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博士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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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第2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字] 產業集聚 產業生命周期 產業衰退 產業升級

一、產業集聚理論綜述

1.國外產業集聚理論綜述

經濟學家、管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都對產業集群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代表理論有: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波特的鉆石理論、經濟社會學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理論。

2.國內學者對產業集群、企業群、產業區等概念的紛爭

目前圍繞著集群內企業間是否形成網絡，企業在地域上是否集中，集聚形成是自發的還是政策性的，有學者認為產業集群、企業群與產業區等概念應區別對待；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概念指的是同一事物。

筆者認為在中國特色的環境下，產生產業集聚的原因和形式多種多樣，但當我們對微觀主體企業進行研究時，則這些概念都可以作為外部環境，并且可以不予區分。

二、關于產業聚集劃分階段和產業衰退理論的研究

Tichy G借鑒佛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集群生命周期劃分成誕生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衰退階段(Tichy G，1998)。

在集群從產生、成長、成熟到衰亡的過程中，面臨著結構風險和周期風險，對集群競爭力和區域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針對不同階段集群特征進行相關政策引導，可以使集群更加健康、持續的發展，并在集群衰退期實現產業升級，并進而避免對地方經濟產生沖擊，產生正的外部效應。

結合產業升級理論與集群生命周期理論，本文認為集群的良性發展應該如下圖所示:

三、由已有研究得到的啟示

1.集群建模中對企業的戰略選擇分析較少

傳統的對企業集群形成機制的研究強調了地區環境的力量，忽視了經濟個體戰略在區域經濟中的重要角色。企業在企業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與地區的經濟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政府政策相互作用后作出的戰略選擇，不僅促進集群形成也決定了集群的質量和發展。因此有必要分析企業在不同集聚環境下所做出的戰略選擇。

2.對產業集群階段劃分應增加定量分析

產業聚集已經有了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證研究成果,但是對于產業聚集階段的劃分，只有產業聚集生命周期理論有所提及,并且只有定性分析,所以產業聚集的四個階段如何從量變積累成質變進而形成一個階段的轉折,仍沒有清晰的指標可供參考。

清華大學的黃濤博士采用調查問卷的方式，從企業微觀主體主觀的角度對四個階段進行了聚類分析，但其由于衰退階段樣本數量不足沒有涉及產業衰退階段，樣本不足可能是由于以下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樣本涵蓋范圍有限,二是企業對產業衰退的主觀辨別力有限,企業雖然處于衰退階段,但由于有限理性，還不清楚客觀情況,所以仍留在集群中。因為任何一個企業都不愿意進入一個衰退階段的集群，或者去留下拼爭一個衰退階段的集群所擁有的資源。所以這種根據主觀問卷判斷集群階段的方法顯然不夠準確。

參考文獻:

[1]楊 治:產業經濟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人學出版社,1985

[2]史忠良:產業經濟學[M].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

[3]水:產業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李 怡:中國信息產業集群發展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

第3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為什么要組織讀書會？

麥小麥：幾年前我們有一幫文化界、媒體朋友經常一起吃喝玩樂，有一天我突發奇想，覺得大家應該有偏精神一點的聚會方式。于是讀書會成立了。

我們的活動兩周一次，每期會有一個主題，后來又引入了嘉賓制，請嘉賓來談某本書或某個話題。活動基本不產生任何費用，因為有很多商業機構會過來邀約。

閱讀態度

麥小麥：如果讓我選一本書帶上荒島，那肯定是 《紅樓夢》。它的內容太龐雜了，以至你可以無窮無盡地讀下去。這也造成我對新見面的人有一個判斷，喜歡《紅樓夢》的就是我這一國的，不喜歡的就是另一國的（笑）。

架構

創始人―麥小麥、姚遠東方、黃佟佟、曾敏兒

會員―最開始的時候，大家更多是來自出版社、文化公司和媒體行業。后來30～40歲的女性商業精英不斷加入，人數上有漸漸超過文化人的勢頭。

參與方式：朋友帶朋友的方式。

閱讀鄰居讀書會

為什么要組織讀書會？

綠茶：北京是一個閱讀氛圍很濃的城市，我一直從事閱讀推廣，剛好我居住的小區有一個書店，有一些我熟悉的愛閱讀的朋友，于是我們就一拍即合了。我們的讀書會很純粹，抽離一個下午，在一起讀書、聊書、談書。目前沒有其他的附加內容。我們提供給會員的就是一次美好的閱讀時光，一場有意義的下午時光。

閱讀態度

綠茶：對于暢銷書，我的態度是：不閱讀，不推薦，不批評。很多時候，我們主題先行，然后找相關的讀物。我不愛在枕邊放書，通常被我放枕邊的書，放很久都不看。我喜歡把書放在廁所里，一翻再翻的都是如廁書。

架構

創始人―綠茶、楊早、邱小石

理事長―3少奶奶、出版人周筠、沉醉寒冬會員―主要是出版、媒體人和學生。

參與方式：通過微博報名。

星期天讀書會

為什么要組織讀書會？

何家煒：緣起其實很簡單，就是發現身邊讀書的人越來越少，覺得需要做點什么，來帶動讀書的風氣，讓讀書成為都市青年的一種日常生活方式。

讀書會固定在每個星期天下午2點到4點進行活動，除了讀書，我們還有星期天觀影會、詩歌沙龍和人文沙龍。每期的地點都不同，旨在帶領大家領略上海各處有書香有風景的閱讀場所。

閱讀態度

何家煒：我把讀書分作有用與無用兩種，我們讀書會提倡閱讀“無用”這一種。讀書如果具有功用性，那會變得無趣乏味，而且只有“無用”的讀書，也就是完全憑自己的興趣愛好，滿足自己對知識和思想的好奇，對文字美感的享受，才是真正的閱讀行為。

架構

創始人―何家煒 安小羽

會員―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年齡層主要集中在20多歲到40歲左右的年輕人，也有年齡較小的青少年和退休教師來參加。

參與方式：通過豆瓣和微博報名。

《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

裴諭新 著

一本同時適合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閱讀的學術著作，是前段時間因為搜集話題而在網上爆紅的社會學博士裴諭新的博士論文。

《中國故事》

蔣一談 著

短篇小說對蔣一談老師有著特殊的意義，他把它作為事業，作為自己與世界連接的通道，正如作家李洱所說：“他的短篇小說，就生活容量和藝術難度而言，堪比長篇小說。”

《越弱越暗越美麗》

李淼 著

李淼是一位熱愛文學與藝術的理論物理學家，本書最可貴之處在于有一種身處俗世、心懷宇宙的情懷，這對我這種熱愛科幻的文科生具有致命吸引力。

薦書

《老人與書》

李輝 著

李輝兄說，編選這本《老人與書》，是一次溫暖的記憶打撈，作為讀者，閱讀這樣的溫暖記憶，感受這樣的隱痛，內心也為之動容。老人們紛紛故去，而這些書成為永恒。

《尋找?蘇慧廉》

沈迦 著

溫州學人沈迦通過各種史料，沿著蘇慧廉的足跡，詳實地再現一位傳教士給近代中國留下的濃濃文化腳印。

綠茶

《無聲無光集》

第4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積極收(征)集反映云南民族民間文化的檔案史料

以阿昌族、布朗族、獨龍族等云南省特有少數民族檔案的征集工作為試點，逐步開展云南省25個少數民族，特別是15個云南特有少數民族的檔案征集工作。對于反映這些少數民族民風民俗、民間藝術、民間傳說等方面的檔案進行搶救性收集和征集，將各個民族的天文地理、語言文字、飲食服飾、婚姻習俗、音樂歌舞、傳統醫藥、手工技藝等檔案征集進館，建立云南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檔案資料數據庫，實現打造云南民族檔案品牌的新目標。

