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與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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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 傳統經濟； 新經濟理論； 財務報表
進入21世紀以后，一種嶄新的經濟運行模式開始呈現在人們面前，這就是以網絡、信息、知識和高新技術為主要特征的所謂“新經濟”。新經濟給傳統經濟理論帶來很大的沖擊，比如，描述失業率和通脹率反向關系的“菲利浦斯曲線” 已不再適用，資源要素已不再局限于勞動力、土地和資本，邊際成本遞增和邊際效益遞減的供求也受到質疑。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會計信息系統暴露出陳舊、低效和不適應的缺陷，作為會計信息系統輸出結果的財務報表更是集中反映了這一問題。本 文擬從對新經濟理論的著手，試圖找到新經濟條件下財務報表改進的突破口。
一、傳統財務報表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財務會計的主要目標在于提供一個主體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現金流動等信息，以幫助各類使用者評估管理當局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并進行經濟決策。財務會計提供信息的主要手段是財務報表。財務報表通常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這也是國際流行的會計慣例。然而，長期以來，財務報表一直受到會計理論界、實務界以及政府管理部門的指責和批評。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在不斷地改進財務報表，但始終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我們認為，人們在改進財務報表時，將注意力過于集中在財務會計自身的理論及 上，而未從經濟學理論方面進行，是制約財務報表改進的主要原因。
那么，傳統財務報表與經濟學理論之間又有什么關系呢？
其一，傳統經濟學理論把資源定義為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類要素，并以資源的稀缺性為基本前提。資源的稀缺性要求通過制度安排（市場機制或經濟計劃），使每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地方，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傳統的財務報表正是以這一理論為根本出發點，以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相對不變為假設，披露資本在各間的流動和配置。在資本的流動中， 財務報表正是擔當了信息載體的角色，它通過向外部提供財務信息，使資本所有者通過閱讀和分析報表，了解資本的投入產出率，然后作出趨利避害的決策，即把資本投放到有盈利或前景的企業，或是將資本從財務狀況惡化的企業里撤出，最終實現社會資本的有效流動和最佳配置。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資本是資源的核心要素，土地和勞動力只能借助于資本發揮作用，這就決定了資本所有者是財務報表信息使用者的主體，從而財務報表的目標也定位于向資本所有者提供有關“資本流轉”的信息。
其二，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是企業編制財務報表的基本理論依據。不對稱信息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之一。會計信息作為一種特殊的專業化信息，存在著信息的供給和需求。編制財務報表的目的是為使社會資源達到合理、有效配置，而信息的不對稱又會導致市場失靈和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在傳統經濟，信息產業不發達，人們獲取信息的手段落后，資本所有者獲取相關財務信息的來源渠道較少，這就必然要求使用資本的企業（經營者）定期地向資本所有者提供財務報表 ，這也是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主要手段。
其三，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效益遞減的供求法則決定了企業財務報表反映的物質資源是屬于企業獨占的、排他的。如企業的一項固定資產是屬于企業獨自使用和控制的，在同一時間內，別的企業就不能與其共享，而且此項資源是逐漸消耗的。也就是說，如果一項資源正在被別人使用，那么你就無法得到使用它的收益，即資源的邊際收益遞減。這一法則為財務報表反映的信息提供了一種基本前提，即企業的資源狀況是屬于企業獨有的，不能與別的企業共享。邊際成本遞增的供給規律還是企業產品定價、確定銷售收入乃至確定利潤及利潤分配的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傳統財務報表無論從其組成內容上，還是從其目標、編制時間和信息含量上看，都與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密切相關。由于傳統經濟學是建立在資源稀缺性定理基礎之上的理論體系，那么毫無疑問，財務報表正是這一理論推演的結果。
二、新經濟理論與傳統經濟理論的區別
新經濟的主要特點是：以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的創新、和擴散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的高增長、高收入、低通脹和低失業率的目標。雖然尚無法給新經濟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大多數人認為，新經濟的實質是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經濟形態，其運行規律和發展模式都與傳統經濟迥異。
新經濟對傳統經濟學構成了現實挑戰。
其一，資源的構成要素具有了新的內容。新經濟所用的資源與傳統經濟不同，傳統經濟強調的是物質資源，并把資本作為推動企業成長與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而在依靠知識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而發展的新經濟中，知識無疑成了傳統三要素以外的第四要素。在新經濟條件下，所使用的資源主要是信息，物質資源僅是輔助部分。資本盡管仍然還是重要資源，但其重要性趨于降低。資源的差異導致企業生產對象的不同，新經濟下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信息價值含量高的產品，這就決定了企業的生產經營與以往有很大不同。
其二，資源的稀缺性被賦予了新的涵義。傳統生產函數的三要素（土地、勞動、資本）都有數量的硬約束，不可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在新經濟中，知識和信息取代了傳統的勞動力與資本而成為經濟發展的要素，這一生產要素的最大特點便是其充裕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的資源，因為 知識與信息的使用具有外溢性、可重復性，而且在使用中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因使用時間的持續而累計相加。 資源的這一新特性，使得新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擴大到了全球范圍，配置效率也更趨于有效和合理。
其三，新對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供求均衡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新古典經濟學認為，需求曲線向下傾斜，供給曲線向上傾斜，供求曲線相交，形成市場均衡。由此還推出邊際成本遞增、邊際效益遞減的法則。但人們在新經濟條件下發現，經濟將某些產業的高固定成本、低邊際成本的特征推向極致后，最終似乎否定了供求規律。比如，一旦為開發軟件、設計芯片、鋪設光纜投下了高固定成本，此后多一個消費者還是少一個消費者，幾乎不會產生成本上的變化，因為信息產品的復制成本很低，甚至為零。也就是說，生產第一個信息產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此后生產產品的邊際成本可以接近于零，這種成本結構從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在邊際成本定價基礎上的供應曲線。從需求曲線上看，也是如此。比如，在一定限度內，軟件產品的使用人數越多，消費者對其口碑越好，就越是愿出高價來購買，即 需求越多，需求者出價越高，這就使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失效。經濟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網絡的外在性”。
其四，在新經濟條件下，信息經濟學的信息不對稱假設也受到了沖擊。新經濟創造了大量的與信息有關的產業和從業機會，從而形成了專門從事信息開發、交易和咨詢的新型市場。信息和知識已不再具有專有性和獨占性，信息被作為商品進行開發、采集、篩選和處理，并借助于網絡技術，實時、快捷而又全面地傳達給使用者。人們獲取信息不再受時空的限制，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大大減少。總之，強大的信息網絡和信息技術產業，弱化了信息經濟學的原有假定。
三、新經濟理論對財務報表改進的啟示
其一，財務報表不應再局限于為傳統的資源配置服務。在新經濟條件下，由于占有的資源由過去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轉變為現在的知識和信息，因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已不再是企業擁有的實物資源（如固定資產、存貨等），而是那些掌握知識與技術的“知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財務報表仍然只是重點反映有形資產信息，而輕視無形資產和人力資源的披露，排斥新興業務進入報表系統，只反映資本的投入產出率等，就不能為知識與信息在企業間的高效流動提供清晰、準確的信號，無法適應新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要求。另外，知識與信息資源具有共享性，而傳統的財務報表卻以資源的獨占性和排他性為前提。因此，財務報表如何既能正確反映企業真實的資源狀況，又能顯示企業獨特的競爭力，也是我們要認真和探討的。
其二，財務報表的目標應轉向為知識的所有者提供信息。財務報表的目標主要是解決誰需要財務報表、他們需要哪些信息等問題。在新經濟條件下，信息和知識成為企業最重要的核心要素，知識所有者可以通過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來控制企業，參與企業的利潤分配，而且知識所有者和企業是同位一體的關系。因此，財務報表的目標應由過去向股東、債權人提供信息，轉為計量企業主體資源和權益的變動情況、收益的形成過程以及有效控制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的企業主體型財務報表目標模式。報告的信息類型也應由企業創造未來現金流量的能力轉變為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及 其增進能力。
其三，利潤表反映的收益形成過程與分配過程也要發生變化。傳統的利潤表只反映貨幣收益，即按收入與費用的配比結果得出資本的投入產出效率。在新經濟條件下，損益表已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是利潤的形成并不一定完全是資本作用的結果，利潤的形成部分甚至全部來自于人才和知識的投入產出效果。二是信息產品的高固定成本、低邊際成本，使得企業可能只發生一次性的投入，以后生產的產品成本可能大大低于售價，甚至為零。這種信息產品的一次性高固定成本是不能按傳統確認作為無形資產的開發成本而資本化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損益表編制基礎的配比原則怎樣來加以貫徹？能否因某項產品的成本為零或不能可靠計量而不予確認收入？三是在新經濟條件下，利潤的分配不再由資本所有者專有，掌握知識和技術的活勞動也將參與到利潤分配的過程中，與資本所有者共擔風險，共享利益。
