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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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關鍵詞:生態學;雙重矛盾;雙重危機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9-0068-01
奧康納從生態學視角出發,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雙重矛盾和危機。他在傳統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的基礎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形成。
一、資本主義雙重矛盾
奧康納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雙重矛盾和雙重危機,生態學與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不同的,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更加注重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二者矛盾導致了經濟危機,最終尋找解決危機和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途徑。而奧康納的生態學理論提出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性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導致了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形成。也就是說,奧康納把理論的重點轉到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上,他指出資本主義第一重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和第二重矛盾要相互作用,共同存在,最終形成了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奧康納認為資本主義雙重矛盾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結合和辯證的,而第二重矛盾是根本的東西。第一重矛盾對第二重矛盾起促進和加劇的作用,相反,第二重矛盾也加劇了第一重矛盾,這兩重矛盾之間可以說成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
二、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
奧康納認為資本主義的雙重矛盾必然導致資本主義雙重危機(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出現,是雙重矛盾的必然產物。
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過程也是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和利潤的生產過程,通過對工人剩余勞動的剝削以及進行可能的技術革新來實現。資本的積累就是把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相結合(工作日延長到最大限度,并存的工作日達到最大數量,縮小必要勞動時間和工人人數),不斷的提高生產率和不斷降低再生產的成本。首先,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積累了大量的剩余價值,并通過擴大商品再生產實現剩余價值的不斷積累;其次,工人階級被剝奪了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隨著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工人階級逐漸失去了購買自己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最終中斷了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再生產,這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造成了生產的下降和經濟的衰退,其根本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這是第一重矛盾的集中體現,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資本主義生產在剩余價值規律支配下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工人階級的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
如果資本主義要想擴大資本,實現經濟不斷增長,肯定會對原材料的需求增加,那么原材料在商品價值中的比重就會不斷的增大,資本主義就必須加大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力度,這就造成了生產成本的增加和利潤率的下降。相反,如果資本主義采取合理的方法使用原材料來進行生產,那么原材料價格將會下降,成本也會下降,平均利潤率就會有所提升;原材料價格的下降會帶來資本主義生產對資源需求的增大,導致資源的大量消耗,這樣就出現了生態危機。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經濟危機的過程,必然會導致生態危機。
資本主義的雙重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在生態問題上不可能可持續性發展。奧康納認為解決資本主義第一重矛盾所導致的經濟危機有兩種途徑,首先是調整生產力,其次是調整生產關系,使生產關系具有社會性。通過技術改造降低單位成本價格,從而增加生產的靈活性來調整和重構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重組是以生產力社會化形式的多樣性為基礎的,這必然導致生產關系的變化。只有通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和重構才能真正解決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
第2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關鍵詞】 中小企業 經濟危機 影響 措施
一、經濟危機對中小企業管理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企業也必然受到影響,僅2008年中國中小企業因受經濟危機影響而倒閉的超過10萬家,2009年,我國企業在艱難中中度過了寒冬,從宏觀上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趨勢明顯,據亞洲開發銀行2008年9月16日的年度報告《2008年亞洲發展展望更新》預計,中國經濟增速將從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進一步回落至9.5%,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大量中小企業衰退、倒閉、破產等,中國中小企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
二、中小企業發展的現狀
中國有3600萬家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以上,對GDP的貢獻達60%。事實表明,危機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實力弱小的中小企業受到極為嚴峻的考驗。因此,在經濟危機的襲擊下,分析中小企業現狀,探析中小企業管理及發展的有效途徑,靈活應對危機,增強企業實力,是不可忽視的關鍵議題,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現狀:
1、規模小,難以承受大的波折,抗風險能力弱。中小企業在利用經濟資源、獲取市場信息、爭取外部支持等方面明顯比大企業遜色。抗風險能力較低的劣勢使得中小企業尤其是創辦時間不長的中小企業失敗率較高。
2、缺少自主品牌,自主創新意識較差。
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競爭焦點是企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的高質量、高品位、高信譽。市場到處充斥發達國家的知名品牌,且它們占據著各行業高端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獲取了豐厚的回報。而我國中小企業技改投入不足,生產設備、工藝流程等陳舊落后;沒有自己的研發中心,科研經費投入不足;產品質量差、更新換代慢、差異性小,缺乏市場競爭力。
3、缺少成熟的運營模式和管理理念
外資企業經過全球市場競爭的洗禮后,在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上更趨成熟和完備,這對于剛在市場經濟中行走不遠的中國企業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雖然我國企業也在進行管理體制改革,也建立了現代企業管理體系,但由于傳統的經營模式根深蒂固,加上中國市場特殊的運行規則,使我國企業更關注同政府的公共關系維系,從而忽略了技術創新和市場開拓的能力,導致一些企業缺少市場經營和規避風險的本領,在經營戰略上更傾向于向外冒險擴張,忽視了內部管理。
4、企業缺乏誠信,資金不足
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信譽經濟。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的不完備階段,企業惡性競爭、不講商業道德、信任危機、拜金主義等不誠信現象時有發生,導致社會信用水平整體下降,給企業發展壯大與國際市場接軌造成極大障礙。在貸款方面,由于資本實力較弱,抵押物或質押物不足,使得中小企業信用等級普遍偏低。取得銀行貸款困難較大。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缺乏規模經濟效應,單位經營成本相對較高。這無疑降低了銀行向中小企業提供融資的積極性。
此外還有生產技術水平低,組織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三、經濟危機下中小企業發展應對措施
1、面對現實,迎接挑戰,保持必勝信心
首先在當前形勢下企業中高層高層要有信心。扎實做好本職工作,穩定職工,穩定人心。凝聚力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和財富。其次要建設好自己的團隊。困境既是對企業團隊的考驗,又是鍛煉企業的團隊的機會。要采取措施避免出現員工大量流失,尤其是高級技術、管理等人才和核心員工。
2、抓住政策的有利時機。
針對中小企業的外部問題,我國政府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金融支持政策的出臺,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上,除商業銀行創新貸款品種、改進服務外,國家發改委通過設立區域性信用再擔保公司作為中小企業融資平臺,充分利用政府信用引導市場資源。帶動各層次政策性擔保機構加快整合也是一種好的選擇。
3、注重企業自身管理,苦練“內功”提高抗風險能力
(1)拓寬渠道建設,培育終端顧客
顧客是企業生存的前提。多數以出口為主的中小企業,其對單一客戶以及貿易公司的依賴性嚴重,營銷和渠道是這類企業最大的短板,有的甚至處于真空狀態,當出口受阻時其困難可想而知。目前形勢下特別要注意繼續維持好與客戶的關系,不要因為困難就疏遠了客戶。
(2)開源節流并重,提高財務管理水平
不管經營好壞, 開源節流均是經營之道。經濟不景氣時就更加重要。需求總是有的, 開發、培育需求是開源的方向,要不斷根據客戶變化的需求優化改進現有產品, 開發新產品, 以滿足不同的個性化需求。中小企業的浪費現象十分嚴重,因此,必須杜絕浪費、壓縮不必要開支。
(3)持續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
創新是節約資源、節約能源、節約人力、節約經濟成本的一種方式。中小企業主必須了解自己和競爭對手的現狀,并不斷致力于提高自身產品的附加值。危機之后,中國的中小企業首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環境的變化,靠低成本和大量能源耗費,重返出口市場和規模是非常困難的。
(4)加強誠信建設,拓展融資渠道
企業資金不足是我國企業長期以來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必須開放思維,力爭多渠道融資。企業首先要規范管理,提高中小企業人員素質,把財務做真實,積累企業的信任度;其次,在這次國際性的經濟危機中,中小企業要苦練內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同時也不要將銀行作為唯一的融資渠道。逐步建立以銀行融資為主體,債券股票等多種融資方式融資體系。
第3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1998年經濟危機是一場局部性的亞洲范圍的危機，而2008 年的經濟危機則是一場整體性的世界范圍的危機。兩次外部經濟危機雖然波及范圍不同，但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相互制約，導致我國經濟增長乏力，社會有效需求不足。面對該情況，我國政府迅速反應，主動出擊實施反周期的、主動干預和調節的相機選擇型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發國債為政策突破口，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實現增加投資、促進消費、擴大出口，進而刺激經濟增長。我國經濟率先實現總體回升向好勢頭、有效遏止了經濟增長明顯下滑態勢。對比兩次危機下應對的財政政策，分析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對財政政策效果進行評價，總結出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相機財政政策，積累我國政府進行經濟干預和宏觀調控的有效經驗。
二、1998年與2008年經濟危機的影響
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與2008年經濟危機主要通過社會有效需求對經濟產生影響，兩次危機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消費需求增長緩慢，投資需求增加困難，出口需求銳減，進而制約我國經濟發展。
（一）消費需求增長緩慢
失業率高、就業形勢嚴峻等因素，預防儲蓄需求增加，人們希望增加儲蓄來預防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居民邊際儲蓄傾向上升，邊際消費傾向相應下降。
（二）投資需求增長困難
處于市場爭中的企業普遍看淡市場，投資信心不足，投資欲望不強，投資預期收益下降。
（三）出口需求銳減
貨幣貶值，以加工導向的初級產品競爭優勢相對小，外需水平下降。1998年上半年的外貿出口額為869.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7.6%，與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鮮明的對比。2008年的外貿出口額為14285.5億美元，增長17.2%，比2007年25.7%的增速下降了8.5個百分點。
三、我國1998年與2008年經濟危機的財政政策比較
（一）相同點
兩次財政政策的實施都是經濟危機背景下，國內經濟受到外部強大沖擊，政府基于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主動進行宏觀調控，從穩健財政政策過渡到積極財政政策。基本的思路是“增支”和“減收”，主要運用了增加政府投資和擴大國債發行的政策手段，依賴于政府支出的增加，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實現經濟機構的調整。此外，兩次財政政策的重點投向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鐵路、公路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結構轉型，調整稅收政策，通過降低或取消部分產品關稅來增加價格優勢，緩解出口壓力。
（二）不同點
1.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速度快、力度強、涉及面廣。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我國對外開放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發展，2008年我國的經濟實力達到一定高度，政府擁有豐富的財政資金來進行宏觀調控。市場反應靈敏，政府能夠根據國?鵲木?濟形勢及時地做出反應，在經濟結構調整、科技創新與開發、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有全面細致的考慮。總體看，200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方式和內容上都顯得比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更強勁。
