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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各個國家的金融、財稅和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異,文化和風俗也多種多樣,如何在復雜的外部環境下評估項目價值、做出投資決定、處理會計問題、應對稅務風險、管理匯兌風險,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企業來講是非常巨大的挑戰。
一、不同會計準則的差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多種和不同的民族文化,50多種認定的官方語言、10余種會計制度。因此,實現這些地區與國家會計準則的協調與趨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應該保持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甚至直接采用了國際會計準則?!耙粠б宦贰睉鹇匝鼐€的43個經濟體已經完全采用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9個經濟體開始著手加入到會計準則的趨同進程中,然而13個國家仍然分別沿用本國制定的會計準則。
因此,對于中國計劃“走出去”的企業而言,需要在不同的國家聘用熟悉當地會計政策的財務人員辦理會計事務、編制會計報表,這是巨大的成本。此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編輯多種版本的會計報表,這都會對企業的財務管理提出巨大的挑戰。
二、匯率波動帶來的匯兌風險
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匯率成為企業繞不開的話題?!耙粠б宦贰毖鼐€多為發展中國家,匯率波動較大,此外,各國的匯率制度差異很大。2017年8月11日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出現了較大波動,使得企業對匯率波動更為敏感。尤其是一些企業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貿易往來時,采用美元進行結算,再將美元結匯成人民幣,面臨雙重匯率風險。
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甚至會吞噬盈利,某公司在一個泰國項目上盈利1000萬元,但匯率波動造成的實際損失卻超過了千萬元。
在匯率波動頻繁的情況下,企業要避免匯兌損失,能借助的主要是遠期結售匯、人民幣掉期、期權、貨幣互換和跨境人民幣結算等匯率保值工具。但這些工具專業性都較強,需要金融機構為其提供專業性的服務。
此外,各國匯率制度的差異也不容忽視。很多西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匯率制度都不太一樣。
有時由于東道國的限制,甚至存在無法匯出或匯入現金流的情況。例如,2014年底,由于國際油價下跌,俄羅斯的外匯收入銳減,同期西方制裁引發了俄羅斯大量資本外逃,導致俄羅斯外匯儲備持續減少,因此俄羅斯采取了一些事實上的匯兌限制,中國在俄企業難以將所得盧布匯出至俄境外。同時,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羅斯盧布大跌,盧布兌美元跌破80大關,跌幅接近20%,中企在俄的投資不僅匯兌困難,還面臨著大幅縮水的壓力。
近年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匯兌風險的發生概率已經不斷減少,但是在依賴單一商品賺取外匯收入的國家,一旦該商品價格暴跌,如依賴石油出口的俄羅斯與依賴食品出口的阿根廷,該國在面臨外匯收支不平衡的壓力下就有可能實施外匯管制,給企業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三、跨境融資挑戰
據德勤的數據,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表現活躍。2016年全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達145.3億美元,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地區,投資的主要方向是金屬和能源開采以及制造業、基礎設施如電力和建筑業,還有橡膠制品。增長最快的則是南亞地區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主要投資到基礎設施建設、信息通訊技術、軟件設計開發、金屬開采和制造等行業。
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中國企業一般很難在國外獲得資金,主要依賴于國內融資。但總體而言,中國的金融機構對國際通行的融資模式還不熟悉。國際上通行的融資模式大多為項目融資,基本原則是以純商業的模式來組織融資并執行項目,讓最有能力承擔項目的參與方承擔風險。中國的金融機構目前還是更習慣于、A向于擔保類項目,而非項目融資類項目??v觀“一帶一路”輻射的國家,愿意提供擔保的政府屈指可數,若中國的金融機構不做改變,很難滿足中國企業國際化的迫切需求。
此外,融資成本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目前有巨額外匯儲備,也有很多很好的項目想從中國進行融資,但是融資成本很高,還需要支付7%的保費給中信保,很多以商業模式推進的項目就此打住,進而轉向了韓國和日本企業。原因很簡單,日本和韓國的進出口銀行、出口信用保險機構的借貸成本和保險費率遠遠低于中國,且融資期限長、審批時間短,還不需要擔保,這些都是目前中國金融機構無法做到的。
在融資過程中,民營企業更加困難重重。由于中國企業在國外融不到資,只能回國內融資。但商業信貸門檻使得民營企業難以獲得銀行等金融單位資金。
