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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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浙江省；對外貿易；經濟增長；區域經濟一體化
一、前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速度穩步提升，呈現出外貿出口規模大，速度快，商品結構優化，出口市場日趨多元化等特點。一個具備民營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市場格局在浙江省逐步形成。當下，浙江對外貿易發展對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沿海地帶區位優勢得以彰顯。因此，進一步研究浙江省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重要現實意義。
二、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概述
1.對外貿易概述。對外貿易也被稱為進出口貿易，相關學者對其準確定義為：具有獨立關稅制度國家之間展開商品交換的過程。對外貿易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形式，狹義對外貿易一般是指某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有形商品進出口貿易，而廣義對外貿易則包括有形和無形在內。其中，無形對外貿易又可細化為類似保險運輸等服務性經濟活動的直接性商品相關貿易，與類似勞務輸出，僑匯等間接聯系的對外經濟活動兩種。進口和出口是對外貿易的兩種主要形式，運進商品或勞務的稱為進口，運出的則是出口。從本質上講，對外貿易經濟活動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并受生產力水平制約，二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2.經濟增長概述。國家國民產量或GDP擴展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典型表述，是一種隨著生產可能性拓展而隨時間變化的結果。某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是它向人們提供商品能力上升的過程，基于技術和該區域意識形態調整，人均產量增加是經濟增長的提出表現點。所以，國家在進行統計過程中常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和人均產值增加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數據，筆者基于此衡量思路對浙江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情況做具體論述。
三、浙江省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發展狀況
1.浙江省經濟增長的總量特征。浙江省自改革開放后，其發展軌跡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浙江特色，符合該省這個階段的實際發展情況。全省經濟長期處于快速發展狀態，并長期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和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省份之一。據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顯示：1978年浙江省DGP為123.72，而到2009年達到22990.35億元，相較于1978年翻了186倍之多，浙江省GDP占全國GDP總值從1978年的3.39%上升為2009年的6.70%。具體數據如下表1所示：
表1 浙江省 1986年-2009年的GDP年增長率
2.浙江省對外貿易的總量特征 。浙江省不僅經濟增長量飛速提升，對外貿易也取得很大發展。據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顯示：浙江省1986年進出口數量為6.96億元，2009年為3738.23億元，同比上漲537倍，出口總量從1986年37.68億元上升到2009年9085.93億元，同比上漲241倍。該省僅用二十四年就取得如此發展成就，進出口貿易在推動該省經濟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其中，浙江省1986年-2009年進口具體數據如下表2所示：
表2 浙江省 1986年-2009年進口額情況
四、對外貿易對浙江省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1.對經濟時間序列變量平穩性的檢驗
（1）時間序列平穩過程
時間序列yt（t=1，2），y為隨機變量，其中y為一隨機變量，當yt 滿足以下條件時則表示該時間序列為平穩過程。首先是無論何時t，t=1，2， yt的期望值為常數：
yt（t=1，2）的協方差cov（yi，yj），和隨機變量yi，yj在過程中的間隔i-j互相管理，和具置無關聯，即：
（2）平穩性檢驗方法
對于時間序列yt（t=1，2），若 平穩過程，則：
該時間序列就是單位根過程，單位根過程經過一階差分為平穩過程，也就是：
所以，時間序列yt就是一階單整序列，表示為I（l），常態情況下，如非平穩時間序列經d次差分后平穩，則d就是階單整序列，表示為I（d），此時的d就是單整階數，是序列包含的單位根個數。
ADF是變量平穩性檢驗中最常見的方法，具體步驟為根據經濟變量的本質去選定檢驗方程，ADF的檢驗事先假定變量序列為 I（d），并提出相應假設 最后設定T的統計量為：
Se就是對應標準差，接著進行顯著性檢驗。相對于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上述T實際值>ADF臨界值不能拒絕原假設，變量序列的單位根具有非平穩性。反之則原假設被否認，序列變量呈現平穩發展狀態。
2.指標選取和數據處理 。筆者采用進出口額度進行對外貿易分析，通過地方GDP的產值來展示該區經濟增長的具體情況。其中，M表示進口數， X表示出口數，G表示GDP數。樣本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采集為1989年-2009年度數據，其中，GDP數值由當年中美匯率換算而來（1989年：3.8；1990年：5.2；1991年：5.4；1992年：5.7；1993年：5.81；1994年：8.6；1995年：8.4；1996年～2004年均為8.28；2005年：8.07；2006年：8.07；2007年：7.817；2008年：7.30；2009年：6.83），具體浙江省該階段的進出口和GDP數值如下表3所示：
表3 1989年-2009年浙江省進出口、GDP數據集（萬美元）
以上數據為保證彼此之間的可比性和更好的消除序列之間的異方差，對變量采取自然對數為LnM， LnX，LnG，對應的一次差分序列為dLnM， dLnX，dLnG。以下分別是對LnG，LnX，LnM三數據進行基本的統計分析后得到的圖示，詳見如下：
圖1 LnG數據統計分析圖
圖2 LnG數據統計分析圖
圖3 LnX數據統計分析圖
根據圖1、圖2、圖3可知：Jarque-Bera值大于Probability值，序列分布與正態分布存在差異性較小，為進一步寶藏序列數據平穩，采用ADF單位根檢驗對模型數據序列的平穩檢驗。LnG、LnX、LnM三者ADF檢驗值在未差分前都比5%臨界值大，屬于不平穩范疇。這三者一階差分序列在百分之五的顯著性水平下顯示不平穩狀態，二階差分后ADF檢驗值比百分之五小，當三者同階穩定時可變量進行類似于協整的深入分析，以更好檢驗變量之間存在的關系。
為進一步保證序列平穩性，筆者對個數據進行單位根基巖，通過ADF對模型數據序列平穩性做出的結果鑒定如下表4所示：
注：C，T為常數項和趨勢項，N指除C，T外，L指滯后階數，并根據AIC定階準則和DW值綜合（接近2）對比選用，通過EVIEWS6.0確定最小AIC（L）值和滯后階數。
由上表可得知：LnG、LnX、LnM這三者的ADF檢驗值在未差分前分別大于5%的臨界值，是不平穩的。同理，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也是不平穩的，經過二階差分后， 它們的ADF檢驗值分別都小于5%的臨界值，即它們的二階差分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所以這些變量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在這三者同階穩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檢驗其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3.實證結果分析。筆者通過對浙江省對外經濟貿易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研究可知：進出口與經濟增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也因為其內部存在的這種均衡關系為筆者提供了分析依據，從長遠發展來說：浙江省出口比進口對GDP貢獻值大，進口對GDP有時會出現反作用，這也是基于浙江省以出口導向經濟為主，依靠出口經濟發展推動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得出的結果。
五、浙江省對外貿易的政策建議
通過綜合國內外實證研究，并在結合浙江省貫徹社會主義經濟科學發展觀基礎上，把改革重點放在競爭模式，增長方式及促進發展模式上。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基于效益型轉化，競爭模式從廉價競爭向綜合競爭轉化，促進發展上從量變到質變，從出口為主向進出口雙向發展轉化。筆者基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并綜合以上實證分析結果，提出以下改革策略以更好推動浙江省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
1.調整進口策略。實證分析證明：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太顯著。所以，對進口方式進行調整是促使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大力鼓勵先進設備或技術進口，對世界一流創新成果和緊缺資源準確把握和引進。對于科技含量較低的產品進口要進行適當限制，從而促使浙江省的經濟增長方式擺脫粗放型模式，逐步向集約型的產業結構靠攏。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升不僅可有效促使勞動生產率增長。而且推動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出口增幅上漲，達到進口影響出口以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2.改善出口產品結構。造成浙江省區域國際競爭力相對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產品結構不合理，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產品是浙江省出口商品的主要構成部分，以上實證研究曾表明出口對浙江省經濟增長有明顯拉動作用。因此，從根本上改革浙江省出口產品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具體策略如下：
首先要徹底貫徹科教興貿的政府工作戰略，從而加快企業改革步伐，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出口產業技術的革新。出口商品得到優化可有效實現產業向資本密集型過渡，出口產品實現高科技和高資本含量，出口貿易以此為基點實現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
其次要重視高新技術產業的作用，只有從根本上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在浙江省中所占的比重，才可引領更多高新技術產品向國際市場邁進。例如通過加強電子信息，高新材料，生物醫藥等產業率先改革，使浙江省產業發展擁有一定核心競爭力。
最后要加強多元化主體出口培育力度和對外貿易體制改革，讓對外貿易企業重組過程含有更多實力派民營企業或私人資本成分，加強國有對外貿易改革進程。基于貿易主體多元化基礎擴大對外貿易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族群，以擴大出口企業主體的方式來促進出口和社會經濟上升。
3.充分利用外資，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對于外資投向企業要進行約束和調整，加大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優化升級，加大外資對于高新技術產業和教育產業的投資，綜合區位因素進行全省引資策略規劃，采用轉讓經營權，兼并重組等措施吸引外來投資商關注，突破傳統以投資商數量為準的衡量標準。數量帶動質量，逐步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轉移等效應推動浙江經濟持續發展。
六、結語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速度穩步提升，呈現出外貿出口規模大，速度快，商品結構優化，出口市場日趨多元化等特點。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國際貿易自由化趨勢加強，對外貿易在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中作用越發凸顯。據相關資料調查顯示：浙江省目前已與230多個國家建立直接經濟貿易關系，一個具備民營企業，國有控股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市場格局逐步形成。當下，浙江對外貿易發展對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沿海地帶區位優勢得以彰顯，對外貿易呈快速增長態勢，但新形勢下如何以浙江省外貿發展戰略為切入點，帶動我國其它省份外貿發展，并為其產業調整提供可鑒經驗仍需我們相關從業的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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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高外貿依存度;現狀;對應策略;影響
中圖分類號:F752.6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6-0095-03
1 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國際比較
經濟學理論認為, 對于中小國家來講, 一方面由于資源總量限制和為了實現規模經濟, 有必要把資源集中起來, 用于少數行業或產品生產, 因而不具備建立門類齊全的國民生產體系的條件; 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市場對單一產品的需求有限, 本國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無法完全在國內實現銷售, 結果是, 中小國家大多走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 即通過產品和原材料的大進大出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國民收入最大化。因此, 中小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往往較高。而對于后起大國來講, 由于其一般具有比較豐富的自然資源, 且人口多,潛在國內市場容量大, 故能在工業化過程中比較容易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并能在許多行業達到規模經濟。因此, 后起大國沒有必要, 也不應該像小國那樣完全依賴對外貿易來解決大部分產品的出路問題, 一般應該通過內向型發展戰略來實現經濟騰飛。無論從理論上抑或從經驗上來推論,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和經濟大國, 外貿依存度理應較低才是。然而, 從上面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在不斷地上升, 尤其是加入WTO之后, 中國的對外貿易呈現出了小國經濟才有的特征。
從橫向比較來看,以2004年為例,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大國中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了。如上表所示,2004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5.6%),而且遠高于美國(20.1%)、日本(22.1%)。從印度、俄羅斯、巴西和中國比較來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依然是最高的。俄羅斯由于依賴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出口依存度相對較高31.5%,但進口依存度只有16.5%),其外貿依存度相對較高(48%),但也大大低于中國的70%;印度和巴西的外貿依存度則更低,都是25%左右。外貿依存度超過100%的國家都是小國,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荷蘭等。除此以外,只有一個中等國家的外貿依存度(韓國70.4%)達到了與中國齊平的水平。如果拿2000年與2004年之間(中國入世前后)世界各主要國家外貿依存度的變化情況對比來看,除了中國、日本和巴西之外,其他國家的外貿依存度都是下降的。世界總計下降4.3%,其中不少國家的外貿依存度下降達到兩位數。列表國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馬來西亞,降幅為32.1%,隨后是加拿大、英國和俄羅斯,分別下降25.5%、20.3%和20.1%。與此相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上升幅度最大,4年間上升了25.8%。巴西和日本的外貿依存度上升也分別只有3.9%和1.9%。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一直在不斷的增高,已經遠遠超過合理的外貿依存度的百分比。這是必須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問題。
2 高外貿依存度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融合,受世界經濟影響的風險也在逐步變大。如果一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過高,不易正確把握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主動權,容易導致過度保護政策或過度開放政策,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在充分利用外貿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努力達到風險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貿易結構最優化和貿易主體合理化,既要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內經濟的良性循環,又要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和國內經濟的協調發展。
