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與發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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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近年來，山東省、濰坊市十分重視鄉村旅游業發展，出臺了一系列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的文件。2009年，濰坊市旅游工作領導小組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鄉村旅游發展的指導意見》；2012年濰坊市委、市政府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打造區域性旅游集散中心的意見》和《濰坊市區域性旅游集散中心建設方案》；2013年山東省旅游局印發《關于做好縣域鄉村旅游規劃編制工作的指導意見》，計劃利用三年時間，以資金補貼的形式，在山東省編制130個縣域鄉村旅游發展規劃，濰坊的青州、壽光、諸城、臨朐、安丘等11個縣市區以及峽山生態經濟發展區列入全省編制計劃（目前，青州、臨朐、峽山、濰城、安丘、坊子、昌樂、昌邑8個縣域鄉村旅游發展規劃已編制完成，并通過專家評審）；2015年3月《濰坊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鄉村旅游發展的意見》（濰政字[2015]11號文）把濰坊市青州、安丘等三個項目確定為鄉村旅游綜合體項目。
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濰坊各縣（市）、區紛紛掀起了發展鄉村旅游的熱潮，鄉村旅游快速發展且成效顯著。目前，全市省級旅游強鄉鎮32個，省級旅游特色村20個，國家級農業旅游示范點6個，省級農業旅游示范點30個，省級好客人家星級農家樂45家，省級精品采摘園11個，規模化發展鄉村旅游的村莊23個，經營業戶369戶，從業人員超過1萬人，2013年鄉村旅游綜合收入98億元，相當于旅游業總收入的22.2%。此外，2013年9月山東省在全省實施農家樂“雙改”工程。濰坊首批10縣18村271戶農家樂基本完成“雙改”任務。目前濰坊參加全省第二批農家樂“雙改”的3縣4鎮5村98戶農家樂已通過省旅游局檢查組驗收。為適應濰坊市鄉村旅游業發展，各縣、（市）區普遍加強了鄉村旅游職業培訓。2014年以來，臨朐、昌樂、濰城、青州、安丘等11個縣市區獲批全省鄉村旅游培訓基地，42名重點鄉村旅游帶頭人赴臺參加了省旅游局組織的第一批鄉村旅游培訓學習，培養了一批鄉村旅游業帶頭人，初步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專業知識和文化水平的鄉村旅游建設隊伍。
然而，鄉村旅游在快速發展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問題：一是部分鄉村旅游項目規劃不盡合理，缺乏前瞻性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淡??；二是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滯后，建設標準化程度低，服務程序不夠規范；三是鄉村旅游開發項目單一，項目開發模式趨同，地方特色不夠鮮明，粗放式經營管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高；四是鄉村旅游從業人員文化水平較低、專業知識欠缺，服務理念及經營模式落后，服務質量較差。上述問題如不盡早解決，必將影響濰坊市鄉村旅游業的健康發展。
從濰坊市鄉村旅游人才現狀看，專業人才匱乏、現有從業人員素質不高已經成為制約鄉村旅游業發展的重要瓶頸。由于我國的農村人口總體素質與城市人口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再加上鄉村旅游從業人員絕大多數沒有經過專門的培訓，對所從事的現代鄉村旅游業缺乏基本的認識，無法與蓬勃發展的鄉村旅游業需求相匹配。鄉村旅游業人才匱乏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缺少高層次專業型人才。包括鄉村旅游經營管理人才、鄉村特色旅游專業人才和適應未來社會競爭所需要的創造型、復合型人才。高層次專業型人才的匱乏，影響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水平。
2、人才結構不合理。鄉村旅游現有人才結構普遍存在一般人員多、行政管理人員雜，高層經營管理人才少、普通的一線服務人員多的現象，鄉村旅游企業所需的經營管理人才，如職業經理人、公關、營銷、電子商務、資本運營等人才更少。
3、整體文化素質不高。文化因素仍然是決定鄉村旅游經濟是否成功開辦的主導因素。目前，鄉村旅游從業人員大部分是當地農民，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更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旅游專業教育，知識層次較低，文化修養不足，缺少人文、歷史、風土人情等基礎知識，有的甚至不會說普通話，不會說英語，以至于無法將民族文化的品位和內涵充分地展示出來。
4、民族特色人才出現危機。由于民族文化的傳承機制以及激勵機制不足，加上對“外面”世界生活的向往，青少年對學習、傳承原生文化缺乏內在動力。隨著老一代藝人的紛紛故去，民族民間技藝將因嚴重的“斷代”現象而失傳，最終導致民族特色人才出現“青黃不接”，民族文化傳承出現后繼無人。
二、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旅游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
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縮小城鄉差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是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途徑。濰坊市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發展鄉村旅游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條件。發展鄉村旅游業，離不開旅游人才的支撐，市場競爭的關鍵是人才培養和儲備。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旅游專業人才數量欠缺，專業素養亟待提升。現代鄉村旅游業對從業人員的要求較高，既要有相關專業知識，又要有較強的服務意識和職業能力。因此，加快鄉村旅游專業人才培養，是發展鄉村旅游業的當務之急。根據鄉村旅游業發展需要，培養適合濰坊市鄉村旅游業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才，是旅游職業教育義不容辭的責任。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旅游業人才培養，是職業教育性質和辦學宗旨的體現，同時也是旅游職業教育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職業教育只有堅持為當地旅游業發展服務，為社會培養大批高素質的旅游業專門人才，才能真正體現職業教育的價值，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同時，職業教育只有在為行業企業人才培養服務中，才能深刻了解行業企業的需要，促進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的融合與對接。職業教育服務于鄉村旅游人才培養，有利于職業教育自身發展和完善。因此，職業教育要抓住國家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的歷史性機遇，深化教育教學改革，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辦學水平，為鄉村旅游業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三、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旅游人才培養的策略
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對職業教育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職業院校要順應形勢，轉變觀念，找準職業教育與鄉村旅游業發展的契合點，深化改革，勇于創新，走出一條與濰坊市鄉村旅游業發展相適應的全新的職業教育發展之路。
（一）建立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辦學體系。職業教育要面向鄉村旅游業，打破單一學歷教育辦學模式，實行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相結合，校內教育與校外教育結合、長短結合，開辦各種形式的鄉村旅游從業人員培訓班、研修班，滿足鄉村旅游業不同層次、不同崗位、不同類型、不同需求的培訓要求，提高職業教育服務能力。
（二）堅持產教結合、校企合作，促進旅游職業教育與鄉村旅游業深度融合。要建立旅游職業教育與鄉村旅游產業互利共贏，協同發展，合作育人的新模式、新機制。（1）根據鄉村旅游業發展實際需要，雙方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共同組織人才培養過程。（2）職業院校聘請鄉村旅游業專家，技術人員到學校任教，參與教學工作；鄉村旅游企業接納職業院校教師到旅游企業進行專業實踐，參與旅游資源開發，技術攻關，開展職業培訓等。旅游企業接納旅游職業院校學生到企業實習，根據企業需要，擇優安排學生就業。（3）逐步健全和完善職業院校與鄉村旅游企業合作育人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機制。
