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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 化學專業 學生就業
化學專業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供求雙方在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受讓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這是完全自愿的一種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它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以下幾種趨勢:
一、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由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所決定;反之,其價格又與勞動力供求緊密相聯。一般情況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較易找到所需勞動力,工資趨于下降:工資的下降,又會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供給減少,需求增加。而供不應求時,由于勞動力的短缺,工資趨于上升,工資的上升,又會使得需求減少,供給增加。一直到供求關系趨于平衡時,價格相對均衡,這種運動才會逐漸停止。而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也正是在這一供求與價格的變動中實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即:價格趨向于勞動力供求雙方能夠提供到市場上的數量相等。均衡價格決定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的均衡數量。價格上升,引起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價格超過均衡點,亦會引起供給的相對減少。價格下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增加。當供給不變時,需求大于供給,引起價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給,引起價格下降。當需求不變時供給大于需求,引起價格下降:供給小于需求,引起價格上升。勞動力市場正是遵循這一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利用價格信號及工資率的引導,通過社會大量的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使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及各個部門、企業之間進行配置并使這種配置盡可能地達到優化。這也正是價值規律在勞動力市場運行中最顯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規律,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是可以上下波動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上該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而變化。我們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歸為兩大類:受過高等教育者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根據該規律便會有以下推論:如果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增加,供給較之以往更加充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就會下降。然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與多數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一樣高等教育畢業生比其他層次教育畢業生具有相對低的失業率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以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應屆畢業生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高學歷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隊伍中,每一項工作都對勞動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對勞動者的要求越高相應地付與他們的工資收入也越高。在求職者隊伍中,學歷層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獲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應屆大學畢業生由于對社會了解不多尋找理想職業的期望值往往較高因此“摩擦性失業”人數有增無減。盡管這種“自愿失業”從理論上來講是求職者根據其報酬期望與搜尋職業成本進行核算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是短時間的、不危及其生計的但如果這種“摩擦性失業”增長太快也會增大社會的不穩定性,仍然值得關注。與此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勢頭開始出現有報道警示:45%的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正是這種結構性失業的生動寫照。
三、在應屆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
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擇業難度加之應屆畢業生對社會了解甚少很難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況且他們在求學期間已經付出不菲的經濟代價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盡快落實工作單位這些客觀因素讓他們無暇考慮崗位是否真正適合自己、自己能在某個崗位上服務多久。同時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這塊“金字招牌”也為學生的“饑不擇食”推波助瀾,其結果是不少學生在并不清楚單位究竟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先進去再說。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因素致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的意識增強,臨時就業者比例有增長的勢頭。
先就業、再擇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同時提醒:先就業、后擇業的觀點可能影響大學生的誠信形象。不少應屆畢業生將用人單位作為跳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必然使用人單位感到傷心和失落,產生被欺騙和被玩弄的感覺,甚至會逼迫他們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自我保護手段以約束求職者。事實上有的用人單位干脆拒用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決不是好兆頭。一旦形成惡性循環用人單位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之間“麻稈打狼一兩頭怕”,不僅影響高等學校和大學生的長遠利益,也影響人才市場的健康發展。
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近年職業中介機構加大了對用人單位的指導,取得了明顯成效。表現在單位招聘人員日趨理性和務實根據單位發展的實際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資本市場招聘的職位越來越市場化,表現為職業分類越來越細并且不斷有新的職業和崗位出現,市場需求對求職者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應聘人員不僅需掌握所學專業的知識技能,還應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論了解市場行情、具備公關和管理能力、精通計算機操作這種復合型人才需求走勢看漲。
一般來講掌握一門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將如魚得水。懂技術、善管理、了解國際市場運作規律的人才最受歡迎。一句話復合型人才越來越俏。
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建設 現狀 原因 對策
一、引言
勞動力市場也稱為“人才市場”,指的是勞工供求的市場,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由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和調節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運行機制。勞動力市場在整個市場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已基本發育成型,并呈現良性運轉的態勢。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仍然有許多方面還不夠完善,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而且素質不高,勞動力市場依然存在制度性分隔,社會保險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勞動就業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等。這些問題給我國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造成了阻礙。
二、中國勞動力市場現狀
我國是世界上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根據國家的人口統計,我國有13億人口,其中15~65歲的適齡勞動人口就占70%。2014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人民現役軍人,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13678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10萬人。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7491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萬人,鄉村常住人口61866萬人,減少1095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54.77%。全國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個鄉鎮街道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戶分離人口)2.98億人,比上年末增加944萬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53億人,比上年末增加800萬人。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25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76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3931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萬人。
通過調查,可以總結一些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特點:
第一,我國的勞動數量多,勞動參與率大。
第二,我國勞動力總體素質低下,勞動平均素質低。
第三,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轉移。
第四,人才地域還是呈現東強西弱的趨勢。
第五,非公有制的就業人員急劇增加。
第六,人員流動幅度較大。
第七,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
第八,就業率增長很快。
第九,農村勞動剩余量多。
第十,新生勞動力增長快,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第十一,勞動力使用成本偏低。
第十二,技能型人才總量嚴重不足。
中國的就業問題不僅僅在于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在于如何形成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效率,以便在國際上具有勞務競爭優勢。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遠沒有達到完善的程度,仍處于初級階段,迫切需要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整頓、調整和完善。正視現有問題,提高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有效建設,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中國勞動力市場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力數量龐大,勞動參與率高,但是總體素質低下,交易成本過高,勞動交易不方便,市場供求信息不及時不充分不對稱,并且勞資雙方地位不均等,這些都是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表現。另外,我國勞動力市場管理機制不健全,宏觀管理和監督力不夠,中介服務機構發展不完善,勞動力市場還不夠規范,還沒有進入法制化和規范化。總之,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于其整體規劃,仍然處于初級階段。
