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理論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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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下面我以“按三維特征擺放圖形”的教學活動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根據“按三維特征擺放圖形”（如圖一）內容本身的抽象性、概括性的特點和幼兒的個體差異，我有意識地提供了同類型經驗、不同層次的相關結構的活動，如看標記畫圖形、圖形身份證、填圖形片、按二維特征擺放圖形等。

（附圖{圖}）

圖一

“按三維特征擺放圖形”是指要求幼兒按照圖形的顏色、形狀、大小這三個方面的特征，在表格上找出符合三個特征的位置，并正確擺放圖形。表格的上下兩橫排和豎排第一行的特征標記使表格具有坐標的性質。表格中的每一個空位都表示著一個圖形的顏色、形狀及大小三者的統一。它要求幼兒不僅能準確地分別感知圖形的三維特征，而且能理解表格空位表達的是某一圖形的三個方面的綜合特征。而“按二維特征擺放圖形”（如圖二）要求幼兒按圖形的顏色、形狀這兩個特征在表格上正確地選放圖形。這比按三維特征擺放圖形少了一個維度的綜合，在操作要求上顯然低了一個層次。“填圖形”活動是根據圖形和差異線（注），找出某差異線與某圖形的內在聯系與區別，它只是對兩個圖形片進行直觀的比較和分析，沒有前兩個活動所具有的空間感知上的難度。“看標記畫圖形”和“圖形身份證”這兩個活動要求幼兒根據標記畫出相應的圖形，或根據圖形畫出相應的標記，它與前幾個活動的共同點在于都是以準確地感知圖形特征為目的的，但它沒有比較、分析、概括圖形特征的要求，只是鞏固對一個圖形特征的感知，顯然它在這幾個相關活動中難度是最低的。

（附圖{圖}）

圖二

上述幾個活動都是關于分析、綜合圖形特征的同類活動，卻有著不同的層次。選擇和提供這些活動的目的是讓幼兒通過操作活動，主動地儲存、建構有關圖形特征的知識經驗，理解表格（即坐標）所表示的數學意義，獲得多維度地分析、綜合圖形特征的初步的邏輯思維能力。

其次，在小組活動時，我注意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發展水平選擇適合自身學習的活動，并針對幼兒的活動情況，及時調節活動內容與要求，做好個別輔導工作，盡可能讓每個幼兒都能積極地參與活動。

例如，對個別必須通過反復操作才能理解圖形、表格的綜合意義的幼兒，我鼓勵他們先操作難度層次低的活動，再操作屬于同類經驗但較為復雜的活動，促使他們通過感知多種材料來逐步積累同類型的經驗。對于能正確地按三維特征擺放圖形的幼兒，我要求他們講述擺放的理由，提高其對幾何圖形特征的綜合、概括能力，使外部的動作逐步內化為相應的認知圖式，進而理解并抽象概括出相應的概念。

經過幾次操作活動之后，大多數幼兒能正確地在三維排列板上擺放圖形，不少幼兒能運用語言表述操作的結果。為什么幼兒能較快地掌握按三維特征擺放圖形的操作規則呢？我認為這是幼兒在感知圖形特征的活動中積累了有關經驗，并在同類操作實踐中得以遷移和運用的結果。

第2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關鍵詞：學校體育；理念；觀念；概念

自上世紀末的后五年起，我國的相關文章中出現了“理念”一詞。時至21世紀初的今日，各行各業均在使用“理念”一詞。我們學校體育界也同樣在頻繁運用這個詞。“理念”一詞，含義是什么、為何如此受到人們的青睞?在人們還沒有采用“理念”一詞之前，類似的用詞是什么?查閱學校體育的相關文章，可以發現是“觀念”，再向前一段時間，就要算“概念”。那么這三個詞語又有何種聯系及區別?

本文試圖就這幾個問題作一探討。作者力圖從理性上把其作為一種學校體育的文化視點，結合當前學校體育改革實踐及理論來論述。更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同行關注。

1　對三個語詞的考察

1．1　詞意考查　理念1983年1月版的《現代漢語詞典》，還未收錄“理念”詞條。1992年版的《新現代漢語詞典》將“理念”注釋為觀念，如民主理念、人道理念、經營理念。《辭海》指出，“理念”為舊哲學之名詞，柏拉圖哲學中的“觀念”通常譯為“理念”。而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哲學中的“觀念”指理性領域的概念，亦稱理念。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哲學大師們并沒有對“理念”有一個統一的概說，而卻與“觀念”、“概念”有著相似的用法；當代中國人僅在十多年前才開始使用“理念”的。

人們現在對“理念”的認識，剔除了古代哲人過分強調的哲學思辨及復雜多義的成分，把它相對簡化為“人們經過長期的理性思考及實踐所形成的思想觀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學信仰的抽象概括。由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理念”：是諸理性認識及其成果的集大成。它既包含了認識、思想、價值觀、信念、意識、理論、理性、理智，又涵蓋了上述思維產品的表現物，如目的、目標、宗旨、原則、規范、追求等，而后者使“理念”這一抽象的概念具有了直觀的形象，能更真實地反映和表現“理念”的內涵。這樣一種界定也較好地解釋了當今社會人們何以如此廣泛地運用“理念”的詞意原因。

觀念《辭海》將其注釋為看法、思想。客觀事物在人腦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

概念《辭海》將其解釋為反映對象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概念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歷史和人類認識的發展而變化。

1．2　學校體育界對三個詞語的實際使用　20世紀80年代初，林笑峰先生率先提出了體育的概念問題，把體育定義為身體教育或體質教育。這對于后恢復學校體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積極作用。隨之，引發了一場持久的體育概念大討論。“概念”一詞，是這一年代的熱點詞匯。

90年代初，隨著學校體育改革的深人，許多專家學者從新的視野來認識學校體育，提倡從單一的生物體育觀念向生物、心理、社會三維體育觀念轉變。緊接著的又有終身體育觀念、素質教育觀念的深入探討。“改革首先需要轉變觀念”成了人們的共同認識。

新世紀初，“理念”這個詞被學校體育界內普遍使用。如現代體育教育理念的思考、我國體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等。考察那些使用理念的文章，我們有這樣的發現：多數作者在體育理念使用中，回避了對這個詞語本身作必要的說明和界定。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相當多的作者視體育理念如同體育觀念、體育思想一樣使用，自然不必解釋。二是體育理念”一詞的偏愛。念確實是個與體育觀念等詞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有著難以言傳的新意。不管哪個原因，這種現象都顯示了人們對“理當我們的視角鎖定在“概念―觀念―理念”的鏈上，我們可以捕捉到我國20多年來的學校體育改革的走向輪廓，而學校體育改革的實踐又引領著人們使用熱點詞語的變化。這真是一個有趣而又耐人尋味的現象。

2　三個熱點語詞使用變化現象的探討

2．1　社會大背景的影響　如果我們的視線上移到我國的社會大背景上，就會很清楚地看到整個社會的熱點語詞使用的變化。學校體育與全社會兩者之間使用的熱點詞匯及其變化的同步化，顯示了兩者之間關系的緊密，也體現了學校體育工作者與時俱進的探索精神。

2．2　學校體育改革實踐智慧的展現　近二十多年是我國社會的轉型時期，人們的思想開放、觀念更新帶來了對諸如“體育”、“學校體育”的不同理解；處于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人們對“體育”、“學校體育”又有不同的追求。然而，人們還是偏愛按傳統的習慣――用下定義的方式來闡述“體育”、“學校體育”。這樣就形成了相關的“概念”泛化，也造成了體育工作者的困惑。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步認識到這種“概念”的泛化，其實是各種人們觀念的不同、追求的相異。于是人們開始相應地用“概念”、“觀念”、“理念”這三個含義相近的語詞分別來表示、稱呼各自的見解及追求。

2．3　科學術語單義化的趨勢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西方學術典籍和現代科學技術被大量介紹到中國。為了適應這種情況，填補漢語文言詞匯中巨大的術語空缺，學術界就創造出大量的新式詞匯，從而形成了現代漢語。正如王力先生所總結的那樣：“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盡量利用意譯；第二個特點是盡量利用日本譯名。”本文中頻繁出現的“概念”、“體育”，也都是直接從日本譯名借用過來的。但這個造詞的過程也是充滿了用詞的矛盾、混亂：往往同一語詞，幾乎用之者一人一義，十人十義，令人迷離恍惚。不過，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科學學術術語在譯成現代漢語過程當中已出現少義化及單義化趨勢。正如劉立群博士說的：英語“1aw”詞分別被譯為現代漢語的“法律”、“規律”、“定律”等詞，就是這種單義化的突出表現之一。“概念”、“觀念”、“理念”這三個語詞的同時存在并且為人們熱用，也正符合目前科學術語單義化的趨勢，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了進一步對這三個語詞做出單義化假定的課題。

3　對三個語詞的剖析

3．1　三個語詞的單義化假定及其關聯　從哲學的角度看，語詞主要有三大類：專名、類名、理論術語。古代《墨經?經說上》稱：“名：達、類、私。”專名(私名)僅指一個特定的對象。類名則指一類事物、一類性質、一類動作等。理論術語即指人們在進行各種理論探討中所發明、使用的語詞，亦稱達名、哲學術語。同樣從哲學研究層面上看，語詞主要存在三類詞義：字面義、內涵義、外涵義。專名有兩層詞義：外涵義和字面義。類名有三層詞義：外涵義、內涵義和字面義。大多數理論術語只有兩層詞義：內涵義和字面義。對于類名及理論術語中的合成詞來說，其內涵義與字面義往往會不一致。“概念”、“觀念”、“理念”這三個語詞屬于理論術語。現對這三個語詞作如下單義化的假定。

概念一詞中的“概”為要略、概括；“念”為考慮、念頭。“概念”一詞的字面義是頭腦中所概括出來的一類東西。其內涵

義是反映、概括一類實際存在事物的特有屬性。觀念一詞中的“觀”為觀察。“觀念”的字面義是觀察事物的總看法。其內涵義是人從某一視角觀察事物的總認識。理念一詞中的“理”為理想、理應。“理念”的字面義是理應的看法；其內涵義是對事物理性的思考及其向往、追求。

上述三個語詞有著不同的含義，但又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可簡約示意為：

概念(事物的實然狀態之抽象)一一觀念(視角轉換下的界定)一理念(事物的應然狀態判斷)