第2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關鍵詞：項目管理；發展；應用
我國項目管理的發展最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華羅庚教授推廣“統籌法”，現代項目管理學科的形成就是由于統籌法的應用而逐漸形成的。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防科研部門一直在有計劃的引進國外大型科技項目的管理理論和方法，通過各個部門、各個單位的工作，編輯出版了叢書，開發了決策分析方法，積累了系統的資料和技術。20世紀70年代，引進了全壽命概念，派生出全壽命費用管理，一體化后勤管理，決策點控制等理論，許多大型工程相繼應用了系統工程管理方法。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各部委的世界銀行貸款、贈款項目的啟動，項目管理作為世行項目運作的基本管理模式，在我國開始被引入、引用于其他領域。
20世紀90年代初，在西北工業大學等單位的倡導下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跨學科的項目管理專業學術組織---中國項目管理研究委員會。中國項目管理研究會是我國唯一的，跨行業的，全國性的，非營利的項目管理專業組織，是一個行業面寬、人員層次高的組織，現有團體會員97個，個人會員1200余人，分布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行業覆蓋航空、航天、信息技術、冶金、煤炭、水利、建筑、造船、石化、礦產、機電、兵器、教育及政府部門等。
中國項目管理研究委員會自成立至今，做了大量的開創性工作，為推進我國項目管理事業的發展，促進我國項目管理與國際項目管理專業領域的溝通與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推進我國項目管理專業化與國際化發展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些工作包括：中國項目管理只是體系的建立與國際項目管理專業資質認證的引進，先后組織召開了三次全國性項目管理專業學術會議，舉行了兩次國際學術交流會，進行了廣泛的國際交流，內部發行《項目管理》刊物。
工程勘察是工程建設的基礎，其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后續建設環節的順利進行，直接關系到建筑工程質量、投資效益和使用安全。切實保證工程勘察質量，是提高建筑工程質量水平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各類工程建設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一批投資規模大、結構體系和地質條件復雜的大型工程相繼投入建設，工程勘察質量責任更加重大。
設計的質量是指首先設計應滿足業主所需的功能和使用價值,符合業主投資的意圖,而業主所需的功能和使用價值,又必然要受到經濟、資源、技術、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其次設計都必須遵守有關城市規劃、環境、防災、安全等一系列的技術標準、規范、規程,這是保證設計質量的基礎。而勘察工作不僅要滿足設計的需要,更要以科學求實的精神保證所提交的勘察報告的準確性、及時性,為設計的安全性、合理性提供必要的條件。
工程質量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對此不僅中央和國務院領導
同志非常重視，而且全社會都非常關注。2002年初，國務院頒布了《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對建設工程各方主體和政府主管部門的責任與義務作出明確的規定。
建設工程的質量首先取決于勘察設計的質量。沒有現代化的設計，就沒有現代化的建設，也沒有現代化的產業。工程勘察是建設項目選址和工程設計的基礎性環節，要積極采用先進技術和手段，提高勘察的精度和準確度，在保證建設項目基礎安全和節約基礎建設費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勘察設計項目質量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完整的質量概念既強調安全，也應當體現在建設項目的技術水平和綜合效益上?？辈煸O計是建設工程項目建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前期階段，其質量是整個工程項目的關鍵，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從總體上看，我國建設工程勘察設計質量，尤其是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的勘察設計質量是有保證的。但是，也存在著未經勘察就設計、勘察報告不正確、結構設計不合理、設計計算錯誤、違反標準規范、設備材料選擇不當、設計深度不夠等問題，給工程項目造成隱患、浪費或損失，甚至引發重大質量事故。
二、勘察、設計單位的質量責任
(一)從事建設工程勘察、設計的單位應當依法取得相應等級的資質證書，并在其資質等級許可的范圍內承擔工程勘察、設計任務。禁止勘察、設計單位允許其他單位或個人以本單位的名義承攬工程。
(二)勘察、設計單位必須建立健全質量管理體系，按照國家現行的有關規定、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和合同要求進行勘察、設計，并對其勘察設計的質量負責。勘察單位提供的地質、測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須真實、準確。設計單位應當根據勘察成果文件進行建設工程設計。設計文件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設計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注冊建筑師、注冊結構工程師等注冊執業人員應當在設計文件上簽字，對設計文件負責。
(三)設計單位在設計文件中選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應當注明規格、型號、性能等技術指標，其質量要求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專用設備、工藝生產線外，設計單位不得指定生產廠、供應商。
(四)設計單位應當就審查合格的施工圖設計文件向施工單位作出詳細說明。
(五)設計單位應當參與建設工程質量事故分析，并對因設計造成的質量事故，提出相應的技術處理方案。
目前許多勘察設計單位都已經或者正在按照國際通行的企業質量管理標準建立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有的還取得了第三方的認證，增強了市場競爭能力。有了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建立項目的質量管理體系就方便的多[15] [20] [23]。
參考文獻：
第3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關鍵詞: 皖北鄉村治理 困境 協同治理
皖北地區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陽、淮南和六安,土地面積占全省的41%,總人口接近全省的55%,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糧食主產區,但由于皖北鄉村治理中各種問題和矛盾日益突出,該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與全省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時,皖北農村人口多,農業比重大。以阜陽市為例,阜陽下轄8個縣市區,172個鄉鎮、辦事處,擁有584.8萬畝耕地,人口930萬,其中,農業人口占840.1萬,也就是說存在800多萬農民的收入增長問題,這對于一個區域來說,不僅會影響農業的自我發展和農村的穩定,而且會影響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建立一個治理結構完善的皖北鄉村社會,對全省甚至全國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鄉村治理是指運用公共權威對鄉村社區進行組織、管理和調控,構建鄉村秩序,推動鄉村發展。一方面,鄉村治理區別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在鄉村治理視野中只是一種民主化治理模式的設計和實踐,而鄉村治理是包括自治權力在內的各種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治理活動。另一方面,鄉村治理又不僅限于村莊內部的封閉式治理。
一、皖北鄉村治理所面臨的困境
(一)鄉鎮財政危機嚴重
