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債務危機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內債務危機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杠桿率不斷上升。根據專家測算，2015年中國總體的杠桿率為249%，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問題比較突出，債務率高達131%，且增速仍在上升。債務率不斷抬高有可能誘發四大風險。

當前政府大力倡導“去杠桿、去產能”，雖已初見成效，但部分行業仍存在較大的困難，且隨著調整力度的不斷加大，新的問題還在不斷涌現。準確認識當前中國債務問題的現狀和特點，才能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建議，從而順利化解債務問題，避免發生債務危機。

中國債務問題的四大特征

中國債務問題并非是一個短期性問題，而是和所有國家一樣經歷了長期的積累和演變過程。前的中國債務問題主要有四個特征。

第一，債務總量和風險可控。當前，中國的債務總量仍在不斷增加，但參考國際歷史經驗，中國仍不具備爆發債務危機的必要條件。從內外部債務構成來看，中國的債務構成中內債占主要部分，以外幣計價的外債總量占總債務量的比重約為5%。一般來說，外債對于一國債務問題帶來的約束風險性更高，歐債危機就是比較典型的案例之一。中國的債務結構尚處于相對安全的區間。不僅如此，中國強大的國內儲蓄也為國內債務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近年來的國內儲蓄總額一直呈現增長趨勢。因此，整體來看，中國的債務擴張有其自身原因和基礎，債務總量和風險仍可控。

第二，債務積累的增速較快。中國的債務總量與GDP之比由2007年的172%上升到2015年的249%，提升了近77個百分點，較之2000年更是翻了近一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危機后，國內債務杠桿率的增長速度顯著高于危機之前。其中，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增長都較為平緩，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是總杠桿率增速的主要推動力量，中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在全球范圍內處于前列。

第三，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中國有企業占比較高。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的快速積累主要是由國有企業推動的。在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中，超過半數來源于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主要債權人則是國有金融機構。由于中國金融市場存在金融抑制，國有金融體系在資本配置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資本配置效率。根據IMF的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產出只占全國總產出的22%左右，而國有企業債務卻占全部企業債務的55%。 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借貸主體，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支持地方國有企業發展中形成。

第四，債務主要集中在房地產、煤炭、鋼鐵等周期性行業。2012年至今，中國出現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和金融業等非生產性部門的現象，進而導致這些行業的杠桿率不斷攀升。其中，房地產行業的債務積累最值得關注。此外，鋼鐵和煤炭等傳統行業的杠桿率近些年也一直居于高位，這與這些傳統行業近些年出現的嚴重產能過剩現象密切相關，過剩表現出周期性、體制性和階段性的特點。隨著經濟逐漸走向成熟，產業結構面臨轉型升級，傳統產業需求減弱會使供需矛盾變得尖銳，導致產能過剩出現。

債務問題的四個風險點

雖然中國并沒有處于即將爆發債務危機的邊緣，但仍存在以下四個可能由債務問題引發的風險。

第一，資產價格下跌引發資產負債表衰退和銀行部門危機。中國房價已處于泡沫膨脹階段，房價上漲過快伴隨而來的是土地價格的攀升，進一步催化房價泡沫的膨脹。反過來，如果房價下降過快，非金融企業部門資產（主要是固定資產部分）縮水過快，企業的債務負擔就會相對加重，間接導致企業杠桿率增加。一旦企業部門為減少杠桿率而大幅縮減債務，中國就有可能面臨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風險。由于廠房、土地往往又作為企業從銀行獲取信貸的抵押品，房地產價格下降也意味著債務抵押品價格的縮水。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因此會面臨巨大的違約風險，從而可能引發銀行部門的危機。

第二，金融市場快速去杠桿可能導致流動性緊張。2015年以來，中國金融領域的杠桿率快速增長，主要原因在于實體經濟的疲軟致使大量資本進入到金融市場。大量資本在杠桿的驅動下，短時間內迅速推高了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資產價值，同時也加大了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一旦杠桿過高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動力不足，金融市場就會經歷被動去杠桿的過程。2016年底債券市場出現的動蕩就是最好的例證。金融市場去杠桿速度不宜過快過猛，否則易造成流動性緊張，進而波及銀行部門并加大信用風險。

第三，地方政府隱性負債、變相負債的暴露會損害市場對政府的信心。本輪債務規模上漲除了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上漲速度較快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風險點，那就是地方政府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借貸主體，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支持地方國有企業發展中形成。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和速度都有一定提升。與國外不同的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有一部分并不包含在政府的預算中，而是更多以“或有負債”的方式以及其他變相負債的方式存在，但卻背負了政府的剛性兌付承諾。一旦處理不好，地方政府連帶中央政府的信用會受到實質性損害，進而影響市場對政府和中國經濟的信心，同時催生各關聯部門爆發債務風險。

第四，所有制偏向導致杠桿率“越去越高”。從目前來看，去產能和去庫存的效果最顯著，而去杠桿相對于前兩者而言效果并不顯著。在現階段的去杠桿過程中，我們觀察到了比較明顯的所有制偏向問題。去杠桿的最終目的是減少債務風險，避免出現債務危機。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總行要求基層部門既要加快去杠桿，又要注意防風險。

一方面，去杠桿是一個總量目標，無論去誰的杠桿，只要債務規模有所下降就算完成。另一方面，來自政府部門的貸款有財政收入支持，來自國有企業的貸款有政府隱性擔保，來自大型企業的貸款有政府部門出于穩定考慮的兜底。兩相考慮，中小民營企業就成了去杠桿的主要戰場。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最具有活力的市場主體，是GDP增量部分的主要創造者。如果不對這種趨勢加以預防，在減少債務的同時衡量杠桿率的分母部分就會快速下降，最終的結果就是杠桿率在債務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反而“越去越高”。

應對債務問題的對策建議

從總體看來，中國的整體債務水平并沒有高到不可承受乃至引發債務危機的地步。如果對當前的債務形勢判斷有誤，過分擔憂債務水平而選擇大規模削減債務，如財政緊縮、減少政府支出以及要求企業降低杠桿率，反而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

穩定債務規模，警惕自我實現式的債務危機。睦史經驗看，在經濟衰退和危機時期，采取財政緊縮的政策往往導致災難性后果。社會總需求會在緊縮政策打擊下進一步下降，債務危機將持續惡化。對于企業來說，強制要求企業減少債務負擔、降低杠桿率，可能導致企業選擇壓降產出、變賣資產，經濟增速和資產價格隨之快速下降，進而墜入經濟衰退的深淵。去產能是必要且合理的，尤其是房地產等特定行業的去庫存壓力很大。但是，去杠桿方面要慎重考慮，建議先穩定住經濟發展，通過經濟增長拉動企業消化債務、降低杠桿，避免出現“自我實現式”的債務危機。

優化債務結構，提高債務可持續性。根據目前中國債務的結構特點可以得出結論，并非所有的部門債務都在持續上升，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兩個杠桿較高的部門，一是地方政府，二是非金融企業。對于地方政府負債過高的問題，已經推出了多項政策，來置換和化解存量債務。但鑒于存在金融機構參與熱情不高、政府承擔兜底風險等問題，真正降低地方政府負債率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從控制新增債務的角度考慮，政府可重點考慮使用PPP、BOT等模式代替現在通過融資平臺大包大攬的模式，引入社會資本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換言之，國家應當出臺更為詳細的指導意見和優惠政策，將重點放在約束地方政府行為上。

非金融企業是負債水平最高的部門，但降杠桿的任務應當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尤其是連年虧損、經營不善的僵尸企業。此類企業通常具有國資背景，有廠房、設備等固有資產作為抵押物，盈利能力卻非常堪憂。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政府應當加快推動對此類企業的并購、重組，降低其負債水平。

加強債務風險監控，有效管理市場預期。從長期看來，債券市場打破“剛兌”是大勢所趨，投資者自擔風險也是培育成熟市場的必然要求。但在這個過程中，監管部門的外部監控和風險預警尤為重要。

目前，監管部門對市場違規行為主要是事后監督，在市場準入和業務規范上的約束力稍顯不足。因此，監管部門要重點加強債務風險的監控，同時運用多種方式提高對市場的預期管理水平。監管部門應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通過嚴格機構和業務準入約束金融機構加杠桿的行為，加強對債市的技術手段監控，提高對發債主體的信息披露要求，提前預警和化解債市風險。

第2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公共債務危機；美國量化寬松；國債發行；管理政策；國債市場動蕩

中圖分類號：F81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20(C)-0382-01

2011年5月份，標普下調意大利國債信用評級至負面，在歐元區，希臘、比利時、西班牙等歐元區邊緣國家的信用評級屢次遭降，公共債務危機讓這些國家政府和投資者對償債前景更加恐慌和迷茫。歐元區國家公共危機集中爆發部分地反映了建立統一貨幣體制后，歐元區成員國失去獨立自主制定貨幣政策的自由權，又無有效的財政政策相輔的一個嚴重問題。2010年歐元區國家債務占GDP的比例高達92.4%，一些歐元區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等國的債務負擔率更分別達到142.8%，119%，85.8%，96.6%，這些國家靠本國經濟創造GDP已經難以滿足正常償債的需要，而由于國債信用評級遭降，發行新債償還舊債的難度也大大增加，由此而不得不承諾更高的收益率條件，這就使國家債務問題如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大，國家債務危機也越陷越深。與此同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利用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不斷實施量化寬松貨幣管理政策，大量購買本國國債，降低國債收益率，加速美元貶值，以刺激本國經濟恢復，并減少本國償債壓力。歐美之間的債務似乎進行著激烈的發行上的競爭。

面對此次席卷全世界的公共債務危機，各國紛紛采取適應本國經濟環境的國債政策。當然，有更多國家是相對美元主動加速貶值而被動作出的反應。公共債務危機雖未得到根本改善，但是眾多國家就各國債務顯露出來的問題已經達成共識，就是縮減赤字，降低債務負擔率。由此，國債的發行和管理成為各國政府要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

