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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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金融機構；自律；監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和經營金融業務的機構，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信用合作社、郵政儲匯機構、財務公司、信托投資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外資金融機構等。對于從事金融業務的這些機構而言，諸如市場風險、制度風險、機構風險等是客觀存在的，不僅對其經營具有負面影響，而且還可能引起國家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動蕩。同時，除了這些客觀存在的風險之外，由于金融機構違規操作等主觀因素帶來的風險也因其極具破壞性，而日益受到監管當局的關注。
一、金融機構違規操作現狀及金融監管的主要模式
（一）現狀
目前，我國金融業最大的風險來自于傳統體制的影響以及監管失效導致的違規。如長期以來積累的體制性、機制性因素，如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國有企業建設資金過分依賴銀行貸款，銀行信貸資金財政化的現象；金融機構內部管理不善，造成龐大的不良債權，導致金融資產質量不高的狀況；金融機構業務中違反利率政策，采取各種方式高息攬存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存在。此外，我國證券、期貨市場也存在不規范的經營、違法違規現象，如一些證券機構和企業（包括上市公司）與少數銀行機構串通，牟取暴利，將股市的投機風險引入銀行體系；一些企業和金融機構逃避國家監管，違規進行境外期貨交易，給國家造成巨額損失；上市公司不規范，上市甚至成為扶貧圈錢的手段。對此，我們要做的就是要采取相應措施，遏制上述風險，防患于未然。
(二)監管模式
為防范金融風險，各國都通過采取不同的金融監管模式來規范金融機構的行為，規避風險。由于不同經濟發展和文化背景以及立法等，各國的政治背景、地域、文化、經濟發展進程、法制傳統以及政府和有關部門對經濟的監管也各不相同，各國金融監管框架和組織結構千差萬別，并沒有統一固定的框架。目前有影響意義的金融監管框架和組織結構有兩類：其一，以非制度化著稱的英國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即屬此類；其二，以規范化聞名于世的美國模式，其監管比較嚴厲，日本、歐洲大陸國家多屬此類。
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主要是采取政府監管為主導的監管模式，這種方式有諸多弊端。比如，在監管體制上，央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之間，各監管機構內部各職能部門之間，各監管機構與分支機構之間，尚未建立起明確完善的協調機制；在監管內容上，偏重于合規性檢查，風險性檢查不足；在監管依據上，法規、規定不完備，監管活動隨意性較大；金融業自律機制和社會中介機構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監管資源不足，監管漏洞較多。因而，修正我國目前的監管模式，提高監管效率和監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討的重點。
二、自律監管在我國金融監管中的地位、理論依據
金融機構自律是指金融機構自行制定規則，以此約束自己的行為，實現自我監管、保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廣義的金融機構自律不僅包括每家金融機構對自身行為的約束，還包括金融業的行業自律，即由金融機構聯合成立的同業公會或會員制交易所，制定行業自律公約實行自我約束。本文就廣義的金融機構自律進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機構的自律是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機構的自覺行動，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業存在諸如主觀介入較多、靈活、彈性大等特點，易產生負面效應，如滋生腐敗，因而不被重視。但作為非政府監管的一種，自律監管又具有監管成本低等優點，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國外，自律在金融監管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瑞士主要的自律機構如瑞士銀行家協會（SBA），它組織銀行自律指南，包括交易期權和金融期貨、抵押物評估、交易和衍生金融產品風險管理、證券交易行為指南等，并協助央行對資本外逃、逃稅及類似的違法行為給予制止和處罰，在實際監管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理論依據
金融機構自律的理論依據就是經濟學當中的俱樂部理論。該理論認為，俱樂部成員如按俱樂部的規定約束自己的行為，就可以享受會員待遇，如果違規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懲罰。其實，違規造成的最大懲罰就是該會員將無法在類似組織中繼續發展，享受以前的優待，而且即使從事其他活動也會因其有“前科”而受到歧視。就金融機構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壓力和動力除了來自法律的威懾，還與這種俱樂部理論的進一步應用、完善密切相關。
三、激勵金融機構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條件——完善監管立法
伴隨著金融業的發展，金融法規體系也在不斷發展、日趨完善，作為金融監管最強有力的手段，其主導地位在現階段仍是不容動搖的，它也是促使金融機構自律的前提條件，是規范、公平競爭的金融市場的保障。要根據國內金融業發展的現狀、國際金融監管變化的新趨勢、內外資金融機構監管并軌的需要，做好相關法規的廢、改、立工作。同時，強化對金融監管執法的監督，建議讓非金融監管職能部門承擔這一任務，如法律部門、內審部門，以防止出現監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素質
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素質的高低是金融機構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而我國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素質遠落后于金融業的發展水平，部分從業人員的違規、違法行為就會給金融業帶來巨大的風險和損失，因而著力提高其素質已成為必要而緊迫的選擇。對此，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改進：
1、完善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資格審查制度
目前，現有的金融業還沒有針對從業人員的嚴格、清晰的法律、法規、制度要求，作為風險較大的行業，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諸如道德、知識、技能、心理、身體素質，因而要嚴格從業人員的準入制度，從源頭上加以控制。
2、建立完善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激勵機制”重在讓從業人員不想違規，“約束機制”則使從業人員不敢違規。具體說來，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對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違規行為相對比較重視，而對按章操作、遵紀守法者卻無相應的激勵，以至各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有違規經營逐利的動機，而無照章辦事的動力。因此，筆者認為各監管部門要適當轉變“禁止違法經營”的監管方式，改為“鼓勵守法經營”的激勵方式，以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降低為查處違規行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監管效率。
（三）核心——加強內部控制
金融機構內部控制是金融機構的一種自律行為，是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標和防范風險，對內部各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從事的業務活動進行風險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約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總稱。從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概念看，其控制對象包括：決策機構和決策人，內部各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所進行的各項業務活動；其控制內容包括風險控制、制度管理和制約機制三大類別。重視和加強內控建設是金融機構穩健經營、持續發展的關鍵。
（四）關鍵——行業自律
行業自律具有雙向性：對外能維護金融業的整體利益，對內能改進行業系統管理，加強同業約束。金融同業公會可擔此重任，有效地彌補金融監管的不足。其自律監管范圍主要是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針對微觀操作行為與地方金融活動進行自我協定和約束，尤其是存款經營、貸款發放、結算制度、利率管理、產品開發、業務交叉、信息披露、違約制裁及同業糾紛等，并隨業務的發展不斷擴充其職能。
（五）重要保障——發揮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如英國實行報告會計師制度，其報告會計師的職責是定期報告有關銀行的內控情況，檢查監管當局的規定和要求的執行狀況，核定銀行數據和材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并提出分析報告；再如，瑞士借助外部審計師事務所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管，這些事務所審查的內容包括：賬目、執法嚴格程度、內控制度及銀行家協會自律監管指南執行情況，如發現違規情況，被審機構要限期整改并上報監管核心機構FBC，費用由銀行支付。
就我國目前中介監管機構的發展看，中介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的功能較為單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冊資本金，因此可借鑒英國、瑞士的經驗，適當擴大會計師事務所的職能，采用其收費制度，以提高我國現有金融監管效率并降低監管成本，彌補單一依靠監管機構的不足，形成對金融業的社會監督，建立更為全面的監管體系。
（六）粘合劑——完善金融業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機構防范風險的內控機制和外控機制的有機結合點。我國需要完善有效的金融業信息披露制度。
第2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監管；外部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09)01-0042-04
一、農村金融監管的趨勢與現狀
金融監管包括金融監督和金融管制兩層含義｡金融監督是對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行為進行監督，使之合規合法；金融管制是對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制定規則，以實現監管者的目標｡從邏輯上講，應先有金融管制的規則，再按規則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行為進行監督檢查，以保證金融機構活動和金融市場行為的合規性｡然而，金融監管理論到目前還未形成體系，所謂的監管理論一方面是用經濟管制的一般理論來闡述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從金融體系的特殊屬性中探究金融監管存在的理論基礎｡一般的管制經濟理論包括公共利益論、管制供求論、公共選擇學派的管制學說等管制理論，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公共利益論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論｡該理論體系認為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趨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對社會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無代價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應｡因此，為糾正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干預｡這些理論為我國農村實施廣泛的金融監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
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具有人密度低、市場隔離、風險高和季節性因素導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傳統的抵押品、收入波動較大、分散風險機會有限等特點，這些特點使得農村金融市場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場，亦使得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金融機構望而卻步，紛紛脫離農村金融市場轉而進入城市金融市場，甚至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也不得不收縮機構，信貸業務逐漸轉向城市｡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市場不能有效運行，存在普遍的市場失敗｡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先天發育不良，在放寬農村金融限制的條件下，金融機構的信貸分配方面容易產生失控或營私舞弊等現象，情況嚴重時會使許多金融機構喪失清償能力并面臨破產威脅｡因此，實施必要的金融監管非常必要｡
(一)農村金融監管工作日趨規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國成立了專門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成立銀監會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金融監管，提高監管水平｡具體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轄區136縣(市)共有銀行類金融機構5919家，承擔金融監管職責的縣監管辦事處為133家，專兼職人員為485人｡現階段監管辦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主要體現在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經營風險、合規性監督檢查｡
銀監會成立以后，人民銀行主要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但是人民銀行在金融監管中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銀行加強對涉及金融機構特別是農村信用社信貸投放的指導和監測｡通過支付結算系統、信貸登記系統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對涉農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加強監測，提高了農村信貸資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積極引導郵儲機構與農村信用社按照商業化原則辦理大額協議存款，促使農村資金回流；同時搞好旺季現金調撥和供應｡最大限度地保證春耕備耕的信貸需求，大力促進“三農”經濟的發展，很好地發揮了窗指導作用｡
(二)證券、保險業監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監局集中開展了產險、壽險、中介、統計四項專項檢查｡依法查處了各種違法違規問題｡對銀行保險、商業車險等開展了常規現場檢查｡加大舉報檢查力度，監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對于縣域地區的監管，則尚不盡如人意｡隨著保險業的快速發展，許多保險公司均在縣域設立支公司，大力拓展農村業務｡但現階段我國保險業和證券業監管機構僅設在省級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設立，監管在這些區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服務組織監管剛剛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規農村金融，即民間金融主要有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社、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這三種模式｡其中廊坊、張家、唐山、邯鄲、石家莊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貧社為主要模式；滄州、秦皇島、邢臺目前尚未成立小額信貸組織｡
