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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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循環經濟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萌芽之后，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和實踐，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循環經濟理論包括：概念、特征、原則、規律、模式和管理等內容。所謂循環經濟，“就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使用為特征，按照自然生態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方式運行的經濟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種經濟要素在經濟運行中按照閉路反饋式循環方式運行，運動中的物質能量梯次使用，逐步減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環經濟遵循3R原則，即：減量化原則，“就是在生產和服務進程中，盡可能地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則，“就是產品多次使用或修復、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長產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資源化原則，就是最大限度地將生產和消費中的廢棄物轉化為資源。在3R原則的規制下循環經濟運動表現出五種規律性：自然生態式的閉路反饋循環規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轉化規律；廢棄物向新資源轉化規律；循環價值遞增規律；循環效應延展規律等。

循環經濟按照“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運行模式進行閉路反饋式循環運動，構成循環經濟運行程序鏈。在這種鏈式循環中傳遞著物質、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種形式的運動。循環經濟在企業、區域和社會三個層面上的運動就形成了循環經濟的整體形態。循環經濟的發展目標是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者統一，通過“低消耗、低排放、高效應”途徑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于循環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因此，也形成一種個性化的評價指標和方法，

用來評價和檢測循環經濟效果（見表1）。循環經濟的管理以矩陣循環管理為主，力求做到標準化、標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規制化。

循環經濟理論的細化

循環經濟理論在向實踐轉化中需要一個理論充實和與實踐對接的過程，就是將其理論內容及其對象分解、擴充和對應具體化，即理論細化。循環經濟理論細化包括對經濟基礎和核心內容兩個方面的細化。

（一）循環經濟理論的經濟基礎細化

循環經濟是改造社會經濟的一種形式，社會經濟形態是循環經濟的經濟基礎。社會經濟形態的細化：

一是產業結構細化。產業分類有三次產業、四次產業等方法。四次產業分類法將產業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和信息業。我國產業按照中國國家標準局編制和頒布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分為16個門類，92個大類，300多個中類和更多的小類。16個產業門類是：農業、林業、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查業和水利管理；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行業。這些產業門類都能構建循環經濟模式。

二是經濟領域細化。經濟領域是根據社會經濟的職能性質劃分的經濟類型，其中包括生產、服務、消費和管理等四個經濟領域。在這四個細化領域中同樣可以構建循環經濟。

三是經濟區域細化。經濟區域是經濟活動的社會平臺，分為三個層面：企業—企業內部自成系統的經濟循環形成小循環；區域—局部地域和關聯行業內的循環經濟的有機組合形成中循環；社會—無數企業和地區的合理組合或者小循環和中循環的有機連結形成社會一體化大循環。

四是企業經濟細化。企業經濟是社會經濟的基本構件，從企業經濟構成要素及其運動分析，企業經濟包括資本、資金、物資、設備、技術、工藝、人才、信息、生產、運營、管理和項目開發等要素及其運動摸式。資本運行模式：G—W—G’；資金運行模式：貨幣資金—材料設備資金—產品資金—貨幣資金；物資運行模式：材料—加工—產品—廢棄物；設備運行模式：購置—安裝—運行—報廢；技術運行模式：開發—采集—運用—廢棄；工藝運行模式：編制—采集—運用—廢棄；人才運行模式：開發—采集—運用—閑置—流失；信息運行模式：采集—輸入—處理—輸出；生產運行模式：材料—加工—產品—廢次品；運營運行模式：供—產—銷；管理運行模式：建制—執行—調整—廢止；項目開發運行模式：設計—構建—運營—調整—終止等，這些企業經濟構成要素及其運行模式也一樣可以構建企業循環經濟。總之，從以上四個方面對循環經濟理論的經濟基礎的細化分析，為構建循環經濟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對象和路徑選擇。

（二）循環經濟理論的核心內容細化

3R原則細化。3R原則的內容是“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減量化原則要求對物質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經濟活動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產出大。再利用原則要求對資源材料、技術工藝、人才、產品、功能、信息、運營管理和廢棄物再利用等進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處理。資源化原則要求對可再利用的資源材料、技術工藝、人才、產品、功能、信息、運營管理和廢棄物等盡可能轉化成新的經濟資源。

運行模式細化。循環經濟的運行是“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路反饋式循環模式框架。資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會經濟中的所有投入；產品是對資源的處理結果；廢棄物是指社會經濟活動中剩余、殘損、閑置、遺棄、排放和喪失功能而廢棄的物品；再生資源是廢棄物經過資源化處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資源。這種新資源反饋式進入循環經濟運行模式構架中再循環流動，從而形成不斷地經濟循環活動。

循環物流細化。循環運動的本質是物質運動，其中包括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種流動形式。物質流指有形物質的流動，如物資、材料、能源、資金、設備、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無形物質傳遞，如數量、質量、功能、作用和效應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環過程中的知識和“知識差”的傳遞，如知識經驗、科學文化、技能技術、工藝設計、規劃指令、市場動態和管理規制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環經濟形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范疇，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全面、系統地在社會各產業、各領域、各區域和各企業實現了經濟循環運動，才能構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世界的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理論的實踐對接

（一）對接原則

循環經濟理論與實踐對接的原則：一是系統原則。循環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在構建和運行中必須系統組合，協調運作。二是對應原則。首先是經濟理論對應經濟實踐，切實著手對現實經濟的改造。其次是循環經濟原理與經濟產業、領域、層面和區域的對應，構建不同類型的經濟循環。最后是循環經濟運行模式與生產消費流程的對應，框架設計和構建生產消費流程中的“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運行模式，并按照這種模式運行。三是規制原則。循環經濟理論也是一種規制，運用循環經濟的理論原則規制社會經濟的循環運行。四是激勵原則。循環經濟是一種長效經濟，必須建立激勵機制，才能保證循環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對接方式

循環經濟理論的對接方式，分為三種：一是全面對接，指一個地區和國家的各產業、各領域、各區域和所有企業全面、系統地按照循環經濟理論構建和運行社會經濟；二是全程對接，經濟活動從設計、構建、運營和管理的全過程都按照循環經濟的理論原理進行規制構建和規范運作；三是分解對接，因循環經濟實踐對象的環境、條件和戰略需求的差異而形成的差異性對接，但總的要求是總體設計，分步實施，最終全面落實。

