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手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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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關鍵詞：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價格型與數量型手段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11-0026-08

一、引言

國際經驗表明，正常的跨境資金流動是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種因素影響下，跨境資金的大進大出可能對一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一定條件下還會觸發貨幣、銀行、債務等危機。20世紀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和巴西貨幣危機，以及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無不與跨境資金短期集中大規模流動密切相關。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逐步加快，跨境資金流動規模迅速擴張，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國跨境收支長期表現出凈流入特征。跨境資金年凈流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了顯著的推動作用，促進了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但跨境資金長期保持凈流入導致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央行被動投放流動性，進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同時，貨幣錯配風險、短期套利資金流入等給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埋下隱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金融改革進程。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是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均衡管理，促進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是保證貨幣政策自主、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宏觀審慎監管理念的深化，原有貨幣內外供求隔離的現狀已開始向內外供求趨同發展，傳統數量型調控工具正逐步被價格型工具替代。如何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管理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跨境資金流動控制框架，并根據這一框架，基于外匯管理政策和貨幣政策控制工具，探索設計前瞻性的宏觀審慎調控工具成為研究的重點。

國外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的研究較早，主要圍繞跨境資金流動的利弊、管理、宏觀調控等幾方面展開。米德（Meade，1957）就短期跨境資金大幅波動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提出了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操作方案：第一，為防止資金外流采取外匯管制措施；第二，釋放國家外匯儲備，抑制短期資金投機；第三，發揮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允許匯率下降。托賓（Tobin，1972）首次提出了托賓稅的構想，即應通過對國內證券和外匯即期交易進行統一的國際稅收，提高短期投機資金跨境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金的流動性及其導致的匯率波動性。當托賓稅推廣到全球范圍時，就成為監管全球跨境資金流動的政策之一。薩潘（Sphan，1996）認識到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對金融穩定的危害，對托賓稅進行了重新設計，提出在對金融交易征收較低稅率稅收的基礎上，對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征收臨時性、懲罰性的高稅率。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2007）分析了在不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下宏觀經濟穩定性所表現出的差異，發現數量型政策存在單一均衡，而選擇價格型的利率政策則可能使經濟步入多選擇的非均衡，因此在宏觀調控上數量型工具更有優勢。

國內研究普遍認為，在跨境資金流動管理和調控中，應構建市場化的制度基礎，充分發揮市場化手段的作用，并針對宏觀審慎的時間和橫截面維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工具。鞏志強（2012）指出，近幾年來在市場化制度的基礎上，在應對國際資本沖擊時，新興經濟體主要運用宏觀經濟調控和金融審慎管理的綜合平衡手段。鄭楊（2010）認為應通過運用市場化手段來規范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作用，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在制度設計上，一些學者提出應借鑒國際經驗，應通過金融交易稅或存款準備金等手段，建立制度防火墻，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陳西果（2011）認為應建立流動性沖擊的預防和控制機制，建立國際“熱錢”防火墻，借鑒新興經濟體中已實踐成功的巴西等國家針對從國外獲取的短期貸款和國際債券征收交易稅的經驗，控制國際“熱錢”流入。基于銀行在跨境資金流動中的關鍵地位，一些學者認為應通過加強銀行業務管理來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晏丘（2012）、鞏志強（2012）指出通過提高銀行的短期外債管理和銀行外匯頭寸管理兩個外匯調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短期資本的流入，減少銀行業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的風險。綜上可以看到，關于數量型與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國內學者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商業銀行授信仍是貨幣政策作用于經濟運行的主要傳導途徑，因此數量型工具仍然是最有效的（盛松成和吳培新，2008；黃憲等，2012；盛天翔和范從來，2012）。第二種觀點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加速，價格型工具作為貨幣價格信號功能日益突出，金融宏觀調控正從偏重數量型工具運用向價格型工具變化（周小川，2013）。第三種觀點認為，數量型與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對于不同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以及同一目標不同成因的作用優勢不同（卞志村和胡恒強，2015）。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當發生跨境資金流動異常時，國外學者傾向于采取匯率機制、控制交易成本、征收稅費等宏觀調節政策來降低跨境資金流動的波動性，國內學者更傾向于從加強金融系統業務管理、征收金融交易稅、管理外匯等方面對跨境資金進行管制。從以上管理方式的特征來看，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數量型調控手段，包括準備金、總量限制、頭寸限制、比例限制等；另一種是價格型調控手段，包括特別費、交易稅等。本文立足于資本流動全過程及分析框架，嘗試根據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過程和動態機制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更加強調從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各經濟主體行為角度判斷是否發生跨境資金失衡的情況，并根據現有的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理論，建立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模型，重點探索不同宏觀調控手段的效果，從而提出合理化建議。

二、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系統性風險評估

（一）風險點識別

實施宏觀審慎政策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系統性風險監測框架，需要有效評估和識別跨境資金流動的風險點。

一是境內外經濟金融環境壓力差風險。境內外資本壓力差是資本流動風險的宏觀驅動力，不同于商品、服務貿易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特點，跨境資本流動并非由國際貿易中的對價交換所引發，而是由資本的逐利特性或是避險需求所致。即由境內外宏觀政策、制度、市場不同所產生的差異，包括境內外利差、本幣的匯價差、投資收益差、投資環境的風險差異、稅負輕重等所驅動。

二是總量不平衡風險。在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由于資本大規模流入加劇了總量順差式不平衡，進而可能引發匯率升值，加大通脹和資產泡沫壓力；在國際收支表現為逆差的形勢下，資金大量流出將會進一步增大逆差規模，進而大概率引發匯率貶值或貨幣危機。

三是銀行債務期限和比重錯配風險。例如過于依賴短期融資進行長期貸款而產生期限錯配，作為風險應對，可以采用資本管制如外部借款限額、儲備金要求等。

四是匯率風險。匯率波動過大對進出口、金融市場價格造成沖擊，同時，匯率波動過大會形成匯率單邊升值或貶值預期的自我強化，進而對跨境資金波動形成順周期的擴大作用。

五是銀行體系風險，資本流動對銀行信貸和貨幣供給造成沖擊，進而對利率、經濟增長、資產價格產生影響。

六是人民幣資產池風險，人民幣資產池是資本流入的終點和資本流出的起源，可以看作“人民幣賣出頭寸”的積累，在境內資產配置和拋售行為中跨境資本將對境內金融市場價格、實體經濟投資造成沖擊。

（二）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

基于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點的識別，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旨在刻畫跨境流動異常現象。考慮到價格型與數量型跨境資金流動協調監管模式和本外幣一體化監管兩個方面，綜合理論基礎和經濟資本市場運行的典型事實，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包括：外匯儲備、實際有效匯率、利差、通貨膨脹率。

由于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需具備實時有效性，上述指標均采用2010―2015年的季度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OECD和萬得數據庫等。基于各項指標缺口值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參考大多數文獻的做法，采取H-P濾波法（lambda=1600）求取各指標趨勢值，并以各指標對趨勢值的偏離（缺口值）來表示正向或負向失衡程度。由于各指標之間存在不可公度性，需對各指標缺口值進行標準化。根據指標的安全閾值，設置相應的風險閾值，并按映射函數公式（1）轉換。

其中，[b1、b2]分別為各指標警戒狀態下限及對應風險狀態下限，[a1、a2]分別為各指標警戒狀態上下限差值及對應的風險狀態差值，[x]為各風險指標值，[y]為映射后的分數值。風險閾值區間按照偏離程度分別分為正常、輕度偏離、中度偏離、重度偏離四個區間，每個區間又可分為正向偏離和負向偏離（見表1）。

基于CRITIC法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考慮到各風險指標的對比強度和沖突性，對于能夠提供較大信息量和存在較小沖突性的指標賦予較高權重。采用CRITIC客觀賦權方法構建綜合指數既可以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又可以避免各指標重復提供信息（見表2）。

