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土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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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合作學習，本土化，問題，對策

 

一、引言

合作學習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國的古典教育名著《學記》中“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倡導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要互相切磋，彼此交流學習經驗，以增加學習的效率。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我國也出現了合作學習的研究與實驗，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合作學習在國外已有著幾十年研究與實踐的歷史，在我國仍停留在理論層面。目前，隨著課程改革的深入實施，新課程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已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小學的課堂上。在多次到基層聽課觀察之后，筆者發現，有些教師雖然經過了相應的培訓教育教學論文，對“合作學習”這一學習方式仍然理解不透徹，研究不深入，使合作學習流于形式，存在為合作而合作的傾向。那么能否有效地在我國實施合作學習，便成了每一位關注合作學習的教師和研究者要面對的問題。筆者通過分析國內教師運用合作學習的問題，試圖提出合作學習本土化問題的對策。

二、問題

合作學習理論的產生，出于對傳統教學組織形式改革和提高教育質量的需要。我國的合作學習理論主要是對國外相對成熟理論的引進和借鑒，在運用合作學習時常常以課堂教學為主，以知識建構為主，以通過各種測試為主。這便造成了無論是實現學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協調發展，還是促進學生主體性品質的培養，都是通過課堂教學改革以期達到學生全面發展的目的，而忽略了合作學習在課堂外的延展和作用。

對于合作學習目標意義的定位，我國的合作學習研究者非常關注合作學習在發展學生主體性及培養學生社會適應性方面的重要性。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主要是以一定的哲學理論為基礎的闡述。雖然這種闡述，也是建立在對課堂實踐長期觀察的基礎上，但就總體而言，少有實證性數據的論證。導致一線教師在采用合作學習模式的過程中出現問題或困惑時，無法找到有力的實效證據來支持自己繼續運用合作學習的決心，半途而廢的情況屢屢發生。

我國的合作學習，雖然也有大量一線教師關于如何開展合作活動的程序性思考，但形成模式化步驟的少之又少。在我國的合作學習研究者看來，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即用“對象性活動”的尺度來審視學生的合作學習活動；將合作學習建立在獨立學習的基礎上，讓學生獨立面對困惑；合作學習過程是學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主張通過活動和交往，促進學生知識的建構和主體性發展；重視學生主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往過程的發生，在合作過程中教育教學論文，通過學生思維的沖突和碰撞，實現主體意義世界的建構[1]。這些策略，只是從理論層面指導著教師合作學習的課堂組織。具體方法策略的缺失，使得國內教師們只能生搬硬套國外的模式，而沒有充分考慮到國內教學背景、教學目標以及教學對象的差異。以至于我們常常可以在合作學習的課堂上看到，由于教師對于合作學習的理解有偏差，不能真正領會合作學習的意義，在組織合作學習的時候產生很多問題。

在教學組織形式上，我國強調將集體教學、小組合作學習和個別輔導相結合，集體教學仍然是課堂教學的主要形式。在小組建構上，教師們傾向于以學習任務為導向，確定分組原則。對于學科內容的學習，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壓力下不愿花費大量的教學時間，讓學生在生活化的情境中學習教學內容以此來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探究能力，相反更強調學生對系統知識的掌握。知識任務，仍然是課堂教學的重要目標取向。因此，在我國的合作學習課堂上，教師們更關注的是教學的實效性問題。

我國合作學習的課堂實施，教師主要關注的是如何通過合作學習，實現學生之間的相互影響，以此來促進學生知識的掌握和主體性的發展。雖然認識到培養學生合作技能的重要性，但在課堂教學的具體實施中，由于繁重的教學壓力，教師們很少拿出專門的時間進行合作技能的訓練，更談不上開設專門的合作技能課程。有的教師也試圖對學生進行合作技能的培養，將國外合作技能訓練的方法直接運用于自己的課堂，為小組中每個學生安排固定的角色教育教學論文，卻發現：這種嘗試不僅沒能提高合作學習的效果，反而使自己的課堂合作流于形式。由此可見，在我國的合作學習課堂實施中，對于學生規則意識和合作能力的培養還是比較欠缺的。

三、對策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盲目的套用國外經驗便會產生一系列問題，認識到這些，才能基于我國的背景，建構和完善本土化的合作學習理論與實踐。筆者將從研究者和一線教師的角度提出合作學習本土化中問題的對策。

1．對合作學習本土化研究者

教學理論有著很強的文化制約性，作為教學認識活動主體的教學理論家一開始就處于既定的文化環境之中，在國外合作學習理論中的前提性條件，在我國卻不一定適用；而在我國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的因素卻又沒有得到相應的關注[2]。因此，我國的合作學習研究也必然要在更大的文化情境中把握住基本方向后，才能在具體的實施情境中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作為合作學習本土化研究者，應該認識到影響合作學習實施的因素是動態的。例如：學校教學規劃的中斷對于教師而言就很難按計劃組織合作學習，同樣也會影響學生在合作學習中的學習。所以，要在一個整體的背景中去認識并分析合作學習，它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下，在不同的教學情境中、在不同的教師理念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同時，影響合作學習的因素是多維的。教師自身的教育理念、做教師前的教育經歷、特定的文化背景以及他們受教育的方式都會影響到他們怎樣教學生；性別、宗教信仰與文化等因素也是影響教師與學生發展的諸多因素[3]。學校的文化氛圍、學校領導的支持、整體的文化背景、學生離開學校后合作品質的延續也是應該被關注的問題。因此，不僅是從理論的角度闡述合作學習的內涵，更應該讓教師在一個動態、多維的情境中了解并理解合作學習。

2．對組織課堂合作學習的一線教師

合作學習理論的倡導者認為，教育教學活動不僅是一種個體活動，更是一種團隊活動，強調師生合作和互動，教學相長，形成學習共同體教育教學論文，相互交流，共同發展[4]。當今的課堂，教師和學生的地位和角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教師和學生都是教學活動中能動的角色和要素，共同介入對課程知識的探索和體驗之中。

因此，教師首先要有正確的學生觀，尊重和信任每一位學生，創造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創設自主學習氛圍，使學生在與人的交往中能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情感體驗，充分發揮能動性、自主性和創造性。

在合作學習內容的選擇上要注意結合學生的理解能力和教學外在環境的限制。在教學中，并非所有內容都適合運用合作學習，也不是每節課都固定采用合作學習的某一方法，而是根據實際教學內容，將傳統教學形式與合作學習形式交叉進行，靈活運用，讓學生學有所得，學有所長，達到最佳教學效果。

教學中要逐步培養學生合作的意識和技巧。學習需要講合作，生活更需要講合作，教師的任務不只是教會學生知識，與此同時，要培養學生合作的意識和合作的技能。所以有步驟、有計劃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教師在備課時要考慮到學生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思想上的變化，有針對性地安排一系列教學活動。有一小部分學生習慣了原有的教學形式，即“教師講授，個人學習”。所以在合作初期，存在種種的誤解和不適是正常的教育教學論文，教師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多種評價方法相結合。在評價過程中，教師應當引導學生有意識地在不同的階段對自己小組的合作狀況進行評價，這樣可以進一步增強學生的團體意識和人際調節的能力。小組評價時，應方法多樣，要將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有機地結合起來。最后總結有益的經驗進行小組間交流，同時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找出相關的原因，從而明確發展的目標和方向。這樣做是為了讓學生學會對自己和小組的行為進行反思，與教師期望的目標進行比較，進而修正自己的行為，從自發向自覺發展。所以這一環節是非常重要，不可忽視的。

合作學習教學對任課教師的要求較高，教師要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教師在課程設計上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師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做好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啟發者、引導者和組織者。雖然這無形中增加了教師教學的難度，卻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發展。

四、結束語

合作學習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并適應教學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相信經過廣大教育理論研究者和一線教師的不懈努力，合作學習本土化理論的構建將碩果累累。

[參考文獻]

[1]周林.主體合作學習：教學影響方式的結構性改變[Z]. 全國主體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第八屆年會四川研究成果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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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佳.大學英語教學中合作學習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 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10.

第2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課程與教學論 本土化 發展路徑

一.課程與教學論本土化提出的現實背景

自20世紀初我國教育學界掀起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以來，赫爾巴特五步教學法、杜威經驗課程觀、道爾頓制、設計教學法等西方課程與教學理念先后被引進國內，極大地促進了本土課程與教學的實踐探索與理論研究。但是伴隨著民族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和近幾年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實施，課程與教學本土化的呼聲也日益高漲。表現為重外國輕本土，重現代輕傳統，重素質輕知識等。許多學者紛紛指出，單純地對西方課程與教學論的簡單移植與借鑒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并解決中國學校教育的實踐問題，主張急需發展課程與教學的本土化，重建中國課程與教學本土理論與話語體系，來更好地指導我國的教育實踐。

二.課程與教學論本土化發展的必然性

1.指導課程與教學改革實踐的客觀需求

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教學改革要進一步深化發展并取得良好的成效，迫切需要符合我國的文化傳統和基礎教育實際，能夠指導課程與教學實踐的理論即本土化的課程與教學理論。

2.適應課程與教學理論發展的內在需求

課程與教學論的本土化不僅是我國課程與教學實踐的呼喚，也是課程與教學論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遺憾的是，我國的各種課程與教學論著作及其教材里大多是西方教育家的名字以及對其理論大量的引用，卻很少看到中國教育家的名字及其課程與教學論的介紹。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課程與教學論的努力，自近代引進西方課程與教學之時就開始了。時至今日，課程與教學論本土化建設的理論工作者們還在繼續努力并且不斷發展、探索和完善。

三.課程與教學論本土化發展的具體路徑

1.對傳統課程與教學理論的繼承與創造性轉化

很多專家學者在對我國傳統的課程與教學論進行研究時都給予了高度評價：與同時期國外課程與教學論思想相比，中國傳統課程與教學論系統性更強，體系更完善，抽象性更高。在辯證繼承的同時，還需要發揚創新精神，所謂創新就是要創造、發展、更新、超越，推進課程與教學論向前發展，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現代性標準或具有現代性內涵的、民族特色的本土現代課程與教學論。唯有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與超越，一個民族的文化教育思想才能發展，永葆生機活力。

2.對國外課程與教學論思想的吸收與創造性轉化

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都與各國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傳統觀念、文化差異等因素密切相關。即使是科學的教育理論，也還是有個適合本土的問題，必須切合本國的具體情況。失去了與國際接軌的本土化基礎，就沒有了與國際交流的必要。所謂創造性轉化，就是要對引進的東西進行加工改造，變成自己的。只有對外來的事物進行一番適應本國的土壤和氣候從而扎根開花的即適切性的改造加工，賦予其適合本國情況的形式和內涵，才能使這些事物真正轉化成為本土的事物。

四.總結

課程與教學論的本土化發展問題的研究事關教育大業的進步。怎樣開發課程、實施教學，推進和實現中國當代課程與教學論從理論基礎、概念范疇、理論體系到建構范式的整體創新，理應成為新時期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不斷追問和努力解決的新問題，呼喚中國教育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協同進行更具“中國化”的開創性的研究和實踐。

參考文獻

[1]馮加漁.課程與教學本土化的辨識與澄清[J].中國教育學刊，2013（11）：58-62.