首先，國債的發行就面臨著巨大的困難。1月份，歐元區國家進入國債發行高峰期，高漲的違約風險和迫切的融資需求令歐洲債券市場壓力頗大。隨著市場融資難度的加大，葡萄牙和西班牙2011年被迫尋求國際援助的可能性上升，其信用評級也面臨再度降級的風險。葡萄牙當期發售5億歐元的6個月期國債，平均收益率達3.686%，較2010年9月同類國債2.045%的收益率上升近80%，較2009年的收益率0.592%更是大幅飆升，較德國可比國債收益率高出7倍多。這樣，發行成本的居高不下，甚至是一輪比一輪高導致債務國發行新債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難。美國的國債規模同樣在擴大，而且即將達到美國國會設定的14萬美元的債務上限，接近GDP的規模。出于對美國債務失控的擔憂，標普和穆迪兩大國際評級機構在1月13日時都警告稱，考慮到美國當前的嚴峻財政狀況，不排除會在未來某個時候下調給予其的最高評級。

管理方面，美國的國債管理政策在此次危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6月份，第二輪的量化寬松接近尾聲，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量化寬松政策的成功超出預期，”4月27日美聯儲主席他在宣布即將結束這一政策的記者會上說。由于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經濟持續低迷，伯南克領導下的美聯儲堅持量化寬松的貨幣管理政策，一方面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大量購買機構債券，房地產抵押債券，緊接著在QE2中決定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并不排除經濟復蘇不確定情況下開動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管理政策。美國政府通過國債的發行、回購、流通來表明其控制失業，刺激經濟的決心。2010年初美國經濟出現了復蘇的勢頭，經濟形勢已經好轉。雖然，就目前情況來看，由于公債危機迅速蔓延，伯南克的量化寬松政策在此間并沒有直到十分好的效果，但對于減弱本國初步顯露的通貨緊縮的壓力還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市場上，投資者對于美聯儲的信心仍顯不足，我們不能排除在2011年中期繼續實施新一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可能，因為美國經濟現狀仍不樂觀。當前，美國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增長仍有大幅放緩，經濟減速風險也在加劇。汽油價格從年初開始飆升，壓低了個人消費。而此次日本大地震又造成汽車零部件市場供應鏈混亂，也對美國經濟復蘇形成打擊。美國投資咨詢公司人士認為，零利率政策在2013年一季度之前不會解除。

第3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首先是國際資本為降低生產成本推動了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此次全球化以產業資本在全球范圍的廣泛投資為主要特征。一方面，發達國家主導的產業鏈全球整合變得極其普遍，它們通過生產模塊化，將低端行業和價值鏈低端環節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而本國保留研發、銷售網絡等高附加值環節；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利用危機之后的“援助”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對重要資源和重要產業實行收購和兼并，最大程度地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在國際資本的不斷滲透下，第三世界國家逐漸放棄進口替代型民族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型發展路徑，以原料供應、代工和貼牌等方式融入國際資本全球價值鏈，成為國際資本全球積累的依附性環節。70年代開始，墨西哥承接了來自美國的大量加工制造和生產組裝；整個80年代，拉美國家承接了美國大部分的生產轉移；而東南亞在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之后成為生產轉移的熱點區域，不但吸收了美國的資本轉移，同時因為日元升值而接收了日本的生產投資，建立了大批代工廠，相繼創造了“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的東亞經濟增長奇跡。隨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逐漸憑借其低廉的勞動力和環境成本、優惠的國家經濟政策以及較為先進的基礎設施而成為世界產品生產基地。在歐洲，蘇聯解體后，原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成為西歐國家產業轉移的承接區域。

資本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以最典型的美國為例，由于中低端的生產制造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美國內部出現明顯的生產空心化(或去工業化)，不論是制造業的從業人員還是制造業產值在社會生產中的比重都顯著下降，能夠提供勞動者穩定而豐裕收入的崗位減少。勞動者除了小部分轉向金融、醫療、法律、管理、咨詢等高收入服務業，大部分進入低收入服務業。80年代初作為美國社會穩定基礎的中間階層因此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并且總體而言，勞動者工資收入普遍停滯甚至出現下降。然而，在收入下降時，美國家庭并沒有節衣縮食，而是轉向日益發展的社會信用，通過借貸來支付同等甚至更高水平的消費。與收入停滯不相適應的是，80年代以來，社會消費顯著增長，成為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然，與擴大消費并行的是，美國私人債務史無前例地膨脹。

國內債務增長的同時，美國的國際信用也急劇增長。資本全球化為上世紀70年代初擺脫黃金價值約束的美元奠定了充當世界貨幣的經濟基礎。資本全球化越發展，世界各國經濟體的正常運行越是依賴于穩定的世界貨幣的供給：它們需要儲備美元來支付石油、礦產和進口設備的國際購買，需要對本國企業的國際支付提供即時的美元匯兌，需要通過貨幣吞吐來穩定本國匯率。所以，各國政府只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就必須持有足夠的美元，這客觀上支持了作為一國信用貨幣的美元充當了世界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美元便獲得了通過擴張其信用來支持美國資本的全球擴張和支付美國的消費增長的特權。30多年來，美國的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國內債務和國際債務均達到了驚人的規模。

危機爆發前30年，美國的信用膨脹支持了美國債務的發展，支持了美國政府的巨額軍費開支，支持了美國社會的超前消費，支持了華爾街金融集團的暴富，因而危機的到來不過是宣告前30年的債務開始進入清算程序。第一種債務清算是國家間債務的清算。因為美國世界霸權的現實性存在，對美國國際債務的清算轉化為對美元信用的質疑。一度作為美元信用支撐的美國國債發行艱難，國際上廣泛呼吁改變當前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制度，圍繞國際貨幣制度各國間展開政治博弈，甚至多個國家提出建立區域性貨幣來替代美元。而在歐洲，經歷了和美國相同的產業轉移、金融泛濫和消費擴張的發達國家，則因為歐元區的成立而失去獨立的印鈔權力，所以歐洲國家的國際債務清算就通過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國家必須為以前的財政濫用和信用擴張進行償付。第二種債務清算是國家內部私人債務的清算。大量金融機構在危機中因資不抵債而破產，而那些在金融繁榮甚至金融危機中賺得盆滿缽滿但又受法律保護的金融資本家和高管們，則由貧困階層發動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對社會兩極分化表示不滿的反政府游行來“清算”。這兩種清算過程仍在繼續，并將在今后一段時間經常發生。

中國自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逐步融人世界經濟以后，其發展也深受世界經濟結構和發展形勢的影響。過去30年，中國把社會生產的相當部分嫁接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中，以1994年貨幣大幅貶值和稅制改革為重要節點，中國發展起以地方政府為最積極的行動主體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東部省份，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競相引進跨國公司，與當時的國際資本全球生產布局對接，實行“原材料和零部件進口――進行低端生產制造和組裝――出口到歐美市場”這樣一種兩頭在外的開放模式。在經歷了拉美和東南亞承接美國及日歐產業轉移的短期繁榮之后，中國憑借勞動力、基礎設施、制度環境等優勢成為全球生產和組裝基地，形成了奇特的“美一中”經濟關系：一邊是商品進口和資本流人，一邊是商品出口和資本輸出；一邊是消費帶動下的經濟增長，一邊是固定資本投資帶動下的生產積累。而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都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被納入這一全球資本積累的長鏈條之中，如中東、非洲的國家提供能源和礦物，東南亞一些國家則充當著中國的衛星制造國。

隨著世界經濟陷入危機，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即將走到盡頭，被迫進入經濟轉型時期。中國勞動力優勢不再，工資上漲壓力巨大，已實行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使人口結構已不利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環境污染使環境治理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原因都使中國必須轉變其全球生產基地的經濟定位，而經濟危機之后國際市場收縮、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四起更是增加了經濟轉型的迫切性。從2008年以來，以中國擴大內需市場，“調結構、轉方式”，主動降低GDP增長速度，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實施創新型國家戰略等為標志，中國進入了轉型時期。

所謂轉型，就是改變過去的經濟增長方式，而發展起適應新形勢的經濟發展模式。第一，改變依賴國外市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發達國家實行高端技術和國內產業保護政策時，中國出口只能換回越來越多的紙幣，而并不能購買中國需要的高端技術和國外優質資產。所以中國經濟轉型，首先須建立立足內部需求的內生驅動型

經濟。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所提供的廣闊的內部市場為這一轉變提供了可能。中國占全球1／5的人口，其消費需求足以為中國的生產提供足夠的市場，這是諸如缺乏戰略縱深的日本，和雖然通過一體化開拓了準內部市場但政治上的不統一阻礙了這一優勢發揮的德國所不具備的條件。第二，在全球競爭中擺脫價值鏈低端鎖定的不利地位。長期的技術積累使中國有可能在既有的價值鏈條上向高端延伸，淘汰低端過剩產能，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減少對國外高端產品的依賴，并提升中國的經濟地位。中國十分廉價的高端科研和研發類勞動力成本依然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競爭的重要有利條件。并且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其優勢更在于，在大部分的技術領域，中國只需要低成本跟隨，打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壓縮其壟斷利潤空間，就可以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中。第三，脫離美國資本主導的資本全球化，而建立以社會生產為紐帶的經濟區域一體化。美國相對優勢下滑，自身經濟捉襟見肘，政黨政治已成為政治牽絆，世界霸權的維護成本已到了無力承受的階段，不得不進行有限收縮。這時，中國可依賴其社會生產對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經濟的帶動作用，建立以社會生產為紐帶、經濟互補為基礎的經濟區域聯合。雖然這一進程在美國的圍追堵截下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第4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全球的股票價格大幅度上升超過40％，新興市場甚至上升超過60％。油價從3月的低位翻了一番，銅價上升超過60％，推動因素只能是通脹和美元貶值的預期。最令人擔心的是美國長期公債利率的失控。事實上，美聯儲一直在跟長期公債利率較勁，但始終壓不下來。2008年11月初美國嘗試“量化寬松”超常規的貨幣政策。伯南克從金融機構大量購買毒資產，總量估計有8000億～10000億美元。所以流通中的貨幣沒有顯著增加，M2也只增加了一成。

