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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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教育；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工作流動；作用力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4）01-004-03
伴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產業升級使得產業所需的文化技術成分日益厚重，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逐步提高。教育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力隨之顯現、形成、深化。在此環境下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和流動顯得尤為重要，當勞動力流動所需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時流動就會受阻。二者之間實際的作用關系錯綜復雜，筆者引入“力”的概念來助于明晰，以“力的三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點作為切人點，初探教育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只是拋磚引玉，期待學者們的深入研究。
一、教育水平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大小
教育被認為是一種生產、積累和維持人力資本的方式。廣義的教育泛指一切增進人們知識、技能、身體健康以及形成改變人們思想意識的活動，而狹義的教育主要指學校教育，即正規教育。
勞動力流動為勞動者工作崗位和工作地點的更換和轉換，也包括正在求職的失業者的移動。其中，宏觀勞動力流動是指各地區的戶籍流動抑或勞動者地區性的轉移。而本文旨在研究的微觀勞動力工作流動是指雇員從一個工作單位轉換到另一個工作單位，或者說是雇員的雇主發生了改變。按照工作流動的性質，勞動力工作流動可以分為辭職和被解雇。正規教育（即學歷）與勞動力工作流動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正規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工作穩定性，而勞動力工作在向上流動中會產生教育需求，當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工作流動就會受阻。
從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的正規教育與工作穩定性呈正相關。大專及以上學歷換過工作的比率明顯低于大專以下學歷，這多半也是由于工作性質決定，學歷較低的勞動者多以進城務工人員的身份求職，故換過工作的比率更高。同時可以看出大專及以上被辭退的比率最低，行政級別及晉升比率也最高。一方面，初中以上學歷主動跳槽率較高，且初中、高中和大專以上學歷的主動跳槽率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學歷越高，被辭退的比例越小，勞動力流動越少。文盲/半文盲主動跳槽和被辭退的比例也都較小，與其所受教育水平以及所從事的工作性質有關。
在表2的2010年城鎮失業人員比例中，明顯可以看出初中及以上學歷失業人員比例呈急速下降趨勢，因為我國已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所以暫不考慮初中以下學歷。
綜上可見，正規教育水平越高，雇員的工作穩定性越強，雇員在勞動力工作流動中的被動性相對減弱。
二、教育在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力方向分析
教育在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力極其明顯。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改善當前處境的愿望比較強烈，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勞動力市場的回報也更明顯，從遷移中獲得的收益也更大。二者的作用力顯而易見，但作用方向還需探究。
借鑒唐納德博格、朗格辛、羅理和穆勒等人在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的勞動力流動“推一拉”理論來分析，勞動力流動是由來自兩種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結果：一種是促使勞動力流動的力量，即有利于勞動力流動的正面的積極因素；另一種則是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力量，即不利于勞動力流動的負面消極因素。據此，筆者試從推動力和拉動力兩個方向分析影響勞動力工作流動的因素，又分為工作和個人兩個維度，整理見表3。
表3從推動力和拉動力分析了影響勞動力工作流動的因素，眾多因素中教育雖然不一定是主因卻占有很大比例，成為重要作用力。此外，需要補充以下三點：第一，對個人而言，教育水平較低或只接受一般培訓的員工容易在經濟危機或者公司效益減少時被解雇。反之，高學歷可作為一種信號容易被雇主識別，從而成功轉換工作單位和角色，也會得到大于或等于之前的工作報酬。第二，對子女考慮，教育具有地區差異，較低的教育條件和環境不利于子女的長期發展。為了追求更高質量的教育機會不少父母選擇辭職，這一現象在中國尤為突出，自古就有孟母三遷的佳話。由于能夠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教育而對勞動力工作流動構成巨大拉力，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拉力只對部分家中有學齡子女的勞動力構成拉力。第三，對企業而言，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由于培訓體系完善，對員工進行特殊培訓或長期培訓，員工所學的知識只能在該企業運用，這也極大降低了員工辭職率，減少勞動力的工作流動。比較而言只接受普通培訓或培訓不足的員工在離職人群中占較大比例。
三、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力點分析
1 教育能夠增強生產能力，提高人力資本配置能力。西奧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通過直接提高個體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了個體的收入，也帶來了溢出的社會效益，也即教育具有很強的生產功能。因為教育、培訓和勞動力流動是形成人力資本的三個主要渠道。教育能增強人的生產能力，進而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所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勞動生產率越高，收入就越高。人力資本的關鍵性投資在于教育，通過分析“教育投資一勞動生產率―個人收入”之間的關系，證實了教育的經濟價值。
相反，篩選理論承認教育對于勞動力流動的推動力，但否認是教育提高了生產率，認為教育和生產率之間只是一種間接關系。教育只是表示個人能力的一種工具，為雇主選擇、識別高能力的雇員，便于能崗匹配，即承認教育的配置能力。所以，教育程度越高，生產能力和（或）配置能力就越強，勞動收入就越高，更有助于優化勞動力供求市場。但是這一能力的實現也是有條件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在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和限制勞動力流動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距很小甚至顛倒。賴德勝也提出，教育收入功能的發揮程度是有條件的，只有具備相應的條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才能充分增加勞動收入、合理配置人力資本。
2 教育能夠提供篩選信號。首先，篩選理論認為雇主與求職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相遇時，由于并不能直接了解這些人的內在能力和特點，便憑借天生的“標識”（如性別、種族、家庭背景等）和后天獲得的“信號”（如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個人經歷等），特別是通過受教育信息了解求職者的能力，這意味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容易克服工作流動中的障礙。其次，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并且這兩種勞動力市場之間缺乏流動性。處于由小公司組成的收入低、晉升機會少、工作不穩定、易被解雇的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很難進入到由大公司、政府管理部門等組成的收入高、晉升機會多、就業穩定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而教育是決定求職者進入哪一種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越高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概率就越大。瑟羅（Thurow）也認為教育并非單純提高受教育者的勞動生產率，事實上，它還為雇主提供受雇者是否具有可培訓性的信號。因此，教育是一種篩選工具，它能提供有關受雇者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的信息。
3 教育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弱化具有一定作用。雇主們希望公司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工作應該由受過足夠教育、掌握足夠知識技能的工人擔任，因為這些工人具有可培訓性。因此，外部勞動力市場的工人如果缺乏足夠的教育知識技能，就只能待在次要勞動力市場。Bosanquet和Doeringer的實證研究也表明，雖然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政府的人力資源政策，但教育對弱化勞動力市場分割有一定作用，是工人由次要勞動力市場向主要勞動力市場流動的基本條件，因為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提高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
4 培訓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點分析。Jacoby曾提到在20世紀初，進步的管理者們開始意識到：勞動簡化存在諸多局限性，培訓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勞動力流動率高和勞動力不穩定意味著對勞動力的更換將帶來額外的培訓投資。因此，雇主開始注重技能培養和降低人員的流動率。加里?貝克爾也認為培訓在形成人力資本中有重要作用，并把在職培訓分為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即現在把培訓根據成本收益分為普通培訓和特殊培訓。普通培訓即培訓所獲得的技能對多個企業同樣有用。特殊培訓即培訓所獲得的技能僅對目前受雇的企業有用。
從普通培訓和特殊培訓兩個角度分析其對勞動力流動會得到不同答案。從特殊培訓出發，較之次要勞動力市場，企業內部的特殊培訓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對雇主和雇員都顯得尤為重要。Bosanquet和Doeringer指出：企業特殊培訓是主要勞動力市場工人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雙方都有動力建立比較穩定的雇傭關系，因為雇主提供較高成本為雇員進行特殊培訓，如果此雇員離開，雇主還得再次對其他雇員進行培訓，所以，雇主不希望經常性地更換雇員；而對于雇員來說，他在公司里接受的培訓僅僅在這家公司有用武之地，所以，雇員也不愿經常性地更換工作。因此，特殊培訓會抑制工作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培訓增加了雇員的通用人力資本，雇員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動了工作流動。
四、啟示
1 以青年教育為核心帶動勞動力生產水平整體發展。正規教育和培訓對勞動力工作流動的作用力相對復雜，對個體、企業、國家作用力的大小有別，關鍵點在于加強對青年的教育。青年是企業未來的脊梁，寄托著國家的希望，青年個體素質的整體提高將帶動科技創新及高新產業的發展。在微觀上促進就業；在中觀上縮小勞動力市場分割，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在宏觀上拉動經濟水平，提升產業發展。歐盟負責就業事務的委員明確指出，歐盟一半失業者因缺乏專業技能而不能適應目前勞動市場的需求。“歐洲工業圓桌會議”發表的報告也明確表示，現在“雇主需要的是獨立自主、有能力適應不斷變化和不斷迎接新的挑戰的人”。為此，歐洲盧森堡就業問題特別首腦會議曾決定五年內把25歲以下青年失業人員的培訓率從目前的10%提高到20%。對青年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此作為核心帶動勞動生產力的整體發展不失為有效途徑。
第2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城市化
我國農業勞動力面臨的一個很嚴峻的現狀是：農村人口數量大，人口老齡化情況嚴重，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少，無法進行大規模機械化耕種，所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農民收入很低，僅僅能夠維持生活。而且隨著現在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許多農業用地都逐漸被劃分為城市建設，居住地面積的減少就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要大量向城市轉移。轉移到城鎮工作的農民，他們所留下的土地往往就是農村土地流轉的一個必要前提。[1]
勞動力和土地作為人類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最基本要素，關系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黑龍江作為產糧第一大省，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前提下，面對農村人口眾多的壓力以及規模化經營所帶來的可觀的經濟效益，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促進土地流轉有很重要的意義。
1.黑龍江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
1.1勞動力轉移的整體素質
從勞動力轉移的整體素質上看，轉入城鎮地區工作的人絕大多數都是25-45歲之間的青壯年，這些人除了有充足的體力之外，小部分人還受過較高等的教育（高中、大專等），但是從整體的受教育水平來看，流轉的人口還不足以滿足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需要。我們通過統計年鑒，對2006年、2010年、2012年黑龍江省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進行了總結。
通過上表一個幾年內的變化情況，雖然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轉移數量有上升的趨勢，但是轉移的整體素質偏低，嚴重影響著農業勞動力到城市的就業進程。
在我對種糧大戶調研的過程中存在以下幾點現狀與之對應：
1.當家庭的種植面積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在這個家庭中外出打工的成員非常稀少甚至幾乎沒有。
2.這些種糧大戶所租賃的土地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家庭成員已經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家里的青壯年進城務工的、舉家搬進城里居住的農戶等等。
3.土地租賃期限一般比較長，為3-10年不等，通過租賃合同的簽訂，租金絕大多數都是一次齊。
1.2勞動力轉移的產業分布
從勞動力轉移的產業分布來看，從事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明顯增大，黑龍江省縣域經濟第一產業GDP比重逐漸下降，而二、三產業的GDP比重呈現上升趨勢，而且主要是以第二產業為主，經濟結構得到了明顯的優化。
1.3勞動力轉移的區域特點
從勞動力轉移的區域特點來看，黑龍江省農業勞動力轉移多以省內為主。黑龍江省各級勞動力轉移管理部門堅持把擴大農民轉移作為保增長的重要內容、保民生的突出任務和保穩定的重要基礎，以促進就近轉移、推進農民創業和提高穩定就業率為工作重點，加大工作推進力度，促進了農村勞務經濟快速發展。[2]轉移出來的農戶大多是從事餐飲業、農產品加工業、建筑業、零售業等，收入穩定并且已經基本融入了城市生活。隨著農民在城市中發展的越來越好，舉家轉移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2.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土地流轉的積極作用
