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風險評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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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摘要：自適應共振模型是為了能夠分類任意次序模擬輸入模式而設計的，它可以按任意精度對輸入的模擬觀察矢量進行分類，較好地解決了前穩定性和靈活性問題，同時能夠避免對網絡先前所學的學習模式修改。本文將ART2模型應用于信用風險評估，通過實證比較研究，結果顯示應用自適應共振模型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在精度和準確性上，都優于其他神經網絡模型和統計方法。
1統計方法用于信用風險分類評估存在的局限性
對信用風險評估一類主流方法是基于分類的方法，即把信用風險分析看成是模式識別中的一類分類問題—將企業劃分為能夠按期還本付息和違約兩類。其具體做法是根據歷史上每個類別（如期還本付息、違約）的若干樣本，從已知的數據中發現其規律，從而總結出分類的規則，建立判別模型，用于對新樣本的判別，這樣信用評估就轉化為統計中的分類問題。傳統的統計模型主要基于多元統計分析方法，根據判別函數的形式和樣本分布的假定不同，主要的模型有：多元回歸分析模型、多元判別分析模型（MDA）、Logit分析模型、近鄰法等。其中以多元判別分析模型和Logit分析模型應用最為廣泛，已有大量商業化軟件。
盡管這些方法在國外有大量應用，但是大量實證研究（Altman，1983；Tam & Kiang，1992；Altman，et al，1994）結果發現：（1）企業財務狀況的評價可以看作是一類基于一系列獨立變量基礎上的分類問題；（2）企業財務狀況好壞與
財務比率的關系常常是非線性的；（3）預測變量（財務比率）可能是高度相關的；（4）大量實證結果表明，許多指標不成正態分布。而統計的方法卻不能很好地解決以上問題。由此可見統計模型的最大優點在于其具有明顯的解釋性，存在的缺陷是過于嚴格的前提條件。如多元判別分析模型（MDA），它要求數據服從多元正態分布、等協方差、已知先驗概率和誤判代價等要求，而現實中大量數據嚴重違背了這些假定（Eisenbeis，1997）。引入對數變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進數據的非正態分布，但一方面變換后的變量可能失去經濟解釋含義，另一方面仍沒有滿足等協方差的要求；應用二次差別分析（QDA）雖可解決等協方差問題，但一方面沒有滿足正態性假設，另一方面當數據樣本小、維數高（指標多）時二次差別分析的性能明顯下降，而樣本少、維數高正是我國信用數據的顯著特點。實證結果還表明二次差別分析對訓練樣本效果較好，而對測試樣本并不理想。除此以外，多元判別分析模型適用于成熟行業的大中型企業，因為這些企業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規范性，其發展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參數統計方法易于給出較準確的結果及合理的解釋。然而這類方法是靜態的，需要根據地區、行業經濟情況的變化不斷地調整參數，甚至進行變量的調整。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引入了Logit分析模型和近鄰法。Logit分析模型不需要假定任何概率分布，也不要求等協方差，但是當樣本點存在完全分離時，模型參數的最大似然估計可能不存在，模型的有效性值得懷疑，另外該方法對中心區域的差別敏感性較強，導致判別結構的不穩定。近鄰法不要求數據正態分布，但當數據的維數較高時，存在所謂的“維數禍根（Curse of dimensionality）”——對高維數據，即使樣本量很大，其撒在高維空間中仍顯得非常稀疏，絕大多數點附近根本沒有樣本點，這就使得“利用空間中每一附近的樣本點來構造估計”的近鄰法很難使用[4]。
2應用神經網絡進行信用風險評估的意義
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是復雜的過程，除了對企業的財務狀況的各種特征的評估外，還須對企業的非財務狀況進行評估，而且又涉及宏觀經濟環境和產業結構、產業周期的影響；除了客觀的評估外，還依賴于專業人員依據經驗進行主觀評估。神經網絡是一種具有模式識別能力，自組織，自適應，自學習特點的計算機制，它的知識編碼于整個權值網絡，呈分布式存儲且具有一定容錯能力。神經網絡對數據的分布要求不嚴格，也不必要詳細表述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神經網絡的這些特征使之成為信用風險分析方法的一個熱點。
建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必須依賴于一組已知的函數集合。要求這種函數集合在任意精度上可以逼近實際系統，從數學上講，這就要求這個集合在連續函數空間上是致密的。目前已經從理論上嚴格證明了只用一個隱藏層的神經網絡就可以唯一地逼進任何一個連續函數。多層神經網絡為系統的辨識和建模，尤其是非線性動態映射系統提供了一條十分有效的途徑。非線性動態映射系統的神經網絡建模被認為是應用神經網絡的最成功的范例。
影響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的機理很復雜，無法建立精確的非線性動態模型，而人工神經網絡擅長處理非線性的、關系不確定的十分復雜以至于數學模型難以描述的問題。對于分析時間序列數據，由于人工神經網絡能識別和模擬數據間的非線性關系，不需要正態分布和先驗概率等條件的約束，能針對新增樣本靈活的訓練再學習，因此優于其他統計方法，同時由于網絡本身具有自學習的功能，預測結果相對精度較高而且穩定性好，因此應用神經網絡可以通過對網絡的訓練，掌握借款人的財務特征的非線性函數關系。神經網絡是由許多神經元構成的，它對系統特性的記憶表現為各個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權值，單個神經元在整個系統中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一個經過訓練的神經網絡可以按相似的輸入模式產生相似的輸出模式，當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系統因某些非財務風險因素和判斷誤差過大的財務風險因素造成輸入模式變形時，網絡仍可以保證穩定的輸出。
神經網絡可以逼進任意復雜的非線性系統，神經網絡的轉換函數能夠非線性地響應沖擊，例如，像覆蓋比率這樣的財務比率超過最低水平（如AAA級）時，超過這個閥值的增加值不會對信用質量有什么影響。線性回歸不能以這樣的方式限制響應程度，神經網絡的轉換函數卻能實現。神經網絡以并行的方式處理信息，具有很強的信息綜合能力，因此神經網絡理論在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分析和實施對信用風險的主動控制中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由神經網絡構成的非線性模型具有較強的環境適應能力。在根據多個訓練樣本企業的財務特征建立神經網絡非線性系統后，如果企業類型、財務特征和非財務特征發生變化，神經網絡可以通過學習，建立企業信用的非線性函數關系，并且不需要改變網絡的結構和算法。
綜上所述，對于那些無法建立精確的動態判別函數模型的非線性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可以將神經網絡理論應用于風險評估當中，撇開企業財務因素、非財務因素和企業信用狀況復雜的非線性機理，建立起非線性風險映射近似的動態模型，使這個模型盡可能精確地反映風險映射關系非線性動態特征。通過該系統我們能夠計算對各種輸入的響應，預估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狀況及其發展趨勢，進而能夠使用各種信用工具對風險進行主動控制，促進商業銀行的智能化風險管理系統的建設和發展完善。
3基于自適應共振理論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一個公司財務狀況的好壞往往是企業自身、投資者和債權人關注的焦點。因為一個營運良好、財務健康的公司可提高自身在市場上的信譽及擴展籌資渠道，以使投資者信心倍增。相反，一個陷入財務困境和瀕臨破產的企業不僅乏力吸引投資，還讓原有投資者面臨巨大的信用風險。
由上文的分析中我們知道，對企業財務指標的分析，傳統的分類方法盡管有它的優點但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作為研究復雜系統的有力工具，神經網絡能處理任意類型數據，這是許多傳統方法無法比擬的。通過不斷學習，能夠從未知模式的大量復雜數據中發現其規律。神經網絡方法克服了傳統分析過程的復雜性及選擇適當模型函數形式的困難，它是一種自然的非線性建模過程，毋需分清存在何種非線性關系，給建模與分析帶來極大的方便。該方法用于企業財務狀況研究時，一方面利用其映射能力，另一方面利用其泛化能力，即在經過一定數量的帶有噪聲的樣本訓練之后，網絡可以抽取樣本所隱含的特征關系，并對新情況下的數據進行內插和外推以推斷其屬性。
目前我國銀行機構主要使用計算貸款風險度的方法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在對企業進行信用等級評定的基礎上，考慮貸款方式、期限以及形式因素，進而確定貸款的風險度。其中作為核心的信用等級評定，是通過對企業的某些單一財務指標進行評價，而后加權平均確定的。該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指標和權重的確定帶有很大的主觀性，使得評級結果與企業的實際信用狀況有很大出入，因此需要引入科學方法來確定有效指標，并建立準確的定量模型來解決信用評估問題。
針對這種形勢，根據我國商業銀行的具體情況，結合國際上目前較為流行人工神經網絡技術，本文設計了一種基于自適應共振理論的信用風險評估方法。
3.1自適應共振理論（ART）介紹
自適應共振理論（Adaptive Resonance Theory）簡稱ART，是于1976年由美國Boston大學S. Grossberg提出來的。他多年來一直潛心于研究用數學來描述人的心理和認知活動，試圖為人類的心理和認知活動建立統一的數學理論，ART就是這一理論核心部分，又經過了多年的研究和不斷發展，至今已經提出了ART1、ART2和ART3共三種結構。ART網絡作為模式分類器較好地解決了前面提到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問題。使用ART網絡及算法具有較大的靈活性以適應新輸入的模式，同時能夠避免對網絡先前所學的學習模式修改。ART是一種能自組織的產生對環境認識編碼的神經網絡理論模型，由于橫向抑制是自組織網絡的特性，ART采用了MAXNET子網結構，該網絡采用橫向抑制方法增強并能選擇具有最大值輸出的一個節點。
ART模型的算法過程如下：
第一， 將一個新樣本X置入節點；
第二，采用自下而上的過程，求得： ；
第三，運用MAXNET網絡，找到具有最大輸出值的節點；
第四， 通過自上而下的檢驗，判斷X是否屬于第j類，即如果有 ，則X屬于第j類， 是警戒參數。如果上式不成立，轉到第六步，否則繼續。
第五， 對于特定的j和所有的i更新 和 ，設t+1時刻 ， ， ， 。
第六， 無法判斷X是否屬于第j類，抑制該節點返回到第二步，執行另一個聚類的處理過程。
本文所使用的神經網絡模型就是ART2神經網絡模型。ART2神經網絡是為了能夠分類任意次序模擬輸入模式而設計的。它可以按任意精度對輸入的模擬觀察矢量進行分類。
3.2應用ART2神經網絡進行信用風險評估的可行性分析
通過上文對ART2神經網絡的介紹，筆者認為將ART2神經網絡應用于信用風險評估具有統計方法和其他神經網絡算法無法比擬的優勢。首先，ART2神經網絡較好地解決了穩定性和靈活性問題，它可以在接受新模式的同時對舊模式也同樣保持記憶，而其它類型神經網絡所記憶的樣本個數有限，由此可見，ART2神經網絡隨著輸入樣本數的增加，它作為模式分類器分類的精度也越高，所覆蓋的樣本空間也越大。其次，ART2神經網絡是邊學習邊運行的無監督學習，所以它不存在像BP算法那樣需要進行幾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訓練過程，也就是說ART2網絡具有較高的運行效率和較快的學習速率，這一點對于解決像信用風險評估這樣的復雜問題來說是相當具有優勢的。再次，ART2神經網絡與人腦的某些功能類似，能夠完成識別、補充和撤銷的任務。這三種功能在英文中稱為Recognition，Reinforcement和Recall，可簡稱為3R功能。識別功能在上文已經介紹過，下面對補充、撤銷功能做些簡單介紹。補充功能包含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每當ART2系統對輸入矢量的類別作一次判決即是給出矢量所屬類別的輸出端編號，根據此判決，系統可以采取一種“行動”或者作出某種“響應”。這和人總是根據對外界情況的判斷來決定自己的行動相似。（2）人在識別時對于所有被識別的類并不是一視同仁的，識別過程受到由上向下預期模式的很強制約。這樣就會使得人們在某些情況下只關心幾種類別，而對其他類別則“不聞不見”，這種集中注意力的本領可以使人們在混亂的背景中發現目標。在客體發生某種變形或缺損或者有強噪聲情況仍能對其正確分類。我國商業銀行進行信用風險分析的起步較晚，有關的信息往往殘缺不全，ART2網絡的這種在混亂中集中注意力發現目標的功能更適合我國的現實數據情況。撤消功能的作用與補充功能相反，這是指某些不同的觀察矢量在初步分類時被劃分成不同的類別，但是通過系統（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又應判定它們屬于同一類。由此可見基于ART2網絡的這些功能，應用ART2神經網絡進行信用風險評估相當于人類專家進行信用風險評估的建模過程，而且ART2神經網絡與人類專家相比進行的評估更客觀、更有效、更精確。最后，ART2神經網絡可通過調整警戒線參數 （門限值）來調整模式的類數， 小，模式的類別少（對分類要求粗）， 大，模式的類別多（對分類的要求精細），這一點是其他方法無法比擬的，我們可以通過調整 值對輸入網絡的財務數據進行傳統的兩級分類（即違約、非違約兩類），也可以通過提高 值對輸入網絡的財務數據進行國際通用的五級分類（即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五類）。Altman、Marco和Varetto與意大利銀行聯合會合作在其經濟和金融信息系統中首次進行了將神經網絡應用于企業的經濟和金融問題診斷的試驗，試驗的研究結果表明，將企業的財務狀況分為正常、關注和次級三類比分為正常和問題兩類困難得多，而ART2神經網絡卻可以通過 值的調整靈活地實現該功能。
綜上所述，筆者選擇算法復雜的ART2神經網絡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并且設計了一個自適應共振網絡，對信用風險分析進行了實證研究。
3.3基于ART2模型的信用風險分析的實證研究