(一)勞動力市場價格信號機制不完善導致市場工資率差別過大
提供真實、相對準確的勞動力市場價格信息――相關勞動力的市場通行工資率水平,幫助勞動力供需雙方進行明智的市場決策,是勞動力市場的一種重要功能。但中國目前勞動力市場這種功能表現卻并不令人滿意。這一方面是由于勞動力市場的隔離導致勞動力流動不十分通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傳遞不順暢,對勞動力市場信息進行搜集以及的專業機構太少。盡管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機構已經開始正式勞動力市場價位的指導數字,但由于這些調查往往不系統、操作也不是很科學,因而無法成為企業薪酬決策的重要依據,結果導致同種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信號往往差別很大。
(二)勞動力市場城鄉分隔嚴重導致競爭有失公平
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城市和農村兩個市場,城市勞動力市場又分為不完全競爭和完全競爭兩個市場。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是城鎮就業崗位中不向農民工開放的那部分市場,屬于主要勞動力市場。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是城鎮工作崗位中向農民工開放的那部分市場,屬于次要勞動力市場。農村勞動力市場則是完全競爭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后難以在主要勞動力市場求職而只能轉入次要勞動力市場,失去了與城鎮勞動力公平競爭的機會。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次要勞動力市場,就業競爭更加激烈,導致勞動力交易價格不斷壓低。當勞動力價格長期低于勞動力價值時,勞動力必然會退出該行業或地區,因而導致了區域性結構性的民工匱乏。
(三)勞動力市場建設缺乏有效的宏觀管理導致市場秩序混亂
市場建設缺乏有效的宏觀管理,以致引起市場秩序混亂。近幾年,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迅速發展,涌現出各種職業介紹機構,為了盡早地占領市場,各種職業介紹機構各自為營,彼此之間溝通很少,有的甚至為了獲得經濟利益而搞不正當競爭。而對于那些非法的職業介紹機構就更不用說了,私招濫招、收取高額中介費等。目前我國起步不久的勞動力市場建設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觀管理,才使得市場秩序混亂。
(四)勞動力市場法律系統不健全導致勞動者的權益屢屢受到侵害
中國現處于市場經濟初期,整個社會在劇烈變革中,就業矛盾非常突出,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少數企業仍然無視《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有些不良雇主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惡意拖欠工資、提供惡劣的工作條件等,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國勞動法立法時間不長,勞動法律體系不完善,難免會存在各種漏洞和不足,其次各級政府的職能轉變滯后于市場的發展,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還未上升到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的時候,勞動執法部門的執行權力顯然是無法得到保證的。
(五)勞動力市場保障體系和宏觀監督機制不夠健全
現有社會保障制度呈現二元結構。城市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盡管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但由于經濟水平低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提高。城鎮社會保障也存在部門和人群差異。首先,國企、較規范的私企和外企等正規企業一般都建立了社保制度,其他的非正規企業則沒有完全建立。其次,在正規企業的就業者與用人單位勞動關系較穩定,勞動侵權現象較少;而在非正規企業的就業者,勞動用工不規范,勞動者權益受侵害現象很普遍。此外,在農民與企業的關系上,反映最強烈的是工資拖欠問題,雖然勞動部門每年都有追繳拖欠款、整頓勞動力市場的行動,但并不能徹底解決問題。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要建立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長效機制,健全勞動力市場保障體系和宏觀監督機制,加大執行力度。
四、中國勞動力市場建設滯后的原因
(一)機制不健全,基礎建設落后
從城鄉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現狀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要求看,發揮市場機制在城鎮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顯得更為緊迫。我國現行勞動力市場總體上呈現出基礎設施落后、現代化程度低的狀態。市場的信息化程度和服務手段不健全,致使市場輻射范圍窄、信息遲滯,嚴重影響著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服務功能。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域經濟的影響,各地勞動力市場發展也不平衡。
(二)市場分隔影響了市場效率
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是勞動力資源配置高效率的重要保證。這不僅使勞動力就業范圍得到擴大,而且使勞動力就業質量得到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隔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城鄉二元經濟及由此產生的一些制度性分隔。在以傳統的國有經濟部門為代表的體制內勞動力市場,工資體制仍帶有低工資、高福利的特點。而在同一經濟部門的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對工資的影響較大,工資對勞動力市場的調節也較為有效。由于市場上勞動力嚴重供大于求的態勢,工資水平低,體制內工人能享受的高福利,體制外的工人卻無法享受。這樣一來,就工資和福利而言,體制內外的勞動者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阻礙了企業產權重組、就業重組、減員增效的改革。
(三)企業改革滯后,農業生產比較利益下降
企業制度改革滯后,不僅使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不能真正成為勞動力市場中的需求主體,而且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勞動力的供給。完善勞動力市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可以使企業由原來行政機構的附屬物,轉變為市場競爭主體和勞動用工主體。雖然我國近些年來企業制度和經營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遠沒有達到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和勞動用工主體的地步。此外,農業生產比較利益下降加劇了農村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矛盾。勞動力供過于求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特點,而農村勞動力供求的矛盾更為突出。
(四)缺乏整體規劃及必要的宏觀調控
勞動力市場的宏觀調控體系是國家保證勞動力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調控勞動力供需總量,調控勞動力的流向和流量,克服市場機制的弱點和消極作用,引導勞動力市場的健康有序運行。然而目前我國對勞動力市場的宏觀調控體系很不健全,宏觀調控乏力,從總體上看,還沒有找到調控和引導勞動力市場健康運行的調控方式。
五、完善中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對策
(一)大力提高人民素質
人民素質與其現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關的。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素質越高,它的現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提高人民素質,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現在中國的各級政府、企業及不少家庭已認識到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人力資本投資數量連年較快增長。同時,要不斷擴大教育的規模,積極發展各種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質量,使勞動者素質不斷提高。
(二)進一步完善工資機制
完善工資機制,使工資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決定。確保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價格信號”正常發揮作用。利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率”的調節功能,對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供需進行靈活的調節,是解決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問題的關鍵所在。改革工資制度,主要改革勞動工資形成機制,克服平均主義,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著力于機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完善國家的法律法規,使工資制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打破勞動力市場分隔,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
有關“農民工”勞動關系問題的根源是勞動力的市場分隔。所以,要想徹底解決有關“農民工”勞動關系問題,就要徹底打破勞動力的市場分隔。勞動力流動是勞動力供求雙方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市場價格信號引導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勞動力的流動不僅有助于減少摩擦性失業,而且有利于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目前我國勞動力流動的最大障礙可能還是戶籍制度,為了促進勞動力在全國范圍的自由流動,真正體現勞動者和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地位,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改革戶籍管理制度,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
(四)建立完善的失業保險制度,提高再就業資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擴大失業保險金的覆蓋范圍和功能。將失業保險范圍由國有企業擴大到城鎮多種所有制的全部職工,將失業保險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為主,逐步擴大到對失業人員的救助與就業和再就業服務兩種功能。二是改革失業保險金的籌集渠道和方法,盡快落實國家已確定的保險金收繳比例和辦法。三是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規范各種收費行為。把目前單獨設立的各項有關的基金同失業保險金捆起來統一使用,使其與職業介紹、專業訓練和生產自救等促進就業和再就業的服務措施更好地結合起來。資金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納入財政預算,并接受財政審計監督。
(五)規范勞動力市場秩序
通過加強勞動力市場立法、嚴格勞動力市場執法以完善勞動力市場秩序,保護勞動者和企業雙方的合法權益,使侵權行為得到應有的懲處,可以促進勞動關系的建立、運行和處理規范化。通過勞動管理機構和群眾自我維護權利兩方面的力量,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政府要切實承擔起維護市場秩序的責任。加強勞動力市場立法、執法方面的管理。
(六)調整產業結構,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研究產業結構時,我們應吸收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先進經驗。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產業結構的變化過程的階段性調整是需要較長的過程的。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業所占的比重由相對下降到絕對下降。伴隨著農業進一步下降的發展過程,為第三產業創造機會。第三產業的發展應以第一、第二產業的發展為基礎,實現一、二、三產業結構上協調合理,這對于實現總量平衡、擴大就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六、結語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有了初步發展,但還很不完善,尚處于起步階段。勞動力市場運行缺乏有效的宏觀調控,諸多問題影響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和諧發展,勞動力市場的完善迫在眉睫,需要政府采取各種措施來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進一步完善工資機制,打破勞動力市場分隔,消除勞動力流動障礙,加強勞動力市場法制建設,規范市場運行秩序,建立完善的失業保險制度等。努力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從而進一步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的經濟有條不紊地健康迅速的發展。