民族檔案遺產的搶救保護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云南省近年來已搶救少數民族古籍檔案3萬余冊，出版民族古籍檔案3000余種近6000冊。至2006年年底，全省收集搶救各民族口傳文化遺產約25000種，省民族古籍資料庫以平均每年征集入庫1000余卷(冊)古籍文書珍本和善本的速度發展，位居全國之首。省古籍辦通過走訪調查民間藝人和聽眾，經過歷時6年的編纂(2002―2008年)，成功搶救記錄了包括漢族在內的云南26個民族無文字的口承文化，并陸續整理成冊。這套超過1000萬字的宏篇巨著名為《云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被譽為云南少數民族的“四庫全書”。全書分為《神話傳說卷》、《民間故事卷》、《史詩歌謠卷》三部六冊，共收錄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2.3萬余種。如此完整地收錄云南民族通過口耳相傳的民族史詩、傳說、神話等“無字文化”，在全國尚屬首創，其種類和數量均居全國第一。截至2008年，云南省檔案館已保存漢、彝、傣、藏，白、納西、拉祜、基諾、哈尼、傈傈、瑤等民族的各種載體的檔案572個全宗，105萬余卷(冊)，貝葉經、棉紙經、東巴經等一大批極具保存價值、富有民族特色的檔案資料被征集進館。省館已著手與省文化廳、文物局聯合開展對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的接收征集工作，各州市、縣級檔案館也將此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逐步推進實施。迪慶藏學研究院收集保存有《格薩爾王傳》手抄本和刻本30余部，各寺院均珍藏有金汁、銀汁、朱砂書寫的藏文《大藏經》及其他木刻、手抄典籍。還有文書檔案1400余件，以“格子石碑”為最早的石碑銘文等，現已搶救藏文文書1000余種。

全省各地州市縣的民族檔案工作各具特色

如大理州突出南詔大理文化與白族檔案史料，近年又致力于大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影像資料庫的開發利用；楚雄州突出畢摩文化與彝族檔案文獻-麗江市突出東巴文化與納西族東巴經檔案，尤其是東巴藝術檔案的開發利用-迪慶州突出藏文歷史檔案；西雙版納州突出貝葉文化與傣文貝葉經檔案；紅河州突出哈尼族譜牒檔案；文山州突出壯族口述檔案；曲靖市突出爨文化與爨碑檔案；石林縣突出阿詩瑪文化與阿詩瑪原始資料等，均取得相應的社會效益。

云南少數民族口述歷史檔案的搶救保護已正式啟動

根據2009年10月中新雙方簽署的《新加坡國家檔案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云南省檔案局口述歷史合作項目》備忘錄，2010年7月20日，中國國家檔案局與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合作項目之一――搶救保護云南少數民族口述歷史檔案培訓班在昆明舉辦，新加坡國家檔案館館長畢觀華、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口述部主任賴素春分別對云南全省200余名檔案工作者、學者進行專業知識和技能、口述歷史方法學的培訓。搶救保存云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口述歷史計劃正式啟動，云南將分享新加坡在保存少數族群和民間歌謠方面的經驗，并于2010―2011年聯合開展阿昌族、布朗族、獨龍族、拉祜族4個云南獨有少數民族口述歷史檔案的搶救保護試點工作，通過對這4個民族的文化研究者、文化傳承人、民間能工巧匠的訪談，記錄與這4個民族相關的語言文化、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生產方式、技術技藝、社會習俗、節慶風俗、社會組織、文學藝術、民間傳說、天文歷法、民族醫藥、衣著服飾、建筑風格、飲食文化、交通工具、民族工藝等方面的口述歷史檔案。在條件成熟時，逐步建立以云南15個獨有少數民族為重點，涵蓋云南25個少數民族，充分體現民族性、時代性、群眾性、文化性和富有云南特色的少數民族口述歷史檔案資源體系，探索中國少數民族口述歷史檔案搶救保護的方法和途徑，培養一批搶救保護口述歷史檔案的人才，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保持與維護，推動各民族傳統文化的相互交流與和諧共存，促進各民族的團結進步與繁榮發展，維護邊疆穩定。目前，阿昌族的歷史檔案搶救工作進展順利，已走訪采集了5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檔案資料，征集到阿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刀王”項老賽煅制戶撒刀過程錄像資料及阿昌族銀器制作過程影視資料；征集到保存50多年的阿昌族女性服飾1套、部分反映阿昌族生產、生活、民居和民族標志等的照片、文獻資料，其中還有一本珍貴的祖傳手抄宣紙線裝阿昌族文字古書(未翻譯)。

云南少數民族聲像檔案資源的整合利用獨樹一幟

云南被譽為“紀錄片資源的王國”，在這片以自然和人文多樣性著稱的土地上，少數民族原生態影像文化豐富多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拍攝的經典“民社片”中，有9部是在云南拍攝的。從1987年至今20多年來，云南省許多影視機構、大專院校和科研部門記錄、創作、攝制、保存和積累了大量反映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像信息資料，內容涉及云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生產勞動、婚喪習俗、宗教禮儀等各個方面，是一筆不可多得的文化資產。云南音像資料館現已收藏各類型的聲像檔案4000余本。云南音像出版社已先后出版700多個盒號的原聲帶，200多個片號的錄像節目及400多個版號的CD、VCD、DVD碟片，發行總量超過6000萬盒(盤)；發行有線電視節目近15萬本、30萬集。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地方民族文化影像資源一枝獨秀，不僅有多年積淀的影像文化傳統和豐富的館藏資源，而且建立了云南首個以影像收藏為主的博物館――云南大理國際影像博物館。大理白族自治州圖書館藏有大理地方民族及旅游聲像資料160余種，大理學院圖書館藏有大理地方民族及旅游聲像資料110余種，大理廣播、電視、新聞、文化藝術社團等單位的資料室，也藏有部分大理民族及旅游聲像資料，以及自制的大理民族錄音、錄

像、光盤資料百余種。云南少數民族原生態影像文化信息資源具有鮮活的歷史檔案價值，有些是瀕危和亟待搶救的、稀少的地域性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影像資源，多數尚未公開出版發行，其資源建設與開發的前景十分看好。

