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遷移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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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一、農村勞動力鄉-城流動
國外學者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二元結構理論和人口遷移理論。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喬根森二元結構模型、托達羅模型和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形成了二元結構理論。國內關于勞動力遷移的理論研究結論大多是在國外理論模型研究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而得出的。同時，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國外學者對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和決策機制。
勞動力流動理論最早源自統計學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遷移法則”。經濟學家從各種角度來分析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原因。Thomas提出了關于遷移的推—拉理論，把從農村到城鎮遷移的原動力經常被歸結為兩類：“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模型，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最基本動因是城鄉之間實際的經濟收入差距。該模型在發展經濟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以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Fei和Ranis對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作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強調重視農業的作用，認為必須保證農業能不斷滿足工業擴張的需要，才能實現勞動力的轉移。Jorgenson的“農業剩余”理論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充要條件是農業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擴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預期收入”的概念，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取決于在城市就業率的高低和對相當長時間內成為失業者的風險的權衡。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理論興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對貧困解釋遷移問題，以彌補托達羅“預期收入假說”解釋力的不足。
國內關于勞動力遷移的理論研究結論大多是在國外理論模型研究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而得出的。蔡昉通過對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學分析，論證了中國目前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流動的特征。辜勝阻和簡新華系統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問題。趙耀輝以四川省為例，研究了影響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著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實建立了經濟轉軌中的勞動力流動模型，分析了由市場主導部門與政府控制部門的工資落差而造成的勞動力遷移動機。朱鏡德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建立了三元勞動力市場格局下的兩階段鄉—城遷移理論模型。楊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遷移過程中的混沌現象，揭示了勞動力在遷移中不可能達到均衡，即振蕩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對托達羅模型和楊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綜合新古典主義和結構主義方法，重新建立了勞動力轉移模型。
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也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朱農利用湖北省抽樣調查數據，應用非參數模型和半參數模型，研究了婚姻與流動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會和經濟特征對流動的影響。劉精明研究發現農業勞動者的職業轉化是在城鄉比較利益差異、制度條件和農民個體所擁有的人力資本三種主要力量的交織作用下實現的。龐麗華認為家庭層次變量、村級層次變量以及省級層次變量對農村勞動力遷移有著顯著影響。蔡昉和都陽認為相對貧困對農民的遷移決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對貧困程度越強，其遷移到外地就業的動機越強。姚先國和劉湘敏認為工資差距、就業機會以及已有的遷移網絡是決定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三個基本因素。李強運用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城市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推拉模式與國際上相比存在著巨大差異，其中最主要的差異在于戶籍制度。侯紅婭、楊晶和李子奈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個人特征和城市化遷移意愿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揭示出影響當前農村勞動力遷移意愿與遷移決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過計量分析表明農民工工資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因素。何軍和洪秋妹以江蘇農民為研究對象，運用Logit模型對流動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指出農民個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響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過對長春市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問卷調查，探討農村勞動力流動行為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
二、農村勞動力城-鄉流動
國外學者對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和決策機制。20世紀80年代，“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理論開始興起。Stark和Taylor（1991）應用新勞動力遷移理論分析為降低風險和減輕“相對貧困”而進行遷移決策。Dustmann等（1996）依據個體謀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遷出地與目的地之間價格水平差異、勞動力在城市中積累的只能在遷出地發揮作用的人力資本以及勞動力個人的主觀偏好。Tunali（1996）通過對土耳其男性勞動力回流的調查指出隨著年齡增長而產生的風險規避傾向會導致勞動力回流，遷出地資本的積累和就業環境的改善也將會吸引勞動力回流。Hare（1999）通過利用中國農村的農戶數據，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農村勞動力的流出和回流問題。Lucas（2003）認為導致回流的主要原因為城市就業機會突然急劇的減少，勞動力返鄉進行投資。現存已有文獻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國（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發達國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眾多發展中地區的勞動力回流現象。
與其他國家相比較，中國農民的身份對勞動力遷移的產生強烈的制約，國內學者對中國農民工回流的原因與機制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崔傳義、潘耀國（1999）通過對山東省桓臺縣2鎮10村的調查數據，分析外出與回流、回流與創業的關系。趙耀輝（2002）應用計量分析方法對回流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年齡、受教育程度、耕地和遷出地非農就業機會均會對農民工回流產生正向影響。李強（2003）運用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城市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他認為中國的推拉模式與國際上相比存在著巨大差異，其中最主要的差異在于戶籍制度。Wang（2005）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將回流分為基于城市就業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資性回流三類。周霞（2005）指出農村勞動力從農村遷入城市后做出回鄉還是繼續留在城市的行為選擇是由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影響農民工理性選擇的有農民工對自身具有的資本、對城市和對鄉村的認知。張宗益等（2007）根據重慶市實地調研數據資料，應用Probit模型回歸分析了個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農政策對回流的影響，并提出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的對策與建議。羅靜和李伯華（2008）依據武漢市新洲區農戶調查數據，通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了農戶回流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指出農戶個體特征、家庭特征、農戶對鄉村評價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對農戶回流意愿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葛曉巍和林堅（2009）運用事件史的方法對影響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因素進行分析，重點分析了在從事非農事業過程中資金和社會資本的積累對回流決策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外出勞動力的婚姻狀況、入伍經歷、地區和職業經歷均對外出勞動力的回流產生影響。
三、農民工收入研究
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概念，是當代中國城市的特殊群體。農民工也稱為進城務工人員，是指兼具農民與工人身份的勞動者，戶籍身份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包括在第二、第三產業中的勞動者。
國內一些學者也對人力資本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陽（1999）對農村遷移勞動力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教育、培訓、專業技能等在勞動力遷移決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決定性的作用。高文書（2006）在對五個城市的調查數據基礎之上，對進城農民工的就業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分析得到進城農民工的特征、就業和社會保障狀況及收入的影響因素。盧志剛、宋順鋒（2006）利用天津的調查問卷數據，運用多元分析統計方法，對農民工收入的微觀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戶口狀況、年齡、在本崗位的時間、經驗、文化程度、企業的所有權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長度等都有顯著統計意義。曾旭暉（2004）以成都市進城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從人力資本的收回機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狀況。研究表明進城務工人員的教育收益率很低。嚴于龍（2006）利用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5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調查數據進行了條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欒敬東（2003）通過對實際調查和分析結果表明，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的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在本單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會特征均對其收入水平存在顯著性影響。蘇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蘇省的調查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在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定性描述的基礎上，對農民工收入決定的人力資本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訓狀況、打工時間、性別及婚姻狀況等，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顯著。高嵩、焦寶松和王建（2006）運用經濟學方法對決定農民工收入的戶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進行分析，并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魏眾（2004）根據1993年的中國營養調查數據，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標，探討了中國農村地區健康對非農就業及其工資決定的影響，研究發現對于勞動參與及非農就業機會，健康狀況顯著的影響，但是對工資決定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張車偉（2003）運用來自中國貧困農村的數據，系統地研究了營養、健康對勞動生產率或者說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的營養和健康方面都影響到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
總而言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工業化進程的日益推進，農村勞動力流動也呈現出了加快的趨勢。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當前正處于一個轉型的關鍵時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這一系列的轉變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新時期勞動力的流動，一方面改變著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時也逐漸使自己的身份出現變化，從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會、實現自身的身份轉變。農民工作為當代中國城市的特殊群體，農民工的生存、生活問題對于建設城市以及社會和諧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積極構建和諧社會，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農村，同時也取決于農村勞動來的轉移，這是決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通過研究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對于推進城鎮化進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農民市民化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蔡昉.中國的二元經濟與勞動力轉移——理論分析與政策建議[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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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羅靜，李伯華.外出務工農戶回流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以武漢市新洲區為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6）： 29-43.