(作者單位為內蒙古大唐國際海勃灣水利樞紐開發有限公司)
[作者簡介:郭增光(1981―),男,河北保定人,本科,2004年6月畢業于華北電力大學電子專業,工程師,高級人力資源師,主要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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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 工資 就業 勞動需求彈性
開放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國際貿易會成為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巨大動力,同時也就必然地影響著勞動力市場的日益發展。中外學者雖然在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中探求了國際貿易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關系,但在直接影響勞動力市場構成機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卻在間接的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的路徑之間長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間接關系背后所包涵的規定國際貿易與勞動力市場互動協調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為國際貿易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中心內容,這就是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中工資、就業與勞動需求彈性的影響效應。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影響
(一)理論依據
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及其發展。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理論依據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基礎上的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及非完全專業化標準下,由于國際貿易中自由貿易程度的不斷提高,以稀缺生產要素作為衡量一種商品的價格標準將不斷被降低。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為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確立奠定了基礎。隨之,Jones對工資確立的研究繼續深入,并得出一種商品價格的上升是在一種密集型生產要素價格上升而另一種生產要素價格下降的情況下實現。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將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推廣到多種商品、多種生產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種商品中至少有兩種生產要素在價格上呈現出互為對立或互為統一的關系。
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的偏離及其修正。在國際貿易中,由于政策性關稅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競爭趨向為不完全競爭,于是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工資的影響就會產生著波動。Baldwin指出,由于對密集型產品要素在國際貿易中的短期保護使其價格上升而相應地工資下滑,但從長期來看,由于資本存量及結構變化對市場的反彈,這個影響將會被消除。因為,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下產業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競爭貿易中的進口競爭會導致非熟練勞動向外勞務輸出。Davis指出,在由多個國家參與的國際貿易中,進行政策關稅限制的國家在多種生產方式的要素稟賦基礎上所出現的工資下滑后非熟練工人向外的勞務輸出,正是與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不相符時一般均衡理論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實證分析
伴隨國際貿易的發展,世界范圍內二十年來工人相對工資差距均呈現快速擴大化趨勢。例如:美國制造業相對工資差距,從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從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從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時Xu對28個國家2002年至2012年相對工資差距的統計研究也有類似情形。在9個高收入國家有8個相對工資差距上升,在11個中等收入國家有8個相對工資差距上升,在8個低收入國家有4個相對工資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國際貿易加速了企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提高了生產效率及資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為本的勞動力市場在上述優勢下使勞動力更趨向優勢企業流動,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工資水平不斷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資變化的研究中發現,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市場促使了技術人才向企業的涌進,在生產率提高的同時使得工資大幅上漲。進一步研究發現,由于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推動作用,貿易的擴大加速了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之間工資的差距。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涌入發達國家時促成為發達國家非技術勞動力工資的減少,同時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涌入發展中國家時又對發展中國家的工資結構造成一定的沖擊。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影響
(一)理論依據
就業理論。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國際間跨部門就業的貿易活動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國際貿易中由于進口競爭部門的技術不足、效益低下,從而使非技術性勞動力流向出口部門,最終為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配置指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這就是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理論。
失業理論。失業情形下國際貿易的就業模型包括最低工資模型、效率工資模型、搜尋模型及工會模型等,它們與一般均衡理論模型一起,構成了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就業影響的比較全面的系統理論。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資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資高于農村的情形下,一旦城鄉工資均衡時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將出現失業,并指出這是因為開放經濟下城市資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資上漲,導致就業人數增多而造成的失業。于是將有城鄉資本密集度逆轉的趨向,最終使城市的就業人數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效率工資模型。模型認為,高工資部門的出口補貼將使勞動力由低工資部門轉向高工資部門,而總體就業水平下降;反之對低工資部門的貿易保護將使生產要素的實際工資提高,并使勞動力的總體就業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尋模型認為,在兩種生產部門和生產要素下,其中具有某類型工人的搜尋部門必須在另類型工人生產的前提下才能保證生產,否則此搜尋部門將面臨失業。Gaston等的工會模型,研究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市場與工會保護政策對工人工資和就業的影響。國際貿易與保護政策是工會工資的關鍵性變量,進口較之出口而言對工會工資影響更大,工會工資高于貿易競爭工資,工會工資與就業水平呈正比例關系。
(二)實證分析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就業的影響主要有兩大類:一是以要素含量法進行的實證分析,二是以回歸分析法進行的實證分析。
要素含量法實證分析。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過對在具有一定數量的進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勞動力數量的對比分析,從而估量貿易對就業的影響力。Kruegercf 對16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及就業情況進行了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部門的勞動就業優于進口部門的勞動就業。同時,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完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保護與生產發展呈反向關系。所以扭曲的市場要素及貿易限制的取消,將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Sghumacher對20世紀90年代歐共體六國(英、法、德、意、荷、比)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對就業影響進行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出口使各國就業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進口使自身就業率下降了0.9%-1.8%,但綜合效應為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出口使得歐共體六國的密集型部門的就業下降。Naisbitt通過英國與歐共體其它國家2011年貿易對就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貿易雖然使英國的就業減少,但只是局部地發生在服裝鞋類、木材家具及紡織品行業,同時歐共體其它國家的就業減少則只是局部的鋼鐵、摩托及食品行業。
回歸分析法實證分析。這里的回歸分析法是指以計量模型的規律形式對貿易與就業關系中所隱蔽的主導因素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在此基礎上選取正確就業方向的方法。Revenga對美國2000-2010年38個的季度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進口價格下降是導致就業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中國進口每增長速度10%而就業就下降0.6%。但是,這些回歸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隱蔽因素,都必須建立在勞動價值的基礎上。這些隱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從而體現勞動價值的不變性與轉移性。
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彈性影響
(一)理論依據
國際貿易勞動力市場對工資和就業的影響,就是貿易導致一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曲線的移動,即勞動力需求彈性的變化。而國際貿易可在勞動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使其勞動彈性發生變化。依據一般均衡理論模型,一國同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貿易時才有要素價格之變化,并且同任何類型國家的貿易都將導致這個要素需求彈性的變化。因此國際貿易可在勞動價格不變情況下勞動彈性的變化,說明工資和就業不能替代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彈性。
Hamermesh認為,勞動需求彈性決定于三個變量:一是勞動所占的收入份額,二是勞動與其它要素的替代彈性,三是產品的終端需求價格彈性,并且勞動需求彈性同替代彈性與價格彈性呈正比例關系。Rodrik認為,國際貿易程度的提高將使一國在進動中獲取資源的種類增多而成本下降,從而使生產要素替代彈性的提升促使了勞動需求彈性的提高。接著,Rodrik還提出了勞動需求彈性三個變量的重要貢獻:一是國際貿易中供求雙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動,勞動需求彈性將帶來更大的工資與就業變動;二是勞動需求彈性的提高將直接影響到非工資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隨國際貿易活動的積極發展,勞動需求彈性而非勞動價格的變動,可導致一國之內勞動需求彈性對其勞動力市場構成更為自由的需求壓力,從而使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需求產生出更加積極的回應。
