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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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制度是用來制約人們行為的一個框架，它是人們生產、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想要在復雜的局勢中立足，就必須要完善自身經營的各項制度，從而確保企業穩健快速的發展。

一、優化企業內部管理環境

良好的內部管理環境是構建企業會計工作內部和諧制度的前提，只有優化企業內部管理環境，才能確保會計工作的規范，保證企業穩定有序發展。我公司即江蘇高速公路石油發展有限公司自2002年2月成立以來，不斷優化自身的內部管理環境，嚴格規范會計工作，完善收支分配、經營指標等各個環節，事實證明，這不僅能夠促進企業會計工作內部和諧制度的構建，同時有利于企業的經營和收益。

二、樹立先進的企業文化

樹立先進的企業文化是企業發展的有力保障，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競爭力。在日常經營中，我公司力爭在注重效益的同時重視企業文化，彰顯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觀，遵循誠信原則以及公平競爭原則，提倡員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幫助、相互信任，從而確保公司穩定較快的發展。近年來，我公司分別經營了京滬高速、沿海高速、連徐高速等江蘇省境內多條高速公路沿線64個服務區加油站，基于我公司點多、面廣的特點，在日常經營中公司充分體現和宣傳企業文化，使優秀的企業文化滲透到員工的一言一行，從而深入到每一位客戶的心中。在制度經濟下，良好的企業文化是構建企業會計工作內部和諧制度的基礎，只有樹立起良好的企業文化，才能確保會計工作的誠信可靠。

三、提高從業人員的職業素養

無論是哪一個行業，從業人員的職業素養都決定著行業的經營和發展，在實際運營過程中，我公司致力于全面提高員工的職業素養，由此為公司取得了頗為豐富的效益。成立初期，我公司從業人員大專以上學歷的職工僅占公司人數的8%左右，高水平的專業技術人員更是鳳毛麟角，不過，在之后的經營中，公司一直注重員工的職業素養，迄今為止，公司員工的學歷以及專業技能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就財務審計部門而言，從公司成立初期只有一名會計師，到現在擁有一名高級會計師，四名會計師以及一名審計師，公司不斷壯大高素質人才隊伍，促進了公司經營的健康有序，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仍會不斷致力于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從而促進企業會計工作內部和諧制度的構建。

四、建立會計監督機制，確保財務活動透明

會計工作的開展必須要有監督機制對其進行約束，這種監督約束要貫穿在會計活動的每一個環節，確保企業各項財務活動的透明，這方面，我公司主要通過以下幾點來實現。

第一，對企業的銷售收入進行監督，確保銷售收入的透明。我公司從2008年起，開始使用SAP零售管理系統，實行機制帳表，淘汰了手工帳，從而減少了人為舞弊的可能性，其次，業務部門能夠隨時對各站點的銷售量進行遠程查詢，財務部門也能夠對各站點收入的入賬情況進行核對，有力的保證了企業銷售收入的透明。

第二，對企業的成本、費用進行監督，確保成本、費用的透明。在經營過程中，我公司對經營成本和各項費用都進行嚴格監督，并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例如，起初公司是根據各加油站上報的數據安排進貨量，這種進貨方式往往帶有盲目性，后來經過改革，依托中石化的二次物流系統，我公司科學地管理加油站庫存，實現合理配送，透明運作，同時也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第三，對企業的現金流量進行監督，確保現金流量的透明。目前，我公司實現了資金網上支付，不但節約了人力成本，促進了資金的合理調度，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實現了對現金流量的實時跟蹤，保證了企業資金流量的透明。

通過以上幾點內容的實現，使得我公司的會計工作十分穩健，因此，要構建企業會計工作的內部和諧制度，就必須要建立起完善的監督機制，確保企業財務活動的透明，保證會計活動真實可靠。

第2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關鍵詞：股份制；國有經濟；股東權；自益權；公司治理

一、股份制的概念及性質

股份制是指以投資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分屬于不同所有者的生產要素集為一體，統一經營，自負盈虧，風險共擔，按股份分利的資本組織形式和運營方式。股份制本身是中性的，不具制度屬性。不能籠統的說它是“公”，還是“私”。股份制誕生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土壤，但它是生產社會化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產物，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及與之相伴隨而產生的股權與產權的“分離”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股權只代表一般財產權而非企業產權，只有控股權才代表企業產權的控制權，才有資格取得法人代表地位。

二、股份制的作用及其特點

從放權讓利的國有企業改革到推行股份制再到股份制經濟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說明我國公有制逐步采取了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同時也說明了股份制對公有制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股份制有利于擴大公有制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

股份制能夠容納不同發展水平的生產力，可以使分散的生產力迅速成為集約生產力，從而有利于發揮資本和勞動的整體效力。

股份制能夠兼容不同性質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形成一個既相互制衡又共同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從而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股份制是一種能夠主動運用社會資本力量，同時接受社會資本大眾監督的有效形式。國家和集體控股，可以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股份制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增強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活力。

由上述可知，股份制有很強的兼容性，是公有制及國有經濟的理想選擇，是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狀況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求。股份制經濟的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在不觸動各種所有制的財產權所有制的同時，通過所有制和經營權的分離，形成各種所有權的經營實體。這種經營實體既可以保持各種所有權的獨立性，又能共同使用交叉的經營空間，共同開拓新的經營空間，有利于克服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封閉性，實行開放經營，有利于各種所有制擁有的資源在廣泛的經營空間內流動，優化組織和充分利用。可見股份制能將不同所有權融為一體，通過股權形式實現不同所有權的聚合是未來國有經濟完成改制所采取的主要實現形式。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主要形式，其政策含義非常重要。一是要更加積極地推進國有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積極吸引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改組；二是今后要盡量少搞國有獨資企業；三是國有投資公司，控股公司也可向非國有企業參股，但要公平競爭，不能依仗政府強令推行；四是重要的企業需要國有控股，要盡可能相對控股。個別仍需國有獨資的，要由多家國有主體共同控股，使出資主體互相制約；五是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必須考慮如何更好的利用控股公司，投資公司等對不同類型企業控股或參股，從事資本經營，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隨著國有企業多元化產權關系的形成，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目標就能夠在運營中實現，使原來沉淀的大量國有資本順暢地流轉。

三、國有經濟選擇股份制

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我國股份制的實踐，因此要以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積極推進股份制成為國有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一）發展國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制企業是推行股份制成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基本途徑

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要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在調整中逐步完善和發展股份制。如果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國有資本一般要保持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絕對控股就是國有資本占51%以上股份，相對控股是由于股權分散，國家掌握20%―30%的股份即可達到控股的程度）。國家今后新建的企業要注重采用股份制的資本組成形式和經營方式，進一步探索建立國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具有持續生機活力的股份制企業。

（二）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推行和發展股份制經濟的基本條件

在投資主體多元化，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董事會，成為企業的最高權利機構，由股東會產生董事會，作為企業的決策機構，由董事會聘任經營管理者，作為企業管理的執行機構，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營管理者三者之間形成制衡機制，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從而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

（三）推行股份制能夠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增強國有經濟的影響力和帶動力

推行股份制有利于國有資本流動重組，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股份制企業提供了一種明晰的財產組織形式，便于國有資本通過資本市場在不同行業和企業間流動，國有資本可以轉讓股權，推出資本回報率低和經營管理不善的企業，避免國有資產閑置，還可以在資本市場上購買其他股票，“借雞生蛋”；推行股份制有利于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和真正的市場主體。