第2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問卷調查袁的數據，具體分析了農村勞動力遷移者和未遷移者對政府政策的需求。結果顯示，他們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穩定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希望農村土地的承包權得到保障。因此，進一步規劃解決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的戰略思路：其一，統籌城鄉就業，加強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其二，保障農民工的土地承包權，減少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限制勞動力遷移的許多舊的體制已經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給限制以及大部分就業限制，同時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們的遷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業成功機會，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動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遷移的增加，移民網絡已經起到提供就業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還有交通和通訊費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擴招和收費的增加，‘都是中國國內遷移規模有可能增長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勞動力遷移的因素，更多可能體現在一些較難改變的體制上，如城市就業體制和農村土地制度等。
為更好的了解農村勞動力對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②2007年春節期間筆者在廣東省韶關市樂昌縣廊田鎮11個村，共發放問卷調查表6o4份，其中a卷(遷移者)194份，b卷(未遷移者)410份，回收有效問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進行了調查，所有調查對象均為廣東省城市中外來務工人員，共發放問卷調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問卷212份。兩次調查共獲取764份有效樣本，調查目的主要是了解遷移者的個人特征和遷移動機，以及未遷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對政策的需求是調查的重點內容之一。
一、遷移者對政府政策的期望
農村勞動力遷移絕大多數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實現的，但并不表明這種純市場經濟行為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因為遷移對于農村勞動力來說畢竟是有風險的行為選擇，他們需要政府的幫助，尤其在政策上給予扶持。在現階段，他們對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對于他們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遷移者)調查數據做了一個統計(見表一1o
在調查中發現，在選擇政策期望時，由于個體特征的差異，存在明顯的地區偏好、性別偏好、年齡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樂昌(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遷移者更注重社會保障，男性相對于女性來說，對農地承包權更為留戀，年輕者考慮計劃生育問題更多，而對各項社會保障并不太感興趣。但統計分析時，看到他們對政策期望的核心內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選擇的先后順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們擔心更多的是失業和居住問題。前者，遷移的根本目的是掙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資的工作)，就會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遷移者對住房的要求比較迫切，遷移者向定居者過渡時強烈要求的具體訴求。另外，遷移者對于社會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們從未得到過社會保障，所以覺得那只不過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還不知道有社會保障這一說。況且進入社保還要求他交納一筆費用，這將減少其現期收入，所以他們對納入社會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為奇了。其實，農民的保障只是原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所以，遷移者無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農村的一些政策，固他們特別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剝奪了他們的土地承包、使用權，他們將很難適應，結果可能是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局面。
二、未遷移者原因
為了更好的了解遷移者的個體特征，調查b卷專門針對在家務農的農村勞動力，希望能做比較分析。未遷移者的原因，作為一個多選問題，在回收的373份有效問卷中，其選擇未遷移的原因統計結果(見表一2)。
同樣在選擇不遷移的原因上，也存在著區域偏好、性別偏好、年齡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齡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應技能，而女性未遷移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家人拖累，那些回遷者則比較滿足于農村的生活狀況。問卷調查中，絕大多數人并未選擇“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視待遇”這一項，由于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和長期二元結構的政策影響，農民已經養成了逆來順受的“品德”。
根據上述對遷移者和未遷移者分別對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經比較清晰，在戶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約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勞動力市場，是改革必須先行的一步。關于農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過土地的合理集中實現家庭規模經營擴大，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通過制度的變革能夠給遷移者提供一筆較大的到城市謀職和生活的原始資金。@
三、整體性政策框架建議
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涉及到上億農村人口轉入非農產業和城鎮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同時還涉及到幾億未遷移農村人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所以，必須站在全局和戰略性的高度，進一步規劃解決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的戰略。
(一)統籌城鄉就業，加強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
統籌城鄉就業，解決好農民的就業問題，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好“三農”問題的關鍵之一。統籌城鄉就業要求把解決好農村的就業問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變和擯棄重城市、輕農村的傳統觀念和做法，必須把城鄉勞動力資源開發利用作為一個整體，通盤考慮，統籌安排。盡快打破城鄉就業壁壘，實行城鄉勞動者公平的就業制度是統籌城鄉改革的切入點。各級政府應把促進農民就業作為就業工作的重要目標，把增加農民就業納入國家和各地區的就業規劃。在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時，不僅要把擴大城鎮就業、降低城鎮失業率作為重要任務，而且要把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實現農民充分就業作為重要目標。
1．加強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建立保護農村勞動力遷移者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勞動力遷移者是一個容易遭受貧困與社會排斥的群體。近年來，雖然國家出臺了不少保護其權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農民工合法權益屢受侵害的現象仍繼續存在。如農民工勞動合同簽約率很低，工資邊清欠、邊拖欠，農民工超時間勞動，休息、休假權利受侵犯比較普遍，一些企業任意加班加點的行為沒有得到遏制。距離公平就業，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不可否認，農民工合法勞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與勞動力供過于求有關，⑥但作者認為，其深層原因仍是勞動力市場制度不健全所導致，因制度原因使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從而遭受資方侵害。保障農民工權益是社會公正的體現，更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所在。短期內的勞動用工整治行動只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舉措，最終需要建立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長效機制。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包括工資形成的市場機制和集體談判制度，工會作用發揮方式和程度以及保護勞動者的政府勞動立法等方面。
2．公平對待農村勞動力遷移者，逐步形成惠及農村勞動力遷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當前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遷移者實行的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允許農民進城打工(經濟上進入)，但不承認他們在城市的社會成員資格，進城農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務(社會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視等。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不可避免地會給城市管理帶來新的問題，在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應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應當轉變觀念，對農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納，由管制為主轉向服務為主，改變農民工“邊緣化”的社會地位。要以開放和包容的胸襟，把進城農民工作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統一管理，逐步做到權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上考慮農村勞動力遷移者的需要，使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到農民工。統籌考慮農村勞動力遷移者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務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城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需要作相應的調整。進行這種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有利于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對促進城市社會的安定和諧、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3．引導農村勞動力遷移者合理、有序流動，努力開拓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渠道。我國城鄉將長時期面臨沉重的就業壓力，這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情。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必須廣開門路，多渠道并舉，多形式并存，多層次展開，努力實現合理、有序流動。(1)在地域流向上，引導農民異地轉移與就地、就近轉移相結合。加快城鎮化進程，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是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根本出路。
同時，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縣域經濟，促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仍是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不可忽視的一條重要途徑。不斷壯大縣域經濟，促使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近年來，隨著土地供求矛盾趨緊、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發達地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中西部轉移。要因勢利導，在繼續鼓勵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流動的同時，推動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鼓勵沿海發達地區符合環境保護要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創造條件。(2)在產業類型上，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要充分利用我國人力資源豐富、特別是農村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生產環節的競爭優勢。在拓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空間的同時，要重視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
4．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技能和就業培訓是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的一項重要措施。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工業部門就業，新的工作崗位對勞動者的勞動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勞動力的知識技能不能滿足崗位要求，勞動者就容易面臨著失業的威脅。而且，勞動力的整體技能較低，也對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構成了制約。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技能，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業培訓體系，大力提倡訂單培養模式。走先培訓后輸出、以培訓促輸出和定向培訓、定向輸出的路子。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持范圍，建立“政府主導、多方籌集”的投入機制。二是在農村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有條件的地區鼓勵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長期以來，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教學內容與農村發展需求嚴重脫節。由于經費短缺，農村職業教育機構萎縮，人員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資源，把發展中等職業學校的重點放到農村。這對有序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意義重大，是農村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農民工的土地承包權，減少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風險