2.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以汲取政策為主，而2008年的財政政策以汲取政策為主、補償政策為輔。200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稅制改革上有較大突破，明確實施了結構性減稅，而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時稅制基本保持穩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98年國家財政有限的汲取能力限制，進行大規模地減稅對財政負擔較大。200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則不僅有擴大財政支出的傳統方法，也有結構性減稅的新舉措，主動實行了“增值稅全面轉型”等稅制改革，統籌兼顧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
3.2008積極財政政策則綜合運用了多種政策工具。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在政策工具上基本是以政府投資和國債為主，其它政策工具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或者作用相對有限。200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則在工具的豐富性上有了很大變化，綜合運用預算、國債、稅收等政策工具，著力擴大內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了稅收和公共支出工具，特別是“增支”和“減稅”來使用，使得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被進一步放大，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回升向好。
4.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比1998年更加注重財政收支結構調整，在財政支出方面不再單一局限在基礎設施方面，將保障和改善民生與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放在重要的中心地位，體現了我國財政更具有公共性質。而在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中只是處于次要從屬的地位。在財政收入方面“結構性減稅”更加重視科學發展觀，強調可持續發展，有助于實現經濟轉型，優化結構發展。
5.2008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屬于直接干預市場經濟，給經濟注入資金活力，對經濟的沖擊比較大，不利于在市場機制下淘汰落后產業機制，順利完成產業改造與升級。1998年的財政政策屬于間接干預市場經濟，起效慢，對經濟的沖擊小，更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地位。
四、兩次經濟危機的效果評價分析
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是針對實際情況而采取的短期性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以短期為主，力度適中，對市場經濟的沖擊小，有利于發揮財政政策的彈性，防止對經濟的過度刺激。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經濟增長的質量得到明顯改善，經濟增長步入了適度增長區間。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標志著我國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向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化，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內在動力。
2008年的4萬億投資計劃是一個寄望于世界經濟快速復蘇的權宜之舉。短期內穩定了經濟和社會，從現在來看卻犧牲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優化，導致市場化改革理念的可能退步。短期來看，四萬億投資計劃，順利實現“保八”經濟增長目標，在拉動社會投資和穩定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從統計的數據來看，投資的確對金融危機后的中國經濟扭轉了下滑趨勢、逐步企穩回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長期來看，四萬億的投資計劃主要刺激第二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減弱了財政政策的彈性；部分地區、部分領域基礎設施投資的重復建設與產能過剩更加嚴重，錯過了危機下市場淘汰落后產業、結構升級的黃金時期；資金在不斷向市場投放的時候，物價水平因此而上漲，通貨預期壓力漸漸增大。
五、經濟危機背景下有效財政政策建議
（1）在遇到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經濟形勢嚴峻，政府應迅速反應，及時主動宏觀調控，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財政政策的相機決策要汲水政策和補償政策搭配使用，綜合利用國債、轉移支付和稅收等政策手段來拉動社會有效需求。
（2）財政政策的著力點要立足于消費、投資及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發展。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結構。同時發展市場經濟，利用轉移支付和稅制改革等手段，加大?χ行狘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68.html" title="企業論文" target="_blank">企業的支持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與教育體系，增強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通過發揮好財政政策作用，切實有效地拉動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逐步擺脫過度依靠出口、貿易摩擦不斷的窘境，最終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通過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徑與效果體現的。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會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平衡；而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社會供需總量平衡，間接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第4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摘要：本文從經濟危機下人才市場的供求方出發，旨在說明經濟危機下企業應該如何注意招聘中的各種問題，從而采取恰當的策略使企業能夠充分抓住經濟危機提供的機會，做好人才的選聘和調整，為企業度過經濟危機，并為以后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人力保證。
關鍵詞 ：招聘 經濟危機 挑戰 策略
一、經濟危機中企業招聘面臨的挑戰
企業的招聘，總的來說離不開兩個方面，即人才的供應方和人才的需求方。我們將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經濟危機條件下企業所要開展的招聘將會受到怎樣的挑戰和壓力。
1.人才需求方——企業的需求所面臨的挑戰
（1）企業的職位需求方面。在經濟危機條件下企業職位有著特殊的需求。由于企業的經營變得困難，企業急需要有真正能力的員工來幫助企業進行經營方面的設計或是協助，因此企業對高能力人才的需求變得更加急切。但是目前卻存在著這樣的情況，經濟危機的出現讓職位的穩定性下降，大多數員工更加珍惜自己目前的崗位，這就大幅度降低了員工的流動率。以前企業通過獵頭公司等能夠很容易招募到的有經驗的人才，在經濟危機中卻會相應地增加了難度。同時企業在經濟危機下，能夠支付高薪酬的能力相應的變得脆弱。前程無憂的調查顯示在經濟危機中，有82.6%的企業表示不會增加新進員工的薪酬，其中有55.1%的企業表示薪酬的給予將會和以前持平，而27.5%的企業也就將近三成的企業則表示降薪，這都為公司招到高素質的合格人才提供了一個障礙。
（2）企業招聘過程存在的挑戰。經濟危機條件下會產生更多的人力資源供應，面對眾多的選擇，企業并不擔心招募不到人才，但是應該如何招募到心儀的人才，而且還能夠更好地控制人力成本是經濟危機下企業的招聘活動應該注意的問題。首先，HR進行招聘必須對公司的職位進行一個評價，確定企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這樣才能夠在招聘過程中有所針對性。但是，評估的過程是一個消耗成本的過程，比如說人力資本的投入，對企業內外環境變化對企業提出的新要求的理解等，都需要付諸調查。其次，企業招聘必須要進行企業的宣傳和招聘的動員工作，必須將招聘信息出去，無論是進行校園招聘還是進行網絡招聘等，都需要信息的，這些將會消耗企業的一部分成本即宣傳費用。再次，在經濟危機下由于很多的企業會進行裁員，市場需求相對來說會萎縮，這樣市場就會有很多的流動性人才，相比之下企業在這個時候進行招聘，將會有大量的人員前來應聘。這個環節不論是簡歷的篩選，還是招聘考核的各個過程，對HR來說，不論是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而且HR更重要的，還是要把握好企業所支付的招聘成本的大小，這些都將是企業在招聘過程中所面臨的很現實的問題。
2.人才供應方——求職者給企業帶來的挑戰
（1）求職者的擇業觀。通過一些調查，求職者并沒有因為經濟危機而更改掉自己理想的就業選擇地區，大約有50%的求職者想到大城市工作，45%的求職者想去中等城市，這兩部分加起來，想到大中城市工作的人達到了至少95%，這給其他地區留下的選擇余地實在是少之又少。經濟危機對我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從擇業者的角度來說，只要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來招聘，求職者還是會大量地將自己推薦給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處于經濟比較不發達地區的企業，雖然有的可能在實力上不遜于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但是還是處于求職者的第二選擇之中，從而導致這些企業沒有機會用相同甚至更好一些的條件招到最好的人才，這不能不說是對經濟落后地區企業招聘的一個大的挑戰。
（2）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很多的求職者總會抱有這樣一種態度，就是暫時找到一個企業作為避風港，然后等經濟危機一過經濟回暖，則展開大規模的跳槽流動現象，據調查表明，大約有34.21%的畢業生表示自己會先就業后擇業，畢業生在企業中的成活率不到10%。求職者雖然積極就業，但可能并不喜歡目前的崗位，所以其在就業中就可能發揮不出自己積極性，進而影響到了工作的效率。這種現象在企業的招聘中，如果沒有通過適當的方式來檢測求職者的求職動機和對企業的忠誠度，就會面臨員工隨時跳槽的危險甚至是員工不惜支付違約金的違約行為，從而使企業的招聘最終歸于失敗。
二、經濟危機下招聘的對策研究
1.招聘原則
企業的招聘工作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夠保證這兩項工作的順利、高效的開展，也才能更好的面對經濟危機下招聘工作的各項挑戰。
企業要客觀地制定招聘計劃，進行人力資源招聘，必須要考慮到企業的戰略選擇，使得企業的各個部門在今后的發展中都有充分的人才儲備；企業提出的招聘條件必須要具有競爭性，而且招聘的過程要公開透明；企業在確保自身招聘的階段性，連續性的同時必須注重招聘的經濟性；必要的情況下，企業還應該充分利用外在專家的建議和協助，來招到合格的人才。
2.企業外部招聘渠道選擇策略
企業對外招聘，考慮到的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因素：一個是招聘的人員素質能否滿足自身需求，另一個方面是招聘成本的問題。這兩個方面都和企業選擇的招聘渠道有關系。前程無憂網曾經對一些招聘渠道的選擇做過調查，有89.2%的企業還是更偏好網絡招聘，其次是內部的推薦，大約占了45.2%。這兩種方式可以使企業提高招聘效率，并且具有較低的信息成本。但是，企業的招聘方的選擇不能脫離企業的實際需求。如果企業想招聘到具有豐富經驗的中高層入職者，則最好是通過獵頭的方式來進行，目前使用這種方式的企業占了24.1%；人才市場上主要的就業主體是在校將要畢業的學生，企業如果想補充大量具有活力、具有很大發展潛力的員工的話，可以側重于校園招聘，這種方式具有比網絡招聘有更好的針對性和效率。
3.企業內部招聘選拔的策略
在對個人的網上調查顯示，有23%的人表示所在公司內已經有“合同到期不續簽”或者“經濟性裁員”現象發生，28%的人預測公司明年會或者進一步裁員，42%的人擔心企業明年的裁員會波及自身。這種類型的企業由于經濟效益不好，為了渡過經濟危機，想通過進行裁員降低成本。這類企業可以通過如下的途徑來解決自己的困境。
(1)組織結構扁平化，較少部門設置，減少部門的級別。既然企業沒有能力再承受較多人力成本，那么企業可以通過削減部分部門的員工，降低人力成本。企業必須注意對員工的嚴格考核，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確定哪些員工是需要被辭掉的。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必須負起責任，為被辭掉的員工提供一定的經濟安慰和補償。
(2)加強對現有員工的培訓和鍛煉。企業不打算在外部招聘人才，就必須在內部提高現有員工的能力，并且如果企業要裁員，則更應該注意這方面的工作，提高本企業員工的能力。
(3)重視內部競聘，加強繼任管理和崗位輪換。企業重視內部的選拔不僅有利于對企業內部現有人力資源之間進行優化，也可以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責任，激發其積極性，有利于員工和企業同舟共濟渡過經濟危機。
本文提到了經濟危機對企業招聘工組的挑戰和對應策略，希望對企業有所幫助，能夠快速地在人力資源招聘方面對經濟危機進行反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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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關鍵詞】初中歷史教學 歷史故事 激發學習欲望 提高學習效益
初中生正處于思維身體都極度活躍的階段，所以對于古板乏味的事物是不容易接受的，而歷史正是一門枯燥無味的學科，所以怎樣充分調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教育問題。當前應對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就是改進歷史教學方式，通過將歷史故事融入課堂教學的手段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對歷史現象的分析過程，引入充滿情景的歷史故事，不僅可以使學生有欲望去了解與故事相關的歷史事實，也可以通過故事讓學生銘記歷史知識，從而達到提高學生歷史學習能力的目的。下面我們就針對教師將歷史故事引入課堂教學這種新穎的教學方式討論一下，了解并發掘這樣做對于初中歷史課程的發展有何影響，對初中生的歷史學習是否會產生幫助。
一、將歷史故事融入課程教學，充分調動學生學習欲望
初中生的學習自主性還不是很強，所以非常需要教師的正確引導才能將他們的學習能力充分發掘出來。對于歷史這門需要準確記憶的課程，對于初中生來說是很枯燥無聊的，所以這就更加考驗教師的教學本領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引導作用至關重要，對于新課程的教授，首先需要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可以用一個有趣的與課程相關的歷史故事將學生先引入到歷史事實當中去，再進一步的介紹歷史知識。要知道初中生還處在熱血方剛、很難集中注意力的時期，所以讓他們專注于課堂是首要任務，用故事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力才有可能提高他們的課堂學習效率。當然教師的歷史故事要是和講授知識是相契合的，例如，在學習唐朝盛世的安史之亂這一歷史內容時，當介紹它發生的原因時就會提到唐玄宗后期的沉迷酒色同時會說起楊貴妃，自然而然就會引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故事，故事講述的就是楊貴妃鐘愛食荔枝，唐玄宗為了博得美人的歡心，所以令人一刻不停、快馬加鞭的將荔枝從千里之外運到楊貴妃手上。教師利用這樣吸引人心的故事來把學生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安史之亂”的學習中來，不僅起到了“暖場”的效果，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歷史科目在學生心中的趣味程度。