多年來,我國把政府價值取向定位成“經濟建設型”而非“公共服務型”,為了實現經濟的跨越發展,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種“壓力型”的目標任務體制。鄉鎮政府為了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和任務,就要為國家從村莊里吸取資源。鄉鎮政府自己的財政支出很大,財源又有限,也只有從農村汲取。為此,鄉鎮政府必然會加強對村級組織特別是村委會的滲透、影響和控制。根據我們對皖北地區2個縣4個鄉鎮的調研,皖北地區鄉鎮的鄉村兩級80%左右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做計劃生育工作,提供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財力十分短缺。皖北地區鄉鎮政府既要保證完成上級規定的稅收上繳任務,又要保證鄉鎮自身的工資發放,往往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壓力。目前皖北地區各鄉鎮政權吃“財政飯”和“事業飯”的人普遍較多,鄉鎮財政面臨危機。面對生存困境,我們發現,基層組織正在出現一種令人憂心的變化,在許多情況下,基層組織變成了自己利益的代表。皖北地區鄉鎮財政危機的出現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鄉鎮政府沒有足夠的稅源,穩定性較差,征收難度大,增收潛力小,因為很多稅源已被工商、土地等部門所汲取;與此同時,鄉鎮必須承擔過多公職人員的工資,以及辦企業和興教育而遺留下來的債務。為擺脫財政危機,一些基層組織本身甚至成為鄉村沖突的直接制造者。
(二)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矛盾激化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黨支部是鄉鎮黨委在村級的人,村委會是代表村民利益的自治組織,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并對村民負責,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這一制度安排使村委會更多地成為村民利益的當家人,而非鄉鎮政府在村里的人[1]。在皖北地區,基層黨內民主很不健全,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情況是村黨支部沒有重視村委會的法定職權,隨意干涉村委會內部事務,使村委會長期無法行使法定職權,黨支部書記和成員形式上是由村中黨員民主選舉產生,但實際上還是由鄉鎮黨委決定和任命;另一種情況是村委會主任認為自己是村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自己應當向村民負責而不是向黨支部負責,因而不接受黨支部的領導,特別在黨支部貫徹上級指示時,當這種指示與農民利益發生矛盾時,村委會從維護農民利益角度出發不愿意執行來自上級的指示,自然和黨支部的矛盾就進一步加深。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矛盾表現了村莊內部自上而下國家授權與自下而上民間授權之間的關系,體現了國家統治權力與社會自治權力的關系?！皟晌泵軓谋举|上看是村內外交錯影響的各種具體矛盾的集中體現,而矛盾存在的關鍵是村民群眾地位沒有真正確立。
(三)農村精英外流增加了鄉村治理的壓力
按常理,流動會促進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農村人口流動對鄉村治理本身并不都是樂觀景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國鄉村治理陷入一種“治理性困境”,出現了有流動而無發展的鄉村發展“空心化”態勢[2]。絕大部分農村流動人口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并非從絕對意義上講的剩余的那一部分人。大批農村精英外流,促使皖北地區“鄉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表現出一種實質枯萎態勢,漸發蛻變并引發鄉村政權出現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化”趨向[3]。農村人口流動雖然減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負擔,但也增加了鄉村治理的壓力。在每年有超過上千萬外出務工人員的皖北地區,人口流動進一步加大了村民收入水平的差異,進而造就了新的村莊精英。這些新的村莊精英以經濟實力較強為主要特點,他們的經濟收入主要不是在村莊內獲得,在村莊的時間不多,與村莊和其他村民之間的關系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關系,從而對于和自己利益相關不大的村莊事務缺乏參與熱情。皖北地區人多地少,人口的大批外流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越來越多的村莊成為典型的“空心化”,進而使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面臨著“決策什么”和“管理什么”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支撐村民自治的機制被架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民主化的自治功能成為空談。
二、皖北地區鄉村有效治理的對策選擇――協同治理
(一)協同治理的內涵
鄉村治理的現實遭遇使很多研究者開始反思中國的鄉村社會到底適宜一種什么樣的發展模式。農村稅費的改革給中國帶來了極大的變化,于是鄉村社會的治理不再單純地從某一方面、某一角度來分析情況,大家開始關注權變的、多元的、互動博弈的治理理念。所謂協同治理,是指由政黨、政府、社會團體、機構、公民個人等社會多元要素參與合作、相互協調,共同治理社會公共事務,以追求最大化的治理效能,最終達到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協同治理模式使得各種要素通過某種途徑和手段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其所發揮的整體功能總和大于各子系統單獨的、彼此分開時所發揮功能的代數和,即協同治理過程中利益主體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知識、技術等優勢,發揮出對社會公共事務“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功效。在這種新的治理模式下,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是互動的,治理不是單向度的,而是采取互動的方式;政府不是控制社會而是進行治理;不是政府一個權威中心單獨治理,而是與社會公眾機構、民間組織之間保持協同、合作,以實現公共管理事務效益最大化,達到“共贏”的目的。
(二)協同治理的可行性
單一的治理機制存在著諸多問題,若僅依靠政府或國家,會出現結構性、制度性和政策性等政府管理失效的情況。通常來說,政策性失效會削弱社會安全,但不會直接導致社會不安全。然而,周期性的政策失效必然會導致制度失效,甚至影響到整個治理結構的運行。為解決鄉村治理的新問題,由以政府單一主體為中心的傳統行政管理范式轉向協同治理的范式成為一種必然選擇[4]。同時,鄉鎮政府、村莊精英和普通村民作為我國鄉村治理的主體正在逐漸成長和壯大,為我國鄉村的協同治理提供了可能。在“鄉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鄉鎮政府已由原來“三級所有”體制時期農村行政結構的最上級,變成政府權力延伸到鄉村社會的最后一級,其功能主要是提供適合本轄區范圍內生產和農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務、建立健全基層行政管理監督網絡、搞好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等。村莊精英居于中介地位,其行為狀態構成了村莊權力互動的交叉點和集合部。村莊中一些具有經濟頭腦和一技之長的村民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引導下,通過勤勞、努力率先富了起來,村莊精英呈現多元化格局。而普通村民既無力把握村政,又無力把握市場,要具備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渠道和能力,就必須從高度分散的狀態中組織起來。因為組織是一個群體權利的保障,可以提高群體在社會規則中的談判地位,強化農民與政府、社會的對話權能。而且村民通過組織可以獲取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提高經濟技能。通過組織使農民擁有實現權利的載體,這不僅可以增強其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主張權利的“話語權”,而且可以在“鄉政”和“村治”之間架構有效的溝通橋梁。
三、結語
農村社會治理的民主化是鄉鎮政權、村支部和村委會的共同訴求。鄉鎮政權、村支部和村委會之間的利益博弈并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另一方利益的受損。從長遠發展而言,鄉鎮政權、村支部和村委會追求的目標一致,它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暫時的。因此,在實施村民自治、完善鄉村治理時,要有長遠的、戰略性的眼光,采取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協同治理的鄉村治理發展模式是皖北地區鄉村治理發展模式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賀雪峰,蘇明華.鄉村關系研究的視角與進路[J].社會科學研究,2006,(1).
[2]徐勇.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鄉村困境及應對――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的一項相關性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2).
[3]鐘海,陳曉莉.農村人口流動視閾下的鄉村治理困境及對策[J].西華大學學報,2007,(12).
