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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求CDM(清潔發展機制)合作項目
清潔發展機制,簡稱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其核心內容是允許發達國家締約方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的減排量抵消額的轉讓,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進而實現發達國家締約方在《京都議定書》中減排目標的承諾。作為一種新的國際合作機制,清潔發展機制既能降低發達國家的碳減排成本,又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減排資金和技術,因此各參與方開發CDM 項目的熱情都很高。從廣泛意義上說,任何以發展低碳經濟為目標的低碳技術、碳減排技術項目,都可以作為CDM項目。
醫藥化工企業在能源的利用及對“三廢”循環利用的創新中應主動尋找項目,借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CDM的經驗,通過參與CDM項目吸收外資。
二、積極爭取政府的財政補貼及稅收優惠
2008年我國政府用于支持節能減排的資金是418億元,2008年至2010年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投資中有2100億用于節能減排方面,同時在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出口退稅方面也進一步明確了促推節能減排的具體措施。
2009年11月,總理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做出詳細解釋: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產業七大產業。今年,發改委新興產業專項工程將圍繞生物醫藥、生物育種、軟件和信息服務等領域,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尤其是,今年兩會后新興能源產業振興規劃、節能環保產業振興規劃、建筑節能補貼方法等產業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傾斜。因此醫藥化工企業應在大力推進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同時,盡可能爭取財政補貼及稅收優惠,擴大企業融通資金的渠道。
三、向銀行申請“綠色”貸款
為配合國家對工業結構的預期調整,銀行業的產業信貸結構也在加快調整。例如,招商銀行對產能過剩行業今年已實行有計劃信貸退出,對能源環保業則加大信貸量;興業銀行也在貸款方向上向綠色信貸傾斜,加大低碳金融擴展力度,進而推廣開展可持續金融業務。
可持續金融是以金融手段支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而促進環境改善。在實踐中,興業銀行可持續金融業務主要有三大類:能效金融、環境金融和碳金融。能效金融是通過更新設備、優化設計、能源回收利用等方式手段,以節約煤、石油、天然氣等一次能源和電力、蒸汽等二次能源為目的所開展的金融服務。服務于提高環境質量,減少污染物排放的金融活動,目前環境金融主要針對化學需氧量的削減、二氧化硫減排和固體廢棄物的處理。服務于溫室氣體減排的金融服務,目前碳金融主要是針對CDM主要參與方,為他們提供金融服務。興業銀行開展的這三類項目主要分布在電力、化工、鋼鐵、水泥、交通、水務、環保等方面以及國家十大重點行業。截至2009年11月末,興業銀行累計發放節能減排項目貸款137.37億元。醫藥化工企業可以此為契機,大力發展清潔生產、節能減排,進而獲得銀行的可持續金融服務。
四、以綠色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戰略吸引投資者出資
根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0年4月24日的《中國企業戰略: 現狀、問題及建議——2010中國企業經營者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目前有80%的企業經營者表示“本企業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和“在追求獲利的同時,本企業很注重對環境的影響”。有86.4%的企業表示“本企業有意識地通過各種方式降低資源消耗及減少污染來節約成本”。有75%的企業表示正在“有意識地追求綠色商機(開展與環保相關的新業務)”。這表明許多企業已把綠色可持續發展納入到企業的發展戰略中。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使作為環境污染主要制造者的醫藥化工企業,必須在生產經營、環境保護等社會活動中承擔起社會責任。同時要將產品的營銷活動同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發展協調起來。因此,綠色營銷應運而生成為實現醫藥化工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成為醫藥化工企業吸引投資者投資的重要法寶。
參考文獻
1李萍、梁毅,《制藥企業開展清潔生產的舉措》,《齊魯藥事》, 2008,27(1).
