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行業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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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 環境規制；治理動機；公眾參與；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中圖分類號 X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環境治理理論的發展，中國環境治理結構的變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以政府行政手段為主導的一元治理時期；政府經濟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階段；政府與市場、社會協調互動的多元治理階段。目前，中國正處于第三階段的早期，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正在形成一種相互融合又相對獨立的治理結構。在環境治理體系中，企業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而由于環境物品的公共屬性和外部性特征導致“市場失靈”，作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環境治理當中，以行政命令或經濟治理的手段進行環境規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監督乏力等特點，出現了所謂的“政府失靈”，又會促使以公益性、非營利性等為主要特征的環境社會組織也加入到了環境治理體系中。隨著環境污染對人們生活和福利的影響日漸加重，公眾也越來越多地自發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多主體環境治理的體系基本形成。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面臨著穩定經濟增長與改善環境質量的雙重壓力，如何同時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對環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1 多主體環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評
有關多主體環境治理模式的理論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體環境治理是政府治理與市場治理之外的一條責任路徑，強調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各個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相互約束，以多中心為基礎，通過多中心自主治理結構實現“權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體合作的目標在于解決環境問題治理中存在的失靈，Eckerberg和Joas[2]認為政府和私人部門合作有助于將環境責任向私人部門轉移，從而共同承擔環境責任。Parkins[3]指出多主體合作有利于將多元價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對環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約束效力。Forsyth[4]認為多元合作的環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體對環境政策的參與度，實現更高的環境規制目標。Arentsen[5]認為環境治理的決策過程越來越復雜，多個主體參與決策過程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并影響結果。Newig和Fritsch[6]認為非政府主體參與環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執行的力度。
然而，環境公共治理模式實施中還可能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發揮極大地依賴于各個主體的地位、職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設計與運作方式等。Jessop[7]表達了對實行“混合治理式”環境治理模式的擔憂，因為政府的“空心化”會導致設計和執行環境政策時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下降。Tsang等[8]通過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環境治理集體決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參與治理的主體應該互相信任，否則合作將難以為繼，集體決策無法達成。Evans[9]指出環境治理集體行動中存在多重困境，環境問題可能有著復雜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類活動所導致，這使得協調合作更加困難。
國內學者一般是分別對政府、企業、公眾與社會組織在環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研究。在政府主體進行環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政府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形成微觀激勵機制，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10-12]。在公眾參與中，應建立完善公眾預案參與、過程參與、行為參與等多個方面的制度切實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13-14]。企業參與環境治理時，需要考慮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盡其可能減少負外部性，同時創造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15-17]。在環境社會M織參與環境治理方面，大多研究集中于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模式，或是環境社會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募捐機制、激勵機制等問題[18-20]。
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多主體治理模式的研究也逐漸增多，主要集中在中國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體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兩個方面。在探討適合中國的公共治理模式方面，王興倫[21]通過梳理國外學者對多中心理論的研究，提出在中國的公共治理中應主要實現主體和體制的多元化。孔繁斌[22]從建構主義視角出發，指出公共治理應是基于多元共治模式下的治理結構由“中心―邊緣”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轉換。在研究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體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方面，陳海秋[23]通過分析城市環境治理中政府、市場、企業、環境社會組織、城市居民的各自行為和角色，提出了“政府主導式―合作參與―多元化治理”的四位一體治理模式。李明洪[24]通過分析當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國環境中的各主體利益沖突，指出亟需政府聯合各主體展開對話協商，構建協同合作治理模式，實現經濟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綜述可得，國內學者對環境治理主體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各自的角色定位，對各主體之間的協同機制方面的研究卻很少涉足。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多主體協同的環境公共治理模式尚未充分發揮作用，尤其在政府高度重視經濟發展的模式引導下，人們對環境準公共物品的利用超過環境能夠提供的限度，如何有效激發企業內生的治理動機是解決政府在功能定位、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等諸多環節功能缺失的主要途徑。本文擬構建多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以社會福利、環境質量等為研究對象，定量分析政府的環境規制政策對于企業內在治理動機的影響，分析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所產生的外部性，這不僅可以為環境治理中不同主體的優化配置提供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夠對如何構建多主體協同的環境治理體系提供政策參考。
2 中國多主體環境治理的現狀及問題研究
多主體參與的環境治理模式基本上始于2002年頒發的《環境影響評價法》，該法律中明確了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權利。2003年“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不僅促成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法律的再次修訂，而且推動了多元化環境治理模式的出現。2014年修訂后的新《環境保護法》頒布，明確設立環保公益的訴訟制度，將民生力量有序納入環境治理的體系中，多主體參與環境公共治理的體系不斷完善。
盡管中國逐漸走向多元的環境治理模式，但環境治理的主體仍然是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呈現“政府直控”的特點，即政府在環境治理中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職責，無論是從宏觀政策制定方面，還是在微觀層面的環境監督和評估方面，幾乎都是由政府控制實施。相比之下，公眾、環境社會組織在環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還十分有限。此外，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實施環境管制，即在形式上的“經濟手段”，更加體現了“政府直控”的特征。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的不利影響逐漸凸顯，政府作為環境治理的單行者已經無法滿足環境治理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在現實經濟中，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人員所掌握的信息、知識也是有限的，可能出現企業污染處罰與環境治理污染成本不一致的現象，甚至長期內會導致環境治理政策的失效。面對大量違反環保法的企業，政府的環境管理人員遠遠不足，政府的環保力量還是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盡管政府代表的是公眾的環境權益，相關的法律也保障了公眾參與成為監督企業和輔助政府實現環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沒有明確參與的途徑、方式，缺乏相應的實施機制。隨著社會公眾環保意識的逐漸增強，由于缺乏環境污染的知情權、訴訟權和求償權，反而更容易造成公眾對于環境污染的過度反應，甚至造成了嚴重的公共性。由于政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表現出治理手段單調且非有效、治理效率低下且高成本等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社會組織的環保熱情，環境社會組織職能的缺失進而導致其缺乏對企業和政府的有效監督。圖1顯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可能會產生政府失靈和志愿失靈等現象。
政府失靈和志愿失靈等問題的根本在于環境的外部性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環境社會組織出現了職能缺失和錯位，代表私人利益的公眾和企業缺乏相應的激勵約束來參與環境治理。特別是在政府的規制強度不夠時，造成環境污染源頭的企業缺乏環境治理的激勵約束，企業行為的負外部性并沒有轉變為企業內生化的環境治理動機。
環境治理的公眾和社會組織主體加入到環境事務的過程也是被動的，因為環境監管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而公眾和社會組織無法完全享有資源消耗所帶來的全部收益，如何實現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統一十分重要。將環境治理中的強制行為轉化成自愿行動，發揮各主體，特別是企業和公眾在環境公共治理中的應有作用，形成環境治理各主體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關系，真正將環境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才能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3 多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構建
本文構建多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以符合中國實際經濟發展特征和治理模式為標準，在模型中設計政府、公眾、企業和環境社會組織的角色定位，并對模型參數進行校準。針對不同主體的行為方案進行數值模擬和政策評價，通過分析不同環境治理主體行為對福利水平、經濟增長等經濟變量的差異化影響，為如何有效激發企業的內生治理動機、發揮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外部性提供參考。
3.1 模型構建
3.1.1 企業生產與污染排放
一般而言，企業的生產行為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表述，其中資本和勞動為投入要素。在環境經濟學的分析中，為了刻畫生產行為對于環境的污染情況，往往在生產函數中加入環境資源投入要素[25]，一般為能源產品，即企業通過使用資本、勞動和能源來生產產品。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消耗能源的同時產生污染排放，由于生態系統對于污染排放物只能部分降解，污染排放逐漸累積形成污染水平，本文考慮環境污染水平對企業生產的負外部性影響，構建企業部門的生產函數如式（1）所示。
式（4）、式（6）和式（8）等描述了政府、企I和公眾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與反作用機制。從經濟學外部性角度來看，環境社會組織具有環境保護、知識和治理的專業性，新的環保法賦予環境社會組織公益訴訟權。環境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和相關權利的賦予，使得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治理行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的體現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環保組織向公眾籌集資金，開展環境調研、舉證等工作，將違法排污的企業公布于眾，并通過訴訟的手段，給予企業適度懲罰，從而將企業排污的社會成本分擔到企業身上，達到降低社會污染的目的；二是，如前所述，環境社會組織的行動能夠為政府提供更廣泛的企業信息，降低政府在監督減排過程中的成本支出，督促政府實施污染懲罰，實現環境質量改善。
3.1.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制定合適的環境稅率τ，將企業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轉化為企業生產的成本，激發企業治理污染的動機。政府實施環境稅所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環境管制中產生的監管成本、對企業進行環境技術的研發補貼和向公眾的轉移支付。政府的預算約束為：
其中，p（?）為政府征收環境稅的成本支出，假定p′τ（τ，υ，EMt）>0，p′υ（τ，υ，EMt）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Ct+It=Yt等市場出清條件，可以實現模型的閉合。
3.2 參數校準和模型求解
本文主要借鑒Acemoglu等[26]、Heutel[27]、楊繼生等[28]的文獻，給出模型參數的設定。其中，在環境社會組織監管力度及其費用函數等方面，可用于參考的資料較少。限于此，本文通過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以模型自身的穩健性為標準，得出政府征收環境稅的規制成本函數和環境社會組織的監督成本函數的具體形式為：
政府環境規制成本函數：pt=0.06τ1.2/（0.06+υ0.8）×EMt；
環境社會組織監督成本函數：qt=0.03υ0.3×EMt。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參數與變量間呈現較為復雜的非線性關系，難以求得顯示解，本文采用Matlab R2009a軟件，通過數值模擬的方法求解模型的穩態。
4 環境規制下的企業治理動機和公眾參與外部性模擬
4.1 政府征收環境稅對企業內在治理動機的動態影響
如理論模型中式（1）所示，公眾的效用最大化函數中可以加入環境污染的負效應Q（Xt），在考慮該負效應和不考慮該負效應時，政府環境規制政策變化對于各主體行為的影響可能會存在一定差異。在上述兩種情形下，本文繪制了環境稅強度的提高對社會福利及企業研發投入影響的圖形，以更好地體現政府環境規制政策的效果，如圖2和圖3所示。
當環境稅率逐漸上升時，社會福利水平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目標下，存在著差異化的最優稅率。上述結論與國內外大多數文獻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同時也證明了本文中模型構建的合理性。同時，當考慮環境污染對公眾效用的負向影響時，社會福利水平更低，這也符合經濟學常識。
如前所述，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投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的內在治理動機，也是本文的分析重點。其中，穩態下企業的環境技術研發投入為理論上的最優環境研發投入，因為該研發投入水平實現了企業利潤最大化和社會福利最大化。最優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參數同時決定的，即最優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應根據經濟體系的自身特征來確定，因此政府的環境稅收政策是企業內在環境治理動機的決定因素之一。