第2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電力企業；經濟理論；對策研究
我國未來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模式是一種生態經濟，即發展綠色經濟，做到可持續生產。講述了發展電力企業的經濟目前的現狀，并給出了電力企業發展中今后的經濟形勢以及對策研究， 更多還原對我國的穩定與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我國電力企業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隨著電力設備國產化程度與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技術進步與科技創新。 當前，我國電力企業的經濟發展已取得了顯著成就。我國從最早之前在發電設備方面就開展了 十幾萬千瓦的亞臨界機組成套設備的引進與消化吸收工作，對其設計、制造與控制的技術進行了全面的掌握；我國的 500 千伏輸變電設備在輸電設備方面，已基本實現了國產化。 并且，在二次系統微機的保護與控制、自動化與數字仿真等領域，已經進入了世界領先行列；在環境保護方面，電力企業通過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結合，也能夠開始承擔大型機組煙氣的脫硫脫硝工程。 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性特征與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內在要求以及電網發展的客觀實際，電力企業需要明確建設智能電網的發展目標，在進行關鍵技術與設備上實現重大突破和廣泛應用的同時，確保自身經濟理論的不斷完善，實現企業自身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電力企業經濟發展對策研究
2.1 電力企業經濟發展的服務手段
電力企業的經濟發展對策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依照“保增長、抓建設、強基礎”的要求，實現“增供擴銷”的工作目標。 因此，在組織領導、客戶管理、停電管理、用電檢查，知識普及等幾個方面，需要優客戶關系管理，提升服務水平。實現以客戶服務為中心的供電資源調配機制 。 客戶服務效率與品質的提升，需要指揮中心進行監控調度來實現，就此解決電力企業部門之間以及分縣局間存在的溝通協調不便的問題，并且有利于為市場分析、預測提供信息數據支持。客戶停電管理是指通過監控 ，減少供電方出現超時 、重復性以及臨時性的停電幾率， 避免客戶由于停電時間造成的不便與經濟損失，電力企業可以開展停電低壓統計的到戶工作。 與此同時，與“家電下鄉”工作相互結合，引導城鄉居民采取科學用電的模式，并且有助于農村電力市場的開拓。細分客戶需求，促使營銷系統的更新換代，客戶關系信息化管理的開展，開展第三方客戶的滿意度測評，以及服務模式的創新，有利于建立其日益完善的客戶滿意度的評價體系。用電檢查與營銷檢查力度的加強 。 通過檢查制度，不僅可以大大減少電量的跑冒滴漏，同時又能夠降低企業的經營與服務風險。
2.2 采取學習型管理模式完善經濟理論
（1）以組織學習作為學習型管理的基礎 ，是企業經濟與技術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電力企業對于員工學習環境與學習型組織的引導創建，可通過對于學習平臺進行有效地知識管理，從而達到員工與企業知識的積累與提高，達到強化學習的目的。 電力企業必須首要制
定全員學習任務的固定制度， 同時用完善與嚴格的規程來保證與規范，通過學習型組織的創建來建立起網絡化的組織結構。
（2）企業學習門戶的建立以及經驗知識的儲備 ，需要擁有專門的數據庫進行知識的存儲與調用。 員工需要學習的內容包括企業的各項規程、制度、指標、標準以及文檔等，同時積累此過程中的管理知識以及經驗。 通過此種方式，將有利于員工運用先進的通信、網絡等計算機技術，為客戶提供高效與全方位的優質服務。電力企業需要通過激發員工對于企業制度與操作層面的學習熱情的同時，創造有利于實踐經驗接受的環境氛圍，實現經驗與知識的
雙重共享。 為此，企業可以通過構建專家網絡等手段，使員工快速與準確的地獲取所需經驗以及知識。 與此同時，有能力的企業也要建立起經驗知識庫系統，以實現資源共享。
（3）電力企業作為電力市場的主體，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需要促進學習團體的建設，促進團體中的員工對于共享的知識資源進行不斷的集成與創新，提高積極性與參與感，另一方面使得企業達到經驗分享的效果，從而有效的解決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電力企業可以通過設立學習型團體的負責人， 來進行學習型管理的有效控制與監督。學習型社團負責人的職責，主要是使成員對于公司及其環境有一定了解，對于公司內的信息需求做到明了，從而領導團體進行高效的學習與積累，并且保證信息共享。
（4）加強合同管理 。 首先 ，電力企業領導要在思想上給予高度重視，緊抓施工合同管理同企業的計劃管理、生產管理、組織管理。 其次，要完善相關制度，建立合同實施保證體系，把合同責任制落實到具體的工程和人員。 然后需要配備專人，對招標文件、投標文件、合同草案及合同風險進行全面分析與管理。 并且，要健全合同的文檔管理系統，除施工合同外還要對招標文件、投標文件、合同變更、預付款保函、工程保險等資料進行統一的收集、整理與存檔，形成專業、系統的工作。
總之，我國正步入工業化中期，在看到中國經濟呈現高增長態勢的同時，這種建立在高能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日見其弊。 中國的經濟增長憑借高投入、高消耗、低勞動成本在全球化浪潮中日漸蹣跚。 電力企業應該依托政府提供的試驗區以及基地等技術平臺等，提高主觀能動性， 制定出積極有效的激勵制度， 鼓勵企業勇于探索與創新，提高本行業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郭景玉. 基于循環經濟理論下的電力企業經濟管理[J]. 中國管理信息化，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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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信息經濟;信息管理;創新;互聯網;會議綜述
信息經濟學是一門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交叉性學科，為了更好地促進信息經濟學在國內的發展，由國家級學會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主辦、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承辦的第28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暨第9屆博士生論壇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大會包括中國杰出學者論壇、博士生論壇以及學術年會3個主要議程，頒發了中國信息經濟學烏家培獎、理論貢獻獎、青年創新獎和最佳審稿人四個獎項，表彰優秀貢獻個人和團隊34個。來自全國50余所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的200多名信息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與代表出席了此次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同三和國家發改委的張長春在大會上分別就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國經濟增長中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交織呈現，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驅動力創新。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是我國信息經濟學界展示學術前沿成果最具影響力的頂級學術交流平臺，本屆年會以“信息經濟理論創新與中國問題”為主題，聚焦互聯網環境下的信息經濟與信息管理創新研究，順信息技術發展之勢而為，應我國數據驅動型經濟而謀，體現出重塑行業結構新思路的智慧韜略。為了幫助學界了解在本次學術論壇上各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準把握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動態，本文以“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和“用戶信息行為研究”4個方面為主題綜述此次論壇的研究成果，發現研究成績和存在問題，指出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
1.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研究
信息經濟學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領域是關于信息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研究，即通過對涉及信息活動有關的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統計測算，從宏觀上分析信息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情況。中山大學的謝康、廖雪華和肖靜華利用隨機前沿非參數估計模型，分析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質量和路徑以及融合路徑對企業規模擴張和成本費用利潤率的影響，其結果指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路徑對企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體是遞增的;同時，南開大學的李坤望基于企業異質性理論，對中國企業在地區－行業－企業層面上進行了實證研究，探尋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礎設施和企業出口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業具有更好的出口績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條件下，這種效應會在信息基礎設施水平高的地區放大。前述兩項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數據集，較好地測算了趨同和演化過程，有助于理順企業信息技術投入和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之間的結構關系。此外，重慶大學的朱安明等利用優化權重的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測算了2014年39個工業行業的綜合效率和優化權重，略顯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標僅用其所擁有的計算機數和網站數來表示，指標選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議還可以考慮信息系統應用覆蓋率、信息資源覆蓋率、信息技術貢獻率等指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躍洲和張鈞南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細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訊技術(ICT)的替代效應和滲透效應，結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間的平均貢獻率已經接近10%，同時，ICT的使用能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宏觀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已經非常顯著。本研究的缺憾之處在于結論中表明ICT滲透效應的體現需要5年時間，該時間周期略顯過長。前述可知，多位學者從宏觀上計算了ICT對國家或行業的經濟增長貢獻情況，為我國的信息化戰略實施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據。未來研究還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從微觀上分析ICT對企業創新能力、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1.2信息經濟預測研究
