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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科學翻譯儒家思想文化傳播與時俱進
從16世紀~19世紀近300年時間里, 西學翻譯在中國歷史上掀起了兩次。16世紀末,耶穌教會士利馬竇等人來華翻譯和傳播天文、算學、地理、物理、水利等西學著述,掀起了西學東漸的第一次。到19世紀末的一段時間內,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潮被譯介到我國,于是近代西學東漸的第二次開始。在此期間科學翻譯作為西學東漸的媒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它所介紹的科學技術和思想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很大的沖擊,這個沖擊不是瞬間的而是持久的,其具體表現主要在思想意識和文化傳統等領域。
一、科學翻譯及其所承載的文化任務
科學翻譯是以傳達科學信息為主的翻譯活動,是譯者用譯語表達原語科學信息以求信息總量相似的思維活動和語際活動。科學翻譯在歷史上一般分為四個階段:漢晉至唐,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明末以前科學文獻翻譯的史料較少,這是由于長期的閉關政策造成的。到清末,朝廷設立現代外語學校等后中國人才開始自己翻譯科學書籍。隨著留學歐美與日本的大批留學生回國,外國人終于退出了我國的科學翻譯事業。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國際交往的進一步加強,翻譯事業方興未艾,科學翻譯的領域也由最初的自然科學翻譯擴大到其他更多實用性領域,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外事外貿等不以情感為主的非文藝領域。科學翻譯無疑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因為科學知識對人類社會思潮具有滲透作用。
1.“科學”的定義:“科學”(Science)是Any system of knowledge tha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and its phenomena and that entails unbiased observations and systematic experimentation. In general, a science involves a pursuit of knowledge covering general truths or the operations of fundamental laws. 這個定義告訴我們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物質世界及其現象,其研究方法是客觀的觀察和系統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普遍真理和基本法則。事實上,科學事業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徹底改變了有識之士的眼光和見解,引起了人類思想的更新,從而人類社會向更加理性和文明的方向發展。
2.翻譯的任務和目的:翻譯是按社會認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規則的符號系統之間傳遞信息的語言文化活動。這說明翻譯的作用是不同文化間的人們通過譯事活動彼此認識和了解對方社會與文化傳統,達到交流的目的。翻譯在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這個作用不是瞬間的而是深刻的,持久的。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科學和翻譯都承載著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大作用,而科學翻譯作為二者結合點對不同社會間科學文化的交流所起的媒介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二、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存在問題
根據文化傳播學的規律,只有勢能高的文化要素才能傳播到低的空間,且具有較大的動能和效應。中國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屬于高勢能文化還是低勢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影響中國傳統文化是本文關注的問題。
儒學是中國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響的學派。二千多年來,它以其浩瀚典籍構筑了中華文化學術的宏偉殿堂,又以其“經世致用”的精神而與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孔子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圣人,儒學成為中國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漢以前,孔子思想并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漢代以后,為了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確立了孔子及其學說在中國思想界的統治。此后,歷代統治者進一步神化孔子,提倡儒學,鞏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孔子的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哲學、文學、藝術、教育、史學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這種影響波及到東亞乃至全世界。儒學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而且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地改變其自身。社會變革對于儒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反之,儒學在其演變中又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變革。
