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服務行業發展趨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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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會計服務行業發展趨勢范文

一、加快發展服務業的戰略意義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內在要求

服務業具有需求收入彈性高、發展潛力巨大、資源環境親和的特點,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源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意味著相應提高再生性資源耗費比重,進而使工業對實物資源的需求相對下降,對服務資源的需求相對上升。因此,大力發展金融、保險、物流、咨詢、信息服務、科技開發、商務服務、教育培訓等現代服務業,使制造領域中的各類產業要素得到充分激活和最優配置,是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提升制造業競爭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國尚處于工業化過程中期,經濟增長還將主要依靠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增長。但目前我國制造業正面臨嚴峻的產業升級和結構高級化的挑戰。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在工業化中后期,隨著分工深化和服務外包化趨勢,從制造領域獨立出來的設計策劃、技術研發、物流等生產業,對制造業升級的支撐作用逐漸顯現。因此,積極發展服務業,為制造業提供全面、完善的協作與配套環境,是提升我國制造業競爭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前提和保證。

(三)擴大城市就業、實現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

長期以來,由于在戰略上沒有充分重視城市對工業發展的聚集和支撐效應,我國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進程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脫節。2009年,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比僅為1.16,遠低于國際公認的1.4―2.5的合理值。從就業結構看,我國服務業就業比重為34.1%,世界上大多數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一般為45%,發達國家大都在70%左右。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相對較低的生產社會化程度和相對分散的工業布局弱化了工業經濟對生產的中間需求,進而抑制了以生產服務為主的城市服務體系的發展,最終造成了城市服務業發展不足和就業機會短缺。因此,以生產業為突破口,著力強化城市對制造業發展的配套服務功能,不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對工業化的集聚和承載能力,更能夠在深層次上打破限制城市發展的根本束縛,為城市化進程開辟更大的拓展空間。

二、促進服務業發展的國際經驗

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在服務業快速增長的帶動下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業發展的外部化特征愈加顯著。1998―2003年,美國生產業年均增長5.4%,高于GDP增速0.7個百分點,更高于制造業0.9%的增長水平,占GDP比重達到39.1%,占服務業凈產出的59.5%。在OECD國家,金融、保險、房地產及商務服務等生產業占GDP比重也超過了三分之一。綜合來看,發達國家在促進服務業發展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共性的經驗:

(一)健全的法律法規是保障服務業發展的基礎

為了促進現代物流業的發展,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制定了一系列法規,逐步放寬對公路、鐵路、航空、航海等運輸市場的管制,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使運輸費率下降、服務水平提高。例如,1977―1978年制定 “航空規制緩和條款”。再如,在金融業方面,美國國會1999年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在信息服務業方面,美國政府先后頒布了《電子信息自由法案》、《個人隱私保護法》、《公共信息準則》、《削減文書法》、《消費者與投資者獲取信息法》、《兒童網絡隱私保護法》、《電子隱私條例法案》等法律。而在促進商務服務業發展方面,美國、英國、日本等都制定了相應的法規或專業資格認證程序,從制度上保證了商務服務人員的業務水平、服務運作的規范化進程以及契約簽訂的嚴謹程度。

(二)行業協會是促進服務業發展的關鍵

在促進物流業發展方面,美國、日本、德國的物流協會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協會不僅協助政府制定物流規劃、制定產業政策、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同時還開展物流研究,指導行業發展,舉辦交流活動,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和各種專業培訓,為物流業的發展輸送了大量人才。在促進信息服務業方面,日本的信息處理振興事業協會(IPA)、信息服務產業協會(JISA)、日本數據處理協會(JDPA)、西格馬系統等行業組織都有明確的目標和職責,它們既是政府聯系企業的橋梁,也對產業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促進商務服務業發展方面,美國的注冊會計師就是通過注冊會計師協會進行自我管理的,日本也參照美國的做法,成立了公認會計師協會。這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企業在缺乏決策支持或出現問題時尋找專業服務機構的意識,還能通過信息的溝通與互動,進一步構建分層次競爭與協作相結合的市場結構,培育成熟的專業服務市場體系。

(三)完備的基礎設施是支撐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條件

在物流業發展方面,德國政府不僅提出了長距離運輸以鐵路和水路為主,兩頭銜接與集疏以公路運輸為主,做到宜水則水、宜路則路,多式聯運的運輸戰略,還把大力培育和建設貨運中心作為戰略實施的重要環節。德國規劃到2010年底,全國總共將建設30―40個貨運中心。此外,德國還計劃采用新的通信技術來完善物流過程,促進貨運和運輸商之間的合作。再有,在促進信息服務業發展方面,美國政府先后提出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行動計劃和建設全球信息基礎設施(GII)的倡議,旨在建立完備的信息基礎設施,并通過衛星通訊和電信光纜連通全球信息網絡,形成信息共享的競爭機制。