（三）“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評估

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旨在尋求反映資本市場跨境資金流動失衡程度的指標，將其作為識別跨境資金流動異常、檢測系統性風險的參考變量。“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作為一種風險提示指標是否具有先行性，是否為后續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有待進行評估。基于這一研究設計，通過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與反映國際資金波動的主要經濟事件進行對比分析，檢驗該指數作為變量的有效性。

結合實際資本市場運行狀況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進行評估。從時間視角來看，跨境資金流動呈輕微波動變化態勢，領先于利差水平和實際有效匯率且相對波動幅度較大（見圖1）。輕度偏離狀態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一是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這一階段“跨境資金流動指數”呈正向偏離狀態，國際游資流入態勢明顯。具體分資金項目來看，2011年第四季度，直接投資項下的凈流入491億美元，資本流入比前三季度同比增長30%。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左右， 2012年跨境資金流動呈雙向變化形勢，第四季度資金明顯外流。三是2015年第四季度，從2015年后半年開始國際資金呈外流形勢。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的時間變化來判斷，2015年第一季度發生逆差914億美元，第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億美元，第三季度逆差擴大至1961億美元，第四季度逆差下降至1644億美元，2015年全年跨境資金總體表現出逆差波動擴大的態勢。綜上所述，“跨境資金流動失衡指數”的變化形勢與實體經濟運行狀況基本吻合。

三、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的實證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指標選擇

1. 研究方法。考慮到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在外匯市場實行官方管制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匯率制度下，相應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等傳導機制會產生資金波動；跨境資金流動又可以通過匯率、利率、價格等渠道影響國內資本流動，可能導致國內資本市場出現失衡現象；波動下的國際游資又將對資金結構產生影響。基于以上考慮，各變量的時間序列之間存在系統性經濟聯系，本文運用VAR模型構建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生成機制，進一步研究跨境資金流動失衡的影響機制。

2. 指標的選擇。從實證角度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的經濟內涵和性質進行系統性評估。測度“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 與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系統性關聯、相互影響和作用方式，在此基礎上研究數量型和價格型的宏觀審慎操作作用機制。

（1）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EMP）。對跨境資金進行宏觀審慎調控的政策目標就是熨平跨境資金大幅波動，維護跨境資金基本平衡，故此對前期定義的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進行標準化，用其量化跨境資金監管有效性的政策目標。

（2）國際市場需求（W）。國外需求的變化會帶動出口增加，使得交易性跨境資金收入增長，進而影響跨境資金流動，同時也可反映國際市場經濟發展的水平。本研究用G20國的GDP同比增長率來代表國外需求水平。

（3）國內通貨膨脹率（p）。通貨膨脹率是衡量物價水平變動的指標，選擇消費者價格指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以此反映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程度。

（4）境內外利率差（LL）。梳理和總結對國內外跨境資金流動監管有效性評估的實證檢驗方法，借鑒利率平價法對跨境資金監管有效性進行評價。引入三個月Libor-Shibor利差作為評估監管有效性的指標。

（5）價格型手段（JG）。在對現有宏觀調控手段進行梳理后，以客觀性、代表性、可公度性為原則，選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中間價（HL）作為價格型管理手段的代表。

（6）數量型手段（SL）。2013年5月起，貨幣當局發文將外匯貸存比與銀行結售匯頭寸下限掛鉤，對當時防范熱錢流入短期內起到了良好的抑制效應，故選取外匯存貸比作為比例數量型調控手段的代表。

（二）兩類調控手段協調配合模型的情景分析及效果評估

1. 跨境資金流動協調監管模型。構建VAR模型分別在數量型手段、價格型手段、數量型和價格型手段共同作用三種情景下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進行系統性評估。按照標準理論，在構建VAR模型前需進行平穩性和協整性檢驗。對六組數據進行ADF平穩性檢驗并得出結論，各序列均在一階差分后達到平穩標準。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如果各項指標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見表3），則可說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關系。

Johansen協整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意味著某一變量的變化可以通過若干經濟變量影響另一變量的變化，可以建立VAR模型進行分析。

2. VAR模型和情景分析。在平穩性和協整檢驗的基礎上，通過LR（似然比）、AIC（赤池信息準則）、SC（施瓦茨準則）等統計量檢驗，確定滯后二階的VAR（2）模型。回歸模型所估計的系數大多數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經單位根檢驗后，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單位圓內，表明VAR模型是穩定的。由于VAR模型的系數通常難以解釋，因此建立脈沖響應函數，繼續探討各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通過未來10期的脈沖響應，重點考察JG、SL手段分別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時對LL、EMP的動態響應路徑。

情景模擬一：將代表數量型調控手段的SL作為外生變量引入模型（以數量型調控為主）。

（1）EMP受到SL沖擊的響應（見圖2）。EMP受到SL的單位正向沖擊后，在第一期產生最大的負向影響，然后開始逐漸衰弱，在第三期逐漸趨于零。這表明跨境資金有較大幅度波動現象時，實施數量型的調控手段有助于短期內起到較好的效果，可以有效緩解資金的波動，但隨著時間的變化，開始逐漸衰減，在第四期趨向于零。

（2）LL受到SL沖擊的響應（見圖2）。LL受到SL的單位正向沖擊后，當期及隨著時間的變化，數量型調控手段對境內外利差起作用的效果均沒有對EMP的作用大，相比較而言，數量型調控手段對平衡跨境資金流動的作用短期內較為顯著。

情景模擬二：將代表價格型調控手段的JG作為外生變量引入模型（以價格型調控手段為主）。

（1）EMP受到價格型調控手段沖擊的響應（見圖3）。當受到JG單位正向沖擊后，當受到JG單位正向沖擊后，EMP脈沖響應值在當期產生負向影響，第三期開始呈現正向波動，隨后出現反向變化。這一特征表明跨境資金流動對結構影響具有不確定性，較容易受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

（2）LL受到價格調控手段沖擊的響應。LL受到價格型手段的單位正向沖擊后，當期的作用較小，后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開始逐漸增強。

情景模擬三：將代表價格型調控手段的JG和數量型調控手段的SL共同作為外生變量引入模型（以價格型調控手段和數量型調控手段共同作用為主）。

（1）EMP受到JG和SL沖擊的響應。當受到JG單位正向沖擊后，EMP脈沖響應值在當期達到負向最大值，隨后開始出現正負波動；當受到SL單位正向沖擊后，EMP脈沖響應當期值負向最大，隨著時間的變化，影響作用在第三期達到正向最大，隨后交替波動變化。

（2）LL受到JG和SL沖擊的響應。當受到JG的單位正向沖擊后，LL第一期產生最小的正向影響，然后開始負向遞增，在第五期達到最大，隨后逐漸收窄；當受到SL的單位正向沖擊后，LL出現負向波動且在第二期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逐漸衰減，在第五期轉正，隨后有正向增大趨勢。

脈沖響應結果顯示，在以數量型調控手段為主的情景模擬中，數量型調控手段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的短期效應較為顯著，但對境內外利差收窄效應較弱；在價格型和數量型調控手段并存的情景模擬中，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和境內外利差的作用均有所放大，效應期有所延長；在以價格型調控手段為主的情景模擬中，價格型調控手段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的作用要弱于數量型調控手段的作用，但其對境內外利差收窄效應更加明顯，說明價格型調控手段更遵循市場規律，對資金跨區域的充分流動具有較好的引導作用，但由于國內市場制度建設不完善、價格型調控手段尚不健全，其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的影響作用相對有限，數量型調控手段效果更加突出，當前仍應以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手段并存為主，并逐漸向價格型調控手段過渡。

四、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手段的協調配合使用

（一）跨境資金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探索

1.日常管理中，應加強資本流動系統性風險的多層面監管。宏觀層面，聚焦資本流動的驅動力視角，全面評估系統性風險，防范大量信貸資金跨境、跨幣種投機，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觀層面，著重監測非居民以及居民所持有的“賣出頭寸”資金存量、資金盤的變化和在境內金融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實時評估資本流動對金融系統可能造成的潛在沖擊性；微觀層面，監測市場中資金流動的微觀主體是否發生大范圍單邊預期或非理性情緒的群體傳染，謹防引發集體性趨同行為，也就是所謂的“羊群效應”。

