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制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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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1、中國現行的教育是以高考為代表的應試教育。這種教育的最大特征就是教育資源相對緊缺，學生家長學校以及整個和教育相關的產業鏈都圍繞著教育機會進行競爭的教育體制。

2、學生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知識，而是獲得更好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

3、導致了教育走向兩面性的極端一面。一切圍繞著分數做文章，使得學生學到的知識死板，學習缺乏興趣。學校盲目的追求升學率，甚至不擇手段破壞。

4、整個社會圍繞高考產生了大量不公正的現象，嚴重的破壞了社會道德秩序，也導致教育資源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 教育本來是社會公益性活動，是有利于整個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甚至是人類發展的重要活動。

第2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關鍵詞：高中政治教學；過渡語；藝術

一、巧用詩句，雅俗共賞

詩詞是中國文學的瑰寶，它不僅能創設形象生動的意境，而且詩詞作者往往直抒胸臆、真情流露。在高中政治教學中，如果運用詩詞來設計過渡語，既能實現教學環節的優美對接，又能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僅寥寥數語，既可彰顯政治課的魅力。

例如，在對《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教學時，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第一個標準講完之后，出示打油詩《雪》：大學紛紛落地（秀才），都是皇家瑞氣（官吏），下它三年何妨（地主），放你娘的狗屁（窮人）。然后設問：面對大雪，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評價？這說明了什么？從而自然過渡到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第二個標準。

二、經典故事，移花接木

翻開政治課教材，經典故事無處不在，每個故事都蘊含著一定的“價值真理”和“行為典范”，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起著一定的導向作用。在教學中，運用經典故事過渡，能夠化難為易，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

例如，在講《市場配置資源》時，講完市場調節的優點以后，可以設問：市場調節是萬能的嗎？可以舉經典案例《燈塔理論》：在茫茫黑暗的大海上……這個案例說明什么呢？學生很容易回答出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從而過渡到市場調節的局限性。

三、創設情境，親自參與

夸美紐斯說過：“一切知識都是從感官開始的。”這就提示教師要善于挖掘教材，積極創設生動有趣的教學情境并讓學生參與其中，這樣有利于促進學生主動地學習。

例如，《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這框內容可謂難而繁，又是重難點，特別是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若單純地列出兩個知識點就會顯得晦澀、突兀。我是這樣設計的：首先采用情境創設的方法講完主次矛盾的關系原理和方法論，然后繼續情境延伸，由教師旁白：曦曦有個同桌叫小麗，樂于助人而且學習成績好，可就是心眼小，一不小心就把她給得罪了，這不，兩個人又鬧別扭了……學生開始表演情境劇，然后設問：曦曦對小麗是如何評價的？從學生的回答中引出矛盾主次方面，通過這樣的過渡，既能使兩個知識點之間的連接變得自然流暢，又能使學生準確理解易混點，走出“山重水復”的誤區，進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四、趣味漫畫，蟬聯蠶緒

趣味漫畫不僅具有直觀性的特點，更具有一般教學手段難以具備的特點――幽默、夸張、豐富內涵、意味深長。教師在設計過渡語時，選用圖文并茂、生動活潑的漫畫，不僅能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還能有效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高課堂效率。

例如，在《價格變動的影響》教學中，從價格變動對生活的影響到對生產的影響，我是這樣設計的：出示漫畫，《老漢的苦惱》……設問：老漢為什么苦惱呢？學生的回答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教師此時可以風趣地說：“我猜他是這樣說的。”然后聲情并茂地唱一句：“我承認都是價格惹的禍！”然后再問道：“在這幅漫畫中，老漢是一位生產者還是一位消費者？”很自然地過渡到下一個知識點，這樣就避免了平鋪直敘的枯燥，讓學生在笑聲中既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又活躍了課堂氣氛，增強了學生對政治的興趣和求知欲。

五、適時小結，聯舊引新

在政治教學中，演繹―歸納―推理的教學方式運用較多，因此，在設計過渡語時，可以采用復述式，這樣既可以使前后知識銜接順暢，又可以起到溫故知新的效果。

例如，在《新時代的勞動者》課堂設計中，從就業的意義到就業形勢，我是這樣過渡的：“講到這里，我想到了孟子的一句話‘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志。’同學們大都有了明確的職業生涯規劃，那么，我們如何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呢？我想，作為新時代的勞動者，首先要明確我們所處的新時代具體‘新’在哪里。立足國內，與勞動者則息息相關的時代背景就是當前的就業形勢，下面我們就一起來認識當前的就業形勢吧。”這樣就輕松地實現了從舊知識到新知識的過渡，不僅讓學生回顧了舊知識，而且給學生引出了新問題。

六、設置懸念，激發興趣

布魯納指出：“濃厚的興趣可以彌補智能的不足。”在設計過渡語時，教師可以設計一個懸而待解、富有誘惑力的問題，以此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求知欲，吸引他們去深入學習，探求知識的奧秘。

例如，在《價值的創造與實現》的教學設計中，從價值創造途徑到實現途徑我是這樣過渡的：播放視頻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張繼科與王皓的精彩對決。設問：如果你是張繼科，站在冠軍的領獎臺上，你想感謝哪些人呢？他的成功僅屬于他個人嗎？還屬于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怎樣的？個人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是什么？根據學生的回答引出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價值。

總之，作為一名年輕的高中政治教師，要注重過渡語的設計，巧妙地設計精彩的過渡語，為自己的課堂增添魅力，也為學生的學習注入快樂的因子。

第3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關鍵詞】 ：貨幣局制度貨幣發行準備匯率

中圖分類號：[F03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貨幣發行準備制度

貨幣發行準備制度是為約束貨幣發行規模維護貨幣信用而制定的，要求貨幣發行者在發行貨幣時必須以某種金屬或資產作為發行準備的規定，從而使貨幣的發行量與某種貴金屬或者其他資產的數量建立起聯系和制約的關系。貨幣發行的準備制度對于貨幣幣值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下，各國貨幣發行準備制度的內容比較復雜，一般包括現金準備和證券準備兩大類。但中國大陸卻一直沒有清晰的貨幣發行準備，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如《中央人民銀行法》《人民幣管理條例》《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制度》等都沒有對人民幣的發行準備制度做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計劃經濟時期，央行可以通過國家計劃貨幣的發行和商品的供應，但當今我國正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商品作為貨幣發行保證已經不能保證貨幣持有者以不變價格來獲得商品，不利于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易導致通貨膨脹，可以認為中國大陸是無準備金狀態。

二、人民幣與港幣發行制度的比較

（一）人民幣與港幣發行制度立法比較

《中央人民銀行法》《人民幣管理條例》《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制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一直都沒有對人民幣的發行準備制度做出一個明確的法律規定。《人民銀行法》里面只規定了“人民銀行負責人民幣的貨幣發行”，至于怎么發、發多少、什么時候發，沒有法律文件的明確規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于1993年4月1日由外匯基金管理局與銀行業監理處合并而成。金管局的主要職能由《外匯基金條例》和《銀行業條例》規定，并向財政司司長負責，其法例規定發鈔銀行發鈔時，需按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向金管局提交等值美元，并記入外匯基金的帳目，以購買負債證明書，作為所發鈔紙幣的支持。相反，回收港元紙幣時，金管局會贖回負債證明書，銀行則自外匯基金收回等值美元。

（二）發行原則的比較

我國人民幣發行遵循計劃發行原則，根據國民經濟的信貸計劃和現金計劃從而確定計劃發行額，但是由于人民幣目前基本無準備狀態，無法確定流通中實際需要的貨幣量，即使央行精確地計劃人民幣的發行，也容易造成貨幣供求的不平衡，這也就是在市場經濟建設中，我國通貨膨脹率波動非常大的主要原因。港幣的發行原則是以立法形式明確規定的，正如上文的立法比較中發鈔銀行發鈔時，需按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向金管局提交等值美元作為發鈔紙幣的支持，也就是必須承諾本幣與某一確定的外國貨幣之間可以以固定比率進行無限制兌換，并要求貨幣當局確保這一兌換義務的實現，由于實行百分之百的發鈔準備制度這一原則使聯匯制本身具有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應。

