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需求的性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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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論文關鍵詞：教育；農村；勞動力；資源配置

一、引言：教育——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驚世之作《國富論》中，用一只看不見的手描述了市場經濟環境下人和社會的關系，并指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結果將導致社會福利達到最大。

無論從事什么經濟活動，收益超過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慮經濟活動的組織方式，以實現利潤最大化。

廣義上說，教育是一種經濟活動。教育活動的主授方因為從事教育活動取得收入，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教育活動的接受方則因為教育取得將來的預期收益，其經濟效益表現在將來。首先，通過教育能夠掌握最基本的謀生手段，這是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必須進入的教育層次，然后。一部分人通過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增加將來收入的預期，這是對勞動者愿意花費大量的成本接受非義務教育的合理解釋。非義務教育需要我們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為教育支付的顯成本和因為接受教育而不能從事其他職業所減少的收入——經濟學上稱為機會成本，機會成本有時是相當大的。

作為一種經濟活動，教育是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手段，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著基礎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標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術，專業教育的基本目標則是讓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通過教育這種手段，接受不同層次教育和不同類型教育的勞動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門和崗位就業，這就是勞動力資源的教育配置機制。不同工作崗位的工資水平的差異則是對勞動者接受不同層次和不同類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報。大多數的研究發現，教育層次低的勞動者只能從事較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工作，相應取得較低的社會平均勞動報酬：教育層次較高的勞動者可以從事較高技術含量的資本密集型工作，相應取得較高的平均勞動報酬。

二、農村勞動力教育素質與勞動力資源配置相關性分析

(一)勞動者的教育素質與其工作環境和工資水平成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教育是一種資源，因為教育能夠產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手段，因為教育能夠把不同的勞動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資水平。勞動者的教育素質是指勞動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質量的好壞，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等，由于教育質量的好壞從大眾意義上難于評價。我們所說的教育素質一般是指勞動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較高層次教育的勞動者教育素質則高，接受較低層次的勞動者的教育素質則低。大多數研究發現，具有較高教育素質，取得較高教育層次的勞動者能夠在環境優越的勞動崗位上就業，并取得較高的勞動報酬。一般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和市場秩序比較規范的國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關系。美國的教育學家發現，在美國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學教育，將來的收入會比原來增加12％，這就是“教育收益”。我國2006年城鎮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學文化程度為8744元，初中為10269元，高中為12204元，大專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別為22995元、37880元，這顯示了勞動者的教育素質和收入水平之間的明顯正相關關系。

大多數農民由于受到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沒有機會接受較高層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較低的文化程度導致他們的社會就業能力較差，從已經進城打工的農民來看，他們大部分只能從事簡單粗重、技術含量低的工作，他們的職業技能，絕大多數是邊勞動邊積累的。無論農民工是選擇外出就業還是就近就業，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質和職業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質決定了他們要提高收入的難度很大。按照相關專家對農村勞動力的一項研究，大學文化程度工資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過勞動技能培訓的勞動者工資是沒有接受勞動技能培訓勞動者工資的3—4倍。而且，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勞動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質偏低的農民工打工很不一樣，前者基本上在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政府機關就業，工作環境優越，而且還可能擁有非貨幣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種社會保障，工資上漲的彈性大。而農民工只能選擇在環境較差的崗位工作，并且工作沒有什么保障，無任何其他收入，工資上漲的彈性小。

(二)農村勞動者的教育素質與其轉移就業能力成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教育素質低，只能要求較低的勞動報酬，由就業信息不對稱引起的較高就業成本和轉移成本，使得勞動報酬不足以彌補轉移就業成本，農村勞動者轉移就業的難度大。而教育素質高的勞動者，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豐富，就業信息廣泛，能夠取得較高的勞動報酬，轉移就業比較容易。

根據我們對湖南邵陽市農村勞動力市場的調查，邵陽市隆回縣2008年的總人口為110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02萬人，農村勞動力為50.8萬人，農村剩余勞動力為35.2萬人，轉移就業勞動力24.3萬個，占24％。其他10.9萬農村勞動力沒有實現轉移就業。據相關部門統計，隆回縣農村勞動力轉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轉移率(轉移勞動者與勞動力總人口之比)高達78％，中專以上為92％，初中以上為61％，小學程度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轉移率只有11％。

另一項調查顯示，邵陽市武岡農村人口60萬人，擁有農村勞動力資源43.1萬人，富余勞動力26萬人。農村富余勞動力跨省轉移10.8萬人，省內及市內實現就業5.8萬人，還有近9.4萬勞動力既不能在本地就業，也不能實現轉移就業，轉移就業率只有63.8％。剩下的9.4萬勞動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層次，沒有一技之長，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

這些都充分說明，農村勞動者的教育素質與其轉移就業能力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三、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結構

教育素質的高低決定著勞動者工作環境的好壞和勞動報酬的高低。教育層次低的勞動者只能從事較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工作，相應取得較低的平均勞動報酬：而教育層次較高的勞動者可以從事較高技術含量的技術工作或者資本密集型工作。相應取得較高的平均勞動報酬。較低的教育素質決定了農村勞動力不能享受社會平均的勞動條件和平均的社會報酬，并成為最終導致地方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質的高低決定著勞動者轉移就業的難易程度，教育層次低的勞動者轉移就業的難度大，轉移就業率低；教育素質高的勞動者轉移難度相對較小，轉移就業率高。教育素質高的勞動力資源，成為稀缺資源，教育素質低的勞動力資源，是非稀缺資源，非稀缺資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結果，這是出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資源在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博弈中，自身沒有定價權，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備條件。為了擺脫貧困落后的經濟狀況和相對較低的社會生活質量，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事業。對已經完成義務教育，走上勞動崗位的農民，要強化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使他們掌握必要的技能，整體上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只有這樣才能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將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一)農村勞動力的合理供給，必須依靠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農村勞動力市場的顯著特點就是教育素質偏低。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廣大農村市場急劇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在農村的發展依然落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基本不在農村就業，農村總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很少，農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質偏低，與現代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由于我國現階段人口眾多，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便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對于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會呈現出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這樣就出現了一種悖論：一方面，技術含量高的工作難以招收到合格的勞動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又難以找到合適的崗位。一般來說，大多數工作的專業性都很強，只有具有某種專業技能的勞動力才能從事與之相關的技術工作，但具有某種專業技能的勞動者卻很難勝任其他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不具有專業技術水平的勞動者。不能夠從事專業技術性質的工作，只能從事幾乎所有人都能勝任的非專業化的普通型工作，這種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較高的勞動報酬了。而雖然具有專業技術水平但層次較低的勞動者，很難從事專業技術水平要求較高的工作：具有專業技術較高水平的勞動者，又基本上不愿意從事那種專業技術要求不高或者非本專業技術的工作?？傊?，在勞動力資源總量給定的情況下，結構性的勞動力供給失衡會導致種類不同、級別不同的市場替代性較差，這給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難度。而通過專業化的職業技術教育，能有效地滿足專業技術的需要以及勞動者本身的發展和興趣所好，培養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多層次、多領域的專門人才。

(二)提高職業技術教育質量，培養社會需要的專業勞動者，優化農村勞動力資源配置

從行為經濟學角度講，勞動力的供給是以勞動力供給者為行為人來進行的，同樣，勞動力的需求則是以勞動力需求者為行為人來進行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運動，最終使勞動力達到一種相對均衡的靜止狀態。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每個勞動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個勞動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勞動者。對勞動力需求而言，最終動因取決于社會消費，是由滿足這種消費的生產單位所衍生出來的對生產要素的派生需求。社會的生產和消費等經濟活動要得以延續，必須具有一定的客觀條件——人、財、物要素，同樣的物質資源讓不同的人來經營和同樣人的經營不同的物質資源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這就說明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對于社會的重要性。社會的消費需求各種各樣，要滿足不同的消費需求，就需要各種各樣的勞動。勞動的多樣性決定了單個人不能從事一切勞動，于是就產生了勞動分工。勞動分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產品本身的特點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產業、行業、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勞動者工作性質引起的分工，便產生了不同職業的勞動力需求。職業技術教育質量的提高可以滿足經濟對勞動力規格的不同需求，培養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勞動力資源。這些接受不同種類培訓，有足夠能力的勞動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崗位，以實現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優化。職業技術教育應緊緊抓住工業現代化、產業轉型、兩型社會建設、農業產業化、城市化等當代社會的顯著特點，積極完善專業和課程設置，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方法，培養社會真正需要的高素質專門人才。職業技術教育應按照市場的需求和個人的特長進行引導性教育，指導受教育者從一開始就能明確適合自身的專業和方向，以增強其就業競爭力。