關鍵詞:綠色稅收稅收制度完善
隨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一些具有環保特點的經濟概念,諸如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綠色會計、綠色營銷、綠色稅收等相繼出現。這些“綠色”概念,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將環境資源的消耗與補償納入經濟范疇,從而有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其中綠色稅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觀稅收調節環境污染行為”的環境稅收思想,即對導致環境污染的經濟主體征收特別稅種,使外部成本內在化,以實現對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拓展和深化后,綠色稅收概念被賦予更新、更廣闊的內涵。
從廣義上說,綠色稅收是稅收體系中與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利用和保護有關的各種稅種和稅目的總稱。從狹義上看它包括以下一個或幾個方面的內容:根據排放量和對環境的損害程度來決定稅率以計算排放稅;對生產出來能危害環境的商品或使用這種商品的消費者征稅;在其他稅收上提取與環境相關的備抵;對于能夠節約能源或減少污染的設備和生產方法給予可以采用加速折舊備抵法或降低稅率的優惠。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內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生態環境卻遭到嚴重破壞。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世界銀行與環境經濟專家在《關于中國環境污染的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國大城市的環境污染狀況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有10個在中國。環境的惡化不但直接影響著我國人民的生存質量,而且制約著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環境問題是一個高度綜合、高度復雜的問題,涉及到污染的防治和生態的恢復,并且和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管理體制、政策法律息息相關。如何應對當前的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解決遏止人類發展的“瓶頸”問題,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歐美一些國家通過改革調整現行稅制,開征環境稅(包括廢氣稅、水污染稅、固液體廢物稅、噪音稅),實行環境改善的稅收優惠政策等,使稅收對改善環境做出了較大的貢獻。面對日趨嚴峻的環境狀況,借鑒國外的經驗,在我國建立“綠色稅收”制度,更好地運用稅收手段保護環境和資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國綠色稅收制度現狀
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原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中就曾規定對工業企業以廢渣、廢液、廢氣等“三廢”和其他廢舊物資為主要原料生產產品所取得的銷售收入和利潤給予定期免稅照顧。此后,我國的稅收制度雖然歷經多次改革、調整,但也始終將保護環境作為稅制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國現行稅制中的環境保護措施主要包括:對“三廢”企業的稅收減免;對節能、治污等環保技術和環保投資的稅收優惠;限制污染產品和污染項目的稅收措施;促進自然資源有效利用的稅收優惠等。此外,我國現行的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種也對保護環境不受污染、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有積極的作用。應當肯定,上述稅收措施采取“獎限結合”的辦法,形成了鼓勵保護環境、限制污染的鮮明政策導向,與政府的其他有關措施相配合,在減輕或消除污染,加強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面對日趨嚴峻的環境狀況,相對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上述稅收措施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主要體現在:
1.現行稅制中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于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
2.現有涉及環保的稅種中,有關環保的規定不健全,對環境保護的調節力度不夠。比如就資源稅而言,稅率過低,稅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征稅范圍狹窄,基本上只屬于礦藏資源占用稅。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
3.現行稅制中為了環保而采取的稅收優惠措施的形式過于單一,僅限于減稅和免稅,受益面比較窄,缺乏針對性和靈活性,而且顯得力度不足,國際上通用的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均可應用于環保稅收政策中,以增加稅收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國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內容。
