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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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貿易條件 外商直接投資 關稅率 匯率 貿易條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義是進出口商品比價，它反映了出口相對與進口的盈利能力。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切身的貿易利益，它與比較利益一起被認為是國際貿易的兩個基本問題，各國政府及研究學者對貿易條件的變動也都十分關注。 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經歷了快速增長。據海關統計， 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7604.0億美元，貿易總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隨著出口的大量增長，我國對外貿易出現了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長郭樹清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 1.貿易條件的含義及計算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條件的最初含義就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它是一國出口商品平均價格與進口商品平均價格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NBTT=(Px/Pm)·100，Px代表一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Pm代表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本文依據SITC分類標準，采用帕氏公式來計算中國貿易條件指數。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別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pi0和pj0分別表示基期(1983年為基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pit和p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qit和q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出口數量和第j種商品的進口數量。 2.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圖 從圖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國貿易條件在1983年～2006年間呈波動性下降，趨于惡化的趨勢。1983年～1985年間，貿易條件階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為75.05。第二個明顯的貿易條件上升階段為1988年～1991年。其他時間段，中國貿易條件均有較為明顯的惡化趨勢。 二、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現實中，貿易條件變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其影響程度是多少呢。本文運用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選取影響因素作為模型參數，搜集1983年～2006年間的樣本數據，建立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回歸模型，最終來考察這些因素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程度。

1.模型說明 假設大國情形，且顯著性水平為5%。參數包括：GDP指數，以1983年GDP為基期計算。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100，以1983年RMP為基期。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為億美元。實際關稅率(T)=(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總進口額)×100%。匯率(R)，本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建立與檢驗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數據，以貿易條件指數(NBTT)為因變量，GDP、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FDI、實際關稅率(T)、匯率(R)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FDI與GDP的相關性及FDI的滯后效應，將FDI的數據滯后一期處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運用SPSS15.0，對以上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樣本相關系數R=0.961，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形相關性強。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資料來源：SPSS15.0輸出結果 從表2可得出，貿易條件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為18的臨界值t0.025(18)=2.10，常數項、GDP、FDI、T和R均通過了t檢驗。表明解釋變量GDP、FDI、實際關稅率和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性影響。 出口結構指數未通過檢驗，因此對回歸模型進行修正，在原來的回歸模型中剔除RMP這個自變量，再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個自變量均通過t檢驗 F=50.847>F0.05(4，19)=2.90，通過F檢驗，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為0.89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高。 3.模型結論 從回歸方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GDP、FDI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負向影響;實際關稅率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正向影響。 (1)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存在負相關關系，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要素數量的增加將會降低使用該要素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該商品是出口商品則貿易條件將惡化，反之亦然。 (2)FDI與貿易條件 FDI的增加使得貿易條件惡化，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有關系。根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如果FDI流入的是東道國的出口優勢部門，那么將使出口部門的產出增加、價格降低，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亦然。在我國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了制造業。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 (3)關稅與貿易條件 實際關稅率即進口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貿易條件的作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國利用關稅來調節貿易條件的空間越來越小。

(4)匯率與貿易條件 中國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有改善作用。根據國際經濟學中瓊·羅賓遜夫人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之積小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需求彈性。即當 SmSx 三、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措施 針對中國貿易條件總體上趨于惡化這一事實，改善中國貿易條件勢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轉中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呢?我們以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的結論為事實依據，從影響貿易條件惡化的各種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貿易條件的可行措施。 1.調整出口型的經濟增長偏向，抑制過熱投資 調整中國經濟增長方向，實現從偏向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增長向偏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增長的轉變。鼓勵技術進步的重點偏向于進口替代部門，引導企業投資于該部門的研發活動，并給予財政補貼、稅收支持、信貸支持。另外，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其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投資降溫及理順國內能源價格等。

第2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我國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貿易條件卻出現了惡化趨勢,本文系統闡釋了影響我國貿易條件的因素。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曹曉蕾.世界貿易條件新變化與中國的對策.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5)

第3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關鍵詞] 價格貿易條件 演化博弈 路徑依賴

一、引言

價格貿易條件是衡量一國貿易利益、貿易狀態的重要指標。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探討。近些年演化經濟學以其動態化研究經濟問題的全新視角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運用演化經濟學理論來研究貿易條件變化的方法則主要集中于將技術動態演化與貿易條件的變化聯系起來。

一國技術進步并不一定導致本國貿易條件的改善,不同的技術進步帶來的貿易利益提升是非線性的,它會從不同的角度影響貿易條件。很少的學者針對升貿易條件演化路徑給出經濟學理論解釋,并且將制度條件作為解釋貿易條件變化原因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以演化經濟學相關理論為基礎,引入動態演化博弈模型來分析我國經濟轉軌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路徑,同時給與實證分析。

二、中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非對稱復制動態博弈理論模型

非對稱復制動態博弈模型是用來分析博弈方的動態策略調整及其穩定性的。該博弈方具有技術學習速度較慢和有限理性的特點。博弈方的技術學習速度較慢變現為向優勢策略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復制動態博弈則可以用生物進化的進化動態方程表示,即對于概率求時間的導數,以此來表示隨時間的變化,各種博弈得益均衡的實現過程。

(一)非對稱動態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1.模型的假設

(1)假設兩個國家,兩種貿易產品。國與國之間技術水平存在差異,分別用發展中國家C1和發達國家C2表示。兩種貿易產品的技術效率也存在差異,分別用的低技術含量產品G1和高技術含量產品G2表示。

(2)假設兩個國家自由進行貿易,不存在貿易壁壘、運輸成本等阻礙貿易進行的阻滯因素。

(3)博弈方1即發展中國家的策略選擇空間為(C1,C2),博弈方2的策略選擇空間為(C1,C2)。

(4)假設各戰略選擇下的貿易利益為出口產品的價格*出口產品的數量,Pi*Xi(i=1,2)。假設( C1,C1),(C2,C2)的策略選擇表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并且產業內貿易策略選擇所帶來的貿易利益要大于產業間貿易利益。即P1*X1>P1*X2。

2.博弈矩陣的構建

如表1:

3.博弈矩陣的分析

用博弈矩陣中的a,b等代表各國不同策略選擇下的貿易利益。首先,假設在博弈的開始階段,發展中國家G1中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的比例為p,選擇高技術含量產品的比例則為(1-p);發達國家G2中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產品的比例為q,選擇出口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國家比例則為(1-q)。