進城務工的農民，大多處于不穩定狀態。只要還沒有穩定職業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農民最終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對廣大農民來說，既是基本的生產資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進城務工農民即使不從事農業生產，土地不再具有生產資料功能，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也不會消失。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情況看，大量的農民將會長期亦工亦農，相當部分的農民工將是年輕時進城務工，年老時返鄉務農。在農民到城鎮未取得穩定的就業、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們的土地承包權，使他們進退有路，不失去土地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有助于防止農民因喪失土地而淪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對保持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穩定關系重大。
因此，在沒有別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為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須依法保障流動就業農民土地承包權的穩定。將所有農村勞動力逐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留在農村不能進行農業生產的老年勞動力來說，土地難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們往往成為農村貧困人口。在他們不能也不愿從事農業生產時，如果愿意退出農村集體的土地承包，可將他們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之中。對那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勞動力，賦予他們對農地承包具有選擇性的退出權，根據自身條件在保持農村的承包地和獲得不同的社會保障之間進行選擇。如果他們有穩定的非農收入也愿意放棄土地，可以以農地換取一定數額的社會保障基金，將他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系統；而那些不愿放棄農地的轉移勞動力，則將他們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之中。對那些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如果他們愿意承包上述兩部分勞動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據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積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費，而這部分承包費則納入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等到他們到了退出農業生產的年齡時將他們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參保單位，以社區或漁業公司作為社保的工作點。其次，為鼓勵漁民參保，在政策資金上予以支持，在繳費比例上以“低門檻進入，低標準享受”政策執行。同時，從漁民轉產轉業資金中劃出一部分，給予每個參保漁民一定數額的補助。
第3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回流;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9-0074-04
勞動力流動是伴隨社會經濟發展而產生的一個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無論是斯密、配第、克拉克等古典經濟學家以及李斯特為首的歷史學派,還是馬、恩、列、斯等經濟學家以及后來的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托達羅、喬根森、舒爾茨等發展經濟學家,又或是巴格內、邁德爾、索凡尼、貝斯、李(Lee)以及斯塔克等勞動力轉移經濟學家無不涉獵這一研究領域并取得了較為突出成就。近年來,勞動力回流現象作為一種特殊的流動現象引起了學術界眾多的關注。本文主要從國內外研究現狀以及有關模型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等相關方面來進一步進行闡述。
一、勞動力回流國內外相關模型及理論
國內外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相關文獻很多,但是具體到勞動力回流問題,相對來說就寥寥無幾。之所以在這里把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理論文獻基礎作為理論基礎,是因為無論是勞動力的正向流動還是反向流動,其在本質上都是有很多相通性的。根據勞動力流動相關理論產生的時間以及選擇回流的原因,我們可以把其大致分為以下五種。
1. 人口轉移理論。20世紀50年,唐納德?博格提出了人口轉移理論。他認為,在人口流出地既存在著“推力”因素又存在著“拉力”因素,但是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推力”因素。“推力”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的枯竭、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農業勞動力過剩導致的失業和就業不足、較低的經濟收入水平,等等。而“拉力”因素包括家人團聚的快樂,自己成長的環境所建立起來的人脈網絡等。而在流入地“拉力”因素則起著主要作用,其中包括較高的收入水平,較多的工作機會,較好的交通和教育條件,較好的受教育機會,較好的氣候環境,等等。而對于流入地同樣存在著“推力”因素,例如陌生的生產生活環境,當地人對外來者的排斥,等等。而人口是否會進行遷移則取決于這種推力與拉力的較量。以此類推,當大批的勞動力回流產生的時候,這時當初流出地的拉力已經大大超過流入地,所以產生了回流現象。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理論”,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分為兩個部門,即欠發達地區以傳統生產方式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和以現代化方式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工資遠比傳統部門高的城市工業部門。并假定在農村存在大量邊際勞動生產率為0甚至小于0的剩余勞動力。工業部門只要用比傳統部門稍稍高的工資便可以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他強調了現代部門的發展而忽視了農業部門的發展,對農業生產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重視不夠。
1961年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美籍華人發展經濟學家費景漢發表了《發展經濟論》一文,提出了一個新的勞動力轉移模型,被稱為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在該模型中,他們把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的發展關系清晰地表示出來。在該模型中,他們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由于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或者接近0,因此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曲線的彈性為無窮大。該模型發展了劉易斯模型,指出農業不僅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勞動力,而且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所需的農業剩余。如果沒有農業剩余,工業擴張所必須的糧食就沒有來源,農業勞動的流出要受到阻礙。因此強調了農業和工業的協調發展。
20世紀60年代誕生了著名的喬根森模型。喬根森與劉易斯不贊成邊際生產率等于0和低于實際工資勞動的存在。喬根森認為,勞動力轉移是以農業剩余為前提,而不是剩余勞動。勞動力轉移的意義不在于生產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費結構的必然變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對工業品的需求是無限的,當人均糧食產出超出人口增長所需的臨界水平,農業部門的進一步發展受到了限制,于是農業人口轉向工業部門生產工業品,以滿足人們對工業品需求的擴大。
之所以把上述相關理論模型歸于一類,是因為之前所有相關理論都沒有把心理預期因素加入到勞動力流動的考慮范疇之中,而把發展中國家分為兩部門:即代表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和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之所以能夠使勞動力在兩部門之間流動是由于兩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其中包括勞動生產率以及消費結構的變化等。
2. 托達羅模型。托達羅認為,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預期收入”的最大化,他是第一位把心理因素加入人口流動模型的經濟學家。托達羅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1),人口遷移主要是由相對收益和成本的綜合衡量來決定的,他在提出經濟因素的同時也提到了心理因素。(2)促進人口城鄉之間的轉移是預期的而不是現實的城鄉收入差距。這種預期的收入差距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二是獲得城市就業機會的可能性。(3)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獲得工作機會的可能性與在城市的失業率呈反向關系。也就是說,城市的失業率越低,他們覺得在城市獲得工作機會的可能性就越大。(4)在城鄉預期工資差異很大的情況下人口遷移率超過城市工作機會的增長率,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托達羅在他的論文中是這樣闡述的:進城決策取決于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也就是說,如果農村勞動力預期城市的收入是在農村收入的2倍,且在城市中工業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是1/2,那么他們就會作出遷移的決策。按照托達羅模型的理解,在城鄉收入差距很大的情況下勞動力會流出,當這種差距逆轉加上城市失業率的上升,這種現象就會逆轉。所以,回流現象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托達羅模型進行解釋。
3. 新遷移經濟理論。20世紀80年代,斯達克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理論――新遷移經濟理論,該理論與之前各種理論的最大區別在于他把研究對象由遷移者個人轉化為家庭,進而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決策。該理論強調風險的擴散,轉移者與轉移者家庭共同承擔轉移的成本以及共同享受的收益等。
新遷移經濟理論主要包括契約安排理論和投資組合理論。契約安排理論是指轉移者和其家庭成員之間存在著一種類似的合約關系:家庭成員對轉移者首先提供物質上的資助,比如教育上的投資,培訓上的投資,資助其購買生產工具以及提供外出的交通費用,等等。通過這些投資為轉移者增加相應的人力資本,轉移者通過在城市里的工作向家里匯錢則成了其履行契約的重要手段,從而實現家庭效益的最大化。當然在這過程中家庭成員也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一旦投資者沒有收入或者收入太少,必須要追加投資或重新投資。
而另一種則是投資組合理論。其主要是指家庭成員對內部的勞動力資源進行整體統籌規劃和配置的能力。由于農業主要是靠天吃飯,所以對于整個家庭來說不穩定因素很大。通過派遣勞動力外出打工可以減少這種不確定性,增加家庭的收入。退一步講,即便是沒有較高的收入,這種外出打工也可以降低整個家庭的風險,減少長期收入的波動性。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析方法相比較而言對中國更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中國的家庭觀念更強一些,所以這種投資組合理論就有存在的意義。
4. 近期國外學者的主要觀點。20世紀80年代后,國外關于勞動力回流的理論又被重新提出。他們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并且有所創新。Christian Dustmann通過對瑞士、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勞動力回流現象的分析,構建了一個個體謀求福利最大化的長期模型。他認為勞動力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家鄉和城市的相對價格之比,二是基于遷移者本人的主觀偏好,三是在城市積累的能在農村發揮顯著作用的人力資本。斯塔克和泰勒通過對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移民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產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對的貧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間積累的同樣的人力資本和儲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二是在城市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低。
5. 中國學者的觀點。由于中國的國情、制度等各個方面與國外有著明顯的區別,所以中國學者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都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來進行研究。張維迎認為,一種要素的流動程度由以下兩種因素來衡量:一是現有職業與新職業之間的收入差異;二是變換職業間的凈交易費用。當農業經營的比較收益高于外出務工收益時,很多僅能提供簡單勞動的低素質勞動力就會選擇回鄉務農。蕭洪恩從農民工的觀念取向上作出闡釋。他認為,農民工回流的原因還包括照顧父母、結婚生育、撫育小孩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影響的結果,導致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決策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中科院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從遷入率和各省人均GDP關系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人口主要是向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流動。對于影響勞動力遷移的因素,中國學者作了細致研究,從經濟學、社會學和人口學等多個方面來分析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一個地區的農村人口比例與全國農村人口比例之比、人均土地與全國人均土地之比、農民被鄉鎮企業雇傭的比例與全國之比,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因素以及非正式制度,如關系,等等。
二、對國內外理論的相關評述
1. 在最終得到的結果方面。各種理論和模型一致認為不論是勞動力的正向流動還是反向流動都有其必然性,但是在這種客觀性上的認識闡述不同。一些理論和模型例如唐納德?博格的推拉理論、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都是從宏觀方面闡述勞動力流動的必然性,通過這種必然性來說明工業化、農業化、城市化的必然結果。而之后的新遷移經濟等一些理論則是從微觀上來分析個體或家庭是怎樣作出遷移決策的。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效用、心理滿足感等微觀方面的主題感受。這些理論將農村勞動力流動解釋為個人或家庭為了分散風險使其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決策。事實上,任何一個明智決策的作出都不是單純從微觀或者宏觀上來分析的,而是綜合加以微觀和宏觀方面的考慮。所以這些理論和模型雖然闡述的側重點不同,但實質上都是相同的。
2. 在轉移主題決策的假設方面。在以上所說到的理論中,除了新遷移經濟學中把遷移的主體假設為家庭外,其他無一例外主體都是個人。具體到中國國情,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歷來都具有很強的家庭觀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后經濟個體地位逐漸加強,所以新遷移經濟學在假設主體上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
3. 在轉移動機的說明方面。在轉移動機的解釋上,所有的理論和模型無一例外地都歸因于經濟因素。但是這種經濟因素在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中被解釋為現實的實際收入的差距。而在托達羅模型中這個表述有了重大的改變,他把這種經濟因素表述為“預期的收入差距”,只要有這種預期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且城市的失業率能維持在一定的幅度內,那么農民工就會作出遷移的決策。