1.對廊坊霸州、三河小額貸款公司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主體是由縣一級成立的“小額信貸組織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簡稱領導小組)組成｡領導小組以會議紀要的形式確認縣內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工作方案和監管辦法，并以領導小組的名義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申請進行批復｡而在實際上，領導小組只側重準入監管，對其業務層面的管理，現階段僅僅是當地人民銀行對其進行一定的業務監測，而對其業務的合規性、利率執行等方面的監督檢查及處罰，目前尚未有機構介入進行｡
2.對保定扶貧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內部管理，外部監管缺失｡
3.對武邑、圍場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的管理｡這類組織是由當地縣扶貧辦與財政局共同主辦成立的｡由縣政府牽頭成立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扶貧辦，具體負責互助資金的執行與監管｡以圍場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為例，2006年圍場縣扶貧辦公室和財政局聯合出臺了《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試行)》，建立了由主管縣長為組長、扶貧辦主任和財政局主管農財的局長為副組長、相關部門和鄉鎮為成員的“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扶貧辦主管主任具體負責、扶貧辦計劃股與縣財政局農財股共同組織實施、監督和指導試點工作｡在縣扶貧辦公室成立了互助資金項目管理股，專門負責互助資金試點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層面的監管，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社以及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組織尚不完全具備合法地位，所以銀監部門尚未對其實施相應監管｡
二、農村金融監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監管主體自身缺陷
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體系應由三個系統構成：市場約束條件下的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被監督金融機構自身內控系統與社會監督體系｡僅就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看，農村金融市場的監管主體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體缺位｡首先，銀行業的監管主體在縣一級實際上不具備獨立的主體資格｡銀監會的縣監管辦事處缺乏獨立監管權，其大部分監管權上收，由地市以上監管局統一調配人員和組織專項檢查，它對于本轄區出現的違規行為和風險隱患缺乏及時、有效排除的能力｡作為人民銀行縣支行，現階段其監管權主要集中在存款準備金率管理、人民幣管理、金融統計、貸款卡管理、國庫經收、清算管理、反洗錢等領域｡但其監管權是殘缺不全的，如有的僅保留檢查監督權，而無處罰權(人民銀行縣支行僅在存款準備金、人民幣、清算管理上有獨立的處罰權)；有的則有檢查權而無調查權｡再次，目前我國保險業和證券業在縣域缺乏監管主體｡因缺乏監管，農村保險市場秩序甚為混亂｡河北省大部分縣都存在非法保險機構，這些非法保險機構內部管理混亂、會計制度不健全，惡性競爭｡
除此之外，社會監督體系發展滯后，外部審計服務機構行為不規范，輿論監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農村金融機構監管的缺陷｡
(二)監管基礎薄弱
完善的銀行監管制度必須同時采用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的方法，而這需要一定精通監管理論和業務的監管人才來實施｡以銀監會縣監管辦為例，其狀況令人堪憂，僅有的3-4人的監管人員，尚難應付轄區內已有的銀行類金融機構，更何況在農村金融準入門檻放寬后，諸如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機構的不斷涌現，再加上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經濟合作社等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設立，面對著數量龐大、地域分散的監管對象，縣監管辦將更加難以為繼，監管效果與效率可想而知｡
(三)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監管合力
銀、證、保三大監管機構從央行分離后，各監管機構的設置雖然有所調整，但明顯缺乏整體性的監管政策框架，而且監管機構的職能和監管權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機構之間難以進行有效協調，監管信息也難以共享，監管措施相互重疊或相互抵觸的現象時有發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據新修訂的《人民銀行法》，人民銀行有權對金融機構執行有關清算的行為監督檢查，而對商業銀行支付結算業務的日常監管和處罰則由銀監部門行使｡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對清算管理和支付結算管理的概念難以界定，各監管主體對其監管職責的劃分不甚明確，監管存在交叉｡如銀行壓票、壓匯的違規行為就處于監管模糊地帶｡
(四)監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監管理念早已越過行政管理和合規性監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風險管理為核心、涵蓋從準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監管內容和體系，即預防性為核心的事前監管、金融稽查或檢查、維護性的事后救助監管等完善的監管內容和體系｡而現階段農村金融監管理念還基本上停留在機構的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及經營的合規性，對金融機構的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機構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后如何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則注意得不夠，金融檢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種合規性檢查，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金融風險監管｡
三、加強農村金融監管的建議
(一)構建針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多元監管體系
在當前分業監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監管體系｡一是加強金融監管主體獨立監管權｡從維護金融穩定大局出發，應擴大人民銀行縣支行的監管職能，賦予其在相關領域的獨立監管權；銀監會應加強基層監管力量的建設｡對一些管轄地域廣、人多且金融較為發達的縣監管辦，擴充編制，加強一線監管隊伍建設；保監會、證監會按照分業監管原則，可采取延伸監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機構代管方式，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類機構，強化對農村金融風險的控制和處置，構建完整的農村金融監管體系｡三是引入社會監督，增強金融監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風險，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和質量｡可以通過加強公眾金融法律法規知識和風險防范意識的宣傳；還可以充分發揮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標準，以更好地反映銀行風險｡
(二)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監管協作體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業監管模式下，各監管機構應在各自分工負責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人民銀行、銀監會、存款保險機構、保監會、證監會共同參與的協作機制，嘗試賦予省級政府對各監管機構的統一協調權，以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等形式，協調解決各監管機構監管交叉和遺漏等問題，承擔綜合監管職責，達到信息共享、相互協作、密切配合，確保農村金融監管的暢通和有效｡
(三)改進金融監管方式
改進金融監管方式重點是要實現由靜態監管向動態監管的轉變，時刻關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主要包括：監管機構應改變過去那種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時點上的資產狀況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隨時化解風險；鼓勵農村金融機構改善其內部控制體系，消除經營中存在的違規、違紀現象，提高其防范風險的意識｡同時，提高員工的素質，盡快掌握現代化的監管技術和方法，提高整體風險防范能力；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對各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約束力｡
(四)針對民間金融，探索建立差別監管模式和風險監控體系
探索針對農村金融的差別監管模式和風險監控體系｡由于非正規金融在規模大小、業務范圍、市場定位、財務狀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因而金融監管對不同區域的農村金融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方式，有針對性地實行差別監管｡如對于經濟相對欠發達的農村，農村經濟的基本單位是那些中小規模的農戶及中小企業，非正規金融交易規模較小，參加者相對比較分散，交易方式較為傳統｡根據情況，按交易金額、地域范圍和參與人數等標準設置非正規金融交易的規模邊界，對低于邊界規模的非正規金融交易實行自由登記制度，而超過邊界規模的非正規金融交易都必須實行登記制度，訂立契約文書，以解決非正規金融交易因為規模擴大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及交易者出現搭便車問題所導致的風險｡而在經濟相對發達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的交易規模已經較大，參與者的組織化程度也較高，資金的逐利目的明顯，交易方式較為規范｡這類農村非正規金融已具備正規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備案管理，在逐步規范后，納為正規金融組織，接受金融監管｡
(五)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
當前，金融監管法制建設應當緊緊圍繞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重點，做好金融機構風險防范和市場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要抓緊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以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真正解決當前金融監管過程中有法難依的問題｡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重中之重是盡快建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機構破產方式的立法也應當提上工作日程，盡早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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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主持人：邵延進
第3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和金融的不穩定性日漸突出，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 已成為各國政府、金融管理當局的共識。近年來，我國的金融監管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 銀行監管工作更成為人民銀行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監管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經濟金融界的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對此進行了積極探討和深入研究，現就金融監管有關問題綜述如下。
一、關于金融監管發展的歷程回顧
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伴隨著金融業改革的深入，逐步發展起來的，目前基本的觀點是，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具體如下：
初始階段(1984-1992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金融。人民銀行從經營與監管合一轉變到放棄經營功能，成為一個超脫的金融監管主體，但對金融監管工作研究不多，重視不夠，金融監管的作用發揮不理想。
偏重于整頓式、合規性監管的階段 (1993-1994年)，強調中央銀行的分支機構要轉變職能，由過去側重于管資金、分規模，轉變到加強金融監管上來。但監管方式主要是整頓式、運動式，監管以合規性為主。
金融監管立法階段(1994-1997年)，我國金融領域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頒布了《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保險法》、《擔保法》和《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及《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金融機構管理規定》等金融法規，使我國的金融監管逐步走上依法監管的軌道。
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深化階段(1997年至今)，吸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深化。這一時期，我國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進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銀行管理體制也進行了重大改革，從按行政區劃設置分行改變為按經濟區劃設置。
回顧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歷程，可以說我國的金融監管事業取得了很大成績。具體，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表現出如下特點：一是金融監管組織體系伴隨經濟金融的發展逐步完善，形成目前人民銀行承擔各類銀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資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負責證券業、保險業監管的分業監管格局；二是金融立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下得到加強，使金融監管由單純的行政性監管變為依法監管；三是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監管的內容，從只進行合規性監管轉變為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并重； 四是對商業銀行各級機構的分層次監管，轉變為強調對商業銀行的法人監管；五是對商業銀行監管的形式，從管監合一轉變為管監分離。
二、關于改革現有金融監管體制的若干爭論