（四）發展股份制有利于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增強控制力和實行真正的政企分開

股份制有利于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實行股份制經濟，有利于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性企業退出而轉向投入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從而增強國家經濟的控制力；股份制的“兩權分離”特征，有利于固有企業在改革中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股份制還有利于實現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分開。

綜上所述，股份制可以使國有經濟的資產順暢地流轉起來，把國有資本配置到能夠發揮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領域，推進國有經濟戰略調整步伐和提高國有資產重組質量，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股份制還可以使國家通過“控股”來保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使國有企業實現自主經營，成為一個活的經濟實體，使國有經濟這種公有制形式在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中得以實現。

國有經濟選擇了合適的經濟制度，剩余的就是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的實質是股東權的合理配置問題。

四、股東權概念的正確理解

股東是因出資而取得公司股份的公司成員，股東也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但不是公司對財產的共同所有人，他們以共有人的名義所持有的權利和義務由股份衡量；股東權是股東對股份的所有權，是一種財產權；股東權是一種非財產權，但包含財產權內容，是區別于股權的一種社員權，股東權是一種以非財產權為主要內容之一的權利，是基于股東股份產生的一種法律地位，股東權是公司股東作為公司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而享有的所有者的權利。

股東權包括自益權和公益權兩部分，自益權以收益權為主，包括：分紅權、股份轉讓權、優先權和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而公益權主要為非財產權利，包括：知情權、質詢權、表決權和大股東表決限制權等，相對與收益為主的自益權而言，企業的治理癥結在于股東權的配置即尋求股東公益權的最合理實現方式。

五、股東權的配置

在我國，隨著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出現，尤其是國有經濟選擇股份制，股東權之間的要求與沖突也顯現出來，由此出現的多元化主體尋求股東權的合理配置成為理性的要求。

董事制度的變革之所以與股東權配置有必然聯系，在于無論是否采用董事會中心主義的公司治理，均是以董事會為股東權沖突的連接機構。董事的股份累積選舉制就是合理配置股東權從而傳導董事會進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模式之一。股份累積選舉權規則起源于美國依利諾伊州1870年所制定的憲法第3章第11條。日本在1950年修改公司法時也仿照了美國的條例，我國臺灣1966年修改公司法時第198條規定了這一法則，并要求強制執行。其方法為：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董事相同的人數的表決權，可集中選舉一人，也可分散選舉數人。實質上是將股份按擬選董事人數放大后，賦予股東以集中或分散選票的權利，同時避免了控股股東利用控股權重復投票給自己董事的情況，這種方法絕對排除了控股股東壟斷董事會的情況。

如：控股股東持有公司1000萬股份，其余全部股東累計持有800萬股份，公司擬選董事5人，按我國現公司法選舉原則，如果控股股東推薦董事5人，每一候選人均獲1000萬股份的支持，而其它股東無論推選多少候選人，始終不會超過800萬股份的支持，這使得其他股東沒有候選董事達到法定要求。如果采取股份累積選舉法，則能完全克服。同樣持股，控股股東如推選5人候選董事，則每人只獲得1000萬股份支持，但如果其它股東聯合推選4人，則每一人可獲1000萬股份支持，與控股股東的候選董事股份支持相同，從而確保了其它股東能共同推選與其股份相對應的董事，有效的防止國有經濟的壟斷，有利于國有經濟的順暢發展，這樣形成的董事會客觀上代表了更多股東的利益。對中國而言，有必要強制執行股份累積選舉法，如何利用股東權合理配置達到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目的，仍需我國在將來的發展中進一步思考與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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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志軍.對股份及股份公司財產關系的再認識[J].中國法學,1988(3).

3、武憶舟.公司法論[M].三民書局出版社,1980.

第3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分享型經濟與十提出的“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是一致的，它是這一機制范圍的拓展，分享型經濟把“合理共享機制”中的公共資源范圍，從公共品擴展到整個可分享的公共和商業資源（例如將商業性的電子商務平臺，也納入“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其本質在于，借助先進生產力，使公共資源范圍極大擴展，從而使社會主義獲得新的、符合市場規律的發展動力。

以往與傳統工業生產力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的缺點在于，第一，難以實現公有制經濟、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與非公有制經濟在機制上的高度協調，難以實現公有制內部承擔企業公共責任與提高企業競爭力的兼顧（例如央企承擔普遍服務義務與提高利潤難以兼顧）；第二，民生外在于機制，需要通過轉移支付、二次分配來實現，從縮小基尼系數出發，實際總是擴大基尼系數。

分享型經濟的制度創新機理在于，第一，由于在支配權上采用公有制形式，而在使用權上采用非公有制形式，將二者之間的矛盾統一于生產資料可零成本復制上，有效實現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和諧統一；第二，將民生內生于機制中加以實現，為民眾夢想提供實現機會。

分享型經濟的最大機制優點是可以同時兼顧改革、發展和公平的統一。其機制上的優點在于：

——有利于進一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二元發展的缺陷往往在于，在事實上形成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壁壘，并且損失效率（例如電信運營商發展寬帶的低效率）；而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難以形成，又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分享型經濟最大特色在于將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納入同一個利益共同體（如產業鏈或商業生態系統），有利于形成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大協作（例如中國電信與網易共同組建宜信，由競爭對手變為競爭伙伴）。

——有利于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活力，為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第一，與傳統工業生產力相適應的經濟機制，將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當作兩種不同經濟，處于“主體”與“共同發展”并行關系，在實踐中往往形成低水平的封閉型經濟發展，國有資本進入有利可圖的高度競爭領域，而非公有制經濟難以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難以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而分享型經濟將二者統一在同一個經濟的兩個不同層次（如免費的平臺層與收費的應用層），有利于在“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中實現公有（分享）與非公有（效率）的經濟目標的統一。第二，與傳統工業生產力相適應的經濟機制，僅在生產關系層面解決經濟發展活力問題，而分享型經濟在生產方式層面（例如通過商業模式創新、戰略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活力。表現為前者更適合簡單市場環境的簡單競爭，趨向低端價值（如傳統“中國制造”）；后者可以適應復雜市場環境下的復雜競爭，并創造高端價值（如海爾的“人單合一雙贏”）。

——有利于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

現存問題在于，一方面，政策上大力倡導的民生目標，缺乏硬性的機制約束，表現為宏觀民生目標與微觀利益機制脫節。宏觀政策導向與微觀利益導向背離；另一方面，國際競爭形勢決定了，中國不可能通過福利國家的道路超越階段解決民生問題。分享型經濟的制度創新既超越資本主義福利制度，又超越傳統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式或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

第一，采用分享型經濟解決民生問題，實質是通過競爭性機制達成福利效果。文章不是做在二次分配、轉移支付上，而是致力于微觀重塑，在生產資料所有權創新基礎上解決民生問題。一是通過支配權免費這一制度創新，使民眾直接獲得（而非通過國資委、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間接獲得）生產資料，實現起點機會的平等，從而重建人民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基礎. 同是公有，僅限人使用的所有權為間接公有，通過分享而由委托人直接使用的所有權為直接公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分享型經濟比國有經濟更能體現社會主義本質，國有經濟只是初級階段低水平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分享型經濟是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二是通過使用權租金這一制度創新，通過在經營中增進人力資本和人的素質，使勞動者獲得輕資產運作的普遍機會，得到在前30年物質型增長中沒有的發展機會。由于重生產資料（如平臺、網店、工具）免費分享，勞動者只需投入個人的聰明才智等“輕資產”，就可以完成價值創造。