當政府的環境稅率不斷上升時，圖3顯示，企業環境技術研發投入會先上升后穩定或下降，當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水平達到最大時，政府所征收的環境稅完全激發了企業內生性環境治理動機。結合本文理論模型部分可得，企業通過環境技術研發投入增加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在增加，而企業接受稅費懲罰所導致的邊際收益在下降，因此企業就會增加環境技術研發投入，加快環境治污技術進步，促使污染排放量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在環境研發投入上升的初期，環境技術進步及其伴隨著的人力資本累積等使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得以提高，經濟產出會不斷增加。在收入效應的作用下，代表性家庭的消費水平也會上升，社會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當環境稅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環境稅帶來的資源配置扭曲效應高于環境負外部性的改善效應，環境稅就成為了扭曲性稅收，并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效率。
在社會福利水平達到最大值后，企業通過環境技術投入所帶來的邊際收益仍然大于企業接受稅費懲罰所帶來的邊際收益，企業還會繼續加大環境治污技術的研發投入，直至企業通過環境技術投入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企業接受稅費懲罰所帶來的邊際收益時，企業的環境治污技術研發投入達到最大。此時，圖2表明，社會福利已經下降至較低水平。因此，在保證社會福利的同時，有效激勵企業內在治理動機，應將環境稅率設定在適當水平，不宜過高。
4.2 環境社會組織參與行為外部性機制的模擬分析
進一步地，在圖4中，本文分別模擬了政府與公眾參與的組合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情況。圖4顯示，與僅考慮政府采取環境規制政策的情形相對比，政府征收環境稅和社會組織參與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會福利提高，這充分表明了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存在著外部性。主要原因在于，在現實經濟中政府實施環境監管的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環境治理的專業性知識結構也不健全，一定存在著環境治理監管的成本損失。環境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對稱等因素，減少政府環境規制監管成本，改善環境治理狀況。
當政府的環境規制強度不高時，環境稅所帶來的環境治理改善和生產效率提高的雙重紅利逐漸釋放，但是單位規制強度的邊際效率在降低，當環境規制達到一定強度時，社會福利水平開始下降。在引入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治理后，這一現象又呈現了新的特征，主要體現在隨著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環境治理的作用越來越大，政府環境規則所產生紅利的總體水平在提高，并且政府環境規制紅利的最優拐點在下降，這再次驗證了環境社會組織參與對于環境治理的外部性。
5 環境公共治理多主體協同體系構建的進一步思考
在環境公共治理體系中，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相互聯系、共同合作完成治理目標。首先，企業參與環保治理的動機來源于其自身，盡管企業目標主要是利潤最大化，通常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其目標，但是企業責任和經濟活動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也可以成為環境治理的重要力量，關鍵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規制政策激發企業的治理動機，實現治理行為。環境社會組織是指志愿性的環境社會組織，在環境公共環境治理模式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是以強制求公益，而社會組織是以志愿求公益，由此看來，政府與環境社會組織追求公益的目標也是契合的，只是實現方式有所不同。公眾形成環境保護的社會需求，并且將其反饋給政府，有助于政府修正決策中的失誤，同時可以減少政策執行中的沖突與摩擦。公眾參與的微小力量和環保社會組織的集體力量相Y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公眾參與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政府、企I、公眾和環境社會組織共同享有公共權利、共同進行環境治理，環境治理的核心任務是“多主體協同”，從政府關注公共項目轉向治理工具，從等級制轉向網絡化，從命令、控制轉向談判、協商，各個主體之間形成“網絡關系”。在圖5中，本文給出了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多主體協同框架。
治理過程的協同化強調的是一個動態過程，參與責任、監督懲罰、利益共享、信任協作構成了治理過程的主要內容。政府管理從等級控制轉向參與協作，建立與市場、社會之間相互激勵約束、相互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中的各個主體都在不斷互動和充分協作中實現各自目標的最大化，新型的“利益共享”網絡協同關系不斷形成。
6 結論與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進行了政府環境規制下的企業內生治理動機的研究與公眾參與環境外部性的分析，主要結果顯示，當環境稅率不斷上升時，企業環境技術研發投入會先上升后下降，當環境研發投入水平達到最大時，政府所征收的環境稅完全激發了企業的內在治理動機。其中，在環境研發投入上升的初期，環境技術進步使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得以提高，經濟產出會不斷增加，社會福利水平得到增進。當環境稅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環境稅成為扭曲性稅收，并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和社會福利水平。此外，通過模擬政府與公眾參與的組合對于社會福利的影響可得，在發揮政府與市場功能的同時，還應充分發揮環境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環境治理的有效網絡體系。
此外，本文的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擴展：一方面，對于不同行業或者同一行業的不同發展階段而言，當研發投入的規模不同時，研發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應、研發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均會呈現不同的特征，進而使得研發投入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對于這一影響的研究能夠豐富企業內生環境治理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對于企業部門而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模型中主要設置了環境規制與企業治理兩個主要部分，實際上，環境治理的效果還受到企業特征、經營狀態等一系列異質性因素的影響，如何充分在模型中設置這些因素并研究其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在發揮政府與市場功能的同時，充分發揮環境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環境質量、提高公眾福利的重要方式。為推動中國多元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必須使公眾融入到環境治理過程中。中國應盡快完善立法保障公眾對環境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通過立法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使公眾參與法律化、程序化，完善公眾參與的方式，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將環境建設項目的內容公之于眾，召開聽證會、公眾座談會，采用專家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聽取公眾意見，積極建立并完善公眾參與的環境治理方案。最終，形成環境治理的有效網絡體系，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OSTROM E， SCHROEDER L， WYNNE 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1-288.
[2]ECKERBERG K， JOAS M.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oncept under stress？ [J]. Local environment， 2004， 9（5）： 405-412.
[3]PARKINS J R. Decenter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short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the forest sector of Alberta， Canada [J]. Policy sciences， 2006， 39（2）： 183-202.
[4]FORSYTH T. Coope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wastetoenergy technologies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5（3）： 209-220.
[5]ARENTSEN 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setting [J]. Energy & environment， 2008， 19（6）： 779-786.
[6]NEWIG J， FRITSCH 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multilevel and effective？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3）： 197-214.
[7]JESSOP B.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 [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3： 1-19.
[8]TSANG S， BURNETT M， HILLS P. Tru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2）： 99-114.
[9]EVANS J 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272.
[10]薛冰， 郭斌. 西部生態環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基于政府職能轉變的視角[J]. 上海經濟研究， 2007 （12）：112-114.[XUE Bing， GUO Bin. Cost benefi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western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J].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2007 （12）：112-114.]
[11]張建偉. 政府環境責任論[M].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8：1-239.[ZHANG Jianwei. Study 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8： 1-239.]
[12]吳迪. 如何解決目前中國環境政府失靈的問題[J]. 經營管理者， 2012（2）： 29-30.[WU Di.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failure [J]. Manager journal， 2012（2）： 29-30.]
[13]呂忠梅. 環境法新視野[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7： 1-322. [LV Zhongmei. A new vis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7： 1-322.]
[14]顧訓寶. 十年來我國公民參與現狀研究綜述[J].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09（4）： 33-38. [GU Xunbao.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n ten years [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2009（4）： 33-38.]
[15]李永友， 沈坤榮. 我國污染控制政策的減排效果――基于省際工業污染數據的實證分析[J]. 管理世界， 2008（7）： 7-17. [LI Yongyou， SHEN Kunro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industrial pollution data [J]. Management world， 2008（7）： 7-17.]
[16]米. 地方政府與企業環境治理合作關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為例[J].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 2010，11（1）： 56-66. [ZHU Demi. 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aihu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College， 2010，11（1）： 56-66.]
[17]王火根， 滕玉A. 地方政府與污染企業動態博弈分析[J]. 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2（11）： 14-18. [WANG Huogen， TENG Yuhua. Dynamic game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luting enterprises [J]. Research on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2（11）： 14-18.]
[18]鞏英洲. 發展民間環保組織建立公眾參與的環保機制[J]. 社科縱橫， 2006，21（2）： 52-54. [GONG Yingzhou.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J].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006，21（2）： 52-54.]
[19]劉培峰. 中國非政府組織立法的評論與思考[J]. 中國社會科學， 2007（2）： 105-115. [LIU Peifeng. Comment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2）： 105-115.]
[20]鄧國勝. 非營利組織評估體系研究[J]. 中國行政管理， 2001（10）： 41-43. [DENG Guosheng.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J].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1（10）： 41-43.]
[21]王興倫. 多中心治理：一種新的公共管理理論[J].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05（1）： 96-100. [WANG Xinglun. Multicenter governance： a new theory of public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5（1）： 96-100.]
[22]孔繁斌. 公共性的再生產：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機制建構[M].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1-285. [KONG Fanbin. Public re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M].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285.]
[23]陳海秋. 城市環境治理新理念及其對城市管理的理論突破[J].上海城市管理， 2011，20（1）： 43-46. [CHEN Haiqiu. New concep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urban management [J].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1，20（1）： 43-46.]
[24]李明洪. 協同治理：環境治理模式的探析[J]. 知識經濟， 2014（20）： 56-57. [LI Mingho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 management model [J]. Knowledge economy， 2014（20）： 56-57.]
[25]FISCHER C， SPRINGBORN M. Emissions targets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intensity targets versus caps or tax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62（3）： 352-366.
[26]ACEMOGLU D， AGHION P， HEMOUS D.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2（1）： 131-166.