經濟預測是通過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計算過程預測經濟的未來發展狀況，從事信息經濟研究的人員積極探索“互聯網+”情景下的經濟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較為顯著的成果。中國科學院的汪壽陽介紹了“TEI@I”方法在復雜經濟問題預測中的應用，該方法用傳統計量模型處理經濟活動中的主要趨勢，用文本挖掘和專家系統處理現實對象中的突現性和不穩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歸技術對其進行非線性集成，從而獲得一個更為精確的預測結果。該方法用情境知識引導經濟預測過程，將一些難以顯式出現在預測模型中的影響因素考慮進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在發生隨機事件沖擊時預測誤差較大的難題。此外，清華大學的劉濤雄和徐曉飛提出了“兩步法”預測宏觀經濟，該方法先窮盡結構化數據，再引入互聯網搜索行為的非結構化信息進行變量挑選，一共使用6種模型，比較了采用不同類型信息的預測效果，經過不斷的比較和挑選過程，從而確定最優模型。其結果表明對于宏觀經濟預測而言，單純使用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緣故，其預測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結構化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增加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則可以幫助改進預測效果，證實了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并不能替代現有的結構化統計數據，而是其有益的補充和完善。由此可見，上述兩個研究均是針對宏觀經濟總量預測的復雜問題，分別強調了不同預測方法的結合和互聯網情景下的非結構化數據與傳統結構化數據的結合。值得拓展的是，未來的研究還可以深度開發其他互聯網在線信息，用于如公共衛生、房地產市場需求預測等方面，從而進一步檢驗其預測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
2.1政府契約設計的研究
信息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資源，契約是進行市場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契約機制設計的多樣性。中國人民大學的聶輝華針對中國政企合謀的現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的3層博弈模型，論證了從政府合謀到政企合作的路徑，該研究聚焦中國現實且敏感的話題，解釋了普遍的政企合謀和中央對地方生產活動的周期性干預現象，為合謀理論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學的馬滔構建了一個多階段動態博弈模型，探討了平臺方如何通過機制設計規制需求方行為，以解決供給方資源共享激勵不足的問題，結果指出政府平臺方通過建立保證金與保障金機制，可以有效提高資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論運用中，重慶郵電大學的萬曉榆和龍宇運用委托理論構建了第三方公眾參與下的激勵－監督模型，結果表明政府的監督懲罰機制和公眾評價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務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導服務商提高信息服務水平。此外，中山大學的陳斌、北京大學的翁翕團隊等基于契約設計，分享了中國政府如何激勵創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共同點均是聚焦于中國的現有現象和現存問題，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從博弈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優化了我國現有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政府與各個共享經濟平臺合作共治的機制，以及在政府架構的設計過程中如何平衡物權、人權、契約、效率等關系。
2.2政府社會化公眾服務研究
互聯網的技術創新成果和理論成果已經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之中，催生了較多的社會化公眾服務平臺。在我國，社會治理是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多方治理主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活動，社會化服務平臺為公眾參與治理活動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學的周莎和劉征馳提出了私人力量協同政府供給公共品的內在邏輯，創新了社會化電子商務模式與傳統政府職能之間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可能性，彌補了現有研究對眾籌領域社會價值挖掘的局限性，未來研究關于眾籌能否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化公眾共同管理事務的新模式，其實施的可行性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證明。
3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
3.1ICT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
新常態下，“互聯網+”給實體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創新力，企業紛紛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流程再造和價值鏈重組。中央財經大學的吳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視角，探討了“互聯網+”的企業戰略選擇、市場反應和轉型業績，對傳統企業實施“互聯網+”戰略的動因和后果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銷售費用率較高的公司更有動機選擇“互聯網+”戰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該戰略后，并沒有顯著提升公司的會計業績，由于僅使用一年的數據，忽略了信息戰略投資回報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過短是造成結論經濟貢獻不明顯的因素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陳猛、劉和福利用資源優勢理論和服務主導邏輯理論，通過制造業和服務的對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響服務創新和財務績效，發現IT探索能力對利用式服務創新具有正向影響。北京大學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從資源觀、服務觀、價值觀、交互觀和系統觀對傳統企業的互聯網轉型進行深入探討，總結歸納了共性，對比分析了企業間的差異性，區分出了互聯網企業、高轉型度企業和低轉型度企業的差異。文章略顯不足的是僅對6家企業實施了調研，其結論的普適性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樣本進行驗證。可見，在“互聯網+”背景下的企業績效研究中，學者們的關注對象從上市公司、傳統企業到企業IT能力，體現了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從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關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業績表現因素的影響，研究IT能力如何影響財務績效中，除了可以關注效用的變化，也可以從成本等其他視角去考量。
3.2ICT對供應鏈績效的影響研究
現代市場競爭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能否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能否與供應鏈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聯系，因而供應鏈績效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國地質大學的朱鎮分析了企業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銷渠道的敏捷績效，并進一步探究了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內外部制度環境對上述關系所起的調節效應，結果顯示平臺整合和知識整合對敏捷績效的影響存在結構性差異，然而研究中采用問卷形式研究績效問題值得商榷。不難發現，上述研究均從不同角度拓展了現有ICT對企業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內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樣本數據的獲取仍需完善，如應考慮用縱向數據替代截面數據，用實驗法替代問卷法等，從而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學性。
4用戶信息行為研究
用戶行為是用戶有意為之的主體性活動，用戶行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周軍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具體比較了其知識貢獻和知識接受行為的異同，識別出社會氛圍、認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個因素顯著影響老年人的知識參與行為。其研究價值在于重視了老年人群體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和知識貢獻行為。中南大學的朱張祥等針對青年群體和老年群體，研究了對移動慢病管理服務采納意愿的影響因素，發現采納行為存在經驗距離的差異，該研究對移動慢病服務提供商的推廣實踐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同時，中南大學的曹仙葉等也研究了在線醫療的相關行為，具體為線上咨詢的信息質量和邊緣信息對其線下就診采納意向的影響，結果指出醫生回答的相關性、信息量、簡潔性以及醫患的在線交互因素均能影響患者的線下就診決策，但研究樣本只針對少數幾種病種，也并考慮患者特征。山東財經大學的李旭和劉魯川基于心理契約的視角，研究了用戶對社會化閱讀APP的不采納行為，即忽略和退出行為，研究發現系統本身的質量對用戶的影響程度已經逐漸減弱，閱讀內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則對其影響正逐漸增大。該研究對運營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戶活躍度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華僑大學的王偉將眾籌項目的文本語言依據說服風格進行分類，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語料庫，并構建了語言說服風格對項目籌資影響的計量模型，研究發現認知過程和心理狀態同時調節投資行為，并且語言說服性可以對這兩個變量產生影響。該研究通過向籌資者提供最適合的說服風格指導，從而提高平臺的總體籌資成功率。但研究只考慮了項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細致考慮詳細描述文本的語言說服風格。綜上，用戶行為是信息管理領域研究的重要領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務提供方準確把握用戶行為特征，從而更好地改進系統或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
