行明確地位，意圖通過民族文學地位的合理確定和文學資源的合理利用推動中國文學發展，而并非對民族文學厚此薄彼。無論是漢語文學還是民族文學都要置于中國文學的語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體決定了多民族文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形成多元一體文學共同體。[5]在這個構想下，各民族文學都共同參與到中國文學歷史的發展中，共同創造中國文學史，而這種參與并非是無序雜拌，而是少數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相互融合創新來實現。多民族文學教育對以上構想的實踐，首先，便是樹立多民族文學史觀；其次，通過各種方式促進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融合。多民族文學史觀自然會對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融合關系給予肯定，在此文學觀引導下，多民族文學教育要明確各民族文學的差異和特征，使各種文學都能從其他文學中尋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種方式來促進其融合交流，而中國文學統一體開放和包容的組織結構也為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結語
雖然長時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在歷史發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少數民族文學在歷史中的影響和作用并未在中國文學史中真實呈現，中國文學體系形成了漢語文學一支獨大的格局，這種格局不僅使少數民族文學既有的貢獻和價值難以得到正確評估，同時也局限了中國文學的多樣化發展。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民族文學的價值發掘，多民族文學必將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多民族文學理念是中國文學內部的反思和重構，其對中國文學概念擴容和新文學格局的重建，都意味著多民族文學教育的過程也是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融合發展的過程，對多民族文學教育的系統梳理和認知，將有助于民族文學和漢語文學更好地融合發展，民族文學和和漢語文學的同創共生也將最終促進中國文學的大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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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關鍵詞：改土歸流；土家族；發展
在某種意義上，改土歸流是我國歷史上中央政府對民族地區規模最大、全方位的開發，對各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改土歸流改變了封建中央政府長期不能對民族地區實施有效治理的局面，把民族地區納入統一的管理體系之中，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鞏固了國家統一的基礎，促進了民族地區社會發展，是歷史的進步。同時，改土歸流某些措施、手段使民族地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改土歸流后的某些政策也有“強制同化”的傾向，這些固然不能苛責，但也須清醒認識。
改土歸流對鄂西土家族地區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改土歸流改變了鄂西土家族地區的經濟結構
改土歸流之后，土家族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得到較大發展，逐漸取代了封建領主制經濟。主要表現在土地占有狀況和生產者身份的變化上。改土歸流以前，土司占有勢力所及范圍內大部分的山地林木川河，是最大的封建領主。改土歸流之后，清廷將原土司及屬下人等占有的田土，或沒作官田，或由土民墾種。例如鶴峰“州屬官田，系改土以后，知州毛峻德奉文，將土司之入官田產，置莊招佃，領種納租”。[1]流官政府還鼓勵墾荒，如鶴峰州，“民間有主荒土，到處尚多未開。原限本年全熟，因何寬緩延挨。來年如有未墾，外地招農進來。”[2]清廷在改土地區統一丈量田畝，保護土地私有，所謂有產之家“官給印照，永遠為業，按田肥瘠，分別給科”。[3]改土歸流后，原為土司莊園奴隸的土民擺脫了奴隸的地位，如容美土司改流后，被其掠奪為奴的原保靖司之民即獲準還家復業[4]；原為土司統治下的農民統一編冊人籍，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改變，成為封建地主經濟制度下的農民。
二、改土歸流促進了鄂西土家族地區社會生產的發展
為“收拾土人之心”，清廷在土家族地區實行了輕徭薄賦的政策，對有些地方還減免錢糧。施南府“至乾隆二年未完秋稂，一并豁免”，[5]“今容美事同一例，……亦照永順之例，即以原征秋糧九十六兩之數，作為定額……未經查丈以前，雍正十二、十三年等及乾隆元年（1736），共應征收秋銀二百八十八兩，悉著寬免，不必補征。”[6]土司時期的許多苛取之規，也被廢止。
流官政府積極勸務農耕，發展生產。來鳳知縣丁周《諭闔邑諸民區種田法、家桑山桑蠶法示》推廣種田技術，鼓勵蠶桑之業。[7]鶴峰知州毛峻德有《勸民蓄糞》、《勸民告條》，《勸積貯》諸示，鼓勵指導發展農業。[8]新的作物品種，新的種作技術也傳人土家族地區，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改土歸流后，土家族地區商業漸趨發達。外地商人大量販入食鹽、布匹等本地不出之物，藥材、生漆、桐油、堿等土產品也大量銷往山外。誠如同治《來鳳縣志》所記：“賈人列肆，所賣漢口、常德、沙市之貨不一，廣貨、川貨，同時皆有，京貨、陜貨亦已時至。”“邑之卯洞，可通舟輯，直達江湖，縣境與鄰邑，所產桐油、靛、倍，俱集於此，以江左楚南貿易麇至，往往以桐油諸物，順流而下，以棉花諸物逆水而上。[9]
改土歸流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經營，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生產獲得較大發展，社會面貌有較大改觀。例如施南府，“施在前代，……生齒凋敝極矣。……迨諸土司革心向化，始改土歸流，重以圣圣相繼，休養生息，涵煦百有余年，遂使學校、農桑同乎內地。戶口之滋生，物產之蕃殖，近古以來所未聞也”。[10]
三、改土歸流促進了鄂西土家族民族共同體的穩定和發展
強烈的民族意識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特征，在實踐中，反映民族意識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是民族自稱。土家族有一個土家語自稱，用漢字記音約為“畢茲卡”，隨著土家族與他族文化的互動，尤其是隨著土家語的消失，這一自稱也為漢語稱謂“土家”所代替，這種代替無疑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在土家族被中央政府確認為單一民族之前，至遲在潘光旦先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調查土家族時，這種替代已經完成了。[11]“土家”之于土家族最初無疑是一個他稱，但后來卻被土家族接受為本民族的稱謂，其產生以及土家族這種自稱的轉變是土家族與他族，尤其是與漢族互動的結果，而這其中，改土歸流起了關鍵的作用。正是改土歸流之后，隨著土家族地區被納人中央王朝統一的管理體制之中，漢族大量地進入土家族地區，正所謂“自改土以來，流人麋至。”[12]宜昌府志載：“設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墾者甚眾”。恩施縣志述：“各處流民挈妻負子”，“接踵而至”，流民“遍滿鄉邑”。[鶴峰州內“舟楫之往來，連絡不絕；商賈之貨殖，各種俱全；人事之繁華，已至其極”。
正是在這種大規模地與他族接觸的過程中，土家族既吸收了其先進文化，又產生了他族“非我族類”的認識”，本民族的意識得到了空前強化，民族共同體得到穩定和發展，其主要標志即逐漸接受“土家”這一稱謂（相應地，稱漢族為客家）。
有鑒于此，彭英明先生才極有見地地指出，改土歸流以后，土家族進入其“同化發展”期。
流官政府為了加強在民族地區的統治，對民族地區的一些有礙于封建統治秩序的風俗進行了強制性的革除。其中最為明顯的莫過于乾隆《鶴峰州志》所記毛峻德的文告、條約，即是以禁端公邪術、禁肅內外、禁乘喪訛詐、曉喻婚姻禮節為主要內容的。這些都是流官政府革除土家族地區舊俗的明證。在這些政府的“教化”之中，有些的確是對傳統習俗中有礙于社會穩定、發展生產之迷信的革除，但也有相當部分是對傳統民俗中俗信以及體現、承載民族傳統的文化事象的扼殺，對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對此，固然不能以今律古強為苛示，但認識到這一點，對于如何保存、發揚土家族傳統文化，促進土家族社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無疑具有歷史借鑒意義。（作者單位：湖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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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少數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地區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表現為特有的語言、習慣、風俗、心理、情感等。“當民族共同體在人類歷史上形成并區別于其他各種人們共同體的類型以來，文化就總是表現為各不相同乃至千差萬別的民族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具有天然的樸素性和地域性等特征，既是同一民族內部交往的媒介，更是不同民族相互區別的標志。在我國，每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豐富多彩的文化，燦爛多樣，各具特色，在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差別很大。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大眾文化改變了少數民族文化的存在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的價值取向、傳統習慣和心理情感等。
1．少數民族地區使用漢語言的大趨勢已經形成。
我國是多民族的大國，在眾多少數民族中，只有回族、滿族使用漢語言，其他少數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語言。在中南和西南地區，分布著29個以漢藏語系為主的少數民族;在東北和西北地區，分布著17個以阿爾泰語系為主的少數民族。以前，各少數民族之間交往不多，民族內部只要有少數人懂得其他民族的語言，就能夠滿足民族間交往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同民族間物流人流交往的增多，語言作為交往的工具就顯得尤為重要。信息化的社會使大眾傳媒無孔不入，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廣播、電視、網絡所傳播的信息絕大部分以漢語為主，掌握漢語已經成為少數民族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途徑，也是不同民族之間相互交流的主體媒介。我們注意到“如果語言上的差異，會導致文化上的差異”。漢語普及就會使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運用本民族語言交流的人數呈現遞減狀態，年輕人在以漢語為主體的大眾文化影響下，已經能夠很熟練地應用漢語，掌握漢語是他們改變現實向高層次發展的能力之一，其母語逐漸被邊緣化，或淪為被保護、被研究的對象。