（三）對接戰略

發展循環經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戰略性，這種戰略性就決定了循環經濟理論的對接戰略選擇，一是因勢戰略。根據構建主體的狀況、環境、條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勢而動地發展循環經濟。二是功利戰略。通過誘發構建主體的功利需求引導和推動發展循環經濟。三是互促戰略。通過示范、功利和激勵形成競爭格局，引導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循環經濟理論的規制

循環經濟理論既是一種范式，也是一種規則，具有一定的約束性，這是循環經濟理論的社會功能之一。循環經濟理論的規制性有兩個特點：一是范式性；二是約束性。范式性是通過整合認識，制作規范，構建范例，引導和規范循環經濟的發展。約束性是采取法規、政令、懲戒等手段強行推動和管制循環經濟正常發展。循環經濟理論的規制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導向。即通過理論傳導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環經濟理論成為社會意識、公共理念。二是規范供給。即提供可借鑒和仿效的理論規范和實踐示范并進行指導和咨詢服務。三是制約管理。即通過組織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規范和制約循環經濟運行，發揮循環經濟理論的管理職能。

綜上所述，循環經濟理論是目前世界各國經濟形式的最佳選擇。這種理論要轉變為經濟現實，除了本身應當具備科學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為循環經濟具有“設計經濟”的特點，要求理論系統應當較為系統和完善，理論對應較為具體，因此，循環經濟理論的細化和對接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使構建和發展經濟循環成為切實可行而有效的社會經濟活動，從而促進循環經濟廣泛而深入地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冰冰，于傳利，宮國靖.循環經濟企業運行與管理[M].企業出版社，2005

2.張揚等.循環經濟概論[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3.水.產業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2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藝術的技術性、文化性決定了只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才有藝術文化的繁榮。從藝術其本身的發展來看，藝術起源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是勞動的分工，其二是生產工藝的改進使得大規模生產和低消耗成為可能。藝術發展變化，都處在因社會分工而造成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結合下的經濟無疑是藝術發展的根本動力。

藝術服務于社會經濟

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人們不再僅滿足于物質需求，而越來越重視消費過程的精神享受。這個時代我們越來越需要社會給予我們的精神食糧。藝術本身將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知識經濟為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土壤。時代的變革，經濟形態的變化，為藝術的創新發展將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藝術也必將以自身更為完善的運作體系，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GDP的增長不等于幸福水平的提高。不能以物質消費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得到滿足后就會產生更高的精神需求，所以人們對產品的層次需求也會提高。藝術作產品就是以滿足人的需求、引導人的需求、創造人的需求為目標的，藝術產品的服務對象是人的精神需求，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藝術在滿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同時，也會為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例如，話劇，歌劇，畫廊和博物館，還有電影等，這些藝術活動所來帶來的經濟效益可以推動本地區的經濟向前邁進。還可以服務于社會的需求，繁榮人們的社會生活。藝術所帶來的，不僅是精神上的愉悅與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藝術家的創意產品的產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發展的層次上的而社會的進步離不開經濟的進步。藝術家的藝術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時代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晴雨表。藝術的內容也要以社會的物質生產為基礎。在物質基本并不匱乏的今天，藝術體現著人民生活水平程度。

當代產品不僅要有消費功能還要有審美享受功能。最好的產品應該是物質效應與體驗效應的統一，要使消費者在消費中有審美的體驗。當人們在生產勞動過后，茶余飯后，在閑暇時間我們對藝術活動的需求就會上升。當代人們對藝術活動的需求不斷高升，以至于現在人已經脫離不了藝術產品帶來的精神食糧的享受。藝術活動幫助人類豐富社會生活，豐富情感世界，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藝術能夠更好的服務于社會。同時藝術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收入在國名經濟生產總值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藝術產品也為經濟的發展添磚加瓦。

小結：

一個地區藝術活動完全可以體現出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水平。藝術活動繁榮與否應作為當代經濟水平的衡量標準。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水平高低，評價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我們可以從這個地區藝術活動的多少，參與藝術活動的人數，藝術活動的產所，以及接受藝術教育人群的年齡和多少，可以判斷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程度。

總結：

第3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活動形式的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結構的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的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客觀形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4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王偉光最近談到：“市場經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但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與公有制結合，最后由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所代替”。這提出了一個重大命題：人類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不同以往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信息革命前沿日益主流化的“分享型經濟”，就具有公私結合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在所有制上的發展潛力，對這一命題可能給出意想之外的全新答案，值得大膽假設。

社會經濟形態的所有制前提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代，是工業化時代，根據工業生產力的特性，資本（資產）是不可復制的、排他的、專用的。公有與私有，都是在資產不可復制前提下（資本專用性條件下）講的。

在信息化時代，根據信息生產力的特性，資產可復制，一旦信息資產、知識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不斷加大，超過50%，資產通過復制而“公有”就可能成為一種制度現象。當前，許多美國資本家發現分享比不分享賺錢還多，因此大量投資基于LINUX等開放源代碼的（半公益半商業）的商業，如開放的云服務、大數據服務。這等于一個怪現象：資本家為了多賺錢，竟哭著喊著去埋葬資本主義。這一點已經引起《紐約時報》右翼評論家的憂慮。從表面現象上看，這似乎在印證資本主義在高度發展階段，會出現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現象。但實際上，問題還要復雜得多。因為分享有別于共享（指資本與勞動的共同分享），它趨向的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社會經濟形態。

如果反思關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全套所有制說辭的源頭，我們發現，二者在資本不可復制（經濟學上稱之為“資本專用性”）上可以找到共同理論源頭和前提。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區別。而互聯網的核心特征，就是資本可以復制，但勞動卻歸屬于節點。信息革命波及范圍，已超出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時間尺度和內涵邊界。

進一步前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的所有制前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我在《新文明論概略》上下卷中曾揭示過，自從日耳曼法中將排他性概念引入所有權起，一直到《拿破侖法典》將支配權與使用權正式融為一體化所有權，才真正把所有制與資產的專用性進行了內在綁定。而這種綁定管得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卻管不到互聯網。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開。