學者們對用戶信息行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會網絡的應用情景，如眾籌、虛擬社區等，研究對象也從活躍的中青年用戶向老年用戶轉向。不難發現，信息技術大跨度地實現了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協同創新和經濟共享，為科學研究人員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平臺。未來研究還值得進一步拓展，如可以從多視角研究老年人參與各種社群平臺的行為特征，可以對照不同的語言平臺，探索眾籌項目發起者在說服風格使用上的差異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開發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國外量表，而應針對我國現實情況，開發適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數據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臺等互聯網產生的客觀數據，正如清華大學的陳國青提出的大數據驅動的研究思考，即必須同時重視模型驅動和數據驅動，尤其是多源數據的融合和外部視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等領域，本屆論壇也呈現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統開發的成功因素探尋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高勇和毛基業采用單案例的研究方法，發現用戶的參與行為可以消除和開發者之間的各種差異，確保需求的準確傳遞，促使系統的成功開發;在電子商務服務補救質量研究方面，山東財經大學的馬良從商家和消費者的雙重視角，探究了服務補救質量對于消費者感知公平和補救滿意的影響，檢驗了消費者涉入的調節效應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應;在IT能力轉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學的劉意運用單案例研究的方法，從企業和消費者交互的視角出發，探討企業IT能力轉型的實現機制，彌補了IT能力轉型實現路徑的研究盲點。
5結論
本屆年會重點關注互聯網環境下中國的信息經濟理論創新和管理實踐創新，與會專家和學者們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業，圍繞經濟預測、制度設計、電子商務和信息管理等議題展開，許多方法和視角都極具創新，不僅深化了信息經濟學的現有研究，也開拓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思路。本屆年會呈現的諸多學術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漸趨向規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過程中追求理論貢獻，尤其在用戶行為研究方面，依據了豐富的理論模型，如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水平理論和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組織行為學的跨邊界理論等，豐富了信息行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時研究重視文獻理論與現實實踐的對話，特別強調復雜情景下的多視角和多方法的結合，特別是為大數據環境下如何處理復雜問題，如何利用互聯網平臺的客觀數據并結合傳統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來研究中，還要進一步注重樣本選擇、概念界定、操作化測量、數據呈現和解釋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現有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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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在經濟學界，克魯格曼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著名學者，他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等研究領域頗有建樹，早在1991年，年僅38年的克魯格曼就獲得了被視為諾貝爾獎重要指針的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因偏好歷史和社會學，經濟學的專業課反而修得不多，這也形成了他獨有的分析視角和行文風格，更被譽為自凱恩斯以來文筆最好的經濟學家。1996年克魯格曼出版《流行的國際主義》并大膽預言亞洲金融危機，使他獲得巨大聲望。該書在短短兩年內重印了8次，總印數達120萬，
作為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克魯格曼強烈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經濟主張。他認為市場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預是必要的。當消費和企業開支難以前進，就只剩下了一種填補缺口的辦法：政府必須采取行動，進行刺激性開支，美聯儲必須推行指向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為經濟提供第一推動力。
克魯格曼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特別是國際經濟學領域進行了大量富有影響力的研究。在國際貿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貿易理論，認為國家之間的貿易，尤其是經濟特征相似國家的同類產品的貿易，代表了這些國家根據規模收益遞增原理而發展專業化的結果，與國家生產要素稟賦差異關系不大；在經濟活動區位方面，他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圍模型，把廠商和消費者的區位選擇內生于模型中，較好地解釋了一個兩區域經濟如何形成工業核心和農業邊緣區模式；在國際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個匯率目標區理論的規范模型，使匯率目標區超出原來僅作為匯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疇，形成一個有特色的理論框架；在宏觀經濟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較好地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對1998年俄羅斯貨幣危機也有一定的解釋力。2008年，克魯格曼因創立新貿易理論和開創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領域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界的爭議永遠存在，一些學者對克魯格曼的理論和觀點一直就有質疑。例如，克魯格曼認為當前的美國失業并非結構性的，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研究報告則認為美國的長期失業人口中有40%屬于結構性失業。克魯格曼認為是經濟增長遲緩導致了債務水平升高，而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顯示，當一個國家的債務相對于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過高（達到或者超過90%），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緩。盡管在一些觀點上有不同的質疑，但克魯格曼對于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在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等方面所做的許多有價值的貢獻，卻是有目共睹的。本書就是克魯格曼對應對當前危機的一系列帶有十分鮮明的凱恩斯主義色彩的建議和看法。也可以視為此次危機中關于凱恩斯主義爭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尋找金融危機中的免費午餐：當前全球應對金融危機中凱恩斯主義及其爭議
在經濟學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不過，在克魯格曼看來，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機沖擊下，“只要我們伸出手，就有免費午餐，因為這時候大量的閑置資源就有用武之地了”。 這是典型的克魯格曼的政策基調。
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各國積極應對，大致看來，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臺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國最早強調購買不良資產，美聯儲還推出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創新，向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寬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歐洲則在嘗試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時嘗試通過注資獲得金融機構股權來穩定金融體系等措施。
二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美國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減稅和擴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新能源技術方面。日本出臺多個經濟刺激計劃，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國家庭發放補貼、通過政府擔保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高速鐵路建設工程、學校建筑防震、環境保護、兒童和老人護理等社會福利計劃。
三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一方面，主要經濟體在危機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當利率進入零利率區域后，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數量寬松”政策，通過購買金融資產，繼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四是產業發展政策。美國在新能源、環保政策等方面較為高調。歐洲提出發展“綠色經濟”。日本重點發展商業航天、信息技術應用、新型汽車、低碳產業、醫療與護理、新能源（太陽能）等新興行業。