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別為:

U1(C1)=q*a+(1-q)*c

U2(C2)=q*e+(1-q)*g

EU=p*U1(C1)+(1-p)*U2(C2)=a*p*q+p*(1-q)*c+(1-p)*[q*e+g*(1-q)]

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Dp/dt=p(U1-EU)=p*(1-p)*[(a+g-c-e)*q+d-g] (1)

同理,發達國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別為:

U1'(C1)=p*b+(1-p)*f

U2'(C2)=p*d+(1-p)*h

EU'=q*U1'(C1)+(1-q)*U2'(C2)=b*p*g+q*(1-p)*f+(1-q)*[p*d+h*(1-p)]

因此發達國家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Dq/dt=q*(U1'-EU')=q*(1-q)*[(b+h-d-f)*p+f-h](2)

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復制動態方程(1)來說,當q=(g-d)/(a+g-c-e)時,dp/dt始終為0,這表示所有的p都是穩定的狀態,沒有意義。我們所研究的演化博弈論中規定,演化穩定策略是指一個穩定狀態必須具有保持穩定的能力,即當遇到干擾時仍然能夠通過一定的路徑恢復到本來的均衡點。當p偏離了p*點時,復制動態仍然能夠使p恢復到p*。通過數學中的倒數方法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復制動態的力量要求,當pp*時,dp/dt必須小于0。此時,演化穩定策略才能保證在擾動的情況下仍能通過一定的路徑恢復到均衡狀態。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當q>(g-d)/(a+g-c-e)時,dp/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徑選擇可以使p向著接近于1的方向發展,此時p*=1為演化穩定策略;當q

同理,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使動態復制方程為0的條件為:p=(f-h)/(b+h-d-f)。當p>(g-d)/(a+g-c-e)時,dq/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徑選擇可以使q向著接近于1的方向發展,此時q*=1為演化穩定策略;當p0,即存在一定的路徑選擇可以使q向著接近于0的方向發展,此時q*=0為演化穩定策略。用圖1表示兩個國家之間比例變化的復制動態關系為:

圖中各個區域中的箭頭方向表示在本區域中路徑選擇的均衡方向。

(1)在右上角區域中,即博弈開始時,發展中國家有多于(f-h)/(b+h-d-f) 的比例的數目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商品,有多于 (g-d)/(a+g-c-e)比例的發達國家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產品,博弈將最終收斂于演化均衡策略p*=1,q*=1。

(2)在左下角區域中,即博弈開始時,有少于 (f-h)/(b+h-d-f)比例的發展中國家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有少于 (g-d)/(a+g-c-e)比例的發達國家選擇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此時,博弈的均衡為(0,0),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選擇出口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進行產業內貿易,此時獲利最大。

(3)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區域內,博弈的均衡點有兩個,分別為(0,0)和(1,1),到底收斂于哪一個均衡策略,取決于兩個國家學習新技術,出口商品技術結構提高的快慢。在左上角區域內,如果發達國家的學習能力提高的較快,則向下發展路徑的箭頭將先穿過分割線進入左下角區域,此時的演化均衡策略為(0,0);反之,如果發達國的學習能力提高較慢,則向右發展路徑的箭頭將先穿過分割線進入右上角區域,此時的演化均衡策略為(1,1)。在右下角區域內的情況恰好和左上角區域內發展的情況相反,但最終均衡仍可能有兩個,即(0,0),(1,1)。

4.小結

通過以上對于非對稱動態復制演化模型的討論,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博弈方不同的初始選擇將得到不同的均衡結果,有時可以走入較好的發展路徑,而有時卻由于對某一種策略的偏好使得發展路徑被“鎖定”,走入“惡性循環”,發展具有路徑依賴性。這種路徑選擇所帶來的后果不一定具有帕累托最優的效率,相反,往往路徑鎖定了次優的策略,并且博弈方無法打破此路徑,只能依賴于初始路徑而發展下去。

在現實中,這個模型對于我國貿易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這得益于我國國家貿易的自由發展。在模型中,我國可以看做是發展中國家C1,出口低技術含量產品,而從發達國家進口高技術含量產品。此時,我國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演化趨勢圖中的右下角區域。因此我國將有兩種路徑的選擇,即達到演化均衡點(0,0)或者(1,1),這取決于我國學習技術能力,商品技術含量提高的速率。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我們可以得到發達國家技術創新能力的速度要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所以,在模型中,向上箭頭的路徑的發展要快于向左路徑的發展,最終均衡向著(1,1)點發展。也就是我國在博弈的開始選擇了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商品,在參加國際貿易中,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博弈均衡路徑仍然是,我國出口低技術含量的商品。這就產生了次優的路徑依賴,陷入了“惡性循環”。

我們除了得到次優路徑依賴的結論外,模型還用來解釋我國貿易條件演化的路徑問題。在模型假設中,我們可以得到,貿易利益a,b,c,d的表達式分別為:

a= P1*X, b = P1'*X

c= P1*Y, d = P2'*Y

由以上兩組表達式,我們可以得出我國初始狀態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為TOT1=P1/P1',均衡狀態下,我國初始狀態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為TOT2=P1/P2'。由于我們假設產業內貿易的貿易利益最大,因此,我們近似可以得到,p1'>p2',那么TOT2

三、1992年～2009年中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演化路徑實證分析

按照對價格指數研究的大多數做法,我選取了帕氏公式來計算1992年到2007年每年度的進出口價格貿易指數,即:

Pxt=(∑Pit*Qit)/(∑Pi0*Qit) (i=1,2……m)

Pmt=(∑Pjt*Qit)/(∑Pj0*Qjt) (j=1,2……n)

根據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計算公式,即:TOT=Pxt/Pmt計算出各年度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相關數據,填入表2中:

根據表2 的數據繪制出我國貿易條件變化的趨勢圖2,由對我國經濟轉軌后我國進出口價格指數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出貿易條件惡化的路徑軌跡。

從圖 2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我國經濟轉軌后開始至今,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總體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這些變化很好的驗證了以上的非對稱動態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即: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被技術鎖定于不斷惡化的路徑中。經濟轉軌這十幾年來,我國外貿一直被技術鎖定路徑所困擾,因此如何打破這一路徑鎖定成為我國出口貿易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四、中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演化路徑替代的政策措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改善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的根本措施是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創新能力與速度,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這需要國家、企業和政府三方面的相應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因此,我國可以從制度和結構安排角度入手,改變我國出口價格貿易條件次優路徑的依賴,走出惡性循環。