（三）貨幣發行靈活性上的比較

香港的貨幣局制度下，貨幣發行完全受貨幣局的外匯儲備限制，當國際收支出現持續逆差時，當局發行貨幣的外匯儲備就會減少，港幣供應量也將隨之減少，利率也會偏高，因為維系港元平穩的基本條件是：港元利率盡可能與美元保持穩定的利差水平,否則套利活動將迫使港幣利率回到美元利率水平。港幣與美元掛鉤，則使港元市場利率容易受到美元利率水平的制約。而在大陸的中央銀行制度下，政府和商業銀行都可通過向中央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因此貨幣的發行不會受外匯儲備太大的限制。因此，可以說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自由度要比貨幣局大得多，如中央銀行可以控制本國利率，可以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向政府提供貸款，而貨幣局卻沒有這些功能。

（四）貨幣發行與匯率制度之間的聯系之比較

香港的匯率制度是聯系匯率制，其本質是貨幣局制度，即固定匯率制的一種。正因為如此，香港貨幣發行制度和匯率制度是融為一體的，貨幣制度的核心是穩定港元的匯率，而將二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是外匯基金，外匯基金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管理和支配的，用以控制港幣發行，調節和穩定港元匯率的政府基金，因此香港維持匯率的穩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貨幣發行的考慮，根據匯率的利率決定理論，利率會影響匯率的變化，這也就使得實行聯系匯率制度香港的利率和貨幣供應受制于美國的利率政策和貨幣政策，從而嚴重削弱了這兩個經濟杠桿的調節能力。另外，近年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持續小幅升值，這也就使得港幣兌人民幣形成持續貶值的趨勢，而香港絕大部分的日常用品（據統計有70%）都來自大陸，從而會造成香港一定的輸入型通貨膨脹，這也是聯系匯率制的一個后果。2005年7月中國大陸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大陸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持物價穩定，對外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增持外匯儲備事實上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一種渠道，這就使得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呈被動、僵硬的特點，極大地損害了央行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因此大陸和香港在貨幣政策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元，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從程度上來說，中國大陸的貨幣政策相對香港來說要稍微靈活一些。

三、政策建議

我們必須承認， 世上或許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貨幣發行制度，各種貨幣發行制度都各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可以在選擇適應我們國情的貨幣發行制度的同時對相關制度加以完善，以使貨幣發行制度能更好的促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

（一）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建議

1.在貨幣發行方面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

依法治國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這種政策應該貫徹到國民經濟的沒一個方面，因此，我認為，大陸應該向香港一樣，在貨幣的發行上要明確的法律規定，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發行貨幣。

2.建立人民幣發行準備制度

明確的發行準備制度有利于維護幣值的穩定，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促進經濟的增長。中國應該汲取有益的經驗，采用現金發行準備和證券發行準備相結合的方式，根據國情規定發行準備的比例，適應現階段國家的發展。只有一個適宜的發行準備制度，才能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減少通貨膨脹的發生，使中國經濟穩定快速長期地運行。

3.建立更靈活的貨幣政策

在當今世界的這種經濟格局下，增持外匯儲備事實上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一種渠道，極大地損害了央行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我認為要想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及靈活性，就必須盡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使人民幣成為世界性的貨幣。

（二）對中國香港的建議

香港因聯系匯率制度獲得了匯率穩定性和資本自由流動性的同時，也某種程度上令其貨幣政策陷入被動。在此制度下，香港金管局不能推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很大程度上只能受制于美國貨幣政策。這種弊端正隨著人民幣兌美元的漸進升值而越發嚴重。在聯系匯率制度下，一個國家或地區可能和某一個特定國家的貨幣掛鉤。若只和一種貨幣掛鉤，有時會存在風險及變量，為減少風險起見，我認為香港可以效仿大陸采取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或許是一個好的選擇。

參考文獻：

[1]香港金融管理局網站

[2]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第二版)

[3] 馬茲暉.港元聯的演變及反危機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 2005.12

[4] 孫書章.香港貨幣制度系匯率制度利弊析[J]. 經濟經緯1999.11.10

第4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民族概念與中國人的「民族概念的形成

古代漢語辭彙中有「民有「族，但沒有「民族。在中國現代第一部較大規模的語文辭書《詞源》中，找不到「民族一詞，這或可作為證據。1古漢語中，最接近當今「民族一詞的恐怕是「族類。《左傳》中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意為「愛）又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2這的「族類有同宗同祖之義，祭祀時須各歸其宗，各祭其祖，不能亂來，否則神不會接受。不僅如此，同宗同祖也是相互溝通和信賴的基礎。如果熟悉中國的宗法制傳統，這一點不難理解。到19世紀末，「族類概念演變為「種、「類概念。1895年，張之洞出版了著名的《勸學篇》，其內篇第四為「知類，寫道：「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棕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3這種理解淡化了「族類概念的宗法色彩。不過，無論是《左傳》中的「族類，還是《勸學篇》中的「種、「類，都跟今天所謂的「民族有相當的距離。

現代漢語中的「民族一詞所對應的是英語中的nation。這個概念直到20世紀初才被介紹到中國。一般英語詞典中對該詞的解釋是：居住在一個確定的領土範圍內，擁有相同的語言、傳統，為一個統一的政府所領導的人類群體。在這個意義上，nation又譯為「國家，或者索性譯為「民族國家。其與另外兩個也譯為「國家的詞country和state的區別在於：nation側重於人類群體，country側重於土地區域，state側重於政府組織。當今最大的國際間組織「聯合國就叫United Nations。nation意義上的「民族或「民族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歐洲的特定歷史演化中逐步形成的。1648年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德國其他諸侯、法國和瑞典等國簽定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定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國界，確立了國際間大小國家平等和「在誰的邦，信誰的教的原則，結束了自中世紀以來「一個教皇、一個皇帝統治歐洲的局面，開創了歐洲近代國際關係，並為現代國際關係奠定了基礎，4並由此賦予了nation上述涵義。

在近代中西衝突之前，中國人並沒有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把自己的國家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儒家歷來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5政治家和學者的最高境界不是僅僅關注一個有限區域，僅僅為一群人打算，而是關注普天之下為所有的人謀求和平與幸福。所以，中國文人大多具有「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中國人的「族類觀念和「華夷之辨也是從屬於這種「天下意識的。今天看來，古代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就其所關涉到的地理事實而言無疑大有問題，但這種「天下意識在價值理想上卻無論如何要高於歐洲近代以來的「民族意識。

中國人改造自己的「天下觀而接受西方人的「民族觀，經歷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痛苦與屈辱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帶著廉價商品、科學技術、政治文化，持續衝擊中國，讓中國人逐漸知道了中國及其周邊區域不是天下，中國也不代表天下。日本和俄國兩大強鄰在19世紀至20世紀早期的侵淩欺奪更讓中國人明白了即使在地緣政治中自己也處於下風。日本在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最終讓中國人有了徹底的「民族覺悟，因為如果他們不在觀念和行動中將自己當作一個「民族，他們就有可能從自己幾千年來所執著關懷的「天下中被消滅掉。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建構的。每個「民族都替自己考慮，然後再到United Nations中去互相討價還價。國際關係中普遍奉行的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中國式的「天下情懷不再有實際擔承的法權主體。毛澤東時代的「國際主義曾讓大陸的中國人或多或少找回了「天下責任之感，但社會發展上的失敗又使這種感覺虛妄不實。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採取了一種日益務實和謹慎的態度，切切實實地在方方面面把自己看成一個「民族，並且向西方人逐漸學會了怎樣替自己打算的作風和方法。當今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可同時又是近二百個「民族國家「平起平坐、各自為「政的時代；中國是作為其中之一而捲入全球化的洪流中的。可以說，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不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更是一個「民族。 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狀況