(四)人力資源開發是實現服務業良性發展的重要保證

從價值鏈分析的角度看,服務業中完成的價值增值過程更多地體現在專業服務人員與客戶之間不斷交流和溝通上,服務人員的知識儲備、專業化水平在其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基于此,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都建立了多層次的專業教育體系,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職業教育等。同時,在行業協會的組織和倡導下,還全面開展了在職教育,建立相應的職業資格認證制度。此外,日本、德國還建立了科學、開放的人力資源開發體系,通過確立專業人才能力開發和客觀評價的體系來引導培訓教育工作,并從世界各國引進服務領域的專業人才,促進服務領域的人才流動。

三、中國服務業發展評析

(一)服務業規模擴大,地位上升,但總量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

“十一五”以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按可比價計算,2006―2009年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2.3%,超過同期GDP增速1.0個百分點,比“十五”時期提高1.8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也由“十五”的42.2%升至46.7%;三次產業構成由2005年的12.1∶47.4∶40.5,變為2009年的10.3∶46.3∶43.4,初步呈現工業與服務業共同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格局。隨著產業規模的快速擴大,服務業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作用大幅增強。2006―2009年,全國服務業從業人員年均增長2.9%,對全社會就業增長貢獻率達到130.5%,占全部從業人員比重由31.3%升至34.1%。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總量相對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服務業占GDP比重僅與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大體相當;占從業人員比重與發達國家更是相差甚遠,甚至低于墨西哥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①。

(二)傳統服務業所占比重較大,新興服務業發展水平總體偏低

近年來,我國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等傳統服務業增長保持穩定、比重相對下降。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金融保險業、教育培訓、信息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得到較快發展。但是,從行業結構看,傳統服務業仍占主導地位。2007年,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占到服務業增加值的35.6%,明顯高于美國(27.4%)、日本(28.3%)、德國(25.4%)的水平②。新興產業尤其是信息服務業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即使是在我國服務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市,2008年新興服務業占GDP比重也只有27.7%,比美國全國平均水平落后9.3個百分點③。這些產業發展的相對滯后對于我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人力資本素質、提高技術水平和社會組織化程度構成了障礙。

(三)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差距較大

作為全國率先發展的區域,東部地區在全國服務業中牢牢地占據了領先和優勢地位。2009年,東部服務業增加值占到全國的61.6%,中部和西部分別為21.0%和17.4%;對全國服務業增長的貢獻率為59.7%,中部和西部分別為18.8%和21.6%。從就業情況看,東部占到全國服務業從業人員總數的44.7%,中部為28.7%,西部為26.6%。在人均產出水平上,2008年東部地區服務業從業人員人均增加值達到7.24萬元,中部和西部分別為3.90萬元和3.28萬元,各相當于東部的53.8%和45.3%,差距相當明顯。

(四)服務業投資力度加大,但行業結構不盡合理

“十一五”以來,我國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保持了較快增長勢頭。按當年價格計算,2006―2008年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4.0%。但是,從行業結構看,大量的投機性資本涌向房地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其他服務業特別是新興服務業的投資不足。2008年,我國房地產業實現固定資產投資40441.8億元,占服務業投資的44.5%,比2005年上升3.5個百分點;而信息服務、商務服務和技術服務等新興服務業只占服務業投資的4.7%,比2005年下降0.7個百分點。2006―2008年房地產業對服務業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高達49.7%。若不考慮房地產投資,則這一時期我國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速將降至21.5%,低于全社會投資平均增速3.4個百分點。顯然,服務業投資高速增長的背后暗含著投資結構的不合理。

(五)服務業的市場開放程度仍然較低

2008年,在我國城鎮服務業投資資金來源中,自籌資金所占份額為51.4%,明顯低于采礦業的81.4%和制造業的80.9%;此外,其他資金和銀行貸款分別占到22.5%和18.0%,服務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較為分散。從投資資金的行業流向上看,服務業是預算內資金、銀行貸款和其他資金的主要投向,分別占各自資金總量的80.0%、63.9%和87.6%;自籌資金主要用于工業(50.2%)和服務業(47.3%);外商投資主要投向工業(70.1%),其中制造業達到65.2%,服務業所占比重只有28.9%。這些數據表明,投資資金來源與產業的市場開放程度和競爭性之間有著顯著的相關性。較之市場開放程度最高、最具競爭性的工業領域(特別是制造業領域),民間資本和外商投資進入服務業還面臨著種種壁壘和限制,因而這部分受投資主體直接支配的資金更青睞于工業投資,服務業投資的自主增長能力受到局限和抑制。