1.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加快核心技術研制的引進。企業不應該再在“干中學”的政策導向束縛中發展。參與世界產業鏈固然能帶來一定的利益,例如國外高新技術的外溢,但是,著重于加工貿易的發展,只能一直尾隨于發達國家企業。如果我國企業再不注重“自主創新”,那么技術進步就得不到動態的發展,趕超發達國家的時間將無限的延長。這就決定了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路徑將鎖定,陷入惡性循環。

2.積極擴大海外市場,鼓勵海外并購。特別是次貸危機以后,國外各大型跨國公司為降低成本與風險,紛紛將其優質資產降價拍賣。這對于中國來說是提升自身企業高技術水平的良好時機,企業應該大膽同時謹慎的選擇合適自身長遠發展的資產進行多元化的購買方式,如并購或者參股。抓住機遇參與世界高水平跨國企業的業務鏈中,汲取其尖端的技術、設計以及管理經驗,為自己所用。同時,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緊跟世界產品發展潮流,為自己贏得貿易利益。

3.加速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升級。出口商品結構直接體現著一國技術水平和技術效率的情況。我國出口的主要企業是制造業企業,因此,提高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增強主導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提高工業制成品的附加值,增加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產品中的比重。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的外貿加工企業因為自身產品附加值較低,技術含量較少,因此導致了抵御外界危機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機波及我們的出口主要貿易伙伴國后,這些外貿加工企業紛紛停產甚至倒閉。所以,在我國外貿出口摩擦連連、出口市場份額縮水的大背景下,企業應該及時調節出口策略,同時更應該加強在自身的技術水平修養,爭取在世界分工產業鏈中走的更高,這才不會被新的經濟形勢所淘汰。

參考文獻:

[1]Gabaix,X. 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Rejection of the Heckscher-Ohlin-Leontief Hypothesis.Mimeo,MIT.2005

[2] 劉佳.基于自主創新的我國比較動態轉換路徑選擇(碩士論文).2008

[3] 杜修立,王維國.中國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及其變遷:1980―2003[j].經濟研究,2007(7)

第4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技術擴散，貿易競爭優勢

 

一、宏觀角度分析技術擴散對我國貿易競爭優勢影響

（一）國際技術擴散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

指出貿易條件是指出口商品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之間的比率。同種產品在質量相同的情況下，價格越低其比較優勢就越大；反之，其比較優勢就越小。決定產品價格的因素很多，而產品的生產成本是其最基本的因素。企業的生產成本越低，其產品的價格才能相應制定的越低，產品的比較優勢也越大。而技術擴散則是企業提高勞動效率，實現規模生產，降低生產成本的根本途徑。因此，提高產品的技術水平，逐步增加對出口產品的技術投入，是改善貿易條件，促使一國國際貿易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國際技術擴散促使國際貿易規模的擴大和商品結構的優化

在國際貿易中，產品按加工程度的高低可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一般而言，加工程度與技術含量成正比，要提升產品結構就必須依靠國際技術擴散。通過國際技術擴散的積極效應可以增加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從而增加出口需求。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對技術含量多的制成品的需求相對擴大，而對初級產品的需求相對縮小免費論文，因而國際技術擴散有助擴大貿易規模、改善貿易結構。通過有關國際貿易結構的數據可知，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我國進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均有所改善，特別是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穩步增長。隨著我國外貿體制改革進程的加快和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程度的加深，原先被計劃經濟時期所扭曲的貿易產品結構逐漸得到糾正，并向符合充分發揮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方向發展。而且，隨經濟發展以及資本尤其是技術要素的積累，中國貿易產品結構特別是出口產品結構也隨之得到調整和改善。

（三）國際技術擴散有利于提高國際貿易經濟效益

國際技術擴散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利潤空間。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往往具有單位產品資源消耗低、技術附加值高等特點，因而在生產成本方面有比較優勢。技術水平還影響著商品的價格和需求：技術水平越高，產品單價越高，需求彈性也越高。因此，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需求收入彈性一般較大，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高技術含量產品的需求會隨之增加，高技術含量產品往往還具有規模效益特征，以規模生產滿足不斷擴大的需求，使成本不斷下降。因此，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獲取利潤的空間大，經濟效益高。

（四）國際技術擴散提高一國產品國際競爭力

一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主要由它與貿易伙伴間的相對價格和產品優勢等因素決定，前者是由該國的要素稟賦及其使用效率所導致的出口產品價格低于其貿易對手所形成的競爭優勢，后者則是指一國出口產品能夠比其對手的相關產品更好的滿足消費者需求所形成的優勢，而決定一國出口競爭能力的相對價格和產品優勢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技術擴散相聯系。在國際貿易中，無論是產品因新穎獨特、質量優良與技術含量高所引起的垂直差異，還是產品因品牌不同所引起的水平差異，都必須憑借技術擴散才能實現。

（五）國際技術擴散提高產業競爭力

產業結構表現為一定的生產技術結構，生產技術結構的進步與變動都能夠引起產業結構的相應變動，一旦技術發生變革，產業結構將會發生與之相適應的改變。因此，技術擴散對產業結構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從而奠定了對外貿易競爭優勢的堅實基礎。

技術擴散能夠刺激需求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國際技術擴散帶來的技術進步會大大降低產品成本，擴大市場范圍和市場容量，使得需求結構隨之會發生改變，最終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例如免費論文，隨著新材料和新技術的在國際的擴散，特別是半導體材料和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快速地降低了電視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數碼照相機、數碼攝像機、電子計算機等家用電子類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使得這些原來被視為少數人才能消費得起的高檔奢侈品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與此同時，也促進了相關產業的迅速崛起。

同時，技術進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技術擴散會不斷一國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減少生產領域對勞動力的求，促使勞動力朝著其他產業部門移動(如從農業一加工業一服務業)。另一方面，產業對其他部門具有前向應、后向效應和旁側效應等“擴散效應”，并能通過這種“擴散效應”帶動各產業的發展，從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