(二)實證分析
Slaughter在國際貿易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彈性方面做過系統研究。他對美國三十年來制造行業的數據進行分析,指出美國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勞動力彈性變量,在行業內部隱蔽的技術、制度及國際貿易要素基礎上進行了回歸分析。他發現,在沒時間變量條件下,生產性勞動力彈性在產業中變大,達到理論的預期目的;而加入時間變量后此預期則不復存在。因此,國際貿易勞動力市場需求彈性理論部分成立,即非熟練勞動力需求彈性加大而熟練勞動力需求彈性變化莫測微弱。2011年,Hasan等對印度制造業二十年以來的數據進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勞動法限制基礎上研究,結果印證了國際貿易自由化促使勞動需求彈性升高的理論預測:貿易自由化不僅使印度制造業的勞動彈性得以增升,而且這個增升伴隨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加強著,并且這個增升對要素生產率是全方位帶動的,還使印度制造業的工資與就業產生了巨大波動。周申對2003-2012十年間中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統計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工業的貿易進口促使了工業勞動需求彈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貿易自由化不斷加強的過程中生產要素替代的效應更加速了中國工業勞動彈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應在中國貿易勞動彈性中的作用機制和作用渠道日益豐富多彩。同時指出,即使世界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工業的工資及就業的影響不明顯,但仍可以通過提高勞動需求彈性的作法對中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市場產生較大的壓力。
結論
本文從國際貿易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影響、就業影響及勞動需求彈性影響三個方面闡釋了一種較為全面的國際貿易理論。理論從生產要素稟賦出發,以經濟狀況為基礎,以科技發展為動力,詳細闡述了工資、就業和勞動需求彈性在貿易發展機制上所應處的位置和應具的價值作用,并在實踐上以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發展為背景驗證了這一理論的完善性與可行性。因此倡導發達國家在此理論指導的路徑上要繼續深入繼續拓展,從而使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力市場轉入全面、系統、健康的發展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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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就業與GDP增長的實際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業與GDP增長之間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農部門的GDP增加是創造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二是非農就業彈性處于波動狀態,但并未表現出遞減的趨勢。三是城鎮新增就業不斷增加,非農就業總量也處于增加的態勢。經濟體制轉軌和城鄉經濟的一體化,是導致這些特點的根本原因。
就業彈性是GDP和就業之間關系的重要體現。有的學者指出,我國就業彈性正在逐步縮小,即GDP吸納就業的能力在逐步減弱。使用這一結論要十分謹慎。因為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總體就業彈性的計算反映的是城鄉全部就業和GDP總量之間的增長關系,但由于非農產業未能吸納的就業都被計入農業部門,這樣,計算出來的就業彈性并不能真實反映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反應。第二,現行的就業統計體系中,分部門計算就業彈性,所使用的就業數字不包括單位就業渠道之外的就業,這樣大量的就業增長就被排除在計算之外,會造成就業彈性被大大低估。因此,計算非農部門的就業彈性(包括城鎮非正規就業和農村非農就業)更能反映實際情況。
實際上,由于我國處于迅速工業化的階段,農業排斥勞動力是一個長期趨勢。因此,農業部門很難創造新增就業需求,新增就業崗位主要通過非農部門的GDP增長來實現。根據現有的統計體系,我們可以計算出非農就業的增長情況以及非農GDP的增長情況。如表所示的是根據可比價格計算的非農GDP增長率、非農就業增長率以及由此計算出的非農就業彈性。數據顯示,除了個別年份以外,非農GDP的增長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間的平均值也維持在9.5%左右的水平。根據該表所計算的彈性,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斷:非農就業彈性有波動,但并未表現出遞減的趨勢。
1991―2003年,非農就業彈性的平均值為0.3,這意味著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促進經濟增長,將會收到GDP和就業同時增長的效果。
二、我國每年擬定就業目標的做法和依據
近年來,我國在制訂國民經濟發展規劃時都擬定就業目標,這既體現了就業目標在當前宏觀調控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符合我國這樣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擬定年度就業目標的主要依據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自然變動,每年都會對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因此,每年的新增勞動力供給總量都會有所變化,需要政府相機決策。二是宏觀經濟形勢的短期波動,會對就業增長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使得就業需求總量和結構不斷變化,需要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就業目標。其具體做法如下。
(一)要判斷勞動力供給的總體形勢。
(二)在宏觀調控中,將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增長目標掛鉤。
(三)考慮就業彈性可能發生的變動,將產業布局、調控措施和就業吸納能力掛鉤。
三、今年就業與經濟發展形勢的分析與建議
(一)今年我國的就業形勢和實現就業目標所需的GDP增長速度
當前勞動力供給的形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1.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新增勞動年齡人口處于高峰期。“十五”期間,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每年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都在1000萬人以上,2004年和2005年每年仍然有1200萬人。其中,初中畢業生和高中招生數的缺口在1100萬以上,形成主要的勞動力供給群體。
2.高校畢業生數在逐年增加。2001年和2002年,兩年的高校招生總數為589萬人,較此前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從2005年的第三季度開始,這些高校畢業生將相繼進入勞動力市場,并形成勞動力供給的壓力。
3.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停止。勞動參與率降低會在實際上減少勞動力供給,但微觀調查結果表明,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在近年趨于停止,維持在66―70%的水平。
綜合上述主要因素,判斷今年的新增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在1000萬人左右。
影響勞動力需求的最主要的因素是GDP的增長速度和就業彈性。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就業彈性是由相對長期的一些因素所決定,但GDP增速的決定相對短期。如果非農就業彈性維持在1991年以來的平均水平(0.3左右),實現勞動力供求平衡,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的非農經濟增長率需要維持在8%的水平。如果非農就業彈性處于低位水平(0.23左右),則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的非農經濟增長率需要維持在10%的水平。將8―10%的非農經濟增長率換算成全口徑的GDP增長率,大約為7.3―9%。
2005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仍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GDP增長速度達到8.8%,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3.0%、10.8%和8.0%。根據以往經驗統計,后三季度GDP增速要達到7―9%。但如果宏觀調控力度繼續加大,后三季度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有一定幅度的下滑,將不利于就業的總體平衡。
(二)實現今年就業增長目標的對策建議
1.需要注意宏觀調控目標和時機選擇,對就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年勞動力供給壓力較大,也有可能出現高失業的時期。因此,必須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積極調控就業需求的兩個基本要素:經濟增長率和就業彈性。在宏觀調控過程中要注意,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創造就業機會。
2.繼續鼓勵非正規就業,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有側重地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由于勞動力供求關系趨緊,不僅需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就業彈性也需要處于高位值,這要求鼓勵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同時,勞動關系管理和其他勞動力市場規制措施的出臺,要審慎地選擇時機。
3.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動態地調整和統籌就業政策。農業部門雖然不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聯動,仍然會對整體的就業形勢產生影響。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速度和數量,受到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的相對收入關系的影響。繼續保持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將有利于減輕非農部門就業的壓力。
2006年,有學者對歐洲過去10年的政策文本做了一項分析,試圖研究這些政策文件提出了哪些最重要的議題。這些被分析的文件有:《教育與培訓白皮書》(1995),《里斯本會議》(1997),《博洛尼亞宣言》(1999),《教育與培訓2010》(2001),《教育系統具體的未來目標》(2002),《2003綜合報告》,《歐盟活動:教育、培訓和青年》(2004),《教育、培訓、青年:教育》(2004),《OECD教育部長都柏林會議》(2004)。通過簡單的詞頻分析,發現在這些政策文件中出現了一些高頻率的關鍵詞①,比如:新知識———知識社會;質量———效率;ICT(信息與通信技術);教育———商業;語言;全面開放;等等。然而,這些文件很少對這些關鍵詞的含義進行明確的界定,但很多學術文章對這些關鍵詞的定義進行了討論。從這些關鍵詞引申出的問題被轉化到了不同的行動計劃中,而且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得以實施。當評估這些行動計劃的實施情況以及目標的達成情況時,使用的是簡單的量化指標,在評估那些質性的目標時,使用的是質性指標(表述語言)。社會的不斷變化導致人們對教育的地位與功能的看法發生了改變,過去十年很多文件都已提及這點。但主要的觀點是什么?以及這些觀點如何被轉化到具體的行動中?本研究將嘗試對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包括:在新的教育政策中,我們可以發現什么模式?在落實相關的政策建議時,會出現哪些與這些模式相關的問題?歐洲教育政策可以作為一個案例進行討論。在過去幾十年,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中學后教育,例如各種形式的大學教育、提供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非學術性學院,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在上個世紀后半葉,大多數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都進行了擴張。高等教育改革背后的動機與高等教育的兩個目標相關:(1)普通學術教育———為科學研究領域培養專門人才;(2)職業學術教育———為社會培養應用型人才。
二、里斯本進程