自從有了「民族國家，凡事就都要問一個「是誰的——是自己民族的，還是其他民族的？同樣一種商品，其他民族生產的就得加收關稅，自己民族生產的則免交此稅，據說是為了保護本民族的經濟利益。這種保護既非針對個人，也非針對家庭、社區或其他社會範疇，而是針對「民族國家。類似做法不僅施行於經濟領域，而且普遍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領域。從廣州到上海旅行不需要辦簽證，因為這是在一國範圍內，但到溫哥華就得辦簽證，因為這到了另一個國家。可見，對於一個具體的人、一件具體的物品或一樁具體的事情來說，他（它）身上所具有的「民族國家的性質在今天是多麼的重要。有時，即使當事人自己想淡化自己身上的「民族性，別人也不會放過這一點。一個美國人可能並不支援對伊拉克的戰爭，但伊拉克人的怒火照樣可能發洩到他身上，因為他身上貼了「美國標簽。一個旅美的中國人可能恥于自己的國籍而儘量學得像美國人，然而人家照樣忘不了他是Chinese。這種情況下，將「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在觀念上明確加以強調，在實踐中有意加以突顯，就成了「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也許譯為「民族國家主義更恰當）的詞典定義值得在這引用一下：

「就其積極方面而言，它堅持一個民族的特性，這種特性是由那些典型地起源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和宗教的獨具特色的特徵構成的。民族主義強調民族的自決權和主權，並要求保存它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常常聲稱，民族的價值和利益，至少在危險和危機的時候，是壓倒其公民的個人權利的。公民被要求以對民族的忠誠和為民族集體的目標服務來顯示愛國主義。

就其消極方面而言，民族主義熱衷於對一個民族的道德、文化和政治價值的過度重視。對一個民族的自身利益的孤傲的關注，會導致在評價其他民族或自己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的價值和利益時的盲目無知和好戰。從這種意義上講，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幾乎難以區分。6

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世界政治交往的基本單位的時代，「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強勢的「民族國家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鞏固自己的現有地位，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需要「民族主義；弱勢的「民族國家要想免受欺侮、擺脫困境、奮發圖強，也需要「民族主義。正如眼下美國人和伊拉克人都同樣需要「民族主義一樣，而其他旁觀的「民族也無不在暗暗繃緊自己的「民族主義這根弦。面對那個超級「民族國家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和價值每隔幾年就要肆無忌憚地炸毀一個「民族國家的嚴峻現實，哪個「民族國家敢放下「民族主義的旗幟呢？——哪個「民族國家敢於超越本「民族的利益而去主持國際公道呢？哪個「民族國家敢於指望那種沒有擔保的國際公道而不是指望自己來保衛自己呢？

對於中國人來說，「民族主義是他們在近代遭遇列強欺淩同時又受西方思想啟發的結果。儘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不斷有「族類之爭，但這種衝突既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間的對抗，也不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社會整體的全面碰撞，因此其所激發出的類似「民族主義的社會意識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人自覺的民族主義觀念產生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的「保種、保國、保教的時論中。張之洞將這三者的關係定位為「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7不過，這些觀念尚未置於「民族國家的概念框架中來建構，即更多的只是意識到了自己的危機，而沒有瞭解到這種危機是一種特定的「民族國家的時代處境所造成的。1902年《政藝通報》發表了確實的文章〈民族主義〉，其中「民族主義被概括為「合一群，同道經、法律、風俗、文學美術，而組織一完美無缺之國家者也。81903年，梁啟超撰文專門介紹了德國國際法著作家布倫奇利（J. K. Bluntschli，梁啟超譯為「伯倫知理）的「民族概念與國際關係理論，並對「民族與「國民、「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作了探討，還對中國應當實行「小民族主義還是「大民族主義提出了自己的主張。91922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又進一步將「民族與「種族等概 念區分開來，並進而界定了「民族意識、「中華民族等概念。10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民 族主義放在第一位。在1905年的《〈民報〉發刊詞》中，「民族主義的主旨在於「驅逐韃 虜，恢復中華，所針對的是滿清統治。111924年，孫中山將「民族主義重新解釋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獨立自由於世界；對內主張國內各民族的平等。12這應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成型的標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更喜歡用「愛國主義（patriotism）而非「民族主義，至少說來，「民族主義一詞不易跟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外來意識形態相整合。「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當今中國已經被緊密聯繫起來，而「民族主義則主要是新時期被翻新出來的一種學術語彙。馬克思列寧主義進入中國，客觀上模糊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原有立場和價值。加上重開國門之後全球化浪潮的全方位衝擊，如今中國的民族主義，較之當初「保種、保國、保教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已經相去甚遠，並且很難清楚界定了。儘管如此，面對西方強勢「民族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巨大壓力，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活潑在中國人的心頭，仍然在起著激發熱情、凝聚人心、認同國家、維護民族尊嚴的作用。只要這個世界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只要這個世界還奉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就不可能放棄自己以幾代人的屈辱和犧牲為代價向西方人領教來的「民族主義。 基督教在華傳教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

據說，整部聖經有一處提到「中國，並且只有一處。在以賽亞書中有這麼一段：耶和華說，「我必使我的眾山成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13其中，「秦拼為Syene或Sinim，傳教士相信，這就是指中國。1842年，美國長老會海外傳教差會派到中國本土的第一位傳教士婁禮華（Walter Macon Lowrie，或作婁理華）到達澳門，他就認為，聖經中的這段話就是神派遣他們到中國傳教的預言。14在聖經提及中國和婁禮華等近代傳教士來華傳教之間的漫長歲月中，基督教跟中國已經發生了許多實際的接觸。最初是聶斯脫利派（Nestorians）傳教士敘利亞人阿羅本（Olopen）於635年來到唐代中國首都長安，並受到太宗禮遇，使基督教（時稱「景教）得以在中國傳播二百餘年，可謂盛極一時。但隨後的武宗滅佛株連景教，致其一蹶不振。1513世紀中葉，羅馬教皇的使者、傳教士以及蒙古西征擄來的基督徒相繼來華，使元代的基督教（時稱「十字教或「也可溫教）傳播一度復興。但這種復興隨著元朝的終結而頓挫。16影響最大的可能要數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hew Ricci），他於1582年到澳門，1601年到北京，並供職於欽天監，近十年後在那去世。他的工作使基督教（時稱「天主教）得以被明末的達官顯貴和知識份子所瞭解和接受。這一影響延及清康熙時期，其時基督教信徒已達十六萬多人。1718世紀初羅馬教廷和清廷之間發生「禮儀之爭，導致基督教在華傳播再度中斷。181626年，荷蘭殖民者向臺灣派遣傳教士，19這是基督教新教在華傳教的開始。接下來就該是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了，他是近代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的先驅。他于1807年到達廣州，翻開了基督教對華關係史的新的一頁。20從那時到現在，近兩百年過去了。其間，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在一個更加複雜的國際交往背景乃至全球化背景上展開，並且跟中國近現代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如今已進入耶穌紀年的第三個千年了，這也是中國人採用耶穌紀年後跟廣大基督徒一起跨入的第一個千年之紀，這種情況也可看作基督教在華傳播一千三百多年後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結果。在這個時候，著重考察一下基督教在華傳播跟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碰撞，比一般性地泛泛而論兩者的關係可能更有意義。