[2]鐘啟泉.中國課程改革：挑戰與反思[J].比較教育研究，2005（12）：18-23.

第3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兩岸合作；經濟學教學；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1-0117-03

隨著兩岸經貿合作向縱深發展，兩岸教育合作成為兩岸合作的重點議題[1]，兩岸高教界就兩岸高等教育合作與發展等議題展開廣泛的討論，兩岸應加強高教領域合作成為兩岸高教界的共識[2~3]。對于兩岸高校間應如何合作，學者與高教管理界也進行了大量的思考，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議，如在研究課題上展開合作，共同的教育評鑒與證照考核機制、兩岸教授共同指導研究生、兩岸學位互認、相互招生、建立雙聯學制、與國外知名大學三方合作學制、舉辦短期研習活動等[2]。

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6月，是西安交通大學與郭譽森、胡春田等一批來自臺灣中研院、臺大等經濟學名教授合作舉辦的教學與科研中心。金禾中心以培養具有堅實經濟理論，熟練掌握宏觀、微觀、計量等現代經濟理論的高級經濟學專門人才，密切結合中國經濟建設實踐開展研究為主要宗旨。自成立以來，金禾中心克服地處西部的劣勢，團結兩岸經濟學學人，從兩岸教授合作培養碩士研究生起步，逐漸將教學和學生培養上的合作延伸至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階段，并逐漸實現從教學合作到科研合作，從兩岸合作到國際合作的跨越。

本文將系統總結金禾中心十余年來探索兩岸合作培養創新型經濟學人才中的經驗，為兩岸高教界開展合作提供一個可供借鑒的范式。

一、金禾中心在兩岸合作培養現代經濟學創新性人才的實踐

在兩岸合作培養創新型經濟學人才的過程中，金禾中心組建由兩岸專家學者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負責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方案的制定；主要核心課程大多選聘臺灣地區優秀教師擔任主講教師，并與大陸教師在教學內容的選擇、課程輔導等方面密切配合，實現兩岸優質教師資源的互補；在兩岸學術交流上，在接待臺灣各大高校師生赴西安交大交流的同時，每年選派優秀學生赴臺灣地區進行學術交流；在學生畢業論文指導中，在雙向選擇基礎上，選聘臺灣和西安交大經驗豐富的教師擔任指導教師，同時針對指導教師不在學生身邊的劣勢，加強對學生的管理和論文寫作過程的監控，以促使學生高質量完成論文的寫作工作。

1.理念的共識。理念的共識是兩岸合作的基礎。金禾中心成立本身就是兩岸學者對大陸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西部地區開發急需具有現代經濟學理念的創新人才這個共識的產物。在成立之時，金禾中心就確立引進西方、尤其是美國比較成熟的現代經濟學課程和人才培養體系，營造專心治學的學術氛圍，訓練具有創新精神的經濟學學術型人才的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針對經濟學日益數理化的趨勢，在學校的支持下，研究生生源主體為具有良好數理基礎的理工類保送生；針對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學生經濟學直覺不足的缺陷，我們將培養階段前移，從理工類大二學生中招收學生進入經濟學（數理經濟與金融）試點班學習；針對大陸普遍存在以學生發表期刊學術論文和參與課題替代課程訓練等培養環節的短期行為，重視和完善學生培養體系的構建，以高水平的學位論文為考核學生的最終落腳點。

2.兩岸合作的組織保證。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組建由兩岸學者共同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全面負責中心重大事項的決策和咨詢工作。如在充分了解、借鑒國外一流大學經濟學培養計劃的基礎上，結合臺灣地區現代經濟學教學和人才培養上的經驗，兼顧西安交通大學實際，制定教學大綱和培養方案；選聘兩岸優秀教師擔任經濟學核心課程和專業課程的教學工作；對教學和培養過程進行跟蹤和監控等。

3.兩岸優勢互補的師資力量。鑒于中國大陸在現代經濟學教學上與國際一流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而臺灣地區經濟學者多有留學歐美背景的實際，金禾中心經濟學核心課程的主體師資為來自祖國臺灣地區中研院、臺大、臺北大學、臺灣清華大學、中大、文化大學、政大等高校或研究機構，有較高學術水平和多年教學經驗的教授或研究員。自成立以來，赴金禾中心講學兩周以上的學者年均達30多人次。臺灣著名的經濟學家薛琦在接待金禾學生赴臺訪學時表示，臺灣沒有一所大學的經濟系能像金禾中心一樣請到如此多的名教授集中在一起給研究生上課。這些名教授在上課過程中一方面跟蹤國際學術前沿，另一方面結合自己科研實際講授科研的基本規則和方法，這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到主流經濟學知識和方法。

作為一門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科，了解現實是學以致用的基礎，為此，金禾中心在課程中選聘兩岸學者共同擔任主講教師。其中，臺灣地區學者主要承擔國際學術前沿部分的授課任務，交大學者則將授課重點放在本土化及應用上。在教學中，雙方共同切磋、協商，共同完成課程教學工作。同時，金禾中心不定期邀請國內的專家學者就中國經濟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做專題報告，以引導學生關注現實問題。

4.兩岸和國際學術交流平臺的構建。金禾中心已構建多渠道、多層次的兩岸學術交流平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1）兩岸學術會議。自成立以來，金禾中心先后舉辦了第三屆兩岸金融論壇和兩岸經濟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并組織學生和教師參加臺北大學等學校組織的經濟學學術會議。（2）學術報告。我們針對臺灣地區學者每年幾十人次來中心授課或訪問的現實，邀請在其中心期間做一二次的學術報告，并邀請其參與中心研究生自發組織的seminar活動。（3）組織學生赴臺訪學。在臺北大學、中大等高校的幫助下，金禾中心每年組織二年級碩士生和博士生赴臺訪學一個月。在訪學期間，除和論文指導教師交流論文寫作、了解臺灣風土人情外，赴臺學生還將聆聽多位專家的專題報告，參加學術研討會，與臺灣相關大學師生一起交流學術論文。（4）組織博士生長時間赴臺參與學術研究。隨著金禾中心兩岸合作研究的不斷開展，金禾中心積極選派優秀博士生赴臺進行長期間的學習和研究。赴臺的學生除選修中心無法開設的專業課程外，還需參與相關課題的研究和論文的寫作。

此外，金禾中心利用兩岸優勢的師資和學術資源，為師生提供與國際學術接軌的科研和學術交流平臺，如邀請與臺灣教授有科研合作的國外教師赴金禾中心訪問和講學，為學生提供大量出國學習的機會。

5.培養方案的落實與管理。針對金禾中心生源實際和現代經濟學學術型人才培養的需要，金禾中心在制定培養方案時，既注重科學性和前沿性，又注重在日常的管理中落實。具體的措施如下。

在課程方面，以研究生為例，我們將課程分為預備課程模塊、高級經濟學核心課程模塊和專業課程模塊。其中，預備課程模塊由中級宏觀經濟學、中級微觀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三門課程組成，兩門中級課程的目標培養學生的經濟學直覺并為高級經濟學的教學提供知識背景 [4]。數理經濟學課程則是加強學生的數學基礎和應用數學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經濟學核心課程模塊由高級宏觀經濟學、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計量經濟學構成，主要是為學生搭建系統的經濟學知識平臺，為精深研究打下基礎。專業課程模塊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產業經濟學等課程。通過這些課程，促使學生了解和掌握經濟學各分支學科的基本理論及發展前沿，以開拓學生思維和增強應用中、高級經濟學基本理論解釋現實經濟現象的能力，并在選題、收集資料等科研基本功上得到訓練，為隨后的科研和學位論文寫作打下基礎。

在培養方案的落實中，我們既注重基礎知識的傳授，又注重對國際前沿的介紹，還要求教師在教學中緊密聯系中國大陸實際。既注重課堂上教師的講授，又注重發揮在課程輔導和習題訓練中助教的作用。

6.學位論文寫作管理。與課程教學過程一樣，金禾中心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教師也多為臺灣教師。這在有利于學生跟隨臺灣指導教師從事高水平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經過多年探索，金禾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學生從事高水平研究的措施，這些措施貫徹學生培養的全過程。