2. 危機應對中，應根據資本流動的反饋類型采取不同措施。應防范由順周期性出售資產和貨幣進而導致資本流動出現非理性失控，尤其要警惕“資本大幅流動―本幣匯率大幅波動―外債風險敞口大幅增長―國內信用等級下降―貨幣供應量增長―國內資產價格下跌”這一循環所造成的連鎖式正反饋效應。當預評估可能會形成這種正反饋效應時，應提前實施逆向審慎措施來增加資本流出入環節的阻力作用，使系統性風險頭寸積累有所緩解。

3. 從長效機制來看，對資本流動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防范的根本保障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市場環境，具體體現在健康運行的境內經濟金融體系以及具有系統監測和良好監管能力的貨幣當局。當前應逐步擴大境內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和衍生性發展，提高金融市場對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承壓能力，提高金融市場的理能力，進而使貨幣價格不易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發生過激反應；應提高市場的層次結構，推進市場主體多元化，完善市場風險對沖工具。

（二）跨境資金調控手段的選擇與協調使用

合理應用宏觀審慎工具能有效緩解資本流動對一國經濟體的負面沖擊（見圖5）。

1. 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對跨境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作用）：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按風險加權計算可借款余額，風險加權余額不得高于一定比例的資本或凈資產，目前凈資產的估值當中充分體現出了逆周期監管的思路，在其中納入了跨境融資杠桿率和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參數的設定與跨境資金宏觀形勢密切相關。在我國面臨跨境資金流出壓力較大的階段，宏觀審慎監管參數和跨境融資杠桿率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容忍度，充分體現了逆周期管理的基本思路。

2. 存款準備金管理（對跨境資金的流入更有效）：為有效抑制境外資金對人民幣投機行為、營造境內外金融機構相對公平的市場環境，應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同業存放執行正常的存款準備金率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機者在離岸市場進行短期、大額人民幣融資的成本。

3. 外匯售匯風險保證金管理（對跨境資金的流出更有效）：金融機構需根據遠期售匯的簽約額一定比例繳存準備金，銀行為適應政策要求需對其資產負債結構進行調整，通過價格傳導來抑制非實需的遠期售匯順周期集聚發生，該政策的實施能夠補充和完善跨境資金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

4. 銀行結售匯頭寸與銀行結售匯順差掛鉤（對跨境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雙向作用）。設定年度銀行結售匯順差調控基點數，與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掛鉤，按季度調整。超過基點數額則要求銀行增持相等數額的外匯頭寸，不超過的不做調整，如果超過季度目標值，則將超過額度按各家銀行對結售匯順差的貢獻度來增持相應頭寸。

5. 外匯兌換交易稅（對跨境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雙向作用）：外匯兌換交易稅隸屬價格型調控手段的范疇內，通過市場化價格的傳導，對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防范，最終起到逆周期調控目標，來補充微觀審慎監管層面和當前一些傳統的資金流動管理措施在預防資本流動沖擊方面的不足。在當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初始階段，需綜合權衡人民幣國際化和跨境資金流動的風險，在跨境資金流動風險容忍度范圍內，可將外匯兌換交易稅的初始稅率設為零，通過設立該交易項目，起到震懾和警示資金投機者的作用。外匯兌換交易稅項目的設立，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增加短期投機資本大規模異常流動的成本、影響短期投資者的投機預期，從而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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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創新；調控

宏觀經濟管理指的是國家把國計民生作為最為基本的目的，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經濟與法律手段，進行對市場經濟在總量與結構方面的調整與控制的一項總和。從黨在十四大上正式確定了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宏大的改革目標后，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得到了巨大的完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大背景下，也需要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管理試行一系列創新調整，使之更好的應對未來不斷深化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一、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運行的現狀

同其它國家在宏觀經濟運行方面的現狀相比較，我國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的運行有著自身的特點。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把投資當成驅動，把工業當成主導，在經濟的具體投資中，政府干預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的一些國家基本是在制度框架之下，經歷很長時間的積累與發展，逐漸形成了統一的經濟市場的大環境。

我國在開展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分析過程中，一般采取靜態這一種分析模型，但是卻忽略了包含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動態不確定因素，導致了我國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過程當中，自始至終是在受到局限的條件下進行發展，因此無法做出對當前所采取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的客觀上的評價。

二、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創新

1.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目標進行創新

我國經濟在計劃經濟模式的長期影響下，政府相關部門在進行宏觀經濟的目標調控中還一直保持著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這種類型的目標調控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對目標調控的確立直接對調控的方向與手段的具體選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對宏觀經濟的具體調控路徑進行創新，應該首先對調控的目標進行調整。當前，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的整體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質檢的一種平衡，而不是進行對經濟發展的超額干預，對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進行調整，應該從當前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靈活處理。如在整體經濟在過熱的情況下，需要執行緊縮型的經濟調控目標；在整體經濟在相對蕭條的情況下，需要執行刺激經濟發展的模式。當然。在保證宏觀經濟在整體平衡的這一前提條件下，還需要考慮到經濟結構的平衡，如果出現某一行業失衡的情況，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及時制定相關措施進行糾正，如我國房地產經濟的健康發展就不能離開國家對其的宏觀干預。

2.對宏觀經濟管理的主體進行創新

同過去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的宏觀經濟調控主體進行比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的調控主體表現的更為多元化，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主體就是政府部門，對調控主體進行創新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對組織機構進行創新，另一個方面是對調控職能進行創新。對組織機構進行創新指的是政府部門應該專門成立一個宏觀經濟的調控部門，明確這些部門的具體職能，避免出現多頭管理的情況。對組織進行創新的重要基礎就是改革政府機構，確定政府的具體職責。對職能的創新指的是宏觀經濟的調控主體在對經濟實行干預時應該把市場手段作為主要的手段，以政府的行政干預作為輔助手段，避免出現具體職責的缺位與越位的情況。

3.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手段進行創新

對調控手段進行創新主要是指政府部門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手段，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操作過程中所采取的達成經濟管理具體目標的手段應該能匹配不斷變化的經濟調控。一般的宏觀調控手段包括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當前，我國在進行調控手段的創新時應該采取以經濟手段作為主要手段，把行政手段作為輔助手段，在這個前提下，依據實際需要進行合理的創新。

4.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進行調整，在我國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工作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效率產生直接影響的重要因素，是一項在政府的直接參與下，達成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目標的一項重要途徑。為了與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相適應，改善當前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不平衡情況，在進行宏觀經濟的調整時，應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對我國當前的產業結構做出相應調整，與第一、第二產業相比較，我國當前第三產業發展是比較之后的，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二是對消費與內需情況做出調整，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在經濟出口總量上大幅下跌，這樣避讓會對我國GDP的增長產生影響，而調整內需與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消費需求得到擴大，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且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總結：

一個國家在宏觀經濟方面的表現，是長期以來國際上在經濟研究范圍內的一項重大課題。宏觀經濟管理不僅可以作為一個國家具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而且還能作為一個國家政府的體現。對宏觀經濟的管理還能對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與水平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創新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夠完善我國的經濟體制，提升國民的生活質量與水平，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不斷的創新，才能夠與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形勢相適應，才能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找到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實現經濟的全面、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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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孫建波，秦曉斌.供給主義經濟政策“空降”中國——梳理近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J].資本市場，2012（05）

第3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中國是一個處于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同時又是一個開放度很高的國家，宏觀調控面臨的經濟背景較為復雜，這就決定了政府在進行總量調控的同時，必須兼顧其他目標。但由于這些目標之間的關系有時很復雜，有些是短期變量，有些是長期變量，這就迫使宏觀調控部門必須在看清楚這些經濟變量關系的基礎上，在多重目標中進行有取舍的選擇，否則會造成主要目標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標之間的相互沖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輪調控在抑制過剩產能、縮減貿易順差和控制流動性過剩等方面同時下手，但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機制是一個由制度所決定的長期變量，不是短期內可以調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長作為短期經濟運行的首要目標，順差擴大與貨幣過剩以及資產價格上漲就是保增長所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前提條件。