2.1促進規模經營
勞動力轉移即減輕了農村人口的負擔，又使大量的農業用地空閑出來，供村里的種糧大戶、種田能手等進行規模化經營。而且現在不斷有大量的新型農業生物技術和農業機械技術涌現出來，土地的連片耕種恰恰能使這些科技能夠深入運用到農業生產當中，提高經濟效益與勞動生產率，為農民創造財富。[3]
2.2增加農村收入
到城市里打工的人往往面臨著更多的機會，甚至可以創造財富，有這種“先富”的經驗，能夠促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愿意向城鎮轉移，土地不斷的流轉，這樣除了打工的收入還會有一部分租賃收入。
3.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土地流轉的消極作用
3.1農村勞動力素質下降
雖然國家鼓勵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但如果轉移的勞動力數量過多，土地流轉不出去則會出現土地“撂荒”和“閑置”等現象。黑龍江省進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體多為青壯年勞動力，而那些缺少勞動能力的老人、婦女、兒童則被留在村子里，他們往往只能種植庭院中的幾分菜地，而對于遠處的大面積的耕地無力種植則被拋荒。[4]
3.2農業勞動投入被分散
當一部分外出打工的人帶著比較豐厚的收入回來的時候，村里剩余的其他有勞動能力的人也紛紛出去打工，但又不想將土地流轉出去只收租金。農民覺得種地不掙錢，對土地投入的時間與精力會大大減少，但卻只有在農忙的時候才會回來，平時基本處于一個無人看管的狀態，這樣一來，土地的勞動生產率會大大降低，會導致農業收入微薄、保本甚至是一個虧本的狀態。[5]從整個村的角度來看是一個效益的降低。
結論：在黑龍江省，農村土地流轉與勞動力轉移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通過土地流轉可以釋放大量的勞動力，但是勞動力的過度轉移又會產生土地荒廢等現象。為了能夠促使其能良性互動起來，我們在黑龍江省地區的城市化進程中，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差異以及農民自身素質等方面還需要國家給予更多的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馬曉河、崔紅志.建立土地流轉制度促進區域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管理世界.2002年11期
[2] 劉友凡.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中國農村經濟.2001年10期
[3] 姚詠涵.家庭承包制下土地功能的實證考察與土地經營制度創新.農業經濟.2002年03期
第3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土地流轉;農村勞動力轉移;國外借鑒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1-0039-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1.07
一、土地流轉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機制
（一）降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濟門檻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濟門檻指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成本。完善土地流轉制度，通過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規范的中介組織可以使土地流轉順利進行，通過完善的價格機制可以使土地流轉收益更契合市場價值，使農民獲得比較公平的土地收益，降低向非農產業轉移的經濟門檻。張杰等以重慶市為考察對象，選取1997―2003年的數據進行了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重慶市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兩者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63。即在不考慮其他干擾條件的情況下，土地流轉擴大1萬畝，就會增加1.461萬人的農村轉移勞動力[1]。表明土地流轉在某種程度上確實降低了農民向城市轉移中的經濟門檻，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
（二）降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社會門檻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社會門檻指農民在適應城市生活的過程中由于文化水平、思想觀念以及生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門檻。城市中快節奏的生活、激烈的競爭環境，容易讓受小農思想影響的農村勞動力心生恐懼。土地流轉是破除二元地域限制、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良方，它不僅在生活方式上改變了農民，而且在意識領域改變了農民，使農民能夠更快地適應現代生活的節奏，在思想上盡快融入城市生活，接受城市的觀念、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從而降低勞動力向城市遷移中的社會門檻。
（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范愛軍（2004）指出，我國目前農業勞動生產的效率不高，其根源在于我國的耕地較為分散、經營規模過小，將眾多農民束縛在土地的耕種勞作上[2]。拉尼斯一費景漢在其構建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模型中曾指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順利進行，而低水平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則會產生很大的阻礙作用。土地流轉可以把一部分農民從非農產業中轉移出來，使土地資源向融資能力較強的種田能手集中，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提高機械化使用率。同時，實現農村土地規模化經營，有利于不同稟賦的農村勞動力進行專業化的分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而促使一部分農民從耕地中解放出來，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
（四）弱化土地保障功能
受傳統觀念影響，我國農民對土地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將土地視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很多農民不愿放棄土地。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進步，土地的保障能力被大力削弱，已經難以實現農村勞動力的生存養老需要。多種形式的土地流轉使農業生產不再是農民生存的唯一方式，降低那些不愿耕種土地的農民在向非農產業轉移時的成本，將土地使用權流轉給有意愿且有能力的人，避免土地的閑置浪費。另外可以使不愿轉移的農戶獲得更多的土地經營權，使他們實現土地集中耕作，提高農業生產效率[3]。
以上分析表明，土地流轉可以增加農民的收益，提高農民土地流轉的積極性。同時弱化土地保障功能，減少轉移的阻力，使農村勞動力安心地進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土地流轉可以通過以上方式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順利轉移。
二、我國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分析
（一）國內土地流轉面臨的主要問題
1.土地流轉雙方的矛盾糾紛阻礙著土地流轉
首先，流轉合同不規范引發糾紛。土地流轉合同是土地流轉過程的關鍵一環，如果合同簽訂不規范很容易導致流轉雙方的矛盾糾紛。當前，我國有近三分之二的縣和鄉鎮沒有建立土地流轉服務平臺，大部分土地流轉未簽訂合同，2014年受理土地流轉糾紛達18.8萬件。另外，土地流轉合同簽訂不規范也容易導致糾紛的產生。
其次，流轉程序不規范引發糾紛。我國關于土地流轉的法律不健全，相關政府部門或者農村自治委員沒有對土地流轉進行規范和監督。因此，土地流轉雙方沒有明確的制度規范作為依據，很多是憑口頭協定，即使簽訂書面協議也往往有很多程序上的漏洞。一旦發生糾紛問題，有可能因為程序不符合規定而撤銷承包協議[4]。
最后，因土地流轉用途產生糾紛。隨著工商資本的進入和新型的土地經營主體的出現，我國農業生產領域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化現象。有些資本進入土地領域并非為了農業生產，其目的在于囤積土地或者用這些土地來建造住宅，這與土地流出方流轉土地的初衷并不相符。當轉出方反對難以恢復的占用或者永久性的占用時，流轉雙方就會產生激烈的矛盾沖突。
2.部分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不高
我國當前較低的土地流轉率在相當程度是因為我國農民長久以來的戀土情結導致他們的土地流轉意愿不高而造成的。對很多農民來說，沒有土地生活便失去了生活保障，因而不愿意流轉土地。即使在現代社會里，仍有為數不少的農民視自己的承包地為將來重回農村的生存和生活保障。在他們外出工作時，通常私下找人代耕、粗放經營，甚至撂荒棄耕，極大地阻礙了土地流轉的進程。
3.土地受讓方的融資渠道狹窄
規模化農業生產需要雄厚的資金作為支撐。然而我國涉農金融機構較少，貸款額度不高，網點覆蓋率較低。真正能夠為農村土地流轉提供金融服務的只有農村信用社，其涉農貸款占據了金融機構對農貸款的60～80%。村鎮銀行對農村土地流轉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農民貸款渠道單一，資金不足嚴重制約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導致土地流入一方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積極性不高[5]。2014年涉農金融機構相關情況見表1。
4.流轉過程中政府管理不當阻礙土地流轉
由于土地承包到戶，使用權歸農戶所有，土地流轉收入歸農民所有，因此政府參與積極性不高，沒有形成引導土地流轉的責任感。政府部門關于土地流轉的工作經驗不足，無法保證土地流轉工作的順利開展。流轉雙方發生糾紛時，調節難度較大。另外，一些部門和政府工作人員違反政策規定，違背農民意志，采取強制手段行政干涉土地流轉，從中謀取私利，影響了農民土地流轉的積極性。
（二）制約土地流轉的原因分析
1.土地流轉市場機制不健全
目前，我國土地流轉市場機制仍不完善，流轉雙方的行為不夠規范，制約了土地流轉的發展。首先，缺乏健全的組織機構和雄厚的資金支持。企業對偏遠的地區涉農土地缺乏流轉積極性，支付給偏遠地區農戶的報酬較低，從根本上阻礙了土地流轉[6]。其次，土地流轉市場沒有規范的價格形成機制，導致了流轉價格的不合理。農戶由于談判能力較差，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最后，土地流轉的中介機構較少，流轉信息不暢通，阻礙了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
2.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系和戶籍管理制度，使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無法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他們不享有城市職工的工傷、醫療、失業、養老以及生育保險等最基礎的生活保障，不平等的待遇不利于城鄉融合，加上農村的最低保障制度標準偏低、覆蓋范圍比較窄。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權益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大大降低了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制約土地流轉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
3.農村金融發展滯后
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落后，為土地流轉提供借貸資金的渠道較少，農業保險發展緩慢，擔保形式單一，導致我國農村土地流轉資金缺乏。土地流入方在進行規模經營發展農業生產時，需要從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然而我國滯后的農村金融體系無法實現土地規模經營主體的貸款需求[7]。另外，我國現行的《擔保法》沒有將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劃入可抵押財產的范疇，導致土地經營者無法利用自己土地使用權獲得擔保貸款。
4.地方政府的職能錯位
政府作為社會職能部門，職能的錯位主要是其對自身的管理與服務職能界定不清造成的。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政府越權干預或是管理缺位都影響其順利開展。一方面，有些政府“無形的手”伸得過長，在土地流轉中采用強制性的行政手段迫使農戶進行土地流轉，甚至取代農戶直接與土地需求方簽訂協議，嚴重侵害農民利益，阻礙了土地流轉的進程。另一方面，土地流轉的管理機構職能不健全且所需經費不足。部分政府工作人員放縱土地流轉，沒有盡到管理和服務的職責，使土地流轉得不到有效的管理，造成了土地流轉混亂無序的現象。
三、國外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驗及借鑒
在實現城市化的道路中，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必經的環節。英國、美國以及日本作為較早實現城市化的國家，在處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上，積累了很多經驗，對我國現階段相關的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和借鑒意義。
（一）英、美、日三國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驗
1.英國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驗
英國是最早實現工業化，最早出現和解決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國家。工業革命之后，領主開始圈地運動，把農民的土地變成自己的農場，被迫失去土地的農民遷往城市尋找工作[8]。為解決農民轉移問題，英國政府頒布很多法律，如1846年的《貧民遷移法（修正案）》，保障已經轉移的農民不會被遣送回原地;1865年的《聯盟負擔法》，拓寬了農民的居住地范圍，不再限制定居地。這些法律的頒布執行使農民能夠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自由的流動而不被束縛。此外，政府還通過普及教育、提高就業環境等途徑來提高轉移人口的素質和技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城市化進程。
在土地流轉方面，1906年英國頒布了《農業持有地法》，規定：地主不得妨礙農場主操控其租用的土地。此外，英國的農業補助政策也推動了農場的兼并和集中。1947年頒布的《農業法》鼓勵進行農場兼并，對兼并土地的農場補助其花費的一半;對愿意流轉土地經營權的農民給予2000英鎊以下的補償。政府依據農場規模及產出給予農產品價格補貼。這些政策措施加速了農場的兼并，大量小農場合并成大規模的農場，英國的自營農場開始走向規模化。
可見，英國的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進程中，政府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國家通過制定法律保證了土地的順利流轉，同時積極發揮市場在促進土地流轉中的作用，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流動機制，促進了土地集中和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提高了城市化的水平。
2.美國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驗
美國私人土地的面積占全國的58%，高度私有化的土地制度為土地流轉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土地流轉比較自由，政府不能干涉農場主買賣或者出租土地。土地流轉絕大多數是經營權和使用權的轉讓，保留土地的所有權。流轉主要是為了擴大土地經營的規模，便于利用大型農用生產器械，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9]。
土地流轉的過程中，政府只是充當著引導和管理的角色，通過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土地流轉。如政府為兼并一方的農場主供應較低利息的借貸資金，對他們生產的產品給予一定的價格支持。為解決土地因為繼承而被分割的問題，政府規定家庭成員可以繼承土地股份，但繼承的土地只能在內部成員之間轉讓，禁止退股，也不能用于抵押。除了政府，中介組織對土地流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農場主可以通過政府設立的土地銀行進行土地流轉，也可委托中介公司或者農業合作社流轉自己的土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有4.7萬個農業合作社，它是土地流轉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中介組織，極大地促進了土地流轉。