充分挖掘優勢資源，編輯出版各種民族檔案編研成果

2001年麗江東巴文化研究院翻譯整理出版了長達5000多萬字的《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百卷千冊本，被稱為“曠古一絕，世紀豐碑”，政府為此投入了500萬元，其規模之大堪稱全國第一。2003年9月以它為基礎申報的納西東巴古籍文獻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2002年又啟動了史無前例的貝葉經整理出版工程，由西雙版納州政府投資800多萬元，打造傣族文化的“萬有文庫”和“百科全書”，并于2010年4月出齊多達100集的《中國貝葉經全集》。2005年，投資1000萬元的《彝族畢摩經典譯注》100卷工程啟動，目前已交稿70卷，審定52卷，其中前40卷已編譯出版。此書是中國乃至世界第一部畢摩文化遺產巨著，被譽為“彝族四庫全書”。《大理叢書》編委會擬將自上古以來的大理地區歷史文化之精粹，分編為《金石篇》、《佛經篇》、《藝術篇》、《方志篇》、《建筑篇》、《考古文物篇》、《本主篇》、《族譜篇》、《史籍篇》、《民俗篇》十大專輯約100冊，大理州檔案館參與編輯出版了《金石篇》，《族譜篇》等，這是一項整理大理地方文獻的系統工程，被譽為“白族的永樂大典”。迪慶州藏學研究院先后翻譯出版了《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所存和藏事檔案史料目錄》、《中甸藏文歷史檔案資料匯編》、《格薩爾-加嶺傳奇》等數十部藏文圖書。

第5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第一次見到她是2011年，其時她正帶著西班牙經濟學教授Inaki滿中國跑，在北大、中大、香港理工大學演講，“推銷”蒙德拉貢合作社的社會經濟實踐經驗。第二年，又聞說她在北京折騰社會經濟論壇。

似乎不易理解，這個從“資本主義的”香港來的學者，卻對社會主義有著異乎尋常的執著，并批評“沒有經濟民主作為基礎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不徹底的民主”。

她還有個“怪僻”，對跟隨她讀碩士、博士的學生有個不成文“規矩”—不允許他們畢業后呆在高校的學術殿堂里，把他們通通“趕”下去，回內地當基層干部、辦NGO。

事實上，她自己呆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田野”。聞知我要約訪她，一位記者咋呼著說，“她一定不簡單”—這位記者曾聽她學生說，去年他們去做塵肺病調研，貧窮鄉村土房子條件太差，為了涼快點，晚上她直接躺倒在泥土地上睡，由是生出驚嘆，“什么教授能睡土地板啊！” 從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礦工人，潘毅的關注點始終著眼在中國內地工人問題上，這樣的課題不要說在香港學術界根本沒人感興趣，上世紀90年代即使在中國內地也少人問津。

她是潘毅，一個接地氣的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 不走尋常路

你要是問潘毅，“在香港學術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會興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種榮耀。

她當然有在學術主流中揚名立萬的資本。在極其崇尚精英主義的香港，她的學術道路順遂得連自己都感嘆：1998年于倫敦大學完成人類學博士學位即進入香港科技大學任教；2005年因《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下稱《中國女工》）一書獲得被譽為“社會學界奧斯卡獎”的米爾斯（C. Wright Mills）獎；剛剛40歲出頭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學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輕有為。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于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她就隱約意識到，自己將來可能不會走一條主流的學術道路。

與那些安安穩穩呆在學術殿堂里的學者不一樣，潘毅個子雖小，卻特能折騰。你要是突然給她打個電話，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聽故事，要么在塵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東北煤礦把自己鬧得灰頭土臉。“我相信‘現實社會的復雜性大于理論’，理論是由復雜的社會現實抽象出來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會進行調研。”她反對很多學者“理論先行，然后套入現實社會”的方式。

《中國女工》是她因關注中國工人問題嶄露頭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內地建筑行業，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學生，在建筑工地調研，在媒體撰文、大量調研報告，質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學者調研，目的是做出學術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剛剛開始。她的調研報告均成系列：新鮮出爐，先到處聯絡媒體和網絡，向公眾；然后她會關注問題有沒有改善，于是再去調研、報告。甚至同時發起社會行動、成立NGO，直接推動問題的解決。

較為完整地觀察她，會發現一條“調研-通過媒體施壓-社會行動/成立NGO-再調研-再施壓”的脈絡。她非常喜歡媒體，喜歡到一個記者跟她說話時完全嗅不到學者式的矜持。聽到特別有價值的問題時，她還會興奮地拍桌子，笑得牙齒露出來，眼睛看不見了，說，“對對對，這個你寫，這個你寫。”

她有一股韌勁，一旦盯上了某個認為不對勁的問題，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發生員工連環跳樓事件，她與內地、臺灣學者聯合，成立學者調研團隊，做出一份超過7萬字的調查報告，列舉了富士康“六宗罪”：濫用學生工、生產體制充滿規訓與懲罰、工人生活空間被多重擠壓、缺乏勞動保護且瞞報工傷、陌生冰冷的朋輩關系、工會形同虛設。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們又針對“富士康是否在內遷廠區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條件”進行第二次調研，這次潘毅要求部分學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內部，親身體驗一個多月的打工生活。兩個月后，第二份調研報告出爐。

轉眼間3年過去，社會關于富士康的討論雖然尚未停止，但各方關注無疑已經漸漸冷淡下來。唯在潘毅這里并非如此，她和學生們仍默默地活躍在富士康周圍：調查、監督，為工人提供服務、培訓。還有一些零散的調研結果出來，以致有媒體編輯說，“現在最怕聽潘老師提富士康”—新聞熱度確實過去了，但又知她的滿腔義憤，不忍潑她冷水。

從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礦工人，潘毅的關注點始終著眼在中國內地工人問題上，這樣的課題不要說在香港學術界根本沒人感興趣，上世紀90年代即使在中國內地也少人問津。作為一個民間學者，她的犬齒不算太鋒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傷筋動骨，但只要問題一天不解決，她會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業和政府部門如芒在背，不得安寧。這種主動與媒體交好和“死纏爛打”的風格，也與香港學術界的精英主義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風格更像NGO。”另一位媒體人說。 反精英

在潘毅看來，她之所以變得“另類”，與她的成長經歷不無關系。

“我在內地出生，小學4年級才移民香港，把很多早期社會主義的記憶帶到了香港。”因為新移民身份，她既看到香港繁榮的一面，也看到了社會的分化。“在這里出身很重要，中產家庭的下一代會一直保持相應的生活水準，沒錢的人則再過幾代都不可能買到房子，有錢人和窮人生活的社區完全隔離，幾乎不可能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

“香港也不是所謂福利的天堂。財富被壟斷在少部分人手里。當一個公務員、一個大學老師，你可以過中產以上生活，買樓，送孩子到國外讀書。但普通人呢，沒有失業金，沒有養老金，最低工資也是近兩年才出現的。”

潘毅并不是這種社會體制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本是個不大不小的“既得利益者”：雖是新移民，家庭條件卻相對富裕，自己又是被視為精英階層的高校教授。但她厭惡從這樣的社會分化中獲益。

“我是一個非常反精英的人。”她說，在香港和英國，親眼目睹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結果，內心非常失望，因此對曾經生活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定想象。然而，當她真正踏足中國內地，襲來的是別樣的感受。

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正值大批港臺企業將生產線往大陸轉移，正在念大學的她跟著師兄師姐到珠三角早期工廠調研，發現“一件衣服在香港賣5000元，工人每月只有一兩百元工資”；工人被要求住在工廠，窗戶裝上密密的鐵欄，防止他們偷了東西往外扔；“工廠經常發生火災，他們無法逃生，一次就燒死七八十人”。