第2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職業資格證書，是指勞動者根據相應的職業技能標準或任職資格條件，在指定的鑒定機構通過考核合格后所賦予的，能表明其具備從事某一職業所需要的學識和技能的憑證。本文所說的行政環境，是指直接或間接作用于檔案行政管理活動的客觀因素的總和，即檔案工作行政環境。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作為檔案行政管理體系的一部分，其建立勢必會受到檔案工作行政環境的影響。
在檔案行業，我國還未建立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雖然相關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但不少學者認為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確有必要，并展開了相應的論述。既然有“必要性”，那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又是否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呢？
行政環境按其對行政管理活動作用的層次可以劃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因此，本文從檔案工作行政環境的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出發，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進行“可行性”分析。
二、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立的宏觀行政環境分析
在宏觀層面，行政環境指得是國際國內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本文在這里更多的是強調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所面臨的國內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等多個影響因素。而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地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產生了影響。
譬如，由于相關法律體系的不健全，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勢必會遇到法律上的阻礙。檔案法律體系中只在1996年的《檔案專業人員職務試行條例》和1997年的《檔案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暫行規定》中部分涉及了檔案職業資格認證的內容，同其他領域的法律體系還存在諸多爭議之處。上海市于2004年開始的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嘗試，后來正是由于跟《行政許可法》相沖突而被國家叫停，實在是一種遺憾。
又譬如，一方面，由于檔案事業社會化程度比較低、依附性和隱蔽性比較高，使得檔案行業的社會價值難以體現，進而削弱了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建立的社會與實踐基礎。而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信息化的不斷深入，檔案工作對專業化、標準化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也越發需要建立一種職業準入控制機制來滿足對檔案人員的素質要求；同時，隨著各種檔案教育的逐漸推廣，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作為一種國家考試制度也越發受到肯定與支持。這些在客觀上都提高了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建立的社會與實踐基礎。
而在諸多影響因素中，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當前國家逐步減少社會上職業資格審批數量的舉措。根據2013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工作方案》，人社部牽頭開展了減少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工作，迄今為止已取消的職業資格近200多項，占國務院部門設置職業資格總數的34%。在這一背景下，建立檔案職業資格證書無疑會非常困難。
三、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立的中觀行政環境分析
在中觀層面，行政環境指得是行政系統的組織結構和運行環境。本文在這里指得是檔案事業的行政管理體制，即檔案事業管理的體系和組織制度。
我國的檔案事業行政管理體制是一種層次式的集中型管理體制。對黨政檔案、檔案工作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并設立各級檔案行政管理機構分級統一掌管全國檔案事務。該管理體制有兩大現實特征：一個是統一領導，一個是分級分專業管理。這兩大特征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都有影響。
統一領導，主要指得是國家檔案局負責統一掌管全國檔案事務，并對地方檔案行政機構進行監督指導。眾所周知，我國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主要還是依靠國家或政府的力量來推行，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國家模式。因此，在建立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時，由國家檔案局統一領導，這既符合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國家模式的特征，從而有利于從國家層面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進行統籌規劃、組織協調、統一制度、監督指導，又有利于在全國范圍內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進行推廣。同時，參考其他行業可知，行業主管的“龍頭”地位或者政令暢通的體制優勢，是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實施進程無障礙化的最根本原因。可以說，由國家檔案局統一領導全國檔案事務的集中式管理體制，無疑會提高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立的可行性與成功率。
分級分專業管理，分級是指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檔案事業，并進行監督指導；分專業是指各專業主管部門對本專業系統和直屬的企事業單位進行監督指導，并提出本專業科技檔案工作的具體要求。這在現實中就是所謂的“條塊結合”。分級分專業管理，有利于專業主管機關參與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其內容的制定，進而提高該制度的科學性與專業性，有利于檔案職業資格認證以實際的職業能力為基礎，以職業崗位需要的能力為依據。但同時，由于現實中的“條塊分割”，各系統的檔案部門在人財物的制約下，往往不得不先服從于本系統的政府主管部門發出的指令。這就削弱了國家檔案局作為“領頭羊”的推動力和領導力。各地方檔案局也容易各自為政，在本行政區域內推出各自的檔案職業資格上崗培訓和考試制度，其考核和鑒定也就缺乏通用性和權威性，無法構建起全國范圍內的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這些無疑都不利于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
四、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立的微觀行政環境分析
在微觀層面，行政環境指得是某一具體行政機構或單元內部的情況。本文在這里指得是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內容、形式等內部機制設計的情況。
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考核內容、考核形式、等級標準劃分、強制性與否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小的爭議。其中，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認證主體的爭議最為關鍵。前面已經提過，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國家模式，領導體制的建設對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極其關鍵。而選擇何種認證主體，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領導體制的設計及其今后的發展都至關重要。目前在這一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是認為認證主體應是以國家檔案局為代表的檔案行政部門；另一種是認為應是以檔案學會為代表的行業組織；還有一種是認為應是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職業技能鑒定中心為代表的國家認證機構。三種觀點所主張的認證主體各有優劣，短時間內也難以取舍和達成一致。
同時，由于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本身就屬于人事體制的范疇，所以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也會受到當前檔案事業人事體制的影響。檔案事業同國內其他事業單位一樣，其崗位聘用和管理以職稱為依據，并且和收入分配制度掛鉤。因此，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勢必會受到檔案行業中職稱制度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有限的，也不一定就是負面的，因為在現實中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職稱制度并非絕對的對立關系，更多的是一種互補關系。
同職稱制度的影響相比較，檔案事業不充分、不獨立的人事體制嚴重阻礙了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同時，檔案事業不充分的人事體制也阻礙了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我國行政事業管理體制普遍實行一元化治理格局，用人管理權高度集中。作為行政編制單位的檔案館和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缺人時要有人事局同意才能進人，并且人員配備必須服從政府統籌安排。這樣，檔案部門的人事權就被變相地攫取了大半部分。這種事實上不具獨立性的人事權導致了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在檔案部門淪為了“紙上談兵”。
五、啟示
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及其建立是一項難度頗大、涉及面頗廣的改革措施，在分析其行政環境時，應有所側重，抓住主要矛盾，重點關注那些起關鍵性作用的影響因素。
在行政環境的宏觀層面，對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影響最大的是國家當前社會上職業資格數量的政策措施。但同時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一政策措施可以是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立的主要障礙，但不是根本障礙。因為社會上職業資格數量的增減根源在于社會對專業化、標準化人才的需求，而國家相應的政策措施不過是對這種需求變化的反映。因此，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立的根本障礙是社會對專業化、標準化檔案人員的需求。當這種需求達到了一定的閾值，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就是可行的，我們就應大力推動；當這種需求低于一定的閾值，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就不具備可行性。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因為國家的相應政策措施就斷然認定檔案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無法建立，而是應該分析社會對相應檔案人才的需求。
第3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摘要：通過分析我國鄉鎮企業環境問題和探討鄉鎮企業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指出防治鄉鎮工業污染應從提高全社會環境意識、統一規劃、加強鄉鎮企業環境綜合整治，轉變經營思想，合理布局、控制產業方向與產品結構，從技術上減少鄉鎮企業的環境污染。
我國的鄉鎮企業始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改革開放20年來得到了迅速發展，已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環境污染和生態系統的破壞日趨嚴重，并成為制約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可忽視因素。因此，提高鄉鎮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已成為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任務，同時也是我國進行小城鎮建設的可持續發展不可回避的問題。必須把鄉鎮企業環境管理放在戰略的高度上予以重視。
一、鄉鎮企業建立環境管理的內涵
環境管理是指運用經濟、法律、技術、行政和教育等手段，限制人類損害環境質量的活動，通過全面規劃，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處理各部門、各社會集團和個人有關環境問題的相互關系，使社會經濟發展在滿足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時，又不超出環境的容許極限。
鄉鎮企業環境管理的對象，首先是人們的意識和行為。通過誘導、約束和協調人的行為，來調控社會經濟與環境系統，使其功能、結構和運動過程有序化。環境管理的對象是人，但其調控的對象卻是社會經濟與環境系統。
二、鄉鎮企業建立環境管理體系的必要性
2．1環境管理體系是治理農村環境問題的重要途徑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法制和經濟調控手段不健全，鄉鎮企業為了占有市場，往往進行自發性、盲目性的發展；急于脫貧，急功近利，只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不顧社會整體利益，不從長遠角度考慮對環境和資源的影響，在決策上形成“盲區”；盲目搞建設、上項目、上產品，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環境效益，“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形成點多面廣的污染源，使環境污染增加。而且，鄉鎮企業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粗放經營型，生產技術水平低，工藝落后，設備簡陋，資源和能源利用率低下，產生大量“三廢”，導致各種污染物排放量過大。尤其許多鄉鎮企業是技術水平低的小造紙、小制革、小化工和小冶煉等大耗水工業，主要靠拼資源、拼設備、拼人力實現經濟增長，缺乏治理“三廢”的技術裝備，大量工業污染物未經任何處理或簡單沉淀后直接排入鄉村河道，造成水體大面積污染。在鄉鎮企業較為發達的地區，水體水質普遍是Ⅳ類、V類甚至是劣V類。在河南、湖北，個別村莊因飲用水污染出現了“癌癥村”，一些村民也由此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水體污染已嚴重影響到人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農村的農業生產環境、農民生活環境甚至廣大村民，都成為鄉鎮企業“三廢”污染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而農產品的廣大消費者則成為污染的間接受害者。
2．2環境管理體系是彌補目前體系不足的重要途徑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交通不便、通訊手段落后，布局分散，規模較小，許多管理城市環境的成熟辦法難以實施。比如目前鄉鎮企業普遍是中小工業企業，有的甚至是家庭手工作坊式生產，遍布全國各地，不可能普遍實施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或直接監測為依據執行排污收費制度。而且許多縣、鄉(鎮)的環境保護主管部門人員素質、技術設備等不滿足要求，傳統的依靠環保部門直接監控的環境管理體系對鄉鎮企業也收效甚微。面對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管理環境的壓力，鄉鎮企業建立自己的環境管理體系是一明智之舉，也有著其必然性。
2．3環境管理體系是滿足“綠色市場”的競爭要求的重要途徑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立法的“綠色化”要求鄉鎮企業加強環境管理。國際上“綠色貿易壁壘”的存在要求鄉鎮企業如果想將其產品(服務)打入國際市場，就必須重視環境保護，推行綠色管理，塑造綠色形象，努力開發綠色產品。同時國內綠色消費意識的增強，迫使鄉鎮企業加強環境管理。我國針對一些鄉鎮企業污染嚴重的現狀，出臺了《關于加強鄉鎮企業環境保護工作規定》，把鄉鎮企業的排污量納入區域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實施污染排放總量控制，嚴禁引進和新建污染嚴重的生產項目，對現行污染嚴重的小型造紙廠、制革廠、染料廠等鄉鎮企業責令其關閉或轉產，要求新建鄉鎮企業嚴格執行環境保護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等。
三、鄉鎮企業存在問題及其原因
環境問題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瑞然農村地域廣袤，對污染具有較強的降解能力，但鄉鎮企業所產生的污染總量已經遠遠高出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圍，其增長勢頭仍然讓人擔憂。與其它工業企業相比，造成鄉鎮企業環境問題有其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1)環保意識缺乏是鄉鎮工業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觀原因。主要表現在：①環保意識淡薄。不少地區的農村干部與鄉鎮工業職工對防治污染、保護環境缺乏應有的認識，對保護環境不會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而只是被動應付。同時很多農村居民對環境問題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相當多的農民對于資源的認識還停留在“自然界恩賜”的水平；②缺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意識。一方面，環境保護的戰略重心過于偏向城市環境；另一方面，對鄉鎮工業與環境保護要協調發展的戰略認識不足。當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發生沖突時，往往只顧前者，其至為了前者而通過行政手段阻止環境執法。
