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多樣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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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新一輪扶貧攻堅階段，貧困地區實現可持續減貧的關鍵不在于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下如何提高轉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變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理念，從盯住經濟總量增長轉向用減貧目標統領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影響著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對何種產業結構更有助于貧困減緩沒有形成共識。本文基于產業專業化和多樣化視角，分析了專業化、多樣化影響貧困減緩的理論機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對專業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FGT貧困指數的關系進行了門限回歸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確認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專業化的減貧效應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發展階段趨于增強，并且經濟密度更小、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專業化的減貧效果更顯著；多樣化的減貧績效低于專業化，且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高于不相關多樣化。細分產業來看，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比其他多樣化結構更具減貧效果。貧困地區在減貧的產業結構選擇上，首要目標是改善專業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樣化的既定前提下，謀求相關多樣化，尤其是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對不同貧困群體的影響也存在差別，既往產業結構更有利于貧困線附近群體的貧困減緩，而對深度貧困群體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減貧產業結構，改善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同時，還應輔以改善深度貧困人口勞動力供給的政策，改善其自我發展能力和經濟機會，從而增強從益貧產業結構中獲益的能力。

關鍵詞專業化；相關多樣化；貧困減緩；門限回歸；動態異質表現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157-12DOI： 10.12062/cpre.20170432

全面扶貧攻堅階段，剩余貧困地區和貧困主體的貧困特征與既往大規模減貧階段體現出較大差異，突出表現為致貧原因和行為方程的差異。既往致貧原因主要是工業化初期整體經濟機會不足引致的整體貧困，減貧的主要思路是盯住經濟增長，體現“水漲船高”的減貧策略。隨著工業化的持續推進和勞動力流動壁壘的消解，貧困主體無法充分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在于外部經濟機會不足，而在于面臨風險沖擊時的主動不參與問題。由于貧困主體的信息缺乏和認知不足，在經濟周期中跟隨經濟機會導致行為失敗的概率顯著高于非貧困主體，從而使得貧困主體面臨經濟機會時，選擇不改變當前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穩妥的貧困”[1]。因此，當前實現可持續減貧的關鍵不在于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下如何提高轉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變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理念，從盯住經濟總量增長轉向用減貧目標統領經濟發展。當前減貧階段無法用經濟增長和收入提升的既往經驗，實現經濟增長和貧困減緩的線性關聯。何種產業發展策略更有助于減貧，也成為了政府層面制定減貧策略時爭論的焦點所在。但現有研究結論表明：a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因研究區域和研究時間段的不同而體現出顯著差異[2]。這使得在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問題上，現有理論研究尚未給出具有共識且具操作性的思路。因此，從理論層面研究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1理論綜述

針對產業結構與減貧的關系，現有研究主要從三次產業的角度識別了貧困增長彈性在農業和非農部門的區別，此類研究通常認為農業部門比非農部門具有更強的減貧績效，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更有助于貧困減緩[3]。然而，最近的研究中，章元和許慶[4]， Collier和Dercon[5]等對農業部門的減貧效應進行了質疑，他們指出農業部門的發展依賴于經濟體中其它部門的需求增長，農業部門發展與貧困減緩更多的體現為相關關系而非因果關聯。為此，在減貧政策的產業導向上，他們鼓勵增強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關聯，而非強調農戶農業發展的減貧效應。具體而言，從三次產業角度展開的研究至少存在三點不足：①從三次產業視角展開的研究忽略了行業部門間的產業關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都與第二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6]，因此非農部門減貧彈性更低的現有結論低估了非農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的減貧績效[7]。②從三次產業角度展開的研究不能解釋產業結構與減貧的關系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差異問題，非農產業內部增長是不平衡的，某些行業部門占經濟增長的份額更大，三次產業結構掩蓋了細分行業部門的結構差異。③三次產業與減貧的關系對減貧政策制定的操作性建議不足，即便知道何種產業更有助于減貧，也無法知道該發展何種行業部門，更無法解析行業部門間的產業關聯。

為了解釋各行業部門減貧彈性的差異，相關研究的一個趨勢是從產業結構影響貧困的機理出發，更細致考察不同行業部門之間和內部的減貧彈性差異[8]。主流觀點認為勞動密集度更高的行業部門具有更高的減貧績效[9]。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減貧彈性更大的行業部門通常是那些使用大規模低技能勞動力的部門（如旅游業、建筑業、物流業等），但這些行業部門無法孤島式存在，而是因相關行業部門的發展而生，或者依賴關聯行業部門的發展而擴張。因此，能夠引致低技能勞動力需求部門發展的行業部門（如房地產行業），或者能夠改善貧困人口人力資本的行業部門（如教育、健康等行業）也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應。以互聯網產業為例，互聯網產業本身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吸納能力較弱，但“互聯網+”背景有效促進了物流行業等勞動力密集度較大的行業部門，從而產生了行業部門間的減貧溢出效應。但與此同時，某些新行業部門的產生也可能會導致原有行業的創造性毀滅，從而產生減貧擠出效應。因此，勞動密集度并不能作為不同行業部門減貧彈性不同的解釋，需要進一步對產業結構影響減貧的理論機制進行研判。

本文對現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進行了進一步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在：①本文引入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和多樣化視角來研究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這是本文研究視角的創新所在，該視角更貼近產業結構影響貧困減緩的微觀機制，并能夠為既往差異化的實證結論提供邏輯一致的理論解釋。專業化引致的馬歇爾外部性能夠獲得專業化要素集聚優勢，而多樣化引致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能夠導致多樣化部門間的知識溢出，從而影響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和貧困減緩。但專業化和多樣化的上述減貧效應受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的影響，并且多樣化和專業化對同一地區減貧的影響也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另外，專業化以及細分三次產業的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的產業結構細分，也給貧困地區“怎么做”的問題提供了思路。②本文使用多門限回歸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動態異質表現進行了檢驗和識別，從而對既往研究中差異化的實證結論進行了實證框架統一，并且能夠對不同地區在不同時期的減貧產業發展策略提供更為精準的政策指向。不同地區可以根據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結合發展現狀切實體現產業發展的“因地施策”和“因時施策”，解決“做什么”的問題，這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所在。③為了識別產業結構對不同貧困群體的異質影響，本文使用FGT貧困指數測度了貧困發生率、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使用FGT貧困指數的優點在于不僅可以分析產業結構與貧困發生率的關系，而且可以有效分析產業結構對貧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響，實證結果的可解釋性更強，政策內涵也更為豐富。本文的研究確實也表明，相同產業結構對貧困線附近貧困群體的影響顯著更大，因此，適宜的產業結構輔以經濟機會和自我發展能力改善的政策更有助于深度貧困群體的貧困減緩。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2.1專業化、多樣化減貧效應的理論機制

（1）貧困主體收入提升的微觀機制。普通家庭收入可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資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但基于貧困主體的稟賦特征，貧困人口收入可持續提升主要依賴低技能勞動供給形成的工資性收入增加。根據新古典分配理論，工資報酬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工資和企業利潤最大化決策下的勞動力需求。因此，在低技能勞動力工資競爭性決定的背景下，貧困人口收入提升和貧困減緩取決于企業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要素投入的角度來看，企業根據邊際產品收益等于邊際要素支出做出利潤最大化選擇，具體存在如下三種情形。①如果邊際收益不變或者增加，生產效率提升帶來的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使得企業會在工資黏性的情況下，擴大勞動力要素投入，體現為顯著的減貧效應。因此，產業結構影響貧困人口收入提升的關鍵在于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變動，即產業結構的減貧彈性依賴于何種產業結構更有助于生產效率改進，尤其是低技能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提高。產業結構是否改善了低技能勞動力的生產效率構成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動態異質表現的第一個來源。②如果邊際收益遞減，且邊際收益遞減幅度大于生產效率改進帶來的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則企業將會通過降低勞動力的需求使得邊際產品收益等于邊際支出。因此，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受到邊際收益變動的擾動。并且，產品市場結構的壟斷勢力或者競爭激烈程度將通過改變產品邊際收益，影響產業結構的減效應，這也是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異質表現的第二個來源。③在經濟下行波動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系統性下降，導致勞動力市場均衡工資的下降，從而不利于貧困人口收入提升。不同產業結構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不同，這形成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動態異質表現的第三個來源。

（2）專業化影響貧困減緩的理論機制與動態異質表現。Glaeser等[10]認為專業化鼓勵知識、信息、創意以及產品和生產流程通過模仿、商業往來、技術人員交流等非貨幣溝通形式進行交換。區域產業結構的專業化集聚能夠推動區內相同產業企業之間的知識溢出和創新活動。因此，行業部門的專業化有助于部門內的知識溢出，從而導致對現有產品和生產流程進行改進的補充性創新出現，提升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和真實勞動回報，但專業化的減貧效應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和組間異質性。①專業化減貧效應的時間不一致性。在初始階段，邊際收益不變，專業化引致的生產效率提升帶來低技能勞動力邊際產出增加，使得專業化行業部門在擴張階段實現勞動力邊際產出遞增。企業會因為低技能勞動力生產效率的改進而擴大生產規模，提高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吸納能力，從而有助于就業改善和勞動報酬總量增加。但同時，產業結構的專業化也會在長期導致產業鎖定效應，從而在需求下行波動時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而就業下行波動對于貧困人口的負面影響更大。②專業化減貧效應的組間異質性。在邊際產出增加的同時，邊際收益因產品供給競爭的加劇而下降，專業化生產率的改進也會體現為就業節約和不利于減貧的可能。產品供給競爭程度受區域市場規模的影響，專業化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引致的競爭程度更強，企業邊際收益更低，若專業化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無法抵消產品邊際收益的遞減，則表現為就業吸納力的下降，從而降低減貧績效。但與此同時，經濟規模較小的區域，專業化引致的產業結構鎖定在外部需求波動時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因此，行業部門專業化在短期和中期同時存在就業吸納減貧效應和就業節約的負向減貧效應，專業化的綜合減貧效應有待于實證，而長期則主要體現為就業波動的負向減貧效應。