第二，分享型經濟特別有利于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權益，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傳統機制的民生目標重心定位在民眾的生存、發展上，更加適合人均5000美元收入以下社會；分享型經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到從人的全面發展上定位民生目標，表現在給普通人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一方面表現在加大提高人均收入，提高滿足信息需求和多樣化需求滿足的能力；一方面表現在通過輕資本方式激發人力資本，提高人的素質，解放創造性勞動，提高人的尊嚴（例如農民工通過參與電子商務普遍提高相對于城市居民的尊嚴）。

第三，分享型經濟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統一基礎上兼顧效率和公平。傳統機制的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進行再分配調節。分享型經濟不僅從分配環節，更主要是從生產、經營環節就開始體現對效率和公平的兼顧，具體來說，它在支配權上主要體現公平，在使用權上主要體現效率，生產資料支配權上的免費，體現了公平原則；生產資料在使用中僅當得益（有效率）時，才支付使用租金；使用未得到收益，則不支付租金，完全免費使用生產資料。以此體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要求變革傳統稅收與轉移支付體系。對生產資料支配權分享，依照其提供公共品的程度和正外部性的程度，實行免稅或緩稅政策，意在將以往通過轉移支付的部分，提前到初次分配、甚至分配前的生產經營環節加以實現。

現有按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來看待工業化與信息化關系的觀念需要更新，代之以按生產資料不可分享與可分享，來區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不同。

實體商務的生產力特征，在于主要靠排他性投入；電子商務的生產力特征，在于主要靠非排他性投入，二者是相反的。它導致了賺錢的根本路數發生了變化。排他性投入，租和買所得是一樣的，一旦把歸屬權變為分享，就會帶來搭便車的難題，投入得不到回報；而非排他性投入，租和買所得完全不同，一旦把歸屬權變為分享，就會輕松解決搭便車的投入難題，通過利用權上的租金（即按使用收費），可以完全收回搭便車造成的損失。因此學雷鋒做好事，居然可以賺得比自私自利還多。這就是民企追逐公益的內在產權驅動力。

第4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關鍵詞]民營資本壟斷行業加快準入

在經濟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非公有制經濟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企業規模的壯大，單純的國有經濟體制已經不能完全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日益凸顯其經濟規模大，經濟效率低等缺陷。尤其在2008年經濟危機席卷全球的情況下，如何對壟斷行業進行改革，加快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提高運作效率，更是促進經濟發展，應對國際競爭的當務之急。

一、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產生的背景形勢

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企業從最初的個體經營者逐步發展成為大型的企業集團，甚至建立了跨國公司，已經從國民經濟的有益補充成分成長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經濟危機的爆發嚴重摧殘了中小企業，但多元化的經濟仍然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加快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也稱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補充。

在當前擴內需、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形勢下，能否加快非公有資本對壟斷行業的進入，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焦點。而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本身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環節。非公有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則是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最重要的方面是促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必要環節。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八，貫徹平等準人、公平待遇原則。要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進入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社會事業領域、金融服務業、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

二、民營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政策條件和相應的體制條件的具備

黨和政府制定的國有企業包括壟斷行業改革的相關政策，指出民營經濟是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求清理、修訂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放寬市場準入，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民企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國有企業享有同等待遇。同時，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許多民企已經積累了不少資金，因而也具備了進入壟斷行業所必要的資金條件。每年確定的省級重點項目中，民間投資項目要不少于40％；市級重點項目中，民間投資項目不少于50％。而且，民營資本進入公路、鐵路、電信、石油等壟斷行業的步伐已逐漸邁進，并將帶動整個行業資本的民間化。

2.是我國加入WTO的必然要求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著巨大的機遇與嚴峻的挑戰，僅依靠公有經濟難以很好的與世界接軌，因此必須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實現經濟的多元化。這就客觀上要求我國進一步放松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管制，開放市場：加入世貿組織，還要求其成員對外資實行國民待遇，市場準八。壟斷行業也要逐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而要提高效率，就離不開非公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的有力補充。因此，必須提高自然壟斷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準入民營資本。

3.對于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提高投資效率有著重要的作用

壟斷行業包括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需要政府作很大的投資而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稅收。壟斷行業的高度國有化，必然間接加重了其他企業和經濟實體的負擔。由于多數壟斷行業運作的低效率，往往給政府造成財政壓力，所以，政府也是歡迎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比如，寧波杭州灣跨海大橋項目，大橋主體工程長36km。投資118億元，民營資本的投資在大橋總投資額中所占比例達50，25％。而他的成功運作，足以證明民營資本進入大橋建設的合理性。

第5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內涵；辨析；再理解

盡管黨和國家在政策層面上一再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不是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同時強調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然而，長期以來，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與政策主張卻背道而馳。這不僅影響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對經濟改革造成不應有的負面效應。在改革開放已走過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種觀點，糾正錯誤的理解和導向，正本清源，在經濟學原理指導下，恢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理解。

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不同理論闡釋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個社會的，因而計劃與市場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經濟體中的。這種理論觀點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一方面把我國經濟改革的對象——舊的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另一方面把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從而將改革的正確方向即由產品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錯誤地改為由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錯誤地將計劃經濟列為否定的對象，實質上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或竭力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轉而主張搞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消滅公有制，實行私有制。該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不具有私有制經濟的排他、獨占等性質，其所有者是一個抽象主體，產權是不確的。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只享有從經營中獲取利益的權利，而不負有為自身錯誤決策承擔相應責任的義務。因而，公有制經濟的實際經營者極易從個人角度出發作出各項決策，而不惜損害所在經濟體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經濟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很難與之公平競爭，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競爭性條件無法滿足，自然也無法達到所謂的整個社會利益的實現。而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溫床。私有制經濟的企業和個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獨享性，一切行為以實現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全社會的利益。這也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的主要內容。這種觀點的政策主張實質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現就是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

新自由市場經濟的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現代再現。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洛克和密爾的政治自由學說與財產所有權理論。二是啟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義學說。三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這是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思想和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重視市場的作用，認為市場是最佳的可自我調節的社會結構。因為，一方面，經濟運行是有規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場情況下，個人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場調節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能最有效率地滿足各方面需求，自動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預行為往往會使情況變得更糟。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計劃經濟是市場經濟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因而建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主張實行全面的私有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基礎。其基本觀點和政策主張是：國民經濟基本上由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實行最低程度的干預，取消國家計劃機構，否定國家發展規劃；在所有制結構上，取消國家所有制，實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國資本參與私有化改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上，主張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最大限度地縮小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和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可見，在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實行全盤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很明顯，這套改革主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應警惕這種觀點的不良影響。

(四)以“現代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必考慮所有制問題。市場在國民經濟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參與經濟資源配置和國民經濟運行。由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機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內容就應包括：一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二是破除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健全現代市場體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四是摒棄舊的干預經濟發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的發展。為此，該觀點認為，在實踐上的首要任務是實行廣泛的私有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或實行股份制，使國家的作用從微觀經濟運行中逐漸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的觀點

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說就是社會公平與市場效率的結合，即社會公平+市場效率。該觀點提出摒棄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是因為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效率。但市場經濟在運行中存在市場失靈，進而產生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其一便是要素社會分配不公。追求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要求。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后，必須使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率完善地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觀點的影響較大，在很長時間內成為社會上一種主流觀點。在這種觀點影響下，學術界出現了如各種“社會主義”的定義，主張將“公有制為主體”從社會主義定義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等于社會主義”、“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現象。這種觀點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顯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與表象。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是一種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追求的目標或判斷國家經濟運行水平的標準，但不能成為區別任何兩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制度不同的判斷標準。另一方面，淡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必須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征。