與交大一般的招生方式不同，金禾中心在研究生第一年并不指定導師，由金禾中心進行統一的課程教學和管理。到第二學年年初，由導師和學生作雙向選擇，并進入科研和論文準備階段，此時，臺灣教師負責學生論文的選題、寫作和質量，而金禾中心針對導師不在身邊的不便，負責學生科研能力培養和論文寫作過程的監控，如按專業方向組建由金禾中心本校教師和學生參與的討論班，在每兩周的固定時間要求研究生就報告其所讀、所想及科研和論文的設想及寫作，以此來激蕩學生的思想，加強學生的科研壓力；要求學生在研二赴臺訪學期間加強和導師的溝通，完成論文核心部分的工作；針對中心實際，將開題、預答辯與赴臺實習時間通盤考慮，并加強學生中期考核和開題、預答辯和答辯流程的監控，促使學生按部就班的完成論文寫作；指派金禾中心自有師資配合臺灣教師完成論文的寫作工作；嚴格實行論文由海峽兩岸專家雙方匿名評審原則和答辯專家委員會必須由海峽兩岸專家共同組成原則等。

二、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金禾中心在兩岸合作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約束金禾中心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少在兩岸高等教育合作中具有普遍性，本節將介紹金禾中心在辦學實踐中遇到與兩岸合作培養創新性人才有關的困難。

1.國際化與本土化。經濟學作為一門興起于西方的社會科學，本土化與國際化是學科發展中永恒的矛盾。在兩岸合作培養現代經濟學人才過程中，如何兼顧本土化和國際化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國際化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就學術和學生培養來講，教師和學生來源的國際化、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學生培養和科研與國際主流范式相接軌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指標。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訂立國際化的目標，并從基礎性的學生培養和科研與國際主流范式相接軌做起。如金禾中心在教學上引進國際先進的教材和課程體系，采取國際主流的教學方法，雙語教學，重視學生的科研基本功訓練，實現了和國際接軌的第一步。

作為血脈相連的兄弟，臺灣地區經濟發展較早，市場經濟較為完善，其有益的經驗是中國大陸發展市場經濟的參考范本，不少授課的臺灣學者或參與臺灣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或對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獨特的研究心得，其實踐經驗對于年輕的大陸學子了解經濟學及其現實應用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是一種獨特的學術研究和應用本土化體驗，也是兩岸經濟學教育合作有優勢。

因臺灣地區面積、人口和經濟總量較小，關于臺灣現象的論文在國際學術刊物中能發表的有限，臺灣地區的經濟學者大多以研究歐美現象為主，與國際學術界聯系緊密而本土研究不足。隨著大陸經濟的日益崛起，中國（大陸）現象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研究的重要議題，一些主流刊物關于中國現象的論文日益增加。這種現象促使大批的臺灣學者將研究視角轉向中國大陸，將教職轉向中國大陸著名高校也成為臺灣經濟學界一種風潮[5]。與大陸學者相比，臺灣學者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上占據優勢，其學術方向轉向可為大陸的現代經濟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在金禾中心任教的臺灣教授中不少或對中國大陸經濟現象有著一定的研究，或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現象比較感興趣，這些臺灣教授在金禾中心任教和指導研究生為研究對象本土化創造了新的條件。

盡管兩岸合作在學術研究的本土化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但畢竟熟悉中國大陸經濟現象的臺灣學者有限，在辦學實踐中，如何在進一步國際化的同時兼顧本土化，將是金禾中心未來不斷需要探索的課題，也是兩岸高教合作，尤其是社會科學界合作辦學中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課題。

2.兩岸高等教育界的進一步開放與協作。在金禾中心的辦學歷史中，曾經走過臺灣執政時期兩岸高教合作的低谷時期。隨著兩岸交流和協作向縱深發展，高教界合作的環境也得到優化。但從金禾中心的辦學實踐看，兩岸的高教合作仍需要進一步開放思想。

隨著金禾中心人才培養機制的逐漸完善，一個不得不解決的重要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學生、尤其是博士生，專業課程不足和指導教師不在身邊日益成為金禾中心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最重要約束。

因博士生專業方向專深，需要相關專業課程的配合，但在金禾現有學生體量的情況下，為人數較少的博士生專門邀請相關專家開設課程面臨資源和成本的雙重壓力。在臺灣一些名牌大學，因體量較大和研究方向集中等原因，不少大學開設這些博士所需的研究生課程。因此，選派優秀博士生赴臺灣地區選修相關課程成為培養學生的理性選擇。同時，與本科和碩士階段的學習不同，博士所研究的內容較為精深和前沿，為完成博士階段的學業，需學生和指導教師間廣泛而深入的學術討論，而學生和教師分處大陸和臺灣成為其中的巨大障礙。盡管金禾中心組織學術討論班和要求博士生導師每年至少在西安兩周等形式可以緩解這個困難，但無法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為此，金禾中心選派優秀博士較長期的赴臺交流，以便于其旁聽相關課程和與指導教師一起展開學術研究。但一個單位的能力有限，能支持的學生有限，況且選修相關課程與導師間展開合作研究也面臨兩岸高校學分共認等諸多問題。因此，希望兩岸高教界能進一步密切協作，達成高教合作協議，消除兩岸高教合作中的障礙。同時，大陸為培養創新性人才所制定的公派留學計劃等，能否在不違背祖國統一的前提下，資助學生赴臺灣地區一流大學訪學，以更好的促進兩岸高等教育的發展。

三、結論

本文系統總結西安交通大學在兩岸合作培養現代經濟學創新性人才上成功經驗，如在取得理念共識的基礎上組建由兩岸專家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負責兩岸合作重大事項的決策；利用兩岸互補的優勢教學資源，協作完成現代經濟學課程教學；構建兩岸合作的學術交流平臺；加強培養過程的監控等。

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在兩岸合作培養人才在帶來獨特的本土化優勢的同時，仍面臨國際化與本土化兼顧的問題。在具體培養實踐中，我們也發現兩岸高教界需進一步擴大合作領域，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培養具有創新性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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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由于長期封閉等原因，中國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和世界先進水平差距很大。據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回憶：1991年，鄒恒甫回到母校武漢大學后發現，許多教師的備課本已經年久發黃，課堂上講授的經濟學還停留在20世紀初期的內容，學生們對現代經濟學中的理念和規范方法茫然不知。

為了推動經濟學教育與國際接軌，鄒恒甫于1994年在武漢大學創辦了“經濟科學高級研究中心”，改革經濟學培養模式，大力推動采用國際著名原版教材，他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其他一些著名高校認同和學習，這對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和現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新世紀以來，大量的國際著名經濟學教材被翻譯到國內，中國的現代經濟學教育更加現代化和國際化。一些海外學者編寫的教材開始加入關于亞洲或中國的章節或內容，一些海歸學者編寫了一些現代經濟學教材，經濟學中國化才真正取得了一些進展。

由于中國教育改革舉步維艱，研究基礎薄弱，社會風氣浮躁等原因，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創新乏力，本土化進展緩慢。中國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大多以介紹國外理論或以國外現成理論為框架研究中國問題，或就事論事地討論中國經濟問題。能夠真正按現代經濟學的規范建立嚴謹的邏輯體系，并以實證資料對理論推論進行嚴謹的經驗檢驗的研究和著作還不多見。

師資隊伍

在大學的教學和研究中，最關鍵的就是師資隊伍的水平。由于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與世隔絕了很久，改革開放之初的國內經濟學教育者和研究者對經濟學的認識大多還停留在20世紀前半葉的水平，知識結構也存在嚴重的缺陷，教學方式陳舊落后。這些因素嚴重地制約了中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難以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規范來從事經濟學的本土化研究。

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國加入到經濟學教育者的行列中來，越來越多受到現代經濟學訓練的人占據了經濟學教育的舞臺，逐步使中國經濟學教學模式和教學手段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一些重點高校先后成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事中國的經濟理論與問題的研究，實質性地推動了經濟學本土化的研究。但由于國內經濟學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功力都還沒有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因此取得的成果還很有限，不少研究成果缺乏深入的邏輯分析、經驗實證。

考核體系

國內大學的業績考核方式是重科研輕教學，重短期輕長期。重科研輕教學導致的結果是大家都忙于課題研究和科研論文寫作，而對教材編寫不愿意花費時間。編寫一本好的教材需要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需要千錘百煉。由于考核方式存在問題，雖然有些人編寫了經濟學教材，但大多沒有花費充足的時間，也不大愿意對其進行持續的完善和改進。經濟學理論的總結和創新需要較長的時間，且不容易出成果，業績考核重短期輕長期導致的結果是大家都忙于應用研究，不愿意進行理論研究。沒有高水平的理論研究就沒有高水平的理論創新和經濟學教材。由于理論研究不足和編寫者功底等的原因，國內編寫的教材總體水平不高，往往缺乏深刻的經濟學洞見，有些教材甚至出現了一些明顯的錯誤。

我國西方經濟學實踐教學的現狀與問題

1.經濟學教學理念

總體來說，國內高校的經濟學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還比較落后，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還無法滿足學生和社會的需求。國內經濟學教學大多都存在這樣一些問題：一是重理論輕實踐。不論是教師業績考核方式，還是教學理念，都側重于理論教學。二是理論教學主要采用灌輸式的教學方式，與實踐教學脫節。經濟學課程教學大多灌輸的是一些經濟理論，沒有與社會實際緊密聯系。教學中過于強調理論體系的完整，而對案例教學和經濟學思維的啟發等方面重視不夠。三是教學內容更新慢。國內編寫的教材大多枯燥乏味，內容更新緩慢，缺乏創新。一些教學者對現代經濟學的新發展、新進展了解不夠，導致教學內容不能及時更新。雖然近幾年這種局面有所改善，但由于多種因素的制約無法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

2.實踐教學內容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經濟學本土化的發展，國內高校的經濟學教學對實踐教學越來越重視，各高校引入了各種形式的實踐教學內容，以增強學生實踐應用能力。諸多的教學研究人員對實踐教學內容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和成果。于善波（2009）把實踐教學分成認知型、探究型、綜合型和創新型四個子系統，每個子系統下包括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實踐教學。牛鴻蕾（2009）給每個理論教學內容搭配不同形式的實踐教學，利用部分課堂時間或課外時間完成。總的來看，國內高校的實踐教學還不夠完善，不夠科學。有的教學內容比較豐富，但內容過多，難以在有限的學時內完成。有的是教學內容龐雜重疊，不夠系統，存在重復考核的問題。還有的是考核形式不夠科學合理。