(2)鄉鎮環境容量有限，管理體系不健全是鄉鎮工業環境問題產生的客觀原因。農村地域雖然遼闊，但是其生態環境是低層次的生態循環系統，農村生態環境是脆弱的，這就決定了農村環境容量的有限性。農村環境容量的有限性要求鄉鎮工業發展必須在環境容量許可的范圍內發展，不能只顧經濟增長，忽視環境保護。
四、對策及建議
(1)加大宣傳力度，提高環境意識，增強社會監督。在目前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公眾環境意識日益提高的情況下，應廣泛宣傳《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增強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意識，特別是鄉鎮企業環保法規建設和環境教育，引導鄉鎮企業的廣大職工學習環境保護知識，建立公眾參與機制，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鼓勵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工作，檢舉和揭發各種違反環境保護法律和法規的行為。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等多種新聞媒介宣傳和組織各種學習班等活動，發揮新聞監督的正確輿論導向作用，廣泛深入地宣傳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增強全社會特別是各級領導和企業人士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的綜合決策能力，克服與傳統粗放式經營相聯系的思想和做法，樹立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的社會風尚，使廣大農民意識到保護自己生活環境的重要性。
(2)增加投資力度，保障環境管理體制順利實施。應加大政府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力爭使環保投資與GDP的比重達到1％，進一步完善份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適當提高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中地方分成比例，加大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特別是省對市、市鄉的轉移支付。在每年的地方財政預算交排上保證基層環保部門的正常開支需要，使環保部門在查處污染企業時不再有顧慮。同時積極鼓勵民間資金投資環境保護事業，對其進行政策上的優惠，使其迅速產生效益，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環保產業；在適當的時候進行費改稅，將排污費，改為環保稅，使治污資金能有一個穩定的來源；積極探索排污權的交易，通過經濟手段使污染企業自覺減少排污量，實現排污總量的控制；改變對政府官員的考核指標，在試點城市的基礎上積極推廣“綠色GDP”，通過經濟手段減少環境污染。
(3)重視城鎮和工業區規劃。從鄉鎮工業發展歷程來看，鄉鎮工業污染蔓延的原因均源于雜亂分散的工業布局。在鄉鎮企業規模小，技術裝備落后，分布分散的情況下，難于建設集中的基礎設施，環境污染難以控制，這些均制約了鄉鎮工業升級換代的步伐，影響了規模經濟效益和小城鎮的建設與繁榮。因此應調整鄉鎮企業布局和發展大批中小工商業城市，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逐步形成相對集中、布局合理的工業區和工商業城鎮，繼續推動鄉鎮企業點源治理，把改善鄉鎮工業布局，推動工業區的建設當作鄉鎮環境管理的一項首要任務。
(4)加大環境立法和執法力度，建立鄉鎮企業環境管理體系。加強環境管理，健全環境管理機構，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環節。首先應加強環境法制建設，完善和健全環保法規，加強環境管理。其次，應建立環境管理網絡，把環境管理納入鄉鎮企業管理的軌道，各級環保部門應加強環境管理的力度，認真執行“三同時”和新、改、擴建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控制環境污染，認真執行《關于加強鄉鎮企業環境保護工作的規定》等法規，并通過合理規劃，促進鄉鎮企業經濟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5)轉變經營思想。建立低消耗、高效益的經濟結構。環保法制和標準的不斷完善制約著許多按現有方法生產的產品的貿易，同時也給許多產品尤其是有利于環保的產品創造一個巨大的貿易機會。這就要求鄉鎮企業經營者切實轉變經營思想，樹立綠色營銷觀念，統一規劃，合理布局。許多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表明，調整產業結構，結合當地資源和傳統工藝的特點，確定發展方向，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設備和工藝，大力推廣科技進步和清潔生產，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的產業比重，是緩解和控制環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第4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微小型企業;非正規融資;社會資本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special financing demand by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private economy, the paper proves that informal financing right now is the best way to raise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social capital network connects the financing channels of micro enterprises. The informal financing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meet the demand of fund, but also satisfy the need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formal financing; social capital
一、引言:關于微小型企業融資的文獻綜述
隨著新交易中心和通訊工具的發展及產權制度的演進,分工的加深在越來越專業化和越來越小的企業之間發展,中小企業代表著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這一群體中大量存在的以超小經濟規模形態為特征的企業組織形式——微小型企業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們為經濟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在創造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微小型企業多以獨資或合伙制的家族企業的形式存在,自創業的第一天起,多種不利的因素就困擾著其發展,如資金嚴重短缺,技術落后,管理人才匱乏,再加上市場環境的高不確定性,其生命周期很短。根據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的統計,有近23.7%的小企業在開業后的兩年內消失;由于經營失敗、倒閉或轉產,有近52.7%的小企業在4年內退出市場。中國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大約3.5歲(許曉明,高健)。最近大量實證研究成果顯示:融資問題始終是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微型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約束環節。
目前,關于微小型企業融資分析多包含在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研究中。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信息不對稱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供給約束(Supply-based financial constraint)的最主要原因。Stiglitz 和Weiss(1981)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場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使得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無法在眾多的貸款申請者中甄別出哪些借款者有還款能力,哪些借款者無還款能力,這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金融機構貸款的質量嚴重惡化。金融機構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風險,不得不采取信貸配給政策。中小企業與銀行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嚴重,更容易受到銀行信貸配給的約束。
基于這樣的認識,許多學者認為能否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核心。Bester(1985 )提出引入貸款抵押這樣的甄別機制。認為如果銀行將貸款利率和貸款抵押同時納入貸款合同,則這兩項指標的不同組合就能夠實現信貸市場上的分離均衡,低風險的企業將會承諾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較低的貸款利率,而高風險企業則與之相反,這就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Holmstrom和Tirole (1997)進一步提出信息與抵押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Berger和Udell ( 2002 )提出通過關系型貸款(relation ship lending)解決銀企關系中的“軟信息”問題的思路,認為銀行可以通過與小企業發展非標準化的、通過密切關系而達成融資交易的準市場行為,來降低小企業貸款成本,提高貸款的可獲得性。國內學者中,林毅夫、李永軍(2001)、李志(2002)和張捷(2002)等從不同分析角度提出用發展中小金融機構來克服信息不對稱的思路;張杰(2000)、史晉川(1997)則提出通過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的“體制內”金融來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更有眾多學者提出通過政府供給擔保來解決中小企業的抵押擔保不足問題,其根本的出發點還是通過抵押擔保來替代信息,實現對企業的篩選。
然而從國內實踐看,僅僅立足于克服信息不對稱所提出的措施建議效果不佳。首先,商業銀行必須克服抵押品不足這個棘手的難題;其次,商業銀行必須克服信息收集、處理、應用的高成本投入和低收益的矛盾。而且,由于銀行破產制度和個人信用制度的缺失,關系型貸款很容易滋生尋租或合謀行為,使銀行的資產受到侵蝕;最后,依靠政府信用擔保機制,商業銀行必須要克服道德風險。否則,設計糟糕的擔保機制將削弱企業的還款激勵機制,加劇賴賬文化。微型企業不同于一般的規模公司制企業,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中小型企業,其自身表現出某些特殊性,上述問題就更突出。
本文認為:由于微小型企業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特征,決定了其融資需求的特殊性。興起于大工業經濟基礎上的現代金融體系,并不適合微小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微小企業正規金融市場往往是金融供給嚴重不足,信貸配給明顯,事實上造成了“微型企業歧視”。而非正規金融不僅有助于解決微小型企業克服融資的供給約束,同時也克服了企業的融資需求約束(Demand-side financial constraint),促進微小型企業的發展和壯大。
二、微小型企業融資需求的特殊性分析
在不同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微小型企業有著不同的稱謂:
美國將由貧困人口擁有與經營、員工不超過10人(包括不支薪的家庭成員)的公司稱為微型企業;
法國把凡雇傭員工在9人以下的企業被稱為特小企業;
日本把制造業中20人以下、商業服務業中5人以下的企業定義為零細企業;
1996年歐盟委員會將雇員人數9人以下的企業定為非常小企業;
我國將資產總額和銷售收入均在5000萬以下的統稱為小型企業,但沒有對微小型企業的類型劃分。其實,若以規模來看,我國還有大量沒有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脫離政府管理的非正規勞動組織,這些組織主要是微小型企業(莫榮,2001)。
微小型企業不同于一般的規模公司制企業,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中小型企業,其自身表現出某些特殊性,決定了其融資需求的特殊性。
(一)微小型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簡單,企業管理的人格化現象突出,創業者的個人魅力往往就成為維系企業管理穩定性的關鍵因素。企業家不僅運用個人的才能發揮著發現市場、創造市場、應對不確定性這些核心作用,而且還憑個人的品質和能力建立起一種分等級的人際關系結構,而這一人際關系結構是企業發展的基礎。以企業家為中心,企業內部、企業間以及企業的其他利益相關主體之間形成了非契約型長期合作博弈關系。企業家個人及其控股的家族承擔著企業興衰的主要責任。也就是說,微型企業融資的基礎是企業家個人及其家族的信用。微小型企業與所有者個人的緊密聯系,從而也使企業家個人和家族承擔了企業風險和隱性成本。當微小型企業因擴大生產規模或追求技術進步而需要進行外源融資時,企業家個人及其家族的個人因素就成為資金提供者最看重的因素。
(二)微小型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基本上合二為一,大多數微小型企業具有家族性特征,管理的人格化現象突出必然帶來的融資需求更加人格化。個人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目標函數、風險回避度、失敗容忍度、避稅考慮、控制權考慮以及知識水平等,都導致企業融資方式的因人而異,因人制宜。從制度需求來看,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信用受到極大的破壞,人們彼此間的信任度減低,缺乏經濟合作的基礎,選擇以人緣、地緣、血緣為基礎的合作方式遠比建立在社會信用基礎上的現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另一方面,受我國的家族文化的影響,人們在選擇合作對象時,首選對象往往是最親密的人,包括以血緣、親緣、姻緣關系和以地緣、學緣、友緣關系為基礎的、以長期固定規范為紐帶建立的關系人。微小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始終偏好掌有大部分股權,并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正是這種偏好,微型企業的融資需求方式僅僅只局限于不影響其控制權的內部融資(如企業自身的利潤積累和在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內,通過企業主擁有的社會資本進行企業內部成員融資或關系網絡內外部融資內部融資)與外部融資中的債券方式。因為,債券融資既可通過正式制度下的正式金融中介機構(如銀行),也可通過某些轉型經濟中非正式制度條件下的非正式金融中介機構(如民間標會、典當行或錢莊等)。而外部融資方式中如出賣股權和引進戰略投資者之類的權益融資,則由于可能導致經營者控股權的稀釋或轉移而被排斥。
(三)微小型企業活動更多依靠某種社會機制,如社會公認的倫理、道德、宗族規制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約和規范。從外部來看,由于地理接近性和產業專業化的特性,人們以各種各樣的聯系來傳遞商業信息和市場信息,各個微小型企業之間往往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網絡和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互利、雙贏,共同做強、做大是主要思維理念。通過彼此的長期博弈,大家就會對彼此的交往,有一種穩定的預期,一個互利的“合作解”成為人們的合理選擇在這里,重復博弈中懲罰的可信度是維持合作博弈的關鍵(羅丹陽,殷興山,2006)。一旦行為主體背信棄義, 將會受到社會排斥、聲譽喪失等嚴厲的非正式制裁。在企業內部,企業主及其核心層之間、管理層與員工之間以及員工與員工之間,非正式制度表現為企業內部人之間的互相幫助和平等關系。雖然企業的控制權屬于家庭或個人,但資產的收益權和讓渡權卻平均或非平均地屬于企業的全部成員;企業內的許多員工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相互間很熟悉,相互幫助是處事待人的基本原則。在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文化上的力量仍然能夠支持員工之間的交往和企業的運轉。
(四)大多數微小型企業經營不穩定,風險大。與一般企業相比,微型企業具有經營靈活、提供個性化專業化服務的優勢,經營靈活性是中小企業的天然優勢,但靈活性也意味著不確定性,在一定條件下,優勢也有可能轉化為劣勢。不確定性意味著產品和市場的頻繁轉換,缺乏自己的品牌和穩定的主營業務等,對于穩健的投資者來說,這些靈活性特征將直接導致其投資預期收益的不確定性,即風險增加。加上資產少、底子薄、抗外部沖擊的能力弱,微小型企業有著較高的倒閉率或歇業率。這種經營的不確定性和較高的倒閉率,以及質押資產的不完備性,使銀行和投資者面臨著較大的風險。
與微小型企業的經營生產特點相一致,微小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具有資金需求規模小、周期短且要求服務快捷方便等特點。顯然,現代金融體系在很多方面并不適合微小型企業的融資需求。現代金融中介的優勢是其規模效應,金融中介機構利用借貸兩方面規模經濟的好處,使交易成本得以節約。然而面對微小型企業分散的、多樣化的且信息嚴重封閉的融資需求,正規金融中介的規模效應出現失效:一是中小企業信息無法進行標準化生產、交易和傳遞;二是大規模生產面對中小企業小規模需求發生“規模不經濟”;三是標準化金融產品不能滿足中小企業的靈活性、多樣化融資需求;四是現代金融中介非人格化的角色定位加重了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由此可見,正規的金融機構的門檻相對微小型企業來講太高,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或很難從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得金融支持,因而只得轉向以社會資本為基礎非正規的融資途徑。
三、非正規金融的界定及其對中小企業融資的適用性
關于非正規金融的內涵和外延,目前理論界尚無一致公認的界定。總體上有兩種大致的劃分:一種是放在金融機構的功能性特征上,如規模大小、勞動密集程度等;另一種是從法律特征和金融監管上劃分。相對而言,以后者居多,如體制外金融、非正式金融、非制度金融、地下金融等(姜旭朝,丁昌鋒,2004)。此外,國內學術界常常將非正規金融稱為民間金融(任森春,2004)。本文把中小企業非正規融資歸結為未在金融監管當局監管范圍以內的各種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企業、居民等所從事的各種金融活動。具體包括:企業發起設立時向特定投資者募集股本融資、內部員工股權融資、向原股東增資擴股、向外部特定投資者募股融資、在特定區域內公開募股;民間個人借貸、企業間直接借貸、企業間“轉貸”融資、輪轉基金、內部員工集資、社會定向集資、社會非定向公開集資;商業信用、民間票據市場融資;寄售商行融資、中小企業擔保公司融資等等。這些融資方式都是游離于監管機構的視線之外,也游離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以外,不受法定體系的約束,是企業根據資金的可獲性和經營發展的其他目標自主選擇和創造的融資方式。