第4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論文關鍵詞 鄉村治理 公共服務 政府主導
在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離不開對社會公平的關照。受制于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的發展落后于城市，在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中，通過為農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人民擴大的公共服務需求，以縮小城鄉差距是現階段鄉村治理的重點。
一、鄉村治理的涵義
關于鄉村治理的涵義，張潤澤，楊華認為“鄉村治理是一種綜合治理，它把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元素都統攝進來，以更廣泛、更宏大的視野觀察農村生活，而不囿于單純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賀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的鄉村進行管理，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鄉村治理這個詞有兩個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強調地方自主性，一是強調解決農村社會發展中存在問題的能力?！笨梢钥闯觯l村治理的基本含義就是是對鄉村進行治理，以達到鄉村社會善治的目的，解決鄉村社會的問題。
從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我國廣大農村建立起了“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鄉政”指的是鄉一級政權（包括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組織；“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結合，形成了當前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的一種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這種鄉政村治模式一頭牽著國家，一頭牽著社會，在鄉鎮一級上既有國家行政權力對社會的嵌入，同時也體現社會的自治和民主。這一模式中，村民自治是基礎，鄉鎮政府是村民自治的指導力量。
在治理主體問題上，學者一般都認為有多個主體參與鄉村治理。除了政府以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權威機構都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在治理理論的框架內，各主體的積極參與、協調合作才能更好地實現治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多個主體在鄉村治理中地位和作用沒有明確定位，多主體的治理結構可能出現責任模糊，缺乏權威等問題。實踐中，社會的加入突破了政府的單一權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同時鑒于我國的其他治理主體發育尚不完全，力量比較弱小，獲取資源的能力和權力基礎都較為薄弱，只能部分承接政府的職責。因此，天生占有大量資源的政府，在其他主體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如果將自己的責任推給市場或者社會，可能導致更大的“政府失靈”，這對鄉村治理來說是不利的。
二、政府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定位
（一）地位和職能
現階段，政府主體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主體，在鄉村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其職責在于向農村提供公共服務，實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治理理論普遍流行，要求政府進行職能轉變的今天，分權、放權、市場化、縮小政府規模等詞匯大行其道，好似只要政府讓出權力，良好的治理就隨之而來，但事實上，這很有可能是一廂情愿。
首先，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在于“還權賦能”。將權力還給社會不僅要求社會自治能力的提高，還要求政府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管理權限和管理方式的轉變，一方面要界定政府的權力范圍，歸還企業、地方、社會的權力，變統治為管理，另一方面要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因此，職能轉變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社會能力和政府能力都不足夠的時候，片面地放權給社會是不合實際的。其次，在社會轉型期，強大政府對政治穩定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現今，我國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同群體和階層的利益分化、利益沖突明顯，各種社會力量登上舞臺爭取利益，釋放政治參與熱情，只有強大政府和制度化的政治體系才能農業稅取消之后，農村發展已經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時代，政府的重點放在了為農民提供服務、促進農村發展上，這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F階段，利益矛盾錯綜復雜，社會發育尚不完全，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領域還不能“缺位”。我們在需要一個“小政府”的時候更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
（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實施和保障
公共服務有助于經濟增長。遲福林指出，公共產品短缺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直接受制于公共產品短缺，公共產品短缺使多數人的實際福利不能隨著經濟增長同步提高，制約了消費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服務業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制約了人力資本主導新格局的形成。因此，為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客觀趨勢，應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
各層級的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提供上存在角色差異，中央政府是宏觀制度框架的供給者，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主體，鄉鎮政府是落實公共服務的主體。中央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是全國性的，主要通過重大政策和制度來實施，比如社保制度、教育醫療制度等。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輻射范圍相應縮小，主要是保障和提高地區居民的福利水平，基層鄉鎮政府則主要負責執行。保障鄉鎮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切實履行需要提供相應的財力加以保障。在基層財政沒有獨立財政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分擔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成本，在不同政策中承擔不同責任。
三、建立多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事務多，需求多樣，客觀需要多主體發揮各自的優勢，通過協調合作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政府和其他主體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應該依據各自的資源狀況、提供能力、效率以及公共服務的不同層次、內容承擔相應的供給責任。
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導作用指的是政府是公共服務的安排者、引導者，而不是直接的生產者和包攬者，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提供惠及全社會的公共服務，兼顧效率和公平。通過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對整體性的公共服務進行安排，如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事務安排。二是“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服務標準、質量要求、收費標準、公共服務資格認證、登記制度審計制度和公眾投訴等作出制度安排?！比翘峁┵Y金支持，建立府際間責任和資金分擔機制。多主體積極參與則是動員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和群眾力量參與到公共服務中來，吸收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作為公共服務的供給者，以彌補政府或者市場作為單一主體提供公共服務可能帶來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滿足公眾需求，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在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政府主體和其他主體是協調合作的，政府居于核心主導地位，要切實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現狀，政府應先從以下方面著手。
1．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中，呈現出明顯的非均等化，這種不均等表現為地域性差異和城鄉差異，經濟發達地區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而相較于農村地區，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也明顯好于農村地區。這種差異帶來了相對的剝奪感，也未達到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目的，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敖y籌城鄉發展，重要的是要把新農村的各項建設建立在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基礎之上，強化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p>
2．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調動群眾參與積極性。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社會力量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補充。社會組織、自治組織最貼近人民的需求，能滿足農民多樣化的需求，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政府要為各種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他們的有序發展提供制度空間和政策引導，保證社會組織的規范運行。政府可通過制定規范社會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為社會組織提供合法性，規范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給社會組織提供一定的資源支持，幫助社會組織的能力發展，扶持它們在公共服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在各種社會組織中，要特別注重農民自組織自我服務能力的培養和提升，鼓勵農民自由地進行利益表達和利益獲取，充分調動農民參與農村公共服務、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性，才是農村治理發展的前途所在。