（3）多樣化影響貧困減緩的理論機制與動態異質表現。馬歇爾外部性強調了要素專業化集聚的經濟影響，然而Jacobs[11]則認為知識溢出的最大來源并非發生于同類企業的集聚，而是來源于不同行業間企業的交互。Jacobs強調了多樣化行業部門的地理集聚能夠推動知識溢出，從而促進創新和就業改善。一個更為多樣化行業網絡的地理接近能夠推動不同行業進行相互模仿，共享和重構互補的知識和創意，這構成了創造新行業和新產品的必要條件。Frenken[12]在馬歇爾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基礎上，將產業結構的多樣化進行了解構，相關多樣化有利于知識在不同但是相互補充的部門分支之間的溢出，不相關多樣化對于增長的可能優勢在于該種產業結構下，經濟增長將體現更低的波動性，從而緩解經濟波動對增長和就業的負面影響（portfolio effect，組合效應）。①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和異質表現。相關多樣化的行業部門之間認知距離較短，存在相容的知識基礎，相關多樣化能夠通過知識溢出的正外部性，在相關的行業部門間共享和重構互補知識與創意，從而有助于新產品和新生產部門的出現。如果新出現的生產部門具有較強的低技能勞動力吸納能力，或者擴大了既有部門的就業吸納能力，則相關多樣化有助于貧困減緩，體現出減貧溢出效應。但新產品和新生產部門的出現也可能通過創造性毀滅，使得既往低技能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部門就業規模縮小，從而體現為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擠出效應。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還與樣本區域與技術前沿的距離有關，對于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區域而言，其生產效率改進主要來源于生產過程的投入產出效率改進，而非新產品和新部門的創造。對于技術更高的區域而言，多樣化尤其是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通過相關部門的知識溢出體現新行業部門的創造。因此，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地區，生產效率的改進主要由專業化引致，而非相關多樣化。從而導致在低技術區域，專業化比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而在高技術區域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的減貧績效取決于減貧溢出效應和減貧擠出效應的比較。②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和動態異質表現。不相關多樣化能夠在經濟下行波動時降低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敏感性，從而有助于就業穩定和貧困減緩，使得不相關多樣化體現為貧困減緩的緩沖器效應。但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緩沖器作用受區域市場規模的影響，經濟規模較小的區域，專業化引致的產業結構鎖定在外部需求波動時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不相關多樣化帶來的減貧緩沖器效應對市場規模較小的區域更為重要。而市場規模較大地區的貧困減緩則主要受益于相關多樣化帶來的減貧溢出效應，而非相關多樣化的減貧緩沖器效應。同時，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也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在經濟上行波動階段，不相關多樣化程度的提升，反映了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程度的不足，從而削弱了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通過生產率改進和就業吸納產生的減貧效果。而在經濟下行階段，不相關多樣化將更多體現為緩沖器作用，從而有助于貧困減緩。

演化經濟學中對于專業化、多樣化與就業關系的研究與該本文的理論機制類似，Bishop[13]，Van Oort等[14]和Cortinovis等[15]的研究均對專業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就業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本文雖然借鑒了演化經濟學中對于專業化、多樣化與就業的研究視角，但研究貧困減緩和就業問題有兩點核心區別：一方面，鑒于貧困人口的稟賦特征，貧困減緩更為關注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以及自我雇傭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分配理論，貧困問題結合了就業和勞動力要素回報，既考慮了產業結構對就業規模的影響，又綜合體現了生產效率改進和勞動力邊際產出變動對勞動報酬的影響。

與本文相近的是丁建軍等[16]的研究，他們研究了美國阿巴拉契亞地區經濟多樣性的減貧效應，并認為多樣化的生計方式有助于就業創造和經濟穩定，從而有助于貧困減緩。他們對多樣化與減貧的關系從產業多樣性、功能多樣性、職業多樣性和知識多樣性等方面進行了細致研究。他們的研究忽略了對專業化的分析，而多樣化與貧困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即便明確了知識多樣化的減貧效應，貧困地區也能因為貧困本身而無法形成該種多樣化的生計。另外，他們也沒有考慮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他們的研究對于同質樣本而言是合宜的，但卻很難應對中國貧困地區差異化的貧困事實和“精準滴灌”、“因地施策”的政策需要。

2.2研究假說

綜上對于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理論分析，可以形成本文在研究專業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動態異質表現時的幾個研究假說。

研究假說1：專業化在短期和中期的減貧績效大于長期，專業化在長期因產業鎖定效應的存在表現為負向減貧效應。

研究假說2：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而遞減。

研究假說3：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不同，對于經濟密度較小的地區，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低于專業化。

研究假說4：對于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專業化比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低于專業化。

研究假說5：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不同，不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取決于市場規模和經濟波動，經濟上行波動的地區或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不相關多樣化不利于貧困減緩。

3計量模型設定、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3.1計量模型設定

由于專業化、相關多樣化與不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在短期和中長期有所不同，并且不同產業結構的減貧彈性受市場規模和技術前沿距離的影響，為此，本文使用多門限面板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以識別產業結構減貧彈性的動態異質表現。既往研究之所以較少關注該非線性特征，其原因在于既往研究方法在應對非線性時的假設過強，從而失卻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在沒有明確理論支撐的情況下使用明確的線性設定來識別非線性問題，無法捕捉模型設定之外的非線性效應。通過設定不同的門限變量，能夠識別產業結構減貧彈性的地區特性和動態變遷。計量模型設定為：

其中，下標i和t分別研究區域和時間點，povit表示被解釋變量，在本文中為區域i在t時期的貧困狀況。Industryit表示區域i在t時期的產業結構，也是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xkit為由控制變量構成的K維向量，包括經濟增長、對外開放程度等影響貧困的其他因素。qit表示門限變量，γ為門限值，α0為常數項，αi為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3.2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本文使用FGT貧困指數[17]測度了各省區歷年的農村貧困狀況，本文分別將貧困發生率、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作為被解釋變量，不僅能夠識別產業結構與貧困人口比重的關系，而且有助于分析a業結構對貧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響，從而使得政策啟示更為豐富。如果產業結構體現了對貧困發生率指標的積極改善，而未能體現對平方貧困距的改善，則可以認為產業結構主要對貧困線附近的貧困人口具有顯著減貧作用，而無法體現對深度貧困群體的益貧性。為了對產業結構影響貧困人口收入分布的情況進行細分研究，本文在穩健性檢驗中還使用了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FGT貧困指數和基尼系數測度時使用了世界銀行的POVCAL計算平臺，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各省區統計年鑒中農村居民收入五等份數據。

（2）主要解釋變量。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是產業結構的專業化、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我們借鑒了專業化基尼系數方法來測度專業化，其測度表達式為：

Specialization=12∑|spg-sg|，其中，spg表示p地區g行業就業比重，sg表示全國該行業就業比重[18]。本文使用熵指數來表示產業的多樣化特征，并將研究中的所有行業小類的熵表示總體多樣化（Total Variety），用TV表示；研究中所有行業大類的熵表示不相關多樣性（Unrelated Variety），用UV表示；每個行業大類中的小類行業的熵的加權和來表示相關多樣性（Related Variety），用RV表示。具體表達式為：

RV=TV-UV。其中，G表示大類行業數，g表示小類行業數。pi和pg表示某小類行業和大類行業的就業在研究區域內占所有行業就業的比重。大類和小類行業就業數據來源于各省區歷年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和《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

（3）門限變量和控制變量。為了體現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演化，本文設定時間作為門限變量，同時為了反映產業結構減貧彈性與經濟規模和前沿技術距離的關系，還分別使用經濟規模和技術前沿距離作為門限變量，對樣本類型進行區分。

本文使用經濟密度來反映經濟規模，經濟密度的計算方法為各省區地區生產總值除以行政面積，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選取研究與發展內部經費支出作為技術前沿距離的變量，根據科研套利方程，技術產出與研發投入的資本總量有關，為此我們選擇了R&D支出總量，而非R&D支出占GDP比重指標。該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的“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包括了所有單位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試驗發展上的內部經費支出。同時，模型還包括了地區生產總值、進出口貿易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等控制變量，貿易總額利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為人民幣，所有貨幣計價指標均以2003年為基期進行了價格平減。

4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4.1實證檢驗思路與過程

（1）確立門限回歸參照結果。我們在不引入門限效應的情況下，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表1模型1至模型4分別展示了專業化、總體多樣化、相關多樣化、不相關多樣化與貧困發生率的關系，并將該結果作為后續門限回歸結果的參照。

（2）以時間作為門限變量，對專業化、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識別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在門限回歸之前需要進行門限效應檢驗，對門限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幾個門限進行判定[19]。本文分別針對無門限、單門限和雙門限設定進行了門限效應檢驗，因篇幅所限檢驗結果未列出。根據門限效應檢驗結果，對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門限回歸，結果見表1模型5至模型8所示。

（3）為了識別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本文基于經濟規模和前沿技術距離對樣本進行了區分。區分思路為：①將經濟規模作為門限變量，分析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門限值（見表2模型9至模型12），并根據門限值對31個省區進行分類；②以前沿技術距離為門限變量，識別門限效應和門限值（表2模型13至模型16），根據門限值對31個省區進行分類；③針對經濟規模和前沿技術距離的分類結果進行樣本細分，結果見表3所示；④由于分類后的樣本已經控制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和門限效應，故針對表3中的每一類細分樣本，使用固定效應對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進行檢驗，形成與表1結果的分類比照，并識別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相關結果見表4所示。

4.2實證結果分析

（1）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模型五至模型八將時間作為門限變量，對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進行了門限回歸。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體現出顯著的單門限特征和動態性（模型5），門限值為2010年。在2010年之前，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275，2010年之后為-0.370，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專業化減貧效應體現出隨著時間而增強的特征。該結論與理論機制部分相符，也與Loayza等[20]對于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度和貧困減緩關系的研究結論一致，但未能對專業化減貧效應在長期遞減的研究假說1提供實證佐證。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專業化減貧效應在產品生命周期末端，并面臨需求波動時才會出現產業結構的鎖定效應和負向減貧作用。而中國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對應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因此，專業化的負向減貧效應在本文研究時間段內并沒有體現，但隨著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需求結構的變化，專業化因產業鎖定而導致減貧效應趨減或者負向減貧效應都可能出現。為了識別該種潛在影響，本文從經濟演化的視角來模擬時間刻度，在經濟密度較大的第一和第二類樣本中，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079和0.075（見表4），而總體樣本中的參數估計值為-0.261（模型1）。這表明未來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演化，R禱的減貧效應確實存在動態表現，從而與研究假說1形成了統一。