（二）微觀角度分析國際技術擴散對我國貿易競爭優勢影響

就產品角度而言，通過國際技術擴散帶來的技術進步不僅可以改進和提高原有產品的性能、結構和質量，加速品的更新換代從而創造出全新產品，而且能夠有雄厚的實力創造名牌產品并確立和保持名牌品地位，使產品更具成本優勢與別具一格優勢。由此可見，國際技術擴散會對一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

（一）技術擴散提升貿易產品競爭力

國際技術擴散是改進和更新原產品、設計和生產新產品，提升貿易產品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國際技術擴散可以使企業接觸先進的產品和最新的技術，從而帶動本企業的技術創新，使產品更有競爭力。通過國際技術擴散的途徑獲得技術進步建立產品差異型競爭優勢，使產品更具差異性。使企業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或銷售產品過程中的條件與同行業的其他企業相比較，具有可以區別的特點。通過技術擴散獲得的先進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融入產品之中，不僅可以加大本企業產品與其他企業產品之間的差異性，使得產品擁有差異型競爭優。

（二）國際技術擴散可使貿易產品獲得低成本競爭優勢

當企業能以較低的成本競爭時，它比競爭者更能有效率地設計、生產和營銷產品，即若產品銷售價格相差不多時，成本越低也就表示利潤越高;而企業采取差異型競爭的目的則在于提供客戶獨特而優異的價值，經由產品的質量、專業功能或售后服務等方面表現出來。“低成本競爭優勢”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方式才能獲得。由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是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營活動效率，實現規模生產，節約材料和能源，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根本途徑，所以，生產廠商在生產經營和管理過程中，利用國際技術擴散越多，所采用的技術越先進免費論文，其產品就越具有低成本競爭優勢。

（三）國際技術擴散可以使貿易產品獲得品牌競爭優勢

國際技術擴散可以使貿易產品獲得外貿競爭力的物質基礎——品牌競爭優勢。在利用國際技術擴散的過程中，可以接觸學習先進的品牌理念。作為產品注冊商標的品牌是一種產品的區分標志，可以將同類產品別開來，同時也是產品質量識別的重要媒介。品牌的知名度越高，其產品的質就越值得消費者信賴。在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產品質量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消費者通過品牌了解和獲取產品質量的作用就更加明顯。品牌特別是著名品牌能夠滿足消費者的特殊偏好，也是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擁有品牌競爭優勢的產品，就能夠占有和保持更大的市場份額，并獲得強大貿易優勢。

（四）國際技術擴散可以提升企業對外貿易競爭優勢

在國際貿易競爭中，體現對外貿易競爭力的主體是是企業。一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強弱最終要由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的競爭力加以體現。企業競爭力的大小不僅在于能否有效利用己有的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能否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來提升生產要素的質量。

在當前世界經濟與貿易新的格局中，一個現代企業己經不能單單通過使用低技能、低工資的雇員和其他便宜的生產資料來重復生產商品以保證增長。只有不斷地走在技術前沿，不斷地進行技術進步，注重開發新產品，才能創造并保持其長興不衰的企業競爭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總之，從根本上來講，培養和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在于保持和培育其技術進步能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之間緊密聯系的經濟決定了國際技術擴散的途徑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很好地促進技術進步獲取企業對外貿易競爭優勢。

第5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從全球經濟來說，人民幣匯率的適當升值并非是解決國際貿易不平衡的唯一救命稻草，國際社會也完全沒必要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施加壓力。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結果使我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打了折扣，貨幣政策執行效果與預期目標不相匹配。由于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不可逆轉，為了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政策執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

一、通過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的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獨立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相對穩定的匯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謂“不可能三角”關系。我國奉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條件下的基本穩定。事實上，匯率管理有余，浮動有限，匯率較為穩定，使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斷累積，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在尋求規避本國風險，追逐國際套利機會的背景之下，更是窺歔中國。我國雖然尚未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下的可自由兌換，但國際資本通過各種變通的渠道流入我國的趨勢并未逆轉。

二、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會改變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從比較優勢理論看來，我國國際競爭力在工業化進程中建立了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低成本，雖然包括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在內的生產要素成本正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在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我國與歐美日發達國家形成上下游垂直產業關聯關系，這與橫向產業格局下轄依靠價格競爭情形有所不同，決定了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會因為匯率適當變動以及國內生產成本有所上升而發生根本逆轉。也就是說，匯率變動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不大，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國際產業競爭力格局，反而會改變提高我國的貿易條件，對中國有利，更何況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并不一定意味著匯率本身的必然升值。

第6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我國電子商務雖然起步較晚，但其在國際貿易領域的應用卻發展迅速。我國政府自90年代初開始，就相繼實施了“金橋”、“金卡”、“金關”等一系列工程，己初有成效。1998年3月，中國銀行和世紀互聯網共同完成了國內第一筆電子交易，這意味著我國電子銀行建設的啟動。1998年7月8日，外經貿部組建的“網上中國商品交易市場”正式運行，這是第一個由政府組建的網上交易市場，標志著我國在網絡貿易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5年4月1日，我國第一部對電子商務的單獨立法—《電子簽名法》正式開始生效，此法將對我國國際貿易和經濟合作合同訂立產生深刻影響。

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列世界第三。如何完成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轉型，如何利用電子商務所帶來的創新優勢尋求貿易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模式，成為我國這階段外貿發展的主要問題。電子商務引起的貿易創新將給我國經濟及外貿企業發展帶來以下影響:

(l)調整外貿產品結構。電子商務的發展，使得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優勢更加突顯。各類高科技產品、開發軟件、視聽產品、法律服務等產品和服務需在政府產業扶持與出口誘導下快速發展。

(2)改變貿易條件。電子商務突破服務貿易的時空限制，為改善我國貿易條件提供良機。對于我國，因為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在中間產品和標準化制成品方面，商品缺乏相對優勢。但是在電子商務引導的創新領域，相關數字產品的商品和服務，卻具有共同的起點。

(3)深化我國對外開放。電子商務向我們開放了全球市場的每一個領域，它擴大了可貿易的范圍，深化了國際分工，更新了交易手段，改造了國際貿易的經濟主體和經營方式，分化了國際消費偏好，使得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收益結構都發生了改變，從而深化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

目前，我國的出口結構基本實現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對初級產品的替代轉型。這種替代能夠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有利于增加就業機會，但也蘊含著我國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優勢面臨矛盾:一方面根據資源享賦，我國目前具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但是這些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不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些優勢還必須利用。比較優勢是由一國資源票賦和交易條件決定的靜態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基礎;但比較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競爭優勢是國際競爭中更具能動性的因素。