2000年3月,歐洲理事會在里斯本召開了一次會議,圍繞歐盟未來將發生的巨大變化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對2010年歐盟要實現的戰略目標達成了共識,即讓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最為多樣化的知識經濟體,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擁有高度的社會凝聚力,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教育事務委員會在2001年需要向歐洲委員會提交一份報告,該報告應該包含教育系統未來要實現的具體目標,目標要突出歐盟共同的利益,以及優先促進民族多樣性發展。2001年,歐盟理事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會議,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了報告,報告包含3個主要目標和13個子目標,并獲得了批準。(《教育與培訓2010》)3個主要目標為:提高歐盟教育和培訓系統的質量和效率;促進全民“終身”教育和培訓;對外開放教育與培訓系統。13個子目標為:改進教育與培訓;為知識社會發展技術;為全民提供信息通訊技術;提高科學技術學習的就業率;充分利用好資源;開放學習環境;使學習更具吸引力;增強公平參與的積極性、提供平等的機會、提高社會凝聚力;總體上增強職業生涯、研究和社會之間的聯系;培養企業精神;提高外語學習能力;增加流動和交換;加強歐洲各國間的合作。會議認為,需要對這些目標進行評估,而且需要建立一個工作項目組來具體負責這些目標的落實,并在下一年提交具體的實施方案。這些主要目標和子目標一起被稱為《里斯本戰略》。其中,歐盟教育系統的現代化被看作是《里斯本戰略》的核心。2002年2月14,教育事務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工作項目組,該項目組有明確的書面行動目標和實現每個目標的時間表。項目組強調,在充滿競爭的知識經濟時代,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通過教育來提高歐洲公民的知識水平。《里斯本戰略》認為,教育領域被公認為是最具優先發展權的領域之一。沒有教育系統,其他政策領域并不能單獨實現里斯本戰略提出的目標,因為教育系統對經濟增長、創新、穩定就業和社會凝聚力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知識經濟社會需要高質量的通識與職業教育來創造競爭優勢。里斯本會議具有開創性,對歐洲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導向。很多領域涉及了普通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歐盟成員如何在統一的教育政策框架內一起工作來實現這些目標。盡管有共同的目標,但具體的結構與戰略會依據歐洲最重要的目標不斷地進行調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戰略不僅是從歐洲方面來考慮,更是把歐洲教育置于全球視野中進行考量。為建設一個充滿競爭力的歐洲,我們有必要看看勞動力市場所發生的急劇變化。生產型工業社會中的服務變得越來越具有生產性,產品的知識密度也越來越高,這意味著公司對雇員和管理者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雇主需要給雇員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以迅速適應新的變化。在知識經濟社會,知識和技術并不像以前那樣是靜態的。這種新的教育方式可以總結為終身學習。終身學習導致教育領域出現了更多的新參與者,增強了公司和個人的責任感。學校將失去它們的專有權以及對教育的控制,其他人也要承擔起一些教育責任。更為重要的是,要創建一些能把更多的社會群體包含在內的教育系統。
三、對高等教育的影響
今天的高等教育變得很復雜,這取決于人們如何定義高等教育,以及什么屬于高等教育。也許高等教育應稱為第三級教育,因為我們正式或非正式地把高等教育的學術教育領域和職業教育領域區分開來。依據不同組織機構的不同目標,高等教育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一般情況下,我們討論的是大學、職業教育機構以及職業高等教育機構。過去10年,高等教育和不同的高等教育組織機構的含義被重新定義。那些職業教育學校變得越來越學術,反之亦然。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利益集團對高等教育機構有不同的期望。總體上講,高等教育有兩種目標:普通學術教育培養科學研究領域的專業人才;職業學術教育培養專業的應用型人才。傳統意義上,這兩種目標是沖突的,但是今天的社會壓力讓這兩者相互結合和互補.歷史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再到如今的知識社會,高等教育機構關注的重點改變了。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和勞動力市場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評價高等教育的表現時,什么因素在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過去幾百年的時間里,宗教對高等教育的知識價值一直有著很強的影響,宗教確定了社會的道德價值和標準。18世紀啟蒙運動之后,國家在確立高等教育的規范和價值方面發揮著更為強大的影響。但是在過去10年,勞動力市場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社會上對高等教育抱有期望的最大群體為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國家在控制高等教育的角色和活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市場向高等教育反映當前勞動力市場上什么樣的知識內容是重要的,學生感興趣的領域存在不同的趨勢,例如科學在歐洲學生中不怎么受歡迎,這更多地反映了學生不同的態度和價值取向。最后,來自家庭與朋友的觀點,也會對年輕一代的價值觀產生影響,比如什么是時尚,以及什么是值得學習的。因素對新的勞動力市場有很強的影響力,以及大學所承受的來自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新技術將對勞動力市場的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不同地區的經濟形勢也將影響到勞動力市場能做什么和需要什么,當地的政治形勢也將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壓力。最后勞動力市場將對大學施加壓力,比如大學應該提供什么類型的知識,以及大學應該培養什么類型的學生。該圖也引出了一個問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什么知識是最重要的?我們先看這么幾組關系:智慧-知識,知識-教育,教育-培訓。本研究認為,知識可以分為3種層次,分別為通過系統學習獲得的知識、非系統學習獲得的知識,以及隨著年齡增長從生活中學習并獲得的實踐經驗,智慧的形成即基于這些知識。知識-教育的關系產生于我們接受系統教育的學習過程。培訓涉及很多的教育情境,這里我們主要討論生產性知識或再生產性知識。在培訓中,我們更多的是去引導參與者如何去做事和再生產知識。在當今大學里,我們談論更多的是社會和勞動力市場需要的生產性知識,即通過分析和反思的方法獲得這些知識,為勞動力市場培養更多具有創新和創造能力的人才,因為當今社會雇員需要具備分析、反思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這導致很多教育機構尋求如何在教學過程中使用新的策略,這是來自社會以及在知識社會中勞動力市場更具競爭力的要求。高等教育的另外一個現象是合作和流動變得越來越重要,不僅指教師的流動,也指學生的流動。與此相關,網絡和流動是這些新策略中的一部分。在過去幾十年里,科技和通信手段發展迅速,全球變得更小也更具競爭力,這導致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網絡很自然成為合作的一種方式。近幾年出現的問題是:誰可以進行國際合作?如何穩定地開展活動來推動青年學生在促進國際理解的進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 產業內貿易;垂直;水平;調整成本;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 F7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1-0146-03
[作者簡介] 劉春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可持續發展、國際貿易;
施鳳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能源與可持續發展。(北京 100083)
一、引言
近幾年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增長迅速,伴隨著產業內貿易較快的發展。以往對產業內貿易的關注更多的是發達國家的一些學者,而且其形態以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為主。發展中國家則兼有水平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其中以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為主,并呈現向水平形態過渡的趨勢。因此,在檢驗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市場的調整成本影響時,需要同時關注這兩種產業內貿易形態,克服以往只對整體產業內貿易研究的局限性。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平滑調整假說的內容,擴展其實用性。
二、產業內貿易形態的變遷
產業內貿易分為完全相同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和差異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前者的形成主要是廠商在不確定情況下規避風險的結果,且在產業內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較小。后者相對較為普遍,又可細分為水平差異型產業內貿易(HIIT)和垂直差異型產業內貿易(VIIT)。HIIT指同一產品組中品牌、造型和色彩等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品質、技術要素投入以及價格相似的產品之間的貿易,VIIT則是指同一產品組中品質、價格以及技術要素投入存在差異的產品之間的貿易。
從20世紀后期開始,產業內貿易的研究集中在這兩種產業內貿易的區分上。目前廣泛使用的仍是由Greenaway等1994年提出的劃分方法,即:當1-a≤UVx/UVm≤1+a時,屬于HIIT;當UVx/UVm>1+a或UVx/UVm
其中,i表示產業,P表示產品,X為出口量,M為進口量;TT為產業的總貿易量,IIT為產業內貿易總量,INT為產業間貿易總量。這樣就可以基于產業內貿易的相關理論合理區分HIIT和VIIT,避免了以往分解的武斷性。
中國是典型的發展中大國,本文在這一分解方法的基礎上,對中國各產業的產業內貿易進行了重新分解,參見下圖,可以看出,醫藥制造業、普通機械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等高技術制成品產業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比重較低,且較為穩定,說明這些產業的產業內貿易主要是水平型的,技術水平與國際相似,只是品牌、造型方面存在差異。而木材、皮革、金屬、塑料等中低技術制成品產業的比重較高,但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說明這些產業雖然由于技術、品質上的差異較大,但是這種差異正在逐漸減小。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所占比重較高,說明該產業同國外的技術差距比較大。而紡織品業比重呈下降趨勢,呈現出更多的水平型特征。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特殊的轉型時期,中低技術制成品產業正在逐漸縮小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技術、品質方面的差距,而高技術制成品產業則已經以水平型的產業內貿易為主。而在此過程中,外資的引進也是造成目前產業內貿易現狀的主要因素之一。據調查,目前我國高技術產業國內市場的大部分已經被三資企業主導,例如三資企業的產品已占集成電路市場的90%,計算機市場的77%,程控交換機市場的70%,軟件市場的70%-80%。并且三資企業在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這些三資企業在中國發展加工貿易,利用中國廉價的獲取加工受益的絕對份額,導致我國出口量很大,但是收益卻被這些跨國公司享有,這種現象在處于開放時期的發展中國家較為普遍。
三、產業內貿易――調整成本模型的構建
(一)產業界定及數據說明
本文以制造品產業為例,采用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以往文獻雖然也運用了面板數據進行產業內貿易調整效應的分析,但是,多是對制成品產業整體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將水平型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納入分析框架,研究不同時間、不同產業的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調整效應。由于國際貿易關于產業的分類標準與中國產業的分類標準有差異,需要重新對產業進行分類。本文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第3次修訂標準(SITC Rev.3)中的制成品(即5、6、7、8四大類)的分類,并結合盛斌的產業轉化標準,將我國制成品產業重新集結,細分為18個子產業。數據來源包括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與歷年中國統計年鑒(1996-2006)。
(二)模型構建
假定制成品產業的生產函數是Cobb-Douglas 函數,其計量模型為:
其中,i表示產業,t表示時期;Y表示產出,L表示勞動力數量,K表示資本量,e為誤差項。對于A,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貿易引發的調整成本,因此將A界定為貿易引發的技術進步率,參考仇怡的研究,設定A為貿易開放度(進出口T/總產出Y)的函數,從而將貿易開放度引入模型。由于本文數據中所包含的個體成員是所研究總體的所有單位,因此模型設定為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對(1)式兩邊取對數變形為:
鑒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將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占產業內貿易的比重V/I引入函數,并參考Brülhart與Erlat的研究,將滯后一年的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At-1與顯性消費AC引入方程,將(2)式重新表示為:
另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世界經濟和國內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必然較強烈地影響勞動力市場。如1997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使得各國經濟和貿易遭受了慘重損失,嚴重影響了勞動力就業。再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也使得大量工人下崗和失業。此外2003年的非典事件也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市場。將這些重要因素納入計量體系,不僅能合理反映所研究對象的特征,同時也減少了計量結果的偏差。因此,本文引入年度虛擬變量D來反映宏觀經濟對就業的影響。D一般取值為0,只在特殊年份取1(特殊年份包括1997,1998,2003)。
這里還需要考慮變量的的非平穩性和協整關系。如果自變量和因變量是非平穩的,對這些變量進行簡單回歸將會產生偽回歸。本文對回歸方程中的變量做一階差分,以消除這些變量數據可能存在的非平穩性,Xt=Xt-Xt-1。進行差分處理的缺點是減少了最早年份的樣本數據,優點是能夠消除數據的非平穩性,確保各變量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最終的模型為:
其中表示差分的絕對值。
四、計量結果
采用E view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對外貿易依存度對我國就業的影響不是很顯著,并且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這可能與進口與出口造成不同的就業影響有關,或者說中國貿易依存度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并沒有人們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單位產出所需資本對就業的影響為負,且較為顯著,說明生產率的提高將顯著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顯性消費的變化的對就業的影響較大且顯著,這與前人的研究相吻合。宏觀經濟的影響對就業的影響最大,這說明隨著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加劇,以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勞動力市場收到的沖擊將更加劇烈。
在產業內貿易方面,滯后一年的邊際產業內貿易指數的影響較為顯著,說明在中國確實存在產業內貿易的調整效應。其中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變化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一定的沖擊,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變化的影響幾乎不顯著(計量模型與上類似,故略),說明不同產業內貿易形態引起的調整結果不同。對于調整成本的檢驗如果是基于垂直差異型產業內貿易,那么由于雙方技術水平的差異,其導致的調整成本可能要大于水平差異型產業內貿易。一種解釋是,如果貿易導致的原本專業化生產低質量品種的勞動技能被用于生產高質量品種,則需要進行勞動力的再培訓等成本的支出相對較大。另一種解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人口相對較多,勞動力供大于求,因此工資相對缺乏彈性,而勞動力的就業調整則相對活躍,貿易變遷引起的就業變動較為明顯。
同時,不同產業的調整效應不盡相同。紡織、服裝、皮革、化學原料與化學制品、非金屬礦物制品、金屬制品、普通機械制造、專用設備制造、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變化較大,發展這些產業可以有效擴大就業。而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儀器儀表制造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變化較小,為勞動力節約型產業。可見,產業技術水平越高,其勞動力市場也更加成熟,各種變化引致的就業波動也較小。
五、結論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兼有垂直型與水平型兩種形態,考察不同形態的產業內貿易引起的調整效應不僅豐富貿易理論,更重要的是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提供科學的依據。鑒于此,本文以中國為例,通過新的產業內貿易分解方法,將制成品產業進行重新集結,在此基礎上,將產業內貿易不同形態所占比重引入計量模型。通過面板數據分析,發現中國存在較為顯著的產業內貿易調整效應。進一步的,相對于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引起的調整效應較大,說明基于品質、價格與技術要素投入的差異化產品貿易引起的勞動力市場就業變動較大,而基于相似技術,只在品牌、造型和色彩等方面存在差異的產品貿易不會顯著影響國內勞動力市場。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貿易自由化時,應該對其所可能帶來的調整成本合理預期。尤其是在各國尋求貿易同盟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在與伙伴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時,應該考慮有必要對貿易調整成本較大的產業采取適度保障措施,以降低貿易自由化對本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對于關乎社會穩定的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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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疆;加工貿易;要素;優勢;劣勢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一國的比較優勢來源主要有要素優勢(如勞動力成本優勢、技術和管理優勢)、規模經濟優勢以及市場和需求方面的優勢,等等。加工貿易方式通過對各國不同優勢的結合,從而使世界資源得以充分利用。這一點對于新疆發展加工貿易來說也不例外,通過開展加工貿易,新疆的優勢資源和中亞的優勢資源將發揮最佳效益。客觀地來看,加工貿易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位置首先取決于要素優勢,要素優勢直接影響著引進技術的水平及其外溢效果,制約著配套產業的發展。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等。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技術、信息也作為相對獨立的要素投入生產。其中,勞動力、土地是生產的最基本要素之一,而技術革新則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因此,本文對勞動力、資源、資本和技術四種要素進行優劣勢分析。從新疆的具體情況來看,新疆目前處于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源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技術落后的階段。因此,新疆的要素優勢主要表現為勞動力成本優勢、資源成本優勢,而在資本和技術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地位。
一、勞動力要素優劣勢分析
(一)勞動力豐富且成本低廉是新疆加工貿易的比較優勢之一。新疆正處于發展建設時期,勞動力數量自1980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新疆總人口數量由1,283.24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2,095.19萬人,年均增長2.34%。勞動年齡人口(16~65歲)年均增長4%。新疆21世紀前20年,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年齡人口仍將保持著繼續增加的趨勢,新增勞動力數量變化比較平穩。供給對就業產生的壓力仍將處于上升態勢。隨著開放性經濟的深化,新疆勞動力市場的開放程度更大,未來勞動力市場新增的勞動力主要由以下幾部分組成:第一,來自勞動年齡人口的自然增長。“十五’期間,由于第三次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開始逐步進入勞動年齡,新疆勞動力資源呈持續上升趨勢。第二,技術進步帶來的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表現在農業和企業勞動力人口方面。隨著新疆農業科學技術進程的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企業技術裝備的改進、科學的管理水平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節省了更多的勞動力資源。第三,高校畢業生持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一方面自高校擴招以來,新疆大學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新疆職業教育迎來新一輪的高速發展,職業院校的畢業生每年以6%的增速進入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的勞動力市場。第四,離退休人員成為勞動力供給隊伍中一支不應忽視的力量。目前,新疆老年人口達到171萬多人,并以每年4.36%的速度增長,高出全國平均增長速度1.36個百分點;另外,新疆勞動力相對內地沿海地區成本比較低廉。
(二)新疆勞動力市場質量發展前景較好。新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教育程度分為小學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和本科以上。近幾年,國家越來越注重西部建設,加大了對西部教育事業的投入,1996年新疆教育經費僅為435,879.0萬元,2006年較1996相比增長了3.52倍,達到1,532,702.9萬元。在國家、新疆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投資下,新疆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較大提高,新疆各大高校、職業技校為新疆培養了一批批高素質且具有一定技術的人才,2007年普通本科、專科畢業生分別為23,376人、22,752人。新疆小學及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構成持續減少,初中教育程度的勞動力也有所下降。本科教育程度勞動力的比重大幅提高,是新疆勞動力市場上新增動力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加工貿易主要面對的是國外市場,對產品的質量要求高,而加工產品的質量不僅取決于產品的設計,產品的生產技能也很重要,因而需要熟練的工人和高素質的勞動者。如商務部在東莞調查顯示,外資、臺資進行電腦主機板的裝配組裝,基本都是高中畢業的女孩,這些員工具有相當的文化程度,因此極易成為熟練的勞動力,保證了加工產品的質量,因此在新疆這個少數民族聚集區,就更需要提高勞動力市場質量,培養具有高中文化以上的熟練工人和技工,高級技術工人和高級技師。在大學生的就業高峰與勞動力市場總體就業高峰重疊的大好時期,高級技能人才在未來新疆勞動力市場上所占的比重較低,將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二、土地要素優劣勢分析
本文主要探討土地要素中的資源要素的優劣勢。首先,新疆水能資源豐富,理論蘊藏量在1萬千瓦以上的河流有340條,總蘊藏量為3,355.45萬千瓦,占全國的4.96%,可能開發的總裝機容量為853.51萬千瓦;其次,新疆礦產種類多,配套程度高,資源量大,開發利用潛力很大。截至1997年,新疆已發現各類礦產138種,已探明儲量的礦種68種,總潛在價值超過6萬億元。全區已探明的616個礦區中,規模屬大型的75個,中型的169個,小型的372個。在探明儲量中,居全國首位的有5種,居全國前十位的有41種。一些重要礦產質量較好,富礦比例較高,如煤、鉻、蛭石、鐵、銅、鎳、膨潤土、石灰石等,并擁有新疆軟玉、鈉硝石、皂石、水硝堿鎂釩、蛋白石等一部分特色礦產。雖然有資源豐富的優勢,但是地質勘查程度低,部分資源保護程度低。資源遠景潛力大的礦產主要有煤、石油、天然氣、石灰巖、銅、鎳、黃金、鉻、鉛鋅、鈹、鋰、石棉等。巨大的資源優勢能為各個行業提供豐富的原材料,這是很多省份所沒有的優勢,就地取材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流通費用,降低成本。但是,新疆的深加工行業和資源的利用率都是比較低的,因此提高產業在深加工和提高產品質量、科技含量等方面的空間是新疆經濟發展的方向。發展對外加工貿易是發展新疆加工業的深度、質量、科技含量的必要途徑,把外商的科學技術引進來,把我們的產品推出去,這個也是加快新疆經濟發展,擴大新疆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三、資本要素優劣勢分析
資本包括資本貨物(機器設備、廠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和金融資產(股票、債券和借款等)。本文主要探討資本貨物。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意見中從20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國家針對西部大開發的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貸支持、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放寬利用外資有關條件、大力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和推進地區協作等諸多方面良好投資環境。加工貿易企業在新疆進行加工貿易的機器設備、廠房建筑、原材料進口等方面都享受各項優惠政策。但是,從目前加工貿易企業的數量上看,1999