(三)依托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力資源流動的效率

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不同市場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程度，是按照勞動力的稀缺性來排隊的。勞動力越稀缺的市場。勞動力流動性就會越大。接受過職業技能教育的專業勞動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專業化程度越高的職業技能教育具有越強的稀缺性。稀缺資源往往供不應求，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具有較大的定價權，因而其要求的勞動力價格較高。一個勞動者是這樣，一個區域或者一個國家也是這樣。一個區域中勞動力資源稀缺性越強，這個區域的就業競爭力就會越強，區域經濟發展就會越快越好。所以必須依托職業技術教育，增強勞動者的稀缺性，從而提高勞動力資源流動的效率。一般而言，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在行業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工作地點和工作性質的不斷變換。其特征是依賴于勞動的高技能、高熟練程度為主的智力型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流動能夠調節行業間、部門間、企業間勞動力的供求，促進勞動力資源，尤其是高素質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效率，必須以高質量的職業技術教育為前提。

四、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促進勞動力轉移就業，實現勞動力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能夠使勞動者本身的經濟狀況改善，同時還能使勞動者就業地的經濟總量增加，社會福利總水平將增加，帕累托改進實現。通過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能夠提高農村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和基本素質，增加農村勞動者的轉移能力，從而最終增加社會總福利水平，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隨著科技的進步，工業化的發展，農業中大量采用機械作業，農業勞動效率不斷提高，但社會總福利水平并沒有增加。因為，由于勞動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剩余勞動力的產生減少了他們的收入水平，如果社會經濟總量并沒有增加的話，社會的總福利水平實際上減少了。按照帕累托最優標準，帕累托改進沒有實現。那么帕累托改進是否存在呢?怎樣實現帕累托改進呢?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者的轉移就業能力，實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通過轉移就業。能夠增加社會經濟總量，同時提高勞動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進實現了。帕累托改進是否能夠順利實現，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方面。

(一)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不但要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同時必須保證勞動力轉移地勞動效率的提高與保障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以實現帕累托最優

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能夠提高勞動者的專業素質和技能，從而增加勞動者的就業能力，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順利地實現轉移就業。但是，勞動力轉移。如果降低了農村勞動效率，損害了勞動力轉業地經濟本身的發展，即使轉移就業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進也沒有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必須以不降低勞動力轉業地農村勞動效率與保障當地農業生產為前提，才能最終增加社會總福利水平，實現帕累托最優。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與農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互促進，相輔相成。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必然建立在農業生產穩定發展的基礎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可以促進農業和國民經濟更好地發展，農村經濟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又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了有利條件。欠發達地區農業人口多，農業勞動生產效率低，大批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出現了“老弱農業”，極大地削弱了欠發達地區的農業經濟。因此，要通過職業技術教育，不僅要提高轉業勞動力的素質與技能水平，也要促進當地勞動者的素質與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當地農村經濟發展實力，從而保證農業生產的穩定，保汪糧食安全，保證勞動力輸出地農業的發展，以實現勞動者本身的輸入水平、國民經濟總水平的相互促進和發展，實現社會總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實現帕累托最優。

(二)職業技術教育要與區域經濟相結合，妥善處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與城鎮職工就業的矛盾，實現帕累托最優

如果總的工作崗位沒有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必然擠占城鎮職工原有的工作崗位，社會總的福利水平沒有提高，帕累托改進沒有實現。職業技術教育要以實現農業產業化為導向。培養農業產業專業人才，農產品凈加工專業人才，大力發展經濟附加值高的農業深加工業，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放在農村就地轉移上。這樣不但可以避免大批農村人口盲目轉移到城市帶來的一系列弊端，而且可以增加農村經濟總量和社會總福利水平，有利于城鄉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帕累托最優。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通過職業技術教育，培養具有專業技能的產業工人，發展以市場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利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快速轉移。

第2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資本品進口；資本與技能互補；相對工資差距

中圖分類號：F7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54（2013）03—0023—11

一、引言

根據赫克歇爾一俄林一薩繆爾森（H-O-S）理論，中國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會通過產出和價格效-應增加對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提高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中國進口技術密集型產品則通過生產替代效應減少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降低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從而縮小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出現工資均等化趨勢。然而，在非熟練勞動力相對豐裕的中國，H-O-S理論所預測的相對工資差距縮小并未完全成為事實。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深化，中國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和工資不斷上升，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中國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比例從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6年的2.06，2007年之后雖然有所下降，但200%2010年相對工資差距仍然處在1.78左右的較高水平。H-O-S理論不能對中國不斷擴大的相對工資差距作出合理解釋，其主要原因在于價格機制和產出效應并不是國際貿易影響勞動力需求和工資的惟一渠道，國際貿易還通過技術溢出、資本與技能互補等機制引起熟練勞動力相對需求和工資的變動。

技能偏向的技術溢出效應以及資本與技能互補效應是國際貿易影響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相對工資差距的重要機制。國際貿易通過技能偏向的技術溢出效應，提高了中國制造業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和就業份額，擴大了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喻美辭，2012a）。資本與技能互補效應對于解釋中國相對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現象也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如果資本與勞動力技能互補，熟練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相對需求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不斷增加，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不平等將不斷加??；另一方面，中國是資本要素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是資本品凈進口國，資本品進口是中國實現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因此，資本品進口將引致資本積累并通過資本與技能互補機制提高熟練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增加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擴大相對工資差距。本文將基于資本與技能互補機制，探討資本品貿易對中國相對工資差距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針對中國、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相對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研究者們大多認為貿易自由化所導致的熟練勞動力相對需求的增加是主要原因。然而，圍繞貿易自由化通過何種機制增加了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學術界存在著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競爭效應。貿易自由化加劇了國際競爭，為了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發展中國家會進行防衛型技術創新（Defensive Innovation），出現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從而增加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Wood，1995：Thoenig和Verdier，2003）；二是國際技術溢出和知識學習效應。通過從國外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等，貿易自由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接觸并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機會，由于學習技術知識是技能偏向的，發展中國家也會增加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Pissarides，1997；潘士遠，2007；喻美辭，2012b）。三是資本與技能互補效應。貿易開放后，隨著國際資本設備價格的下降，發展中國家從國外進口更多的機器、設備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由于資本與勞動力技能的互補性，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熟練勞動力與進口的資本、設備相匹配，從而導致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增加（Acemoglu，1998；Krusell等，2000）。

Griliches（1969）最先提出了資本與技能互補性假設，認為相對于非熟練勞動力而言，熟練勞動力與資本具有更強的互補性，因此隨著資本的積累，熟練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將不斷提高，而非熟練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將不斷下降，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將不斷擴大，這一結論已得到美國制造業數據的驗證。許多發達國家的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工資不平等現象均可以由資本與技能的瓦補性得到解釋（Lindqusit，2005）。資本與技能的互補性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得到了驗證，資本積累至少通過兩種途徑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工資不平等：一方面，由于資本與技能的互補性，資本投資和積累將會提高熟練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工資水平；另一方面，新的機器設備通常伴隨著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從而增加對熟練勞動力的相對需求（Acosta和Gasparini，2007）。Pavnik（2003）對智利的研究發現，由于資本與技能的互補性，資本品進口在相對工資差距擴大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Mazumdar和Agnoli（2004）對秘魯的研究以及Akay和Yuskel（2009）對加納的研究表明，資本積累和資本與技能互補是解釋熟練勞動力工資上升和工資不平等加劇的一個重要因素。Yasar和Paul（2008）對土耳其的研究指出，資本品的進口和計算機的使用增加了生產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提高了土耳其熟練勞動力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這意味著土耳其的資本與技能也是互補的。

資本與技能的互補性已得到了一些理論和經驗研究的支持，為解釋相對工資差距的形成和擴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然而，資本與技能的互補性在中國是否顯著存在，對中國工資差距不斷擴大的現象是否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仍留有空白。而且，從已有的研究結論來看，資本與技能互補是一種瞬時現象還是長期現象，這一問題在現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討。另外，目前的大多數研究僅僅從資本與技能互補效應的角度研究相對工資差距的形成，忽視了勞動力的相對數量效應和相對效率效應對相對工資差距的影響。