就我國的情況來說，我國對外貿易的生產要素基礎由于長期歷史和政治的原因，至今仍停留在以資源、勞動力要素為主的階段，形成了粗放型的對外貿易發展模式。雖然電子商務所帶來的貿易創新給我國帶來了不少好處，如信息在國際范圍內通過信息網絡自由流動、信息處理的跨國傳遞和資源共享突破了一些國家、地區、行業和某些大型跨國公司對市場信息的限制和壟斷，信息技術導致的這種信息較為完備的市場環境消除了一些貿易及投資障礙，信息的公開性特點、平等獲取原則使我國的對外貿易企業具備了與發達國家的大企業競爭的條件及抓住世界市場的機會，為其創造了一個極好的發展空間，但也使我國原來具有的自然資源及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重要性降低，機遇和挑戰并存。

第7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在克魯格曼的論文中有諸多的假設并引用了多個模型，它們對理解克魯格曼經典論文、產業內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新理論中的推導和結論很有幫助。在這四篇克魯格曼的經典論文中有許多相似的假設，其分析和推導方式也很有類似之處。克魯格曼在論文中，假設規模經濟是企業內生的，并且假定市場具有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市場結構。同時，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對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對這些理論加以變化并進行推導和分析：他將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簡化。只考慮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所有產品以相同成本函數進行生產。其中和分別為勞動投入量和產量。并且假定，產量等于消費量，其中，成本函數表明：每件產品生產中使用的勞動力數量是產量的線性函數，并且隨著產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遞減，邊際成本則保持不變。很明顯，這是一個規模經濟的成本函數。而后，克魯格曼假定經濟處于充分就業狀態，勞動力全部用于各個產品的生產中，所以有且所有的產品都是對稱的。克魯格曼根據上述假設和模型，從效用函數開始，結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導出需求函數；根據企業利潤最大化原則求出產品價格；根據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市場并且均衡利潤為0的假設（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市場結構）得出生產產品的種類。在分析完封閉經濟之后，克魯格曼在各篇論文中進一步進行了推廣和引申，或是考慮要素流動，或是加入運輸成本，或是考慮要素比例，或是考慮自由貿易的福利效應，使得理論推導更具有現實意義，更能說明現實的問題。

克魯格曼在論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來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化》一文中建立的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S模型假設，存在兩個國家，并且在其生產中都存在規模經濟，而消費者偏好多樣化的消費。在這種條件下，即使兩國其他條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選擇來獲得比較優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從生產者方面來說，由于產品的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少越好；而從消費者方面來講，由于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多越好。這就產生了一個兩難沖突:消費者要求產品的品種更多；而生產者偏好生產更少的產品種類。而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市場競爭能使這種兩難沖突達到一種次優的均衡：即每一個生產者都去生產一種差別性產品——既滿足了消費者多樣化和廉價的消費需求，又能使生產者本身獲得一定程度的壟斷利益——從而形成某種壟斷競爭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結論：一個統一的規模擴大的市場更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從而使這一兩難沖突得以解決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論西方國際貿易發展的里程碑克魯格曼在論文中引入了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市場結構。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以下列條件作為前提：一是大量的廠商生產具有一定差別的產品，這些產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廠商的進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產品集團內廠商的數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個廠商都預期它自身的行動不為其競爭對手所注意；三是同一產品集團內所有廠商的成本曲線和需求曲線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中，每個企業都有一定的壟斷權，同時規模收益是遞增的，企業生產差別化產品（產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間互相爭奪市場，而競爭的最終結果就是壟斷利潤消失，各個企業僅獲得正常利潤，即均衡利潤為0。

二、克魯格曼論文分析

在發表于1979年的《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一文中：克魯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模型建立起一個數學模型，來論證在一個各國間不存在自然差異的世界中，貿易完全可以由報酬遞增而產生。

克魯格曼在這篇論文中建立的是一個單要素模型。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這意味著勞動分工是由市場的規模來決定的。隨后克魯格曼分析了市場規模擴大的三種途徑,即勞動力增長、貿易及移民。勞動力的增長使得曲線向左移動，在新的均衡點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則有，隨著勞動力的增長每項產品的產量與產品的數量都將上升。在討論貿易的作用時，克魯格曼假定運輸成本為0。由于對稱假設，則兩國的工資率和產品價格必定相等。在此種情況下，勞動力增長對兩國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會使生產規模擴大，可供消費的產品品種增加。這樣，由于實際工資的增加和可供選擇的產品的增加，兩國的福利都將增加。克魯格曼在分析中指出這時貿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確定的，能確定的僅僅是貿易量。其后，克魯格曼對要素流動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克魯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現了貿易障礙，則勞動力將向已經有較大勞動力數量的地區移動。假設無法進行貨物貿易但是勞動力可以自有流動。則在這種情況下，人口較多的地區的實際工資及產品的種類都高于人口較少的地區；在均衡條件下，所有的勞動力都將集中在一個地區。而哪個地區是勞動力集中的方向則是由這個地區的最初條件決定的，其關鍵在于是歷史上是否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在這種情況下，要素流動表現為一個人口集聚的過程。在這篇文章的最后，克魯格曼指出：“貿易并不一定是國家之間技術或要素稟賦差別的必然結果；與之相反，貿易很可能只是擴大的市場及促進規模經濟出現的一種途徑，而且貿易的作用與勞動力增長和地區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發表于1980年的《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及貿易模式》中：克魯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礎上加入了運輸成本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現實意義。在其他條件與假設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加入使得情況改變了——此時，較大的國家將會具有較高的工資。克魯格曼從個人行為研究起，將運輸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運輸的產品僅有一小部分能到達，其他部分在運輸途中損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確定。經過一系列的推導和分析，克魯格曼得出結論：在較大的國家里工人能獲得較高的工資。這是因為較大國家的國內市場規模也比較大。而其他國家的工人則能從較好的貿易條件中獲益。克魯格曼同時推導出，如果兩個國家的生產成本相同，則產品的生產地距離較大市場的國家將更有利。因為這樣就可以盡可能減少運輸成本。而為使兩國的勞動力繼續在本地就業，則這種優勢必須用工資差別來抵消。文中分析與推導對工業化國家對人口眾多的國家的高投資（例如對中國和印度）和國家間實際工資的差距等現實問題提出有益的理論解釋。