根據理論分析，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會因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不同體現出組間異質性和時間不一致性。為了對該假說進行實證檢驗，本文對總體多樣化、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進行了檢驗，結果分別見模型6、模型7和模型8所示。所有多樣化指標的減貧效應均未顯示出統計顯著的動態表現，即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表現主要源于專業化減貧效應的差異。該結論對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多樣化關聯的實證證據尋找到了新的解釋，既往研究在解釋經濟增長彈性的區際差異和跨期變遷時，傾向于認為是由制度、自然資源等背景因素，以及相同產業結構下的不同勞動密集度所導致（Berardi和Marzo，2017[21]）。但本文研究卻表明，同等專業化程度的減貧效應本來就會隨著行業部門生命周期的演化而不同，在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專業化的產業結構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其減貧效應也會在后期趨減，并在行業部門面臨重大需求轉折時體現出不利于減貧的鎖定效應。

（2）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因經濟密度不同的異質表現。從專業減貧效應的門限特征來看（模型9），專業化對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存在基于經濟密度的雙門限特征。門限值分別為171和2 730億元/萬km2。經濟密度小于171億元/萬km2時，專業化體現為顯著的貧困減緩效應，其參數估計值為-0.325，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經濟密度介于171和2 730億元/萬km2之間時，專業化參數估計值降為-0.111，且統計不顯著。當經濟密度越過第二個門限值時，專業化參數估計值為0.166，體現出不利于減貧的特征，且統計顯著。該結論表明，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著經濟密度的提升而趨于減弱，甚至體現為負向效果，從而驗證了研究假說2。其原因在于，經濟密度較大的地區，同質化專業化行業部門面臨的市場競爭程度加劇，導致邊際收益下降，使得高經濟密度地區通過效率改進，產生低技能勞動力的節約，從而體現為負向減貧作用。

從多樣化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來看（模型10至模型12），多樣化的減貧效應存在雙門限效應，但只有相關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統計顯著。從專業化和多樣化減貧效應的差異來看，比較模型11和模型9中的實證結果可以發現，中低經濟密度地區專業化的減貧效應大于相關多樣化，從而驗證了研究假說3，這意味著對于寧夏、云南、貴州、甘肅、內蒙古、新疆、青海、等低經濟密度地區而言，專業化導向的產業調整政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而對于高經濟密度地區而言，相關多樣化導向的產業結構比專業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專業化體現為更顯著的負向減貧效應。進一步講，即便中低經濟密度地區需要利用多樣化在知識交互上的優勢，也應該將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區別對待，從模型11和模型12實證結果的比較可以發現，不相關多樣化并沒有體現出貧困減緩的穩定器效應，產業結構多樣化的發展策略應盯住相關多樣化水平的提升。此外，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還體現為隨經濟密度增加遞減的情況，對于經濟密度較小的樣本，相關多樣化三階段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22、-0.091和0.039，且第三階段參數估計值統計不顯著。相關多樣化實現貧困減緩需要有兩個先決條件：①相關多樣化帶來的知識交互，能夠創造新產品和新行業部門；②新行業部門的出現對于低技能勞動力就業吸納能力的提升，大于“創造性毀滅”導致的就業吸納能力下降。在產品創新固定成本相同的情況下，經濟密度更大地區的企業基于相關多樣化的共同知識基礎主動尋求知識交互的動機更強。因此，同等的相關多樣化程度在經濟密度更大地區引致生產效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但其減貧效應隨經濟規模遞減的結果表明，相關多樣化帶來的效率提高對貧困人口就業的“擠出效應”大于“溢出效應”。這意味著新行業部門的創造并不能自動引致更有效的減貧進程，改善貧困人口的就業技能和經濟機會是借“互聯網+”背景改善減貧績效的關鍵。

（3）產業結構減貧效應因技術前沿距離不同的異質表現。基于研發支出的門限效應檢驗結果見模型13至模型16所示。從專業化影響貧困發生率的門限表現來看，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技術前沿距離縮短而降低，技術水平較低的地區專業化是更顯著的減貧動力來源，而對于距離技術前沿較近的地區，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從而對研究假說4進行了驗證。技術前沿距離較遠的地區，專業化參數估計值為-0.32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且專業化的減貧績效大于相關多樣化；在第二階段參數估計值變為-0.148，當越過第二個門限后，專業化體現為負向減貧效應，參數估計值為0.032。該結果與理論分析一致，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主要通過過程創新體現效率改進，而非新產品和新行業部門的創造，因此專業化更能夠匹配此類地區的技術稟賦，從而體現為更顯著的減貧效應。且技術水平更高的地區，專業化雖然也能夠帶來過程創新和效率改進，但此類效率改進更傾向于表現為勞動力節約和負向的減貧效應，此時相關多樣化比專業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從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減貧效應的橫向比較來看，在第二個門限值之前，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顯著高于相關多樣化，這意味著對于距離技術前沿相對較遠的地區而言，專業化具有更強的益貧性。

從多樣化影響貧困發生率的門限表現來看，相關多樣化同樣表現出比不相關多樣化更顯著的減貧效果，對于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地區，相關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096，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而不相關多樣化參數估計值為正值，且統計不顯著，對研究假說5進行了驗證，并再次確認了將總體多樣化細分為相關多樣性和不相關多樣性的必要，以及基于三次產業角度研究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不盡恰當之處。

（4）控制變量與貧困減緩的關系。模型1至模型16均顯示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總額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具有顯著減貧效應，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具有更強的減貧效果。本文對于投資、貿易和教育減貧效應的實證結果均與現有研究保持一致，但本文卻并沒有得到經濟增長的顯著減貧效應，該結論與羅楚亮[22]等的研究不一致，他們的研究普遍認為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減貧效應。出現該種背離的可能原因為：本文的研究時間段為2004―2014年，研究時間段進行了大幅更新，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增長的減貧彈性會因收入分配、產業結構、就業吸納能力等發生變化，既往研究也發現經濟增長的減貧彈性趨于遞減。更重要的是，本文認為隨著產業結構的演化，經濟增長的低技能勞動力吸納能力會發生變化，從而導致收入分配結構和減貧效應的不同。為了驗證經濟增長對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本文在表5中也實證檢驗了經濟增長與基尼系數的關系，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1.79，相關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12，這表明既往經濟增長與貧困減緩并非“水漲船高”的線性關系，存在減貧效應遞減，甚至體現為負向減貧效應的可能。這也給政府通過產業發展政策的介入，以減貧統領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修正經濟增長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帶來了理論依據。

5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穩健性檢驗

5.1基于樣本細分的穩健性檢驗

上文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性從經濟密度和技術前沿距離兩個維度進行了分析，限于門限回歸方法的局限性，本文無法在同一實證模型中同時引入兩個門限變量，但忽略任何一個門限變量都會導致模型設定的偏誤。為了規避該問題，本文根據經濟密度和技術前沿距離的門限值對所有地區細分為四類，確保細分后的地區在經濟密度和技術前沿距離上同質，從而限制因背景不同而導致的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分類結果見表3所示。

由于細分后的地區不再適用門限回歸，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各類地區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其目的是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4所示。由于第一類地區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蘇，且這些地區的農村貧困已經基本消除，故后續穩健性檢驗主要以后三類樣本作為盯住對象。

從專業化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來看，樣本細分之后，專業化的減貧效應依然體現為隨著經濟密度增大和技術改善而遞減的特征。第四類樣本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284，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而第三類和第二類樣本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68和0.075，且統計不顯著。

從多樣化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來看，相關多樣化在經濟密度更小和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也表現出了更顯著的減貧效果。第四類樣本相關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為-0.225，而第三類和第二類樣本相關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23和0.014。從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減貧效應的比較來看，專業化在第四類和第三類樣本中均體現出了更為顯著的減貧效果。

由于后兩類地區在“十三五”期間面臨著更重的脫貧任務，因此穩健性檢驗的結果意味著后兩類地區，尤其寧夏、云南、貴州、甘肅、內蒙古、新疆、青海、八個省區，面臨著通過產業結構修正經濟增長益貧性的迫切壓力。這些地區在產業政策選擇上應以專業化作為主要導向，并通過構建行業關聯，改善相關多樣化水平。

5.2基于產業分解的穩健性檢驗

門限回歸和穩健性檢驗的結果雖然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異質表現進行了確認，也給出了不同地區更具減貧績效的產業結構選擇，但依然面臨如何做的問題。雖然專業化的產業結構可以根據本地比較優勢以及憑借承接產業轉移來實現，但如何在多樣化之下塑造相關多樣化是政策層面面臨的難點，也是上述實證結論在指導實踐時的缺憾之處。為此，本文細分三次產業分析了不同產業相P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嘗試回答何種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減貧的問題，從而為產業發展政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議。本文基于固定效應模型，對第四類樣本三次產業的相關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見表5所示。

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的減貧效應更大，其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144和-0.337，分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而第二產業相關多樣化并未表現出顯著的減貧效果。這與既往研究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減貧彈性更大的結論相類似，但本文的結論并不支持只要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就能引致減貧的結論，對于經濟密度小且距離技術前沿較遠的地區而言，首要目標是追求專業化的產業結構，其次在總是存在多樣化的情況下，謀求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錦上添花”的減貧政策選擇。即貧困地區產業扶貧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改善專業化程度，次要矛盾是如何塑造更合宜的多樣化產業結構問題。前文已經分析了專業化產業結構的政策導向，表5的結論則對何種多樣化更合宜給出了啟示，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更具減貧績效的多樣化產業結構選擇，在操作上可以基于各地區行業部門的投入產出，針對性設定打造對應多樣化的產業政策策略。由此，本文的結論對既往認為應該偏重發展農業或服務業等某一種產業的結論進行了完善，三次產業的發展可以在減貧框架下發揮協同作用，而非割裂開來形成權衡替代，第二產業完全可以通過專業化程度改善發揮減貧績效，而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則在相關多樣性上體現貧困減緩。

5.3基于FGT困指標的穩健性檢驗

上述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實證檢驗主要以貧困發生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但是由于貧困群體的稟賦、能力和機會也存在顯著的內部差異，所以產業結構對于貧困人口內部不同群體的減貧影響也可能存在異質表現。現有研究也表明減貧政策有盯住貧困線附近貧困人口的偏好。為了識別產業結構在不同貧困深度層面的異質減貧效應，本文進一步以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作為貧困的變量，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產業結構的減貧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并且為了檢驗產業結構對非貧困人口和貧困人口收入提升的異質性，還在檢驗中使用了基尼系數作為了被解釋變量，結合前述分析結論，本文重點對第四類樣本專業化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這兩個最重要產業結構變量的減貧效應進行了檢驗，實證結果見表5模型36至41所示。