(一)分業監管與混業監管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已建立了中央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分業監管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法律體系以及相應的指標體系和監測體系。隨著國際上對金融業實施混業監管的趨勢加強，以及我國加入WT0后與國際金融業的逐步接軌，我國是否應改革現有的分業監管體制，過渡到混業監管，理論界及實務工作者展開了探討。
主張應過渡到混業監管的觀點認為：一是混業經營、混業監管是國際發展的主流，我國已經加入WT0，從與國際接軌的角度講，應實行混業監管；二是從目前分業監管體制實際運行的效果看，存在著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監管的條件、多元化監管主體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與合作、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資源 (包括人力、物力和技術) 與行業發展不匹配、金融監管缺乏完善的實務操作系統等；三是分別設立多個監管主體不僅要花銷很大的行政成本，而且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持有這些觀點的入主張應改革現有的分業監管的體制，并設立一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
主張分業監管的觀點認為：一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混業監管是從分業監管經過較長的時期發展而來，中國目前尚不具備混業監管的土壤；二是銀行、保險、證券擁有比較獨特的金融活動，有各自的收益和風險特征，這將導致監管目標上的差別，將不同的監管目標統一到一個監管機構內，使統一的監管機構在監管目標上可能沒有像專業化的分立監管者那樣有清晰的重點，可能會帶來不同監管目標的沖突等難以處理的問題；三是統一的監管機構由于規模過于龐大，內部合理分工是一個問題，可能會滋生官僚主義，因此，他們主張監管應設定在按功能分業的形式。
是否應該實施混業監管要依據一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水平來決定。我國的內資金融機構目前仍實行分業經營，因此我國對金融業的監管仍然應該是分業實施的。但近年來事實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如：光大集團、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資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出現，客觀上要求對純粹的分業監管進行完善，我國目前逐步加強人民銀行、證監會及保監會三大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變革。2002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我國現階段仍保持分業監管的格局后，關于分業監管還是混業監管的爭論有所減少，但由分業監管逐步過渡到混業監管是個長期趨勢，因此適當地就該問題繼續進行討論對我國及時進行監管組織體系的改革很有意義。
(二)央行制定執行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是否分離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集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及實施銀行監管于一身，這種安排是否，或者說是否符合形勢發展的需要。不同的觀點，按照不同的理論依據，設計出了本身都具有某種科學性的方案。
主張銀行監管獨立的觀點認為：中央銀行集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的職能于一身，不利于提高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水平及提高銀行監管的效率，也加大了銀行體系潛在的風險。監管不力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央銀行擔負著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雙重責任，客觀上分散了監管的力量，主觀上形成了某種道德風險；二是現有的監管體系設置和監管水平有問題，包括監管司局之間，大區行、監管辦、支行之間關系等，監管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等等。還有學者(魏加寧，2001)認為：監管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應該分開， 因為監管和貨幣政策的制定兩種工作所希望達到的目標有時是沖突的，過去的情況表明，兩者一旦發生沖突， 中國人民銀行往往是“保一頭”——更多的時候是保貨幣政策。因而，最有效的辦法，是集中力量、調整關系，把銀行的監管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分拆出來，成立一個獨立的專門的監管部門，這個部門與證監會、保監會并列處于同一層次。
反對將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分開的觀點認為：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銀行監管的主要目標是確保銀行體系的安全與穩健，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持幣值穩定，二者目標密不可分；人員素質問題不能成為監管體制變動的理由，除非完全撤換現有人員；人民銀行內部體制設置問題，同樣不是銀行監管獨立與否的理由，而是一個內部體制改革的問題；中央銀行同時承擔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職能，的確會對銀行監管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但是由此產生的監管信息優勢、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優勢，以及作為最后貸款人的風險處置優勢等，要遠大于不利影響；由于中央銀行與國際清算銀行和巴塞爾委員會有著緊密的合作關系，由中央銀行負責銀行監管，有利于及時交流執行銀行監管國際準則的新情況，便于銀行業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
(三)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的關系問題
謝平認為：金融監管應優于金融發展。他提出，在金融領域，強調“發展是硬道理”，要以監管為前提，“在發展中規范”的觀點是不對的，因為金融業的道德風險高，與其他行業相比金融業的外部性與社會成本大，中國過去 20年中已經為“重發展、輕監管”而付出了沉重代價，同時金融業的違規收益極高，這在各國都具有普遍性，因此監管必須先行。
盡管此外很少有人論述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的關系，但無論是在金融研究與實務工作中，“先發展、后規范、再完善”的指導思想總是占據了主要位置，表現為與金融發展相應的監管法規建設滯后、監管技術手段落后、監管人員素質不高等。比較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城市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的設立，最初由于缺乏科學的分析和統一規劃、市場準入把握不嚴、資本金不足、不實等，導致風險積聚，監管困難增大。
(四)我國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問題
在我國，直到《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頒布以前，銀行業一向被作為嚴守商業秘密的行業加以保護，報表的秘密性是保護商業銀行和客戶利益的重要基礎。當然，其中也有不良貸款比例較高而不宜公開方面的原因。
鑒于此，多數人認為我國金融機構經營與監管透明度比國際上通行的慣例差，公眾應享有的金融信息權力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國有銀行領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禁區”，而實際上金融機構信息封閉，虛假報告與統計信息盛行，系統性金融風險深埋于中國金融業缺少透明度的“灰箱”運作中，當金融業開放達到一定程度時，原來沒有外來競爭者沒有透明度尚可隱藏的一些風險與矛盾就會大量地暴露出來影響金融運行，因此迫切需要構建國際標準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2002年5月人民銀行頒布的《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就是適應這種要求而產生的。
三、關于未來強化監管的策略選擇
如何著眼未來，選擇適合我國的強化金融監管的策略，是當前金融工作者和決策者最為關注的。近年來，對這一問題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一是我國已經成為WT0的成員國，日內瓦協議要求全球952的金融服務貿易納入逐步自由化的進程，我國中央銀行如何提高監管能力，盡快實現與國際接軌，將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二是的銀行監管過多依靠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外部監管，而來自商業銀行內部的監管、銀行業協會的同業自律及來自中介的外部監管明顯過于薄弱，
如何完善銀行監管體系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三是目前監管手段方面存在的非現場監管力度不夠、監管合力不強、對法人的集中監管尚需強化等，要求對監管手段進行策略性調整；四是我國對銀行的監管仍是以原有監管機構和監管范圍為主，不設新的機構，也不增添新的條款，這種對網絡銀行監管明顯滯后的狀況亟需改善。針對上述問題，比較一致的觀點有：
(一)銀行監管應盡快與國際接軌
第一，實現對銀行業的監管標準與國際共同標準接軌。加入WT0，不僅意味著市場準入標準的逐漸趨同，而且意味著市場監管標準的趨同。由于各國對種種金融風險認識的提高，國際上有一種趨勢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要求金融監管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標準一致，以便于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目前在金融監管領域，最大并基本上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定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由巴塞爾委員會于1997年9月。加入WT0，《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主要條款、以及要求會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漸開放而要求金融監管當局采用。
第二，維護正當競爭，保護國家金融安全。外資銀行經過長期的市場競爭，具有雄厚的資金、靈活的經營機制、豐富的管理經驗、較強的金融創新能力和成熟的全球經營戰略。我國金融機構的商業化經營才起步不久，商業化經營還不成熟。外資銀行的進入必然會加劇市場競爭，內資銀行的部分優質客戶將流失，市場份額會減少，盈利能力將下降。監管部門應靈活運用市場準入手段，鼓勵內資銀行的合作與創新，適當保護內資銀行的生存與，維護內、外資銀行的正當競爭，確保國家的金融安全。
第三，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監控。外資銀行進入我國后， 國際游資將有可能隨之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從事套匯、套利等投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因素。我國對此應予以足夠重視，一方面要提高對游資活動的預警能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要加快外資金融立法，明確對游資的限制及懲罰措施，克服金融市場開放所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第四，擴大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普遍認為，要在國際范圍內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有關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之間必須開展有效的雙邊和多邊合作，保持經常性的聯系與磋商，進行廣泛的監管信息交流。我國金融業正在逐漸融入世界市場，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是防范金融風險的必然要求。
(二)逐步完善我國的銀行監管體系
多數人主張構建以中央銀行監管為主體、機構內控為基礎、行業自律為紐帶、社會監督為補充的四位一體的復合型金融監管模式，從而形成一套全方位、多角度、分層次、立體化、綜合性的太監管新格局。當務之急，一是要充實自律性監管體系。因為外部監管雖然重要，但它通常發生在嚴重違規行為之后，違規行為的危害已經產生。為尋求事先的預防性監管措施，就必須發揮行業自律性組織的作用。通過自律性監管，可以構筑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金融從業人員自律，即從業人員講究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自我約束，自覺遵守有關法規，這是自律的最高境界。第二道防線是金融機構自律，即金融機構通過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和機制，以防止本機構職員或機構本身出現違規行為。第三道防線是協會自律，即金融業協會通過制定自律規則或自律公約約束和監督會員行為，防范或懲戒會員違規行為。二是要加強社會監管。具體的思路有：加強輿論監督，通過新聞媒體讓社會公眾熟悉金融監管、支持金融監管，以博得社會各界對金融監管的支持；聘請金融監察專員，即由金融監管部門向人大、政協、派等職能部門聘請監察專員， 以擴大金融社會監管的外延；培育獨立公正的社會性監管機構，包括審計師事務所、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信用評級機構等，尤其是強化審計意見在金融監管中的作用。
(三)對監管手段進行策略性調整
一是突出非現場監管的主體地位。非現場監管的顯著優勢在于能夠運用電腦統一程序和網絡等手段和計量工具，對大量金融業務進行連續處理，并為現場檢查提供有針對性的導向，不但可以節約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率，而且可以促進公平監管，提高監管權威，因此，金融監管手段從現場向非現場轉變是加入WT0以后加強金融監管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以現場檢查為主要手段的合規性監管，在日常業務監管中主要表現為利率的合規性監管，這將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完成而失去大部分意義，因此，利率市場化改革將促使金融監管手段從現場監管向非現場監管轉變的實現。應當看到，這種轉變還需要有兩方面的條件：第一，進一步完善非現場監管指標體系，能夠通過分析非現場監管數據，對金融機構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和風險狀況做出定性評價。第二，加快實現中央銀行機監管網絡與商業銀行計算機業務網絡的連接，使中央銀行各級監管部門能夠通過計算機網絡自動獲取商業銀行金融業務的原始數據，保證非現場監管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二是強化合力監管，建立人民銀行各級行內部通暢的協調機制。當前，要進一步完善現行“管監分離”制度，實現監管信息的集中化、監管規劃的統一化和監管操作的專業化；進一步深化監管分工，逐步實現非現場監測、現場檢查、 日常監管、風險預警、信號對外的專業化；建立健全金融監管信息系統，實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全過程的監管操作流程，實現監管操作的程序化、規范化；探索建立對監管部門和人員的再監管機制，切實防范監管工作中的道德風險。
三是強化法人集中監管，建立人民銀行各層次之間的分工協調的工作機制。當前，要按法人集中監管的原則，進一步修訂完善金融監管責任制；強化并表監管，突出加強對商業銀行總行的監管，將商業銀行的監管重點轉向其總行的業務政策和控制程序，及其對分支機構的管理和檢查。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檢查，目的應主要是評估其總行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現問題時，首先要督促商業銀行總行提出更改措施和處理意見。同時，要強化并表監管方式，從總體上評估法人機構的風險情況，確保法人機構整體的穩健運行。同時，要建立對法人機構整體情況的監管信息系統，實現監管信息共享，提高監管效率。
第4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混業經營；全能銀行；單一機構控股公司；純粹金融控股公司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9)05－0032-04