同時,2008是對世界經濟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一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和沖擊。我國在如此高的外貿依存度的情況下,全球的經濟不景氣對我國的外貿造成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
2.1 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國家經濟安全就是一國最為根本的經濟利益不能受到傷害。由于我國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外部需求的波動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中不得不面對的風險。世界經濟發生的劇烈變動,對于對國外需求依賴程度不斷增強的我國經濟將有難以預測的沖擊。由于我國對高科技產品的進口依存度很高,當世界經濟發生較大波動時,中國將在經濟、科技等方面遭受損失。由于我國對某些重要商品的進口的市場較集中,一旦因為政治或其他原因引起特定出口國禁止對我國的出口,引起的損失將不可估量。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粗放型占主要地位,能源的消耗超出我國的可產出量,導致我國不得不進口能源、原材料等。如果世界經濟發生較大波動,中國經濟必將受到影響。尤其是當前中國進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如果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動蕩或蓄意作梗,我們將不能有效防范風險。例如,近幾年我國原油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6年進口的原油占國內原油消費總量的45%,這些進口石油的一半以上來自動蕩不安的中東地區,大約4/5的海上石油運輸要經過馬六甲海峽,所使用的船只大部分租用國外油輪,一旦在此受阻,我國的石油安全將受到嚴重威脅。
2.2 不利于我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勞動力市場的穩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貿結構有了明顯的優化。初級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不斷上升,制成品占出口產品比重已提高到了91.2%。但是在工業制成品中,中國出口競爭力高的產品依然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力格局依然表現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強、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弱。中國外貿除了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外,其他要素密集型產品的貿易基本上都是逆差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彌補了這一逆差,還使中國外貿總體上出現順差。由此可見,盡管中國近年來產業結構有了一定的提高,外貿商品結構出現了優化,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有了突破,但從總體上講,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仍然只有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低附加值行業的不斷擴容不利于我國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增加了實現提高外貿競爭優勢目標的難度。在我國出口產品中占較大比重的有紡織服裝、鞋類、玩具之類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些行業在國際市場上已經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過高的外貿依存度使我國勞動力市場極容易受到國際市場需求變化的影響,造成勞動力市場的波動
2.3 增加了我國出口的貿易摩擦
由于我國出口的特點是市場狹小集中、產品結構單一,使得主要貿易伙伴國內的經濟發展情況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對該國的外貿出口。在我國的主要出口對象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不但其經濟的繁榮與否對我國的出口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且其對整個世界經濟的負面作用也將間接地影響到我國對其他國家的進出口。美國從2000年穩居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我國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3年的8.95%。也正是如此高的對美貿易依存度,成為近年來中美之間不斷發生各種形式的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目前,除了傳統的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數量的平穩增長外,其他貿易救濟措施如保障措施等和貿易壁壘措施調查如技術壁壘調查等也被主要的目標出口國頻繁使用,作為抵制中國產品的手段。從1979年至今,我國出口共遭遇國外反傾銷調查420多次,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隨著我國出口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出口遭遇國外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調查明顯增多,給我國出口持續發展帶來重大威脅。
2.4 惡化貿易條件
我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一般來說,前者的供求價格彈性比較高,后者的供求價格彈性比較低。這種供求價格彈性的不對稱導致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方面,我國對進口產品的需求依賴程度大于其他國家對我國的供給依賴。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大量進口的能源和各種資源性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低,也就是說,無論國際市場的價格發生哪些變化,我國的進口需求都將保持一定的增長,且我國是一個大國,一旦大量進口,還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這不僅會加劇我國對海外能源等產品的依賴,而且還會惡化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3 高外貿依存度下我國的應對策略和措施
從理論上講,外貿依存度反映了一國參與國際經濟的廣度和深度。而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和交換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利用國內外不同資源和市場促進本國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盡管國際上對于外貿依存度并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但從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基本情況出發,應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為此,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3.1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
現階段,我國的產業結構仍然不合理,長期忽視現代服務業發展,使我國在金融、商貿等現代服務貿易發展滯后。第三產業產值在GDP中比重僅為1/3略多一點,而發達國家都在70%以上。由于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較低,這也構成了我國外貿依存度高位攀升的原因。我國應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高其在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中的比重。這樣可以把一部分過剩的勞動力和資金吸引到發展服務貿易上來,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增加利潤的來源渠道,降低由于加工貿易造成的高依存度,從而降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同時也可以提升服務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增加分子的比重,達到降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的目的。
3.2 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截至2004年底,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5103.8億美元,占到全國出口總值的52.67%。但是我國加工貿易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大進大出,即原料從國際上進來,產品從國內出去。由于這種模式的加工貿易迅速擴張,使得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隨之迅速上升。由于國內加工企業只是進行簡單的加工裝配,加工貿易中國產原料、零部件使用率低,使得加工貿易在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沒有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我國的產業結構也沒有因為加工貿易的發展而得到升級和進步。一旦我國失去人力資源優勢,外貿發展將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政府在制定發展加工貿易政策時,應當從對本國產業的帶動作用出發,減小加工貿易帶來的負外部性,促進加工貿易由簡單的加工裝配逐步轉向采購、加工制造、分銷服務、售后服務、研發、信息咨詢等升級。通過加工貿易促進、拉動內需的擴大,使得加工貿易成為連接國內產業鏈和國際產業鏈的紐帶。
3.3 優化進出口的商品結構
我國在出口產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如鞋、成衣、玩具等,這類產品的對特定市場依賴大,受其影響和制約較大。我們應當推進外貿市場的多元化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多元化戰略,從而降低對特定貿易伙伴和特定進出口商品的依賴程度,保證國家經濟穩定。由于我國經濟在以往的高速增長中未轉變“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我國的自然資源現在處于相對貧乏的狀態,很多礦產資源是從幾個礦產資源出口國進口的,因此對外界環境依賴程度高。同時,我國又將大量的資源性產品用以出口創匯,這樣做的結果是導致我國的很多珍貴的生產原料外流。所以,在提倡節能、提高資源利用率的同時,有必要控制自然資源的出口,從而減小外貿依存度。
3.4 加快科技投入,發展高科技產業
受國內科技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出口產品占優勢的只有勞動密集型產品,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很少。同時,在我國進口的產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高科技產品,而高科技產品的價格很高,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加快科技投入,發展高科技產業,一方面減少了對國外高科技的進口依賴,另一方面可以創建自己的世界品牌,在對外貿易中占據主動優勢。對于我國依賴進口的原料、原材料,比如石油等,更應該加大科技投入,早日研究出其替代品,減少進口,避免受制于人現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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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經濟增長；Granger檢驗；脈沖響應；方差分解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01-00-02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提高，對外貿易無論是總額還是增長率都呈現出順經濟周期變化的態勢。201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9727.6億美元，同比增長34.7%。其中，出口15779.3億美元，增長31.3%；進口13948.3億美元，增長38.7%。而2010年我國的GDP達到6.27萬億美元，是1978年的110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顯然，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如何準確、客觀地評價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一直以來都是許多學者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踐論證的重要課題之一。而當前隨著美國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深入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應對這些因素給我國對外貿易造成的影響，并根據發展環境的變化制定新的對外貿易政策，穩定經濟增長就成為當前我們要亟待解決的問題。
基于以上的理論背景和實踐發展的需要，認清現階段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對我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確地發揮對外貿易的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同時這也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特點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有利于實現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十二五”乃至今后相當長時期的重要課題。因此，結合現階段我國特殊的外貿發展環境研究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找出我國對外貿易政策今后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指導意義，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二、定義變量與數據描述
在變量的選取上，本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度量全國的經濟增長水平，同時考慮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狀況，用進口總額（M）和出口總額（X）來度量對外貿易發展水平。
本文采用的數據為1978—2010年中國年度數據，所有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對數據進行以下兩方面的處理：第一，因GDP和進出口數額受價格因素影響較大，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用GDP平減指數（1978=100）對所用數據進行平減和修正，以此來消除價格因素對各變量的影響。第二，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避免因數據變化帶來的劇烈波動，對各變量取自然對數，變換后的變量用LGDP、LX、LM表示。
本文進行實證分析所用的計量軟件為Eviews7.0。
三、我國對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在建立時間序列的計量模型時，要求采用的數據必須具有平穩性，即殘差不具有時間趨勢，不然就會導致“偽回歸”。本文采用ADF方法對LGDP、LX和LM進行單位根檢驗，同時依據各變量檢驗方程中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的系數顯著性來判斷方程設定的合理性，滯后階數的選擇是基于赤池信息準則確定，檢驗結果見表1。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變量12檢驗類型（c，t，d）12ADF統計量12臨界值（5%）12伴隨概率P12結論12LGDP12（0，0，1）123.1112-1.95120.999112不平穩12D（LGDP）12（c，0，1）12-3.8312-2.96120.006812平穩12LX 12（c，0，0）12-1.6812-2.95120.429912不平穩12D（LX）12（c，0，0）12-5.5112-2.96120.000112平穩12LM 12（c，t，0）12-2.8812-3.56120.181512不平穩12D（LM）12（c，0，0）12-4.1812-2.96120.002712平穩注：（c，t，d）分別代表所檢驗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 D（X）表示X的一階差分。
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GDP、LX、LM是非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序列是都是平穩的，記為I（1）。
（二）VAR模型的建立與Johansen協整檢驗