下面以某國有商業銀行提供的90多家企業客戶為對象，應用自適應共振理論對這些企業客戶的財務數據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對于輸入到神經網絡的財務比率的選擇，參照國內財政部考核企業財務狀況及國外用于信用風險評估所使用的一些經典財務比率指標，一共挑選出包括企業盈利能力、企業營運效率、企業償債能力及企業現金流量狀況等二十余個指標，考慮到指標間的相關性，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下幾個比率：
經營現金流量/資產總額（流動性）
保留盈余/資產總額 （增長性）
息稅前利潤/資產總額 （贏利性）
資產總額/ 總負債 （償債性）
銷售收入/資產總額 （速動性）
某國有商業銀行提供的樣本數據有90多家企業的財務數據，數據質量不高，有些企業財務數據缺失嚴重，經過對樣本數據的初步審查，刪除了不合格的樣本40多個，最終得到有效的樣本為55個，其中能夠償還貸款的企業34個，不能償還貸款的企業21個。
評估的準確程度用兩類錯誤來度量，在統計學中，第一類錯誤稱為“拒真”，第二類錯誤稱為“納偽”。在信用風險評估中把第一類錯誤定義為把不能償還貸款的企業誤判為能償還貸款的企業的錯誤，第二類錯誤定義為把能夠償還貸款的企業誤判為不能償還貸款的企業的錯誤。顯然，第一類錯誤比第二類錯誤嚴重得多，犯第二類錯誤至多是損失一筆利息收入，而犯第一類錯誤則會造成貸款不能收回，形成呆帳。
在應用自適應共振模型進行信用風險評估的同時，筆者也使用了統計方法和經典的BP神經網絡模型對同樣的樣本數據進行了信用風險評估，以便比較驗證自適應共振模型的評估準確性。
統計方法使用的是可變類平均法，可變類平均法是由Lance和 Williams(1967)發展的，計算距離的組合公式為:
Djm=(Djk+DjL)(1-b)/2+DkLb （1）
參數b介于0到-1之間，DkL——是類Ck與CL之間的距離或非相似測度。筆者使用SAS統計軟件中提供的可變類平均法對樣本數據進行了聚類分析。
BP神經網絡的結構包括輸入層5個節點，用來輸入5個財務指標比率，輸出層1個節點（取值為1表示能償還貸款，取值為0表示不能償還貸款），另外還有一個隱層，隱層包括5個隱節點。網絡的有效性采用K組交叉檢驗的方法進行驗證，也就是將樣本分為K組，其中K－1組為訓練數據，第K組為檢驗數據，這里將樣本數據分為兩組，第一組用于訓練網絡，包括11個違約的企業和16個非違約的企業，第二組作為檢驗數據，包括10個違約企業，18個非違約企業。該方法使用MATLAB語言編程實現。
ART2模型包括輸入層為5個節點，用來輸入5個財務指標比率，輸出層3個節點，分別表示信用風險的三個級別（正常，關注，可疑），這里應用ART2模型將信用風險分為三個級別有如下幾個原因：（1）將信用風險分為三個級別，比前面使用統計方法和BP模型方法將信用風險簡單分成兩類（違約、非違約）更容易把握風險的程度，更接近實際信用風險評估的需要，也更貼近于國際通用的五級分類標準。（2）通過ART2網絡門限值參數的調整可以將信用風險分為國際通用的五級分類標準，這也正是ART2模型的優勢所在，但是ART2網絡是信用風險分析混合專家系統的組成部分，它的評估結果要作為輸入，輸入到專家系統中，以便信用風險評估專家系統進行定性及定量的綜合評估，考慮到專家系統的規則的數量和知識庫的規模對系統執行效率的影響，因此這里將信用風險分為三類。有關專家系統的詳細說明，將在下一節討論。下面給出ART2模型網絡的參數設置：a＝10，b＝10，c＝0.1，d＝0.9， ＝0.2， 。由于ART2模型是無教師指導的網絡，因此不用訓練，直接輸入數據，網絡自動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其中評估的結果：正常、關注兩類屬于非違約企業，可疑為違約企業。該方法使用C語言編程實現。
下面給出三種方法的最后評估結果見表1
表1 訓練樣本和測試樣本的誤判
訓練樣本 測試樣本
第一類錯誤 第二類錯誤 總誤判 第一類錯誤 第二類錯誤 總誤判
統計模型 8(38.01%) 9(26.5%) 17(30.9%)
BP模型 2(18.1%) 1(6.1%) 3(11.1%) 3(30.0%) 4(22.2%) 7(25.0%)
ART2模型 4(19.1%) 5(14.7%) 9(16.3%)
通過表1的比較結果可以看出對于統計方法和BP模型自適應共振模型的誤判率是最低的，說明了該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另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里所使用的企業樣本數據偏少，而且噪聲過多，數據的質量不是很好，這樣的數據作為初始數據輸入網絡對網絡的評估的準確性有一定的影響，雖然ART2這種集中注意力可以在混亂的背景中發現目標的特性使得它的評估的準確性比其它兩種方法要高，但是筆者相信如果初始輸入網絡的數據質量再提高一些，網絡的誤判率會更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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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長沙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措施；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 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09）18-0083-01
信用風險分析是對可能引起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的因素進行定性分析，定量 計算 ，目的在于說明借款人違約可能性，從而為貸款決策提供依據。 金融 風險管理已成為我國目前 經濟 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一、長沙銀行信用風險評估現狀分析
長沙銀行成立于1997年5月，是湖南省首家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12年來，長沙銀行取得了喜人的 發展 成績。緊緊圍繞“政務銀行、中小 企業 銀行、市民銀行”的特色定位，以及“四個三”的客戶發展計劃，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經營特色和核心競爭能力。由于信用評價制度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各方面的因素，同時我國信用評價研究起步較晚，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一套全國性的客戶信用評價制度與體系。長沙銀行對貸款企業進行信用評級的主要做法是：根據評估的需要設置若干組評估指標，對每一指標規定一個參照值。如果這一指標、達到 參考 值的要求就給滿分，否則扣減該指標的得分。最后將各指標的得分匯總，并按總分的高低給貸款企業劃定信用等級，作為貸款決策的依據。該種方法的不足之處在于：（1）評級指標、體系的構成是通過內部信貸專家確定的，缺乏定量化，具有不確定因索，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2）指標、權重的設置主要依靠專家對其重要性的相對認志來設定，缺乏 科學 性及客觀性。（3）缺少對貸款企業各方面能力的量化分析，在對償債能力等重要指標上只采用直接觀察法，憑經驗據報表估計其能力，有很大的主觀性。（4）缺少對非財務因素的分析和現金流量的量化預測。
二、加強長沙銀行信用風險評估建設
（一）完善信用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
長沙銀行要建立內部評級體系，既要學習借鑒國外模型的理論基礎、方法論和設計結構，又要緊密結合本國銀行系統的業務特點和管理現狀，研究設計自己的模型框架和參數體系。要充分考慮諸如利率市場化進程、企業財務欺詐現象、數據積累量不足、金融產品發展不充分、區域風險差別顯著、道德風險異常嚴重等國內特有因素。只有深刻理解
第3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煤炭企業；支持向量機；客戶信用；風險評估
中圖分類號：TP30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9599 (2011) 12-0000-01
Support Vector Machine Technology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Coal Customer Credit Risk Assessment
Zhao Kai,Wang Wei
(Pingdingshan College,Pingdingshan467000,China)
Abstract: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technology and its improvement,applied to the coal business customer credit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for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al companies to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Keywords:Coal enterprises;Support vector machine;Customer credit;Risk assessment
一、煤炭客戶風險評估等級指標體系
要對煤炭客戶的信用情況進行定級評估，首先牽涉到的問題是用于分析定級的指標建立，在信用管理科學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不同專家提出了不同的信用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影響最大的是“5C”：
（1）品格（Character）：著重分析客戶是否有依照協議按期如數繳納貨款的意愿和行為，以往的貨款繳納紀錄是否保持良好。
（2）能力（Capacity）：著重考察客戶廣泛運用其才能，使得其生產的產品具有盈利的能力。
（3）資本（Capital）：了解客戶的自有資金是否雄厚，其中要注意的是，不僅要分析其資本凈值，同時還要分析其負債數量。
（4）擔保或抵押（Collateral）：考核客戶在短期拖欠款項的情況下，能否提供擔保，且擔保品是否充足可靠。
（5）環境條件（Condition）：判斷客戶所處的環境和所屬的行業前景是否有利于業務的經營。前者包括客戶內部環境，如經營特點、經營方法、技術狀況等，以及社會大環境，如勞資關系、政局變動、社會環境、商業周期、季節變動、一般經濟狀況、國民收入水平等；后者包括行業發展、同業競爭等。
鑒于此，本文在構建煤炭客戶信用風險管理的指標體系時，考慮到信用數據的來源、企業信用管理人員資源等這些具體情況，以實用為原則，便于實際的操作。通過建立信息收集卡的方式，由企業指定的信息員完成“5C”中各子指標內容的相關表格。
二、支持向量機技術在煤炭客戶信用風險預警中的研究
對于支持向量機來說，標準的支持向量機模型主要用來進行分類操作，但是信用風險的評估過程只要分成有風險與無風險顯然是無法滿足需求的，需要進一步的結果才能更好的利用結果進行決策分析。而在標準的支持向量機模型表達式 中，可以看到決策函數只用到了劃分超平面函數的符號信息。記分類函數 ，如果 是正的，則 是正類，如果 是負的，則 是負類。但 與決策函數相比較，除了包含符號信息，還包含了數值信息。如果兩個樣本 和 的分類函數 和 都是正的，并且有 大于 ，則 被分錯的概率小于 被分錯的概率，因為 的絕對值比較小，比較接近負數， 是負類的概率就比較大。可以推測， 的絕對值越接近0， 屬于負類的概率越大。
由上可知， 的值有一定的數值意義。對風險評估而言，一般來說 值越大越有可能是正類，即欠費的可能性越小；反之， 越小越有可能是負類，即欠費的可能性越大。
設支持向量機模型中最終 得到的結果r1是（負無窮，正無窮）之間，因需要把結果轉為概率[O，lOO]之間，令 ，并把r2轉換到[O，100]之間。
過程如下：
r2=1/（2^（-r1+10000000））；
if（r2>1）
r=100；
else
r=l00*r2；
r即為最后的風險概率。
三、煤炭客戶信用風險預警的流程
具體步驟：
（1）使用企業客戶風險預警模型的5C指標體系。
（2）根據已經設計出的指標進行數據的采集。
（3）把采集到的數據用Hot Deck算法進行數據值填補。
（4）計算所有指標的信息增益值，根據其值從大到校進行指標排序，選出最終建模的指標。
（5）將數據進行加權，并分成訓練集和測試集兩部分。
（6）使用前文所使用的SVM模型，用訓練集進行模型的訓練，再用測試集進行模型的測試，得到最終的結果。
其中，實驗數據采集后運用Hot deck算法進行數據填充，具體步驟如下：
（1）用屬于同一類別的樣本組成簇，對于m類問題，則一共有m簇；
（2）用簇內所有樣本（包括完整樣本和有缺失樣本）為每一簇的每個屬性確定一個填補值：如果屬性a是連續屬性，則用簇內所有在屬性a非空的樣本的平均值作為該簇屬性a的填補值，如果屬性a是離散屬性，則用簇內所有在屬性a非空的樣本的眾數作為該簇屬性a的填補值，m類n維問題最多有 個填補值；
（3）用步驟2確定的填補值填補相應的樣本缺失屬性。
通過上述實現過程，我們就可以建立支持向量機的風險評估模型了，除了根據模型找出高風險用戶外，我們還可以用映射的方法把簡單的高、低風險用戶的評價轉化為對每個用戶評估中一個1～100的風險值（1表示出現風險的可能性大概是1％，也就是不太可能欠費；100表示出現風險的可能性基本是100％，也就是必然會欠費了）。
四、結束語
鑒于煤炭企業的客戶風險管理問題的研究現狀，本文從分析煤炭企業風險環境，對客戶信用風險進行了相對系統和全面的風險識別，并初步確定了相關的風險指標體系，給煤炭企業全面認識客戶風險提供了研究基礎。在風險識別的基礎上，本文建立了基于支持向量機的客戶風險評估模型，對客戶信用風險的分析及預測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參考文獻：
[1]方邦鑒.打造誠信單位:信用制度建設與信用管理實務[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1:115
第4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履約意愿；履約能力
引言
隨著中國加入WTO，《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正式，金融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國商業銀行業除了要與國內同業展開競爭之外，還要面對國際先進的商業銀行的挑戰，因此對金融風險管理的要求更高、更緊迫。在商業銀行所面臨的各類金融風險中，信用風險是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類風險，商業銀行必須對自己的信用風險進行更加科學有效的評估和防范。