博大的儒家文化使得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世界文化歷史上形成了一種強勢文化。清朝乾隆皇帝面對英國使節做出了這樣的回應:“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無。”所謂“天朝”和“外夷”正是儒家思想的正統觀念。直至西方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國門時,清政府卻毫無準備,最后喪權辱國,淪為殖民地。造成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與儒學的消極思想有極大的關系。儒學經過歷代的發展形成了較為復雜的派別體系,其中主要有程朱理學、陸王新學,也有漢學、宋學等派別,明清時期漢學派積極務實但勢力單薄,沒能形成較大的影響,客觀唯心主義的程朱理學和主觀唯心主義的陸王新學以及宋學派在統治階級士大夫階層占主導地位,他們蔑視一切自然科學,閉關鎖國,對國門外世界的發展毫無興趣,這對貌似龐大的清政府來說是一個致命的弱點。在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各國傳教士們千方百計,不失時機的用科學傳教的手段敲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便是高勢能文化中低勢能元素的體現。
因此,儒家思想使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常青不敗,并對其他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在16世紀前遠遠超過西方文明而形成了高勢能的文化;然而,就在高勢能文化中仍然存在著低勢能文化的元素,這種元素酷似阿喀流斯的腳踵成為致命的弱點。西方各國很早就從馬可?波羅的記載中對中華文明垂涎三尺,卻只能望文興嘆;當它們一旦注意到這種薄弱因素,便毫不猶豫地涌了進來。同時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隨之也傳入中國,在進步地士大夫中傳播開來并形成了一股新的社會思潮――這一切都是中外翻譯家們共同開創的新局面,科學翻譯成為其重要的途徑。
三、科學翻譯對儒家傳統思想的沖擊和影響
眾所周知,東方和西方的差別和沖突是久遠的和激烈的,思想文化沖突尤為突出。東方的含蓄與西方的奔放,東方的集體主義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等向來都是東西文化比較的主題。下面從三個方面來談一下科學翻譯對東方儒家文化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
1.變革與穩定。縱觀歐洲歷史,無論是時代的變遷還是思想的更新都是非常頻繁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聯合與爭斗給思想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因此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多元的:既有希臘羅馬文化元素,也有基督教文化元素,又有日爾曼文化元素,所有這些都為中世紀后新思潮的不斷出現打下了基礎。人文主義,理性的啟蒙思想,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都表明了歐洲思想具有變革性,而這種變革性給歐洲科學的發展帶來生機和活力。與此相反,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朝代的更替,但儒家文化的大一統思想是社會思想文化穩定的基礎。科學翻譯介紹的科學思想確實給明清時期的統治階層沖擊不小,有的視其為洪水猛獸,但有的卻認為是希望之光,這樣,一部分革命的力量就在穩定的環境中蓄積起來。西方列強的入侵打破了這種舊的秩序,使得西方新思想的有了發展的條件。此時被稱為“中國的馬丁?路德”的康有為力圖使儒學完成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性轉變,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變儒學為宗教。民國初年,他還發起成立孔教會,并要求國會定孔教為國教,而這一切又隨著帝制復辟失敗而告終。清朝后期部分經世文獻還附加“洋務”思想,足以反映當時的時代特色,亦可見清儒們也要順應時代潮流,與時俱進。
2.客觀與主觀。這里談論的主觀與客觀并不是嚴格的哲學意義上的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問題。前文在對科學的定義中提到“客觀(unbiased)”一詞,英語中與“objective”同義。在歐洲雖然天主教在中世紀把持一切,但當科學真正興起時它對世界的解釋顯得蒼白無力――這就是科學的力量所在,因為科學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客觀的。客觀和理性的結合使人們能夠更加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歐洲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與之相伴的理性的啟蒙運動使民主、平等和科學觀念深入人心。令人欣慰的是當歐洲的科學著作被譯介到中國后,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也介紹到古老的中國大地,給上層統治階級們提了個醒。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蔑視一切自然科學,缺乏客觀務實思想,主觀主義風靡一時,中國人在16世紀后變得無所作為,中國科技大大落后于歐洲。但隨著科學著作的譯介,一些仁人志士意識到要使中國強大,就得務實,因此介紹西學的學堂,軍械制造所等重要機構相繼建立起來,一些西方科技實物如大炮、望遠鏡、西洋樂器、照相機、物理化學器物、西洋建筑等也落戶中國。從此,中國人客觀務實的開始探索民族振興的道路。
3.近代與傳統。我們不妨從另一角度審視這種影響。歐洲歷史在中世紀后進入近代,歐洲人的思想從以神為中心(God-centered)轉移到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ered),開始強調世俗的興趣,人文主義又一次得到重視,有識之士為追求自身的解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直到《人權宣言》的發表。所有這些都有利于資本主義的成長,也為自然科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近代思想取代了封建思想(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們為何將 “中世紀”稱為“黑暗的時代”來區別自己所處的時代的原因)。而在同一歷史時期,中國仍然處于封建社會,“君權神授”以及“唯心理學”“八股取士”等封建思想禁錮著人們的頭腦,思想大大落后與西方。而此時的中國,在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猛烈撞擊下已發生亙古未有的巨變。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響,中國近代的啟蒙者重新審視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既批判傳統,又從傳統中汲取滋養;既藉助傳統了解其接觸到的西學,又以其了解和體悟的西學來對傳統做出重新詮釋。此后繼之而來的便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革命運動直到的到來,求其源,我們決不能忽視科學翻譯的重大作用。