她震驚了，難以理解：“為什么我們要（為市場經濟）付出這樣的代價，這種付出是否必要？”后來，她撰寫博士論文，自然而然選擇了“中國女工”為課題，且在珠三角的工廠呆了七八個月，與“打工妹”們同吃同住，跟著她們探親訪友、回鄉過年，同時，看著她們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工傷、懷孕、墮胎、自殺……

這次刻骨銘心的田野調查，奠定了她后來“劍走偏鋒”的學術方向。

“我不能接受，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允許自己的工人一天工作14個小時，沒有周末，一間集體宿舍住著幾十名工人，一把火就把他們燒死。”總是笑瞇瞇的她罕有地露出交織著悲傷和憤怒的表情。

“我比其他知識分子更早看到工人所面臨的處境，或者說階級矛盾的問題。”當她這么說的時候，非關炫耀，有的怕是孤獨與憂傷。

從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她一再找其他學者探討，漸漸明白彼此分歧所在。“香港是資本主義的天堂，大學教授在這里享有地位和資源優勢，大部分人都不會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有所質疑。內地學者則往往對資本主義社會諸如‘美國夢’懷有向往。他們認為，當時的種種問題只是‘陣痛’，是因為市場經濟還不成熟、監管不力，如果繼續開放市場，問題就解決了。”

“然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經驗告訴我并不是這樣的。香港夠成熟了吧？現在中國內地的社會矛盾，就是當年香港的矛盾。” “我無法站在高處看別人的痛苦”

“怎么辦？社會主義！”潘毅說。但她絕不承認自己是“左派”。“左派人士寄希望于上層人士的改革”，她恰恰相反，對官僚架構和公知群體均不抱希望。

她辦公室的書架上，放著四五個版本的《中國女工》，書的原版是英文，2005年出版后被譯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波蘭文、中文出版發行。然而鮮少有人知道，這本書1997年就寫完了，被她擱在一旁，一直到需要參評科大終身聘用制資格時，才不得已發表。

原因是，她“不知道這本書寫給誰看”。“寫書的時候，用了在當時很前衛的后現論”，完稿，她即反思：這樣的書，學術圈看了有用嗎？女工們呢，根本看不懂。“成名作”的寫作在她看來是極不成功的。

醞釀這本書的1996年，潘毅和同學完成中國女工調研項目后，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務中心”，即現在“女工關懷”的前身，這是中國內地早期勞工NGO的雛形。此后，潘毅每做一個工人群體的調研，都會成立相關的NGO，為該群體服務、培訓，力求提升其自我保護和維權意識等基本素質。而服務于這些NGO的，多為她的學生。

“做完學術調研，我會感到很內疚，接受不了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看到了別人的痛苦，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離開。”她也不允許自己的學生這樣做，“我要求他們畢業后全部去基層工作，有這個共識，才來跟我。”

博士生梁自存來自中國內地，原來在清華大學讀碩士，隨潘毅做過一些調研，就鐵了心要跟她。我們見面的時候，攝影師正在替潘毅拍照，他“撲哧”一聲笑，“還以為誰在拍婚紗照呢。”潘毅指著他嚷嚷：“這個學生很壞！”

大男生眼里的潘毅亦師亦友，“她待人完全平等，生活中你不會把她看成老師”，但內心的尊重并不稍減分毫。潘毅跑過來反駁，“哪里平等，他經常欺負我。”我們趕她走，她又“蹬蹬蹬”跑開了。

讀研時，梁自存曾想到高校任教，現在完全改變了主意，打算畢業后回內地成立勞工NGO。這條路已有很多師兄師姐走過—近四五年，潘毅沒有招過一個香港學生，追隨她的都是來自中國內地，愿意在社會底層服務的青年。

第6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旅游影響；感知與態度；相關分析

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是用來測量旅游行為主體對旅游發展支持與否、滿意與否的問題所持有的某種持久傾向性。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可以反映出旅游行為主體與農村社區旅游發展的和諧狀態，從而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行為主體與農村社區旅游發展的矛盾所在。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主要是測量農業旅游社區居民與農業旅游發展的一種和諧程度，本文以長沙縣黃興鎮的四個村為例，通過對農業旅游區農村居民的旅游發展態度與滿意度的調查，對農村居民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態度和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能夠及時地發現農業旅游開發過程中農村居民與旅游發展的矛盾，更好地為開發農業旅游和構建和諧旅游社區服務，從而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 設。

一、 研究方法

1.問卷設計

本文把黃興鎮的藍田新村、黃興新村、榮河新村和鹿芝嶺村共四個村作為研究地，通過問卷調查獲取相關信息，每村各200份問卷，共800份問卷。問卷中設計3個變量(題項)，分別是：①沒有從中受益，經營旅游企業(個人)受益多；②對本村旅游開發總體感到滿意；③總的來說，發展休閑農業旅游對我們是有利的。每個變量采用李克特(Likert)5點量表來度量，1分到5分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數據分析

為了使研究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13.0統計軟件對調查地居民的調查問卷進行數據處理分析；采用皮爾遜（Pearson）積差雙變量相關分析法來測量和考察農業旅游社區農村居民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態度和滿意度的關系。

二、調查結果分析

通過對四村調查問卷進行統計發現：藍田新村、黃興新村、榮河新村、鹿芝嶺村對題項1的感知均值分別為3.07、3.05、2.45、3.43，對題項2的感知均值分別為4.48、4.26、3.77、3.56，對題項3的感知均值分別為4.20、4.10、3.55、3.19。從題項1的感知均值比較來看，藍田新村和黃興新村的居民對旅游發展受益少的感知不強烈，基本持中立的態度；榮河新村的居民對此項的感知比藍田新村和黃興新村的居民稍強烈，說明三個村的居民基本都能從旅游開發中獲益；而鹿芝嶺村居民對此項的感知較強烈，傾向于同意，說明鹿芝嶺村的居民還未能從旅游開發中獲益。這些都與旅游發展的實際情況相符。從題項2的感知均值比較來看，四村居民對旅游發展都表示支持，并且基本上呈現出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對旅游發展的支持程度也越高。從題項3的感知均值比較來看，除了鹿芝嶺村居民對旅游發展滿意度感知不強外，其他三個已經進行旅游開發的村的居民對旅游發展滿意度的感知強度根據旅游發展水平逐漸增強。

總的說來，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滿意度就越高。這一研究結果只適合于處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階段的旅游社區。根據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知道，社區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會隨著旅游地的發展而逐漸變得消極。阿克斯和瑞安等人研究發現：處于初級階段的旅游地居民對旅游的態度比旅游成熟地居民的態度更為積極。本文的結論和以上學者的結論基本相似：處于旅游發展初級階段的旅游社區，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滿意度越高。

三、居民對旅游影響及發展的感知與態度的關系

相關分析是研究變量間密切程度的一種常用統計方法。在相關關系的情況下，當一個或幾個相互聯系的變量取一定的值時，與之相應的另一變量的值雖然不確定，但它仍然按某種規律在一定范圍內變化。本文采用皮爾遜（Pearson）積差雙變量相關分析探討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與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和滿意度之間的關系。下表是“旅游經濟正面影響”、“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旅游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旅游生態正面影響”、“旅游生態負面影響”與旅游發展態度和滿意度之間的相關系數。