四、服務業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一)服務業改革、開放步伐相對緩慢,市場化程度不高,缺乏發展動力

由于體制、政策的原因,生產業的市場準入門檻普遍高于工業,管制過多、市場化程度低的問題較為突出。銀行、保險、電信、鐵路、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行業,至今仍保持著十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其他一些行業對非國有經濟和外資也沒有完全開放。較高的進入門檻和狹窄的市場準入范圍將絕大多數潛在投資者拒之門外,甚至其他行業的國有企業也難以進入。所有制結構單一,造成服務業部門資源流入不足,弱化了競爭機制在產業發展中調節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其結果導致服務業創新不足,企業經營效率低下,行業發展的活力與動力喪失,服務業供給能力的擴張受到制約。多數服務產品的價格仍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在一些服務領域尚未正式建立。一些“熱門”行業的價格水平明顯高出國際市場,不僅服務質量遠遠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市場供求狀況和企業的成本效益也難以得到真實反映。較低的市場化程度導致市場競爭的不規范和不成熟,凸顯了市場分工的不確定性,抬高了市場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削弱了工業企業外包生產的內在動力。

(二)制造業粗放式擴張,導致服務業需求不足

在企業發展思維上,“大而全”、“小而全”、“萬事不求人”的小生產觀念仍十分普遍,工業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不高。目前,在我國工業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品。受競爭環境和自身素質的影響,相當數量的企業還在采用傳統甚至陳舊的生產模式,競爭策略主要依賴成本優勢和價格競爭,技術進步、產品開發和產業升級的速度較為緩慢。對比國外規模型制造企業,外購服務已經成為企業縮減成本的主要手段。我國工業企業產業鏈過于側重實體產品的生產,物質材料消耗占產品成本比重較大,外包項目主要以產品生產為主,外包服務不多且涉及面窄,與產品制造相關的金融、市場銷售、人力資源、外購信息技術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例如,我國制造業中間投入中生產所占比重只有12.0%,遠低于美國的32.6%、德國的28.4%和日本的26.6%④。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來說,由于勞動用工體制僵化,業務調整和人員精簡還面臨著高昂的交易成本,導致對外包服務需求不足,也束縛了生產業的發展。

(三)外資制造業與本地服務業關聯程度較低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以本地各類廉價資源(勞動力、土地和環境等)對接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產業轉移,迅速擴大產業規模和經濟總量,逐漸成為東部乃至中西部地區越來越普遍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在有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較為明顯的局限性,即外資企業與本地經濟的產業關聯薄弱。以長三角為例,外資制造業中加工型、出口型、生產型企業居多,而且大多屬于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組織體系中的封閉環節,產品線和產業鏈延伸不足,呈現“二少一多”特征。即外商投資企業對本地金融機構的信貸服務需求少;產品設計、關鍵技術、零部件依賴于進口,對本地研發或技術服務需求少;產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進入跨國公司營銷體系。此外,外資制造業所需的高級管理人員培訓、物流服務、法律服務、廣告策劃、市場調研等商務服務,也表現出明顯的外向化特征,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內在的產業關聯被割裂,產業鏈向服務業增值部分的延伸受到抑制。

(四)城市化發展滯后,生產業沒有形成有效集聚

服務產品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生產和消費必須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服務業的內部結構與城市規模結構有較高的相關性。資料顯示,我國超大城市服務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達52%,特大城市是46%,大城市為42%,中等城市為38%,小城市為34%。一般說來,高附加值、為生產服務的、新興的服務業往往與城市規模聯系在一起。這是因為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資源、信息和產業,是服務業產業化的基本載體。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服務業發展已呈現一定的園區化、規模化和集群化趨勢,但是由于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服務業資源分布相對分散、業態種類較少、集聚程度較低的問題仍比較突出。制造業鏈條上的技術研發、人員培訓、經營管理、會計服務、法律咨詢、信息服務等關鍵環節,得不到相關支撐服務體系的協作與配合,大量本應通過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務活動不得不在工業企業內部消化完成。

(五)服務業發展缺乏有效的區域分工和協作機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在制定投資決策時,往往著眼于所在區域的經濟狀況和投資大環境。隨著中心城市在區域范圍內集聚資金、人才、技術、信息等產業要素能力的大幅提升,區域產業結構的同構化基礎不斷被瓦解,建立基于比較優勢和產業鏈區別定位之上的區域分工體系越來越具有經濟性和現實意義。但是,作為各城市互設壁壘、低效率同質化競爭的制度基礎,分稅和分灶吃飯的財稅體制并沒有明顯的改變。受地方利益的驅使,在服務業發展中也出現了工業領域的“頑癥”――低水平重復建設、過度競爭和資源浪費。例如,以長三角為中心的華東地區,機場數己達每萬平方公里0.8個,超過美國平均數0.2個,已經成為國際上機場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長江江蘇段南京往下內河港口林立,能力一擴再擴,現擁有萬噸級碼頭泊位100多個,但大多貨源不足、浪費嚴重。由于缺乏有效的區域分工,重復建設、結構雷同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服務業增長的集約化程度,犧牲增長效率。