多重目標之間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從未來趨勢看，宏觀調控四大總量目標應該兼顧，但在宏觀經濟調整尚未見底、就業形勢空前嚴峻的新形勢下，“保增長”和“保就業”應該置于更為優先的目標，而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則作為兼顧目標。在“保增長”和“保就業”兩大目標中，應把“保就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應重點向對就業帶動作用大的部門傾斜，通過增加就業擴大消費需求，以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正確處理宏觀調控與宏觀管理的關系

在本輪經濟景氣周期中，宏觀調控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反復“偏熱”，針對土地使用和生態環境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國土和環保部門加入了宏觀調控部門的行列。例如，前環保總局組織開展“環評風暴”、國土資源部開展土地督察等等。這些政策措施在客觀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熱、提高投資項目質量的效果。

但在經濟下滑期，這些部門是不是需要配合調控主要目標而放松經濟管理職能、放寬市場準入?顯然，周期性的加強或放松土地、環保和行業準入政策是不適當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厘清“宏觀調控”職能與“經濟管理”職能的關系，把常規性經濟管理職能與反周期的調控職能分開，把確需強化的部門經濟管理職能通過法定形式固定下來，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范圍、方式與手段。特別是在當前新增政府投資項目比較多、比較集中的情況下，要按照中央有關部署，堅決杜絕出現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兩高一資”項目死灰復燃。要認真總結近年來在節能減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經驗做法，使之及時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場準入等經濟管理政策與宏觀調控政策混為一談，防止在采取寬松調控政策的同時降低環保、能耗等市場準入門檻，使“十一五”前3年來之不易的節能減排成果毀于一旦。要把擴大內需與調整結構結合起來，通過改革創新，在不斷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的過程中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正確處理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的關系

我國宏觀調控是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由于市場體系還不健全，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還不完善，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調節工具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地方財政體制與市場經濟還不相適應。在這種情況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觀上發揮了對宏觀調控的協助和配合作用。本輪在控制投資過度擴張、土地濫用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運用行政手段調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見效快，反彈也快，甚至還會對現行體制造成路徑依賴(尤其是土地、環境保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過多使用對加快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

因此，在未來的宏觀調控中應更好地處理好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與行政手段之間的矛盾，要通過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重點發揮經濟手段調控的作用。為了盡量減少宏觀調控中過多地依賴行政手段，今后在解決產能過剩、淘汰落后企業、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應盡快完善市場準入標準體系，建立科學的行業準入制度，規范重點行業的環保標準、安全標準、能耗水耗標準和產品技術質量標準，并且通過法律手段保障這些標準的實施，防止低水平重復建設。通過嚴格的法律法規，打擊假冒偽劣，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市場有序競爭。

正確處理宏觀調控與體制改革的關系

第4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2005年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特點是經濟快速、健康、持續發展。按照經濟普查調整后的數據，2005年前三個季度的GDP增長為9．8％、9．9％。和9．8％，預計全年增長9．8％，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0全年上漲1．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9％，二者差距較上年縮小1．2個百分點；全年煤炭產量18．2億噸，發電量2．4萬億千瓦時，分別增長10．7％和13．3％，煤電油運緊張狀況趨緩。國民經濟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平穩運行的良好局面。

從我國經濟增長周期來看，2005年經濟增長仍處在經濟周期整合上升階段。自2001年出現了7．5％的增長拐點之后，2003年出現了宏觀經濟過熱的勢頭，至今已經經歷了不到4年的上升階段，根據以往每5年一個短周期的變化規律，2005年處于我國經濟經歷3年上升期后的一個整合階段。作為調控指標的貨幣、信貸的增長，2005年上半年一直在政策調控區間(12％--20％)的下限附近；工業增加值增長保持在16％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由于時滯效應，其名義增長在2005年2月達到15．8％的峰值后，逐漸回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l)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l)在2004年三季度達到峰值后，呈現下降趨勢，2005年年底兩項指標都已降到2％左右。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總體判斷：目前仍處于本輪經濟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但已轉入溫和調整期，經濟軟著陸基本完成。

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及其效果

在“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總體目標的指導下，2005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是：加強農業生產能力建設，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努力促進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供需銜接，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增加就業、擴大消費，著力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從2004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政府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如全部免征農業稅、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力度，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適度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房地產、鋼鐵等企業貸款資本金條件，以及暫停半年審批農用地轉非農建設用地，嚴格土地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對加強宏觀調控起到了關鍵作用。從判斷宏觀調控效果的兩個關鍵指標GDP和CPI來看，宏觀調控政策達到了預期目標，具體如下：

1、物價水平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由于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變動的首要因素是食品價格，隨著食品類中糧食價格下降，物價水平有所回落，未來物價上漲的預期也相應降低。而且隨著宏觀調控的到位，調控政策相繼出臺，房地產市場總需求下降，非理性繁榮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著一些服務性收費價格和基礎性產品價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電、煤氣等，考慮市場的社會承受力，2005年調價力度不大，所以，物價水平趨于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

2、工業產品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鋼材品種結構繼續優化，電解鋁淘汰落后自焙槽生產工藝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產量占全部水泥產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業通過兼并重組進一步做大做強。

3、三次產業之間不協調的問題開始出現解決的跡象。具體表現為農業基礎加強，第三產業保持穩定發展。在幾個重點調控領域中，房地產投資增幅明顯回落，并呈逐月遞減趨勢；汽車產量增長速度也開始放緩，回歸到較為正常的狀態。受其影響，一些相關行業的調控成效明顯。

4、投資與消費的關系趨于協調。投資在降溫，消費穩中趨活，消費對經濟的貢獻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環節繼續加強，一些盲目擴張行業投資增速明顯減緩，水泥等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鋼鐵等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鋁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投資趨于合理。

三、宏觀調控呈現的新特點

1、從總體上看，這次宏觀調控是一次結構性調整。黨的十四大以來，已經進行了三次宏觀調控，以往的幾次都是在宏觀經濟出現問題之后，才制定相應政策，力挽狂瀾。而此次宏觀調控是在經濟生活中的若干矛盾剛剛暴露，經濟過熱苗頭顯現初期，尚未影響全局經濟發展之時，通過科學分析，審時度勢，未雨綢繆，制定科學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加強調控力度，使投資過熱、盲目擴張的勢頭得到控制。這次宏觀調控不是全面的緊縮，而是微調。在整個調控過程中，適時適度、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有保有壓。在經濟過熱的相關領域重點調控，注意力度的把握，使經濟實現軟著陸。它的實踐意義在于：在經濟尚未全面過熱、通貨膨脹尚未發生之時予以遏制，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對國民經濟可能造成的損害，大大降低了宏觀調控的成本。

2、經濟手段逐漸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手段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國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單純運用經濟手段往往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本輪經濟調控之初，就遭遇了這樣的困難，一些經濟調控政策出臺之后，各地并不重視，依然我行我素。中央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了收緊銀根、強制性關停若干項目的措施。進入2005年，經濟類宏觀調控措施逐漸成為調控主要措施，中央政府出臺了提高貸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過剩等措施；地方政府則采取了通過稅收政策打擊商品房投機行為，以經濟手段引導地方投資方向等措施。這充分說明本輪宏觀調控正朝著更加合理的調控方式回歸。

3、此次宏觀調控更加重視標本兼治。既注意解決淺層次的矛盾，又注重深入研究，把更多精力放在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緩解上，對金融體制、土地制度、政府的行政管理、財政稅收制度等矛盾根源與制度缺陷進行了體制上的完善與深化。而且此次宏觀調控不是簡單的總量性的調控，而是從總量人手，著力解決結構性問題，一方面著重于農業基礎地位的加強，煤電油運、社會發展(包括教育、科技、衛生、文化事業等)薄弱環節的發展；另一方面著重于解決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對投資總量存在的問題進行結構性緊縮。這樣在整體上沒有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同時在結構上更趨于合理。