自20世紀70年代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浪潮推開之后，各國的金融機構都向著混業經營的方向發展。美國于1999年正式頒布《金融現代化法案》將金融混業經營合法化。1986年英國通過“大爆炸”式的改革完成了由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的過渡。日本、韓國等國家也相繼通過自身的變革完成了其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應該說混業經營已經成為金融業發展的趨勢。本文試圖對已有的金融混業經營模式進行比較，并基于我國的一些現實狀況，給出關于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模式選擇的一些建議。
一、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理論依據
(一)理論依據
金融混業經營的理論依據主要可以從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協同效應和分散風險四個方面進行討論。
規模經濟是指在一定的產量范圍內，隨著產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不斷降低。而就金融業自身來講，一方面金融業具有u型的要素平均成本曲線，同時，由于金融資產具有較弱的專用性、不同的金融服務很容易相互滲透。因此，保險、證券等混業經營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很大的規模經濟效應。
范圍經濟是指由于經濟組織的生產或經營范圍的張縮，導致平均成本升降的狀況。當銀行經營品種的增減或業務領域的擴張收縮引起邊際收益提高或邊際費用降低時，表明銀行實現了范圍經濟，反之，則范圍不經濟。范圍經濟在金融領域主要體現在信息共享和利用已有的聲譽強化其在其他業務上的競爭優勢上。
協同效應是指并購后競爭力增強，導致凈現金流量超過兩家公司預期現金流之和，或者合并后公司業績比兩個公司獨立存在時的預期業績高。金融機構合并后其協同效應主要體現在管理協同、經營協同和財務協同三個方面。
由風險分散的原理可知，將不同的業務進行組合可以實現風險分散。而如果我們將行業選擇確定為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金融行業的話，其對應的主要風險分別為信用風險、利差損失和市場風險，符合“低相關原則”，所以，將這些業務放在同一個機構內經營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
(二)混業經營可能的風險
金融混業經營在具有經濟優勢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風險。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1、系統性風險。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占有金融資源大，其系統風險的危害比較大。在金融集團中，無論將部門的風險分散化到怎樣的程度，即使系統內部不發生風險，但是由于系統外的風險，也會波及到系統內。
2、風險傳遞。金融集團最大的一個弊端就是它在集團內部放松了各個部門間的防火墻，導致不同部門間的風險會在一個集團內部傳遞。當一個金融機構出現危機時，會引起人們對整個集團的信心的下降，對于金融機構而言，信心危機時會導致十分嚴重的后果。而風險的傳遞多基于集團內部復雜的結構和大量的關聯交易。
3、不透明結構的風險。透明度是現代金融機構保持良好信譽的重要條件，它主要涉及控股公司內部子公司和控股公司整體的財務狀況、組織和管理結構的復雜程度等。金融控股公司因組織結構過于復雜，有可能導致透明度下降。
4、公司與外部的沖突。公司與外部的沖突主要體現在推銷不適當的產品，以及強行向托管賬戶出售證券、第三方貸款搭配銷售、信息轉移等各方面。
5、公司內部的沖突帶來的風險。這主要體現在利益沖突、文化沖突以及管理沖突和委托四個方面。
二、混業經營三種經典模式的比較
當今主要的混業經營模式有以德國為代表的全能銀行，以英國、日本為代表的單一金融機構控股公司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純粹的金融控股。
1、優勢比較
三種混業經營模式中全能銀行的經濟效應最為明顯。就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言，此種模式可以將金融業務完全整合，具有開放性和自由性。同一個機構內部同時經營多種金融服務，包括了存款、貸款、銀行按揭、證券承銷和買賣、共同基金運作、保險經營、投資咨詢等。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客戶資源共享，低成本地擴展各特定金融服務。就協同效應而言，全能銀行的總部負責統一協調和決策，確保整個集團的一致性、協調性；各部門在總部的管理下各自負責自己經營的業務。集團內部管理層級清晰，職責明確，有效地降低了內部的監管成本，保證了信息通暢，實現了管理協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母公司要兼顧自身發展和子公司的發展，難免會出現一些沖突。同時，全能銀行各業務部門間可以廣泛地進行金融交叉業務的研究，進行金融創新，實現經營的協同效應。而就分散風險而言，集團內部多種業務同時展開，可以有效地分散風險。
單一金融機構控股公司的經濟效應較全能銀行會弱一些。由于這種模式的金融集團主要在母公司和子公司間實現混業，所以都以控股母公司為核心，業務整合程度較低，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及分散風險的功能有限。同時，由于母子公司的組織結構，使得集團整體上存在較高的組織成本和管理成本。在經營管理上，母公司需要兼顧自身的經營和子公司的管理，且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業務并不相同，容易導致子公司的發展附屬于母公司，不顧集團的整體規劃。
純粹的金融控股公司混業程度最低。但是，其也享有一定的金融混業的優勢。就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言，在控股母公司的統一策劃下通過子公司的客戶資源一定程度的共享和業務的相互推進，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就協同效應而言，在管理協同上，母公司不經營金融業務，可以專注于戰略管理，有利于公司的長期戰略性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母公司掌握子公司的控股權，但子公司又具有法人資格使得集團整體結構過于分散，母公司難以有效地控制子公司，利益協調比較困難，加大了控股公司的管理成本。在經營協同上，子公司之間可以簽訂合作協議，實現客戶網絡、資源信息、營銷能力等方面的優勢互補，共同開發多樣化的金融產品，進而降低整體經營成本，加快金融創新。在財務協同上，由于各子公司是合并報表的，所以集團可以通過財務策劃實現現金流的有效利用，實現合理避稅。
2、風險比較
就系統風險而言，全能銀行的業務多樣化，有利于降低經營成本，分散內部風險，從而使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得以降低。就風險傳遞而言，全能銀行作為
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必須對其內部部門的任何損失承擔無限責任，這就使銀行完全暴露在證券業務、保險業務風險之下，銀行面臨的風險有可能增加。風險防范不到位還會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家機構的風險傳遞到多家進而連累整體。就內部沖突而言，全能銀行內很容易出現利益重新配置的問題，容易發生利益沖突。同時經營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還要面對協調不同業務文化的沖突。在制定利益分配機制、激勵機制時既要顧及各部門間的公平，又要顧及整體的效率。這對公司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公司與外部的矛盾而言，由于各部門同屬同一公司，具有相同的利益，搭配銷售、第三方貸款、強行向托管賬戶出售證券等損害客戶權益的事情更易發生。
單一機構控股公司也承擔著一定的混業經營風險。一定程度的混業可以降低其系統風險。就風險傳遞而言，各子公司間的防火墻還比較有效，風險傳遞主要集中在各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間。當子公司發生危機時，母公司向子公司實施救助，會導致風險向母公司積聚，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子公司是獨立法人，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法律責任僅以出資額為限，因此，法律上可避免子公司的經營失敗對母公司造成太大的影響。就公司內部沖突而言，各子公司間相互獨立，沖突較少，沖突主要集中在母子公司之間。就公司與外部的沖突而言，各子公司獨立核算，故子公司間的內部交易問題會相對較少，但母子公司間的內部交易問題卻不可避免。
純粹的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混業的程度較低，故其承擔的混業風險也較少。首先，就系統風險而言，由于母公司掌握子公司的股權，所以，可以影響子公司的決策，故子公司的經營會體現母公司的意志，這對降低系統風險有重大作用。其次，就風險傳遞而言，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在經營和法律上是獨立的，不易于風險傳遞。母子公司間及各子公司之間嚴格的防火墻體系可以有效地隔離風險。各子公司發生危機后，控股公司的損失僅以出資額為限，能夠把集團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但是，不容忽視的一點是，由于人們對一家金融機構喪失信心后信心危機可以擴展到整個金融集團，這對整個金融控股公司的影響也是不能小覷的。再次，就公司內部沖突而言，由于各子公司分別是不同的法人，各自經營互不干擾，文化沖突及管理沖突會較小。最后，就公司與外部沖突而言，經營金融業務的子公司之間僅僅是兄弟公司而非母子公司，相互間利益聯系不大，內部交易、關聯交易等危害客戶的行為會比較少。
3、監管要求比較
不同的經營模式下，對金融監管的要求也不盡相同。相比較而言，全能銀行因其承擔的風險較大，對其金融監管有著較為嚴格的要求。而單一機構控股公司和純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的監管難度會相對較小。
綜上所述，在這三種經營模式下，全能銀行混業最充分，享有最多的混業的經濟效益，但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對其金融監管的要求較高。而純粹的金融控股公司混業程度較低，但其風險防范機制最健全，對監管的要求也較低。而單一金融控股公司則居于二者之間。
三、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模式及現狀分析
我國自1993年大力整頓金融秩序以來，逐漸建立起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業分業經營制度。在實踐層面上，我國也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同金融業務間的相互滲透。例如，200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短期融資券管理辦法》，明確了商業銀行作為短期融資券承銷商的主體。2006年10月，中國保監會《投資商業銀行股權的通知》，正式批準了保險公司對未上市的商業銀行的股權投資。
就我國現在的情況而言，雖然執行的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政策，但由于歷史的、監管的或行政的原因，仍然存在著各種形態的混業經營。我國現有的混業經營模式大致可以劃分為四類(見圖1)。
由我國現實中的混業經營模式的多樣性可以看出，混業經營模式的選擇并不取決于模式的本身，而是取決于制度環境與具體模式之間的適應性。具體經營模式的選擇應綜合考慮一國的金融業發展狀況、金融監管體系、法律環境、金融機構特點等多方面的因素。
四、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模式的現實選擇
就我國現階段的發展情況及四種主要混業經營模式的特點來看，筆者認為，我國的混業經營應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單一金融機構控股公司模式為主。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1、我國的金融市場發育時間還較短，各方面都不太成熟。就單一金融機構控股的金融公司而言，母子公司間會存在一定的風險傳遞。但就我國商業銀行目前所投資設立的金融子公司來看，其業務和資產規模都非常有限，還很難同商業銀行之間建立起全面的業務合作，僅停留在產品代銷等較淺的層次，因此，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子公司之間出現風險傳遞的可能性還比較小。
2、我國現行的法律環境。雖然我國法律中明確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于非自用不動產。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向非銀行機構和企業投資”，但該規定并未禁止商業銀行通過境外子公司從事證券保險投資等業務。因此，中資金融機構在境外的分支機構可按照當地法律開展全能銀行業務。同時法律中“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的條款也為一些特殊情況的存在奠定了一定基礎。因此，在法律層面上，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雖然和現行法律有一定的摩擦，但還可以相互適應，改革成本較小。
3、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嚴格的分業監管。但由于各監管部門監管目的、方法和重點各不相同，因此，對各子公司之間的業務聯系卻無能為力。所以，我國的監管模式不適應混業較為徹底的全能銀行模式。但對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單一金融機構控股的控股公司模式，原來的分業監管仍然有效。各金融監管當局可以依照原有模式對控股公司的各部門實行有效監管。
4、我國獨特的金融環境。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較為滯后，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資本市場發展雖快，但其發育不夠成熟，存在較多的制度性缺陷，而且在現有的證券、信托、保險等金融中介機構中，又缺少那些實力雄厚、信譽卓著、經驗豐富的大型投資機構。因此，難以成立完全有效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信集團為例，中信集團在運作中雖然實現了一些局部整合，如中信中心金融卡的發行，但是其內部實際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由于中信控股對各子公司并未實現真正的持有股份，股權仍在中信集團。因此，控股公司的角色十分尷尬，只是擔任上傳下達的作用，并未實現對整個集團的綜合戰略策劃。另外，由于各子公司規模龐大，控股公司難以有效駕馭。可以說，中信的金融控股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非是實質上的。
綜上所述，發展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單一金融機構控股公司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綜合經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分散風險的優勢，增強我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混業程度較全能銀行低一些。其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和金融監管的要求也沒有全能銀行那么高，與我國的現行情況較為匹配。就法律層面而言，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是可以實行的，因而，改革成本較小。同時，就我國的特殊情況而言，發展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可以充分發揮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絕對優勢，以強勢的商業銀行引導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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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法律規制
中圖分類號： 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5-0043-05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金融甚至社會都造成了嚴重沖擊和破壞，各國、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都在積極應對危機并從中吸取教訓。人們普遍認識到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對于維護金融體系長期安全穩定的重要意義。積極采取措施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已經成為后危機時代金融改革和金融立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國應當充分借鑒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成功經驗，加強法律規制，切實提高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水平。