隨后，美國優質房產按揭證券和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都出現了大幅下降，并帶動了美國30年期銀行按揭抵押貸款利率的顯著回落。但好景不長，截至3月17日，10年期美國國債的利率一度攀升到3.01％，比年初已經提高了80個基點。與其在壓縮房貸產品的利差上下功夫，不如直接降低國債利率(基準)，從而帶動整個債券市場的利率下調。

3月17日，美聯儲宣布未來半年內直接入市購買3000億美金的長期公債。貨幣當局直接買公債等于債務貨幣化(直接印鈔)，意味著半年后流通中的貨幣將增加30％，M2至少增加三成。6月8日美國30年國債利率上升至4.6％，比2008年12月18日收市價2，546％上If75％。

到5月7日止，美國國債余額是11.2萬億美金；美國政府估計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的財政赤字為1.26萬億美金；未來75年美國未作撥備的社會保障計劃負債已上升至51萬億美元。倘若計算在每年的預算案之內，納稅人每年要付出26萬億元美元；2009年5月14日奧巴馬也開始擔心“美國長期債務的負擔難以為繼”。事實上，現在的外部世界也自顧不暇。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開始失控，國債大量供應，利率急劇飚升。所謂第二波海嘯真的離我們遠去了嗎?對于天量賬單，三條路擺在美國人的面前：

一是找到新財富創造模式，用生產率加速去填充扔向世界的泛濫的美元。在短時間內，這種解決途徑并不樂觀。二是節衣縮食，壓縮財政福利性開支。世界希望美國“賣兒賣女賣資產”向剩余世界融資，而不是扔出花花綠綠的紙。但是美國人愿意這樣做嗎?第三條路就是零和博弈了，犧牲別人以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誰讓它擁有“無所不能”的美元霸權呢。可以肯定的是，市場急跌時，聯儲會再度出手，入市加大購買公債的規模，再次強行壓低長期公債利率。此時的伯南克猶如朝著風車隨時準備沖鋒的唐吉?柯德。

3000fL僅是開頭。由于美國的財政年度從9月開始，真正發債巨峰要在四季度到來(1.8萬億美金)。在此之前，如果聯儲不及時宣布大幅加碼買入規模，恐怕預期也會把國債利率重新推到天上去。

伯南克曾說過，一旦經濟好轉就停止買債。但市場誰還相信伯南克?理性預期開始顯靈，增加的貨幣將全部直接表現在價格上。對于信用貨幣的信任若集體崩潰，將導致ETF和貴金屬成為最后避險的天堂。

起初，期貨的價格受到影響，現貨和期貨的價格相差巨大一這激發實體經濟主體的恐慌，投機者套利的沖動將逐步抹平現貨與期貨的價差。實體經濟未動，價格卻被貨幣推高 這是比海嘯更慘的局面，聯儲會怎么辦?加息，美國經濟依然在惡化。任何提高利率的建議都將會打壓增長預期；不收，隨著價格上漲則銀行的龐大超儲就會蠢蠢欲動，貨幣乘數反彈，短時間內就可能是堰塞湖決口。通脹的實現至失控遲早要成為壓垮企業和經濟的最后稻草。

中國抗通脹的最大本錢就是高儲蓄。中國為反擊衰退已經耗費巨大的政府積蓄，幾乎占到國民收入的20％。若通脹來臨，常規上講，財力耗盡的中國短期內將無牌可出。即便有高儲蓄，中國也經不起這外來的一番折騰。這時候若美國加息，美國人反過來拿著美金就可以到剩余世界來“收尸”。當然，中國也并非就此坐以待斃。中國人應該思考非常規的應對方式：2萬億美債或不得不作為一個籌碼來對談。雖然中國拋美債會帶來損失，但是美國會更害怕。“恐怖的平衡”不只是意味著雙輸，也可能意味著雙贏，目的是將美國逼回到談判桌上。中國可以開出的條件是，美國必須推倒一切的投資壁壘，向中國人的美金開放，以“賣兒賣女賣資產”的方式向外部世界和中國融資，而不是用印鈔票的方式來向全球推卸責任。

第5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近期，國際市場做空中國概念股者引領一時，默默無聞的研究者與投資機構一舉成名，歐美股神紛紛折戟。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者如歐洲股神安東尼?波頓都晚節不保，其旗下富達中國特殊情況基金今年已縮水了15%，他在香港的兩項投資也錄得賬面損失。而股神巴菲特如果繼續持有比亞迪，恐怕利潤不會僅僅少七成，這位常勝將軍的鎧甲上終于有了黑斑點。

在做空得手之后，歐美研究機構準備再接再厲，但他們此時離開了中國的現實，陷入了臆想的境界。

盡管中國概念股的股價在止跌回升，但海外機構做空中國概念股的勢頭卻沒有減弱。繼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之后，7月18日，惠譽國際評級機構在一份評估35家中資企業的報告中表示，使用中國會計準則以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是這些企業的主要劣勢指標。惠譽認為這35家中資企業在公司治理方面面臨壓力。

目前，許多中國企業被發現在財務或公司管理方面很薄弱，投資者的負面情緒在短期內可能仍將持續。同時，高企的現金儲備和高估值可能掩蓋公司實際存在的財務問題，對家族企業和獨立董事任職超過5年的公司也有一定的風險。我們承認中國公司確實存在管理與財務上的問題，但因此指責中國的會計準則則是“指鹿為馬”。

國際市場唱空中國經濟的主要渠道是中國房地產與地方債，這兩個領域的確是中國經濟的軟肋，不過這兩根軟肋還沒有斷裂，也沒有刺中中國經濟的心臟。西方研究機構看到了誠信問題，卻將原因歸咎于可笑的中國會計準則與在上海上市。事實上，能夠真正遵循中國會計準則不做假賬的企業已經是十分難得。

中國經濟真的進入拐點了嗎？未必。國際資金想做空中國的銀行股不會成功，他們忘記了中國高達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正在市場上兌現的國有資產；但國際資金對中國概念股的狙擊卻十分精準，他們找到了一些急于求成的中國企業的造假命門。

中國正在迎來債務的隱性違約高發期。中國地方城司的企業債一旦向國內外市場徹底開放，獵殺行為將層出不窮。原因很簡單，從評級到定價充滿錯謬，這是在一個封閉的市場進行的一場不求對錯的自娛自樂游戲。

國內債務市場恐慌情緒蔓延，7月6日，多只城投債遭遇了恐慌性拋售。恐慌始自云南最大的地方平臺公司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試圖違約，為緩解債務危機進行資產重組的消息。

上海城投貸款從短期展為長期，是償債能力弱化的明確信號，可為佐證的還有審計署日前公布的報告，其中稱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用于高速公路建設的債務余額為11168億元。部分地區的高速公路處于建設期和運營初期，其收費收入不足以償還債款本息，主要依靠舉借新債償還，全國高速公路的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其他相關債務借新還舊率達54.64%。而2012年和2013年，分別有24%和17%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到期。

中國債券市場的風險不是債務主體缺乏償債能力，而是從未建立起正確的債券定價體系。中國的債券市場取決于資金多少與政府的負擔意愿，而不是經過市場考驗的信用評級機制。

以地方債而言，當市場充斥貨幣時，有中央財政背書的地方債以低利率拍出高價，地方無論貧富，都享受高信用評級，地方債因此成為扶貧債。在央行收緊銀根后，民間利率上升，此時無論什么地方的地方債都失去了吸引力。

企業債更是如此。在嚴格的審批之下，企業債成為保障房資金的重要來源，保障房的低盈利性被置之腦后而享受到地方投融資平臺的信用評級。投資者本來寄希望于無擔保企業債進軍市場，可以改變信用評級形同虛設的情況，但現實并不讓人樂觀，依靠企業債發行者的盈利模式，讓評級機構失去了客觀公正的立場。

有市場，卻沒有市場定價體系，當信用危機爆發時，市場唯一化解風險的辦法是凝凍、徹底失去流動性。隨著對債券違約的擔心加劇，出現前所未有的評級調降，這將對信貸市場構成進一步打擊。信用恐慌、地方債審計與資金緊張，已影響到市場交易。

有信用評級機構，有債券市場，有交易商，有規則，我們的市場從表面上看一切齊全，但實際上，定價靠貨幣，靠行政優惠，市場成為圈錢市，成為扶貧市，失去效率，規則成為擺設，獨董成為花瓶，這是中國資本與貨幣市場的真正風險。

第6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一、我國碳金融發展歷程

1998年5月中國政府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同年，成立了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2005年10月出臺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了國家發改委作為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活動的主管機構，同時在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下成立國家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審核理事會，審核我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而中國政府從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中征收的國家受益將注入到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用來支持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隨著我國逐步進入碳金融市場，政府、企業對碳減排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CDM項目取得了飛速發展。中國CDM每年碳減排量達到2.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世界的42%，而其價值則占了世界的63%。截至2010年12月，國家發改委已經批準了2800多個CDM項目，其中有100多個已經在CDM決策委員會通過。目前在我國CDM項目開發的領域，以小水電、風電、鋼鐵水泥企業廢熱利用、生物質能利用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項目為主，節能和提高能效的項目在近幾年也有了較大發展。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相繼成立環境交易所，目前三地環境交易所主要業務是二氧化硫排放權和排污權交易以及節能環保技術交易。

二、我國碳金融市場面臨的危機

目前我國碳金融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全球碳排放權的需求下降，國內碳金融市場萎縮。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既包含國內因素，也包含國外需求因素；既有當前碳金融體系本身存在的問題，還有人為因素。本文僅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對碳金融問題進行分析。

（一）國外需求因素碳金融市場的中心是通過以市場的方式，賦予企業以一定量污染的權利。對于排放量超出配額的企業，將通過市場購買配額，否則就會給予罰款；而對于積極減排的企業，如果其配額在期末有剩余，則可以通過市場進行出售而獲利。歐洲債務危機直接擾亂了碳金融市場的發展秩序。希臘、愛爾蘭、冰島等國家逐個陷入國內債務過高，借款成本上升的困境。穆迪、標普又相繼下調了歐元區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的債務評級。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使各國自顧不暇，經濟處于負增長狀態。而處于北美的美國經濟仍表現為持續低迷，其國內的失業率自2010年以來一直保持在9%的水平，國內消費者的消費意愿降低，企業破產增加。歐盟和美國是全球碳金融最為發達的國家。2005年開始運作的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ETS），其2010年的碳市場價值達到1198億美元，占到全球碳市場總價值的80%還多。而美國擁有豐富的碳市場交易經驗，并擁有多個地區性減排體系和芝加哥環境交易所（CCX）這樣的自愿減排體系。隨著歐美各國陷入危機，而其國內的企業生產水平相對于經濟良好時將有所降低，這會導致參與減排企業本身對碳減排配額的需求降低，進而降低其對全球碳排放權的需求。