關鍵詞:儒學 法律思想 司法實踐
一、儒學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
(一)對法律指導思想的影響
先秦時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繼承和發展了西周以來“禮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維護禮治,重視人治的法律觀點。最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觀點,基于此呼吁“為政在人”“德主刑輔”的觀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學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其“德主刑輔”的法律指導思想一直保留著,從漢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國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諧,以人為本是沒有變化的,這也是其區別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鮮明特征。
(二)對法律制定的影響
1.在刑法上
中國傳統法律步入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后,根據德主刑輔的原則,刑法原則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殺”的指導思想。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廢除肉刑,這是儒家人治對法律的具體影響。此外,刑名的減少,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和不斷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復審的創立無不閃耀著當政者以民為本的儒學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對古代刑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其家庭本位的觀點對使古代法律倫理化。孔子從“親親”的家庭主義原則出發,提出了“父子相隱”,這不僅是引禮入法的表現,也深深影響了后世的刑法適用與訴訟。從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帶有明顯親情原則的刑法規定,如“親親相隱”“存留養親”“寬縱復仇”。此外,這種法律思想還體現在男尊女卑對法律適用的影響以及愛護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國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發達,這與儒家主張的息訟有很大關系,但儒學還是深刻的作用著傳統民法的發展。孟子是儒家學派中對法律與經濟關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稅產”“制民之產”,告誡統治者不要暴斂,重賦。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為民事的基本原則和富國之策。
儒家思想畢竟是與封建大一統相適應的,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也要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具體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堅決貫徹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嚴格的戶籍賦稅制度。本著重農抑商的原則,在商業發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會最為發達開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開放。在婚姻繼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這種狀況一直沒有改變。
3.關于行事法律
中國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卻飽含了儒家的特色。從選官制度看,漢代舉孝廉強烈的體現了儒家重孝對社會的影u向,而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門第,區分,維護封建等級制的表現,隋唐后科舉的出現不僅體現了儒家“為政在人”的思想,科舉其本身也促進了儒學的發展,鞏固了儒學的統治,因為國家以儒學考生,舉人都是因儒學而致世。而在為官之上,儒學影響也頗大。舉例來說,官員的品級不論多大,父母去世都要棄官守喪,否則有悖倫常,遭人譴責。連明朝首輔張居正也不例外,其不為父守喪雖有皇帝奪情,也不免他人非難。
(三)對法律解釋和司法實踐
1.在法律解釋上
儒學并不是一開始就獲得統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確立經歷了很多過程,而其中法律解釋的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知道一種學說成為法律思想,不單單是一部法律就能達到的,它必須通過解釋使大多數人了解,接受,并通過此使法律更好的適用于實踐。儒學在漢代確立后,就是通過以經斷律和以經注律使儒學法律化,再經過后世納禮入律最終到《唐律》一準乎禮,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實踐中
儒學對司法實踐影響的最大體現就是《春秋決獄》,將儒家經典直接作為律文案例指導實踐。此外,儒家思想講究天人合一,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從刑獄時令到災異赦宥,都有濃厚的對自然與和諧的考慮。另外,秉承儒家一貫的等級觀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規定了特權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也遵循著不平等的原則。而且行政與司法不分,這也是中國傳統法律的一大特色。