3.日本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驗
日本人多地少，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離開土地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業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耕地被拋荒。為解決這一問題，日本完善了《土地法》，放寬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各種制約，鼓勵土地的集中規模經營。此外，日本還制訂了《土地利用增進法》，實施農業養老金政策，并且對流轉土地農民給予62萬日元一次性補償，解決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激勵農戶將自己的土地流轉給他人。之后日本又頒布《新農業基本法》和《農業經營基礎強化促進法》等，鼓勵土地流向有生產能力的農戶。倘若獲得“認定農業生產者”的資格，農戶就可以優先購買土地、享受補貼。在規模經營的情況下，農戶可以利用先進科學技術和大型機械設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在日本的土地流轉過程中，除了有政府有效管理，中介組織如農協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本，99%的農戶均加入了農協，它是日本最大的農業合作組織。農協建立了覆蓋全國的網絡，為土地的流轉構建了信息平臺，提高了流轉的成功率，加快了其流轉的速度[10]。
（二）國外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驗借鑒
研究英國、美國以及鄰國日本三個典型發達國家的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和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目的是為了我們更好的借鑒學習，通過總結可得出下幾點經驗：
1.有效的立法和規范的市場秩序是土地有序流轉的保障
通過分析以上幾個發達國家的土地流轉，不難發現這些國家有一個共性就是擁有完善的政策規定土地流轉的市場秩序。土地流轉主體在市場中進行交易時，必須有法律規定作為其交易行為的指南。完善的法律和有序的市場運行規則能夠減少土地流轉中雙方糾紛的發生。土地流轉必須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市場規則做保障，否則土地流轉無法短期內取得明顯成效。因此，在推動土地流轉時，首先要做好立法工作，通過立法規定土地流轉的程序規則以及流轉雙方的權利義務，保證土地流轉有法可依。其次，要通過法律規范土地流轉的市場秩序，完善市場的監督機制，確保流轉交易能夠公平有序地進行。
2.妥善處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社會保障問題
從英國、美國、日本采取的措施中可以看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推進土地流轉的一個關鍵環節。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要完善保障體系，解決農民的基本生存問題，消除他們轉移后的顧慮和難題。另外要讓農村轉移勞動力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消除他們思想上的差距感，盡快融入城市生活。另外，轉移的農民的文化素質方面存在欠缺，技術水平不高。因此，在提供就業崗位的同時，要對他們進行技能學習和素質培訓。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倘若解決不好農村勞動力轉移之后的社會保障問題，極易引起社會動蕩，不利于國家的穩定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3.為土地流轉提供金融支持
進行土地流轉，需要金融資金作為后盾。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需要協調好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商業金融以及民間金融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優勢。構建以合作性金融為核心、政策性金融為導向、商業性金融和民間金融為補充、農業保險為支撐的綜合性的服務體系，這一體系的構建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流轉主體所需的資金問題。農村金融體系的建立中，政府要把金融政策和財政支持政策相結合，金融政策為主，補貼優惠政策為輔。因此，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必須完善農村金融體系、加大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為農業生產拓寬融資渠道，以解決農業生產發展所需的各項資金，為土地流入方提供財力支持以提高其流轉積極性。
4.土地流轉必須要有國家的宏觀調控和管理
各個國家采取的土地流轉方式不同，但國家對土地流轉的宏觀調控和管理是相同的，政府在土地流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的調控和管理，減少了土地資源的浪費，提高了土地流轉的規范化程度，有助于土地的流動和規模經營，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但是，政府的調控要在合理范圍內，不得超越自己的權限而侵犯農民的利益。就我國來說，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石，土地流轉能否順利進行不僅牽系著我國8億多農民的利益，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如果沒有國家在宏觀層面的正確調控和管理，土地流轉無法順利進行，農業生產受阻，最終會危及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
四、通過土地流轉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建議
（一）健全市場機制以降低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大小對農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效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二者的交易又必須以市場為基礎，因此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完善市場機制降低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交易成本，除了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還必須從以下四個方面完善市場機制。
1.建立和完善交易市場的信息平臺，保證信息的暢通和對稱，提高市場運行的規范化程度，提升農民這一參與主體識別運用信息的技能。這樣每個參與者都能快速有效地獲得其所需的信息，從而提高了整個交易市場運行的效率，促進各要素之間的流動。
2.構建良好的交易市場信任評價機制。信任是進行交易的基礎，沒有信任交易便無法達成，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徑。因此，必須盡快健全我國的信任評價機制，促進土地和勞動力的有效流動。
3.建立政府、農民和其他主體多方加入的長久合作機制。合理設計政府、農民和其他組織合作的方式及流程，通過他們的合作推進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進程，進而加快城市化和和諧社會的建設。
4.提高要素流動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文化知識和法律意識以保證交易的高效達成。突出農民在土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中的主體地位，豐富他們關于市場交易的法律知識，幫助他們進行理性的決策，按照法律規范進行活動，簽訂有效地合同或協議，避免日后矛盾糾紛的發生。
（二）完善土地流轉糾紛協調機制
為解決土地流轉中的糾紛，必須建立爭議仲裁機構，提供高素質的仲裁人員，建立處理土地糾紛的有效機制。首先，充分發揮基層政府和組織的職能，做好糾紛協調處理工作。依據法律政策的規定，參考當地慣例，調節平衡各方的利益，盡量制定讓兩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另外，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要充當見證人，實時監督各參與主體的行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請律師作為見證人，使流轉雙方的一切行為都在法律約束之下，避免土地流轉中糾紛事件的發生[11]。土地流轉糾紛協調機制的建立，有利于土地流轉中各種矛盾的解決，能夠加速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加快我國新農村的建設和城鎮化的進程。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的完善程度是影響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因素，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土地流轉的進行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首先，政府要制定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法律，使農村勞動力在工傷、醫療、養老保險以及子女入學等方面得到更為公平的待遇，將財政政策向農村勞動力的社會保障方面傾斜。其次，鼓勵社會性公益保障機構的建設，集中社會力量對生活困難的農村勞動力給予生活保障，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總之，必須從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角度出發來解決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問題，適應環境的變化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民在轉出土地和遷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提供良好的保障，這樣才能更順利地執行國家在土地流轉方面的宏觀政策，促進土地更快的流轉，提高農民向城鎮遷移的速度。
（四）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為推進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必須拓展農村金融的業務范圍，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一是建立適應目前農村金融需求的授信制度，放寬基層金融服務機構的信貸審批權限。二是把農業商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等銀行的服務范圍向農村深入拓展，增加支農資金的比重。三是推進土地證券化發展，提高土地流入方在利用土地融通資金方面的能力。四是完善我國的農業保險制度，設立農業生產風險保障基金，對參與保險的農業生產大戶給予一定的保費補貼。總之，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使農業生產的資金不足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提高土地流轉方參與流轉交易的積極性。
（五）準確定位政府的管理和服務職能
政府是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推動者。倘若沒有政府的調控和管理，這兩項工作便無法有序進行。市場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只有靠政府的參與和調控才能彌補其不足。政府可以通過行使管理職能、制定法律規定來規范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盡可能減少市場本身缺陷帶來的負面影響，為二者的自由交易和流動提供更為健康的市場環境[12]。政府職能的準確定位可以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來實現。首先，在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政府必須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強行實施，以避免群體性矛盾沖突。其次，政府要在土地流轉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充當引領者的角色。在勞動力遷移時，不僅要解決好他們的就業問題，還要為他們提供職業培訓。總之，政府一定要發揮其應盡的職能，準確定位自己的角色，保證土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中各項工作保質保量的完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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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有限理性 勞動力流動 幸福效用最大化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大國，尤其是現在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我國失業問題嚴重，研究勞動力流動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我國具有積極的意義。國內外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發現現有理論并不能有效解釋當前我國存在的一些勞動力流動問題，勞動力流動的理論與現實存在一定的悖理，在本文中作者基于勞動力流動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勞動力流動模型，有效解決了現有理論的不足，并結合國家的就業政策和指導方針提出相關建議，為大中小企業、城市建設提供人才支持，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一、勞動力流動異象分析
目前，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理論都是基于合理的勞動力流動研究。但是，在我國存在著一些與合理流動不相符的非合理流動，他們與理論中所闡述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離的，我們將其稱為“勞動力流動的異象”。“勞動力流動的異象”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在預期不合理的情況下，預期凈收益現值小于零即實際是凈收益現值大于零。由于預期不合理，造成判斷預期凈收益現值會小于零，所以勞動力會選擇不流動，這種情況在中國農村比比皆是。近年來，政府通過多種形式，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再就業。但是，部分農民在決定是否向城市遷移時，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加上政府公信力缺失存在對遷移是否有利的判斷錯誤，做出不愿意遷移的決策。這與發展經濟學提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會向城市轉移是相悖的。
第二，預期不合理的情況下預期凈收益現值大于零即實際是凈收益現值小于零。由于預期不合理，造成判斷凈收益現值會大于零，勞動力選擇流動，也就是“盲流”。20世紀50年代初期，每年有大量農村人口因貧困流入城市。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甚至有部分人選擇以流浪乞討為生。勞動力流動在完全理性的假設前提下，做出的決策肯定是準確無誤的，因此現有理論暗含的含義是實際上不存在“盲目性流動”這一現象。
第三，由于預期不合理造成盲目性流動，在發現自身決策出現失誤以后，選擇及時糾正失誤，也就是迅速返回原工作地，也就是通常說的“在短時間內迅速從一個地方流走又流回”。媒體報道，一年以后，“逃離北上廣深”的浪潮還未散去，大學畢業生“重返北上廣深”的話題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議。目前相關學者的理論都隱含著一個條件就是，當勞動者預期經濟地位能夠改善就會選擇流動，并且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內，這種流動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大學畢業生短時間內的“逃離”又“返回”與實際存在矛盾。