某一概念，是在原有觀念視野下對事物的實際狀況的抽象表達，也隱含著相應的某種理念。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視點會變化，視角會轉換，繼而產生新的觀念，也會相應提出新的理念。雖然，只有當某一概念所指稱對象的實然狀態普遍地發生變化之后，概念的內涵才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若非有識者不斷向原有的觀念提出挑戰，不斷地提出新的理念，原有的觀念就難以改變，更難指望新的概念的出現。進一步也可以這樣說，對諸如“什么是體育”問題(即概念內涵義問題)的追問，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模式”中才有可能得到一個暫時的回答，在不同的“社會模式”中則會有不同的回答。

3．2　三個語詞的分說

3．2．1　反思“概念”　正確認識、運用體育概念，有利于體育學科建設及體育學術交流。改革開放之初的體育概念的討論所引發的學校體育改革即顯示了這方面的作用。但體育概念討論至今，尚無一個定論、體育這一概念有多重含義、常易發生歧義等又昭示了概念的復雜性。依照本文以上論述的思路，與其說概念的復雜性，毋寧說以往在使用“概念”、“觀念”、“理念”這三個語詞上的混淆。

體育這一語詞，是一個類名詞。其字面義是身體的教育。體育發端于工業革命時期，原先稱呼為體操。當工業文明躍過其早期的偏頗(即指人類智力在文明發展中地位急增，而人類肢體、體力功能被機器工具等取代，導致“體育”在社會中地位的衰落)，日益走向完善之時，以人的身心和諧發展目標的現代教育體系應運而生，并從中產生出作為教育范疇的現代體育概念(P．E)及其實踐形態――學校體育。這時的體育概念的內涵義就相當于其字面義。但是，20世紀初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興起，開始使體育溢出了教育的范疇。特別是近30多年來，國際上不僅體育教育面目一新，大眾體育異軍突起，競技運動更是突飛猛進。整個世界的體育面貌已是今非昔比，“體育”一詞的內涵和外延都已起了變化。周西寬先生認為，原有的“體育”(P．E)成了狹義的體育概念，事實上存在著一個總概念的體育，并把其簡述為：“體育是人類以自身運動為主要手段改造自我身心的行為。”此時的體育的內涵義就與其字面義不一致了。

從哲學、邏輯學方面來說，概念作為反映對象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其內涵只能根據它所指稱的對象的“實然狀態”規定，即對既成事實的概括，然后按照邏輯學下定義的規則，提示它與同一屬概念下的其它種概念之間的差別。這就是科學理論中的概念，或者說是概念的一般定義。但是，在實踐理論中另有定義性的陳述。而這種定義性的陳述與概念的一般定義是有差別的。著名分析教育哲學家謝弗勒在他的《教育語言》一書中認為有三種定義性陳述。1)規定性定義：指創制的定義，也就是所下的定義，在同一著作中要求被界說的術語始終表示這種規定的含義。2)描述性定義：指適當描述被界說的對象或使用該術語的方法。3)綱領性定義：它或明或暗地說明“事物應當是什么”。據此，教育家陳桂生論述，許多不同的教育著作對同一教育概念(如課程、教學)所下的成打的定義，其實未必都是真正的定義，而是關于某種教育問題的新價值觀念。它們實際上是不同學者倡導的“好課程”、“好教學”觀念，是關于它們的“應然狀態”的判斷，屬綱領性定義，也屬于對課程和教學的理念的表述。陳先生還進一步指出，在教育學陳述中出現的教育諸概念“泛化”現象，主要原因是教育“理念”與教育“概念”的混淆，尤其是以教育“理念”代替了教育“概念”。

我們學校體育界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體育是身體教育或體質教育”，這不能算是對體育下的一般性定義，而是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定義，是針對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學校體育的“應然狀態”的一種體育理念。這種理念，在實踐中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也必然要被另外的理念所取代。又如，“競技運動”的概念，長期以來，我國體育理論界把其定義為：“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和提高人體在體格、身體能力、心理和運動能力等方面的潛力，取得優異成績而進行的科學的、系統的訓練和比賽。”實際上，這是一個規定性的定義，有其使用的限定范圍。科學的定義應是對歷史的現實的競技運動全部事實的概括。正如周愛光先生所指出的，競技運動的(科學)定義，應把“大眾競技運動”和“學校競技運動”包括進去，解釋為：“一種具有規則性、競爭性及挑戰性、娛樂性和不確定性的身體活動。”再如，有這么兩條有關籃球的定義。我國教科書上是這樣陳述的：“籃球是用手投籃，以得分多少決定勝負的集體運動項目。”而美國NBA教練員托尼來華講學時說：“美國NBA認為籃球的本質是通過籃球運動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實際上，前一條定義是屬于描述性定義；后一條定義應屬于綱領性定義，表述的是一種籃球運動的理念。

概念的一般定義就是概括實際存在著的一類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本質屬性(即其內涵義)。那么，總概念的體育能否成立，關鍵就要看其包括的各對象(即其外延)有否共同的本質屬性。對此，有不少的研究者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也嘗試做出了基本一致的一般定義。如張洪譚教授定義：“體育是旨在強化體質的一切非生產性的人體活動。”又如博士生唐炎近期做出的概括：“體育是以發展人的自然屬性為目的的身體活動。”在總概念的體育確立的條件下，學校體育的描述性定義是整個大體育在學校中的反映、縮影；一般定義是通過身體活動進行的教育。

3．2．2　重視“觀念”　小概念的體育(P．E)發展成為總概念的體育，這是基于事物發展、變化后對其共同本質屬性的概括抽象之結果。同時也可以說，這是人們從過去主要從生物學、教育學層面去認識和界定體育(P．E)，轉移到從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視角來綜合觀察和界定體育總概念。正如劉吉同志所說：跳出體育看體育，這是對體育加深認識的重要方法。所謂跳出體育，主要是指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不同方面對體育這個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多視角、多層面的“全息”透視。

3．2．3　善用“理念”　人們廣泛使用“理念”一詞，除了上文提到的詞意方面的原因外，還跟當今社會的轉型、知識觀的轉變及改革實踐的深入相關。以前，我們常被提問或自問：“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知識”、“什么是體育”。結果是非但回答不準，而且還產生了多種多樣的定義，并由此發生了無結果的爭論。久而之，誰聽到這樣的問題，內心都不免心煩、困惑、膽怯。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了其根源在于我們一時說不中那個惟一的本質，而人們卻偏愛于用下定義的方式來回答。“什么是某某”，這種問法本身省略了任何的語境，不是期望一個具體的人帶著個人的成見來回答這個問題，而是期望一個具體的個人一下子能夠超越任何語言、文化背景的限止直接切中“某某”的惟一本質。于是，人們聰明地轉變了提問方式。上述的問題被轉換為：“你對某某是怎樣理解的”。這樣一來，誰都樂意或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這個問題了。“理念”一詞，正好承擔起這樣的回答，人們紛紛使用“理念”，來展示他們的思想觀念、理想追求。

人們在使用理念一詞時，也要注意：一是與概念一詞相區分，二是要善用理念。2004年第6期的《中國學校體育》發表了卷首文章：試論學校體育新理念中的“度”。此文針對當前實踐中一些同志在更新和落實理念時產生的種種不當現象，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要正確把握理念的“度”，也就是要善用理念。

第3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徐復觀在對王國維“境界說”的品評中，曾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學概念。本文試圖對“第二自然”的提出作概要的理論溯源，并進一步探討這一概念的確立對實現中國傳統美學現代轉換的當代學術意義。

徐復觀(1903-1982)作為以治思想史見長的現代新儒家，其美學思想以中國思想史為主線，取精用宏，頗具創見。“第二自然”是徐復觀在品評王國維《人間詞話》“境界說”時所提出的一個原創概念，它突破了王國維在傳統詩學中確立的以“境界說”為核心的才子氣審美標準，秉承傳統美學注重人倫教化的衣缽，用“境界”所標志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到達點豐富和深化了“境界說”的內涵，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學概念，為傳統美學的現代性轉換敞開了一道門徑。要充分理解徐復觀提升“境界說”(簡稱“復觀之學”)的當代學術意義，必須結合“境界說”的學術發展理路去分析，沿著徐復觀探求傳統的現代轉換之路去理解，按照“復觀之學”的整體思想邏輯去把握。本文意旨就是在充分吸收“復觀之學”思想資源的基礎上，為傳統美學的現代轉化尋找一條可能的路徑。

一、境界、意象、意境:“第二自然”概念的源流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開宗明義地說:“詞以境界為最上。wWw.133229.coM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徐復觀看來，王國維雖然“以他所提出的境界說，把文學批評的效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自始至終也沒有把“境界”概念理清楚。徐復觀依照《人間詞話》文本，對“境界說”作了考據與概念上的廓清。徐復觀認為，“王氏的所謂‘境界’，是與‘境’不分，而‘境’又是與‘景’通用的。因為從辭源學上講，“惟自唐代起，多數用法，境可以同于景，但境界并不同于景。在道德、文學、藝術中用‘境界’一詞時，首先指的是由人格修養而來的精神所達到的層次。所以文學藝術中的境界，乃主客合一的產物。“境界”是物與我的統一，要通過人格修養達到高層次的境界，藝術家對自然與人生須人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當然，王國維在部分篇章中也觸及到了境界的本意。譬如，他講:“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里，王國維雖然講了三種境界，卻都已突破了詩論的范疇，已經是關照人生的美學話語了。因此，徐復觀體會到:“王氏此處所用的‘三種之境界’，與唐以來的傳統用法相合，指的是精神境界，但這既不可謂之‘景物’，也不可謂之‘喜怒哀樂’。王國維己經把“境界”提升到審美人生態度的層次。王國維“境界說”的這一概念的歧出才是他提煉傳統美學思想的精華所在。

繼王國維之后，朱光潛把超利害的審美人生態度與傳統美學中的“意象”概念結合起來，進一步發展了“境界說”。首先，他認為美感世界純粹是超越現實利害而獨立的意象世界。“一個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覺中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意象，那就還沒有完整的形象，就還不成為詩的境界。一首詩如果不能令人當作一個獨立自足的意象看，那還有蕪雜湊塞或空虛的毛病，不能算是好詩。可見，境界的形成有賴于意象的創造。其次，他認為藝術活動都是心靈自由的創造活動，而創造的本質是超越現實而進人人生理想的境界，這是對王國維“三種境界說”的再闡釋。再次，境界是情景相生，是情感與意象的統一，是有情有性的生命主體進行意象創造的結果。