【關鍵詞】儒家文化;人本教育思想;價值
我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其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包括的思想較為多樣化。比如儒家、法家等等。這些思想都是古人智慧的結晶,在促進社會進步方面占據重要地位。在當代,我國倡導構建和諧社會,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進步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歷史上,雖然沒有西方的“人文主義”和中國現代社會的“人本主義”,但是在儒家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本主義思想”。自古以來,存在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和意識。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民貴君輕”、“強調人的價值”等民本思想。這種民本思想即為現代社會強調的“以人為本”思想。[1]早在殷末周初時,《尚書》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思想。并明確指出一個國家要想得到安寧與發展,其前提條件是加強對以民為本思想的重視。在春秋戰國時期,提出了“以人為本”思想。管子在《管子•霸言》中指出,要想鞏固霸王之業,其根本原則是構建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管子肯定人的價值以及作用。隨著時間的發展,以人為本思想在儒家的“仁愛民貴”中的得以體現。作為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和代表人,孔子站在仁愛角度充分肯定人的價值和作用。并指出,每個人身上都有別人學習的發光點,并推崇人格獨立和自主。作為愛人的仁者,需要全面系統地認識到“仁愛”思想的精髓和意義。在研究人與自然關系中,孔子格外關注人的主體性和根本性。對于孟子而言,主張站在人性論角度看待仁愛思想,無論是人還是物,都主張博愛。荀子作為孟子的繼承者,在宣揚仁愛思想的同時,他強調人的地位。并在性善論基礎之上,提出了性惡論。但是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主張人的地位,并關注人的價值和作用。
2儒家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當代價值
2.1做到“有教無類”
目前,雖然教育改革步伐不斷加快,但是依然面臨著“市場化”危機。針對這一情況,需要高舉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旗幟,進而避免出現教育不公平現象。2014年,在兩會報告中,國家總理就針對農村教育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改革策略,即需要加強對中西部和農村教育問題的關注,加大對其教育投入力度,促使城鎮教育的公平發展。除此之外,針對農村有困難的農家子弟,需要加大對農村教育資源的投入力度,并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進而在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的同時提高我國教育整體水平。[2]在新時代下,國家需要加大對“有教無類”這一教育思想的宣傳力度,通過微博、微信等多種網絡平臺加強人本教育思想的宣傳,這樣既可以增強人們對有教無類這一思想內涵的了解與認識,又可以為培養全面性人才奠定基礎。
2.2培養人格完善的人才
孔子思想中,強調“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其中,基礎科目是詩、書、禮、樂。與此同時,在注重基礎科目的同時,應加強體育鍛煉,從而促使學生的全面發展。因此,在現階段,學生在學習基礎知識的同時,應注重專業技能的培養。對于學校而言,應結合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教育思想,改變人才培養目標和方向,在實施素質教育的同時制定新型人才培養方案,進而為社會培養專業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復合型人才。
2.3做到“因材施教”
對于廣大教師而言,在具體教學中,應堅持因材施教原則。這一原則也是儒家傳統文化中人本教育思想的外在體現。在教學方法上,應結合不同學生實際情況制定具有針對性和層次性的教學目標,并關注和尊重學生的主體性,進而在促使學生全面發展的同時凸顯學生個性。這一教學方法體現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教育思想,且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
2.4師生關系應和諧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弟子三千,但是對每一位弟子都關愛有加,且尊重他們、愛護他們,這對于現如今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具有借鑒意義。他的這種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不僅贏得了廣大弟子的尊重,同事對于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今社會,師德問題日益凸顯,比如“丁娟事件”、“教授涉嫌論文抄襲事件”、“上海教師使用ipad上課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的存在表明今天的師德問題較為突出,其拓展范圍較廣。針對這一問題,學校教師應改變傳統單一教學模式,且要有高尚的品德。學生也應改變對教師嚴厲形象的認識,進而為構建和諧師生關系奠定堅實的基礎。
3結束語
傳統儒家文化有其自己的思想精髓,同時也有著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因此,在當今社會發展過程中,應正視其缺陷,學習其中的人本精神,在肯定人的價值和作用的同時,加強對儒家傳統文化的宣揚與傳承,進而豐富中國特色教育思想。
參考文獻
[1]高薇薇.儒家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J].企業導報,2015,(05):60.