3.教學方式選擇

過去的經濟學教學基本上都是課堂講授式的理論教學，內容枯燥抽象，缺少互動交流，教學方式單一，難以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近幾年來，為了改善教學效果，國內高校引入了各種形式教學方式，主要有幻燈片教學、案例教學、社會調查和研究探索等方式。案例教學一般是采用國外教科書上的標準化案例，較少使用國內案例，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學生學習的興趣。新世紀以來，各種教學資源越來越多，越來越容易獲得，使得網絡教學、影音教學等新的教學方式逐漸推廣和普及，使經濟學的教學方式也越來越豐富，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也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西方經濟學教學本土化的實踐教學若干問題探析

1.重視經濟學實踐教學本土化經濟學在經管類專業的課程教學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是學習國際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投資學、會計學等相關課程的基礎，需要各級教學單位和教學人員給予充分的重視。由于理論教學內容的通用性和工具性，理論教學內容大多數需要國際化，需要本土化的內容不多。相對于理論教學來說，實踐教學方面更適合、更容易本土化，也更容易取得成果。因此我們可以更多地在實踐教學本土化上下功夫。而實踐教學本土化的成果反過來可以推動理論教學與研究的本土化。由于實踐教學對教師的要求更高，需要教師花費的精力更多，而且對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和應用能力的培養非常重要，因此需要對經濟學課程配備水平較高的教師，同時需要革新對教師教學業績的考核，對實踐教學給予適當地傾斜。

2.經濟學實踐教學內容的本土化實踐教學是經濟學教學的薄弱環節，是更容易本土化的環節，也是大有可為的環節。越來越多的高校逐步強化實踐教學，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辟出專門的實踐教學，不斷充實實踐教學內容。還有的學校開始了經濟學實訓課，把經濟學與社會實踐更好地結合。由于經濟學教學學時有限，這就要求實踐教學內容既要取舍得當，能夠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又要搭配科學，能夠有效地考核和提高學生的能力。

我們把經濟學實踐教學內容劃分為課堂實踐教學、課外實踐教學和綜合型實踐教學，不僅包括經濟學課程中的實踐教學，也包括相關專業課中的實踐教學。課堂實踐教學是主要在課堂上進行的實踐教學，主要包括案例教學、課堂討論、辯論演講、模擬實驗、專題講座等形式。課外實踐教學是主要在課堂以外進行的實踐教學，是驗證認知式的教學，主要包括社會調查、社會實習等形式。

綜合型實踐教學是把課堂實踐與課外實踐結合在一起，是研究探索式的教學，包括課題研究、創業策劃和畢業論文等形式。由于學生對一些相關課程還未學習，一些經濟學實踐教學內容難以開展，需要把一部分內容融入到后來的各門課程的學習中，這需要對人才培養方案進行整體的革新和系統的整合。一方面需要對人才培養方案進行優化，刪掉一些不重要的課程，另一方面要適當增加基礎課和主干課的學時，在把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有機結合的前提下，把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包括實訓教學）分開考核。

3.經濟學實踐教學方式的革新通過各種方法鼓勵教師革新實踐教學方式。近幾年來，網易等一些媒體引進了一些國外著名大學的公開課，使國內的很多教師和學生認識了國外高水平的教學方式，對教師教學方式的革新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教學方式的革新對教師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這就需要教師不斷學習和交流。因此應鼓勵教師到其他高校進行學習和交流，鼓勵教師參加不同形式的教學研討會。組織學生申報校級等小型的科研項目，開展“創業實訓比賽”和“股票模擬交易大比賽”，鼓勵學生參與“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競賽與全國大學生創業計劃大賽，也是較好的實踐教學形式。

革新課程考核方式，側重對學生運用知識能力和綜合素質的考察，重視學生協調與合作能力的培養，調動學生參加實踐教學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實踐教學和理論教學的效果。

結論

第5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全球化成為主導語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視和掩蓋。中國的教育理論在西方話語中也喪失了本土性。表現出“本土失語”。在此情況下，主張比較教育學走本土研究和自主發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論文首先分析了比較教育學的學科性質，然后從比較教育學本土研究和自主發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兩方面展開時比較教育學“本土失語”的思考。

在西方主導的全球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馬首是瞻，試圖斬斷所謂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與西方“優越”的文化對接，自身具有一種“他者優越”的意識。喪失了與西方世界平等對話的信心和勇氣，因而在比較教育的話語實踐中處于一種失語狀態。因此，肩負教育與文化交流橋梁任務的比較教育學應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發展的道路。

一、比較教育學的學科性質

“比較教育之父”法國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 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較教育概念的人，他認為比較教育研究的范圍是：“一部對此項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應用效果的著作，其內容應成為歐洲各國現有主要教育機構和制度的比較，首先研究各國興辦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種不同的教育方式，學校教育全學程所包括的各種課程需要達到的教育目標。以及每一目標所包括的公費小學、古典中學、高等技術學校和特殊學校的各銜接年級；然后研究教師給青少年學生進行講授所采用的各種教學方法。他們對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項改進意見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對比較教育學概念比較公認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強調比較教育學的目的和實用價值。認為比較教育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吸取外國的成功經驗。改進本國教育。其作用在于向人們提供廣泛的教育情況與信息。對各國教育問題與趨勢進行研究與分析，加深人們對本國教育現象的認識，改善本國的教育狀況。

第二，突出比較教育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其中又分校外與校內兩個派別。校外派強調比較教育學必須透過教育現象，透過對其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分析，揭示控制各國教育制度的基本因素。認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內的事情更為重要，校外的事情可以支配校內的事情；校內派則認為比較教育學是研究教育本身的一門學科，它有其本身的特點與規律。教育的主要實施者是學校，主要實踐活動也均在學校內進行。

第三，注重對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并試圖從方法的角度對比較教育學確立定義或界說。贊成這種觀點的比較教育學家認為方法就是比較教育學本身。

第四，特別關注比較教育學的功能與性質。其研究對象是比較當代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教育理論與實踐，分析其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相互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同一性或差異性，揭示教育發展的趨勢以及一般原理與規律。

綜上所述，比較教育的概念可概括為：它是以比較法為主要方法，研究當代世界各國教育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揭示教育發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關系，探索未來教育發展趨勢的一門教育科學。因此比較教育學既是一門應用科學，又是一門理論科學。其理論當然應結合實踐并服務于實踐。由于各國、各地區、各民族歷史傳統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教育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本文主張比較教育學的本土研究與自主發展。

二、比較教育學的本土研究與自主發展

這里所說的本土研究與自主發展是指一種研究方向，即本土化+本土生長。所謂“本土化”，也就是西方文化在非西方世界被吸收、認同進而轉化為本地文化組成部分的過程。“本土化”與“本土生長”是有區別的。如果說“本土化” (nativization)是一個主動吸收西方文化的外爍過程，那么“本土生長”(indigenous evdution)才是發源于本土社會的文化自我演進過程。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明確批評那種不顧中國社會實際一味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將其比作“拉東洋車”，認為那是“害國害民的事，是萬萬做不得的”。他主張要“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可見他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本土生長”而不僅僅是“本土化”。本土研究和自主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正是比較教育學的發展方向。通過比較教育學的本土研究。使我國的比較教育學能正確地描述和解釋我國的教育現實，預測我國教育發展的前景，從而提出對我國學校教育的發展確實有價值的建議和對策。下面從兩方面來具體談談比較教育學的本土研究與自主發展。

(一)比較教育學進行本土研究和自主發展的必要性

比較教育學似乎一開始其研究興趣就集中于異域而不是本土。雖然說這與它的學科性質(一種致力于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學科)是分不開的。但筆者認為在借鑒的基礎上。中國的比較教育學目前應將更多的目光轉向本國。之所以提出此種說法，是因為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種事實：中國的比較教育學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大都來自西方，我們也提不出我們的概念、假設和方法。這種反差不僅襯托出西方比較教育學學術霸權地位，也暴露了我們自己的失語癥。

我們有的只是對西方教育理論、模式的遵奉而不存疑，認同而不批判，照搬而不質疑，這種盲目的做法就使一些研究越來越成為一種與中國教育現象不甚相干的智力游戲。如我們正在進行的一些旨在糾正我國教育中存在問題的教育改革，其理論根據就來自西方。比如湖北省監利縣緩解農村稅費改革以后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短缺的“買”學校的改革，其理論來源就是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論。弗氏理論的目的是在公辦學校中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學校的辦學質量，是一種在公平解決基礎上對效率的訴求。即便如此，也遭到很多學者的反對，實行“教育券”計劃的州并不多。而監利縣的教育改革或者別的地方的“教育市場化”改革的主張卻無視這一點。這種“一廂情愿”的改革非但不能解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短缺的問題，反而會加大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教育的“鴻溝”。由此可見， “‘有意義的’教育思想必須基于實踐，對本國教育真正具有引導力的思想最終只能形成于本土境脈與本土實踐中。不能用具有濃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價值取向、思維習慣與言說方式來套解本國社會現實和規引本國的教育實踐”。

(二)比較教育學本土研究和自主發展的可行性

我們主張的本土研究是要拓寬交流的渠道，使單行線變成雙行線，并不拒絕外來的概念、方法、理論，但強調要批判地、有選擇地借鑒。做到心中想的是中國的事，為的是解決中國的問題，但眼界和思路必須是超越中國的，是全球的。本土研究在批判地吸收外來理論的同時，要以自信的姿態積極與各國比較教育學者對話。具體說來，比較教育學本土研究應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比較教育學進行本土研究，并非關門進行研究，而是要有開闊的理論視野，了解最新的國際研究動態，與國內外的研究者保持對話與交流。目前國內的比較教育研究普遍重“思辨”輕實證。進行本土研究就迫切地需要引進多種研究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教育學”就要在中國的教育現實下進行本土研究與自主發展。