2．穿著服飾的改進。
衣著打扮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現，每一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服飾，五彩繽紛，樣式各異，通過服裝就可以判斷一個人的民族歸屬。比如，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一些比較偏僻的農村，男女服飾的民族特征非常明顯，男人們穿青布對襟上衣，布帕纏頭。女子服飾更是豐富多彩，她們有的穿無領斜襟繡花滾邊的上衣，有的頭上還纏著各式方巾，喜歡戴銀首飾。她們很擅長織布和刺繡，用自己所織的不同樣式的壯布和壯錦點綴服飾、美化生活。又如，維吾爾族女子在家鄉喜歡穿著絲綢連衣裙，配以深色繡花背心，頭系鮮艷的頭巾。可以說，每個少數民族都通過衣著打扮來展現自己的民族性，服飾已經成為少數民族文化的符號。在社會開放浪潮的推動下，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要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到經濟繁榮的地方發展，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當他們離開家鄉后，衣著打扮也就隨鄉入俗，服飾趨向大眾化，尤其是青年受大眾傳媒的啟發，更是追求服飾品牌化和名牌化，自己本民族的服飾逐步邊緣化，逐漸成為民族節日的點綴，或者旅游景區的一道風景線。尤其是年輕人，即便在本民族聚居地區，他們日常穿本民族服裝的現象也是鳳毛麟角了。
3．風俗習慣的變遷。
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各具特色，表征著不同民族之間的特殊性。其作用是“為了要加強團結，一個民族總是要設法鞏固其共同心理。它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上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民族的標志”。如果從起源上看，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有的源于民族發展歷史，有的發端于生產實踐，有的是由于紀念重大的歷史事件，有的是強化，有的是產生于居住環境，等等。豐富多樣的生活方式，展現了形式迥異的風俗習慣，可以說“風俗習慣常常是一個民族一種”。每個少數民族都有各自獨特的風俗習慣，如在飲食、婚姻、禮儀、節日、喪葬等方面差異很大。在少數民族地區現代性轉型中，受大眾文化的影響，他們的風俗習慣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世俗化、大眾化的步伐在加快。如蒙古族的飲食曾經以“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而聞名，現在也養成粗細搭配、多吃蔬菜、多喝酸奶少喝酒的生活習慣。在居住方面，曾經流動的蒙古包被定居的磚瓦房取代，有的地方甚至蓋起樓房，牧民也在向市民轉變。此外，在婚姻的儀式、禮儀的變遷、節日的選擇上都向大眾化方向轉變，本民族一些特有的風俗習慣只是被當做文物式文化保存下來，與普通人的日常生產和生活方式漸行漸遠。由此可見，大眾文化已經全方位地影響了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的生活方式，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社會轉型的主要力量。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
大眾文化自形成以來，就呈現出迅速壯大的態勢，契合了社會商品化、生活娛樂化的特征，具有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憑借現代傳媒構建多元融合和民族和諧的圖景。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在突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同時，更要體現各民族在精神價值上的相互交融，在突顯各民族文化風采之時，又要展現文化之間的相互補充、相互交流和相互吸收，體現出少數民族文化現代性的樣式。受環境、歷史等因素的影響，少數民族地區社會變革受到的文化阻力較大，表現得更為艱難和復雜。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很容易達成共識，對思想觀念的變革則顯得相對緩慢甚至有些滯后。因為改革是社會全方位變革，是整體性推進，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實施，都要牽動或者改變長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從而引出新的社會問題。要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優勢，通過電視、報紙、網絡等方式展現社會變革的必要性，鼓勵少數民族地區人們勇于迎接挑戰，主動調整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媒體要有意識地積極疏導和引導，從更深層次解釋、剖析在社會變革大潮下，少數民族經濟、文化、心理等方面正在發生著不可逆轉的符合時代特征的變化。特別需要關注的是，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全面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顯著增長，社會逐步開放，文化進步繁榮，生活方式多元格局已經形成，人們的心理意識同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尤其是西部各少數民族地區，都把民族文化的振興與繁榮作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而立足于文化全球化的大眾文化，以現代傳媒為手段，通過廣播、電視、網絡、報紙雜志等媒介，在平等的氛圍中推廣自己的特色文化。通過，少數民族文化在得到尊重和認同的同時，普通大眾也通過積極廣泛的參與以獲取精神愉悅，并分享文化多樣性所帶來的審美情趣。大眾文化的平民性和普適性特征可以得到各民族的普遍認同，實現從不同視角再現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內在具有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發展的機制。大眾文化借助大眾傳媒從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挖掘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樣式，生動地講述少數民族地區獨特的社會結構，或顯著、或隱匿、或巨大、或細小，從總體上全方位、多視角地反映少數民族的社會變革。比如，隨著電視的普及，它已經成為觀察社會的共同工具，可以說“電視如同一雙眼睛，借助它，人們可以觀察世界”。在電視的引導下，不同民族的人用同樣的視角理解問題和觀察社會，很容易形成共識。由于少數民族文化是由獨特的歷史、宗教和風俗習慣組成，是長期社會實踐積淀的產物。而少數民族文化的重建，是要改變這些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肯定會引起社會沖突。面對復雜的社會矛盾，大眾傳媒有針對性報道少數民族社會的變遷，報道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全方位、多層次的變化，鼓勵少數民族之間相互學習和借鑒，主動調整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大眾文化可以通過大眾傳媒典型性的描述，或形象直觀，或圖文并茂，借以展現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性，并調動人的認識情趣。同時，可以不斷重復再現，讓人更準確地認識少數民族文化。現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大眾傳媒都在大力宣傳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希望通過文化產業化實現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比如，被稱為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之一的蒙古族的《江格爾》，除了是一部大型史詩外，目前已經成為內蒙古的文化名片。為此成立江格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江格爾》微電影、動漫等，用現代傳媒形式弘揚傳統史詩，效果非常好。此外，各少數民族都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大量吸收并容納現代文化。如蒙古長調、哈薩克族彈唱、侗族大歌、壯族山歌等少數民族文化樣式，通過電視、網絡等現代傳媒形成共同的文化規范，出現了和而不同的“團結”局面。誠如德國學者阿克塞爾•霍奈特所說的:“‘團結’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因主體彼此對等重視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動關系。”大眾文化構建平等寬容的文化氛圍，促使少數民族文化走出民族地區并走向世界，使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圍內得到認可。大眾文化實現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充分交流，內在成為少數民族文化走向現代的動力。少數民族文化形成于獨特的社會背景和特定的生產生活方式，呈現出單一固定的模式。隨著大眾文化風靡，少數民族文化也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大眾傳媒使少數民族文化間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互吸引、相互補充。那種原封不動地保護民族文化的觀點，或者使民族文化變成僵化了的文化活化石的想法正在被摒棄，“民族文化的變遷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在電視、網絡等媒介的影響下，民族文化變遷呈現出加速的態勢”。可以說，大眾文化順應了少數民族文化交往的需要，適應現代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通過少數民族文化之間學習借鑒、取長補短，縮小了民族間的文化差異，從而實現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文化融合。
三、公民意識的生成