4、地方政府成為本次經濟調控的積極參與者。在現行體制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利益上存在一定沖突。這一利益格局決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觀調控的被動執行者，有時地方政府甚至會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消解者”。而2005年以來，不少地方政府出臺了相當多的經濟調控政策，這些政策多與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相一致。這表明，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宏觀調控措施不僅對整個國民經濟有利，而且對地方經濟的發展也不無裨益。但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出臺的調

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還不符合全局利益。

5、2005年宏觀調控在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前提下，在相關方面，尤其是土地管理方面采用了嚴格的行政措施。土地調控是本次宏觀調控的最大特點，國家依法對土地市場進行清理整頓，推行所有經營型商業、住宅項目用地一律實行公開的招、拍、掛的土地政策，并逐步推廣至工業用地項目，有力地改變了土地價格過低、濫用土地的問題，對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盡管2005年我國宏觀調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是，我國宏觀經濟仍存在著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

四、我國宏觀經濟存在的問題

1、企業效益下滑，行業分化突出。2005年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2464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20．1％，增速下降了18．7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虧損企業虧損額1844億元，同比增長58．5％，提高了49．4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虧損額1009億元，增長95％，提高了93個百分點。企業效益變化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新增利潤主要集中在石油開采、鋼鐵、煤炭、化工、紡織業五大行業，虧損主要集中在其他行業；二是上游行業尤其是資源開采行業利潤持續高速增長，而下游行業利潤大幅下降。行業效益迅速分化，有經濟周期導致上下游產品比價關系調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資源約束和行業壟斷。利潤集中和高速增長的行業基本都是壟斷性強的行業，利潤下降的基本都是競爭性的行業。由于下游行業在投資和就業中占據了主要比重，它們的效益下滑將直接影響到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意愿和能力，并對整個經濟運行產生影響。

2、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初顯不足。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和基本動力，作為先行指標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開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已經初顯不足。2005年前三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為94．3點，與2004年相比有所回落。消費者對當前經濟狀況評價的滿意指數從6月份的93．8點回落到92．8點。其中，認為目前是轎車購買適當時機的消費者只有10％，認為目前是商品住宅購買適當時機的消費者只有16％。 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并不十分看好，這必然會影響到消費預期。居民在購車和購房方面持等待心理，既和汽車、住房價格下降(或漲幅下降)有關，更和收人預期下降有關。此外，2005年三季度，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27．6，比2004年同期下降5．0點。從行業看，社會服務業、建筑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略有提升，其他行業均為下降；從企業類型看，聯營企業、私營企業的企業家信心指數有所提升，其他類型企業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從企業規模看，大型和中型企業的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下降12．9和2．0點，小型企業提高2．0點。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的差異與不同行業盈利水平和發展前景基本吻合。作為先行指標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開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已經初顯不足。

3、金融機構資金寬松，但從金融機構融通資金的渠道明顯收窄。自從銀監會提出國內商業銀行必須在2006年末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要求后，因貸款規模的擴大會降低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商業銀行放貸速度普遍減緩。2005年12月末，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5個百分點；消除季節因素后人民幣各項貸款月環比折年率僅為9．3％左右，為歷史較低水平。目前，金融機構資金非常寬裕，但通過借貸市場進入實體經濟部門的渠道明顯收窄，大量資金涌人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連續幾個月的資金供過于求使收益率出現“透支”現象。金融機構的資金寬松與實體經濟部門的資金緊張形成鮮明對照。一方面，金融機構因資金運用渠道狹窄而出現不惜成本地追逐債券，導致市場利率大幅走低，大量資金需要尋找出路。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部門資金來源十分緊張。對于企業來說，企業債券或短期融資券發行規模有限，股票市場為保證股權分置改革的成功事實上已經暫停新股發行和增資擴股。證券市場直接融資渠道尚未打通，間接融資渠道已經收窄，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放緩，企業利潤增幅明顯下降，致使企業資金來源呈現短缺局面。

4、外需強勁，人民幣依然面臨升值壓力。我國2005年貿易順差的增加，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和工業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在內需降溫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和工業增長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經濟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國際經濟形勢、人民幣匯率或其他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外需的波動容易造成經濟動蕩。2005年7月21日，我國匯率改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幣仍呈現強勢，人民幣遠期市場依然存在升值壓力。此外，美國為改變其進出口貿易現狀，一再對我國施加壓力，而且2005年年底對我國征收27％以上的關稅，以迫使人民幣升值，打壓中國經濟發展。

5、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體制性束縛。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微觀主體，既有在舊體制模式下運行的，也有在新體制模式下運行的，還有處于兩種體制轉換過程中的，不同的模式，使不同的微觀主體對調控的反應程度不同。由于宏觀調控難以對不同的微觀主體采取不同的調控手段，因此降低了宏觀調控的效力。

經濟結構失衡使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我國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差距、經濟增長中的消費拉動因素和投資拉動因素不平衡等諸多問題，加大了調控難度。

五、政策建議

1、在體制性束縛的約束下，構建理性宏觀調控體系。首先在確定宏觀調控目標時，要分清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現象和經濟轉軌中的體制束縛。如當前經濟運行中的失衡、失業等問題，其實質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體制性現象，而不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現象。只能在體制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中加以消除。宏觀調控只能為體制性問題的解決創造一個平穩的宏觀環境。其次，對市場的主體行為的調控，不能運用舊體制時期慣用的行政干預的方式，以免造成市場結構的進一步扭曲，以及市場機制向舊有體制的復歸。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要注意適度把握，以免影響市場主體的預期偏離調控的目標。再次，要對經濟運行過程的不同層次采取不同的調控手段。同時，通過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責劃分的合理化和法制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等)推動經濟運行的體制基礎盡快完善，以提升我國經濟運行的整體績效。

第5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微觀規制

中圖分類號:F10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干預機制的要求

理論上,市場經濟是以交易自由化為要旨,倡導供求關系以市場自動調節為準,即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雖然商品市場會出現暫時的供大于求或供不應求,但是市場利用價格等調節機制最終會達到結構均衡。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發展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國計民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運用,是一個全新的嘗試,由于過去的市場經濟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的,因此,這一嘗試需要摸索著前進。微觀規制的作用在這里就凸現出來。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存在著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針對具體市場行為主體進行調控的機制。只有具體行為主體處于良好的運行當中,才能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打下基礎。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加需要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二、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一)宏觀調控的有效開展

1.作為政府用來調節市場行為的主要方式,在運用宏觀調控時要注意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結合。行政手段的特點是具有權威性和執行性,因此調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時期內使用,并且在運用時要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否則就會造成市場的結構失衡。經濟手段是一種相對比較溫和的手段,尊重市場機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場自身發展的程度較高。法律手段是三種手段中最強硬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要滿足市場經濟“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要求,還要維持“政府調節資源”的實際,這一手段的運用是必須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將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好而高效地運行。

2.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面對當前中國市場全新的特點,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國際國內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宏觀調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僅要提高調控的頻率,拓寬調控的范圍,還有加大調控力度。頻率上,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的運用頻率,還有及時地優化信貸結構,為保持經濟平穩有效地增長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圍上,由于經濟危機的國際化傳導,我們要增強對出口相關政策的調整,還要加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上,大規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實施減稅,是重要的調控方法[1]。

(二)微觀規制的合理運用

1.將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結合起來。經濟性規制主要是規制具體的某一行業,社會性規制從社會整體范圍上出發,面向全社會的企業和消費者。經濟性規制以保證經濟有效率地運行為目標,而社會性規制是要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性規制是社會性規制的基礎,做好了每一行業的企業行為約束,就利于社會整體性的規制;同時,社會性規制搞好了,為經濟性規制打下了堅實的后盾[2]。

2.進一步改善微觀規制。這里的“改善”,包括規制的范圍、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沒有規定要設立反不正當競爭的專門機構或部門,而現在有了《反壟斷法》明確規定政府必須設立反壟斷的專門組織和機構[3]。