二、通過歷史故事，讓學生更加有畫面感的了解歷史
歷史學習在初中階段主要分為兩個大的版塊，其中一部分是中國歷史，另一部分就是世界歷史，這對學生的記憶來說是有一定難度的，很有可能由于歷史長河的發展流向大致相同，導致學生記憶發生混淆的狀況。然而如果教師可以適當的融入相關的歷史故事，通過歷史故事中不同人物的表現可以幫助同學們將相似的歷史知識轉化為有情景的歷史內容來區分記憶。比如在教授世界史的“經濟危機”時，首先可以通過文學作品的講述讓學生了解到這場經濟大風暴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是多么巨大的。這個故事內容主要是說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講的是在美國處于第一次經濟危機爆發時期，一位非常年輕能吃苦的女孩通過千辛萬苦得到了一份金飾品店的銷售人員這一工作，這幾乎解決了她們一家人的生活難題，可是這天有一位面黃肌瘦的男顧客來到店里挑選飾品，她非常熱情的接待了這位顧客，最終這個男顧客什么也沒有買就離開了，可是就在女孩最后做清點的時候發現丟失了一枚金戒指，她明白一定是那位男顧客所為，隨后她找到了那位男人并且以真情打動他，最終獲得了那個男人的感激和戒指的失而復得。通過這個故事的講述，可以知道當時的美國人民身處于連日常生活都難以滿足的狀況之中，大量人口失業甚至引發了一些社會治安混論，教師在讓學生深刻感受歷史氛圍的同時可以提出思考問題，例如引發經濟危機的具體原因是什么？經濟危機的爆發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哪些影響？由于故事的情節煽動，學生們會很樂意去思考回答這些問題。通過這么一來二去的提問與反饋，不僅幫助學生深刻了解了經濟危機的實質，還讓學生能夠以生動的故事情節理解記憶美國經濟危機這一歷史知識。當然歷史故事的引入并非隨便插入的，教師要根據所講內容的歷史特點和歷史背景來向學生聲情并茂的講解故事，將抽象枯燥的知識轉化為生動形象的故事加以記憶，增強學生的學習效果。
總而言之，教師可以通過歷史故事引入歷史教學中，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引起學生的求知欲望，最終達到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的目的。初中生的教學任務是非常重要的，教師只有充分了解了學生的心理狀態，才能更好地把握教學方法，給予學生足夠的自主學習空間，同時做好一位引導者的角色，幫助學生在學習中找到自我，讓他們建立起對歷史學習的興趣和信心，這樣才能有利于歷史科目在學生心目中占據主導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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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超、金勇. 從加強史實教育的角度探討初中歷史教學[J]. 文理導航（下旬），2010年10期.
第6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關鍵詞：生態；科學發展觀；比較研究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態”（EcologicalMarxism）一詞來源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教授本•阿格爾。他在1979年《西方概論》中第一次運用了“生態”這個概念，從而在真正意義上建立了與生態學之間的關聯。生態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當今最有影響的十大流派中較為活躍的一派。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圍繞人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社會內部的“和解”兩大主題，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人的解放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嬗變等問題，揭示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并通過重建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進行技術批判與消費主義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實現社會制度和道德價值觀的雙重變革，從而最終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化的，其中心問題是“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在于，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表面上看，生態與科學發展觀并不基于相同的現實基礎，產生的理論背景、發展脈絡和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等方面也不盡相同，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兩個理論體系之間，觀點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觀點有明顯的差異，卻可以相互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礎的比較
生態，也稱生態學的，其理論基礎在于和生態學的有機融合。如生態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認為的那樣，歷史唯物主義內在地包含了生態學和生態思維方式。應該說，在馬克思那里，生態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談論與生態問題息息相關的生產問題，卻很少在純粹意義上談論生態問題。盡管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馬克思有意還是無意的，他都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生態思想。如“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爾關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觀點，提出了‘社會是人與自然的完整統一體’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類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危機的必然聯系以及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等問題上，‘生態學’與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1]。另外，生態繼承了以作為理論基石的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批判傳統，像萊斯和阿格爾就受到馬爾庫塞相當大的影響。只不過與他們的前輩相比，生態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相對溫和，也更富有建設性。
科學發展觀則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及作為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的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處處滲透著立場、觀點和方法。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的創立和發展，主要是基于中國化的，面對的現實是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與科學發展觀對于關注的點不同，偏好的理論也不一樣，面對的現實情況也有明顯的差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二者都是以作為理論的來源和基礎，都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的科學性、革命性和開放性，掌握了活的靈魂。
二、第一要義的比較
生態代表人物之間的理論并沒有太多聯系，應該說，不能形成一個系統，但在第一要義上卻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爾斷言，“歷史的變化已使原本馬克思關于只屬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經轉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因此，當務之急是“從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本質的見解出發，努力揭示生產、消費、人的需求和環境之間的關系”[2]。阿格爾轉變了人們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認為傳統的經濟危機已經轉向了生態危機，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原罪，即利用環境代價換取財富，已經導致了經濟增長的瓶頸，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無限性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如果沒有有效的措施緩解矛盾，那么經濟增長就會停滯，甚至會倒退。可見，阿格爾關注的決不僅僅是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解釋和分析，問題在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實現可持續性的發展。這說明，他始終是以發展作為第一要義的，這是他邏輯分析的前提。高茲認為：“‘對我們的經濟從產品設計到消費和物質的再循環進行生態學的重建，……對能源、化工、運輸和農業進行生態學的重建，……技術上的發明不僅必須有助于生態學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還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縮短勞動時間成為可能，把我們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使生產和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標準服從于社會——生態標準’，走向基于自我約束、更節儉、生態上可持續消費模式的生態社會主義，達到真正的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統一，實現生活得更好、勞動與消費更少的社會。”[3]高茲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歸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確了要在發展的基礎上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發展是第一要義。從阿格爾和高茲的觀點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生態學者無論給生態危機開出什么樣的處方，目的都是為了實現發展這個第一要義。
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認為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此可見二者之間觀點的相似性。應該說，生態與科學發展觀所提的“發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意義上使用，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的增長，當然這種增長不能以生態為代價；二是，正如高茲談到的那樣，發展不僅是經濟理性的，還應該是價值理性的。總的說來，生態關注的比較多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礎上的人與社會的關系調整，而較少涉及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科學發展觀所使用的“發展”，強調的是一種和諧，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三個層面基礎之上的。與生態相比，概念的內涵擴大了；作為一個分析系統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論核心的比較
“生態考察了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所造成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提出了自然是一個社會范疇的論斷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協調的問題，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類的健康發展趨勢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圖從制度層面探索生態問題解決的根本途徑，具有前瞻性和開創性，它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建立和發展，力圖通過制度轉變解決人與自然的對抗。”[4]由此可見，生態在談及異化概念時，是以人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異化；在談及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時，將社會系統放在首位，因為只有以社會系統中的主體——人，作為分析的核心和邏輯的出發點，其他的分析才有意義，換句話說，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尋是具有現實意義的，而彼岸世界是遙不可及的；在趨勢和目的方面，無論是通過制度還是其他手段，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都是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發展。
相比之下，科學發展觀始終明確地將“以人為本”作為理論核心。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二者之間的觀點趨同是主要的。當然，生態強調的“以人為本”，是從純理性的角度說的，在他們的邏輯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點，是徒勞的，也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帶有功利性質；另外，他們過多地強調人的解放與個性張揚，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維度，所以，很多時候不過是空批判而少建設，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細節所迷惑，墜入就事論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以人為本”不僅源于對社會和自然規律的把握，還具有倫理層面的考慮。無論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發展的應然。所以，生態與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在總體上是一致的，它們的差異只在于對人的倫理態度和側重點上，而這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四、基本要求的比較