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系統，信用風險的評估指標作為此復雜系統的輸入項，對于評估結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商業銀行進行信用風險評估及管理的首要任務是以指標選擇原則為指引，以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為依據，構建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為商業銀行的風險評估及管理工作奠定基礎。
一、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指標的選取原則
1.科學性原則。即評估指標的選擇、數據的選取和計算必須以公認的科學理論為依據。
2.全面性和獨立性原則。即評估指標具有較強的概括性，既能綜合反映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程度，各指標間又相互獨立，相關性小。
3.可行性原則。即評估指標所涉及的數據容易獲取和計算。
4.可量化原則。即指標的選擇及表述要盡量做到以量化研究為主，從而避免主觀評價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二、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分析
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有很多，經過研究發現可以將其概括為兩個方面：貸款企業的履約能力及履約意愿。貸款企業履約就意味著銀行能夠在規定期限內收回貸款本息，該貸款企業不會令銀行遭受因貸款而帶來的損失。
1.履約能力。企業的履約能力是企業經營管理情況及發展實力的綜合體現，通常可以通過其財務情況體現。財務指標是企業財務狀況的客觀反映，與一般技術經濟指標相比，它具有更強的靈敏度和綜合性。企業的管理模式及有效性各不相同，也很難評判，但都會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其財務指標的發展變動上，因此信用風險評估的一個中心內容就是對企業財務指標的提煉和分析。
2.履約意愿。企業的履約意愿包括企業管理者的道德修養、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管理者履約心理的影響、金融監管環境的好壞對管理者履約投機心理的影響等等。基于以下兩點考慮，本研究將履約意愿暫不作為指標體系構建的考慮因素。
其一，履約能力與履約意愿并不是相互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在經濟環境穩定、法制健全、講求商業信譽的社會中，貸款企業有履約能力而不愿履約的可能性較小，此時，履約意愿可以內化于對履約能力的考察。其二，由指標選取的基本原則出發，所選指標要盡可能量化和標準化，履約意愿以中國目前的社會信用管理狀況來講，還不能達到對各貸款企業精確量取。
綜上所述，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指標的選取就集中于對企業履約能力的研究，即企業財務指標的選取。
三、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構建
由以上的分析及對企業財務指標的歸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指標體系可由以下四個方面，14個指標構成。
1.償債能力。（1）流動比率：比率越高，說明償還短期負債的能力越強，一般認為，對于大部分企業來說，流動比率為200%是比較合適的比率。（2）速動比率：比率越高，說明償還短期負債的能力越強，但不宜過高，一般應維持在100%的水平。（3）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一般情況下，資產負債率越小，表明企業長期償債能力越強。（4）超速動比率：比率越高，說明變現能力越強，較速動比率能夠更確切地反映立即變現能力。
2.營運能力。（1）應收賬款周轉率：反映應收賬款周轉速度。比率越高，說明發生壞賬損失的可能性越小。（2）存貨周轉率：綜合衡量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中存貨運營效率。比率越高，說明借款人存貨從資金投入到銷售收回的時間越短。在銷售利潤率相同的情況下，比率越高，獲利越多。（3）流動資產周轉率：比率越高，說明以相同的流動資產完成的周轉額越多，流動資產利用效果越好。（4）固定資產周轉率：比率越高，說明企業固定資產利用充分，結構合理，能夠充分發揮效率。（5）總資產周轉率：比率越高，說明企業全部資產的使用效率越高。
3.盈利能力。（1）銷售利潤率：反映企業一定時期的獲利能力。比率越高，說明銷售凈收入中的利潤越高。（2）凈資產收益率：衡量企業運用自有資本的效率。比率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收益越高。（3）成本費用利潤率：反映經營耗費所帶來的經營成果。比率越高，說明企業的經濟效益越好。（4）資產收益率：衡量每單位資產創造的凈利潤大小。比率越高，說明企業在增加收入和節約資金方面的能力越強。
4.貸款方式。貸款方式雖非企業的財務指標，但在信用風險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各專家學者的重視。貸款方式不僅影響貸款企業的履約意愿，更為重要的是，在企業履約能力不足以償還貸款本息的時候不同程度的補償銀行因此所遭受的損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貸款方式是影響銀行信用風險的一個重要指標。
結論
1.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應用。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作為一個具有系統性、非線性等的復雜系統問題，傳統的比例分析方法、統計分析方法等線性方法已經不足以客觀、準確地反映銀行所面臨的信用風險。指標體系的結構以及指標權數的確定應以基于復雜、非線性理論的人工智能方法為主，通過建立合理完善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對銀行信用風險進行評估。
2.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不足。對信用風險評估指標的選取主要集中于定量的財務指標范疇，這一方面是基于對信用風險影響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理論分析，一方面是源于中國金融信用體系的限制。這種評估體系結構，雖在一定的理論及實際條件下是科學、合理的，但是從長遠考慮，中國商業銀行在不斷加強金融管制、健全金融法制的同時，對信用風險評估指標的選擇應不斷納入環境因素、企業信用因素等更多非財務指標，不斷提高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評估的前瞻性和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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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Credit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mmercial Bank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Shiyou University，Xi’an 710065，China）
第5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一、當今國際銀行業變革調整的主要方式及其意義
當今銀行業重大變革方式很多，如組織架構重構，業務及資產組合的調整，產權的改革等。各種變革調整方式的出發點和著力點不同，對各銀行的發展產生不同的效果。
管理架構的重構，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國際先進銀行曾經普遍出現過。各銀行根據服務客戶理念的變化和信息管理技術的發展條件，對整個組織架構進行調整。銀行組織架構朝扁平化方向發展，地域化分割逐漸虛化，業務實現垂直化管理，銀行風險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提高。在這種架構下，銀行可以很方便地根據客戶需要，在全球范圍內統一進行資源的調配，提高了銀行競爭力，也提高了對客戶的服務效率。
業務的調整，銀行在發展過程中，依據自身的優劣勢，在業務和地域上進行調整。這主要是出于新的發展戰略需要，在一些傳統業務和地域上的進退收縮。傳統的銀行業務增長模式傾向立足于資產規模的擴張和機構網絡體系的延伸，因此，銀行總體業務量和機構布局是銀行力量的主要體現。但現代銀行更注重資本的盈利能力和相對優勢的發揮，更重視對客戶忠誠度的培養和客戶價值增值的管理。不斷調整的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及發展格局要求各家銀行不斷調整自身的戰略優勢和生存空間。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一些銀行確立的市場優勢戰略，并主動從一些市場撤退某些業務，如大通銀行幾年前出售其香港零售業務的策略。另一方面，由于銀行監管體制的變化，銀行非銀行業務的融合，銀行業務能力的增強，商業銀行對投資銀行、保險業務的滲透日益普遍，從而引起機構設置及業務管理方式的變革。
資產組合的調整，銀行業務能力的變化帶來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傳統的貸款在一些大銀行資產的配置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少，而證券化資產和交易資產（Trading Assets）等越來越多。如摩根大通銀行1999年和2000年，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都不到30%（注：2000 Jpmorgan Chase Annual Report）。另一方面，市場越來越重視銀行的“清潔”資產。對不良資產進行清理剝離，組建資產管理公司專門予以處置，這在當代已經成為處理問題銀行、建立健康銀行體系的重要途徑，如美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的“好”“壞”銀行的辦法，東南亞國家在1998年金融危機后興起的處理不良資產風潮等，都對當時的銀行體系建設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并對穩定市場信心帶來了正面效應。
涉及產權變革的銀行整合，包括銀行機構之間并購，銀行與其它機構間的戰略投資合作關系的建立，以及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等。如東南亞危機發生后，韓國等國曾出現過銀行國有化和后來的私有化的過程，是大規模銀行重組的典型。由銀行產權調整引起的銀行變革，既可能是公司管制方式和管理格局的變動，也可能是促使銀行業務范圍和經營地域發生變化的重要措施。
除上述一些重大變革方式外，目前，銀行業可能出現的調整方向主要受兩方面力量的推動，其一是技術進步引起的銀行虛擬化和業務電子化處理的深化。面對客戶的渠道越來越多，網上銀行及電話銀行、ATM機的作用會進一步提高，由此可能引起分行網絡分布及其功能的調整。據美國貨幣監理署統計，至1999年第三季度，在以下幾類銀行業務中，美國銀行業通過網上銀行提供服務的渠道的情況是：賬戶查詢和資金轉賬占88.8%，付款占78.2%，信貸申請占60%，新賬戶的開立占36.6%，經紀業務占21.6%，現金管理占15.7%，托管占11.9%，保險占5.4%.（注：Karen Furst，William Lang，and Daniel Nolle Internet Banking：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p13，April 2002，Harvard University）隨著電子化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銀行的分銷體系和成本結構可能發生變化，進而引起銀行業務發展方式和機構管理方式的變革。第二個趨勢是在銀行監管政策放松管制的推動下，銀行非銀行機構融合的深入引起銀行競爭格局、銀行效率及銀行生存空間和增長空間的變化。
總之，當今銀行發展格局是多方面因素形成和推動的。面臨競爭對手，尋求發展對策，在確立重組、發展、改革的主題時，需要對我國銀行業與先進同業的差距有更全面的認識，需要考慮各銀行實際狀況的差異，在此基礎上，確定各種措施的優先程序及輕重緩急，逐步推進。我國銀行業的重組既要應對現實挑戰，也要面向未來發展。銀行重組的方向選擇是在現實問題、未來發展目標及發展戰略等因素綜合考慮的基礎上確定的。
二、我國銀行業經營管理存在的問題及重組改革的迫切性
據了解，花旗銀行管理的一個通俗理念是：微笑的股東帶來微笑的員工，微笑的員工帶來微笑的客戶，微笑的客戶帶來微笑的股東。一個最現代化的銀行管理體系大抵也是從所有者、管理者、員工和客戶的關系做起，探討復雜的銀行重組改革關系，也不妨按此展開分析。
本文擬以一個簡單的模型導出我國銀行經營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在此基礎上，對我國銀行重組措施及其效果進行分析。
銀行生存鏈條的是市場環境所決定的市場空間。現代銀行的管理就是要盡力在可能的市場空間內，獲得最大收益，并要使四方的基本利益實現統一，建立合理的相互依存關系。在目前狀況下，我國銀行管理體制的缺陷，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所有者與管理層缺乏有效的責任約束。投資人對管理層和銀行經營沒有形成有效約束的體制，投資人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2、職員缺乏工作積極性。銀行職員需要將銀行服務客戶的使命高效地貫徹落實。我國銀行業職員普遍缺乏足夠的動力和約束力挖掘其潛力，實現高效率的服務。
3、未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高效率服務體系。銀行要根據客戶的需求，建立合理的業務流程和服務手段。我國銀行業仍然處于較原始的發展階段，在服務效率及產品方面難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4、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脆弱。銀行在服務客戶基礎上，從客戶那里獲得最大回報，并對風險進行有效控制，形成長期互利合作關系。我國銀行業與客戶之間良好的信用關系遠未形成，由于過去信用風險的積累以及現代信用體系的缺乏，導致銀行嚴重的不良資產問題的產生。
所有者、經營者、員工和客戶四方面關系形成相互依存體，構成了銀行生存發展的基礎，但我國銀行業并沒有形成順暢的循環體。