為了進行后面一系列實證分析，必須首先構建VAR模型。根據赤池信息準則，同時考慮到樣本容量問題來進行VAR模型滯后階數的選擇，經檢驗最佳滯后期為3。在VAR模型的基礎上，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對變量進行檢驗，以判別三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對初始數據的形態分析，確定協整方程中無截距項，但有趨勢項，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進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在5%的顯著水平上存在一個協整關系，標準化后的協整方程為：LGDP = 0.24LX + 0.13LM + 0.88trend+μ
由協整方程可以看出，進出口的發展從長期來看對國內生產總值均有著正向的影響，說明三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可見，改革開放30 年來，進口和出口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只是出口的作用更大，我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顯著的“外貿驅動”跡象。
（三）Granger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只是證明了GDP、出口和進口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本文選取多個不同的滯后期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表明：第一，出口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GDP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第二，進口在前7期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從第8期開始才是GDP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進口要經過一定時期的轉化才能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GDP總體看來是進口的Granger原因。第三，進口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而出口不是進口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出口與進口之間存在一種單向的因果關系。
（四）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更具體的展現Granger因果關系的過程，以及更為形象地說明GDP、出口和進口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下面將利用基于VAR 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它們的動態特征。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新息沖擊對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它能夠形象地刻畫出變量之間動態交互作用及其效應的路徑變化。圖1、圖2和圖3均是基于VAR（3）模型采用正交化方法和Cholesk分解技術模擬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圖中的橫軸表示新息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單位：年），縱軸表示因變量對解釋變量的響應程度，實線為脈沖響應函數的計算值，兩側的虛線為脈沖響應函數值正負兩倍標準差的偏離帶，在模型中將新息沖擊作用的滯后期設定為10 年。
圖1GDP對出口和進口一單位標準差沖擊的響應路徑由圖1可見，GDP對來自出口的新息沖擊，從第1年開始就呈現出正向效應，隨后逐步增強，到第4年時正效應達到最大值，之后顯現出緩慢衰減的趨勢，在第8年之后這種正向效應開始變得平穩，這說明出口的變動在短期內對GDP可以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長期來看，這種推動作用便得平穩且影響時間持久。而GDP對來自進口的新息沖擊，在開始的2年多內體現為微弱的負向效應，第3年后變為正向效應，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正向效應緩慢平穩增長，在第10年達到最大值。總的來說，進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出口的促進作用大于進口的促進作用。
圖2出口和進口對GDP一單位標準差沖擊的響應路徑由圖2可知，出口對來自GDP的新息沖擊，一直呈現出正向效應，但這種作用較小，成波動變化的態勢。而進口對來自GDP的新息沖擊，在前2年的正向作用表現的很明顯，在第2年以后這種正向作用會下降，從第5年開始的1年多時間內呈現出負向效應，在此以后又變為正向效應并緩慢上升，最后變得穩定。因此， GDP對出口的影響不顯著，但對進口有顯著的影響，是影響進口的重要因素。
圖3出口和進口對彼此一單位標準差沖擊的響應路徑圖3顯示，出口對來自進口的新息沖擊一直呈現出正向效應，在第3年達到最大值后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而進口對來自出口的新息沖擊在第6年之前呈現出微弱的正向效應，此后出口對進口幾乎無影響。結合前面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以認為出口沒有帶來進口的顯著增長，相反，進口卻對出口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四、實證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到若干結論，并在這些結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提出一些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政策啟示。
（一）實證結論
第一，協整檢驗表明，盡管我國進出口和GDP的增長是非平穩的，但是從長期來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均衡結果表明，進出口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只是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進口的作用較小，這是因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采取“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戰略，出口通過對現有剩余資源的利用，帶動就業和促進資本積累等方式拉動了經濟發展；而對進口的作用不夠重視，從而導致進口規模相對較小且中國進口商品的結構不合理，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比例偏低，這些因素導致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小。
第二，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和脈沖響應分析進一步發現：出口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多用，而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作用不顯著，這說明出口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導向性”作用較明顯，但由于我國產業結構還不夠合理，技術水平還不高等因素阻礙了經濟增長對出口增長形成規模經濟效應。
進口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關系，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為長期效應，在短期表現為負效應。這是因為，從短期來看，一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三個因素，進口的增加會通過相對減少內需、淘汰落后的廠商、導致外匯流出等途徑起作用，這時進口的作用就表現為短期的負效應；但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進口的商品中往往包含大量先進的設備、技術和管理水平，這些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會使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并產生“溢出效應”擴散到整個國民經濟，從而促進GDP的增長；此外本文的分析還表明進口能有效地促進出口，它會通過促進出口的增加間接地再次拉動經濟增長，即通過進口更多的稀缺資源和先進技術來增加產量，從而使出口增加來拉動經濟增長。因為這些作用的發揮需要一個過程，所以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長期。而當經濟發展了，必然會帶動進口商品的增加，從而促進進口的發展。因而，總的來看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
（二）政策建議
鑒于上述實證分析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對出口而言，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尤為明顯，因此應繼續推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一方面要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使出口貿易盡快實現從勞動力和資源為主的粗放型向資本和技術為主的集約型的出口方式的轉變，以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出口商品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即從“代加工”向“代設計”乃至自創品牌發展轉變，使我國成為全球先進制造基地、服務業外包基地和研發基地，實現我國從“候鳥經濟”向“榕樹經濟”的轉變；在此基礎上要促進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即要避免與發展中國家形成過度競爭，又要防止拉美化風險，減少經濟發展的脆弱性，從而轉變我國的外貿發展方式，增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使我國真正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第二，對進口而言，它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表現為長期效應而不是沒有作用。因此，一方面我們今后應重視進口貿易對國內經濟增長的作用，抓緊研究進口信貸、進口融資擔保等政策，為促進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創造有利條件；另一方面要盡可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引進，真正引進優質外資與先進技術，利用其外溢效應來提升國內生產技術與生產效率，促進規模經濟、制度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真正使我國在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分工中從低端向高端發展。這樣才能發揮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緩解當前對外貿易順差過大的問題，穩定人民幣幣值，促進國內經濟增長。
第三，要積極促進國內消費和投資，優化經濟發展方式。從當前的形勢來看，受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世界經濟不景氣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國很多以出口為導向的企業紛紛倒閉以及國際上對我國反傾銷等問題的增加，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我們在重視對外貿易發展的同時，要積極促進國內消費和投資，協調好“三駕馬車”在經濟發展中作用，做到內外發展的平衡，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經濟發展對外依存度過高的現狀，從而改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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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1.河北省經濟發展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奇跡。1978年時的GDP僅3624.1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僅379元人民幣，而到2006年時全國的GDP達到了183956.1億元人民幣，是1978年的50.76倍，人均GDP達到了14040元人民幣，是1978年的30.04倍。但河北省GDP占全國GDP的比重一直較低,一直在4%～6%之間徘徊。可以歸納出河北省經濟發展的現狀：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人均GDP較高，但與經濟發達省市相比，經濟總量相對較低。
2.河北省對外貿易發展概況
河北省的對外貿易發展情況從統計數字來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對外貿易總量上升，但占全國比重呈下降趨勢。1994年到2006年間河北省對外貿易增長的平均速度為17.65%，且一直呈繼續增長趨勢。盡管對外貿易總量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占全國比重不斷下降，2006年河北省進出口總值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為1.05%，其中出口占全國的比重為1.32%，進口占全國的比重為0.71%，出口所占比重與1994年相比整體上進一步減少，在河北省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外貿易的發展速度是落后于國家整體水平的。
（2)貿易結構趨于優化，但仍有待提高。1994年以來，河北省的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較大，出口工業制成品和進口初級產品的比重不斷上升。河北省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1994年占出口總額的60.84%，到2006年上升到85.04%，雖然期間有升有降，但總的趨勢是以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且工業制成品出口中，高附加值、高科技類產品所占份額不斷上升。從進口商品結構來看，自1994年以來，河北省的進口貿易中初級產品進口所占比重持續下降，制成品所占比重持續上升，到現在二者所占比重大體相當。
（3)一般貿易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加工貿易發展緩慢。近年來，河北省加工貿易不斷發展，但發展較緩慢，且所占比重不斷下降。1994年河北省加工貿易比重為18.4%，在1997年到歷史最高值25%后，又繼續下降，到2006年僅占13.64%，而同期我國加工貿易比重為52.67%，河北省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一般貿易呈不斷上升趨勢，2006年河北省占到84.72%。2006年河北省出口中加工貿易比重有所上升，占總出口額的13.63%。
二、對外貿易對河北省經濟增長作用的測度
1.河北省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度
對外貿易的貢獻率是指對外貿易變量的增量與GDP增量的比率；對外貿易的拉動度則指對外貿易的貢獻率與GDP增長率的乘積，它表明在GDP的增長中有多少是由對外貿易貢獻的。公式為：對外貿易貢獻率=Δ對外貿易額 /ΔGDP×100%，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度=對外貿易貢獻率×經濟增長率×100%。根據有關統計數據計算了1994年～2005年對外貿易對河北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度，如圖1。
從圖中可以看出，對外貿易對河北省GDP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度波動較大，雖然個別年度出現了負值，但總體具有正的趨勢。從1994年～2005年間河北省的外貿貢獻率來看，1997年的外貿貢獻率和進口貢獻率為負值，1998年的出口貢獻率為負值，1999年的出口貢獻率較低，這和當時的國際經濟形勢相符，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2000年之前外貿的貢獻率不高，2000年之后，特別是近年來外貿貢獻率增長很快，2005年達到了29.2%。從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平均拉動度來看，進出口對經濟增都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且出口的拉動作用大于進口。
2.河北省對外貿易額與GDP的相關性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進出口貿易對河北省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選用河北省的進出口額和GDP年度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樣本區間為1994年～2006年。為了消除GDP和進出口數據中存在的異方差，對二者分別取對數，并建立如下線性回歸方程:
lny=a1+b1lnx+μ1(1)
式中以y代表GDP作為被解釋變量，x代表出口額作為解釋變量，a1和b1為出口趨勢的截距和斜率,μ1為誤差項。
lny=a2+b2lnm+μ2(2)
式中y代表GDP作為被解釋變量，m代表進口額作為解釋變量，a2和b2為進口趨勢的截距和斜率,μ2為誤差項。
分別得回歸方程如下:lny=3.5134+0.8512lnx （1）
(0.6240) (9.5514)
R2=0.8924F=91.2285
lny=4.9877+0.7096lnm （2）
(13.4377) (9.6985)
R2=0.8953F=94.0603
通過所建立的回歸方程可以看出，方程的整體顯著性較強，擬合的效果較好，各項系數的值都通過了檢驗。因此，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是較好的，能夠很好地反映GDP和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關系。從模型(1)來看，河北省的出口總額對于GDP有正的影響作用，且系數為0.8512，這表明從1994年至2006年河北省的GDP與出口總額有著密切聯系。從模型(2)來看，河北省的進口總額對于GDP有正的影響作用，且系數為0.7096，這表明從1994年至2006年河北省GDP與進口總額也有著密切聯系。通過分析可知，河北省的進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對外貿易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出口的作用比進口明顯。