通過比較表4模型25與表5模型36、37的實證結果，分別將第四類地區的貧困發生率、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專業化的參數估計值分別為-0.284、-0.093和-0.027，專業化雖然有效降低了第四類地區的貧困發生率，但對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的緩解作用較小，且統計不顯著。比較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與FGT貧困指數的關系來看，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影響貧困距和平方貧困距的參數估計值為正值。這意味著專業化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對貧困人口內部不同群體的減貧影響也是異質的，使用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專業化和第三產業多樣化的參數估計值也為正值，這進一步表明專業化和第三產業相關多樣化對不同群體的收入影響存在差異，沒有體現出對深度貧困人口的益貧性。其原因在于深度貧困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和經濟機會顯著更低，參與專業化經濟活動并獲取回報的能力較差。該結論意味著盯住貧困減緩的產業發展政策，需要以深度貧困人口的經濟機會和自我發展能力提升為前提。

6結語與政策啟示

新一輪扶貧攻堅階段，理解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有助于貧困地區選擇合宜的產業發展策略，但是現有文獻往往認為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更有助有減貧，但該結論割裂了三次產業的發展關聯，現實中任何一個產業都無法“孤島式”存在。同時，現有研究也未能就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異質表現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而是歸咎于收入分配結構和勞動密集度，但這兩者都是產業結構引致的結果，而非獨立于產業結構的外生變量。本文從專業化、多樣化的視角出發，首先討論了產業結構的專業化和多樣化影響貧困減緩的內在機制，然后基于中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2004―2014年的面板數據，使用門限回歸方法，識別了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并從細分樣本、細分產業和細分貧困群體三個維度進行了穩健性檢驗。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為：

（1）專業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具有為顯著的動態異質表現，在研究時間段內，專業化的減貧效應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強。并且專業化對于經濟密度更小、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體現出更為顯著的減貧效應。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減貧的重點和難點地區應基于本地比較優勢和產業轉移的契機，著力提升本地產業結構的專業化程度。同時，本文的研究也證實，專業化的減貧效應會受市場對同質化產品的需求波動和產業鎖定的負面影響。

（2）專業化和多樣化的減貧效果不同，并且多樣化與貧困減緩的關系也應因相關多樣化和不相關多樣化而異。對經濟密度更小、距離技術前沿更遠的地區，專業化比多樣化的減貧表現更好，且相關多樣化比不相關多樣化更有助于貧困減緩。細分產業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更益貧的多樣化產業結構。該結論意味著貧困地區在減貧的產業結構選擇上，首要目標是改善專業化程度，其次在總是存在多樣化的情況下，謀求第三產業的相關多樣化是更為合宜的產業選擇。本文的證據對既往認為應該偏重發展農業或服務業等某一種產業的結論進行了完善，三次產業的發展可以在減貧框架下發揮協同作用，而非割裂開來形成權衡替代，第二產業完全可以通過專業化程度改善發揮減貧績效，而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則在相關多樣性上體現貧困減緩。

（3）專業化和相關多樣化對不同貧困群體的影響也存在差別，既往產業結構更有利于貧困線附近群體的貧困減緩，而對深度貧困群體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減貧產業結構，改善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同時，還應輔以改善深度貧困人口勞動力供給的政策，改善其自我發展能力和經濟機會，從而增強從益貧產業結構中獲益的能力。

本文雖然對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進行了相對全面的分析，但無可回避的問題是，無論是貧困還是產業結構都是復雜均衡的結果，從這一點上來說，本文在有限的研究范圍內無法窮盡兩者關聯的所有可能和影響因素。為此，在未來的進一步研究中，可以從更為微觀的角度來刻畫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如針對某一特定地點，細分農產品的專業化和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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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關鍵詞：施工；工效；因素；措施

在建筑施工生產中，要提高工效須以科學組織管理為基礎。建筑施工工效的目標是使管理或工作系統實現高效、優質，最終達到投人少，效益高和效果好。

一?影響建筑施工的工效因素

（1）人員因素

施工項目是一個大的人一機一環境系統．這個系統的主體是人，有管理者和實施操作的工人．上述兩類人員的素質直接影響項目施工的工效。

（2）組織、管理因素

項目施工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進行精細地計劃、組織、協調、控制，使項目施工高效進行。

（3）材料和構配件的影響

原材料的質量、構配件的質量，也是影響建筑施工工效的重要因素，質次的材料、構件不僅影響施工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影響建筑產品的質量。

（4）施工機械設備因素

建筑施工機械化是提高施工工效的重要途徑。選用與項目施工要求相適應的機械設備，對提高建筑施工工效起重要作用。

（5）技術與方法因素

施工技術與方法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投人高技術、選用與項目相適應的施工方法是提高工效的重要途徑。

（6）安全因素

施工安全因素嚴重影響項目施工的工效，一旦發生安全事故就會大大影響施工項目的工期、質量和項目效益。

（7）監督和管理標準因素

采取有效的監督機制，制定科學的管理制度、管理標準，是提高工效的重要因素。

（8）現場條件

由于建筑產品的固定性、多樣性，施工期長，體積龐大，決定施工現場多樣性、動態性，露天作業，施工現場條件影響管理人員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現場條件是影響工效的重要因素。

（9）市場因素

目前我國建筑市場配套的生產要素生產和咨詢服務等中介組織、社會保障機制的發展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影響施工項目的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項目施工需要勞務市場、材料市場、機械設備租賃市場、資金市場、后勤服務等保證。

二?提高建筑施工工效的措施

（1）提高施工人員素質

1）提高施工項目管理人員的素質：提高施工管理人員政治思想素質，當前特別是提高他們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提高管理人員的領導素質；提高管理人員的知識素質；提高管理人員的身體素質。2）提高勞務工人的素質：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素質，樹立主人翁的責任感；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質；提高工人的操作工藝水平；建立完備的技術培訓、技術考評、持證上崗制度。3）建立合理的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的比例。做到工種齊全，比例合適。

（2）科學的現場組織、管理系統

1）按照項目的特點，建立現場項目施工組織機構。2）建立相應的責任制度。3）建立科學的獎罰制度。4）建立勞務班組。5）建立完善的勞務考評制度。

（3）保證原材料、構配件、設備的質量

1）建立原材料、構配件、設備出廠合格證檢驗制度。2）建立原材料復驗制度。3）建立材料、設備使用抽檢制度。

（4）選擇合適的施工機械設備

1）按項目的條件和市場條件優選施工機械的類型、型號和數量。2）建立完善的施工機械設備的使用和保修制度。3）做好項目施工機械設備的配套工作。4）做好施工機械的使用和調度工作，使施工機械設備按需進退現場。

（5）提高施工技術水平

1）強化管理者和工人對提高技術重要意義的認識。2）開展群眾性革新、創新、合理化建議活動。3）在培訓和提高技術素質上下功夫，提高職工的技術水平，重視“工法"的應用。4）提倡科技創新。編制施工組織設計時應周密考慮施工的各個環節，積極嘗試采用新技術，增加技術含量。

（6）加強施工安全有效管理

1）建立健全施工項目的安全監督機構。2）要使施工安全檢查規范化和制度化。3）開展行之有效的、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安全生產活動。4）加強施工安全員的素質提高。5）注意開展安全培訓教育。

（7）建立科學的監督、管理體制及標準

1）施工項目管理人員和工人充分認識建設監理制的意義，在現場正確對待監理工程師的監理活動。2）嚴格按施工驗收規范的要求進行施工。3）嚴格按建筑工程質量評定標準進行評定和驗收。4）要求工人嚴格按操作規程和安全施工施工規程施工。5）進行工序控制和施工全過程的質量動態控制。

（8）努力改善施工現場條件

1）努力改善建筑工人的現場生活條件。要有一個正常的住宿條件、洗漱條件、就餐條件，以及娛樂條件。2）要有一個充分發揮效率的工作條件。施工照明充足、工作面足夠、腳手設施滿足，水、電、氣供應充足。

（9）完善市場機制，加快發育建筑業勞動力市場

第3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產業轉移；收益差異；制度因素；中心-模型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一般的經濟學角度上來看是勞動力資源在區域間的優化配置。勞動力的無阻礙流動有效地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在中國的現有條件的多重因素影響下，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呈現出自己的特點與發展趨勢。

一、引言

長期以來，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區域經濟格局都出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其他部門轉移的現象。中國自然也不是也不是例外。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進展，向具有較高生產率的產業部門自由流動。這就導致大量的農業勞動力長期滯留在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不但造成嚴重的農村就業不足，而且阻礙農業生產率的有效提高。而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80年代中期的城市經濟改革和城市較快發展，城市的用工制度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逐漸松動，城市勞動需求大幅增長。在一系列的經濟內生需求因素和誘致性遷移的制度因素的作用下，90年代初開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遷移進入了常態化階段。

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與遷移的經濟現象，中外諸多經濟學界的學者對此都有自己的著重點、研究方法和結論，但基本上主要是從經濟收益差異與制度限制兩個角度來進行論述。

二、模型框架與理論分析

無論是城鄉經濟收益差異還是勞動力遷移的制度限制，都是解釋當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基本理論前提。

但在知識經濟日益重要背景下的現實是企業要求勞動力知識水平相對較高，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知識水平又相對較低，這與企業的要求不相符。前面的基本理論前提雖有一定解釋力，卻缺乏相應的針對性。因此，需要有相對來說更有解釋力的理論經濟模型來解釋當前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新狀況。

現有條件下的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現狀是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的企業向內陸地區擴展，高技術水平、高附加值的企業在沿海地區壯大和發展。而農村勞動力的特征較為符合低端企業的要求，與低端企業的相關性較高，因而出現了原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回流內陸的情況。為解釋這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現象，可利用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關于中心-模型的結論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的基本框架進行分析。

1.模型的理論前提

（1）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回避了報酬遞增時的企業定價行為，忽略了企業之間動態博弈的可能，巧妙地解決了市場結構與規模報酬遞增相一致的問題。該模型假設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產品xi的不變替代彈性函數形式（CES），即

Uxi…xn=∑ni=1xθi1θ，其中，0

則該效用函數可保證消費者偏好是對產品多樣性的偏好，使得各廠商可以獨立生產，無法相互排斥。

（2）克魯格曼中心-模型的框架與結論。該模型解釋了區域形成制造業中心和農業的原因。在產業轉移的情況下，可將該結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現狀相結合，形成解釋高端產業區域和低端產業區域的原因的新結論。即當運輸成本較低、規模經濟較大以及高端產業在支出份額中較大時，循環積累因果將起作用，高端產業將向那些具有初始優勢的區域集中，形成高端產業和低端產業在不同的區域內集中的形勢，而與各自產業相關聯的勞動力也各自集聚。