第二，對西方教育理論持批判吸收的態度。對西方理論假設，要思考、質疑，保持對其警惕。對其適用性和有效邊界給予充分的反省。如果做不到，我們就會稀里糊涂地把建筑在這些預設之上的理論框架奉為神明。那些西方教育理論要在中國的本土語境里完成相應的“意義轉換”才能切入中國教育現實。

第6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 徐光啟;科技翻譯;本土意識;戰略思維;科學精神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5）05-0076-05

一、引言

明末科技翻譯的代表人物徐光啟（1562―1633）翻譯或編譯了《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泰西水法》和《崇禎歷書》等學術著作，“成為最早接受西方科學知識并將它介紹給中國人的科學家”[1]，引領了中國明末清初科技翻譯的潮流，是中國科技翻譯的奠基者和近代科學技術的先驅。

21世紀的翻譯事業迅猛發展，翻譯教育方興未艾，科技翻譯成為信息時代的重要交流渠道，無古不成今，觀今宜鑒古――“任何一門學科的進步都離不開總結和借鑒前人的經驗”[2]。圍繞徐光啟科技翻譯實踐和“會通”翻譯思想，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回顧研究文獻，清楚地認識徐光啟科技翻譯的研究現狀和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2）審視中國科技翻譯的現狀、問題和發展趨勢，分析徐光啟科技翻譯的本土意識、戰略思維和科學精神，發掘徐氏翻譯實踐及思想的現代價值;（3）借助對徐光啟科技翻譯的研究，探索“研究翻譯人物、超越翻譯人物”和“研究歷史、回歸現實”的實現途徑，盡力促進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文獻綜述

學術界日趨關注翻譯歷史人物的現實意義，有關徐光啟科技翻譯的研究文獻主要分為兩類：（1）學術專著。代表性的有Mona Baker所撰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馬祖毅所撰《中國翻譯通史》，羅新璋、陳應年所撰《翻譯論集》等。（2）科研論文。截至2011年，CNKI收錄的研究或論及徐光啟科技翻譯的論文共130篇，典型的有吳進的《翻譯?會通?超勝――徐光啟與中國近代科學》，張秀燕的《徐光啟――中國科技翻譯先驅》，張德讓的《翻譯會通研究：從徐光啟到嚴復》。此外，王重民的《徐光啟集》、阮元的《籌人傳匯編》等為全面研究徐光啟的科技翻譯及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日益豐富的研究文獻記載、描述和展現了徐光啟的科技翻譯成就、翻譯思想和歷史價值，增強了中國科技翻譯史研究的銜接性，促進了科技翻譯史的現代研究。然而，上述研究路徑大多是“生平簡介―翻譯成就―翻譯思想”，史實考據多、理性思辨少，記載引用多、創新挖掘少，未擺脫“為史論史”的傳記式窠臼，缺少指導翻譯實踐的針對性。

那么，徐光啟科技翻譯的真正內涵是什么呢？如何用于反思和解決現實的翻譯問題呢？如何借以促進中國現代翻譯事業的發展呢？下文試圖從這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三、徐光啟翻譯實踐對現代的啟示

16～17世紀，中國的封建統治日益腐朽，自然科學停滯不前;同時，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近代自然科學蓬勃發展。東西方發展的巨大反差和艱難時局促使徐光啟立志經世致用、富國強兵，致力于科技翻譯實踐并提出“翻譯、會通、超勝”的翻譯思想，努力學習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創了“西學東漸”的先河，表現出卓越的本土意識、戰略思維和科學精神，對當今譯界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本土意識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徐光啟的科技翻譯“不失對傳統文化的自信，以傳統文化為歷史記憶和理解資源。……從而在翻譯中傾向于本土化策略”[3]。徐光啟品味“Geo”（拉丁語）的科學涵義并發掘中華民族的重要傳統文化符號――“幾何”之內涵，翻譯“Geo”為“幾何”;另外，他創造出的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三角形、四邊形等譯名，既切合科學涵義又符合中國文化語境的接受習慣，提升了中國科技文化的水平并沿用至今。

徐光啟洞察到中國文化崇尚道德哲學而忽視自然科學、注重形象思維而缺乏形式邏輯思維、突出經驗和引經據典而缺乏實驗的特點，故推崇“西洋實學”。徐光啟的科技翻譯致力于提高本土科技水平、彌補傳統文化不足，他編譯西洋歷法時明確提出：“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4]

本土化是徐光啟科技翻譯的基本策略，如《幾何原本》中的ABCD譯成“甲乙丙丁”，《泰西水法》中的Archimedes schrauben譯成“龍尾車”等，這些譯文的文筆風格更像徐光啟發揮母語及漢文化優勢的本土創作，而基本沒有露出翻譯的痕跡。

本土化是譯者調試或改造源語文本的文化異質、符合目標語文化的接受視野、豐富和發展自身文化的翻譯方式，具有文化再造性、譯文明晰化和適應主體文化讀者的特點。翻譯本土化策略和文化身份息息相關。翻譯本土化策略是彰顯文化身份、增強本土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身份是翻譯本土化策略的決定因素。文化身份是一種文化的本質特征和一個社會的精神支柱，蘊涵的核心內容是價值觀念。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和相對穩定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影響和制約了民族及個體的行為方式，譯者和譯文讀者總是有意無意地親近、尋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及完善、增強本土文化。“翻譯擁有形成文化身份的力量，創造出一種異域文化的代表，同時構建一種本土主體性，該主體性由于關注本土符號和意識形態而使得文本可以理解并發揮文化功能。”[5]“譯者的文化選擇與其采取的翻譯策略是密切相關的，由于受主體文化的影響，許多譯者大都有意無意間認同主體文化并采取一定的策略實現自己的文化選擇。”[6]徐光啟的文化身份是“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①他選擇本土化的翻譯策略也就順理成章了。

今天，翻譯成為學習和借鑒先進科技和文化精華的重要渠道。文本的譯介選擇應該符合國情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兼收并蓄、以我為本，內化、融入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并避免翻譯的民族虛無主義，只有如此，才能激發全民族文化的創造活力，提高國家的科技和文化實力。選擇本土文化需要的文本是實現翻譯本土化的必要條件，具體的翻譯操作則是實現翻譯本土化的充分條件。漢外互譯對本土化策略的需求與日俱增。外譯中需要避免洋腔洋調，Coca-Cola（可口可樂）的翻譯堪稱本土化翻譯的范例。②引進新鮮文化因素需要運用本土化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影響目標語讀者并盡力發揮翻譯的最大作用。中譯外需要避免“中腔中調”。翻譯是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途徑，譯者須要考慮譯入語的本土文化特征，譯文要盡量貼近目的語讀者的文化身份與價值觀。 翻譯須要恰當運用“文化適應策略”，竭力避免片面追求忠實的“抵抗式”翻譯。 本土化具有彰顯文化身份、增強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那么，本土化翻譯如何面對突飛猛進的全球化浪潮并深入促進跨文化交流呢？

固然，翻譯缺乏本土化意識容易導致文化虛無主義;但極端絕對的本土化翻譯則容易走向文化保護主義、阻礙異質文化間的廣泛交流和本土文化的健康發展。促進同質化的全球化和增強異質化的本土化對立統一、依存共生，逐漸融合演變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新趨勢，個體和民族越來越體現為全球本土化的新的文化身份。全球本土化要求翻譯既要貼近目標語文化、增強目標語讀者的親近感，又要引入異質因素并為目的語文化輸入新鮮血液。“文化意義高度依賴于跨文化交流，相異的文化傳統間的互動使目的語讀者――通過跨文化想象――分享他者的經歷和感受他者體驗。”[7]本土化翻譯承載文化他者的價值――體現著裹挾異質文化的全球化，并承認自身文化的局限――凸顯著服務自身文化發展的本土化。

（二）翻譯戰略規劃

善弈（譯）者謀全局之勝，不善弈（譯）者謀數子之得。翻譯戰略是文化戰略和國家發展的必然要求，全局性整體規劃是翻譯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翻譯的戰略思維不可或缺，而國內的翻譯戰略意識較淡薄③，中國尚未制定與語言戰略、國家戰略、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翻譯戰略。徐光啟是“善譯者”，其科技翻譯的國家戰略和人才培養戰略突破了中國傳統翻譯“譯技”④ 的局限，對今天翻譯戰略規劃的制定和翻譯人才的培養有一定啟迪。

面對明末中國科技的時代斷層和中西科技發展的巨大差距，徐光啟把科技翻譯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 必須翻譯。”[4]374

“翻譯、會通、超勝”是徐光啟科技翻譯事業的戰略核心：翻譯是手段，會通是橋梁，超勝是目的。徐氏的翻譯戰略遠見超越了唐宋以降聚焦于佛經翻譯“譯技”的研究和論爭，盡管限于時局未能完全實現，卻成為中國翻譯史的轉折點。

當下，翻譯水平和翻譯事業與國家文化軟實力及國家戰略安全息息相關。中國正經歷著由本土型國家向國際型國家轉變的歷史階段，尚缺乏完整明確的語言和翻譯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劃，翻譯教學大國和翻譯資源貧國的現狀與中國國家形象不相適應。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進一步認識、關注和推進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8]那么，中國的現代翻譯事業需要怎樣的國家戰略呢？

第一，應設立統管外語及翻譯事業的專門機構。翻譯是最重要的外語事業，也是外語學習的主要目標。胡文仲等呼吁引導、規劃外語及翻譯事業的發展是實施翻譯戰略的當務之急。[9]第二，制定翻譯戰略，納入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發展規劃。徐光啟科技翻譯的戰略路線是“翻譯―會通―超勝”，最終目標和落腳點是增強中國的科技、經濟、軍事實力而超過西方，“惟盡用西術，乃能勝之。欲勝其術，必造我器如彼器，精我法如彼法，練我人如彼人而后可”[4]289。表現出非凡的戰略勇氣和遠大志向。徐光啟科技翻譯的戰略路線仍然適應當今的中國。