我國存在的勞動力流動現象與傳統的勞動力流動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相悖理，因此政府制定相應的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的政策缺乏理論依據，同時勞動者也無法清楚地了解如何盡量正確的規避不合理流動，會造成我國勞動力流動的異象長期存在。因此，如何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制定新的勞動力流動模型，解決當前理論與實際相悖理的現象勢在必行。
二、勞動力流動模型的修正
西方經濟學假設的理性人，就是能夠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資源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的個人、企業、社會團體和政府機構。但是在赫伯特·西蒙看來，這種理性的定義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備選方案，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勞動者在判定凈收益現值時存在“預期幻覺”。由于“預期幻覺”的存在，勞動者在決策是否流動時出現差錯是難免的。在相關研究學者的基礎上，基于有限理性的考慮，我們可以把勞動力流動模型的關于勞動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設更改為“有限理性”，而模型其他內容保持不變。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預期分為合理預期和非合理預期。當預期合理時，如果凈收益現值大于零，勞動者選擇流動來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此時的勞動力流動為“合理的勞動力流動”。當預期不合理時判斷凈收益現值小于零，勞動力選擇不流動，即 “異象一”。當預期不合理時判斷凈收益現值大于零，勞動力選擇流動，這種流動是“不合理流動”，即 “異象二”，現實生活中勞動者的“盲流”情況。由于“盲目性流動”勞動者的預期與實際不符，勞動者選擇是否回歸。對于一部分勞動者來說，再次遷移的經濟成本和心理成本過大，選擇不回歸。對于另一部分勞動者來說，回到原有的地方或崗位工作效用更大，選擇回歸，他們在短時間內“流走”又“返回”，也就是“異象三”。決定勞動力流動是否合理的關鍵因素是預期是否合理，而預期是否合理主要與人的有限理性有關。因此，規避勞動力的非合理流動，主要從影響預期合理的因素出發。
三、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合理的勞動力流動不僅可以改善勞動者本人的經濟地位，還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筆者認為在制定相應的政策時主要從避免不合理勞動力流動和促進合理的勞動力流動兩個方面出發，本模型隱含的政策建議為以下幾點：第一，建立系統的勞動力供求信息機制。第二，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建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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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生存分析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來，我國在經濟轉軌時期產生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現象受到社會各界與學者的長期關注。2009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2978億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已占到60%以上，成為產業工人的主力。作為上世紀80年代誕生并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對于生活的追求與其父母輩間存在差異與聯系，為此，中央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的進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響其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關鍵因素？不同性別與家庭經濟社會地位對其進城遷移決策有何影響差異？從實證研究的視角，上述問題顯然還沒有得到廣泛一致認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這些問題對于找到促進新生代農民市民化的路徑與政策有著積極作用。本文就以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省為例，基于詳實的問卷調查與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主要影響因素，這對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合理流動，分類有序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2 文獻回顧
勞動力遷移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長期受到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及政治學學者的長期關注[1]，但經濟學家的貢獻尤為突出。西方學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論，一是以劉易斯[2]、托達羅[3～5]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論（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們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勞動力遷移的決定因素，提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農業與工業部門邊際生產力差異等影響了勞動力流動。二是被稱為基于歷史—結構方法的移民理論（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經濟發達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6～7]、雙重勞動力市場等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結構性因素[8～9]。三是新勞動力遷移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將分析單元從個體擴展到家庭層面，強調了相對貧困感、分散家庭風險等是勞動力流動決策的主要影響因素[10～12]。上述經典理論為我們研究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理論與方法。
關于我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我國學者從理論與經驗兩個角度研究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總體特征、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宏觀與微觀因素等，從而揭示了中國特定背景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系列特征。蔡昉對我國二元經濟下勞動力流動的特征進行了系統研究[13]，并指出相對貧困感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14]。李強應用“推拉”模型研究發現，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因素是戶籍制度[15]。李實通過建立勞動力流動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場主導部門和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落差所引起的勞動力遷移[16]。朱農在湖北省抽樣調查數據的基礎上，應用非參數模型和半參數模型研究了婚姻與勞動力流動的互動關系，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對流動的影響[17]。王莉運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訓情況等因素與農村勞動力流動間的關系，發現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參加培訓及社會關系網絡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顯著性因素[18]。還有學者關注到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所引起的農村社會分層現象[19]。
在諸多經驗研究中，除對預期收入差距、相對貧困度、年齡、婚姻、社會網絡的研究結論比較一致外，關于性別、人力資本、家庭撫養人口、土地面積等的研究結論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運用不同地區、更有代表性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目前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學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成長經歷、個人訴求、文化素質、社會心態、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邏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21]。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動機從解決生存問題向追求生活轉變[22]，那么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有何差異？本文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實證研究中尚未達成一致結論的影響因素著手，從人口特征、人力資本、家庭經濟特征及社會地位等維度選取了7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運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討各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遷移的影響機理，進而提出其政策啟示。
3 數據來源、研究方法與數據分析
3.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對四川省農村勞動力遷移與就業的問卷調查，四川省是我國勞動力輸出大省，其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具有代表性。本次調查采用分層配額抽樣方法，共調查了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農村勞動力350個，歷時三個月（2010年10～12月），樣本具體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區、地（市）縣級郊區（樂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農村地區。最后回收有效樣本318個，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個，女性156個。25歲以上的有113人，20～25歲的有166人，20歲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關注事件在什么時間發生的一種事件數據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壞，但在生存分析中我們統稱事件的發生為“failure”，所以“failure”發生之前的時間就是所謂“生存時間”。生存分析法在醫學、生物學、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等學科中應用廣泛，它是一種既考慮結果又考慮隨訪時間的處理生存數據的方法。生存數據包含生存時間、觀測結果以及相關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調查時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為觀測時間，在觀測時間內調查樣本是否發生遷移（這里的“遷移”定義為進城務工）是本文所關注的事件，勞動力離開學校和農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時的年齡即為生存時間。在觀測時間內，進城務工事件發生“failure”值為1，若沒有發生其值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種分析方法，即非參數分析法、半參數分析法和參數分析法。非參數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積限法；半參數分析法有Cox比例風險模型等；參數分析法有Weibull回歸、指數回歸、對數正態模型等。非參數分析法沒有外生變量，從本研究中來看即只與非遷移時間長度相關；半參數分析法部分與外生變量相關，但不依賴于特定的分布假設；參數分析法則會依賴于特定分布的假設。本文運用3種方法分別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1）非參數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狀況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數表示，如圖1～圖6所示，橫軸為樣本年齡，縱軸為新生代非流動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圖1可知，15～25歲之間新生代農村勞動力非流動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自15歲開始（義務教育剛結束后）即大量發生流動，說明被調查者幾乎全部進城務工。
圖2為分性別的勞動力存活函數分布。反映了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女性在流動時間上雖然較男性稍遲一些，但兩者間差別不大。
圖3顯示了技能因素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影響。本研究中將技能劃分為無技術或低技術、中級技術、高級技術、基層管理和中層管理五類來分別觀測，從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數曲線。由圖3可知，具有技術的農民工更容易流動，同樣時間下，具有高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更強，而管理類的流動發生時間較技術類更遲些。
圖4和圖5分別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影響。“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農民工流動情況相近，“高中及以上”類別由于受教育年限較長，所以流動發生時間相應延后。從土地收入重要性對流動的影響來看，認為土地收入對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農民工也會越遲選擇流動。圖6表示健康狀況對流動的影響。本次調查采用健康評價中廣泛應用的健康自評法得到健康狀況評價，分析結果表明：認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的趨勢最為緩慢。
從非參數分析結果可以直觀地看出單個因素對新生代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趨勢。在非參數分析法中，勞動力遷移的風險函數只與時間相關，而實際生活中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往往是多種因素影響遷移發生。為更好地了解多個變量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下面采取半參數分析法，對其影響因素的作用進行量化分析。