財產權內部歸屬與利用兩權的綁定在過去工業化中并沒遇到問題，然而它卻在今天成了互聯網的實質革命對象。信息革命之所以能稱為革命，就在于它可以解除前提假設上的綁定，從而使一切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按照互聯網實踐推論，所謂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不可能在保留“資本不可復制”這一前提下實現。從國資委治理思路來看，普遍服務與商業贏利的矛盾難以解決，說明資本即使公有但只要不可復制，仍難以在微觀均衡水平（包括初次分配和資源微觀配置）產生公共產品屬性。互聯網實踐的革命性本質在于另辟蹊徑，通過擴大可復制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例，解決普遍服務的公共性與贏利的私人性的矛盾，從而在更高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揚棄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所謂的新，就新在這里。

“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實踐基礎：互聯網所有制

在教科書外，在信息化與網絡經濟的實踐中，以平臺免費（“公有”）與應用收費（“私有”）結合為特征的分享型經濟，正在孕育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其所有制基礎，既不同于私有制，也不同于公有制，姑且稱之為互聯網所有制，或者叫分享型經濟所有制。從直觀上看，阿里巴巴復制網店這種生產資料給網商，完全在微觀機制內部就解決了公平問題，完全不勞國家所有或國家干預的大駕，阿里巴巴并沒有因此象中央企業那樣造成商業虧損。

這一點正在形成某種國際性共識。2013漢諾威消費電子、信息及通信博覽會的主題就是“分享型經濟”（shareconomy）。Sara Horowitz在2011年12月發表《分享型經濟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較早提出了分享型經濟的概念。2012年以來，這個概念開始成為一個全球熱點。在信息時代，“所有權”（實際是所有權中的支配權，歸屬權）與使用權（利用權）分離，為前者“公有”，后者“私有”的奇異婚配創造了條件。

分享型經濟借助信息生產力的核心特征（資產可零成本復制，將基礎設施（IaaS）、“廠房”（PaaS）和“設備”（AaaS）等生產資料免費提供給具有創造性的勞動者（如應用開發者），通過按使用收費的機制，將普遍服務與商業性贏利兩種相反機制第一次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特殊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其產權規則是：使用生產資料如果虧損，所有者不向使用者收費；一旦賺利，則三七分成――所有者得30%，使用者得70%。相當于說，普遍服務功能以（準公共物品的）平臺免費形式實現，商業贏利通過（準私人物品的）應用收費方式實現，二者互為條件，圍繞支配權和使用權兩權分離互補方式統一于所有權。這就解開了法國大革命以來，所有制設計中的公私對立死結。這種創新由生產力發展自然決定，而非人為外力決定。

中國工業化6年后將基本完成，信息生產力的出現，使財產權和所有制出現了創新的機遇。云計算是分享型經濟的生產力基礎。借助數據可零成本復制，信息資產和數據化的生產資料，可以在保留支配權條件下，以平臺方式開放這些生產資料的使用權，根據勞動者使用的情況，從勞動者收益中支付一定對價給所有人。勞動者僅僅憑借使用權，而不需要支配權，就可以介入知本運作，創造財富。這使他的身份，從勞動力轉變成勞動者。這是任何國家干預和二次分配都無法做到的。

大眾創新因云服務而無須自己投資生產資料，通過以人力資本為主的微創新，在第一次分配中就使弱勢群體公平實現個人夢想。這與國資委下的中央企業的公有制實現方式有所不同，首先，中央企業所面臨普遍服務與商業贏利的矛盾，在分享型經濟中被統一在一起；其次，中央企業全民所有的實現要通過二次分配實現，現實中面臨部門所有的改革難題；而分享型經濟直接把生產資料復制（“公有”）給勞動者，使之在初次分配中，就獲得實現中國夢的機會；而虧損則不需要承擔生產資料上的損失，這是信息生產力的特殊優越性所在。

對習慣于普遍主義的標準經濟學來說，需要引入歷史主義視角（也就是李斯特關于生產力決定作用的視角），才能辨別與解釋清楚由信息生產力引起的資本可復制與不可復制之間的所有制區別；否則就會引發“資本可復制與不可復制效果相同”這樣的理論悖論，在實踐中受到“互聯網+”現象的慘烈沖擊，潰不成軍。

新舊社會經濟形態的宏觀分野

在資本稀缺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體制差別很難分辯，未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實際是二者的后繼者）的真正區別，可能表現在資本豐裕（包括金融過分動員儲蓄偏離實體經濟）導致產能過剩后的制度性選擇上。

第5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關鍵詞：現代企業 財務管理 體制創新

從當前我國的企業財務管理的現實情況來看，很多企業還存在著財務管理體制不科學、不健全、不合理的情況，其收到的效果也并不盡如人意。在這種嚴重的管理缺陷下，必然導致了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最終實現。使得財務管理的強大作用無法發揮出來，尤其是當前我國社會經濟正處于歷史性的變革期，如果我們的企業不做好財務管理，就無法在這場改革的大潮中站穩腳跟，更無法實現企業的進一步擴展，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強對于現代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的創新研究，只有如此，才能讓我們的企業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才能實現企業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

一、現代企業創新財務管理體制的重要性

（一）加強企部財務管理制度的創新能夠滿足企業管理的實際需求

企業整體活動的基礎就是財務管理，可以說財務管理是企業的管理的重中之重，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對企業的價值形態以及資金活動的管理，通常是以資金和成本管理為中心，通過有效的價值形態管理，實現實物形態的管理。因此，企業需要財務管理，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需要企業財務管理制度的創新

在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要想謀求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要按照市場經濟的實際要求來進一步地規范企業的財務行為。也就是說企業必須要按市場經濟的實際要求去籌措資金、使用資金以及分配收益，并通過創新管理體制來實現資金運用的合理性，只有如此才能讓企業在穩定生產經營的前提下，不斷增強自身的綜合競爭實力以及經營風險抵御能力。

（三）新的經濟形勢需要企業必須要加快創新財務管理制度的建設

近些年來隨著經驗的累積以及人才的不斷培養，我國的企業在管理水平方面已經得到了全面的提高，然而當前我國的很多企業的財務管理，仍然存在會計與財務不分的情況，很大程度上財務也僅僅是作為會計的一個附屬品而不被重視，其工作的內容充其量也僅僅是控制成本費用而已。因此，全新的市場經濟形勢對于企業現代財務管理制度的迫切需要，也促使了我國企業財務管理制度的創新。