在我國，上述四環節存在的問題，首先導致銀行運作效率低下，也導致銀行盈利能力弱，風險狀況突出，競爭力差。我國加入WTO后，低效率和低競爭力已經成為我國銀行業生存發展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對社會中介職能的效率、穩定和安全性要求也在提高，特別是在我國銀行體系仍居于金融市場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銀行業的發展對我國整體經濟的高效運作和走向成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盡管我國經濟維持了多年持續高速發展的良好局面，但最近一、兩年仍有不同的聲音評估我國發展面臨的風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國銀行業管理低效和嚴重的不良資產問題的存在。我國銀行業發展面臨的障礙已經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我國經濟要按黨的“十六”報告確定發展藍圖，邁上新臺階，銀行管理體制必定要變革。
銀行循環鏈條生存空間是由宏觀經濟體發展和銀行在市場中獲取的市場格局決定的。銀行作為主動者可以控制自身的市場選擇，這也就是后文將要強調的銀行市場定位、市場戰略，以及適應市場變化能力的問題。
三、我國銀行業重組改革的措施及效果
我國銀行業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生存面臨的壓力已經基本得到共識，但采取何種措施進行改革則有眾多說法。對國有銀行來說，目前理論界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推動國有銀行的股份化改造及上市。
銀行上市的方式和路徑有很多種，如在國內上市，在海外上市，分割上市或整體上市等。我們認為，從現今銀行發展潮流講，銀行整體上市是一種相對可行的選擇。理論上講，在一定的條件下，銀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有助于解決如下幾方面問題：
1、上市銀行可解決公司治理機制問題，即通常所說的委托關系問題
委托關系要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所有者對經營管理者的監控問題。出資人不直接參與銀行機構的管理，但要通過合適方式，行使對銀行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使其作為所有者的權益能夠真正得到保障。股東選聘董事，組成銀行董事會，代為行使監控職能，是一種廣為應用的方式。為確保此種方式的有效運作，作為出資人利益代表的董事會董事要有適當的任職資格，并要充分履行董事職責，積極參與對銀行重大經營管理的決策活動，并對銀行的重大經營管理承擔最終責任。董事會及董事承擔的職責需要通過法律形式予以明確，并有法定的程序負責檢查、監督，有嚴格的法律手段保證落實，這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公司治理機制能夠得以建立的基礎。
公司治理機制實施的另一個重要支柱是市場的有效監督。其基礎是，銀行要有真實、充分的信息披露，投資者可以對銀行投資價值進行合理的評估和判斷。在此基礎上，投資者對經營管理層的管理活動、經營業績通過股票的買賣表達意見（即所謂用腳投票），從而形成對經營管理層的壓力。為了保證信息披露的真實性，上市銀行需要建立規范的披露制度，有關法律要明確銀行及相關機構和個人對信息披露承擔的責任。如美國證監會在安然事件后，要求上市公司行政總裁和財務總監明確其知悉有關信息，并要對信息的真實性負責。行政總裁和財務總監要對公司任何虛假的信息披露承擔法律責任。有關法律對外部審計師和律師的任職資格也要有明確的規定，如美國索賓—奧克斯萊法案（SARBANES-OXLEYACT）修改法要求對一家公司連續承擔5年審計的審計師要“中斷”一年的審計，另外，審計師在提供咨詢業務時，要考察其作為審計師資格的獨立性問題。這些法律規定有利于保證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充分、真實的信息披霞是投資者在市場上進行合理投票決策的基礎。
從我國目前對國有銀行的監管和管理體制來看，國務院、財政部、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各自承擔不同的管理職能，銀行重大決策涉及到多個部門的意見，這一過程往往延遲了決策時間，這種體制也造成難以追究決策失誤的責任。與此同時，有關制度并未形成對銀行經營管理層的有效約束，特別是對銀行的經營效益和風險狀況缺乏合理的制約機制。現有體制也不適宜于銀行提高適應市場發展變化的能力。銀行在改制和上市后，銀行目標控制可以市場化、程序化和規范化，其控制效率可以體現出來。借助于規范的法律約束和市場規則約束，可以強化所有者監控作用的效力和時效性。
2、銀行有明確的經營管理責任和目標
對上市銀行來說，在合規經營的前提下，銀行的首要經營目標是為投資者帶來最大的回報。這是吸引投資者投資，鼓勵投資者持有公司股票最重要的措施。由于公司確立了較單一、具體的經營管理目標，董事會對管理層進行考核，并行使激勵約束機制就具有比較客觀、公正的依據。
長期以來，國家有關部門為國有銀行制定了較多的經營管理目標，作為經營機構更要承擔較多的社會責任，使銀行機構偏離商業機構運行的目標，這是導致銀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另外，政府行政的過多干預也是影響銀行風險管理和銀行經營管理責任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這些情況在近年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但是，我國銀行業（特別是國有銀行）仍然沒有形成清晰的經營管理目標。銀行仍然要承擔一些歷史賦予的社會職責，另外，銀行按行政區劃的布局，導致一些分支機構仍然在一定意義上受到或多或少行政干預的壓力。銀行管理技術和管理文化還不能科學地按市場原則貫徹落實經營考核目標，更難以高效平衡其應承擔的一些社會責任。多種經營目標，特別是如果過份偏重于社會目標，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目標（中國國有大型企業包括國有銀行仍然延續行政序列，并有相應的評定基準），由此可能沖淡銀行經營管理層的盈利目標和長遠發展目標，銀行管理層更不能形成有效的壓力和激勵約束機制，促成對銀行資源的合理運用，從而導致管理及資源的低效率。這是制約國有銀行管理難以實現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通過銀行上市，使銀行集中體現的指標相對簡化，對于銀行管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變化，無疑是一種重大改進。
3、銀行可以借此機會實現激勵約束機制的重大改進
為了保證經營管理目標的實現，上市公司通常要采取符合市場做法的激勵約束機制。企業管理層及員工的績效考核和薪酬補償要與企業整體目標的實現緊密聯系起來，甚至于通過采取員工持股和對管理層實行期權分配的制度，使員工、經營管理層與企業自身建立更為直接的利益相關體。
在目前的分配體制下，國有銀行的分配體制由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統一規定，仍然具有大鍋飯的性質。管理層和員工的積極性難以發揮出來。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越來越深入、普遍，特別是隨著上市公司的增多和外資企業的不斷進入，國有銀行所實施的分配體制與其他上市公司及外資公司分配體制之間形成的差距越來越明顯，導致國有銀行職員的士氣低下，也使得國有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人才外流的沖擊表現非常突出。人的管理成為中國加入WTO后，國有銀行面臨的最突出的問題。
體制上存在問題的改進，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有效的體制建設，需要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有待理性投資市場環境的培育，需要具有良好信用的社會中介機構。更重要的是，體制的適應性及效率，還與銀行的企業文化建設有非常重要的聯系。銀行管理層對銀行使命及企業理念的創立，這些理念與現代銀行經營管理理念的相容性，以及它們在整個機構中的推廣程度，對銀行形成凝聚力及提高銀行適應力，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國眾多上市公司并沒有達到理論預想的效果，其實與外部監管、市場約束力和企業信用文化建設都有關系，這說明在中國要使這一制度得以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走。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銀行股份化和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能改進前述中國銀行業面臨的四大問題的其中兩個，主要集中于解決所有者與管理層，以及某種程度上管理層與員工的利益關系，但這不是問題的全部。中國銀行業要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改進服務效率，還需要在經營管理的其他方面實現重大突破。
四、適應市場競爭需要的銀行技術變革及戰略調整
銀行的股份化以及走向上市之路，是國有銀行機制突破的一種選擇。在銀行完成上市后，我國銀行業與國際先進銀行業之間存在的巨大發展差距仍然存在。國有銀行必須借助機制調整的機會，同時在管理技術上實現突破，降低客戶服務的管理成本，提高運作效率，在收益增加的同時控制經營風險。另一方面，各家銀行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戰略，建立競爭優勢，形成自己的生存空間，在此基礎上尋找超越式的發展道路，盡快縮短與國際一流銀行的差距。
1、充分重視信息管理技術的基礎建設。造成經營管理落后既有機制上原因，也有管理技術和信息技術的落后。與體制建設的長期性和對社會環境等方面要求的復雜性相比，銀行經營管理技術的改善和提高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是我國銀行業可以盡快突破而且必須突破的環節。我國銀行業在人力資源管理、客戶資源管理、產品創新以及對市場發展的判斷力等方面，都與國際一流銀行存在差距，這些差距是造成銀行業在中國加入WTO后面臨沖擊的根本原因。我國銀行業目前還處在“粗放經營”的階段，銀行對機構、業務、產品、人員的成本、收益核算控制體系薄弱，風險控制技能落后，客戶營銷及維持能力不足。這些都成為銀行經營管理改善的瓶頸。銀行服務質量的好壞以及管理效率的高低，是以銀行對客戶的信息掌握程度以及對這些信息的分析、處理和傳輸能力為基礎的。信息化革命是現代銀行經營管理技術變革的基礎。我國銀行業管理發展變革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推進完善的信息體系建設。
信息技術的突出特點是它的發展變化速度。為適應信息技術的變革，國際大銀行也一直在探索、調整其經營管理方式。在新的技術發展方面，我國銀行業與國際銀行業可能會處于同樣的起點，面臨類似的戰略選擇和決策機會。如果能采取合理的戰略，我國銀行業在某些方面可以實現超越式發展。如從電子銀行等渠道的利用來看，它可以改進銀行面對客戶的方式及效率，同時，也可能是推進銀行未來發展的力量。在這一方面，中國銀行業與國際銀行業大體處在同一起點，如果采取合理的策略，就可以建立某些方面領先的優勢。信息技術不僅是一種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它也是銀行提高競爭能力的重要手段，我國銀行業在重組變革過程中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2、確立合理的戰略思路。我國銀行業與國際先進同業有多方面的差距，如何在同一市場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家銀行對自己的市場定位。各家銀行如能從最強項予以推進或從最弱環節進行突破，就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較大收益。這是我國銀行應對外資銀行強大沖擊的重要戰略。市場的發展為我國銀行實施這一戰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我國經濟持續的發展為銀行業創造了增長空間，更重要的是，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時期，企業融資行為、個人融資行為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在此過程中，企業的行為和個人行為會產生分層，形成各自不同的需求偏好，這種動態的變動格局，為各銀行優勢的發揮創造了條件，各銀行如果有敏銳的洞察力，有合適的策略，就可以搶占市場先機，實現快速增長。
3、銀行重組改革步驟選擇。我國銀行業適應市場經濟運作的改進余地很大，銀行業重組改革因此被賦予了比較多的目標定位。但在實際操作中，則需要有一定的程序和階段性，才可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比較快地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比較快地縮短與國際銀行的差距。
第6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宏觀壓力測試
一、引 言
自20世紀7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全球有93個國家先后爆發了112次系統性銀行危機。尤其90年代以來頻頻爆發的金融危機——如1987年美國股市崩盤、1994年美國利率風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風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政府違約事件，特別是2007年春季開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大，史無前例。它們不僅使一國多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毀于一旦，還危機到一國的經濟穩定，對全球經濟也產生了強大的沖擊。［1］
收稿日期：2008-07-05
項目資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學“985工程”二期資助（項目編號：072007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8DJY156）資助。
作者簡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副教授，
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風險管理；劉麗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預警。