3．關注農民需求，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目前，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存在重視短期公共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忽視長期產品的生產與供給，硬件多，軟件少等問題。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交通改善等方面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容易得到滿足，而在教育、醫療、科技應用、市場信息提供等方面獲得較難，出現了供需不協調的狀況。其原因在于公共產品和服務自上而下的決策沒有同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相結合，因此政府要加強對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調查分析能力，發揮基層組織同群眾緊密相連的紐帶關系，同社會組織力量和市場力量實現信息共享，把準農民需求的脈搏，統籌安排資源配置，更好地提供服務。
第5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關鍵詞]后稅費時代；權力文化網絡；治理效能
[作者簡介]傅 瓊（1972―），女，江西農業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鄉村文化與社會；練 藝（1991―），女，江西農業大學政治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政治思想與社會。（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后稅費時代鄉村‘權力文化網絡’的選擇與發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禮儀文化傳承與贛鄱鄉村有序發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項目“當代鄉村禮儀文化建設研究”（SH1608）；江西農業大學協同創新招標項目“基層治理視域下鄉村禮文化重構研究”（XDNYA1511）
一、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的提出
（一）鄉村治理問題的早期探索
鄉村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政權下沉至鄉村社會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在稅費時代，鄉村治理意味著獲得更多的稅賦并減少社會動蕩。
那么，如何治理鄉村呢？學者一直在不懈探索。20世紀上半葉，學者們的研究觀點可分為兩種傾向。
一是主張通過改造鄉村社會來主動適合國家政權下沉及推進現代化的需要。如晏陽初等人認為鄉村普遍存在“愚窮弱私”的病象，提出了以“除文盲，作新民”為目標，以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種教育為內容，以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大教育為形式的平民教育構想與實踐。[1]以期改變鄉村社會落后的面貌，以適應現代文明發展的需要。盧作孚則在重慶北碚開展以謀民生，保民享為宗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鄉村建設實驗。[2]因為在他看來，鄉村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的癱瘓與半癱瘓，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提高鄉村社會的財富創造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鄉村社會落后的狀態。同時，他也強調，單靠鄉村社會是很難獲取原始資本積累的，所以鄉村治理中國家的政策扶持是必不可少的。畢竟國家扶持是鄉村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支撐?？梢姡M管晏陽初和盧作孚改造鄉村的著力點有所不同，但他們改造鄉村社會的愿望是十分強烈的。
二是主張借助傳統來重塑鄉村面貌，強調國家政權必須與基層自治有機結合。如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開展了以復興中國文化為目標，以創辦鄉農學校和自治組織為主要形式的鄉村建設實驗。[3]林耀華則以鄉村社區的宗族為基礎，分析宗族組織的形式與社會功能，宗族與家庭的連鎖結構、親屬關系體系及其作用，強調人類行為的平衡乃是由人際關系的網絡所組成的，是任何嵌入鄉村的權力都不可忽視的。[4]指出，鄉村社會的結構和人際關系是差序格局，人與人的權利和義務是根據親屬關系來決定的，解決鄉村危機的根本辦法是恢復和發展鄉土工業。因為，在鄉村社會“人和人之間的親密合作，不能是臨時約定，而需要歷史養成。親屬在這方面說正是人和人的歷史關系，家庭又正是養成親密合作的場合?！盵5]
（二）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的提出
學者們的早期探索，為后世學者研究鄉村治理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參考和借鑒。這其中便包括美國學者杜贊奇。他融會了解構分析和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學術界有關文化研究的思想結晶，輔之以中國鄉村社會的權威特質，獨具特色地建構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分析范式。成為與的社區功能研究方法、施堅雅的市場關系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宗族系統研究方法以及黃宗智的市場-階級研究方法相并立的第5種分析范式。
其一，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將國家政權、鄉紳文化與鄉民社會納入共同分析框架，避免了傳統二元分析范式的缺陷。一方面，探討中國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出國家權力的擴張是如何改造鄉村舊有領導機構，以建立新型領導層并推行新的政策。另一方面，將權力嵌入鄉村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之中，還原鄉村社會權力運行的真實具象，以詮釋鄉村社會不同階層和組織的動態關系及其應對國家權力的技巧及策略。[12]
其二，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理性解讀了鄉村精英與鄉村普通民眾的合作共謀舉措、動因及實效，闡明中國鄉村社會獨有的權力運行規則，揭示出如果拋開和破壞鄉村文化網絡國家權力下沉注定失敗的鐵一般的事實。
其三，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聚焦于文化網絡的各要素，對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等組織的認同價值，對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間關系的基本功能進行了深入描述。強調“權力文化網絡”并非全封閉式，當規則不再適用時，競爭就會變為公開的沖突，從而創造出新的組織體系及文化認同，以適應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博弈的新需要。
（三）鄉村“權力文化網絡”分析范式的影響
第6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1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導，深化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設置，這會對提升農業發展質量起到更為積極的促進作用。對產業機構進行調整可結合市場發展走向，依據具體的市場需求改善農產品的結構，促使農產品在生產和流通方面實現協調發展。推進農業產業實現優化革新，需結合市場的具體發展需求，也要同時滿足市場不斷拓展的要求。推動產業結構革新的目標為優化農業發展的質量，全面提升農業發展的內涵。首先需結合市場具體發展方向來推動市場的拓展，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不但需迎合農產品的需求，同時還需準確把握市場的發展走向。其次需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充分尊重和順應自然，從人與自然和諧的角度出發來調整格局。最后需結合地方的實際情況，通過發揮技術優勢來提升農業生產力水平。農業產業轉型能夠直接促進產品質量的提升，與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更高的關聯性，更可推動小康社會的實現。因此需以綠色理念為指導，在市場的引導下結合地方的實際條件來整體提升農業產業的發展質量。
2加強鄉村規范治理，改善鄉村人居環境
人居環境不但包括生態方面的環境條件，同時還指積極的人文環境。較高質量的人文環境不但能夠體現出生態文明的追求目標，同時還能為人們帶來福祉。提升對鄉村管理工作的規范性，可促進人居環境的優化改善，可作為鄉村發展的新趨勢，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在新時期，需先對鄉村治理的理念進行革新，全面提升鄉村治理的水平，通過實施更有效的治理措施進行管理，改善人居環境，讓生態文明有效地滲透到鄉村發展的各階段。提升生態文明的建設效果，便需在實施鄉村治理期間更為重視對生態環境的維護，形成與自然環境相契合的人居環境，這也是形成鄉村綠色發展新趨勢的體現。在提升鄉村經濟期間，需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堅決落實尊重和保護自然的發展原則，不能將資源的破壞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此外還需形成長效的機制和策略，提升發展策略的嚴肅性和穩定性，不可隨意更改。形成鄉村理想的風尚也是優化人居環境的重要內容。在提升鄉村治理工作效果的同時，還需形成積極的氛圍，從內外兩個層面來實現鄉村建設工作，不但將鄉村作為維護生態環境的示范基地，同時還能夠綜合匯聚更多的自然風光。
3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促進農業發展
第一，需提升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流轉頻率，推動農業經營的專業化和集約化水平，打造更為完善的生產模式。第二，需提升農業循環經濟的建設力度。增加資金投入，側重使用行業先進、實用的設備，全面促進農村循環經濟的發展。第三，需進一步提升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側重應用綠色生產技術和病蟲害的防治技術，安全應用化肥等，以此降低對環境的污染。堅持使用無公害、綠色和有機產品，側重推廣標準化程度更高的生產流程，提升養殖工作的科學性，保護山區環境不受破壞。第四，需重視引進高質量的品種，注意保護和挖掘地方的優質品種。加大對農業的資金支持力度，倡導引進和培植良種，形成具有示范性的良種種植中心。第五，需提升民間資本對農村循環經濟的參與力度。側重引進外資民資等參與綠色生態產業的發展，進一步豐富農林產業的投資和經營主體類型。
第7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關鍵詞：鄉村振興；非農化發展；政策價值
非農化發展是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給鄉村社會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讓農村按照農村的模樣存在與建設，讓農村在農村的軌道上發展與振興的思想，更像是一種帶有返歸與惋惜的“理想主義”虛幻表達。從辯證角度看，非農化發展才是更加真實的存在，其為鄉村社會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發展機會，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會風險。承認與辯證看待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的客觀事實，才是更加有助于鄉村振興戰略價值有效實現的理性選擇。
一、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結構特征及其多重呈現