從表中的相關系數來看，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的正面影響與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489、0.474、0.479，與旅游發展滿意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65、0.301、0.528，這表明：旅游經濟正面影響、旅游社會文化正面影響、旅游生態正面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和旅游發展滿意度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意味著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旅游發展的滿意度就越高。相比較而言，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正面影響感知與居民的旅游發展支持態度的關系程度三者之間相差不大，但是，旅游生態正面影響的感知比旅游經濟、旅游社會文化正面影響的感知與居民旅游發展滿意度的關系更強。

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成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旅游發展滿意度成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與旅游發展的不支持態度無顯著相關關系。這也意味著對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感知程度越高，社區居民對旅游發展越支持，旅游發展的滿意度越高。說明社區居民為了支持本社區旅游發展，往往故意忽略或回避旅游經濟負面影響。這個研究結果不僅證實了皮杜1995年的研究結論：居民對經濟的正負面影響感知與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都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和國內研究者盧小麗的研究結果類似；而且還發現，旅游經濟負面影響感知和居民旅游發展滿意度有微弱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旅游經濟負面影響并不是影響居民旅游發展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旅游生態負面影響感知與旅游發展的不支持態度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和旅游發展滿意度無顯著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對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和旅游生態負面影響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對旅游發展越不支持；旅游社會文化負面影響和旅游生態負面影響與居民的旅游發展滿意度之間并沒有顯著的關系，這和一般的邏輯不相符，但是能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來解釋，處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社區居民，其對旅游發展關注的方面、旅游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和對旅游感知是動態變化的。現階段，黃興鎮的休閑農業旅游發展尚處于探索期，社區居民對旅游開發持有較高的支持意愿，對旅游開發中的負面影響的心理容量還很大，所以，往往只關注旅游的正面影響而有意忽略旅游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和旅游生態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1]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01-104.

[2]朱建平,殷瑞飛.SPSS在統計分析中的應用[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155-156.

第7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古村落；風水；古村落保護；安義古村；江西

【 abstract 】 due to the lack of 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theory, the existing protection planning too much concentration on the scope of the residential gathered, and neglected the ancient villag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eng shui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y the ancient village construction, it contains the ancients wisdom,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 guiding idea and work methods in now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Yi ancient village, for example, from the theory of feng shui, the ancient village put forward protec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ancient village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 key words 】 the ancient village; Feng shui; 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AnYi ancient village; jiangxi

中圖分類號：[F29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前言

古村落又稱名村。一般是指“至今保留古樸民風、傳統生活方式與歷史建筑的自然村落”；從村落保護角度看，古村落是指“歷史年代久遠，具有科學研究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且需要保護或已經受到保護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落”。

至今，江西省內1293個鄉、鎮的15303個村中還保存著眾多原生態的古村落。（黃浩，《江西民居》）。

2我國古村落研究現狀

2.1研究歷程

我國古村落的研究最早發起于社會學領域。1980年代后的研究由建筑研究學者主導，重點是對于具有鮮明個性特點、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古村落的個案研究。進入1990年代，部分學者開始研究如何在旅游開發的同時保護好古村落的歷史文化遺產。

近年來，隨著大眾對歷史文化遺產認識的不斷提高，歷史文化名村的保護也進入新的時期。

2.2現狀古村落保護研究的不足

關于古村落的研究發展相對于中國現階段快速城市化進程而言較為滯后。已有保護規劃均較少涉及古村落周邊環境的保護或者周邊環境如何保護才更有效的問題。在這種由點及面的保護思路下，既便制定了保護規劃，仍有許多古村落個性語境逐漸消失，陷入到光華不再的尷尬境地。這其中有管理上的問題，也與規劃理念的缺失有關。

3風水理論在古村落保護中的借鑒

自唐宋以來，江西古村落建設主要受形勢派風水的影響。形勢派風水著重于村落選址與村落外部環境的護佑。分析傳統形勢派風水理論，結合目前古村保護規劃思路，提出江西古村落保護的幾點借鑒：

3.1江西古村落保護原則——“天人合一”

江西古村落基本處于偏遠地區，村鎮聚落一般都能保持傳統的舊貌，并與自然環境共處于統一和諧的關系之中，景觀也多富有變化。這種情況體現了人們傳統的意識和觀念——即尊重自然，不違“天命”——即“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風水）思想。

3.2江西古村落保護思路——由宏觀到微觀、整體到局部

縱觀中國風水理論形勢派發展，就相地而言，其注重用地的整體性把握，“基本形成了一套從區域到局部、從宏觀到微觀的選擇程序，這是一個以尋找生氣為目標多方面綜合的過程”。“其為說，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與現今單體建筑定位類似)，專注龍、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論”—— 王祎《青巖叢錄》。因此，可以判斷“定位向”即定向是目的，而“尋龍、察砂、理水、定穴”均是分析過程與操作措施。

3.3江西古村落保護標準——傳統自然美學標準

風水理論中古村落風水格局的選址布局除了“尋龍、察砂、理水、定穴、立向”的技術手段外，還需滿足審美體系的要求。簡而言之，技術手段只是單個考核指標，這些單個指標能否組合成一個“聚集生氣”的整體環境，還需以審美的眼光評價山水形勢的吉兇，將吉兇與景觀的美丑聯系起來，是風水評價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手段。即體現生命之美、人倫之美、靈活變通的和諧之美、意境之美。

4江西安義古村落保護策略

安義古村落保護范圍應選取最有利于古村“藏風聚氣”、生態系統較為完善的區域。此區域北至毛崗北端，南至赤崗南端，東至梅嶺羅漢峰，西至南潦河與九嶺山余脈，總用地面積約10k㎡。

最早在安義古村保護的目的既是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又是為古村落可持續發展道路指明方向。其保護可以總結為“內外并舉，軟硬兼優”八個字。“內外有別”是指兩個層面：一是古村外部環境的整治，二是古村內環境的整治；“軟硬兼優”是指營造兩種環境：一是硬件營造即對古村空間進行重塑，二是軟件營造即對古村文化進行修復。

根據風水格局理論，古村落選址建設設包括：龍、砂、水、穴、向五個方面；其中，外部環境主要包括：龍、砂、水三個方面，真正涉及古村內部環境的主要為穴、向兩個方面。這里要強調的是，古村保護規劃既要講求現代語境，但同時又要與傳統文化契合，因此，除了古村落環境外，必須強調 “人”的活動的引導。筆者將古村的管理政策與居民素質的提升放在內部環境（也是軟環境）整治中進行表述，以體現“天人合一”的思想。

4.1古村落外部環境的保護策略

（1）“龍”的保護

將梅嶺的保護納入《梅嶺——滕王閣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之中，明確禁止亂砍亂伐，采石取土等行為，古村的龍脈將得到有效保護。