4. 對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沒有展開。在以上的理論與模型中,對制度因素都很少提到。盡管斯塔克則指出,如果市場和金融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大量的轉移現象是不會發生的。托達羅在分析和評論劉易斯等有關模型中也提到,這些模型和理論的一些假設放到第三世界國家中可能是不適合的。但這些都是從表面上簡單地進行了分析,沒有對其進行更深一層的討論,也沒有突出其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大的發展中國家,制度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影響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三、國外主流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
縱觀國內外關于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模型和理論,無一例外地是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只有極少一部分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為研究對象,并且幾乎沒有一個是以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因此以上模型在中國能否使用,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
誠然,對于不同的國家在勞動力流動上能夠總結出一些共同的規律,但是,各個國家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就決定了不可能用一種理論或者模型去解釋所有國家勞動力流動的現象,目前學術界對于勞動力流動的主流觀點還是托達羅模型,即以遷移者個人作為遷移主體,以城市預期收益為遷移動力,以通過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來作為政策導向。這雖然是主流理論,但不一定是正確的理論。首先,對于遷移主體來說,在這個重視家庭觀念的中國,遷移主體究竟是遷移者個人還是遷移者家庭。第二,就遷移動機來說,究竟是單純的經濟因素還是收入、地位、風險、社會保障因素等綜合的考慮。第三,中國大部分人還在農村,城市的容納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對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象是鼓勵、阻止,還是放任。以上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三個問題。
四、對中國勞動力回流的評述
1. 研究對象明確,但是稱謂有待于規范。在參閱的所有文獻中,有勞動力流動、勞動力轉移、勞動力回流、剩余勞動力轉移、剩余勞動力回流、剩余勞動力流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等稱謂,他們有的概念之間是有區別的。例如“流動”與“轉移”就是完全不同的。流動一般是指勞動力根據勞動力市場條件變化,在職業間、產業間和地區間的運動,它是一個動態過程;而轉移是指在經濟發展中變農業勞動力為非農勞動力的過程。所以在研究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2. 政策寬泛,有針對性的少。由于中國東中西部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要想得出有指導性的對策和建議,必須從本區域的實際情況出發,通過實地調查選擇適合該區域適合的政策和建議,這樣才更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已有文獻的文章結尾提出的對策和建議基本上如出一轍,都是從宏觀方面泛泛而談,可操作性差。
3. 學科之間的滲透不夠,系統深入研究較少。由于勞動力回流現象涉及到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和人口學等眾多學科,所以在研究時如果能夠把這些學科中相關的知識交叉起來研究可能會創新現有的成果。2010年來有學者把經濟學和地理學結合起來創立了新經濟地理學,在分析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時候得出了新的成果。而目前整體文章還僅限于各個學科內的研究,所以應該盡快打破這種局面,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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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hina's Labor Force Return Flow
Ding Yuelan1, Wang Ninglian1, Huang Jing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710062, China;
2. Zhongwei Electric Power Bureau, Ningxia Electric Company, Zhongwei 755000, China)
第4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三道箐，人口流動，動機，效應
1.引言
該村共有48戶人家，總人口只有185人。其中男性人口數為104人，女性人口數為81人，性別比高達128.4，性別比偏高。大于65歲為10人，0—14歲49人，老少比為20%。2010年遷移人口數達到72人，其中男性為47人，女性人數為25人。如表1--1
表1--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年齡結構 （2010年3月）
年齡段（歲）人口數 （人）占總人口的比例（%）
0-144926.48
15-6412668.10
65及以上1015.42
2. 農村人口流動的動機分析
2.1自身的原因
該村勞動力輸出的原因大致分為兩大類：經濟性、家庭性原因（其中1、2、3屬于經濟性原因，4屬于家庭性原因）。表2--1
表2--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遷移的原因結構（2010.2.20來自村長）
原因分類遷移人口數（單位：人） 占總遷移人口的百分比（%）
1、工作原因34.17
2、務工經商 1723.61
3、學習培訓 5170.83
4、婚姻遷入11.38
2．2社會環境的影響
2.2.1 土地制度的改革
自實施后農村的生產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剩余勞動力，為遷移提供了“人才”。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人們可以自由勞動，受到很少的限制,為遷移提供了充足的時間。農民對土地的支配權得到改善，農民可以轉讓和出租。
2.1.2 戶籍管理因素
舊的戶籍管理制度下分為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決定了國家財政在公共產品供給、社會化服務與制度化保障等方面劃定的范圍。但最近十幾年戶籍制度有了改善實行統一城鄉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就是在制度上消除種種先賦性的差別，在具體制度上落實憲法賦予所有公民的平等權利。城鄉統一戶口登記管理制度，會進一步擴展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空間，從制度上肯定和保障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2.1.3教育的發展與改善
2010年該村人口遷移類型多樣，具體如表2—2所示：
表2--2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遷移類型調查（2010.4）
遷移類型 遷移人數 （單位：人） 遷移目的
1村外鄉內46就讀小學、初中
2鄉外縣內7就讀高中、工作
3縣外省內4讀大學本專科、打工
4省外遷移15務工經商
從上表可以清楚可以看到教育因素導致的遷移占了總遷移人口的79.1%，而務工經商只占20.9%。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教育的發展大大的促進了三道箐村的人口的遷移流動。
3.三道箐村人口轉移導致的效應分析
3.1 對遷出地的影響
3.1.1 積極影響
人口的遷移和流動會降低人口密度、緩解人地矛盾、提高城市化水平、對人口性別比例的調節均起到了明顯的積極作用，可以相對地降低輸出地人口性別比。
人口的流動可以促進文化的傳播與擴散，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文化。同樣，本村勞動力外出后回鄉往往帶回異地的文化與思想。吸收先進的思想和觀念，起到了融合文化的作用。
勞動力人口（15-64歲）的遷移主要是為了經濟目的。，三道箐。據調查本村在外打工1個人的年收入是在家鄉2-3人的年收入，外出最高家庭收入可達4--6萬元，與發達地區相比雖然不算什么，但是和自己在家鄉的微薄收入相比確實是一個可觀的收入。
農民工回流推動了小城鎮的發展。，三道箐。從我國實際來看，當前我國小城鎮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顯得相對滯后。如果將一些農村剩余勞動力遷到附近的小城鎮，擴大小城鎮規模，發展小城鎮經濟，這樣便為農民轉化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3.1.2 消極影響
勞動力的外出遷移雖然促進了就業及城市化發展，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除了對流動人口自身的不利影響還會對家人的影響。 首先對父母的影響，留在家里的老人往往沒有人照顧，導致了農村近幾年出現的“空巢”現象嚴重，生病沒有人送醫院。其次是對子女的不利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孩子個性（人格）的影響。據調查有些夫婦往往把生下的孩子交給父母撫養，就出去打工一年甚至幾年才回來，這種“斷代教育”對孩子的身心發展都是不利的。第二，對孩子教育的影響，父母是孩子的最早的也是自始至終的老師，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學校，父母對孩子的影響作用非常大。
3．2 對遷入地的影響
3.2.1 對遷入地的積極影響
第一、勞動力的供給。由于外出勞動力的年齡段和性別偏好很明顯，多以年輕的男性為主。城市里的累、險、累的活轉給農村勞動者來干。農村女性人口的遷入多從事服務行的行業，如現在新興的家政行業、餐飲行業等等。
第二、人口遷移改變了區域人口分布和人口構成。，三道箐。人口遷移對區域人口總數、人口性別、年齡構成和人口再生產三個方面。人口遷移影響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人口年齡和性別構成，特別是那些人口總數不多的地區，易造成年齡構成和性別構成的不平衡。因移民以男性青壯年為多，他們的移入則使遷入區的平均年齡下降，人口趨于年輕化，性別比升高。，三道箐。相反，遷出區的老弱病殘人數所占比重升高，平均年齡升高，人口趨向老化。人口遷移不僅會影響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人口現狀，而且還會對未來人口再生產產生影響。
第三、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移民對于遷入地的經濟發展有利的一面在于：移民既彌補了遷入區勞動力的不足，同時，還帶來了外地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提高了生產能力。，三道箐。
第四、促進了城鄉一體化的建設。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被打破，二者的界限越來越不明顯。例如，城中村的建設就可以說明城市與農村逐漸融合為一個聚落體系。加強城鄉聯系、優劣互補，資源在體系內流暢自如，不受任何障礙的限制。三道箐村自2001年以來在水電路氣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產就，縮小了同城鎮的差距。
3.2.2 對遷入地的消極影響
第一，人口遷移對遷入地的人口的影響，但大量的人口遷入會導致遷入地的人口數量增加，改變了當地的各種人口構成，人口構成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定地域范圍而且同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具有某種特征的人口數占該地人口總數的比例，人口遷移則導致了人口構成的發生變化。
第二，對遷入地的環境的破環。發展當然需要勞動力，沒有人要發展是萬萬不能的，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勞動當然是人的勞動。但環境對人口的容納能力卻是有限的，不可能無限制的吸納人口，某個地區所能容納的最多人口數有限。當實際人口大大超過環境的容量時候，環境就會遭到破環，隨著超過飽和人口的程度的不同，環境的破環程度也會不同。當然環境也有一定的恢復能力，在破環程度不大的時候可以慢慢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第三、加大了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人口遷移會涉及一系列交通、治安、社會保障、移民的就業指導等問題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市場經濟必須與政府的宏觀調控相結合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市場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必須堅持兩手抓。
第四、對遷入地的文化沖擊，長期的二元結構導致了城市與農村各自形成了各自的文化體系，二者環境的差異必然導致文化的差異，鄉村的傳統文化會對城市的現代文化產生沖突與矛盾。，三道箐。比如鄉村的封建迷信思想對城市文化的腐蝕。
4 .建議性的治理對策
我認為三道箐村的人口遷移對策主要針對出現的問題來考慮：
第一，進一步加強農村與縣鄉市區的網絡、交通、信息技術的聯系。應該在農村地區加大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提高農村信息的通達度，以使農村遷移人口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第二，到人口登記中心進行詳細的流動人口信息登記，以提供相應的咨詢服務和幫助。如對流動人口的客居地、年齡、求職意向等減少外出障礙。
第三，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和土地的流轉、管理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應旨在消除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的分割和不平等，其核心是要剔除附在戶籍關系上的種種社會經濟福利差別,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發展機會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適當發展第三產業,有效吸納農村勞動力。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與其基礎設施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大規模的城鎮基礎建設和交通發展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廣闊的就業空間。
5．結論
分析可得，該村人口年齡結構屬于成年型或穩定型，所以該村人口總量將趨于穩定，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不會有很大的波動，但是遷移人口規模有所擴大；該村人口在省內的遷移主要以學習培訓為主，而省外遷移主要以務工經商為主；人口的遷移流動文化結構層次不一有高有低，低到文盲高到碩士；治理對策是一個系統的、復雜的問題，需要移動人口本身、縣鄉政府、社會群體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妥善解決。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之間的關系，最終實現農村經濟良性循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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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一、托達羅模型的剖析與反思
按照托達羅的模型，人口流動基本上是一種經濟現象。盡管城市中失業現象已十分嚴重，準備流向城市的人們還是可以做出合理的決策。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決定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達羅認為，在任一時期，遷移者在城市現代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與現代部門新創造的就業機會，與城市失業人數成反比。
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含義為：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業機會，可能引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導致更多的人失業，因此開創城市就業機會無助于解決城市就業問題；農村居民的受教育學歷越高，其向城市轉移的預期收入就越高，因而不加區別地發展教育事業會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的遷移和失業；政府干預城市工資水平的確定，特別是制定最低工資線，并且對城市失業人口給予最低生活補貼，會導致要素供給的價格扭曲，引致更多的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使城市的失業率更高；應當重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增加農村的就業機會，提供教育和衛生設施，發展電力、供水和交通，改善農村的生活條件等等，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我們認為，托達羅遷移模型正確地反映了人口和勞動力在比較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向較高收入的地區或部門流動的理性經濟行為；只要存在相對來說收入高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就會對收入較低、就業不足的勞動力產生持續的引力（拉力）效應；對遷移成本的計算與預期是影響勞動力作出遷移與否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也要看到，托達羅也有不少缺陷：第一，遷移數量或遷移率直接隨就業概率的變化而變化，農村勞動力基本上是根據對城市就業概率的了解而作出遷移與否的決策的，那么遷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因而得出“就業機會越多，失業率越高”，這顯然不符合經驗事實。第二，托達羅只考慮遷移者的遷移成本，而忽略了他們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遷移者作為經濟人是理性的，他在城市里等待就業機會的同時，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認為在城市里等待就業機會得不償失，他就會重新返回農村。這就解釋了現實中為什么流入城市的勞動力在城市找不著工作，一般都會返回農村，而不像托達羅說的那樣繼續在城市里等待就業機會。第三，托達羅假定發展中國家農村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認為農業勞動邊際生產力始終是正數。而在我國，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是接近于零的，減少一部分勞動力不僅不會減少產出，而且會使農業邊際生產率提高而農業產值保持不變。另外，托達羅僅考慮了城市的實際工資率，我們認為，作為理性人的我國農民在向城市遷移時主要考慮貨幣性收益，此外技能性收益、文化性收益也在他們的考慮之中。