朱光潛援引傳統詩學中的“意象”概念，沿著中西融通的理路豐富和發展了王國維的“境界說”，但并沒有跳出“境界說”。從本質上看，“境界說”仍然是傳統詩學的“意象”層次，只是在王國維、朱光潛那里找到了現代美學學術的表述方式，但尚未達到傳統詩學中的“意境”層次。葉朗在《中國美學史大綱》中指出:“意境說”并非由王國維首先提出，而且王氏之說，實際上相當于“意象”這個范疇;“意境說”早在唐朝就已提出，并且劉禹錫對“意境”這個范疇已經作了最明確最基本的規定，即“境生于象外”。葉朗認為，“意境說”的美學本質就是表現作為宇宙的本體和生命的道和氣。但是，王國維、朱光潛都將“境界說”提升到審美人生態度的層次，為由重審美經驗的“境界說”向重審美本體的“意境說”推進開辟了新的學思路向。

與朱光潛合稱為“美學雙峰”的宗白華把“意境”確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本體。有學者認為，宗白華的美學貢獻集中表現在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兩大發現:一是發現了中國傳統藝術美的兩大類型，即“錯彩鏤金”的美和“初發芙蓉”的美，而后者正是中國古典藝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境之美;二是沿著中西貫通的理路重新發現了中國傳統藝術中的時空意識，由此對中國藝術意境作了精湛絕倫的闡發。通過上述兩大發現，宗白華為把握中國藝術精神提供了直達本體的直觀路徑—審美意境。正如宗白華所言:“我們的詩和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不是像那代表希臘空間感覺的有輪廓的立體雕像，不是像那表現埃及空間感的墓中的直線雨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歐洲精神的倫勃朗的油畫中渺茫無際追尋無著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節奏化的音樂化了的中國人的宇宙感。宗白華所發現的中國藝術精神中的時空意識正是區分意象與意境概念的關鍵，意象是對象性的，意境則是本體性的，是中國人對宇宙的形而上的本質直觀。意境概念的清晰確立，擴大了美學包容傳統文化的能力，剩下的問題就成為在意象本體中的審美主體是如何可能的了。

二、“第二自然”: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間性結構

在對中國藝術精神的把握上，徐復觀與宗白華幾乎如出一轍，他們都從道家思想出發，直達中國藝術精神的本體形態。但兩人學思背景的差異也決定了其學術成果各有側重。徐復觀是在“心的文化”的語境下研究中國藝術精神的第一人，在中國百年美學史上第一部以中國藝術精神為主題的專著《中國藝術精神》中，他認為孔子的禮樂之心和莊子的虛靜之心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這一“心”的主體是中國一切道德和藝術價值的真正源泉。“心”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決定了它在審美關照和審美創造時的本體形態—即建立在“意象”基礎上的“意境”，或建立在“境界”基礎上的“第二自然”。

“第二自然”的形成是主客合一、心物合一、心物往來相照的過程，如徐復觀所說:“心先人于境，境亦同時人于心，因而得心境合一(‘神會與物’)，此時所寫者乃心中的境，亦如畫家所畫者乃胸中的丘壑。“詩人在上述歷程中所把握到的景(境)，是何狀態呢?我以為唐司空圖《與極浦書》中下面的話，是形容此一狀態的。

“戴容州(叔倫)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

按照徐復觀的學思邏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呈現的審美主體(心)融人審美對象(意象)的審美本體(意境)形態，是心、意象、意境三者共同參與創造的主體間性結構—“第二自然”。徐復觀沒有直接談“意象”和“意境”，他在批判吸收王國維“境界說”的基礎上直達“第二自然”的概念。從本體角度講，“意境”等同于“第二自然”;但從主體間性角度講，“第二自然”比“意境”涵蓋傳統思想資源的面更寬更廣，更有利于傳統美學的現代轉換。

在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中，并無明確的主體性思想。主體性是隨著中國現代美學的誕生而引入思想界的。可以說，中國現代美學基本上是一種主體性美學，雖然在歷史上發揮過思想啟蒙的作用，但由于長期跳不出主客對立的對象性思維范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審美的基本問題，也造成了美學與藝術實踐和審美實踐的嚴重脫節。實際上，中國藝術精神中包含著主體間性特征十分鮮明的審美思想，大量有現代價值的審美范疇都是與五千年中國人的審美實踐緊密相聯的，包含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追求、人生態度、社會理想和終極關懷。徐復觀從其頗具主體間性特征的“形而中學”的文化哲思出發，以其獨具慧眼的中國人性論為基準，將“心”、“境界”(“意象”和“意境”)范疇融貫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主客圓融合一的“第二自然”的美學概念，是從中國藝術精神中挖掘主體間性思想資源的具有開創意義的嘗試。

實際上，在中國現代美學史上，徐復觀和宗白華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探索到了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間性結構。只是他們的哲思出發點不同，宗白華沿著西方形而上的理路闡釋中國藝術精神，從《易經》“陰陽相蕩”的宇宙觀出發闡釋中國藝術意境有的時空結構，認為音樂化、節奏化的時空觀是形成中國藝術意境的最深的根源。因此，中國藝術意境

是“物我交融”的主體間性結構。徐復觀更重視從藝術和審美活動背后的人性層面闡釋中國藝術精神，秉承宋明心性理學的學統，認為孔子和莊子確立了人性“離形去知”和“祛蔽澄明”后“道德和藝術高度統一”的萬古標程，道德價值源自孔子的“禮樂之心”，純藝術價值源自莊子的“虛靜之心”，這一實現了現象學“懸隔”和“還原”后的“心”是一切傳統價值的本源。因此，“心”即創造“意境”、創生“第二自然”的主體，它不以藝術為最終目的，它以實現物我交融、主客渾然的身心安頓，以實現人真正的審美自由為目的。因此，“第二自然”的提出并不是“復觀之學”的懸擬虛設，而是以一種涵容力很強的主體間性結構，將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普世資源一并統一到“美學的旗幟”之下，為傳統的靈根再植確立“棲身之所”，為五千年的民族靈魂再造“立命之源”。

三、“第二自然”為傳統美學實現現代轉換敞開了一道門徑

中國藝術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現代美學由主體性向主體間性發展的重要創新資源。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自18世紀中期由鮑姆伽通草創以來的一百多年間，始終保持著啟蒙運動時期理性主義的理論品格。盡管近代美學分化成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個派別，但在主客二分的對象性思維方式上則是一致的。康德試圖在美學領域調和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的分裂，但啟蒙主義的理性優先思想使他把美學作為溝通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橋梁，使美學始終甸旬在哲學的腳下。直到19世紀后期，隨著里普斯移情論美學的出現，到叔本華和尼采唯意志論美學的形成，使美學的理性主義品格開始發生向非理性主義的轉向。自啟蒙運動高揚人的主體性到進人20世紀以來，主體性的內涵也逐漸由理性讓位給了非理性，但主體性哲學所反映的西方對象性思維方式卻始終制約著對美學基本問題的解決。因此，自康德以來，近現代美學的發展始終面臨著兩個難題:一是怎樣在美學領域解決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問題?二是怎樣通過審美活動解決人與世界的統一問題?為擺脫主體性美學的困境，當代西方美學對主客關系采取擱置的態度，而將興趣轉移到審美活動中主體與主體間關系上來。然而，西方美學的基本問題依然從屬于哲學，在主體間性思維框架下美學的獨立問題是什么?這影響著美學學科的發展方向。

第4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徐復觀在對王國維“境界說”的品評中，曾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學概念。本文試圖對“第二自然”的提出作概要的理論溯源，并進一步探討這一概念的確立對實現中國傳統美學現代轉換的當代學術意義。

徐復觀(1903-1982)作為以治思想史見長的現代新儒家，其美學思想以中國思想史為主線，取精用宏，頗具創見。“第二自然”是徐復觀在品評王國維《人間詞話》“境界說”時所提出的一個原創概念，它突破了王國維在傳統詩學中確立的以“境界說”為核心的才子氣審美標準，秉承傳統美學注重人倫教化的衣缽，用“境界”所標志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到達點豐富和深化了“境界說”的內涵，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學概念，為傳統美學的現代性轉換敞開了一道門徑。要充分理解徐復觀提升“境界說”(簡稱“復觀之學”)的當代學術意義，必須結合“境界說”的學術發展理路去分析，沿著徐復觀探求傳統的現代轉換之路去理解，按照“復觀之學”的整體思想邏輯去把握。本文意旨就是在充分吸收“復觀之學”思想資源的基礎上，為傳統美學的現代轉化尋找一條可能的路徑。

一、境界、意象、意境:“第二自然”概念的源流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開宗明義地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徐復觀看來，王國維雖然“以他所提出的境界說，把文學批評的效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自始至終也沒有把“境界”概念理清楚。徐復觀依照《人間詞話》文本，對“境界說”作了考據與概念上的廓清。徐復觀認為，“王氏的所謂‘境界’，是與‘境’不分，而‘境’又是與‘景’通用的。因為從辭源學上講，“惟自唐代起，多數用法，境可以同于景，但境界并不同于景。在道德、文學、藝術中用‘境界’一詞時，首先指的是由人格修養而來的精神所達到的層次。所以文學藝術中的境界，乃主客合一的產物。 “境界”是物與我的統一，要通過人格修養達到高層次的境界，藝術家對自然與人生須人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當然，王國維在部分篇章中也觸及到了境界的本意。譬如，他講:“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里，王國維雖然講了三種境界，卻都已突破了詩論的范疇，已經是關照人生的美學話語了。因此，徐復觀體會到:“王氏此處所用的‘三種之境界’，與唐以來的傳統用法相合，指的是精神境界，但這既不可謂之‘景物’，也不可謂之‘喜怒哀樂’。王國維己經把“境界”提升到審美人生態度的層次。王國維“境界說”的這一概念的歧出才是他提煉傳統美學思想的精華所在。