縱觀以上五種觀點可發現，在經濟理論史上，長期存在將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對立起來的觀點，這已成為一種教條。整個現代西方經濟學都表明：自私經濟人是出發點，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這種教條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現為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市場經濟，在改革后期表現為市場經濟必然意味私有化，這成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科學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在辨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關系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進行再理解。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在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論一直存在。實際上一些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對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概念及其關系的認識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首先，市場經濟的概念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與商品經濟沒有本質區別，只有發展程度與階段的不同。厲以寧曾說：“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一樣的。”第二，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育程度。一方面，社會分工是商品交換產生與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曾指出，“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和水平。列寧根據這一原理分析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指出，“國內市場的建立(即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基本過程是社會分工”，“市場和社會勞動專業化的程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第三，市場經濟是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與社會制度沒有必然聯系的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市場經濟是在社會分工發展的推動下，由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封建社會，社會分工簡單、低下，不能形成市場經濟機制。歷史發展到近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復雜、全面，人類社會的生產形式才由自然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是由社會分工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一種生產形式，并不是某個社會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計劃經濟是一種和無政府狀態經濟相對應的生產形式，政府宏觀調控是計劃經濟的一種具體形式。所謂計劃是指國家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代表的角色，監控市場經濟的運行，通過事先的計劃對宏觀市場和微觀主體進行適當干預，維護國民經濟的均衡、平穩發展。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場經濟先天的自發性、滯后性、盲目性缺陷，從而有效保證社會生產與社會需求的平衡，避免生產過剩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最后，無論是單純的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在經濟資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優勢與不足。對單純的市場經濟來說，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市場主體通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在大部分情況下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市場調節有其固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無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給以及保證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會經濟發展的利益為人民共享，惠及全體人民。對作為生產形式范疇的計劃經濟來說，一方面，它可從全局和總體利益上布局生產力，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經濟運行的劇烈波動。另一方面，計劃調節容易受到主觀認識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滿足利益創造者對個體利益的追求，需要復雜的組織體系推動，并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將兩者取優補短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優勢更加明顯、不足相對弱化的新的生產形式，即計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計劃以市場為基礎，市場以計劃為指導。在計劃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被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按照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要求有序運行，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說市場排斥公有制經濟，也就等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建立。事實上，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仍能發揮其高效率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作用。從理論上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也就沒有我國的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一對基本矛盾，在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和相對人口過剩兩大規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爆發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調和的矛盾。隨其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會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明確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建立強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一個最大的缺陷”。從實踐上看，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也存在并與市場經濟機制相適應。郎成平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權結構做的研究表明，歐洲國家持股現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歐洲5232家公司中，奧地利國家持股14.81％，芬蘭國家持股15.12％，意大利國家持股9.98％，挪威國家持股11.81％，瑞士國家持股7.59％。這充分說明國有經濟完全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會成為市場經濟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的阻礙因素。當然，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形式存在嚴重問題，必須改革。但同樣必須承認，我國舊的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問題，在于其長期處于我國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管理模式下所遺留下來的管理層面的問題。如，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以長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導生產經營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經濟管理與運行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生產經營運行機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改革一切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管理運行方法和體制。而認為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則是脫離了中國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照抄照搬。

    總之，市場經濟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

(三)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關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更高發展階段，是自由市場經濟適應生產力和社會分工新的發展，是加入政府干預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其顯著特征是：市場經濟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形成更加完善、復雜的現代市場體系；市場對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主導作用，國家通過間接的財政和貨幣手段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干預。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要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市場經濟。因為現代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中的一個層面，除此之外還有計劃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為主體兩個層面的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計劃市場經濟，是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把市場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使之按照國民經濟結構有計劃地運行與發展，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自覺按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組織生產。在計劃市場機制中，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是統一的、有機結合的、互相滲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蓋全部市場范圍，而非相互割裂。計劃市場經濟能克服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實現，有利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固然沒有什么“姓資”、“姓社”問題，但現實具體的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歷史上某種特定的生產關系而運行的，它必然會與某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結合，形成一種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形式或社會性質來說，它是姓“社”的。從另一個角度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一般性與特殊性這兩重性質。從一般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發達的社會分工為根據，是一種計劃化了的現代市場經濟。從特殊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計劃市場經濟。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它是這三層含義的綜合或統一。前二者屬于生產形式的范疇，后者是特殊生產關系即所有制的范疇。這三個層面結合，組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實踐意義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把目標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實現目標的正確方法和途徑。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出發，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途徑。

(一)大力發展現代市場經濟

第一，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經濟的載體，即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知識產權市場、職業經理人市場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第二，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市場競爭主體。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與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學的企業管理制度；理順產權關系，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分離；形成產權約束機制，使企業真正成為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健全我國宏觀調控決策、監督、評估體系；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手段，選擇合適的中間目標，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均衡運行，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要把國家的宏觀調控同科學發展觀聯系起來，積極引導我國企業走上科學發展、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有限制發展的軌道。

(二)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的運行模式

計劃市場經濟存在多種具體形式。探索實現計劃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筆者提出一種基于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凈收入分成制”的企業管理方法。其具體做法是將企業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職工不拿固定工資和獎金，而是按事先確定的比率分享凈收入。凈收入分成制不僅是一種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機制，而且也必然對國民經濟整體運行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它能克服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促進國民經濟協調高速增長和社會經濟效益穩步提高。另一方面，實行凈收入分成制，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必然形成榮辱與共的局面，能從微觀上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滯漲”問題。

第6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勞動平等；國企；市場秩序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實現勞動平等

勞動平等的權利關系是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在商品交換中，不同生產者的勞動被看作等一的人類勞動而取得了商品價值的外在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勞動是平等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著勞動平等的理論基礎。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每個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力有著自由的支配權、對生產資料有著平等的使用權。在社會主義理想狀態下，勞動平等程度與生產力水平成正相關，在相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理想狀態的勞動平等程度要高于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現實狀態下，由于生產力水平不及西方國家，我國的勞動平等程度相比較而言始終處在較低的水平，但隨著我國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在未來的某一節點，我國的勞動平等程度會趕上并超過西方國家。

以上內容分析的是社會主義能實現勞動平等的理論基礎。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實現勞動平等還具備了以下現實條件：一是從宏觀層面看，完善的市場秩序提供了勞動計量的基礎性條件：在現行的市場秩序下，對于勞動者的勞動，無論是具體勞動還是抽象勞動，都可以公平的計量；二是從微觀層面看，企業內部科學的激勵機制符合"能力+努力"的分配原則：在企業的分配原則中"能力+努力"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這兩個因素之外的其他不公平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別等被限制，這最大程度保證了勞動平等的實現；三是公有制為主體限制了生產資料占有差異對結果的影響：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下生產資料為全體國民共同占有，勞動者擁有自由支配自己勞動和平等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利，這種權利限制了因生產資料占有差異對勞動平等權利的影響；四是社會主義再分配政策縮小市場機制導致的二級分化：市場機制作用下勞動者優勝劣汰，這種機制會導致勞動者出現巨大的貧富差距和二級分化，但社會主義在再分配原則中兼顧公平，這種公平會縮小二級分化；五是完善的福利制度保證所有人勞動能力發展機會的均等：如城鄉教育資源的盡可能平等，保證所有人基礎的完善以具有均等的勞動能力去獲得平等勞動。