2.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設模型中的每個人的偏好相同，且每個消費者有兩層效用函數。第一層是消費者對高技術含量產品和低技術含量產品的偏好，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的形式，效用函數為

U=Uπ1U1-π2

其中π為支出中用于高技術含量產品的份額，而U1和U2分別表示消費者對高技術含量產品和低技術含量產品的效用。

第二層是消費者對不同的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偏好，用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CES）表示，代表了消費者對產品多樣性的偏好，且保證了消費者對任何高端產品的需求彈性都為σ，則效用函數為

U1=∑ni=1uσ-1σiσ1-σ，其中，σ>1

同時，假定模型中有兩種勞動生產要素，各種生產要素都只用于特定的產業，低水平勞動力（假定全部為農村遷移勞動力）生產低技術含量產品，高水平勞動力生產高技術含量產品，兩種勞動力生產各自的產品，且高技術水平的門檻很高，低技術水平勞動力不可能成為高技術水平勞動力。同時，有兩個技術水平稟賦不同的區域為內陸區域和沿海區域。為簡化問題，我們假定模型中總共有1-π個低水平勞動力，π個高水平勞動力，且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

低端產品的規模報酬不變，高端產品的規模報酬遞增且其固定成本為線性函數，即L1=α+βx1i，其中L1為生產第i種產品的工人數量，而x1i為第i種產品的數量。

3.模型推導與結論

高端產品企業面臨的需求彈性為σ，ω為高端企業工人單位工資，則其利潤最大化的價格加成為pi=βω?σ（1-σ）。由于市場可自由進入，則利潤減為零，則（pi-βω）x=αω，而當利潤為零時的價格等于平均成本，則企業的ACMC=σ（1-σ）。

而由以上可得一個代表性的高端企業的產出為

xi=α（σ-1）β

而一個區域的產品生產數量為

n=L1α+βxi=L1ασ

這時，我們可以引入沿海與內陸兩個區域的情況了。假定兩區域的人數是分別是沿海區域有低水平勞動力人數的一半和高水平勞動力的全部，而內陸區域有低水平勞動人數的一半。這樣，內陸的收入為（1-π）2，沿海的收入為（1+π）2。

這樣，高端企業是否有向內陸區域轉移的可能性取決于搬遷是否有利可圖。這樣的話，可令n為高端企業的數量，則其各自銷量為S=πn。而考慮存在運輸成本的前提下內陸高端產品價格為沿海高端產品價格的1τ，總價格指數為沿海的τ-π倍，則內遷高端企業支付的名義工資為沿海的τ-π倍。沿海消費者面對的相對價格為τ-π-1，內陸消費者面對的相對價格為τ1-π。

這樣，一個內遷高端企業的銷售產品價值為

S′=πn1+π2τ-π-11-σ+1-π2τ1-π1-σ

而若S′S，則可得

S′S=1+π2τ（1+π）（σ-1）+1-π2τ（1-π）（1-σ）

由上式可知，若一個高端企業會逐利地向內陸遷移，則取決于

S′S>τ-π

而這樣的遷移是否會發生又取決于三個參數運輸成本1τ、規模經濟（需求彈性）σ以及高端產業在支出中的份額π。而這樣的結論又和原克魯格曼中心-模型結論的新解釋相吻合。不僅如此，這也是符合了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中關于“區域要素密度差異可能導致產業在空間的集中”的結論。這就說明在一般條件下，高端企業只存在向技術水平稟賦較高的沿海地區集聚的動力，而低端企業卻有相反的動力。這樣就形成了高端產業與低端產業的區域性分離，與低端產業相聯系的農村勞動力就降低了向沿海城市轉移的可能性，而轉為向內陸城市轉移，以適應高低端產業區域性分離的形勢。

三、分析結論

本文在以經濟收益差異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為基本理論背景的前提下，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中出現的低端產業區域轉移的新形勢，假定農村剩余勞動力與低端產業相關聯，利用克魯格曼的中心-模型的框架，得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能從沿海區域向內陸區域的結論。在這個框架下，不僅假定是符合現實的，而且結論也是既符合比較優勢的基本原理，又與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中關于“區域要素密度差異可能導致產業在空間的集中”的結論相一致。所以這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模型框架分析是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綜上所述，在區域經濟收益差異因素和制度性限制因素影響的前提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存在因產業區域轉移導致的從沿海區域向內陸區域的轉移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蔡，都陽，王美艷.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第4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通俗來講，勞動關系就是與各類企業、個體商戶以及事業單位等用人單位所建立的一種社會經濟關系。受經濟、政治、文化、、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用學者對勞動關系概念的界定會出現差異。但歸根結底，其概念的內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在不同層面上是相互借鑒和補充的。勞動關系的主體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勞動力的使用者，也就是所謂的雇主和雇主組織，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主要指個人或代表勞動者的聯合組織。勞動關系是人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它還涉及了勞動時間，勞動安全、企業的規章制度、勞動規章的處理以及勞動就業規則和員工的關系管理等等方面的內容。

二、勞動關系的特征

(一)勞動關系的市場化占主導地位

勞動關系市場化的主導地位是受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不斷變化而影響的，它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勞動關系基本上回復到市場經濟狀況下勞動關系的基本形態，即其以雇用為基本形態的經濟社會關系的基礎是勞動關系雙方利益;二是勞動關系的歸屬逐漸企業化;三是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四是勞動關系逐步規范，實現法制化和契約化叨[1]。

(二)勞動關系多元化，并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我國現階段主要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勞動關系的多元化。隨著市場化體制的不斷變革，也使得勞動關系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受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勞動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主要體現在就業形式上，而勞動關系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企業所有制性質和組織形式上，那么在規范化程度上勞動關系則主要表現為多層次。

三、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勞動關系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結合有關資料以及相關的數據調查，我們不難發現在勞動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平合理化問題

公平是衡量和推動事物發展的標準，企業招賢納士就要公平、公正，讓求職者以及在職者心服口服，只有這樣才能推動企業的發展和進步。在人力資源進行決策的過程中就涉及到了公平的合理性問題。公平的對待公司里的每一位員工可以催促其不斷的奮發上進，公司決策的公平性會直接影響員工的內在情緒以及企業內部的環境。所以說，在勞動關系中，公平合理性是尤為重要的，它關系到企業運行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人員的晉升問題上要做到公平性，不應出現走后門、以不正當的手段達到目的的行為。在招聘人員方面，要確保面試過程和最終確定人員名單的公平、公正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獎懲制度并且規范人員調動制度，依據員工的個人表現能力以及工作績效，給予合理的薪酬、獎勵以及職位升遷，這樣才能提高員工工作的主動性和效率性。

(二)企業制度的完善化問題

企業制度是否完善是至關重要的，規范、合理、完善的公司制度可以讓一個企業的理念和品牌文化深入人心。良好的企業制度可以讓員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當中去，而不至于是員工懶散、不規范。這樣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氛圍，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企業制度的完善化，不僅可以宣傳企業形象，還能規范企業管理。

(三)企業員工隱私的保護性問題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生活品質的不斷提升，隱私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在企業管理中，侵犯員工隱私是及其不道德的行為，更會對企業的勞動關系造成消極的影響。員工的隱私是不容侵犯的，然而有些企業還是會以工作為理由對員工的隱私進行侵犯，這是一種不健康的行為。另外，我國法律也明確指出了侵犯員工隱私的四種行為。所以，保護員工的隱私是企業人文主義素養的直接體現，管理者應該重視員工內在的價值追求。不要在公眾場合公開談論員工的隱私，也不要以員工的隱私作為要挾的手段而迫使其做出做公司有益的事情。

(四)企業員工健康的關注問題

所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擁有了良好的身體狀態才能更好的工作。那么，健康問題是與員工的切身利益有關的，并且會對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產生影響。一直以來，因工作環境和工作場所而導致員工健康和安全的問題不斷增加，所以，員工的健康問題值得企業高度關注。首先，針對員工的安全、健康問題，企業應該結合自身經營的特點，制定合理的安全和預防政策；其次應該不定期的帶領員工體檢，這是對員工身體健康的一種負責任的體現。另外，應該完善相關的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對員工進行相關的安全健康培訓，對已發生的安全事故，進行調查，尋找原因并積極解決。

四、結語

第5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關鍵詞]小學；語文；命題藝術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5）18-0025-02[ZW（N]

[作者簡介]王秋月（1968―），女，福建晉江人，大專，福建省晉江市梅嶺街道希信中心小學教師，小學高級。

語文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語文的這一課程性質要求語文教學的特點必須體現實踐性、自主性、探究性、開放性，同時也決定了語文教學評價的基本原則必須突出整體性和綜合性。這是《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對小學語文命題工作的新要求，這些評價改革的新理念要逐步貫穿和落實到語文教育教學改革的過程中。

一、命題形式的多樣性

（一）命題材料形式的多樣性

傳統的語文試題材料習慣提供一段文本讓學生閱讀，這是語文命題材料最主要的形式，但語文命題不應局限于此，命題人應當做生活的有心人，從豐富的社會生活資源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資源。例如湖北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編訂的PISA閱讀測試樣題就有好幾道題目運用了樹狀圖、表格、說明書、單據等形式對學生的閱讀能力進行考查。如以下試題：

某國工作年齡人口為265.65萬人，其中勞動力人口為170.65萬人（64.2%），非勞動力人口為94.99萬人（35.8%）；在勞動力人口中被雇傭者為157.84萬人（92.5%），未被雇傭者為12.81萬人（7.5%）；在被雇傭人中全職者為123.71萬人（78.4%），半職者為34.13萬人（21.6%），半職者中希望找全職工作者為2.32萬人（6.8%），希望找半職工作者為31.81萬人（93.2%）；未被雇傭對象中希望找全職工作者為10.16萬人（79.3%），希望找半職工作者為2.65萬人（20.7%）。上述數據表示該國的勞動力或工作年齡人口的結構（1995年全部的人口是340萬），請認真閱讀上述數據資料并回答有多少工作年齡人口不屬于勞動力。