一、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基本理論依據
在20世紀以來的金融監管制度演變中，消費者保護作為金融監管目標經歷了從無到有、不斷發展的過程。傳統的金融監管是微觀審慎監管，其首要目標是保護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安全。隨著金融業和金融消費的發展，現代金融監管的目標逐漸擴延。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國經濟學家泰勒（M.Talyor）提出的“雙峰”理論，認為金融監管應有兩個并行的目標：一是審慎監管目標，旨在保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二是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目標，通過對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的監管，防止和減少金融消費者受到欺詐和不公平待遇。國際證監會組織將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明確列于三大監管目標首位。經合組織（OECD）在討論加強各成員國金融市場合作的會議中，專門將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列為四個基本目標之一。
有的學者從行為金融學角度分析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必要性，認為金融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認知偏差、羊群行為等問題，使得金融消費者難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其合法權益。因此，監管部門必須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對金融機構和消費者實施平等保護。
二、國際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經驗借鑒
（一）美國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以保護消費者權利為主旨的金融立法，如《誠實信貸法》、《消費者信用保護法》、《公平信貸報告法》、《平等信貸機會法》、《房屋抵押貸款披露法》、《金融隱私權法》、《據實披露存款資料法》等。依據這些法律，金融機構在服務中必須履行誠實守信、保護消費者的金融隱私、向客戶充分披露賬戶信息等義務。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在放松管制的同時，也增加了大量關于隱私權、ATM服務、社區再投資、保險營銷中的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的條款。2010年通過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成立了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FPA），將目前分散在美聯儲、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等機構的監管職權集中到消費者金融保護署，致力于保護美國金融消費者權益免受不公平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濫用的侵害，從而將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進一步擴充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職權范圍，實現了對金融消費者權益比較全面而深入的保護。
（二）英國
英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是由多個組織共同組成的，包括金融服務管理局、金融巡視員服務公司、金融消費者教育局、消費者賠償計劃、金融服務賠償計劃。英國于2000年頒布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明確規定金融服務管理局（FSA）負責監管各項金融服務，并設立單一申訴專員為金融服務消費者提供保障，大力推行消費者教育，要求各金融機構保證自己金融產品的高度透明性等。在2005年FSA的《關于金融服務投訴指引》中，詳細列舉了消費者對金融機構的服務或產品可以及不能投訴的主要情形。2006年FSA出臺了新的《金融機構業務原則》，其中的“公平對待、無誤導的方式向消費者傳達信息、公平處理利益沖突、保證自己的建議和決定的適當性、對消費者的財產提供足夠保護”五條原則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2010年制定的《消費者投訴處理辦法》，規定了處理消費者投訴的措施、程序及責任。同時，英國主要銀行及房屋貸款協會公會都同意遵守《銀行業守則》。行業自律性規則著眼于降低監管者和金融機構的成本，為金融機構贏得了更多消費者的認可與信任。
（三）加拿大
加拿大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比較完善。聯邦層面法律包括《銀行法》、《存款保險公司法》等，省級層面也有較完善的消費者保護法律。加拿大是最早制定金融消費者保護專門立法的國家之一。2001年6月通過了《加拿大金融消費者管理局法案》，規定了金融消費者管理局的職責、監管和保護對象、工作措施等內容，有效促進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
（四）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于2002年3月頒布的《金融服務改革法令》對金融消費者保護作了具體規定。該法令以消費者為改革指導原則，目標在于建立一個可以加強保障消費者及促進市場健全性的監管架構。與消費者權益關系最密切的就是證券及投資事務委員會，這是澳大利亞金融體系中負責監管金融體系市場健全性、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專門機構。
澳大利亞的自律體系與英國相似。澳大利亞銀行公會頒布《銀行營運守則》，對金融市場的運行作出規范指引。此外銀行公會還為消費者提供教材和各類銀行業務的介紹手冊等，幫助消費者擴充金融知識，合理進行金融消費。
（五）日本
日本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主要包括《金融商品銷售法》、《消費者契約法》、《金融商品交易法》、《貸金業法》、《分期付款銷售法》等。《金融商品銷售法》規定了金融商品銷售者的說明義務、銷售的適合性義務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完善了投資者保護規則。
（六）我國港臺地區
2011年6月，中國臺灣通過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明確了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建立了“金融消費爭議評議中心”，其裁決相當于民事判決，具有法定約束力。
2012年6月，中國香港成立了金融糾紛調解中心，采取“先調解后仲裁”的方式解決金融糾紛，其裁決具有法定約束力。
（七）世界銀行、二十國集團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不但越來越受到各國立法者重視，也引起了相關國際組織的關注，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經合組織、世界銀行開始研究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
2011年6月，世界銀行了《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良好實踐》，提出了普遍適用于大部分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良好經驗，認為一個有效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機制應當包括以下方面：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披露和金融產品銷售、消費者賬戶的管理和維護、隱私與數據保護、爭議解決機制、保障和補償計劃、消費者教育、競爭。
2011年10月，G20巴黎峰會通過了OECD起草的《金融消費者保護高級原則》，規定了十項基本原則，指導各國對其金融消費者保護框架進行評估和改進。這些原則涵蓋了法律、規制與監管框架，監管主體的作用，公平、公正對待消費者，披露和透明度，金融教育和金融意識，金融服務提供者及其機構的責任意識，保護消費者資產免受欺騙和誤導，保護消費者數據和隱私，投訴處理和救濟，競爭等范疇。
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在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方面的做法以及世界銀行、經合組織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借鑒。
第一，制定完善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消費者權益保護較好的國家大都制定了專門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法規，明確把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納入法律調整范圍，對金融機構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規定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并為具體規則的制定留出足夠空間。這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第二，設立專門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機構。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建立了專門的保護機構，這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國可通過設立專業性機構對金融消費者的權益進行保護，這歸根結底也是對金融市場的一種保護。
第三，完善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發達國家普遍重視金融消費糾紛解決機制和補償機制的完善，特別是建立各種訴訟替代機制，以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需要。
第四，強化金融機構的保護義務。金融機構應合法規范經營，在信息披露、隱私保護、財產維護等方面自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第五，充分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行業組織作為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橋梁紐帶，對糾紛的處理和消費者的保護有時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和中國臺灣、香港地區的行業組織對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經驗。
三、我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體系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其影響
（一）立法指導思想存在偏差
我國傳統金融立法指導思想常常側重于維護金融機構的安全與利益，而忽視消費者權益保護，沒有將維護金融安全穩定與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聯系起來。現行的金融法律如《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出發點都側重于維護金融機構的安全與利益，對金融消費者在購買金融產品和接受金融服務過程中應當享有的各種權利缺乏明確規定，沒有體現“雙峰”監管目標。
（二）法律體系不健全
目前我國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體系主要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法通則》、《合同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規以及“一行三會”制定的大量行政規章和文件。上述法律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 缺乏專門立法。我國消費者保護的法律基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但該法頒布較早、有很大局限性，主要適用于普通商品的消費，不能適用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特殊性，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適用性并不強。因此，我國缺少一部專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2.法律保護缺乏可操作性。盡管《商業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證券法》、《保險法》都將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作為立法目的，但其規定過于籠統，涉及內容不夠明確，缺乏具體有效措施，實際操作性不強，效果有限。
3. 履職法規層級太低。雖然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已分別設立了金融消費者權益機構，但是現有法規并未明確賦予金融監管機構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職責，履職的法規依據不明確。相關部門規章雖然數量眾多，但效力層次較低，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三）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影響
1. 缺乏法律強制約束。金融機構在注重自身業務發展的同時，往往忽視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對金融產品的風險、金融服務收費項目和標準等披露不充分而誤導消費，對客戶個人信息保護不力而發生泄露，糾紛處理機制不健全而導致糾紛久拖不決等問題時有發生。目前，負責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機構主要是消費者協會和各金融監管機構。就消費者協會而言，由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內容不能適應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需要，而且其工作人員普遍缺乏金融專業知識，所以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非常薄弱。在我國“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下，金融監管機構的目標主要是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和穩定，對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與維護金融安全穩定的關系認識不足，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工作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金融機構履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義務監督不力。
2. 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由于金融機構和消費者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在進行交易時只片面宣傳產品的優勢和收益，而忽視或弱化對其風險的提示，信息披露的內容不全面，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導致客戶損失案件時有發生。金融機構信息披露不及時、方式少，導致消費者不能及時了解金融產品及金融業的發展動態、難以理性管理和預期購買金融產品以及合理規劃投資方案。
3. 投訴處理機制不健全。盡管“一行三會”均已開始實施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建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但是各機構如何有效運作尚在摸索階段，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尚待實踐檢驗。在保護機構分設的情況下，協調處理跨市場、跨行業金融產品與服務涉及的消費者保護問題比較困難。因此，“一行三會”亟待建立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協調機制。此外，金融機構對業內經常發生的侵權行為尚沒有建立補償機制和標準，法院審理這類侵權糾紛時也沒有權威性司法解釋或判例可供參考，亟待建立健全金融消費者的投訴處理機制與補償機制。