（2）“砂”的修復

必須通過劃定綠線的方式將山體控制起來，然后采取退耕還林政策，還原赤崗蜿轉騰挪的氣勢以及毛崗墩實厚重的山形。

（3）“水”的治理與改造

在京臺村以西100m左右規劃一人工湖，一則聚集潦河地氣，二則匯聚羅田水庫及周邊丘陵地表水，由此營造“交鎖織結”的水勢，形成良好的景觀水面，三則可打造古村落較佳觀賞點。為有效控制水道、水質，必要時可在潦河沿線劃定藍線進行開發控制。

4.2古村落內部環境的保護策略

（1）“穴”的調整

①為了確保古村環境、展現古村風貌，需對古村建設范圍進行劃定，參考風水中“百尺為形，千尺為勢”的尺度標準，對古村規模進行限制。

②為展現安義古村景區風貌，在條件成熟的情形下，對現代居民住宅進行拆除，統一在村外另辟區域進行安置，村內建設須與古村現存建筑風貌統一，并頒布古村規劃建設標準。

③為了恢復生態、限制村內用地開發，為體現古村風貌，還需在風水格局范圍內劃定限制建設區。

（2）“向”的重塑

在現有布局的基礎上，結合舊有建筑改造與公共空間建設的契機，重點打造“天心十道”兩條軸線：一是羅田崗至九嶺山青溪壟的橫向軸線，二是赤崗至毛崗的縱向軸線。

（3）“人”的提升

根據“天人合一”的風水思想，人是環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行為必須與生活環境和諧、統一。培養古村落居民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技能，逐步轉變其生活觀念與生產方式。

5結論

本文以安義古村為例，提出古村保護策略：首先遵循“天人合一”的古村落保護原則，解決古村落三個主要矛盾：村民與古宅之間、村民與旅游公司之間、村民生產與古村落周邊環境之間的矛盾，提出將村民生產與部分生活功能遷出古村，將村民傳統的生產勞作轉化為提供旅游服務，將古宅作為旅游資產入股旅游公司的策略，較好地化解上述矛盾。其次，針對現狀古村格局面臨的問題，筆者按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的古村落保護思路，分析和梳理古村落格局存在的問題以及提出解決的策略。第三，在古村格局修復過程中，筆者采用風水理論的美學標準與“喝形”方法，提出植被修復、在村口修建景觀匯水池等策略，從而恢復古村“生氣”，展現古村原有生活風貌與生態特色。上述可知，風水理論有效拓展了古村落保護的解決途徑。

參考文獻

鄢澤兵，萬艷華.淺議“風水”的生態思想和生態實踐.華中科技大學.

王其亨.風水理論研究[M] .天津大學出版社.2005（第2版）

黃浩.《江西民居》.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8

第8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奧爾波特在克利夫蘭接受了中學教育，雖然在同年級的100個學生中排名第二，但他并不認為自己具有卓越創造力。1915年他考入哈佛大學，主修哲學和經濟學，選修心理學和社會倫理學，后者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19年，奧爾波特以優異成績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羅伯特大學教授英語和社會學。1920年回到哈佛，1921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1922年獲得心理學哲學博士學位，他撰寫的博士論文是《適用于社會診斷問題的人格特質實驗研究》。從選題看，奧爾波特遠離了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而是討論了尚處于萌芽階段的特質理論，這也許是美國大學中第一個關于此主題的論文，他也注定將成為一名拓荒者。從1924年起，奧爾波特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開設了美國最早的人格心理學課程。此后，除了1926年到1930年在達特茅斯大學作為助理教授外，他的整個學術生涯都是在哈佛大學度過的，其學術資歷發展脈絡為：1930—1936年任助理教授，1936—1942年任副教授，1942—1967年任教授。 

奧爾波特一生都致力于改進關于“人是什么”的概念。他于1937年出版的《人格：一種心理學的解釋》（Personality：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成為人格心理學獨立的標志；1961年出版了關于人格最重要的著作《人格的類型和成長》（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其他論著還包括《個人與信仰》、《偏見的本質》和《謠言心理學》等。 

奧爾波特在有生之年曾獲得過許多榮譽。1939年，他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63年，榮獲美國心理學會金質獎；1964年，榮獲美國心理學會杰出科學貢獻獎。1967年10月9日，奧爾波特因肺癌去世，這一天距他70歲的生日還差1個月。 

一、奧爾波特建構人格理論的背景 

奧爾波特反對精神分析過于強調無意識，他認為一個健康人具有理性觀念和意識功能，他們活動的力量完全是能意識到的、可以控制的，而潛意識只有對偏態、變態的人才會發生作用。奧爾波特也反對精神分析以病態人格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做法，在他眼里正常與不正常并非是連續的序列，而是截然不同的類型。因此，奧爾波特選擇健康成人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很少涉及精神病人，他的人格理論體系是面向健康人的。奧爾波特還反對精神分析對童年經驗的夸大，他強調的是當下，是此時此刻的影響。盡管他同意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對幼年期的行為動機有相當的解釋力，但他不相信本能論可以解釋變化的、即時性的大多數成人的動機。這是奧爾波特建構健康人格理論的認知基礎。 

奧爾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論得以形成，還源于他對早期行為主義的批判。行為主義作為一種刺激—反應心理學，將人格視為一切動作的總和，是各種習慣的最后產物，這點為奧爾波特極力反對。他拒絕將人看作一個純粹的“反應”機器，相反，他認為人類可以更為積極，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主動的，是受到自己的意圖和價值觀所驅使的。雖身處行為主義關于機械、被動和回歸驅力的觀點盛行的年代，奧爾波特仍堅持認為意識是心理學研究的主要目標，特質是人格的元素。行為主義認為個體行為僅產生于很少幾種基本的內驅力或需求，而奧爾波特提出的動機的“機能自主”則打破了這樣的信念，他重視自我的功能，并提出自我發展的階段理論。這是奧爾波特建構健康人格理論的行為基礎。 

此外，奧爾波特深受“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響，他從詹姆斯那里繼承了人文主義和折衷主義，不但關注自我，關注意識，在解釋不同層面的心理狀態時，還應用各種心理學理論，博采眾長，甚至能應用哲學和文學的材料。奧爾波特的健康人格理論還得益于早期形成的人本主義、存在主義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強調人的潛能發展，人的獨特性、尊嚴與價值，強調此時此地對人的影響；強調整體和意識經驗，關注現象場，重視對現象場的直接描述，反對任何將整體拆分成部分的還原主義研究趨向。毫無疑問，奧爾波特從中汲取了理論建構所需的各種養料。 

二、奧爾波特的健康人格心理學 

（一）對人格的界定 

奧爾波特在追溯人格術語歷史后，又詮釋了在神學、哲學、心理學、法律、社會學等領域的49個人格定義，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第50個定義。他在1937年的《人格：心理學的解釋》一書中，給出了后來得到多數心理學家推崇的定義，“人格是個體內部決定個人獨特的順應環境的心身系統中的動力結構”。后來在其1961年的《人格的類型與成長》一書中，又把上述定義中的“決定個人獨特的順應環境”改為“決定具有個人特質的行為和思想”，進一步說明了人的行為不僅僅是適應環境，而且影響環境，使之適應人們的需要。奧爾波特的這個定義，強調了人格的獨特性，世界上絕不會存在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了解某個特殊個體的唯一途徑就是研究這個特殊的人；同時也強調了人格的整合性，人格是一個心身系統，并具有推動和引領個體行為的動力作用。于是，注重研究個體而不注重研究制約人類的規律，成為貫穿于奧爾波特研究活動始終的主題。 