在發表于1981年的《產業內分工與從貿易中獲利》中：克魯格曼從國際貿易的三個“悖論”2入手，進一步將規模報酬遞增與比較優勢同時納入一個模型中，指出這兩者都可以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對這三個“悖論”做出了比較合理的理論解釋。克魯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兩個產業，且兩個產業相互獨立，并且是對稱的；在同一產業中，生產要素——勞動力是自由流動的。在對要素比例及貿易模式的推導和分析過程中，克魯格曼假定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之間進行產業內貿易，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之間則進行赫克歇爾-俄林式貿易。從而得出結論：貿易會導致要素價格相等，但不會改變生產模式。而產業內貿易指數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數，即。在貿易帶來的利益和損失這一節中，克魯格曼著重分析了在國家之間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的情況下貿易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克魯格曼指出貿易存在兩種福利效應：一是由于要素價格相等產生的分配效應，此時勞動力的實際工資用自己產業的產品來表示并沒有變化，而以其他產業的產品來表示卻有可能會出現隨要素的豐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場擴大使得可獲得的產品種類增多，而這對每個個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過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貿易狀態的情況下，分配效應為負（比之沒有貿易的狀態），將出現分配損失，而工人福利將由于市場擴大而增加。并進一步推導出，在產品的種類很多的情況下，較豐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從貿易中獲利。當資源稟賦相似，兩個要素也都能從貿易中得到好處。

在發表于1983年的《一個相互傾銷的國際貿易模型》中：克魯格曼使用庫爾諾雙寡頭壟斷模型對寡頭壟斷企業在既不存在比較優勢也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也會出現的“相互傾銷”的現象進行了分析。克魯格曼在文中假定：有兩個相同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一個企業生產商品。這兩個國家互相出口產品并存在運輸成本。在模型中，每個國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場，并且每個國家分別選擇利潤最大化的產量政策。每個企業都具有庫爾諾雙寡頭壟斷的特征，即每個企業都假定另一個企業供應給每個國家的產量都是固定的。克魯格曼通過理論推導解釋了相互傾銷出現的原因和過程，指出：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次佳世界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效應，一種是貿易導致的無謂的運輸使得福利減少；一種是國際競爭導致價格下降從而減少了壟斷扭曲。而當壟斷所提高的價格超過在不存在壟斷情況下的運輸成本時，就會出現相互傾銷。在運輸成本很低的情況下，若企業獲利，則貿易的發生會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運輸成本很高，貿易也許會造成福利損失。

這幾篇文章的分析與推導層層深入，不斷完善了對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釋，并形成了對產業內貿易比較系統的分析與理論，成為理解產業內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新理論的重要文獻。

三、啟示

克魯格曼在這些文章中顯示出他將現實問題抽象并牢牢把握其中的關鍵的非凡能力。他將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理解用嚴謹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通過模型的推導來說明和分析問題。這種嚴謹的數學推導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除此之外，在這四篇論文中克魯格曼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綜合，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思想，創新的在國際貿易問題研究中引入了新的研究模式。而這些論文之所以經典就是因為這其中蘊含的新思想和新思路，它們為國際貿易研究領域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并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研究與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數學推導和模型之外，經濟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并在一些經典的論文中起著主導作用。在平時的學習和研究之中，我們也應該多加思考，努力形成自己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與觀點。只有這樣模型研究與經濟思想齊頭并進，才能真正達到比較透徹的學習和研究經濟理論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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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amesA.Brander,BarbaraJ.Spencer.ExportsubsidiesandInternationalMarketShareRivalr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3,（18）:227-242.

［5］JamesA.Brander,PaulR.Krugman.A''''ReciprocalDumping''''ModelofInternationalTrade［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3,（15）:313-320.

第8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關鍵詞：稅收；超額負擔；GTAP；國際比較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5-02

作者簡介：劉振亞（1964-），男，江蘇徐州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財政學、金融學；陳宇 （1981-），女，湖北黃岡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政學、金融學。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009JJD790050。

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規模不斷擴大，已經連續20余年增長率超過20%，該問題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本文采用美國普渡大學開發的多區域CGE模型GTAP及其數據庫GTAP V7，在統一的模型設定和框架下對中國及其他4個國家的稅收超額負擔進行測算，并做分析和比較。

一、 模型的設定

回顧歷史，Debreu（1951）討論非最優（Pareto意義上）環境下無謂損失（dead loss）的數值分析，并引入資源利用系數來計量經濟效率。Alfred Harberger（1964）最早提出稅收帶來的效率損失的直觀表示“Harberger三角區”（Harberge triangers），并推導出計算公式。Edgar Browning（1976）提出稅收“邊際”負擔的概念，他通過局部均衡分析測量了美國稅收的超額負擔，計算出美國勞動稅的超額負擔在0.32-0.47之間。Charles Ballard，John Shoven和John Whalley（1985）開創性地構造了一個遞歸動態CGE模型，根據1973年的數據庫全面分析了美國稅收系統，并測算出其超額負擔。Jorgenson和Yun（1990）使用動態跨期CGE模型，對美國1985年的稅收超額負擔進行了全面的比較分析。Devarajan、Thierfelder和Suthiwart-Narueput（2001）用類似的CGE方法分析了孟加拉、喀麥隆等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資金邊際成本，他們的研究引起了特別關注。

根據現有研究對稅收超額負擔的測算，各國的稅收超額負擔值變化很大，在-0.52-1.29①之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各不相同，即使對同一國家同一時期的測算也存在較大差異；同時，由于各國稅制結構相差較大，稅種設置、征收方式及影響機制等不盡相同，難以對各類稅收進行橫向比較。此外，各學者所采用的基礎數據年份跨度也較大，不宜根據現有的測算值對同一時期的各國稅收超額負擔進行橫向比較。而GTAP數據庫擁有基期年份統一規范的全球多個國家/地區的稅收、產出、投資、貿易等各項經濟數據，運用GTAP模型又能在同一理論框架和模型假設下進行分析，很適合進行稅收超額負擔的國際比較。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是美國普渡大學開發的多國家一般均衡模型，該模型是以Warlas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構建的比較靜態模型，模型首先構建單國家多部門一般均衡子模型，再通過國際貿易關系將各個子模型連結成多國多部門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假定市場完全競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生產者成本最小化，所有產品和投入要素出清。勞動力在國內自由流動，土地在部門間不完全流動。進口產品與國內產品不同質，服從Armington假設。