大眾文化的生成與傳播必將對少數民族公民意識的形成產生深遠影響。大眾文化為不同民族之間公共交往空間的形成提供了平臺，克服了以往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人的交往的局限性和狹隘性，有利于形成共同認可、參與的公共領域，培養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的責任意識和自主意識，以構建共同的公民意識。少數民族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民族主體意識在增強，也更加注重理性精神和科學思維。以人為本理念的確立，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加快了少數民族公民意識的生成。一般認為，公民意識的生成主要是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引導的結果，與大眾文化聯系很少，或者認為大眾文化只能起到相反作用。我認為，這是片面性的認識，因為現代社會再也不能用“商品性、娛樂性、淺表性”去簡單地概括大眾文化的特征。大眾文化作為現代社會及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樣式，是現代社會主要文化表達形式，融合了少數民族文化中最具活力的內容，通過影響少數民族地區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來改進社會的整體結構，顛覆傳統社會的認知路徑，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培養現代公民意識。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構建，首先要克服把精英(或者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對立起來的片面性觀念。按照傳統的思維方式，就會認為精英文化肩負著思想教育功能，決定社會的文化取向和價值定位，匡正國家的意識形態，以“經典”和“正統”方式存在。公民意識的構建，只能是由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識分子進行頂層設計，對符合現實社會結構和有利于社會穩定、和諧的文化進行篩選、整理和改造，通過文化政治化的手段，自上而下地宣傳和推廣，以證明其合理性和正確性。與精英(經典)文化不同的是，大眾文化來源于普通群眾，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對民風民俗的加工，在民間有最廣泛的基礎。通過現代大眾傳媒的整理、修正和補充，使之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深受歡迎，在贏得受眾的同時，如果處理得當，對于少數民族公民意識的構建是大有裨益的。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公民意識形成過程中，不能簡單地把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對立起來，大眾文化有時也蘊含著精英文化的部分內核。如洛威爾所言“大眾文化很可能表達著極其不同的觀念、情感、價值和感受，其中一部分來自并合乎主流意識形態”。大眾文化可以克服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單向度模式，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傳播路徑，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如果走從大眾文化開始逐步上升到精英文化的路徑，肯定會增強精英文化的影響力和生命力，進而達到一種雙贏的局面，使少數民族公民意識的構建更加主動和自覺。認真推進少數民族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融合趨勢，拓展公民意識的發展空間。從文化產生土壤以及價值導向來看，大眾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有著很大的差異。但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大眾文化發展態勢勢不可擋，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影響力不可小覷。在現代傳媒包裝下，原來只是表征少數民族風土人情的少數民族文化已經發生蛻變，與大眾文化的差異不斷被淡化和消解。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都把振興、繁榮民族文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推手，無形中提升了大眾文化的話語權，同時少數民族文化在發展中也必須汲取大眾文化的諸多特征，借以擴大影響，增強自身活力。從現代性角度看，大眾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來源于民眾，親民性使它們之間融合的步伐加快，也使它們對普通大眾的訴求頗為敏感，并且形成有效的反饋機制。由于所面臨的主體都是大眾，天然具有依靠大眾、關注民生和趨向民主的內在品格，指向了開放的多元化的意識形式，培養積極主動的公民意識。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通過引入大眾傳媒，對傳統的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整理、加工和改造，逐步改變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分配格局，使某種少數民族文化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根據自身的文化資源創建新的公共文化場域，積累和壯大民族文化資本。在少數民族社會變遷中，大眾文化改變了原來政治文化獨大的單一局面，更加關注文化的經濟效益，創立了滿足不同層次和等級的文化消費樣式，使少數民族各族群眾更加自由、方便地選擇自己的文化資源，潤物細無聲地改變著原先的生活方式，公民意識自然而然地進入制度化形態。
四、少數民族文化市場化觀念的形成
第5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關鍵詞 安東尼?D?史密斯 族群一象征主義 民族 族群 民族一國家民族的國家 民族主義 政治的宗教
在當代西方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領域內，安東尼?D?史密斯的名字恐怕無人不曉。雖然史密斯本人已于2004年(時年65歲)從英國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民族主義與族群研究崗位上榮譽退休，但他至今仍活躍在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學術研究領域內，繼續擔任國際性學術團體“族群與民族主義研究會”主席，并主編《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學術雜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安東尼?D?史密斯及其學說，就無法深入理解當代西方學術界關于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理論探索。這樣說一方面是由于史密斯本人乃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中的重要理論范式“族群一象征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該學術領域內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史密斯除了不斷地著書立說以傳播自己的理論外，還始終注重全面介紹和批評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研究中的各種流派，重視剖析西方民族主義研究的淵源與流變。
從1976年出版《民族主義運動》(Nationalist Movements)至今，在30年的時間里，史密斯發表了《20世紀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1979)、《族群的復興》(The EthnicRevival，1981)、《第三世界的國家與民族》(State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World，1983)、《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1991)、《族群性與民族主義》(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2)、《全球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1995)、《民族的神話和記憶》(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Nation，1999)、《歷史上的民族》(The Nation in History，2000)、《被選的人民》(Chosen Peoples，2003)等一系列有關“族群一象征主義”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的專門著述。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民族主義諸理論》(Theories of Nationalism，1983)、《民族主義與現代主義》(Nationalismand Modernism，1998)等系統討論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專著，并與約翰?哈欽森(JohnHutchinson)合作，共同主編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1994)和《族群性》(Ethnicity，1996)這兩本有關民族主義和族群問題研究的參考讀本，廣泛收集了19世紀以降以西方學術界為主的關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義問題的經典論述，悉心梳理了相關學術研究的源流與發展。