（二）國內因素各個大國相繼陷入危機，而對于近兩年表現良好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有所放緩。由于中國經濟長期依賴于進出口，而外部的需求不振，同時人民幣匯率的不斷上升降低了我國企業的利潤，很多企業由于今年訂單嚴重不足而倒閉。企業生產困難導致對能源的消耗降低，企業碳排放量減少，很容易就會達到節能減排的目標。經濟的發展存在周期性的變動，即存在著經濟的繁榮、衰退、復蘇等周期性的規律。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企業碳排放量也會隨著經濟周期性的變化而周期性的變化，當經濟處于繁榮階段時，企業碳排放量增加，其排放量將會超過國家要求的排放量；而在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時，企業碳排放量減少，其排放量配額將會出現過剩。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出臺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這些資金大量投入到光伏、風電等產業，各地方政府在“政績”的驅使下競相重復發展新能源產業。這些新能源發出的電由于成本太高，其上網價格要高于普通的火力發電價格，因此，新能源發出的電需要占用大量的國家財政補貼。這就造成了我國在新能源產業發展中出現了大量的過剩產能，浪費了巨額資金的現象。政府必須清醒的認識到發展新能源不等于節能減排，企業大量的發展新能源而對于當前我國還不能消化這些產業產能的時候，這種跨越式發展對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是百害而無一利。顯然，不合適的產業政策對我國的碳減排造成了嚴重影響，我國通過清潔發展機制銷售的CERs價格低于歐美等國的碳價格。因此，我國實際上是變相補貼了國外的CERs投資者。除了這些因素，當《京都議定書》承諾期過后，未來碳減排應該如何發展也是制約我國碳金融市場的因素。當一些發達國家推卸自身減排責任時，未來減排形勢不容樂觀。我國作為碳排放大國，同時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我國能夠積極減排、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鼓勵企業進行節能減排，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未來我國碳金融市場將會前景光明。

第7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關鍵詞〕歐債危機；保險業；國家經濟安全

中圖分類號：F84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096（2013）02002705

一、引言

當前我國保險市場形成了原保險、再保險、保險中介和保險資產管理協調發展的比較健全的現代保險市場體系。截至2010年末，全國共有保險集團公司8家，保險公司126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10家。其中：中資保險公司共有73家，外資保險公司共有53家；全國省級分公司1 294家，中支和中支以下營業性機構68 061家；從業人員達34685萬人。從保險業務發展情況來看，2010年保險總資產達到490萬億元，全國共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14 52797億元，同比增長1383%，發展勢頭強勁。從另一方面看，2009年保險深度世界平均為7%，我國為340%；保險密度世界平均為595美元，我國為121美元[1]。這說明，我國保險業有了長足發展，但保險業發展和國際保險水平相比仍任重道遠。本次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沒有直接產生較大影響，但危機發生后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并對一國經濟安全與發展提出挑戰。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穩定器保險業，在處理危機方面應采取相應的經營政策調整，以保護國家經濟安全。

二、文獻回顧

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以及保險業發展一直備受學術界關注，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做了大量理論研究。對國家經濟安全的本質和特征研究上，張志波和齊中英界定了國家安全的內涵，指出現階段國家經濟安全就是指通過消除經濟風險、保持經濟穩定以保障經濟持續發展，實質是提高國際競爭力[2]。郭連成和李卿燕對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重點領域進行研究，認為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核心[3]。顧海兵和沈繼樓提出國家經濟安全是指通過加強自身機制的建設，使經濟具備抵御外來風險沖擊的能力，應實施“積極而穩健的國家經濟安全戰略”[4]。從經濟全球化角度，俞益強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環境因素[5]。黃永紅提出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所在是要實現經濟穩定發展與國力增強，包括經濟預警機制的建設和國家經濟安全戰略網絡的構建，消除經濟安全隱患，增強抗御經濟風險的能力[6]。從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與保險相關影響角度，孟漢穎等分析了金融危機對農民工養老保險產生的影響，就政府、企業及農民工自身三個層面提出了養老保險應對金融危機的對策[7]。吳建廣通過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保險資金投資的影響，提出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保險資金運用的戰略選擇，包括穩健投資策略以及投資不動產[8]。孫艷穎和涂吉華對我國失業保險應對經濟危機的發展對策進行研究，提出緩解經濟危機導致的失業保險支出大幅增加壓力的建議[9]。冷煜從金融一體化監管趨勢下的保險監管角度，提出我國保險監管組織架構的未來取向[10]。

目前，絕大多數文獻研究的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宏觀經濟戰略以及保險業應對金融危機的具體政策建議，忽略了保險業在作為國民經濟穩定器保護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與自身發展的有機結合。因而，有必要基于歐債危機防范經驗對保險業經營理念變革做出調整以適應自身健康發展和保護國家經濟安全。

三、歐債危機對于我國保險業經營理念變革的影響

1單一發展模式與綜合平衡發展模式

從歐債危機看，歐洲國家經濟增長模式普遍存在缺陷，嚴重失衡。一般來說，債務問題國家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在歐洲內部傳統的貿易分工格局中具有比較優勢，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這種優勢隨著高福利制度的實施以及國家的工資水平持續上升而逐漸喪失。比如，歐債危機起始國家希臘產業資源配置就不合理，主要支柱產業為旅游業和航運業，屬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產業，具有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特征。希臘政府為了大力發展支柱產業并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對旅游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加大投資力度，其投資規模超過了自身能力，導致負債提高。另一支柱產業航運業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進入發展周期低谷，它的衰退對國民經濟其他產業形成了巨大負面沖擊。這樣，在歐債危機中希臘經濟難以抵御危機的沖擊。同樣的例證可以看到在產業結構中主要以出口加工業和房地產業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意大利，依靠房地產和建筑業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及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基本上是單一型發展模式為主，經濟基礎比較脆弱，經濟發展不均衡，產業結構本身存在致命缺陷。

作為國家經濟安全穩定器的保險業首先自身要保持健康發展態勢。在我國保險業表面輝煌的發展背后，產業結構內部存在著嚴重的業務比例失衡。表1為2010年全國財產保險、人身保險原保險費收入。

從表1可以看出，在我國保險業發展過程中盡管產業內各個險種發展都有了較為明顯的增長，但是保險產業內部結構極不平衡，整個產業基本以單一發展模式進行運營。在財產保險業務中，機動車輛保險業務占到整個財產保險業務的70%以上，而與農業發展緊密相關的農業保險所占比例不到4%，信用保險占財產險業務的比例不到3%，對于經濟危機中具有防范貿易損失擴大的出口信用保險占比更小。在人身保險業務中同樣的情況仍然很明顯，人壽保險業務甚至占到90%以上，健康險業務和意外傷害險業務占不到10%。這樣財產保險中的主干機動車輛保險業務的暴露風險以及人身保險的核心人壽保險業務在所面臨的長壽風險、利率風險全部加總在整個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業務上，由整個保險業承擔。我國保險業產業內部發展極不平衡具有類似歐債危機發生的前提條件。同時，保險業地區發展嚴重失衡：2010年東部16省市原保險保費收入8 50755億元，占全國原保險總保費的5856%；中部8省市原保險保費收入為3 37142億元，占全國原保險總保費的2321%；西部12省市原保險保費收入為2 60620億元，占全國原保險總保費的1794%[1]。為此，要轉變保險經營理念，變單一發展為綜合平衡發展，統籌規劃，形成各個險種以及各個發展地區之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

2單純商業運營和參與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

由于歷史傳統，歐洲債務問題國家普遍實行較高福利的剛性社會保障制度，而由于人口老齡化等原因，其生產力發展長期落后于福利增長，造成福利政策與經濟發展極不協調[11]。巨大的福利支出和政府養老服務支出造成財政支出負擔沉重、入不敷出。財政收入減少和政府債務的不斷上升給國家財政帶來巨額赤字，形成惡性循環，是歐債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12]。同時，在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下，失業人口激增，這給本已經承擔巨大壓力的財政支持帶來更大的缺口，加劇危機影響。

商業保險公司具有普通商業性公司的經營特性：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同時應該看到，保險產品同樣具有“準公共物品”特性，即保險具有參與社會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功能。目前，我國人口即將進入老齡化階段，老年人口激增，而由國家財政支持的社會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保障范圍和力度都很有限，如何應對養老和失業問題，僅靠國家財政投入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而商業性養老保險可以在這一方面提供有益的必要的補充，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發揮其社會管理的功能，豐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國家財政提供有力的支持，消除危機發生的根源。同時，保險業作為第三產業重要組成，具有吸收勞動力的作用，可以增加就業崗位，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失業壓力。

3虛擬經濟投資與實體經濟投資

歐洲債務危機的快速蔓延，給全球資本市場造成巨大沖擊。為避險需要，資金將會紛紛流回，大量資金從中國資本市場流出，必將導致我國股市較大程度波動，給所涉及的我國公司企業帶來經營危機。此外，歐債危機導致歐元的貶值使得中國投資者的在歐資產大幅度縮水，資本回流停滯。從國內保險投資角度看，據統計至2010年末保險公司總資產達到490萬億元，資金運用余額為460萬億元。從配置結構上看，固定收益類資產占比8006%，權益類資產占比1680%，股權和債權投資余額占比499%[1]。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保險資金運用的渠道非常狹窄，銀行存款和債券資金占比過大。這樣，歐債危機對我國國內債市與股市產生巨幅波動，保險機構的股票和基金資產凈值減損，債券收益率連續下跌，直接影響著保險資金占比80%以上的固定收益資產配置的投資收益。