中國是資本品凈進口國，資本品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對中國的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具有重要貢獻。隨著中國資本品進口的擴張和國內資本的積累，資本與技能互補性在中國是否存在？資本與技能互補現象是瞬時的還是長期的？對中國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和相對工資差距有何影響？等等，這是本文擬探討的主要問題。本文的貢獻主要有三點：第一，嘗試采用更科學的方法客觀地測算中國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第二，運用中國的連續時序數據和協整檢驗法實證檢驗資本品進口和國內投資形成的資本積累與熟練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并關注互補現象的長期性；第三，將相對工資差距的變動分解為資本與技能互補效應、相對數量效應和相對效率效應三個部分，在控制后兩個效應的前提下實證檢驗資本與技能互補效應及其對相對工資差距的影響。

三、中國資本品貿易和相對對工資差距現狀

（一）中國的資本品貿易

根據BEC國際貿易商品分類準則，所有對外貿易的商品根據其最終用途將分為三個基本的部分：資本品、中間投入品和消費品，每個部分的具體分類及代碼如表1所示。代碼為41和521的商品是資本品，代碼為111、121、3、31、322、42和53的商品是中問投入品，代碼為112、122、522和6的商品是消費品。

按照BEC分類準則，表2統計了1995-2010年中國的資本品貿易、消費品貿易和貿易結構狀況。從資本品貿易來看，資本品進口從1995年的337.51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260.7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20.15%；資本品出口也增長迅速，從1995年的177.04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4680.71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8.24%。在資本品貿易中，機械設備進出口貿易占較大比重。從消費品貿易來看，1995-2010年間，消費品貿易也保持穩定增長速度，消費品進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速分別為20.17%和15.13%。比較資本品和消費品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可以發現中國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品，出口的主要是消費品。從貿易結構來看，除2008年和2010年以外，中國的貿易結構均小于1，表明中國的資本品/消費品的出口比率小于資本品/消費品的進口比率，中國是資本品的凈進口國。如果一國是資本品凈進口國（出口消費品而進口資本品），資本品的進口將會導致本國資本品的相對價格下降，資本品價格的下降進一步導致投資成本下降，必然會放大貿易的效率收益，資本積累將會發生（Mazumadar，1996）。因此，資本品進口對于中國的資本積累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的相對工資差距

工資差距是指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技術水平（或教育程度）的勞動力之間工資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目前的研究對中國工資差距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地區之間、城鄉之問、不同行業之間工資收入差距，大多認為貿易開放加劇了中國的工資不平等。本文研究的相對工資差距主要是指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平均工資之比，這個比率反映了熟練勞動力高技術能力或教育程度的超額回報，因此又被稱為技能溢價。國際上對熟練勞動力的劃分方法一般有兩種：一種是按教育程度來劃分，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勞動力為熟練勞動力，其他為非熟練勞動力；另一種是按工作性質來劃分，不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即非生產性工人）或者白領工人為熟練勞動力，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即生產性工人）或者藍領工人為非熟練勞動力。本文采用前一種劃分方法，認為受過高中及以上（包括高中、大專、大本、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勞動力是熟練勞動力，初中及以下（包括未上過學、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是非熟練勞動力。

由于中國目前尚未對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的平均工資做出具體統計，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的衡量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騰瑜、朱晶（2011）按照工作性質對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進行了區分，認為從事科技活動人員是熟練勞動力，用科技活動人員的平均工資表示熟練勞動力工資，用從事非科技活動人員的平均工資代替非熟練勞動力工資，從而計算了中國制造業各行業的相對工資差距。這種衡量方法忽略了熟練勞動力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即高層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雖然他們從事的是非科技活動，但是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工資收入也較高。因此，按照受教育程度劃分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是一個較好的辦法，據此我們計算了中國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首先按照受教育程度將各個國民經濟部門的熟練程度進行界定，然后以各行業的歷年平均工資分別乘以各行業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所占比重后相加，分別得到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類行業的平均工資，再將二者相比即可得到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關于國民經濟各行業不同學歷層次勞動力所占比重，《中國統計年鑒》在2001年之后才有統計，本文運用相應數據，按照此方法計算了2001—2010年中國的相對工資差距。1995-2000年的相對工資差距數據來源于Xu和Li（2008）的研究成果。圖1描述了1995-2010年中國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之間的相對工資差距變動趨勢。

第3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 非經典轉移 鄉鎮企業 收入-支出彈性

在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盡管城市化發展迅猛，但長期存在著數額巨大的進城農民工和鄉鎮企業就業性質的非城市化轉移人群。而起源于劉易斯（1954）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雖然經過了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961）、托達羅（1969），稍后的明瑟（Jacob Mincer，1974）、貝克爾（Gary S.Becker，1975），以及斯塔克（Stark，1991）等學者提出的各種新勞動力遷移理論予以修正和補充，但是在空間上仍然將工業化和勞動力轉移目標等同于城市化。

國內的多數學者在研究農民遷移問題時基本沿用了上述模型和思路，一些學者盡管也強調農業內部吸收和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性，例如彭連清（2001）認為提高農業吸納力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個途徑；劉永紅（2001）和朱巧玲（2003）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靠發展第二、三產業的同時加大城鎮化發展進程。這些分析盡管重視了挖掘農業、農村的就業容量問題，但其在理論上仍未擺脫“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即等于向城市轉移（rural-urban migration）”的經典分析方法，這意味著上述那些非城市化性質的轉移都不會被認為是實質性的轉移。

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非經典路徑

（一）勞動力轉移的另一條路徑

盡管國內文獻在描述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時都附帶農村勞動力遷移即等于城市化這一“經典假設”，但是在中國卻存在著無法回避的現實：78%以上進入工業部門的農民工并未真正放棄農民身份和遷入城市定居。這樣，總數約2.5億多的城市務工者和鄉鎮企業就業者遂成為否定劉易斯經典轉移路徑的證據（詳見表1所示）。

回顧歷史，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式早在計劃經濟初期就已產生。盡管中國從1956年實行集體化和對私有制經濟進行嚴格限制，但是從1958年以后仍出現了數量眾多的農村社辦工業企業，從1984年至今又進一步演變為私有性質的鄉鎮企業。在2007年，統計顯示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9%、出口價值的39%、農民收入的40%以及就業量的30%，都是由鄉鎮企業所提供和創造。同時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工業人口比城市人口增長率平均快5-7個百分點。

（二）非經典轉移的性質和特征

假如上述的非城市化轉移模式在中國具有長期性，那么，對該轉移模式的產生根源、特征及經濟績效的研究，便成為具有現實意義的經濟學命題。

首先，目前的非經典轉移者都基本符合劉易斯的定義：其農業邊際生產力很小甚至為零，提高自身邊際生產力和收入的手段只能是職業的轉換。其次，非經典轉移者又都具有一個顯著的共同特征，即就業的非農性質與居住的非城市化并存。因此，任何的由于其農業邊際生產力為零而選擇了脫離農業部門和從事非農產業經營、同時卻未能實質性遷移進城市定居的就業行為，就可以被視為不同于劉易斯模式的、“非經典”性質的轉移。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工業化擴張實際上是從城市和農村兩個空間地帶同時展開的。計劃經濟時期主要依靠制度限制農民轉移的自由，1978年中國在政策上逐步取消就業的限制，農民開始了大規模創辦鄉鎮企業、進城務工和從事第三產業。而且這一趨勢在短期內也沒有減弱的跡象。

當前，學者們盡管對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民工現狀予以了重視，但如果一味遵從劉易斯的經典轉移模式和單一的城市化轉移目標，就需要以非經濟的和政策性手段幫助農民工遷入城市定居，這恐怕需要巨大的財政力量支撐才能夠辦到。尤其是在當前，農民工遷移和融入城市不僅需要戶籍、福利和教育等制度障礙的解決，還需要對其城市住房、就業穩定性、工資收入與城市支出保持對稱等等實際困難的解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多個大問題的總和。

農民選擇非城市化轉移的原因

（一）兩種轉移模式初始投資的比較分析

農民是選擇遷入城市還是以非城市化方式實現轉移，首先是對家庭的轉移成本，即為完成轉移而必需的初始投資量進行精確度量。如果兩種轉移的初始投資量基本相同，農民就沒有必要對上述不同的轉移方式做出嚴格區分。如果兩種轉移的初始投資量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農民必然選擇投資量較低和收益較高的轉移方式。