繼王國維之后，朱光潛把超利害的審美人生態度與傳統美學中的“意象”概念結合起來，進一步發展了“境界說”。首先，他認為美感世界純粹是超越現實利害而獨立的意象世界。“一個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覺中成為一個獨立自足的意象，那就還沒有完整的形象，就還不成為詩的境界。一首詩如果不能令人當作一個獨立自足的意象看，那還有蕪雜湊塞或空虛的毛病，不能算是好詩。可見，境界的形成有賴于意象的創造。其次，他認為藝術活動都是心靈自由的創造活動，而創造的本質是超越現實而進人人生理想的境界，這是對王國維“三種境界說”的再闡釋。再次，境界是情景相生，是情感與意象的統一，是有情有性的生命主體進行意象創造的結果。

朱光潛援引傳統詩學中的“意象”概念，沿著中西融通的理路豐富和發展了王國維的“境界說”，但并沒有跳出“境界說”。從本質上看，“境界說”仍然是傳統詩學的“意象”層次，只是在王國維、朱光潛那里找到了現代美學學術的表述方式，但尚未達到傳統詩學中的“意境”層次。葉朗在《中國美學史大綱》中指出:“意境說”并非由王國維首先提出，而且王氏之說，實際上相當于“意象”這個范疇;“意境說”早在唐朝就已提出，并且劉禹錫對“意境”這個范疇已經作了最明確最基本的規定，即“境生于象外”。葉朗認為，“意境說”的美學本質就是表現作為宇宙的本體和生命的道和氣。但是，王國維、朱光潛都將“境界說”提升到審美人生態度的層次，為由重審美經驗的“境界說”向重審美本體的“意境說”推進開辟了新的學思路向。

與朱光潛合稱為“美學雙峰”的宗白華把“意境”確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本體。有學者認為，宗白華的美學貢獻集中表現在對中國藝術精神的兩大發現:一是發現了中國傳統藝術美的兩大類型，即“錯彩鏤金”的美和“初發芙蓉”的美，而后者正是中國古典藝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境之美;二是沿著中西貫通的理路重新發現了中國傳統藝術中的時空意識，由此對中國藝術意境作了精湛絕倫的闡發。通過上述兩大發現，宗白華為把握中國藝術精神提供了直達本體的直觀路徑—審美意境。正如宗白華所言:“我們的詩和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不是像那代表希臘空間感覺的有輪廓的立體雕像，不是像那表現埃及空間感的墓中的直線雨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歐洲精神的倫勃朗的油畫中渺茫無際追尋無著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節奏化的音樂化了的中國人的宇宙感。宗白華所發現的中國藝術精神中的時空意識正是區分意象與意境概念的關鍵，意象是對象性的，意境則是本體性的，是中國人對宇宙的形而上的本質直觀。意境概念的清晰確立，擴大了美學包容傳統文化的能力，剩下的問題就成為在意象本體中的審美主體是如何可能的了。

二、“第二自然”: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間性結構

在對中國藝術精神的把握上，徐復觀與宗白華幾乎如出一轍，他們都從道家思想出發，直達中國藝術精神的本體形態。但兩人學思背景的差異也決定了其學術成果各有側重。徐復觀是在“心的文化”的語境下研究中國藝術精神的第一人，在中國百年美學史上第一部以中國藝術精神為主題的專著《中國藝術精神》中，他認為孔子的禮樂之心和莊子的虛靜之心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這一“心”的主體是中國一切道德和藝術價值的真正源泉。“心”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決定了它在審美關照和審美創造時的本體形態—即建立在“意象”基礎上的“意境”，或建立在“境界”基礎上的“第二自然”。

“第二自然”的形成是主客合一、心物合一、心物往來相照的過程，如徐復觀所說:“心先人于境，境亦同時人于心，因而得心境合一(‘神會與物’)，此時所寫者乃心中的境，亦如畫家所畫者乃胸中的丘壑。“詩人在上述歷程中所把握到的景(境)，是何狀態呢?我以為唐司空圖《與極浦書》中下面的話，是形容此一狀態的。 “戴容州(叔倫)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

按照徐復觀的學思邏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呈現的審美主體(心)融人審美對象(意象)的審美本體(意境)形態，是心、意象、意境三者共同參與創造的主體間性結構—“第二自然”。徐復觀沒有直接談“意象”和“意境”，他在批判吸收王國維“境界說”的基礎上直達“第二自然”的概念。從本體角度講，“意境”等同于“第二自然”;但從主體間性角度講，“第二自然”比“意境”涵蓋傳統思想資源的面更寬更廣，更有利于傳統美學的現代轉換。

在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中，并無明確的主體性思想。主體性是隨著中國現代美學的誕生而引入思想界的。可以說，中國現代美學基本上是一種主體性美學，雖然在歷史上發揮過思想啟蒙的作用，但由于長期跳不出主客對立的對象性思維范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審美的基本問題，也造成了美學與藝術實踐和審美實踐的嚴重脫節。實際上，中國藝術精神中包含著主體間性特征十分鮮明的審美思想，大量有現代價值的審美范疇都是與五千年中國人的審美實踐緊密相聯的，包含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追求、人生態度、社會理想和終極關懷。徐復觀從其頗具主體間性特征的“形而中學”的文化哲思出發，以其獨具慧眼的中國人性論為基準，將“心”、“境界”(“意象”和“意境”)范疇融貫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主客圓融合一的“第二自然”的美學概念，是從中國藝術精神中挖掘主體間性思想資源的具有開創意義的嘗試。

實際上，在中國現代美學史上，徐復觀和宗白華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探索到了中國藝術精神的主體間性結構。只是他們的哲思出發點不同，宗白華沿著西方形而上的理路闡釋中國藝術精神，從《易經》“陰陽相蕩”的宇宙觀出發闡釋中國藝術意境有的時空結構，認為音樂化、節奏化的時空觀是形成中國藝術意境的最深的根源。因此，中國藝術意境

是“物我交融”的主體間性結構。徐復觀更重視從藝術和審美活動背后的人性層面闡釋中國藝術精神，秉承宋明心性理學的學統，認為孔子和莊子確立了人性“離形去知”和“祛蔽澄明”后“道德和藝術高度統一”的萬古標程，道德價值源自孔子的“禮樂之心”，純藝術價值源自莊子的“虛靜之心”，這一實現了現象學“懸隔”和“還原”后的“心”是一切傳統價值的本源。因此，“心”即創造“意境”、創生“第二自然”的主體，它不以藝術為最終目的，它以實現物我交融、主客渾然的身心安頓，以實現人真正的審美自由為目的。因此，“第二自然”的提出并不是“復觀之學”的懸擬虛設，而是以一種涵容力很強的主體間性結構，將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普世資源一并統一到“美學的旗幟”之下，為傳統的靈根再植確立“棲身之所”，為五千年的民族靈魂再造“立命之源”。

三、“第二自然”為傳統美學實現現代轉換敞開了一道門徑

中國藝術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現代美學由主體性向主體間性發展的重要創新資源。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自18世紀中期由鮑姆伽通草創以來的一百多年間，始終保持著啟蒙運動時期理性主義的理論品格。盡管近代美學分化成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兩個派別，但在主客二分的對象性思維方式上則是一致的。康德試圖在美學領域調和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的分裂，但啟蒙主義的理性優先思想使他把美學作為溝通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橋梁，使美學始終甸旬在哲學的腳下。直到19世紀后期，隨著里普斯移情論美學的出現，到叔本華和尼采唯意志論美學的形成，使美學的理性主義品格開始發生向非理性主義的轉向。自啟蒙運動高揚人的主體性到進人20世紀以來，主體性的內涵也逐漸由理性讓位給了非理性，但主體性哲學所反映的西方對象性思維方式卻始終制約著對美學基本問題的解決。因此，自康德以來，近現代美學的發展始終面臨著兩個難題:一是怎樣在美學領域解決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問題?二是怎樣通過審美活動解決人與世界的統一問題?為擺脫主體性美學的困境，當代西方美學對主客關系采取擱置的態度，而將興趣轉移到審美活動中主體與主體間關系上來。然而，西方美學的基本問題依然從屬于哲學，在主體間性思維框架下美學的獨立問題是什么?這影響著美學學科的發展方向。

第5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關鍵詞：方向管理論 目標管理 管理系統 組織理念

中圖分類號：G 304 文獻標識碼：A

方向管理理論于1986年6月首次提出的，在管理新思想不斷涌現的今天，也應該算是一個具有較高學術及應用價值的創新的管理學理論。這一理論的很多結論因背離常識而顯得太離經叛道，與傳統企業戰略管理的基本出發點和理論體系有極大的差異，接受該理論必須有一個過程。方向管理理論遇“冷”是其科學發展、不斷完備的必然歷程。方向管理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將會伴隨著理論的研究及應用，不斷地延展。

一、方向管理理論概述

方向管理理論就理論分類而言，應歸于戰略管理領域，是研究未來的理論。但與國內外理論界認同的戰略管理理論相比，它又顯得很另類。譬如，當幾乎所有的戰略管理理論都將戰略方向與戰略目標混為一談時，這一理論卻著力研究了二者的非同步性和非一致性，研究對于一個特定的戰略規劃，其戰略方向的不變性與戰略目標的可變性之間的關系；再譬如，當幾乎所有的戰略管理理論都在為設定戰略目標、實現戰略目標而努力的時候，這一理論卻提出“戰略目標的達到與否并不是戰略管理成敗的最基本判據”“ 對系統運動方向正確與否的把握，較之如何趨近目標的控制手段以及對目標實現程度的追求更為重要”；再譬如，當很多管理學家都認為規范化是管理“有序”的基本體現時，這一理論卻提出“變化萬端”才是“有序”的本質特征，強調創新與戰略變革才是企業生命之源；再譬如，當如今管理學界很多人都在追求管理的模型化，熱衷于運用數學方法提出具有一般解釋力的命題時，這一理論卻認為戰略管理最核心的內容，主要應該體現在愿景層面甚至理想層面，而具象的愿景與抽象的理想的規劃，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做模型化處理。 戰略管理首先是一門藝術，其次才是方法。在筆者看來，不僅戰略管理，甚至包括一般管理行為的模型化研究，絕大部分是數學之花鋪就的美麗歧途，大部分是一些管理學家在書齋里的投機取巧、自娛自樂、中看不中用甚至不中用也不中看。這些幾近淪為雜志管理學、課堂管理學的“公理化”“精細化”管理理論，只能證明一些似是而非的邏輯推理，毫無思想性可言，對實際的管理幾乎沒有什么啟發性，更談不上應用性，成為管理理論中最典型的雞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方向管理理論的研究現狀