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為解決保險資金運用渠道狹窄、保值增值難度大的問題，對保險資金的運用做出新的具體規定：將現行的“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拓寬為“買賣債券、股票、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等有價證券”，并增加了“投資不動產”的內容，極大地拓寬了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并指明保險資金投資的具體方向。保險資金運用由原來的以虛擬經濟為主要投資方向應該逐漸向以增加社會總福利的實體經濟方向轉移。加大實體經濟的投資比重，投資以養老、醫療為主要經營業務的社區服務實體或者投資以建設保障房、廉租房為主的實體企業。這樣一方面增加全社會總福利，同時保證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

4純粹行業發展與國家經濟安全

歐債國家在這次危機中金融機構體制機制不完善，抵御風險和保護金融安全能力不強。可以看到，歐盟國家普遍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基礎薄弱，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源。最為明顯的例子是，葡萄牙服務行業持續增長，創造增加值占國民經濟絕大比重，而工業和農、林、牧、漁業創造增加值比重極小。近幾年，葡萄牙開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從傳統的制造業向高新技術行業轉型，政府通過大量貸款來扶持高科技企業，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導致融資成本劇增，從而使葡萄牙整個國民經濟受到沖擊，也給歐債危機埋下隱患。同時由于歐元區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維持低通脹和保持幣值穩定的貨幣政策和著力于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很難統一協調，加劇危機發生[13]。

應當看到，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也不近成熟，保險業發展滯后于實體經濟，如間接融資比重較高、債券市場發展滯后、利率市場化程度不夠及國內金融市場開放度較低等，這說明金融機構體制機制改革需要深化，金融保險服務于經濟發展的能力還有待加強。作為國民經濟穩定器的保險業在保證本行業健康發展的同時，具有夯實國民經濟發展基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應建立與我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金融安全服務體系，發揮保險服務金融的重要作用，提高保險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在保持經濟和金融安全的同時，制定并實施保險業長期發展戰略，為重點發展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領域提供急需資金，為高風險領域提供保險。這同時涉及到保險業發展模式的確定，是短期高額獲利經營還是長期可持續發展。保險業是國民經濟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保險不能完全脫離國民經濟發展，形成完全的虛擬經濟，應該與國民經濟的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產業的其他部分形成互相支持和發展的良性循環。國民經濟安全和穩定發展是保險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

四、我國保險業經營政策調整

1積極進行保險產品結構調整

在穩步發展現有主干機動車輛保險和人壽保險產品基礎上，大力發展有關國計民生的各個險種，以形成產業平衡發展。重點發展全面覆蓋農、林、牧、副和漁業等方面的農業保險，這對于發展現代農業，改變我國“二元制”經濟模式，具有重要意義；擴大企業財產保險投保比例和經營規模，積極探索企業財產保險作為財產保險又一主要業務來源的發展模式；積極開展健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和養老保險的專業化建設；大力支持保險公司開展與本地區發展相適應的區域性特色保險，形成獨特品牌；打破行業壟斷，營造競爭有序的保險市場，并最終形成產業規模效應，徹底改變目前保險業中“一支獨大”和保險產品“同質性嚴重”單一的運營格局，從根本上為保險業自身發展奠定良好的風險防范基礎和不斷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

2積極發揮社會管理的職能

目前，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問題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壓力。應該汲取歐債危機教訓，發揮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大力發展商業性專業化養老保險，提高居民養老生活水平，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從資金利用成本方面減少類似歐債危機發生的可能。同時，作為第三產業重要組成的保險業具有吸收勞動力功能，可以解決由于人口轉型所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問題，穩定社會發展基礎。值得重視的是，2億多的農民工沒有參加失業保險，而他們恰恰是失業風險較大的群體。另外，在目前業務開展基礎上，應重點發展和完善涉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穩定和諧發展領域的保險制度，諸如醫療責任保險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旅行社責任保險、校方責任保險及進城農民工醫療和養老保險等，營造安定團結的經濟發展環境。

3調整保險資金的主要投資方向

從主要投資銀行存款、股票和債券，逐漸轉移到實體經濟投資。歐債危機爆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債務問題國家經濟發展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虛擬經濟發展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離。目前我國保險資金運用結構難以滿足保險資產與負債匹配的要求，尤其近兩年我國資本市場巨幅波動，造成保險資金面臨巨大風險，不利于保險資金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調整保險投資方向勢在必行。加大保險資金以債權、股權等投資方式投資不動產、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參與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資金比例。一方面，可以在較長時期內保證保險資金有穩定的收益和風險最小化，另一方面，保險業積極參與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逐漸提高全社會居民生活服務水平，增加社會總福利。

4服務于國家經濟安全

應制定保險業長期發展戰略并全面穩步推進各項保險改革，不斷開拓保險市場的廣度與深度，豐富社會資金的投資渠道，繼續推進保險機構治理機制完善和風險管理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保險業國際化進程。大力扶持具有穩定出口貿易功能的出口信用保險發展，服務于國家應對危機需要和國民經濟安全；加速推進存款保險制度建設，完善存款保險風險防范化解機制，服務于國家金融安全；大力開展高新科技保險、核保險類保險產品設計，為涉及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技術和重點領域提供有力保險支持；積極探索水、森林、礦產、煤炭和稀有金屬等環境資源保險；參與產業結構調整，鼓勵低碳企業發展并提供低碳保險，促進現代農業和現代工業發展；以商業保險為牽頭，加快政策性巨災保險建設形成較完善的巨災風險防范體系，為國民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綜上，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繼續堅持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經濟結構失衡是引發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對于我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長期快速健康發展，在快速增長的背后經濟結構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三次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現代化農業發展規模小；工業結構中高新技術產業比重過小，服務業發展緩慢；國民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以粗放式、能源高消耗式增長為主，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等。因此為保障我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繼續堅持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針，使我國經濟朝著結構更加協調和優化的方向發展。在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過程中，應當積極發揮保險業服務金融與經濟的重要作用。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穩定器的保險業發展自身持續健康發展與發揮其對經濟的積極作用兩者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目前我們應該積極調整保險經營理念和采取相應對策，給經濟發展提供必要支持和有力保障。總而言之，歐洲債務危機給我們所帶來的教訓和影響不能僅僅放眼于短期政策的微調，更要考慮到今后長遠發展的影響。這次危機我們看到我國經濟增長模式需要完善安全保障機制，大力發展保險業，使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名副其實的穩定器。短期內的保險發展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有效地解決問題，不能只一味地追求短時期的高業績與高回報，而忽略對未來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的影響。應從宏觀的角度和長遠的眼光，采取真正有效有實質性改變的保險體制改革發展措施，促使保險經營理念真正改變。保險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風險，應轉變經營理念、務實服務經濟，保持保險業自身和國民經濟協調一致發展，提高防御金融危機能力，保護國家經濟安全，達到“雙贏”可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保險年鑒編委會中國保險年鑒2011[M]北京：中國保險年鑒社，2011

[2]張志波，齊中英論國家經濟安全[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72-76

[3]郭連成，李卿燕經濟全球化與轉軌國家經濟安全相關性[J]世界經濟，2005，（11）：54-63

[4]顧海兵，沈繼樓中國經濟安全分析：內涵與特征[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2）：79-84

[5]俞益強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J]商場現代化，2006，（17）：314-316

[6]黃永紅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國家經濟安全探索[D]昆明：云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30-44

[7]孟漢穎，俞曉勤，周瑩瑩論金融危機對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影響[J]時代金融，2010，（7）：22-26

[8]吳建廣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保險資金的戰略選擇[J]黑龍江金融，2010，（6）：41-44

[9]孫艷穎，涂吉華我國失業保險應對經濟危機的發展對策[J]管理觀察，2009，（6）：45-49

[10]冷煜金融危機啟示：金融一體化監管趨勢下的保險監管[J]保險研究，2009，（4）：61-67

[11]鄭秉文歐債危機下的養老金制度改革——從福利國家到高債國家的教訓[J]中國人口科學，2011（5）：43-48

[12]朱冬希臘債務危機全景透視[J]中國金融家，2011，（8）：24-27

[13]許丹青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原因與啟示[J]福建金融，2011，（11）：32-35

[14]周海珍保險業發展與促進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8，（11）：170-171

[15]龐楷保險業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修正的Solow模型[J]保險研究，2009，（7）：31-36

第8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國家債務(SovereignDebt)又稱債務，是指一國政府或其授權部門以該國的名義舉借的､以國家信譽保證償還的債務。在現代社會，國家在金融市場上通過貸款或發行債券的形式籌措資金并非罕見。但是，當一國因負債過重而難以為繼時，情況就非同尋常了。20世紀80年代初曾爆發舉世震驚的國際債務危機;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墨西哥､俄羅斯､巴西､土耳其等國先后發生債務危機;2001年12月，阿根廷宣布停止償還其1320億美元巨額外債，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倒賬國[1]。實踐表明，當債務危機發生時，債務國往往無力償還其到期債務，不得不暫停償付，而這可能對該國的經濟金融造成重大破壞，甚至帶來政局不穩和社會動蕩。而一國的債務危機，可能進一步蔓延至周邊國家和地區，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金融健康發展，進而威脅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所謂國家債務重組(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泛指債務國與其債權人之間就該國現存債務支付所作的重新安排。這一概念來源于各國國內法上的公司重整。在各國國內法上，公司重整是對有生存價值的公司進行重新整治，以保全公司資產價值，使債權人利益最大化。類似地，國家債務重組的目的就是要使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暫時解除或減少償債負擔，為其經濟復興和發展贏得時間，最終恢復支付能力，重新回到資本市場，從而確保該國乃至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當一國債務達到不可持續的程度時，進行債務重組，對于債務國､私人債權人､主要債權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官方金融機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對債務國來說，通過債務重組，可以緩解資金壓力，甚至獲得債務的減免，從而有助于迅速恢復支付能力，恢復經濟發展以及恢復國際資本市場準入。其次，對公私債權人來說，參與債務重組，承擔債務減免責任，實際上也是承擔自己的投資風險，從而有助于減少道德風險，增強市場約束，而且重組后債務的償還更有保障，對債權人最有利。再次，對于國際官方金融機構來說，債務國與債權人自主談判減免債務，可以減少對國際救助資金的需要，并使國際救助資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從理論上講，國家債務重組符合債務國和債權人的共同利益，但在實踐中，國家債務重組往往很復雜，涉及許多難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集體行動問題