二、企業財務管理體制創新的基本內容

（一）創新財務管理內容

工業經濟時代背景下，企業的財務管理對象主要以物質運動為前提的物質資本運動，包含了物質資本的籌集、投入、回收與分配，另外還包括對于實物資產的日常管理等方面。但是在全面到來的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資本結構中知識資本則日趨占據了主導地位，因此知識資本勢必會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新一代重點對象。

（二）創新財務管理目標

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企業整個財務管理工作的根本性指導，財務管理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企業財務運行的發展方向，并對財務管理的基本特征產生重要的影響。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確立也會隨著經濟形態的轉化以及社會的不斷進步而悄然改變。

（三）創新財務管理觀念

在傳統企業向著現代化企業轉型的過程中，從企業財務管理上來說，新局勢開闊了企業管理的內容與范圍，這也對企業財務人員的專業素質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企業必須要在管理觀念上實現一種根本性的轉變。另外，在產業的知識化過程中，企業會出現大量的新業務、新問題以及新矛盾，都需要我們應用正確地財務管理觀念去處理和解決。

三、當前現代企業財務管理體制創新的注意要點

首先，要不斷加強教育和宣傳，使企業上下從領導者到普通的財務人員都能夠充分地認識到創新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必須要統一思想、加強領導、提高認識，并要始終將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的創新與企業制度建設相結合；其次，財政部門要加強指導，促進企業內部財務制度的快速建立，避免企業管理出現嚴重漏洞，從而規避潛在的經濟風險。為企業的有序經營與進一步拓展做好財務保障；最后，要注意加強企業財務人員的專業培訓，通過各種培訓、講座等形式，加強財務人員的會計理論以及市場經濟理論知識的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業務水平，要加強財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通過先進事跡以及榜樣的力量來促進財務人員自覺遵守職業道德。

結論

綜上所述，不斷創新企業的財務管理體制對于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經濟利益，更關系到社會經濟的穩定，從長遠角度來說更關系到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的最終成敗。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環境下，我們更應該審時度勢，積極反思以往財務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與漏洞，積極探索、大膽嘗試，群策群力地去研究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新體制，從而拿出可行性建議，并最終推動企業的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曉軍.新型財會管理體制模式探討[J].徐州教育學院學報，2004.4

[2]楊銀軒，張秀利.創新國企財會管理體制的思考[J].煤炭企業管理，2002.2

[3]陳瑜.企業財務管理體制創新之思考[J].會計之友，2005.8

[4]李曉旭.構建現代會計管理體制的新思路[J].財會月刊，2001.3

第6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關鍵詞]制度制度變遷成因 制度選擇

一、制度變遷概念分析

制度變遷本文指經濟制度變遷,是一種經濟制度代替另一種經濟制度的過程,或者說一種經濟制度被另一種經濟制度所取代的過程。可以概括為三種形式:一),外力的強制作用,稱為強制性制度變遷;二),內力自動作用的結果稱為漸進式制度變遷;三),外力作用下通過內力作用的結果,即改良型制度變遷。歷史與現實的實踐來看,前兩種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第三種出現較少,且成功不多,主要有在我國清朝末年的明治維新,最后以失敗告終。

二、制度變遷的原因分析

本文試圖從歷史的、哲學的、經濟的、社會的不同角度考察,認為制度變遷可以看著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代函數。

1.制度變遷的歷史分析

從經濟制度變遷的歷史來看,人類共經歷過幾次大的制度變遷,按照社會發展理論,可以概括為:原始社會的部落與氏族制度,以絕對權利為核心的奴隸主王國的制度,比奴隸經濟制度創造出更大的財富、社會經濟效益更高的封建經濟制度。

上述三種經濟制度形式,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對于人類自身的發展和需求的滿足,都受到嚴重限制,于是在人類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面對有限的資源和無限的需求,客觀上需要先進資源配置模式,或先進的經濟制度來調節經濟資源,于是以市場為核心的資源配置和分配模式便應運而生。

2.制度變遷的哲學分析

制度變遷是一個哲學范疇,是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并自覺地遵循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規律。

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有著存在和消亡的理由與條件,因為需要一種與資源條件、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經濟制度,也就是經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當社會條件發生變化,這種經濟制度已不能適應新的環境要求,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條件,客觀上需要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來取而代之。的矛盾論充分證明了,制度變遷不是一次變革的終止,而同時又潤育著下一次制度變遷的來臨。

3.制度變遷的階級分析

制度變遷的階級分析不是從經濟學角度去解釋,而是根根據原理從非經濟方面去考察制度變遷的成因。

統治階級按照他們的利益來配置資源和分配財富,這種配置方式也就必然帶來分配的嚴重不公,于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由此,制度變遷也是階級斗爭學說集中反映。

4.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分析

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本身是經濟學問題,在面對資源的稀缺性和人類欲望的無限性這樣一個客觀現實面前,人類選擇有限的資源來滿足人類的需要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經濟制度正是選擇與有效的最佳安排和規定。但是經濟制度的產生是由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包括生產力水平、資源和財富的豐裕度以及財富分配方式等等。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要求,一切社會經濟制度都應該是按市場機制來調節,按市場經濟制度來配置資源就是最佳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了。

三、制度變遷的選擇

制度變遷的選擇機制:

1.制度變遷的選擇機制就是選擇一種資源配置的經濟制度形態:一),獨立的分散配置式(奴隸制和封建制就是這種形態)也可以稱作傳統經濟制度;二),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即市場經濟制度;三),看得見的手――政府干預,即計劃經濟制度;四),兩只手同時發揮作用,即混合經濟制度。

2.兩種制度變遷的分析

按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看可以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型制度變遷。

A.強制性制度變遷。在短時間內以一種全新的制度形式強制型地代替原來的制度形式:一是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來實現,如各個社會制度的變遷。二是通過一系列的變革方式來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比前者要溫和得多,采用這種制度變遷的國家主要有俄羅斯等東歐國家。90年代初,這些國家采用“休克療法”,強制性地用市場經濟制度代替過去的計劃經濟制度。

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結果有兩個,一是用新的經濟制度,代替落后的、已經成為發展羈絆的經濟制度,使資源配置在一個較為合理的制度安排下進行。二是通過強制性全新的經濟制度,在短時間內代替長期習慣的經濟制度,必然造成這種新制度與客觀條件的不相適應,出現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因此,采用強制性制度變遷,除非是階級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采用階級斗爭、武裝舊的經濟制度,否則一般不采用這種強制性的方式來進行制度變革。