如果說，現有研究對方向管理理論的創立確有些許貢獻的話，大概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提出了方向管理的概念。眾所周知，目標管理的想法自古就有，在近代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可用性”思潮影響下，目標管理的方法更是得到了極大推崇。但總體看，目標管理作為一種管理理論還不夠系統，不夠嚴謹。自從被世人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在《管理的實踐》一書中完成目標管理理論的構思以來，管理學界普遍認為，作為“目標管理”概念的科學界定及管理方法的完整設計已經基本完成。但非常遺憾，德魯克終究還是在研究“各個層次的管理者”如何“堅持不懈地將共同的目標作為他們努力的方向”時，把目標與方向混為一談了，沒有提出方向管理的問題。

以德魯克的能力與智慧，判斷有目標管理就應該有方向管理其實是不困難的，發現二者在聯系的基礎上有區別也是很容易的。應該說，當德魯克發現工作目標與愿景目標的區別時，他已經非常接近方向管理的核心內容了，當德魯克在《公司的概念》一書中提出企業應該培養“有管理能力”的、有“責任感”的工人和建立一個“自我管理的工廠社區”時，他已經非常接近“自組織管理”的設想了。而對操作層面的“工作目標”與愿景層面的“戰略規劃目標”區別的認識，以及ψ宰櫓管理思想精髓的理解，正是方向管理理論的兩大基礎。

我們冒昧揣測，德魯克作為研究態度嚴謹的大家，之所以沒有在目標管理研究的基礎上對方向管理做進一步的研究，不是因為不存在方向管理的問題，也不是因為方向管理的研究不重要，更不是因為方向管理的研究太淺薄、太容易以至于不屑于研究，恰恰相反，是因為方向管理的研究太困難。待到自然科學的發展為方向管理研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工具理論時，德魯克的精力和知識結構，已經決定了他不可能再進入到這一研究領域之中了。

從擬管理系統控制方式的視角看，戰略管理之外的當下所有管理理論及管理實踐，從嚴格意義上均可歸類于目標管理。目標管理方法應用之廣泛，可囊括至小到一個家庭的收支、一個企業的生產、銷售、產值、利潤等的目標控制，大到一個國家GDP、CPI、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等的目標控制。

正如《戰略層面不確定性管理的思考》一文中所講到的：在操作層面的具體工作中，“以不變工作目標為追求，以實現式管理為手段的管理模式，不管以何種形式在何時出現，都無法改變其作為一種技巧管理模式的特質。在管理過程中，一旦工作計劃目標確定之后，管理者更偏重的是如何提升、完善有助于擬管理系統趨近目標的控制手段”。相對于工作計劃目標實現的確定性，戰略規劃系統的非線性變化乃至長期行為的不可預測，決定了系統戰略目標實現的概率特征，決定了所有戰略目標管理其實都是一種“近似管理”，確定性戰略目標的預設是相當困難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建立在確定性基礎之上的傳統的管理理論，根本無法適用這種不確定性的系統演化過程的管理。

而方向管理理論，是一種對系統長期運行過程中從無序向有序的演化進行方向控制的理論，是一種基于目標變動而方向確定基礎上的管理理論。這一理論不僅不拘泥于戰略目標的確定性實現，甚至容許戰略目標在不確定狀態下的顛覆及重設。這種建立在全新管理理念之上的管理理論，對于不確定性的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二，找到了適用于方向管理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理論。在現研究之中，所找到的研究方向管理的方法，一言以蔽之，自組織管理的方法；所找到的工具理論，一言以蔽之，是包括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哈肯的協同學理論、托姆的突變理論和洛倫茲的混沌理論等在內的一組自組織理論。

就學科分類而言，耗散結構理論屬非平衡熱力學理論，協同學是以物理學為基礎的綜合性理論，突變論、混沌理論屬數學理論，但它們都具有橫斷學科的性質。在這四個理論中，耗散結構理論側重研究系統能否演化以及系統演化的方向，協同學側重研究系統演化的內在機制，突變論側重研究系統演化的方式，混沌理論側重研究系統演化的存在狀態。這四個理論構成了研究系統演化的一組完整理論。

三、方向管理理論的創新

方向管理理論說到底，恰恰就是一個以方向控制為目的、以自組織管理為手段的演化控制理論，是一個系統在預設方向的演化過程中如何把控才能不偏離方向的自組織管理理論，這四個理論自然就成為方向管理的工具理論的必然選擇。

倘若真能因僅僅提出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找到一個研究相關理論的工具，就算是創立了一個理論，對夢想成為理論創新者而言，那當然很好，難度也不算太大。但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遠遠不夠的，建立一個包含一組概念、邏輯自洽的理論的框架體系，才應該是衡量一個創新理論的基本前提條件，也是理論創新的題中應有之意。

黑格爾當年在為其龐大的哲學演繹系統設計邏輯起點時，曾對“起點”做出了三條主要規定：第一，它必須是最簡單的、沒有任何規定性和內容的最抽象的概念。第二，它又是最豐富的。正因為它毫無規定性，才內涵了以后發展的全部可能性。第三，該起點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的部分，它能把自身包含的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和豐富的內容不斷展開和外化，同時通過外化不斷地認識自己，回復到自身。

黑格爾關于構建哲學理論體系及設計研究起點的思考固然很深刻，但畢竟管理科學作為應用科學，與哲學的研究對象不同，理論體系構建的原則不同，簡單套用顯然是不合適的。戰略管理理論中不確定性管理的理念，相比較于經典管理理論、行為管理理論等，是一種更接近于“道”而非“器”的管理理念，換言之，戰略管理的思考方式，是一種更“哲學”的思考方式。

第6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關鍵詞：管理思想演變 真理性探討 理論創新 價值觀

管理實踐古已有之，但系統理論的形成并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卻不長。一般認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的古典管理理論標志著管理學的誕生。此后，管理學經過百年發展，已成為學派紛呈、主張林立的學科了。從其發展的歷史及內容來看，本人認為，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演變可劃分為四個階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學管理時代、社會人時代和現代管理時代。管理學科的發展，從本質意義上來說，是在科學理性、制度理性和道德理性三者之間尋求一種“最優解”。

一、西方管理理論百年發展軌跡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藝復興時期，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于20世紀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即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紀80年代，新發展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是反商業、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價值觀。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種著作中，沒有相應的專著或出版物。如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提供了關于管理和組織的遠見卓識：勞動力的專門化，部門職能，集權、分權和授權，配合與領導力等；我國古代典籍《孫子兵法》關于戰爭原則的論述至今仍吸引著大量的讀者，其中關于戰爭中的節制和謹慎、速度、靈活性和適應性、戰略的運用等思想是與現代企業的戰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然而，文藝復興為工業化革命以及后來對于理性的、正式的、系統的管理知識體系的需要創造了前提條件。亞當·斯密（Adan Smith，1727—1790）在他的《國富論》中創立了古典學派，并成為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奠基人。他提出：只有市場和競爭，才是經濟行為的調節因素。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將確保資源獲得最好的配置和得到最有效率的回報，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國家在經濟上的自身利益將給所有人帶來最大的繁榮。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第一個明確將管理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同土地、勞動、資本相并列。由此，人們開始考慮個人得失，但它必須適應某種理性的管理框架。在這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隨著文化的改變人們的管理思想也隨之改變而逐漸演變。

（二）科學管理時代

經過英國工業革命的洗禮，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產生了以美國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國的朱爾斯·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1841—1925）、德國的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1864—1920）等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古典管理理論較系統地探討了經濟管理問題。泰勒等人倡導的科學管理，主要探討了在工程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他們認為：當時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潛力是很大的。于是他們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制定出所謂標準的操作方法。用這種標準的操作方法對全體工人進行訓練，并據以制定較高的定額。這就是所謂工作定額原理。為了使工人完成較高的工作定額，除了使工人掌握標準操作方法以外，還必須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機器、材料以及作業環境加以標準化。這就是所謂標準化原理。為了鼓勵工人完成工作定額，他們提倡實行一種有差別的、刺激性的計件工資制度。泰勒等人認為，通過科學管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兩者都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并提出了“一等工人”的說法和“人崗匹配”的管理術語。泰勒對設置合理的績效標準和計件工資率激勵機制以及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的評論是：產量提高的真正潛力并不是“更辛苦地工作”，而是“更聰明地工作”，“科學管理的本質就是偉大的心理革命”，體現了他主張勞資雙方互利關系的哲學思想。此外，泰勒等人還對計劃職能和執行職能的劃分、職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組織結構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進行了探討。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1912年泰勒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對泰勒制和其他工場管理制聽證會上的證詞，也是研究科學管理的重要文獻。

法約爾的管理理論是以大企業的整體為研究對象的，而且他認為他的理論不僅適用于公私企業，也適用于軍政機關和宗教組織等。他的管理理論主要包含在1916年發表的《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一書中。他認為，管理不同于經營，只是經營的六種職能活動之一。經營的六種職能活動是：技術活動、商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活動、會計活動和管理活動。這六種職能活動，是企業組織中成員分擔，只不過由于職務高低和企業大小的不同而各有側重。至于管理活動，則又包含五種因素，即：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法約爾對管理的五種因素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并提出了十四條管理原則，即：分工、權限與責任、紀律、命令的統一性、指揮的統一性、個別利益服從于整體利益、報酬、集權、等級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員穩定、首創精神、集體精神。法約爾還特別強調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學會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韋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理論方面，他的貢獻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理論，這集中地表現在他的代表作《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理論》一書中。韋伯主張，為了實現一個組織的目標，要建立計劃、分工、職權等級、權利、義務、指揮管理體系或階層體系。組織中，任務分配、教育訓練、薪金、升遷制度等要通過明文規定形成一種“職業的”管理，管理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組織中規定的規則和紀律。這些規則和紀律是不受個人情感影響而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的。組織成員間的關系完全以理性準則為指導。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僅適用于組織內部，而且適用于組織與外界的關系。韋伯認為財富是評分機制，而非目標；他認為有錢的個人、國家是新教特點的代表，懶惰是壞的；勤奮工作才是要旨；專業化勞動分工是神圣的；過度消費是一種罪；應重視儲蓄。這種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確性、穩定性、紀律性和可靠性方面優于其他組織體系。