中國高等教育由“全日制課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兩部分構成,形成完整的高校教育體系,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兼具專業技能和良好個人素質。本文關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以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為主體,思想政治輔導員(后簡稱“輔導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為輔的形式體現。
高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對于宣傳理論,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起到了關鍵作用。必須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建設,以時代為背景,從儒家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增加知識的廣度和深度,從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這個過程中,輔導員工作具有較大能動性和針對性,不拘于簡單的目標和程序設定,可以作為面對新時期高等教育問題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困難的突破口。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失位原因分析
現階段,高等教育中出現諸如學生學業成績高但能力不足、專業技能強但思想覺悟差、智商高但情商低,因瑣事糾紛而引發較大刑事案件等問題實際上是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失位,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歸因:
2.1 不健康的校園文化
受多元文化沖擊,又無系統的、實體的優秀積極文化的“保護”,加之網絡時代,特別是自媒體的去中心化、核裂變化、交互性、草根性等特點等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了嚴峻挑戰[1]。
2.2 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實效性差
雖然思想政治教育課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體、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但現實中出現“老師(把思想政治課程)當兒戲,學生當休息”的現象。
2.3 思想政治輔導員的失位
高校輔導員大多兼管理學生事務的工作,缺少必要時間關注思想教育工作,輔導員成為一個“以學生為產品的企業(學校)的管理者和經營者”,而非教育工作者。
2.4 學生自身狀況
“90后”大學生思想開放獨立,追求自由,在當前我國教育環境比較寬松開放的環境下,大學生們的思想也更加開放。一部分學生總是覺得自己做得最好、最正確,進而我行我素,只會為自己著想,不顧及他人的感受,唯我獨尊[2]。
3 儒家優秀傳統文化視野下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創新的路徑與實踐
3.1 將儒家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建立良好的文化環境
儒家優秀文化對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著重要的意義。儒家傳統文化作為一種資源,是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來源,深入發掘并有效利用儒家文化中有利于大學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內容是很有必要的。要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首先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3]。
3.2 現在高校中學生自主活動不缺少創造力和激情,但缺少活動條件和思想導向。
輔導員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之一,應將工作重心定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實踐中,培養和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思想政治意識。