在基督教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中，近代以前的碰撞跟近代以後的碰撞具有實質型的差別。近代以前，不論是武宗滅佛株連景教，還是禮儀之爭斷送傳教，碰撞的雙方都不是對等的「民族國家，在中國這方主要是國家權力及其輿論支援，在基督教一方則僅僅是一個信教的群體。儘管其間中國方面有許多「華夷之辨的輿論，顯示出了某種類似「民族主義的特徵，但由於對手並不是一個對等的「民族，即使傳教士背後的遙遠祖國也沒有被中國人看作可以跟自己國家對等的「民族國家，更何況它們對事態也沒有發生太多實際影響，因而這類碰撞並不體現為「民族國家之間的碰撞。如果比較一下近代以後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不論武宗還是康熙，在處理基督教問題時的心情要輕鬆、從容得多。鴉片戰爭以後的情況就不一樣了。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將傳教方面的內容寫了進去。1846年初，在法國人的壓力下，道光皇帝不得不正式宣佈馳禁天主教，發還教堂，懲辦「濫行拿查教徒的地方官，21他的心情就跟武宗、康熙完全不同了。隨後，基督教（不論天主教還是新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完全合法化，這顯然跟站在其背後的「民族國家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強大支撐密不可分。可見，在這一時期，基督教和中國方面所發生的碰撞才有了典型的「民族國家間關係的意味，中國方面的反應才開始具有了「民族主義的特徵。到了19世紀末，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勃發，無論是民間針對基督教的「教案，包括義和團運動中的「教案，22還是士大夫階層的「保教活動，都已經具有了較為明確的「民族主義意識，其所反映或折射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跟其他強勢「民族國家之間的整體衝突。

基督教跟中國的民族主義所發生的碰撞可以進一步分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本原性方面，即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跟中國文化中的有關內容的碰撞；二是相關性方面，即信仰基督教的個人、群體和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價值偏好和習俗傳統方面跟中國的碰撞。

任何宗教信仰都以確認自己的信仰乃唯一正確之信仰為前提，而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信仰狀況又是五花八門的。就此而言，即使不考慮信仰所牽涉到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以及民族國家背景，不同信仰在純粹義理上也有不相容的地方，發生衝突很難避免。利瑪竇在華期間曾寫道：中國人「已蒙蔽在異教的黑暗中長達數千年之久，從沒有或幾乎沒有看到過一線基督教的光明，傳教的目的就在於「教導這個異教的民族。23約三百年後，倫敦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也道出了類似看法：「基督教是唯一適合全世界的宗教，並且是唯一能夠將世俗的王國帶入永恆福樂的宗教，「它在同樣的條件下向所有接受它的人——無論老幼、貴賤、智愚、生長于何國——賜予救贖和恩寵；對所有拒絕或侮辱它的人，它實施的雷霆般的懲罰也是一樣的，既公正，又沒有求懇或逃脫的餘地。24即使雷鳴遠（Vincent Lebbe）所說的「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說法，25跟上述說法也無實質區別。根據這種觀點，中國人的傳統信仰就只能完全讓位於基督教，中國文化中就只有那些不妨礙基督教信仰的次要成分才可以保留下來。顯而易見，這種觀點以及相應的實踐肯定會激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反應。康有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力倡孔教，1922至1927年非基督教運動風行全國，就是這種民族主義反應的具體表現。26要避免兩者之間的過度衝撞，就要求基督教在堅持自身信仰的獨一性的同時，給予中國傳統信仰及文化應有的尊重，給予那些不接受基督教的眾多中國人及其價值信念應有的尊重。當然，這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處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基督教是一種宗教信仰，但基督徒除了信仰基督教外，跟所有其他人一樣，還必須吃飯穿衣、學習工作、結婚生子，有自己的個人品性、經濟利益、政治權責、國家背景、民族傾向，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在中國這一 方面情況也一樣。所以，由基督徒在信教和傳教活動中所牽連的相關因素要比單純的信仰因素複雜得多。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跟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往往是各種因素攙雜起作用的結果，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難一概而論和簡單了斷。大致說來，在跟信仰相伴隨的各種因素中，政治因素在雙方衝撞中所起的作用最為顯著。這一方面是因為「民族國家的根本標誌是國家的政治主權，禁止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迫使中國政府馳禁的是西方列強的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古代中國是一個王權至上的國家，這一傳統非常強大，統治者政治權力的安危是全部政治關切的焦點，因此凡涉及政權的事情都異常敏感。不論是商人勢力，還是朋黨幫派、異端邪說，只要被疑心可能危害政權，不論來自海內還是海外，都會遭到限制甚至鎮壓。基督教被猜忌、查禁，從政府的角度說，主要是出於它對政權所造成的潛在威脅。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洪秀全就是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學生，儘管後來羅孝全認為洪秀全搞的「拜上帝教是一場「鬧劇，27但恰恰是這場「鬧劇差點要了清王朝的命。就此而言，在中國尚未將政治和宗教及非宗教信仰明確界劃清楚，尚未從法制上對宗教活動加以確切定位的情況下，基督教的對華傳教如果借重其他「民族國家的政治強力而給中國的政治現狀帶來明顯不利的影響，就肯定會引起「民族主義的政治反應。此外，經濟、日常事務等方面糾紛在基督教跟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恕不一一論述。

總之，中國人對基督教在華傳教所產生的民族主義反應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由此形成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針對基督教「皈化中國的意圖，旨在給中國的傳統文化守護一片應有的空間；政治民族主義針對的是基督教背後的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干預和威脅，旨在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這是觀察基督教跟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史所不難得到的印象。 結 語

基督教是一種普世的宗教，是一種以愛為本的宗教。就其宗旨而言，它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國家。正因為如此，在兩千年的歲月中，它才一次次突破民族和區域的局限而傳播到全世界。在這點上，它跟中國傳統的「天下精神有內在溝通之處。中國人本來是富於「天下關懷的。基督教的普世之愛跟中國傳統的「天下關懷相呼應、相結合，正好合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要求，可以補救這個時代普遍過度的「民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跟中國文化的交流，無論如何具有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基督教又是長期浸潤在西方文明土壤中的一種特定宗教，基督教的大本營在西方，其教派、教會、教徒不同程度地都跟西方「民族國家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中國是一個非西方國家，而且長期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壓。儘管近二十多年來中國自身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仍然處於弱勢地位。至少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如今仍然能明顯感受到來自西方強權政治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基督教要致力於發揮其教義之所長，而避免跟中國的民族主義劇烈碰撞，確實還有許多關係需要理順，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至少不能「多了一個基督徒，少了一個中國人。28

參考文獻：

1 《詞源》的編纂開始于1908年，1915年出第一版，1980年出修訂本第一版。見《詞源》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北京，第1702—1704頁。

2 《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北京，第1901、1801頁。

3 張之洞著：《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鄭州，第74頁。

4 參見丁建弘著：《德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第75—76頁。

5 參見《禮記．大學》。

6 Nicholas Bunnin和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第653—654頁。

7 張之洞著：《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鄭州，第50頁。

8 《政藝通報》第7期； 轉引自姜華著：《大道之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廣州，第6頁。

9 參見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北京，第67頁。

10 《梁啟超論著精粹》，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廣州，第603—605 頁。

11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北京，第288頁。

12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北京，第118—119頁。

13 以賽亞書第49章，聖經（簡化字現代標點和合本），中國基督教協會印制，2000年，南京，第1160頁。

14 參見W. M. Lowrie， The Land of Sinim，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113；轉引自吳儀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436頁。

15 參見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6—7頁。

16 參見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49頁。

17 參見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頁。

18 參見李寬淑著：《中華基督教史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第102—118頁。

19 參見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541-545. 引自吳儀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簡——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32頁。

20 參見[英]湯森著：《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鄭州，第52頁。

21 參見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114—139頁。

22 參見姚民權、羅偉虹著：《中國基督教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第115—127頁。

23 [意]利馮竇、[比]金尼閣著：《利馮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尊仲、李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第61、117頁。

24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s Mission to China， pp. 3-4；轉引自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458—459頁。

25 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474頁。

26 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404頁；趙春晨、雷雨田、何大進著：《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第272頁。

第5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行動口號，而忽視對學生的教育。但也不能說中國不重視教育。