（三）社會人時代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們發現單純地強調管理的科學性、理性化不能保證管理的持續成功和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20世紀30年代，霍桑試驗證明生產率不僅僅是取決于管理的科學化，而主要取決于員工的積極性和態度，而員工的積極性和態度又取決于員工家庭和社會生活以及企業中人與人的關系。霍桑研究將人際關系運動推向前臺，并提出了社會人的主題。這也是泰勒和科學管理的后繼者們在組織中，以及管理者在如何應對新時代精神的工作中，發現了新的維度，由此也有了管理理論的一次重要轉變：一是對人而不是對生產的更多關注；二是告誡人們降低組織結構的僵化程度，以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求；三是只是將經濟激勵視為動機結構的一部分；四是更多地關注情感的非邏輯性，而不是效率的邏輯性。揭示了人際關系運動以及作為文化環境產物的幾個基本觀點：提倡社會的、人文的技能，而不是技術方面的技能；強調通過集體和社會團結來重建人們的歸屬感，以便克服精神的混亂；注重通過工會、參與式領導，將工廠中的正式組織和社會系統結合起來，使權力均等化；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管理思想為社會、組織、企業和全體社會人應對經濟蕭條（1929年經濟大蕭條）提供了重要的發展理念支撐。從此，人際關系學派提出了“社會人”的概念。與此相適應，產生了“以人為導向”的管理思想，這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確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后形成的行為科學中，則始終把人放在管理工作的重要乃至中心位置上，管理也因注入了人的感情而充滿了感性。

（四）現代管理時代

二戰后，隨著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企業外部競爭愈加激烈，對企業的戰略規劃和科學經營決策要求也隨之提高，這時行為科學理論對此已力不從心。于是“理性主義”從沉睡中醒來，迎來了綜合古典科學管理理論和行為科學理論的現代管理科學，強調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的有效結合、組織結構的創新與發展、管理問題解決范式；積極尋求對管理及其目的、職能和范圍的更好理解，改善組織績效和增強對人的理解，平衡個體和組織在尋求各自目標時的需要，把組合與經濟、技術、社會和政治的環境聯系在一起。管理學理論研究更具專業化：一是源于教學、研究和實踐所需對管理理論進行了綜合探索；二是對組織中的正式要求與組織人的非正式維度之間的和諧展開了探索；三是管理科學與信息系統研究、管理決策量變分析；四是跨文化與全球化管理問題探索；五是商業倫理、公司社會責任感和管理思想發展新思路研究；六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知識在生產中的地位發生了革命性變革，更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更強調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實現了知識經濟時代以能力特別是實踐、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本資本的價值，“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貫穿于理論創新和實踐過程之中。縱觀管理學的演變，現代管理思想的脈絡可簡單概括為：系統管理—科學管理—生產管理—運籌學研究—生產與運籌管理—計算機系統理論和管理信息系統；早期“人文主義”—社會福音派和工業心理學及社會學—人際關系和“社會人”—對霍桑試驗的再考察—自我實踐雙循環學習—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理論；對法約爾的重新發現—戈登和豪厄爾報告、皮爾森報告—管理者的角色及對管理者工作的研究—商業政策—公司理論、戰略管理—一般管理理論；韋伯和正式組織理論—作為社會及技術系統的組織—企業的行為理論—組織理論的大量出現—組織與環境及跨文化管理。

二、管理學理論的真理性問題

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美國社會科學家大量涌入商學院，這對管理思想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他們帶來了不同的研究視角，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理念，由此也引發了關于組織和管理理論的激烈爭議和評判。“已有的管理學理論并不是絕對的真理”的爭論成為新的理論研究熱點。本人認為，這一問題的討論既涉及到管理學的科學性，也關系到管理學的真理性或真理標準，對管理學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有關管理學理論研究忽略了管理學范式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是認為“弱科學性”是由管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決定的。由此回避了管理學真理性的本質討論，回答管理學的科學性問題，就應當承認管理學理論是客觀的相對真理。

首先，應當承認管理學真理性問題的提出，是與托馬斯·S.·庫恩的范式學說中的 “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直接相關的。所謂“范式”庫恩（1974年）作出的明確描述是：指特定的學科共同從事科學研究必須要遵循的公認的“模型”，研究者應遵從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標準等科學研究相關的所有東西。“不可通約性”是庫恩考察科學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嚴格、客觀的物理學中仍然有相互沖突的物理世界。庫恩的范式不可通約概念，對科學的“理性”和“客觀性”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它表示兩個范式之間找不到共同的基礎來理性地作出評判。不可通約性在管理學研究中可以包含三重意思：一是有關組織及其管理的科學標準不同，如什么是組織及其管理的問題，這一問題直接導致了管理學真理性問題；二是組織及其管理概念的變遷問題，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具有不同的含義問題；三是管理學研究者的世界觀的差異問題。這里，我將重點討論管理學真理性的本質問題，而這一問題涉及到管理學家們對組織及其管理中的多元化范式能否通約的看法。

第二，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約，其實意是“不可共量性”的意思，并不是說范式不可比較。因為過分地強調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約，可能導致人們在認識管理理論的思想方法上走極端的情況。范式的不可通約，可能導致范式的絕對不同，可能導致一種范式把另一種范式視為假想之敵的情況。這就可能否認不同的范式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特性，導致主觀臆斷和相對聯想。應當承認不同的管理學范式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互相補充、相得益彰。這是因為管理學發展是常規性與革命性、連續性和間斷性、繼承性和批判性的統一；管理學發展過程中各種范式雖有質的差別，但絕不是新范式對舊范式的替代，也絕不是新范式對舊范式的簡單否定，而是辯證的揚棄，既新范式是對舊范式的批判和繼承，新范式中包含著舊范式的客觀的、合理的、正確的內容。本人認為，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存在著合理發展的鏈條，它既可以對前后發展的不同的管理學范式進行比較，也可以對同一時期在同一領域內對立的管理學范式進行比較，從而揭示出管理科學不斷演化的事實。

第三，應當從新視角認識管理學的真理性。作為歷史科學的管理學范式中沒有“不可違背的”東西，也沒有“不可通約的”東西，一切都是可變的、可修正的、可拋棄的。鑒于管理學發展存在一時期同一領域內對立的管理學范式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合理演化的客觀事實，本人認為，不能用“弱科學性”來說明管理學真理的性質，而是應當承認管理學理論是客觀的相對真理。而不能用一套超歷史的理性標準來規定管理學，用簡單的理性圖式和理性標準來描述管理學發展史，這就是的社會歷史觀。

第四，在科學理論不斷出現的過程中，同一個事物會同時出現不止一個的學說，這些學說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為自然界中的每一個事物進程，都是由多種因素所控制和制約的，而因素是在不停的變化和轉移當中。我們找到了事物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系，這種聯系不斷重復出現，在一定條件下經常起作用，并且決定著事物必然向著某種趨向發展，這就是我們要得到的規律。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人們能夠通過實踐認識它，利用它。至于得到的規律是不是真理，就要看這個規律對事物整個過程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完整，在自然界中同類事務中是否有普遍的適用性。真理揭示的是對事物全面完整的、系統的、抽象的、符合事物發展過程的邏輯關系。理論系統都像一座金字塔，真理就是金字塔的頂點。形成這座金字塔所有的基石都是真理的各種觀點和看法。所以真理本身對人們的重要性，比不上人們追求真理過程的重要。管理學理論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帶來的促進和發展，已詮釋和驗證了人們追求真理的過程，而探求真理的過程，使人類的歷史放射出絢麗多彩的光芒。

三、管理學理論的貢獻與創新

管理思想史就是一部人類如何提高效率的歷史。從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系統研究開始，泰勒、卡爾·巴斯、甘特、哈林頓·埃莫森、亨利·法約爾、馬克斯·韋伯以及后來的行為科學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管理效率進行了研究，但無一例外都是圍繞著“數量”中心，即如何增加產品的產量。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顧客的需求特征從量化、規模化轉變為質化和個性化，他們對產品的質量、樣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使得過去賣方市場的那種“以量取勝”的企業戰略失去了實際意義，從而轉向尋求“以質取勝”的道路，“質優者勝”成為了市場經濟競爭中一條鐵律。各個企業開始實行全面質量管理，質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也往更高層次發展，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企業界，許多知名學者都提出了有關質量管理的觀念和理論，如戴明的“領導職責14條”和“PDCA循環”、朱蘭的“重要的少數”與“有用的多數”及“三步曲”（質量策劃、質量控制、質量改進）、費根鮑姆的“9M因素理論”、石川馨的“全公司性質量管理”、克勞斯比的《質量不花錢》和《完美無缺—不流淚的質量管理》等等。“質量管理是企業經營的生命線”的觀點逐漸成為企業和其他組織的核心理念。

從回顧中不難看出，雖然每種理論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論都是針對當時的具體環境，都是圍繞提高效率這一管理的核心問題而展開的。提高效率經歷了從以“量”為中心到以“質”為中心的轉變這是一種新的哲學思想的轉變。但無論是“量”還是“質”最終歸宿都是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業獲得持久的生命力。效率是管理永恒的研究中心。正如雷恩所說：“人們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過理解這些本性，就可以揭開迄今未探索過的心靈的秘密。”人性觀是管理理論的依據，也是構建管理理論的邏輯起點，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發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設與管理模式之間的必然聯系。沒有“經濟人”假設，泰勒就不會提出科學管理理論，以泰勒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強調人追求經濟利益的本性，是管理學與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趨于一致；之后，梅奧從“霍桑實驗”中認識到除了對經濟利益的需求外，人們對社會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經濟人假設，提出了社會人假設。沒有“社會人”假設，梅奧就不會提出人際關系理論；當代管理學派中對人性的假設紛繁復雜，馬斯洛基于社會中人的自尊與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實現人”，他認為人都是需要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才會感到最大的滿足。接著，麥格雷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Y理論；在當今社會，人們受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禮，人性變得非常復雜，沙因在綜合“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的基礎上，提出了“復雜人”，強調了社會中人的需要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因各種情況采取適當的多樣性模式管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人們除了利己等特征外，在做出經濟行為時，會有道德的自我約束，越來越考慮到或顧及到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通過對上述西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設定的演變過程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由“經濟人”、“社會人”到“自我實現人”、“復雜人”再到“道德人”，這條主線也反映了中國的古代哲理：以人為本，本理則固，本亂則國危。它將沿著人性假設的深入思考而不斷深化和完善。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管理學發展的趨勢也向著新方向快速邁進。一是研究對象不斷外延，不只是組織內部的事務，更加關注組織與全球的關系；二是使命不斷提升，不再是提高效率，首要任務將是精心培植核心競爭力；三是研究重點不斷聚焦，直接對準組織間的競合關系、文化融合、競合雙贏；四是管理內容不斷深化，由對人、事、物的管理轉變為對知識的管理；五是研究方法更加科學，突破定性分析，注重數學模型、經濟學和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應用。