從本質上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是鄉村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受到外力影響而進行的結構化賡演的必然結果，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非農化發展都意味著農村不再是一個自為自主的社會體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系統網絡中。作為社會系統網絡發展的組成部分，鄉村非農化發展表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具體呈現為鄉村社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等方面。一是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鄉村社會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自養系統，既是鄉村生活共同體的物理載體，也是鄉風文明的物質基礎；鄉村社會非農化主要表現在生活空間非農化與鄉村文化非農化。首先是生活空間非農化。一直以來，農村發展都與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相聯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慮還是政績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村莊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種發展鄉村社會的措施，意圖以城市建設的科學主義與理性發展取代鄉村社會的經驗主義與自然發展。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導致了鄉村生活物理空間的非農化重構，標準化取代個性化，統一性替代差異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隨之而來的還有類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網絡、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約便利的服務。其次是鄉村文化非農化。鄉村文化不會停止變遷，現在的鄉村文化絕對不再是傳統取向、小農社會、封閉穩定意義上純粹的地方性鄉土文明，而是呈現為被放置于工業文明、小農社會化、開放失衡狀態下混融的非農化發展狀態。鄉村文化原有的單一化、同質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異質性特點所替代。原有的傳統文化價值依然產生影響，繼替的文化非農化變遷正在發揮新的價值影響。鄉村文化非農化發展使鄉村文化以本體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兩種形態共同塑造著鄉村社會矛盾的價值觀念。這就是孟德拉斯所謂“文明的沖突”。顯然，鄉村文化非農化是鄉村文化振興必須面對和考量的基本事實。二是農業生產非農化發展。在現代資本主導與市場競爭條件下，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部門，從傳統小農狀態走向現代化主要通過各國的農業保護制度與非農化發展，這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客觀事實與必然趨勢。其中，農業非農化發展主要是指農業勞動力、農業土地與農業資本等農業生產要素的非農化。首先是農業勞動力非農化?，F代社會流動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讓固鄉守土的傳統意義的農業勞動力即農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化就業，農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讓“誰來種地”成為世紀之問。總體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農民，目前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還有租地農戶、返鄉農民、種糧大戶、各類農業資本公司等。無論誰來種地，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非農化都已是客觀事實，即使傳統意義上純粹的農民家戶，也是非單純性從事農業生產的兼業農。顯然，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已經開始改變農業生產結構與生產關系。其次是農業土地非農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為了“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國執行了最為嚴格的耕地紅線制度以保證農業生產。不過，正常經營條件下，占用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經濟效益明顯高于農業用地是常識，也是共識。這樣既能創造就業容納轉移農村勞動力，又能創造財富與稅收，這種比較效益結構是土地非農化使用的根本動力。在此動力驅使下，城鎮化與鄉村社區建設“征地”、資本下鄉“租地”等現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來越多的農業用地被非農化使用。最后是農業資本非農化。從歷史角度而言，農業生產剩余主要被體制性地轉化為城市與工業資本。目前國家資本通過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被有計劃地投入農業并沉淀為農業資本。不過，從事農業生產帶來的溫飽有余、富足不夠的事實與經濟理性的指引，讓農民不會跟隨國家戰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積累資金投向非農產業。在利潤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鄉資本從事農業生產要么是農業搭臺、政治唱戲，追求政策紅利，要么是將農業生產引向更能產生利潤的品類與行業。個體與資本的理性行動無可厚非，卻在事實上造成農業資本非農化發展的外部性結果。三是農民生活非農化發展?！稗r民”作為一個學術性概念主要有階級、制度與職業三重理解，農民現代化是農民適應“傳統—現代”發展模式的角色轉換、職業轉換、身份轉換。正是這三重轉換形塑著農民非農化的生存狀態。農民非農化生存是農民適應現代化發展，獲取生活資料的個體能動性與生存理性的本質表現，主要表現為就業、收入、生活的非農化。在就業與收入的非農化方面，農民就業形式已完全超脫傳統農業領域，呈現為兼業化，非正規就業、非正式就業等特征。在特定國情下，“農民工”稱謂正是農民就業非農化最好的現實注解，多種職業、多項技能幾乎是每個農民必備的生存條件。就業非農化直接帶來農民收入非農化，數據表明，單純農業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減少，非農化職業收入是農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與保障。收入增加帶來消費能力提高，直接將農民的傳統生活帶入非農化狀態，生活方式、生活內容超越傳統范圍，開始與市場主導的城市生活接軌?？傊r民群體偏重保守、重視倫理的傳統性格正在被非農化改變或取代。
二、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雙向效應。鄉村社會非農化發展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影響具有多層面的連鎖性特點?？傮w而言，這種影響可從積極效應與消極效應兩方面解析。首先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多重積極效應。非農化發展促進自足經濟向市場經濟積極轉變，成為有效解決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徑；專業、合作、網絡等生產方式正在改變著分散、單一的傳統家戶農業生產方式、組織方式與銷售方式；競爭、開放等市場觀念取代封閉、保守等農耕思想，正在成為塑造“現代農民”的觀念要素。其次是鄉村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消極效應。非農化發展造成鄉村社會基于倫理傳統的社會契約開始失效，既有的社會治理網絡與安全基礎遭到破壞。長期發展而言，這是鄉村現代化發展與進步的必然破舊階段，而短期卻必然造成鄉村社會資本的快速流失。孝養文化、互助網絡的約束力逐步減弱造成社會價值失準；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土地成為資本下鄉賺取政策紅利的獵品；農民被標簽化為落后主體擠出農業生產；農民本體性價值被社會性價值替代，攀比消費、低俗文化流行導致社會關系失衡。二是鄉村非農化發展的政策意指。鄉村非農化發展的社會事實與雙重效應表明，辯證看待非農化發展對于促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大政策價值。其關鍵在于如何讓非農化發展更恰當地嵌入既有的鄉村社會結構，促進農村農業現代化，通過外在政策力量引導非農化發展的積極效應發揮并限制消極作用的成長。具體而言，鄉村非農化發展至少給鄉村振興戰略帶來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黨建引領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為了重構國家與鄉村的制度性聯系，重新整合與凝聚各類鄉村社會主體力量，實現鄉村共同體的“共建共享共治”。通過共同體建設形塑鄉村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性機制，不僅能有效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新的規則、組織等資源要素，而且能增強鄉村社會應對社會資本流失與社會結構解組等負面效應的行動能力?！包h建引領”一方面是保證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實現黨的社會的有力發揮，即由黨的建設出發型塑政黨服務農村與農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的能力，使之成為推動建設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力量和鄉村非農化發展回應機制建設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動鄉村文化的多元融合與創新發展。鄉村文化振興至少需要重視“三個結合”，即增進鄉村文化建設與鄉村主體文化體驗與表達的有效結合，實現各類文化主體能夠動員與愿意參與的有效對接；促進鄉村文化組織建設與移風易俗的有效結合，緩解鄉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種種弊病，提高鄉村社會生活的文化質量；標準化的公共文化建設要與地方文化、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尊重并引領地方文化自主創新，實現政府提供的與鄉村需要的之間的有效對接。鄉村文化振興能有效引領、吸納非農化發展帶來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動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村集體能力。市場經濟重塑下的鄉村經濟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規制的集體經濟，但是沒有新的集體化、組織化的鏈接機制，分散化的小農經濟根本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市場發展的競爭，這導致進入鄉村社會的非農化發展要素如技術、資金等，要么成為強勢資本剝奪弱勢農民的工具，成為無序競爭、不當競爭的來源；要么無法與農村社會的土地、勞動力等原材料有效結合，形成新的農業生產動能。因此，關鍵在于推動農業生產體系建設，實現農業生產的“再組織化”，增強農民生產的自主能力，進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力量。農業生產“再組織化”至少要考慮三個方面聯結機制的建設，即建設協作機制，挖掘傳統互助與現代合作社的內在優勢，實現分散小農的組織化；建設服務機制，形成服務農業全過程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組織化的服務實現一體化的農業生產；建設規制機制，規范新的資本力量在農業領域的市場行為，保護家戶小農的權利不受資本剝奪。這樣通過“再組織化”方式為非農化發展資源建立有序進入農業生產的規范渠道，使之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有效要素。
參考文獻：
[1][法]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M].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社，2005年版.