二、國企改革

國有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體現了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的主導地位。然而長期以來，國有企業自身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如行業壟斷、經濟效率低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時至今日，國有企業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在許多方面有了顯著地進步。但對國有企業的改革目標、改革方法以及產權結構等方面的爭論一直存在。

首先，是對國有企業改革目標的爭論：第一種觀點是將國有企業"改沒"；第二種觀點是將國有企業"改好"。我個人更傾向于第二種。依據表面現象得出的結論顯然是片面的。要把握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深刻認識國有企業的誕生背景以及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自身弊端的不可避免，我們不能僅僅根據國有企業的現狀妄言國有經濟乃至一切公有制經濟都與市場經濟不相兼容。僅從技術效率的差距來看，國企改革后的技術效率慢慢超過了其他非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力和公司內部組織等方面國有企業也有了長足進步。而從現階段的特征來看，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形式的結構比例已經接近提高經濟體制整體效率的均衡點，國有企業的大規模調整改革已經結束，國有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進入了一個相互促進、交替進退的過程。

其次，從國有企業的改革方法來看，很多人堅持用"讓利放權"的基本思想去指導改革的路徑。但這種路徑實質是：通過企業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在國家委托人和國有企業內部人人之間的分享，實現對企業內部人的激勵，以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但實際情況是企業往往在"收"與"放"的度上把握不好，導致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現象的出現。因此，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一定要結合實際，掌握好方法，走漸進式調整的路子。

最后，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難點。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高效率，雖然僅僅改革產權不一定能提高效率，但產權的改革無疑將大大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但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存在著很大的困難，其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產權不明晰，誰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負責？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對財產權的限制；三是產權本身的問題。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往往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有效、合理的改革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三、如何構建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

擁有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是絕大部分市場參與者的共同心聲。在過去，公有制經濟在市場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在市場準入、融資成本等方面得到政府很多的支持，非公經濟生存環境惡劣。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市場秩序已逐漸完善。但在以下三個方面，政府仍需努力去構建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

一是市場準入。現行的主體市場準入制度存在多種不同的標準，形成了事實上的多重差別待遇。第一，不同所有制主體之間的差別待遇明顯。第二，不同組織形式的主體之間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如有限責任公司增值稅發票的發放以營業額為準，而一般非公司制的私營企業增值稅發票的發放以注冊資本金為準，對個體工商戶則一律不予發放增值稅發票。市場化是大勢所趨，所以政府應減少對交易對象準入的不必要限制，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調控。

二是壟斷領域改革。要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對這些行政壟斷性的領域加以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造。但這種改革的目標不是私有化，向私有經濟打開大門并不等于承諾國有經濟從這些領域的大規模退出。

三是融資問題。非公經濟成分在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在社會上早已形成一致的看法并為各國所重視。然而實施趕超戰略以及過度追求規模經濟使我國非公經濟的發展一直處于"強位弱勢"的尷尬境地，其中中小企業所普遍面臨的融資困境最為人們所垢病。總的來說，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存在著以下三方面的問題：第一，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單一。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一般為兩種：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但從中小企業的實力來看這兩種渠道都很困難；第二，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中小企業所從事的行業基本屬于低準入門檻的行業，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獲得銀行的貸款，銀行便會根據中小企業的盈利情況和風險情況適當上浮貸款利率，從實際情況看，規模稍大的中小企業利率也要上浮20%-30%，部分微小企業利率甚至要上浮70%-80%；第三，中小企業獲得的貸款金額小、期限短。因此，政府應該切實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使中小企業和國有企業可以有平等的機會獲得融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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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榮兆梓，陳文府.國有企業改革與制度演化研討會"綜述[J].經濟研究，2005（9）.

第7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一、財政改革與國企改革呈高度的正相關性

與其他經濟成分相比，公共財政與公有經濟尤其是與國有經濟有著一種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財政一方面要承擔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沉重負擔，另一方面又要適應政府職能的轉變，滿足不斷增長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這些特點表明，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與政府職能的轉化和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息息相關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時期，國有經濟將仍然是我國公共財政預算的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國有經濟不斷發展壯大。

(二)從政府彌補市場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財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國有企業的存在。根據公共產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產品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公共產品，如國防、外交、貨幣發行、空間技術等；一類是準公共產品，如交通、通訊、能源、城市公共服務等。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類是直接生產，一種是向社會其他生產部門采購。一般來講，純公共產品和自然壟斷性很強的準公共產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產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產就必然依托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具有“公共企業”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會其他生產部門采購時，對象也可能是國有企業。所以，無論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國有企業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三)政府在調節和干預經濟時，為了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公正原則，必然會進入一些壟斷性行業。政府干預壟斷性行業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經營或者制定嚴格的經濟措施限制這些行業的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以保護市場競爭，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世界各國來看，有相當多的壟斷性行業是由國有企業直接經營的。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體制中，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公有制經濟規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財政收入來源中，公有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為33.95％，但提供的財政收入比重卻占71.15％。在傳統體制當中，國家的某些目標和職能需要通過國有企業來實現，國有企業除了以利潤和稅收向國家提供財政收入外，還擔負著充分就業及向職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因此，“企業辦社會”的結果是企業效率低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日益突出的問題不僅制約了國有企業的經濟績效，而且減少了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再加上稅收監管的不力，預算外收入擠壓預算內的收入以及財政支出的不斷膨脹，造成90年代以來，國家連年出現財政赤字，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

財政壓力的最終緩解有賴于多項重大的改革措施：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進。同時，財政改革的推進即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財政職能的履行，將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因此，國企改革和財政改革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規范的、完善的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對于推進國企改革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為國企卸下沉重的財政負擔和社會負擔，使國有企業在改革中輕裝上陣。其次，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能夠為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國有企業以一種嶄新的姿態面對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為國企改革帶來了各種新的實踐方式，使國有企業真正能夠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為國企改革創造了穩定的宏觀經濟、社會環境，提供了巨大的財政支持，降低了國企改革的社會成本，減少了國企改革的后顧之憂。總之，新型的、規范的、完善的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將為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推進開拓空間。

二、從公共財政收入角度看國企改革

1.發展非國有經濟的第三產業，擺脫財政和就業對國有企業的依賴，為國有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新型公共財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擺脫那種以國家所有權為基礎的財稅體系，改變國家財政收入對國有企業的嚴重依賴。重構公共財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據變化了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經濟結構狀況，拓寬理財思路，調整有關財稅政策，提高非國有經濟和第三產業的財政貢獻率。

(1)發展非國有經濟，擺脫財政和就業對國有企業的依賴。非國有經濟的崛起使國企改革遇到了極佳的機會。隨著非國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產值和財政上繳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源泉，給了國家財政新的支援。困擾國有企業的冗員問題，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非國有企業以它驚人的包容能力為數以千計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相對于國有企業在提高就業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拓寬財政稅基。從財政收入來源的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的財政收入對工業這個國有企業密集分布的產業依賴性很大，約占50％。而信息、房地產、證券、金融、娛樂、中介等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長，利潤率高，但財政貢獻率卻很低。因此，提高第三產業新興部門的財政貢獻率，對減輕國有企業財政負擔，拓寬財政稅基、增加財政收入意義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業間稅賦，為國有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各類企業間的公平稅賦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國目前國有企業稅賦較重，非國有企業稅賦較輕，難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競爭，這樣就扼殺了國有企業自我發展的積極性。因此，建立各類企業間的公平稅賦意義重大。此外，還應盡量減少針對非國有經濟新興產業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政策。過多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政策，一方面意味著國家財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對市場活動的干預，使沒有獲得稅收減免優惠政策的國有企業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費立稅，減輕國有企業稅外負擔。國有企業除了預算內各項利稅的上繳外，還要負擔沉重的各項預算外非稅收入，包括基金、收費和攤派等，形成了稅費并重，甚至費稅倒掛的現象。沉重的稅外負擔吞噬了企業的利潤，削弱了企業的活力，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而且由于這部分資金長期游離于預算之外，脫離了政府的監管和控制，擾亂了我國財政秩序。經過改革，規范、完善的公共財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將減輕國有企業沉重的財政負擔。