金融系統的宏觀壓力測試是一類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擬“異常但合理” 宏觀經濟沖擊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影響，可以幫助中央銀行識別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門與宏觀經濟之間的聯系，同時提高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重視，逐漸成為檢驗一國銀行體系的脆弱性，維護金融穩定的首選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全開放，我國金融業和國際金融市場的逐步融合，是否擁有一個穩定和富有競爭力的銀行體系對于中國而言顯得非常迫切。對銀行體系進行穩定性評估，尤其是對銀行體系面對的信用風險
進行宏觀層面的壓力測試，對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中國金融穩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下面研究宏觀壓力測試在銀行信用風險評估中的應用，通過對國外已有的成熟模型理論成果分析比較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特點，經濟、金融數據統計及披露特點，模型的數據需求深度廣度要求，建立適用于我國的模型并以此進行實證分析。
二、文獻綜述
（一）宏觀經濟因素對銀行信貸違約風險的影響
McKinnon R［2］認為，宏觀經濟穩定時，銀行經營行為非常保守，不會出現不顧風險單方面追求效益的現象。但在實際匯率波動、通貨膨脹出現等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政府或明或暗的存款擔保，導致銀行會產生以高利率對高風險項目貸款的風險行為。Donald van Deventer［3］通過線性回歸分析，確定了宏觀因素對銀行股價變動的解釋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各國銀行不穩定尤其是銀行危機現象， 國際組織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 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實證資料。尤其是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芬蘭的許多國外學者， 在對20 世紀80、90 年代全球銀行不穩定事件的實證分析中發現， 宏觀經濟因素波動在各國銀行不穩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Tom Bernhardsen［4-5］建立起銀行破產與不良貸款和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模型，并且利用歐洲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Erlenmaier U［6］和Gersbach H［7］利用挪威中央銀行的宏觀經濟模型RIMINI對總體審慎指標的趨勢與發展進行預測，并且建立了評估貸款違約率的宏觀信貸方程。Froyland E和Larsen K［8］利用RIMINI對銀行不良貸款在宏觀經濟波動情境下進行了壓力測試。Pesola J［9］分析了銀行系統危機對宏觀經濟因素波動的敏感性，并利用芬蘭的數據通過建立模型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Virolainen K［10］對芬蘭金融風險的實證評估，建立了宏觀信貸模型并進行宏觀壓力測試，揭示了芬蘭銀行系統貸款違約風險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相關性。
國內對于銀行體系的穩定評估的實證研究，包括陳華，伍志文［11］運用1978～2000年間的數據對我國銀行體系脆弱性狀況進行了量化分析。結果發現，中國整個銀行體系在1978～2000年之間有11年是不穩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為突出，銀行體系出現了不穩健的征兆，存在較大的金融風險。
（二）宏觀壓力測試理論和實踐
在執行宏觀壓力測試使用的宏觀信貸模型的研究領域，有兩個學者的模型框架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并為日后的學者不斷的進行模型的拓展研究和實證應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們是Wilson T C［12-13］和 Merton R［14］。Wilson對各工業部門違約概率對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模型的思想是對違約概率和宏觀因素的關系進行建模，模擬將來違約概率分布的路徑，就可以得到資產組合的預期異常損失，進而模擬出在宏觀經濟波動沖擊下的違約概率值。相比較而言，Merton模型則多加入了股價對宏觀要素的反映，將資產價格變動整合進違約概率評估模型。因此，前一種模型更直觀，計算量較小；而后一種方法對數據的廣度和深度的要求以及計算量要求都很高，其中有些市場數據也許是信貸風險的噪音指標。 世界各地的學者，運用上述模型框架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Vlieghe G［15］對英國銀行體系累加的企業違約概率進行建模估計，發現GDP、實際利率和真實工資水平具有較顯著的解釋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來測算英國企業部門的貸款違約風險。Boss M［17］針對加總的企業違約概率估計出宏觀經濟信貸模型來分析澳大利亞銀行部門的壓力情境，結論說明工業產值，通貨膨脹率，股票指數，名義短期利率和油價都是違約概率的決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對芬蘭銀行系統的信貸違約概率進行了宏觀壓力測試分析。結果證明在壓力情境下，違約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羅模擬分布明顯異于常態分布，其Var值遠高于基期的測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銀行面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信貸風險宏觀壓力測試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利率（HIBOR），房地產價格（RE）和大陸的GDP。同時用宏觀壓力測試評估了香港銀行體系的貸款資產和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暴露。壓力情境的設定模擬了亞洲金融危機時發生的宏觀經濟波動，并分別引入了測試模型。結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時，在所有壓力情境下有些銀行仍然能夠盈利。這意味著目前銀行系統的信用風險較穩和。當VaR取99%的置信水平這一極端情況時，一些銀行出現了巨額損失，但這類事件發生的概率極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與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們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國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觀壓力測試的執行結果和方法，在壓力情境的設定方面采用在險價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羅模擬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觀壓力測試的更一般的非線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討論了一個將早期預警系統，金融健全性指標和宏觀壓力測試整合的方法。
一些學者研究將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整合測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嘗試將宏觀經濟因素整合進信用風險的測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獻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則是引用Wilson 的宏觀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觀要素對銀行的債務人的信用質量的影響。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個替代選擇則是Merton 的公司層面的結構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將這一框架擴展至研究主權違約風險。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將商業周期的影響整合進一個具有結構模型和簡化模型特征的復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觀壓力測試中研究了違約概率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非線性關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將基于衡量違約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針對模擬個別企業違約的probit模型。他們發現Merton模型方法比僅僅依靠企業的財務數據的模型效果更優。
還有一些文獻使用不良貸款，貸款損失額或者復合指標與宏觀經濟因素整合成矩陣向量來測算金融體系的穩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針對瑞士銀行系統構建了一個復合壓力指標，該指標綜合了金融不穩定的市場指標和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衍生變形指標。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針對對澳大利亞銀行體系累加的貸款損失，通過涉及廣泛的宏觀經濟變量的模型進行了時間序列的回歸估計。這些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產值缺口、消費者價格指數、貨幣供給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場指數、匯率、出口額和油價。
（三）國內外研究述評
目前國外開展的關于銀行穩定性評估的實證研究十分豐富，其中挪威和芬蘭中央銀行的研究對金融系統的評估最具綜合性。穩定性評估的目的在于，對銀行體系的健全狀況和抵御系統性金融危機的能力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觀評價。為此采用了金融穩健指標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壓力測試的方法，對宏觀經濟環境中例外但有可能發生的沖擊（Shock）情境進行模擬，來量度和評估銀行體系在遇到沖擊甚至遇到金融危機時，保持穩定（即銀行保持基本運營不會發生突變）的能力。
而國內對于銀行體系的穩定評估的實證研究都偏重于評價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對在抵御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評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國關于宏觀壓力測試的研究才剛剛涉及，孫連友［37］，高同裕、陳元富［38］等學者對宏觀壓力測試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但多為國外文獻的整理或綜述，未能進一步的發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僅僅停留在介紹早期國外學者的模型框架和較為成熟的各國宏觀壓力測試手冊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內容多為宏觀壓力測試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國內外的具體實踐等，未能有很系統和深入的介紹，而對多種宏觀壓力測試模型的介紹和分析尚無涉及。
在實證方面，熊波［39］通過建立宏觀經濟因素的多元Logit回歸分析，并對結果進行假設情境的壓力測試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國內生產總值和通貨膨脹率這樣的宏觀經濟變量的確是影響中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該文只是借鑒了壓力測試的思想，使用傳統的方法，通過模擬情境下宏觀經濟因素異動，由Logit模型最終得出穩定性指標期望值的點估計來評價銀行體系的穩定性。這種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觀變動沖擊對銀行體系的影響，不能看出壓力情境下銀行面臨的最主要的信用風險的分布狀況，即貸款違約率的概率分布。
三、宏觀壓力測試方法流程及模型設定
（一）方法流程
宏觀壓力測試是模擬“危機事件”來估計極端卻可能的壓力情境下金融體系的波動。在宏觀壓力測試的框架中，其模型表示為：
Q(t+1｜t+1≥X=f(Xt，Zt)（1）
在（1）中 表示在模擬的壓力情境下評價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的指標的表現。在宏觀壓力測試模型中衡量金融部門波動性的最一般的方法是資本的潛在損失率。Q(·)表示衡量金融系統波動性的風險矩陣，衡量違約情況的指標例如貸款損失額主要通過模擬壓力情境下的點估計得到。在這種情況中，該條件概率值表示的風險矩陣較容易計算。而在險價值方法中，在任何給定的壓力情境下，資產組合的損失應產生概率分布，而不是前一種方法中的點估計值。框架中f(·)表示損失方程，該方程模擬了宏觀經濟沖擊對金融體系中加總的資產組合的影響關系。該方程可包含風險暴露，違約概率，相關性，回饋效應，以及宏觀經濟變量變動與系統層面金融穩定性表現的相互關系。