模型中的區域部門行為表述區域產出在私人部門支出、政府部門支出及儲蓄之間的分配，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即這三類當期消費的比例固定。其中，私人部門支出首先用CES函數將國產品與進口品組成綜合商品，然后采用CDE效用函數決定產品組合，即家庭對個別產品的消費量既受所有產品價格相對變化的影響，也受私人支出總金額變化的影響，其影響幅度取決于該產品與其他產品的各自價格彈性、交叉價格彈性及收入彈性。

廠商的產出采用Leontief函數，在此假設下廠商的綜合要素投入與中間投入呈固定比例關系。合成要素投入由原始要素經CES函數組合而成，中間投入由不同來源的進口品和國產品經CES函數兩層嵌套綜合而成。模型設計了一個虛擬的國際運輸部門用以處理國際間的運輸活動及其費用，用各國進出口貨品的到岸價（CIF）與離岸價（FOB）的差值反映運輸需求，其生產函數假定為C-D函數。在均衡狀態下，世界總綜合運輸供給等于世界總運輸需求。

由于政府的稅收或補貼的干預，模型中有兩類價格：市場價格和生產者或消費者等行為主體面對的價格。本國生產者的供給價格加上生產稅即為“國內市場價格”，再加上國內貨物稅就是本國消費者面對的“國產品需求價格”。對于出口產品，市場價格加上出口稅即得“本國出口品的FOB價格”，再加上單位運輸成本得到“進口國進口貨品的CIF價格”，加上進口稅即為“進口國進口品的市場價格”；若進口國再對進口品征收貨物稅，則是“進口國消費者的進口品需求價格”。 國產品與進口品可用CES函數組合成綜合商品，該綜合商品的價格即為消費者面對的綜合商品需求價格。

二、 實證分析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及稅制結構的不同，本文選取了中國、美國、澳大利亞、巴西和韓國的相關變量進行測算及比較。由于稅制結構及稅種設置差異較大，且各國稅收體系的征收方式及影響機制等不盡相同，不易也不宜對具體稅種的超額負擔進行比較。本文將稅收按間接稅、直接稅分類進行國際比較，所用的GTAP數據庫為第7版，包含113個國家（地區），基期為2004年。為測試邊際福利負擔，設定模型的外部沖擊為將全部稅收提高1%。

（一） 對各國GDP及構成的影響

稅率提高將導致相對價格的變化及經濟主體的反應，進而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進出口產生變化，從而GDP也隨之變動。在GTAP模型中，經過外部沖擊即稅率變化后得到各國的GDP及其構成變動如表1。由表1可知美國由于其經濟總量最大，GDP的變動值也最大。從變動率來看，變動最大的為中國0.89%，其次為韓國0.86%，美國0.82%，澳大利亞0.66%及巴西0.48%。從GDP構成量的變化值來看，各國的消費、政府支出及出口都隨稅率提高而增加，而投資和出口都隨之減少。從變化的比率來看，投資（最大為-7.08%）和進口（最大為-3.92%）的減少比率較大，出口的增加比率較大，而消費和政府投資的增加比率較小。從各國比較來看，中國的消費和政府投資的變化最大，分別為0.93%和0.91%；巴西的投資和進口變化最大，分別為-7.08%和-3.92%；美國的出口變化最大，為6.13%。

（二）各國福利變化及稅收超額負擔測算

根據上述方法，沖擊后各國的福利及其分解變動如表2。其中總福利變動由分配效率、貿易條件和投資儲蓄平衡三部分組成，超額負擔為總福利變動和稅收差額的比值。從配置效率看，中國和韓國有小幅增加，其他幾國為減少，從而增加1%的稅率對中國和韓國的配置效率有較小的提高作用，對其他幾國為降低作用，從而以間接稅為主體或雙主體國家的配置效率，將會隨稅率提高而增加（巴西例外由于其間接稅的扭曲太大，由表3可知）。從貿易條件看，各國都有較大的減少，稅率增加會降低該國出口品競爭力，對各國貿易條件都有較大的損失。從投資儲蓄平衡來看，美國、澳大利亞為增加，其他各國為減少，從而增加稅率有利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儲蓄平衡，而其他幾國則相反。從總福利變動值來看，稅率增加均導致各國福利減少，美國約為106.7億美元居首，其次是中國約25億美元、巴西16.1億美元、澳大利亞13.4億美元及韓國9.5億美元。

從稅收超額負擔來看，巴西最大為0.44，接下來分別為澳大利亞0.27，中國0.24，韓國0.19及美國0.09。在本文的測算結果中，中國的稅收邊際負擔為0.24，居于5國的中間水平。這說明如果通過征稅為公共項目籌資，則須公共項目的邊際收益大于1單位稅收，加上0.24單位的稅收額外福利成本時，該項目才能被接受。此外，從各國的測算結果比較來看，并不能簡單得出發展中國家稅收超額負擔大，或是間接稅為主體的國家稅收邊際超額負擔大的結論。稅收超額負擔是由具體的國家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稅制結構，以及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綜合決定的。

（三） 直接稅和間接稅的超額負擔

由于各國稅制存在較大差異，而按直接稅和間接稅分類是進行稅制比較時常用的分類方法。本文按直接稅和間接稅分類對分配效率進行比較，結果見表4。從直接稅稅率提高1%對福利的影響看，間接稅占主體的中國和巴西整體福利分別增加約4.6億美元和1.1億美元；間接稅直接稅雙主體的韓國整體福利增加約4.4億美元；直接稅占主體的美國和澳大利亞整體福利分別減少約8億美元和0.4億美元。從間接稅稅率提高1%對福利的影響看，各國福利均減少，美國減少最大約為31億美元，韓國減少最小約為2億美元。由此可見間接稅占主體或直接稅間接稅雙主體的國家，適量提高直接稅稅率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調整間接稅和直接稅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其配置效率。