而非正規金融的以下共同特征使其對微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一是在克服金融活動的信息不對稱和解決金融脆弱性方面有著正規金融不可比擬的優勢。根據參閱的文獻資料,可以發現,非正規金融往往發生在一個相互都很熟悉的社區中,每種形式的非正規金融都有自己特定的獲取信息的方式和實施機制,并且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依靠資金供求雙方的人緣、地緣關系獲取關于借方的信息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貸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難題。
二是和正規金融中的關系貸款和人情貸款相比,非正規金融具有靈活方便、手續簡便、快捷,預算約束硬化,借貸雙方信息對稱,契約成本低,服務態度好等特征,因此其貸款回收率較高。由于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因長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關系,不僅在抑制契約雙方的道德風險方面具有效率,而且違規者還會因遭到社區排斥和輿論譴責而付出高昂代價。社區的約束力越強,成員之間合約的履行率就越高,并且借款者更重視償還非正規金融貸款,以便與其保持長期穩定的借貸關系。
三是作為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本,“基于信任、制度、規則、傳統慣例、習俗或投資于社會關系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網絡關系,可以為個人或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動力或方便”(王宣喻,儲小平,2003)。企業和個人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的融資關系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和依賴,使融資者和被融資者結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當資金的提供者限于關系人、內部人的圈子里時,資金提供者更看重企業的長期收益,不會因企業一時的失敗而做出追討債務、撤出資金等對企業不利的事情,甚至他們會盡自己所能進一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如當企業產生經營風險時,內部人和關系人會盡力封閉企業的風險信息,防止風險的擴散,企業也許會因此而獲得新的生機。提供這些幫助并不是基于即時的回報,而是出于對未來長期合作、互助獲得更多經濟利益的一種理性考慮。從股權融資的形式來看,資金提供者并不會對控制權提出多大要求。因此,非正規金融不僅有助于解決微型企業克服融資的供給約束,同時也克服了微型企業的融資需求約束。
四、微型企業非正規融資的環境基礎與動力機制源于社會資本網絡
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見于Hanifan(1916)對美國郊區學校社區中心的研究,然而這一概念在當時并未受到廣泛的重視。直到幾十年后,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1980)將這一概念推廣運用到社會理論方面的研究,從而正式開啟了對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大門。伍考克(2000)、弗泰恩(2000)、Fukuyama(1995)等人從經濟學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研究,他們注意到了“社會資本”工具性的一面,將社會資本看做是促成信任、合作與創新的一個關鍵因子。社會學家Coleman(1990)、Putnamm(1993)、波茨(1996)等人是從功能的角度來定義和研究社會資本,強調了社會資本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配置功能。研究切入視角不同,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就不同,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可以把社會資本看作是一個共同體的人與人、人與組織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在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形成的密切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機制和相互之間的高度信任,是可以為個人或組織帶來收益的一種資源。社會資本有賴于成員之間聯系程度、成員關系的穩定程度及小群體的意識形態三個主要因素,可以概括為信用、組織性和社會聯系。社會關系在根本上、長期上是平衡的,信用是維持社會關系平衡的一種長期交易。
社會資本網絡不同于依靠市場建立的標準交易關系,也有別于同一正式組織中的層級關系。社會資本網絡是企業間以經濟交流為基礎,包括文化、技術、制度、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社會資本的價值是通過社會網絡來實現的。擁有社會資本的行為主體能夠在對應的社會網絡中取得自己所需的利益或價值。社會資本通過關系網絡將個人的忠誠、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質利益這些異質而又重要的因素聯系起來。在組織的層次上,社會資本的產生有賴于組織內網絡的結構特征、組織成員之間的信任和以共同目標作為行動導向的水平,它通過成功的集體行動來創造價值(張榮剛,2006)。
社會資本網絡奠定了微型企業集群融資的環境基礎。非正規融資活動與社會資本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社會資本網絡作為一項持續的社會資本,它的實際運作是建立在過去信任關系積累基礎上的。由于區域內親緣關系和鄉緣關系具有不可替代性,在親緣和鄉緣關系基礎上,不僅更能產生不可替代的集聚力,還能產生比一般的社會關系更安全的信用基礎——共同的地方習俗和規范,這種信用基礎支持了非正規金融的有效運作。同時親緣與鄉緣的信用效應放大了資金的集聚和流動效應。微型企業將那些偶然的關系(鄰里關系、工作場所關系、親屬關系、選擇性關系)編織入以自己為核心的社會資本網絡之中,通過社會資本網絡獲取及時、實用的非正規金融資源,以節約通過正式渠道獲取資源而耗費的交易費用。
社會資本網絡引發非正規融資的動力機制。社會資源理論表明,資源不但是可以為單個經濟主體所占有的,也是根植于社會網絡中的,因為可以通過社會資本網絡獲取。社會資源是在社會資本網絡中根植的,可攝取的,而社會資本則是從社會網絡中動員了的社會資源。微型企業由于地理接近性和產業專業化的特性,微型企業集群出現,集群容易形成封閉式的集群網絡,微型企業集群基于社會資本網絡形成了密切合作、免費學習、互通信息、充分競爭的集群供應鏈系統,供應鏈不但可以媲美大型企業集團的CRM系統,而且根據生產需要彼此提供賒銷、賒購、及時補救等幫助,大幅度降低了集群內微型企業的資金需求。
五、結論
關于非正規金融存在的原因,不僅是由于正規金融約束和缺失而進行替代和補充結果,也是由于社會資本屬性的存在,微型企業“自主自愿”選擇的結果。非正規融資是企業根據實際需要而自發形成和創造的,能夠與微型企業業績不穩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質緊密結合起來,并且有助于微型企業克服這些弱質。當然,非正規金融也有它自身的不足和局限,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礎上的信任和承諾關系可能使企業的資信狀況具有隱蔽性,易形成風險事件,破壞金融和社會穩定。因此,我們應首先承認非正規金融在促進微型企業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認識其在微型企業信息采集、穩定微型企業經營方面的優勢,充分認識非正規金融對于提高微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和還款能力的重要性,為其存在的合理性奠定認識基礎。其次,作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應改革現行阻礙非正規金融發展的規定,建立新的機制和制度,賦予其合法地位,將其納入國家金融監管體系。通過非正規金融與現代金融制度的結合與互補,建立既立足于社會資本網絡,又不局限于社會資本網絡的微型企業融資機制。
參考文獻:
[1]許曉明,高健.民營企業“死現象”及其防范[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6).
[2]林毅夫,李永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1,(1).
[3]李志.銀行結構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2,(6).
[4]張捷.中小企業的關系型借貸與銀行組織結構[J].經濟研究,2002,(6).
[5]張杰.民營經濟的金融困境與融資次序[J].經濟研究,2000,(4).
[6]史晉川,孫福國.市場深化中的民間金融業興起[J].經濟研究,1997,(12).
[7]莫榮.發展小企業促進中國就業[J].管理世界,2001,(5).
[8]羅丹陽,殷興山.民營中小企業非正規融資研究[J].金融研究,2006,(4).
[9]姜旭朝,丁昌鋒.民間金融理論分析:范疇、比較與制度變遷[J].金融研究,2004,(8).
[10]張榮剛,梁琦.社會資本網絡:企業集群融資的環境基礎與動力機制[J].寧夏社會科學,2006,(1).
[11]麥克爾·伍考克.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一種理論綜合與政策構架[A].李惠斌,楊雪東.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40-302.
[12]簡·弗泰恩. 創新、社會資本與新經濟[A].李惠斌,楊雪東. 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09-227.
[13]波茨. 社會資本:在現代管理學中的緣起和應用[A].李惠斌,楊雪東.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03-311.
[14]Hanifan, Lyda J.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16, (67).
[15]Bourdieu, Pierre.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aires[J].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 1980.
[16]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第5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智能制造；生態環境；生態鏈；裝備制造企業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063
[中圖分類號]F276.3；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18-00-02
企業生態環境的重塑主要表現在制造業數字化、網絡與智能化的融合。如今，這種表現已成為制造業發展的主流趨勢，今后也必將成為產業發展的焦點。面對這樣的產業環境，誰能抓住機遇便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取得先機，從而保證自身的創新與發展。
1 智能制造重塑企業生態環境的特點
1.1 生產方式模塊化
智能制造模式，即在生產過程中采用大量的現代信息技術，從而使生產模塊化。所謂生產模塊化，即將原本復雜的系統分為若干獨立的子系統，而智能制造模式的優勢便在于能將若干分散的子系統集成到一起，并在現代信息技術的輔助下優化集成子模塊，優化產品的生命周期，不僅提升了產品質量，還為大型裝備制造企業開展產品模塊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逐步成為產品制造業未來應用的主要生產方式。
1.2 組織管理標準化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與現代信息技術的逐漸流行，分解內部工作模式與服務外包模式的應用也越來越普及。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將促使企業傳統組織邊界的瓦解，各企業之間也不再是獨立的封閉狀態，而是形成一種基于網絡的生產模塊，每個企業都是其中的某一節點，甚至連企業內部的每個部門都能成為智能生產網絡中的小節點。而作為生產網絡中專門從事大型裝備制造的企業或組織，必須嚴格按照標準化要求進行分工與合作，才能形成具有一定層級結構的組織形式。
1.3 產品升級服務化
現代社會已逐漸步入智能制造時代，在此時代背景下，只有積極革新傳統以產品為中心的經營理念才能良好的滿足現代社會需求。隨著生產過程智能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勞動效率的提升率將會逐步下降，傳統以提升勞動效率增加產品價值的方式已逐漸無法滿足現代企業的發展需求，而是需要為產品添加更多的附加價值，才能爭取高額的利潤。經實踐證明，能獲得豐厚回報的區域主要集中在價值鏈的兩端即產品的研發過程及市場終端。而隨著智能制造生產系統的逐漸普及，產品服務化的發展將成為制造業創造未來價值的重要途徑。
1.4 商業模式平臺化
消費者能全程參與產品的制造過程是產品生產智能化的最主要特征。這也對大型裝備制造類企業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促使其改變線性思維模式，并打開與消費者溝通的大門。此外，還要加強與互聯網之間的融合，打通企業與外部之間的聯系，進而為企業構建在線交流平臺提供便利，使企業能可從通過外部渠道獲取企業資源，以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力。現代社會中，以平臺化模式運作的最成功案例當屬電商企業，阿里巴巴正是通過平臺化運作而獲得了飛速的發展并成為了全球互聯網的巨頭。由此可見，平臺化的運作模式對企業重塑商業模式提供了良好的途徑。
1.5 市場營銷網絡化
隨著“互聯網+”步伐的逐步加快以及智能化產品的快速發展，各種渠道均被得到了有效整合并進行了互聯網化的營銷系統。電子商務以綁定用戶銀行卡、水電繳費卡等方式，將消費者的網絡消費變得更加快捷。同時，整合后的產品渠道，其內容豐富的產品也是傳統終端銷售所無法達成的，這些都對傳統銷售模式、渠道等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因此，網絡化的營銷理念必將成為今后社會的主流營銷方式。
2 智能制造生態鏈，助力大型裝備制造企業創新發展的途徑
2.1 強化協同創新
一個大型裝備制造企業要想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就必須具備良好的整合社會及全球資源的能力，而非單一的創新自身資源。傳統封閉的創新模式已無法滿足時展的需求，因此，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的創新必須向聯盟式的協同創新方向發展，積極開放創新式平臺，唯有如此才符合現代技術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對于大型裝備制造類企業來說，必須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未來市場，積極尋找創新機會，整合企業內部資源，在現代先進科技的幫助下，努力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以提升企業的整體實力，從而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市場中占據有利位置，實現收益最大化。
2.2 提高標準化水平
在智能制造重塑的生態環境中，對各行各業均有其行業標準，若無法達到標準要求便無法成為該生態環境中的一環，大型裝備制造企業自然也不例外。其中，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的生產、工廠到物流，都需嚴格按照智能制造的標準來進行，如采用最新的數控智能設備，實現設備智能化的互聯與互通、協同不同組織的生產過程、控制生產質量與決策支持系統等。作為企業，應設置專門組織機構負責企業的標準化管理，一方面及時更新行業標準信息；另一方面還需要加強企業與外界之間的聯系，從而保證標準的實用性。
2.3 進行智能化改造
智能制造重塑的企業生態環境中的智能化改造是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所謂的智能化改造不僅是引進最新的智能設備，還是一項系統的工程，其過程是將產品的研發與設計、產品的生產過程與管理運營等有機結合起來，從而提升企業的智能化水平，最終形成完善的智能制造系統。當然，企業在進行智能化改造時要結合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采用漸進式的方式完成智能化改造的轉變。同時，政府應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力度，采取試點示范的方式，以提升各企業向智能化改造方向轉變的積極性。
2.4 推進服務化轉型
服務化轉型是企業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勢，任何企業只有向服務化的方向轉變，才能有效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進而最大化提升企業效益。企業服務化轉型的過程實質上是企業業務流程重塑的過程，其重點在于結合用戶需求拓展展品功能，并在此過程中，添加售后服務、企業管理、平拍管理等環節，以提升服務在企業產值總的總價值。目前，國內外許多企業在進行服務化轉型后均獲得了更好的發展，其中最典型的案例當屬IBM、海爾等傳統加工型制造企業，這些企業都在是進行服務化轉型后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2.5 注重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互聯網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組織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為產業的創新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在互聯網環境下，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及企業內部之間隨時都在發生變化，而企業組織唯有根據這些變化適當地作出調整，才能保證自身的健康成長。而以市場為導向、以用戶為中心的發展趨勢也促使企業不斷創新自身商業模式，才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實現應有的商業價值。對處于智能制造生態鏈中的大型裝備制造類企業來講，唯有不斷地進行技術、組織以及商業模式方面的創新，才能更好第滿足未來的發展需求。
3 結 語
在智能制造時代背景下，大型裝備制造企業應該不斷整合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從而為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的生產力創造良好的條件，有效提升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以便推動大型裝備制造企業能夠更加穩定健康向前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楊曉英.云制造模式下大型裝備成套服務運作協同與優化[D].鎮江：江蘇大學，2013.