4.現行稅制未形成綠色稅收制度,沒有就環境污染行為和導致環境污染的產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稅。目前國家治理環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對水污染征費,對超過國家標準排放污染物的生產單位征收標準排污費和生態環境恢復費,這種方式缺乏稅收的強制性和穩定性,環保成果難以鞏固和擴大。另外,在征收方式上不規范,排污費的收費方式由環保部門征收,不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資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國綠色稅收制度
根據我國資源現狀和特點,應促進企業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運輸少和技術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則發展,加強對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嚴重的重化工業的管理。在進一步完善現行保護環境和資源的稅收措施的基礎上,盡快開征環境保護稅,使其成為“綠色稅收”制度的主體稅種。從而構建起一套科學完整的“綠色稅收”制度。采取多種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1.擴大并建立完善的環境稅種體系,明確征收范圍。開征新的環境稅,建立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將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開發生產行為及在消費過程中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物質列為環境污染稅的征收范圍。借鑒國際經驗,分期分批開征水污染稅、大氣污染稅、污染源稅、噪音稅、生態補償稅等一系列專項新稅種。將目前資源稅的征收對象擴大到礦藏資源和非礦藏資源,可增加水資源稅,以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開征森林資源稅和草場資源稅,以避免和防止生態破壞行為,待條件成熟后,再對其他資源課征資源稅,并逐步提高稅率,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以重稅。鑒于土地課征的稅種屬于資源性質,為了使資源稅制更加完善,可考慮將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并入資源稅中,共同調控我國資源的合理開發,同時應擴大對土地征稅的范圍,并適當提高稅率,嚴格減免措施,加強土地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耕地意識。
2.完善稅制要素。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環境保護稅的課征對象應是直接污染環境的行為和在消費過程中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從稅收的公平性考慮,環境保護稅的征收范圍應具有普遍性,即凡屬此類行為和產品均應納入課征范圍。但考慮到我國目前缺乏這一稅種的制度設計和征收管理經驗,在開征此稅的初期,課征范圍不宜太寬。應采取循序漸進的辦法,先從重點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課征對象人手,待取得經驗、條件成熟后再擴大征收范圍。為促進經濟主體珍惜和節約資源,宜將現行資源稅按應稅資源產品銷售量計稅改為按實際產量計稅,對一切開發、利用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按其生產產品的實際數量從量課征。在稅基選擇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課稅,一方面刺激企業改進治污技術,另一方面也不會妨礙企業自由選擇防治污染方法。采用彈性稅率,根據環境整治的邊際成本變化,合理調整稅率,同時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污染程度的企業實行差別稅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稅,地方政府應將征收上來的稅款進行專門保管,專門用于環保建設事業。
3.完善稅收優惠措施。除繼續保留原有的減稅免稅和零稅率等稅收優惠形式外,還應針對不同優惠對象的具體情況,分別采取多種稅收優惠形式。首先,制訂環保技術標準,對高新環保技術的研究、開發、轉讓、引進和使用予以稅收鼓勵。可供選擇的措施包括:技術轉讓收入的稅收減免、技術轉讓費的稅收扣除、對引進環保技術的稅收優惠等。其次,制定環保產業政策,促進環保產業的優先發展。如環保企業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稅的減免;在增值稅優惠政策中,對企業購置的環保設備應允許進行進項抵扣,從而鼓勵企業對先進環保設備的購置與使用;對環保設備實行加速折舊;鼓勵環保投資包括吸引外資,實行環保投資退稅;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有關政策中,對于企業采用先進環保技術改進環保設備、改革工藝、調整產品結構所發生的投資應給予稅收抵免;對于環保產品在出口政策上給予稅收支持等等。這樣,可以增強稅收優惠手段的針對性和多樣性,便于靈活運用各種不同稅收優惠形式激勵企業采取措施保護環境、治理污染。提高稅收優惠措施的實施效果。
4.改革消費稅制度。為了增強消費稅的環境保護效應,應對課征制度進行改進。
(1)適當提高含鉛汽油的稅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費使用,推動汽車燃油無鉛化的程。