2001年，史密斯推出了《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Nationalism：Theory，Ideology，History，2001)一書。該書將介紹以當代西方學術界為主的各種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范式和闡述他本人的“族群一象征主義”理論兩方面的內容熔于一爐。此書在2003年和2004年連續兩年重印簡裝本，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及讀者群體的廣泛由此可見一斑。作為英國以出版社會科學著作著稱的波利蒂出版社(Polity Press)所推出的“關鍵性概念”(Key Concepts)叢書之一的作者，史密斯在該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旨在簡要論述民族主義概念。”他在緒論中解釋說：“這本小冊子旨在向不太熟悉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讀者和學生介紹民族主義概念。”然而，由于民族主義概念涉及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歷史學乃至人類學所關注的問題，加之西方學術界對民族主義概念的爭論始終異常激烈，因此，史密斯認為，在這樣的一本小冊子中，他不可能做詳盡的分析和解釋，某些方面難免會被忽視或省略。盡管如此，史密斯在該書中還是相當系統地闡述了當代西方學術界有關民族主義的主要研究成果，相當完整而又十分扼要地梳理了以他本人為代表的“族群一象征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然而，由于目前國內對西方有關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著作的譯介不是很系統，所以對當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族群一象征主義”理論的某些術語的理解和翻譯不是十分統一。本文試圖對史密斯在該書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的某些關鍵性術語進行粗淺的介紹與解讀，厘清史密斯在運用這些術語時所賦予的涵義，從而使國內讀者和研究者能更好地把握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民族”(nation)與“族群”(ethnic group，ethnie)
研究民族主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對與其直接相關的民族(nation)下定義，因為單從詞義學的角度看，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前者顯然是從后者派生出來的。然而正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樣，“民族(nation)”無疑是本領域最成問題和爭議最大的術語。盡管如此，西方學術界在認同“民族是某種人類或人們共同體”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有關這一“人類或人們共同體”的定義既有國內讀者非常熟悉的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亦即史密斯所說的強調“客觀因素”的定義，即：“民族(Haци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也有現在國內學術界已經比較熟悉的強調“主觀因素”的定義，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它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并且被想像成天生擁有邊界和至高無上。”
安東尼?D?史密斯對強調“客觀因素”和強調“主觀因素”的民族定義都不滿意。他認為，要想全面、準確地對“民族”下定義，就應該選擇能夠跨越“主觀一客觀”因素的標準。而通過跨越“主觀一客觀”因素，史密斯給“民族”(nation)下了如下的定義：(民族是)“與領土有 關、擁有名稱的人類共同體，它擁有共同的神話和祖先，共享記憶并有某種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種程度的團結。”顯然，史密斯的“民族”定義具有比較強烈的“族群一象征主義”色彩，但他的“民族”定義還是比較全面的。對中國讀者而言，重要的是要通過史密斯關于“民族”定義的討論得知，不論是斯大林所定義的“(Haция)”，還是安德森所定義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都是某種人們或人類共同體。這樣的人們或人類共同體目前在漢語中一般稱為“民族”，而由英文“nation”派生而來的“nationalism”一詞，也因此而在習慣上被翻譯為“民族主義”。
近年來，在國內有關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研究中，有些學者認為，英文的“nation”一詞應該翻譯為“國族”或“國民”，因為“nation”一詞與現代國家緊密相關，它是由國家“打造”出來的人們共同體，并且在現代“nation―state”體系內，“nation”與“國家”是“一體兩面”；“作為通俗的理解，一個民族就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全體居民或全部享有該國家國籍的人的總稱。因此，將nation理解為‘國族’事實上是非常貼切的”。顯然，這種解釋是直接或間接受當代西方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影響的結果，而當代西方現代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則深受馬克斯?韋伯對“民族”(nation)所下定義的影響。然而，史密斯并不這樣認為，他始終反對現代主義民族主義對“民族”(nation)的國家性的過分強調。他指出，“民族”(nation)不是“國家”(state)，因為“國家”的概念與制度行為相關，而“民族”的概念則指的是某種類型的共同體。他還提出：“我接受韋伯的‘民族是一種共同的情感聯接，其適當的訴求是成立自己的國家，而這通常趨向于產生這樣的國家’這一格言，但是‘通常’這一限定詞則顯示出民族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個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社會和文化共同體，就像歷史上被肢解的波蘭民族那樣，沒有‘自己的國家’，但它仍可存在。”由此，史密斯認為應當在概念上將“民族”與“國家”明確地區分開來。由此可見，如果從“族群一象征主義”的角度看，將“nation”漢譯為“國族”或“國民”就不是很貼切。當然，如果從當代西方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理論的視角看，那么，不僅將“nation”理解為“國族”，而且將它翻譯為“國族”都是十分貼切的。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研究中，另一個與民族相關的術語――“ethnic group”或“ethnie”被廣泛運用。該術語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后，國內相關學術界在對之翻譯和定義的問題上產生了不小的分歧，乃至出現使用上的混亂現象。“ethnie”一詞是法語，與其對應的英語為“ethnicgroup”，由于英語中沒有相應的單詞來表述它，史密斯就干脆用法語單詞“ethnic”來表述。史密斯認為，與“nation”一樣，“ethnic group”或“ethnie”也是人類共同體，但二者又是有區別的。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ethnic group”或“ethnie”通常沒有政治目標，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公共文化，且由于“ethnic group”或“ethnie”并不一定要擁有有形的歷史疆域，因此它甚至沒有疆域空間。應該說，史密斯將“ethnic group”或“ethnie”和“nation”區別得很清楚，但是，由于理解和翻譯上的問題，“ethnic group”或“ethnic”這一術語在被介紹到我國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了術語使用混亂的現象。
目前，國內很多學者認為，應該將“ethnic group”或“ethnie”漢譯為“民族”，因為美國的《韋氏新詞典》(Webster’ New Word College Dictionary)對“ethnic”的解釋是“具有表現在風俗習慣、特征、語言和共同歷史等方面的共同文化遺產的居民群體”，這種理解與我國的“民族”定義是相吻合的。應當承認，不論是美國的《韋氏新詞典》，還是英國學者史密斯對“ethnic group”所下的定義，都與目前我國少數民族乃至漢民族中的“民族”定義相差無幾。然而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漢語中的“民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被用于翻譯英文“nation”及其派生的詞語，比如用“民族”翻譯“nation”、用“民族主義”翻譯“nationalism”等。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所使用的“民族”一詞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指史密斯所定義的“nation”、斯大林所定義的“HalXna”和安德森所定義的“想像的共同體”，也就是列寧所說的“社會發展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的人類共同體。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用漢語“民族”一詞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很可能會造成誤解，即很有可能將具有明顯政治性、國家性，且擁有公共文化和共同經濟的人類共同體“nation”(已經約定俗成地漢譯為“民族”)誤解為“ethnic group”或“ethnie”這一不具備公共文化、缺乏政治訴求、很少有共同經濟，但卻擁有共同文化遺產的人類共同體。為了避免誤解，在保持“nation”的漢語譯名“民族”的同時，似乎應該用另一個漢語詞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為此，筆者在翻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一書時，采用了目前國內不少學者業已使用的漢語“族群”一詞來做對應的翻譯。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用“族群”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就沒有問題了。由于“ethnic group”或“ethnic”的定義與漢語“少數民族”中的“民族”二字的涵義十分相近，因此，目前我國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英文譯名已從原先的“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Commission”改為“The State Ethnic Affair Commission”。這就意味著，如果將“ethnic group”或“ethnic”翻譯為“族群”，那么諸如“少數民族”、“民族事務”以及“56個民族”等就勢必都要相應地改成“少數族群”、“族群事務”、“56個族群”等。然而這樣的改動顯然是行不通的，甚至有可能造成負面的社會影響。或許主張用“國族”或“國民”來翻譯“nation”的學者會因此而認為，采納他們的翻譯方法就能解決這樣的困境，因為一旦使用“國族”或“國民”來翻譯“nation”，就可以將“民族”留著用來翻譯“ethnic group”或“ethnic”，并由此可以明確地區分“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c”這兩種既相互聯系又有著明顯區別的人類共同體。但是這樣一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民族主義”等與我們日常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詞語又該怎么辦?