三、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中存在的問題
1.外貿依存度較低，對外貿易潛力未被充分發揮
河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偏低，2006年河北省對外貿易依存度為12.89%，而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67%，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一些外貿發達城市如廣東省、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北京市等的差距更大。盡管河北省外貿總量在全國排名比較靠前，近幾年連續保持在全國第10位，但從動態看，與第9位差額拉大，與11位差額縮小。從全國出口大市場中看，河北省出口劣勢非但沒有改變，且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2.貿易結構不夠合理，進口規模不高
近年來，河北省一直致力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河北省在某些產業，如：紡織服裝、皮革、皮毛、鋼鐵、化工等都形成了自己的優勢，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群，如容城的服裝業、南宮市的羊剪絨業、石家莊制藥和唐山鋼鐵等。河北省貿易結構也在不斷升級，但與全國平均水平和經濟發達省市仍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河北省工業制成品內部結構仍處于一個較低的層次，工業制成品大都屬于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另外出口產業與非出口產業的產業關聯度不高，對產業升級的導向性不強。另外河北省的進口規模不高，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得不到發揮。
3.加工貿易發展緩慢，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
目前，河北省貿易方式仍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6年僅占13.645%，并且一般貿易的基礎是本國（地區）的產業優勢，它的發展要受到本地區產業發展的制約，而加工貿易不受此約束，可以在較短時期內得到迅猛發展。以河北目前的經濟實力而言，只有通過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借助加工貿易對其他產業的示范效應、外溢效應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實現本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才能實現本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
4.河北省產品出口缺乏自主品牌
河北省出口的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有很高的比重，這類產業的進入門檻低，中小企業占據重要位置，這類企業由于規模小，出口競爭激烈，缺乏打造自主品牌的能力和動力。以占出口比重第二大的紡織業為例，出口貿易中紗、坯布等初級產品所占比重較大，因此企業應對國際市場波動的能力比較弱。從長遠來看，出口企業只有理性拓展國際市場，實施品牌戰略，走高科技低能消耗之路，才能真正規避出口風險，減少貿易摩擦。
四、提高對外貿易對河北省經濟增長作用的建議
1.通過優化產業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根據國際市場需求，調整產業結構，努力扶植那些無污染、高附加值、多功能等市場發展潛力大的產品，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另外，在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時要充分利用外資，要加強對外資投向的宏觀引導和產業政策指導，使外商在河北省投資戰略目標與河北省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協調一致，將外資引向一些基礎產業設施和設備亟待更新的產業和創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使外資在促進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商品結構優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一方面，應及時淘汰那些在國際市場上萎縮、失去比較優勢的商品;另一方面，應積極將新技術、新材料向傳統產業或產品進行滲透，提高傳統產品的技術含量、質量和檔次。改變產品的需求彈性，維持這些比較優勢，并使其獲得競爭優勢。應繼續積極鼓勵機電產品的出口，結合河北省現有的行業水平，鼓勵發展重點機電出口聯系企業，從金融、財政、新產品開發、開拓國際市場、人才培訓等方面給予支持，爭取從國家機電產品出口專項技術改造貸款中爭取更多的資金用以支持這些企業的發展。
3.注重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單純追求出口規模和貿易順差為目標的不平衡貿易政策，導致了許多問題的出現，例如出口惡性競爭，低價競銷，粗放經營。世界市場需求的增長是平緩的，而中國出口的迅速擴大，必將經過激烈競爭。河北省單純站在促進本省經濟增長的角度上，也應重視發揮進口的作用。河北省應制定進口戰略，把進口與河北省的產業結構調整、技術改造緊密結合起來，有秩序地進口那些河北省經濟建設急需的資源、原材料及先進的設備和適用技術進口，加快進口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4.采取措施，積極發展加工貿易
要把加工貿易與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相結合，充分考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實行分區域分層次發展加工貿易。石家莊、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島“一線”地區具有經濟實力強，優勢行業集中，新技術產業發展快，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的發展優勢，今后應采取通過加工貿易結構升級帶動加工貿易出口規模擴大的發展方針，重點發展高層次的加工貿易項目，布局資金技術密集型具有競爭力的加工項目，通過發展高科技加工貿易，努力提高科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邯鄲、邢臺、衡水、滄州 “南廂”地區要因地制宜，擬定加工貿易發展規劃，利用港口通道優勢，利用紡織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等制造行業的特色優勢，大量吸引外資興辦有地方特色的產業、企業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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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環境法規；比較優勢；產業漂移；污染避難所；向底線賽跑
中圖分類號：F7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3-0071-05 收稿日期：2008-11-03
隨者全球經濟的發展，世界上出現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臭氧層空洞、森林植被減少以及生物多樣性較少等。為此，世界各國達成了一系列的環境條約，如蒙特利爾條約(1987)，旨在緩解臭氧層變化；巴塞爾公約(1991)，旨在控制污染物的跨國移動；京都議定書(1997)，旨在緩解全球的氣候變化問題。為了保證環境條約的實施，政府制定了許多環境法規，并且借助于貿易政策來促進環境法規的實施。所以，隨著貿易壁壘的削減，環境法規已經成為限制自由貿易的重要因素。傳統的經濟學家已經提出，環境法規的實施不利于自由貿易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比如Panayotou(1999)指出，許多國家制定環境法規的目的并不是環境保護，而是進行貿易保護；Frankel(2002)指出，環境法規不但不會提高環境質量，而且還會造成貿易額和國民收入的低速增長。
一、環境法規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比較優勢理論的主要內容是，隨著貿易自由化，一國會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其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比較優勢來自于要素稟賦或者其他因素。在理論模型中，除了勞動力和資本以外，環境經常被認為是生產的第三要素。如果一國在污染密集型商品的生產上有比較優勢，那么就說明該國有相對豐富的環境要素稟賦。環境法規會把污染控制和消除成本強加給生產者，所以相對于實施環境法規的國家，無環境法規的國家不需要支付額外的環境成本，從而獲得了價格優勢，并且專業化生產污染密集型商品。
(一)理論研究根據Richard理論，產品的相對價格決定兩國之間貿易模式和比較優勢。如果一國因為采取嚴厲的環境法規而使相關產業的生產成本增加，那么兩國之間污染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就會發生改變，進而引起兩國間貿易模式比較優勢的改變。基于這個理論，經濟學家做了很多研究。
Siebert(1977)構造了一個兩種產品的開放經濟模型。在這個模型中，污染是副產品，產品的相對價格是污染物排放稅的函數。通過比較靜態分析，Siebert指出，產品的相對價格不僅依賴于產業的邊際生產力水平，也依賴于產業的污染傾向、污染物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和對污染物征收的排放稅。Baumol和Oates(1989)構造了兩個國家相同產品的模型，即兩個國家(A國和B國)生產相同的產品。Banmol和Oates認為，在局部均衡條件下，如果A國不采取環境保護措施而B國采取，那么A國的比較優勢就會擴大，B國的比較優勢就會縮小。Brock和Evans(1986)、Waller和Whitehead(1996)與Rhoades(1985)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環境法規還制定了許多新的技術標準，進而產生的技術革新成本會進一步影響產業的比較優勢。Carraro和Siniscalco(1992)分析了環境法規規定的新技術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造成的影響。他們假設，在東道國采取強制的技術標準之前，國內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自由貿易，所有的國家都擁有相同的技術；技術進步會增加產品的邊際成本。基于以上的假設，Carraro和Siniscalco指出，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下，技術標準將會降低污染產業的競爭力。
除了環境標準約束以外，政策制定者也把明確產權作為可選的環境法規來阻止環境惡化。Chichilnisky(1994)使用一個北南模型來研究國際貿易與產權之間的關系。在這個模型中，兩個地區有相同的技術、資本和參數選擇，不同的產權法律。Chichilnisl(v指出，由于南方沒有制定產權保護法規，兩個地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加劇了南方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喪失了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她認為，在開放的經濟體中，最有效的保護環境的方式應該是產權保護。
國際學術界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環境法規會對比較優勢產生積極影響。比如Porter(1991)，Porter和van den Linde(1995)提出了“波特假說”，他們認為嚴厲的環境法規會促使技術和管理創新，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力和國際競爭力，并且能夠得到環境和經濟的雙重利益。Eliste和Frederiksson(1998b)為“波特假說”提供了理論支持。他們的研究發現，由于稅收和補貼政策的改變，環境質量的提高可能會同時導致出口的增加和進口的減少，產業競爭力會上升。Frankel(2002)指出，如果將來世界商品生產都傾向于環境友好型產品，那么首先進行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的國家將會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Slater和Angel(2000)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二)實證研究環境法規會對比較優勢產生影響，但是現在并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指標來衡量這種效應，實證研究使用的方法也多種多樣，很多分析都集中在微觀水平，特別是個體產業。
Ugelow(1982)綜述了20世紀70年代的10個實證案例。美國商務部研究發現，環境法規對美國短期的貿易模式和比較優勢只有很小的影響；Walter(1982)和Robinson(1998)卻認為環境法規對國際貿易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環境成本每增加1％，就會使美國的貿易均衡值減少65億美元；OECD的宏觀估計也支持Walter和Robinson的結論。Ugelow指出，這些研究并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雖然很難去比較各種各樣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表明了環境法規會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遠沒有預期的那么大。
Kalt(1988)研究發現，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國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隨著環境標準的不斷提高而逐步喪失。Robinson(1998)檢驗了環境法規對美國污染產業國際競爭力產生的影響，指出環境法規降低了美國污染密集型產業中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從而導致貿易模式的轉變――進口污染密集型的商品。
在確定了環境法規會對污染產業的比較優勢產生影響之后，許多學者做了后續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轉向了環境法規的松弛程度與污染產業出口量之間的關系。Toby(1990)首先使用(HOV)模型來檢驗環境法規的松弛程度與污染產業的出口是否存在線性相關關系。研究結果顯示：環境規則的嚴厲程度和污染產業的出口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傳統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對貿易格局的影響
更大。Sartzetakis和Constantatos(1995)以及Wang(2001)的研究發現，一國的環境法規會影響其廠商國際競爭力影響，并且國際競爭力的高低不僅與環境管制措施的松弛程度有關，而且還取決于環境管制的形式。
二、環境法規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環境法規對國際貿易影響第二個方面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轉移，這涉及兩個問題：松馳環境法規的國家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發展中國家是否會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一)理論研究Siebert(1992)指出，比較優勢的變化暗含了潛在貿易流、投資流和區位優勢的變化。Copeland和Taylor(1995b)認為，在特定環境下，污染密集型產業會轉移到環境法規較松弛的國家。所以。在開放經濟中，環境法規不僅會對比較優勢產生靜態影響，還會對資本流動產生動態影響――污染密集型產業在世界范圍內的再分配。這個學說被稱為“產業漂移假說”。而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海外投資，一般會采取溫和的或者中性的環境法規。所以，發展中國家一般會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McGuire(1982)基于HOV的2X2模型，研究了由于環境法規引發的資本跨國流動。他把環境要素作為污染產業的生產投入要素，并使用環境要素邊際生產力(MPEE)來衡量環境法規的嚴厲程度。研究結論表明，對于相同的勞動和資本投入，環境法規會降低污染產業的產出。因此，在嚴厲的環境法規下，如果商品的價格比率不變，資本將會在各個產業內重新分配。Rybczynski(1995)指出，在開放經濟體中，假如外國的環境法規較松弛，東道國的污染產業將會轉移到外國，直到其產量為0。
此外，環境法規對跨國公司的選址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Markusen、Morey和Olewiler(1993)拓展了兩個國家兩個企業(2x2)模型，揭示了環境法規對于公司選址的影響。他們指出，如果一國單邊征收煙塵排放稅，當稅收超過某一點時，工廠的數量會減少，企業也會離開。Markusen(1997)使用了兩個相似國家之間的壟斷貿易模型，表明嚴厲的環境法規會使跨國公司既不會增加產量，也不會尋找新的投資地點。Kanbur et al.(1995)和Andonova(2003)研究指出，除非企業會得到額外的優惠政策，否則企業基本上不會在高污染控制成本的國家建廠。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Repetto(1995)指出，發達國家傾向于出口他們的“污染”產業，但只是在發達國家相互之間轉移，并沒有把污染產業轉移到環境管制較松弛的發展中國家。Eskeland和Harrison(2003)，Grether和de Melo(2003)都沒有得到有力的證據表明，跨國公司會把污染產業轉移到有“污染避難所”之稱的發展中國家。
(二)實證研究產業漂移假說產生了許多實證研究，包括Walter(1982)，Leonard和Duerksen(1980)，Pearson(1987)，Leonard(1988)，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還有Low和Yeates(1992)。