（2）半參數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進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為：λ（t）=λ0（t）exp（X′β）。X為外生變量，λ0（t）為所有外生變量X均為0時的基準風險函數。運用Stata10.0軟件得到Cox風險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結果顯示：①在95%置信區間下，性別、健康和家庭供養人口數的P>|Z|值均大于0.05，即對流動沒有顯著性影響。②由于調查設計中“土地重要性”選項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處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對流動起正向作用（Z值為正）的實際意義是相反的，即認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農民工發生流動的趨勢也越緩，這與非參數法存活函數分析結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對流動呈負向影響，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學習時間越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延后的事實。④再分性別來看，除“教育”外，其他幾個影響因素則體現了性別差異。“技能”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正向作用（其P>|Z|值為0.016，小于0.05），但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影響不顯著（P>|Z|值為0.619）。“土地收入對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養人口數”對女性流動的影響強于男性。⑤“所處社會地位”越低，則越可能發生流動。
為進一步驗證半參數分析結果，本文運用Weibull回歸方法進行參數分析，以求得到更為精確的結果。
（3）參數分析
經Weibull分布擬合驗證，圖形基本呈直線狀，即樣本數據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選用Weibull回歸方法進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狀參數，當σ>1時，風險率隨時間遞增；σ
表2給出了參數分析Weibull回歸對流動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同半參數分析原理類似，通過P>|Z|值來判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否顯著。從表2可以得到與半參數分析相同的結果是：“技能”對男性流動影響顯著，而對女性流動作用不明顯。“供養人數”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對女性流動呈現出比男性更為顯著的影響。與半參數法分析結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顯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與“家庭供養人數”對新生代農民工流動均有顯著影響。
一般來說，對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數據，利用參數法的分析結果比非參數法或半參數法的結果更精確。
通過上述變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與“家庭供養人口數”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遷移影響較男性更強；“技能水平”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遷移影響顯著，但對女性流動影響不明顯；性別、健康狀況與社會地位對新生代農民工遷移沒有顯著影響。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通過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高發年齡段為義務教育剛結束后（15歲開始），在流動時間上基本上沒有性別差異。這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普遍畢業即主動流向城市尋求發展機會的現實特征是一致的。同時，與第一代農民工女性較男性流動性差，女性更多選擇留在家鄉照顧家庭或務農的群體特征有顯著區別。所以，進城務工已成為新生代農村勞動力共同的選擇。
技能水平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但對女性流動影響不明顯。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發生流動，反映了人力資本對新生代男性農民工就業的促進作用；“技能”因素對女性流動沒有顯著作用的原因，可能與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所從事行業主要集中于普遍沒有技能分級或要求的餐飲服務、美容美發、零售等服務業有關。以往也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對男性農民工流動有顯著影響，但對女性影響不顯著[24]。說明人力資本對勞動力流動影響的強度有一定性別差異。
一般來說，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農民工留在農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養人口數越多，則進城務工的動機越強。同時，這兩個因素對女性流動性的影響要強于男性。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觀流動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學者指出：村莊農業、非農業發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顯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幾點政策啟示：
第一，應積極倡導契約精神，培育新生代農民工正確的擇業觀。
新生代農民工對于一個開放的社會具有遠遠高于其父母輩的認同感，外部環境諸因素對其個體和群體價值觀乃至流動去向將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穩定有賴于我國社會環境中構建起利于其穩定的新的價值觀與擇業觀，那種讓無形的市場調節手段去驅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純自由主義的做法應當有所節制，建議在全社會倡導契約精神，倡導對職業的忠誠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職業技能培訓結構，并健全中小企業技術職稱評定制度，從而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空間的拓展與提升。
應改善我國教育體制中現行不合理的培養結構，加大職業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資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廣東等，大幅度提升職業教育受眾面的廣度與深度，有針對性地開辦機械、電氣、電子、土木工程等基礎產業中各短缺工種的短期技能培訓；加大在中小企業中專業技術崗位上崗資格證制度與技術職稱評定制度的實施推進，是穩定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農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農民，從而提高農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應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適宜于當地農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勞動力外出務工而導致承包地撂荒的現象，努力提高農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與收益，鼓勵有志于從事現代農業生產的新生代農民能立足于本鄉本土，以利于當前農村人力資源的改善和農業、農村的穩定。
第四，健全勞動者社會保護政策，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條件。
完善勞動者勞動條件、工資待遇及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勞動條件與勞動保護的法律約束，提高執行的監管力度，使我國農民工整體工作環境有明顯提升，從而改善新生代農民工身體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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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影響因素；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分割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目前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仍處于初級形態，還存在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將結合已有研究，著力以勞動力流動與市場分割為視角，進一步總結分析此視角下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因素。由于人口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技術發展、產業結構變動及城鄉差距導致的勞動力結構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健全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探討勞動力流動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分割機制這一影響勞動力市場完善的重要機制尤為重要。
一、勞動力流動選擇
勞動力流動作為勞動力市場存在的普遍現實狀況，是調節行業、地區間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重要形式。當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下，正是勞動力的持續流動，使得勞動力市場趨于均衡。不過通過實踐與研究表明，現實中由于非市場性因素的存在，勞動力流動一般難達到市場均衡。一些學者也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流動做了深入研究。
1.戶籍制度
“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阻礙勞動力的充分流動，關鍵體現在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戶籍制度與一系列政策相聯系，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外來的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在行業進入、工資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與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這些外來勞動力的流動成本。眾多學者也從戶籍制度研究了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總結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包括四類不同戶籍特征的勞動力群體：本地非農業戶籍、本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和外地農業戶籍勞動力。其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在上述四種戶籍特征的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逐次上升，而失業率則逐次下降。可見，戶籍特征對勞動適齡人口在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狀態具有顯著影響。李駿、顧燕峰（2011）則直接指出，與城市非農業戶籍相比，包括本市農業戶籍、外地農業戶籍、外地非農業戶籍等在內的其它戶籍特征都易于使勞動適齡人口處于失業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狀態，戶籍身份的差異確實對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力市場狀態產生了顯著影響。“戶籍制度更體現了社會地位存在嚴重的身份歧視。”②
2.產業結構演變
部分學者從產業結構的演變解釋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產業結構流動的矛盾與問題。姚先國、張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國和六省市的產業結構變遷規律，勞動力產業間流動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工農兩大產業之間，中西部與沿海城市差距較大。從總的就業流動調整思路來看，產業結構變動仍是影響就業流動變遷的最終因素，因而仍需要堅持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的核心方針。
另外，部分學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動性問題。例如楊云彥、陳金永（2007）運用結構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說：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勞動力的收入決定存在明顯的分層，戶口登記狀況和單位性質等對勞動力的收入（工資）有著顯著的影響。這種分層對城市勞動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作用，同時也意味著外來勞動力將隨勞動力市場的愈漸開放，對本地勞動力就業產生競爭與替代效應。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我國四五十年代，有關勞動力市場的一整套理論、方法和政策選擇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之上，至60年代，這一傳統受到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挑戰。如何看待我國在轉型時期下勞動力市場分割或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點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對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為代表的學者關注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他們以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為基礎探討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主要觀點有：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地域分割影響要素配置效率，隨之產生的效率差異則是導致我國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深層原因；在改革之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態勢是政府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改革以來則受到城市利益集團的施壓影響得以維持，其中戶籍制度就是關鍵所在。
第二，許多學者則直接從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賴德勝（2009）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演變，而李建民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聶盛（2004）用實證結果驗證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從所有制分割向行業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學者則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除體制性原因，還有非體制性因素，如勞動者稟賦等差異。其指出可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為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正規勞動力市場和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即認為在沒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場自身運作也會產生的分割。目前中國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在發展趨勢，其存在和發展對加強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和彈性，討論非正規勞動力市場的走向及發展條件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因此，結合各學者觀點，從勞動力流動與分割機制上思考，筆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是綜合了“內部―外部”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體闡述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特征，從勞動權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特殊的“城鄉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義，實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將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注釋：