（二）人格的發展階段 

奧爾波特的人格發展階段觀點就是他所提出的關于自我統一體的形成過程。他把人格定義為一種“動力組織”，并把它命名為“自我統一體”，即人們認為生活中那些溫暖的、核心的和重要的行為和特征。自我統一體是人格統一的根源，是人格特質的統帥，包括個體認為對自我認同和自我提高至關重要的那些生活組成部分，也包括一個人的價值觀以及與個人信念一致的、屬于個人所有的良知。他認為，完善的自我統一體機能即人格，從出生到成年，需要經歷八個階段的發展才能實現：軀體自我感（1歲）；自我認同（2歲）；自我增強（3歲）；自我延伸（4歲）；自我映像（4-6歲）；理性運用者（6-12歲）；追求自我統一體（12歲至青春期）；理解者自我（成年）。　（三）健康人格的基本觀點 

奧爾波特對人本主義和心理健康個體的關注先于馬斯洛。他強烈主張健康成人的人格原則，不能由動物園、兒童、過去或精神病患者的研究引申而來，所以他研究了大量機能成熟的健康成年人，提出了健康人格的六個標準，其觀點與人本主義自我實現的觀點十分相似。事實上，奧爾波特也在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著自己就是一個心理健康的成年人。 

1.自我擴展的能力。健康的成人有很多朋友和愛好，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范圍極廣。他們不以自我為中心，積極參與解決一些與自己無關的問題和活動。他們對工作、游戲與交往有非自我中心的興趣，并且家庭、社會和精神生活對他們很重要。 

2.與他人關系融洽。健康的成人有能力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系，富有同情心和友愛，沒有占有欲和嫉妒心，能寬容自己與別人在價值觀上的差異。尊重別人，有健康的性態度，不會為了自己的滿足而侵犯他人的權利。他們能夠對他人表現出溫暖、理解和親近，可以容忍別人的不足與缺陷。 

3.情緒上有安全感或自我認可。健康的成人能忍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沖突和挫折，經得起各種不幸的遭遇。能耐受恐懼和不安全的情緒沖擊。并且，健康的成年人具有一個積極的自我映像，可以接納自己的各個方面，不受消極情緒的支配，能保持樂觀的態度。 

4.具有現實的知覺。健康的成人能夠準確、客觀地理解現實、接受現實，并不是根據自己的期望去看待事物。 

5.良好的自我意識。健康的成人對自己的優缺點十分清楚，能準確把握自己的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知道自己有什么、缺什么，能調整其相互關系。他們無須將自己的過失或弱點歸咎于他人，知道自己心中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的差異。并且，健康的人還有幽默感，能自嘲，很少靠攻擊或性方面的話題引人發笑。他們能覺察生活中不和諧的事情，無須偽裝或者故作姿態。 

6.統一的人生哲學。健康的成人有明確的人生目的。他們著眼于未來，對工作有使命感，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三、奧爾波特健康人格理論的貢獻與局限 

奧爾波特對人本主義心理學作出了杰出貢獻。他認為自我是個體人格一致性、動機、記憶連續性的基礎，這種自我心理學與弗洛伊德以患者和病人為研究對象，以探索潛意識為主的觀點完全不同；他強調以健康成年人為研究對象，強調研究意識、動機，重視生活目標和意義的追求，強調促進個人價值觀的建立。反對美國主流心理學中非人化和生物主義的情緒，為構建人本主義心理學理論奠定了基礎。人本主義心理學能發展成為脫離精神分析傳統、與行為主義對立的心理學的第三勢力，奧爾波特功不可沒。 

奧爾波特奠定了人格心理學在心理學大家庭中的地位。在奧爾波特之前，很少有心理學家能夠像他那樣對人格定義的表述字斟句酌，對以前人格定義的分類進行深入研究，竭盡全力地全面透視人格理論。他認為人格是心理學理所應當的研究主題。奧爾波特是美國第一個開設人格心理學課程的心理學家，也是美國第一部人格心理學教科書的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清晰的思維、精煉的語言，成為未來理論家效仿的典范。特別是在1929年的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大會上，他發表了論文《什么是人格特質》，提出將特質作為人格的基本單位。他的理論觀點對于后來的人格心理學研究，如卡特爾的16PF、大五人格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必須承認，奧爾波特的理論沒有將許多已知的有關人格的知識整合進來，也沒有對無意識動機驅動的行為、次級驅力所激發的行為做出足夠的解釋；他對人格的理解只是一個狹窄的角度，即僅僅對幾種動機做出了解釋。雖然他充分描述了心理健康成人的機能自主動機，但是他并沒有對兒童的動機、神經癥和精神病患者的動機做出解釋，也沒有對普通成年人的動機做出分析。他沒有分析神經癥和精神病患者的動機是如何形成的，也沒有討論什么會妨礙一個人成為心理健康的人，沒有提出如何能夠成為機能自主的人。雖然他勇敢地反對精神分析和行為主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些觀點確實過于偏頗。 

（1）把人和動物、常態和變態、兒童和成人完全對立起來，對于它們之間的連續性和同一性則缺乏研究。可以說，他割裂了它們之間的關系。 

（2）過于強調人格的獨特性，忽視了人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有人批評他不是一個科學家，因為科學家通常會用共同規律的研究方法去發現普遍的規律，而奧爾波特過于強調個案法，過于強調探尋特殊性。 

（3）過于強調意識和人格健康，忽視了潛意識和病理性人格，過分強調內在因素對行為的影響，忽視外在環境對行為的作用，忽視了人格的社會根源。 

第9篇：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 學習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學習領域內的表現，其對學習有重要影響，會通過影響個體的學習目標的確立及堅持性、歸因方式等方面而影響個體學業任務的完成。可以通過幫助個體制定合理的學習目標、樹立榜樣、正確歸因等方式鍛煉提高個體的學習自我效能感。

一、自我效能感與學習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班杜拉在《自我效能：關于行為變化的綜合理論》中最早提出的一種動機理論，是其社會學習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對本人實現某一特定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念，是人們對自己能否有效地進行某一行為的判斷（Bandura，1977），它能夠將影響行為的結果因素轉化為先行因素，從而對行為發生作用。

自我效能感涉及的不是工作和行為技能本身，而是個體對自己能否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工作或行為的自信程度。換言之，自我效能與你實際具有多少技能無關，而與你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達成某一目標有關。個體如果相信自己有能力達成某一目標，那么他就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反之就是具有較低的自我效能感。

近年來，自我效能感越來越受關注。諸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與個體的學習及身心健康密切相關。班杜拉認為自我效能感的高低，直接決定個體進行某種活動時的動機水平［1］。

學習自我效能感正是源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論，是自我效能感在學習領域內的表現，指個體在學習情景中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學習任務和進行具體學習活動的能力的自信程度［2］。是學習者對自己能否利用所擁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學習任務的自信程度的評價，是個體對控制自己學習行為和學習成績能力的一種主觀判斷［3］。簡言之，就是個體能否利用所擁有的學習策略去完成學習行為的自信程度。