[2]商小虎.我國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模式研究[D].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
[3]施進發，姚延偉，楊曉英，等.大型裝備企業服務型制造協同平臺研究[J].制造業自動化，2014（6）.
[4]范衛鋒，楊曉英，呂鋒，等.大型裝備制造企業工裝信息系統的研究[J].礦山機械，2012（1）.
第6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核心競爭力；運行機制；環境；構建
1990年代企業核心競爭力理論提出以來，對傳統企業戰略管理理論構成了強大的挑戰，引起了經濟理論界和實業界的極大反響，并在實踐中顯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長期以來，對核心競爭力理論的認識往往將其與大型企業聯系起來，似乎只有大型企業才擁有構建核心競爭力的資源。筆者認為中小企業由于本身資源的制約，更需要將有限的資料用于價值鏈的關鍵環節，從而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及其可持續競爭優勢。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外部和內部問題，卻使其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缺失。這也需要中小企業構建適合核心競爭力成長的有效運行機制和環境。
一、核心競爭力的內涵及其特征
（一）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內涵
核心競爭力又稱之為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它是企業競爭力的基礎和獲得競爭優勢的根源。對于具體企業而言，不是每種競爭力都同樣重要、等量齊觀的。1990年，帕拉哈拉德(G .K. Prahalad)和哈默爾（Gary Hamel）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明確指出：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對企業擁有的資源、技能、知識的綜合能力，“是組織中的積累性知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生產技能和有機整合各種技術流的知識”，并據此創造出超越其他競爭對手的獨特的經營理念、技術、產品和服務。自那以后，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實際上已成為企業經濟學和企業戰略管理領域的主要研究課題。
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學說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長期競爭優勢的來源，企業的戰略規劃應圍繞核心競爭力展開。這一觀點的提出，不僅在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而且在企業界的經濟管理實踐中產生了較大的作用，影響了一批大型公司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經營行為。著名美國跨國公司GE（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CEO韋爾奇則認為，“公司戰略必須圍繞核心目標展開，公司的每一項業務都必須成為世界市場上的第一或第二，并且與GE的產業戰略結構相一致，否則就將被出售”。上述事例表明，在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管理者已經比較普遍地運用“核心競爭力”的觀念思考和定位企業的戰略。
（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特征
對于具體企業而言，不是每種競爭力都同樣重要，這就要求企業能夠從各種競爭力中識別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從而為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奠定基礎。核心競爭力可以把企業之間具體產品和業務單元的競爭直接升華為企業整體實力之間的對抗，以避免企業目光短淺的行為。那么，企業擁有的各種競爭力哪個是核心的，它又具有什么特征？
1．價值優越性
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獨特的競爭能力，應當有利于企業效率的提高，能夠使企業在創造價值和降低成本方面比競爭對手更優秀。同時，它能夠為顧客創造獨特的價值和利益。
2．資源集合性
建立和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基本思想，就是將企業的資源集中于少數關鍵的領域，以便使自己在這些領域中建立優勢，成為價值增值鏈中一個不可替代的節點。例如Microsoft(微軟)有極其強大的軟件設計能力，它把自己的資源集中用于開發桌面操作系統和辦公軟件，奠定了自己在IT業中難以撼動的地位，其Windows操作系統幾乎成了桌面操作系統的一個標準，其它軟件廠商開發的程序軟件不得不考慮與Windows操作系統的兼容。
3．能力整體性
一般情況下，它是企業內部不同能力的集成組合，很少有企業的單一能力能夠成為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它是企業跨部門人員不斷學習、獲得知識、共享知識與運用知識而形成的整合知識和技能。這也是為什么一家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和復制的原因。單一的能力比較容易模仿與復制，但是要仿制經過整合了的核心競爭力就困難得多。因為核心競爭力的整合機制與相關的企業文化環境是難以模仿和復制的。
4．異質性
正是因為核心競爭力的能力整體性，一個企業擁有的核心競爭力才是企業獨一無二的，即其他企業不具備或至少暫時不具備的。這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核心競爭力的異質性決定了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和效率差異性。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活動過程中積累形成的，深深地打上了企業特殊組織機制、特殊經歷或其他烙印。
5．延伸性
哈默爾（G. Hamel ）在其《Competing for the Future》一書中說到，核心競爭力是打開未來市場之門的鑰匙，而且核心競爭力不是一把鑰匙，而是一大把鑰匙。它不是局限于個別產品，而是像一個“技能源”，通過其發散作用，把能量不斷擴散到一系列的產品上。因此，核心競爭力不僅可能超越任何產品或服務，而且可能超越公司內任何業務部門。例如Canon（佳能）在其光學鏡片、成像技術等方向的核心技能，使其成功地進入了復印機、打印機等20多個市場領域。
6)．動態性
技術是有生命周期的，產品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外部環境更是不斷變化的，因此，企業必須根據企業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對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不斷優化和提升，做到“人優我更優”。
二、我國中小企業的組織設計創新
（一）傳統的機械式組織的缺陷
我國中小企業的產品品種單一或較少，生產規模不大，職工人數不多，在傳統上采用的組織結構大多是比較典型的金字塔形機械式組織。它是在工業時代引入企業管理制度的，是建立在勞動的分工、再分工和專業化基礎上的。它通過分層的管理使得每一項工作都必須按部就班操作，從而為企業帶來效率。但隨著技術的飛躍發展，市場需求變化迅速及市場競爭程度加劇，這種機械式組織漸漸開始落伍了，暴露出許多缺陷。機械式組織堅持統一的指揮，以一條正式的職權層級鏈，使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只服從于一個上司，造成層級繁多，決策緩慢，形成一個狹窄的管理空間。在當前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高新技術日新月異，市場需求變化迅速，信息高速傳遞且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大，也越來越要求組織能對外面多變的環境迅速作出反應，機械式組織已難以適應現代經濟、社會和技術的變化，組織創新在所難免且出現一種趨勢，即機械式組織逐步向有機式組織演變。
（二）有機式組織的特點
與機械式組織相比，有機式組織是一種松散的、靈活的、具有高度適應性的組織形式，由于不具有完全固化的管理規則，企業能夠根據外在環境的變化迅速做出適應性的調整和變更。它講求縱向和橫向的合作，不斷調整組織結構以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的需要。在企業內部知識共享，有非正式的溝通渠道和靈活的決策體系。
網絡組織就是一種新型的有機式組織。它是對新技術變化、市場競爭反應靈敏的一種組織，通常它只有很小的中心組織，它依靠其他組織，以合同為基礎松散地聯系在一起，進行開發、制造、營銷等活動。這種組織能夠適應高度變化的競爭環境，中小企業只需利用有限的資源營造和維持企業特有的核心競爭力，并善于利用外部資源，與外部展開多種方式的合作，就能夠聯合完成產品的設計、開發、制造、營銷等一系列創新活動。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網絡組織越來越成為一種新的組織創新，取代過去傳統的機械式組織結構，尤其在高新技術領域，這種網絡組織得以成功運用。如耐克公司，它把生產任務外包給符合條件的公司，其主要精力放在其核心競爭力――不斷的產品創新和營銷網絡的高效運轉――的培育和維持上。
（三）學習型組織形成
學習型組織的形成，對于中小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是十分重要的。沒有一個學習型組織，不論是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內部開發還是外部獲取，都將難以實現。尤其是在核心競爭力要素的整合過程中，企業組織的學習能力與學習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決定著其學習的成效，也決定著其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內部整合。即使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沒有一個學習型組織的持續學習、積累和創新，也是很難做到。這就要求一個企業組織要設法成為學習型組織。在一個學習型組織中，支持其不斷學習和創新的組織機制（組織特征）有：①組織的開放性，信息與資源在企業組織內部能夠順暢的傳遞，實現信息與資源共享；②企業組織內部各個部門、各個項目小組以及組織個體成員之間建立親密合作的協助關系；③以任務為中心的自組織項目團隊具有很強的環境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
如何才能構建形成一個學習型組織呢？按照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彼得?圣吉的研究，一個組織可以通過以下五個方面的修煉來構建學習型組織：①激活企業員工的“自我超越”。企業員工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攜帶者，對其進行激活，使其不斷地學習與創新，成為具有“自我超越”精神的個體。②檢視、改善團隊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根據企業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要素的發展變化，摒棄舊的、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勢要求的傳統思維模式，建立能夠體現企業組織新的發展要求的新思維模式。③建立企業組織共同愿景。以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為使命，通過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來提高企業的市場領導地位和競爭實力。④團隊學習。構建富有合作精神的自組織項目團隊，依靠團隊的不斷學習和創新，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⑤系統思索。用系統、整體的觀點看待企業的業務，將其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
三、構筑適宜的中小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通常代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總和，這些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往往為一個企業全體員工所共有，往往是通過較長的時間積淀、存留下來的。”企業文化在企業發展中可起到導向、約束、凝聚、激勵和輻射的作用。
我國中小企業的歷史總的來說并不長，能明確而系統地提出自己的企業文化的并不多。尤其是家族式中小企業在創業過程中并不重視企業文化的培育。隨著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技術發展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縮短，消費者日益追求產品的新穎性、個性化。另外，激烈的市場競爭也使中小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的創造性發展、不斷創新等成為中小企業發展中重要的因素，而這些都應該體現在中小企業文化的特點中：第一，客戶至上。異常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中小企業一切以客戶的價值觀為出發點，迅速推出客戶喜歡的新產品，并能時時抓住客戶的需求，不斷推出個性化的新產品，提供新的服務。企業的競爭力并不僅僅在于保持產品的質優價廉，關鍵在于維持客戶的忠誠度，通過提供最高水準的服務和最佳表現的產品，以客戶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第二，以人為本，團結協作。中小企業人力資本是最重要的資源要素之一，知識蘊藏于人力資本之中，企業只有創造一個有利于發揮員工積極性、創造力的文化氛圍，創造一種讓人有所作為的工作氛圍并能在企業內部上下均得到充分體現，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和發掘人才的潛力。另外，由于人的認識的有限性和技術的復雜性也要求必須強調團結協作，發揮全體員工的合力，不僅在企業內部要培養人才的團結協作精神，而且由于激烈的競爭迫使企業建立戰略聯盟、虛擬企業。第三，追求創新。在復雜多變、激烈的市場競爭也迫使企業必須培育創新文化。
中小企業建立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必須扎扎實實做一些基礎工作，不讓企業文化變成一種形式，要以人為本，在企業內部建立良好的溝通交流協作，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而且要有意識地樹立起企業形象，將企業經營理念、企業行為和企業形象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不斷進行管理創新，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在強化與核心競爭力的整合過程中，使核心競爭力具有異質性，帶有本企業獨特的烙印。
四、加強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是企業各種資源中最具能動性的一種，現代企業的競爭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但廣大中小企業人才匱乏，沒有科學有效的人力資源引進、培育和利用機制，這是造成企業效益滑坡的一個重要原因。
企業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為解決人力資源困境，提高員工的整體素質，中小企業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一）招聘人才。當然，中小企業不能如大企業那樣通過為職工提供豐厚的待遇和各種保障吸引人才。但也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如人際關系融洽，可以給員工一定的權力，并給予一定股票期權獎勵。另外現在很多國有大企業正裁減人員，中小企業則可以大膽利用這些下崗工人，既減輕了社會負擔，也充實了自身的人力資源。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以及人們觀念的轉變，中小企業將會更容易招聘到人才。
（二）培訓人才。許多中小企業主認為培訓工人不劃算，因為怕工人學了本事之后跳槽，從宏觀上來說，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三）利用人才。中小企業本身人力資源有限，所以要善于利用人才，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的潛能。首先，分配給員工的工作要有挑戰性，使之覺得有適度的壓力，因為有壓力才能產生動力，進而激發員工們的活力。其次，要利用多種手段激勵職工。比如可以實行“基本工資級+浮動工資+獎金”的結構工資制。對于企業內比較重要的人才，還可以實行利潤留成、股份贈予等激勵方式。此外，還要重視精神激勵，多關心職工，對表現突出的，要及時表揚和鼓勵。當人們物質需要得到滿足后，精神激勵手段往往更有效。最后，要建立相應的約束機制，以規范職工的行為，這其實也是必要的控制手段。中小企業對于員工一定要做到賞罰分明，讓員工感到既有壓力又有動力，這樣才有利于他們為企業的目的而努力工作。
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沿海的中小企業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這既有系統風險的原因，同時我國中小企業普遍缺乏核心競爭力也是重要的因素。中小企業要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增強抗擊市場經濟中各類危機的沖擊的能力，構建適合核心競爭力成長的有效運行機制和環境已經變得十分必要且緊迫。
參考文獻：
【1】C. K. Prahalad and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990.