圍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領域的發展，國家應制定翻譯事業的戰略規劃。這個規劃要基本涵蓋發展翻譯的戰略原則、戰略措施、戰略目標并隨著社會的發展適時調整，避免翻譯事業發展的無序和盲目，讓翻譯界和翻譯者更加清楚翻譯工作的責任及努力方向，發揮翻譯的長效積極作用，為促進國家文化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國家硬實力、實現“超勝”作出貢獻。第三，創設和諧的戰略環境，促進翻譯的可持續發展。翻譯的可持續和諧發展需要國家的戰略規劃、翻譯界的戰略視野、譯者個人的戰略定位協同作用，發揮綜合影響力。翻譯界要有迎接挑戰的戰略視野，發揮各級翻譯協會的作用并為國家的翻譯規劃提供參考;加強翻譯的戰略研究，介紹國外翻譯戰略和規劃的做法和經驗，提高翻譯規劃政策和法規的研究水平。翻譯者要有個人的戰略定位，融個人翻譯行為和國家及社會的翻譯需要為一體，實現自己的翻譯價值。完善的體制和法律能夠激勵、管理、調控翻譯事業的發展，是翻譯事業和諧發展的重要條件，“早日實現翻譯立法，將是翻譯行業科學、規范、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也是使翻譯行業更有效地服務于國家對外交流與發展大局的必要手段”[10]。

翻譯的國家戰略、翻譯界的戰略視野和譯者個人的戰略定位共同構成了翻譯的戰略框架。翻譯戰略的落腳點是翻譯質量的提高，而提高翻譯質量的根本途徑是高水平翻譯人才的培養。翻譯問題的核心是翻譯人才的培養。那么，如何提高翻譯人才的培養質量呢？

培養和選拔精通中西科學的人才是徐光啟“翻譯、會通、超勝”戰略的關鍵內容之一，是復興中國科學、縮短中西科技水平距離的當務之急;“必若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精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4]74當前，中國翻譯人才的培養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并經歷著時代轉型，高水平翻譯人才的緊缺和社會需求急劇增長之間的矛盾非常突出。高水平翻譯人才培養是應對翻譯產業化和提高翻譯質量的根本。質言之，翻譯價值觀、翻譯知識和翻譯實踐能力是翻譯人才培養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首先，翻譯價值觀的培養是良好譯風形成的前提和保證。譯者價值觀直接影響翻譯質量。徐光啟的價值觀是“經世事功”――療救時弊、治國濟民、富國強兵，這深刻影響了他的科技翻譯。端正翻譯價值觀是翻譯專業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翻譯價值觀教育能夠避免單純注重翻譯技巧或具體的語言糾錯、忽視翻譯價值觀的傾向。其次，翻譯知識涵蓋通識知識和翻譯專業知識，拓展翻譯知識是提高翻譯能力的基礎和關鍵。通識知識是雜學知識，徐光啟的翻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廣博的國學知識和科技知識;翻譯要求具有能用廣博的知識解釋和傳遞文本意義的能力。從事翻譯活動的人需要不斷更新通識知識;翻譯專業知識則直接影響翻譯能力。最后，提高翻譯實踐能力是翻譯人才培養的終極目標指向。翻譯價值觀和翻譯知識是軟實力，翻譯實踐能力是硬實力。目前，一些語言服務企業非常注重應聘者的翻譯實踐經驗，學位、學歷及翻譯資格證書則屈居其后，實踐技能型訓練是翻譯企業員工在職培訓的最主要內容。[11]在培養翻譯人才的時候，要充分發揮文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實踐的訓練合力及效果。文學翻譯具有巨大的語言文化價值，能夠培養跨文化的轉換能力、想象力、創造力和審美情趣，但現代社會更需要實用性的非文學翻譯，翻譯教師亟需打破中國翻譯教育的文學翻譯傳統，提高非文學翻譯實踐水平，培養社會急需的翻譯人才。高校必須結合社會、地方的需要和自身優勢培養特色翻譯人才，鼓勵學生結合個人的特長選擇翻譯領域，避免一刀切和千人一面，以滿足多領域、多層次的人才需求。堅持以正確的價值觀為導向、豐富的翻譯知識為基礎，勤學苦練，就能夠有效提高翻譯實踐能力。

翻譯事業需要宏觀的戰略思維，徐光啟科技翻譯的戰略遠見對今天翻譯事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有深刻的啟迪作用。

（三）科學的翻譯精神

徐光啟融西學翻譯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為一體，徐氏的科技翻譯表現出科學的翻譯精神：嚴謹的翻譯態度、合作翻譯的方法、超越翻譯本身的實踐驗證。

1.嚴謹的翻譯態度

嚴謹的翻譯態度是造就科技翻譯佳品的重要保證。翻譯能力是翻譯活動得以進行的根本，翻譯態度是譯者的必備素質和譯作質量的保證。正是這種嚴肅認真的翻譯態度成就了《幾何原本》等不朽譯作。今天的不少翻譯人員認為自己是外語專業科班出身，自認為精通外語和母語，或受到經濟利益的驅動，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失卻了兢兢業業的翻譯態度，導致不少翻譯質量問題，嚴重損害了翻譯效果乃至國家形象。近年來，機器翻譯大大沖擊著翻譯態度及價值觀，在一些人心目中，“有電腦、會上網就能做翻譯”的偏頗認識有增無減。信息時代跨國交流日益頻繁，人工翻譯的費時耗力和迅速增長的翻譯任務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機器翻譯在某些翻譯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提高翻譯效率、解放人工翻譯的有效渠道。但自然語言的無限靈活性和翻譯實踐的復雜性決定了機器翻譯運用的有限性和輔。因此，高強度、高質量翻譯任務的完成不僅需要發揮譯者個體的創造性以及譯者之間或部門之間的合作，還需要人工翻譯和機器翻譯的配合，以此更好地避免翻譯的“機器依賴癥”。

2.合作翻譯的方法

合作翻譯方法是譯者科學精神的重要反映，團隊合作能集思廣益、提高翻譯的效率和質量。當年徐光啟和傳教士的合作，首創了中外譯者合作的科技翻譯方式。“先生（徐光啟）就功，命余口傳，自以筆授焉”[12]、“與同西洋遠臣龍華民、鄧玉函等，日逐講究翻譯”[4]343等記載是徐氏合作翻譯方式的真實寫照。時展至今，可以說“翻譯者不再是高校教師而是專職的翻譯工作人員（譯員），翻譯的形式不再是單打獨斗而是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人的大兵團作戰，翻譯的內容也不局限于文學作品等的譯介而是與政治、經濟、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各個領域。”[13]因此，合作翻譯是必然的選擇。翻譯的本質決定了譯者更擅長將外語譯成母語，合作翻譯之于外譯別是中譯外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中外翻譯者合作則更能提高中譯外的水平。中外人士合譯中國文獻的優勢是：加深對原作的理解，減少信息傳遞的差錯;增強譯文的流暢程度，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增加思想火花碰撞的機會，促進翻譯批評和翻譯理論的發展。合作翻譯模式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現代翻譯事業不但不能忽視合作翻譯，反而應該拓展它的運用范圍。

3.超越翻譯的實踐驗證

超越翻譯本身的實踐驗證是徐光啟科技翻譯的巨大閃光點。《泰西水法》的翻譯和制器、實驗同時進行，并記錄了制器和實驗的方法及結果，譯成之后，徐光啟又在天津采用新的水法開辟水田，進行大面積實驗并獲得成功;徐光啟“晝測日、夜測星”，驗證翻譯引進的西方歷法;翻譯西學后他又注重引申、發展和創作，翻譯《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后寫成了《勾股義》和《測量同義》。徐光啟的科技翻譯不但實現了翻譯實踐本身的意義――語言轉換，而且超越了翻譯實踐本身――實現了翻譯的應用價值。今日譯者應當做到：（1）譯有所譯，翻譯目的語需要的科技文獻，盡力避免翻譯的盲目性和譯文 “無人問津”的狀況;（2）譯有所學，翻譯是深度理解的過程，譯者需要學習原文的先進技術、思想精髓或文化內涵，避免純粹“傳聲筒”式的翻譯;（3）譯有所感，翻譯是譯技揣摩、思想升華的過程，譯者需要不斷總結、歸納翻譯的方法和經驗教訓，避免脫離實踐、玄而又玄的翻譯論調;（4）譯有所為，科技翻譯實踐須要促進翻譯實踐和生產生活實踐的結合，驗證、應用和推廣科技翻譯成果，使之真正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從而體現翻譯實踐的社會價值。

翻譯是創造性的生產活動，譯者是創造性的主體，需要具有科學的翻譯精神，徐光啟的嚴謹翻譯態度、合作翻譯方法、超越翻譯本身的實踐途徑成就了他26年的不朽翻譯人生。

四、結語

徐光啟提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的戰略論斷，譯以致用，精心實驗。研究歷史的關鍵是吸取經驗，指導現在與未來。那么，如何進一步搜集、梳理研究徐光啟的資料？如何進一步建立歷史和現實的密切聯系，不斷發掘徐譯及其思想的現實價值？如何借助傳統推動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體系建設？如何學習古人而超越古人，清楚地定位中國翻譯的發展趨勢和現代任務？以上諸問題尚有待深入研究。

翻譯《幾何原本》時，徐光啟說：“嗚呼！吾避難，難自長大;吾迎難，難自消微;必成之。”引以共勉。

注釋：

① 出自《周易?系辭上》，徐光啟的《泰西水法序》引以自我激勵，表明徐氏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認識、同化西學的意識。

② CocaCola 1927年現身中國上海，最初的譯名是“蝌蝌啃蠟”，銷路不佳;1928年，CocaCola公司登報征求譯名，旅英華僑蔣彝（1903―1977）的譯名“可口可樂”形神兼備、音意俱美，脫穎而出。

③ 國內尚未出現研究翻譯戰略的專著;CNKI中，題目包含“翻譯、戰略”的論文共15篇，而核心期刊論文僅2篇（截至2011年）。

④ 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焦點是“譯技”，如安世高的“義理明晰，文字冗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支婁迦讖的“多用音譯”，支謙的“曲得圣義，辭旨文雅”，道安的“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 彥琮的“八備，十條”，玄奘的“五不翻”等。

[參考文獻]

[1] 吳進. 翻譯?會通?超勝――徐光啟與中國近代科學[J]. 文史雜志， 1998（3）：1618.