Low和Yeates發現，污染密集型產業在全球總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從1965年的18.9％下降到了1988年的15.7％。對于所有的工業化國家而言，污染密集型產業占其總出口的份額也是下降的，從1966年的20.4％下降到了1988年的15.9％。全球范圍內污染密集型產業的規模在縮小。但是在1986年，發展中國家污染產業RCA指數大于1的國家有6個，1988年就上升到了12個，通過比較以上兩組數據，Low和Yeates得出結論，工業化國家的環境法規促使污染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
Lucas，Hettige和Wheeler(1992)檢驗了OECD國家的環境政策是否會促使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作者用兩個回歸模型進行檢驗。第一個模型：用污染物的排放密度對單位資本的GDP貢獻和時間趨勢做回歸。第二個模型：用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增長率對單位資本的GDP增長率和經濟結構做回歸。結果顯示：在相對封閉的經濟體中，污染密集型產業發展地更快。但是他并沒有把這個結果與“產業漂移假說”相聯系。
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存在支持“污染避難所”假說的證據。同樣，也有很多的實證研究并沒有得出環境法規與污染產業轉移之間的相關關系。Leonard和Duerksen(1980)通過分析投資和貿易數據，發現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額的增長率低于其全部投資的增長率，指出污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增長率也低于其他類型產品的進口增長率。
Grossman和Krueger(1991)估計了美國產業的污染消除成本對美國――墨西哥貿易模式的影響。結果顯示，污染消除成本的統計結果并不顯著，這表明墨西哥松弛的環境政策對兩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流的影響不大。
雖然學者們做了很多的實證研究，但是只有很少的證據支持“污染避難所”假說。同時也很少有證據證明，發達國家進行對外投資的動機是為了逃避嚴厲的環境法規。
三、國際貿易對環境標準的影響
環境保護主義者認為，貿易自由化帶來了商品的生產、消費和運輸的擴張，同時也引起了環境的進一步惡化。Sturm和LHph(2002)指出，貿易自由化使政府更加注重本國在全球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而忽視本國的環境保護問題。Dua和Esty(1997)指出，伴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各國會降低自己的環境標準以維持或增強競爭力，出現環境標準“向底線賽跑”的現象，進一步發生生態傾銷。Frankel(2002)指出，在開放經濟中，如果國內嚴厲的環境法規使企業的銷售量、投資等減少的話，企業就會在面臨國外競爭時失去競爭力。所以，國內生產者就會給政府施壓，以降低環境成本負擔，Barrett(1994b)指出，當環境政策規定的污染消除成本很低時，生態傾銷就會出現；這就會使污染消除成本不能補償污染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從而引起了生態傾銷。
自由貿易的反對者擔心“向底線賽跑”會使某些國家的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Esty和Geradin(1997)指出，因為較低的環境標準和松弛的環境法規會使某些國家形成一批國際競爭力較高的污染產業，所以經濟一體化將會帶來更多的污染避難所。Wheeler(2001)以美國、中國、巴西和墨西哥的空氣質量變動為分析樣本來驗證“向底線賽跑假說”，其結論表明這4個國家的空氣質量都呈下降的趨勢。
Beghin(2000)認為，環境法規的不透明性和污染產業轉移現象，會促使“向底線賽跑”的發生。但是他也指出，幾乎沒有實證證據來支持這個假說。Bhagwati(2000)給出了兩個原因，來解釋為什么有
些實證研究不支持“向底線賽跑假說”：(1)跨國公司不會降低環境標準；(2)民主國家也不會通過降低環境標準來獲得市場競爭力。
四、環境法規與國際貿易相互協調
過去的20年間，許多政府和其他組織實施了一系列的環境條約，比如華盛頓公約、巴塞爾公約、蒙特利爾條約和京都議定書等。但是因此制定的相關環境法規會降低締約國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比較優勢等，所以環境條約的締約國會對非締約國采取一系列的貿易限制。Stiglitz(2006)主張，歐洲、日本和其他支持《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應該嚴厲控制從美國進口產品或者對美國商品征稅，來彌補歐洲、日本等國因為采取措施而引起生產成本的上升。美國眾議員Lautenberg提出第2887號法案，禁止美國把特殊貿易條款給沒有達到美國環境標準的國家。此外，其他的國內措施也會影響商品的自由流動，比如德國的包裝循環法案等。但WTO／GATT致力于取消國家之間的貿易限制，這就引發了環境法規與貿易的沖突。
有些學者支持使用貿易政策來實現環境目標。由于環境控制成本只占全部生產成本的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彌補環境標準引起的比較優勢的損失。Whalley(1991)指出，道德輿論并不會保證環境目標的實現，必須要使用貿易政策保證環境條約的實施。Shrybman(1990)也認為，如果一國既要保持高的環境標準又要避免產業競爭力的下降，那么該國就要對污染密集型進口產品征收關稅或者補貼自己的污染密集型產業。
環境保護的反對者認為這些措施在控制污染方面是無效率的，阻礙了自由貿易。Low和Safadi(1992)認為，只有當貿易政策用來實施國際條約時，貿易政策才是達到環境目標的最好選擇。Subramanian(1992)提出，大部分的環境問題不是由國際貿易引起的，環境問題主要來源于市場失靈和外部性。所以他建議，解決環境問題要從生產和消費水平進行干預，從而達到環境成本內部化。
國際貿易和環境法規的實施都是為了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單邊的貿易協定和單邊的環境協定都會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Steininger(1994)支持在國際范圍內協調環境法規，從而解決因為環境問題導致的產業競爭力的下降，但是很難在兩者之間找到很好的解決辦法。Ulph(1996)指出，不可能存在協調國家之間環境法規的理論，解決全球污染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國家之間的合作。Sorsa(1992)和Young(1994)建議使用新的國際機制，促進國際貿易機構和國際環境機構的合作，從而獲得環境和貿易的雙重利益。
總之，隨著貿易和環境之間沖突的發生，忽視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在定義效率概念時，要同時考慮貿易和環境因素，而且要避免雙重標準。如果國內環境政策并沒有歧視進口商品，那么就不能把一國嚴厲的環境法規當作非關稅壁壘。同樣，當貿易措施有利于減少全球污染時才能允許被使用。
五、結束語
第一，理論文獻指出，在開放經濟體下，環境法規是決定貿易模式和資本流動的因素之一。所以，不能忽視環境法規對貿易的影響，并指出市場工具應該是消除環境法規對貿易負面影響的第一選擇。
第二，在環境法規與國際競爭力關系方面，現有研究文獻既沒有在理論方面提供有說服力的分析，又沒有提供可信的實證研究。有研究表明，環境法規會降低廠商的國際競爭力。但是有的研究認為，嚴厲的環境法規會促進廠商創新，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增強競爭力。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第三，從實證研究中并沒有得到有說服力的證據來支持“產業漂移假說”、“污染避難所假說”和“向底線賽跑假說”。這說明，貿易模式和資本流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未來的研究者應該構造一個包含所有重要因素的框架來分析環境法規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第6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摘 要】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區域經濟一體化又是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兩者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一、 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解
經濟全球化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推動下，在國際分工空前深化的基礎上，經濟活動在全球范圍擴展，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動，資源在全球范圍進行配置，在不斷發展的科技革命和生產國際化的推動下，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相互依賴、相互滲透日益加深，逐漸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經濟全球化，有利于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資本和產品在全球性流動，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擴張，有利于促進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發展進步的表現
經濟全球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貿易交往的增加使得世界市場聯系越來越緊密。其次，貿易的擴大和市場的逐步統一，又使得各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程度大大提高。再次，國際資本跨國流動規模愈來愈大。
科技革命帶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世界經濟進入新時代，突出表現為資本國際化程度不斷加深和跨國公司實力不斷增強；更重要的是當今世界除了極個別國家外，都在實行市場經濟，盡管各國運用市場手段和實行國家宏觀調控的程度不盡相同，一個大市場使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大大加強；但是世界各國還面臨著諸多的共同的全球問題，這些因素都影響了經濟全球化得進程。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復雜的，推動世界經濟總體增長，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資源，促進國際投資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如果處理不當，會為經濟全球化付出代價的。
二、對區域一體化的理解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相鄰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圍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實現未來的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簽訂某種政府間條約或協定，制定和規范共同的行動準則，協調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國政府一定授權的共同機構，M行長期和穩定的超國家的經濟調節，達成和實現經濟的甚至是政治的聯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區域市場，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另外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各個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1.歐盟。在歐盟的繼續發展和擴大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和制約它的發展。但繼續發展和擴大的趨勢是不會改變的，歐洲聯盟今后不僅是歐洲的決定性力量，也會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歐洲聯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成效、一體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區域性集團，是區域集團化獲得成功的典范。
2.北美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首腦于1992年10月17日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后成立的，經三國國會批準后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啟動。北美自由貿易區這種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地區集團化具有自身的特點和意義。美國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發展，使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的色彩更加鮮明，它不僅直接關系到北美以至美洲經濟的發展，也會對世界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3.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太區域經濟近十多年來發展較快。1989年11月經澳大利亞提議，在堪培拉舉行了首次亞太經濟合作部長會議，亞太地區有組織的經濟合作正式起步。1993年6月，正式啟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名稱。此后迅速發展，每年召開一次非正式首腦會晤。
APEC在面對諸多矛盾的同時，在協調亞太地區經濟關系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亞太經合組織方式”，成為目前成員國最多、最具活力的區域經濟組織。它的成員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既有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社會主義國家。APEC在強調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同時，還追求地區經濟技術合作的目標，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愿望，使APEC免于淪為少數發達國家打開他國經濟大門的工具。APEC采取的這種協商方式符合本地區的實際，不僅有利于在平等的基礎上使APEC成員國經濟得到發展，也將對世界范圍的經濟合作、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兩者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1.二者的相互促進。經濟全球化是通過市場機制把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是國家期主導作用的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把那些愿意參加一體化結盟的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風險是很難規避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風險；而在經濟區域化的狀態下，風險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資源配置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由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的，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經濟全球化準備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家分工的深化，加強了區域內部各加盟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各加盟國的經濟發展，再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跨國公司的貿易功能，必然進一步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區域經濟一體化使集團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區域外的國家要想獲得競爭力，就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貿易制度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2.二者的相互制約。區域經濟對經濟全球化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歐盟等發展完善。各加盟國對區域經濟依賴性加強，再加上區域對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局面，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經濟是為了實現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區域內部成員之間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則是為消除全球經濟間的貿易壁壘努力，區域經濟在這一方面與之出現矛盾，區域經濟以地域為名為貿易提供一種新的保護手段，這種保護手段對于區域外的成員來說就是阻礙他們之間相互合作的貿易壁壘。區域經濟強化了其內部產品的競爭力，對區域外的產品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組織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進入。這一行為，滿足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對與經濟全球化來說，則傷害了全球經濟之間平等合作的基礎，加大了國與國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話的難度，妨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長遠利益來，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順利發展。