本人所在學院有著豐富的思想政治輔導員參與學生活動的實踐經驗。為了響應黨的十關于文化建設的偉大方略,筆者所在學院借博雅之名,取其“博聞強識、溫文爾雅”之意,打造“博雅系列文化工程”,包括“博雅網”、“博雅講堂”、“博洋劇場”等子模塊,三位一體,有機融合,輔以其他小型文化活動。本工程無意實現博雅教育追求之至高境界,但求能成為西安科技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補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學生文化涵養素養,提升校園文化品位,強化優良學風,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和精神原則,使其具有身心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和豐富充實的健康人性。以“博雅文化系列工程”為例,前期,輔導員通過舉辦或提供主題活動,加強文化建設,培養學生人文素質;后期,輔導員通過網絡媒體工具,提升效果。輔導員在參與學生活動以達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的過程中,有三個主要工作:一是推動活動進行,對學生活動進行方向引導和操作指導,加入中華優秀文化精髓;二是主動舉辦教育活動,塑造良好校園文化環境;三是充分利用新媒體,增加傳播范圍,提升活動效果。
3.3 建立與學生家長動態培養教育機制
許多“90后”大學生認為自己既已成年,又考上了大學,終于可以脫離家長的約束,可事實并非如此。高校要與學生家長建立動態培養教育機制,輔導員老師定期和家長溝通學生在校動態,定期和家長們交流有關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從而為學生營造“家庭―學校”兩點共線的優良受教育和生活的環境,從而塑造他們良好的人格和品德。
【關鍵詞】 儒家思想;中國法制;影響;探究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9-00-01
一、儒家思想對于中國法制存在的影響研究
(一)對于法律指導思想存在的影響
在先秦時期,儒家法律思想,大致傳承發展了自西周時期以來的“禮制”及“明德慎罰”思想,系統提出了重視人治,維護禮治的法治觀念。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孔子的“仁治”觀念,明確提倡了“為政在人,德主刑輔”法治思想。伴隨著歷史發展步伐的前進,儒家思想經歷了大的變革,但是“德主刑輔”這一法律思想卻一直得以保留傳承下來,自漢朝其的“大德小刑”至唐朝時期的“德刑并用”在至明清時期的“明刑弼教”再至現代法律,無一不提倡著中國法律所提倡的自然和諧精神及以人為本思想,這也是中國法律所區別于西方國家法律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儒家思想對于法律制定產生的影響
1、刑法制定方面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法律的制定,受儒家思想影響,在制定中均堅持了以德主刑輔的原則,秉承了以“恤刑慎殺”作為根本的指導思想,其中表現尤為明顯的即肉刑的廢除,這是儒家思想人治思想的切實影響。此外在刑名方面經歷了大幅減少,封建制度下的刑罰體制不斷確立完善,死刑復審制度的創立等等,無一不體現著當政者在法律層面所提倡的以人為本儒家思想。
2、民事法律方面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民事法律存在著不發達的情況,這同儒家思想所主張的息訟不無關系,因此可以看出在傳統民法發展方面儒家思想具有著深刻的意義作用。孟子是儒家學派體系中對于法律及經濟關系把握十分到位的一位,其提出了“制民之產”及“薄稅產”思想,告誡了統治階級應收斂暴稅、重賦。后世發展中賢明的君主均將該思想,作為了民事法治的基本原則及強兵富國的主要對策。如土地所有制度范疇內的戶籍賦稅制度及重農抑商原則等,均是古代民事法制層面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載體體現。
3、行事法律
中國官僚機制是封建社會法律所具有的一大特色,其本身即包含了濃郁的儒家思想特色。首先自管員的選拔制度來講,漢代時期的舉孝廉制即強烈的呈現著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道思想,而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也是儒家思想重視門第觀念,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不僅僅就儒家“為政在人”思想進行了體現,同時科舉制度本身也有效促進了儒學思想的發展,鞏固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因為國家科考以儒學為主,所以舉人皆是儒學致世。在為官方面,儒家思想也存在著較大的影響,舉例而言,無論官員等級多大,父母離世皆需棄官守喪,否則即會有駁綱常,遭世人指點。
(三)儒家思想對于司法實踐及法律解釋的影響
1、法律解釋方面
儒學并非開始即處于統治地位,其于法律層面的確立也經歷了諸多過程,而其中其對法律解釋的發展,奠定了其根本的地位。諸所周知,一類學說衍變為法律思想,不單是一部法律便可實現的,其必須要經過合理的解釋,使得多數人進行了解接受,并通過此來促使法律得以良好的實踐運用。儒學自漢代確定之后,便是通過以經注律與經斷律促使儒學法律化,而又經過后世人納理入律,最終至《唐律》時法律的儒家化最終告成。
2、司法實踐的影響