4. 行業自律機制尚未建立。由于各金融機構的經營目的是盈利，其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行業利益上，機構內部自律約束制度缺乏，導致侵犯金融消費者權益現象時有發生。各金融行業協會也側重于對金融機構服務和對同業競爭的規范，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重視不夠。
四、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建議
（一）完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
將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明確納入金融監管目標，探索建立審慎監管與消費者保護并重的目標體系。既要通過培育公平的競爭秩序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來維護消費者的根本利益，也應通過直接的規制和完善的救濟手段保障消費者的具體權益。
一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修改，可以考慮專設章節或增加新條款，突出對金融服務關系與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調整，增強對金融消費權益保護的適應性。重新修訂《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有關金融法規，增加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條款，提高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賦予金融消費者應有的權利義務。二是借鑒美英日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先進經驗，制定關于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專門法律法規，完善金融法律體系。三是在條件成熟時研究制定《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現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有法可依。
（二）有效發揮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的職能作用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建設已經引起了我國政府的重視，截至2012年8月底，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已分別設立了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這是一個巨大進步。但隨著國內金融業一體化的發展，分別設立金融消費保護機構的做法，不利于形成合力，建議賦予中央銀行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在制定執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協調跨市場跨行業保護等方面更廣泛的權力。
（三）強化金融機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義務
應通過立法強化金融機構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義務。一是要保證金融機構的服務質量和安全性，除應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和行業的明示服務標準外，還應保障消費者賬戶、資金、信息的安全性。二是強化金融機構信息披露義務。應完善信息披露相關立法，提高金融機構銷售金融產品的透明度，履行告知義務；對于信息披露不準確、不真實、不完全、不及時，甚至欺騙消費者的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三是加強對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和業務技能培訓，倡導誠信經營，打造良好的金融消費環境，保障消費者的知情選擇權。四是在金融機構內部設立專門部門負責金融消費者投訴處理，完善消費者爭議解決機制與程序，力爭在初期化解有關糾紛和矛盾。在各級消費者協會內設立金融爭議調解專業委員會，發揮消費者協會在金融消費爭議解決中的獨特作用，加大對金融消費者的支持力度和金融機構的監督力度。
（四）建立健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合作和投訴處理機制
在現行“一行三會”的框架下，建議建立三個層面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體系：政府職能機構、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國際組織。一是加強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建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合作機制，實現“一行三會”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方面的協作和信息共享。各金融監管部門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局應明確投訴受理范圍、受理程序、調查處理程序及期限等問題，確保投訴得到迅速公正解決。可以參照美聯儲的做法建立消費者投訴信息數據庫，根據投訴的次數和金額大小進行分類管理，通過定期的信息甄別分析，為立法和增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針對性提供參考。二是強化地方各級消協的金融專業化隊伍建設，同時發揮銀行業協會、證券業協會和保險業協會的作用，加強行業自律組織建設，進一步健全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自律機制，為金融消費者的投訴和糾紛提供一個自律性的協調或調節機制。三是積極參加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學習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和做法。
鑒于金融消費者在金融消費爭議中處于弱勢地位，應借鑒行政訴訟制度和境外消費者爭議的特殊制度設計，在消費者投訴程序設置方面，遵循“先內部解決、不能達到滿意結果時才訴諸外部程序處理”的原則，有關部門應當推動非訴訟解決方式的制度化，重視協商、調解、仲裁等非訴訟方式，降低成本。同時，建立區別于一般民事訴訟程序的消費者訴訟制度，包括賦予消費者組織的資格、賦予消費者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確立消費者訴訟對同類產品的普遍約束力、為消費者訴訟設計特殊的程序與證據規則等，努力改變金融消費者在訴訟中的弱勢地位，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五）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提高自我保護能力
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關注的重點。國外經驗表明，法律和組織保障與金融知識教育是實現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國要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一是充分利用新聞媒體等渠道廣泛宣傳金融知識，提高社會公眾的金融知識水平；二是金融監管機構或消費者保護機構應把金融消費者教育活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在監管機構及各金融機構內部設立專門的消費者金融知識教育基地或培訓中心，推動金融知識的普及。通過宣傳教育，增強消費者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和風險識別能力，樹立理性的金融消費觀，自覺抵制金融違法行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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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PE；監管模式；自律監管；政府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0)05－0048－04
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簡稱PE)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和產業創新的結果，是近年來全球金融市場出現的重要現象或耀眼的金融亮點，在國民經濟中擔任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繼銀行信貸和證券市場之后的第三大融資市場。PE在上世紀80年代引人中國，其間一波多折，致使本土PE發展緩慢，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的仍是外資PE。中國經濟正處于新興加轉軌的重要階段，急需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創新型國家建設，實現經濟增長模式戰略轉型，我國PE行業的監管與規范顯得尤為迫切。PE起源于美國并在該國得到了充分發展，隨后迅速擴展到歐洲大陸、英國以及亞洲地區，并相繼出現了英國模式、德國模式、日本模式和臺灣模式。
PE監管模式分為行政監管和行業自律兩種形式。行政監管是由政府先立法，而后根據法律實行監管的模式。自律模式是指由行政制定行規來規制。本文首先對PE監管模式進行國際比較，提煉出經驗借鑒，然后在監管模式選擇的理論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套比較全面、清晰、完善的PE監管模式。
一、PE監管模式的國際比較
(一)美國PE的監管模式
美國PE業經過長期持續發展，以體系完備、模式成熟、機制靈活且監管得體成為PE業效仿和借鑒的對象，其監管模式是法律約束下的自律模式。
截止目前，美國沒有出臺專門的PE管理辦法，美國政府在修改了《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和《1940年投資顧問法》的基礎上，通過了全國性的《1996年證券市場促進法》，它們構成了美國PE的現行法律框架。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小企業管理局是美國私募股權投資的監管機構。監管理念是減少政府干預，美國的法律是“法無禁止即許可”，這為私募股權基金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很好的空間。其主要特征是注冊豁免、鼓勵發展和放松監管。PE監管的主要內容包括：(1)美國證券法(1933)規定，如果PE以私募形式募集資金，則可以豁免SEC要求的內容和格式辦理注冊，但其它內容不能豁免，此注冊豁免避開了金融監管，投資自由度很大。(2)對PE投資者的要求非常嚴格，主要表現在對投資人數限制在100人以內和只能向“有資格的買主”募集才能獲得豁免。(3)對PE行為的規制方面，禁止公開宣傳發行等。
對PE市場運行的監管則更多依靠私募股權基金協會自律監管，現在為主導的全美風險投資協會(NVCA)成立于1973年，代表了在美國從事PE的大多數私募股權投資機構，1996年NVCA了《美國風險投資協會交易標準》。NVCA要求：(1)會員應為專門從事VC或PE進行投資；(2)會員須雇傭至少一名全職直接從事PE投資的專業人員的專業團隊；(3)對會員公司管理的專門用于PE數額做了最低限制，即不少于500萬美元，以保證其主要從事私募股權投資的性質；(4)會員必須在美國有經營場所；(5)私募股權基金經理須為美國人或在美國定居的外國人以便實施有效的監管；(6)會員的行為必須遵守美國的稅法和相關法令，會員在投資前后必須使用專業的方法等。
(二)英國PE的監管模式
英國PE的監管模式以行業自律為主，法律監管為輔。主要體現在監管主體和監管法律兩個方面。監管主體包括PE的主管機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和自律組織英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協會(BVCA)。FSA對私募股權基金的設立實行市場準入監管，成立或運作的PE公司通常需要經FSA批準，由FSA對申請設立的PE法定條件進行實質審查，只有符合條件的PE才予以批準。同時英國更強調BVCA的監管作用。BV－CA的主要職能為業務培訓、政策游說、行業研究和協調關系等。加入BVCA是自愿的，協會理事會自行決定是否接納會員的加入，對會員的資格進行嚴格的限定。
監管法律對PE監管最大的特色體現在對信息披露的要求上，信息披露是英國PE監管的一大特色，通過信息披露，了解私募股權基金的現狀，實現全程和實時監管。為此專門出臺了《私募股權投資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指引》，強制要求PE披露其投資的信息、規定披露的內容等，給私募股權基金明確的法律指引，從而保證較高透明度的投資和運作過程，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同時FSA對PE的市場行為并不過多進行限制和干涉，保證了嚴格自律基礎上的有效監管。
(三)日本PE的監管模式
日本PE的監管模式以政府監管為主，較之英美兩國都更為嚴格。日本明確禁止私募證券基金，但對于PE法律并未予以禁止，由于PE的來源主要是政府和金融機構，因此在PE監管中政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大藏省下設證券局集中行使監管權，以《證券投資信托法》為主要的PE規范法規，僅允許構建信托方式的組織形式，并對投資資金的投資范圍有嚴格規范。
PE的發行和審核等制度都受到嚴格監管，雖然一再修改的法律對于行業自律等監管方式予以肯定，授予了其后建立的行業自律組織一定的監管權力。但大藏省的完全監控權使其難以發揮，PE的運行和發展都是在政府的宏觀調節和直接引導之下，同時其取得的成果與政府精心培育、努力支持和嚴格監管等密不可分。
(四)國際經驗的借鑒啟示
綜上所述，美英日三國因政治體制、歷史背景、發展程度、法律體系、文化差異和市場差異等因素在PE監管模式上呈現出不同的監管模式。美國的監管模式啟示我們，我國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律體系；英國的監管模式啟示行業自律監管體系是易于自我平衡和自我約束的監管模式；日本的監管模式啟示政府調控能發揮重要作用。
我國的市場化程度不如美國，單純依靠法律難以達到最好的監管效果；我國的基金業成熟度不如英國，因而采取自律監管的模式與我國PE初級階段不相適應；我國的資金來源單一程度不如日本，日本嚴格的政府監管模式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全面發展。因此，在我國PE監管模式的探索中，一定要結合我國PE現實，審慎前行，不宜完全照搬發達國
家的監管模式，做到發展與防范并重。
二、PE監管模式的理論基礎
要采取何種模式為主對PE進行監管，主要取決于監管的直接成本和監管失效后給社會帶來的事后處理成本的比較。一般而言行業自律監管的成本比政府監管的直接成本要低得多，但行業自律監管模式要做到行之有效，前提是聲譽機制能產生約束作用。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和完善，誠信和聲譽是個人和企業的重要生存資本，因而可以實行行業自律監管為主的模式。但道德風險的存在，會導致市場失靈，如果要采取行業自律監管，前提是行業自律監管要有效且監管失效后帶來的事后處理總成本要低，否則應進行模式切換，采取行政監管模式為主。
根據PE的自身特點，其運作的失敗不容易產生系統性風險，事后處理成本較低，較適于行業自律監管，其原因：(1)私募股權資本的來源是使用其部分資金的少數富人和機構投資者；(2)理性與成熟并重的少數富人和機構投資者有著較好的風險識別和管理能力，內部溝通和合作能力很強，可以對私募股權投資家進行有效監管，而減少被欺詐的可能性；(3)投資期限較長，不會對短期的市場產生沖擊；(4)獲利方式是在目標企業的價值提升后通過退出來實現，實現價值挖掘和價值創造的統一；(5)每一支基金都是有限生命，PE投資家必須在市場中進行無限次博弈，博弈生存并壯大者必定是具有良好業績和重聲譽的投資家。綜上所述，PE大規模發展一般不會產生系統性風險，國外也未產生過因PE而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因此，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PE適合于行業自律為主的模式進行監管。
但在市場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且相關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的體制下，政府有必要進行適度監管。監管的重點是構建和規范PE的支撐環境，清理不合規的PE發展模式，防止將PE公募化、非法化和關系化，以免造成系統性風險，進而阻礙整個行業和國家經濟的發展。無論是政府監管為主還是行業自律為主，上述兩種監管形式本身并不沖突，而且相輔相成，互相補充。
三、PE監管模式的中國選擇
PE監管指PE監管主體，通過設定一定的行為標準、規則和準則，依法利用一定的監管手段對私募股權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和私募股權基金托管人等市場參與主體及其經營活動進行監督和管理。私募監管體制指為實現特定的社會經濟目標而對基金及其經營活動施加影響的一整套管理體系、管理機制、管理結構和管理模式的總稱。PE監管體制包括內部監管體制和外部監管體制，內部監管體制實質屬于治理機構的范疇。外部監管體制主要包括政府立法、自律組織和行政管理等部門所發揮的作用。