總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又是對立統一的。兩者之間雖然實施途徑相異，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為企業創作了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兩者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兩者之間應該加強合作與交流，相輔相成，在全球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最終推動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四、經濟全球化及區域一體化下的我國對外貿易
（一）二者的影響
1.經濟一體化下國際貿易的弊端。貧富差距的加大。在經濟一體化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發達國家經濟實力雄厚，占據主導位置，往往是獲利者。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底子薄、技術水平低、生產設備落后、生產成本高等原因，經常處于劣勢。這也就使得國際貿易出現了不平衡狀態，總是徘徊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往來很少，資本流通受阻，不利于全球化的正常貿易。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源的掠奪和開采，并將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還將一些垃圾及有害物質向其他國家傾卸。這樣的國際環境就不利于國家間貿易往來，不僅危害了受害國的利益，更是危害了世界的環境與和平，不利于人們健康舒適的生活。經濟一體化使得許多國家、民族間的沖突增大，這都不利于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在全球范圍內，有許多的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化、文明、價值觀，當經濟來往時，這些民族之間就會產生摩擦。在辦事方法、待人接物等發面會有歧義，造成溝通困難，也不利于貿易的正常進行。
2.擴大對外貿易。中國加入WTO后，在經濟對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對外貿易量也是逐年上升。但中國是人口大國，GDP總量雖然很高，但人均收入仍位列后幾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依舊差距較大。面對這樣的國情，我國必須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我國的對外貿易總是依賴于勞動輸出，在技術及知識領域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所以我國要改善對外貿易的環境，在技術、知識領域積極提升，顯示出優勢，才能在國際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我們的優勢主要集中于充足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些優勢，但是不能僅僅依賴這些，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要在尊重資源的基礎上合理開發應用。總之，我們要積極改革，不斷進步，讓中國的國際貿易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3.深化產業結構。中國的經濟想要躋身世界頂端，光靠單一的產業結構是很艱難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應對經濟一體化有效的方式。中國的產業結構一般是比較淺層次的，比如一部手機的完成，核心部件是其他國家的，而中國的工作只是外殼的制作，整機的組裝，在中國來看，賺的錢是很少的，而且對于中國的環境和資源是浪費的，不利于長期發展。所以，中國要改善這樣的產業結構，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來促進發展。對于本國的人才培養也要重視，培養出屬于自己的人才，才能占據有利地位，有利于深化產業結構。
4.突破貿易壁壘。經濟一體化導致許多國家建立了自己的貿易體系，利用關稅壁壘，只允許本國內部或指定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將很多國家排除在外，不得與本國有經濟往來，這樣雖然保護了本國產業的持續發展，但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共同發展。中國因為有著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出口的商品價格較其他國家低，中國的商品在國外很受歡迎，基于此，很多國家都建立了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導致中國出口商品的積壓，資源的耗費。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可以采取“逐個突破”的策略。也就是說在中國形成幾大產業集中地，每個地區都有屬于自己的產業，追求本產業的“精”。比如在浙江義烏，就以出售小商品為主，義烏的飾品、玩具在全國來看都是領先的，所以將小商品的批發定在義烏，有利于商家的競爭，形成質量更好的產品，出口時也就更具有優勢。再比如上海，是改革開放后的重點經濟地區，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標志，形成了一大批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科技園區、金融貿易區等特區。我們就要以此為中心，建立上海的經濟特區地位。
（二）二者的作用
1.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際貿易的各集團內部的經濟增長。因為經濟一體化下，每個經濟區域組織都有屬于自己的貿易條例，內部成員國在其中享受著貿易的方便，有的建立了共同的稅率機制，在成員國之間稅率是相同的，制定了相同了稅率來對外。有的不僅在經濟上形成了同盟，還在政治上、軍事上也建立了同盟。有利于成員國之間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實現經濟互補，同時也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和繁榮，提高了國際地位和競爭力。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都是區域性的經濟組織。不僅對成員國內部有積極影響，對于世界來說都是有利的。增強了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有利于世界和平，促進了資本、技術、人才和商品的國際流通，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
2.跨國公司在經濟一體化下的國際貿易。跨國公司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力量，如果跨國公司可以很好的利用經濟一體化，在競爭中顯示出特有的特色，那么國際貿易也會不斷發展。首先是跨國公司間的外部交易。優勝劣汰是自然生存的法則，跨國公司也不能避免這樣的境況。公司間可以采用兼并的形勢，將一些不太占據優勢的企業兼并，擴大自己的產業，又或者可以收購一些小型企業，增加自己企業的覆蓋率，對于跨國公司的發展相信是有利的。其次是跨國公司間的內部交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企業間也是可以說通的。跨國公司并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也需要各種新力量的加入。這就說明每個企業間要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當然不能將核心產品共享，但一定的管理方式，制度方式還是可以借鑒的。共同促進企業的長期發展是每一個企業合作的前提。
3.中小企業在經濟一體化下的國際貿易。中小企業雖說不是國際貿易的主流，但也是國際貿易大流中不可缺少的活躍力量。中小企業的發展要有一個強大的后盾力量，這個力量就是政府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就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只有政府重視、支持中小企業，才能使其增加國際競爭力，才能健康穩定的發展。人才是中小企業發展的核心，沒有人才的加入是很難進步的，所以中小企業要廣招賢才，給人才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這樣才能增加企業的活力，使企業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小企業要有與大企業合作的勇氣，要有融資的勇氣，只有與大企業合作，才能更快的使企業擴大，給企業有注入新鮮的血液。在運行過程中，企業要不斷與大的企業爭取貿易的機會，要積極利用閑置資金充實企業發展。
世界從分散走向整體，是一段艱難的旅程。從新航路的開辟到現在各國間的頻繁往來，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國際貿易則是應用而生，符合了經濟一體化的需求，符合了國際間交往的需求，更加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多極化發展要求，世界的S富性。雖然國際貿易的發展是坎坷的，但是對世界人民是利大于弊的，我們一定要不斷創新，不斷改革，不斷進步，解決發展道路上的問題，經濟一體化下的國際貿易才能持續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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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進口貿易 R&D溢出 經濟增長
一、問題的提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17萬億美元，已連續4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迅猛發展。2007年，我國GDP總額達到了246619億元，居世界第四。但是，受“重出口輕進口”的出口替代型貿易戰略思想的影響，人們在評價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往往只重視出口和順差而忽視了進口的作用。然而，由低附加值低價格優勢的出口貿易推動的順差伴隨是頻繁的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這迫切需要我們對“高出低進”貿易政策進行新的評估。鑒于此，本文對“進口貿易通過技術溢出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問題的國內外研究成果展開綜述，并做出簡要評析，希望對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幫助。
二、進口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基礎
1、古典貿易理論關于進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思想表述
進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代。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通過進出口貿易促進國際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換回本國需要的商品并節約國內勞動。因此，必然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交易生利）。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認為進口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及原材料，能穩定物價，阻止利潤下滑的趨勢，保證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則認為進口為國內經濟提供了激勵性示范，推動本國生產過程的創新和改良，刺激和引導新的產業的成長。可見，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一貫重視通過進口貿易來促進一國經濟的發展。然而，受“重商主義”思想和國內貿易保護主義集團力量的影響，早期研究文獻往往更多地強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卻普遍忽視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凱恩斯（Keynes，1936）的“對外乘數原理”更是將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2、新貿易理論關于進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再考察
以羅默（Romer，1986）、盧卡斯（Lucas，1988）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家揭示了不同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增長機制和國際貿易發展觀，認為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國際貿易又是技術外溢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同時，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尤其是在南北貿易模型中，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進口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形成一種“趕超效應”，向發達國家的經濟逼近。在新增長理論和全球國際貿易新態勢的共同推動下，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Grossman&Helpman（1991）首次運用實證研究分析方法研究開放經濟中貿易、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闡述了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
三、進口技術溢出效應的經驗研究
1、國外實證研究綜述
（1）CH模型
Coe和Helpman（1995）借鑒Grossman和Helpman（1991）“技術創新”研究思想，首次建立實證模型來研究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應，結果表明國內和外國的R&D都對TFP有著正的促進作用。他們假定國內全要素生產率（TFP）和國內外的R&D存量相關，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2）CH模型的拓展
CH的實證文章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者對國際貿易貿易技術溢出問題的廣泛關注，并為其提供了分析框架，后繼文獻在CH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展。
第一，外國R&D資本的計算方法的改進。Lichtenberg和Potterie（1998，簡稱LP）認為CH模型中有關外國R&D資本存量的權重只能反映R&D溢出的方向，而不能反映溢出的強度，并對外國R&D投入權重進行了修正，其實證結論與CH模型相同。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簡稱FFG）拓展到用6種方法計算外國R&D資本，使關于進口貿易溢出效應的研究結論更具有可靠性。
第二，研究視角的轉變。學者通過從不同的側面來考察進口貿易的溢出效應的大小，對現有的文獻研究結論進行補充，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不同結構進口商品的溢出效應的研究，FFG（2002）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知識的性質對R&D溢出變量設定的重要性，僅當被轉移到研發溢出接受國的知識屬公共產品時，R&D溢出效應才為正并在統計上顯著。二是微觀層次的研究，Keller（2000）從微觀廠商的角度研究發現國際貿易促進了技術進步，認為中間產品之間的國際貿易導致的技術溢出效應更大。
第三，吸收能力的考察。學者們將貿易國的地理距離與技術差距、人力資本、國內自主研發等因素納入模型，來考察進口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機制。Engelbrecht（1997）在CH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資本變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實證發現國際R&D溢出依然是顯著的。Gouranga（2000）的研究表明進口國的技術吸納能力、進口貿易量和其產業結構是否與出口國相似等因素共同決定了此國能否成功地獲得國外先進技術。
第四，將影響技術溢出的其他因素納入模型。FDI在眾多國際技術的溢出渠道中一直備受青睞。將FDI變量加入到CH模型，其重大意義在于便于對FDI與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比較。同時，很多學者開始轉而關注如教育培訓、專業人員的流動、科學文獻、國際會議、國際專利等無形的技術外溢。
2、國內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佟家棟（1995）較早探討了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認為不同時期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度不同，但總體上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林毅夫，李永軍（2001）指出傳統方法傾向于低估外貿對經濟的影響，外貿對經濟的影響應該重新定義為“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加上出口通過引致消費和投資的增長而對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吳振宇、沈利生（2004）指出進口和出口分別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推動經濟增長，應將“進口和出口當作不同的性質來處理”來分析對外貿易對經濟系統產生貢獻。同時指出了“開放經濟環境下，進口對經濟系統的作用不僅僅局限在解決國內緊缺資源，而且是國民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環節。”近年來，國內學者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進口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重要性。