很明顯，生態認為，僅僅局限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是不夠的。在高茲那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物質豐富程度明顯提高，社會地位有所改善，然而，這種改善不過是資本主義緩和階級矛盾的一種手段。并且，無論資本主義采用什么方式給予無產階級多少施舍，實質上，并不見得會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今日付出了一百萬美元，是為了明日的一百億美元。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是不會泯滅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資本主義的成本，資本主義就越是要加緊攫取，換取更多的財富。于是，自然成了犧牲品，這種犧牲到了一定程度，資本主義就會達到發展的極限，而出現衰退。所以，利潤動機同生態環境相沖突是必然的，利潤最大化驅使人們破壞生態環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護生態環境更加重要，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按照奧康納的總結，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一切社會的發展，都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的結構及態勢的“不平衡的和聯合性的”發展過程。[6]奧康納還指出,資本主義積累導致一定程度的生態危機，由生態危機可能會引發經濟危機，同時生態危機所導致的環境運動有可能會加重經濟危機的程度。總的來說，在生態者看來，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人、社會和自然失衡的危機，就是片面發展的結果，就是資本運行的現實性危機。根據反向調節的原則，可以明顯地推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樣是會被生態所認同的。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5］15-16應該說，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樣，生態和科學發展觀在基本觀點上能夠達成一致。然而前者強調的不過是“平衡”二字，即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系統的關系，就社會的復雜性而言，這種關系只是眾多關系中的一種，所以分析的結果難免流于片面，或者不過是空洞的說教；后者則強調四位一體，即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同時，由于科學發展觀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和諧”思想的部分，在中國社會中能夠尋找到現實基礎，并為現實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進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所以，科學發展觀的實際影響要遠遠大于生態的“烏托邦”，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五、根本方法的比較
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著力推進、重點突破。[5］16科學發展觀充分體現了辯證法的思想，強調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統的、動態的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生態學者全方位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然資源壟斷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對自然界所進行的掠奪行為；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和異化消費；批判了資本主義等級森嚴的管理體制及其破碎的勞動分工；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批判納入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視野之內，與資本主義制度緊密聯系起來考察。”[7]由此可見，在方法論意義上，統籌兼顧是二者認可的。生態盡管沒有明確提出統籌兼顧的思想，但是從其關注的對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級批判、異化批判和工業文明批判等維度考察，它并沒有刻意突出資本主義的某一個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幾者之間的聯系。再如，生態的代表人物克沃爾認為，要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在所有制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經濟制度方面，要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在實現條件上，要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全人類一起實現。從這里，生態的統籌兼顧思想也可見一斑。
雖然同樣在方法論意義上堅持了統籌兼顧，所關注的視域卻截然不同。科學發展觀以中國的現實國情為基礎，站在整體的高度審視各個部分的協調與平衡，是一種治國的理論。生態主要是從學理上進行探討，因為其所秉承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所以，在思想上側重于批判，而建設性的東西受到限制。同時，由于生態的相關理論并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機制，這樣一來，無論其有多么豐富的思想，也不過是一種值得參考而不具有指導性的理論而已，當然也就不會像科學發展觀一樣，不斷地在實踐中發展。這個發展過程基于實踐，服務于實踐，又為實踐所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發展觀的真理性價值也要大于生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態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學派，其主流學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視野廣闊，科研環境優越，尤其是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理解和批判、對生態危機的本質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開放性的體系，與生態有較多的契合，這決定了科學發展觀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鑒生態的思想。在觀點契合的方面，應該說生態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為細致，這與其血緣關系和研究傳統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觀點分離的方面，對于科學發展觀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鑒，不合理的可以作為警示，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對立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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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此二件事雖都只是個別案例，但聯系起來一想，卻代表了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經濟危機時期，國內原生產制造企業出口遇阻，大量企業都必須尋找新的市場和出路，這個市場和出路就是：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
沒有了國外市場的中國出外貿企業，欲在國內市場分得一杯羹，以渡過經營危機，但能分得到嗎？
出口企業轉內銷，勢在必行，也是當今經濟危機時期的不二選擇，那么，如何轉呢？現就相關問題淺談下個人之見。
一、出口轉內銷，轉，是明智之舉！
07年12月我國外匯破了1.5萬億美元，2008年11月破1.9萬億。我國產能70%中的一半即35%是銷往國外市場的，這也是我國巨額外匯的來源，但隨著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風暴狂襲，國外市場嚴重受阻，美國、歐盟市場的消費信心大受打擊，消費市場急劇萎縮，這也就意味著我國原有35%的產能企業要受到極大影響。
世界五大玩具品牌之一的國內企業合俊破產，蘇州常熟最大的企業科弘材料倒閉，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經濟危機以來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有近八萬家中小企業倒閉，這是多么龐大的一個數字啊？
那么，對于更多的還沒有倒閉的原出口型企業，怎么辦？是等待經濟危機陰云的散去，等待經濟的復蘇？還是積極開疆辟土，轉向國內市場，尋找新的生存空間？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二、出口轉內銷，轉，缺的是什么？
1、缺品牌，但不缺技術：做加工，做出口，不需要品牌，只需要提供低廉的生產成本和生產能力，質量有保證就可以，但做國內市場，做消費市場，需要的是品牌，出口型企業不缺技術，但缺少的是品牌。對出口型企業來講，為國外企業的代加工經驗，具備了強大的技術能力，唯獨沒有的是自有品牌，且不被人國人所知和認可，這是出口企業轉內銷所遇到的第一道坎。
2、缺營銷，但不缺產品：出口型企業產品齊全，可對開拓國內市場而言，卻沒有營銷產品，營銷能力。做生產和代加工，并不需要針對終端市場的營銷，但做國內市場銷售，就必須面對一線市場，而這一點，也正是出口型企業所缺少的。缺營銷，但不缺產品，轉內銷，就是要解決如何把現有產品做好營銷的問題。
3、缺經驗，但不缺市場：消費市場是一潭深水，會游泳的人游得樂哉悠哉，不會游的人卻會嗆得滿口是水。中國消費市場的巨大和旺盛是不可否認的，所以，對出口型企業來講，并不缺少市場容量，缺少的恰恰是他們運作市場的經驗。
4、缺資源，但不缺機會：中國市場經濟剛剛滿三十年，很多行業還很不成熟，蘊藏著巨大的成功機會，如前文提到的背包行業，中國目前還沒有一個龍頭品牌，對德貝而言，機會還是很大的。但對德貝企業來講，缺少的正是運作市場所需要的資源，一沒有品牌，二沒有網絡，三沒銷售渠道，所有的外貿企業均如此。這是出口企業轉內銷通通存在的問題，機會就在眼前，就看如何開拓市場，抓住機會了。
三、出口轉內銷，怎么轉？
1、轉變企業經營理念：加工型企業和生產銷售型企業的經營理念、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加工型企業可以沒有知名度，沒有品牌，但生產銷售企業就不能；加工型企業可以不考慮市場和消費者變化，只按訂單生產就可以，但銷售型企卻必須以市場和消費者為中心，這是加工型企業和銷售型企業的根本區別。所以，出口轉內銷型企業，首先必須在企業的經營理念上發生質的轉變，要學會并開始研究中國市場，研究消費者，研究品牌構建，研究市場推廣等。
2、轉變企業組織架構：出口企業轉內銷，組織架構上也要必須完善。可能很多欲轉型的企業連最基本的市場部、營銷部、策劃部都沒有，這樣的人才更不用說了，要轉內銷，就必須調整企業組織架構和運營管理模式，構建基礎部門，先完善內部結構，以保證企業順利轉型和成功運作。
3、轉變企業市場模式：出口企業以前只需要拿下大量的外貿訂單，照單加工就可以了，現在則不然，不僅僅要拿下大量的“訂單”，（經銷商的訂貨），還要打通終端消費，打造品牌概念，引導消費需求，只有打通物流和消費需求任督二脈動，才能使企業轉型成功。以前只需要照單加工生產，現在卻不同了，要考慮用什么模式開拓市場，要思考通過什么渠道來分銷產品，要研究用什么辦法來推廣產品，用什么途徑打造品牌等等一系列問題。
第8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關鍵詞：SDR 國際儲備貨幣 IMF 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暴露的問題
1、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突出暴露了格里芬難題，即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周小川.2009）。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
2、IMF結構不合理以及作用的有限
IMF原本是為了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全球金融穩定而建立的國際性貨幣組織，但由于美國在IMF中的話語權一家獨大，造成了IMF公信力的不足（魏靜 冷洛.2009）。此外IMF資金僅靠各成員國的支持，資金規模有限，難以形成有效地國際調節（王任之.2010）。
3、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面臨巨大風險
以中國為代表的外匯儲備大國正面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巨大壓力，美元的超發使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面對縮水的窘境，這也是中國政府呼吁以SDR逐步代替美元的意圖所在（Swaminathan Aivar.2009）。
二、SDR與國際儲備貨幣
1、對SDR的認識與定位
一部分文章將SDR視為一種具有潛在能力的國際儲備貨幣。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其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周小川. 2009）。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SDR可以稱得上為一種人為的儲蓄資產，其建立的本質意義和凱恩斯提出的“Bancor”以及特里芬提出的以一籃子實物資產作為基礎的國際人為儲蓄資產是一致的（Anonymous.2010）
然而，另一部分文章則持有不同的觀點。其認為特別提款權最初的創立只是對當時普遍的國際清償力不足的一個補充，并非是想取代美元成為一種超的儲備貨幣。特別提款權直到今天，仍然還僅充當著各國官方因為國際收支困難時而臨時收付的儲備貨幣的角色（王任之.2010）。此外一些文章認為SDR從本質上說不過是一種低息信用額度。其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發行任何特別提款權貨幣。這是因為特別提款權只不過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貨幣的一種潛在索償。那些將他們的特別提款權配額兌現為美元或者歐元的成員國，需要按一定的低利率支付利息，直至他們回購那些配額，因此，特別提款權實際上是一種低息信用額度（Swaminathan Aivar.2009）。
2、SDR是否有能力充當國際儲蓄貨幣
主流觀點認為SDR并不具備成為國際儲蓄貨幣的能力。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治障礙。如果SDR想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那么其就必須是一種可完全兌換的工具，不能僅是一種信用額度，而且必須由擁有“硬”貨幣的國家簽署認可。從政治方面來看，這似乎是最不可行的方法。（Swaminathan Aivar.2009）。
第二，貨幣職能的不健全使SDR缺乏使用市場。SDR主要運用于官方部門，但在官方部門上也有不少的使用限制。首先，作為交易媒介，SDR并不能用于直接外匯干預；作為價值儲存，SDR雖然也可以充當國際儲備，但其不能直接兌換成貨幣或商品，也不能用于干預市場，其作為儲備對官方部門的吸引力小；作為計價單位，由于SDR的種種限制，并沒有出現以SDR為錨的國家。更不用提SDR在私人部門中的使用了。
第三，發行量太少，不足以影響全球經濟形勢。SDR只構成了全球不到5%的儲備，而且沒有私人債券的流通。面對經濟危機，IMF同意拿出2500億來對抗經濟危機，但是全球的外匯儲備每年增長7000億,如此看來可謂是杯水車薪（Anonymous.2010）。
第四，沒有強力的后盾支持。國際經濟活動中基本上沒有以SDR標價商品依然，也不存在SDR私人市場(張寧. 2009）。其原因在于SDR的被接受程度依舊太低。只有當IMF成為全球中央銀行的時候，SDR才能真正變成一種中央儲備資產，然而這不太可能。沒有全球政府就沒有全球中央銀行，也就沒有全球貨幣（Anonymous.2010）。這個問題直指SDR能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實質，那就是SDR背后是否站有一個強有力的發行機構，該機構是否有足夠的公信力，IMF既然不是一個有效的全球中央銀行，那么SDR自然也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后盾。（Callanan.2010）。
三、SDR的改革方向
1、增強SDR的貨幣屬性
有些文章從推動創立SDR計價的資產，完善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擴大SDR使用范圍的角度提出對SDR改革方向的建議。其中包括推動SDR商業化用途，鼓勵私人持有和交易，使SDR的使用范圍不僅僅局限在政府之間（魏靜 冷洛. 2009）。這樣，IMF提出的通過發行SDR債券的方式讓SDR作為超貨幣有了投資對象。
2、否定SDR后的解決途徑