因而，本文取消托達羅模型中對我國來說不現實的假定，而認為，農村的遷移者為獲取凈收入相對較高的就業機會的遷移決策與行為，雖然是趨利性的但絕非是投機性的，是一種理性經濟行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為。他們在遷移中不僅要考慮遷移成本，還要考慮生活費用；農村低的邊際生產力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因之一。
二、托達羅模型的拓展
（一）基本概念與理論假定
本文采用何景熙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的一種狀態。。同時假定：（1）本文分析農民個體決策問題，因此以農民個體為研究單位，而不以家庭作為分析的單位。且僅限于農民進城務工而發生的勞動力轉移，農民在務農和務工之間選擇。（2）農民是經濟理性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3）農民的行動主要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其行動決策的依據是行動的成本和收益。
（二）農民理性人假設的論證
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農民應當符合理性人的假設，他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在作出選擇之前，都要對各種可供選擇的行為方式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比較、預測，從中選擇出能給自己帶來最大利益的行為而為之。對于中國的農民，秦暉教授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們的理性將會擺脫集體表象的壓抑而健全起來。近年來，關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眾多調查也顯示，外出打工農民在作出遷移決策之前，一般會向在外地打工的親友了解遷入地的就業信息和生活費用等，對自己能否獲得就業崗位的預期是理性的，面對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也是理性的。從總體上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基本上是一種有目的、有準備的流動。
（三）農民進城務工和務農的兩種選擇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1.務農的成本收益
（1）務農成本。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務農的成本有：第一，物質資本。包括用于購買種子、化肥等的流動資本和用于拖拉機、收割機等勞動工具的固定資本。第二，勞動力。用勞動時間加以計量，所以也可以認為是勞動時間的投入。包括種植、收割、采摘、作物生長期的看管及農產品銷售；第三，采用新技術所花的成本。包括勞動工具的改進與更新，新品種的引進、新的種植方法的采用等所消耗的直接成本，和一些引致的技術成本，主要是產生于新技術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新要求從而進行的技術、農業知識的培訓。
（2）務農的收益，即務工的機會成本，等于農民一年總收入扣除各項稅費R －F.農村中的收入是一個較為復雜的變量，它可以從農民年實際工作時間比率與農業勞動力年滿負荷（比如除去正常假日的年工作天數）工作時間的收入水平關系考慮，也可從農民家庭年農村范圍經營收入（除去從城市中獲得的收入）與農民家庭勞動力成員數量的關系考慮。本文采用他的第一種定義。
2.務工的成本收益
（1）務工成本。包括可用貨幣計量的經濟成本和不能用貨幣計量的非經濟成本。經濟成本主要是農民進入城市后“獲取就業機會”、“提高生活質量”、“把握投資機遇”等城市化所帶來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包括：用于進城的路費和路途其他開支的旅途成本，為獲取在城市的暫住證和就業證及其他相關證件而形成的證卡成本，由尋找工作過程中的開支而形成的求職成本，參加務工培訓支付費用的培訓成本，房租、飲食、日用品、醫療等生活成本。非經濟成本包括：離開家人、家鄉產生的思鄉情緒的心理成本，受到當地居民不良看法與對待，社會歧視等，各種務農時所享有的權利的喪失，如選舉權，子女受教育的權利與機會等。
（2）務工的收益。主要包括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就業收益，這種收益可分化為：①貨幣性收益，即農民在城市就業所獲得工資和其他貨幣收入。由于，一般情況下，城市的工資水平比農村要高，因而對農村勞動力有強大的進城拉動力；②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務工的各項勞動中所獲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關的各種知識，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他們進城后所獲得不用自己投資的無形的人力資本。③文化性收益，指在城市中所分享到的城市文化環境及其他方面的收益。
三、拓展后的農村勞動力遷移模型的政策含義
根據拓展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模型，為了大規模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我們推理出了如下的政策含義：
1.中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目的在于增加經濟收益，城市務工的預期收益是決定他們進城的重要因素，為了提高城市務工的預期收益，現實可行的戰略選擇是要充分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實現我國制造業大國的目標，擴大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容量；同時，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的比較優勢產業都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高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將農村大量剩余的勞動力變成人力資源的優勢。另外，要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將進城的農民納入社會保險的范圍，加強失業保險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包括下崗職工和進城農民在內的就業困難群體扶助體系和制度。
農村勞動力在做出是否向城市遷移時，不僅考慮城市務工的預期收益，還將對進城務工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遷移成本和生活費用越低，他們進城的動力越大，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較大。因此，要進一步整合城鄉勞動力市場，政府和社會要多方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信息，建立城鄉溝通的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培育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城鄉就業協調的機制和環境。從根本上避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消除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節約成本。
第6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一、我國跨地區人口遷移的規模與流向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人口遷移實行嚴格控制。只存在極少政策性人口遷移。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凸顯；同時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形成了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求，因而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自發向城市轉移。同時，國家開始放松對人口遷移的嚴格控制，我國人口遷移逐步趨強并漸顯高度活躍態勢。
(一)人口遷移規模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遷移的規模總體上呈快速上升態勢，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急劇擴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82-1987年，全國人口遷移總量是3053萬人，其中跨省遷移人口632萬人；1985-1990年，總遷移人口3413萬人，跨省遷移人日1183萬人，1995-2000年，總遷移人口1，44億人，跨省遷移人口4242萬人：2000―2005，年，總遷移人口1，47億人，跨省遷移人口4779萬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的總體規模在1，5億左右，其中約有1／3是跨省流動，2／3是省內流動。根據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跨省遷移勞動年齡人口數據，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勞動力跨省流動的規模是1047萬人，2000年是3972萬人，2005年是4270萬人。可見，我國跨省遷移人口絕大多數是在省際間流動的勞動力。
(二)人口遷移的區域流向
我國區際人口遷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的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地區內部流動性不強，跨地區人口遷移是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主要模式，這種遷移模式可以通過計算跨地區遷移人口在省際遷移人口的比重來佐證。1985―1990年，我國的跨省遷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區的遷移人口占省際遷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為76.47％，2000―2005年達到79.62％。呈明顯的上升趨勢。
東部地區一直是我國跨省流動人口遷入的首選之地。1982―1987年東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態勢，1995―2000年這一比重達到75％。而2000―2005年達到84.6％。流入東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兩個三角洲，即包含廣東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包含江、浙兩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長江三角洲地區。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推算顯示，這兩個三角洲吸納的跨地區流動人口占整個東部地區跨地區遷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日漸減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僅占5.5％：西部地區遷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
從流出地構成來看，中西部地區是跨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1985―1990年東、中、西三地區流出省外的人口規模差不多。分別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變，東部比重大大減少；中部比重急劇上升，幾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穩定。中西部地區的跨省流動人口絕大部分流向了東部地區，從1987―2005年，中部地區跨省流動人口中流人東部地區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區也由44.2％上升到80％。具體來看，中部地區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的廣西、重慶和四川是勞務輸出大省，這8個省流出的跨省就業人口占全國的65％。
二、我國跨地區人口遷移的主要特征
(一)跨地區人口遷移與勞動力鄉城遷移、產業轉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區域流向突出表現為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這一跨地區人口遷移的過程也是農村勞動力由鄉村向城市、由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遷移中，農村遷出人口一般都，占遷出總人口的60％及以上，顯示了農村遷出人口是我國遷移人口的主體：而絕大部分遷出人口是遷入城鎮的，并且呈現加強趨勢，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遷入城鎮的人口占總流動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從農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鎮。
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就業。200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1995―2000年間，全國跨地區流動的就業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比重高達60.3％，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業、農林牧漁業、建筑業、服務業。但三大地區之間流動勞動力的產業分布差異較大，東部地區遷入人口產業構成是第二產業為主(74.9％)、第三產業為輔(19.5％)，而中、西部遷入人口的產業構成比較均衡，雖然主要從事第三產業，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比重也較高。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沒有遷移人口在業情況的調查，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有關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調查來分析遷移人口的在業狀況。農業部劉維佳2005年的調查表明，在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業占68％，建筑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筑、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正在從農民中分離出來，頑強地融入產業工人階層，并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部分。我國人口遷移與劉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勞動力轉移規律相一致，這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反過來，也是推動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條件。
(二)以農村人口的非戶籍遷移為主，“候鳥式”勞動力遷移模式
由于戶籍約束造成的城鄉分割狀況還沒有完全打破，農村勞動力雖然從農業向非農部門轉移來看具有穩固性，但仍具有很強的兼業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長久居住地與就業地分離的“兩棲性”。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多數還保留家鄉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務工。有的是季節性外出就業：他們外出在非農部門就業，在職業上改變了農民身份，但還保留著農業戶口和農民的社會身份：外出農村勞動力長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沒能在外定居，家鄉仍有親人，收入多數帶回老家。這導致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呈現出“候鳥式”的流動模式，
我國農村勞動力要真正轉移出來成為城市居民，需要經