在實證研究方面，基于CH模型，國內學者方希樺等（2004）、李平、錢利（2005）、李小平、朱鐘棣（2006）、俞春嬌、俞美辭（2006）對中國進口貿易技術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都表明：進口產生了比較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國內學者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對CH模型進行了修正和拓展。在微觀層次的方面，李小平、朱鐘棣（2004）利用我國1990-2000年的面板數據，從省際和地區層面分析了中國進口對TFP的影響。對于CH模型中爭議最大的外國R&D資本的方法的計算方法，李小平、朱鐘棣（2006）借鑒FFG模型，采用了6種計算外國R&D資本的方法和國際R&D溢出回歸方法，進一步證實了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
同時，受國際研究的啟發，國內學者開始把吸收能力納入模型，來考察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技術溢出效應效果的諸多因素。國內學者（賴明勇等，2005；陳剛等，2006；符寧，2007）探討了開放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投資、貿易開放度衡量、國內研發存量等因素對增強我國進口技術外溢的吸納能力間接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簡要評析
上述關于進口貿易技術擴散的研究文獻，擴展了CH模型，檢驗了現實經濟世界中的實際進口貿易技術外溢過程，為研究者深化對技術進步、技術外溢的內在機制提供了很好的分借鑒。但是現存的文獻針對中國的研究甚少，存在著幾點不足：一是國內相關文獻偏重分析FDI的技術溢出（何潔，2000；張海洋，2005等），而普遍忽略了在開放經濟中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重大貢獻。二是在分析中進口貿易的溢出效應時，忽視中國作為經濟轉型國家的特殊性，應將制度因素納入模型。三是對進出商品的結構重視不夠。現有的文獻大多從進口貿易的總量入手，而較少具體分析消費品與資本品、水平型垂直型中間產品等不同性質的進口的溢出效應的差異。四是未能將人力資本、FDI、國內資本存量等多種影響進口溢出效應的因素納入模型，進行綜合考察。這無疑是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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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振宇、沈利生：中國對外貿易對GDP貢獻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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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賴明勇、張新、彭水軍、包群：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力資本、研究開發與技術外溢[J]．中國社會科學，2005（2）.
[7] 俞春嬌、俞美辭：中國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應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6（3）.
第8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收入分配；消費；投資；出口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根據統計局數據，“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1.2%，遠高于同期3.5%的世界平均水平。國內生產總值（GDP）居世界的位次從2005年的第5位提升到2006的第4位、2007年的第3位，2010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中，2010年GDP的總量達到397，983億元。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其中0.4為一個警戒線。而我國的基尼系數一直呈穩步上升的趨勢，早在2000年就已經在0.4以上了，如圖1所示。（圖1）
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劇，導致其對經濟的影響加劇。因為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是消費、投資和出口。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對消費、投資和出口都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將從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對這三個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所產生的影響來進行分析，以證明收入分配的不均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已經產成了很大的影響。
一、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對消費的影響
盡管我國經濟增長迅速，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GDP還是很低，人民生活水平尚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依靠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近年來不斷升高，早已突破了60%。以2007年的數據為例，2007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166，740.18億元人民幣，而200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89，210億元。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的影響要大于消費。金融危機后，外貿需求減少，我國提出擴大內需保增長的口號，使得近幾年內需有所上漲，但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利于我國國內消費水平的進一步上升。
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均將大部分應分配與低收入的財富聚集到高收入的群體中去，這一過程必然導致兩個極端，即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下降，而高收入階層消費奢侈品的需求則增加。我國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連續三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國還是有許多人生活在溫飽水平線上。一般地，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較為嚴重的社會中，由于社會財富聚集在極少部分群體中，其所帶來的消費需求特別是奢侈品的需求將遠遠小于社會極大部分人群因未獲得相應財富而減少的消費需求，這就是說，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嚴重，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也就越低，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越弱。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隨著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因此收入高的人群，消費較少，儲蓄較多，而收入少的人消費少，更少有儲蓄。結果形成高儲蓄，低消費，并最終導致消費減少，減少有效需求。這一現象極為符合中國現階段“高儲蓄和低消費”的經濟現實。
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很容易使市場生產出現兩極分化：一方面富人更傾向于消費高端奢侈品；另一方面低端產品則為窮人所青睞，而處于中間水平的大部分工業產品的需求則較少。因此，它極有可能導致國內工業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國內工業品狹小的市場又制約了國內工業化的進程和經濟發展，從而進一步影響該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質量。所有這一切在我國現實中反映出來就是：有些地區廠商由于市場的滯后性，不知道收入分配不均所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這一事實，從而因為盲目擴大投資而產生產能過剩；另一些地區的廠商則因為缺乏利潤激勵，產生了較為普遍的投資不足，從而最終形成產能過剩和估計不足并存的現象，這一現象極大地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二、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對投資的影響
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對一國的發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國2003～2007年期間，消費需求偏低且消費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經濟的高增長，我國不得不實行投資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實現了在此期間平均10%的增長率。由此可以看出，投資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投資分為物質投資和人力投資，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對這兩種投資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首先來看物質投資。按照宏觀經濟理論，由于投資系數的存在，投資的增加可以導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費需求的成倍增加，刺激生產，增加就業。但投資乘數的大小是與邊際消費傾向的大小相聯系的，他等于1/1-mpc。邊際消費傾向越大，投資乘數越大。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加大，勢必導致社會大部分財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社會中大部分人因為財富的減少而減少消費，雖然會增加富人的消費，但是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總效應還是會使社會中總消費量減少，從而最終導致這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變小，繼而減小投資乘數，降低物質投資的投入對產出的多倍擴張效應。另外，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變小也會導致有效需求降低，從而減少生產者擴大生產、增加投資的動機，最終減少整個社會物質資本的投入量。
其次從人力資本來講。理論上，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假如經濟增長僅僅依靠資本積累，而這種資本積累有又不過是靠用現存的生產技術來增加工廠的數目的話，那么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終會停止。要使得經濟增長能夠保持持續穩定地增長過程，而不出現停滯或后退，只有依靠知識的積累和進步。在社會實際中，盡管窮人所擁有的初始稟賦較少，但是由于投資與人力資本，提高教育水平可以使下一代人脫貧致富，獲得較多的社會資本，因此窮人雖然投資水平低，但相對而言，人力資本的投入對他們而言有更大的偏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日漸加大的今天，第一，由于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資支出占了家庭消費支出的很大部分，當所得收入僅能維持正常生活水平時，人力資本的投入就會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收入差距的擴大也使得下一代擁有不同的教育起點，獲得不同的教育資源，并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在就業方面又往往會占用更多的社會資源和社會關系，處于競爭優勢。這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們進行教育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二，收入差距的加大，不利于廣大民眾平等受教育的權利，雖然現在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但各大高校四年的各種費用加起來平均每年也在1萬以上，這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第三，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影響著人力資本的流向。地區間經濟的不平衡增長以要素的初始稟賦不平等為根源，國家的發展政策更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不發達地區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本積累程度低。反過來，高校畢業生畢業后更希望去東部發達地區，很少人愿意回到西部去，導致了人力資本在東部發達地區的聚集，而西部培養出來的人才大多都被吸引到發達地區，很少有人愿意留在不發達地區。在市場體制的收入分配機制下，人們向收入高的地方聚集，各地貧富差距加大更使大部分畢業生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向高收入地區轉移，導致了低收入地區難以進行人力資本積累，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的不平衡。
三、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對出口的影響
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經典需求理論，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突出表現在其凈出口余額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進出口貿易額不斷增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擴大，外貿對經濟的貢獻也越來越大。在這些年，我國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到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已經突破3萬億美元，達到了30，447萬億美元。在驕傲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一方面匱乏的人力資本和低廉的勞動價格使得中國能夠在國際貿易分工中發揮較低的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從而能夠承接發達國家產業鏈的轉移；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高額的國內儲蓄率使得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國內企業不得不尋求國外市場以求銷路。這種出口增長方式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兩個特征所帶來的對外貿易的巨大發展與收入分配制度是密切相關的。其一，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導致低收入階層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這進一步使得低收入人群的社會網絡資源無法得到補充，因而使其收入來源更為有限，更難以改變現有的經濟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低收入階層因為缺乏足夠的教育，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低附加值工作，這種工作的工資通常較低，無技術含量，大部分都分布于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行業。由于有這種低廉的勞動成本，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也由于大量出口這種低附加值的產品，使得我國處于國際貿易的低端，只能承接一些發達國家轉移的低端加工貿易。因此，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加大不利于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和更新換代；其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經濟轉型期產生儲蓄剩余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前面已經交代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社會財富聚集在小部分高收入群體中，大部分人因為收入有限，再加上生活成本大，會選擇縮小消費，增加儲蓄，結果導致平均消費傾向減少，儲蓄剩余產生，從而促進了國內企業的外銷，但這種低成本、低附加值靠出口數量取勝的模式對于中國經濟的長遠及穩定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金融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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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燕燕，姜明惠.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統計與決策，2008.6.