當然對于那些否定SDR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文章而言，其面臨一個難題：既然SDR無法肩負起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重任，那么面對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內在缺陷，究竟該有何對策呢？不同的文章給出了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方案認為，真正切實可行的策略只能是在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同時，著力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尤其是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王任之. 2010）。第二種方案認為既尊重亞洲國家高儲備的需求，又不至于因大量囤積美元而造成風險，大規模貨幣互換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Swaminathan Aiyar.2009）。
參考文獻：
[1]周小川.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N].上海商報,2009,3
[2]魏靜,冷洛.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09,4
摘要：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現行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暴露出了重大內在缺陷，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別提款權）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呼聲日漸高漲，本文概括了關于SDR能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背景、觀點、原因以及建議。
關鍵詞：SDR 國際儲備貨幣 IMF 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暴露的問題
1、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突出暴露了格里芬難題，即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周小川.2009）。既可能因抑制本國通脹的需要而無法充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可能因過分刺激國內需求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
2、IMF結構不合理以及作用的有限
IMF原本是為了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全球金融穩定而建立的國際性貨幣組織，但由于美國在IMF中的話語權一家獨大，造成了IMF公信力的不足（魏靜 冷洛.2009）。此外IMF資金僅靠各成員國的支持，資金規模有限，難以形成有效地國際調節（王任之.2010）。
3、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面臨巨大風險
以中國為代表的外匯儲備大國正面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巨大壓力，美元的超發使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面對縮水的窘境，這也是中國政府呼吁以SDR逐步代替美元的意圖所在（Swaminathan Aivar.2009）。
二、SDR與國際儲備貨幣
1、對SDR的認識與定位
一部分文章將SDR視為一種具有潛在能力的國際儲備貨幣。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其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周小川. 2009）。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SDR可以稱得上為一種人為的儲蓄資產，其建立的本質意義和凱恩斯提出的“Bancor”以及特里芬提出的以一籃子實物資產作為基礎的國際人為儲蓄資產是一致的（Anonymous.2010）
然而，另一部分文章則持有不同的觀點。其認為特別提款權最初的創立只是對當時普遍的國際清償力不足的一個補充，并非是想取代美元成為一種超的儲備貨幣。特別提款權直到今天，仍然還僅充當著各國官方因為國際收支困難時而臨時收付的儲備貨幣的角色（王任之.2010）。此外一些文章認為SDR從本質上說不過是一種低息信用額度。其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發行任何特別提款權貨幣。這是因為特別提款權只不過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貨幣的一種潛在索償。那些將他們的特別提款權配額兌現為美元或者歐元的成員國，需要按一定的低利率支付利息，直至他們回購那些配額，因此，特別提款權實際上是一種低息信用額度（Swaminathan Aivar.2009）。
2、SDR是否有能力充當國際儲蓄貨幣
主流觀點認為SDR并不具備成為國際儲蓄貨幣的能力。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治障礙。如果SDR想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那么其就必須是一種可完全兌換的工具，不能僅是一種信用額度，而且必須由擁有“硬”貨幣的國家簽署認可。從政治方面來看，這似乎是最不可行的方法。（Swaminathan Aivar.2009）。
第二，貨幣職能的不健全使SDR缺乏使用市場。SDR主要運用于官方部門，但在官方部門上也有不少的使用限制。首先，作為交易媒介，SDR并不能用于直接外匯干預；作為價值儲存，SDR雖然也可以充當國際儲備，但其不能直接兌換成貨幣或商品，也不能用于干預市場，其作為儲備對官方部門的吸引力小；作為計價單位，由于SDR的種種限制，并沒有出現以SDR為錨的國家。更不用提SDR在私人部門中的使用了。
第三，發行量太少，不足以影響全球經濟形勢。SDR只構成了全球不到5%的儲備，而且沒有私人債券的流通。面對經濟危機，IMF同意拿出2500億來對抗經濟危機，但是全球的外匯儲備每年增長7000億,如此看來可謂是杯水車薪（Anonymous.2010）。
第四，沒有強力的后盾支持。國際經濟活動中基本上沒有以SDR標價商品依然，也不存在SDR私人市場(張寧. 2009）。其原因在于SDR的被接受程度依舊太低。只有當IMF成為全球中央銀行的時候，SDR才能真正變成一種中央儲備資產，然而這不太可能。沒有全球政府就沒有全球中央銀行，也就沒有全球貨幣（Anonymous.2010）。這個問題直指SDR能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實質，那就是SDR背后是否站有一個強有力的發行機構，該機構是否有足夠的公信力，IMF既然不是一個有效的全球中央銀行，那么SDR自然也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后盾。（Callanan.2010）。
三、SDR的改革方向
1、增強SDR的貨幣屬性
有些文章從推動創立SDR計價的資產，完善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擴大SDR使用范圍的角度提出對SDR改革方向的建議。其中包括推動SDR商業化用途，鼓勵私人持有和交易，使SDR的使用范圍不僅僅局限在政府之間（魏靜 冷洛. 2009）。這樣，IMF提出的通過發行SDR債券的方式讓SDR作為超貨幣有了投資對象。
2、否定SDR后的解決途徑
當然對于那些否定SDR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文章而言，其面臨一個難題：既然SDR無法肩負起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重任，那么面對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內在缺陷，究竟該有何對策呢？不同的文章給出了不同的方案。第一種方案認為，真正切實可行的策略只能是在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同時，著力保持主要儲備貨幣、尤其是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王任之. 2010）。第二種方案認為既尊重亞洲國家高儲備的需求，又不至于因大量囤積美元而造成風險，大規模貨幣互換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Swaminathan Aiyar.2009）。
參考文獻：
[1]周小川.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N].上海商報,2009,3
第9篇：解決經濟危機的途徑方法范文
摘要：商法作為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其價值理念將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判例商法和成文商法國家的制度特性差異，決定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格局，積極創新與相對保守的理念給不同的國家帶來了不同的經濟命運。通過對美國次貸經濟危機的研究，認為商法的價值理念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觀念，對安全和效率兩大價值的抉擇便是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觀念的選擇。反思中國商法的價值誤區，認為中國商法應當在安全和效益兩大價值中作出科學抉擇。防止在過分追求安全價值中喪失創新利益和金融。
關鍵詞：經濟危機；效益；安全；金融監管；制度價值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人們較多地從經濟、金融和公共道德層面對經濟危機中的現象進行評述，很少從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尋引發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其實，在現代法制相當完備的狀態下，如果沒有制度安排上的機會和漏洞，社會經濟行為的異常是很難持續和久遠存在的。眼下由美國引發，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有著商法制度安排的歷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圖通過對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則、方法、價值觀念等差異的分析，研究現代商法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影響。
一、商法：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
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興起，促進了商事貿易繁榮、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商業的復興使西部歐洲改變了傳統的建立在人和土地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組織，動搖了歐洲社會的靜止狀態，商業與工業不再處于從屬于農業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競爭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隊伍不斷壯大。他們利用在工商業城市中所占據的地位，爭取城市自治權，導致了以商人革命為實質內容的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對便捷和公平的商事習慣，創造了商事法院，并進一步促使商事習慣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為由政權強制保障實施的法律，商事習慣轉變為商法規范。現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隨著商事活動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商事法律規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動。地中海沿岸各國和歐洲一些內陸國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號、商標、公司、銀行、倉儲、寄托、營利保險等諸多領域。這些商事法律規范實現了社會經濟生活從無序走向有序、從偶然調整到一般調整的轉變，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法國商法法系、德國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體系化充分顯示了商法的發達，為“平等”、“權利”、“自由”等價值觀念在“塵世”的落實奠定和提供了經濟上的制度基礎和法律依據，保障了現代經濟活動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規范性，并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經濟體制的運轉、民族和國家的統一產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作用。
作為調整經濟活動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經濟活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場總的交易成本，并維護市場的公正。從全球經濟發展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其經濟發展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般將經濟周期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經濟階段，商法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經濟周期的演變，在商法中便表現為商法價值理念的演變，以及商法規范性質的調整。
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規范對“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追求。20世紀2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為了創建和維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勵自由競爭，“存貸業務與證券業務相互滲透，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都同時從事證券投資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由于該階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個理念中，人們忽視對商行為中“安全”的關注，導致了經濟泡沫愈演愈烈。當隱藏在繁榮經濟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經濟便開始出現衰退。經濟危機的出現，充分暴露出當時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問題，于是商法的價值理念便開始有所調整，“安全”這一價值的地位驟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規則得以誕生。1929～1933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頒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強了對商行為絕對自由的適度干預，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壓力。當然，對“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繼續涌現，卻不可能挽救急劇下滑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經濟蕭條。于是，在追求“安全”價值的同時，商法仍然不可能放棄對“效益”的追求，只是開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間尋求兩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復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與“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會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并再次達到了繁榮狀態。不幸的是，面對經濟繁榮時期巨大的利益誘惑，政府和商事主體再次被經濟泡沫沖昏了頭腦，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又忽視“安全”的維護，于是社會經濟再次出現波動，并不斷循環。由此可見，商法在經濟周期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經濟周期的演變也推動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調整和變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創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與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異與經濟發展的得與失