B.溫和型制度變遷(漸進型)

這種制度變遷方式在中國、越南、古巴朝鮮等國的經濟改革屬此列。其中以中國的制度變遷最為成功。

以我國1978年以后的變革歷程來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確立,在以市場機制作為配置資源主要方式的前提下,政府通過宏觀調空在彌補市場經濟缺陷,糾正市場經濟失效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成熟。“兩只手”正同時發揮著資源配置和調節作用。

實踐證明漸進式制度變遷是成功的,是符合經濟變革的基本規律的。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制度變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經濟制度演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是,制度選擇卻要根據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來決定。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制度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因此,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形態,取決于生產力的水平和社會資源的狀況。

參考文獻:

[1][美]科斯、阿爾欽、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美]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第7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關鍵詞：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研究

國土資源管理改革與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相得益彰，社會經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遇到行政壁壘的阻礙，那么將促進國土資源管理的改革。國土資源管理的改革又將作用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就目前來看，隨著時代的發展，國土資源領域遇到了一些典型的矛盾問題，這需要相關人員加快改革步驟，將矛盾化解，切實做好加強資源保護與保障發展的重要任務。

1.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的趨勢分析

1.1管理模式的改革轉變

目前國土資源的管理模式逐漸形成協調型的垂直管理模式，部門的綜合協調管理成為了改革趨勢的總脈絡，而且綜合協調的管理體制，也將成為今后中國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趨勢，進而對國土資源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管理體制由過去集權式管理，逐漸放下權力，刺激地方政府的發展活力。但逐漸的地方權力不斷做大，保護主義等不正確的措施開始盛行，國家又先后對工商、審計、國土、安監等部門進行權力回收，進而實現垂直管理。但在垂直管理中由于垂直不徹底或垂直單位與地方存在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需要及時進行解決的問題。在大部門系統內部采取協調的措施進行管理問題的完善。政府的管理體制將向著綜合協調為目標的改革方向發展的同時，國土資源管理改革與發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1.2管理職能的改革轉變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調節經濟、監督市場、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等。管理職能的改革主要是推動管理方式改革，實現政務公開，構建服務型政府。是當前管理職能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國土資源管理改革中應重視以人為本，進而對社會經濟與人的全面發展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正確的轉變和履行政府職能，積極對國土資源領域的民生問題進行關注與回應，提倡社會管理與多種服務[1]。

1.3管理手段的改革轉變

金融危機的出現，對我們提出了問題與思考。政府在進行職能設置上，一些政府不宜插手且專業性強的職能逐漸放開，實現政事分開、政企分開，將政府的權力進行公開后，社會經濟與發展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效益的作用，但對于問題過度放任，政府缺少有力的監管，又將產生混亂，甚至出現危機。因此，以政府部門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導是相當必要的。國家在宏觀調控的作用下，使市場對資源起到基礎作用。只有靠政府部門的有效引導，才能使市場的供求關系發揮出效能。國土資源部門屬于宏觀調控的政府機構，應及時對市場規律進行把握，調整政策，進而對土地資源及礦產資源進行有效的引導，將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得到最大的發揮。

1.4管理理念的改革轉變

國土資源不僅屬于資源也屬于資產，資本，是一種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并重的資源。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土資源的價值形態的資本作用更顯突出，市場上對國土資源進行投資及投機的行為越來越普遍。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國土資源管理也行摒棄傳統的管理模式，將管理理念向資源、資產、資本三合一的管理轉變。

2.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的措施建議

2.1構建綜合協調的大國土資源體系

我國的國土資源管理應結合國情出發，對國外的相關管理經驗進行吸收，實施具備中國特色的國土資源管理。準確履行社會職能，規范部門職責，調整機構配置及優化職員結構，采取精簡統一，效能強的原則，逐漸摸索統一職能、協調發展的大國土資源體系，完善部門之間的配合機制。對國土資源系統內各個垂直部門及屬地部門的體制管理進行科學的研究，進而將國土資源管理的分權管理與行政執行力等進行有機結合，對有效的改革途徑不斷摸索，將改革融入到職能的履行及提高效率當中。并充分的對各個支撐單位進行合理運用，結合直屬機構的特性，合理的對單位職能進行配置，使得國土資源的管理得到有效的服務支撐[2]。

2.2制定完善的國土資源宣傳應對機制

構建完善的國土資源問題應對機制，傳播主體應設置為國土資源行政部門，部門內的系統專家及學者為傳播的輔助主體，將與群眾利益相關的國土資源信息及熱點新聞進行，進而實現國土資源部與社會群眾的溝通。首先應制定健全的國土資源新聞發言人制度，定期或適宜的條件下對國土資源的相關規劃及熱點等問題，開展新聞會，并提出解決方案及部門的觀點，制定公眾咨詢、問責等安排，以保證群眾的知情權。

2.3明確國土資源對宏觀調控的意義

加強資源管理，應先對管理方式進行改變，對資源開發的后端市場進行調查。其中包括礦山的開采、房地產價格、礦產進出口、資源加工等產業。合理利用現有的事業單位，合理的進行職能調整、機構重組、設置專項資金等方法，提高對資源開發產業的后端監管力度。對產業及流通環節的監管不是單純的擴展權力，而是根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情況進行調查，掌握第一手數據，使資源管理對于宏觀調控得到重要的數據支撐。

2.4致力于構建資源、資產、資本的三合一管理模式

為了實現資源、資產、資本三合一的管理模式，關鍵是要將其中的問題進行有效的處理。將資源管理的重心由行政管理轉變為產權管理，結合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與資產所有者代表職能進行分離。首先應將資源管理行政分權的狀態進行改變，使國有資源實現一體化；其次需要對產權管理職能與行業管理職能進行正確處理，進而形成部門分工，綜合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3]。

3.結束語

綜上所述，國土資源管理改革在當前社會已呈必然趨勢，為了使社會經濟健全的發展，國土資源管理改革需要采取新型的管理模式。為了實現有效的改革轉變，應結合上文所述觀點，對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的趨勢進行分析，從管理的模式、職能、手段及理念等方面進行改革。構建新型的國土資源管理體制。

參考文獻

[1] 鄧鋒，石吉金，姚舜禹.國土資源管理改革的總體趨勢與若干思考[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11，05：30-32+55.