題目要求學生根據題意在樹狀圖中提取正確的數字信息，并通過閱讀圖中所給的文字提示，對信息進行重新組合，這種命題材料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和獨特性，打破了語文考試只考查短文閱讀的局限性。

（二）題型的創新性

傳統的選擇題、填空題、判斷題、論述題等題型，已經不能滿足語文學科發展的需求，命題必須與時俱進，與社會、時代同步。例如，第一屆福建省語文學會讀寫能力測評閱讀測試卷中的這道題目：

網絡也是學習的一種重要手段和資源，打開百度網頁，輸入你讀了本文后最想了解的一個問題。

這道題不是簡單的填空題，在語文命題中滲透著現代信息技術，很好地提現了語文學科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

二、命題材料的知識性和趣味性

“閱讀是運用語言文字獲取信息、認識世界、發展思維、獲得審美體驗的重要途徑。”命題人必須牢牢把握住這一優勢，通過命題向學生傳播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知識，讓他們在閱讀中逐漸加深對世界的了解，不斷激發他們的求知欲，也不斷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從而培養起他們廣泛的閱讀興趣，為

（五）關心和理解教師工作

曾幾何時，人們對教師這個職業十分敬慕，這源于社會對教師的尊重，教師也是知識文明的使者，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但近年來，由于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同時又由于家長對教師、學校期望過高，當出現問題時便指責學校、教師。特別是當學生在校違反紀律或出現意外安全事故時，一些家長不是從客觀的立場考慮問題，而是認為管不好學生全是學校和教師的責任，糾纏學校、傷害教師的行為時有發生，學校和教師變成了弱勢群體。因此，校長要關心和理解教師，和他們一起克服困難，使教師安心工作。只有這樣，教師才肯干，干得樂意。

（六）實行校務、財務公開

在學校項目建設上，堅決走集體預算決策、公開招標、專人負責、集體結算、項目實施經費公開的原則，在采購上先進行會議討論再提出申請，小數額的采購由財務室共同采購，大數額的采購走政府采購程序。每學期均進行校務公開，將本學期各種項目開支情況予以公示，接受教職工監督。

（七）把握教學管理的指揮權，以提高教育教學的成效

在教學中，校長應經常走進課堂，進行聽課、評課，提出一些建議和方法。在教育教學中要發現教師普遍存在的問題，并和他們一起分析原因、解決問題。在評價教師的教育教學中，校長要積極參與進去，只有這樣校長才能發現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及好的經驗，才有可能幫助教師提高教育教學的質量。

總之，改善偏遠農村學校的工作、生活環境，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偏遠農村學校發展的基本條件。校長要努力改善偏遠農村學校師生的學習、生活、工作條件，讓全社會都關心和支持學校的發展，積極為學校辦好事、辦實事，解決學校和教師的實際困難，維護學校和教師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第6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民工荒；就業難；職業教育結構

一、劉易斯模型簡介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阿瑟·劉易斯在《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理論，因而“劉易斯拐點”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很多研究學者用它來判斷勞動力無限供給現象是否結束等一系列經濟問題。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將經濟分為兩個部門，分別是農業部門（傳統部門）和工業部門（現代部門）。兩個部門的主要區別是：農業部門使用土地和勞動進行生產，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由傳統習慣的維持生存的固定報酬決定，并且高于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工業部門使用資本和勞動，要素的實際報酬由要素的邊際產出決定。另外劃分兩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和勞動力短缺階段。在第一階段勞動力過剩，維持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決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第二階段，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部門吸收完畢，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工資水平。他認為經濟發展是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且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至此二元經濟完全消除，勞動力市場從此進入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階段，此轉折點稱為“劉易斯拐點”。

雖然劉易斯模式成功地解釋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生產在二元結構下的發展過程，得到了學界的廣泛接受，同時也很好地闡釋了前幾年中國的“民工潮”現象，但卻不能對近幾年我國沿海發達地區“民工荒”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因為根據有關方面統計：中國經過30年的大發展轉移出了2.5億-3億的農民，現在仍然還有2.5億-3億的農民，因此中國仍將長期處于勞動力過剩階段。從絕對總量上看，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大學生就業難，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勞動力有效供給不足，不能滿足當前的經濟增長需求，特別是技術含量高的技能人員。

二、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者的職業素質要求和“民工荒”原因分析

1.生產力發展導致產業結構變革。經過了將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產業結構改革，以IT產業為代表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逐漸取代了需求大量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技術資本密集型的企業，對勞動力需求量越少，對勞動力水平的要求越高，其工人待遇也優厚；相反，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采用的技術較為落后，需要大量低素質勞動力參與其中，且產品競爭力差，企業效益不好，因而員工的待遇也十分低下，從而迫使大量民工流出，形成了“民工荒”。

2.民工素質提升致使“民工崗位”引力下降。農民工進城工作之后，通過工作過程中的學習以及其他職業技能培訓，已經逐漸成為一支較具競爭實力的群體，他們不再把目光僅僅放在一些有“民工專屬崗位”之稱的低素質低收入崗位，而轉向追求更高素質要求和更高工資待遇的崗位。“民工崗位”的吸引力不斷下降，直接造成了許多需求大量農民工從事低素質要求工作的企業失去了勞動力來源。

3.企業的用工觀念及技術進步原因。東南沿海地區多為農民工的聚集地，且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加工貿易產業所占比重非常大。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多貿易企業和工廠在優勝劣汰中倒閉或開工不足。依靠昔日粗放的生產方式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發展企業的老路行不通了。嚴峻的經濟形勢迫使企業必須盡快進行產業升級，而在這方面又遇到瓶頸，市場所能提供的只是農村的普通勞動力。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訓，農民工只能從事低層次的體力勞動，無法滿足企業對有經驗、懂技術、會操作的新型工人的需求。在勞動力市場上，有一定技能的技工供不應求，從而造成了“民工荒”中的“技工荒”這一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4.高等教育擴招，過多的本科教育與技能性人才需求之間的不對稱。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大學生人數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從1999年至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規模年均增長率為14.7%；中等職業學校已經發展到14427所，年招生規模873.6萬人，在校生2178.7萬人，畢業生619.2萬人，實現了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規模大體相當的規劃目標；高等職業院校發展到1215所，年招生規模313.4萬人，在校生964.8萬人，畢業生近285.6萬人，高等職業院校招生規模占了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規模的一半，有力地促進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

我國目前的勞動力供給結構確實正面臨著一個拐點，尤其是隨著前幾年高等教育的擴招，使我國提早進人到“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在當前“二本”線以下的高校畢業生，在擴招以前都是以高中生身份就業，成為技術產業工人的；但是在高校擴招之后，他們的就業訴求發生了變化，技術工人不會成為這些高校畢業生的選擇。由于就業觀念沒有改變，使得整個社會的勞動力供給出現了結構性變化，一方面是大學生工作難找，另一方面卻出現產業技術工人招工難的問題，而這必將導致工人工資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目前我國勞動力短缺還是一個地域性、部門性和技能性短缺的問題，是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變化。按照經濟學理論，這恰恰是“劉易斯拐點”出現的前兆。

5.“專科”教育落后。受我國傳統觀念以及民辦“專科”和公辦“本科”體制的影響，無論是企業還是學生自身，都對“專科生”存在一定的偏見。其結果是，“專科”學校不教專業技能而成為“專升本”的跳板。于是，企業更不愿意招聘專科生，從而造成惡性循環，最終使整個社會“專科生”數量偏少而“本科生”數量偏多。而從勞動力需求來看，當前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除了對農民工有需求以外，還對擁有熟練技術的專科生有較大需求。如果我國勞動力市場上有大量具有專業技能的專科生，那么民工短缺可以由專科生來填補，而大學生過剩可以由專科生來分流。也就是說，在體力勞動者農民工和純知識型大學生之間，需要具有一定專業技能和一定知識的專科生，這種多元化的人力資本結構，有利于解決當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

三、“民工荒”問題對職業教育的啟示

由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民工荒”及大學生就業難的成因就其本質而言是由就業崗位與就業人員的結構性失衡引起的，下面圍繞結構性調整提出相應的措施。

1.職業教育結構要適應產業結構調整。教育改革跟上市場化就業需求，是解決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縱觀我國近年來的就業形勢，從事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開始短缺，而以大學畢業生為代表的中端勞動力卻出現過剩。一方面，自2003年以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開始發生根本轉變，被認為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其就業形勢變得日趨嚴峻。相關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為532萬，當年大學生平均就業率為70%；2009年畢業生人數達到610萬，加上還有100多萬歷屆沒有就業的大學生，以及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應屆大學生就業面臨最為嚴峻的考驗。另一方面，從2004年末以來，“民工荒”現象陸續出現在廣東、福建、浙江等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企業，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隨著時間的推移，“民工荒”現象有擴大到全國其他地區和其他行業的跡象，我國從事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農民工日漸短缺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因此，職業教育改革的方向應該與產業結構的變化相適應。

2.從知識技能入手，優化師資隊伍結構，立足培養雙師型師資。有資料表明，職業院校66.6%的教師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走上講臺，這一比例在部分職業院校甚至高達96%。因此，教師隊伍結構的合理性，職業能力的高低是高職院校學生畢業后的專業對口是否，能力體現如何的關鍵。對“雙師型”教師的專業實踐能力的培養，應盡可能在實際工作情境中進行，而不能僅僅依靠在校內實習實訓場所進行培養。專職教師的培養應重深造，提升能力關，鼓勵教師深入行業企業，通過考察、培訓、掛職頂崗、帶隊實習、跟班研討，了解企業行業相關崗位的能力要求；熟悉新裝備、新技術、新方法、新規章，提高教師以工作任務引領、實施工學交替、以真實工作任務為載體進行新的教學模式改革的能力。

3.就業要作為教育結構調整的第一目標，再考慮能力提升。受我國培養精英人才傳統的影響，職業教育中也存在側重理論知識學習、輕視實踐的弊端。盡管很多時候職業教育同樣擔負著培養學生社會認同感、提高學生人文素養的責任，但是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特點決定了職業教育的核心是就業。從有關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職業教育的就業率比其他類型教育低，失業率高意味著職業教育的就業導向曾存在著一定的缺陷。所以職業教育改革目標中首先要考慮的并不是明天的后勁和能力提升，而是今天的就業。

4.開放教育改革與學歷教育相結合。現代職業教育的開放性是由人們需求的多樣性特征決定的。職業教育的最終產品是合格人才，而人的教育需求具有多樣性，職業教育不僅要滿足就業培訓要求，還要滿足繼續教育的需要。一是一般勞動者的職業教育，需要解決的主要是就業問題，包括初、高中畢業后未能升學的后備勞動力，以及下崗后需要再就業的勞動者。為他們服務的職業教育要直接結合勞動力市場的需要，結合就業的需要。二是高技能人才的職業培養，需要解決的繼續教育及未來發展問題。這一層次的人才是把企業的各種科技、知識、質量因素轉化到產品或成果中的關鍵，職業院校學生的地位和培養質量，決定了技能性人才群體的發展出路和方向。

總之，雖然“民工慌”和大學生就業難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職業院校培養的“復合型”人才與當代企業勞動力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可以指向改革目標和方向，即學校對要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有著更本能的敏感，提高對勞動力市場信息主動、靈活、及時的反應能力，從而促進技能性人才的培養和學生的就業。

參考文獻：

[1] 肖稱萍.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專業化發展的思考[J].職業技術教育，2010，（34）.