歷兩個階段：先是從農村轉移出來，并在城市尋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機會：然后是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的成功者在“樂業”之后尋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來。在中國目前獨特的制度安排下，農村勞動力一般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轉移的第一步；但是轉移的第二步，對于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來說，卻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資本就可以實現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約束。因此，外流的農村勞動力可能常年在東部經濟發達城市就業、生活和居住，但難于在城市入戶定居，導致東部很多發達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戶籍人口)。對于大部分流出的農村勞動力來講，盡管他們的技能、觀念、職業已不再是農民，但在現有的制度約束下；他們只能是“城市就業、農村安家”。
(三)東部發達地區總體上尚未形成明顯的選擇性移民傾向
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發達地區的選擇性移民使落后地區人才流失，是形成區域經濟發展“極化效應”的重要原因。我國現階段的人口跨地區遷移是否存在東部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選擇性移民呢?通過對第5次人口普查關于流動人口的年齡：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發現東部發達地區總體上尚未形成明顯的選擇性移民傾向。
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我國三大地區之間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特征來看，總體表現為年輕型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為主。1995―2000年三地區遷入和遷出人口的年齡結構也都具有年輕型人口的特征。區域差異小。從遷入人口的年齡結構來看，東部、中部、西部三地區平均年齡分別是24.88歲、24.56歲和25.34歲，多數年齡均在20－24歲。三大地區遷出人口年齡結構與遷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齡均在20―24歲，平均年齡均在25歲左右，地區間差異小。從三地區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狀況來看，中部遷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東部最低，三地區遷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為主：東部遷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區遷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顯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流入東部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入中部地區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達到了高中。
第7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村人力資源；遷移；長江三角洲
中圖分類號：F304.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0－0090－03
1 遷移性開發對農村人力資源的影響
1.1對專業技能的影響
據江蘇省農村經濟調查局統計，2003年轉移勞動力中按照小學畢業6年、初中畢業9年、高中畢業12年、中專畢業15年、大專及以上畢業16年計算，全省轉移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年，相當于初中畢業以上的文化程度，比全省農村勞動力高0.9年。在轉移勞動力中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占25.4%，比全部農村勞動力受培訓的比重高10.2個百分點。這些素質相對較高的農村勞動力通過遷移流動，對各地不同的行業工作，通過崗位培訓和自己在工作中的學習，可以學到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藝，接受并掌握先進的管理方式，通過這個過程可以為今后的創業和發展積累相應的知識。這些都有利于勞動力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為以后回來創業、發展二三產業提供良好的人才資源。
1.2對思想觀念的影響
農村人力資源的遷移性開發，是城鄉之間勞動要素的相互吸引和互動過程，表現為追求在城市擴大視野、增長見識、掌握技術等人力資本積累。當廣大農民從封閉性及自我循環和自我發展狀態中走出來之后，面對現代城鎮的文明，伴隨發達的科技、便捷的交通、豐富多彩的文化，促使廣大農民生成全新的生存觀念、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生價值觀。同時，到經濟發達地區務工經商的農民，帶回了城市現代文明，通過自己行為方式和生活觀念的轉變給家鄉帶來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意識觀念開始轉變，對于社會變革、法制觀念、新技術采用、接受教育以及計劃生育等思想觀念比較容易接受。
1.3對健康素質的影響
農村人力資源的遷移，使得農民收入明顯增加，用于家庭醫藥及衛生保健等健康投資的支付能力不斷增強。在1980―2004年的25年間，不論是長江三角洲地區還是全國范圍，農民每年用于醫療保健方面的費用占當年全部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都呈現上升趨勢（見圖1），并且長三角地區的醫療保健費用的增速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1980年上海市農民用于醫療保健的生活消費支出人均8.1元，占當年人均總生活消費支出321.8元的2.52%，1990年，2000年和2004年這個數字分別上升為2.67%，5.05%和6.7%。同屬長三角地區的江蘇省，2004年農民的醫療保健支出比1980年增加158.9元，在總生活消費支出所占的比例是1980年的2.47倍。浙江省的同一統計數據在25年間增長了4.97%。另外，由于農民在外出求業、就業的過程中文化素質提高了，他們的吃、穿、住、行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更加合理和科學，充分認識到吃好和吃的有營養的重要性。而且，長期在城市生活，也養成了良好的衛生習慣。這些都有利于勞動者健康素質的改善，進而推動農村人力資源質量的提高。
2長三角地區農村人力資源遷移性開發的演
2.1總量和就業結構的趨勢變化：遷移數量增加，就業結構不斷優化
大量的農民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發展速度更快的二三產業，促進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源結合，提高了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近年來，上海市政府把促進就業的責任列入政府考核體系，以“三個集中”（農業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帶動農村居民非農就業。2004年上海市以73.7%的非農業就業人員占農村就業人員的比重排全國第一位，浙江省和江蘇省分排在第三，第四位。就整個長江三角洲而言，1998―2004年平均每年新增的非農就業人口為52.4萬人，而同期增加的農村就業人口只有年均18.27萬人；非農業就業人員占農村就業人員的比重由1998年的46.39%上升到2004年的60.76%，年均增長2.05個百分點（見表1）。勞動力在產業間和地區間地自由流動和組合，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遷移，促進了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在更大的區域內自由組合，也使得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結構不斷優化。以浙江省為例，1985年的就業結構為第一產業69.7%，第二產業21.6%，第三產業8.7%；到2004年已經調整為36.7%，37.2%和26.1%。按照江蘇省第十次黨代會提出的“富民強省，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及到2020年全省城市化水平達到50%的要求，今后幾年，江蘇每年新轉移農村勞動力要達到50萬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推進農業現代化。有序地對農村人力資源進行遷移性的開發，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鎮，大量減少農民，土地的使用和農業的經營才更具有規模效益，農業才能實現現代化。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長三角地區農村人力資源遷移性開發的數量還將不斷增加。
2.2收入趨勢變化：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
農村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遷移從事務工是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Hicks，J.R.）在1932年就指出：“區域間的經濟利益差異，其中主要是工資差異，是勞動力遷移的首要動因”。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是由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的種種落差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收入落差。2001年江蘇省實現1 241萬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務工總收入高達750億元，相當于該省財政收入的71%。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包括其在非企業組織中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企業中得到的收入，外出（本鄉以外）打工或從業得到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四個部分。2001―2004年4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外出務工的收入持續增長，由2001年的人均1 206.63元提高到2004年的2 177.6元，平均每年增加242.74元。2002年外出務工收入占長三角農民工資性收入的比重為17.12%，比上年提高2.99個百分點，對農民總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47.23%（見表2）。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主要來自人力資本存量的差別。農民由工資性收入所獲得的收入增加值高于務農收入，原因在于進行遷移性開發后的農民具有比其在原行業或地區更高的人力資本存量。以江蘇省為例，2002―2004年3年中，外出務工收入平均每人增加了108.69元，對工資性收入增加的貢獻率平均為53.12%，而工資性收入的增加額平均占全年農民收入增加額的64.43%。可見，農民外出打工或從業得到的收入增長支撐了工資性收入增長，而工資性收入增長又支撐了總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是人力資源的資本形態。我國多年來的實踐表明，人力資本的內涵(文化程度、技能水平) 與人的收入水平成正比例關系。根據社會學原理，農村家庭的收入與農村人力資本內涵的高低之間將產生“馬太效應”，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投入會越大，并且形成良性循環，具有加速效應。農民由于遷移而促進總收入的增加，不僅使得其有能力加大本身在健康醫療、技能培訓等方面的投入，也激勵其對下一代人力資本的投資，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種示范效應，刺激著周圍人群著手提高自身素質，從而促進農村人力資源充分、持久的開發。
2.3遷移區域的趨勢變化：總體以向本地城鎮企業的遷移為主
“九五”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一系列城鄉開通政策的實施，農民遷移和進城的門檻低了，農民轉變為市民的步伐加快，農村人口在減少，江蘇省農村勞動力也在大量的流進城市和闖入全國各地打工創業。抽樣調查顯示，2004年江蘇省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在本省遷移的占67.5%，轉向省外和國外的占22.5%。江蘇省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存在鮮明的地區特色，蘇南農村勞動力遷移以本地就業為主，蘇中本地和異地并重，蘇北以外出為主。根據抽樣調查資料，在從事非農業的農村勞動力中，蘇南有78.16%的勞動力在本鄉就業，蘇中只有51.41%，蘇北是48.68%。
浙江省的縣域經濟是大量吸納農村遷移勞動力的重要主體。工業園區，個體私營經濟，專業市場等鄉鎮企業發展形式使得浙江省的農村人力資源遷移性開發取得巨大成功。具體而言，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杭州嘉興湖寧紹地區由于鄉鎮企業發達，就業機會較多，農村勞動力遠距離外出就業相對比較少。溫州地區最早打破行政區域劃分的塊塊限制，形成了大批離土離鄉但不背井的勞動力隊伍，遍布全國各地，溫州成為外出就業比重最高的地區。
2004年住戶調查資料顯示，滬郊農業勞動力遷移多在本市范圍內，其非農就業在本鄉鎮的占82.1%，鎮外區內的占10.7%，區外市內的占6.8%，本市以外的僅占0.3%。滬郊的鄉鎮工業企業對上海市農村人力資源遷移性開發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滬郊鄉鎮工業吸納農村轉移的勞動力比重一直在70%以上。2002年，上海市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機制，努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可以預測未來上海市農民遷移的地域將主要轉向城鎮或郊區。
3趨勢與對策建議
3.1建設工業型新農村，拓寬和穩定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渠道
長三角農村勞動力以本地鄉鎮企業的遷移為主，而長三角地區本身的經濟基礎和產業發展又促使其走向工業型新農村的發展道路。工業型新農村的迅速發展，將吸納和引導農村勞動力加快流動，這是農村人力資源遷移性開發的主要趨勢。因此，我們應當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以工業反哺、城市支持為條件，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各類工程為主線展開工業型的新農村建設，有效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并且以工業經濟實力為基礎，整合農村的土地、人力等資源，實現共同發展。
3.2教育和培訓是農村人力資源遷移性開發的重要前提和保證
現代的工業企業和其他非農企業都需要更高知識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這也對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他們加快人力資本存量的儲備，具體而言便是加強自身的教育培訓。首先，必須切實轉變教育觀念，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健全農村教育保障機制，廣泛挖掘可供使用的教育資源，建立起更加公平公正的教育投資體系和回報機制。其次，增加對農民職業教育業余教育、短期技術培訓等方面的投資，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
3.3戶籍制度的改革將進一步促進農村人力資源的遷移性開發
2007年3月，公安部召開全國治安管理工作會議，會議議題之一是討論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近年來廣受關注的取消農業、非農業的二元戶口制度問題有望得到解決。這意味著農民可以得到更大的遷移自由，從而促進農村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需要指出的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市中，如果馬上取消全部的戶籍制度，可能在管理上會造成一定的難度，因此戶籍制度改革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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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呈瓊.人口遷移流動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J].人口研究，2005，（1）.
第8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一、引 言
中國目前仍處于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2016年，城市人口從1.7億增加到7.93億，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7.35%。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已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轉換成城市居民，不僅關系到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也關系到城鎮化、工業化乃至整個現代化的健康發展。農業轉移人口流入城市將會帶來諸如失業、住房、社會保障、子女受教育等社會問題。其中，住房問題是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最嚴峻的問題之一[1]。