(2)在繼續實行對不同排氣量的小汽車用差別稅率的基礎上,應對排氣量相同的、汽車視其是否安裝尾氣凈化裝置而實行區別對待,并應明確規定對使用戶“綠色”燃料的、汽車免征消費稅,以促使消費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選擇。
在數據中心中裝備10臺他們的不間斷電源系統,每年可節省140萬元人民幣,額外提供20%的電力增加計算能力,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8萬噸;
在客車上裝備其混合動力系統,每年可以節省燃油成本9萬元,并顯著降低尾氣排放……
作為一家多元化動力管理公司,伊頓公司一直低調地充當著“幕后英雄”,盡管其在專業市場享有盛名,盡管今年它已正式成為“百年老店”。
但在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伊頓卻有著高調的堅持。
“未來十年中,能夠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并將其轉化為優勢的企業,將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在伊頓,我們將這種機遇稱為‘帶來積極變化的能力’。”在2010年年初的伊頓((2009年中國地區可持續發展報告》首頁上印著伊頓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柯仁杰(Alexander M Cutler)的一句話。伊頓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人力資源官馬凱捷進一步闡釋說,就是“幫助股東們實現更好的投資回報;不斷改善與那些有影響力的重要相關方之間的關系;幫助客戶減少成本并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排放;成為一個好雇主;讓公司所在的社區擁有一個好鄰居”。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不要這樣做,因為這已與伊頓的發展融為一體。”馬凱捷接受本刊專訪時一再強調,“在伊頓,可持續發展并不是獨立的項目或計劃,而是我們開展業務的方式,也是企業成功的關鍵。”
“可持續發展是開展業務的方式”
“世界對動力的需求是永無止境的,然而,資源卻不是用之不竭的。這不只是中國面臨的難題”,馬凱捷介紹,伊頓公司四個不同的業務部門――電氣、宇航、液壓和車輛――所要做的就是確保客戶和全球經濟不斷發展,“我們幫助客戶以更為高效和負責的方式管理電力、流體動力和機械動力。可持續發展理念是伊頓業務和產品的核心。”在馬凱捷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價值定位,也使可持續發展與公司戰略密不可分,“可持續發展就是伊頓的業務模式”。
從空中客車A380飛機上的液壓傳動系統,到互聯網數據中心的不間斷電源(UPS),從廣州環保公交車中的混合動力系統,到電力輸配電設備,伊頓在許多工業領域都充當著領導者的角色。通過紛繁復雜的產品線和解決方案,伊頓將公司定位于高效、可靠和安全的動力管理公司,以不斷為客戶提高動力(電能、液壓、內燃機能)的使用效率為努力方向。
這為伊頓創造了許多重大的新機遇。以伊頓所有環保技術中最為著名的混和動力技術為例。“裝載混合動力系統的客車將降低40%的燃料成本和60%的油耗”。早在三十多年前伊頓公司就開始研制混合動力系統,在商業混合動力系統產業化方面則擁有十多年的寶貴經驗。2008年,伊頓與北汽福田正式在中國聯合推出首個商用混合動力系統。如今這一技術已經應用在廣州、濟南、北京和臺北的公交車上。
然而對于很多中國企業來說,伊頓堅持不懈努力的方向還是一個很“昂貴”的概念。
“這的確是個問題”,但馬凱捷立即指出,“在今年的兩會上,總理再次強調要繼續推進節能減排。就我的了解,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將可持續發展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企業必須看到,這是一個趨勢。”對于中國,馬凱捷有著特殊的關注。他不但起了一個意味著“馬到成功、凱旋報捷”的中文名字,身在美國的他每天還會通過報紙了解中國的情況。
而且,伊頓也一直致力于通過優化設計來壓縮成本,幫助客戶從伊頓的產品和技術中獲益,從長遠來看降低成本。同時,馬凱捷還認為,盡管每個公司的規模不一樣,商業模式和策略也不盡相同,但是每個公司其實都可以找到向著可持續發展方向努力的機會,“比如,以適合的方法降低公司資源的消耗,讓公司更環保一些,使工作環境更友好、更適合讓員工長期工作”。
作為領導者,伊頓也自覺有責任讓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影響更多人。“比如我們會教育供應商遵循我們的標準推動可持續發展”。早在2006年,伊頓加入了綠色供應商網絡(Green Suppliers Network),通過這個項目,伊頓幫助供應商中的中小型企業建立“精益、清潔”的生產流程。
伊頓還與其他有著共同目標的組織進行交流,共同推動中國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2010年伊頓的《中國綠色產品行業調查報告》,就是希望成為“行業從業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戰略參考”。 2010年,伊頓與AECOM、IBM、福田汽車等建立了新能源可持續交通系統國際聯盟(NESTIA),將城市規劃和智能電網基礎設施方面的首席專家與伊頓的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技術匯集在一起,其意在加速電動汽車在中國各個城市的部署。
“事實上,像這樣的跨界聯盟,伊頓還參與了許多。因為一家企業并不一定能掌握所有資源進行最佳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馬凱捷說,伊頓很樂意與行業、政府和NGO分享與協作,“這有助于在更大更廣的層面擴大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我們不僅關注業務成果,更關注如何獲取成功”