【2】韋爾奇.《杰克?韋爾奇自傳》[M]曹彥博等譯，2001年版，99頁。
【3】張新華等. 識別、構建和保持企業核心競爭力[J]復旦大學學報，2000.（5）
【4】林漢川等. 《中小企業發展與創新》[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301-302頁。
【5】[美]小喬治?斯托爾克等. 《企業成長戰略》[M]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1頁。
【6】[美]約翰?科特等，曾中等譯，李曉濤校《企業文化和經營業績》[M]華夏出版社，1997年版，176頁。
【7】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 《中小企業發展與政策》[M]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
第7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環境藝術專業；雙師型；素質能力
前言
中國職教界特有的名詞，“雙師型”教師是指既能傳授專業理論知識，又能指導專業實踐的教師個體所同時又具備“雙師”知識、素質、能力的從事職業教育的教師，或教師群體結構隊伍中，由部分專業基礎理論知識扎實、任教經驗豐富的“理論型”專職教師和實踐經驗豐富的“技能型”兼職教師構成的“雙師型”教師隊伍。
一、高職環境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雙師型”教師的內涵與特征
“雙師型”教師這一名詞，是時代進步的產物，是高職院校所特有的。“雙師型”教師與普通高等教育教師比較而言，具有其獨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結構。普通高等教育的專業教學是一種以縱向為主的框架式課程體系，強調學科知識結構的完整性、系統性和理論性，而高職教育的專業教學是以橫向為主的模塊式課程體系，強調的是職業崗位、技術的專項性、操作性和應用性。
（2）能力結構。因為高職教育培養的是高級應用型專業人才，與普通高等教育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有所不同，具備操作是對高職院校教師的基本要求，也是高職院校教師區別于普通高校教師的根本特征。高職院校教師要同時具備三個方面的能力：操作能力、科技開發能力和教育教學能力。
（3）素質結構。“雙師型”教師除必須具有普通教師所應該的良好職業道德；良好的教育教學能力；良好的身心素質以外還應凸顯“雙師型”教師的職業能力和素養。
二、高職環境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雙師型”教師應具備的素質與能力
（一）高職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雙師型”教師應具備的素質
（1）職業道德
環境藝術設計行業是一個社會服務型行業，從業人員的服務意識和職業道德是其基本要求，因此，“雙師型”教師除熟悉并遵守教師這一職業道德外，還要熟悉并遵守環境藝術設計行業的職業道德，并通過言傳身教，培養學生良好的行業職業道德，自覺按照行業職業道德辦事。
（2）專業素質
環境藝術專業要求“雙師型”教師不能單純地傳播理論知識，也不能一味傳授具體的方法、技能，要求“雙師型”教師必須具備寬厚的行業職業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具備把行業職業知識及實踐能力融于教育教學過程的能力；了解社會對環境藝術專業或工種對人才技能水平的要求，注重行業職業知識的傳授和實踐技能、綜合職業能力的培養，并能正確完成技能操作示范，帶領學生按行業標準進行綜合項目的實踐，從而要求“雙師型”教師應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特別是其理論水平、實踐技能和組織管理能力的綜合提高。
（3）創新能力
環境藝術設計專業是充分利用有利條件，積極發揮創作思維，創造一個既符合生產和生活物質功能要求，又符合人們生理、心理要求的室內、外環境的社會服務型專業，創新是環境藝術設計的基本要求，也是環境藝術專業學生畢業后開拓事業的前提條件之一。環境藝術專業 “雙師型”教師具有敏銳的創新能力是其基本素質要求，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是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雙師型”教師的基本職責，在課堂教學中除了對學生知識能力的培養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培養學生如何獲取新信息、新觀念、新知識，不斷提高自己，主動適應變化的新形勢。
（4）產學研的能力
環境藝術專業 “雙師型”教師產學研能力的具備主要表現為：一是把教學實踐上升為教學理論，把教學理論應用為教學實踐，不斷的總結、提高自我；二是通過校企合作、項目合作或者是獨自承接項目設計的能力。能針對教育、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教育理論為指導，通過觀察、實驗、分析和研究，探索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教學規律的能力。
（二）高職環境藝術設計專業“雙師型”教師應具備的能力
1、環境藝術專業“雙師型”教師應具有掌握行業發展動態的敏銳洞察力，主要表現為幾個方面：
（1）熟知本專業人才培養的規格、方向及在市場中的定位。作為環境藝術設計“雙師型”教師，應該了解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了解人才培養方案中培養規格、方向的定位，正確應用教學方法傳授學生職業崗位知識，培養市場所需專業人才。
（2）善于對行業法規的理解和解讀從而調整教學方法和內容與市場未來需求接軌。了解國家政策和法律是行業發展的前提，也是學校培養人才的依據。環境藝術“雙師型”教師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和解讀能力關系到人才培養是否能適應時代的變化，才能及時的調整自己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以滿足學生畢業后能謀求到合適的工作崗位。
2、環境藝術專業“雙師型”教師應具有把握行業崗位工作標準的能力
崗位工作標準是企業根據勞動崗位的特點對上崗人員的條件提出的綜合要求。崗位工作標準的內容一般應包括崗位名稱、崗位職責、生產技術規程和上崗標準四個部分。環境藝術專業“雙師型”教師要充分了解環境藝術設計行業中關于崗位名稱、崗位職責、生產技術規程和上崗標準的具體內容且融入到教學中，培養出符合行業崗位工作標準的應用型人才。
第8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 Y型靜脈留置針； 輸液護理； 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 R47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4）22-0082-02
The Study of Risk Management Vupon PICU Pationts Using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 Veins/LIN Xiao-ying，CHEN Chun-hua，ZHONG Hai-ying，et al.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4，12（22）：82-83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in PICU children’ nursing care who used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Method：We selected 50 children randomly as the control group who used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but without using the risk managemen，and 50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used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with using the risk managemen，counted the usage of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and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risk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by appling the risk management of FMEA.Result：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indwelling catheter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nger，but the complication such as indwelling needle shedding，obstruction and exosmosis were reduction.Conclusion：FMEA risk management can reduce the infusion nursing risk of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improve the effective use of indwelling needle and reduce the medical cost.
【Key words】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First-author’s address：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of Zhanjiang，Zhanjiang 524037，China
靜脈用藥是PICU作為治療、搶救患兒的重要手段，針對PICU患兒這一特殊群體，病情危重，治療用藥多，靜脈通道不易建立等，除中心靜脈導管的使用外，外周靜脈輸液患者仍占大多數，針對PICU患兒這一特殊群體，病情危急、治療用藥多等因素，易導致留置針留置時間不長，發生留置針脫出、打折、阻塞、外滲、靜脈炎等并發癥，如何保證靜脈輸液通道的有效使用，是PICU護士必面對的重要護理問題。筆者所在醫院護士在工作中不斷探索，改進方法，提高留置針的有效使用率，盡量減少靜脈留置針引起的不良反應，前瞻性護理工作模式有效提高靜脈留置針的使用及減少并發癥。本文通過運用FMEA風險管理方法對50例患兒Y型靜脈留置針輸液護理中的運用，提高護理安全性，有效降低風險發生率，減少套管針脫落、阻塞以及局部滲漏、腫脹、靜脈炎等并發癥，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3年1-12月抽取50例PICU患兒用應24G Y型靜脈留置針輸液未應用FMEA風險管理方法為對照組，年齡1～3周歲，女性患兒22例，男性患兒28例。2013年1-6月抽取50例PICU患兒用應24G Y型靜脈留置針輸液應用FMEA風險管理方法為觀察組，年齡1～3周歲，女性患兒18例，男性患兒32例。觀察組與對照組各抽取腦炎患兒使用甘露醇等藥物治療50例。兩組患兒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材料
兩組均采用美國BD公司生產的“飛瑪”24G“Y”型頭安全型留置針、分隔膜無針密閉式輸液接頭、預沖式導管沖冼器，3M透明敷料、3M無紡透氣膠帶。
1.3 方法
1.3.1 操作者均為PICU護士，受過專業的留置針穿刺技術及留置針維護培訓。操作前，護士應保持鎮定、選擇粗、直、彈性好、血流豐富、無靜脈瓣的血管，如顳淺靜脈、手背靜脈等，避開關節部位、及不完整的皮膚[1]。用注射器吸取5 ml生理鹽水連接留置針排氣，進針速度宜慢；與皮膚呈15°～30°、見針座尾部有回血后降低穿刺角度、再平行血管進針0.1～0.2 cm[2]，此時停止進針，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固定針翼，左手拇、食指持針座平穩向后退出針芯的1/2；退出針芯后看見透明的外套管內血液回流順暢，推入約0.5 ml生理鹽水，確保穿刺成功，左手復位、右手持針翼將軟管送入血管，也可右手持針翼將軟管送入血管的同時左手將針芯完全退出，送外套管時動作應緩慢柔和、力量均衡，避免穿破血管。
1.3.2 對照組50例患兒使用留置針穿刺成功后，護士按操作常規進行靜脈導管的維護。
1.3.3 觀察組50例患兒留置針穿刺成功后，采用FMEA風險管理方法包括留置針的評估、患兒合作程度、留置針的固定方法、沖封管等管理方法，采用小組分析討論的形式，根據分析討論的內容進行原因分析，改進流程，制定標準操作流程及護理質量標準，組織全科護士學習，提高風險意識，針對Y型靜脈留置針輸液護理質量標準進行質量控制，并進行效果評價。
1.4 統計學處理
3 討論
護理風險管理是指對患者、護士、護理技術、藥物、環境、設備、護理制度與護理工作程序等風險因素進行識別、評價和處理的管理活動[3]。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是系統性、前瞻性的分析方法。用來評估系統和流程中容易發生失效的原因和將造成的后果，找出系統和流程中最需要改變的環節，以預防失效的發生，其實是對固定流程性操作中可能出現問題的猜測，而不是等失效發生造成不良后果才行動的方法[4]。
張志平等[5]研究報道從不同的風險因素對兒科患者進行評估，如患兒配合度、護士相關技術水平、健康宣教等方面評估并進行相應的風險管理對策以提高患兒及家屬的滿意度。李鴿等[6]2008年研究報道新生兒靜脈留置針常見的風險種類為靜脈留置針脫落、堵塞、靜脈炎，對其進行相應的風險管理控制，結果通過護理管理方法，提高護士風險意識，使安全隱患的發生率大大的降低。廖冬梅[7]對357例Y型留置針輸液研究報道小兒靜脈留置針輸液常見的并發癥是穿刺失敗、套管針脫落、阻塞以及局部滲漏、腫脹、靜脈炎等，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處理對策，結果提高留置成功率，減輕患兒多次留置穿刺的痛苦。國內外學者在小兒靜脈留置針的并發癥及其處理對策研究較多，并已有效應用于臨床，但對于PICU這一特殊的患兒群體的輸液風險管理及其Y型留置針等相關風險的評估及對策等針對性強的研究較為少見。
PICU病房收治的主要是急危重癥患兒，患兒病情危重，變化快，病死率高，護理工作難度高，任務重，勞動強度大，屬于高風險工作環境。Y型靜脈留置針輸液在PICU病房廣泛使用，具有減輕因反復穿刺造成的血管損傷、安全迅速、便于固定、減少患兒痛苦等優點，并能較長時間維持靜脈通道，尤其在搶救患兒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又減少了護士穿刺操作次數，提高工作效率，但靜脈留置針輸液是一種有創治療，存在風險因素。隨著醫療服務走向市場，風險管理在醫療護理服務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風險管理方法在我國醫院有廣泛的運用前景[8-9]。
在PICU患兒Y型靜脈留置針護理中根據護理風險管理方法程序、運用風險管理方法，前瞻性臨床工作思維，分析PICU患兒Y型靜脈留置針護理中存在主要護理風險及其可能的原因，及時發現并制定護理標準和制度，實施相應的各類風險管理措施，降低風險的發生率，可確保PICU患兒在使用Y型靜脈留置針過程中的安全，延長靜脈留置針使用壽命，確保PICU患兒準確、及時地完成輸液計劃，提高護理服務質量，大大降低護理人員的工作量，取得較高的經濟、社會效益。
通過風險管理方法的學習與運用，可以提高護士的臨床工作思維，提高專業技術能力，在護士培訓中也取得良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楊淑英，.靜脈留置針的臨床應用及護理要點[J].青島醫藥衛生，2007，19（2）：142.