第7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關于MPA教育入學形式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MPA教育入學形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學標準和入學考試制度，涉及入學考核內容、考核方式、考核分值權重和生源問題等方面。王海燕[4]通過歷史回顧和國際比較，對我國MPA招生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發現MPA招生考試宣傳力度不夠、招生考試偏重分數、復試形式化、生源不穩定、相關政策不配套等問題；提出初試可借鑒工程碩士GCT考試模式，由綜合性考試向單科考試轉變，同時側重于考察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綜合的實踐能力，在復試中加大復試權重；突出各校專業學位的優勢與特色，進一步擴大招生自；另外，在生源的數量和質量的研究上，“依托地方政府組織部或人事部門，將MPA教育培養與地方政府公務員培訓計劃相對接，將MPA招生培養嵌入公務員生涯教育體系”。

關于MPA教育培養方式的研究

朱立言是國內最早研究MPA教育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圍繞高層次、實用型的培養目標，應重視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的靈活性，教學內容的理論與實踐性，強調應用性，在學位論文中切忌脫離實際的空論。隨后，國內學者圍繞培養內容、教學方式、師資隊伍建設等對MPA教育培養方式進行了研究。

朱立言最先提出，MPA教學對象的專業領域差異很大，課程設置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處理共同課、專業課、選修課之間的比重系和學分分配[5]。后續研究者也多是圍繞專業課和選修課的課程設置進行研究。婁成武、杜寶貴分析了美國MPA教育和中國MPA教育的特點，提出了在課程總體結構上，核心課程占據核心位置，專業社會實踐所占的比重明顯少于前者，在方向必修課的設置上，存在劃分過細的特點。在選修課程的安排上數量過少。在教學內容上，重學輕用，重教輕學[6]。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后續研究者提出，MPA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應當考慮科學性、系統性、應用性、開放性原則，處理好核心必修課與方向選修課的關系[7]。同時，現今公務員道德缺失日益嚴重，也有學者提出，應把行政倫理學(特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貫穿于MPA課程設置的全過程[8]。

國內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案例教學法、情景教學、實踐基地等實踐性教學方式的研究上。樂章等對我國MPA案例教學出現的問題做了較為全面的闡述，提出教學方法單一，MPA教育主要采用的還是傳統的課堂講授法，師生互動的場面并不多[9]。我國十分重視MPA教育中的案例方法的有效運用，但國內所采用的案例或者照搬國外案例，或者結構與內容都較為簡單，分析機械化，缺乏實用價值的本土化案例，成為教學的主要障礙之一。圍繞案例教學的開發，余為恒，趙海濤提出，應借鑒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的做法，“組織專業人士對公共管理領域的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收集整理，編撰適合MPA教學的案例庫；鼓勵學員參加公共管理項目，在參與的同時積累第一手資料，組織學員編撰案例，從而充實MPA教育的案例庫”[10]。

師資隊伍建設是教育的靈魂。實踐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要熟諳政府管理實踐，善于案例教學[11]。叢梅從教育主體缺失的角度出發，提出在MPA教育教學過程中，論述了教師發揮自身主體性、實現理論與實踐教學的有機結合以及貫穿行政倫理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教師的主體功能得不到發揮，將阻礙MPA教育，包括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材使用、教學方法、考試方式的改革發展[12]。楊士秋提出，要使專職教師取得實際經驗，同時要加強兼職教師隊伍建設。可大力支持教師參與政府課題研究，選派教師到政府部門掛職鍛煉以及聘請政府官員和公共管理專家擔任兼職教師[3]。盧文剛提出“三三制”組合：一部分教師來自管理學院，一部分來自校內其他院系及校外優秀教師，一部分來自黨政國家機關及非政府公共部門[13]。

由于我國MPA教育評估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循，鄧征、周志忍總結了美國MPA教育的認證和評估標準，提出通過評估推動MPA教育的規范化和標準化，評估應著眼于產品而非規劃，評估認證主體的多元化，一致性與多樣化的均衡[14]。孫多勇、王瑞從MPA的培養目標及與教學科研型研究生的共性和差異入手，結合國內外MPA發展，分析確立了MPA學位論文評審指標的基本原則：MPA學位論文應體現專業學位特點，有其特定的質量要求，即MPA學位論文與學術型論文的質量要求處于同一層次，但又各有側重；MPA學位論文要體現應用性、專業性的特色。同時構建了MPA學位論文評審的指標體系，包括論文選題、文獻綜述、理論與方法、應用性、綜合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等[15]。楊思留等提出“畢業論文是專業學位教育的最終環節，也是專業學位教育教學質量的檢驗工作與質量結果控制。研究生培養質量控制也最終體現出口的控制上即畢業論文環節”[16]。盧文剛提出“安排論文預答辯”、“雙盲評審”制度[13]。

研究形成的共識及存在的問題

第8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摘要：基于國內外圖書館IC理論與實踐比較，結合我國IC現狀，提出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體育院校圖書館信息共享空間本土化運營模式及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G25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88（2013）02-0129-03

1國內外圖書館IC理論與實踐比較

信息共享空間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美國，現已成為大學圖書館最重要的發展方向之一。加拿大Clag-ary大學圖書館于1999年創建了IC。并將其定位為連接用戶和信息的橋梁。Clag-ary大學圖書館IC的核心服務方式是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即圖書館員、計算機專家以及多媒體工作者在一個平臺上聯合提供信息咨詢服務，這種“一站式”的服務方式是IC的靈魂。是IC得以創建和使用的關鍵所在。IC代表著大學圖書館發展的新潮流，并將對整個圖書館界新一輪的服務創新產生深遠的影響。它不但為用戶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用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源和更方便快捷的學習研究環境，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圖書館的服務質量。盡管IC的概念并不統一，出現了“Learning Commons”、“Research Commons”、“Academic Commons”、“Knowledge Commons”等諸多稱謂，但對IC的認同度及實踐均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此外，圖書館也更加重視資源、服務和功能的充分整合和IC服務模式的效果評價。

我國IC研究起步較晚。港、臺地區率先嘗試IC構建，香港嶺南大學2004年建成的蔣震資訊坊是中國最早的IC。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信息共享空間項目試驗階段啟動于2006年9月，是從戰略視角出發的重要項目。在我國（大陸地區），最早關注IC的是蘭州大學圖書館李樂明館長，1997年，李館長在美國參觀該圖書館并寫了參觀訪問記，將IC稱之為“信息共享室”，但直到2005年吳建中學者才系統地介紹了開放存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IC，并預見了它對圖書館發展的深遠影響。上海復旦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圖書館則是我國第一家掛牌運行的圖書館。[2]截至2012年9月1日，作者用CNK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信息共享空間”作為主題詞，查找2005年1月至2012年9月文獻共600篇，其時間分布從2005年至2008年僅有33篇，逐漸發展為2008年1月至2010年5月的177篇，2010年5月至今遞增為390篇，呈逐年上升趨勢，說明IC開始得到國內的廣泛重視。

可見，符合我國國情和各館館情——本土化運營模式及評價體系研究IC建設尚待發展。尚需研究者在借鑒國外研究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探索，以總結出適合我國國情、具有特色的信息共享空間。

目前國內信息共享空間研究主要集中在IC基本概念、IC實例調研、IC規劃與構建等相關問題研究上，對知識管理、評價體系、IC管理體系、服務模式等方面研究涉及較少。

2體育院校圖書館信息共享空間本土化運營模式及評價體系的架構開放獲取對于圖書館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盡管實現IC的途徑有很多，但是必須遵循“以讀者為中心”的服務宗旨，支持開放存取、提供一站式服務、促進信息素養、推動學習與研究的目標，因此，探求國外大學圖書館IC實踐模式及理論，結合我國國情及自身的特點進行有效的探索與嘗試——本土化運營模式，進而制定完善的評價體系，不僅充分體現圖書館服務社會、滿足社會需求的核心價值。對我國社會發展不僅具有理論上的研究價值，而且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

2.1圖書館IC本土化的核心價值——服務創新

服務是圖書館永恒的主體，也是圖書館的靈魂。一流圖書館首先要有一流的服務。信息共享空間（IC）作為一種創新服務模式，信息共享空間的誕生主要基于兩種思想：一種是基于開放獲取的思想，它確保對理想信念的開放獲取和利用，促進信息共享、共有和自由存取，鼓勵人們在民主討論中學習、思考和實踐；另一種是基于圖書館服務的思想，把信息共享空間作為整合空間、資源和服務的綜合設施和協作式學習環境。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大學圖書館必須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即創造圖書館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圖書館核心競爭力是圖書館競爭力中最具有長遠和決定性影響的內在因素，是存在于理念層面的，而圖書館的主要“產品”、提品的方式以及自身價值的體現都是“服務”，因而圖書館的核心競爭力應該是它的“服務理念”。而圖書館IC建設的核心便是服務。

劉燕：基于本土化的體育院校圖書館信息共享空間的構建劉燕：基于本土化的體育院校圖書館信息共享空間的構建2.2建立以管理模式、管理制度與組織結構、支撐系統運行的服務體系及其服務規范IC的保障體系

IC是在共享式學習和開放存取運動的背景下，圍繞綜合的數字環境而特別設計的新型服務設施與組織空間，作為一個概念上的教育空間實體，它涉及從印刷型到數字型信息環境的重新調整，以及技術與服務功能上的整合。