四、管理思想的演變與文化價值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加之中國從官督商辦到全民下海，從國家壟斷到自由競爭，從中央計劃到市場主導，中國成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領跑者，使得人們的眼光重新從西方轉向東方，開始研究中國管理模式及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意義。許多學者研究后發現中國管理模式及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管理科學與文化的融合帶來了管理學革命性的變化。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威廉·大衛認為，對于這種源于中國式的管理，“我們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夠將它與我們自己的組織形式進行對比并了解我們的環境內還缺什么東西”。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洽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筑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順“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實、對策、節儉、法治。中國傳統思想的優點主要是：重視發揮人在管理中的能動作用，注意各種管理因素的協調平衡，善于從整體的、長遠的管理目標出發來決定各種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過程中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倡導群體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體的管理活動中產生了諸如系統工程思想、運籌學思想、信息思想、綜合管理思想等實際應用的光輝范例。管理學理論植根于行為科學，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經濟學，最早探索東方管理思想的學者復旦大學水教授認為，管理思想在三個方面表現出從中方到西方、再從西方到中方的回歸：其一是大家所公認的人在管理過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對管理發展的作用，其三東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他認為，其具體表現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 權益制衡的“三為”管理思想的回歸。

然而，當代西方管理興起的“人本主義”思潮、現代管理思想中科學管理與人文管理出現路線分歧以及中國及東亞國家新經濟所引起的對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討論都不意味著傳統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學的管理，科學管理理論與新的時展現實相結合賦予了新的生命力，科學管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將會變得更合理。事實上，正是由于管理的成功，管理正迅速地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資源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需要。正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從作為人們的專門的研究對象，社會的經濟機構，管理與管理者正成為發達社會中普遍的、獨特的、本質的器官”。科學與人文的界限并非絕對的，人類的進程與一切事物的進程一樣，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合理的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應該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從外部看，管理思想在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價值觀以及環境挑戰和國際挑戰影響下，不斷實踐和發展。同時，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匯合和互補，也將會形成一種全新的科學的管理體系，并成為當今管理科學發展中的一個“熱點”，為管理學的不斷創新插上騰飛的翅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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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珉.《論管理學的真理性》[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8（4）

[3]韓學亮，初冰，王宵.《基于觀念范式的管理學與經濟學同源性研究》[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1（1）

第7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關鍵詞：物流學學科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經濟

1引言

物流學是一門綜合學科，物流產業是一個新興聚合型產業，它的理論與實踐必然在中國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被稱為"第三利潤源"的現代物流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正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競爭的國際化、需求的多樣化、市場的一體化使現代物流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高級階段。許多專家指出，現代經濟的發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物流的水平。物流實踐的發展，需要對物流學理論更深入、更規范的研究，需要更多的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新型物流人才，這就迫切需要建立和不斷完善物流學學科體系，以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適應我國物流發展的要求、適應物流學理論研究和物流人才培養的要求。本文提出關于對物流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兩種設計方法，望引起各界同仁們的爭鳴和共同探討。

2.構建物流學學科體系的必要性

從二十世紀初，美國人提出物流這一概念開始，就有許多爭論，并逐步深化與發展，到目前為止，各國對物流的定義也不完全一致，但大同小異。物流業已成為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個重要產業，已是既成的事實，物流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已無可質疑。物流作為一門科學，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各國研究的成果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是，物流尚未作為一個學科屹立于眾多成熟的學科之林，這個學科就是“物流學”。直至目前，物流學還是一個沒有進行充分研究的新學科，建立和不斷完善這樣一個學科是否有必要？是否可能？這個學科下面又應該包含哪些子學科、其學科體系究竟如何？這是長期致力于物流實踐、物流理論研究、物流教育和培訓的專家們共同關心的問題。

2.1物流實踐的發展急需明確物流學學科體系

目前，物流學學科體系的不明確和物流學理論研究上的滯后已嚴重影響了中國物流實踐的發展。物流實踐活動對商品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日益明顯，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然而，指導理論和實踐研究的物流學學科體系至今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致使物流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真正研究清楚，物流學學科的本質還沒有被全面揭示出來，進而直接導致了人們對物流認識的偏差。

2.2新興的物流學呼喚建立自己的學科體系

物流學理論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物流概念、物流技術和物流模式，產生了許多傳統學科無法解釋的問題，帶來了傳統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這就必然要求建立起物流學學科。通過理論研究，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物流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是由管理學、經濟學、工學和理學等相互交叉形成的新興學科；物流學學科有著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研究內容；作為一個學科，物流學有著自己的學科體系。從物流學理論研究出發產生的建立物流學學科體系的需求，是學科發展的必然。

2.3物流教育的發展迫切需要學科體系的支撐

為適應物流理論和實踐研究的深入，社會和經濟發展各對層次物流人才需求的急速增長，目前我國物流教育正在快速發展（見下表），從2001年僅有一所高校招收物流專業，到2003年9月已有47所高校在辦物流專業。但是，我們的同仁中仍在對有關物流的學科專業的內涵進行著討論。例如，對物流工程，有的定義為“從系統工程角度研究物流，稱為物流系統工程，簡稱為物流工程”，有的定義為“物流工程是從工程角度研究物流系統的設計與實現”，有的定義為“物流工程是指在物流管理中，從物流系統整體出發，把物流和信息融為一體看作一個系統，把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過程看作是一個整體，運用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物流系統規劃、管理和控制，選擇最低的物流費用、高的物流效率、好的顧客服務，達到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和企業經濟效益的綜合組織管理活動過程。”這樣，就從方法論、工學、管理學三個角度對同一概念產生了三種定義。物流教育的發展迫切需要學科體系的支撐，試想，在這種內涵混亂的情況下，必然產生專業培養目標不明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由于物流學學科體系的不明確產生的。

2.4物流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對今后學科的調整和完善會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目前我國的物流學學科體系正在建立過程中。由于受管理體制條塊分割、分業管理等問題的影響，我國物流業呈現一個分散的狀況，再加上傳統教育模式的影響，物流教育條塊分割的狀況也未得到徹底的改變。因此，各學科專業的研究領域、研究目標、研究的重點不明確。新設的物流工程和物流管理等專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原來某一物流相關學科的轉型，使物流學學科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對物流學學科體系進行構建，以期對今后物流學學科體系的調整和不斷完善起到指導作用。

3.物流學學科體系構建的設計方法

學科是指學術的分類，是指一定的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學科發展歷史表明，一個學科的成熟將要引發這個學科與相關學科的集成。對于在一定層次和高度已經認識清楚的事物，人們將會在更高的層次上來認識。物流學學科的發展也是這樣的。以前人們所認識的重點是物流各要素所組成的這些學科。目前我們認識到，這些學科必需進行集成才能達到更大規模的優化，而這個更大規模的范圍就是物流學學科的研究范圍。

研究物流的目的是要有效地管理控制物流的全過程，在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下，使其消耗的總費用最小，因此，經濟指標是衡量物流系統的基本尺度。研究物流學必然涉及經濟學的有關內容，特別是近代興起的技術經濟學和數量經濟學都和物流研究有密切關系。在對作為物流要素的對象物的研究中，以及對對象物產生時間維和空間維物理性變化的方法、手段的研究中，又涉及到工程技術科學的許多領域。在運輸技術、倉儲技術、搬運和包裝技術中融合了機械、電器自動化等學科的成果。對物流系統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必須以數學特別是應用數學、運籌學等為基礎，也要以電子計算機作為手段來實現分析和控制的目的，這些都是物流學的研究范疇。綜上所述，物流學可以說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或是管理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

鑒于此，我們對物流學學科體系的構建提出以下兩種設計方法，供大家討論和完善。

物流學學科體系構建的第二種設計方法：

在管理學學科門類下的管理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中設立一個二級學科——物流管理工程，該二級學科下可設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等多個研究方向。將物流經濟作為經濟學學科門類中應用經濟學下產業經濟學二級學科的一個研究方向。這種設計方法可鼓勵多學科共同研究物流問題。物流學學科體系構建的這種意見見表2。

在上面兩種設計方法中，物流學學科體系的基本構成都是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經濟三個子學科，有必要對這三個子學科作一分析。

3.1物流管理

美國物流管理協會對物流的定義為：“高效、低成本地將原材料、在制品、產成品等由始發地向消費地進行儲存和流動，并對與之相關的信息流進行規劃、實施和控制，以滿足用戶需求的過程。”西方物流（logistics）理論強調物流學科研究的重點就是對物流系統的管理。在我國，物流管理學科應該作為國內物流學的重點子學科進行研究。

物流活動是由物流組織來完成的，而“管理是一切組織的根本”。企業的物流系統規劃與設計、物流業務的具體運作、物流過程的控制、物流效益的考核與評估等都是管理，需要管理理論的指導。物流與許多的管理學專業有關，如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市場營銷、財務管理等，但物流管理學科有著自己的研究范圍。

(1)物流管理學科的研究對象

物流管理學科的研究對象可以概括為：同現代生產經營、科技、經濟、社會等發展相適應的物流管理理論、管理方法和工具。

(2)物流管理學科的內涵

物流管理研究的對象是物流系統,它是由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物質資料(物品)的運動構成。物流管理研究的核心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物品實體運動的客觀規律,它包括物品運動的時間及時性、路徑合理性、速度的經濟性以及物品運動過程中的停滯和相關形質變化的必要性等。物流管理學科是研究以經濟效益為目標,運用現代管理的理論、方法和手段來分析處理物流活動,設計建立物流系統,以及對物流問題進行決策的科學。因此,物流管理學科必須以經濟學、管理學、運籌學為基礎，以網絡化的電子信息技術為支撐。