[2] 鄧志革.現代職業教育的開放性芻議[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6，（5）.

[3] 陳希涌.從劉易斯模式引出的我國“民工荒”問題研究[J].山東省農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6）.

[4] 李秋萍，王珍.對“民工荒”現象的理性思考[J].時代金融，2010，（4）.

[5] 蘇劍，盛磊.劉易斯拐點、大學生就業難和“民工荒”問題研究[J].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25（3）.

第7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關鍵詞：進入模式；東道國；投資國，行業；風險；REU2模型

引言

隨著國外投資者在華投資的不斷推進，選擇正確的進入模式易于幫助企業在后續的發展中進一步采取策略，利于整合管理。然而，影響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模式的原因很多，東道國層面、公司層面、戰略層面的原因等。而選擇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必然會從其母國文化、公司管理制度、產品特色等原因與我國的低廉勞動力市場優勢結合起來，結合我國特色的政治環境、法律環境、貿易環境等來選擇投資進入的模式。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分類

1、綠地建設。綠地建設即為新建投資，指的是在東道國市場通過直接投資建立新的生產單位或經營單位，如貿易公司或制造中心，從而形成新的生能力。例如GE、IBM、杜邦等都已在中國設立分公司，從研發中心到終端銷售，并且存有其完整的管理系統，各自利用我國的低廉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進行研發生產與銷售，完成一個系統運轉流程。

2、跨國并購。即跨國公司通過股權投資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取得東道國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資產（或股份），從而對東道國企業的經營管理實施一定的或完全控制的行為。比較典型的里例子有德國大眾在中國成立了上海大眾和一汽大眾兩家公司；法國蘇伊士集團與中國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中法稅務合資公司。

3、合資。合資企業一般指中外合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是由中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者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企業。外國合營者可以是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中國合營者目前只限于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因此，外商選擇在華投資時，當其對目標國市場不甚了解并且意圖獲得一些信息時，合資企業是降低風險的較好選擇。到目前為止，在華選擇以合資形式進行的企業已不甚枚舉。

Anderson 和Gatignon（1986）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按照控制程度大致可分為低、中、高三種控制程度。其中高控制程度的進入模式可包括了全面收購和新建的獨資模式；高控制模式指獨資、控股企業，中等控制模式涵蓋均等股權、合作經營企業、特許等模式，而少數股合資等模式屬于低控制模式。

由于中國市場條件的特殊性，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與龐大的消費者群體，及較為有實力的大中小型企業的市場支撐，使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從曾經易于控制掌握的綠地投資慢慢轉化為更能應對市場變化的合資型進入模式。這是由于中國市場的優化與市場環境的多樣性所造成的。

二、跨國公司進入模式選擇因素

1、東道國層面

首先，Franko（1989）的描述性統計表明，較之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比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采取50%或少數股合資的模式有增加的趨勢。而在80年代后，Padmarobhan與Cho（1996）發現50%或少數股合資模式呈明顯下降的趨勢。Luo，Y和Neale，OC.（1998）認為在中國市場上，80年代的跨國公司進入時“機會初探者”，90年代是“戰略投資者”，而21世紀則是“當地市場的主導者”，這一系列的變更也影響著跨國公司對東道國進入模式的選擇，當然也與中國市場環境的變化的是密不可分的。在“初探者”階段，跨國公司更傾向于去了解東道國市場的特征，如消費者偏好，勞動力成本，資源條件等，而東道國的市場特征往往可以歸類為區位因素。

其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也是影響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場規模越大，公司更可能以合資甚至均股或者少數股合資進入。

再者，目標市場所在國的文化與母國公司文化方的差異性對模式的選擇也有一定的影響。兩國的文化距離越大，差異性越大，則母國進入東道國市場所需要的成本也就越高，進入后產生的不確定性也就越大，因此，為了規避風險，降低成本，跨國公司更有可能選擇合資與合作。

最后，東道國的政治環境、法律條件、貿易政策也會對跨國公司選擇進入模式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東道國的關稅較高時，跨國公司可能傾向于直接投資而不是出口。若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收購國內企業的條件較高或者法律較為嚴苛時，跨國公司在其自身條件允許的情況更傾向于選擇綠地投資。

Svejnar和Smith（1984）指出東道國政策風險低，對外直接投資的意愿高，對直接投資的限制條件少等條件下，高控制程度的跨國進入模式成為跨國公司的首選。

Delios和Beamish（1999）及Brouther（2002）以“交易成本擴張模型”證明投資國與東道國的文化差異越大，投資國獲取信息越難，因此會傾向于合資合營的模式進入。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與豐富的市場資源不斷吸引著跨國公司的進入，而由于其地域廣闊性特征，每個目標市場的特性都會有所不同，消費者、勞動力成本具體分層也不同，因此在選擇在華投資時還是要依據不同區位選擇來決定。

2、行業層面

跨國公司在選擇在華投資時，公司所在行業的特性也會影響其選擇進入模式的選擇。投資國進入東道國后實質上是對東道國投資環境的適應程度。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不斷改善，資源要素水平不斷提高，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在著重分析東道國市場因素的同時也不可忽略行業與產品本身的特性。

行業的市場集中度高，高控制的公司傾向于獨資模式，包括綠地建設與收購更易創造利潤，而以合資的形式進入則容易引起價格戰。而在市場集中度很低時，行業的較易控制，因此跨國公司在選擇進入模式時，市場集中度與進入模式選擇的控制程度呈U型曲線。

Anderson和Gatiguon（1986）以“控制程度”決定進入模式的唯一重要因素，將之分成“高控制”“中控制”及“低控制”。在試探性及戰略性投資階段，跨國公司傾向于合資進入模式，而在進入市場擴張階段以后，跨國公司更愿意采用控制權更高、收益更大的獨資模式。而某些行業的市場規模決定了跨國公司對其控制的程度，其市場集中度也與跨國公司能夠對其的控制程度有一定的關聯。

3、母國公司層面

不同國家在選擇對華投資的過程中他們選擇模式也是不同的。這不僅僅與公司有關，并且與投資國的文化、資產專用性等各個因素相關。

比如，同樣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最近幾年來在選擇對華投資時從合資模式轉向以獨資模式為主；而法、德兩國則仍然以合資模式為主。這與投資國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公司傾向于高控制權的投資方式，而法律更傾向與保守的，低風險性并且控制權較低的進入模式，法國和德國的文化較為保守，屬于風險規避型的投資國，而且其深知對于投資的環境需要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因此不敢輕易采用“沖鋒陷陣”式的獨資形式，而是采用了合資形式。同坐合作、合資建立分支機構，將高新產業的技術與低廉的勞動力結合起來，達到其開發與拓展中國市場的目標。

而完全從投資國的公司的角度來分析的話，可以從公司規模、公司技術及其經驗及其資本資產情況出發。就公司規模而言，公司規模較小時，跨國公司傾向于采用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公司規模較大時，偏向于采用獨資模式進入東道國市場。當公司在跨國投資中具有一定跨國投資經驗時，傾向于高控制的投資方式，如綠地建設或者直接收購；當東道國對于跨國投資有一定的經驗并且具備了一定的吸收能力時，高控股的投資模式是會成為大多數投資國公司的選擇。而就資本基金方面而言，投資國的資本越充裕，選擇高控制進入模式的可能性則越大，反之則越小。關于這個內容，Shan（1991）以及Makino和Neupert（2000）、Eric，W，K，T（2005）通過設立模型已經驗證了投資國資本密集度與投資過進入模式控制程度之間的相關性。

4、風險相關性層面

Beamish和Makino（1991）通過建立風險相關調整模型測試跨國投資后滿意度，結果表明，綠地投資的滿意度遠遠高于合資帶來的滿意度。風險偏好型的投資者往往會選擇高控股的綠地投資方式，而風險規避的投資方往往會選擇合資的方式。

四、總結

由于中國投資市場的特殊性，跨國公司在選擇在華投資進入模式時不僅需要考慮行業特征、產品情況以及其投資國本身的物力財力，并且需要擬定一份契合中國低廉勞動力市場、多樣性消費者市場、地區差異性大等特點的進入戰略。這就涉及到對中國文化、政策、法律環境、消費者心理的多重考量。從投資國層面考慮，投資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的差異性、產品在行業內的滲透力、資產專用性等都為考慮因素。從行業層面來分析，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影響非常重要。從東道國層面來分析，文化契合度、政策條件、法律環境、對投資國產品的吸收程度都影響著跨國公司對于投資模式的選擇。

選擇一個正確的進入模式對于跨國公司后期制定戰略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跨國公司的分析者不僅可以從收益（績效滿意度）來考慮，還可以從宏觀的發展角度來擬定藍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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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德群；張慧明. 跨國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J].中南大學學報，2008.4.