壓力測試的執行方式主要是通過情境設定，根據情境假設下可能的風險因子變動情形重新評估金融商品或投資組合的價值，整個程序通常分為兩大步：一是情境設定；二是重新評估。通常重新評估的方式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但是情境設定的方式卻有很多種選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是目前應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組風險因子定義為某種情境，分析在個別情境下的壓力損失，因此此類方法稱為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的事件設計方法有兩種：歷史情境分析（Historical Scenario）和假設性情境分析（Hypothetical Scenario）。其他方法還有敏感度分析（Sensitive Analysis）和極值理論法（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本文根據信用風險壓力測試的相關文獻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開發的FSAP（financial Sector ass ess ment programme)的手冊，將壓力測試的執行程序見圖1所示。
圖1 壓力測試流程圖
（二）模型的設定
本文將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礎上建立適合我國銀行系統信用風險評估的宏觀壓力測試模型。首先借鑒國外研究成果中關于宏觀經濟因素和貸款違約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設定。在此基礎上使用Logit方程將貸款違約率轉化為宏觀綜合指標，以指標作為因變量與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使得這一指標能夠很好地利用各宏觀經濟指標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觀經濟因素的選擇方面，參考國內外學者實證研究中模型的自變量，結合我國數據統計和披露特點等制約因素選取適合的宏觀經濟變量來構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貸款的平均違約率，Y是一個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綜合性指標，也可以將它理解為是反映銀行體系違約概率和各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的“中介指標”，X代表宏觀經濟變量。在利用歷史數據進行模型估計時，通過處理的違約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計的綜合指標的估計值。將其帶入（3）就可以估計出宏觀方程的系數，并以此估計出的方程作為進行宏觀壓力測試的基礎。而在執行壓力測試的時候，通過壓力情境的設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關宏觀經濟變量值代入估計出的（3）就可以得到壓力情境下的Y，再通過（2）就估計出了壓力情境下的銀行系統的違約概率。
公式（2）就是對貸款違約率進行Logit回歸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貸款的平均違約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的綜合指標。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觀經濟變量與綜合性指標yt的關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來模擬變量之間的關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階列向量，代表L個宏觀經濟因素構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隨機擾動項。截距α0是一個L×1階列向量；系數α1，α2…α1+m分別代表L×1階向量，系數β1…βn是L×n階矩陣向量。
公式（4）是關于各宏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模型。考慮到宏觀經濟因素采取的時間序列數據，可能存在變量的滯后性，因此對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P階自回歸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關性。在（4）中，0是L×1階的列向量， 1，…，p都是L×1階矩陣向量，φ1，…φq是L×q階矩陣向量，隨機誤差εt都是L×1階列向量。
在這個模型中，假設μt和εt是序列不相關的，并且分別服從方差協方差為矩陣∑μ和∑ε的正態分布。其中μt和εt相關的方差協方差矩陣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僅僅與Xt有關，而本文模型的設定更符合實際情況，yt不僅與Xt相關，考慮到宏觀沖擊的時滯效應，yt還與其滯后期的值yt-1，…，yt-n有關。
從（4）可以看出，模型不僅考慮到了宏觀經濟變量值之間的相互影響，模型的設定考慮到了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回饋效應。將銀行的表現對經濟的反饋影響通過在宏觀因素變量的自回歸方程中引入綜合變量來實現。通過各行業綜合指標Y的前期值對各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設定來反映現實世界中的金融與經濟發展的相互影響關系。
（三）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
根據各國的實證研究經驗和我國銀行體系業務發展特點，本文模型的變量選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數據，主要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宏觀經濟統計的特征以及經濟沖擊發生的持續時間來決定的。鑒于研究的宏觀層面，從數據的可得性及計算量考慮，本文的宏觀模型是基于整個經濟體系的，因此各宏觀經濟變量將不采用各經濟部門的統計值，而是采用本國的整體水平的統計值。
本文選取八個宏觀經濟變量作為解釋變量：
NGDP—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年增長率；
RGDP—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義基準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實際基準利率；
NLR—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的名義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的實際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RE—房地產價格指數；
2.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違約概率作為評估信用風險的指標，銀行系統的信用風險主要表現為貸款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率水平是評估銀行貸款質量的最直接的指標，違約風險可以用借款人在規定期限內的違約概率度量。Virolainen K對芬蘭銀行系統的違約概率進行的宏觀壓力測試分析中，對違約概率指標采取如下方式賦值：在研究時段內，某行業的破產機構數量與總的機構數量的比率為銀行體系面對的違約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銀行面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信貸風險壓力測試框架中，違約概率是逾期3個月以上的貸款額與總貸款額的比率。本文選取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十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信貸數據作為樣本，以平均的逾期貸款率代表貸款違約率，即以年末樣本銀行的總逾期貸款額與總貸款余額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樣本銀行的詳細數據欠缺，因此本文根據各類媒體披露的總的逾期貸款的變動率和貸款額的變動率計算出了這三年的逾期貸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詳細數據均來自中國金融年鑒和各銀行的年報。
四、實證結果
（一）模型估計
代入1990～2006年的宏觀經濟數據對上述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和模型估計，先用宏觀經濟變量的名義指標值和實際值，與引入的綜合指標Y的兩期滯后變量分別對Y進行回歸。從兩個模型的t檢驗指標看出，模型中GDP、LR、R作為解釋變量的參數并不顯著，而引入的Y的二階滯后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性也不顯著。因此模型的參數需要進一步調適剔除。根據經驗和宏觀經濟沖擊的滯后性往往為一年，因此模型中只引入Y的一階滯后變量。雖然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統計檢驗指標和D-W指標略微下降，但兩個指標值分別為0.987和2，仍是非常理想的檢驗指標值。在剔除掉一年期存款利率后，兩個模型各參數的t檢驗指標都非常顯著。但是以模型解釋變量的參數符號來看，通貨膨脹率CPI在以名義宏觀經濟變量值為自變量的模型中的系數符號為負，這表明隨著CPI的增加，Y值也會減小，經過Logit變換后的違約概率PD將會增大，顯然符合經濟學原理。而在關于實際變量的模型中系數為正號，這是違背經濟學原理的。所以本文確定以名義變量作為模型解釋變量的方程為最佳的宏觀經濟模型（見表1）。這說明我國銀行的信貸違約率對名義的宏觀經濟因素的波動更敏感。Marco Sorge、 Kimmo Virolainen（2004）利用wilson（1997）模型框架對芬蘭銀行系統的違約概率進行了宏觀壓力測試分析，宏觀經濟模型估計結果與我國上述情況類似，即名義的宏觀經濟變量對違約概率的解釋能力更顯著。
根據回歸方程的t檢驗（5%的顯著性水平），各宏觀因素指標的實際值對綜合指標的影響并不顯著，所以剔除不列入表內。從表1中可以看出，綜合經濟指標和各宏觀經濟變量指標的名義值關系顯著。且綜合指標的一期滯后值對各宏觀經濟指標影響均顯著。從關于綜合指標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也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貸款利率水平、通貨膨脹率和房地產價格的確是影響到我國銀行體系違約概率的顯著因素，而且綜合指標明顯受其一期滯后值的顯著影響。
（二）宏觀壓力情境的設定及其結果
本文選擇情境分析作為執行壓力測試的方法。針對模型所選取的宏觀經濟變量，我們設定兩個壓力情境：一種是GDP增長突然放緩的情境；一種是CPI上升到較高的水平（5%以上）。對于各種壓力情境下，反映壓力的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動幅度，可以通過以往的歷史相似情境數據或歷史經驗直接進行人為的設定。而本文在對銀行體系遇到極端情境進行構建之前，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對解釋變量NGDP、CPI進行了2008～2010年的簡單ARMA模型預測，作為我們構建的參考基準情境（baseline scenario）。
從表2可以看出，在設定的兩種壓力情境下，我國的銀行體系的信貸風險明顯增加，從模型預測估計出的貸款違約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隨著國民生產總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貸款違約概率增大，但幅度較緩。而隨著通貨膨脹率的驟增，違約概率出現大幅度的激增。這充分說明在壓力情境下，宏觀經濟變量對銀行系統信貸違約概率的沖擊效應非常顯著。從而判斷，通貨膨脹率的同等幅度波動對銀行體系信貸違約率值的影響更大。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在對比分析國外成熟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適合我國經濟環境的宏觀壓力測試模型。首先本文借鑒了國外研究成果中關于宏觀經濟因素和貸款違約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設定。在此基礎上使用Logit方程將貸款違約率轉化為宏觀綜合指標Y，以指標Y作為因變量與宏觀經濟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使得這一指標能夠很好地利用各宏觀經濟指標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觀經濟因素的選擇方面，參考國內外學者實證研究中模型的自變量，結合我國數據統計和披露特點等制約因素選取適合的宏觀經濟變量來構建模型。借鑒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選擇信貸風險的評估指標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貸款率作為模型中反映銀行體系信貸風險的指標。
結果發現：宏觀經濟變量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價格指數，房地產價格指數和名義流動貸款利率對銀行體系貸款違約率影響是顯著的。特別是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和通貨膨脹率指標，沖擊力較強。在關于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大幅下降和通貨膨脹率驟升的壓力情境設定下，銀行體系的貸款違約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關于通貨膨脹率的壓力情境下，貸款違約率的增長幅度高于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下降情境下的增幅。
本文研究結果對中國國情有著一定的解釋力，讓我們有信心支持這樣的研究思路的繼續開展。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銀行體系穩定性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在面臨假設的宏觀經濟沖擊時，化解風險的能力就顯得不足。當然我們構建的這些極端情形發生的概率都是極小的，畢竟中國經濟目前來看幾年內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是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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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宏觀壓力測試 銀行體系 信用風險 實證分析