現實是很殘酷的，學校老師和家長喜愛的不過的是一些所謂的“好學生”——成績很高的一類學生，卻恰恰忽視了其他的學生。而好學生在一所學校中的總人數占十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

每個學生都是祖國的花朵，這句話不應成為空話。我認為：每個學生都需要老師同樣的關愛。

每個老師都會說：我愛每個學生是一樣的。可真正做到樣的老師卻少之又少。對于那些所謂的“好學生”，老師總是眉開眼笑，不停地“開小灶”；而對于那些所謂的“差生”，老師不是橫眉冷對，就是熟視無睹。

亞里士多德說過：學生本來就有一切知識，學校的教育并不是知識的來源，學校的作用只是將學生已經具備的天才激發出來。

第6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項目名稱：職場化育人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完成單位：山東科技職業學院

完成人員：徐建明、丁文利、董傳民、楊慧慧、李源強、張宗寶、葛玉珍、沈文玲、周先景

該成果在2010年山東科技職業學院鑒定通過的教改項目《高職教育產學研合作育人模式的研究與實踐》基礎上，經4年教學改革與實踐檢驗，形成了系統性成果，對提高教育質量、實現培養目標產生了重大成效。

針對高職產學研合作育人難以深入的問題，項目組從育人理念、培養模式、體制機制等方面進行了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遵循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與成長規律，提出“職場化育人”理念，系統設計職場化教育模式，形成產學研合作育人新途徑。項目建設了由教學系、企業、研究所組成的教產園區，使教學環境與職場環境雙向融合，形成新型高職校園形態；以學院為主導，產學研三方通過組建教產園區職教聯盟，建立人員互通、資源共享、文化互融的協同育人機制，引入ISO建立質量保障體系；專業教師以跨界產教雙向任職，建設“三重職能、三重角色”雙師型教學團隊；同時利用職場環境資源，各專業實踐以職場化教學為主導的育人模式改革，來培養與市場相匹配的職業人才。

職場化育人是指為培養適應市場需求的職業人才，利用職場環境和資源，按職場要求，產教共同設計實施人才培養的新型產學研合作育人模式。該模式以面向職場需求為導向，以職場化育人環境為基礎，以實施職場化教學為核心，建設雙師型教學團隊是重點，創新合作體制機制是關鍵，提升學生綜合職業能力是根本。

該成果首先通過探索實踐職場化育人，有效地解決了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目標不清晰、培養規格與職場需求不匹配的問題。職場化育人按職場要求確定培養目標，依據職業標準設計教學內容，教學載體來自企業真實項目，教學過程對接生產過程，職場文化、職業素養、創新能力培養貫穿全過程，按職業化模式實施教學評價。

其次建設校企所共棲、產學研一體的教產園區，構建協同育人體制機制，有效解決了校企融合不夠、致使職場環境和資源無法滿足育人模式改革需求的問題。專業群、企業、研究所共同組成教產園區，形成資源共享、文化互融、人員互通的共棲關系。成立教產園區職教聯盟，協調促進產學研融合，理事會為執行機構，內設專業產業發展委員會。建立協同育人機制，明確三方責任權利，實施人才培養流程再造，引入ISO建立質量保障體系。

再次整體設計“三重職能、三重角色”教學團隊建設，有效解決了雙師型教師匱乏、雙師素質不能持續提升，致使師資隊伍不能適應育人模式改革要求的問題。專業教師承擔教學任務、生產實踐、技術服務三重職能，具有教師、工程師和項目經理三重角色。園區內專業教師與技術人員“混編”，雙向任職、雙向考核。教師晉升職稱須有橫向科研且企業實踐考核合格。

最后開發校本活頁教材，有效解決了傳統教材內容滯后于技術發展、與職業教育教學改革不適應的問題。將企業真實項目、產品、情景作為教材案例，整體設計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的教材編寫，建立常態調研機制，及時融入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每年更新15%以上。

該項目成果在推廣應用過程中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推動了山東科技職業學院育人模式的轉型，顯著提高了育人質量。

基于現代學徒制的項目團隊式教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項目名稱：基于現代學徒制的項目團隊式教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完成單位：武漢職業技術學院，武漢安都服飾有限公司

完成人員：溫振華、孔莉、任泉竹、全建業、高菁、王寶根、徐亮、周繼業、余紅平

2006年，武漢職業技術學院開始了“現代學徒制的項目團隊式教學模式”的探索。2008年，在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的基礎上，該項目對服裝專業人才培養體系進行了全方位、系統的改革，使服裝設計、服裝工程、服裝營銷等3個專業的教學質量持續提高，社會聲譽不斷增強。

該成果針對教學過程中，教學內容與企業實踐內容的無縫對接，學生專業技術與職業素養的綜合培養，師生、師徒之間技術的傳授與道德素質的傳承，以及項目的過程管理與學生的考核等問題，通過“五個融合”的方式，構建了“能力遞進式培養”的課程體系，形成了“企業設計師與校內教師雙融合”的項目團隊和“教學生產無縫對接”的實訓體系，建立了“植入產品質量標準的過程管理辦法”和“多元考核”的評價模式，最終形成了“基于現代學徒制的項目團隊式教學模式”，磨練了教師隊伍，提升了學生在校期間實際專業工作經驗的積累，充實了企業研發力量，創造了社會和經濟價值。

（1）將項目與教學內容融合。企業項目與教學內容融為一體，以工作過程的各個環節來構成多個技能訓練的模塊，從命題項目到企業實際項目，從虛做到跟做再到實做，由易到難，將傳統的學校封閉式教學變為面向生產實際的開放式教學。

（2）將教學與研發團隊融合。學校與企業共同組建教學與研發團隊，一方面企業的技術專家作為課程的授課教師，完成理論授課和實踐教學指導任務；另一方面學校專業參與企業產品研發，為企業提供服務，解決企業問題，同時也不斷提升專業教師實踐能力。

（3）將師生與師徒關系融合。創建融合了師生與師徒關系的現代學徒制，既有統一授課引導學習的形式，又有師傅帶數名徒弟完成任務的形式，通過師徒解決技術傳授層面問題，通過師生解決道德素質層面的問題。

（4）將學生的專業技術與職業素養培養融合。學生以團隊模式參與項目，專業技術的學習和職業素養的養成并重。一方面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實際工作能力，同時也培養學生團隊協作、溝通理解的綜合職業素養，使學生獲得專業能力和工作經驗。

（5）將產品的市場檢驗與學習效果考核融合。用產品的質量標準來管理項目教學的過程，考核學生學習的效果。整個流程為“設定好每個工作任務環節的質量標準完成并達到質量標準后再進入下一個工作任務逐步達標、逐漸推進完成成品召開產品會”，最后以項目團隊給出的個人貢獻力評價及企業對成品的評價作為學生的最終考核成績。

高職紡織類實訓教學資源共享及運行機制研究

項目名稱：高職紡織類實訓教學資源共享及運行機制研究

完成單位：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完成人員：嚴瑛、王化冰、王顯方

該研究項目以培養高職紡織類學生綜合實踐技能為出發點，通過開展教學資源庫建設、實踐教學體系研究，探索“教、學、做”一體化、“教、賽、證”三結合、產學研相融合的實訓基地運行機制，改革實訓教學資源共享模式，有效地解決了實訓基地建設中師資、教材（項目）、學生技能培養等問題。在工學結合培養高質量、高技能人才，產學結合創新實訓基地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大量實踐，積累了可貴的經驗。

（1）引進“6S”先進模式，實現標準化管理，建成了現代紡織技術專業省級重點實驗室、針織實驗室、檢測實驗室、數字紡紗系統等一批規范化管理的重點實驗室，為資源共享打下基礎。項目組引進6S管理，明確實訓室的功能、設備現狀、人員現狀和空間格局；在貫徹執行高校實驗室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制定“實訓室工作實施細則”、“儀器設備管理細則”等管理制度；按照知識、技能、素質三位一體的新型人才培養模式，培訓實訓管理人員。