第8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關鍵詞：管理學 中國管理學 西方管理學 方法論

1.當前中國管理學研究的趨向

當前中國管理研究的趨向，是以中國管理思想為核心，探求其現代價值。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則、宗旨以及對這些素材做出當下的解讀，并比照西方管理思想，探討其異同或優劣。其著力點在挖掘思想、解釋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個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體系。

東方管理學創始人水構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的三大理念，并把它作為東方管理學的理論精髓，形成治國、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體系和包括人道、人性、人緣、人謀和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論，其終極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和貴”、“中和”與“和合”。

胡祖光采用文獻梳理的人文研究方法，在《東方管理學及其在管理理論連續譜中的地位》中，將管理世界的對象分為人、物、組織三個元素，將管理理論分為以人為中心的管理、以物為中心的管理和以組織為中心的管理；并以此為依據對孔茨的“管理理論叢林”進行了新的解讀；將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法約爾的組織理論、梅奧的行為科學理論、馬斯洛的人類動機理論等一一與之對應。按照人文研究的思路，胡祖光分析了中國管理學的思想，將中國管理學分為“納言”、“用人”、“治法”、“處事”、“教化”五個部分。

2.當前中國管理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2.1西方管理學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本土化研究評析

基于管理學的社會人文性質，西方管理學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不可回避。而迄今現有的管理學理論著作絕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社會和西方企業市場為對象的產物。這些全盤西化的管理學研究最大問題是，缺乏對中國本土化管理的研究和解讀，甚至完全以西方管理代替中國本土化管理。并且，在管理實戰中隱藏著經濟人、機械人的簡單假設，即依賴收入決定行為、刺激輸入決定績效輸出的單一因果關系，管理學是理性的實證科學，其實際應用與文化背景完全無關，西方理論和工具可以完全照搬運用。

2.2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與西方管理學理論方法的現代結合研究評析

為數不多的中國式管理學派學者，在沒有搞清楚中國傳統文化源流以及體用關系之前，就盲目地把西方系統科學的數理方法和管理概念與中國古代的系統哲學作機械性粘貼。因此，目前國內大多數中西結合式創新管理理論實際上是對中國幾千年博大精深學問的粗淺，它既不能如實再現中國古代圣賢的管理智慧，也無法與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現代系統科學和管理理論相接駁， 因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3.管理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在管理學方法論上歷來存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野。科學主義認為管理學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學的一套方法，將管理現實類比于客觀自然的因果定律；人文主義則主張對管理對象進行深入理解，不輕易做出超出情景的定律。孔茨所謂“管理理論的叢林”正反映了這種方法論上的區別。

中國管理學與西方管理學的差異性和著重點在管理活動中的社會屬性，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決定了二者在社會屬性方面的差異。對社會屬性進行研究，不必一定采用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實證主義的思想一直在社會科學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實證主義認為現實世界是客觀的，由于客觀規律和事實的存在，使我們對研究對象可以進行科學的測量，以此來解釋、預測變量間的因果關系。近代社會科學正是在實證方法論的指引下，才脫離了哲學和人文科學的限制，開拓了一片全新的土壤。

對于管理現象而言，管理思想和文化并不只存在于書本之上、典籍之中，這種思想和文化已經深深滲透進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實踐中。人不再生活在物質宇宙中，人生活在一個符號的宇宙之內。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部分。它們是不同的絲線，編制了一幅符號之網，人類經驗糾結之網。人類在思想和經驗方面的一切進步，改良和加強了這個網。而管理思想和文化作為“客觀之網”是可以用實證主義方法加以研究的，離開當代豐富的管理實踐和成熟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中國管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4.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全球意義

到目前為止，中國管理學仍然處于不穩定、不成熟的提出階段，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與管理科學不相容。大樹比喻所提供的框架，可使二者在認識上從不相容走向互相促進。人本主義研究范式的提出，不僅有利于整合中國管理學的認識框架，從而為中國管理學的構建提供啟發；而且有利于在更加全面和更為深遠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中， 重新審視中國管理學的全球意義。

在泰羅發起科學管理運動之前的漫長時期，西方世界中的管理學研究，其研究對象主要是管理實踐中的藝術和哲學元素，主要采用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哲學與準哲學研究方法。泰羅的科學管理的意義在于使管理學研究開始將研究對象集中于管理實踐中的科學元素，并開創性地引入了理性主義加實證科學的研究規范，逐漸形成了科學主義范式。接下來100 多年的西方管理學主流研究，在遵循和完善這一范式的同時也徹底放棄了哲學研究方法。雖然管理實踐呼喚管理學界對哲學元素和藝術元素展開研究，并期望將其與對科學元素的研究合為一體，但是科學主義范式所固有的內在局限，使得哲學元素被長期排斥在管理學研究的認識視域之外，藝術元素也只是作為科學元素的附屬品而零散地出現在管理學研究的對象范圍中，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管理實踐的現實需要，也吸引了一些西方管理學者，如德魯克和圣吉從人本主義的視角出發，用管理活動中的社會、文化內涵，揭示管理實踐中的哲學元素和藝術元素。然而，他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學主義范式的認識局限，甚至有所突破，但是卻并沒有達成科學研究方法與哲學研究方法的綜合，沒有實現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和實證科學的結合。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學者沒有建立包含科學、藝術和哲學這3種元素在內的統一的管理學認識框架，也就沒有在此基礎上提出管理學研究的人本主義范式。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其中都包含獨特的傳統管理文化。管理科學與各國傳統管理文化的接觸，似乎也可以產生諸如“印度管理學”、“日本管理學”和“韓國管理學”等不同的管理學體系。對一種傳統管理文化及其當代管理實踐進行的研究，如果限定在科學主義范式中，只能產生出國別或地域意義上的管理科學的不同分支或學派，必然同樣地回避人的主體性和完整性，摒棄管理實踐中的哲學元素和藝術元素，不能達成其傳統管理文化與管理科學的內在整合。中國管理學之所以有可能突破科學主義范式，避免成為一種僅僅是國別或地域意義上的“某國管理學”，是因為中國傳統管理文化具有獨特的管理內涵――中國傳統管理文化在哲學的層面上把握住了戰略這個管理的核心內涵。

參考文獻：

[1]羅紀寧.創建中國特色管理學的基本問題之管見[ J].管理學報， 2005， 2（ 1）.

第9篇：管理學理論概念范文

1.1學生臨床經驗缺乏本專科護生經歷高考的鍛煉，理論水平相對中專生較高，接受能力強，對于管理學理論學習在理解方面具有優勢，但是現階段源于我國的實際國情，還有很多學校的護理管理課程的開設只限于課堂理論教學，沒有到臨床中開展實習教學，因此要求學生準確地把握《護理管理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學以致用或者解決醫院護理管理中的一個個現實問題，對于沒有護理管理實踐經驗的學生來講的確有些困難，也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興趣大為降低。

1.2教學方法單一《護理管理學》中包括豐富的管理理論及原理，相對于有限的學時而言信息量非常大，因此教師教學的主要采用講授法，才能以較高的效率介紹更多的知識，但是這種以教師講、學生聽的“灌輸法”，令本來就比較枯燥的理論更加乏味，尤其是長期單調的教學方法也不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臨床護理工作的特點要求護理管理者必須具備多種能力，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語言表達能力。學生在這種被動的學習中，語言表達能力欠缺，懶于思考，學習主動性較差，對于課堂的參與性低，當面對一些案例討論，需要同學們發表自己的觀點時，很多同學采取回避的態度，即使發言時也表現得很不自信。

1.3教師授課師資不足《護理管理學》作為護理學和管理學的交叉學科，對授課教師的要求較高，教師不但需要精通護理學基本理論和知識，還要有豐富的臨床工作經驗，在此基礎上通過管理學的培訓和進修，才能勝任部分章節的授課。加上課程本身理論性強，學生的興趣難以激發，因此對授課教師的要求更高。但是目前部分院校該課程的授課教師整體師資還不足，有些院校還存在一門課程都由一位教師負責講完的現象，這些與課程本身的特點和要求還有較大差距。不僅如此，師資單一導致教學風格單一，管理學是一門不精確的學科，它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具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對學生而言，教師多樣性就是一種教學模式的改革。

1.4實驗教學資源匱乏學習《護理管理學》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能夠分析和解決臨床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但是目前部分院校教學完成全部停留在教室，缺乏臨床醫院環境支持，導致教學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增加了學生學習的難度。

2改進措施

2.1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轉變《護理管理學》課程價值在于將管理的方法用于護理實踐工作中，因此作為護理專業領域的從業者，上至教學領導，下至專業教師，首先應該轉換教育思想，按照交叉學科課程的教學規律去設計課程，應該將課程的教學目標定位于學生研究、分析和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的能力的培養，而不僅僅是大量知識的傳授。

2.2注重師資培養該課程屬于交叉學科，這就要求授課教師既懂得管理學，又熟知護理學，還要具備駕馭教學的能力，而客觀現實中這三者者兼具的人才往往也是護理專業教學中最缺乏的師資。我們可以從中青年教師中挑選具備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良好的臨床綜合能力與教學能力的教師來擔任主講教師，同時廣泛吸取不同背景的教師充實到教學隊伍中。過去很多院校主要由基礎護理教研室的教師承擔《護理管理學》教學，現在可以安排有一定臨床管理經驗的教師，長期從事醫院護理管理實踐的護理部主任、護士長參與教學，把工作中碰到的實際問題與理論相結合，生動形象地傳授給學生。特別是一些綜合性大學中人文資源可以得到很好地利用，例如聘請管理學院的教師負責該課程概論部分的講授，不僅對學生是一種優勢資源的應用，對護理專業教師也是一種良好的學習機會。

2.3嘗試多種教學方法在《護理管理學》的教學設計中遵循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思想，教師注重由“教”向“導”的轉變，積極發揮學生的“主角”作用，改進教學方法。例如在《護理管理學》教學中采用案例教學法，教師首先需要精心選擇案例并布置給學生，這樣學生有充足的時間做好前期準備工作，當開展課堂討論時教師必須從一個講演者、解惑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轉換為一個參與者、組織者和協調者的角色，學生則由一個被動的接受者的角色轉換為一個主動學習者的角色，這樣一來，學生的積極性才能被調動起來，主動參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