中國PE監管模式的現狀是監管的思路不清晰，監管的理論目標、原則與內容、監管的機構均不明確。結合我國國情、監管現狀以及國際經驗，應當建立起法律約束下的政府監管和行業管理相結合的模式。
(一)建立健全PE的法律體系
在目前已施行的法律中，2003年3月1日施行的《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規定》為外商股權基金的設立、管理和監管提出了基本要求；2006年1月1日實施的新《公司法》和新《證券法》，為公司型私募股權基金的設立提供了法律依據；2006年3月1日施行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為股權基金的設立與備案、投資運作、政策扶持、管理部門監管提出了基本要求；2007年2月7日施行《關于促進創業投資企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對備案的創業投資企業明確了稅收優惠；2007年6月1日施行的新《合伙企業法》正式確立了有限合伙企業的形式，為有限合伙投資基金的設立和合伙企業無須繳納企業所得稅提供了法律依據；2008年6月25日施行的《信托公司私人股權投資信托業務操作指引》為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的股權投資提供了操作指引等。
總之，國家各監管部門分別出臺規章，并且實行以機構監管為主的分業監管，使得投資監管處于無序模糊狀態。因此有必要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調整、修訂和規范，但其工作量大，難度高，在調整過程中，建議訂立《私募股權基金管理辦法》。目前，國家發改委(2010)已正式上報了《股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雖然有關政府部門還有不同意見，但應該擱置分歧，，使其盡快出臺。
(二)明確PE的監管主體
行政監管主要包括依法監管和合理監管，其理論依據是行政法學的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原則，其指導思想是監管的妥當性。監管的妥當性是政府干預的核心價值并且是政府機關監管的最高行為準則，目的是克服PE自治的盲目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
由于我國當前法律體系不完備，明確監管機構對于促進PE的健康持續發展十分重要。PE監管主體的獨立性是監管機構有效實施監管的基本前提和金融監管有效的保證，巴賽爾協議的權威表述是“在一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下，參與金融監管的每個機構要有明確的責任和目標，并應享有操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資源”。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等屬于金融監管機構，發改委對PE也有監管職權，由于PE是我國資本市場中的一種金融機構，建議納入證監會統籌管理。
(三)明確廓清PE的監管客體
PE監管的客體包括基金投資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運作等。對基金投資人主要是建立合格投資人和謹慎人觀念，并制定相應的規則；對基金管理人由行業協會制定相應的行業行為規范并監督執行，由市場優勝劣汰，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管主要體現在基金公募行為和杠桿率的使用上；對基金托管人，現在國內主要是托管銀行，有的忽視其存在，有的忽視其資質，有的忽視其功能；對基金運作的監管，包括基金設立、發起、募集、企業估值、投資監督、財務核算、業績報告、信息披露和納稅義務等。
(四)支持設立PE的行業協會
在國家相關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作為我國首家PE協會――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協會2007年9月成立，隨后相繼成立了北京股權投資基金協會、上海股權投資協會、湖南省股權投資協會等10家以上省級PE協會，為全國性的協會推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會長邵秉仁說：“在談到籌備兩年多的全國性的行業自律組織――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將何時掛牌時，目前相關的協會籌備工作已基本就緒，有望20lO年年內掛牌”。當全國性的協會宣告成立，將實現中央與地方的順利對接，甚至進行更一步延伸到地級或發達縣級城市，形成全國性股權協會網絡。
第7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隨著互聯網金融涉及范圍的擴大與相關內容的日益豐富，人們對互聯網金融的認知開始由表象逐步深化。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是一個動態衍變的過程，其內涵會在互聯網技術向金融領域不斷滲透的過程中隨之不斷變化，而政策環境、經濟環境以及人文社會等宏觀背景也會對互聯網金融表征產生相應的影響，中國情境下的互聯網金融已經顯現出與國外網絡金融在內涵上的顯著差異性。此外，受互聯網金融數據信息的體量大、多樣性、實時性強等因素影響，我國互聯網金融在高速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未來遭受不確定損失的可能性”，即互聯網金融風險。
與傳統金融一樣，互聯網金融也面臨系統性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等傳統金融風險形式。其中，信用風險和道德風險是互聯網金融目前面臨的主要考驗。此外，互聯網金融還面臨特有的信息科技風險以及長尾風險。
(一)信用風險
互聯網金融的脫媒特性在提高融資、理財效率的同時，也增加了投資方甄別虛假信用信息的難度。這種信用信息的不對稱情況以及信用體制不完善問題更容易加劇由互聯網金融受信人無法履約而造成的信用風險。盡管拍拍貸、紅嶺創投等我國知名P2P借貸平臺已自主開發了相應的風險控制系統，并與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進行了對接，但這些平臺仍面臨日趨嚴重的用戶違約情況redlw.com。因此，現階段我國互聯網金融領域中的融資方償債能力評級體系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二)道德風險
在互聯網金融領域中，P2P網貸平臺的道德風險問題更為突出。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初期的“野蠻生長”造成現階段我國各類P2P平臺資質良芳不齊，構建資金池、進行虛假增信、捏造虛假債權甚至是設計龐氏騙局等違規違法現象時有發生。 "e租寶”、“融宜寶”、“中晉系”等百億級P2P平臺欺詐案件的頻繁發生也說明，對P2P網絡借貸道德風險的控制與防范已成為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市場亞需解決的重點問題。
(三)信息科技風險
互聯網金融所面臨的信息科技風險主要包括由于計算機病毒、金融釣魚網站、硬件癱瘓、軟件故障、網絡病毒、數據傳輸和處理偏差等造成互聯網金融損失的風險。這些信息科技隱患一旦被惡意用戶利用，投資者的資金安全就可能受到較大威脅。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領域中的信息科技風險主要由信息系統軟件缺陷、硬件缺陷、信息管理機制漏洞等多方面原因造成。
(四)長尾風險
互聯網金融為“長尾群體”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該群體面臨長尾風險。一方面，互聯網金融所服務的客戶通常投資額小并且分散，針對互聯網金融的市場紀律容易失效。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服務人群的金融知識、風險識別以及承擔能力相對欠缺，個體非理性和集體非理性的情況更容易出現，形成羊群效應。此外，由于互聯網金融覆蓋范圍廣、涉及金額巨大，且負面消息傳播速度快，極易造成社會動蕩redlw.com。因此，互聯網金融所面臨的長尾風險需要強有力的監管手段進行管控。
結論及建議
第8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內部審計；全面風險管理；互聯網金融
1引言
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組合給企業的全面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風險管理與內部審計各有側重、相互支撐。一方面，企業內審工作的推進可以不斷完善企業的風險管理。另一方面，企業的風險管理也不斷地帶動內審工作的
不斷進步革新。因此，本文著重探討互聯網金融企業存在的風險，研究互聯網金融企業內部審計發揮作用的具體路徑，為企業更加有效地進行風險防范與管控提出優化措施，以便幫助企業實現價值增值。
2互聯網金融相關概念
2.1理論基礎
在我國的金融發展歷史上，互聯網+金融的組合實屬創新之舉。它的理論依據有KMRW聲譽模型、互聯網經濟學理論、梅特卡夫定律和長尾理論等。其中，長尾理論由安德森在2004年首次提出，此理論認為在商品的需求曲線上，這些尾部的商品呈現出一條長長的尾巴模樣，盡管這些尾部的商品零散，但是由于數量巨大，累計之后的份額卻不可忽視，甚至可以超過主流市場的商品價值。這個發現使得人們越來越重視尾部客戶，不再像以往一樣只是爭取大客戶。這個思路的轉變使得原本這些無人問津的商品現在進入了消費者的視野。在長尾理論中，快速發展的互聯網使得信息傳播加快，準入門檻變低，商品的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得以下降，消費者開始重視這些本被人忽視的商品，進行買賣交易。
2.2主要特征
2.2.1低成本普惠金融發展的局限性是成本和收益的不一致，而互聯網金融則可以彌補這一點，完善普惠金融的發展短板。互聯網金融可以將中小微企業和普通個人客戶攬入金融市場之內，重新進行金融資源分配，通過互聯網平臺可以降低相關的運營與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進行資源整合，打破傳統金融的束縛，從而形成規模優勢，獲得效益。
2.2.2高效率互聯網金融不受空間地點與時間的約束，可以全天候、全方位地進行運營。只需要保障相應的大數據與云計算的正常工作即可，中間環節的減少，使得業務運轉效益高效。
2.2.3重體驗互聯網金融使得客戶在獲得服務之后可以立即反饋服務的效果，實現高效溝通，互聯網企業在接到反饋以后可以進行服務改進，從而實現雙向互動式的溝通和交叉鏈接的體驗。同時，客戶可以通過平臺購買機票、預定酒店、代交交通罰款等，方便快捷。
2.2.4多風險大數據與云計算是互聯網有效運行的技術支持，這些現代通信技術在給予高效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信息技術風險，如黑客與木馬會盜取客戶的密碼，造成資金安全隱患。
3互聯網金融企業內部審計實施風險管理的必要性
3.1促進互聯網金融企業發展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意味著企業在獲得有效信息以后可以立即反應，采取相對應的措施，保持市場靈敏度，這同時也意味著各個企業獲得信息的時間差不斷縮小，競爭更加的激烈。此時，內部審計在企業防范風險的作用就由于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兩權分離而逐漸重要。面對各種潛在的信息安全風險、業務風險、法律合規風險等，內部審計不能再向之前僅僅提交合規性檢查報告給企業的管理層或董事會就萬事大吉了，而是應當及時轉變，適應時展，不再拘束傳統的監察職能，而是審時度勢，為風險管理進行服務，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監督、防范、減少各類風險的發生和危害，變以往的事后風險管理為主動地進行事前、事中管理，重視風險評級的作用，有針對性地應對各種風險的發生，最終實現企業的價值增值。
3.2維護個人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互聯網金融的飛速發展契合了普惠金融的發展戰略，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例如，不用去銀行柜臺，就可以輕松在手機客戶端實現基金投資、個人存款等操作。金融的互聯網與互聯網的金融化的交互發展，使得可以更多地服務于廣大群眾，突破了傳統金融服務的深度與廣度。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國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了64.5%，這個數據完全可以印證前文提到的長尾理論。越來越多的網民匯聚在一起，給數字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用戶基礎。然而，互聯網金融通過大數據與云計算等互聯網技術分析客戶的消費偏好，獲得顧客的消費數據，這樣客戶的隱私就得以暴露。但是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來認定其中的合理界限。因此，這就需要內部審計部門在風險管理的過程之中，有的放矢，抓大放小，在保證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尊重消費者隱私，維護廣大網民的合法權益，也給廣大的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3.3加強對互聯網金融行業的監管
與傳統金融行業相比，互聯網金融企業吸取2種行業的優勢，取其精華，再加以利用，大大擴展了金融服務行業的職能廣度，挖掘了普惠金融的深度。但是我國目前的互聯網金融行業仍然處于起步階段，由于結合了2種高風險的行業，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風險也急劇增高。我國針對互聯網金融行業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亟待完善，整個行業缺乏清晰的監管標準、明確的監管分工、科學的監管方式等，導致互聯網金融行業急需有效的管理條例，來實現合理與效率的平衡，主個體之間的協調，實現技術與創新的突破，實現事前、事中的引導。在此背景之下，內部審計就可以對一些合規合法的問題進行針對性的解決，明確企業經營的邊界，掃除“灰色地帶”，防范各類風險，如此一來，就可以促進互聯網行業的監管，發揮內部審計的防范風險的重要作用。
4互聯網金融企業面對的風險
4.1監管環境發生變化
互聯網金融公司常常利用自身平臺和大數據優勢，使自己成為整個信用創造體系中的關鍵橋梁。相較于傳統的建立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之上的監管體系，互聯網金融公司在聯合貸款模式之中，利用信貸分工的手段，使自己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不受監管，讓銀行承擔金融監管職責和信貸的風險。例如，在消費信貸余額中，多數信貸由銀行提供，但是銀行并不能控制這部分資金的潛在風險。這種聯合貸款模式巧妙地使互聯網金融公司不在傳統的金融監管體系的范圍之內，如此一來，便使得互聯網金融公司不受有力的監管，有監管失效的可能性。銀保監會聯合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在2020年11月公布了《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簡稱“網絡小貸新規”），目的是加強對互聯網金融公司小額貸款業務的監管。此次新規的，宣布了新監管時代的到來，因為其對互聯網金融公司的盈利模式、經營模式等都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會使得其更加規范的運營。例如，其第二十條要求，同一投資人及其關聯方、一致行動人作為主要股東參股跨省級行政區域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2家，或控股跨省級行政區域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1家。這就明確了互聯網金融公司不能再像以往一樣同時運營多個小額貸款公司，而是應當在經營管理模式上需要對自己旗下的多家小貸公司進行重組，退出之前的灰色地帶，在陽光下嚴格按照新規當中對小貸款公司的準入條件、業務范圍進行發展。
4.2市場競爭愈加激烈
由于互聯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互聯網金融業也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除了傳統的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等，越來越多的公司在看到互聯網金融企業廣闊的發展前景與豐厚的利潤之后，也紛紛加入。在網貸市場里，除了互聯網金融科技的先驅螞蟻集團之外，平安、騰訊、京東、小米、美團等也紛紛加入，越來越多的企業紛紛追隨螞蟻進行放貸業務。另外，在長尾理論之下，盡管中小微客戶資金量小，但是匯聚起來的用戶數量巨大，下沉市場潛力巨大。互聯網金融公司依賴中小微企業和普通個人客戶，利用低凈值用戶的規模化來不斷挖掘下沉市場，提高交易效率，獲得巨大收益，長尾效應更加明顯。
4.3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企業若想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之中平穩運營，完善的內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內部控制如果存在缺陷，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內外部的各種風險，如業務風險、法律風險等。鑒于我國的互聯網金融企業盡管發展勢頭較猛，但是發展歷史較短，各個企業都普遍存在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內控意識不強的問題。例如，許多互聯網金融企業存在股東權利過大的問題，往往利用子公司與母公司的關聯方交易來進行利益輸送，同時股東權利過大，會嚴重削弱監事會的獨立性。因為監事會的成員大多就是本公司內部工作人員，盡管監督長擁有核查權與決策權，但是由于其直接對董事會負責，最終導致權利形同虛設，不具有實際效力，架空的權利與職能并不會進行有效的監督。