總體來說，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程度不同地在凱恩斯主義旗幟的影響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不過，對于這些凱恩斯主義色彩鮮明的危機應對措施，各種批評也一直不斷，本書就可以視為克魯格曼對這些批評的回應。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與全球市場的互動更為緊密，在危機沖擊下，除了推出一系列應對危機、刺激內需的政策舉措外，更為關鍵的還是通過改革釋放制度紅利，促進經濟轉型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主導下的世界經濟金融體系的不平衡性逐步顯現，全球資源以貿易順差的形式源源不斷流入美國，而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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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的金融資產以資本項目順差的形式持續流向全世界。特別是21世紀初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一方面，美英等發達國家加速推進全球化進程和資本輸出，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結構失衡；另一方面，美國為刺激經濟長期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鼓勵高杠桿、高風險、低透明度且缺乏監管的金融創新，導致本國房地產泡沫急劇膨脹、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擴張、金融體系的杠桿水平顯著提高。2005年以來，伴隨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崛起，全球資源供應格局打破，通貨膨脹壓力高企，美國進入加息通道，直接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2007年年底次貸危機正式爆發。本次危機爆發不僅是國際經濟結構長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本文由收集整理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失衡和金融監管缺失的必然結果。危機打破了原有經濟金融結構和格局，美歐等經濟體或經濟區域面臨巨大的調整成本，經濟陷入衰退或緩慢復蘇；新興市場國家面臨通脹高企—政策收縮—經濟放緩的調整時期。可見，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關聯性日趨緊密，相互影響加大。
當前全球經濟和各國國際收支面臨再平衡的過程；“去美元化”、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議題也被提上日程；國際金融監管架構和制度在壓力下正在經歷大刀闊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面臨重大變革。在如此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下，如何評估本次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結構的影響，如何準確把握危機后世界經濟金融結構變化的趨勢、如何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處理好經濟轉型與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關系，對于迅速崛起并處于轉型改革關鍵時期的中國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在這種調整過程中，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處于同樣的發展環境，關注著類似的矛盾和問題，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因此中國的決策應注重體現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內部經濟增長回落等壓力下，當前中國進入了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歐債危機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發達經濟體的增長中樞或已階段性下移；內部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減退。因此，在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過程中，推出一定規模的刺激內需政策來應對經濟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為關鍵的還是促進經濟轉型，促使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動力將轉向內生性，制度性紅利的釋放和經濟系統的結構性轉變。大致來說，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中國在市場化進程中始終面臨資本、土地、能源、礦產資源等要素價格長期管制的瓶頸，由此造成了公用設施、環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導致投資沖動、資源錯配、結構失衡、增長質量欠佳等現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勞動密集的服務業發展受到制約。推動要素價格改革，即從管制下扭曲、低估的價格轉變為市場均衡價格，將使投資和生產的成本和回報更真實、國民財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場機制的合理運用將進一步激勵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二是體制改革釋放的紅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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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方向通過減稅、完善社保等舉措增加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對社保、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其次，投融資體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對民間資本開放壟斷行業，打破壟斷，促進社會要素不同行業的市場化流動。最后，推進結構性減稅，逐步降低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引導經濟結構的優化，釋放居民和企業的消費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業的消費能力。
第5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一、新的運行機制中國家、市場、企業的三者關系
大家一致認為，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新的運行機制，是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論斷的深化和發展。它既指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又指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這一運行機制的提出，擺脫了長期以來計劃和市場什么為主、什么為輔以及在兩者結合方式上的爭論，是理論上的創新和突破。對國家和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問題上，有兩種意見。一種觀點是雙向調節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目標模式的運行不是線性的、單向的、單純以國家調節主體的簡單模式，而是非線性的、雙向的，市場具有反調節效應，這時調節的主體是市場，客體是國家。“國家調節市場”這一環節，表現為二元調節主體的雙向調節，不能認為國家調節就是經濟運行的主導環節。另種觀點是國家主導論。這種觀點認為國家是宏觀調節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環節，市場是聯結企業和國家的樞紐，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的“禍合點”，是實現微觀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運行相協調的中介環節，企業是市場活動的主體，是經濟運行的基礎環節。在經濟運行中，國家和市場雖然都可以構成調節的主體，但是由于市場功能的內在缺陷及其局限性，國家調節始終處于綜合平衡的位置，從宏觀、總體上把握了市場運行方向。因此，可以說國家調節是經濟運行“雙主體”中的主導環節。它的地位是肯定的。
上述兩種觀點都認為，國家與市場關系，應該是國家通過經濟參數的適時輸入，向市場滲透國家計劃的意圖，使市場運行保持在預定的軌道。這里，調節的主體是國家，調節的客體是市場。同時，國家調節行為大量的、主要的是通過市場而發生，但有些調節行為也可以直接作用于企業不通過市場。然而國家計劃必須建立在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它不僅不能破壞市場機制的運行，而且受市場機制的制約和校正。市場只運行的內在規律構成計劃的外生約束，通過市場信息反饋環，要求計劃機制的運行保持在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既定的軌道上。在市場與企業的關系上，一種意見認為，首先是企業在調節市場，因為企業是生產部門、是基礎。市場上的商品是企業生產出來的，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對市場起著非常直接的調節作用。在這里，企業應被視為調節的起源。因此，.市場與企業的關系也是二元主體的雙向調節。另一種意見認為，在市場運行中，滲透著國家意圖的市場活動，通過利益的誘導，使企業行為合乎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這里，調節主體是市場，調節客體是企業。由于企業目標是微觀的、多元的、互相區別的，不可能讓場沿著某個企業的目標軌道運行，因而企業難以調節市場。因此“市場引導企業”表現為一元調節主體的單向調節。
二、新的運行機制是否是不同杜會制度
下商品經濟運行的共有機制一種觀點認為，新的運行機制是發達的或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所具有的一般的、共有的運行機制。因為在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市場具有自動調節功能，必然受市場引導，否則就無法生存。但是市場又具有盲目性、局限性、時滯性、短期性和不穩定性的內在缺陷，要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必須對市場進行干預。
另一種觀點認為，這一調節系統的“宏觀主體”、“市場中介”和“微觀基礎”均殊異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式的市場調節體系，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中的利益制衡、約束機制與資本主義的根本不同，相形之下具有優化的傳遞鏈條和調節效應，與以往商品經濟社會制度比較，是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因為從有計劃商品經濟制度的確立那天起，國家就從宏觀、總體上規劃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實行自覺的有計劃的調節。只不過我們經過30多年的探索，找到了商品經濟社會主義運行機制罷了。