農民向城市遷移的初始投資項目主要包括：購置為保證家庭在城市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資產，這包括住房、家具、家用電器和其它必需的耐用消費品。假如這些城市資產中的一部分在效能和價值上與其在農村居所的資產基本相同、且能以較低的成本進行移動，那么，為完成經典轉移的初始投資總量，就等于其農村資產的移動成本加上城市資產凈購置的價值量：

TI = TC + MC（1）

TI是初始投資量，TC是城市資產凈購置價值量， MC為移動成本。如果城鄉存在著相互統一的資產交易市場，轉移者可以通過出售農村不動產和購置城市不動產的方法，來完成其不動產的區位置換。當然，現實中的不動產因城鄉區位差異、交易市場完善程度及私有財產制度的特征，會表現出較大的價格差距。例如，一個美國農民可以出售農村私有土地和住宅在內的資產，中國農民的土地不僅未實現私有，而且人均數量比美國農民少很多。這樣，在勞動力轉移的收益率相同的條件下，中國農民選擇非經典轉移所需的初始投資量比經典轉移要少十幾倍。

轉貼于

（二）農民工收入與城市支出對比分析

除初始投資以外，農民遷移進城市以后還需面對另一個問題：家庭收入與城市必需支出是否能夠保持平衡。如果以勞動產品價值量比工資成本，則中國農民工的該項比值不僅大大高于國際水平，也高于本國城市居民的同類指標。相關統計數據也顯示，中國多數選擇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收入一直較低，近10年來一般穩定在800-1500元左右，只有在2003-2007年間物價上漲時才增加了17%左右（見表2）。這種狀況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必然對本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路徑和城市化進程產生影響。

從城市人均支出水平的變動趨勢看，中國目前的高速城市化浪潮已經造成了消費支出水平的快速增長，例如近幾年僅城市商品房平均價格就增長了1倍以上，醫療、教育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支出增長率也遠遠高于農民工工資的增長率。尤其是在當前階段，由于一些行政部門對城市發展規劃和預期不足造成了許多公共設施項目的提前折舊，使城市財政負擔、地價、房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有加快增長的態勢，這些因素必然會作用于城市物價和居民的支出水平。因此，農民工收入與城市支出這兩者變動趨勢的長期不對稱，必定會阻止占相當比重的農民工順利遷移進城市定居。此問題的另一面是：不僅城鄉收入差距、而且城鄉必需支出差距也在持續擴大。

因此，劉易斯的農民工工資固定論所對應的現實，就是中國迅猛而高價的城市化，即城市生活支出成本的快速上升，農民工收入彈性與城市支出彈性不對稱。農民勞動力市場供給大于需求、農民工集體談判機制缺失以及勞動密集型工業的邊際生產率缺乏彈性等等，是造成農民工工資收入彈性較低的主要原因。而在長期狀態下，影響城鄉勞動者收入和支出水平因素的則是兩者的勞動生產率長期變動趨勢的對比。

結論

中國的非經典轉移模式的短期績效十分明顯：在遷移進城受限制的條件下，解決了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中的實際困難和增加了農民收入。但從長期看，如果任憑其自然和盲目發展，必然會遺留很多實際問題。尤其在當前，農村地區工業污染、鄉鎮企業經營分散、技術和設備落后、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已經積累得越來越重。不盡快解決這些問題將會造成鄉鎮企業發展缺乏后勁，而且遺留的時間越長、解決的難度就會越大、代價越高。

一部分農民工收入與城市支出彈性的非對稱性，可能會造成這部分農民在農村長期從事非農產業，這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問題。

當前迫切需要對正在發生的非經典轉移和相關企業進行規劃與管理，這在世界歷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創新工程。這主要包括：將非經典轉移、尤其是發展鄉鎮企業戰略納入全國土地資源、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長遠規劃，未來鄉鎮企業應該向小城鎮和農村工業園區集中，加快開發城市遠郊區、交通線、口岸和具備較好交通開發前景的荒地；將其納入國家總需求管理；納入全國環境保護與綜合治理規劃之中；納入全國產業發展規劃、城鄉協調發展和國土綜合開發的規劃之中；要充分重視研究農村地區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特殊規律。從當前情況看，勞動密集、技術設備簡單、生產規模小、訂單式生產，是多數鄉鎮企業的共同特征，農村地區比較適合發展零部件加工型產業。

參考文獻：

第4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一)就業服務的職能初級且不完善，難以滿足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互聯網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ヂ摼W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梢圆扇〉钠跫s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參考文獻]

第5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性行為的自由人。所謂“理性行為”，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第6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農民工就業；西部地區；產業選擇

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2)07-0145-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3

近年來，東部地區開始顯現“用工荒”，而今年這一態勢迅速蔓延至西部傳統的勞動力輸出大省。一方面是西部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用工荒”現象；另一方面是東部地區務工人員返鄉和西部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現象并存，大量勞動力待業。兩方面耦合路徑的“中斷”部分原因在于西部地區過度產業升級和產業選擇偏差。若對產業結構偏差和勞動力市場矛盾不加重視，“用工荒”、“農民工就業”、“產業發展”在“十二五”將演變為“長期性”和“整體”問題。中國已經開始經濟結構轉型，未來十年會呈現新的二元結構，即東部地區產業向現代服務業升級，中西部地區持續工業化和城市化［1］。面對上述新形勢、新情況，西部地區應按照“區域外務工與區域內就業并舉”的原則，設計區域統籌、利益統籌的產業選擇思路，調整產業體系。

1農民工產業流向理論分析

農民工是指從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人口）中分化出來進入城鎮的務工人員，其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從事二、三產業，一般不論及具體的職業性質［2］。農民工產業流向是指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與就業。這種產業流向與該地區工業化演進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密切相關。分析不同時點上農民工的供給和需求均衡，構建農民工供求模型［3］，能夠揭示農民工產業流向的一般規律和趨勢。

1.1農民工供給函數

影響農民工供給的有經濟、社會、制度因素：非農產業收入與農業收入的差異、教育水平、土地制度和其它相關制度。在某一時點上，假定人口自然增長率、受教育水平、土地及相關制度是相對穩定的，那么供給函數就可以表示為S=S（w），w為非農產業收入與農業收入之差。用圖形表示，則有S和w之間呈同方向變化。除w之外，其它因素對農民工供給量的影響，通過供給曲線移動幅度來體現。

1.2農民工需求函數

地區非農產業發展，“拉動”農民工的產業轉化及其就業，取決于兩個因素: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率。其中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又取決于非農產業產值增長率和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吸納能力。非農產值增長率和地區投資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布局方式、產業組織方式、發展政策等相關，后四個因素決定了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吸納能力?？紤]在短時期內，資本、消費、產業結構與組織、地區發展政策等是相對穩定的，那么非農產業收入水平是影響需求量的唯一因素，需求函數表示為：D=D（w）。資本等其他因素對需求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改變需求曲線的位置和形狀，進而改變對勞動力的需求。

1.3農民工產業流向供求曲線

產業演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和工業化成熟期。假設每個時段分別用供給曲線、需求曲線來表示，那么可以得到供求曲線圖（等量資本投入，產業選擇不同，曲線的斜率不同，如擴大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比例，導致等量的資本投入帶來更多的勞動力就業），見圖1。在工業化初期(P1)，輕工業等勞動密集產業首先得到發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速度加快，這個階段，非農就業是以遞增的速度增加的。到了工業化中期（P2），資金向重化工業傾斜，重化工業對資本和技術的偏好，限制了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隨著工業向低碳、信息、金融等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P3），工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顯著下降。

圖1農民工產業流向供求曲線圖

Fig.1Demandsupply chart for peasantworker

flow in industries注:農民工產業流向供求曲線圖為三維圖，x軸為IE（Industrial Evolution）時間軸、y軸為非農產業收入水平軸、z軸為非農產業與農業收入差異軸。需求曲線D1、D2、D3與供給曲線S1、S2、S3相交點為P1、P2、P3時期農民工供需平衡量。

1.4供求模型對區域產業選擇的啟示

第7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一、職業教育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

1.“供求矛盾”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尷尬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2005年4月對全國40個城市技能人才狀況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當前企業對高級技工、技師和高級技師的需求，占企業對技術工人需求的31.9%。目前對技術工人的需求比已經大于對工程技術人員的需求比［1］。農調總隊的統計則表明，現有農村勞動力的86.4%未經任何專業技能培訓。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通過抽樣調查了解到，1997～1999年“回流”民工的23%“回流”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2］。