沙木什卡爾有限責任公司在吉爾吉斯斯坦投資上億美元的水泥廠,自2014年開始,在當地的各種政府部門批文都已批下,項目議會也已通過,在中國商務部亦有備案,但在國內融資一直不太順利,最近正在謀劃到香港及其他西方國家融資5億元人民幣。
所以,融資對中國企業的財務管理構成非常大的挑戰。
四、稅收風險
中國企業在海外,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取得成功并非一路坦途。由于跨國經營運作活動的大大增加和不同沿線國家稅收法規及征管環境與中國的巨大差異,中國企業在過去十幾年中建立的國內稅務管理理念往往難以繼續應用于國際化的經營模式,從而使海外稅務風險的管理成為值得中國企業管理層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如果企業無法制定與境外投資戰略相吻合的稅務管理策略,在不熟悉海外投資稅務環境的情況下,不能通過有效防范措施充分化解投資經營中的稅務風險,將可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錯失良機,產生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因此,如何在全面了解投資目標國稅務體系的基礎上,設計出稅務成本合理且風險可控的控股及融資架構,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
從企業稅務管理的內容上看,涉及中國、投資東道國以及相關第三方等多個稅務管轄區的稅務規定、征管方式以及對國際稅收規則的理解往往存在不一致之處,這些差異對企業的海外項目稅務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走出去”企業首先需要面對全新的稅收征管環境。以往在境內開展經營的中資企業,能夠較為方便地獲知稅法規定,與主管稅務機關在進行交流時也不存在語言或文化上的障礙,較容易做到稅務合規。而在海外投資項目中,需要考慮多方面的稅務規定和稅務影響,包括中國企業作為投資方在中國和投資東道國的稅務影響、境外項目公司在投資東道國的稅務影響、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如需設立)在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稅務影響以及在投資東道國的稅務影響、業務利潤在位于不同國家的關聯公司之間分配的不同結果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時間成本進行研究。不少中國企業在國際稅收及其風險防范方面的經驗不足,能力有限,加上中外稅收制度和征管方式不對稱,使得一些跨境稅務事項的實施和銜接存在困難。
目前來看,對外投資的主要風險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1.重復征稅的風險
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制情況不盡相同,且我國與部分國家稅收協定較為陳舊,可能導致重復征稅。
2.未充分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風險
由于各種因素未能充分享受稅收協定的惠稅率或稅收抵免,導致企業多交稅。
3.因轉讓定價和反避稅問題導致的風險
全球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行動計劃促使各國高度關注轉讓定價和其他反避稅問題,企業傳統的稅收籌劃方式面臨稅收風險。
4.海外并購標的企業的歷史稅收問題的風險
海外并購是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若標的企業經營歷史中存在稅收問題而在盡職調查中未被發現,并購企業在完成并購后將面臨稅收風險。
5.稅收歧視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法律傳統、監管體系使我國企業在部分國家的投資可能面臨來自于各方面的稅收歧視。
五、海外并購的挑戰
據普華永道的并購市場報告顯示,中國2016年并購市場的交易金額與交易數量均再創新高。中國大陸企業的海外并購交易量增加142%,投資金額增幅高達246%,達2210億美元,幾乎是2015年的3.5倍。其中,有51宗大額海外投資交易金額超過10億美元,幾乎是2015年紀錄的兩倍。
金融數據公司Dealogic的研究發現,2016年中國企業共宣布了745項跨境交易,占亞太地區海外投資總金額4451億美元的一半以上。
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以重工業和制造業為主,中國最初的海外并購主要是為鋼鐵企業尋找所需的原材料,以保證國有工廠的充足供應。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其海外并購的胃口也越來越大?,F在,收購重點已轉向中國所需的品牌和技術,以支持中國由出口型經濟轉變為國內消費型經濟,也就是所說的“新經濟”。
2013年之前,中國的海外并購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他們收購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開采權、加拿大的能源生產商,以及非洲的銅礦。而現在,中國的民營企業正在搶購意大利的足球隊、美國電影制片廠和法國時裝公司等大型資產,而政府背景的企業則在購買芯片制造商和農業技術。2016年,民營企業主導的海外并購市場,交易數量達到了2015年的三倍,并且第一次在金額上超過國有企業的交易總額。
十年前最大的并購目標――能源領域從占比54%下降到10%,而工業領域卻從25%增長到51%,幾乎翻了一番。最引人注目的是TMT(電信、媒體和科技)以及消費者/零售業,在此期間驚人地增長了900%。
跨境并購已經成為獲取全球高端要素資源的重要途徑,中國企業將繼續在國內及全球范圍內進行大量的并購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