三、“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實現條件
與會同志一致認為，按照新體制框架中的三個層次—企業、市場、國家的經濟運行機制的實現，需要一些基本條件。首先，企業要成為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企業是國民經的細胞。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企業作為基本單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直接承擔者。企業是否具有強大的生機和活力，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成果。與會同志提出，目前國營大中型企業80%以上搞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不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看，效果不錯。但是相應地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承包墓數如何科合理問題，如何解決企業包盈不包虧問題，如何遏止承包企業產品漲價趨向以及承包期間產業結構調整問題，都須有完善的解決辦法。如果企業不能真正成為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那么，新休制框架中市場和國家這兩個層次就無從談起。一些同志指出，微觀基礎的構造，特別是在保持公有制條件下，使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是向新體制過渡的最大難點。
其次，要有一個完善、發達的市場體系。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企業才能在市場參數的引導下，順利實現生產調整和資金轉移。只有通過市場，國家才能把宏觀意圖傳遞給企業。目前我國市場發育程度低，新機制的運行必須有生產資料、資金等生產要素市場，否則市場在國家與企業間起不到中介作用。有的同志進一步指出，向目標模式邁進，在總體上必須有一個較寬松的市場環境。第三，國家要搞好宏觀管理。與會同志認為，目標模式要求國家在全社會的規模上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通過經濟杠桿調節社會經濟運行，保持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現在的問題是，行政性的東西不撤銷，市場機制就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當然，行政性的東西撤銷了，市場體系不完善，間接調控手段也不能完全發揮作用。
目前，國家原有的控制手段的效用大大降低，而間接控制手段因其作為依托的市場機制尚未健全，企業還沒有成為完全的商品生產者而不能生效，這是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弱化的階段。如果想盡早走出困境，那么按照目標模式進行改革，首先就要放開價格，而這又是社會所承受不了的。現在改革處于“兩難”的境地。怎么辦?一些同志認為，下決心塑造一個比較寬松的、良好的市場環境，“忍痛割愛”，關、停、并、轉一些效率低下、虧損的企業，特別是市場上多年沒有銷路的產品，不能再生產了。搞好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解決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總量的失衡、結構的失衡問題，解決改革目標要實行宏觀控制與現實運行由于“兩個失衡”又不得不依賴直接的行政干預的矛盾。要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經濟運行必須從“兩個失衡”中走出來，創造出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平衡的經濟環境，這是保證推進改革，從根本上穩定經濟生活的基本條件。否則，我們的改革只能在“企業進入市場”環節上兜圈子。
有的同志特別指出了發展農業生產，對推進經濟改革的基礎保證作用問題。我國農業基礎薄弱，目前大規模的還是小生產，與市場缺乏聯系，市場信號的短期性玉可能使他們的生產發生巨大而頻繁的波動。我國農業生產經受不起這種折騰，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四、國家宏觀調控的內容、手段問題
第6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世經評論·北京）舉世矚目的“新經濟”現象，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帶動下，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高科技產業為龍頭，具有明顯的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特點，從多方面形成了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筆者認為，新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挑戰，充其量只是舊理論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而不是標志舊理論的否定和終結。下面我們舉三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經濟周期理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第7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盲動性；群體心理
經濟的發展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可以說，現實生活中沒有哪個人能夠脫離經濟的束縛而獨立存在。
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向，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在30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之后，對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也變得空前熱烈起來。
現實世界中，人們的思維方式紛繁負責，各不相同，從而導致沒有一種經濟學理論能完美地解釋所有的經濟現象。譬如說，當經濟危機來臨時，人們便會由于擔心貨幣貶值而大量購物，購物的結果又導致貨物漲價，貨物漲價的結果又進一步促使貨幣貶值。如此惡性循環下去，直至經濟完全崩潰。
一套先進的經濟理論必然符合人、尤其是一個較大范圍的人群的心理需求，必然對人群的心理變化有一定的預測，并結合這種預測來提出相應的對策。
人的心理有一種盲動性。也就是說，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而沿著別人的思路走下去。對于社會的整體發展趨勢，絕大多數人不能把握，而總是亦步亦趨，盲從盲動。因此，當社會經濟稍有變動時，他們便無所適從，而更容易跟著、照著別人的路子、方法去做，于是就很容易產生引起經濟秩序的混亂，從而導致了較嚴重的后果。人總是有趨利避惡的本能，在法不責眾的思想蠱惑下，明知不對，多數人總還是要繼續去做。筆者于2008年至2010年3年間，在西南、西北、中南等多個省區，做了相關調查和驗證。在西北某縣流行栽種蘋果，可是該縣絕大多數地方土質并不是非常適合栽種蘋果。筆者采訪了近50位農民，問明知栽種蘋果收入并不高為什么還種，38%的人認為，栽種蘋果是領導們需要政績，所以只要種了，領導會給補貼，還有54%的人說不知道種什么好，看到有人種了，也就跟著種了。在西南某市，一度有很多店鋪都打上電腦維修的招牌，僅某一個區，最多時有70余家專業電腦維修店，但是能從事專業芯片維修的僅有1家。于是便出現了一種奇怪現象，需要維修電腦的找不到地方修，絕大多數電腦維修店卻無事可做。于是，有的僅靠零星的電腦硬件銷售艱難度日，有的又轉入其他行業謀求發展，社會成本便在這轉型與等待中大量消耗。
研究經濟理論，提出經濟發展策略，首先要考慮到這種盲動性。要盡量避免這種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根本出發，在研究社會發展需求和市場需求的基礎上，通過宏觀政策控制，尤其是通過政府調控和引導，引導經濟的發展，引導行業的發展，從而引導社會經濟形成良性發展，使經濟現象的變動受到良好控制。人是一種群體性動物，大多數人的經濟行為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研究社會群體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變換，結合現狀，對社會人群體進行指導，使人們明白社會發展趨向、社會需求、環境條件，從而導引社會選擇，使經濟走向良性發展，這樣的經濟研究才有實際意義。
當然，并不是結合了整個群體心理的經濟理論就一定是正確的，任何理論都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是不能成其為真理的，至少暫時是不可信的。實踐，也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提出的經濟理論都還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然后，才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各種事物包括科學理論的更新換代都非常快，似乎讓人覺得難以適應。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我們能抓住這個“宗”來看待、把握和處理問題，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認為，用經濟理論解決問題的根本就在于用活學活用的方法，把經濟理論和人們的思維方式緊密聯系起來，從人們內心的角度來解決問題，不但使經濟理論有了實踐的依托，而且還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因為：一、任何理論都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把經濟理論和人們的思維方式緊密聯系起來形成的解決方法，就是從理論聯系實際的角度得到的結果，是通過了實踐檢驗的正確的解決方法。二、經濟理論是人們在生產實踐中取得的寶貴經驗的總結，是廣大人民群眾智慧的結晶。把經濟理論和人們的思維方式緊密聯系起來，也就是把理論用于實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理論不但用于改變現有的經濟狀況，還通過對人們思維方式的把握而更大程度的影響著未來的經濟發展，這就使得經濟理論的作用擴大了很多，從而也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轉貼于
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人只會看到事物的表面，而往往忽略了它更深的、更大的作用。他們只會從經濟理論中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卻忽略了一個根本的事實——再完美的經濟理論也必須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發揮出它巨大的作用。隨著時間滾滾前進的車輪，歷史終究會告訴他們，把經濟理論和人們的思維方式緊密聯系起來所得到的結果是正確的。
第8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環京津貧困帶-區域經濟-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孟元新（1972-），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區域經濟專業，研究方向：區域經濟理論和政策。