3.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開征社會保險稅，推進國企改革。與西方的個人所得稅相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規模較小，涉及面較窄，沒有起到將國民收入應有份額從社會富裕階層向貧窮階層轉移的作用。為此，應進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術上加以完善和加強征管，使其能夠實現其調節社會收入，為社會保障提供財力支持的職能。為了使國企改革到位，就必須建立起相應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及開征社會保險稅。這樣，個人所得稅側重調劑社會成員之間的個人收入不平，社會保險稅側重調劑社會成員之間社會福利水平，防止個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過分懸殊，為國企改革的深入進行創造穩定的環境，盡量減少國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會成員的不滿。

三、從公共財政支出角度看國企改革

1.財政從生產領域走出來，從經營性和競爭性領域走出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以國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參與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的運行方式，要求財政尊重和維護國有企業生產經營自，切實維護國有企業理財自，財政不再承擔彌補企業虧損的責任，擺脫國有企業對財政補貼的依賴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經營意識，增強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真正做到財政和企業分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還要求財政從市場配置資源的經營性和競爭性領域退出來。隨著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資本經營由企業自主解決，財政將致力于“市場失靈”問題的解決，側重宏觀調控。

2.增加對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為國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國目前正處于轉軌時期，財政支出還遠遠不能滿足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財政的職能未能充分發揮。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國防、公共衛生等的供給，是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每一個企業正常所需生產經營的宏觀環境。而科研、教育雖然不是純公共物品，但卻具有極大的溢出效應，所以應該成為新型公共財政支出體制中的側重點。增加對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養，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究，查以推進企業技術創新，使國有企業能夠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專業，促進產品升級換代。這些都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為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

3.增加公共財政的轉移性支出，為國企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1)失業問題的解決。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職工面臨下崗。失業問題已成為人們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事關整個社會的穩定。新型公共財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創辦再就業工程，開展職業培訓、職業介紹，盡量促進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使失業職工盡快成為勞動力市場“空缺”的合適人選。

(2)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支出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增加財政轉移性支出在公共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與西方的社會保障制度相比有明顯的差距。西方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和個人所得稅相配合，是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收入和社會福利再分配，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準和消費需要，緩和了社會矛盾，充當了宏觀經濟的“自動穩定器”。我國以往的社會保障對城市人口的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對那些真正需要“濟貧”的貧困人口并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社會保障性支出在發達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為30％～50％，在發展中國家占20％左右，但在我國還不到2％。因此，必須將社會保障納入財政支出規劃，建立和完善與國企改革各項措施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為國企改革創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國家介入社會保障有助于減輕國企作為社會保障的支付主體帶來的沉重負擔，彌補企業作為主體所造成的效率損失，使財政成為社會保障的堅強后盾。

第8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一）國內民間投資增幅高于國有經濟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增幅，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

1998年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投資領域以連續發行國債拉動整個投資需求的增長，已經取得明顯成效。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高于前兩年的增幅。同時，由于國債投資集中體現了政府公共投資的意圖，主要受益者是國有經濟，人們一直擔心民間投資被擠出或增勢減弱。事實上，除1998年國有經濟的投資增幅顯著高于民間投資和全社會投資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別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其中“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連續兩年高達28％以上（見表1）。在各類經濟成份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億元增加到5663.49億元，5年平均增速高達32.5％；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從2893.08億元增加到2998.69億元，平均增幅僅為0.7％。

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不僅高于國有經濟，也高于全社會投資的增幅。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已從17.4％逐年回落為3.8％、3.5％和6.7％，而全部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別高達20.4％、11.8％、22.7％和20.3％，與國有投資增幅放緩的趨勢形成鮮明對照。

(二)國內民間投資比重接近國有投資，股份制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逐年下降，全社會投資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近幾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而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則逐年下降。1997～2001年，國有投資、國內民間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三者比重分別由52.5％、35.9％和11.6％變為

47.3%、44.6%和8.1%，目前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已經接近國有經濟。

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以較大幅度持續下降，2001年與1994年相比，這一比重降低了9.1個百分點。同期，集體經濟投資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下降3.1個百分點；而個體經濟投資尤其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分別上升了3個和11.4個百分點。國家注入大量國債投資以來，盡管國有經濟在全社會投資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總的看仍呈下降趨勢，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國內民間投資比重的變化中，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個體經濟投資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經濟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見表2）。這表明，在國債投資集中投向國有經濟領域的同時，國內民間投資也漸趨活躍，尤其是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活力最為強勁，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過對比近幾年政府直接投資與全社會投資的態勢，也可以看出投資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的趨勢。1999～2001年，國債投資（包括國債資金和全部配套資金完成的投資額）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為8.1%、8.8%、6.5%；預算內投資資金增長率也逐步下降，依次為54.7％、13.9％、13.2％；而全社會投資增長率則逐步上升，依次為5.1%、10.3%、13%。這表明，由于國內民

（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有所提高，接近國有經濟投資的貢獻率

由于近年來整個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它們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9％，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52個百分點，而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僅為2.05、1.83和2.49個百分點。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6.1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1.85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上升為1.9和3.12個百分點。在其他經濟中，股份制經濟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得最為明顯，由1998年的0.96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1.98個百分點；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46個百分點下降為1.05個百分點；而聯營經濟等投資的貢獻率基本保持在0.08個百分點（見表3）。個體經濟投資的貢獻率已經略大于集體經濟。按照2001年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國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聯營經濟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合計貢獻率，由1998年的4.92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5.81個百分點，正在接近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6.17個百分點的貢獻率。這與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的貢獻率分別下降的趨勢也形成鮮明對照。

1993～1997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民間投資占本地區全

社會投資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32％，所占

比重則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個百分點。這一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和全社會投資的增長速度相當高，因此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長勢頭也很猛，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勢頭都明顯高于東部地區。

1997～2000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0％，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由53.6％增加到56％，上升了2.4個百分點；2000年東部地區有5個省的這一比重超過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別是福建（63.4％）、浙江（62.7％）、廣東（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1％，所占比重由44.6％增加為45.9％，上升1.3個百分點。西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37.5％，上升5.1個百分點。這一時期由于亞洲金融危影響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三大地區民間投資的增長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緩，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擴大內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間投資在不同地區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尤其是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明顯大于東部和中部。同時，在東部一些非國有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民間投資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增強，發揮了對本地區全部投資的主要拉動作用。

二、民間投資增長加快的主要促進因素

（一）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的推進，擴大了民間投資的成長空間

1998～2001年，股份制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分別高達40.4％、27.3％、63.9％和39.4％，在整個民間投資中的增長是最快的；股份制經濟投資在增勢迅猛的“其他經濟”投資中占有主要份額（由1997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個民間投資的加速成長實際上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拉動的。目前民間投資已經遍及國民經濟十六大行業，個體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農業和住宅方面；集體、私營、聯營、股份制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建筑業。1993～1997年，民間投資在十六大行業中的投資額及占本行業全部投資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和農林牧漁業，所占比重分別上升了15.69、12.55和11.71個百分點（中經網）。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間投資主體特別是股份制經濟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優勢。近幾年，一些國有經濟壟斷的基礎設施領域逐步向民間投資開放，對民間投資的產業進入限制有所放寬，民間投資主體在這些領域也日益顯示著增長潛力和競爭活力。