一、引言
由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表明，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格局已經形成，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和溢出效應日益強化，現代金融體系呈現出高度復雜性、結構性以及同構性的特征。在嚴峻形勢下，各國金融管理當局不斷研發評估金融體系穩健性的工具。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2009年5月正式的《穩健的壓力測試實踐和監管原則》中強調了壓力測試的獨立地位，它應成為驗證計量經濟風險模型準確性的重要工具和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ICAAP）的組成部分。壓力測試也是金融穩定評估規劃（FSAP）中基金組織量化評估成員國金融風險的重要工具。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主要國家加大了運用宏觀壓力測試評估金融體系穩健程度的力度。2009年2月，美聯儲等美國金融管理部門聯合對19家美國銀行控股公司（BHCs）的資本情況展開全面壓力測試（SCAP），以期在經濟發展形勢不確定時，督促BHCs持有充足資本緩沖，降低銀行體系可能遭受的不可預期影響，并確保對有承貸能力客戶的信貸需求。2010年7月，歐洲銀行業監管委員會（CEBS）公布了91家銀行壓力測試結果，目的在于揭示歐洲銀行體系面對沖擊的準備程度，在經濟不佳以及歐洲債務出現危機的背景下，壓力測試結果顯示超九成銀行達標，為穩定債權人信心，促進市場快速恢復發揮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國內開展壓力測試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的進程也在快速推進，銀監會于2007年12月了《商業銀行壓力測試指引》，督促商業銀行加大開展壓力測試的力度。但縱觀國內壓力測試的開展情況，總體呈現出“宏觀壓力測試少，微觀壓力測試多；自上而下的少，自下而上的多”等特征，表明宏觀壓力測試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有非常廣闊的拓展空間。
二、研究設計
（一）壓力測試的基本理論巴塞爾銀行全球金融系統委員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壓力測試定義為利用一系列方法來評估金融體系承受罕見但是仍然可能的宏觀經濟沖擊或者重大事件的過程。Berkowetz（1999）認為壓力測試是關注于“尾部”事件的一類特殊風險模型。在微觀領域，可以作為風險度量工具VaR的重要補充，幫助金融監管當局更好地監管個別金融機構的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在宏觀領域，可以通過研究銀行間市場的傳染效應、反饋效應以及信貸衍生品市場發展引起的風險問題來對金融系統穩健性做出評估。將壓力測試方法引入實務領域加以運用是我國近年來才展開的內容，相關學者對此做出了積極探索。其中黃學元等（2006）提出了一個信用風險的宏觀壓力測試實證架構，利用其檢測了香港銀行體系受到宏觀經濟沖擊時的抗壓能力；徐明東、劉曉星（2008）詳細分析比較了國內外主要宏觀壓力測試架構及方法；徐光林（2008）運用線性模型，重點測試了GDP增速等指標惡化時，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擴張的受影響程度。張志暹、邊永平（2008）運用VAR模型和蒙特卡羅模擬分析，揭示了甘肅銀行體系在面臨經濟沖擊時所暴露出來的脆弱性及其承受沖擊的能力。華曉龍（2009）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利用假設情景定量分析了宏觀經濟波動對中國銀行體系貸款違約率的影響。本文在研讀壓力測試文獻和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的基礎上，嘗試設計了“極端且合理”的宏觀壓力情景，并構建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宏觀壓力測試實證分析模型，試圖從數量關系上刻畫在宏觀壓力情景下銀行體系信用風險水平的變遷情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政策實踐性。
（二）壓力指標的選擇 本文選取代表銀行體系信用風險的不良貸款率（NPL）作為承壓指標和被解釋變量，選取具有重要影響的宏觀經濟變量作為壓力指標和解釋變量，通過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反映解釋變量（壓力指標）和被解釋變量（承壓指標）之間的映射關系。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NPLi，t=αi+βj， t+λx， t+y， t-1……+εi，t（1）
其中，αi代表常數項；j、x、y為表征壓力指標的宏觀經濟變量，β、λ、為模型回歸系數。考慮到宏觀壓力指標（GDP同比增速，M2同比增速等）對銀行體系資產質量存在滯后期影響。因此，模型中引入解釋變量的時間滯后效應t-1；εi，t代表隨機誤差項。一般認為，為避免解釋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性、保證模型處理的有效性，納入模型的壓力指標不宜過多，因此本文將對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率影響最為顯著的3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這三個指標經過模型獨立性檢驗和相關性檢驗以后篩選得到，篩選過程從略）納入模型，包括：一是GDP同比增長率（GDP）。GDP是反映宏觀經濟運行景氣程度的核心指標，理論及實踐表明，GDP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二是M2同比增長率（M2）。近年來，由外匯占款規模不斷擴大引發的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深刻影響著銀行的經營行為和實體經濟融資的可獲得性，從而對投資、消費等實體經濟活動產生明顯的制約或強化效應，由此使得M2與實體經濟的景氣循環及發展形勢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并最終影響到銀行體系的信貸資產質量。三是商品房銷售價格平均增速（FJ）。房地產行業已成為我國的支柱產業，房地產貸款在銀行業貸款中的占比近年來不斷提高，以開發貸款為例，2009年銀行信貸資金已占到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的34.48%。因此房地產貸款已成為影響我國銀行體系穩健程度的重要因素，有必要關注以房價為主的宏觀經濟變量對銀行體系信貸資產質量的影響。
（三）宏觀壓力情景的設計 為體現壓力測試的主旨及意義，設計宏觀壓力情景應符合“極端且合理”的原則，這要求情景中既要體現引發金融風險的小概率事件，將測試目標定位于尾部風險，又要保證情景發生的可能性，使測試結果具有參考意義。由于平衡上述兩方面的難度較大，因此壓力測試諸多環節中，關于設計壓力情景的討論和爭議總是最多的。在設計方法方面，成熟市場經濟的金融管理當局或IMF等國際性金融組織一般運用宏觀經濟生成器（如一般均衡動態方程組）進行測試；普通實證分析或業界實務采取歷史情景法或專家設計法（即假設情景法）較多；本文采用歷史與假設結合的方法設計壓力情景。根據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內外部主要矛盾和主客觀方面因素，本文對有可能產生大量銀行壞賬的極端宏觀經濟發展形勢分析如下：實體經濟方面，2009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仍在持續。外部經濟低迷使我國外貿出口行業繼續萎縮，此外，節能減排壓力也將成為牽制GDP增長的重要力量；貨幣政策及價格調整方面，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為刺激本國經濟，繼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泛濫在造成我國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同時還引起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政策措施方面，為防止流動性過剩帶來的信貸猛增、通脹引起的“負利率”以及資產泡沫，央行將通過多種方式加大回收過剩流動性的力度，甚至采取加息等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同時，迫于來自貿易逆差國的壓力，人民幣重啟升值通道。此外，為保障民生，政府將會加大平抑房價的政策力度。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失速，加之2009年貸款增幅過高、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過大等影響銀行業穩健運行的隱患尚未消除，銀行體系信貸資產質量面臨嚴峻考驗。將上述宏觀壓力情景轉換為GDP、M2和房價3個壓力指標的沖擊強度，需進一步分析3個指標時間序列數據的歷史變遷情況，計算出分位數及其所代表的發生概率（表1）。參考上述壓力指標歷史數據的統計參數及其所反映的發生概率，結合當前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認為GDP、M2具有“極端且合理”的特征。對于房價平均增速，本文認為借鑒銀監會于2010年初部署的壓力測試沖擊強度較為合理，即房價較2009年底下降10%、20%和30%。據此設計出量化的壓力情景如（表2）。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近年來，由于商業銀行內在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外部經營環境的優化等多種原因，17家銀行的匯總不良貸款率數據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圖1）。圖中顯示出不良貸款率的時間序列數據呈現出較強的單邊下滑趨勢，以2005年3季度末為分界點，之前呈現快速的下降趨勢，第4季度小幅上升， 4季度末又重啟下降通道，但趨勢明顯放緩。由于整體趨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因此在認為整體趨勢是由銀行經營內外部條件趨好的前提下，以分段線性函數擬合不同階段不良貸款率趨勢線的結果如（圖2）。為保證實證結果更加擬合現實狀況，首先需要對趨勢項進行剔除，處理方法為不良貸款率減去趨勢（NPLM= NPLyi），最后得到的是能夠反映宏觀經濟對不良貸款率影響的波動情況。由于波動的絕對數值較小，且假設在具有足夠長時間序列的情況下承壓指標（NPLM）和壓力指標（GDP等）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為了獲得更好的擬合結果，進一步將其標準正態化，方法為：（X-期望）/標準差。
（二）回歸分析運用標準化處理之后的承壓指標與壓力指標，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GDP、M2和房價影響信貸資產質量的滯后效應，在回歸時對3個壓力指標均加入1-4期的滯后項。在保證宏觀經濟對不良率影響的意義與主觀判斷一致的前提下，剔除不顯著的回歸結果，系數估計見（表3）。總體看，模型的擬合度較高，且一般檢驗效果較好。3個壓力指標中，滯后4期的GDP、當期M2的回歸結果顯著，對于不良貸款率變化的解釋度較高。而商品房銷售價格平均增速對于不良貸款率的解釋相對較弱，但該指標的滯后效應非常明顯，滯后3期的顯著性明顯增強，且標準誤差值達到最低。三個指標的回歸結果都符合一般的經濟學意義，即滯后4期的GDP、當期M2和滯后3期的房地產銷售價格平均增速與不良貸款率呈現負相關關系。進一步分析模型回歸結果可知，3個壓力指標中，M2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為GDP，房價對銀行體系信貸資產質量變遷的解釋力相對較小。運用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結果，建立如下方程實施壓力測試：
NPLM=-0.253*GDP-0.362*M2-0.095*房價（-3）-1.33
（-1.99） （-2.11） （-1.59）
將宏觀壓力情景代入上述方程，得到的壓力測試結果如（表4）。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仍然存在諸多有待改進的方面，一是實證分析數據仍然較短，雖然理論上作為承壓指標的宏觀經濟變量服從標準正態分布，但收集的建模數據較短不支持此假設，影響了模型估計效果，此外有關數據的時間序列還未經歷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擬合效果。二是本文采用經典線性回歸模型，盡管估計效果較好，但仍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實中復雜的經濟關系。基于上述幾方面問題，應對壓力測試結果持一定的審慎態度，在此前提下，本文實證結果分析如下：首先，壓力指標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通過估計系數判斷，M2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最大，GDP次之，房地產銷售價格平均增速的影響最小。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此進行解釋：一是流動性的充裕程度與GDP、房價存在密切關系，間接影響信貸資產質量；二是由于主動（金融危機以來實施的積極貨幣政策）和被動（外匯占款）增加的M2深刻影響著銀行經營決策的審慎性，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著信貸資產質量。其次，宏觀壓力測試結果顯示，重度沖擊下的不良貸款率達到6.05%，低于自2003年以來不良貸款率的平均值，一方面表明近年來銀行體系不良貸款率的下滑主要源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水平和經營審慎性的提高，宏觀經濟循環對于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的影響程度相對次之；另一方面假設壓力情景下形成的信用風險損失對銀行體系的影響相對有限。最后，壓力指標對不良貸款率的滯后影響各不相同。其中M2、GDP的影響是當期的，房地產銷售價格平均增速的影響滯后三期。這一結果說明M2、GDP的先驗關系尚不明朗。凱恩斯理論認為貨幣當局通過控制M2影響GDP，但由于近年來我國M2處于被動超發局面、金融危機產生的救市效應等其他因素影響，M2與GDP對信貸資產質量的影響未符合預期。而房地產市場波動產生的財富效應首先影響人們的心理因素，繼而影響開發商的投資決策，隨后影響鋼鐵、水泥等上游行業的生產與庫存，因此對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的傳導時滯較長。