近一百年來，全球經擠現象表明，英美國家經濟發展快，商行為創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動的創新，在這些國家往往由商主體先創造商行為，然后通過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尋求制度的規范。盡管美國也存在諸多商事領域的獨立法案，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然而它僅僅“在某種意義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陸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機關推薦的一個建議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國的商事法律本質上仍未脫離判例法的特點，在美國的商事法律實踐中，只有判例法規范才被視為正規的法。
20世紀以來，美國在經濟創新方面引領全球，無論在公共基礎建設，如20世紀初的鐵路全國化、化工、電子、能源、計算機等產業的創新方面，還是在金融、證券市場的創新方面都創造了經濟奇跡，這與商法制度中商行為規則的開放性不無關系。以金融、證券領域為例，在判例法開放式的法律環境下，資產證券化得以在美國萌發并獲得蓬勃發展。一開始。為了解決長期貸款和短期存款，即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不對稱這一矛盾，美國創造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此后，這種金融創新產品一發不可收拾，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不斷擴大，從一般性的信貸資產到信用卡信貸，再從信貸資產到非信貸資產，包括應收賬款、收費權等也都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近年來，連知識產權也被納入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之中。“證券化的資產之所以能夠不斷擴大，不僅因為許多資產具有可預見的現金流，還因為用這種方式融資，能夠滿足投融資各方對于信用安全、投資收益、融資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國的證券類金融產品創新不斷，權證、可轉換公司債券、金融互換交易、結構化的金融衍生產品等層出不窮。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決美國投資者買賣國外優良證券時地域上不方便的問題，J.P.摩根創設了美國存托憑證(ADR)，這樣持有外國某股票的投資者就可以把外國股票交給摩根指定的在美國和該外國都有分支機構的一家銀行，再由這家銀行發給各投資者美國存托憑證，這種存托憑證可以在美國證券市場流通，原來持有外國股票的投資者就不必再跑到國外去拋售股票，而需要投資該外國股票的投資者也不必再跑到國外去購買該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購買該股票的存托憑證。美國《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對存托憑證予以認可和規范，并將之劃分為無擔保存托憑證、一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二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三級有擔保存托憑證和144A私募存托憑證，足見美國法律對金融創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種創新不斷的環境中，經濟波動幅度也相對較大。英美等國家每隔幾十年就要經歷一次影響廣泛的慘重經濟危機。1929～1933年的大蕭條已經成為近百年中損失最為慘重的經濟危機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國出現了商品滯銷、投資過剩、出口競爭力下降；1973～1975年出現美元貶值、GDP下降、固定投資縮減、企業和銀行倒閉、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經濟又一次面臨慘重的危機；直至2007年開始，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更是被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都給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
相比較而言，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相對平穩，商行為創新相對較少。金融領域的諸多創新產品大多都不是從大陸法系國家產生。其原因在于大陸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體是否可以從事某種商行為以及如何從事該種商行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規范，在商法沒有明確規范之前，商行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處于不明確的狀態，法律風險較大。以中國這個成文商法國家為例，對于商事領域的新鮮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近年來諸如管理層收購、資產證券化、董事責任保險、證券私募發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權投資等國外出現的、新鮮而先進的商事實踐括動，盡管引起了商法實務界和學術界的熱情關注，但是對于這些全新的領域，我國商事立法始終保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以資產證券化為例，從1992年有學者首次在國內介紹美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到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一次房地產金融制度研討會上實踐工作部門開始了解資產證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據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強烈要求，并經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聯合請示，國務院同意這兩家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機構發行了343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研究歷經十余載，實踐中基本還是局限于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對于其他資產的證券化問題還沒有較為廣泛的實踐。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尚未有法律法規較為全面詳細地規范資產證券化問題。目前，我國規范資產證券化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2005]第7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6]5號)、《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規則》(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05]第14號)、中國人民銀行[2005]第15號、[2007]第16號、[2007]第21號公告、《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工作的通知》(銀監辦發[2008]第23號)，尚不存在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法規。
在成文商法國家相對封閉的法律環境中，商行為的實施受到很強的約束，商主體習慣于采取保守穩妥的交易行為，缺乏創新的動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陸法系國家不太可能爆發因大膽嘗試新鮮事務而產生的經濟風險，經濟發展相對比較平穩。盡管在美國暴發經濟危機的同階段，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同樣會出現危機和波動，但相對美國而言，無論從波動幅度、波及范圍和領域，還是損失大小來看，大陸法系國家的危機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價值理念與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
(一)現代商法的價值理念：效益與安全
傳統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價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機會均等和契約自由。梁慧星先生在《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義，追求法的安定性。現代民法的理念是實質正義，追求法的妥當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基于商事活動的營利和營業特性，法律對商事活動的調整逐漸區別于傳統民事活動。商事活動作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其目標在于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而資金及商品的流轉頻率與其所獲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體在利益的驅動下力求頻繁的交易活動和加速運轉資金，整個社會經濟也希望在高速運轉的經濟關系中不斷快速發展和繁榮。于是時間成為資產，速度成為效益。但是，在利益驅動下便會產生過度的利己行為，伴隨著商事活動的高速性和頻繁性，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會滲透到商業活動中來，追逐的利潤越高，危險越大。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商事主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彼此間的依賴日趨增強，社會化的生產迫切需要一個安全的交易環境。因此，“效益”和“安全”這兩個理念便成為了商法應當具有的價值。在“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則，并運用大量的任意性規范來激發商事主體的創造力，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創新性要求，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強制和公示外觀的原則，并運用適當的強制性規范，以標準型的技術規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維護商事交易和社會經濟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經突破了傳統民法的價值理念，從而使得商事法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顯得更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價值理念便是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觀念。商法對價值理念的選擇，決定了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這是商法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的基本體現。
(二)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1從美國證券法看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
從美國《1933年證券法》的立法簡史中，我們知道美國在制定《1933年證券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的焦點就是：在聯邦的證券立法中是應該進一步加強政府干預，還是應該堅持私法自治、堅持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和競爭?從當時的背景來講，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人們對當時各州的藍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進行聯邦立法，認為聯邦立法應作進一步強有力的干預，來防止欺詐行為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信奉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羅斯福總統卻恰恰相反地反對對證券市場的過分干預。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時由托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強政府的干預和管制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沒有獲得通過。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國現行的這部證券法。該部證券法沒有規定一種證券必須在質量上達到何種規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發行者對證券的質量進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國整個證券規范體系都建構于其聯邦證券法所確立的發行交易注冊制。“享受注冊豁免，主要基于提高資本市場效率的考慮，在應用中也確實取得了這樣的效果”，“美國聯邦證券法采用注冊制，放棄實質監管，即拒絕大包大攬式的全方位保護，傾向于盡可能將市場買賣雙方置于同一條船上，通過信息披露要求來幫助投資者對融資項目進行評估，以及防止欺詐迷惑的行為”。政府主管部門有權取消證券的登記，但是所依據的理由必須是披露不夠或者有誤導的傾向，而不能是因為證券的質量有問題。也就是說，買賣還是自由的，不管某種東西的質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權把它拿到市場上去出售，政府無權干涉。但是由于證券這種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質量充分地公開，以防止欺騙，使市場健康運行。這種思想是堅持以市場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處進行干預，起一種輔的作用，作為對自由經濟的補充。據此可以看出，《1933年證券法》充分體現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堅持了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只是從法律上嚴格規定了證券發行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以便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能夠作出理性的選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所以該法又被稱之為“證券真實法”。1999年美國再次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金融業混業經營，進一步放寬金融監管。