第8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關鍵詞：近代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05―08

從廣義上講，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較早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但是馬克思在理論基礎、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經濟學家，也不同于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獨特的視野。國內外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理論就是制度經濟學理論，這種判斷準確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區別?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確立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討的一個中心問題。

一、文獻綜述

近些年來，制度分析已經成為經濟學甚至社會科學中的一種流行方法。國內外關于馬克思理論與制度經濟學關系的文獻越來越多。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馬克思就是制度經濟學家。日本學者繁人都重認為“在凡勃倫之后，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趨勢，出現了繆爾達爾、加爾布雷斯等制度經濟學家。我把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經濟學家或許走得太遠了。但是根據我以社會經濟制度和技術進步相互影響大小的界定，馬克思在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上是最成功的，這十分令人欽佩。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特點吧。”[1]123這種觀點把馬克思理論劃入了制度分析體系中。但在國外理論家中認為馬克思是制度經濟學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國內，我國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于制度主義如何定義理論界并沒有公認的看法，寬泛地講，我們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經濟學家都可稱作為制度經濟學家。但是嚴格地講，我們還是應該以美國近代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作為討論的參照點。

2．馬克思理論中的一些概念能為制度分析所用。法國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從一些純粹的馬克思概念(例如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聯系)出發，反而可以發展一種解釋歷史的非的經濟分析。馬克思關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對制度經濟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有的甚至借用馬克思所使用過的一些概念。但由于這些學者在價值觀及理論基礎等方面的差異，在借用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時得出非的經濟分析是可以理解的。這也表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的分析是有差異的。

3．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諾思說：“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2]23。從諾思的這段話來看，制度變遷可以分為長期的制度變遷和短期的制度變遷。馬克思的制度分析適用于長期的制度變遷分析，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則適應短期的制度變遷分析。這種分類從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種“二元狀態”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為一種分析范式發展的。我們需要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構建一個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馬克思制度分析與制度經濟學家的異同

重視對制度的研究，既是馬克思理論的特點，也是新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共同點，這是共同的切入點，但在理論基礎或參照系上有較大差異：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經濟學是反理論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馬克思是歷史唯物主義，舊制度學派是描述式的。

(一)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

近代制度主義在奠定了制度規范和習慣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氣描述經濟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功能這種工作的意義，制度主義者變成了出類拔萃的資料收集者。這種錯誤主要是方法上和認識上的，并且除了凡勃倫和少數其他人外，許多制度主義者都犯了這種錯誤。這種錯誤主要體現在他們企圖通過越來越細地描繪具體的經濟制度的圖景來展示“現實”。近代制度學派沒有理論框架。沒有理論框架，科學就不可能進步，并且沒有任何對現實的觀察是獨立于理論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學派一直執行著雙重職能：一方面提供對主流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批判；另一方面，提出關于經濟的以及進行經濟研究分析的一個可供替換的概念體系。

近代制度學派思想的主要特點是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制度經濟學的更深層次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六個方面：(1)一種關于社會變化的理論。(2)一種關于社會控制和集體選擇的理淪。(3)一種關于政府經濟職能的理論。(4)一種關于技術的理論。(5)基本的原理是：資源配置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力――結構。(6)側重價值概念超出價格的方面，側重由社會生活的風俗習慣所代表和實現的價值，側重潛伏在法律的運行準則中并由其實現的推定價值[3]932。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有許多共性的東西：都強調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都把技術(或生產力)作為解釋社會經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都認為資源配置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力――結構等。

從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學派的關系來看，凡勃倫的社會演化思想的形成過程受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但是，他不同意馬克思的結論，凡勃倫雖然對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制度演化有明確目的性的結論。在凡勃倫的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他認為該系統演化的動力是人口、知識和技能的改變(主要是技術)，這些條件的變化，會引起人們對經濟和福利預期的變化，人們出于生計和改善自身稟賦的動機，從而推動社會的變遷。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制度演化的過程是漸進的，制度的演化過程也是新舊制度之間的競爭過程，新舊制度及其與它們所代表的習慣、方式之間的沖突推動了社會演化。從凡勃倫的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其技術與社會習慣兩個層次的沖突與互動分析理念。他認為，技術對制度安排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會阻礙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在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上，凡勃倫與馬克思一樣，是技術決定論者。

實際上，與近代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奧哈諾認為，凡勃倫真正地遵循了馬克思的道路，但他試圖使現代化。馬克思和凡勃倫對理解制度和構成制度基礎的社會財富提供了深刻的見解，把他們對立起來是輕率的和錯誤的。因此，奧哈諾把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并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展的內在聯系。霍

奇遜指出，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4]。老制度學派有零碎的觀點，但是缺乏一個對制度問題進行有效解釋的理淪體系。

(二)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要比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要多得多。如前所述，與近代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但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差異，既表現在理論觀點方面，也表現在方法論方面。

從基本信念來看，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較大差異的。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對經濟績效方面；馬克思制度分析更強調整體分析和進化論(與舊制度學派相似)，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更多地使用個體主義方法論。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術決定論，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更多的是制度決定論(諾思)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來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區分了社會或制度分析的四個相互關聯的層次。我們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這個研究框架中探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威廉姆森框架的四個層次為：

第一層次：嵌入制度或者社會和文化的基礎。這是制度層級的最高層次，包括非正式制度、習俗、傳統、道德和社會規范、宗教以及語言和認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層次：基本的制度環境。這個層級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環境，威廉姆森稱之為“博弈的正式規則”。這個層級的制度包括：詳細制定的憲法、政治體制和基本的人權；產權及其分配；使政治權利和產權、貨幣、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稅權力等得以實施的法律、法規以及相關的制度；有關移民、貿易和外國投資規則的制度；推動基本制度環境變遷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