（二）建議 實踐和理論證明，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的變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結合壓力測試的實證分析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商業銀行應密切關注宏觀經濟形勢及其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采取一定程度的逆周期經營策略，例如在M2大幅增長以及經濟增速較快時，應能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強化放貸的審慎原則、提高貸款審批標準，以此確保信貸資產質量。此外，應前瞻性的根據經濟形勢把握好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節奏與力度，提前制定和調整本行的信貸政策。如在房地產價格快速增長時，應能及時控制對房地產行業及其密切聯系的上下游行業的信貸投放力度。二是央行作為管理流動性的政策主體，雖然不直接制定和實施銀行監管措施，但應運用相關法定職責參與銀行體系資產質量的控制。宏觀上應確保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加大對過剩流動性的回收力度，維持資產價格以及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為商業銀行提供穩健有序的金融運行環境；微觀上應加大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定向票據、窗口指導等政策的實施力度，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結構化調控，確保金融機構貸款的合理有序增長。三是銀監會應探索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風險預警體系，關注在信貸高速增長、宏觀調控政策調整以及經濟形勢突變之后銀行的集中度風險、行業信貸風險等重要的風險源頭，及時分析風險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加強對銀行的風險提示。此外，除了組織商業銀行開展微觀壓力測試以外，還應常態化開展宏觀壓力測試，從宏觀審慎管理的角度及時評估和揭示銀行業運行中存在的薄弱環節和脆弱性，以增強出臺和調整監管政策的實效性和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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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信用風險 美國債券 收益率 違約率 資信評估
提出問題
信用風險是金融活動中的基本的風險類型,也是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必須正視并應著力控制好的一種風險。它是指證券公司在開展業務時，由于合同的一方不履行或在其結算過程中交易對手的違約，或由于交易對手的信用等級下降，給證券公司帶來損失的風險。
經濟學家、銀行家與分析家采用許多不同模型來評估貸款和債券的違約風險。這些模型從相對定性到高度定性不盡相同，但又不互相排斥。金融機構管理者可以使用一種以上的模型來進行信貸定價或制定貸款的分配決策。例如在多期的貸款或債券市場上，信用風險評估的債券期限結構模型就可以幫助我們確定違約風險和違約概率的問題。下面我們針對美國兩年期債權的違約風險建立模型，詳細介紹如何從利率的期限結構中得到這一兩年期貼現債券的信用風險。
建立模型
假定在某一特定的風險等級對于（美國）國債和公司債券來說，即存在1年期的又存在2年期的貼現債券，為簡單起見，我們希望從風險評級等級劃分為B級（可以任意假定）的公司借款者收益率曲線中分離出多期違約率的市場預期。如圖所示，美國國債和公司債券收益率曲線都是向上傾斜的。
首先看一下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投資者的無套利要求，購買并持有2年期美國國債貼現債券至到期日的收益率正好等于：投資于目前的1年期貼現美國債券，然后在第1年的年末以預期的1年期遠期利率將本息再投資于一種新的1年期貼現美國國債的預期收益率。即：
(1+i2)2=(1+i1)(1+f1)
我們可以從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中直接觀察到1年期和2年期美國國債的現行必要收益率，即i1＝10％，i2＝11％，則
(1+i2)2
1.112
1+f1=――――――=――――――=1.12
1+i1
1.1
對于公司債券收益率曲線，我們使用相同的分析，以推出公司債券的1年期遠期利率。目前的收益率曲線表明，適用的1年期貼現債券的收益率為15.8％，而兩年期債券的收益率為18％。未來一年的1年期公司債券利率（c1）的預期值，反映市場對這一等級借款者的違約風險的預期以及影響到f1的更一般的時間價值因素：
(1+k2)2
1.182
1+c1= ―――――=―――――=1.202
1+k1
1.158
或c1＝20.2
1年期債券的預期利率可以產生一個估計值，即對1年期公司債券在1年期間償還的預期概率的估計值，或者我們稱之為p1的值：
1+f1
1.12
p1=――――=―――=0.9318
1.c1
1.202
這樣，兩年的預期違約概率是：1-p2＝1-0.9318＝0.0682或6.82％
以類似的方法，可以從美國國債及公司債券期限結構中得出對兩年后的1年期利率的預期值，兩年后作出的1年期貸款的償還概率為：
1+f2
p3=――――
1+c2
其中f2為兩年后新發行的1年期國債貼現債券的預期收益率，c2為兩年后新發行的1年期公司貼現債券的預期收益率。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B級風險等級公司債券未來一年預期違約概率完整的期限結構。
迄今為止，美國已擁有一整套先進的信用風險分析技術，以及在信用評級行業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信用評級體系。那么與有著將近百年發展歷史的美國信用評級行業相比，我國信用評估目前存在著許多問題：
在信用風險分析方面
目前我國的信用分析技術仍處于傳統的比率分析階段，銀行機構主要使用計算貸款風險度的方法進行信用風險評估。
信用風險的分析仍然是以單一投資項目、貸款和證券為主,衍生工具、表外資產的信用風險以及信用集中風險的評估尚屬空白。
分析方法簡單，沒有集多種技術于一體的動態量化的信用風險管理技術。
在資信評級行業方面
雖然我國資信評級業已有十多年歷史，但從整體上看還處于初始起步階段，市場經濟特別是金融資本市場不發達，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善，使評級市場的需求不足。
市場對評級作用認識不高，具有一定規模、運作規范、有廣泛影響力的評級公司不多，特別是沒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評級公司。
評級公司之間競爭激烈，很多公司利用非市場因素開展不適當競爭。
評級機構的獨立性不強，多數評級機構由金融部門組建，服務或依附于金融機構。
評級方法過于簡單，國內目前采用的是較為普遍的“打分法”信用評級制度。
在以后的發展中，我們應博采眾長、引入科學方法來確定有效指標,并建立準確的定量模型來解決信用評估問題；同時還要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盡快建立既適合中國資本市場又能與國際標準接軌的資信評級體系，培養出中國的“穆迪”和“標準普爾”。
參考資料：
第9篇：信用風險評估范文
關鍵詞:體檢中心；風險管理；護理糾紛；滿意度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健康的需求逐漸提升，由從前的生病就醫發展到定期對身體體檢的習慣【1】。體檢中心也更受人們青睞，體檢業務也呈逐年增長趨勢。但由于護理人員與體檢者接觸時間相對較緊迫，一些護理細節稍不嚴謹處理，易導致護理差錯和護理糾紛的發生，大大提高了護理風險的發生率【2】。因此，建立良好的風險管理制度，能有效降低風險系數，為體檢者提供更好的護理服務。本文通過對我院門診體檢中心2013年5月實施護理安全風險管理對策后，取得較滿意的臨床成效，現將成果匯報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在我院體檢中心進行體檢的1000名體檢者作為對照組的研究對象。選取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在我院開展護理風險管理期間的1000名體檢者作為觀察組。其中對照組中男性578名，女性422名，年齡20～70歲，平均年齡（42.3±6.22）歲，文化程度：大學及以上412名，高中375名，初中及以下213名；觀察組中男性567名，女性433名，年齡19～70歲，平均年齡（43.2±5.97）歲，文化程度：大學及以上408名，高中387名，初中及以下205名。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學歷等一般資料，經統計學比較，無統計學差異性（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護理風險誘發因素每日固定護理人員現場進行風險調查評估，結合相關的資料和書籍并及時組織護理人員進行討論分析，總結潛在護理風險因素包括：①體檢者因素：對醫務人員的期望值較高，希望得到較多護理人員的關心，多給一些建議和知識講解。因此，護理服務不周到，沒滿足體檢者的需求易造成體檢者的不滿情緒，易引發護理糾紛事件；②護理人員因素：缺乏專業的理論和操作技能，例如靜脈采血未能一次成功、健康宣教不到位等引起患者不滿意，造成護理糾紛發生。③環境因素：空間小，布局欠合理，內科和抽血穿插一起，一層樓常聚集較多體檢者，難分診，體檢者互相影響。秩序混亂，影響體檢者的情緒，導致體檢者情緒激動，從而引發護理投訴。因為人多，體檢者大聲談話，影響醫生聽診；影響健康知識宣教；影響護士抽血前、中、后的查對，包括：體檢者身份、年齡、性別、抽血項目、試管選擇的核對，漏抽血（空試管），影響體檢質量。引發護理糾紛。④管理制度不健全：體檢流程不合理，體檢者分診不合理。沒有建立具有針對性的風險管理制度，導致護理工作落實不到位。
1.2.2根據誘發因素進行相應的風險防范
1.2.2.1 完善體檢中心管理制度針對護理人員所評估的誘發風險因素，建立有效的護理風險保障制度。護士長組織護理人員，每日利用半小時時間共同學習風險管理政策內容和相關法律知識，以強化護理人員的風險意識。護士長通過不定期的護理成員考核，將所得成績記為年終總評。通過考核方式讓護理人員提示護理知識，并時刻讓其提高警惕心理，從而提升體檢中心的服務質量。
1.2.2.2 提高護理人員技術水平和職業道德素質護士長每月安排一次技能培訓。通過培訓強化護理人員的專業技能及應急事件處理能力，例如暈針時的緊急處理措施。同時，加強護理人員的思想教育，堅持以人性化護理服務為宗旨。護理人員只有具備良好的服務態度和扎實的理論知識，才能獲得體檢者的滿意評價。因此，護理人員要多與體檢者進行溝通交流，及時解決體檢者提出的疑問。靈活運用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解決體檢者的需求問題【3】。為體檢者進行治療時做到“請”字開頭，“謝”字結尾。
1.2.2.3 積極改善體檢中心環境及服務為了便于提高檢查率，實施全程導診服務，每間診室的體檢者均采取排隊取號就診模式。同時，加強醫護人員的配備，過量的工作負荷是誘發風險的關鍵因素。體檢者進行檢查時，每間診所盡可能僅安排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和一名體檢者，這樣能有效保護好體檢者隱私，給體檢者一個較寬敞的就診環境。對候診的患者根據其所取號的科目，進行健康知識宣教。同時，為每位體檢者講解正確留取標本的方法和檢查時的注意事項。照顧好年老體邁的體檢者，給予輪椅免費使用，必要時可開通綠色通道。對未婚女性進行婦科檢查時，詳細告知檢查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處女膜可能被破壞），為孕婦進行檢查時，必須詳細解釋檢查的目的和不良后果，并獲取其同意方可執行。
1.2.2.4 不斷總結工作經驗，改進體檢流程整改分診流程，由原來二樓改為一樓分診，部分護理人員提早15分鐘上班，增加分診護理人員，直接從一樓分診導診到各層樓，減少二樓體檢者的人流，保持每層樓環境安全安靜，減少醫療護理隱患。
1.3效果評價通過制定相關的調查問卷，對進行調查研究的患者進行問卷調查。比較兩組患者對護理人員的技術和非技術的滿意情況，分為非常滿意、滿意和不滿意三種情況。滿意度=（非常滿意+滿意）×100%。
1.4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分析，凡計數資料用構成比或率形式表示，采用χ2檢驗。
2結果
2.1通過問卷調查，比較實施風險管理前后，患者對護理人員的技術和非技術的滿意度比較，詳見表3。
表3 實施風險管理前后，患者對技術性及非技術服務的滿意度情況比較[n(%)]
3 討論
隨著時代不斷更新進步，法律體系愈發完善，人們通過運用法律手段保護自身利益的觀念較前增強。護理是個特殊服務行業，稍有疏忽大意便能導致護理糾紛和投訴事件，使護理風險程度大大提高【4-5】。人們常用“前腳進病房，后腳進牢房”來形容護理工作性質的艱難。然而，護理風險卻貫穿整個護理服務工作，因此護理人員只有持有嚴謹的工作作風、扎實的理論知識和規范的技能操作，才能保證護理過程的安全性【6】。
本研究通過對體檢中心進行護理風險因素評估，從而制定有效的風險干預對策。同時，通過加強護理人員的專業技能水平，培養護理人員的嚴謹慎獨工作思想，有效的控制了護理風險的發生率。本研究結果表明，運用護理風險管理制度后，護理人員對患者實施的技術性和非技術得到了患者的肯定，技術的滿意度高達98.8%,非技術的滿意度高達96.8%，明顯優于實施前的滿意度，經統計學比較，差異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
綜上所述，體檢中心護理工作任務繁重，與體檢者接觸最為頻繁。實施護理風險管理制度后，增強了護理人員的安全意識和風險意識，有效降低了護理糾紛和護理投訴的發生率，提高了患者對護理服務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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