（2）建成了內容豐富的紡織實訓教學資源庫，與行業企業合作制定了紡織實訓教學資源庫的技術規范，設置了專業資源庫、課程資源庫等，實現了設備、信息、場地、師資共享，為教學提供了良好平臺。其中專業資源庫主要包括人才培養方案、課程標準、教學團隊、實訓實驗條件、行業職業資格認證標準、行業資源等。課程資源庫包括實訓課程標準、實訓設計、實訓課件、教學任務、實做訓練題、考核評價標準等資源。

（3）以能力培養為主線，構建相對獨立的模塊、開放式實踐教學體系。根據專業培養目標，按專業大類將實訓的內容分為基本技能、專業技能、綜合應用和創新能力訓練等3個大的模塊，然后根據這些模塊的要求，確定實訓的課程，并制定每門實訓課程的實訓教學大綱，再根據課程或專業的要求，將每門課程的實訓內容分成若干個可獨立進行的實訓項目。依據紡織教學能力培養體系，實踐教學學時占教學計劃總學時比重超過50%。通過基本教學專用周、項目教學、企業實踐形成三級遞進的實踐教學體系，發揮校內外實習基地作用，大力推進學生企業實踐，培養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

（4）建設培養學生職業素質的工程訓練中心及高水平現代化的實訓基地。工程訓練中心負責運行的校內實訓基地涵蓋了紡織專業主要的工藝環節，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但對于培養學生的綜合職業素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工程訓練中心在組織運行過程中注意營造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質量意識、安全意識、協作精神，以及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5）實施“產學研一體”的實訓基地運行機制，推進“教、學、做”一體化，兼顧“教學、培訓、科研、生產”功能，實行“教學實訓”與“生產服務”雙線并行。實訓教學中，盡可能以工程實踐性課題作為項目教學的主要內容，創造真實的企業環境讓學生“學中干、干中學”，通過將相關知識點分解到實際項目中，講練結合、學做合一，使學生在項目實踐中掌握相關知識點，培養技術應用能力，以真實課題訓練促進學生技術應用能力提升，以企業的考核標準評定學生實踐教學學分。

第7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按照21世紀中國的“三步走”構想，目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教育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全面支撐和先導。而作為一種歷史范疇，職業教育發展的時代價值主要是通過其與當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互動呈現出來的。因此，職業教育必須通過自身的全面現代化為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提供有效支撐。

實現現代化是各國教育發展追求的共同目標。歐盟從教育普及、公平、質量、貢獻度、終身學習等維度構建了教育現代化的基本框架，并從此出發提出了職業教育現代化的關鍵變量：工作本位學習――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關鍵就業能力――實現長期就業，繼續職業教育與培訓――全民獲得高質量培訓機會，高質量教學――為職業教育設立質量保障機制及培養高素質師資。我國有學者提出，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基本維度包括：長期穩定的培養規模、法制基礎上的完善治理、與經濟發展高度匹配、持續有力的財政保障、始終提升的教育質量、對經濟和人全面發展的高貢獻率（于志晶，2016）。總體來看，這些都是職業教育現代化的目標，在這些目標的基礎上，最重要的是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路徑。

追根溯源，所謂現代化，是指以科學和技術革命為契機的一種社會的全面進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的整體實力和社會公眾的福利與自由都能獲得極大提高。影響現代化進程的直接動因是科學技術，根本動因是制度，制度作為科學技術進而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動因對于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起著決定性作用（汪洪濤，2009）。因此，要實現現代化，首先基礎是明確社會結構中，影響或阻礙現代化進程的要素，并通過制度改革或創新消除這些障礙因素，這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路徑。這對于職業教育現代化同樣如此。實現全面現代化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本目標，而制度改革和創新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路徑。制度創新與改革必須以現有的制度為基礎，這就決定了我國的職業教育現代化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進程，任何國外的經驗都是不可重復的。雖然國際職業教育現代化的目標和發展愿景具有很多共同元素，但現代化的路徑必然體現深刻的中國國情和現實背景，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創新。首先，實現創新性的政府治理，創新型政府是制度改革創新的基礎，從我國實際來說，目前關鍵是加強不同類型和層次職業教育管理機構的統籌協調，改變政府治理中的各自為政局面，同時改革政府的工作方式，提高其工作效率，建立創新性制度產生發展的基礎。其次，建立一系列完善的保障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及公民更加自由獲得職業教育機會的定型制度。長期以來，我國是一個以政府政策為中心展開運轉的社會，這不可避免造成了職業教育發展的短期性和功利性。未來的關鍵是在現有政策的基礎上，從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代化建設實踐及個人全面發展的需求的角度，建立并有力落實保障和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創新性制度，如產教融合制度、體系融通制度、終身培訓制度、雙師型教師準入制度、嚴格的質量保障制度、資格框架制度等等，最終實現公眾對職業教育選擇路徑的拓寬及認可度的提高，并從根本上提升職業教育對于經濟社會現代化的貢獻度。

第8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關鍵詞： 終身教育;現代大學制度;回歸教育

目前，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正導致一場新的教育和學習革命，終身教育成為各國教育發展的主題。作為培養創新人才的傳統學歷教育模式已不能適應當前社會發展需要。對國家來說，終身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投資;對個人來說，學習是貫穿一生的生存方式。大學作為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制度建設如何適應終身教育需要是當今大學面臨的重要現實問題。

大學在國家實施終身教育中的特殊性

“高等教育在幫助實施終身學習方面具有特殊優勢，為終身教育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組織框架和現實條件。”[1] 作為教育與市場直接鏈接的機構，大學不僅每年為市場輸送大量畢業生，而且還承擔大量在職人員回歸大學繼續接受教育的重任。伴隨終身教育的發展，成人回到大學繼續接受教育的比重增大，大學在終身教育體系中的重要性愈發明顯。終身教育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資源共享和為人們隨時接受教育提供條件，而大學除了為社會輸送人才以外，其眾多教育資源也需要向民眾開放，以此推動全民終身學習。顯然，知識的有效性日趨成為人們選取知識的標準，大學不再只是容納特定適齡青年的場所，許多國家的大學中非傳統學生的比例增大，如美國大學生中年齡超過24歲的學生比例已達50% 。[2] 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高等教育“后大眾化”階段，并認為大眾化高等教育會轉變為終身學習社會。[3] “高等教育今后10年的主要任務是從大眾階段邁向普及階段，不再是人數和規模的擴張，而是共享機制的加入，即社會全體成年人的‘回歸式教育’”。這表明高等教育普及化與高等教育走向終身學習社會并不矛盾，相反，它是實現終身學習的先決條件，高等教育不再是終結性教育，而是終身教育鏈條中的一環。

終身教育視閾下的現代大學制度實踐分析

1.大學的“開放”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逐年增大，但還不能滿足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我們知道，學齡人口變化對高等教育發展規模有直接影響。據預測，我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預計會由2009年的12，250萬人減少到2020年的8，375萬人。[4]為適齡青年提供受教育機會是大學的主要使命，但受終身教育發展的影響，大學發展的新趨勢對其開放性提出了新要求，其教育對象不應只限于適齡青年，而應是社會公眾，即大學也要向成人開放。

近年來，高校在擴大開放性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如對學生錄取原則開始轉變，高校利用通信技術為主體的遠程教育擴大服務面。按照終身教育要求，大學要實現開放性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第一，缺乏教育機會。由于受各種條件限制，仍有許多適齡青年以及成人無法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第二，教育機會不均等。研究表明：大學入學率與家庭背景等有密切聯系，那些來自社會底層的高齡學生上大學機會不多。

2.大學的“銜接與溝通”