4.4內審人員素質亟待提高
互聯網金融企業由于結合了2種高風險的行業，其風險不言而喻。傳統的審計方法利用財務報表分析手段處理數據，找出企業經營方面存在的問題，顯然無法有效地應用于互聯網金融企業。因為在互聯網金融企業中，其所有的交易記錄、用戶數據等都是利用計算機及時處理，保存電子憑證、賬簿等。同時，互聯網金融企業內部往往運用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來防范和控制風險，這就要求內部審計人員在龐大的交易數據面前，不僅需要具備專業的審計知識，還需要精通計算機網絡，熟悉互聯網金融流程，根據系統識別出的各種風險，進行數據處理，尋找隱蔽線索，找出漏洞。
5建議與啟示
5.1加強風險的預測和預防
互聯網金融風險復雜多變且具有隱蔽性，因此，更需要內部審計發揮在金融監管中的核心中堅力量，進行事前、事中的風險管理與控制。具體來說，在內部預測時，互聯網金融公司應當注意內部控制結構是否合理有效，觀察業務模式是否合規，檢查資金流向是否健康，分析是否與社會福利相悖，應當面面俱到，考慮風險的可能發生情況，有針對性地進行合理防范。完善的內部控制是企業良好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它除了可以幫助企業盡快適應資本市場的監管，進行穩步發展，還可以幫助企業提升自身的經營水平，樹立企業形象。在外部預防中，要隨時警惕互聯網對金融業的影響，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更新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運用。總而言之，應當科學利用互聯網技術，從戰略的角度出發，對互聯網金融企業的風險進行早預測、早預防，及時地控制風險會使企業更加平穩地經營發展。
5.2提高市場競爭力，加強業務風險的管理
盡管長尾效應顯著，可以積少成多，最后累積起來龐大的用戶群體，具有廣闊的消費市場。但是，這些利用長尾理論累積起來的大量資金同時也帶給企業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具體來說，就是企業在投資過程中，謹記不要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之中，應當將匯集的大量資金投入風險低、收益高的貨幣基金，遵循分散性原則，不僅要爭取最大的收益，還得保證安全性，不斷優化自身的資金配置。同時，還要在公司內部設立合理的準備金率，以便在經營的過程中發生擠兌事件或者遭遇基礎利率變化而產生的流動性短缺，不至于讓企業落入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
5.3找準市場定位，回歸金融科技本質
互聯網金融公司往往傾向于強調其是技術驅動的金融科技公司，原因之一是如果試圖擺脫身上的“金融”影子，科技公司可以在資本市場拿到更高估值；另一個原因就是科技行業相比于金融行業監管較松。然而，在如今監管大環境變化的趨勢之下，互聯網金融公司更應當找好自己的市場地位，拋棄打擦邊球的想法，認識到監管大環境的改變對自己今后發展的限制，回歸金融科技的本質，盡快適應新監管時代的到來，從而更加穩妥地進行市場活動。
5.4建設高素質內部審計隊伍
互聯網金融企業內部審計工作的順利展開，離不開審計人員的專業能力。高素質的人才培養離不開企業的精心栽培。對審計人員應當進行綜合性的培訓，同時學習審計、金融、法律、計算機知識等，提高專業知識和業務能力，打造復合型人才，還可以邀請經驗豐富的專家來對本企業的內審人員進行技能培訓，開闊視野，以便幫助內審人員更好地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社會里適應節奏。
6結語
第9篇：金融監管的理論依據范文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金融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2.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7-0058-02
一、“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提出及經濟背景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給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帶來“毀滅性”打擊，金融制度全面崩潰。
麥金農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1973年肖和麥金農在《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兩部著作中，嚴密地論證了金融深化與儲蓄、就業及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認為政府通過對金融活動和金融體系的過多干預，抑制了金融體系的發展，扭曲了市場均衡價格，政府以低成本獲取資金完成原始積累，然而金融體系的發展滯后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深刻指“金融抑制的危害，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欠發達是因為存在著金融抑制現象，主張發展中國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促進經濟增長。
二、“金融自由化理論”的內容及其擴展
麥金農和肖認為“金融自由化”就是通過改革金融制度，改變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分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并使之市場化，從而使利率反映資金供求，使匯率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減少對外資的依賴，最終達到充分動員金融資源，推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從內容上看，金融自由化包括國內金融自由化――廢除利率管制和信貸配給，以及國際金融自由化――廢除資本流動管制和外匯兌換限制。金融自由化的本質是政府在金融領域行為方式的轉變。金融自由化的標志就是金融資產增長超過經濟增長，金融相關比例不斷提高。
以1973年麥金農和肖的經典著作出版為標志，“麥金農――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被認為是在發展經濟學和金融理論領域的重大突破。此后，許多經濟學家在麥金農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相繼提出了一些邏輯嚴密、論證規范的模型，對理論進行擴展，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金融自由化在不同的時期，其內涵不盡相同。20世紀80年代的重點是推行國內的利率自由化。進入90年代，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壯大以及國際經貿一體化進程的推進，金融自由化的內涵進一步擴展。世界銀行和IMF的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包括：對公共金融機構的私有化；允許外資銀行進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加強市場競爭；減少存款準備金要求；取消指導性貸款；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市場等。
三、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與金融危機
（一）一些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
麥金農――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逐步發展成為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開始于70年代中期的“南錐體國家”（智利、阿根廷、烏拉圭）金融自由化改革，這三個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取消了利率上限和信貸控制，對商業銀行實行私有化。改革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在金融自由化和擴大公開的或隱性的存款保險的同時，未能加強對銀行的審慎監管，改革陷入了嚴重的困境，最終隨著1982年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而以失敗告終。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和韓國等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顯得較為成功，沒有出現實際利率的急劇上升和大規模的銀行倒閉。但宏觀經濟狀況也像南錐體國家一樣不能令人滿意。在1997年，馬來西亞和韓國也都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二）發展中國家的三次金融危機
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蘊涵著巨大的風險，金融自由化在有些國家取得了成功，有些則失敗了；有些國家當時看起來很成功，現在則顯得不那么成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給金融自由化政策蒙上了陰影。80年代以來，短短十幾年間，發展中國家爆發了三次比較大的金融危機。
三次危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1）危機爆發之前，這些國家都因厲行改革而成為投資者心目中的經濟發展希望之星，吸引了大量外資；（2）危機發生過程中，這些國家的政府一直是其經濟活動的關鍵參與者；（3）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迫使這些國家對他們的經濟做出痛苦的調整。金融危機波及的國家，影響社會的深度、廣度、力度不斷加強。尤其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長期以來東南亞經濟一直在一片喝彩聲中蒸蒸日上，經濟在增長迅速，出口擴張強勁，儲蓄和投資率顯著增加。相對于拉美國家全面快速的金融自由化，東南亞諸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緩慢、保守。很多國家的利率長期以來一直低于市場均衡水平，并且存在著各種形式的信貸指導，招致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倡導者的許多批評。
四、對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思考
（一）金融控制論與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論的提出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還是對轉型經濟國家，在進行國內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關于經濟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大多數學者認為財政與貨幣的穩定是第一位，同時有學者把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大多數學者均把資本賬戶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對于轉型經濟國家來說，大多數學者把體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時認為財政與貨幣穩定也應首先啟動，而資本賬戶自由化應最后啟動。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論有了新發展。約翰遜等人的研究，對資本賬戶自由化與金融危機的關聯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應當融入到結構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設計中；證券資本流動的自由化，要同國內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協調。在金融體系較弱的國家應在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之前或同時，解決結構性的弱點。這種綜合性的改革戰略，要求確立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政策的配合。
（二）對我國金融改革的反思
1.宏觀經濟均衡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先決條件
以上三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即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失衡，包括對內失衡和對外失衡。對內失衡主要表現有通貨膨脹率較高，過度投機導致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繁榮，泡沫現象嚴重等。對內失衡又必然導致對外失衡，在名義匯率相對鎖定而國內通貨膨脹率又相對較高的情況下，本幣就會發生實際升值，從而嚴重影響本國的出口能力，形成巨大的累加得到經常賬戶赤字。這種經常項目的赤字必須依賴資本項目的盈余來加以彌補，而一旦資本流入因外來沖擊而出現下降時，原先匯率制度就難以維持，發展中國家將陷入嚴重的貨幣危機。宏觀經濟失衡可視為金融危機最具基礎性的誘因，也是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最大障礙。因此，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先決條件。
2.強化金融監管條件下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市場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存在廣泛的信息不對稱，儲戶和銀行、貸款人和借款人、委托人和人之間都存在類似的問題。信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當存在信息不對稱時，必然會發生“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因此，為避免或減少這類現象的發生，就要求對金融市場進行行之有效的監管，以增加信息的充分性。這種監管單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的，因為信息作為一種公共品，往往會發生供給不足。當單個人為判斷一家金融機構的償債能力而進行調查并根據所得到的信息進行決策時，其他人能夠通過模仿他的行為而受益。這種搭便車行為必然會導致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少于帕累托最優水平。當金融機構知道它們并沒有被置于充分有效的監督之下時，它們就會有積極性讓存款人承受更大的風險。因此，金融市場更易于因信息問題而出現市場失效，外部的監管這時就變得十分重要。
3.金融自由化必須遵循一定的順序
作為對發展中國家及俄羅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自由化經驗和教訓的一種總結，麥金農出版了另一部著作《經濟自由化的順序》。麥金農在書中提出了“經濟自由化的最佳順序”：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第一步要平衡中央政府的財政，避免依靠通貨膨脹稅和金融機構的超額儲備稅進行融資。第二步是開放國內的資本市場，使儲蓄者按照實際利率獲得利益，借款者按照實際利率付息。在國內資本自由化的過程中，政府必須在一開始就迅速強化貨幣信用體制。在價格水平穩定之前，銀行必須受到管制，否則無法預測的實際利率和匯率變動將會使銀行無節制地借貸，從而危及支付體系的安全。第三，成功地實現了國內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后，外匯的自由化就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外匯自由化過程中，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貨幣交易的自由化應先于資本項目貨幣交易的自由化，實現資本項目的外匯可兌換是經濟自由化最佳順序中的最后一步。
有關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至少有兩個基本的結論：以市場為導向解除金融抑制對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由于廣泛存在的信息問題，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必須伴有完備的金融監管，以加強可控性。金融自由化比人們預想的要復雜得多，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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