[2]計惠民.靜脈留置針的臨床應用及護理[J].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09，19（11A）：75.
[3]姜小鷹.護理管理理論與實踐[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95-98.
[4]彭剛藝，陳偉菊.護理管理工作規范[M].第4版.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1：107.
[5]張志平，李繼紅，韋弘.風險管理在小兒外周靜脈留置針輸液中的應用[J].吉林醫學，2012，33（4）：873-874.
[6]李鴿，陳巧巧.風險管理方法在新生兒靜脈留置針護理中的運用[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8，8（32）：7839-7840.
[7]廖冬梅.小兒靜脈留置針輸液常見并發癥及臨床護理對策[J].按摩與康復醫學，2012，3（3）：124-125.
[8]鐘華蓀，張振路.靜脈輸液治療護理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1：321-330.
第9篇：環境治理行業范文
【關鍵詞】兩型社會；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層次分析法
一、企業環境業績評價指標的設計原則
1.系統性原則
系統性原則是指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之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是構建環境業績評價指標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包含全面性和層次性兩層含義。全面性要求設計的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不能有遺漏，全面反映企業環境業績情況；層次性要求在設計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時做一層次梳理，一般由基本指標、修正指標和評議指標構成。
2.相關性原則
相關性是指企業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必須具有使用價值。這里的相關性有三層含義：一是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與國家宏觀管理相關聯，為國家宏觀環境管理服務；二是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與企業管理當局相關聯，為企業管理當局的環境管理決策提供依據；三是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相關聯，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的決策。
3.可驗證性原則
可驗證性原則也即可靠性原則，是指第三方對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信息的可信性能夠進行驗證。指標所反映的信息要可靠，就必須是可驗證的。可驗證性關注的是指標應當是可量化的，量化的方法和計算步驟是利益相關者可接受的。如果指標是不可驗證的，得出的評價結論就可能不符合企業的實際情況，難以實現評價的目的。
二、企業環境業績評價指標選擇
1.法律法規的要求以及企業所處行業和經營業務的特點
每個不同的企業都有各自不同的環境因素，而這些不同因素主要是有企業的業務特點來決定，以及同時也受政府環境規制和企業環境行為等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造紙業的主要污染源是以水為主的，而冶煉業的主要污染源是以空氣為主的等。因此，環境業績的評價指標必須要以符合企業自身特點和滿足企業自身的特殊需求的前提下，才能與企業的內部管理相結合，當然，還要滿足法律法規的要求。
2.企業組織結構的特點
一個企業的業績評價指標隨著其層級的不同指標也是不一樣的。由于企業的控制責任不同，因此，企業的管理者所制定的業績評價指標與生產單位所制定的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也應該有所不同，環境業績評價指標要自上而下，層層分解，做到具體到每個人的組織結構；其評價指標的計量結果則應該是自下而上，層層匯總。環境業績指標在較低層級時應較為具體，較高層級時則應更加綜合抽象。同時為保證指標的一致性目標，各部門間應相互支持。
3.產品的生命周期
在對一個企業的環境影響程度進行評價時，應當把其鋪蓋產品生命的整個過程，包括從原材料的獲取到生產銷售至使用的最終處置。因為，產品從設計、采購到制造、營銷等等各個環節的基本經營活動中都會有環境因素貫穿其中，因此，相應的對企業的環境評價也離不開其產品的生命周期全過程。
4.利益相關者的需要
企業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包括下至消費者和普通民眾，上至投資者和債權人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環境業績評價指標，為能做出更加理性的企業投資決策，必須利用上述因素來對企業的環境活動做出評價，從而更全面的對企業的發展前景做出估計，判定其合理的投資決策。因此，在設計企業的環境評價指標時，應適當考慮到相關利益者的期望和關心的相關事項。
三、企業內部環境評價主要指標體系
1.組織結構
不同國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都有著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無論哪種結構模式一般包括：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機構，即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其中，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法行使企業經營方針、籌資、投資利潤分配等重大事項的表決權；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依法行使公司經營決策權，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提出企業的經營管理目標和經營理念等；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監督企業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依法行使職權，實現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戰略管理目標；經理層是企業的執行機構，負責組織實施股東大會、董事會各項決議事項，主持執行和協調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實現企業生產經營目標。因此，經理層是企業內部控制真正的設計者、執行者，更是內部環境的營造者和維護者。
2.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是現代企業內部控制中的內部環境要素之一，是內部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有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增強內部控制的重要環節。在設置內部審計中要充分考慮到其獨立性、成效性、權威性等三個原則。其中，獨立性：是內部審計最基本的特征，設置時要求在組織、結構、業務和職能上的獨立性，這才能保證其客觀公正的進行審計；成效性：要求機構人員設置精干、因事納人，做到專職高效的原則；權威性：內部審計要求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才能順利開展各項相關工作。
3.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在企業的經營實踐中形成的行為規范，其為職工所認同遵守的價值觀，經營觀念和企業精神。在培育具有自身特色企業文化要充分考慮其經營管理理念、團隊協作精神、開拓創新精神、誠信道德觀、風險防范意識和發展愿景等，打造以主業為主的核心品牌，形成企業的向心力，促進企業的長足發展。
4.人力資源政策
人力資源政策是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中聘選的各種人才，包括懂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全體職工而采取的一些列政策，主要有人才的選聘、培訓、薪酬、績效考核、晉升輪崗、激勵獎懲等等各種制度。一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的管理和建設，根據企業的實際發展戰略需求，結合現實人力資源的情況，制定人力資源發展目標、人力資源總體規劃、各項獎懲制度和能力培養框架，明確人力資源的引進、開發、培養、考核、使用、激勵和推出等管理機制，從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四、企業環境審計指標評價的主體
1.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是“兩型社會”建設的倡導者，對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起著主導的作用，科學規劃、引導“兩型社會”建設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是其主要責任，尤其是對 一些高污染和高能耗企業的監管。政府部門加 強對企業的監管，監督、評價企事業單位的環境管理以及有關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其了解國家資源環境政策法規的貫徹情況；加強對企業的環境審計，可以避免或減少企業會計核算的失真造成的投資誤導行為，鼓勵發展節能、環保、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還可以督促企業重視環境效益的評價，開發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產品。
2.企業
企業是“兩型社會”建設的主力軍，企業履行資源和環境責任的情況如何，不僅對“兩型社會”的建設至關重要，而且是企業能否樹立良好公眾形象、突破綠色壁壘、走向國際市場的風向標。企業自身進行環境審計，可以更好地了解企業相關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加強企業的環境管理，減少環境風險，使企業自身實現環境效益最大化。
3.社會公眾
“兩型社會”的建設需要廣大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社會公眾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監督可以督促企業和政府部門履行環境責任， 促進“兩型社會”的建設。因此，在“兩型社會”建設中利用環境審計評價指標對我國工業企業的環境責任履行情況進行評估，可以幫助廣大 社會公眾詳細了解企業環境責任的具體履行情況。
五、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評價指標選取的原則
⑴科學性原則：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具體指標必須具有一定的科學內涵，概念明確，統計和計算方法規范，這樣才能科學地反映企業的特征，保證評價結果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⑵相關性原則：環境審計的目標就是要提高企業向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環境績效。為了反映企業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行為， 所有的評價指標都必須反映企業為改善環境所作的貢獻， 反映企業的輸入和輸出對環境的影響。
⑶可操作性原則：可操作性原則要求評價指標有可靠且連續的數據來源，容易被量化，便于審計人員的實際操作。這就要求各評價指標要容易理解，度量要簡單明了，數據容易采集，最好可以利用企業現有的統計資料。
2.評價指標分級標準的確定
分級標準的制定依據：
⑴以國家環保總局頒發的有關環境法律法規為依據：對企業進環境審計的目的之一即要審查企業遵守國家相關環境法律法規的情況，評價企業的環境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因此環境法律體系應是企業環境責任分級標準的法律基礎。
⑵以ISO14001 環境管理為標準：ISO14001是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適用于評價企業環境管理體系的評價指南，有利于企業環境管理體系的改進。環境管理是企業環境審計的主要內容，因此也是制定企業評價指標分級標準的基礎依據。
⑶以污染物的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標準為依據：污染物排放情況是企業環境審計的主要內容之一，企業污染物排放達標和總量達標是企業應達到的基本要求，因此國家、地方以及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標準是評價指標分級標準的基礎依據。
⑷以國內的先進清潔生產水平為依據：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是要實現企業與環境和諧統一、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清潔生產可以促使企業以最少的環境污染實現最大的經濟價值，因此清潔生產也是分級標準的制定依據。
⑸以已有的環境質量標準為依據：環境質量標準規定了大氣、水等各種環境介質中有害物質的允許含量和要求，來確定環境是否被污染的依據，可以為分級標準的制定提供參考。
總之，工業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的具體應用過程中，應重點關注污染、環境管理、環保支出等方面的環境因素，并對這些環境因素進行識別和評價，減小企業的環境風險，實現環境效益最大化。避免環境管理體系流于形式，應對環境管理體系運行的有效性定期進行檢查和監督，評價目標的完成情況，糾正該評價指標體系的不足之處，不斷健全整個管理體系。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