(三)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

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各有特點,一個“大處著手”,一個“小處著墨”。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代表國家,整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場來調節資源配置,是不現實的,還需要政府的適當干預。政府的干預,要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兩手抓”,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面,因為市場是由很多具體的經濟主體組成的,對于市場的干預最重要的是要落實到對具體經濟主體的約束,即微觀規制;另一方面,微觀領域的市場規制并不能適應主體構成的市場,市場結構、就業、收支平衡等總量問題,需要宏觀調控。也就是說,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一體”的“兩翼”,保證了“兩翼”的“完好無損”,才能使整體“翱翔”,即保證了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有機結合,才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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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關鍵詞：房地產周期宏觀經濟波動

房地產經濟周期指房地產業在發展過程中，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出現的擴張和收縮交替反復運動的過程。是指在房地產業發展過程中,伴隨時間推移而出現擴張與收縮的交替循環過程。

一、房地產業周期中不同階段的特征

一般來說,房地產業周期可劃分為復蘇、繁榮、衰退、蕭條四個階段。

(1)復蘇階段的特征是:有效需求逐步增加,交易量回升,房價止跌回升,購房者多為實際用房者,房地產業投資者信心開始恢復,房地產業投資不斷增長,房地產的檔次不斷升級,不斷推出具有誘惑力的賣點,并醞釀新一輪的繁榮。

(2)繁榮階段的特征是:交易量急劇上升,房地產業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房地產價格拉升,并逐步達到頂點,房地產的用家爭先恐后地買房,房地產業的投資功能被非理性地擴大,炒家十分活躍,整個市場呈現購銷兩旺的火爆局面。

(3)衰退階段的特征是:房地產交易量減少,雖然價格不斷調低,但難以激起購房者的欲望,購房者普遍保持觀望心態,價量低迷,房地產業投資嘎然而止,市場逐步萎縮。

(4)蕭條階段的特征是:房地產交易量銳減,產品嚴重供過于求,房地產價格達到冰點,但市場仍然冷冷清清,房地產業普遍面臨市場需求嚴重不足和資金鏈斷裂雙重壓力,房地產業重新洗牌,一些缺乏競爭力的房地產企業擺脫不了困境,最終黯然出局。

二、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研究的理論基礎

1．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下，經濟波動通常有許多潛在的原因：如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改變，對投資需求的沖擊、貨幣需求函數的變化等等，并且還包括對總供給的各項擾動因素。經濟周期的主要傳導機制為經濟變量的剛性或者粘性。根據這些分析，凱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機抉擇政策，認為政府在經濟波動的過程當中，應當積極采取宏觀調控的財政政策。

薩繆爾森于1939年最先對凱恩斯周期波動理論進行了動態化的完善和調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費變動對投資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擾動通過投資乘數和加速數的傳導過程。在此之后的凱恩斯主義波動理論有多方面的發展，包括卡爾多的非線性動態增長周期模型、哈羅德―多馬德動態增長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線性乘數―加速數模型，但對引起經濟波動的外部沖擊和對沖擊進行強化的內部傳導機制的認識沒有顯著變化。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起源于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并引導了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的潮流。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起點，盧卡斯在這個基礎上試圖解釋宏觀經濟波動，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試圖闡明兩個問題：經濟波動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動的傳導機制又是什么？盧卡斯認為，貨幣因素是波動的初始根源，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波動的傳導機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當事人無法獲得完全信息，不能準確判斷價格變化的實際情況，從而導致了產量的波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學者們轉向經濟中的實際因素，用實際因素去解釋宏觀經濟波動，這就是所謂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他們認為波動的根源是經濟中的實際因素，其別值得注意的是技術沖擊。至于傳導機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費者的跨期閑暇替代和盧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 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共通之處在于：緩慢的名義量調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導出來的。但是它的發展在于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從一些名義變量不完美性的源頭出發進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結論更加具有說服力。 在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關注名義沖擊的真實效應，并認為如果名義不完美性對于總量波動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觀經濟層次上的小的名義不完美性對宏觀經濟有大的影響。關于名義剛性的微觀基礎的許多研究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

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波動理論雖然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進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關于引起經濟波動的外部沖擊并沒有多大變化，凡是引起總需求或者總供給變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過經濟系統內部的傳導機制進行強化。不同之處在于，傳導機制從名義變量剛性細化成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場的不完全競爭。

三、房地產周期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的互動關系

房地產周期波動與宏觀經濟總的發展態勢密切相關，可以從兩個不同層面分析房地產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的關系：

隨著經濟發展階段不斷上升，房地產經濟景氣與宏觀經濟景氣的相關程度逐漸提高。 從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展開過程來分析，房地產周期作為宏觀經濟周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擴張階段，雖然晚于宏觀經濟周期進入擴張階段，但因其復蘇速度快，故早于宏觀周期進入復蘇階段；當宏觀經濟進入繁榮階段時，房地產周期可能已經進入衰退階段，并且在收縮階段持續的時間可能要長于宏觀周期。

當宏觀經濟復蘇后，房地產投資與開發也隨之上升，但因物業開發的時滯效應，使得房地產復蘇稍晚于宏觀經濟的復蘇。在房地產經濟開始復蘇后，在宏觀經濟持續增長的帶動下，房地產需求不斷上升，但由于房地產供給短期剛性，加上在保值增值心理影響下，于是導致房地產價格全面上升；與此同時，隨著房地產價格上升，房地產開發商資產相應快速膨脹，在銀行提供大量按揭的情況下，經過投資乘數等作用，結果導致房地產經濟周期比宏觀周期更快進入繁榮階段。由于房地產周期的繁榮期更早來臨，加之沒有宏觀經濟那種各行業之間相互消長的綜合影響，因而房地產業通常比宏觀經濟先期進入衰退現象。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后，房地產經濟出現更為猛烈的下降過程，房地產價格大副下降，房地產交易也大大降低，房地產商品空置率明顯提高。經過明顯的產業緊縮之后，房地產經濟進入相對持續時間較長的蕭條階段，直到宏觀經濟緩慢復蘇，才慢慢走出蕭條期，重新進入新一輪的經濟周期。

四、企業應對市場周期波動的幾點措施

1、企業建立和完善現代管理體制,能夠對企業科學的制訂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戰略計劃。

就土地儲備而言,戰略目標的規劃應堅持“適度提前”的基本原則。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處于低迷階段更應該注重增加土地儲備,以便滿足市場恢復高漲時的大量土地需求。②應深入研究城市發展規劃和不同地段的開發價值,從多種渠道獲得土地資源,保持良好的儲備結構。這就要求房地產企業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與發達的信息平臺,能夠第一時間獲得土地信息并合理分析土地潛質,積極參與招標、拍賣工作,爭取獲得成本低、潛質好的土地。③區位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儲備策略。選地的時候要特別注重重點區域,重點區域存在重要的商機,但并不是每個企業都有機會競爭到重點區域的土地。因此,在實際操作當中,還應注意一些不被人們重視,卻存在巨大潛質的土地,如政府規劃方向、工業園區外搬等。

2、在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上，要按市場經濟機制的要求，同時與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改革相協調，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制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房地產宏觀調控機制，強化政府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機制。

3、在房地產宏觀調控力度上，要恰當合理，避免力度過大或力度不足造成大幅波動或惡性發展。要依據產業發展現狀，實施反周期反向調控操作，適度緊縮與適度擴張交替推行，緊縮型與擴張型調控手段混合運用。

4、在房地產宏觀調控時間上，可以根據周期預警系統的先行景氣指標，及時實施調控，以免來不及或急剎車帶來巨大的社會震蕩。

五、結語

房地產業的周期波動不僅關系到房地產業本身,而且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要求我們認真研究、探求、運用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規律,更好地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謀求銀行穩健經營,帶動房地產投資消費,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馬輝、陳守東、才元:中國房地產周期實證研究[J].長白學刊,2008(4).