①蔣倩，孫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經濟縱橫》，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同戶籍就業人口的收入差異”，《中國人口科學》，第4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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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源流動；人才流失；梯度流；西北民族地區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7-0140-02
一、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流動的現狀
人力資源的流動不僅關系到勞動力資源能否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且關系到社會經濟效益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社會治安的穩定。隨著人力資源流動的自由化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全國各地區之間、地區內部各行業之間的人才流動越來越頻繁。由于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差異，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的流動在全國處于劣勢地位，“孔雀東南飛”現象愈演愈烈。人力資源存量不足已經成為制約西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瓶頸，同時這一狀況也制約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
人力資源的流動包括產業間流動和地區間流動，本文主要研究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的地區間流動問題，也就是西部人才流失的問題。西北人力資源的流動形式有梯度流和反梯度流兩種形式，其中梯度流是指西部人才向東部發達地區的轉移，反梯度流是指東部地區人才向西部地區的流動。目前來看，西北民族地區的人力資源流動以前一種形式為主。據《中國教育報》統計，西北地區每年在省外培養的非師范生回歸率不足一半，西北地區高校培育的人才能留下來的為數甚少。舉例來說，蘭州大學張志良教授培養的十幾名博士生一個都沒有留下來。除了學生之外，每年西部地區其他人才的流失數量和規模都十分巨大。以新疆為例，統計資料表明，從1949―1994年共流失各類人才20多萬，其中很多是當地發展急需人才。近年來人才流失的規模逐年增大，每年外流的專業人才和技術熟練工人達到16 000人左右。西北人力資源的流動的另一個方面是對于內地人才的引進。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制定了一系列向西部地區引資、引智的政策措施，吸引了一批優秀人才到西北地區發揮作用，使得人力資源流動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轉。但是，能夠扎根西部的人才數量還是十分有限。大量的高素質人力資源在流入西北地區之后由于自然環境、工資待遇、科研條件等原因先后選擇了離開。這種現象在西北地區高校普遍存在。
人力資源是西北民族地區可持續快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西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保障。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可以為西北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西北地區人力資源的梯度流動可以使西北人才走出封閉的環境，從而盤活人力資源的存量，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但是對于西北地區的發展來說，更需要的是人力資源的反梯度流動，需要大量的內地人才將先進的技術、知識、信息甚至觀念帶到西北地區，從而革新西北民族地區發展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促進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避免盲目及不合理的人力資源流動，將從根本上改變西北民族地區落后的現狀。
二、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流動存在的問題
西北民族地區向來以豐富的自然資源著稱，然而人力資源的流動一直以來呈現畸形發展的趨勢，造成了西北地區人力資源的短缺。具體來說，西北人力資源的流動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西北地區勞動力市場存在諸多制度性弊端。（1）西北民族地區勞動力市場存在嚴重的無序現象。企業或職業中介侵犯勞動者利益的事件很多，國家以及國有企業與勞動者關系不穩定，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存在漏洞。（2）西北地區勞動力的市場化程度整體不高。大量的勞動力不能通過公平競爭上崗。勞動力市場公共服務體系滯后現象嚴重。（3）由于現行戶籍制度限制，阻礙了西部地區人才的引進。現行的戶籍制度與人才的自由流動要求背道而馳，對于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源表現出極大的限制性。比如說，大多數西部地區公務員招聘和事業單位招聘都要求有本地戶口，這樣一來，大量的不具備本地戶口的人才就被拒之門外。
其次，西北民族地區社會保障制度也存在嚴重缺陷。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與合理程度是防止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方面。西北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由于經濟等原因還十分不健全，存在社會保障體制覆蓋面窄、范圍小、保障力度不足，制度執行不力等問題。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內地省份各項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人力資源流動的首要誘因是對于個人價值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正常的條件下，人力資源會自動向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發展空間大的區域轉移。所以，西北民族地區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也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次，政府在人力資源流動管理方面職能方面存在缺失。西北民族地區普遍存在對于人力資源流動缺乏統一、規范的管理制度。對于人才的流動，各地方政府開始給予重視，但是尚未形成合理的引導制度，同時在人力資源流動的信息資源提供方面也做得不夠。無論是在微觀管理還是在宏觀調控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策體系都不健全。對于人才的流失，有些地方政府采取一些政策來強行限制人才的流動，結果反倒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合理引導政策的缺乏致使人力資源流動呈現無序狀態，并且容易導致人才的流失。
總之，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存在的上述嚴重問題，對于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部人才都是十分不利的。沒有一個好的就業環境，就不可能留住人才。因此，西北地區的地方政府需要在加強管理的同時，努力按照服務型政府構建的要求，為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只有這樣才能留住人才，促使他們為本地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
三、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流動的改善建議
（一）培育和使用本地人才為立足點
由于西北地區地方政府普遍認為內地人才的素質優于本地人才，所以存在輕視本地人才的現象。據了解，西北地區每年也有不少科技成果，但是轉化率卻很低，一旦被引到沿海地區，就變成“搖錢樹”。西北地區出臺的引進人才的政策，大多以提供住房、增加工資待遇和科研經費等鼓勵性政策為主，實際效果并不明顯，且不具備可持續性。因此，西北地區首先要充分利用好現有人才，利用本地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具體來說，培育和使用本地人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加強基礎教育、尤其是加強西部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的投入。從總體上提升本地人力資源的的質量，從而間接擴大人力資源存量。保證經濟發展有才可用。其次，要調整教育投資結構，大力發展職業培訓和職業教育，培養大量技術性人才。再次，在高等教育領域也要注意體制的創新。主要是要調整學校的專業結構，使其更加符合西部開發對專業人才的需求。最后，還可以在人力資源管理方法的創新方面做出努力，以留住人才、充分使用人才。例如，可以通過建立技術入股制度、科技人員持股經營制度、技術開發獎勵制度等制度來引進和留住高科技人才。
（二）完善西北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于合理的人力資源流動，留住人才的意義十分重大。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是人力資源有序流動的前提，是人力資源有效流動的重要條件，有利于營造人力資源自主流動和合理流動的良好氛圍。具體來說，西北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首先，要進一步完善企業保障制度，并積極探索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其次，要根據各類人才的特點和需要，逐步建立人才補充保險制度。最后，要進一步加快社會整體福利制度的改革。
（三）完善西北民族地區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
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完善對于人力資本流動的意義在上文中已有所表述，在此不再贅述。西北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改革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就是要促進市場主體的到位，也就是促進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兩個市場主體的到位，打破人力資源部門、單位的界限，完善人力資源市場的供求、價格信息機制，提高人力資源的市場化程度。其次，要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是政府將主要精力用于制定政策法規、加強宏觀指導和監管上去。再次，還要在推進人力資源市場的信息化建設，健全人才市場機制，完善人才培育機制，加強人才市場監管機制等方面做出努力。
（四）企業建立良好的用人機制
企業是社會人力資源的最主要載體，企業用人機制的創新是留住人才的關鍵。首先要從領導層抓起，依靠機制的創新來吸引和留住高級管理人才。這主要從創新企業家的培訓機制、改革和完善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任用制度和選拔制度、加快職業經理的市場化進程等方面作出努力。其次，可以通過采用管理人才年薪制等手段建立人力資源的約束機制，防止人才的流失。再次，建議企業在感情、事業和待遇方面都要兼顧，實行有效的留人制度。最后，企業還要營造一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環境。這主要是指要鼓勵人才參與管理，發揮人才的決策參謀作用，還要深化改革，創造人才脫穎而出的發展環境，同時還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科技創業園區和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吸引留住科技人才。
總之，西北民族地區人才流失現象的克服需要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立足于培育和利用本地人才，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引進外地人才，實現人力資源的梯度流和反梯度流的合理并存，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西北民族地區人力資源合理而有效的流動，并最終實現人力資源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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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民營企業 農民工流動 影響因素
雖然國內學者已經從勞動力流向、流速、流量的宏觀控制①②以及農民工與城鎮職工的職業差別、技能差別和工資差異等問題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做過多維度的深入討論③，但卻很少對農民工流入城市或發達地區后繼續流動的原因做進一步探討，即對影響農民工二次流動的原因尚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而經驗表明，近年浙江各地區出現的“民工荒”與農民工找工作難并存的問題，與農民工的二次流動高度相關。
梁雄軍首次將農民工“二次流動”定義為，已經離開農村老家到外地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村勞動力，因某些原因在外地的非農產業變換（包括經常變換）務工地域或者企業（職業）的求職謀生活動過程，又稱“變換工作流動”。梁雄軍的研究指出，農民工二次流動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經濟因素（收入、工作機會、勞動條件等），能力因素（求職、語言、心理、適應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自我發展因素（提高技能、在職培訓等），向往更好生活因素、交通通訊因素、管理因素（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政府行為、社會保障、務工環境等④⑤。但這一研究的對象主要來自天津、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建筑、餐飲等行業，而未針對制造業進行具體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以浙江民營制造企業的農民工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實證分析制造業內農民工二次流動的原因及管理對策，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問卷調查法。我們根據浙江省農民工流動的現實狀況，并借鑒了很多學者前期的研究成果，設計了一套針對農民工的調查問卷（A）和針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調查問卷（B）。調查時間主要集中在2011年7月～8月和2012年7月至8月期間，調查范圍包括了浙江省十一個地區，但主要集中在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嘉興、臺州等地區的民營制造企業，涉及服裝、機械、紡織、服務業、建材、餐飲、建筑、輕工、食品等行業，大致上反映了浙江的行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特點。調查表在具體的填寫和回收上，采取的方法是在調查人員的指導下，當場填好并回收或由調查人員留下表格，約定時間取表。此次問卷共發放3000份，其中有效問卷1847份。樣本基本情況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企業的行業分布及規模