第8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鄉愁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出臺即引起廣泛關注，隨之引發了各界關于鄉愁的討論，這種關注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對城鎮化道路的反思。
一、鄉愁的涵義及意象
歷史上，鄉愁總是和社會變遷、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等聯系在一起，充滿了無奈、哀愁和懷舊的思緒?！案改冈?、不遠游”的古訓、落后的交通條件使那個時代任何遠離故鄉的行為都顯得極不尋常，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愿背井離鄉，漂泊異鄉，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總是要衣錦還鄉，葉落歸根，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當今的農民已經習慣了南征北戰，東拼西殺，或半工半耕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壯在外已經成為當今農民的生活常態。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無數農村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土，不斷擴大的城鄉差異、日漸蕭條的農村似乎難以喚起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故鄉的留戀。“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的價值取向被冰冷的現實消解，傳統村落被各種小區取代，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取代，鄉風民俗被各種城市文化取代，傳統有機的宗法社會和禮俗社會被法理社會取代，鄉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對土地的黃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戀歌。
2014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后，對鄉愁的討論驟然升溫，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說法最能概括鄉愁的意象。
1. 鄉愁誕生于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到農業社會的規章制度、生態農業技術、鄉風民俗等無不蘊藏在鄉間，城鎮化必然使鄉愁無處安放（周國平2014；劉奇2014）。從這個角度看，鄉愁其實也是一種鄉戀，所謂“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禮失求諸野”體現的是對生命源頭的眺望和對文化母體的掛念。田園廬墓、小河炊煙、牧童短笛、鄉規民約、熟人社會、崇尚自然、勤勞樸實等是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表述，也是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這一切都已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漸行漸遠。
2. “鄉愁”其實是“城愁”。這些研究者從關注城鎮化進程中一個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體的精神困惑，進一步延伸到讓農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做好社會認同的現實層面（劉奇2014；田思思2014）。
3. 鄉愁是一種社會文化焦慮，體現了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于那個最真實自我的眷戀，對它失去的憂傷，對尋找它的一種焦慮，對企圖用它來療傷，來關懷自己的一種渴望?！班l愁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化生產出來的一種情緒”（曠新年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愁是我們每個人的鄉愁。
二、留住鄉愁之于城鎮化建設的意義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鎮化一方面意味著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意味著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這不能不引起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歷史文化學者的深深憂慮。
從感情上看，鄉愁是一種高貴的情感，人類不能只有物質的生活，更要有詩意的棲居。鄉愁既包括對過往的追憶，也包括對未來的向往。鄉愁的存在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義，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認同鄉愁的存在意義，認為沒有鄉愁的城鎮化是斷根的城鎮化（張孝德2014）。同樣，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耿波2014）。
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屬葉一劍的《鄉愁里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等，這些著作的特點都是作者親身體驗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特別是文化層面、價值觀層面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消失、無法回去的故鄉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還有學者從豐富城鎮化的內涵角度看留住鄉愁的價值，認為不能留在鄉愁的城鎮化是缺乏內涵的。城市的發展不限于擴張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和更新中將城市文化與歷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將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也淡漠了鄉愁。熊培云說，沒有對歷史寬厚的接納和對前人智慧勞動的尊重，忽視人類生活在文化與記憶之中，忽視人對過去與未來的高貴懷想，那么現代化就會淘空意義，淪落為了一種庸俗的拜物教。
其實，對鄉愁的討論也是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來，資本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把眾多鄉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是鄉村消亡，傳統湮滅。荷爾德林說過，“人類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鄉村的終結不但使眾多現代人產生一種鄉愁無處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傳統村落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歸于湮滅，這對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對一個正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鄉愁”一詞的運用，既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特色，更有對現代化必須烙上中國特色的自信。黨的十以來，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總書記強調，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城鎮化建設必須留住鄉愁。
那么，城鎮化建設如何留得住鄉愁？
其一，如何看待傳統村落。現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城進農退”城市化，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因此，鄉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調查顯示，“我國每天大約有300個村落消失，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500多萬個村落消失了”。、賀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人的價值在于衣錦還鄉，多數農民的人生價值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得到認可承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都市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掙錢的場所，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仍然需要返回村莊來獲取。沒有了村莊，鄉愁便無處寄放，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尊重數億農民的生活選擇。
民風民俗、村規民約、古道家風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載體變了，優秀文化如何傳承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鎮化建設中要為鄉村發展留出空間，尊重億萬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讓一些有故事的村莊繼續留存，讓鄉風民謠代代傳唱。城鄉發展本應并行不悖，沒有了鄉村的映襯，城市也會失去生機。
其二，城鎮化是誰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能否實現，對中國的城鎮化太重要了。行政權力決定下的城鎮化必然造成優質資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所以，新型城鎮化應該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鎮各放異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其三，新型城鎮化應該能夠安放鄉愁。所謂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種片面靠權力意志推動和高資源投入的城鎮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模式，強化軟環境建設，打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和諧環境，否則，再繁華的城市也無法安放人們的鄉愁。協調城鄉沖突，重建美麗鄉愁，實際上是能否走一條包容式發展道路的問題。
三、以留著鄉愁為契機，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如果能以留住鄉愁為契機，動員各方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參與鄉村建設，無疑將是一舉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村改革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埋下了鄉村治理危機的種子，在城鎮化潮流的激蕩下，多地鄉村處于離散狀態。一是由于鄉村集體經濟瓦解和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國家與村民關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村莊基礎結構離散；三是由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傳統價值坍塌，價值離散。鄉村離散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大到鄉村黨政建設、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到鄉村環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贍養、兒童教育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對于鄉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徐勇、鄭鳳田、姚洋等學者主張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提出“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治理模式；溫鐵軍、黨國英、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學者則主張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曹錦清、賀雪峰等學者注重從鄉村內部機制研究鄉村治理結構。但歸結到一點，沒有村民的參與，任何治理都會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動員起民眾參與是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鄉愁作為鄉村治理的契機，是因為，其一，鄉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種復雜的情緒，留住鄉愁的城鎮化建設訴求可以打動許多人；其二，留住鄉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對原有的風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謹慎和敬畏即可。中國自古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沒有彼岸觀念，但祖先情結、鄉愁情結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皈依。迅速發展的城鎮化使現代人離家越來越遠，人際關系的緊張與疏離、日益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讓現代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從這個意義上看，鄉愁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更是我們所有人的鄉愁，留住鄉愁就是留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1]徐勇.縣政、鄉派、村治：鄉村治理的結構性轉換[J].江蘇社會科學，2002（02）.
[2]鄭風田，李明.新農村建設視角下中國基層縣鄉村治理結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05）.
[3]溫鐵軍.如何進行新一輪農村改革[J].山東農業，2003（03）.
[4]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5]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的進展[J].貴州社會科學，2007（06）.