第7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從去年至今年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部分行業過熱、投資需求過旺、信貸投放過猛、耕地占用過濫等問題，呈現出中國市場經濟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反映了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

一季度經濟運行主要表現為：

■ 從投資和消費的結構看，一季度投資增長43%，消費僅增長10%，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嚴重失衡(圖1);

■ 從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中央項目投資增長4.8%，地方項目投資增長60.2%，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十分強烈(圖2);

■ 從區域經濟看，東部地區同比增長加快9.8個百分點，占全國投資比重達62.4%，廣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區僅占30%左右(圖3);

■

從制造業內部結構看，鋼鐵、水泥、電解鋁、房地產投資分別增長107.2%、101.4%、101%和41%，加劇了煤炭、電力、油料和運輸的緊張狀況。尤其是電力，17個省份拉閘限電，不少地方出現停三開四的情況。

■

從貸款動態看，貸款規模仍然偏大，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9.2%，通貨膨脹壓力劇增；

■ 從流通環節價格走勢看，生產資料上漲14.8%，消費資料價格總水平上漲2.8%。

上述種種問題中，最根本的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特別是一些行業增長過快，大大超出資源和環境的承受能力。其結果是：勢必刺激信貸規模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的更快增長；勢必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的更緊；勢必拉動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勢必占用大量耕地，削弱糧食生產的能力。

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任其發展下去，就會使可持續發展受到限制，加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造成重大比例關系失調，引發通貨膨脹，也就會出現大量生產能力過剩。而一旦市場發生變化，企業停產和倒閉必然導致失業增加。其結果都會造成銀行呆壞賬增多，最終造成經濟大起大落，影響社會穩定。

經濟運行狀況表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關口，這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一場新的考驗。在經濟運行中，熱中有冷、冷中有熱的結構性矛盾，暴露出體制性的深層次問題，體現了關鍵時期經濟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如果國家采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準確、及時、有力，對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的因素堅決加以抑制，就可以確保中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平穩前行。

2.宏觀調控――適時適度的松緊政策組合

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結構性矛盾，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使得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開始得到緩解，宏觀調控政策效果逐步顯現。

■ 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6%，比一季度回落14.4個百分點，投資增長過快的勢頭得到遏制；

■ 鋼鐵、水泥、電解鋁投資增幅分別回落52.2、44.9和29.5個百分點；

■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8.2%，比一季度回落12.4個百分點；

■

貨幣信貸增長偏快的勢頭得到控制，同比增長16.2%，比一季度回落3個百分點；

■ 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得到抑制，農業生產出現“拐點”，部分過熱行業增速明顯回落；

■

努力緩解煤、電、油、運供求緊張的矛盾。上半年發電量、煤炭、柴油產量分別增長15.8%、14.9%和22.1%；鐵路日均裝車量逐月上升，6月份突破10萬車，煤炭運量增長17.7%。

上述經濟運行數據表明，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國家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是及時、正確和富有成效的。

第一，調整結構，沒有搞“一刀切”和“急剎車”。這次宏觀調控有著很強的針對性，重點解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規模過大，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等問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土地政策等，根據經濟發展形勢，松緊有度，區別對待，對癥下藥，收到了較好效果。

第二，調控動手早，措施適時適度。這次宏觀調控，實際上始于去年下半年，是在局部問題有所顯露、還沒有演化為全局性問題時采取措施的。由于是一種事前的預防性調節，調控的回旋余地較大。根據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需要，根據不同行業的情況，調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多次微調、適時適度，較好地把握了調控的時機、力度和分寸，使宏觀經濟平穩發展，沒有引起大起大落。

第三，控熱促冷，冷熱兼治。這次調控采取控熱促冷、冷熱兼治的雙向調整措施。為了抑制那些生產過剩、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提高了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的市場準入標準，并嚴格控制對過熱行業的信貸投放和建設用地審批。與此同時，加大對“三農”和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和西部開發等的支持力度，采取了許多切實有效的供給措施。

總的來看，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進一步顯現和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當前整個經濟正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

3.市場經濟――經濟體制與環境的變化

與前幾次宏觀調控相比，這次宏觀調控具有新的特點。正確認識當前宏觀調控的新特點，對于我們分析經濟形勢，制定宏觀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 從經濟體制看：

前幾次宏觀調控是在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型過程中的調控（如1987年～1988年；1995年～1996年）；這次宏觀調控，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的調控。

前幾次宏觀調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財政政策，強制控制財政支出;行政性貨幣政策，強制控制信貸投放;對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停止財政補貼，停止銀行貸款;對落后的小企業進行整頓和關、停、并、轉等。

在1995年～1996年的調控中，開始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如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率等市場化貨幣政策進行調控。這次宏觀調控中，主要采用的是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調控。宏觀調控中綜合運用經濟手段（利率、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率等市場化貨幣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提高過熱行業準入門檻、提高資本金比例、整頓土地審批和加強監管等），對癥施策，確保宏觀調控取得預期效果。

■ 從利益主體看：

民營投資和外資迅猛增長，加大了調控的難度。今年前5個月，在全國城鎮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同比增長33.3%，而民營企業投資增速高達70%。民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31%上升至目前的50%以上。外商在我國的實際直接投資額由1992年的100億美元左右擴大到500多億美元，增加了4倍。因此，這次調控中，一些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受到影響較大，資金鏈斷裂，生產經營中斷，不但會形成銀行新的呆壞賬，而且有可能增加社會的潛在風險，企業的退出要付出代價和成本。這都使各種不確定因素加大。

■ 從開放程度看：

前幾次宏觀調控，外貿影響的因素要少一些，也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這次宏觀調控，我們加入了WTO，國際國內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必須從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考慮調控手段的選擇及其相應影響。

例如，1984年進出口總額為1201.2億美元，1994年進出口總額為2367億美元，2003年進出口總額達到8512億美元，比20年前擴大了7倍，比10年前增加了4倍。我國的國家外匯儲備由不到200億美元，擴大到4300多億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三大進口國。從總量看，我國的進口額只占世界總額的3.4%；但從增量看，我國的進口增量約占全球進口增量的1/3

以上。海外有關機構、投資者和新聞媒體，對中國經濟是否過熱，怎樣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這次宏觀調控的效果將會如何，也予以了廣泛重視。因此，這次宏觀調控同時要兼顧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統籌協調。

■ 從經濟總量看：

前幾次調控經濟規模小，這次調控經濟總量規模大。如1995年和1996年時，GDP分別只有58478億元和67885億元，而2003年GDP達到116694億元，經濟總量增加了一倍。大船的轉舵、轉向和小船的轉舵、轉向的調整是不一樣的。原來調控一個小船很容易，現在調控這樣一艘大軍艦是很不容易的，增加了許多復雜性。

■ 從經濟運行態勢看：

在前幾次宏觀調控中，針對的都是經濟已經出現超過11%的經濟增長率（1978年：11.7%；1984年：15.2%；1988年：11.3%；1992年：達14.2%），都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表現為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而且都要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這次宏觀調控，針對的是部分行業和部分地區投資的局部過熱，針對的是物價有上升的苗頭和壓力。

這次宏觀經濟總體并沒有過熱，但局部經濟投資過熱，引起了煤、電、油、運等生產資料供應緊張。因此，這次宏觀調控對于過熱的部分行業來說，是及時的調控;而對于宏觀經濟全局來說，則是見勢快、動手早、防患于未然的主動調整。所以采取的方式是由冷靜觀察、溫和預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準確地把握了調控的時機、節奏和力度，通過適當的控速降溫，促短降熱，在保持適當高位運行的同時，延長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

4.中國經濟――進一步調整和改革的方向

從結構上看，一方面，一些行業和部門擴張過快、投資過大，導致經濟運行繃得過緊；另一方面，還有相當多的地區、部門和行業偏冷，比如農業、西部地區以及教育、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事業的投資還很不夠，發展仍比較滯后。這就決定了宏觀調控要區別對待，有抑制也有發展。

從體制上看，不能否認，鋼鐵、水泥、電解鋁和房地產的過快增長，有著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消費升級，住宅、汽車等行業快速發展帶動的因素，但其根源在于政府職能尚未根本轉變，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仍在起作用，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還遠未到位。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建立起調整和改革的互動機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增長方式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完全轉變，一些企業粗放經營、管理落后；一些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技術、落后設備和落后企業沒有退出市場。因此，選擇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就顯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從經濟運行上看，投資偏熱，消費偏冷，兩者的結構和比例極不平衡。在沒有消費需求支撐的情況下，如果再擴大投資規模，那么今天的投資一兩年后就是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將導致物價下降、通貨緊縮，將會產生企業停產、倒閉和職工下崗，以及大量的銀行呆壞賬，潛在的風險不容忽視。