走進位于上海臨虹開發區的伊頓中國和亞太總部大樓,給記者的第一感覺便是簡潔:大廳內沒有紛繁復雜的擺設。午后的陽光透過挑空的樓層玻璃灑落下來,自然、舒服。在樓內、門和地板都是以竹子為原材料,“因為竹子可再生,更環保”。“這是綠色建筑,通過我們的照明控制系統、UPS及一些綠色開關系統,降低了整個樓的能耗,減少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這是獲得了‘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LEED)金級認證的”。馬凱捷特別提醒記者注意辦公室內深紅色家具和整個裝修風格的不協調,“我們所有的辦公家具都是從原來各處辦公室里收集起來再循環利用的”,馬凱捷并不介意,反倒添了些自豪的語氣。
“我們的目標是取得更好的成果,但是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指引我們的永遠是伊頓最為基本的道德價值觀”。對伊頓而言,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就意味著企業要承擔起環境、道德、社會公益等多方面的重任。“伊頓接受這項新的挑戰,并希望率先達到并超越這一更高的標準。”馬凱捷很堅定。
1998年,伊頓成為首批申請國際環境管理標準ISO14001認證的多元化工業企業之一,申請范圍覆蓋伊頓全球所有生產基地。伊頓的目標是超越遵循法規要求這一最基本的標準,使環境、健康與安全真正成為伊頓文化的一部分。從2007年開始,環境、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MESH)成為所有伊頓工廠的一項關鍵年度績效考核標準,也將作為取得伊頓業務卓越表現認證的一項評估標準。
伊頓要求所有工廠在排放工業污水之前要進行適當處理以達到嚴格的排放標準。在山東濟寧的液壓產品生產基地,伊頓投資500多萬元人民幣建立世界級的全自動污水處理系統,污水處理高達100噸/天。而一般工廠污水處理系統花費50萬元人民幣。
在伊頓看來,減少材料、能源、水資源消耗和廢料產 生,有利于環境保護,事實上也有助于控制成本,提高競爭優勢。“我們不僅關注業務成果,更關注如何獲取成功。”馬凱捷特意補充說,“就是做正確的事情,并以正確的方式去做事。”而這正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企業能夠長存發展的根本。
伊頓已連續5年入選美國道德村協會(Ethisphere Institute)“全球最具商業道德企業榜”。作為伊頓道德和監察工作的負責人,馬凱捷說,要做到可持續發展,保持成功,伊頓的日常決策和行動要以自己的價值觀和原則作為基礎。
在伊頓,人人都可以公開或者匿名地向伊頓全球道德標準辦公司主任報告他們所關心的道德問題。伊頓每年會在全球舉行員工自愿參與的匿名調查,馬凱捷表示,事實上,伊頓說37種語言的95%的員工愿意參加調查,與公司分享他們的想法。“其中得分最高的兩項,就是伊頓非常遵守商業道德以及是非常好的雇主。”這讓馬凱捷感到非常驕傲,“說明伊頓的價值觀、發展理念得到了員工的認同。”
但為了實現馬凱捷最大的愿望――伊頓成為行業內最受尊重的公司,被客戶尊重,被員工尊重,同時得到所在社區的尊重,伊頓還在努力,“我們設立了許多可以量化的目標,比如到2012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18%。但也可以說,我們并沒有特別的目標,因為可持續發展已是伊頓整個業務戰略的一部分。”
《WTO經濟導刊》:今年是伊頓創立一百周年,您認為在這一百年中推動伊頓前進的核心動力是什么?
馬凱捷:作為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公司,百年來,伊頓一直堅持“正當經營”,這是伊頓歷史傳承的部分。以良好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為基礎,伊頓培育溝通開放、坦誠的環境,為客戶提供正確的產品,與客戶、社區和員工保持良好的關系以及靈活的市場策略,這讓我們與眾不同。
《WTO經濟導刊》:伊頓如何理解可持續發展對于公司的意義?
馬凱捷:可持續發展是伊頓公司業務戰略的一部分,兩者相輔相成。在業務戰略上,伊頓是謹慎的或者說可持續性的,堅定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絕不會為了眼前利益,犧牲長期的發展目標。
伊頓利用自身競爭優勢幫助客戶以一種創新的方式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同時秉承“不僅關注業務成果,更關注如何獲取成功”的信條,將可持續發展融入日常運營模式。
《WTO經濟導刊》:作為一家在中國已經營多年的跨國企業,伊頓在中國如何履行自己的責任?
馬凱捷:伊頓自1993年進入中國以來,就一直積極從各個方面融入到中國市場中。在中國,我們提供綠色產品,創造更潔凈、更安全的環境。同時,不斷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為員工提供適合工作的健康、安全環境,支持教育,參與慈善事業,鼓勵員工走進社區,提高對客戶的貢獻,減少對地球造成的負面影響。
《WTO經濟導刊》:柯仁杰董事長曾說,愿意一輩子為伊頓工作,您自己也已經在伊頓工作了十多年的時間,伊頓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馬凱捷:伊頓尊重每位員工的個體差異,珍視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以及由此推動的創造和革新。我們以開放、坦誠挽留現有員工并吸引希望招募的專業人才。在伊頓,每兩年就會有新的崗位等著我,經常面對新的挑戰,讓我不斷成長,始終保持學習和工作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