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勞動力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就業結構與人才結構的失調。一方面，我國某些行業或崗位大量缺少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力卻處于閑置狀態。造成我國勞動力市場這一供求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勞動力的素質問題。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既制約了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層次的提高。一方面，低素質的“農民工”難以在勞動力市場上與城市“下崗職工”相抗衡，必然失去在城市“拾遺補缺”的機會；另一方面，農民的低素質又使農村勞動力轉移和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增大。無論是從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速度考慮，還是從農民所從事專業的穩定性來看，提高農民素質都是當務之急。如果說抓好基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是提高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治本之策的話，那么，抓好職業教育就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時期，提高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治本之策”。

2.職業教育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礎工程

(1)職業教育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奠基工程。在農民接受職業教育的過程中，適當滲透文化科學知識教育，能為農村勞動力學習與掌握相關知識技能奠定能力基礎，為今后的再培訓、再就業提供知識、技能上的準備。

(2)職業教育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橋梁工程。農民接受職業教育，有利于使農村勞動力掌握適應工作需要的專業技能，以適應新崗位或轉崗的需要，從而拓寬他們轉移的行業范圍，提升轉移的產業層次，進而從根本上提高轉移的速度和質量。只有通過接受職業教育，掌握了一定的專業技能，才能實現農村勞動力快速而有效地就業，從而架起農村勞動力通往就業崗位的橋梁。

(3)職業教育是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洗腦工程。通過職業教育，轉變農民傳統的“小農”意識，催生農村勞動力的產業意識和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產業經營能力，可以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農村勞動力產業間的轉移。農業產業化是我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農業產業化發展所需要的是，具有現代農業產業意識和掌握農業產業開發和經營之道的復合型人才。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很難達到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要求，因此，要通過職業教育，培養出適應農業產業化發展需要的綜合型勞動者，從而實現農村勞動力就地跨產業的轉移。

二、對農村轉移勞動力進行職業教育的對策

1.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教育工作的戰略重點，加強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整體規劃

政府應該從我國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的高度來認識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教育行政部門要像抓九年制義務教育那樣來抓職業教育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要力促分管職業教育的行政部門和勞動部門搞好職業教育發展的統一規劃，協調職業教育的整體布局，完善職業教育的各種形式，按照各自的職能，有所側重地抓好職業教育及其相關的配套工作，以確保職業教育的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各級政府要重視建立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的機制，并使其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從而使政府真正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工程的主要責任者，充分發揮其職能優勢，有效地解決各種問題。

2.加強對職業教育的輿論宣傳，切實提高職業教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增強農村勞動力接受職業教育的意識

長期以來，就讀職業教育成為人們屈服于現實而做出的無奈的選擇。因此，鄙視職業教育的現象大量和長期存在。人們沒有充分了解和認識職業教育，也沒有意識到接受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許多農村勞動力仍在職業教育的大門之外徘徊。這種現象是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鄙薄職業教育，對職業教育的性質及功能認識不足造成的。

觀念的轉變是一個既復雜又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因此，要以政府為主體，充分發揮媒體的宣傳和輿論導向作用，轉變人們舊的職業教育觀念，提高對職業教育的認識、提升職業教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的大環境，從而吸引廣大的農村勞動力接受職業教育。這是職業教育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前提。

3.實行“就業準入”制度，引導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對提高農村勞動力自身素質采取制度性措施

為了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序供給，必須推行和落實好“三個準入”。一是抓好職業準入制的落實。要在已確定的職業準入范圍的基礎上，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職業準入制度，逐步做到凡已公布實行職業準入的行業，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如果沒有接受職業學校教育或職業培訓并取得相應的畢業證或職業資格證者則不能就業。二是抓好城市準入的落實。要發揮職業教育在城市化進程中有序轉移農村勞動力的作用，就要堅持青年農民必須在職業學校畢業，并取得相應職業資格，才能進入大中城市務工、暫住和落戶的原則。各類城市企業在聘用一線勞動者時，只能與具有相應職業資格的勞動者簽訂合同。三是抓好年齡準入的落實。據統計，目前我國農村初中畢業生能夠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比例不足50%，這些初中畢業生沒有經過職業教育就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給勞動力供給本來就過剩的就業市場又增加了新的巨大壓力。因此，各級勞動部門、用人單位必須嚴格貫徹執行《勞動法》，對未足年齡的農村初中畢業生實行就業年齡準入。通過這種“準入”來引導農村青少年接受職業教育，激勵農民的教育消費，從動力機制上來改變農民接受職業教育的態度［3］。

4.搭建農村勞動力通往職業教育的平臺，努力開辟農村勞動力接受職業教育的途徑

開展形式多樣、層次不同的職業教育，滿足不同層次的勞動力的就業需求，這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關鍵。一是要注重開展職業培訓，為農村勞動力實現“短”、“平”、“快”轉移服務。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職業培訓是有效、快捷地解決當前問題的主要途徑。要切實發揮地方政府在職業培訓中的主導作用，做到統籌、協調各方，實現培訓主體多元化、培訓層次多樣化、培訓形式靈活化、培訓目的明確化、培訓內容實用化、培訓手段現代化。二是要繼續抓好職業學校的學歷教育。職業學校的招生重點應該由城市轉向農村，讓更多的農村青少年接受中、高等職業教育。三是要適應市場經濟和農村的實際需要，在農村初中適當滲透職業技術教育，并開設職業指導課；同時，還要在農村辦好綜合高中。四是要充分統籌利用各類教育資源，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提供更廣闊的教育空間。同時，還要積極協調與普通高校和成人教育系統的關系，為農村勞動力接受職業教育搭建更寬廣的平臺。

5.有效進行職業指導，切實保障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

要抓好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必須創造條件切實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指導。一是必須健全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管理機構，統籌規劃和協調城鄉勞動力的就業工作。二是要建立健全勞動力的社會調節機制，用靈活的市場機制引導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調節數量供給，帶動質量提高。三是要進一步規范完善職業介紹機構。要以縣級職業介紹所為依托，形成縣、鄉、村三級勞動力服務網絡。開展好縣際、市際和省際的勞動力需求信息交流，形成省際勞務協作橫向網絡，逐步形成包括就業信息、咨詢、職業介紹、安全保障等在內的社會化就業服務體系。四是規范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打擊非法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市場真正成為溝通勞動力與用人單位的橋梁。

參考文獻

第8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內容提要:本文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討。著重對勞動能力的構成及其補償、勞動能力的變化及其表現形式、勞動力產權等問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所發生的重大變化進行了論述。文章有助于我們對社會主義勞動內涵的拓展及其勞動創造價值形式的新變化有一個新的認識。

正文:

人們的勞動行為在創造使用價值的同時，也消耗和消費了一定的勞動能力。正是這種人體自 然力的支出，才把自然資料變成了財富。因此勞動行為得以發生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必須具備的勞動能力。而勞動者則是其勞動能力，進而也是其勞動行為的重要載體。離開了勞動者這一載體，勞動就無從談起。因此，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分析勞動者的行為方式、勞動力產權形式，以及勞動能力的補償等問題及其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所發生的重大變化。這對于我們深刻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內

涵的拓展及其勞動創造價值形式的新變化是非常有幫助的。

一、勞動能力構成及其補償

作為一個勞動者，必須具備相應的勞動能力。否則，他就不可能產生相應的勞動行為，從而也不可能成為勞動者。勞動能力總是表現為勞動者的體力與腦力的總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多次指出，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不僅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他說：“我們把勞動或勞動能力，理解為……體力和智力的總和?！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424頁。）但長期以來卻一直存在一種認識上的傾向，即把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往往偏重于理解為體力 勞動，忽視腦力勞動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進而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對立起來，并以此作為勞動者衡量的重要標志。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對人們的智力提出越來越高要求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糾正這一認識上的偏差

。

事實上，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表現為體力與腦力的總和，是由人類勞動的基本特性所決定的。眾所周知，人類只有以自己的勞動來改變自然界，獲取各種物質資料才能求得生存與發展。因此，人類勞動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自己的目的為指向來進行的勞動，勞動的結果要服從于勞動的目的。這就需要滿足兩方面條件：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目的符合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另一方面，要使勞動的結果符合勞動開始之前就已確定的目的。如果不能滿足這兩方面條件 ，就會造成勞動的浪費?？梢?，即使在最原始的勞動形態下，只要這種勞動行為是有目的指向性的，那么大量的體力勞動中總伴著一部分腦力勞動的支付。這也就是說，“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 合在一起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190頁。），人們的勞動行為必然是腦力與體力的共同支付。作為勞動行為的人體自然