本文主要從農民工自身特質和企業兩個方面考察農民工流動的影響因素，其中農民工自身特質包括性別、婚姻、教育程度、工齡和年齡等變量，統計分析時對性別和婚姻兩個變量做了虛擬化處理，教育程度的測量為初中及以下為1，高中為2，中專及技校為3，大專為4，本科及以上為5。企業方面主要包括企業聲譽、工資待遇、管理者的作風、企業的發展前景和工作條件等六個變量，測量時采用五分制量表。對于農民工的流動主要是通過流動頻率反映，測量方法是：流動頻率=曾經換過工作單位的次數/外出務工時間。
表2 員工的基本情況
數據分析
我們以農民工流動頻率為因變量，以性別、婚姻、教育程度、工齡、年齡、企業聲譽、工資待遇、管理者的作風、企業的發展前景和工作條件為自變量，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農民工流動及相關因素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注：*表示p
可以看出，個人特質因素中，男性和女性，已婚與未婚的農民工，在流動頻率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相比于女性農民工，男性農民工有著更高的流動頻率，平均要高16.6%的水平；已婚農民工與未婚農民工相比，其流動頻率要低14.6%的水平。就教育程度來看，其對流動頻率的回歸系數為0.188，且在5%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顯示出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流動頻率越高。這可能是因為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有較為明顯的人力資本優勢，可以不斷選擇待遇更為理想的工作，這使得其工作變換較為頻繁。工齡對流動頻率的回歸系數為0.321，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年齡對流動頻率的回歸系數為-0.282，且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顯示年齡越大的農民工，其流動頻率相對較低。企業因素中，企業聲譽、工資待遇、企業前景、工作條件均與農民工流動存在顯著關系。其中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影響較大，而管理者作風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調查中發現，工資待遇較高的農民工，追求自身更好發展而換工可能性越小，他們更愿意在當前企業繼續做下去，這也使得他們的流動頻率相對較低。
結論與對策
本文從農民工自身、企業和社會三個層面分析了浙江民營制造企業中農民工二次流動的原因。研究發現，男性農民工和尚未結婚的農民工流動較為頻繁，同時，教育程度以及年齡與農民工二次流動之間也存在顯著相關性，然而工齡和農民工的流動頻率的關系并不顯著。同時，企業聲譽、工資待遇、企業前景、工作條件均與農民工流動存在顯著關系，而管理者作風與農民工流動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同時，現行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的缺少與農民工二次流動之間的關系極為顯著。
因此，對于企業而言，為減少農民工的頻繁流動，企業應積極改善、提高農民工工作條件，適當增加農民工工資待遇水平，同時，積極提升企業形象和競爭能力。從社會角度來看，政府應積極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加大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只有這樣多管齊下，才能降低農民工二次流動的頻率，鍛煉和塑造一批高素質的產業工人。
【作者分別為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金資助，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課題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09YJA630148，2009Z29】
【注釋】
①嚴善平：“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人員流動及其決定機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結構”，《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第8～19頁。
②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第125～138頁。
③萬向東，劉林平，張永宏：“工資福利、權益保障與外部環境―珠三角與長三角外來工的比較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第37～46頁。
④梁雄軍，林云，邵丹萍：“農村勞動力二次流動的特點、問題與對策―對浙、閩、津三地外來務工者的調查”，《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第13～28頁。
第9篇：勞動力流動的意義范文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約2.6億。人口流動在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在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并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這無疑給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探討了人口流動的現狀及其未來趨勢、人口流動中的階層分化問題、流動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動對流動主體（農民工）及主要流出區域（鄉村）的影響等，并從國際經驗中尋求借鑒，以期對促進我國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創新社會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和人口的地區差距。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的地區，人口老化的地區需要吸引外來年輕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近年來，人口流動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發展議題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人口流動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政策和制度變革放開了對農民到城鎮務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動風險；經濟轉型和工業化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勞動力需求；農業現代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降低了農業勞動強度、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轉變，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新生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又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在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
人口流動的規模與流向
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圖1），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占全國總人口的17%左右。上海、廣州和北京等城市的當地常住居民中，約40%是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年輕勞動力，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中約有1.5億人來自農村，省內流動人口中有54%來自農村，跨省流動人口中則有近82%來自農村。迄今為止流動人口規模仍繼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3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
圖1 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及增長率，1982～2010年
（資料來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趨勢一直是從中西部向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流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區吸引了全國大量勞動力流入。廣東省的流入人口規模至今仍在全國居首位，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對經濟變化高度敏感，隨著各地經濟發展進程和經濟形勢變化，人口流動的地域特征也發生了局部性變化。90年代以后，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與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紀以來，長三角地區流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珠三角地區，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長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流入人口更為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過，盡管廣東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顯弱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流入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蘇州，顯示出這些地區更為強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經從珠三角北移到長三角地區。天津和福建對流入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顯然與近年來濱海新區和閩臺經濟區的發展密切相關。
經濟因素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鎮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區，更可能成為流入勞動力集中的地區，如201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除內蒙古以區內人口流動為主外，其他幾個地區都是跨省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地區，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幾乎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個主要流入省廣東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遷入率高居全國前三位。經濟因素也是推動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遷出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依次是人均GDP較低的安徽、江西、貴州，其他幾個主要的人口流出地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總的來說，人口流出地區幾乎遍布全國、相對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區則相對集中在東部主要經濟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動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遷出地人口規模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推動流出）僅次于遷入地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東部農村地區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較為密集、農村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這些地區的生育轉變較晚、農村生育水平相對較高，因而能夠持續輸送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部沿海地區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國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長三角一些地區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開始負增長，這些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無疑對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續引入外來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
流動人口的構成及變化
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高度集中在15～30歲這個年齡段。與國際上較為常見的流動人口年齡模式不同的是，中國流動人口大部分不帶子女，因而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比極低，進而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在過去30年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這個群體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動者比例不斷上升，更多的流動者不再是單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與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婦女比例在流動人口中占了將近一半。沿海城市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豐富的就業機會，面向流動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日益改善，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鐘擺式的流動，在城市中長期居留不再回到農村，流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從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10年的29歲（即流動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歲以上）。2010年流動人口中離開戶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應比例更高達32%和30%。2000～2010年間，35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遠高于較低年齡組。因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不完全歸功于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那些早年離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為較為穩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就業，但是這兩代人仍被標記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盡管很多年輕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務農。
流動人口構成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內流動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別有44%和40%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也分別高達30%和27%，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歸因于近年來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總體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通過提供更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與之相應的變化是，流動人口中從事專業技術人員比例有所上升，從事農業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將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和居留的變化趨勢。