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與河北省政府公布了《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貧困帶”一說。“環京津貧困帶”包括：河北省與京津接壤的6個設區市的32個貧困縣、在京津以北地區21個,京津以南地區11個，面積8.3萬平方公里，涉及3798個行政村，人口272.6萬，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有一些縣經濟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比全國貧困縣平均水平、西部貧困縣都低，甚至與西部地區最貧困的“三西地區”（定西、隴西、西海固）處于同一發展水平，有些指標甚至比“三西地區”還低。2001年，環京津貧困帶24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縣均地方財政收入僅分別為京津遠郊區縣的1/3、1/4和1/10，農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看，環京津貧困帶24縣與“三西”地區5個縣相比，基本處于同一發展水平。 “環京津貧困帶”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京津冀三方和國內理論界的高度關注。本文擬從區域經濟理論角度分析“環京津貧困帶”相關問題并提出相關區域經濟政策思路，不吝請教于大家前輩和同仁。
一、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回顧
（一）區域經濟政策簡述
區域經濟政策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促進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解決區域經濟問題而制定的相關政策與措施的總稱。根據制定區域經濟政策的政府機構等級和適用范圍不同，可以把區域經濟政策分為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和地方經濟政策兩大類。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指由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有關機構負責制定，通常適用于一國之內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區。地方經濟政策指由一級地方政府或特定被授予一定經濟管理權限的地方政府負責制定，通常只適用于本地方政府所管轄行政區范圍。區域經濟問題可分為三類：落后、蕭條、膨脹。落后常表現為：經濟、社會、技術、人民生活水平都低，失業率高、教育文化不發達，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等；蕭條指經濟狀況曾經很好而現在由于種種原因陷入困境；膨脹指經濟發展以較高速度達到一定水平時出現人口與經濟活動過度集中、空間擁擠、主導產業技術含量下降、增長速度趨緩等現象。對應三類區域問題，問題區域一般也可分為三類：即落后區域、蕭條區域、膨脹區域。根據制定區域經濟政策的政府機構等級和適用范圍不同，可以把區域經濟政策的適用范圍分為一國之內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區和地方政府所管轄行政區范圍兩大類。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目標一般分為三種：區域發展援助，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優先發展。地方經濟政策目標一般較單一：為促進地方政府所管轄范圍內的地區經濟發展。
（二）解決區域經濟問題的相關理論
1.極化－涓滴效應學說和中心－模型：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會率先在發展條件優越的區域發生，并對欠發達區域產生支配作用，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極化效應、回流效應和中心區向區的擴散效應或涓滴效應；因此，國家應當從多個角度干預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通過營造（不是改變）有利于擴散或回流效應的環境，加強發達地區的涓滴效應，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積累，縮小區域差距；同時，欠發達地區市場需求的擴大也有利于發達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
2.梯度推移理論：指出區域間存在經濟與技術發展的梯度差異和產業與技術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擴散與轉移的趨勢，區域經濟發展的興衰主要取決于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劣及轉移，產業的適時轉移是高梯度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當轉移的趨勢出現后，政府應制定適宜政策加以誘導，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合理的區域分工與合作能夠提高區域內所擁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福利。
3.輸出基礎理論：認為區域經濟增長由輸出部門的發展所決定，取決于區外需求的擴張，通過發展輸出部門來積累資本，可以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按此推論，當一國政府采取相應的區域經濟政策引導相關要素向特定區域集中，可以調整或優化該區域的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擴大區際聯系，積極發展輸出部門，促進其經濟增長。
4.新增長理論：認為擁有更高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水平的發達區域，因資本的收益遞增將進一步加強它們最初的優勢從而變得更富有，而那些落后區域由于人力資本缺乏而可能陷入貧困陷阱；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技術外部性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知識（或技術）與人力資本外溢效應的存在是經濟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條件；稅收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等政府政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長期影響；政府對研究與開發（R&D）和人力資本投資政策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5.其他理論： 增長極理論主張在受援地區培植“增長極”，以此帶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 ； 可持續發展理論主張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重視區域生態治理和綜合規劃；絕對優勢假說認為區域應該按照其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和區域間交換；比較優勢假說則強調各區域應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區域分工；要素稟賦假說解釋了在自由貿易和生產要素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各地區相對密集地使用其較充裕的要素生產產品，通過區際貿易，各自都可以獲得比較利益，從而有利于消除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和提高整體福利水平；新競爭經濟學家波特則指出產業集聚能夠加快市場信息的交流，從而增強產業集群的活力，進而提高區域競爭力。
二、 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分析
美國的田納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亞、意大利的南方和西西里島、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區曾經是該國貧困人口集中和生態環境破壞比較嚴重的地區，美意日等國通過采取系列區域經濟政策使上述地區消除了貧困，改變了區域生態環境，實現了良性循環發展，最終縮小了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其區域經濟政策可概括為以下四方面：
1.稅收優惠政策：通過減免稅收、出口退稅、稅收返還、加速折舊等方式，對受援地區的稅收給予優惠。
2.財政補貼、補助、平衡政策：對邊遠、落后或低收入地區進行財政補貼，對在特定地區就業的人員提供補助，政府對在特定地區投資的企業提供補貼或優惠貸款，中央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間平衡財政收支，保障各地區生活水平相對平衡。
3.政府采購政策：通過分配政府的商品和勞務采購合同及研究與開發經費影響區域經濟發展。
4.產業與投資政策：中央政府對產業活動的投資和經營進行直接或間接控制，形成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區域分工格局。綜合分析觀察以上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其最大特點在于依法實施：依法建立區域開發機構，頒布法律規范區域經濟政策體系的運作。
三、環京津貧困帶成因分析
環京津貧困帶形成的原因有歷史因素、現實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因素。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孤島效應”和“空吸”現象。“大樹底下不長草”，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索取遠大于給予。首都北京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存在著一種“孤島效應”，拉大了貧富差距。北京對天津和河北的聚集效應大于輻射效應，形成了“空吸”現象。人才、資源逐漸向北京集中，造成周邊地區發展相對遲緩。
（二）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惡劣的沉重歷史和雪上加霜的現實。 環京津貧困帶屬農牧業交錯地區，脆弱的自然條件使這一地區成為自然災害的多發區。歷史上，“環京津貧困帶”多處于半干旱和半濕潤過渡氣候帶，分別為沙化嚴重的壩上高原、石化嚴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區、鹽堿遍地的黑龍港流域，要么河流泛濫，要么干旱少雨，要么就是戰爭連綿，幾百年來一直就是窮困地區。到現在，自然資源經過了多年的過度采挖，草場開始退化、江河已經斷流、風口和風道遍及各地，沙塵暴多有發生。有統計顯示，在環京津貧困帶，適應人類合理開發利用的土地不足總土地面積的30％。
（三） 行政隔閡的影響。表現為兩方面。第一、“各自為政”導致行政隔閡，行政區劃的負面影響，層次眾多的分散管理，自成體系的扶貧開發和環境保護，以及陳舊的合作機制，使得“環京津地區”陷入了一個難以遏止的“惡性循環”。一方面，“大災大返貧，小災小返貧”；另一方面，為了尋找出路，環京津地區的人口大量向“京津”聚擾，使得城市這張餅越攤越大，給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帶來更嚴峻的挑戰。第二、“諸侯經濟”對經濟圈合作形成的剛性約束。從實踐來看，“經濟圈”內行政級別越多，往往也意味著越高的交易成本。
（四）“城市本位”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我國發展思維和路徑都是“以城市為本位”，為了城市的快速發展，大規模向周邊地區索取各種資源。作為京津的風沙源治理區，為保護京津大氣環境而實施的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也使得環京津貧困帶的農業和畜牧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此結構之下，城鄉對各種資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存在著巨大的不公平性，從來都是優先保證城市的生存和發展。不僅涉及城鄉發展不平衡，還包括城鄉人民的醫療、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