由此可見，在如何翻譯“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的問題上，我們確實遇到了很 大的麻煩。但是對國內的讀者和研究者而言，更為重要的可能不是如何翻譯這兩個英文術語，而是如何區分“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這兩種屬于不同層次的人類共同體；并且應當了解，在當代西方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學術研究中，或者至少在史密斯的研究中，一般是從“nation”和“ethnic group”或“ethnie”兩個層面來剖析人類共同體的演進及其與民族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演變之間的關系的。
二、“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與“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
在國際關系學和民族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內，“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似乎已經成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術語。一般而言，國際關系學學者或民族主義理論研究者大都同意，當今現實的國際政治體系就是一個以“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為主要行為體構成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這就意味著，當今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者――國家――是與民族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國家與民族的這種結合始于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法蘭西民族充滿熱情，他們在《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中響亮地提出：“整個的本源在根本上屬于民族(nation)：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從此國際體系中的“民族”與“國家”這兩個行為體開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還進一步提出“共和、統一并不可分割”的民族主義理想，導致法蘭西民族在法國大革命中廢除國內關稅，打破地方壁壘，消除地方制度和文化，建立與本民族合為一體的具有統一經濟、統一政治疆域和單一公共文化的“民族一國家”。
稍具世界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國大革命不僅對法國本身的歷史具有革故鼎新的影響，對歐洲的歷史也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而且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法國大革命對世界歷史的推動作用和巨大影響力的具體表現在于，它為整個世界開創了新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而且開創了新的人們共同體(“現代民族”或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所認為的“資產階級民族”)、新的集體認同(“現代民族認同”)、新的政治樣式(“現代民族一國家”)以及最終產生國際新秩序(“現代民族一國家國際政治體系”)。從這些新現象的結合和聯結之中，可以見到現代化的世界新秩序。毫無疑問，法國大革命先是在西歐，繼而在中、南美洲和東歐，隨后又間接地在亞、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激發了將國家與民族合并的趨向，并且促使“民族一國家”觀念廣泛流行。
但是，伴隨著法國大革命而產生的這一復合術語和政治理念――“民族一國家”，在現代國際體系的實際運作中始終存在著嚴重的“民族”與“國家”相互錯位的問題。如同沃克?康納所指出的那樣，在現實中，單一的“民族一國家”(國家與民族完全重合，即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只存在于一個國家中)是非常少見的。實際上，全世界有近90％的國家是多族群乃至多民族的國家，并且它們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民族或族群分裂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中有多個民族或族群，一個民族或族群分散居住于多個國家中以及沒有國家的現象，是迄今為止現代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常態。于是，“民族一國家”這一復合術語便經常顯得名不副實。針對這個問題，史密斯的解決辦法是用“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這一術語來取代“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這一“傳統”術語。
史密斯認為，“民族的國家”是比“民族一國家”更為中性的描述性術語，并且也更能反映國際政治的現實。他提出，“民族的國家”可被定義為：“以民族主義原則確立合法性的國家，它的成員擁有很大程度的民族團結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質性)。”此定義將民族的團結和整合作為一個變量，這樣就避免了“民族的不一致”問題，即全世界到處都存在的民族邊界和國家疆界不一致的事實。這也就是史密斯所指出的，盡管在國家疆界內存在著少數族群，但該國的多數居民仍屬于單一的或主導的族群一民族，并且正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使該政治共同體具有合法性。史密斯通過創造“民族的國家”這一新術語來解決“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所存在的概念錯位問題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問題在于，“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事實上早已成為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同的概念，就如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樣：在太多的情形中，研究者們認為“國家”是“民族一國家”這一復合詞中的主導成分，而“民族”是次要的成分。顯然，史密斯的“民族的國家”這一術語對當代國際體系中“國家”性質的表述比“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的表述更為合理。但是，由于即使在西方學界，習慣的力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民族的國家”這一術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太可能取代“民族一國家”這一術語。
其實，在當代西方的國際關系和民族主義研究領域中，術語的更改始終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比如史密斯堅持認為，英文術語“international”不能正確地表述“國際”的含義，因此應該用“inter―state”來取而代之。無獨有偶，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也認為，應該用“inter―state”來替代“international”。有意思的是，漢語“國際”一詞顯得比較貼切，并且與沃勒斯坦以及史密斯的用法不謀而合。眾所周知，沃勒斯坦是現代“世界體系論”的創立者，他稱得上是當代西方學術界的大師級人物；而史密斯至少在當代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領域內已經達到大師級水平。然而即便如此，今天西方學術界依然比較普遍地用“international”來表述“國際”的含義，而不是用沃勒斯坦和史密斯所倡導的“inter―state”來表述。由此可見，史密斯所提出的用“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來替代“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的想法雖然很合理，但是在當代西方學術界卻不太容易被廣泛接受。不過，我們似乎應該注意到的是，史密斯對“民族一國家”性質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即認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民族一國家”是“以民族主義原則確立合法性的國家，它的成員擁有很大程度的民族團結和整合”，這一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三、“政治的宗教"與民族的“神圣性”
其實，安東尼?D?史密斯就民族主義問題所展開的討論，其最大特點并不在于將“族群”與“民族”加以區分并指出兩者之間的聯系，也不在于創造了“民族的國家”這一術語。史密斯的學術貢獻要遠遠超出這兩個方面，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學術貢獻就是他提出了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的宗教”或“的政治宗教”的觀點。史密斯的這一觀點的基礎是他對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有關宗教的經典論述的解讀。或者可以說，正是迪爾凱姆對宗教的經典論述，深深地影響了史密斯對民族主義的研究。