上海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任樹懷長期進行IC的研究，他分析認為，信息共享空間由三層組成：實體層、虛擬層和支持層。實體層是信息共享空間剛剛開始時，人們比較關注的部分。但虛擬層和支持層，才更關鍵，也能顯示出實力的差別。在虛擬層，通過互聯網傳遞知識媒體，通過虛擬學習社區和社會網絡的組織，可以在館員與館員之間、館員與用戶之間、用戶與用戶之間形成工作、服務和自治的虛擬組織，能夠實現交流、交互、協作、學習和共享的目標。而支持層的組織保障機制，才能使IC得以可持續發展。[3]IC代表著大學圖書館發展的新潮流，并將對整個圖書館界新一輪的服務創新產生深遠的影響。

2.3支持開放獲取，完善高校科研評價體系

認可“中國科技論文在線”等開放式期刊，支持開放獲取，是高校圖書館IC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一個國家的大學科研水平，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從一個方面反映著這個國家科技、教育和文化發展水平。[4]要做好教師考核評價工作，保證評價過程的客觀、公正、公平和評價結果的有效性，建立周密完善的監督和管理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科研工作評價是評價資助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員認識其工作質量和績效的一種機制，是改進科研管理、優化創新環境和研究成果質量保障的重要內容。現行教育科研評價體系主要使用的評價方法可以歸納為專家評議和成果計量分析，運用于課題評審、成果鑒定、成果評獎等環節，發揮了一定的鑒別和導向作用；但其與教育科研工作發展態勢越來越不相適應，需要完善以課題研究為重點、以質量為導向的教育科研評價和監督機制，加強評價的客觀性、公開性、公正性，提高評價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5]

2.4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立IC健康、穩步發展的制度體系

實行大學教育的社會評價與專業評價，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一方面需要建立以法律為依據以大學法人化為標志的外在制度，另一方面必須培育植根于大學本質以學術自由精神為核心的內在制度。作為內在制度的核心，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礎。

現代大學制度的概念是從經濟界普遍使用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個概念延伸而來的，是適應時展要求的大學辦學體制。它的核心是16個字，即學校自主、教授治學、校長治校、科學管理。現代大學制度主要是一種處理大學與外部（確切地說是大學與政府與社會）同時也包括學校內部各種關系的一種規范體系。

2.5滿足圖書館受眾需求創新理念

滿足讀者需求一直是圖書館永久的追求。IC是以用戶為主導的服務模式，無論國內和國外，其終極目標都是極大地滿足用戶對空間、資源和服務的綜合需求。

信息共享空間旨在確保知識與思想的開放獲取與利用，它以價值、法律、組織、物質與通信基礎設施、資源以及社會實踐為特征，促進信息共享、共有和自由存取；他鼓勵人們參與學習、思考和討論，為培養現代意識的合格公民提供必要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說，信息共享空間是構建公民社會的物質基礎。[6]

2.6建立以用戶為中心的IC服務質量評價體系

服務是IC的核心內容，建立以讀者為中心的服務質量跟蹤體系，拓寬工作人員與讀者之間的溝通渠道，正確地了解、分析和評價用戶對服務質量的感受和要求，對改善服務設施、改進工作方法、制訂培訓計劃和提高服務質量等都是必不可少的。[3]服務規范和服務評價體系是IC系統良性運行和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是實現IC本土化運營模式的關鍵。建立以讀者為中心的服務評價體系，適合于我國IC建設狀況的評估方法了解、分析和評價用戶對服務質量的感受和要求，對于有效地改善服務設施、規劃與實施參考咨詢服務、制定培訓與指導計劃、優化服務流程等都是必不可少的。[7]

3結語

針對我國國情及自身的特點進行有效的探索與嘗試——本土化運營模式，建立以“滿足讀者需求”為核心，多部門協同合作——圖書館、信息技術中心、教育服務中心、媒體服務中心、學習輔導中心、語言學習中心以及學生事務中心等服務部門，整合媒體服務、特藏、教學服務、參考服務、資訊柜臺、推廣服務、系統服務、教師教學中心等共同組成IC空間。進而制定完善的評價體系，不僅充分體現圖書館服務社會、滿足社會需求的核心價值。對我國社會發展不僅具有理論上的研究價值，而且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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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均平，楊瑞仙，丁敬達.2009年世界一流大學與科研機構學科競爭力評價的做法、特色與結果分析[J].評價與管理， 2009（2）：19-28.

[5]曾天山.教育科研評價體系現狀與改進思路[J].中國教育學刊，2009（9）：82—86.

[6]許建業.從信息共享空間建議談圖書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定位與對策[J].新世紀圖書館，2008（5）：3—5.

第9篇：教育本土化論文范文

李超

中國工商銀行信用卡中心（國際） 香港

摘要：近年來，隨著國際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各類跨國企業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在發展的過程中，核心因素就是人力資源，企業要實現生產技術、文化理念的提升，只有依靠員工才能夠完成，人力資源本地化也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潮流趨勢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人力資源本地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具體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 跨國公司 人力資源本地化 策略

近年來，隨著國際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各類跨國企業越來越多，這類公司的經營成本與運營方法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公司與員工之間文化的差異導致跨國公司人力資源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在信息化技術的發展之下，人力資源本地化也成為未來發展的潮流趨勢之一，下面就對人力資源本地化的策略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1、人力資源本地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跨國公司在發展的過程中，核心因素就是人力資源，企業要實現生產技術、文化理念的提升，只有依靠員工才能夠完成，尤其在現階段時代的變更之下，人力資源的重要程度已經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跨工公司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人才的吸收與培養，因此，人才本地化雇傭已經收到各類跨國公司的重視。截止到目前，很多跨國公司已經在我國設置也研發中心，也制定了完善的員工培訓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人力資源化本地化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著以下的影響：

1.1 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經過多年的經濟改革，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由于各類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問題，我國市場面臨著產業的整合，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世界經濟體系的融合。實際上，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在跨國公司投資規模的升級下，我國某些地區已經融入全球經濟發展體系中，成為世界工程的一部分。

1.2 促進人才機制的完善與人才素質的提升

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地化能夠促進本土人才的成長，提升我國人才國際經營的綜合能力，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發展的接軌。此外，很多規模較大的跨國公司都有完善的人力資源培訓體系，對于人力資源的投入也遠高于國內其他同類型的企業，這就可以很好的提升人才的綜合素質。從人才培育機制上看，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土化可以促進我國教育制度與人事制度的完善，同時完善我國的人才激勵機制，促進人才市場的高效運作。

1.3 加速新技術在我國的傳播，促進我國技術進步

跨國公司的本地化經營令跨國企業在華投資日益增加，這很好的推動了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目前，很多跨國公司已經在我國成立了科研中心，這對于我國科研能力的提升與科技水平高的提高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這就彌補了我國科研經費的不足，帶動了國內的良性競爭，縮短我國技術水平與國際技術之間存在的差距。

2、 加快人力資源本土化進程的策略

2.1 促進文化的融合，減少文化的沖突

跨國公司大多數高層管理人員都來自于本國，這類管理人員在來華任職前均會接受相關文化的培訓與洗禮，但是由于文化上存在的差異，文化上依然存在著較大的沖突。為了緩解文化上的沖突，很多跨國公司紛紛選擇聘用我國人才來擔任要職，這就可以很好的促進跨國企業與我國文化的融合。

2.2 制定完善的人才培育與激勵體制

在就業形勢的影響下，畢業生的起薪也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為了吸引人才，很多跨國公司都制定了完善的薪酬體系，提供的薪酬與待遇遠遠高于我國同行業的平均水平，該種方式就吸引了大量的優秀人才。有關的調查資料顯示，某些跨國公司在招聘高峰期，聘請的名牌大學畢業生的數量超過了招聘人數的50%以上，為了獲得更優秀的人力資源，很多跨國公司與清華、北大等名牌高校建立了完善的合作關系，這類人才素質高、可塑性強，很愿意融入公司的理念與文化之中，能夠很好的促進跨國公司的成長。

2.3 解決人才流動頻繁的問題

在跨國公司中，人才流動頻繁的主要因素就是文化的沖突，為此，需要在公司內部實施一種跨文化的培訓策略，減輕管理人員受到的文化沖突，促進本地人才對企業文化的理解，加強溝通辦事的效率，加強企業的凝聚力。此外，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還需要幫助員工規劃其職業生涯，根據員工的個人能力以及對企業的期望幫助其實現自身與企業的共同發展，這種策略不僅可以很好的提供人才凝聚力，也是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2.4 解決高層管理人才的本地化

高層管理人才與一般人才相比而言，有著一定的特殊性，這些人才是跨國企業發展的核心，一般情況下，成功的跨國公司都有一種成功的經驗體系，越是成功的跨國公司，這種傾向就更加的嚴重，在其他的國家成立分公司時，其考慮的首要任務就是成功體系的復制，只有在這套體系失敗時，才會制定其他的發展體系。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必須要解決高層管理人才的本地化問題，這樣才能夠促進人力資源的本土化發展。

2.5 解決公司文化的衍生

跨國公司在經營的過程中會保留自己特有的企業文化，在聘用員工時，不僅會考慮到其綜合能力，還要看其信仰、行為方式、價值觀與公司的發展需求是否一致，這也是保證跨工公司發展活力的主要內容。以寶潔公司為例，在長期以來，實施的都是一種內部提升制，寶潔公司很少從外部招聘人才，寧愿增加培訓成本，也會在公司的內部選擇人才來提拔。這種企業文化不僅能夠保證員工有著很好的主人翁意識，也能夠促進跨國企業的良性發展。

3、結語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與科技水平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趨勢也成為現階段發展的重要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人力資源管理也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很多跨工公司已經逐漸由本土化朝向全球化發展，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走人力資源本地化策略也是一種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王新安.芻議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地化中的策略選擇[期刊論文].商場現代化，2010，03（10）

[2]王勇，黃新建，劉艷.跨國公司人力資源本地化研究[期刊論文].商場現代化，2009，01（20）

[3]金亮，趙伊川.跨國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研究[期刊論文].現代工業工程與管理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