第9篇：鄉村治理與發展范文
關鍵詞：多元諧治;農民志愿者;鄉賢動員;新型鄉土公共性
中圖分類號： G615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對現階段農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農村社會治理是指堅持黨的領導，在黨和政府既定的體制、制度的框架下，運用農村公共權力對農村地區進行領導、調控、管理和共治以實現農村社會有序發展所形成的一種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對基層全權統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國家制度的強制力，以依法民選為基礎組織自治機構，通過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內生的行政效力?！懊裰巍笔侵复迕褚罁庠感惺姑裰鬟x舉的權力，強調村民自己處理社會公共事務，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隨著城鎮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等多重挑戰，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漸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國家行政體系“末梢”的角色。當村委會運行由自愿動員轉變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攤派，極大損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會遭遇信任危機。另一方面，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單一，難以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在鄉村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問題復雜化的背景下，基層村委以完成上級政府的指令為主，缺乏對話與協商。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急需滿足農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農民志愿者參與鄉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傳統“村政民治”模式出現問題之時，扶余市的農民志愿者參與鄉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鑒。受傳播文化和鄉賢文化影響，該市活躍著一支以村容建設和農村德育為主要內容的農民自發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組織，由張利和劉佩文發起，并通過道德宣講、發展志愿服務帶頭人等手段不斷發展壯大。經過近30年的發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傳部牽頭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協會”，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個村屯，規模達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隊伍，逐漸成為除了村委會、合作社之外的農村社會治理新主體。據不完全統計，從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們共植松樹16435棵，安路燈2639盞，制作宣傳牌1727塊，立迎賓門78個，用紅磚硬化路面10200延長米，農村的社會環境與社會風氣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概言之，此類農民志愿者組織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內生性。與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務不同，農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為本村建設出錢出力，體現出強烈的內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為基層農村的公共服務提供堅實的人力基礎，同時保證志愿服務的延續性與持久性。
二是基層文化性。不僅參與村容建設，該志愿者組織強調將精神文明傳播作為志愿服務的重要內容。志愿者們利用村里人結婚或老人過生日等人多的機會，以“三句半”、“道德講演”、“道德小品”等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主動開展傳統美德等道德宣講，以激活傳統文化道德資源的形式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利于農民自身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內化和認可，解決了鄉村思想教育分散較難組織的“沙灘流水不到頭”的難題，最終實現農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
三是成為農村治理的新主體。除了村委會、合作社等農村社會管理的載體之外，村民志愿者組織成為農村和諧治理的新型主體，發揮村民自身的積極性，不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勞動與村務管理之中，還對積極推動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張利的帶領下，王家村的志愿者們自愿捐款，耗資近70萬元，興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為村民提供文體活動以及學習文化的場所。
四是鄉賢動員性。村民志愿者組織充分發揮了以鄉村醫生、鄉村教師、鄉村技人等為代表的德才兼備的鄉賢在動員村民參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農民志愿者首先是在鄉賢張利和劉佩文兩人大力宣傳傳統文化和倡導村民德育的基礎上發展而起，志愿者們也都對其高度贊譽，認為正是由于鄉村賢人的教化，才促使當地農民踐行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積極參與到鄉村志愿服務中來。
五是長期性。當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進行志愿服務活動，已經持續了近30年的時間。這種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當下一些志愿服務時間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務與需求難以對接等弊端。
3農村社會治理模式的新構想
基于對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的經驗的借鑒，政府應轉變農村社會治理思路，重視農民內生力量，推動建立多元諧治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所謂“多元諧治”是指“政治、經濟、德育、善為”和諧治理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也對應著農村社會中四個治理主體，即政治―村委會、經濟―合作社、德育―鄉賢、善為―志愿者組織。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政府轉變農村社會治理思路，重視農民內生力量
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過程中出現了過度行政化的問題。政府應在頂層制度設計的高度上轉變過去單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應給予鄉賢、農民志愿者等農民內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與支持，利用農村自身資源實現自我發展，著重開發農民自身潛力，激活農村社會活力，實現自我長效穩定發展，這是多元諧治模式得以實現的政治前提。
3.2充分發揮“村政”的作用
村委會在部分地區存在國家行政體系的“末梢”發展的趨勢，不妨換個角度來看，重視村級自治機構現有的作用，充分利用農村社會資源，發揮村委會在行政體系中的作用，作為一個上傳下達的機構。村委會作為村民經過選舉產生的自治組織，有責任和義務將村民的建議和意見向上進行反饋，以保護村民利益。同時，村委會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為村級建設爭取到更多的行政資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財政撥款等。
3.3“鄉賢”和“志愿者”成為農村治理的新主體之一
在村委會進行行政管理，合作社發展農業規模經濟的基礎之上，鄉賢和志愿者作為新主體參與農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覷。鄉賢是指在本地有一定聲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貢獻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從未離鄉離土的鄉村能人的作用更是應該激活的鄉村治理資源。與強調鄉賢返鄉建設家鄉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為重視挖掘守土守鄉的本土鄉賢資源，使其發揮社會聲望高的優勢，開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組織，參與村貌建設和村級公共事務管理，培育新型農村公共性。
3.4“德育”與“善為”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維護私人權益的基礎上，公共權力機構公正分配公共資源，同時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識，共同參與到資源的合理分配中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公共性曾出現危機，村委會的公共服務功能一度衰退，農民的公共意識難以被激發。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為”較好解決了這一難題，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農民志愿者在農民認知方面重視“德育”的重要性。鄉賢開展傳統美德宣講，通過道德講堂、文化論壇等多種形式，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并將其逐漸內化于每個村民心中。在農民的行為方面重視“善為”的重要性。鄉賢通過身體力行、互助幫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當地的社會聲望，動員村民通過義務勞動、捐款捐物等方式開展志愿服務，不僅積極參與農村風貌建設，還引導村民摒棄賭博等不良惡習，轉變社會風氣。
3.5“諧治”成為農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謂諧治，就是治理主體各方形成一種目標明確、權責合理、交叉互動、互為依托的關系，成為一種完整和諧的治理架構。目標明確。不論農村社會中存在多少治理主體，但是共同的目標只有一個，即建設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美好的農村社會環境。目標明確能促進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權責合理。村委會、合作社、鄉賢、農民志愿者等村級治理的四大主體都有各自的分工職責。村委會負責政策與資源的上傳下達，位于村民自治層面，合作社為農村建設提供經濟基礎，鄉賢在開展德育教育、動員村民方面作用突出，農民志愿者則是其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踐行者和村屯各項事業建設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動、互為依托?！爸C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種互動式的和諧治理。以鄉賢開展的德育教育為整合核心，村委會負責村中行政事務，同時給予農民志愿者大力支持;農民志愿者帶動普通村民開展道德文化建設，提升村民文化素質，使村委會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農民志愿者的幫助和支持的同時，村委會可以為合作社爭取資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發展，形成一個和諧良性的農村治理系統。
4結論與進一步構想
“政治、經濟、德育、善為”和諧治理的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農民志愿者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提煉與總結而提出的農村社會治理的新構想。實踐證明，中國農民具有巨大的創造性，農村社會是制度創新與新模式探析的廣闊土壤，只有立足農村社會，充分調動農民自身的積極性，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村民自治，依靠農村內生力量，才能打破農村社會治理的困境，才能促進農村社會進步。當然，依靠內部力量發展自身的同時，也可以借助外部資源助推發展。例如建立高校資源與農村志愿服務對接機制。高?？梢越M織志愿者或社會工作的專業團隊以暑期活動或專業實習的形式進駐村屯，在其中扮演協調聯絡與鼓勵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學生的活力與創新意識輔助鄉賢進行道德宣傳。社會工作專業團隊可以利用個案心理輔導、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等專業知識幫助農民志愿者隊伍朝專業化、高效化、體系化的方向發展。這些方面的建設需要在未來的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其可行性，農村社會未來的新型發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0.
[2]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7）.
[3]王一.農村社區建設與基層秩序重建――關于農村社會管理創新的探索[J].山東社會科學，2013，（11）.
[4]田毅鵬.村落過疏化與鄉土公共性的重建 [J].社會科學戰線，20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