第三層次的制度是治理機制。這一層級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稱之為的“博弈的玩法”。這個層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結構的性質得到詳細說明的、個人交易商品、服務和勞動的制度(如競爭性的市場)；制約和影響合約及交易關系的結構、商業企業的垂直和水平的結構以及內部調節的交易和市場調節的交易之間的邊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資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層次是指短期資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經濟學)。在以上三個層級的制度給定的情況下，這一層次的制度實際上指的是經濟的日常運行[5]。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層級的制度問題。實際上威廉姆森在這四個層級中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如何興起和演化的問題。大多數從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人關心的只是兩個核心但又不同的問題：(1)制度如何影響經濟增長；(2)制度如何興起[6]2。制度如何興起與演化以及制度對經濟績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威廉姆森在上述四個層級所提出的問題可以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中得到解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具有解釋制度如何興起(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制度對經濟績效的作用(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特性。這也是我們提出建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從理論上講，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已經得到西方一些學者的承認。新制度經濟學在對制度問題的分析中發現，馬克思對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有人認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是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內引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產關系與制度的演變來分析經濟的運行，這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新制度經濟學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統經濟學家忽略掉了的制度問題、產權問題、國家問題甚至意識形態問題。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分析中制度是至關重要的。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就是指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等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人類社會不同社會形態的轉型及其相應的制度變遷規律，我們只能用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來解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互動，以及生產關系的變革來解釋歷史，就是用制度變遷來解釋歷史。在這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的傳統，以致道格拉斯?諾斯對西方歷史的解釋，至少在前現代部分都與馬恩的解釋極為相仿。[7]

制度經濟學現在還缺乏一種用于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規律的一般理論范式。當前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發展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如何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國經濟學家阿蘭?斯密德所說，制度經濟學的問題不是沒有理論，而是擁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經濟學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為代表，他們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進交易費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選擇。(3)以博弈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展起來的演化博弈論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這些研究存在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別從不同切入點研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體系及其構成，但沒有把“擁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論”的新制度經濟學系統化，缺乏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理論體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個共同問題是沒有揭示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演進分析和制度變遷規律。

三、確立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關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論框架是以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框架――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在歷史唯物主義總體框架的基礎上，可以構建完整的制度理論框架。因此，制度分析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宏觀動態的整體制度分析理論。從制度分析的構成出發，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制度)的總體框架可具體化為關于制度分析的七個基本問題。

1．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馬克思制度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這一方法被許多經濟學家歸結為制度整體主義。但是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與制度整體主義是有區別的。根據這種制度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社會不是個人的簡單加總，相反，由特殊的社會結構決定的社會整體決定個人的屬性，決定個人的生存和行動空間。這樣，一定的社會制度是體現不同階級或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系統結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產物。不是理性的個人的自由選擇導致經濟制度的變遷，相反，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變遷決定著個人的行為方式和選擇空間。

制度整體主義比制度個人主義更接近于對于現實的人的分析。個人主義方法論是新占典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問題時個人主義方法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從“規則遵循者”與理性最大化者的關系來看，前者建立習慣和常規，更重要的是采納社會規范和慣例；后者則根據其環境和機會的變化調整其行為，以使他的凈收益最大化。規則遵循者更多地體現了制度整體主義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則體現了個人主義方法淪。

2．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關系總和定義為經濟基礎或社會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經濟制度本身因此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9]31與制度經濟學家關于制度的定義相比，馬克思對制度的定義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實質。

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變量。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制度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內生變量，而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發展之外的。馬克思揭示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規律能夠有效地解釋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任何社會的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及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隸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在這個基礎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歷史性。社會的變遷不是驟然發生的，而是許多因素長期累積的結果。要理解現在，展望未來，就要重新認識過去。研究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必須將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考察。無論新制度經濟學如何深入發展，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制度變遷的規律是其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在對社會制度的認識上，在其最內在的本質上是歷史的觀點，而人的社會實踐就成為制度分析的理論視角。事實上，也只有從這一視角出發，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過程。[9]32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還具有演進性和動態性。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達爾文進化論構成了他們學說的自然歷史之基礎。但馬克思的制度變遷大綱拒絕達爾文的“漸進”觀點，強調了社會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現的突變，這與達爾文的思想有異，但卻與現代生物學關于“突變”和“漸變”是進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與馬克思同時代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將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外生變量而不加以考慮。而馬克思明確指出，古典經濟理論的錯誤就在于“把資本主義制度不看作是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10]16。馬克思認為制度是可變的，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下，人類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

3．馬克思關于制度性質的分析

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其對于制度性質的分析，這也是馬克思不同于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之點。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是人剝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經濟學卻并沒有分析制度的性質，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謂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標準。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看來，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蘭?斯密德提出了四條標準：(1)效率，(2)自由，(3)民主與全體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認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制度就沒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馬克思關于制度性質的分析是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地方，選擇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制度是的追求。馬克思關于人的“異化”問題的分析也可以用來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問題。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資本主義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個剝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關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論框架是以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框架――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經濟學為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也就是講，在制度性質的分析上，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觀、更科學。僅僅從效率(或績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及基本觀點

馬克思的制度理論強調所有制、所有權在社會制度及其變遷中的基礎地位。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是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的基礎與體現。

經濟學強調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決定所有制的結構和演變，而西方產權經濟學則強調交易費用、相對價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對產權結構及其演變的影響。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從宏觀的、動態的、歷史的角度探討了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與所有制之間的關系，揭示了所有制演變的一般規律。這種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的高度贊揚：“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間的矛盾”。[2]207

總的來看，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西方產權理論在對社會財產關系的分析層次上并不一樣，它們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是必然的。西方產權理論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是可以用來分析我國經濟中的問題的，但是我們不能用西方產權理論代替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因為在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探討上馬克思所有制理淪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如馬克思關于所有制與社會性質關系的分析，所有制與分配關系的研究，所有制與公平關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產權理論無法比擬的。

5．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分析的框架

認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上，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會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兩個基本原理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統一的理論模型，即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其實質是對社會結構及其一般運行機制問題的理解與回答。馬克思系統地分析了社會關系即經濟制度的變革。這――分析用數學函數關系可表示為：I＝f(Q，P，T)，式中I為經濟制度，Q為社會生產力，P為政治上層建筑，T為意識上層建筑。由此可知，馬克思是把社會生產力的變化發展視為制度變革的根本原因。

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看，上述模型同時也是解釋全部制度現象的產生、結構，以及演變機制和規律的統一的理論模型。第一，它相當直觀地表現了整個制度現象產生的根源、機制和結構；第二，它具有適應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結構、長期的動態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為整個制度(包括經