目前，我國大學間溝通：一是教育資源共享，如高校間圖書館館際互借、大學城的建立等都是資源共享的良好典范。二是合作辦學。20世紀90年代初，國內的許多大學根據自身需要建立合作，截至2010年，教育部批準的本科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就有400多家，合作內容涉及學生交流、課程共享等。三是學歷銜接。高職生想繼續深造可參加專升本考試，但目前各地專升本招生規模基本控制在當年高職應屆畢業生的5%以內。優質教育資源難以共建共享、合作多為“強強聯合”、本專科院校間的課程難以轉換等是高等教育有待進一步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3.大學的“教育與學習”

長久以來，高校教師教學“照本宣科”的現象比比皆是，有研究表明：“大學生退學多發生在二、三年級，尤以二年級居多，退學原因主要是學生在一年級時不適應大學學習造成的。[5]同時，“985工程”高校有67.4%的學生對“上課時，我很難有機會和老師交流”表示“同意”，53.3%的學生對“老師很少對我們的作業作出反饋”表示“基本同意”，54.3%的學生對“老師經常讓我們進行小組討論”表示“基本不同意”。另外，課程設置種類不足。目前，中國研究型大學能向學生提供大約兩千到四千多門課程，而美國大學則能向學生提供五六千門乃至上萬門課程。我國大學課程種類不足，既有資金投入等制約的原因，也有課程資源不能共享而造成相對不足的原因。

盡管我國大學進行了許多改革和探索，但在諸多方面還不適應終身教育要求。理論上將大學納入終身教育實踐并不意味著終身教育理念已經真正在大學落實，這成為制約大學實現終身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終身教育視閾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路徑選擇

大學理念蘊含了“應該是什么”和“應該做什么”的價值定位，大學制度革新蘊含著對不同教育理念的選擇，事實上也是人們對不同價值觀的抉擇。構建終身教育體系離不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應選擇何種途徑需要明確考慮。縱觀中外高等教育發展歷史，大學制度建設一是移植，二是革新，這是促進大學發展的根本路徑。例如：“康奈爾計劃”、大學選課與學分制的完善和美國大學終身教授制度的創立，都是美國高等教育自主進行制度創新的典型案例。我國要構建終身教育體系進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也必須自主創新。因為從外部環境看，我國高等教育全球化、終身化成為發展的新趨勢;從內部環境看，我國經濟制度及實施終身教育與其他國家不同，不能盲目照搬。新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必須以合理的實踐依據為前提，如果缺乏實踐與本土化的教育分析，即使再好的制度建設也只是無源之水。

事實上，從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來看，大學的發展實質上就是大學制度不斷變遷的過程。“不同時期大學制度所呈現的重點與主題，取決于這一時期社會發展所提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環境”，[6]但同時也深受教育理念影響。大學教育理念從某種意義上講，超然于大學制度之上。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需要現代大學理念的引導，每一項具體的制度設計都反映著深層次的理念基礎。然而，目前我國大學制度缺乏合理的教育理念指導，終身教育理念作為20世紀初產生的新興教育思潮，為當今大學制度的重新建構提供了全新的指導思想，終身教育理念的落實與否直接影響到所有教育改革的創新。因此，大學需要著力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態度、能力，以滿足更多學習者接受所需的教育機會。要實現終身教育這個目標，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予以深切保障。

1.大學的開放入學制

高等教育類型上的差異，既有學術性為主的大學，也有職業應用型院校。高職和普通高校在課程內容、培養方式方面各不相同。因此，不應用統一高考標準選拔人才，這樣既不利于人才培養也容易造成“千校一面”的趨同化趨勢。隨著終身教育理念的深化，越來越多的成人進入大學，大學的教育目標及組織架構都在不斷調整。入學方式方面，理應建立適合不同類型學習者的入學準入制度和多元錄取方式。當然，這只是大學在招生制度上適應終身教育要求的一種階段性改革，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是要轉變錄取取向。招生以選拔性為主還是從適應性為主的兩種取向蘊含著不同的教育價值觀。在終身教育理念下，未來高考招生制的取向應由選拔性向適應性轉變，為保持學生個性發展提供機會，為滿足社會多樣化人才需求目標鋪好道路。當前“終身教育發展遇到的一個嚴重障礙就是選拔問題，在教育各階段都進行著篩選和淘汰;在教育結束階段，在合格者和不合格者之間，在教育制度‘得寵者’和‘失意者’之間，這種篩選和淘汰表現得更為突出。因此，優劣成敗便以一種通常是無可改變和挽回的方式被制度化了”。[7]

2.大學的彈性學分制

學分制是一種彈性的教學計劃，是在選課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選課制于18世紀末首創于德國，后被美國引入并不斷得到改革與發展。學分制的創建是世界教育教學管理制度的一大創新，成為目前許多國家的主要教學管理制度。目前，我國大多數高校實行所謂學分制的同時基本上都規定了學生修業年限，即使是彈性學制、放寬修業年限的大學，真正能提前或延后畢業的學生也只是少數。真正意義上的學分制一般是指完全學分制，學分制并非單純以學分計算，也不是以課程學分單獨存在，而是以選課制和彈性學制作為根基，以擴大學生自作為表現，環環相扣的教學管理制度。因此，其真正意義在于人才培養的獨特性，只有理解了這一點，學分制改革才能實現真正質的飛躍。終身教育時代，高校的學習對象比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成人大學生的比重不斷增加。我們必須充分考慮這種變化，從制度調整上來適應學生群體變化帶來的需求變化。另外，成人大學生所需的教學方式跟傳統大學生也會有所差異，部分成人無需完成某專業的所有課程，而只是學習自己所需的課程。完全學分制以學分為單元在學制上可以彈性化，它可以參考學歷教育所要求的基本年限，但不受年限限制，學生修滿學分即可畢業，只有這樣的彈性化才可以適應學習者終身學習的實際需求。

3.大學的跨區域互動制

搭建區域各級各類教育溝通的終身教育體系已成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中明確提出：搭建終身學習立交橋，促進各級各類教育縱向銜接、橫向溝通，建立學分積累與轉換制，實現不同類型學習成果互認和銜接，為人們提供多種學習機會。其中，職業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長久以來由于受傳統“重學輕術”的影響，職業教育與大學互動較少。隨著社會對技術人才要求上移，高職應當建立完整的包括專、本、研究生各層次在內的教育體系。另外，大學與其他類型教育的銜接，包括學分互認，即在學分制管理模式下學生學分可在合作高校間換算，學生不僅可以通過學習本校課程來獲得相應學分，也可以通過制度約定獲得其他院校提供的相關課程的學分，以此擴大學生選課權。目前，我國部分大學之間，如“211工程”或“985工程”等研究型大學之間已實現學分互認，但不同層次大學間學分互認比例很低。以區域為單位，擴大高校間學分互認并打破區域限制建立區域范圍內大學的學分互認，實現不同層次大學的學分互認以實施學生學習的多元認證。終身學習理念下，建立多元學習成效認證，把自我學習、學習經驗等學習成就通過合理的評價方式認證，以此實現大學與其他（包括社會教育等在內）的非正規教育機構之間的銜接。

4.大學的回歸教育

隨著終身教育思想的深化，越來越多的社會人士將有機會接受“回歸教育”。大學“回歸教育”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備受發達國家重視，將其作為推動終身學習的重要途徑。197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回歸教育―終身學習的策略》中，強調教育應開放且保持彈性，使成人在需要時隨時回歸參與學習。歐美國家推行“帶薪教育假”制度，使每個人在某些階段有權享有若干時間的“回歸教育”;斯坦福大學為成人提供學分課和各種進修機會;英國開放大學充分運用信息技術向成人提供教育機會。“回歸教育”在我國雖起步較晚但發展勢頭較快，終身教育理念下，人們接受大學“回歸教育”的價值觀已發生變化，由單純求學歷向提高個人生活品質價值取向轉變。大學需要從思想源頭上牢固樹立為每個人接受大學“回歸教育”提供機會和條件的“服務性教育理念”。接受“回歸教育”的大都是成人，因此他們的入學方式和入學標準應有別于傳統大學生，采用多渠道和多標準入學的靈活方式。

參考文獻 ：

[1][2]納普爾?克羅普利.高等教育與終身學習[M].徐輝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6，67.