迪爾凱姆在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將宗教定義為：“一種與神圣事物有關的信 仰與儀式組織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式把所有對之贊同的人團結在一個稱為‘教會’的道德社會群體內。”史密斯就是根據迪爾凱姆對宗教的這一著名定義而提出：“無論其推動力是如何地世俗化，民族主義最終更像‘政治宗教’而不像政治意識形態。”這主要是因為史密斯認為，民族主義總是將民族“神圣化”，總是為本民族的“偉大領導者”或本民族歷史上的重大戰斗以及為對國家獻出生命的“光榮犧牲者們”舉行紀念典禮，因此，民族主義的宗教性本質――“神圣事物”和“信仰”以及“儀式”――就明顯地顯現出來。于是，“民族”就被看作公民的“神圣團契”，而民族主義則被視為完全符合迪爾凱姆對宗教所下的定義，即民族主義是有著自己的“經文”、“禮拜儀式”、“圣徒”和“典禮”及“禮節”的“宗教”形式。
由于民族主義本身是一種現代政治運動，有著明顯的民族自治、民族獨立、民族認同等政治訴求，因此史密斯認為它應該是一種“政治的宗教”或“的政治宗教”。然而，即便是“政治的宗教”，民族主義的基礎依然是迪爾凱姆所說的“神圣事物”，而民族主義的“神圣事物”就是“民族”本身，因為在史密斯看來，任何民族都具有“神圣”的屬性。他指出，即使在當前的西方，民族的神圣基礎也還沒有消失，更不用說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區了。世俗的理性主義雖然在過去和今天都對民族的“神圣性”發起了挑戰，但世俗民族主義的“政治的宗教”卻始終持續地為它的“禮拜儀式”、“象征”和“神話創造”而利用宗教的主題。
具體而言，民族的“神圣性”表現為四個方面：共同體、領土、歷史和命運。史密斯認為，這四個方面過去被視為現在也還繼續被視為“神圣的”。各民族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這四個方面作為致敬和奉獻的目標，并視之為他們自己的目的。總之，民族主義的實踐需要合作和政治團結，而這種合作和政治團結又需要一個被定義得很好的架構和政治舞臺，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這樣的架構和政治舞臺就是擁有統一的領土、以自己的歷史和命運與“他者”區別開來的人們共同體所形成的“民族”。這樣的“民族”無疑具有宗教所需要的“神圣性”。
第6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關鍵字：傳媒；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綜述
一、關于認同與身份認同
“認同”問題是伴隨著人類的出現而產生的，基本意義是表示個體所有的關于自我確認的意識。現代認同理論發端于心理學，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認為，認同是個體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埃里克森區分了“自我同一性”和“集體同一性”，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認同研究對個體認同和群體認同進行區分的來源。安東尼?吉登斯與法國學者馬爾丹認為“認同”具有可塑性，即認同借助于外在因素來完成自身的建構。尤其是馬爾丹，他所分析的文化特質對認同的重構表明認同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塞繆爾?亨廷頓認為，認同理論是建立在全球化時期不同文明之間對抗、沖突基礎上的認同，是一種身份認同；斯圖亞特?霍爾將認同與現代性、后現代性概念聯系起來，提出認同是復雜性的，是一種差異性中的統一。
“身份認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理論崛起之后出現的一個重要概念。“身份”本身的意義是指“我是誰，我是什么樣的人？”，作為人類社會中識別個體成員、體現個體差異的標志和象征，它給予社會以秩序和結構。“身份”所指向的是指某人標示自己的標志，或某一事物自身獨有的品質，指向的是某種自我認同的同一性和這種同一性得以標示的獨特標記。可以說，身份之所以成為個體無法擺脫的社會符號，就在于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社會屬性，在于個體無法獨立承擔存在的孤獨而必須求助于某種群體的特性。所以，身份雖然源于個體性，但最終歸于集體性。在當代社會，身份認同是“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塑造成的、以自我為軸心展開和運轉的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它圍繞著各種差異軸（ 譬如性別、年齡、階級、種族和國家等） 展開，其中每一個差異軸都有一個權力的向度，人們通過彼此間的權力差異而獲得自我的社會差異，從而對自我身份進行識別。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身份認同具備雙重甚至是多重的特征。少數民族是一個文化族群，必然有民族身份認同。同時，在國家意識下又對國家公民身份有所認同。其中，現在傳播媒介在政治宣傳過程中擔當什么樣的角色？傳媒生態背景下少數民族的認同姿態是怎樣的？傳媒對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有什么作用？這些問題值得深究。
二、傳播媒介與身份認同
目前，關于傳媒與認同的研究，可從兩方面進行梳理。
（一）大眾傳媒與認同的建構與塑造。比如劉燕闡釋了后現代國家如何利用大眾媒介的傳播特性來重構認同傳統、維系現代國家政體的合法性；宣慧敏則通過對《南方周末》和《人民日報》的案例分析，從傳媒敘事這一微觀層面分析了當代中國傳媒與民族認同建構之間的關系，即傳媒敘事是如何幫助實現民族認同的建構。與此類似的還有邵培仁等人，借鑒傳播儀式觀的研究思路，以中國傳媒實踐活動中的民俗傳播與節日（慶典）儀式傳播為例，考察和分析中國傳媒與文化認同建構之間的意義及關系；鄧維佳通過研究互聯網時代的迷群，對網絡迷群身份認同的建構進行了分析；邢虹文就當前媒介融合文化的浮現，受眾能動性增強以及價值領域內真空乃至于混亂的現實，進一步強調了在新時期要重建社會成員的價值認同，必須堅持有效地發揮電視媒介在其中的作用；謝瑩依托卡茨的“媒介事件”概念，認為電視儀式在建構國家認同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克服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將歷史記憶與當下語境糅合在一起，讓視覺影像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符號成為現實社會合法性的基礎，讓儀式參與者的民族自豪感與對國家的忠誠交織在一起，成為民族國家發展的堅實的情感基礎。
這類文獻，大多從一個較高的理論層次分析了大眾媒介對于認同建構的影響，對于研究少數民族媒介使用與認同的關系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然而這些文獻的一個相似之處在于，研究者預設了媒介對于認同建構的作用甚至過程，因此研究結論帶有一種想當然的合理性，缺乏反思精神。而陸曄則運用上海城市居民問卷調查的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證明了媒介使用行為與公眾對社會凝聚力的主觀感知和國家認同的不同維度會在一定層面上發生活動，尤其是在建構本地認同上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他也發現，公眾對社會凝聚力的離心趨勢的感知會對其民族主義認同和城市共同體的情感依附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國家認同作為社會凝聚力的動力機制和實踐目標，與大眾媒介著力建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向心力則有積極的正向的預測關系。”這是對傳媒與認同關系的一次實證反思，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二）大眾傳媒對鄉村（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影響
說到大眾傳媒對少數民族（鄉村）的研究，不得不提柯克.約翰遜、郭建斌、李春霞、張斌等人通過田野調查對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生活方式、人際關系、民族俗、宗教文化、消費觀念、政治生活、價值觀等方面的影響進行觀察研究，并進行深刻的文化闡釋。這些闡釋，深入分析了傳播媒介影響下少數民族文化、心理的變遷過程，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而劉新利則從傳媒與認同的視角出發，認為大眾傳媒使得民族之間的隔離狀態被打破， 這種狀態使得人們開始認識“我族”和“他族”，考慮自己所屬群體的“身份認同”。他認為民族意識得以產生和強化，而民族意識的增長正是民族認同的表現形式。大眾傳媒可以通過議程設置理論和培養理論建構少數民族積極的民族認同；趙長雁探討了緣起于一種由移民過程帶來的身份困惑，而現代社會愈加頻繁的人口遷移、流動使得這樣的探討具有某種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三、結語
以上綜述可見，傳媒與認同之間的關系已引起研究者們的重視，也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稀少和零散。大部分的研究，研究者預設了媒介對于認同建構的作用甚至過程，因此研究結論帶有一種想當然的合理性，缺乏反思精神。而傳媒與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研究，則更顯得缺乏系統研究和深入分析。現代傳媒生態下，急速變化的時代語境，亟待新的理論闡釋。縱觀上述，傳媒對少數民族身份認同影響的研究道路注定不會平坦，但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價值也將吸引研究者勇往直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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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鄧惟佳.迷與迷群：媒介使用中身份認同建構[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2010：35.