五、應對思路與政策取向

(一)消除體制,積極引入和強化市場競爭

加快對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步伐,合理引導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服務業企業改組改造,推進非基本服務行業的資源配置由政府為主向市場為主轉變。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科學的行業準入制度,加大服務業對內和對外開放力度,利用多種渠道和手段吸引產業要素投向現代服務部門,提高競爭程度,推動產業升級。對有利于解決就業、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可以通過稅收優惠、放寬審貸條件、項目融資、設立產業投資基金的方式,充分調動民間資本進入服務業。建立公開透明、高效規范的市場監管體制,加強對服務業發展的總體規劃和統籌管理,使服務業規劃與相關規劃有效銜接。密切跟蹤服務業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投資運行的監測分析,建立健全服務業發展的監測、預警、預測和信息制度,發揮信息導向作用,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投資浪費。

(二)強化產業關聯,構建有利于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互動機制

大力發展產業內部的專業化分工體系,推動龍頭企業通過經營管理方式創新,逐步將發展重點集中于技術研發、市場拓展和品牌運作。通過各種外包合作方式,將一些非核心的生產環節剝離為社會化的專業服務,形成一批專業化的配套服務企業,以核心競爭優勢整合配套企業的服務供給能力,帶動產業鏈在規模和技術兩個層面上不斷發展。圍繞外資制造業,積極推進生產業的對外開放進程,有針對性地吸引關聯性外資服務業進入,變單純的制造業集聚為集成制造與服務功能的產業鏈集聚。以組織創新、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為切入點,不斷加快生產業創新進程,著力優化、提升關聯性內資服務業的配套能力,強化外資企業與本地經濟之間的產業關聯性。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健全中介體系,推動相關企業間合作,實現社會化服務與制造環節的“無縫式對接”。

(三)優化產業布局,大力推進生產業的集聚式發展

應充分考慮城市建設、交通、居住、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等因素,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整體推進生產業的集聚式發展。要借鑒開發區的經驗,以功能區、集聚區建設為載體,依靠體制機制創新,實現園區化管理、專業化服務和社會化、市場化運作新機制。政府主要通過規劃布局、政策引導和必要的財政支持等形式,利用市場機制,支持生產業實現區域性集聚。盡快消除針對服務業的政策性歧視,對生產業在用水、用電和用地上實行與制造業同等政策,對生產業集聚區應給予與工業開發區相同的政策扶持。

(四)規范競爭秩序,營造適宜的外部環境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的步伐,按照政企分開、政會分開的原則,在機構、人員和財務等方面推進中介組織與政府部門脫鉤,理順政府部門同這些服務組織的關系。按照市場原則,鼓勵規模大、信譽高、服務質量好的企業,以資產、資源、品牌和市場為紐帶實施跨地區、跨行業的兼并重組,促進服務業的集中化、大型化、組織化。支持服務企業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同時取得多種資質,拓寬業務范圍,開展多項服務。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堅決查處價格壟斷、傾銷和欺詐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構造公平、充分、有效的競爭環境。完善行規行約,建立針對不同行業的資格標準、職業道德準則、后續教育制度和質量監管制度。發展行業自律組織,賦予行業協會相應職能,建立針對不正當競爭的懲罰機制,以及對惡性、過度、無序競爭的集群治理機制。

(五)加強區域協調,構建職能劃分合理、比較優勢突出的層級區域分工格局

制定并實施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并納入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以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健全市場機制,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打破條塊分割,消除區域性壁壘,根除地方保護主義,鼓勵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合理有序流動,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積極探索區域發展的利益調整機制,對區域協調中可能發生的地方利益流失嘗試引入補償機制。依據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明確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超大和特大城市要突出在金融、物流、商務服務、信息服務、教育培訓等行業上集聚要素和向外輻射的核心能級。大城市作為區域性、綜合性現代服務業中心,要承擔傳遞超特大城市輻射效應的區域性“增壓”功能。中小城市要利用產業垂直分工和產業鏈的延伸性,承接大都市產業擴散效應帶來的發展機遇,形成城市間融合配套、錯位分工、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

注:

①2005年,美國全社會從業人員中服務業占到82.7%;而1998年,日本為62.7%,墨西哥為55.3%,印度為57%。以上數據來自聯合國統計司(UNSD)。

②根據聯合國統計司(UNSD)統計數字計算得到。

③這些產業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以及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