[3]潘懋元.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論與政策[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

[4]郝克明.跨進學習社會―建設終身學習體系和學習型社會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52.

[5]史秋衡，林秀蓮.中國大學本科生學習過程規律研究-以廈門大學為個案[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7（4）：62-67.

[6]張俊宗.大學制度：范疇與創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3）：13-16.

第9篇：中國教育制度范文

[關鍵詞]國庫集中收付制度 財務管理 預算

國庫集中收付體制改革，是在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的基礎上，將預算單位的所有財政性資金納入國庫單一賬戶，并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將資金支付到商品和勞務供應者或用款單位的一項國庫管理制度。在國庫集中收付制度下，各區縣教育行政部門不再承擔財政經費的撥付功能，各個學校及部門的收支活動都由財政部門直接進行事前監督，這就對各區縣教育系統的財務管理帶來了新的考驗。

一、各區縣教育系統財務管理面臨的挑戰

1.對基層單位的預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之前，各區縣教育系統的年度預算是建立在部門預算基礎上，將本區縣教育單位的財政性資金、預算外資金、其他資金全部納入預算收入，并采用零基預算法編制支出預算。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后，教育行政部門的功能局限于對各預算單位各項預算支出的審核及監督，不再具備預算資金的撥付功能，這就要求基層單位在年初編制預算時，需要準確預計預算年度人員、公用及項目經費，以便當年預算經費的正常下撥。由于教育經費撥款不經過教育行政部門，直接由財政部門下撥給基層單位或供應商，到年末未使用完畢的教育經費撥款，將被注銷授權支付額度，并沖回基層單位的年度撥款。在這種情況下，各預算單位的結轉和結余資金，將結存在財政部門。為滿足各區縣教育經費投入有三個增長的考核指標，整個教育經費投入的總量、不同類型學校經費支出的總量、教師工資性支出的總量就必須在事前進行控制，這就對教育系統尤其是基層單位的預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統籌教育經費的核算問題。根據國庫集中收付制度要求，獨立核算的基層預算單位，只能開設一個零余額賬戶，并且按單位的性質執行相應的會計制度。國庫集中收付制度中資金的支付方式分為財政直接支付及財政授權支付，這兩種支付方式，都是資金從財政部門直接支付給商品或勞務供應商，購貨部門不發生銀行存款的增加及減少，只相應產生收支。用款單位向財政部門申請支付時，所附的依據就是各個部門與供應商之間簽訂的支付合同。為降低交易費用、節約采購成本、便于統一管理，各區縣教育系統對各校的設備采購、基建項目通常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由專業部門統一辦理招投標、簽訂合同等相關程序。在國庫集中收付制度下，資金的支付申請，要求涉及政府采購資金的項目從財政部門直接支付給供應商，這就要求各基層單位分別向財政部門申請資金的支付。

3.對基層單位工作人員業務水平有較高的要求。由于國庫集中收付制度主要通過預算管理系統軟件實現，預算編制精細化要求會計人員掌握學校的基礎資料再來編制基本支出預算，也要求會計人員對學校特色、學校發展規劃有較深的認識，在此基礎上編制學校的項目支出預算。在預算資金的使用過程中，在用款計劃申報、額度的使用中，打破了基層單位出納原有的簡單的報賬功能，還要求出納對下期經費有較為清晰的使用計劃，同時要了解預算資金的來源及明細分類。在國庫集中收付制度下，基層單位的預算由會計記賬中心會計人員編制，用款計劃則由基層單位工作人員編制。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基層單位工作人員既要對本單位預算非常了解，也要對預算的使用有較好的規劃，這就對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4.關于資金墊付問題。產生資金墊付的現象主要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主要出現在項目資金的申請和使用上。按照財政部門的要求，項目資金使用需要經歷資金申請、用款計劃申請、授權額度下達、預算的資金支付等過程，涉及基層單位、教育行政部門、財政部門、銀行等多個環節，完成一筆項目款項的支付，歷時較長，往往容易超過基層單位與供應商約定的付款時限，為避免違約責任，基層單位多選擇用其他資金代為墊付該款項，從而引起資金墊付現象。第二種情況主要是人員工資采用國庫直撥方式撥付到職工個人賬戶，國庫直撥時，按工資應付數額扣除“四金”、個人所得稅等，按實發金額撥付。職工個人的“四金”及個人應交所得稅額，由用人單位代為上繳。每個月在申請用款計劃時，因人員工資已列入國庫直撥項目，各個部門的用款額度中不包括該款項，實際上由各預算單位用其他預算資金墊付了該款。

二、對區縣教育系統財務管理的建議

（一）提高預算編制的精細化程度及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率

1.提供量化的預算計算依據。為減少預算編制的盲目性，可將各基層單位的預算資金根據資金用途，按學生人數、教師人數、校園房屋及操場面積、現有資產數量、質量及使用狀況，提供預算標準，據以計算當年人員及公用經費預算總額。同時，根據學校特色以及學校的發展方向，確定各種課題、科研、培訓等項目經費。這就需要教育行政部門內的各個科室之間相互配合，提供基礎數據，并據此審核學校上報的預算。

2.理順教育行政部門、基層單位、會計記賬中心的相關責任。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的實行，使各種預算資金的支出更加透明。在預算的編制、預算的申請、資金的使用過程中，學校的經辦人、會計結算中心的會計人員，以及教育行政部門之間，應做好溝通，明確各自責任。

3.定期跟蹤預算執行情況。教育行政部門根據三個增長的要求，定期匯總基層單位報表后，對全區教育經費投入、生均經費及生均公用經費、教師平均收入等指標進行統計，并對下一期應達到的目標，向基層單位提出要求，并依此審核用款計劃的編制。

（二）完善會計核算及監督體系，提高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率

1.對于教育行政部門不同類型的資金采用不同的會計核算方式。為統計教育數據，區縣教育行政部門每月需編制合并報表。參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在編制合并財務報表前，母公司應當統一子公司所采用的會計政策，使子公司采用的會計政策與母公司保持一致。因此，由于教育資金的特殊性，對于不同類型的資金采取分開預算、分開支出、分開核算的管理方式。對于教育行政部門本身的日常經費，與學校統籌支付的資金分兩個賬套獨立核算。

2.在保證監督的前提下，優化預算申報及使用程序，提高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率。目前，預算申報及使用的程序較為復雜，涉及基層單位、教育行政部門、財政部門多個部門。同一個預算項目可能要由同一個審批部門重復往返三四次。為減少不必要的流程，建立各個部門綜合運用預算管理系統，對項目資金的申報實行無紙化申報程序，將項目資金的申請及計劃申報有效地結合起來，避免重復工作，提高資金的申請效率。同時，根據國撥工資的特殊性，對于由于工資國庫直撥所引發的資金墊付，應由財政部門每月按工資的應發數額與實發數額的差額下撥額度給各預算單位，從而減少基層單位資金的墊付現象。

（三）加強認識，提高財務人員業務水平

1.加強財務人員理論知識的學習。根據時代的要求，財務行業的相關法律法規在不斷更新和變化，要求財務人員不斷地充實自己的業務知識，深入了解會計法、預算法、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等相關法律法規，努力提高業務水平，適應工作的需要。除了參加每年的會計繼續教育培訓之外，也應該定期組織財務人員，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學習和討論。

2.加強對預算管理系統軟件的學習。預算管理系統軟件涉及預算基礎信息管理、項目庫管理、預算編審、指標管理、計劃管理、支付管理、政府采購管理等多個子系統。這就要求財務人員對預算管理系統有多方位的了解，熟悉各個子系統的操作，才能適應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