力，其體力與腦力是不可分的，共同構成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如果人為地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割裂開來，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人類勞動的基本特征。

對于勞動能力構成之一的體力，人們了解得比較清楚。這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勞動者在生 產過程的智力因素，不僅包括勞動者的文化專業知識、勞動技能及熟練程度等，而且也包括勞動者的知、情、意等社會科學知識及能力，如勞動者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創造性心理品格和創造性道德人格等。對于前者，人們比較認同；對于后者，往往被忽視。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條件下，勞動者的知、情、意等社會科學知識及能力對其智力發揮有著重大意義，與生產經營管理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例如企業文化、團隊精神、公共關系、營銷心理術等，都是這方面智力因素的客觀要求及實際應用。因此，上述兩方面的智力因素是相互制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合，并已成為現代勞動者必須具備的重要勞動能力。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能力得以消耗，其能量轉化為新的使用價值。但這種勞動能力的耗費必須得到補償，否則勞動能力就要萎縮甚至消失，從而勞動過程就得不到延續和發展。這種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也就是勞動能力的再生產過程。一般來講，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勞動能力的簡單再生產，即只是恢復并維持原有勞動能力水平；二是勞動能力的擴大再生產，即在恢復原有勞動能力水平的基礎上得以進一步提高。從短期來講，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有可能處于一種簡單再生產的狀態，或在某種特定生產方式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只是維持在必要生活的最低限度，從而總體上屬于勞動力簡 單再生產類型。但從長期來講，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必定趨于擴大再生產的狀態，或從一般意義上講，勞動能力耗費補償總體上屬于擴大再生產類型。因為勞動力再生產過程是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相對應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社會

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對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勞動能力的不斷提高，則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勞動能力是體力與腦力的總和，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也包括兩個方面，即體力的補償和腦力的補償。這種補償是通過勞動者對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消費來實現的。特別是作為科學技術勞動者和經營管理勞動者，其勞動耗費的補償更需要精神產品。而且，正如上面所講到的，勞動者的智力因素不僅包括文化專業知識、勞動技能及熟練程序，還包括創造性思維能力、創造性心理品格和創造性道德人格，因此用于補償和擴大勞動者腦力耗費的精神產品，不是單純的自然科學知識，也包括社會科學知識。由于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是通過勞動者對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消費來實現的，而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則是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因此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是其勞動能力耗費補償的基本前提，同時也決定了勞動能力耗費補償水平的可能性邊界。在勞動能力耗費的補償中，我們要區別體力耗費補償與腦力耗費補償的不同點。勞動者體力耗費的補償，主要是保持和增強其體能。由于體能的增強是有限度的，而且勞動者超過一定年齡后其體能處于自然下降狀態，增強其體能的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空間并不大，所以體力耗費的補償基本上以體力恢復為主。如果撇開揮霍浪費等非正常因素，那么正常的體力耗費補償總是相對有限的。勞動者腦力耗費的補償，主要是保持和增強其智能。由于腦力耗費并不損失其智力，所以在這當中其智能的維持是次要的，更多的是其智能增強的問題。與

體能增強相比，智能增強的潛力及其空間是極大的，而且隨著勞動者的年齡增大和知識積累增多，其智能增強呈加速度狀態。因此，勞動者腦力耗費的補償基本上以智力積累為主。從體力與腦力耗費補償的區別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主要體現在勞動者腦力耗費的補償即使其智能不斷增強上，從而勞動能力的提高也主要體現在勞動者智力水平的提高上。因此，過去我們實行

“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發展戰略，對勞動者實行低收入、低消費政策，在客觀上形成了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耗費補償不足，特別是抑制了勞動者智力水平的提高，導致勞動者整體素質水平不高。這種負面效應在經濟活動中充分表現出來，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先進技術的廣泛運用。這是值得我們深刻總結的歷史教訓。

二、勞動能力的變化及其表現形式

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中勞動的具體內容及屬性的不斷變化，與此相適應的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也隨之變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形式有很大的差異性。在以小生產的產品經濟以特征的傳統生產狀態下，當時大多數人是直接應用勞動資料進行物質生產的勞動者，其勞動能力主要體現在體力的大小上，智力僅表現為經驗性的技藝，基本屬于體力型的勞動者。在以大機器生產體系為特征的近代生產力狀態下，其勞動能力水平主要體現在體力型比重日見下降，智力型比重逐步增大，盡管有經驗和技藝的勞動者仍占一定比重，但接受教育以掌握科學技術日益成為必要。工業經濟時代，勞動力成本的作用顯著，產業主體的素質要求還不高，產業主體數量龐大，從事一線生產的藍領工人多于從事管理的白領人員。在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術為特征的現代生產力狀態下，社會生產力中的智力成分正在變成社會經濟領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勞動力成本作用越來越低，對產業主體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正如比爾·蓋茨所說的，在新的企業組織中，工人不再是機器里的零部件，而是全部生產流程中的智能化組成部分。鋼板焊接工人現在必須懂得一些代數和幾何知識以便從計算機設計圖紙中計算出焊接角度；水處理公司給裝配線工人培訓數學和計算機控制的生產測量技術；新的數字化相片洗印機要求服務人員了解計算機和互聯網，而不僅僅是會熟使用螺絲刀。大多數人員都從事知識與信息的生產、處理與分配的活動，其勞動能力水平主要體現在具有專業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上，其智力型比重居主導地位，體力型比重處于從屬地位，并且白領人數遠遠超過藍領人數。彼得·德魯克在《后資本社會》一書中指出：我們在正處在知識發展時代，這時最基本的經濟資源不是資產、自然資源，而將是知識。知識分子將在知識年代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由此可見，在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中，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發生著重大變化，主要表現為：( 1)勞動力中智力因素的作用逐漸提高，體力因素的作用逐漸下降。有關統計分析結果表明，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的比例，在機械化初期階段是9∶1，在半機械化半自動化階段為6 ∶1，在自動化條件下兩者之比為1∶9。(2)智力因中現代專業科學技術知識和技術能力的作用不斷上升，傳統經驗成規和勞動技能的作用不斷下降。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估計，在 先進的工業社會里，有80%的新工作需要高科技知識人員。(3)專業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的“ 老化”過程與“更新”過程不斷加快，從而智能增強速度不斷趨于加快。這種勞動能力的變化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互動關系。在生產力較低下的發展階段，非人力資源（尤其是土地或資金）為生產中最稀缺資源，其貢獻很高，勞動者主要為簡單勞動力，以體力勞動為主，智力含量低，因而人力資源在要素配置中的地位不高，其貢獻率很低，而且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態過程中，其貢獻率增長也非常緩慢。由于社會勞動產出量有限，勞動力耗費的平均補償水平也相對較低。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加速發展，社會勞動產出量迅速增大，勞動力耗費的平均補償水平相應提高，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有提高，從而使生產質量明顯改善，工作中需要層次也急劇升高。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知識存量的充分發揮、積極性的調動已經有了舉足輕重的意義。因此，人力資源貢獻率迅速提高。與此同時，由于貨幣市場效率提高，非人力資源稀缺性降低，對企業發展的貢獻率比重下降，最后終于達到人力資源貢獻等于非人力資源貢獻率的臨界點。此時，開始把人力資源看作一種生產要素，并圍繞提高該要素的使用效率來展開企業各項管理活動。

隨著知識經濟的來到，知識、信息、智力日益成為核心要素資源，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此時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知識存量由緩慢變動而進入劇烈變動時期，人作為知識的創造者及不可分割的載體便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人力資源貢獻率開始明顯高于非人力資源貢獻率，從而人力資源的發掘方式出現了革命性的轉變。隨著全社會勞動者素質的普遍提高，勞動者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地位將日益上升。與此相適應，勞動耗費的平均補償水平將趨于上升，人力資源投資與開發費用將不斷增大。由于知識是人腦創造的產物，知識的本質是創新，因此發揮人才的積極性就成為這一階段人本管理的核心，人的價值從來沒有像今天得到這樣高的榮譽與物質的承認。