第8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一）農村人力資源素質低下

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以中小學文化層次為主，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僅占總勞動力的13%，而文盲半文盲則占總勞動力的8%。在偏遠山區，還依然存在飲水困難、住房條件緊張、衛生醫療設備缺乏的情況，這一切嚴重影響農民身體素質的提高，進而影響農村發展。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農民思想落后、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缺乏創新精神和適應能力。隨著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和社會改革步伐不斷加快，農村人力資源問題日益凸顯，嚴重阻礙農村經濟與時俱進，據2013年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農村各類技術人才僅占農村勞動力的0.9%。

（二）農村人力資源結構配置不合理

當前，我國農村人力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產業結構分布不均衡，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過剩，第二三產業勞動力占有比例偏低；第二是勞動力地區分布結構不合理，經濟發達地區與西部邊遠地區優秀人才分布比例嚴重失衡；第三是行業分布失衡嚴重，由于受歷史因素影響，從事農業的技術人員遠遠少于從事其他行業的專業技術人員。

（三）農村人力資源投資較少

人力資源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醫療支出、勞動力遷移支出等費用，其中教育投資占有的比例最多。近年來，我國加大對教育領域的投資，但仍然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農村教育經費投資低于城市，農村教師素質、教學設備、教學環境、教學條件不如城市，農村升學率低于城市入學率，因此導致很多農民產生“讀書無用論”的觀念，形成惡性循環，不愿在教育領域投資來提高自己，最后導致農村陷入“保守現狀、安于現狀”的僵局，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

（四）農村成人教育及培訓比較薄弱

我國農村的成人教育及培訓嚴重不足，本來就已經很落后的農民僅僅靠經驗從事農業生產，沒有動力沒有機會接受實踐性實效性較強的培訓，與發達國家的成人教育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當前隨著科技的普遍推廣，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生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農業對技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僅僅依靠經驗的傳授和積累是無法滿足農業現代化需要的，也無法與其他行業和地區競爭。

二、開放大學建設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互動關系

（一）開放大學的建設為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提供了平臺

1.開放大學的建設適應了農村教育發展現狀

開放大學是利用網絡、多媒體技術實行遠程教育。農村多數交通不便，從事農業生產時間非常緊張，很難抽出時間到專業學校進行完整的學習。開放大學的靈活授課，靈活聽課的教育形式為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創造了便利的條件，農民可以通過網絡、電視等了解農業科學技術、農業政策法規、管理技能、市場信息、接受專家學者的培訓，從而提高自身的綜合技能。

2.開放大學建設為農村勞動力

向智能型轉變提供可能開放大學教育本身具有開放性、多樣性、靈活性等特征，基于網絡開展教學，集錄音、視頻資料、廣播、電視、課件、光盤等多媒體資料與一體，打破地域和時間的限制，使農民隨時隨處都可以學習。開放大學教育正迎合了農民的需求，深受農民的歡迎，有利于推動農民整體向智能型的轉變。

（二）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

為開放大學建設指明了方向開放大學是適應社會新形勢而實施的教育戰略調整。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培訓是開放大學的主要任務之一，農村人力資源具有無限的潛力，為開放大學的發展提供了生機和活力。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成果將進一步推動開放大學向前深入持續發展。農村人力資源的需求就是開放大學建設的方向，農村人力資源的現狀正是開放大學規劃建設的依據之一。

三、以開放大學建設為契機

推動農村人力資源開發開放大學應該瞄準農村人力資源的市場，而農村應該以開放大學的建設為契機，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不斷提升農民的文化素質，強化農村人力資源的基礎，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奠定人才基礎和智力保障。基于此，開放大學教育要發揮其自身的優勢，為農村人力資源提升貢獻價值。

（一）設置豐富多彩的辦學形式

開放大學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它的辦學形式非常靈活，在為城市提供職業教育培訓、成人教育、繼續教育的基礎上，更應該將目標對準農村市場。農村可開發的人力資源有務農的初中生、高中生、農村技術員、農業管理員等，他們具有一定的學習能力，但是他們所需要的培訓內容、專業特長及發展方向是有區別的，這就要求開放大學要有針對性地開展適合農民需要的、形式多樣、種類齊全、內容豐富的培訓。首先可以采用訂單式培訓并不斷擴大規模，這種培訓要以知名的有生機的企業為依托，按照企業需求的技術人員為標準，深入開展實用型培訓，最后進行回收，解決農民的培訓后的就業問題。其次，可以與農村的農業培訓機構合作辦學，為其提供師資、教學資源、管理資源等，利用農民的農閑時節聯合開展短期培訓。

（二）開設與市場緊密銜接的專業開放大學教育的目的

就是為社會培養應用型人才，這就要求其專業設置要突破傳統教育模式，要挖掘市場、研究市場，將市場的發展前景與農民的需求與專業設置緊密銜接，專業設置要具有市場性、前瞻性、地域特色性。教學內容要貼近市場、貼近農民、貼近社會，要把教學內容與農業實踐、農村服務、農業技術推廣應用結合起來，重視農業實踐和技術能力的培養，把課堂搬到田間，把講臺移到農村。此外，要開設一些符合地方實際的特色培訓項目，讓農民在短期內學到真本領，真能帶來經濟收益。

（三）積極構建適宜農村的教學

第9篇：勞動力多樣性范文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剩余勞動力;勞動力轉移;城鎮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161-02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新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戰略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村經濟乃至整體宏觀經濟的發展,也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隨著國際市場對我國農業生產造成的巨大沖擊,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形式更加嚴峻。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概念辨析

在此之前,我們要先確定一下“剩余勞動力的概念”。中國迄今的失業統計是不包括農民的,因此,農民的就業問題處于模糊狀態,往往稱之為“農村剩余勞動力”。什么人算剩余勞動力呢?一般認為,就是指超過農村產業需求的那部分勞動力。就是那些無田可種、外出打工的人。不過,據發改委有關研究機構的實地調查,現在專心田間務農的勞動力極少,基本上是農村老弱勞動力的兼農行為。實際上,除掉外出打工者之外,滯留在農村的勞動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勞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末長期使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指標以及估算方式,以后的意義和用處可能顯示都不大。

二、和諧社會視野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功能

黑龍江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實際上包含著許多極其重要的政策、法律信息,只有通過解析轉移過程中這些信息的內涵,我們才能夠了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機制、特點,并從中發現矛盾和問題,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利用政策提供依據。毫無疑問,目前正在進行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改變了全社會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同時,也影響了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黑龍江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業機械化程度高,但是,農業人口比重較大,按照合理的人均耕地面積計算,存在著相對剩余(季節性剩余)和絕對剩余農業勞動力。從理論與經驗上來說,不論存在哪一種剩余勞動力,都會阻礙農民增收以及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因此,對于黑龍江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研究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推進黑龍江省經濟結構的調整

一般來說,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方向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黑龍江省三大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較大的差異。以2004 年為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為11.1%,第一產業就業的勞動力比重為48.3%,兩者相差37%。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9.5%,勞動力比重為21.2%,二者相差38%。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29.4%,勞動力比重 30.5%,兩者相差 1%。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偏差,不僅說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同時,也表明農業勞動力在各個產業之間的自由轉移還存在障礙,尤其第一產業向其他產業轉變更為嚴重。因此,設計合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有助于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農民非農業化收入,實現黑龍江省經濟結構的最優化。

2.有利于城市化的推進

新農村建設的物質載體,直接體現著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狀況、農村勞動力的配置標準,轉移勞動力的大背景下城市化是一個很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目前,黑龍江省大概有 1 611.46 萬鄉村人口(占黑龍江總人口的 41%)需要轉移到城鎮中去。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要達到發達工業化國家5%的水平,轉移模式對于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否能夠順利安置顯得尤為重要。

3.加快健全農民工權益保障體系的完善

在立法上完善農民工的權益保障,針對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在其維權問題上的復雜性,應盡快制定、出臺相應法律予以保護。規范勞動關系,加強用工手續。同時,進一步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使其能夠完全享受城市職工子女相同的教育資源,是農民工解除后顧之憂,全心投入到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去。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雖帶有普遍性,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造成在各地區的數量分布不均衡,地區差異比較明顯。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的剩余率較高,有些地區高達40%以上;而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第三產業和鄉鎮企業發展比較迅速,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較低。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中部農村剩余勞動力近3 700萬人,超出東部2 000萬人,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5 400萬人,幾乎占了全國農村剩余勞動總量的2/3。

我國是“二元經濟”特征顯著的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關系到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經濟國際化進一步深化發展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我國是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省農業生產力迅速發展,農業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黑龍江省農業出現了富余勞動力。全省有農業勞動力943.3萬人,其中,剩余勞動力446 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8%。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份額從1952年的45.77%下降到2004年的11.1%,下降了近34.7%,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同時期僅下降26%。從數字中可以看出,勞動力就業轉換滯后于產業轉換,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積聚,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進從而影響農業發展。

四、黑龍江省勞動力轉移的創新發展之處

首部東北藍皮書《2006年:中國東北地區發展報告》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報告指出:黑龍江省是全國著名的農業大省,同時,也是全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農副業產品的生產基地。為促進農村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三年來,黑龍江省在積極落實中央各項農村政策的同時,不斷幫助農村、農民加大加快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和步伐;積極倡導、鼓勵、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斷拓寬農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增長點,使黑龍江省農村居民生活條件逐年穩步提高。

黑龍江省是一個農業大省,土地資源相對豐富,就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上在某種程度不同于其他省份,主要表現為:第一,農村剩余勞動力“不離土不離鄉”、“離土不離鄉”等轉移方式。根據《2005 年黑龍江省農村住戶調查年報》顯示,在 4 200 戶被調查農村住戶中,有691 戶為農業兼業戶,有 1 195 戶為非農業兼業戶,二者占所調查的農村住戶的 45%。由此可見,黑龍江農村剩余勞動力非農產業轉移具有明顯的流動性特征,穩定性較差。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勞動力擇業的盲目性較大,隨意性較強。第二,城市中對農村勞動力提供的主要多集中在臨時性、季節性較強的工作。因此,黑龍江省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普遍采取階段性就業、兼業等形式,農忙務農,農閑務工。而這種轉移模式大大降低了農村勞動力非農業就業的穩定性。另外,由于農村勞動力非農產業就業服務管理不到位,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生活成本較高,都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針對目前這種情況,黑龍江省政府于2008年正式頒布了《黑龍江省勞動力轉移辦法》,其目的在于:促進和保障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增加農民收入,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全面提高勞動力素質。

1.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城市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傳統的戶籍制度已經不適應新的經濟形勢發展。我國的戶籍制度一直偏重于控制功能,而忽略了其服務功能,造成了我國廣大農村勞動人民遷徙權的喪失。近幾年,各級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農民工戶籍管理規定。暫住證、臨時身份證以及農民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的完善也標志著城市對于農民工的認可。

2.完善土地流轉制度,使勞動力擺脫土地的束縛

土地流轉的目的,也就是追求土地規模經營,即通過土地流轉形成土地集中,充分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能力,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大力發展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我國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開展的較為成熟。將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股權化,對入股土地實行統一規劃、開發和經營或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折價參股,組建相應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參與經營。

3.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拓展農民自主創業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