正如有學者所歸納的那樣，美國證券法“以寬泛的證券定義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從有利于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將不斷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產品納入監管范圍；以非實質性審查的注冊登記制度為證券發行提供沒有法律障礙的市場準入，為金融創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借助規范的證券信用評級，引導投資者自由決策并培養其成熟的投資理念，不斷地為金融創薪產品提供良好的投資群體來源；以眾多的但明顯偏重于機構投資者的立法豁免，培養機構投資者投資群體，形成穩定的資本市場；以松弛得當、權利義務配置相均衡的公募發行和私募發行法律框架，促進兩個市場的取長補短，共同繁榮，為金融創新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以主營機構SEC充分的執法權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務實的司法操作，進行法律的及時立、改、廢以及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法律解釋，有效保證法律的時代性和靈活性。”美國證券法這種注重市場主體自律、鼓勵商事主體創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國商法的一個縮影。追求“效益”價值，這是美國實用主義商法的目標，體現了自由經濟的優點。在商法的這一理念指引下，美國經濟充滿了活力，各種創新型產品不斷涌現，使美國在很多領域占據世界巔峰。對于這一成就的取得，美國商法功不可沒。
2經濟危機：美國商法之所失
盡管此前很多學者認為美國證券法權利義務配置比較均衡，既注重發揮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又注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然而，相對寬松的美國商法在促進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卻逐漸有失偏頗，重效益輕安全的立法理念，隱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詐的隱患，最終釀成了大禍，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席卷而來。
在美國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貸款大致可以分為五類：(1)優級貸款，對象為消費者信用評分最高的個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過20％以上；(2)Alt－A貸款，對象為信用評分較高但信用記錄稍弱的個人；(3)次級貸款，對象為信用分數較差的個人；(4)住房權益貸款，對已經抵押過的房產，若房產總價扣減凈值后仍有余額，則可以申請再抵押；(5)機構擔保貸款，指經由政府住房按揭貸款支持機構擔保的貸款。1995年以來，由于美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同時貸款利率相對較低，導致金融機構大量發行次級按揭貸款。同時，在商法認可信貸資產證券化這種金融創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便將按揭貸款打包，并據此發行不同等級的按揭支持證券，這些按揭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從AAA級、BBB級一直到權益級均有。一些金融機構再行購買按揭支持證券，將之形成新的資產池，進行下一步的證券化操作，如此一直進行下去，在資產支持證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出新的資產支持證券。隨著層層疊疊不斷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杠桿作用不斷拉大。如果作為原始基礎資產的按揭貸款不出現大量違約，則收益就比較可觀；反之，若原始基礎資產池出現惡化，則后續多次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就將面臨極大的損失。從2005年起，美國利率水平開始逐步提高，房價從2006年起出現回落，貸款不良率開始上升，進而導致證券化資產質量惡化，持有大量資產支持證券的金融機構出現巨額虧損，美國經濟遭受重挫。
3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美國商法的缺陷
對于此次金融危機，美國商法干預不力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具體而言，此次金融危機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價值導向被扭曲。美國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CRA)旨在鼓勵商業銀行和信貸機構對借款人提供服務，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加強了CRA的實施，事實上構成了對銀行發放高風險貸款的鼓勵；1980年《儲蓄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DepositoryInstitution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取消了對存款利率和某些貸款利率的限制，擴大了存款機構的資金來源業務范圍，放松了對金融的微觀控制；1982年《可選擇抵押交易評價法》(AlternativeMoagageTransactionParityAct)廢除了各州關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只能發放串通固定利率貸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貸款種類的誕生，客觀上縱容金融機構發放高風險貸款；1986年《稅改法》(TaxReformAct)取消了對消費信貸利息的所得稅扣減，但保留了抵押貸款的利息扣減，為鼓勵消費信貸向抵押信貸的轉向創造了法律環境，客觀上導致次級貸款規模擴大；1992年《聯邦住宅企業財務安全和穩健法》(TheFederalHousingEnterpisesFinanoialSafetyandSoundnessAct)規定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資本，但由于公司資本杠桿率過高，導致核心資本與持有抵押和擔保的MBS總值之比常常不足2％，這意味著一旦公司遇到風險，公司股本不足以彌補虧損，就會將風險損失轉移給投資者和相關金融機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發展環境的“效率與競爭”觀念，促進銀行、證券和保險之間的聯合經營，加強金融機構的競爭，由此便刺激金融機構在完全市場導向的環境中忽略了對自身風險的控制。
(2)監管黑洞大量存在。盡管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金融監管相對比較完善的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諸多監管缺失。首先，在銀行放貸環節，投資銀行、評級機構和按揭貸款機構通過收取前端的放貸手續費而獲取了暴利，卻無需接受任何人對放貸環節的監管，以致放貸機構在利益的巨大誘惑下忽視了對放貸質量的控制；其次，在風險控制上，諸多金融衍生產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沒有被納入表內計算，極大地偽裝和掩蓋了杠桿的真實水平，低估了市場所需的流動性水平，監管部門很難詳實地把握這些創新性產品的風險程度；再次，很多創新性金融產品都被置于場外交易市場，相對場內交易市場而言，監管相對寬松，以致這些產品的風險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還有，今年的金融創新超越了監管系統能夠衡量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這些金融創新大多利用了“杠桿作用”，少量的資金通過杠桿作用便可以進行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桿交易在可能帶來巨額收益的同時也面臨著極其巨大的風險，然而監管當局控制杠桿風險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證券化底層資產情況惡化，系統的漏洞便會放大潛在損失的不確定性，加劇危機所帶來的壓力。諸如此類監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國的金融監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3)諸如信用評級制度之類規范中介機構的規范存在重大缺陷。作為美國資產證券化中保護投資者的一個重要舉措，信用評級制度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對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投資者得以知曉某一資產支持證券的質量。但是，在信用評級時，評級機構是使用信貸資產歷史上的違約率來評價這一資產的質量。然而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數據未必能反映未來的情況，某一信貸資產目前及將來可能發生的違約率極有可能偏離歷史數據。此外，信用評級機構是對委托人的資產進行評估，評級費用由委托人承擔，必然在評級機構和委托人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真實性值得懷疑。歸結起來，美國的注冊制要得以有效運行，必須建立在類似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客觀中立的基礎之上，而這又依賴于相應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總的來看，一方面，由于美國商法一貫堅持的注冊制，因而金融機構在發行按揭支持證券時，程序相對簡便，商法對于層層建立起來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杠桿風險估計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預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過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維護；另一方面，對手商事主體不斷創造出來的新型商事活動，商法未能及時予以應對，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配套的風險防范措施未能及時跟上，這也是法律固有的滯后性弱點所致。
(三)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與市場之間
從這場經濟危機中我們發現：自由經濟自有其優越之處，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得到最大的激發，社會經濟生活充滿活力，整個社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堅持“效益優先”的價值理念，必然能夠促使高效益和高回報的商行為的誕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報也必然伴隨著高風險，尤其是杠桿交易能夠將一般交易中的風險放大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給社會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創，這是自由經濟的本質所在。
只依靠市場力量而不加任何約束，經濟活動就會擔當起巨大的道德風險：即在高杠桿率的經濟游戲中，某些個人或一部分群體通過不透明的交易活動獲取巨額利潤，而在此期間所積聚的風險卻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風險暴露，所造成的損失卻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因此，零約束的經濟活動與完全約束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后果將十分相似，都是以犧牲社會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獲取部分群體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風險和低效益、低風險之間，人們一直在探求“黃金平衡點”，即如何在利用市場力量實現效益的同時，又能夠對高效益背后的高風險加以有效控制，從而防止經濟生活的大起大落，維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和持續。這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難以把握之處，政府干預太多是壞事，但過于放任同樣不是好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如何保持效率與安全的平衡，則是一道哲學難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或者效率與安全的關系，絕對不是一時之事。面對這場金融危機，目前人們大多是從經濟手段上尋求解決途徑。然而經濟手段只是權宜之計，不可能得到穩定和長久的實施。筆者認為，要真正挽救危機，防止危機不定期地出現，維持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還是應當從完善商事法律制度著手，糾正目前商事領域過于追求風險利益的價值導向，適當加大監管力度，尤其是將那些監管黑洞納入法律制度規范中來，規范中介機構的不良行為，以維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基于法律制度的穩定性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決了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理念的關系，才算徹底解決了這一世界性難題。筆者相信，效益與安全之爭將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決。
四、從中國商法的制度價值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一)中國商法的價值誤區
建國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極其巨大。政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充當了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市場主體缺乏有效競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習慣了通過政府的力量來安排經濟發展的進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完全認同。中國政府面對這么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向來都提出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穩定是大局。這種思維直接決定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觀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體現出來，中國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為例，我國商法重視安全的價值理念喟然可見。我國《證券法》第153條規定“證券公司違法經營或者出現重大風險，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該證券公司采取責令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監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實施的《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規定了停業整頓、托管、接管、行政重組、撤銷、破產清算與重整等處置方式。從這些處置方式的性質來看，盡管較之過去已經在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問題證券公司的問題，但是仍然體現出較強的行政干預色彩。正如《條例》第37條所規定的，“證券公司被依法撤銷、關閉時，有《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組依照《企業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被撤銷、關閉的證券公司進行破產清算。”較之于《保險法》第86條“保險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債務，經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規定，《條例》并未明確要求經證監會同意證券公司才能破產，應當認為是一種進步。然而，整體而言，中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依然表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過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運用。我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運行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從市場準人的審批，到市場退出的行政干預，監管部門習慣于用行政手段處理金融機構的問題。