人口流動對人口結構和規模的影響
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向東南沿海城市，無疑會改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規模格局。它對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有些在短期內明顯可見，有些則是長期的。
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極低水平，80年代以前積累的人口增長慣性消失殆盡，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中國城鎮居民規模自2011年起超過農村居民，鄉城流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現象也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例如泰國的鄉城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為80%，印度尼西亞為68%。
由于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對本地人口規模的影響遠不及對流入地的影響，尤其對于人口流入相對集中的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北京市在努力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力圖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結果則是人口規模目標的不斷突破。
不過，如果進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則不難看出年輕勞動力的輸入正是這些城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勢為例（圖2），20～39歲年齡組外來人口數量遠遠超過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優勢不僅在于數量，更是年齡優勢。正是由于外來勞動力大量補充了本地戶籍人口在年輕部分的數量萎縮，才能有效維持上海經濟發展的活力。從圖2還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遠遠不足以替換即將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經濟發展勢頭，未來還需要源源不斷地引進外來年輕勞動力加以補充。上海的情況對其他很多東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義，由于長期穩定的極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經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階段，戶籍勞動年齡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進外來勞動力，很難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看來，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最根本辦法，可能是調整經濟規劃和發展方式、降低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圖2 分性別年齡戶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規模，2010年（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主要受人口流動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地區，呈現城鄉倒置的特征。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年輕人遷往城鎮地區，使得城鎮地區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農村地區的老化水平上升。從1982年起，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鎮地區的4.5%。到2000年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鎮地區的6.3%。截至2010年，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鎮地區2.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地區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動的影響，2000～2010年老齡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肅（人口老齡化程度增長率為64.6%），其后依次是黑龍江、貴州、四川、重慶、青海、湖北、陜西、吉林、寧夏、內蒙古。老齡化程度增長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在此10年間下降了12.3%，顯然與這些地區的大量流入年輕勞動力有關。
依據流動人口對于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A、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2個，其中緩解效果最為顯著的地區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廣東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6個，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慶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受勞動力流出的影響尤為明顯；C、流動人口對本省人口老齡化影響不大，包括內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內人口流動為主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得到緩解的地區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人口老齡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為嚴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條件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受到高度重視。
人口流動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和近20年的人口遷移流動，預計中國人口流動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并且不會在短期內縮小規模。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將繼續增長，沿海的經濟中心地區人口將更為密集，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將由于青年人的持續流出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不過隨著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可能在流動特征方面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長往往呈“S”型，根據城鎮化水平和進程可以劃分為起步期、加速期、趨緩期和平穩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最終的城鎮化水平超過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城鎮化水平超過60%，且人口超過5千萬的國家有德國、菲律賓、韓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等。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歷經上百年，美國高速城市化發展階段持續時間長達60年。而另一些國家的城市化過程則相當迅速，如日本和韓國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且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是人口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為城市居民。
盡管在國家的規劃和政策帶動下，近幾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并不能改變多年形成的區域梯度格局，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并未改變，對年輕勞動力的吸引力依然遠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與上一代有所不同，他們更多人是為了見世面、學技術或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更關注的是發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為了掙錢養家。盡管很多地區近幾年連續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但工資收入并不是這些青年流動者考慮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醫療衛生服務、生活質量和社會文化環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條件；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為相當多年輕流動父母選擇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東部沿海地區在這些方面無疑具有相對優勢。歐洲的跨境移民研究發現，高素質的流動者往往在選擇遷入地時有更多考慮和更高標準，社會環境較差的地區在吸引高素質流動者時缺乏競爭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利用各種政策和條件吸引年輕高素質的流動者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的較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對于高素質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化也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走向。在獨生子女比例較高、較為集中的地區，年輕人可能會首先選擇距離較近的城市就業，或在父母需要時遷回到離家較近的城市，因而減少跨省流動、增加省內流動。有些地區如4個直轄市和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2005年30歲以下人口中獨生子女占同齡人比例都超過40%；四川、浙江、內蒙古、山東和湖北的相應比例則在30～40%之間。事實上，2005～2010年間河南已超越四川成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變化應當是影響因素之一。
從對流動人口的需求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已經人口眾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已經老化，而且隨著共和國的同齡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還會更快。對于一個人口而言，年齡結構的調整只有兩種方法：加法和減法，即通過出生和遷入增加年輕人，通過死亡和遷出減少年齡較大的人。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地區的生育率長期走低、沒有明顯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日益改善、壽命延長、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地無法有效補充年輕人，老年人的遷出也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年輕勞動力雖然增加了人口數量，但卻是調節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方法。
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然需要與年齡結構相適應的勞動力，在年輕勞動力需求和人口規模控制之間尋求平衡，也是歐洲發達國家和一些亞洲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書中，針對2025年人口開始萎縮的前景，提出鼓勵結婚生育、歡迎移民的應對策略，計劃每年引進1.5～2.5萬年輕移民。對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來說，這顯然將會增加居民數量、提高人口密度。雖然政府在白皮書別提出要注意結構和數量的平衡，會謹慎控制移民數量，但還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對。看來，對“調整人口結構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遷入年輕人”這個道理，不僅決策者需要有所認識，也需要得到社會共識。
討論
在全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審視最近20年的人口流動形勢，雖然人口流動特征和流動人口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人口流動的區域模式和總體特征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預計未來也不會有顯著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動主要由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決定，也受到地形和氣候等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規律或相對的穩定性，如沿海城市經濟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預見并基本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無論是控制、推動還是引導，人口流動的大格局將不會發生突變。國際經驗表明，僅靠政府“一廂情愿”式的數量調控和對準入門檻的設置，都不能阻攔勞動力的流入；而當勞動市場受到經濟形勢下滑或金融危機沖擊時，這些外來勞動力會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國一些地區的“小城鎮化”經歷也說明沒有就業機會的城鎮是無法吸引年輕人的。因此，作為政府應當放棄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和無視人口規律的調控政策，順應大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可能會帶來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為緩解這些矛盾，在政策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確保區域人口、環境、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發達地區還有進一步作為的空間。流動人口分布的集中是產業布局、資源集中導致的，要使流動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須依據生態、環境狀況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使各區域的發展走入良性循環。目前，我國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動人口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40%以上，如能繼續加強大都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擴大輻射范圍，帶領周邊一批中小城市的發展，既可緩解流動人口過于集中的狀況，也可促進人口、環境、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