198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展示一組統計數字，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是不同的。平均統計結果為：小學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可以使生產率提高43%，中學為108%，大學為300%。這充分表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勞動者的素質、文化程度有明顯的相關關系。正因為如此。日本經濟企劃廳2000年6月發表的亞洲經 濟年度報告《亞洲經濟發展與IT革命》中指出的：“有能力的、具備復雜知識和智力的人力資本對于實現新經濟的持續繁榮是關鍵的。積累知識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部分?！碑斎辉谶@種勞動能力變化與社會生產發展的互動關系中，專業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的片面發展，一些人成為體力勞動者，另一些人成為腦力勞動者，大多數人只具有某一方面的專門技能、經驗和知識。但從總體上講，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是趨于不斷提高的。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特別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時代，隨著技術融合、業務融合、產業融合的不斷深化與擴大，對復合型人才

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將會把勞動能力的全面提高擺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勞動能力變化的必然趨勢。

三、勞動者知識化發展趨勢

勞動過程，既是勞動力把自然資源變為財富的過程，也是勞動力與科學知識相結合，實現知識積累和創造的過程?？茖W技術知識和勞動力聯系在一起，不但能把隨著在生產資源和勞動 力上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的產品，而且還能創造新的價值。因為真正的科學知識不是簡單地從前人或他人那里移植過來的模仿性知識，而是在實踐中有所發明創造的創新知識。以這樣的創新知識來指導生產，一定能創造出一個能夠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物化世界來。歷史上人類文明的每一個進步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都是依賴于人們在認識客觀世界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進步。因此，隨著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附加值是由智力而非體力創造出來，勞動能力耗費越來越依賴于智能，與此相適應的勞動力擴大再生產明顯表現出勞動者智能增強及其加速度發展的特征，呈現出勞動者知識化的發展趨勢。最近30年來，美國企業生產一直呈上升趨勢，始終保持全球第一，其工人人數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卻呈遞減趨勢，由過去的33%降低到17%左右，據估計2010年工人人數將只有12%，202 0年進一步降低到2%。目前，美國約80%的就業人員從事的不是生產物品的工作，而是運輸物品、處理和制造信息、或者為人們提供服務的工作。自1996年以來，商品生產和批發部門失去的幾乎所有工作崗位都被辦公室工作崗位的增加所抵消了，80%的新職業是由知識密集型 部門創造的。

表1 1998年美國私人部門的就業，按部門分解

全部就業總人數（萬人） 10120

服務業份額（%） 79.2

制造業份額（%） 18.3

采礦業和農業份額（%） 2.5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2000年1月號，D-35頁 。

另外，即使都在知識密集型部門，其就業人員的分布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在80年代新興產業大發展時期，高技術產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但是近年來，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高技術制造業就業人數開始下降，產值增長速度變緩，高技術服務業大幅增長。高技術產業結構重心開始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據統計，美國在1988—1996年期間，28個R&D密集的高技術產業就業人數增加了40.2萬人，增加幅度為4.9%，但是其中的高技術制造業就業人數不 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59.9萬人，減少幅度達10.4%，在高技術產業中的份額從原來的69. 6% 下降到59.5%，減少了近10個百分點。與高技術制造業就業人數大幅度下降相反，高技術服務就業人數卻呈大幅上升趨勢，在198 8～1996年期間，僅在計算機數據處理、管理及公共關系等四個R&D密集的高技術服務業，就新增就業機會105.6萬個，增長速度達到45.6%，是高技術產業整體增長速度的10倍。由于高技術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使服務業就業人數在高技術產業中的份額從1988年的28%增加到199 6年的39%，高技術服務業占服務業總體的比重從9.5%上升到10.2%改變了原來高技術產業由制造業一統天下的局面，也使服務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入到技術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的新 發展時期。

因此，美國企業管理專家彼特·德魯克認為，繼產業工人之后，將出現一個“知識工人” 的新階層。勞動者知識化發展趨勢，不僅在于宏觀層面知識資源投入的增多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增大，以及產業結構高度化帶來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大規模發展所提出的客觀要求，更在于微觀層面上知識成為各行各業生產活動的關鍵，致使所有企業立足于知識資本的積累、增值和實現的本質要求。在強大的競爭壓力和技術革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情況下，不斷縮短的產品生命周期使市場的領先者都一直受到威脅。同時，消費者對質量的要求也加大了創新的壓力。因為顧客不僅希望得到最新的產品，還希望以最低

價格得到最好產品。這就帶來了高質量與低成本的雙重壓力。然而，有了知識，企業就可以確定多變的市場需求，甚至在顧客還沒認識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就推出相關產品和服務。為了做到這一點，市場的領先者需要深入了解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務，還要了解市場將購買什么樣的服務。因此無論從賣方還是從買方的角度考慮，知識都是關鍵因素。

由于企業的競爭地位將取決于它利用自己知識的效率以及掌握新知識的速度，這就要求企業運用知識管理把分散的個人知識轉化為企業的知識資產，以便在迅速變化的環境中采取行動，贏得競爭優勢。而企業知識資產的形成，則是以企業員工所具有的各種技能與知識為基礎的。如果企業員工不具備各種技能與知識，不具有知識創造的能力，企業的知識資產就無法形成。因為知識是個人思想中經驗、探索、價值觀和認識框架的總和。盡管可以在企業組織流程、日常工作和網絡（有時在文件檔案）中表現或包含知識，但知識離開了個人的頭腦就無法產生。知識從來沒有完全地脫離人的影響。它形成于人自身知識的原始積累，并通過個人對新數據和信息的處理而產生。從這一點上講，企業的知識資本運營離不開勞動者的知識化。而對于勞動者來講，不管其具體工作性質如何，都要求其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行為。為此，知識型勞動者成為決定生產和管理運作的主體。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為了實現生產力發展的跨越，勢必要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同掌握、運用和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緊密結合起來，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不斷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在此過程中，勞動者知識化的需求將越來越迫切，從而全面提高勞動者以及全體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不斷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術和創造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成為我們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必須履行的第一要務。

四、勞動力產權：性質、形式與權能結構

作為勞動行為主體的勞動者，其自身具有的勞動能力并不單純僅僅是生理學的范疇，更本質的是經濟范疇。馬克思在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中，對勞動力產權進行了深刻的研究。馬克思認為，產權本質上是一種法權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為此，馬克思對勞動力產權關系的研究更注重于社會性和歷史性。從生理角度看，勞動能力只是存在于勞動者身體之中，兩者是合而不分的。勞動者既是勞動力的擔負者，又是其本身勞動力的所有者。因此勞動力產權關系首先表現為一種自然的生理關系。然而，勞動力產權關系本質上是經濟關系的體現，是與經濟關系的性質緊密相聯的，不能脫離經濟關系孤立地、抽象地考察勞動力產權，否則就會滑向形而上學或法學幻想虛構的勞動力產權。這是因為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一樣，也是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這種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的分配形式、結合形式和所有權形式，都反映了經濟關系的性質。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勞動力產權關系表現為勞動力市場中的法權關系，買賣雙方均須承認雙方都擁有所有權，并根據各自的所有權支配自己的東西。這種特定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而“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眲趧恿Ξa權關系作為一種法權關系，是社會整體結構中的上層建筑，它與社會生產關系有著密切的關系，并歸根到底是由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產權關系變動和發展的根源在于生產關系的變革，其中最根本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

革 。

在現實中，勞動力產權是一種權利的組合，包括勞動力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等。這組權利既可統一也可分離。勞動力產權權能結構就是指構成勞動力產權總體的不同權項的狀況及其組合分離形式。勞動力產權權能的統一，即各項權能都屬于同一個主體，一般在兩種情況下出現：一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都屬于勞動者自身。也就是，勞動者既占有勞動力的實現條件——生產資料，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其典型形式是個勞動者，如獨立的農民或小手工業者用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資料直接進行生產經營活動，財產和勞動力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管理權和收益權都歸作為勞動者自身。二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均屬于他人，并且連勞動者本身也不屬于自己。這時由于勞動力產權的各項權能都屬于他人，也不存在分離的問題。其典型形式就是奴隸制度下奴隸勞動力的他人所有權。

勞動力產權權能的分離，即各項權能分屬不同主體，為不同的主體所行使權利，也是普遍存 在的。特別在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力產權權能的分離，表現得尤為明顯。勞動者擁有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和自由支配權，而他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也就喪失了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和使用權。但工人出賣自己勞動力只是在一定時限內，并在讓渡時不放棄他對于勞動力的所有權，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只是“勞動力的暫時使用權” 和“暫時支配權?！?/p>