（二）法律環境的改善激發了非公有經濟投資的積極性

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后，憲法正式確定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的假集體企業紛紛摘掉了“紅帽子”，恢復了其私營企業的本來面目。據有關部門對2000多家民營企業進行的隨機調查，70％的民營企業準備與其他所有制企業進行聯營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和實施細則，不再對個人獨資企業的雇工人數、注冊資金設置最低限制。關于非公有經濟的法規正在逐步制定，為此類投資主體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西部大開發對各地區民間投資的活躍產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區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資環境逐步改善，為本地各類企業包括民間投資主體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有利的體制條件。同時，也吸引更多的東、中部各類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到西部投資，促進了生產要素流動和區際貿易的擴大。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00年11月的調查，東、中部地區有超過半數的企業已經參與或打算參與西部大開發，生產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徑正在逐步拓寬。這不僅為西部民間投資主體帶來專門人才、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產要素，還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東、中部地區的各類企業也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擴大了配置資源的市場空間。

（四）預算內資金包括國債投資為激活民間投資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近幾年的巨額國債投資正在改善不少地區的基礎設施，起到間接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另一方面,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主體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2000年，預算內資金在全社會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6.4％，用于民間投資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見表5）。當然，同期，在全社會投資的各項資金來源中，用于民間投資的主要是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但是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項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視的。

三、民間投資面臨的制約因素

需要指出，從增長態勢看，盡管近兩年國內民間投資增幅已經明顯回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投資的拉動；從全社會投資構成看，國有投資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44.6％）仍然低于國有經濟（47.3%），股份制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各自所占比重更是遠遠低于國有經濟。2000年，中部、西部民間投資總體比重分別僅為45.9％和37.5％，當地國有經濟投資比重仍然明顯偏高（分別為54.1％和62.5％）。

無論是考慮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的趨勢，還是鑒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民間投資的發展仍然不足。民間投資主體面臨不少有形和無形的障礙。

（一）市場準入門檻仍然過高，限制了民間資本的進入廣度和深度

目前產業準入政策在不同經濟類型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別，據調查，非公有投資在將近30個產業領域面臨著實際上的“限進”障礙。主要原因是：其一，原有的無形并沒有從根本上沖破。盡管國家計委去年12月頒布了《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強調要逐步放寬投資領域，使民間投資與外商投資享有同等待遇；但是，部門、行業壟斷和歧視性的準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銀行、保險、證券、通信、石化、電力、轎車等行業，民間資本一直難以進入。其二，有些領域雖然允許民間資本涉足，但體制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如基礎設施項目往往由特許公司發起，沒有實行招標制度，有資質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營資本能夠參與項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須由特許公司決定，雙方地位不平等。其三，前置審批環節繁多，準入條件苛刻。與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相比，非公有經濟在投資、生產和經營諸方面，面臨更多的前置審批，手續雜、關卡多、效率低、費時長

在參與競爭的資格、條件和機會上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二）稅負不公，抑制非公有企業的投資擴張

一是雙重征稅。非公有企業除了繳納稅率為33％的企業所得稅外，還要繳納稅率為20％的個人所得稅，投資收益大大削減。二是“低國民待遇”。外資企業利潤轉增資本金或另行投資，均可按投資額的40％得到所得稅返還；國有企業享受技術改造貼息；國有、集體和股份制企業技術開發費以及技術改造投資購買國產設備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稅，等等，這些優惠政策都將私營企業排除在外。三是稅收優惠打折扣。如所得稅減免政策，對外資企業是從獲利年度起，對私營企業則從開辦期起，而企業在開辦初期往往沒有利潤或者獲利甚微。

（三）融資渠道不暢，金融體制不適應民間投資發展需要

無論是直接融資或是間接融資，對民間資本特別是非公有企業開放程度都很低。據國家計委宏觀院的研究，中國資本市場目前已形成股票類、貸款類、債券類、基金類、項目融資類、財政支持類六大融資方式，國內外融資渠道多達數十條。但是，對非公有經濟僅僅開放了短期信貸和大企業股票融資的渠道，遠遠滿足不了各類非公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的需求。因而，它們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籌或其他投資來源。據筆者計算，從全社會投資的資金來源看，1997～2000年，整個民間投資占國內貸款的比重，僅從37.1％上升到38.2％；而占自籌投資的比重則從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資來源的比重從42％上升到59％。絕大部分鄉鎮企業與私營企業的中長期投資，主要依靠非正規、小范圍的借債集資或股權融資，此類融資規模小、成本高、風險大，使投資缺乏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四）民間投資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務體系很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業在兼并國有企業、保護土地使用權和知識產權、明晰財產權等方面，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非法剝奪、損害、侵占非公有企業資產的現象時有發生，吃拿卡要、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問題尤為嚴重(據財政部和國家計委調查，截至2001年底，僅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單位的行政事業收費項目共計313項，其中涉及企業負擔的有242項。如果加上地方收費，企業負擔的各種名目收費高達數百項)，投資者信心和積極性受到挫傷。對非公有企業的行政管理多達20多個部門和單位，但在項目投資方面卻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服務機構和管理辦法。投資者在履行程序、選擇投資方向、爭取技術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務，往往造成投資的盲目性和經濟損失。

（五）自身素質較低，制約著民間資本的成長

許多非公有企業存在著管理水平低、信息不靈、人才缺乏等突出弱點，導致投資決策失誤；不能適應國內外市場變化和擴大開放的形勢，即使一些產業準入限制已經放寬，也難以拓展其經營領域和規模；一些非公有企業存在“小富即安”、甚至揮霍性消費、缺乏投資沖動的傾向，從而限制了擴大投資。中小非公有企業資信等級較低，普遍存在財會制度不規范、信用觀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廢銀行債務、企業之間欺詐頻出等問題；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業尚未建立起銀行信用檔案，再加上缺乏可變現抵押資產，致使其難以運用銀行貸款擴大投資。

五、幾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投資限制，降低準入門檻。根據“十五”計劃和國家計委《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切實清理現行投資準入政策，在明確劃分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類政策時，應當體現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原則，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凡允許外商投資和國有經濟進入的領域，都應當允許其他任何經濟類型的企業進入（國家有特殊規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應人為設限。國家應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兼并、控股參股、轉讓經營權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在改制企業一般不要控股。

第二，加快改革投資體制，拓寬民間投資進入渠道。改革前置審批辦法，簡化審批程序和手續，加強對民間投資的產業引導。根據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產業的不同行業特點，采取符合市場經濟慣例的多樣化的項目組織形式和投融資形式，例如公開招標、特許經營、知識產權入股和產業投資基金等等，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領域。無論采取何種進入方式，都要確保各類投資主體之間的契約自由和公開、平等競爭，并且形成利益和風險相對應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