城市住房商品化只為農民提供了有限的選擇，低廉的工資收入，使得租房成為農民工的唯一住房選擇[2]；“城中村”因其較低的房租，成為農民工重要的聚集和居住之地，也是他們學習城市生活方式、行為和價值關鍵的主要場所[3]。通常，住房支付能力用房價收入比、租金收入比進行衡量，這意味著城市房價或租金上漲會使農業轉移人口生活成本增加，在城市工資不變的情況下，農業轉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會下降。我國不同地區農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差異，在東部地區較差，中西部地區農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較好[4]。以租金收入比衡量的住房支付能力與農業轉移人口的持久性轉移意愿呈現倒U型關系，當前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到房價較高的大城市就業，主要是住房租賃價格尚在可承受范圍內，住房支付能力對遷移意愿不會產生負向影響[5]。魏瑋考察了上海農民的住房支付能力狀況，發現農民工的住房支付較為困難，租金收入比為22%，月供收入比高達34%[6]。
在已有研究中，我們發現人口流動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住房問題是農業人口流動過程中遇到最嚴重問題之一，城市房價或租金上漲會降低農業轉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這會對他們的遷移決策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種關系在不同勞動力個體及家庭負擔情況下有何不同？這些問題并未得到詳盡的研究。因此，本文將住房引入哈里斯-托達羅模型，考察勞動者住房支付能力對其遷移意愿的影響，同時，還采用CHNS的微觀調查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二、理論模型
借鑒Todar（1969）[7]、Harris和Todaro（1970）[8]建立的城鄉人口流動的基本分析框架，引入住房市場，將住房支付能力作為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影響因素。經濟主要分為三個部門：農業部門、城市工業部門和住房部門，且城市工業部門工資高于農業部門。參照Brueckner和Zenou（1999）[9]的假設，將城市設為單中心結構，所有的工業部門均位于城市的中心商務區（CBD）。城市居民均已擁有住房，并且城市內勞動者（包括城市居民與流向城市的農村勞動力）的居住地與CBD之間的距離為x，且單位距離的通勤成本是t，x>0，t>0。城市邊緣之外是農村地區，農業部門主要集中于此，農業部門的生產要素包括不變的土地（L）、資金（KA）投入和可變的勞動力（NA）投入，并且技術是外生給定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要素包括可變的勞動力投入（NM）和不變的資金（KM）投入，技術水平也是外生的。
根據式（14），仍然考慮在同一個同心圓上，通勤成本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NR增加，已知NR的增加對工業部門產量沒有影響，但會降低城市部門就業率θ，增加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提高了農產品的相對價格，從而提高了農業部門的實際工資水平。因此，隨著住房支付能力1η提升，使得NR增加的同時，導致農業部門實際工資水平WA增加，這又減少流向城市的農村勞動力NR。因此，得到如下命題：
住房支付能力提升，促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但是，過多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提升了農業部門實際工資，會對農村勞動者產生逆向激勵，降低他們遷移到城市就業的概率。
三、數據、變量與方法
（一）數據與變量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項目。本文將使用1989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8個年度9個省份的混合截面數據進行分析，所涉及的變量包括住房支付能力、就業、家庭類型、家庭人口統計特征，經過篩選，共得到1122份有效數據。另外，以1989年為基年，將各省市CPI將模型中所有價值變量轉化為實際值，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受訪者是否流動或遷移，即受訪者在調查時點是否外出打工，用migration表示，若是外出打工migration，取值為1，否則取0。根據Harris-Todaro（1970）人口遷移模型，應充分考慮在城市部門失業的可能性，為此，將就業概率納入模型。由于在CHNS數據庫中未涉及被調查者所受就業沖擊及市場就業情況的具體變量，因此，以被調查者所在省份的上一年度城鎮登記失業率（unemployment）作為就業情況的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是住房支付能力，Jensen（1998）指出，有許多種（住房支付能力）指標，包括住房收入比、不變質量比較和市場籃方法等[12]。由于本文主要分析流動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考慮到流動人口大多數是租住公有或私有住房，因此，用房屋租金（rent）與工資收入（wage）之比測度住房支付能力（h_ability）：
控制變量主要是家庭人口統計特征和家庭社會經濟特征。家庭人口學統計特征包括家庭人口總數（population）、受訪者年?g（age）、年齡的平方（age2）、性別（gender）、婚姻狀況（marriage）、受教育年限（education）、是否有醫療保險（insurence）、家庭凈財富（asset）、工資收入（wage）、每周工作小時數（work_h）、以及調查地點是否位于東部省份（east）。
另外，為研究工資差異對遷移決策的影響，借鑒周京奎（2011）的研究[13]，將職業類型劃分為：單位負責人（occup1）、專業技術人員（occup2）、職員（occup3）及其他職業類型（occup4）。健康狀況分為：健康（health1，包括健康狀況非常好和好）、一般（health2，包括健康狀況一般）、其他（health3）。考慮到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14]，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勞動的外出就業決策，還將家庭少年人口數（young）和老年人口數（old）納入模型。
（二）計量模型
首先，利用住房支付能力、就業狀況等變量，估計住房支付能力及各變量對流動意愿的影響效應；其次，討論受訪者職業類型、健康狀況，及其與住房支付能力交叉項的情況下，受訪者流動決策受住房支付能力影響的變化；最后，按受訪者在不同調查年份家庭少年人口數和老年人口數，探討住房支付能力對家庭負擔不同的勞動力流動決策作用的差異。
其中，h_abilityit表示第i個受訪者在調查年度t的住房支付能力，unemploymentjt-1表示j省份在調查年度前一年t-1期的城鎮登記失業率。zit代表控制變量，包括：家庭人口總數、年齡、年齡的平方、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年限、是否有醫療保險、家庭凈財富、每周工作小時數以及調查地點是否位于東部省份。
2.擴展模型――基于職業類型及健康狀況。進一步考察職業類型和健康狀況對勞動力流動決策的影響，在模型（17）的基礎上分別引入h_occupit和h_healthit，它們分別表示第i個受訪者家庭在調查年度t的職業類型和健康狀況。在擴展模型的分析中，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勞動力職業類型及身體狀況差異是否會影響住房支付能力對受訪者流動或遷移的決策，也即交叉項h_abilityit×h_occupit和h_abilityit×h_healthit對migrationit的影響。
3.擴展模型――基于家庭負擔的分析。為了考量家庭負擔對外出打工選擇的影響，把流動人口按家庭負擔分為少年人口（youngit）和老年人口（oldit）兩種類型，分別引入模型（17），此外，還將這兩個變量同時引入模型（17），考察家庭總負擔對勞動力流動決策的影響。
四、實證分析①
（一）基本模型估計
運用CHNS數據估計Probit模型，估計結果見表2。序列（1）（2）是以公式（16）（17）為基礎的人口遷移模型的回歸結果。首先討論序列（1），不考慮住房支付能力的人口流動模型。其回歸結果顯示，unemployment的系數為-0.367，且具有顯著性，表明對未來預期失業概率越大，會降低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可能性。正如哈里斯-托達羅模型所闡述的那樣，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的決策，不僅取決于城鄉間收入差距，同樣要考慮在城鎮失業的可能性。事實上，隨著我國人口紅利式微和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15]，沿海城市曾一度出現“用工荒”，所以，城鎮其失業可能性較小，從而使得上一年度城鎮登記失業率對農村勞動力是否流動的影響較小。
在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其他因素中，asset的系數具有負顯著性。家庭財富是影響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重要因素，富裕的家庭其勞動力不必外出就業，在農村就能負擔得起各種花費，因而他們也沒有強烈的外出意愿。east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東部省份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外出流動傾向。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勞動力市場更加開放，農村勞動力具有地理位置優勢容易接近開放的勞動力市場，而中西部地區由于信息不暢通、交通成本高以及流入城市后的社會心理成本等原因，降低了其外出就業的意愿。education、insurance的系數具有負顯著性，說明高受教育程度、擁有醫療保險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可能性較低。值得關注的是，受教育程度越低外出就業的意愿越強，這與中國目前現狀相符，大部分外出就業的農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國家統計局的《2015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4.8%，高中文化程度占16.9%，大專及以上僅占8.3%。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村勞動力可以憑所學的專業知識在農村自主創業或者獲得政府及事業單位等較為穩定體面的工作，而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村勞動力除了務農之外，更好的選擇可能就是去東部沿海等發達地區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或者服務行業勞動以獲取相對較高的收入水平。population、gender和work_h的系數為正，marriage的系數為負，但均不具有顯著性，家庭人口越多、男性、工作時間越長、未婚等因素增加外出就業的可能性，但這種影響不太明顯。此外，age、age2的系數分別為負、正，說明年輕農村勞動力擁有較高的外出傾向，隨著年齡的增長，外出就業的概率呈下降趨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結構及身體狀況等原因，使得其在城市能獲得的收入降低，大多勞動力不會選擇外出就業。
序列（2）是考慮住房支付能力的農村勞動力流動模型回歸結果。h_ability的系數具有負的顯著性，由于h_ability數值越大表示住房支付能力越低，因此，結果表明住房支付能力強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外出就業傾向，這也驗證里理論模型部分關于住房支付能力與勞動力流動決策正相關的結論。此外，我們注意到序列（1）（2）的擬合優度分別為0.2023、0.2183，加入住房支付能力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釋人口流動。
（二）擴展模型――基于健康狀況及職業類型差異的分析
為討論勞動力個人因素對流動決策的影響，引入健康狀況及職業類型與住房支付能力的交叉項，具體回歸結果見表3。
表3中的序列（3）以其他健康狀況以及住房支付能力與其他健康狀況的交叉項為參照組，回歸結果顯示：hab_health1、hab_health2的系數均為負，表明身體狀況較好和一般的勞動力外出就業決策受住房支付能力影響不太明顯。此外，health1 、health2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身體狀況好的勞動力反而擁有較低的外出就業傾向。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身體素質較好的勞動力能承受農村較粗重的生產活動，通過辛勤勞作得以維持生計；而身體素質較差的勞動力會選擇去城市從事服務業等相對較輕松的工作，從而更愿意遷移到城市。
序列（4）以其他職業類型以及住房支付能力與其他職業類型的交叉項為參照組，回歸結果顯示：住房支付能力與職業類型的交叉項hab_title1、hab_title2、hab_title3的系數分別為-0.652、-0.135和-0.182，且三者均不具有顯著性。這一方面說明職業地位相對較高的農村勞動力，其流動決策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響相對較高；另一方面，也表明農村勞動力外出流動的決策受職業類型的影響較小。由于農村經濟整體上較落后，因此，從事各職業類型的農村勞動力收入水平均不會太高，各職業的收入差異較小。
（三）擴展模型――基于家庭負擔的分析
為分析家庭負擔對勞動力外出就業決策的影響，將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納入模型。通常將0～14周歲的小孩少年人口，64周歲以上老年人定義為老年人口。回歸結果見表4。
序列（5）（6）（7）中h_ability的系數分別為-0.336、-0.308、-0.309，且均具有顯著性。說明無論家庭負擔如何，住房支付能力高的勞動力的流動傾向明顯更高。序列（5）中young的系數為0.052，且不具有顯著性，序列（6）中old的系數為-0.962，序列（7）的結果與序列（5）（6）具有一致性，表明家庭少年人口越多，在同樣的住房支付能力下，選擇外出就業的意愿更強，而家庭老年人口越多反而降低了勞動力外出傾向。家庭的少年人口多意味著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大，在這期間家庭負擔較重，需要外出就業來維持生計；而老年人口增加，由于其身體等原因，可能需要子女的照顧。
五、結 論
以上實證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影響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決策的家庭社會經濟特征，如家庭人口、受教育年限、年齡、民族等后，住房支付能力仍是影響人口流動的重要變量，從而驗證了本文理論模型的結論。本文還發現：職業地位相對較高的農村勞動力，其流動決策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響相對較高，但總體上職業地位高低并未明顯影響其流動決策；身體狀況較好、家庭少年人口多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選擇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要高于其他類型的農村勞動力。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農村勞動力住房支付能力，解決其住房問題，有利于促進城鄉人口流動，進而推進城鎮化的進程。
第9篇：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
Abstract：According to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Xinjiang Farming Corps，human capital of Xinjiang Farming Corp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such as general type，technological type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ype.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gener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odel in the aspects of regular education，health and health-care，farming technique cultivation，labor transfer and so on. Pres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ethod and model are still worth discussing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s higher but the return is lower in the corps. The combination investment model which chooses favorable investment model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corps according to human resources value and specialty of different human capitals can solve the present problem in high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but lower return.