第7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一、民族文化觀
民族文化觀是人們對民族包括自身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觀點、態度和價值取向，集中反映了人們對一個民族文化的認識、理解與認同的程度，是以民族文化為認識的基本單位。民族文化觀從廣義看是這個民族世界觀的一部分，從狹義看反映了某個民族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文化信仰，所以文化觀能為我們揭示一個民族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而文化觀念能否更新，如何更新，對我們理解一個民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的變遷方式、變遷方向顯得尤為關鍵。民族文化觀是一個民族文化選擇的基礎，選擇何種文化在多民族地區處理是否得當，引發的不僅是學術問題，還會引發政治不穩定和社會沖突，所以民族文化觀緣何引發社會沖突，如何通過調節文化觀消解社會矛盾，以及何種文化觀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是維護新疆穩定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新疆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交匯的地區，我們不能強調某個民族、群體的發展，犧牲了更為廣義的人性。對少數民族青少年而言，民族和身份認同功能主要通過文化來實現。但是，文化、觀念上的雙語者如何培養依舊是一道難題。對漢族而言，如何理解、欣賞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也需要我們積極探討，而解答這些問題對我們理解民族文化觀與少數民族文化選擇是必不可少的。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和趨勢
由于文化觀的差異引發的各類沖突在世界的多民族國家都在所難免，所以國外關于文化觀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Tylor（1994）系統闡述了文化和文化觀的定義、研究方法、研究范圍，認為文化是理智的產物，文化根植于理性，文化模式對其成員的生活有重要意義。它不僅對進行語言分析來說很重要，更是研究族群或個人的身份認同、道德以及認識論的媒介。Boas（1993）提出“歷史特殊論”“文化相對論”論斷，他還認為“衡量文化沒有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每一個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解決一切的民族問題應從該文化的內部去研究和理解。”1薩丕爾（1990）認為“文化不是生物學的產物，各種文化有其獨特的評價標準，文化帶有社會性”；薩繆爾•亨廷頓（1996）指出“世界上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沖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與經濟的沖突，而是不同文化間的沖突。”西方國家過去主要是以種族的文化觀差異是否會引起社會沖突為研究對象，目前主要研究文化觀差異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并針對性地提出應對策略。國內研究民族文化觀對民族影響主要是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戴慶廈（1990、1993）分析了仡佬族和普米族的文化觀念，以及制約文化觀念的內、外部因素。徐杰舜（2001）撰文指出文化觀念、語言認同在華南族群的互動與認同中所起的作用。馬戎（2013）認為“文化是多層面的，各民族對其他民族文化應采取寬容的態度不是互相排斥（如教義，圣戰）。如果民族—國家層面上的文化與觀念，擁有不同文化族群難免會彼此沖突，無法和諧相處，這需要建立某種統一的文化認同。”針對維吾爾族民族文化觀為主題進行研究的比較匱乏，且多論述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又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層面。張洋（2009）從農耕文化、草原文化兩個方面進行比較仔細的描述，認為文化的交流不是單向的移植，而是一個雙向交流、綜合、變遷、創新的過程。王景輝（2010）結合新疆歷史地理文化環境與“7•5事件”，認為以文化認同凝聚國家認同，是消解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文化安全威脅的一條有效途徑。趙莉（2013）通過對留學生的研究，認為文化認同是學習語言的動機之一。文化認同度加深，促進學習動機。李景（2014）探討新疆文化資源在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兩面性，并提出一些建議。劉長星（2014）研究了新疆民族關系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提倡共同民族文化觀。眾多學者認為民族文化觀與民族價值觀、意識形態有關，而他們共同構成了影響文化認同、社會穩定的內部因素。
三、民族文化觀與民族文化選擇
第8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關鍵詞：少數民族音樂；普通高校；公共藝術教育
一. 少數民族音樂的史學地位及價值
我國光輝燦爛的音樂文化，是各民族音樂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吸收、互相促進的結果。少數民族音樂為中國音樂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源遠流長的少數民族音樂，記錄著先輩們的勞動業績，表現出人民在音樂上的創造才能，反映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
1、少數民族音樂是中國音樂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音樂都具有悠久的歷史。縱觀我國古代音樂的發展歷程，從先秦至晚清的各個歷史時期，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在中原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縱觀我國的音樂史，無論是有文字的還是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都有流傳下來的本民族音樂。哪一個時代的民族音樂文化交流頻繁，哪一個時代的音樂就會得到發展。我國的音樂史應當是包括少數民族音樂在內的音樂史，少數民族音樂在中國音樂的歷史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缺失了少數民族音樂的中國音樂史是不完善的。
2、少數民族音樂無可替代的史學價值
現今少數民族地區的音樂文化，不僅具有娛樂、審美的價值，對音樂史學研究而言，更具有其他史料所無可替代的“逆向考證”價值，以現存少數民族音樂為基礎，追溯考證音樂歷史的方法，在樂器和器樂形式的研究中和在音樂本體形態中都有所表現。
少數民族音樂不僅可以為音樂史的研究，提供“逆向考證”的資料參照，人們還可通過對某民族音樂的研究，明確民族的族源關系，以及民族間分化、融合的歷史進程。此外，許多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史詩性歌曲，更是民族文化的創造與凝結，是本民族風俗信仰、社會組織、經濟形態等因素的集中體現，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二、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對大學生民族精神的陶冶
1、增強大學生的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
豐富多彩的民族音樂文化，是千百年來各民族文明積淀的結果，在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團結和安定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對民族精神、思想、感情、意志、行為等都有著巨大的影響。認為“美能超越實際，通過它可消除人的損人利己觀念與功利主義觀念。”音樂藝術之美不僅令人陶醉，更使人在審美過程中忘卻現實功利得失，進入純真的情感世界。在這一審美過程中，學生的思想情感、道德規范和理想追求，都將注入為音樂所承載的民族情感，極大地增強大學生的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在當前提倡中華母語文化音樂教育、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大環境下，我們要建立面向世紀面向世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就不可能拋棄少數民族音樂的豐厚傳統，拋棄民族音樂文化在教育中能夠發揮的巨大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明確這一點，對培養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一代新人，保持國家民族的獨立興旺，都有著積極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2、增強大學生的民族精神
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強大，離不開開拓進取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作為精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構建新一代人的文化觀念、思維方式、人格定位及各種精神氣質，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也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中華游牧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最主要的就在于精神文化層面剛強、進取的民族性格，是創造和支撐中華文明的支柱。因此，大學生應當通過了解、學習少數民族音樂，更多的感受少數民族的文化及其蘊藏在里面的強悍、進取的游牧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不斷激勵大學生勇于開拓、勇于進取，鍛煉成剛毅頑強的性格，掌握控制自己的命運，從而使中華民族更加強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少數民族音樂審美價值對公共藝術教育的啟示
1、教學過程中的審美體驗
對于大學生來說，通過音樂感受生活中美的哲理，感受少數民族人民崇尚美、追求美的圣潔情懷，以及古樸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是具有潛移默化的審美功效的。這種源自少數民族音樂自身的、與人類本性相一致的內在感染力，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都無法比擬的。
對于本地的大學生來說，學習家鄉的本土音樂，是母語音樂教育的一種體現，會使他們更了解家鄉和熱愛家鄉，形成對家鄉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的意識。而對于外地來就讀的大學生來說，這種學習會讓他們開闊文化視野、了解當地富有地域個性的藝術形式，認識到中國地域文化的豐富多彩。
2、課余活動中的審美體驗
民族傳統的節日文化，都包含內容豐富的音樂活動，音樂在其中無不體現出強大凝聚力，這種功能絕非任何行政手段所能比擬。我們如果能夠對民族音樂文化的深刻感召力有充分認識，將其自覺引入公共藝術教育的課堂，或直接引導學生親身參與到這些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節日活動中來，無疑可極大地增強學生尤其是少數民族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培養學生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美好情感。起到一般思想道德教育所不能實現的效果。