因此，要綜合運用多種宏觀調控工具，注重政策的松緊搭配和協調，注意把握好調控的時機、節奏和力度，做到適時適度;要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區別對待，不搞“急剎車”，不搞“一刀切”；要在總量控制的同時，著力調整結構；既要著力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又要著眼長遠發展,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第8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關于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幾點思考**縣建設局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形勢聯系，結合工作，就如何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提出幾點初步認識。

一、注重從國民經濟全局審視房地產市場，處理好局部與整體的關系。

房地產市場調控如果單純就市場自身情況進行判斷和決策，而忽視與國民經濟整體的聯系，就會產生“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問題。目前，全縣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近18%，占我縣生產總值近9%，已成為我縣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當經濟繁榮局勢抑制需求時，抑或經濟衰退有待拉動需求時，房地產投資均是重中之重。同時，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充分顯示，房地產市場是重要的資產市場，與信貸、證券等金融市場高度關聯，有關國家金融安全和穩定。

因而，在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工作中，要將房地產市場作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摸索出宏觀經濟與房地產市場波動的規律性，實施“逆經濟風向行事”的市場調控，促使房地產市場調控主動為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宏觀經濟目標而服務；要將房地產市場納入金融資產市場統籌考慮，靈活審慎地實施房地產市場調控，盡可能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嚴防房地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傳到至虛擬經濟。

二、注重從民生角度審視房地產市場，處理好發展與穩定的關系。

在推動房地產領域市場化的進程中，市場如果成為住房領域資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雖然大大提升了住房生產、分配、消費環節的效率，但亦造成住房資源向少數人過度集中，而部分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實踐表明，住房是重要的民生問題。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低收入者難以依靠自身力量達到基本的居住水平，若政府不加以干預，就會逐步演化為社會問題，最終將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因而，在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中，要大力推進住房保障，通過非市場化手段解決部分低收入且住房困難居民的住房問題；要保持住房價格的相對平穩，使其與國民收入增長相協調。可以讓一部分群眾能夠通過住房市場解決住房問題、改善居住環境。尤其應引以注意的是，要處理好市場化與非市場化的關系。推進住房保障，并不是要取代住房市場，而是對市場缺陷的一種彌補。市場機制依然在住房領域的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促進房地產業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住房保障則著力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是促進住房領域和諧穩定的必然選擇。

三、注重從經濟規律出發審視房地產市場，處理好現象與本質的關系。

第9篇：宏觀經濟手段范文

投資跳水短期內加息已無可能

從2003年開始，我國經濟活力明顯增強，經濟增長速度回升，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周期的上升期。但去年下半年出現了某些行業投資過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過快的現象，包括各種經濟手段乃至土地政策、行政處罰等行政手段在內的宏觀調控措施紛紛出臺，力圖使經濟盡快降溫。從某種意義上說，“調控”是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的“主旋律”。

從公布的數據來看，調控措施已經收到明顯成效。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上半年，全社會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608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8.6％，增幅比一季度回落了14.4個百分點。其中，6月份固定資產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22.7％，較年初幾個月的增幅已是大幅下降。國家重點調控的鋼鐵、水泥、電解鋁、建材等過熱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大幅跳水。

據悉，鋼鐵和水泥的投資上半年分別增長了54.7％和56.5％，已經遠遠低于去年全年的96.2％和1.3倍的增長速度，也低于一季度增長一倍左右的水平。金融機構信貸增幅指標也表明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已初見成效。6月末，廣義貨幣(M2)和狹義貨幣(M1)同比分別增長16.2％和16.2％，增幅比上月回落1.3和2.4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4.1和4.7個百分點，增長幅度均處于央行年初制定的增長17％的調控目標內。

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1.43萬億元，按可比口徑比去年同期少增3501億元，其中6月份少增2396億元。

據分析，以上幾個方面是中央用于觀察宏觀調控成效的指標。從目前數據看，投資增速慢下來了，銀行的信貸規模也收縮了。緊縮銀根的目的已基本上達到，其降速甚至還超出大多數人的預料。在這種情況下，加息已沒有緊迫性。其實，早在6月初很多媒體斷言加息已成定局的時候，本報《經濟周刊》就發表文章認為隨著宏觀調控的深入，加息的可能性正在減小。即使美聯儲在7月將聯邦基金利率由1％的46年低點調高了0.25個百分點，中美之間的利率差仍然很大，可以認為，短期內央行加息已無可能。

既然不加息，電力建設的資金成本便不會上漲，這個持續困擾著電力行業神經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資金緊缺已經在某些地方出現，雖然利率沒變化，電力企業融資的難度卻是大增。

電力緊缺緩解煤電油運成關鍵

據悉，在本輪調控中作為風向標的最終還是上游產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原材料價格指標。認定本輪調控是不是取得了最終成效，調控的目標是不是達到了，最終要看能源、原材料緊張的局面是否得到好轉。

今年上半年，能源供應量強勁增長，全國原煤產量、發電量、原油進口量、鐵路煤炭運量均有兩位數的增長。但是，資源“瓶頸”約束仍很突出，能源、運輸和重要原材料的供求形勢依然緊張，能源產品價格大幅上漲。上半年，電力供需缺口繼續擴大，電力設備長時間高負荷運行，電力安全穩定運行壓力加大。拉閘限電的范圍由去年同期16個省份增加到24個，三季度電力缺口預計可能超過3000萬千瓦。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主要還是目前經濟增長中重化工業比重較高。雖然，高耗能行業用電增幅已經回落，但今年上半年重化工業對電力的需求持續上漲。來自中電聯信息統計部的數據表明，上半年工業用電占全社會用電總量的74.2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個百分點。

其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壓延加工業、建材及其他非金屬礦制品業的用電量分別增長了31％、26％、19.8％，遠遠超過全社會用電量的增長速度。

要使能源、原材料緊張的局面得到好轉，固然要努力增加供給，讓煤電油運等行業的重點企業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堅持高負荷運轉。但是，不少專家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揚湯止沸，要想從根本上克服缺電，還得釜底抽薪，即調整產業結構，建立高增值、資源高效利用、低能耗、區域合理布局的新型產業結構。

據預測，下半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將放在優化結構、加快體制改革和轉變增長方式上。

因此，宏觀調控政策對電力產生的重要影響將日益顯現。粗放的用電負荷結構得到改變，高耗能工業拉動的電力消費高速增長將不復存在。

其實，此輪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根本著眼點，不是為了限制發展，而是為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及時消除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促進國民經濟既快又好地平穩向前發展。根據上半年的指標分析，國家將進一步貫徹落實已出臺的調控措施，近期內出臺新的力度更大的調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下半年，煤電油緊張狀況將緩解，經濟增速也會略微下降，但仍處于一個上升周期內。

世異時移電力發展要“換檔減速”

電力工業的獨立性不如汽車、家電這樣的工業部門，電力的發展需要其他經濟部門的拉動，因此，電力與宏觀經濟的關聯性也比其他產業要強得多。面對中央調控下的宏觀經濟發展新趨勢，電力發展也要作相應調整。

首先，整個宏觀經濟的發展速度逐漸減緩是必然趨勢，今年的用電需求增速也將是前高后低。但電力裝機的增長卻是與之相反的前低后高。今年1至6月份已投產裝機容量1639萬千瓦，下半年按計劃還將投產2000多萬千瓦。更遠地看，目前全口徑在建規模為1.3億千瓦。大規模的電力建設，將有利于保證電力系統有足夠的備用容量，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會為正在試運行中的區域電力市場提供足夠的物質基礎。但新華社的文章也指出：國家經濟將回歸到理性發展的軌道，電力市場增長的勢頭必然放慢，需求增長回落與火電項目集中投產同步發生，投資者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超級秘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