年在海關注冊的加工企業數為58個,2000年注冊的加工企業數為39個,2001年注冊的加工企業數為32個;至2009年,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為6個,呈嚴重下降趨勢。不少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的注冊資本是以負債的形式取得的,擴大經營規模缺乏資金,流動資金靠銀行貸款,資產負債率較高,個別企業平時資產負債率在50%~60%,特殊時期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0%,連年虧損,所有者權益幾乎為零。因此,加工貿易企業在擁有資本要素優勢的前提下要更能利用這些優勢才能使新疆的加工貿易企業得到長足發展。
四、技術要素優劣勢分析
(一)新疆的技術要素優勢。經過長期的發展,新疆以石油、煤炭等礦產資源為依托,已經形成了一批以石油、冶金、電力、煤炭、紡織、建材、機械為支柱,以化工、皮革、印刷、食品、塑料制品等為分支的工業體系。在石油加工、棉花加工以及番茄制造等方面已具備良好的技術和設備條件。新疆還有部分優勢產品和領先技術。例如,新疆在開發風能方面具有資源、規模、技術等獨特優勢。新疆達坂城百里風區已建成亞洲最大的風電場,技術水平一直保持全國領先水平,發電量也居全國第一。此外,新疆的八一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國內外冶金行業最先進的各種技術,新疆的眾和鋁箔占全國市場的70%之多;其次是在新疆的農業技術和設備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新疆農業科學技術工作在動植物良種培育、作物林木栽培、動物飼養、農業季節化和高技術應用方面取得了許多科研成果。隨著先進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農業的發展向科學化前進,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新疆農業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二)新疆加工貿易中技術要素的劣勢。產品附加值較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夠是首要存在的問題。產品附加值低,對國內產業的關聯帶動作用小。近五年,商品出口以工業原材料、初加工產品為主,受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影響大,產品增值較少、附加值較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夠。長期以來,加工貿易穩定的、主要的出口產品是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口包裝物的番茄醬、氫氧化鋰、鋁錠、木制家具及為數不多的腸衣、相框、石油產品等,產品品種單一,且附加值低。除木制家具外,大部分產品作為工業原材料出口。由于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變化較快,對新疆加工貿易出口產品影響較大;同時缺乏技術創新優勢,自主研制開發能力不足。從發展實際來看,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創新是后進國家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和技術趕超的關鍵所在,沒有對轉移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礎上的模仿創新,東道國通過引進外資達到促進自主技術能力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換代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新疆產業的技術吸收和模仿創新能力距離現實產業發展的要求和未來產業發展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在新疆,技術研發主要由科研院所及高校承擔,而技術應用的主體則是企業,這種技術研發與實際應用脫節的現實使技術進步進展乏力,因而使之發展緩慢。同時,新疆加工貿易企業在引進先進技術時只獲得了部分低級技術,而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都被外國所控制,如果核心技術一直得不到提高,所導致的經濟后果就是我國加工貿易的利潤率越來越低;其次,研發經費不足是其主要障礙;再次,機制問題制約技術進步,市場機制不完善,經濟結構調整不到位,都制約了加工貿易的技術進步。因此,加工企業缺少自主研發的主動性。
通過對新疆勞動力、土地、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分析,我們發現解決新疆加工貿易的發展問題,其中方式之一就是利用原有要素比較優勢,并且不斷培育和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而在國際貿易中獲取利益。對于新疆加工貿易來說,勞動力成本和資源優勢是最主要的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我們所應考慮的則是對這一優勢的發揮以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關注資本的靈活運用和產品技術革新的比較優勢的加強和培育,重點建設以區域優勢資源為依托、面向中亞市場急需的產業園區,促進以產業帶動貿易、以貿易刺激產業升級的良性產業鏈的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韓潤娥,中國發展加工貿易的要素分析,黑龍江對外經貿,2008.11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 二元經濟結構 勞動力
一、“劉易斯拐點”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在《曼徹斯特經濟和統計研究》上發表了發展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系統地闡述了他的二元經濟模型,其中提出了“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其中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于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余。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涌入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用圖可詳細說明:
隨著勞動力數量的增長,農業中勞動的邊際產出量在降為零。此時,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的隱性失業(圖1)。當工業部門提供既定水平工資時,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圖3),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業部門不斷擴張。由于在既定工資k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由D1擴大到D2)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吸收完,即規模D3,也稱劉易斯拐點。
研究者們認為中國可以被看作是處于正在糾正嚴重的二元化問題中的經濟。在1978年以前,中國是不允許農民向城市工業移民和就業的,同時,也不允許農業部門去減少或消除那些無生產力的勞動。結果,農業部門的邊際工人產量遠低于城市。經濟自由化以后,大量的勞動力離開農村。這對農業產出影響很小,因為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本已大量過剩:而這種轉移卻促進了制造業的迅速擴張。
中國經濟還能夠繼續連續快速增長嗎?可能不行。因為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幾乎已轉移一空,高投資率開始出現回報遞減的趨勢,劉易斯拐點已經初見端倪。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伴隨著兩個標志性變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繼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從80年代也開始了下降的過程,本世紀以來下降速度明顯加快,預計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長。
長期以來,中國經歷著一個典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路徑。通過源源不斷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中國企業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獲得競爭優勢,實現了連續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隨著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端倪,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和政策體系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二、我國勞動力的現狀
(一)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剩余”
2006年12月1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在《財經》雜志年會上說,日常生活中已經比較明確地感覺到種種跡象,可能發生“勞動力從總體上的供過于求轉為供求平衡,甚至會局部出現供不應求和將來整體上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2004年9月上旬的《關于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及相關報道,沿海一些城市的用工需求和應聘比率為10.8:7,僅東莞就短缺民工70多萬。據廣東省統計局2004年的調查,珠江三角洲地區私營、港澳臺資企業農民工的平均比重達66.8%,其農民工緊缺數量相當于這些企業就業人員總數的12%。
2004年春天開始的“民工荒”、“技工荒”,是勞動力出現短缺的一個最初信號。無疑,“民工荒”的背后,存在著國家扶持“三農”政策等減少農村勞動力外出動機的周期性因素。但是。把這種現象與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結合考慮,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中勞動力要素供給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
勞動力短缺端倪還反映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人們可以觀察到勞動力供求緊張狀況有所緩解。勞動力需求數量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趨于上升。2001年的四個季度中。該比率最低時為0.65,最高僅為0.75,2002年最低和最高分別為0.73和0.89,2003年為0.86和0.9,2004年為0.89和0.94。2005年第一季度這個比率為0.94,第二季度為0.95,達到空前的水平。這反映了求職人數和用工單位需求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也有降低的趨勢。從具有國際可比性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指標看。1998年為6.3%,2000年為7.6%,2001-2003年各年分別為5.6%、6.1%和6.0%。
上述現象反映了中國已經開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轉向勞動力“有限剩余”。這意味著以后將經常性地出現勞動力結構性短缺,主要表現為地區性、部門性以及技能性和部分年齡結構的勞動力的短缺,而且工資水平將在總體上趨于上漲。
(二)短期中國勞動力短缺對經濟影響不大
根據我們對“十一五”期間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和城市勞動力供給之間匹配關系的觀察,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已經開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趨勢。在設定的高位非農經濟增長率和高位非農就業彈性的情況下,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將持續低于勞動力需求量。而且兩者差距越來越大。在其他各種假設下,2010年之前,也分別出現新增勞動力數量低于勞動力需求量數量的情況。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固然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填補這一缺口,但是這個趨勢表明,中國遭遇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不過,勞動力短缺的長期趨勢尚不會影響短期的勞動力市場狀況。中國經濟在短期內還不會喪失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從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呈現的國際競爭力。
三、為了應對“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我們應該采取的措施
(一)轉變政策,開發人口紅利
“先老”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和“未富”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將形成一個比較優勢真空,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可能因此喪失可持續性。為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及時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二)擴大就業,最大化開發人口紅利