Key words：farm；human capital；investment model
經濟學家們紛紛揭示和論證了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緊密聯系，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領悟。現在，人們的目光已經集中到如何形成和提升人力資本這一問題上，因此，結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下簡稱兵團)實際，對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作深入的分析，對促進兵團農場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兵團農場人力資本的類型劃分
兵團農場人力資本，從受教育程度和所從事的工作性質、特點等角度分類，可劃分為普通型、技術專長型、經營管理型三類。這三類具有由低到高的層次性，便于我們對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進行分析和設計，有利于提升農場人力資本。
1.普通型
普通型農場人力資本是目前兵團農場人力資本中等級最低，最一般的類型，主要是指身體健康，智力健全，具有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能從事一般性農場作業的勞動力。這類人力資本的形成一方面是完全或部分接受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具備了基本的知識文化素質，另一方面，通過家庭式的傳、幫、帶，從父輩那里獲取一定的農場知識和作業技能，并且在自身實踐中形成自己的農場技術。這類農場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體素質，對體力的要求較高，所以，在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前提下，男性的人力資本存量比女性高得多。在兵團總人口中僅受過初中教育的人口為81.84萬，占總人口的33.36%。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為76.02萬，占30.98%，尚未受過任何正規教育，但基本具備農場生產技能的人口38.09萬人，約占16%，三者共同構成兵團普通型人力資本的主體，占兵團總人口的80%以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普通型人力資本應該力爭向下面兩種類型轉化，否則，此類人力資本有可能在殘酷的競爭中被淘汰。
2.技術專長型
技術專長型農場人力資本是農場人力資本的“中間型”，是今后大多數農場人力資本的發展方向和基本類型。它主要是指身體素質好，智力較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為普通高中、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從事技能性農場操作的勞動力。這類農場人力資本經過了較高文化層次的培養，具有扎實的知識文化基礎，較強的學習能力，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技能型農場人力資本比一般型農場人力資本具備更大優勢。在團場具備上述條件的人口約34.83萬人，占14.20%。
3.經營管理型
經營管理型農場人力資本是農場人力資本的最高層次，在農場人力資本中不占多數，但他們所起的作用卻不可小視，并且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也很高。經營管理型農場人力資本是指身體素質好，思維敏捷，邏輯性強，洞察能力強，具有大專以上(少部分人學歷較低) 文化程度，熟悉農技知識及農村人文知識，有較強的市場觀念，具備管理能力，能在農場中從事管理性工作的勞動力。這類農場人力資本具有很高的知識文化水平，善于抓住機遇，能夠把握農產品市場的脈搏，能夠管理農場企業。兵團農場的各級管理人員基本可以歸為此類。
二、農場人力資本投資的一般模式
在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歸結起來有正規教育、衛生保健、培訓、遷移等，對這些模式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既可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也可以輔助農場勞動力作出理性的人力資本決策。
1.正規教育的投資和收益分析
秦偉平，汪全勇，石冠鋒，劉文霞：新疆建設兵團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探討正規教育投資分為兩種，一種是農村家庭對家庭成員(一般為子女) 個體的投入，一種是政府或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前者暫且稱為“個人投資”，后者暫且稱為“社會投資”。正規教育的收益也分為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個人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經濟收益，精神收益包括教育可以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人對職業的選擇能力和滿足程度大大提高，人對工作、生活、藝術的鑒賞能力大大提高，人更具有責任使命感，人更具有組織性與社會適應性，甚至更深刻地認識人生的意義。經濟收益主要是指個人未來較高的經濟回報，這種回報不僅是較高的經濟收益，而且受教育的人會合理的安排經濟支出，會利用科學文化知識更好地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從而減少醫療費用。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會有更多的機會更換職業，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社會收益主要是指服務于社會的收益和個人不能獨自享有的收益部分，如教育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風氣好轉等。
從社會投資角度來看，兵團在切實貫徹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同時，積極調整中等教育結構，重點改革高中階段的教育結構，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和中等成人教育。農牧團場的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特別是職工子女素質，他們知識水平普遍較高，整體素質較好。但是這些子女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上崗，造成農場人力資本的現實投入很低，嚴重影響了農場經濟的發展。
從個人投資角度來看，農場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體素質，對體力的要求較高，青年男子因進行正規教育而放棄的收益即機會成本較女子大，農村男子的增量投資收益率會低于女子的增量投資收益率，由此推出的結論是對男子進行正規教育投資的可能性比對女子進行正規教育投資的可能性要小，但是現實生活中，因種種因素，如重男輕女思想、男女的生理差異對學習的影響等，結果往往是對男子進行正規教育的投資比對女子進行正規教育的投資多。從而表現出個人投資的非理性。
2.健康投資和收益分析
健康投資也可叫做衛生、保健投資，是指一定時期用于預防和治療人體病變、維護和保持人們身心健康所花費的所有支出。從內容上看，健康投資包括花費在醫藥、醫療器械、設備及設施、醫務人員服務報酬支付，醫療科學技術研究和情報調查等方面的直接費用；也包括用于公共衛生(包括環境、食品、勞動等衛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蟲病、急慢性傳染病的大規模防治，以及衛生檢疫和衛生宣傳方面的間接性費用。健康投資是一種可以為投資帶來預期經濟收益的生產性投資。
“十五”時期，兵團衛生事業快速發展，對兵團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保障和促進作用進一步加強。居民健康狀況明顯改善，到2004年，兵團居民人均期望壽命為75.61歲，嬰兒死亡率為12.69‰，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15.4‰，孕產婦死亡率0.72‰，各項綜合反映國民健康的主要指標均超過了“十五”計劃。“十五”時期兵團衛生公共體系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初步搭建起兵團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醫療救治體系、衛生監督體系和疫情網絡體系構建，完成了兵團、師、團三級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職能作用明顯發揮。
3.農場技能培訓的投資效果分析
如果說教育投資、衛生、保健投資對農場人力資本生產主要是一種間接影響，在于形成知識存量和體能存量，那么，農場技能培訓的投資往往直接形成能力，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鮮明的層次性、顯著的實踐性和明顯的經濟性。
在職培訓是克服目前農場職工，尤其是外來勞務工素質下降的一個最快捷、最有效的措施。冬季培訓是農場長期以來狠抓的一項大規模的在職培訓活動，包括勞動局實施的“職業資格”培訓、科委開展的“科技之冬”活動以及教委進行的“掃盲”工作。這些活動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對提高了農場人力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條塊分割，各自為戰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能培訓的整體性。最好是三家聯合，統一指揮，以“技術等級”培訓為主要形式，以實用生產技能培訓為主要內容，開展培訓。讓職工在學技術、用技術中提高，在學技術、用技術中脫盲，整體上提高培訓的質量和效果。
4.“遷移”的投資和收益分析
現有研究表明，遷移新地后的凈現值(即新地區期望獲得的收益現值減去遷移耗費的成本現值) 超過現在地區的收入現值是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基本條件之一。獲得預期較大的收益是勞動力遷移的決定性原因。
兵團勞動力的遷移從形式上可以分為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兩類。勞動力的就地轉移主要表現為農場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移。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1980年到2004年，從事農場的職工從占職工總數的65.7%下降到2001年的47.0%，到2004年剛剛恢復到50.5%；而從事工業、建筑業的勞動力比重由22.6%下降到18.7%；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由11.7%上升到30.8%。從事種植業的職工下降速度最快，由從業人員總數的64%下降為43.5%。 農場勞動力的異地轉移主要表現為農場高素質職工的流失和內地農村地區富余閑散勞動力的涌入。農牧農場35歲以下的青年職工不安心在農場，通過各種途徑向內地、城市、沿海地區流動。出現了大量的外出“打工仔”，使農場、連隊失去了“頂梁柱”。為了盡快補充農場一線勞動力的嚴重不足，各師、團、連三級領導也在有計劃地從河南、四川、青海等省引進移民和大量的民工補充職工隊伍。有的連隊60%是新職工，主要由他們來支撐連隊地農場生產。
就勞動力個人而言，勞動力遷移是勞動者在預期遷移收入與成本之間作出權衡選擇的結果(圖1)，是一項理性的投資。圖1 中的E?0 表示如果勞動力在原居住地繼續勞作以后收入趨勢；E?1 則是勞動力作出遷移決策后預期將來收入，勞動力遷移決策以及遷移的欲望的強烈程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1) 在C 點以后E?1 曲線的高度表示變換地區后獲得的收入量。如果遷移后的收入較大地增加，并隨著工齡的延長而提高，必然對勞動力有很強的吸引力；反之，遷移后的收入較少會減弱勞動力的遷移欲望。
(2) 遷移后的工作年限長短直接關系到個人總收益量。勞動力個人在較低的工作年齡段就應該尋找最能發揮自身人力資本作用的地區和職業。
(3) 圖中的ABC 點構成的經濟損失計入遷移成本。這一成本將對農民的遷移決策造成負面影響，如果這一成本過大，農民將取消遷移決策。因此，為降低成本，一般應在遷移之前作好工作安排，以避免損失。
就農場而言，勞動力引進則屬于一種迫不得已的非理性行為。據90年代中期的一次調查顯示，在短短幾年中，自治區流向內地的科技人員達6000多人，其中兵團占到4000余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農牧農場走出去的。近些年來，這種情況越演越烈，“老年職工盼退休，中年職工跳龍門，青年職工不上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相當數量的職工離開農場而去時，大批內地勞動力涌入，這些人大多來自貧困山區，文化素質普遍較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場生產上勞動力的不足，然而，有技術、懂經營的人走了，沒有技術、不懂經營的人來了，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者走了，較低文化素質的勞動者來了，這不同質的一來一去，使兵團農場職工隊伍整體素質下降。
三、幾點啟示
1.高投資低投入
對兵團這樣一個農場人口眾多、農場人口總體素質偏低的經濟體而言，提升農場人力資本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對于這一點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懷疑，關鍵在于如何提升農場人力資本，探討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我們同時不能忽略一個問題，投資的對象是誰?相對于地方農村，目前農場人力資本的投資范圍不可謂不廣、投資力度不可謂深，但與農場人力資本高投資相伴隨的是越來越多的層次越來越高的人力資本流失。導致農場人力資本高投資低投入的惡性循環。所以，在進一步探討農場人力資本的有效投資模式之前，必須認真分析對不同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后的現實投入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將會繼續導致農場人力資本高投資低投入情況發生。
2.投資模式的選擇
農場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存在多樣性，投資模式存在差異性，這就決定了投資者在作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應考慮“兩性”，即投資的理性和多元性。所謂理性，就是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前要進行理性分析，不可盲目地跟隨他人，要根據農場實際情況進行可行性分析。既然是“投資”，就應該考慮到投資的風險性，要大致計算投資成本和回報利潤，其中投資成本應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回報利潤也并不僅是貨幣收入，還應包括生活環境改善、個人家庭的心理收益等等，所謂多元性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渠道很多，要考慮到投資的多元化。正規教育、專業技能培訓、衛生保健、遷移等都是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一些人的學歷層次不高卻能獲得較多的收益，正是因為他們通過非正規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存量較多。因此，筆者建議要根據兵團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的價值和獨特性以及團場經濟條件的實際情況進行投資模式的組合(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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