第三，加大財稅政策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支持力度。預算內資金（包括必要的國債發行）應當繼續支持民間投資，以參股或補償形式投入以民間資本為主的項目；對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公益性事業，要通過收費補償機制或財政補貼，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技改貼息應當對非國有企業一視同仁。清理不公平稅負，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對國家鼓勵類產業的民間投資項目，在投資的稅收抵扣和減免、成本攤提等方面應實行與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相同的優惠。對個體和私營企業要避免重復征收所得稅。對創業階段的中小企業應當給予必要的減免稅支持。同時，嚴格治理“三亂”，解除民營企業的不合理負擔。

第9篇：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范文

與其他經濟成分相比，公共財政與公有經濟尤其是與國有經濟有著一種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財政一方面要承擔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沉重負擔，另一方面又要適應政府職能的轉變，滿足不斷增長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這些特點表明，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與政府職能的轉化和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息息相關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時期，國有經濟將仍然是我國公共財政預算的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國有經濟不斷發展壯大。

(二)從政府彌補市場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財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國有企業的存在。根據公共產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產品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公共產品，如國防、外交、貨幣發行、空間技術等；一類是準公共產品，如交通、通訊、能源、城市公共服務等。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類是直接生產，一種是向社會其他生產部門采購。一般來講，純公共產品和自然壟斷性很強的準公共產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產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產就必然依托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具有“公共企業”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會其他生產部門采購時，對象也可能是國有企業。所以，無論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國有企業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三)政府在調節和干預經濟時，為了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公正原則，必然會進入一些壟斷性行業。政府干預壟斷性行業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經營或者制定嚴格的經濟措施限制這些行業的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以保護市場競爭，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世界各國來看，有相當多的壟斷性行業是由國有企業直接經營的。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體制中，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公有制經濟規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財政收入來源中，公有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為33.95％，但提供的財政收入比重卻占71.15％。在傳統體制當中，國家的某些目標和職能需要通過國有企業來實現，國有企業除了以利潤和稅收向國家提供財政收入外，還擔負著充分就業及向職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因此，“企業辦社會”的結果是企業效率低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日益突出的問題不僅制約了國有企業的經濟績效，而且減少了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再加上稅收監管的不力，預算外收入擠壓預算內的收入以及財政支出的不斷膨脹，造成90年代以來，國家連年出現財政赤字，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

財政壓力的最終緩解有賴于多項重大的改革措施：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進。同時，財政改革的推進即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財政職能的履行，將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因此，國企改革和財政改革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規范的、完善的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對于推進國企改革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為國企卸下沉重的財政負擔和社會負擔，使國有企業在改革中輕裝上陣。其次，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能夠為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國有企業以一種嶄新的姿態面對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為國企改革帶來了各種新的實踐方式，使國有企業真正能夠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為國企改革創造了穩定的宏觀經濟、社會環境，提供了巨大的財政支持，降低了國企改革的社會成本，減少了國企改革的后顧之憂。總之，新型的、規范的、完善的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將為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推進開拓空間。

二、從公共財政收入角度看國企改革

1.發展非國有經濟的第三產業，擺脫財政和就業對國有企業的依賴，為國有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新型公共財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擺脫那種以國家所有權為基礎的財稅體系，改變國家財政收入對國有企業的嚴重依賴。重構公共財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據變化了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經濟結構狀況，拓寬理財思路，調整有關財稅政策，提高非國有經濟和第三產業的財政貢獻率。

(1)發展非國有經濟，擺脫財政和就業對國有企業的依賴。非國有經濟的崛起使國企改革遇到了極佳的機會。隨著非國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產值和財政上繳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源泉，給了國家財政新的支援。困擾國有企業的冗員問題，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非國有企業以它驚人的包容能力為數以千計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相對于國有企業在提高就業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拓寬財政稅基。從財政收入來源的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的財政收入對工業這個國有企業密集分布的產業依賴性很大，約占50％。而信息、房地產、證券、金融、娛樂、中介等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長，利潤率高，但財政貢獻率卻很低。因此，提高第三產業新興部門的財政貢獻率，對減輕國有企業財政負擔，拓寬財政稅基、增加財政收入意義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業間稅賦，為國有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各類企業間的公平稅賦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國目前國有企業稅賦較重，非國有企業稅賦較輕，難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競爭，這樣就扼殺了國有企業自我發展的積極性。因此，建立各類企業間的公平稅賦意義重大。此外，還應盡量減少針對非國有經濟新興產業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政策。過多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政策，一方面意味著國家財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對市場活動的干預，使沒有獲得稅收減免優惠政策的國有企業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費立稅，減輕國有企業稅外負擔。國有企業除了預算內各項利稅的上繳外，還要負擔沉重的各項預算外非稅收入，包括基金、收費和攤派等，形成了稅費并重，甚至費稅倒掛的現象。沉重的稅外負擔吞噬了企業的利潤，削弱了企業的活力，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而且由于這部分資金長期游離于預算之外，脫離了政府的監管和控制，擾亂了我國財政秩序。經過改革，規范、完善的公共財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將減輕國有企業沉重的財政負擔。

3.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開征社會保險稅，推進國企改革。與西方的個人所得稅相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規模較小，涉及面較窄，沒有起到將國民收入應有份額從社會富裕階層向貧窮階層轉移的作用。為此，應進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術上加以完善和加強征管，使其能夠實現其調節社會收入，為社會保障提供財力支持的職能。為了使國企改革到位，就必須建立起相應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及開征社會保險稅。這樣，個人所得稅側重調劑社會成員之間的個人收入不平，社會保險稅側重調劑社會成員之間社會福利水平，防止個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過分懸殊，為國企改革的深入進行創造穩定的環境，盡量減少國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會成員的不滿。

三、從公共財政支出角度看國企改革

1.財政從生產領域走出來，從經營性和競爭性領域走出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以國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參與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的運行方式，要求財政尊重和維護國有企業生產經營自，切實維護國有企業理財自，財政不再承擔彌補企業虧損的責任，擺脫國有企業對財政補貼的依賴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經營意識，增強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真正做到財政和企業分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還要求財政從市場配置資源的經營性和競爭性領域退出來。隨著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資本經營由企業自主解決，財政將致力于“市場失靈”問題的解決，側重宏觀調控。

2.增加對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為國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國目前正處于轉軌時期，財政支出還遠遠不能滿足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財政的職能未能充分發揮。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國防、公共衛生等的供給，是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每一個企業正常所需生產經營的宏觀環境。而科研、教育雖然不是純公共物品，但卻具有極大的溢出效應，所以應該成為新型公共財政支出體制中的側重點。增加對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養，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究，查以推進企業技術創新，使國有企業能夠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專業，促進產品升級換代。這些都為國有企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為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

3.增加公共財政的轉移性支出，為國企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1)失業問題的解決。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職工面臨下崗。失業問題已成為人們最關注的社會問題，事關整個社會的穩定。新型公共財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創辦再就業工程，開展職業培訓、職業介紹，盡量促進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使失業職工盡快成為勞動力市場“空缺”的合適人選。

(2)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支出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就是增加財政轉移性支出在公共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與西方的社會保障制度相比有明顯的差距。西方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和個人所得稅相配合，是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收入和社會福利再分配，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準和消費需要，緩和了社會矛盾，充當了宏觀經濟的“自動穩定器”。我國以往的社會保障對城市人口的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對那些真正需要“濟貧”的貧困人口并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社會保障性支出在發達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為30％～50％，在發展中國家占20％左右，但在我國還不到2％。因此，必須將社會保障納入財政支出規劃，建立和完善與國企改革各項措施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為國企改革創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國家介入社會保障有助于減輕國企作為社會保障的支付主體帶來的沉重負擔，彌補企業作為主體所造成的效率損失，使財政成為社會保障的堅強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