結束語：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各民族音樂別具特色，既相互交流借鑒，又各自發展，形成中華音樂文化百花盛開，姿態萬千的多彩景象。我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有著重要的史學價值、美學價值和多元豐富的特點，這些都為普通高校在公共音樂中開展以“中華民族母語”為主題的教育，提供了獨特而豐厚的文化資源。國外許多國家在民族音樂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功經驗，同樣為我們在公共藝術中開展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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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少數民族共同體意識范文
摘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是我國歷史上若干民族經歷3000多年的融合形成的。新時期我們繼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作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內容，應該對其加強弘揚與維護。文章主要從少數民族文化及其與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之間的關系同時對少數民族文化如何進行弘揚進行探討。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建設；弘揚
中華民族是我國56個民族所組成的共同體的代稱。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脈，同時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是建設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應當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重視。
一、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之間的關系
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需要我們從不同的發明去探索，“五位一體”總布局便應運而生。民族是通過文化關系進行不斷的凝聚不斷的確立的，民族的凝聚、形成過程，在其本質上便是文化的凝聚與融合，而這種文化的凝聚、融合又是通過民族精神來核心凝聚、融合起來的，由此可知民族文化對于民族的形成、凝聚是非常重要的。①以下幾個方面是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之間的關系的具體體現：
首先，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建設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文化，其優秀的少數民族傳統是建設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的源泉。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中國各個少數民族在幾千年的生活生產的實踐過程中經過不斷的積累逐漸沉淀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習慣、、風俗習慣、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等不同的文化內容。其次，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上就是一種文化認同，而我國各個少數民族產生文化認同的基礎就是對各自民族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重要性的認識。建設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建設的目的是為了使我國的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全國的公民道德文化素質的到全面的提高，從而增加中華民族的親和力、凝聚力，不斷增強各個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感、歸屬感，從而增強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在我國時刻注重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文化內容的保護與尊重，同時及時吸納各個少數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這些都是確保我國56個民族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文化親近的前提與基礎。此外，少數民族文化中的許許多多的優秀的文化特質如西南少數民族各自對自然的崇拜使得其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做出了十分顯著的成就，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建設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時，要把“多元的文化資本轉化成社會資本，讓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國家的社會文化舞臺上都承擔自己的積極角色”②。
二、如何在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弘揚少數民族文化
上文從四個方面探討了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建設之間的關系，那么，如何在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呢？
第一，在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弘揚少數民族文化，首先必須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出發，堅持的指導地位，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十報告指出，作為興國之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決定因素。我們在吸納、弘揚不同少數民族文化，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增加多樣性養料時，一定要保證被吸收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內容既要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與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同時又要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等等要求，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堅持正確導向。
第二，在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就必須要加強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意識的不斷培養以及提升其對中華民族的意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是歷經千百年形成的，少數民族多元文化的發展是建立在56個民族一體的基礎之上的，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在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三原則的基礎之上，加強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一體格局的民族意識的培養。
第三，在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弘揚各個少數民族優秀的文化，必須要不斷的吸收我國各個少數民族優良的文化內容及其文化內涵。作為先進的少數民族文化，一般具有：（1）有利于國家的統一、促進民族團結的文化；（2）有利于各個少數民族進步發展的文化；（3）有利于各個少數民族的群眾轉變其觀念，解放其思想，促進其不斷脫貧致富的文化；（4）有利于各個少數民族打破其保守觀念，促進學習與吸收國內外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5）富有民族形式及具有各自的特色，為少數民族群眾逐漸接受的文化。③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各個少數民族都擁有頗具民族特色的優秀的文化資源，通過不同的民族節日、不同的服飾、不同的語言表達以及不同的等等形式表現出來，通過民族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等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對其文化進行解讀可以從中吸取優秀的進行傳承研究。
第四，在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十報告指出，要繁榮發展我國各個少數民族文化事業，不斷開展各個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的保護工作，同時加強各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黨報黨刊、廣播影視節目、出版物等譯制播出出版。加強各個少數民族文化典籍整理及其出版工作的安排，推進各個少數民族文化典籍資源數字化，同時報告中還提出，加強國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遺產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建設，抓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我國現在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科教水平亟待提高――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對提高全民的科學素養有巨大的作用。科教素養與科技創新能力要求之間的差距，直接影響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科技轉換為生產力的水平。”④在科技快速發展的現代，我們可以利用多種媒體手段對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化進行傳承與弘揚。如前不久拍攝的國家形象宣傳片以中國紅為主色調，展現了以“智慧、美麗、勇敢、才能、財富”等詮釋中國人形象。
此外，要加強少數民族基層文化人才隊伍的建設，十報告指出，要重視發現和培養扎根各個少數民族地區基層的鄉土文化能力、民族民間文化傳承人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鼓勵和扶持少數民族群體中涌現出的各種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動積極分子，促進少數民族傳承人的健康成長并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壯大愿意為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做貢獻的志愿者隊伍的發展，鼓勵各界人士的參與。（作者單位：民族學院）
該文章為民族學院2013級高水平研究生人才培養班資助完成。
注解：
①邵和平，《論炎黃文化與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關系》，《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3期。
②葉南客，《創造中華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③陳家才，《發展新時期先進的少數民族文化》，中國民族，2003年第5期。
④閆國輝，《世界第二≠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國政治教學參考，2011年第17期。
參考文獻：
[1]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
[2]陳家才，《發展新時期先進的少數民族文化》，中國民族，2003年第5期
[3][英]愛德華?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4]葉南客，《創造中華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