（四） 敏感性分析

本文對要素替代彈性做敏感性分析，限于篇幅只分析中國的情況。本模型中中國的要素替代彈性取GTAP的默認值，農業部門為0.214，工業部門為1.24，服務業部門為1.37。其他參數不變，將要素替代彈性在0到2倍的默認值間取值，得到總福利變動值范圍為2 135-2 904百萬美元，從而計算出稅收邊際福利負擔值為0.2-0.28，變化較小，測算結果對要素替代彈性不敏感。三、政策建議

近年來，我國稅收連年高速增長，從而稅收負擔輕重的問題引起廣泛爭議。本文從稅收對經濟扭曲程度的角度，基于GTAP模型對中美等5國的稅收福利負擔進行了全面的測算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1）增加稅率各國的總體福利都將降低，即文中5國的稅收都存在超額負擔；從本文測算結果看，我國的稅收超額負擔處于中等水平。（2）從稅率增加造成的福利變化的構成來看，各國的貿易條件都將惡化，而配置效率由于稅制的不同而不同，總體來看對于間接稅為主體的國家適度增加直接稅的稅率，有助于配置效率的提高。（3）不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國家增加直接稅稅率將帶來福利增加，而增加間接稅稅率將造成福利減少。因此，對于我國等不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國家適度調整直接稅、間接稅比重，有助于減小稅收對經濟的扭曲程度，提高總體福利。

注釋：

①稅收邊際福利負擔為負值表示稅收能提高社會的總體福利，對經濟存在促進而非扭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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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evarajan， Thierfelder， K. and Sethaput.The marginal cost of public fun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Policy Evaluations with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1.

[7]陳波.中國稅收超額負擔分析[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1999.

第9篇：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關鍵詞：出口加工區；目標；原因

一、出口加工區的定義

出口加工區這一術語有多個版本，例如，工業自由區、自由貿易區、特別經濟區、自由區，自由經濟區。而一些經常被引用的出口加工區的定義則有：

ILO/UNCTC，1988：一個有明確范圍界定的工業園區，是該國海關和貿易管制下自由貿易飛地，在這一區域里，外資企業在東道國財政和金融優惠政策的激勵下進行以出口為目的的生產活動。

世界銀行，1992：一個有著10―300英畝大小的工業園區，園內企業享有自由化的貿易條件和管制環境，并專業化于以出口為目的的制造業。

McIntyre et al.， 1996：一塊經濟“飛地”，在這塊“飛地”里，（企業）能在關稅減免或很少（東道國）海關干預的條件下進口、儲存、分裝、制造和轉運出口。

Madani，1999：一個專業化于以出口為目的的制造業工業園區，園區企業能享有自由化的貿易條件和管制環境。

ILO/UNCTC，2003：有特殊激勵政策吸引外商投資的工業園區，在這個園區里，進口物料經過一定程度的加工后出口。

隨著世界出口加工區實踐的發展，OECD（2007）第53號貿易政策工作論文給出了一個更廣義的出口加工區定義：通過對特定地理區域內的進口投入品實行關稅減免或其他特定程序等特殊的激勵措施來營造更有競爭力的商務環境，從而促進貨物和服務出口的一項政府政策。

二、出口加工區的出現和發展

普遍認為，建立于1959年的愛爾蘭香農自由區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出口加工區，隨后世界其他國家紛紛建立了這樣或那樣的出口加工區。在亞洲，印度于1965年在坎德拉建立了它的第一個出口加工區；臺灣于1965年建立了高雄出口加工區；韓國于1970年建立了馬山出口加工區；馬來西亞于

1971年建立了雙溪道出口加工區；菲律賓于1972建立了巴丹出口加工區；印度尼西亞于1973年建立了丹戎普魯出口加工區。1977-1980年，孟加拉、斯地蘭卡、泰國也建立出口加工區。一些國家（例如、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建立了幾個出口加工區，但雇工數量相對很少；而臺灣的高雄出口加工區發展很快，建成幾年之后雇工數量就達90000左右。

在非洲，1970年，毛里求斯通過了它的第一部出口加工區法；塞內加爾、利比里亞、加納也在20世紀70年代建立了出口加工區。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哥倫比亞于1964年建立了巴蘭基亞出口加工區；多米尼加于1965年建立了拉羅馬拉出口加工區； 洪都拉斯于1972年建立了卡貝略出口加工區；巴西于

1973年建立了圣保羅出口加工區；牙買加于1976年建立了金斯敦出口加工區。

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統計，截止到1975年，世界上有25個國家建立了79個出口加工區。之后，無論是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國家數還是出口加工區的雇工人數都增長很快。到2002年，世界上已經有116個國家建立了3000個出口加工區，直接雇工人數達4300萬人。在20世紀最后10年里，非洲、東歐和經濟轉型國家陸續建立了一些出口加工區。例如，在非洲，扎伊爾（1981）、多哥（1989）、馬達加斯加（1989）、喀麥隆（1990）、肯尼亞（1990）、坦桑尼亞和津巴布韋（20世紀90年代）建立了出口加工區。截止2006年10月，世界上已經有131個國家（地區）建立了形式多樣的出口加工區，其中有101個國家（地區）是

WTO成員。

三、出口加工區在全球范圍內興盛的主要原因

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建立了各式各樣的出口加工區，這些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區的目標主要有：

（1）為促進非傳統出口提供外匯

（2）創造就業崗位、緩解失業壓力、增加收入

（3）吸引FDI；（4）出口加工區外資企業的技術轉移、知識外溢和示范效應促進東道國產業升級。

而促使出口加工區（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的興盛的主要原因是：

（1）較早建立出口加工區、實行出口加工區政策的國家取得的成功對其他國家有積極的示范作用；

（2）一些國家（地區）實行（或曾經實行）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

（3）一些國家（地區）實行（或曾經實行）FDI導向型增長戰略；

（4）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

（5）產品內國際分工的發展和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出口加工區在形式和范圍上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從有范圍限制的有形園區發展到既包括有形的園區也包括一系列無形的貿易促進政策；從單純的吸引外商投資到外資出口加工企業和東道國出口加工企業共同發展；不僅從事紡織、服裝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加工活動，特定產品的專業化也很普遍；很多出口加工區已不再要求所有產品必須出口，按照一般進口處理的部分內銷是被允許的；此外，起初，出口加工區都是政府建立并管理的，到現在，非政府建立和管理的出口加工區也很多。

參考文獻：

[1]Armas and Sadni-Jallab （2002）， A Review of the Role and Impac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in World Trade： The Case of Mexicoi， Working Paper W.P.02-07，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