然而，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勞動力產權的權能結構也發生了某些變化。隨著技術發展的方向從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產的“大型技術”轉變為多樣化、節省資源和綜合多種技術等方面，對于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來說，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其本人的知識和經驗及價值觀念。例如，圖案設計家所使用的桌子和制圖工具、攝影家的照像機、編制電子計算機軟件所需要的小型電子計算機等生產資料，其價值并不貴，任何個人都可以買得起，其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則是本人的知識和經驗及價值觀念。而這些東西正是同勞動力本身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只有其本人才能使用，他人是無法使用的。因此，這部分人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又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隨著整個社會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的逐漸增多，那么自從產業革命以來持續多年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分離將會改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一體化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現象。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產權關系依然存在。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勞動力產權關系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現為勞動者與不同所有制性質的生產資料相結合所反映的不同勞動力產權關系。當勞動者與公有制生產資料相結合時，其勞動力產權具有雙重性，即勞動力產權既屬于勞動者本 身，也歸于社會所有。當勞動者與私人所有制生產資料相結合時，其勞動力產權形式為本人所有權和他人支配權。當勞動者與個人所有制生產資料相結合時，其勞動力產權完全屬于勞動者本身。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社會階層構成的新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與勞動力產權多元化有密切關系。例如，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以合伙制為基礎）、自由職業人員的勞動力產權，均屬于勞動者所有與自主關系；而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及其工人、私營企業受雇人員等的勞動力產權形式，則為本人所有權和他人支配權。在現實中，由于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因此其勞動力產權關系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勞動者群體

第9篇：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1 云南省勞動力的結構

 

發展特色經濟是云南省在發展勞動力方面比較顯著的特點，關鍵是建立有云南特色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導致勞動力結構的變化。了解云南原有的勞動力結構對研究云南發展特色經濟過程中產業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勞動力結構一般認為主要由該地區的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決定。云南現有的勞動力結構是在原有的人口結構和以煙、酒、糖、茶、膠、礦業、旅游為主的優勢產業結構影響下形成的，具有以下特點：

 

(1)勞動力在大、中、小企業的分布狀況。在全省6300多個鄉及鄉以上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中，大型企業僅70多個，中型企業24多個個，小型企業6000多個。大中型企業目前正在進行減員增效，發展的主要方向是提高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實現規模經濟，能吸納的勞動力將呈逐漸減少的趨勢。中小型企業是當前吸納勞動力的主要渠道。

 

(2)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單位狀況。2010年總就業人數達到2730.2萬人，城鎮就業人數達592.9萬人，國有單位就業人數187.8 萬人，城鎮集體經濟單位就業人數11.0 萬人，鄉村就業人數達到2137.2萬人。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省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規模過小、發展速度過慢，鄉鎮企業發展水平較低，致使非公有制經濟所能吸納的勞動力總量很少。云南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不僅落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即使在西部地區中也落后于貴州、四川、廣西、甘肅、陜西、新疆這樣一些省份。由于云南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其吸納勞動力主渠道的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

 

(3)我省的城鎮失業和再就業狀況。失業狀況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地區的就業水平，失業人員的再就業還可以反映出該地區的就業水平和就業走向。云南省的失業率從1995 年以來一直保持在2.5 % —3 %左右，低于全國城鎮實際失業率8 %的平均水平，這主要是因為我省的城鎮就業率水平較低及近年經濟發展較為穩定所致。

 

2 云南省勞動力的供需情況介紹

 

據云南省16個地州勞動力供求統計報表的統計分析，全省近兩年八個季度的的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呈現以下趨勢：

 

(1)具有較高文化程度和某種職業技能的勞動者成為供求市場賣點。94.91%的用人單位對求職者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有明確要求。其中，對技術等級有明確要求的用人單位占36.08%，從求職人員的技術等級構成來看，有40.38 %的求職者具有某種技術等級資格，分別都主要集中在初級專業技術職務、職業資格五級、職業資格四級、具有職業資格1—5級和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的人員，求職人員的技術等級構成與用人需求的技術等級結構基本一致。

 

(2)個體私營企業和第三產業是勞動者就業的主渠道。從產業分組的需求人數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5.38%、 34.34%、60.27%，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結構相對穩定。從行業需求情況來看，社會服務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用人需求二者合計約占總量需求的約48%左右，是目前勞動力市場中吸納勞動者就業的主體行業。從職業的需求狀況看，商業服務人員及各類業務員是用人需求的主體，占總需求量的 58.30%。從用人單位性質來看，企業占總需求人數的95%左右，內資企業占總需求人數的70%左右個體經營占總需求人數的15%左右;內資企業中私營企業又占總需求人數的25%左右，有限責任公司占總需求人數的15%。事業、機關單位只占總需求人數的0.7%左右，由此可見，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個體經營及股份有限公司等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起到了安置主渠道的作用。

 

(3)用工需求主要集中于年輕人，求職者的年齡構成與用人需求基本一致。從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年齡要求看，95%以上的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年齡有要求。16-34歲之間的勞動者構成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約占總需求的80%左右，其中，對16-24歲之間勞動者的需求占總需求的42%左右，對 25-34歲之間勞動者的需求占總需求的40%左右。從求職者的年齡構成來看，求職者中同樣以青壯年為主體，16-34歲的求職者約占總求職人數的75% 左右。其中，16-2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8%左右，25-3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6%左右。求職者的年齡構成與用人需求基本一致。

 

根據全省16個州的數據統計表明，四大行業用人需求大，用人需求集中在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制造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4大行業。

 

3 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啟示

 

通過對云南省勞動力狀況的調查，職業教育要從中找到發展的方向和重點，職業教育發展要與本省的勞動力結構和市場人才供需協調一致。因此，要根據本省的特點發展職業教育：

 

(1)發展特色職業教育，要根據本省的勞動力需求情況和行業、企業對人才需求的情況制訂符合本省的職業教育發展規劃，發展本地區的特色職業教育，例如，茶產業、旅游業、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等相關領域的人才，有利于為經濟產業和社會的發展提供大量專業技術型人才，有利于促進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民族文化強省和云南省“兩強一堡”的發展戰略的穩步推進，要更好地適應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新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要，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辦學水平，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2)培養符合社會生產需要的人才，社會人才分為學術型與應用型兩種。應用型人才又細化為工程型、技術型和技能型。社會人才需求量大的應屬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技術型人才也稱工藝型、執行型、中間型人才，他們工作在生產第一線，屬于為社會謀取直接利益的工種，他們將工程型人才的規劃設計和理念轉換成具體的物質形態。技能型人才也稱技藝型、操作型人才，他們掌握熟練的操作技能和必要的專業基礎知識。因此，這部分人才是社會生產生活中需求量較大的一部分人才結構。教育部門的人才培養規劃要有所側重，高職院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要符合社會的需要，靈活調整人才培養方案，避免盲目刻板，脫離實際，要具有多元性和實用性。

 

(3)搭建良好的終身教育體系。在全社會范圍內加強大中專畢業生和城鎮下崗人員及農民工的就業指導和培訓。如今，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壓力較大，人人都想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工作崗位;城鎮下崗人員和農民工當中年齡偏大者居多，技能較低且單一，對再就業信心不足。這一部分人員更需要全社會關懷。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轉移就業技能培訓。成立各級勞動力就業培訓機構，加強就業前的技能培訓，注重質量和效率。按照市場引導，供需對接的培訓原則，積極開展訂單培訓和定向培訓，突出學以致用，注重技能和素質提高。健全和完善社會人才體系建設，加強對這部分人的職業教育，提供更多的指導和培訓，真正完善和實踐終身教育的理念，營造更好職業教育氛圍，真正培養有利于社會、有利于經濟產業發展的技能型人才。

 

(4)政府要分類指導，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要大力發展特色職業教育，把職業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發展職業教育要融入產業、行業、企業、職業和實踐等要素，并力求使這些要素在辦學模式，運行機制和教學過程中占有較大比重，真正做到職服務社會，服務經濟產業，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提升服務社會和經濟產業的能力，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一個相配套的政策、法規與制度的環境。 要制訂適合本地區發展的政策法規，要凸顯政策的實用性、現實性和本土化，真正做到為高職教育發展的實踐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