學習自我效能感對學習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有關學習自我效能感的研究顯示，學習自我效能感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重要變量，它和學習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學者Jinks和Morgan（1996）曾對城市、郊區、農村不同地區不同類型學生自我效能感和學業成績之間的關系進行過研究，發現這兩者之間有顯著相關［4］。我國的楊心德、徐鐘庚和陳朝陽［5］、王凱榮、辛濤和李瓊［6］等人的研究也發現學習自我效能感對學生的學習成績有顯著的影響。

二、學習自我效能感對學習的影響機制

心理學家們的研究表明，學習自我效能感與個體的學習效果密切相關，在個體的學習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影響是多方面的［7］。

1.通過影響學習目標的確立及對目標的堅持性進而影響學習。

一般情況下，具有較高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會傾向于選擇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圍之內并且稍作努力便可以達成的任務，即使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也不會輕易退縮，而會努力想辦法去克服困難。所以個體的堅持性較強，會主動解決困難，因而最終能夠取得較好的成績。相比之下，具有較低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所選擇的學習任務往往太難或者太易，都會使他們缺乏學習興趣，使學習成績不理想。

2.通過影響個體的歸因方式進而影響學習。

學習自我效能感會影響到個體對學習結果的歸因。具有較高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個體往往會把成功解釋為自己能力比較強，而把失敗解釋為自己的努力不足，他們相信只要自己做出足夠的努力是一定能夠達到目標的。因此，面臨困難時，能夠努力尋找解決辦法，從而獲得成功［9］。而自我效能感低的個體則將失敗歸為缺乏能力，對成功也缺乏信心。

3.通過對學習行為的控制和調節進而影響學習。

具有較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往往能比較好地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來完成某項任務，并且能夠做到隨機應變，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實際的學習方法和策略，遇到困難時采取比較積極樂觀的態度。但是，具有較低自我效能感的個體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學習行為，注意力不夠集中，學習過程中若遇到困難往往會選擇退縮甚至放棄，因而往往感覺到學習的結果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圍之內。

4.通過影響個體對學習的行為選擇進而影響學習。

在學習過程中，個體隨時隨地都需要做出關于學習的決定和選擇，例如在不同的學習任務面前應運用何種學習方法和策略，如何合理地安排時間等。在具體的學習過程當中，個體一般傾向于選擇那些在他們能力范圍之內的任務，而不去選擇那些超過他們自身能力范圍的學習任務。因此，個人的學習和成長會受到任何影響人們選擇的因素的影響。在實際學習過程中，具有較高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可以幫助個體積極的學習行為的養成，從而使個體學習能力不斷提高。

三、啟示

1.幫助個體制定合理的學習目標。

所謂目標是指行為活動想要達到的境地或標準。合理的學習目標，有利于任務的完成和目標的實現，有利于個體體驗到成功的喜悅，從而提高自身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個體學習目標的確立應該遵守具體性、挑戰性和近期性三個原則。具體性為：應該根據個體的實際情況制定比較具體的、可以實際操作的學習目標。挑戰性為：所確定的目標一定要從自身的實際條件和能力出發，切忌盲目、好高騖遠。近期性為：應該首先確定長期努力的目標，之后將長期目標分成幾個短期的目標，使個體在每實現一個近期目標時都會體驗到成功的喜悅，從而使個體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得到有效的提高。

2.幫助個體對學習的成敗作正確的歸因。

個體的歸因方式是影響個體學習自我效能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個體傾向于把成功歸因于內部的、不可控因素，如能力，則可以使自己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增強。但是，如果個體傾向于把所獲得的學習上的成功歸因于外部的、不可控制因素，如運氣的好壞、任務的難易程度等，自己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就得不到增強。另外，如果把學習上的失敗歸因于內部的可控因素，如努力等，就會有利于自我效能感的增強。積極的歸因方式有助于個體形成較高的學習自我效能感，而消極的歸因方式容易形成較低的學習自我效能感。

為了幫助個體對成功和失敗進行積極歸因，可以對他們進行歸因方式的訓練。歸因訓練首先應該幫助個體認識自己的歸因方式，使個體認識到自己的歸因傾向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其次應該幫助個體了解不同的歸因方式對自己產生的不同影響。最后可以通過強化和示范，幫助個體形成正確的歸因方式。當個體進行積極歸因時，對其進行表揚或鼓勵，以增加其正確歸因行為出現的次數；當個體出現消極歸因時，向其指出并提供正確歸因的示范，幫助其糾正不良的歸因方式。

3.為個體樹立學習的榜樣。

個體的經驗可分為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兩種。直接經驗就是個體所親身經歷的成功或失敗，它是影響個體學習自我效能感的最重要因素。間接經驗是個體通過觀察他人的行為而獲得的經驗。當個體看到與自己在各方面比較類似的人在學習上遭到了失敗，個體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則往往會降低；當個體看到與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較類似的人在學習中取得了成功，認為自己也有能力完成同樣的任務，所以學習自我效能感就會增強。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若能為個體樹立或引導個體自己樹立一個學習榜樣，就能大大激發個體成功的勇氣。在實際學習過程中，可以分別為學生設立老師的榜樣和同學的榜樣。老師的榜樣就是讓個體從老師的言行舉止中感受到老師對學習的正確的理念和方法，從而以老師的學習自我效能感激發個體的學習自我效能感。學生的榜樣就是選擇能力相近的學生，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代表參與到課堂活動和競賽活動中來，讓各個能力層次的學生都有機會取得成功，使不同能力層次的個體可以從觀察與自己條件相似的個體的成功行為中提高自信心，從而增強自身的學習自我效能感。

4.讓個體體會更多的成功，從而幫助其樹立自信心。

個體自身的成功經驗是影響個體學習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讓個體獲得成功的體驗是培養個體學習自我效能感的有效方法。對于一個班級里的各種不同層次的學生，可以采用分層次教學的方法讓所有的學生都獲得成功的體驗。例如，教師可以分層布置作業，為學習能力較強的個體布置一些拔尖提高題；為學習能力中等的個體布置教材后面的鞏固練習題；為學習能力較差的個體布置一些難度較低的題目。通過這樣的分層次教學，不同層次的學生經過努力都能夠完成老師布置的對自己有一定挑戰性的作業，因此都能體驗到成功的快樂，從而增強自信心，提高學習自我效能感。

參考文獻：

［1］班杜拉.自我效能—控制的實施［M］.繆小春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3003.6.

［2］張大均.教育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邊玉芳.學習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編制與應用［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

［4］邊玉芳.學習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編制與應用［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3.1-2.

［5］楊心德，徐鐘庚，陳朝陽.初中生的自我有效感及其對學習目標的影響［J］.心理發展與教育，1993（3）：11-17.

［6］王凱榮，辛濤，李瓊.中個體自我效能感、歸因與學習成績關系的研究［J］.心理發展與教育，1999（4）：22.

［7］張敏，雷開春，張巧明.中個體學習效能感的特點研究［J］.心理科學，2005，28（5）：1148-1151.

［8］答會明.英語自我效能感問卷的編制及信效度檢驗［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6（6）：569-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