集體行動問題主要是指實現多數債權人統一協調行動的困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債券融資逐漸取代銀行貸款成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主要融資形式。這在擴大這些國家的資金來源的同時，也給債務重組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是因為，債券投資者通常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其數量眾多，且相對分散，有一些債券還是無記名的，因此很難確認債權人的身份。而且，債券持有人往往沒有一個代表機構，很難進行統一協調。特別是，有些債券持有人從二級市場上低價購買國家債券，其主要目的在于短期獲利，當他們認為債務重組不利于實現其利益最大化時，就可能不愿意參加債務重組，從而導致集體行動的困難。

(二)少數不合作者問題

少數債權人不合作是國家債務重組中的一大障礙。在債務國存在眾多不同債權人的情況下，由于不同債權人的利益各不相同，總會有少數債權人不愿參加重組，而想通過其他方式獲得更有利的清償。這些債權人通常被稱為“不合作者”(Holdouts)或“搭便車者”(Free-riders)。有些不合作者甚至還通過訴訟，強制債務人償還債務①。在目前的國家債務重組框架中，并不存在一種有效的制度可以約束不合作者的行為，債務國也不可能強迫這些人合作。而正是這些不合作者的存在，會使其他債權人感到不公平②，從而影響其他債權人參加重組的決策。反過來，債務國出于對大多數債權人是否會支持重組的疑慮，又可能會推遲發起重組程序，從而導致債務問題更加惡化，造成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三)債權人間的待遇問題

在各國國內公司破產重整制度中，一般都有明確的債務清償順序的規定，這些規定使債權人確切地知道自己在債務清償中所處的地位，而且通常這種地位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因而不必擔心債務人會優先償還其他債權人。但是，對于國家來說，沒有一種統一的強制性的清償順序規則，也不可能有哪個法院或哪種法律可以強制它遵守這樣的規則。雖然在國家債務重組實踐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做法，如對同類債券的持有人以同等對待､多邊債權人優先受償等，但是，在國內債權人和外國債權人之間､私人債權人與官方債權人之間仍可能存在不同的待遇。由于沒有一種統一的清償順序規則，債權人出于對公平的擔憂，在重組談判開始時先要就對不同債權人集團的相對待遇進行談判，然后才會同意重新協商重組條款。這顯然會拖延重組談判的進程，阻礙重組協議盡快達成。

(四)提供新融資問題

一般來說，債權人并不希望債務國在拖欠債務后還可以獲得新融資，這除了擔心新融資會增加債權的整體價值外，還因為對債務國實施資本市場禁入，本身就是對其違約的一種重大制裁。然而，如果債務國完全不能獲得任何新融資，則其振興經濟和恢復償還能力的希望就會更小，對債權人也會更加不利;如果債務國能夠獲得新融資，至少可以讓它先償還那些立即就要到期的債務，可能給它一個喘息的機會，以想辦法恢復支付能力，使現有債權人的債權價值獲得更大的回報。目前，向債務國提供新融資的問題卻成為國家債務重組的又一大障礙。雖然債務國獲得新融資以維持運轉對所有債權人都有利，但單個債權人都寧愿債務國獲得的新融資用來償還自己的債務，而不是增加債權的整體價值;盡管新融資只能是為了所有債權人的利益而使用，但每個債權人都寧愿是他人而不是自己來提供這筆新資金。這不僅僅是由于對債務人支付能力喪失信心，還因為目前國家債務重組框架中沒有關于新融資具有相對優先權的明確規定③。

(五)重組程序的透明度問題

目前，國際上尚不存在解決國家債務爭端的正式機制，實踐中的國家貸款債務重組主要是通過巴黎俱樂部和倫敦俱樂部進行的。這兩個俱樂部都是債權人的非正式聯盟，都是通過自愿協商方式解決有關國家債務的爭議。巴黎俱樂部是國家間就官方雙邊貸款進行協商的一個論壇，倫敦俱樂部則是商業銀行貸款辛迪加與債務國之間進行協商的一個論壇。這兩種程序都依賴協商談判，并完全集中于貸款債務的重組，達成談判則“雙贏”，否則可能“雙輸”。雖然這種協商方式尚能解決有關問題④，但由于俱樂部的非正式性，且缺乏正式而明確的程序規則，談判時間往往比較長，談判結果也很不確定。此外，隨著債券融資方式日益流行，債務國很難通過集體對話的方式與眾多分散的債券持有人進行重組談判。目前，許多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債券互換進行債券重組。這些國家往往不經與債券持有人事先磋商，便單方面提出“要么接受，要么走開”的債券互換的要約，讓債券持有人決定是否參與。債券持有人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往往很難做出明智的決策⑤。因此，缺乏一種確定､透明､合作的國家債務重組程序，是目前國家債務重組中的又一大難題。

二､合同方法:引進集體行動條款

為了解決上述難題，促進國家債務重組迅速而有序的進行，國際上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和建議，其中以美國財政部為代表倡導的合同方法(ContractualApproach)最為可行。所謂合同方法，是指利用國家債務合同中的條款來促進債務重組的方法，它主要適用于國家債券的重組，其核心是通過修改現存國家債券合同中的條款或在新的債券合同中引進集體行動條款(CollectiveActionClauses，簡稱CACs)，促進國家債務重組迅速和有序進行⑥。

集體行動條款通常包含兩類:一類為多數修改條款(MajorityRestructuringClauses)。該類條款使多數債券持有人能夠修改債券的重要金融條款，并且這種修改對少數不合作者具有約束力。另一類為多數執行條款(MajorityEnforcementClauses)。該類條款使多數債券持有人能夠決定對債券的加速到期和提訟，從而阻止少數不合作者單獨采取執行行動，破壞重組。

(一)多數修改條款

國家債務重組的形式一般包括推延債務的償還期限和削減債務額，因此，與國家債務重組關系最密切的就是債券的金融條款。許多跨國發行的國家債券上載明:債券持有人可以在正式召集的債券持有人會議上投票修改債券的某些條款⑦，且其修改無須全體一致同意，只要經合格多數債券持有人同意即可。這就是多數修改條款。例如，有的國家規定，對于重要金融條款的修改，須經占未償付的債券本金額的特定比例(通常為75%)的債券持有人投票同意。這里所說的重要金融條款通常包括:(1)債券的本金或利息的既定到期日；(2)債券的本金或利息;(3)債券的本金或利息的支付貨幣;(4)上述關于未清償債券本金總額的比例，或者召集會議的法定人數要求或為采取任何行動所必需的投票人數的比例⑧。多數修改條款的意義，在于根據多數修改條款達成的重組協議，將對所有債券持有人(無論它們是否同意該協議)均具有約束力。事實上，即使沒有多數修改條款，多數債權人仍可以與債務人之間達成債務重組協議，但這種協議將不能適用于不同意重組的債券持有人，后者仍然有權依據原先條款執行債權。因此，多數修改條款的規定可以防止少數債權人“搭便車”，妨礙債券重組。

(二)多數執行條款

多數執行條款旨在允許合格多數債券持有人限制單個債券持有人在發生債務違約事件后對債務國執行其債權的能力。這些條款通常包括對單個債券持有人的下述權利的限制:(1)宣布債券的全部金額到期并立即支付，即加速到期權;(2)對債務國提訟的權利。

為了限制個別債券持有人在債務人違約后加速到期，一些國家規定了多數執行條款。這些條款包括:(1)關于加速到期的規定。當違約事件發生時，須經持有債券未償本金額一定比例(如10%)的債券持有人投票同意，才能加速到期。(2)關于撤銷加速到期的規定。如果對原定支付的違約(不包括加速到期的支付違約)得到糾正，經簡單多數或合格多數的債券持有人表決通過，可以撤銷先前的加速到期決定⑨。據此，只有達到一定比例的債券持有人才能夠加速債券到期，如果個別債券持有人沒有達到這一比例，那么它們就無法采取這樣的行動。而且，多數債券持有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撤銷原先的加速到期決定，這樣也會減小少數人采取單獨行動的動力。

此外，在依信托契約發行的國家債券中，單個債券持有人的權實際上被授予受托人，受托人代表所有債券持有人的利益，一般規定在下列條件下才可提訟:(1)達到法定比例的債券持有人(通常在20%～25%)提出請求;(2)受托人獲得充分的補償。這一規定不僅限制了單個債券持有人的權，同時也使成為一種集體決定，從而防止少數債券持有人通過破壞債務的重組。由于受托人代表整個債券持有人集體的利益，因此，通過訴訟所得的償付款項必須由受托人在全體債券持有人中間按比例進行分配。這樣，即使少數債券持有人能夠獲得足夠比例指示受托人，但按比例分配的規定也會減小它們這樣做的動力。

(三)其他新條款

除了上述兩類條款外，還有一些新的合同條款建議，包括在國家債券合同中規定集體代表條款､發起條款和綜合條款。其中，集體代表條款是關于指定一個代表機構，由它代表所有債權人與債務人進行交流與談判的條款。這類規定可以促進雙方及早交流與對話，增進一種合作的債務重組程序。發起條款是指在剛提起重組程序的一段時間內，允許債務人暫停支付或中止訴訟的條款。這類規定有助于防止債權人搶奪競賽，確保債務人的現存資產價值，并使所有債權人處于平等地位。綜合條款則涉及在對多個債務進行重組時，將所有這些債券的持有人的債權匯總進行表決。這種綜合表決可以防止某一類債券的少數不合作者破壞整個重組的順利進行。

三､法定方法:建立國家債務重組機制

進入新世紀，關于國家債務重組的法定方法同樣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所謂法定方法，是指通過制定法的形式建立一個國家債務重組的法律體制的方法，其核心是通過修改《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或者締結新的國際條約，制訂一個國家債務重組的法律框架，促進國家債務重組。它最初由IMF第一副總裁安妮·克魯格于2001年底提出，后來被稱為“國家債務重組機制”(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Mechanism，以下簡稱SDRM)⑩。