諸如撤銷、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組到形似市場化的托管，都是行政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主要手段。這與西方先進國家以市場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處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通常堅持多購并重組、少破產原則，但對于問題嚴重的金融機構決不姑息遷就，堅決實施破產清算、逐出市場。”反觀我國，監管部門似乎對問題金融機構存在姑息遷就之嫌，希望通過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機構已經出現的市場風險，而不是嚴格、及時地促使其退出市場并在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形成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雖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對被托管方實施兼并重組，但是此種兼并還很難實現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的效果，因為監管部門在選擇托管方時，并非采用市場化的競爭機制，托管方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管部門的態度，因此托管方對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組只是托管的后續結果，并非市場競爭的效果，這樣出現“以弱并弱”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二，金融機構退出后的損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擔。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先后爆發了中銀信托投資公司、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經營失敗，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機，海南發展銀行關閉以及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等事件，除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外，都是由國家保證個人的存款。“這種所謂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退出，實際上就是等于銀行在經營中把營利留給自己，把風險交給國家來承擔，這也正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盡管我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是我國實際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網”，我國政府對存款人進而對金融機構的保護程度實際上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每當出現金融風波時，中國人民銀行總會對問題銀行提供大量的緊急救助款，或者對收購方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以渡過金融風波的難關。“2004年，南方證券、漢唐證券先后爆發風險，人民銀行分別提供了約70億元和10億元的金融穩定再貸款，收購兩家公司的個人債權和彌補客戶保證金缺口，而這些再貸款最終會轉換為全社會的隱性負債，使全社會為這些治理失敗的證券公司買單。”
從我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來看，我國商法相對保守。國家和監管部門對商事主體的干預較為頻繁，干預的領域也較為寬泛。對于類似于金融這樣尚無把握的領域，習慣給與政府的特別關懷。盡管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強調商主體的市場化，但是從市場準入到市場運營再到市場退出，依然保留著大量政府干預的痕跡，這無不反映出我國商法追求“安全”的價值理念。
(二)中國商法應當防止在過度追求安全價值中喪失創新效益
考察當前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盡管中國的進出口受到巨大影響，金融機構損失較為慘重，國內金融市場的信用也受到重創，但是我們依然慶幸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較之美國而言相對較小，甚至有媒體稱“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大有可期”。對于此種局面的出現，中國商法的“功勞”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商法相對保守，體系較為封閉，資產證券化業務未能充分展開，國內機構所能投資的證券種類和范圍相對有限，因此也躲過了滋生于資產證券化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中國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巨大的直接沖擊，并非是由于中國的金融體系非常嚴密，金融監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國金融市場尚不足夠發達，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完全融入全球經濟中，才使得我們沒有趕上金融泡沫的破滅。事實上，面對金融危機的到來，我們還有許多監管與立法空白處，如果不及時加以彌補，我們將無法從容應對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后續、深遠的影響。”對此，我們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價值的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時刻表現出來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禍還是福?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彌補其所失?中國商法將安全價值凌駕于效益價值之上，在經濟危機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害的。
首先，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限制商主體的市場競爭，不利于培養商主體的市場創新意識。比如，對證券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無法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反而加劇風險的積累，因為在行政指定托管機構時，并未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被指定的托管機構未必具有并購和重組被托管金融機構的市場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對問題金融機構開展托管，很有可能將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橫向轉移到托管機構身上，拖垮原來經營穩健的托管機構。相反，對于那些有并購重組的需求卻未被指定開展托管的金融機構，則喪失了一次較好的發展機會，不利于金融機構在競爭中壯大自身實力。通過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風險，只是短暫的表面風險，其實質很有可能只是延緩了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時間，不利于整個金融行業的發展壯大。
其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固守傳統觀點，將喪失諸多發展機會。比如，在職工持股會能否作為管理層收購主體這一問題上，我國商法未明確職工持股會的法律地位和性質，原外經貿部曾《外經貿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職工持股試點暫行辦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臺了關于職工持股會的相關辦法，均規定職工持股會得以法人形式運作，有些地方明確規定職工持股會為社會團體法人，但鑒于職工持股會的社會團體法人性質，其開展管理層收購的適用范圍、融資方式、對外投資等均受到限制，事實上排除了職工通過職工持股會這種形式參與公司收購的可能性，弱化了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激勵機制，不利于在公司與職工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續發展。再如，我國目前以獨資、合伙和公司的組織形式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比較單一，人們選擇企業形式的范圍較窄。盡管我國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但是因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確，也常常被作為私營企業或公司企業來對待。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中，人們無法通過“合作社”這種創新組織形式，探索適合中國社會的商事活動模式。
再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導致行政職權的膨脹，不利于提高商主體的國際競爭力。當安全和效益這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立法者和監管者習慣性地強調安全的重要性，盡管他們也知道“經濟發展才是最穩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經濟安全”，但是從實驗經濟學的“易得性”來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機，而不是穩定。畢竟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不是常態。如同照顧病人一樣，要多休息少運動，要服用抗生素，從而戰勝病魔，但這種特別的護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對于一個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運動、服用藥品的方法，則必將害及健康。因此，中國商法長時期地保持限制、謹慎、重安全輕效益的價值理念，為行政職權在商事領域占據一片天空，容易導致行政職權的進一步擴張，習慣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交易，不利于商主體適應市場化的競爭環境，從而必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學者說過：當看到美國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時，我們不應當慶幸自己躲過了此種重大事故，因為我們依然處于馬拉車的時代。同理，在美國爆發慘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應為中國商法的過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發達國家通過商事創新活動所獲取的巨大經濟效益，正是我國商法最大的缺憾。經濟危機未在中國發生，給中國所避免的損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在經濟危機之前未能積極參與經濟創新活動所喪失的效益才是更為巨大的。中國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輪全球經濟發展中充分分享發展收益。
(三)中國商法應當在安全和效益兩大價值中作出科學抉擇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現一次經濟波動，如何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一直困擾著我國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從商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應當深刻反恩我國商法的立法價值理念。
筆者認為。偏重安全價值的我國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來作用于社會經濟生活。在此種商法環境中，商主體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遠遠不夠，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和監管部門的意愿。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強制性地向商主體下達發展指標，商主體在實施商行為時，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預。因此，商事活動很有可能偏離了本應遵循的發展軌道，在行政干預的作用下被強行拉升、畸形發展，一旦行政干預在某個環節出現障礙，商主體及其商行為都將受到牽連，于是便出現了較大的經濟波動。
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和穩定發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國商法應當注重協調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的關系。從本質上講，效益與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標，即都是為了實現經濟生活的持續和穩定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以效益價值主導的自由競爭機制，能夠提高商主體及其商行為的效率，形成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商主體無法自身解決或者解決成本過高的領域，則由國家通過適當的干預來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總的來看，效益價值應當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維護。兩者的關系說來簡單，要真正落實卻存在很大的難度。商法理論和具體商事制度的研究，都應當著眼于兩者的這種關系，在具體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語境中，將權利義務配置得當，兼顧效益與安全的實現。
從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來看，新《公司法》的立法體系與法律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觀，立法理念體現了鼓勵投資、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諸多不必要的國家干預條款，廢除了股份公司設立的審批制，減少了強制性規范，強化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構建作用，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對股東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對于保護自由市場和鼓勵投資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效益與安全的關系，開始注重商主體的自治，提高了效益價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當然，這種轉變還只是一個開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諸多有待改善之處。
相比之下，我國現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諸多未能體現商主體自治的制度，監管過嚴的問題還十分嚴重。在商法的發展方向上，應當注意尊重商主體的自治，同時也不能放松對市場的監管，但無論如何，監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補充，絕不能以監管來犧牲自治。在現階段，我國的商法理論研究應當稍微側重對效益價值的強調，只有這樣，社會經濟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規律持續穩定地發展。
(四)中國商法應當關注中國的金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