中國成功的人口轉變,較早地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這是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口結構的優勢趨于減弱。勞動力資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緩這個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為此,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確定就業優先的政策目標。
(三)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
用提高勞動力的素質替代人口紅利,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實際上,作為勞動力短缺信號的“民工荒”,更準確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隨著企業技術和工藝的改進提高的話,勞動力短缺問題就會格外突出。為此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質。此外,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并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也是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必要制度條件。根據經驗,勞動力從過剩到出現短缺端倪的時候,勞資關系、政府立法和工會作用都開始向有利于勞動者的方向變化,因此,這個時期也是構造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有利時機。
(四)清除勞動力流動障礙
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歧視外地人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供給等,也都根源于此。消除這些制度。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世界銀行的一項模擬測算表明,在今后能夠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中國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
(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近年有很大的增長,但是,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的貢獻微不足道。而只有通過根本轉變增長方式,依靠生產率的提高,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本科畢業生就業;博弈論;勞動力市場
近年來,隨著大學畢業生逐年遞增,大學生就業問題也成了社會就業問題中較為突出的部分,而如果不能使大學生就業問題得到緩解,大學生身上所蘊含的隱形教育投資(包括家庭與國家兩方面)就不能合理地轉化成社會產出。本文將從宏觀經濟狀態下我國勞動力市場總體情況,大學生就業問題背后的經濟學原因,就業問題的多方博弈等多重角度分析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并提出宏觀性政策建議。
一、我國最新宏觀經濟環境與勞動力市場概況
2011年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我國經濟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仍保持著相對穩健的步伐,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物價上漲幅度趨緩。經濟運行姿態總體良好,但在這些良好的發展背后依然存在著諸多不穩定的因素。國際方面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得歐債危機等經濟事件以及美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經濟呈現下滑趨勢,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對外經濟的發展,進而對我國就業形勢產生負面影響;國內方面,在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政策陸續出臺后,高耗能產業發展速度勢必會放緩。此外小企業、微型企業經營環境趨緊,以及物價上漲幅度回落的基礎并不牢固,存在反彈可能,國內經濟仍處于通脹水平,這些都對國內就業形勢有著重要影響。在此復雜的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之下,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可避免出現一些問題。在本科生勞動力市場上,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高等院校自1999年開始大規模擴招后,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和供需比日趨下降,而隨著1999年擴招后入學的大學生畢業后,從2003年開始就業形勢日益嚴峻。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72.2%,同比2009年增長了4.2個百分點,然而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規模高達630余萬,比2009年增加20余萬人;2011年畢業生就業率為77.8%,同比增長5.6個百分點,而大學生畢業規模也高達660余萬,同比增加30余萬人;2012年畢業生就業率為86.33%,同比增長8.53個百分點,而畢業生規模突破680余萬,同比增加20余萬人。盡管數據顯示大學生初次就業率從08年經濟危機過后有所增長,但仍存在著問題,實際生活中,存在著不少“被就業”的現象;此外還有不同種類的勞動力子市場之間也供求情況不平衡等。這些都使我們對本科生就業現象必須要有清楚的認識。
二、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大學生就業前景
在前文中提到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然而是不是可以說大學生過剩呢?從大學畢業生僅占我國勞動力5%的比例和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對未來高素質人才的需求來看,大學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并不能滿足現代經濟對勞動者素質的需求。因此,大學生就業問題并不是供給總量過剩,而是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結構性過剩,而造成這種現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下面通過對我國具體的經濟形勢討論其中一些重要的因素:(1)從本質上來說就業難的現象通常源于勞動力的需求方,而需求方的變動則是由于經濟變化導致的。現代經濟特別是知識經濟的發展使得勞動力需求方對勞動力的素質技能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的發展使得機器對人工的替代作用越來越明顯,使得企業對于勞動力需求有所變化。(2)從本科生就業角度來看,我國的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發達地區,高校畢業生畢業后大多會選擇留在這些地區,因此許多崗位供不應求;而不發達省份教育資源少,畢業的人才也少,許多崗位存在空缺狀態。(3)由貨幣工資變動率與失業率之間的菲利普斯曲線可知,貨幣工資變動率與失業之間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互為替代的逆向變化關系。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也存在反向變動關系,失業率較高時,工資上升率和通貨膨脹率都較低,反之則相反。根據這一理論,我國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也帶來了結構性通貨膨脹問題。近幾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出臺限制通脹的政策以遏制惡性通脹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降低通脹率勢必會使得失業率有一定上升。
三、從博弈論角度分析大學生就業前景
博弈論也稱對策論,是描述和研究行為者之間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種決策理論。博弈論研究的重點主要是克服在傳統經濟學中各經濟主體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忽略了相互之間的反應,著重強調個體策略之間的相互制約和作用。任何一個博弈都有三個基本要素:參與者,策略和支付。首先,我們從大學生與企業之間的博弈以及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下本科生勞動力市場。根據檸檬理論,大學生勞動力市場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求職者對于自身能力的了解必然要比用人單位多。而另一面是,隨著各大高校擴大招生以后,大學生的整體素質由于教育資源無法匹配的影響出現下滑趨勢。因此,多數用人單位在面對前來應聘的大學生群體時,沒辦法有效識別其真實能力,只能憑主觀印象,以大學生期望平均工資雇傭大學生。這樣,許多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往往不能找到薪金與自身匹配的職位。此外根據博弈論的觀點,企業(A)是否聘用大學畢業生與大學畢業生(B)是否愿意選擇該企業工作是雙方進行收益成本權衡的動態博弈過程,因此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此外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這又是一個不完全信息問題。這也是“貝葉斯納什均衡”在動態博弈中的應用。博弈開始時參與者均不了解對方的真實類型,也不清楚所屬類型的分布概率。參與者只是對這一概率進行主觀判斷。博弈開始后,參與者根據自己所觀察的其他參與人的行為,來修正自己的判斷,并根據不斷變化的判斷,作出自己的戰略選擇。在大學生與企業的博弈中我們引入上述原理,企業事先不清楚大學生的素質類型(高質量或者低質量),然而企業憑借主觀判斷,認為若是高素質應聘者,當企業采取行為集C(c)時,大學生應聘者的行為集為D(d)的概率是20%,若是低素質應聘者,企業采取行為集C(c)時,大學生應聘者的行為集D(d)的概率是100%,在此之前企業認為應聘者中70%是高素質者,那么當企業采取行為集C時,大學生應聘者的作出行為集D的概率是:0.7x0.2+0.3x1=0.44,此時0.44企業根據先驗概率下,得出大學生可能采取行為D的概率;而當大學生應聘者確實做出行為D時,根據貝葉斯法則,企業會通過觀察認為原本假設是70%的高素質應聘者的概率變為:0.7x0.2/0.44=32%,根據這一新的概率企業又得出當采取行為C時應聘者采取行為D的概率是:0.32x0.2+0.68x1=0.744,當應聘者確實采取行為D后,企業又得出高素質大學生的比率為:0.32x0.2/0.744=9%;據此,經過不斷反復后企業越來越傾向把大學生應聘者歸為低素質者一類。從而導致企業愿意提供的報酬不符合大學生應聘者的預期,出現“失業”現象。其次,我們再從大學畢業生之間的博弈分析下大學生勞動力市場。不難理解,在大學畢業生膨脹增長的今天,獲得一份較好的職位,必然需要通過層層競爭,而競爭的主體也就是大學畢業生微觀個體,下面我們從納什均衡理論和“囚犯困境”的角度來淺談下這種現象。很多人或許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本科畢業生如果成立諸如就業薪酬等類似性質的正式同盟團體會不會使得大學生就業不再那么困難,然而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若是形成一個類似的同盟,則團體內的每個畢業生都需遵守統一薪金標準的原則,而如果有個別畢業生背叛這個原則,接受了低于薪金標準的報酬則團體其他人面對的將會是損失,例如兩人團體薪金標準是3000元,而企業只愿意提供1500元,若有一個人背叛了團體,他個人會獲得1500元,而團體的收益則為0元。則所有情況如下:(1)雙方都合作則兩人均是3000元;(2)若其中一個人背叛獲得1500元,另一個是0元;(3)如雙方都背叛則都獲得1500元。從個人理性出發選擇的是占優策略的結局(3),這就步入了所謂的囚犯困境,此時形成的總體收益遠低于合作策略的結果,但由于對他人的不信任因此個人理性選擇只能形成(3)的情況(否則會面臨更大損失)。現實中團體成員的博弈是有限次的,因此就算是有非常強硬的不合作懲罰措施,由于不知道哪一輪是最后一輪,因此從一開始,團體中的成員都會選擇個人的占優策略。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所謂的團體同盟為對于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并不是很有效。
四、關于大學生就業的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大學生就業問題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政府的政策影響同時也包括大學生自身的選擇。在目前就業形勢嚴峻的今天,筆者認為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加以改善:(1)政府應該在經濟政策方針出臺的同時,應對就業的影響作出盡量準確的估算,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2)通過優質資源的轉移,財政支持以及提高酬勞等福利措施改變原有的不合理就業形勢;(3)大學生應該從自身出發,根據自身能力及特點對就業前景有著理性預期,不要盲目跟風,社會也需建立健全信息機制和完善的職業顧問機構,使得大學畢業生可以盡量找到自己適合的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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