SDRM的目標是提供一個框架，促進國家及其債權人就不可持續債務的重組達成迅速合作的協議，以保持資產的經濟價值，加快恢復中期可存續性，從而減少重組程序的成本{11}。根據IMF的建議，SDRM主要適用于一國中央政府的外債，即由某一外國法支配并受某一外國法院管轄的債務;經債務國同意，也可以適用于該國公共機構或地方政府的外債。SDRM不僅適用于合同債權，而且也適用于判決債權{12}。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關于SDRM的建議案(以下簡稱《SDRM建議案》)就多數表決､信息披露與交流､具體重組程序､新融資的提供以及爭端解決論壇等事項做出了詳細闡述。針對不合作債權人的問題，《SDRM建議案》授權合格多數債權人做出重大決定，包括接受最終的重組條款，這些決定對所有持有外債的私人債權人具有約束力。根據該機制，任何重大決定必須經占所有受影響的債權金額的75%以上的債權人同意，也就是說，所有受重組約束的債權，都要匯總到一起進行表決;經合格多數同意的決定具有溯及力，對現存的所有債權都具有約束力。

為了提高透明度和增進各方之間的合作，《SDRM建議案》對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聯系以及債權人相互之間的交流做出規定。據此，債務國必須在重組程序早期向債權人提供關于其債務狀況的全面信息。為鼓勵債權人積極和盡早參與重組，《SDRM建議案》規定成立一個債權人代表委員會，負責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以及債權人相互間的對話與交流。此外，《SDRM建議案》還提出將官方雙邊債權人也納入此框架內，它們可以作為與私人債權人相對獨立的一類，從而促進債權人之間的公平。

《SDRM建議案》詳細設計了債務重組程序規則。據此，債務國是唯一有權提起程序的當事人。當一國的債務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時，該國就可以發起債務重組程序。在程序開始后，債權人應申報債權，并由專設機構進行核實。經發起國申請，且經持有債權金額75%的債權人批準，可以中止在SDRM重組清單上的債權人對該債務人或其財產的執行程序。在債權申報和核實期間，可以由債權人代表委員會代為履行有關職責。債務人提出重組方案，須由經核實的債權的75%以上的多數表決批準，并經專設機構確認生效，所有債權人都必須受其約束。

對于在重組程序發起后提供的新融資，《SDRM建議案》規定，經持有債權金額75%的債權人批準，可以不進行重組。這一規定具有重要意義。如上所述，新融資可以緩解債務不可持續國家的急需，但也可能刺激債權人拖延談判，寄望從新融資中獲益。而SDRM關于新融資可以不納入重組的規定，確立了新融資可以獲得優先清償的地位，這既可以促使債務國及早提起重組程序，也可以減少現有債權人指望這些新融資可用于償還其債權的道德風險。

為了監督SDRM的執行，《SDRM建議案》特別建議成立一個特設機構，即“爭端解決論壇”，負責債權登記和核實以及表決程序的管理，同時對有關債務重組的爭端解決享有排他管轄權。

四､合同方法與法定方法之比較

分析表明，合同方法和法定方法具有一些相同之處。它們都著眼于解決目前國家債務重組中的若干問題，特別是集體行動問題和少數不合作者問題;它們都采用了多數表決機制，使合格多數債權人通過的重組協議能夠對所有債權人具有約束力;它們都試圖加強債務國與其債權人之間的對話，以期通過有關機制促使不可持續債務國更快地采取行動解決債務危機問題，實現一種有序而迅速的重組;此外，它們都力圖確保重組程序的可預見性。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區別。總的來說，合同方法是一種分散的､市場導向的解決方法，而法定方法則是一種統一的､制度導向的解決方法。合同方法側重于通過集體行動條款來促進國家債務重組，當事人可以事先協商確定集體行動條款，從而使國家債務重組程序具有一定的可預見性。而法定方法則側重于通過修改現有國際協定，建立一個國家債務重組的國際法律框架，以基于條約的重組程序規則來取代國家債務合同中的條款。實際上，法定方法還希望通過確定一種充分可預見的國家債務重組程序，來激勵債權人與債務國自動地達成重組協議，而不必實際啟用這種程序。具體而言，二者的區別主要有下列幾點。

(一)適用的范圍有所不同

合同方法主要適用于跨國發行的國家債券，而法定方法則適用于債務國的各種形式的外債。如上所述，合同方法是通過在現存國家債券合同中引進集體行動條款來促進國家債務重組的，這種方法無法保證對所有債券和其他債權請求進行全面的重組。集體行動條款只能是逐個債券適用，偶爾可能將少數幾個債券通過綜合條款一起進行重組，但是，要對很多債券進行綜合，或者將債券形式的債權與其他形式的債權(如銀行貸款､貿易信貸等)進行綜合，實行全面的重組，可能非常困難。當涉及多種類債權請求時，不單存在單個債券的債權人的集體行動問題，而且在各種不同債券的債權人之間､債券持有人與其他類型債權人之間也存在集體行動問題。實踐中往往可能會出現一類債權人希望等到另一類債權人重組后，再做出自己的決策，其結果只能是延誤時機，使重組協議不能盡快達成，帶來更大的重組成本。而法定方法就是希望通過建立一種國家債務重組的全面法律框架，將盡可能多的債務重組工具納入該框架內，對不同債權類型進行適當協調，確保所有債權人相對公平的待遇。因此可以說，法定方法是唯一能夠促成全面債務重組的方法。

(二)涵蓋的內容不同

合同方法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是與重組直接有關的，如多數表決重組､多數表決執行等，而對一些重要的問題(如新融資的提供等)則沒有涉及，而法定方法所涵蓋的內容要廣泛得多。更為重要的是，有些問題是依合同方法無法解決的。例如，關于債權的優先受償順序安排，大多數國家債券合同中都規定平等地位條款，該條款保證了本債券所代表的債權與其他債權請求處于相同的清償順序。但是，這種條款并不能排除債務人通過增發新的債券而稀釋現有債權的可能性。為了防止這種稀釋，就必須保證在發生債務國違約時，新的債權在清償時比原先債權次后些。同樣地，在國家債券互換時，只有確保新的債權相對于舊債權更優先的地位，債券互換才可能成功。此外，對于多邊債權和貿易信貸，習慣上也被視作優先債權。依合同方法進行債券重組，是不可能保證一國在發生債務危機時會執行這種統一的優先權安排的，而法定方法則可能。關于國家債務重組的法律框架可以系統地引進關于國家債務的優先順位結構，并在進行國家債務重組時統一實施，從而確保債權的優先性得到落實。

(三)適用效力不同

合同方法只對締約當事人有效，而法定方法則可能廣泛適用于所有當事人。合同方法依賴于現有的國家債務合同或新發行的債務合同使用集體行動條款，而合同條款只對締約當事人有效，一般不得約束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當事人如果沒有相關的合同約定，就可能不遵守這種程序。目前，現存的大量國家債券合同中仍沒有包含集體行動條款，雖然有關國家正在通過債券互換的方式使現有的債券合同中包含集體行動條款，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可能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而法定方法則是要建立一個國家債務重組的法律框架，這種法律框架一旦依法定程序生效，就具有強制性效力，對所有當事人均適用，而不論有關當事人是否自愿接受，而且，它還將具有溯及力，可以適用于現存的所有符合條件的債務類型。

(四)程序性事項的要求不同

現有的國家債券合同中不可能對國家債務重組程序做出明確的規定，重組談判可能拖得很久，也無法有效地解決各種債權人不合作的法律行動。而關于國家債務重組的法律框架可以規定明確的程序規則，并規定提出重組方案的嚴格時間表，加快重組談判，還可以規定在談判進行時中止一切執行程序，包括債權人訴訟，從而使債權人不合作的問題得到統一的解決，減少法律的不確定性，降低訴訟成本。

(五)就現實可行性而言，法定方法比合同方法要困難得多

這是因為，要建立一個關于國家債務重組的國際法律框架，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也可能涉及成員國的讓渡，這構成一個重大的政治障礙。從程序上講，SDRM的建立必須修改《國際貨幣基金協定》，而這種修改要求有3/5以上，且占總表決權的85%以上的成員國的批準，而占IMF總表決權17%左右的美國并不支持，這使得SDRM在目前很難實行。相反，合同方法無需修改現行法律，更不涉及讓渡和限制私人權利的問題，因此更易于為債務國和市場參與者所接受。總之，關于國家債務重組的合同方法和法定方法都是為了克服實踐中的國家債務重組程序之不足而提出的，其目標都是為了激勵債務國和其債權人盡早發起并迅速有序地完成對不可持續債務的重組。目前，合同方法已經得到廣泛適用，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IMF提出的SDRM建議的真實威脅，促使市場參與者廣泛使用集體行動條款。但這仍需要實踐的檢驗。今后是否需要一種更加有效的､法律基礎上的框架，現在還不能確定，而要看未來國家債務重組實踐的發展。

注釋:

①按照一般國際法原則，國家及其財產享有豁免權，但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國家一般放棄其豁免權;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如美國和英國，相關的法律體制不承認絕對豁免原則。因此，不合作者的訴訟戰略有可能奏效。

②這是因為，不合作者可能在債務重組完成之后，再向債務國要求全額支付。而債務國在經過重組，獲得多數債權人的減免后，資金壓力相對緩解，為了避免對信譽的損害，債務國很有可能對不合作者進行完全支付。結果是，不合作者最終獲得了全部清償。

③這與各國國內公司破產法的規定不同。各國公司破產法一般規定，新融資的提供者將優先于現有債務獲得支付，并禁止任一債權人為其個人利益對新融資提出請求。

④在這兩個俱樂部內談判的債務爭議基本上成功地得到了解決，所涉爭議的債務國都償還了貸款，或者正在按約履行債務。SeeMashaalahRahnama-Moghadam，DavidA．Dilts，andHedayehSamavati，InternationalDisputeResolutioninFinancialMafiket:theClubsofLondon&Paris，DisputeResolutionJournal，Nov．1998，p72。

⑤SeeAnneO．Krueger&SeanHagan，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SovereignWorkouts:AnIMFPerspective，Chicago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Summer2005，Vol．6，p203．

⑥SeeJohnTaylor，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AU．S．Perspective，Remarksattheconference″SovereignDebtWorkouts:HopesandHazards?″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ashington，D．C．，April2，2002．