總之環京津貧困帶的根源不在貧困本身，而是決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協調一致的問題。在導致貧困帶形成的眾多原因中，決策管理者各執一方，政策單一、不協調是導致貧困帶形成的決定性因素。眾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區域經濟政策建議
對環京津貧困帶的治理政策思路反響較大的有《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方案和《河北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方案。《研究》方案建議在環京津貧困帶內，建立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綜合性生態與經濟政策試點示范區，即“京津冀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綱要》方案篩選了1015項重點工程建設項目，計劃到2030年，投資4188億元，將河北建成經濟繁榮、生活富裕、環境優美的和諧大省。比較兩方案，《研究》方案“京津冀生態經濟特殊示范區”只是《綱要》方案規劃的眾多生態功能區中的一個亞區，強調更多的是區域內的三方協作，《綱要》方案更多涉及河北需要承擔的義務。許多環京津縣市也提出規劃做北京的生態園、供應園和工業園等目標，如承德市聯合環保部門，通過了《承德生態市建設規劃》的專家論證。本文對環京津貧困帶的治理政策思路基于區域經濟學理論，不拘泥于生態問題，而是從區域發展的角度看生態和其他問題，現實生態問題和發展問題都只是表象和結果，綜合對環京津貧困帶成因的思考和對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分析，提出如下區域經濟政策建議。
（一）政策原則：市場機制為主，行政調控為輔。限制與鼓勵想結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最佳組合，以市場為主導，以區位利益為驅動，通過優勢互補、資源優化配置實現區域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
（二）政策目標：充分就業，保障生態。保障生態作為環京津貧困帶政策目標毋庸多言；就業在我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形勢，各地程度不同而已，對此各界異議不多，普通民眾更是感同身受，相比我國其他許多地區環京津貧困帶日益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形勢，筆者相信持異議者更少。
（三）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建議：區域援助、區域協調。
1.建立“環京津貧困帶發展協調辦公室”。可設在國家發改委下面，統一規劃環京津貧困帶的區域援助政策措施。加強制度建設，建立規范的管理體制。政策的目標體系、適用的具體區域、政策工具、資金的來源、使用、監督、效果評估等一系列保證政策有效執行的法律依據。
2. 鼓勵企業到環京津貧困帶投資。運用稅收優惠政策，專門規定對參與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發展相關的所有經濟活動，包括創辦工業和第三產業，制定系列稅收優惠措施。如對新建的公司和企業可享受全部或部分稅收優惠，為加速資金周轉，提高企業的折舊率等，鼓勵外商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到環京津貧困地區投資。
3.支持環京津貧困帶基礎設施建設。中央政府財政加大公共投資支持力度，幫助高速公路、鐵路、大型水利設施、大型航空港、通訊設施、重要橋梁、港口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來提升環京津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支持跨京津冀的基礎設施建設。
4.支持環京津貧困帶教育事業發展和人才開發。開發落后地區的人才資源是各國地區經濟政策普遍重視的重要問題。可成立環京津貧困帶教育人力資源基金，作為正常教育經費的補充以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完全保障義務教育，以及采取補貼等措施鼓勵京津、河北其他相對較發達地區的高素質的人員向環京津貧困地區遷移，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經費來源可由中央政府、京津、河北三方各占其一。
5.建立“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的發展權補償和生態保障協調機制。可設立“環京津貧困帶生態保障協調辦公室”，設在國家環保總局下面。以協議規定各級區域利益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范圍等一系列保證政策有效執行的依據。處理好國家要生態、地方要財政、公民要就業三方面的關系。環京津貧困帶多處在上風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區的生態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風沙源重點治理區。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來自河北。作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為了給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潔的水資源，不斷提高水源保護標準，加大對這一地區資源開發和工農業生產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約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例如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為止，先后禁止的工業項目達800多項，造成每年損失利稅10多億；張家口赤城縣從1996年至2002年間，因未上馬的項目損失利稅10億元。同時，作為京津的風沙源治理區，為保護京津大氣環境而實施的封山育林、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也使得環京津貧困帶的農業和畜牧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近年來實施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區域內大范圍的封山育林，客觀上造成了區域畜牧業生產成本的提高，影響了農民發展。發展權補償協調機制指在政府的主導下，一方面對環京津貧困帶因資源開發和發展項目受限而產生的機會成本給予財政資金補償，另一方面幫助群眾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務工就業，減輕人口對于貧瘠土地的生態環境壓力。生態保障協調機制指給與財政資金支持植樹造林，恢復種草，涵養水源，在此基礎上支持發展畜牧業，維護生態平衡，從整體上協調資源和環境的關系，保障生態環境和京津地區的用水安全問題。
（四）地方經濟政策建議。
1.對北京天津市：區域援助-帶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共同發展。鼓勵本地區的企業到環京津貧困地區投資，切實落實在財政支持環京津貧困帶教育事業發展和人才開發和“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的發展權補償和生態保障協調機制中各自承當或承諾的責任和義務。京津的發展，如果沒有周邊地區的發展，就是一片孤島，要長期、持續的發展不可能，而且它的穩定也沒有保障。京津和河北應加強全面的合作，促進環京津貧困帶的消失。
2.對河北和環京津貧困帶地方政府：區域發展-立足充分就業、兼顧生態建設、共享環渤海經濟區繁榮。
（1）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筆者實證分析了我國各省區1995至2004年間民營經濟發展狀況和區域經濟差異狀況、各省區域經濟競爭力排名和分值，結論認為：我國民營經濟區域差異和區域經濟差異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對于我國中央政府而言，出臺政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特別是出臺政策支持落后地方發展民營經濟，是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重要政策考量；我國民營經濟區域差異和區域經濟競爭優勢差異具有相當的相關性，對于我國地方政府而言，出臺政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特別是落后地方出臺政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是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優勢，趕超較發達區域的良方。相關調研也表明：民營經濟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民營經濟已成為許多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民營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經濟增長率就越快；民營經濟已是部分地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民營經濟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最持久的動力。
（2）加強城市化建設。重點發展中小城市，積極培育增長極。城市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聚集度高，基礎設施好，政策環境相對規范，消費需求大，經濟成本低，在吸引要素流入方面具有優勢，較易承接國外或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技術擴散。能以較低的成本實現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以提高經濟效率，促進和帶動區域經濟的積累和增長。
（3）加強公共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結合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京津的補償，把有限的資金投資于義務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居民福利等社會基礎設施上。不僅可以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生產率，提高對區域外經濟要素的吸引力和消化能力，還可以通過改進區域的文明程度和思想文化觀念，增強區域制度創新的能力，從而改善環京津貧困帶的整體發展環境。重視資源與環境保護，切實落實在 “環京津貧困帶”地區的發展權補償和生態保障協調機制中承當的責任。改善投資環境，吸引資金和項目，逐漸培育起區域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
參考文獻
[1]郝壽義 安虎生 ，區域經濟學（第二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第9篇：經濟理論與經濟范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 （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 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 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 （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 （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