[3]牛似虎.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研究的邏輯線索[J].渤海大學學報，2010.4.
第9篇：對外貿易對經濟的影響范文
關鍵詞：出口退稅；對外貿易；促進；發展
出口退（免）稅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出口貨物在報關時免征國內或區內間接稅和退還出口貨物在國內或區內生產、流通或出口環節已繳納的間接稅的一項稅收制度。出口退（免）稅是為了平衡稅負，使本國出口貨物與其他國家或地區貨物具有相對平等競爭的稅收條件，在客觀上有利于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加出口，擴大出口創匯。目前，對出口產品實行退稅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慣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加入WTO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自由空間相對縮小，在一定范圍內出口退稅可以成為一種相機抉擇的政策手段，通過對外需的調節而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這樣出口退稅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勵外貿出口、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中國出口退稅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發展總共經歷了五個時期：早期發展時期（1949—1957）；停滯時期（1957—1978）；初步恢復時期（1978—1983）；形成時期（1983—1994）；建立與調整時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國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隨之出口退稅政策進入建立與調整時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國也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了適時的調整。當年依據國際慣例，中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對出口貨物稅收實行零稅率的政策，對從一般納稅人購進的出口貨物實行退稅率為17%和13%的政策；對從小規模的納稅人購進的特準退稅的出口貨物實行退稅率為6%的政策。出口退稅和零稅率政策執行不久，由于在進出口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騙稅和中央財政出口退稅財力不足等問題，1995年和1996年國務院先后兩次調低了出口退稅率，即由原來的17%和13%下調到9%、6%、3%，綜合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個百分點。1997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外貿進出口遇到困難，其增長速度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為了抵消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1999年7月1日，國務院決定提高一些大類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個百分點。2007年，為了進一步抑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中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同時，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減少貿易摩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2 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為支持外貿出口，提振經濟，保證就業，國家連續六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以緩解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產業的沖擊。
從前幾次調整的經驗看，出口退稅率與出口增長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負相關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國的出口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相應地，當年出口增長率從上半年的44.2%急劇降為下半年的8.8%，下調出口退稅率的出口彈性系數高達9.39.1999年7月1日，中國將出口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相應地，當年出口增長率從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長15.8%，增幅提高20.5%，上調出口退稅率的出口彈性系數為6.95.由此可見，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出口增長的影響非常明顯，出口退稅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這一手段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服務是目前經濟刺激計劃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受到了很大沖擊，中國的對外貿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響，這對于對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國經濟發展來說無異于是一次地震。為盡量緩解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上調出口退稅率就是其中的一項政策。
（一）應對金融危機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為支持外貿出口，提振經濟，保證就業，國家從2008年下半年起，已經連續六次提高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分別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關統計顯示，出口退稅率提高后，中國實際辦理的出口退稅明顯增加，不僅緩解了出口企業的資金周轉壓力，部分調高出口退稅率的產品還表現出跌勢趨緩的積極現象。
（二）出口退稅率上調的積極作用
1.減輕出口企業經營壓力，提高企業出口競爭力。據了解，紡織服裝出口退稅率每上調1個百分點，即可為紡織服裝出口企業獲得76億元人民幣的退稅額。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8月和11月，國家先后將紡織品、服裝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了2個和1個百分點，很快紡織工業產品出口形勢就得到好轉，2009年1月在工業出口下降了17.6%的情況下，紡織工業出口卻能基本與2008年持平，僅下降0.2%。此次將紡織品、服裝的退稅率提高到16％，對于相關企業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將帶來實質性利好影響。
2.配合產業調整規劃，提振企業信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影響，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實現小幅加快增長。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紡織紗線、纖維和相關產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長0.4%，服裝及衣著附件和鞋類出口12月份分別同比增長10.9%和23.6%，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揚。2009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人士表示，上調出口退稅率，是為了配合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的實施，在之前出臺的調整振興規劃里就已經提出了通過增加出口退稅率、降低出口關稅的辦法來減輕負擔。因此，上調出口退稅率是中國主動應對當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緩解出口企業困難，恢復出口企業信心。
（三）出口退稅上調的局限
1.出口退稅率上調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進出口形勢。退稅率上調對出口來說只是一個短期利好，并不能徹底改變外貿形勢，因為中國進出口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決定的。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后，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的需求大幅縮減，企業出口訂單銳減。雖然企業可以通過迅速調整產品出口方向，將出口方向從歐美日轉向南美等國家，有的企業也確實已經重新拿到訂單、開工生產，似乎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稅上調后，很快就會收到外商提出降低產品報價的要求，導致企業并沒有真正獲得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政府補貼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稅率實際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稅率再上調的空間已非常小。目前中國的增值稅稅率為17%，按照國際貿易組織有關公平貿易政策出口產品零關稅的內容，企業出口退稅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業人士和專家都表示，希望將出口退稅率一次調整到位，甚至有些行業可望與國際接軌，實現零稅率。但是在經歷了近一年連續六次產品出口退稅率的調高，大部分行業的出口退稅率繼續上調空間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稅率上調可能使貿易出口摩擦抬頭。國際貿易對一國進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稅率的上調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得以加強，影響了一些國家國產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可能造成貿易摩擦抬頭。從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財政部保障措施局，對從中國進口的鋁平滑輥和鋁箔產品，發起特別保障措施調查，要求利害關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該局表明立場。2月份又傳出消息，加拿大對從中國進口的鋁擠壓材反傾銷反補貼案做出終裁，認為中國鋁擠壓材行業不屬市場導向行業，并裁定高額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國已經開始向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實施貿易保護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稅政策的建議
為使中國盡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困境，在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上應該加強出口退稅機制的法制化建設，確定最優出口退稅率。
（一）加強出口退稅機制的法制化建設
中國現行的出口退稅機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出口退稅機制不利于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出口退稅結構不能適應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出口退稅的負擔機制不盡合理，出口退稅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等。
中國加入WTO后，將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到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們在享受世貿成員權力的同時，也將不可推卸地要承擔相應的義務。盡快建立和完善與WTO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已成為我們刻不容緩的任務。稅收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法定主義原則已成為現代世界各國稅法中的一條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立法級次普遍較低，嚴重影響了稅法的權威性和執法效率，也使稅法缺乏透明度和穩定性，
有悖于稅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則。在中國經濟已駛上高速發展道路并已融入國際大循環的今天，這樣的稅收法律級次著實讓人感到有點落伍。不僅退稅資金長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稅管理各個地區也自成體系，出現了大量的外部不規行為，使出口退稅管理失去了統一性和規范性，也使中國出口退稅難以形成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進而導致出口退稅的政策效果扭曲，產生負效應。另外，也正是由于這種管理缺乏統一性，導致了出口騙稅的屢屢發生。出口退稅是促進對外貿易的財政手段，而外貿出口又是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際間的貿易往來將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稅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國稅收基本法的進程中，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出口退稅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創造良好的退稅外部環境，使之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可操作性，將是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國加入WTO后認真、嚴格貫徹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迫切需要。
（二）確定最優出口退稅率
進口征稅、出口退稅的消費地課稅原則已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世界貿易組織也鼓勵各國通過進口征稅、出口退稅的辦法實現自由貿易，并且強調各成員方不得將出口退稅視為出口補貼。當然，世界貿易組織允許各國對出口商品退還已征的國內商品稅，但是并沒有規定一定要全部退還。這就給各國處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國內商品稅留下了較大自由決定的空間，即各國可以自行確定退稅的程度，如全部退還或部分退還，甚至還可以不退還。稅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國家福利的最大化，最優出口退稅理論就是研究在不違背經過國際協調的國內商品稅課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稅能夠實現國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是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的倒數，其經濟學含義在于：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越低，意味著外國消費者對出口征稅引起的國際市場價格的上升反應越差，那么其需求數量變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國將出口征稅轉嫁給國外，這樣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就越高（最優出口退稅率越低）。反之，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越大，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就越低（最優出口退稅率越高）。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無限大，本國對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稅無法使外國消費者接受更高的價格，出口征稅只能使本國的福利減少，此時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應為零（最優出口退稅率為國內商品稅征稅率）。
從中國出口產品的性質上看，很多出口產品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需求彈性比較大，只有部分產品在國際市場占有較大份額甚至占有壟斷地位，需求彈性很小。根據最優出口退稅理論，考慮行政管理和實踐的可行性，確定中國出口退稅程度的基本思路應是：大多數產品實行完全退稅政策；對少數國外需求彈性很小的產品，如工藝品、土特產品和稀有礦產品等實行不完全退稅或不退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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