⑦SeeIMF，TheDesignandEffectivenessofCollectiveActionClauses，June6，2002，p4．

⑧SeeExamplesofMajorityRestructuringProvisions，inIMF，TheDesignandEffectivenessofCollectiveActionlauses，dune6，2002，p22．

⑨對于受英國法管轄的債券持有人來說，它們通常利用多數修改條款，修改債券到期日來實現撤銷加速的目的。

{10}SeeAnneKmeger，Speechatthe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for2002:NewApproachto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Nov．26，2001．

{11}IMF，ProposedFeaturesora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Mechanism，Feb．12，2003，para．ISeeAbove，para．3．

{12}See．AnneO．Kmeger，ANewApproachto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IMF，Ari12002，p4．

參考文獻:

[1]江時學．金融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第9篇：國內債務危機范文

在今年4月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提到了當前世界經濟中存在著三個因素之間的惡性循環：一是緩慢的經濟增長；二是許多國家需要進行財政整頓，而財政整頓又被認為可能阻礙增長；三是本應向實體經濟注入資金、幫助恢復經濟增長的銀行業正面臨困境，因而缺乏向經濟提供信貸擴張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基金組織提出的建議是在中期內進行財政整頓，但不要在短期內過度緊縮。這一說法和2011年8月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期間美國政府的表態十分類似。但歐洲方面卻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立刻采取整頓措施，否則將無法取信于市場。有這樣一個笑話：兩個正在減肥的人進了一家快餐館，A只點了沙拉和水，B卻點了雙份的巨無霸漢堡、可樂和薯條。A對B的做法十分好奇，問道：“你不是正在減肥嗎？”B卻回答道：“沒關系，不是從今天開始，但我有一份可信的中期減肥計劃！”意思是，如果不從現在就開始整頓，有誰會相信所謂中期整頓計劃是可信的？

一些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家們認為，存在一種政策組合可以解決這種矛盾，即在實施財政整頓的同時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可以向經濟注入流動性，將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這里的一個問題是，銀行的行為可能會背離政策制定者的預期。這是因為銀行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問題，為此銀行忙于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加劇了收緊。監管政策應是逆周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周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的跨國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嚴重的不活躍。

二、金融部門行為及應對激勵

在這種惡性循環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么呢？這種情況讓我們想到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中國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產”等現象。人民銀行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回顧，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引入對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的行為。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部分原因是人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是，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后，卻發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響應，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就說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

當我們談到中央銀行向實體經濟提供激勵和負向激勵時，也應該思考央行和其他監管當局是否有激勵機制來引導商業銀行。事實上，我們比較缺乏這種激勵機制。那么我們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管理利差。

在2000年初，中國的大型銀行面臨重組，正在修復資產負債表并尋求更多資本，有可能影響其積極發揮資金媒介的作用，而且銀行還過于擔憂自身的資產質量。那時人們認識到管理利差的重要性，因為一定的利差可以激勵銀行在清理自身的同時也能將資金貸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通過剝離部分銀行不良資產來幫助銀行減少這種擔憂，剝離比大量提供流動性更為有效，正如中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所做的那樣。從這里可以看到，如果能夠把銀行的行為納入到宏觀經濟模型中，就可能有辦法更好地促進銀行體系的逆周期響應，激勵銀行更好地放貸。

如果我們分析銀行的行為，會發現監管當局可以對銀行進行激勵。當需要加強這種調節時，監管者有時甚至可以直接約談銀行。但這里也存在一種不對稱的現象，這種做法在收緊監管政策時頗為有用，但是在推動銀行放貸時就不那么有用了。例如，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召集一些大銀行家開會，試圖動員他們積極參與應對，但效果并不理想。危機期間銀行有兩方面表現，一是規避風險，二是囤積現金。而之所以會囤積現金，是與零利率政策導致持有現金的成本過低有關。

中國近些年出現過兩次關于是否降息并走向零利率的討論。第一次是在2000～2001年中國出現通貨緊縮。另一次是在2009年初，也就是危機剛剛爆發之后，那時不少國家將利率降至零，而中國的利率約從4%左右經過幾次調降，在2008年末達到2%左右。當時有人提出要跟從發達國家也搞零利率政策，大家對此進行了討論。當時，我們還不能確定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是否存在，但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區域，如果銀行體系變得消極可能會出問題。最終，中國將利率保持在2%左右。當時還需要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就選擇了量化擴張。現在來評論這個抉擇是否恰當還為時過早，但這可以說明在決策過程中似應考慮銀行業的行為。

一個相關的話題是零下界利率區間。有不少論文從貨幣政策和泰勒規則的角度討論了零下界利率問題。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從銀行行為來說，如果負債方的成本為零，那么它的行為會出現改變，會傾向于囤積現金。關于這個問題，人們進行了一些研究，2011年7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國際經濟學會第16屆全球大會上，我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在利率降至零后再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而是在利率降至1%～2%時就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三、是否救助與如何救助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危機救助的方式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如果央行確實不得不參與救助的話，就存在如何救助的問題，以及什么是優化的選擇問題。剛才說到，過早地將利率降到零附近可能不是一種較優的選擇，這涉及到泰勒規則的適用區間和如何處置零下界區間的議題。另一個選擇是央行實施大規模的數量寬松政策。初衷有可能是為了緩解危機和救助有問題的金融機構，但現行法規往往不支持央行直接參與救助。這樣，經權衡，央行在權限范圍內可做的事是普遍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打個比方，這有點類似于局部農田干旱缺水，央行管著水庫大壩，央行想挖幾個渠來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農田，但法規說這不是央行的工作，則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開閘門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會達到需要的農田。但問題一是資源有所浪費（如未來有通脹）；二是可能出現副作用（如新興市場遭到過量資本流入）；三是不確定需水之處能得到多少，公眾是否滿意。人們希望有“定向供水”或“滴灌”的能力，但過去制定法規和確定央行職能時未預見到此，當前就只能搞“大水漫灌”了。

對于這個問題，可能不必這么教條。似乎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嚴格禁止中央銀行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問題的關鍵是涉及人們對央行目標與職能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可能更多地是一個如何解釋有關條文的問題。在特殊情況下需要第一時間予以應對、解決問題，至于是否有足夠的依據或授權，可之后再找解釋。中國的金融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出現過大面積的資不抵債，當時也曾說央行不可能有所為，但真到形勢危急、迫不得已的時候，要有作為還是可以找到解釋余地的。實踐中我們就是“定向注水”，由中央銀行通過匯金公司持有金融機構股權，想辦法將其救活了，之后再考慮退出。

總之，中央銀行在應對危機時可設法尋找一些靈活性，找一些活動空間，而不是過于自我約束。從近來的實踐看，歐洲中央銀行（ECB）也在不得已情況下向希臘放了些水，而且還安排了債券購買計劃（SMP）的手段。當然，對此還有爭議，ECB也做了大規模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

四、債務約束及應對激勵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債務。是否需要一個激勵機制，來更好地控制政府債務呢？許多國家認識到必須進行財政整頓，但部分公眾卻存在抵觸情緒，存在意見沖突。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足夠好的激勵機制，既讓政府能夠順利進行財政整頓，又能給公眾明確信號，使他們認識到本國必須遵守財政紀律？

首先要看到，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債務占GDP比率，同時這些經濟體的內債和外債所占比例也都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債務都是本國居民購買，而希臘等國的籌資渠道則較多依靠外國投資者。這些國家所面臨的難題是不同的。如果債務以本國債務為主，雖然問題嚴重，但隔代的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國內公眾，有助于國內的理性討論，也不會給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太大風險。

那么，我們是否應該考慮一個運作機制，讓政府債務基本集中于國內？看來是可能的。作為對這種機制的補充，如果負債的政府確實需要在國際上籌資，可向國際組織借款，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做有很多好處。第一，有助于形成定價機制。如果某國在國際上借款，但卻無法提供足夠的還款保證，而外國投資人也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那么定價就可能出現問題。如果政府將絕大部分國債賣給國內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就會仔細權衡國債對他們微觀經濟情況的影響。第二，有助于在國內形成共識機制。如果債務主要由國內公眾持有，他們之間更容易形成共識。現在歐洲的情況是，一方面政府實施財政整頓政策，另一方面公眾卻走上大街示威抗議。第三，外國投資者很難對別國政府的政策予以制約，這不僅是因為信息不足，也是因為外國投資者缺乏權力和渠道。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會好很多，如作為補充性投資者可以有所作為。但現階段國際組織進入可能為時偏晚，應在最初就考慮這一機制問題。

國外投資者則可以先向國際組織（如IMF）投資，再通過國際組織間接投資于國家國債。這里也可以建立一個共同融資機制，即一部分投資通過國際組織進行，而另一部分可以作為捆綁投資。關鍵是國際組織具備影響國行為的能力，有能力為國設立借債條款。建立這樣的機制對有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也有好處，一方面它們可以更安全地投資海外，另一方面能降低外匯儲備積累的積極性，更好地平衡國內經濟。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外部債務存在很多道德風險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就已經出現這些問題，比如一些東南亞國家過度依賴外債，且存在貨幣錯配等問題。從國際角度看，發生過很多次債務危機，比如拉丁美洲危機。將債務主要限于國內市場是否是一種可行的方式？第一，技術上過去難以做到的，當今的IT能力已可辦到，這也包括歐元區。第二，如國內儲蓄率不能滿足，則國內家庭和私人部門會向國外借，外國銀行就會要求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亦可通過該國銀行要求本國居民或私人部門提供抵押品。這樣本國居民需要自己花錢或用資產抵押來借錢購買本國國債，那么就會產生一種激勵機制去限制政府債務過度增長。

對于歐元區來說，由于采用單一貨幣，較難區分國內和國際債權人的身份，但可以做出技術上的解決方案。中國也存在相類似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如果發債主體為省、市政府，而市場為全國性市場，也會出現舉債缺乏制約、道德風險、定價機制失效等問題。因此，如果中國今后能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債務體系，地方債應主要出售給當地居民，當地居民會基于自身的養老金、福利等問題來考慮是否購買，這樣就構成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