濟制度、非經濟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邏輯基礎的同時，也成為了分析的邏輯起點。[9]31

6．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矛盾的方法

階級斗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沖突”。盡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力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系的變化(制度變遷)之間的辯旺關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諾思也認為，馬克思企圖將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馬克思最早闡述的生產力(它常常被馬克思用來指技術狀態)與生產關系(常意指人類組織和具體的產權方面)的相互關系，是將技術限制與制約同人類組織的局限性結合起來所作的先驅性努力[12]177。但是諾思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中的階級分析法。

如何評價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我們認為，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是建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沖突的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有相互適應的時候，也有相互不適應的時候。馬克思認為制度(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原因是技術(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使原有的制度與新技術的潛在生產力之間產生了不適應，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13]83

第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根源其產權理論。馬克思經濟理論根據人們在社會經濟關系中對于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分為不問的階級，即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構成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這些矛盾運動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生活經濟制度的不斷變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變。

第三，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是社會利益關系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釋人類歷史上制度起源和演進的重要方法。在馬克思看來，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形成的生產關系(制度)決定著人們的利益關系，當這種生產關系或制度進行調整和變革，必然改變人們的利益關系。在馬克思的制度理論中，利益沖突被認為是制度變革的直接動因，進行制度變革必須通過階級斗爭來實現。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從制度變遷的“利益沖突論”出發，認為當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沖突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將爆發革命式的激進的制度變遷。從而，在馬克思看來，制度變遷總的軌跡是突發和激進的[14]。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淪及關于利益集團理論的分析在許多方面與馬克思的階級和利益關系的分析有許多相似之處。坐克思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它關注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一面，它認為后來形成的制度是解決沖突的結果。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僅僅用新古典經濟學漸進的觀點去解釋人類社會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及意識形態理論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他的制度理淪中，國家及其演變被視為一個完全可以用階級理論和生產力理論加以說明的現象，強調國家這種上層建筑是根植于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乃至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二重作用。

諾思早期的制度變遷琿論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過假定外在的獲利機會，當事人則按照成本收益法設計對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釋經濟史的過程中，諾思逐漸意識到人的認知模式對制度變遷路徑的影響，開始考慮意識形態對制度的作用，盡管這一點在馬克思那兒早就形成了系統的理論。不過，諾思并沒有停留在意識形態的社會特征上，而是從新古典的個人選擇精神出發，力求在個人認知模式上解釋制度的社會性。諾思在其制度理論中，把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作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結　語

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而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各種具體制度的選擇及變遷上，有其獨到之處。建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內容和思路如下：(1)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個層級的制度分析劃分法來整合新制度經濟學，并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統領這四個層次。(3)引入演化經濟學、博弈論及行為經濟學等最新理論和方法，在行為經濟學中廣泛使用的實驗方法有助于擴展可得到的數據，以檢驗關于不同類型制度的形成及結果的假說。(4)對于當代西方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鑒，要吸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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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會經濟的基本形態范文

論文摘要：信息經濟實踐活動的發展要求建立信息經濟學，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經濟學，就要對信息經濟學進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和發展前景

信息經濟學可以同時作三種理解：信息的經濟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信息(學)與經濟(學)關系的研究。信息的經濟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費用與效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信息資源的分配與管理、信息系統和信息網絡的經濟評價等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產業、信息市場、信息經濟規模及其確定、信息技術對經濟的影響、信息基礎設施經濟問題、國民經濟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學)與經濟(學)的關系研究則可以囊括非信息對稱條件下市場參加者的經濟關系、信息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與經濟的相互作用、信息學與經濟學交叉結合等研究。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有許多問題需要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并從中提高信息經濟學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經濟學發展。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信息經濟的發展，最能充分反映經濟活動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信息經濟學研究目前正處于發展階段，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闡明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馬費成教授認為，信息經濟學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動當作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來加以研究的學科。烏家培認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信息活動的經濟問題和經濟活動的信息問題。陳禹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活動中的信息現象及其規律的經濟學。總之，學者們對信息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是圍繞信息活動中的經濟問題及經濟活動中的信息問題展開的。

三、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1、信息經濟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由于其研究領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規定，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對象來建立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要學習、研究信息經濟學，不了解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知道信息經濟學圍繞什么內容來研究，不清楚信息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和地位，就不可能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就會降低研究效率，甚至會影響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在基本理論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經濟的涵義、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學科地位、學科性質以及其發展歷史、現狀和趨勢。

2、信息資源的研究。

如果說物質資源是“第一資源”，那么信息資源可稱為“第二資源”。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變革，信息資源完全可能成為“第一資源”。如果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好，不僅物質資源能充分發揮作用，信息資源本身也可以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在信息資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資源的涵義、信息資源的類型與特征，信息資源提高經濟決策水平、提高生產力、優化產業結構的功能，信息資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機制，作為信息資源主體的信息產品的性質、生產過程、生產方式，信息生產力的相關內容。

3、信息市場的研究。

信息市場是作為信息形態獨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領域傳遞交流中形成的一種特殊流動方式，也是信息商品買賣雙方進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擴散、應用、滲透到生產領域，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過程。在信息市場中我們主要研究信息市場形成的歷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場的基本類型與功能，信息市場的基本特點及其運行機制，信息市場的價格水平極其運動變化規律。4、信息產業的研究。

信息產業被認為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信息產業的研究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巨大作用。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產業涵義、分類、產生過程與發展，信息產業的特征、作用，信息產業的歷史、現狀和發展前景，信息產業結構的涵義、形態、演進的特點和規律，信息產業結構優化的標準、基本思路和調節方式，信息產業的投入產出分析，信息產業與信息經濟規模以及與信息產業發展相關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什么是信息化，烏家培認為，信息化是信息活動(包括信息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等)的規模相對擴大及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相對增大的過程，它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從這個角度來講，信息化一定要成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可見，研究信息化的意義重大。

6、信息系統的研究。

信息系統按信息種類的不同可以分為經濟信息系統、科技信息系統、社會信息系統等。而經濟信息系統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統功能的發揮，都離不開經濟信息系統的幫助。信息系統的研究主要也是側重于經濟信息系統，包括信息系統的產生與發展，國家、地區、企業信息系統的基本任務，信息系統的費用與效益的比較，對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評價和評價方法，信息系統的運行、反饋、控制、監督等有關理論。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