儒學思想對于司法實踐方面影響最為顯著的體現便是《春秋訣獄》,其將儒家的經典直接作為了法律條文,進行實際案例的指導。此外儒家將就天人合一思想,運用至司法實踐內,從刑獄時令至災異赦免,均存在著濃郁的自然和諧因素考慮。另外儒家一貫秉承等級觀念,而封建的法律體系中也多規定了特權制,司法實踐中也普遍存在著不平等條款,且行政同司法不分,這也是中國古代法律具有的一大特色。
二、儒家思想對于中國法制影響的利弊研究
儒家思想對于中國法制的積極影響十分顯著,對于此方面,能夠從以下內容進行探究,首先其主張了“禮主刑輔”,促使了法律同道德感化與思想教育三者的緊密結合。其次儒家思想還主張了以“禮樂刑政”并舉,這些思想對當今法律體系的建設均存在著深刻的影響。再者儒家思想中一直教育人們經世致用,彰顯著一類“先憂后樂”、“天下為公”的大無畏奉獻精神,這些思想精神即是當前社會中所應繼承發展的瑰麗部分。
自然談及積極部分,那么必然不能夠避免存在著消極的一面,對其消極一面,可以從其思想的保守落后和其對于法治精神的破壞來講。具體顯著的兩個方面即是:首先其導致了人們對法律的輕視及對訴訟產生懼怕的情況出現,儒家思想禮教為主,法律為輔,使得人們常常崇尚禮節而鄙夷法律,尤其是在訴訟方面,人們因為畏懼官員,由此不敢為了自身的權利而訴諸法律。其次儒家思想是致使中國傳統法制不夠發達的一項重要因素,因儒家思想影響,中國未能形成獨立意義上的民法典藏,民法依附于刑法之上,而民事法律關系也依據“禮”來進行調整,一旦觸犯了“禮”的標準,那么便可處以刑罰。
因此從根本來看儒家思想對于中國法制存在的影響,有褒有貶,所以基于其廣泛深刻的影響性,在當前法律的構建中,應做好良性的總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運用至現代法律范疇中,再次彰顯其現實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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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在《大學》中曾提出“明德”、“內外兼修”,武德規范已成為歷代習武者的標準,在古代的武德中“未曾習武先習德”、“未曾學藝先習禮”、“德為藝先”,貴仁、尚義輕利、忠國愛國、尚勇治氣、貴教重養、誠實守信等倫理思想,逐漸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的傳統武術倫理文化體系。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核心地位,在歷史長河中,它不斷規范人們的行為、協調人際關系,促成社會的和諧。
關鍵詞 儒家思想 武德 傳統武術
從春秋戰國時期以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便開始興起。其中,“仁”被作為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講究“仁”,甚至對上層建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孟子所闡發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仁政”治國方略,為后世幾千年封建王朝統治者所推崇。中華傳統武術有著深嚴的宗派觀念,同時師徒關系也深受封建禮教的影響。“仁”的思想還體現在武術的技擊目的上,二人交手,切磋武藝點到為止,具有可貴的人道主義精神。
所謂“武德”,即是從武、用武、尚武之應有德性,泛指在以國防軍事為基礎的武事活動中形成的與之相適應的相對穩定的倫理思想、道德傳統、政治意識、價值觀念、心理素質和行為品質的總和。
一、武德中“仁”的風格蘊含豐富的倫理中“仁”的特色
“仁”和武德中“德”乃是相通的。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當樊遲問仁時,子曰“愛人”就是“仁”(《論語》)。儒家“仁”的思想深深影響著歷代習武人,習武過程中逐漸形成貴仁尚德、為仁之禮的優良傳統。
中華武德文化以“仁”為核心,儒家倫理的核心精神是愛人。武術技擊倘若落惡人之手,則可能做出有悖于為“仁”的宗旨。張孔昭《拳法拳以備要》云:“賢良秘授纖危困,邪妄休傳眾生,大道等閑若輕授,須防九族盡遭刑”。“仁”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規范,傳統武術倫理道德倍受武林中人的推崇。武術家合于仁人的行為規范,高尚的道德情操,成為傳統武術倫理道德文化中的豐碑。
二、“禮”對武德尚勇之氣具有規范約束作用
“有行之謂有義,有義謂勇敢。故所貴于勇者,貴其能以立認也;所貴其敢行禮義也。古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勇必須與禮義相結合。古代傳統武德的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節不恐謂之勇“率義謂之勇”。勇敢具有尊奉正義,對個人來說刁“能修身進德,對習武者來說,具有極強的實踐性,不是單純的潔身自好所能夠達到的。”第二,勇不可違背了禮義勇違背了禮義就會禍國殃民。見義不為不能算是勇敢。非但如此,勇而無禮則亂,對于習武人來說,若僅有勇力而知曉禮義,背棄禮義,則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第三,勇而有度,儒家倫理道德體系中,孔子把“智”、“仁”、“勇”三者相提并論,荀子在《荀子?大略》中曰:“悍贛好斗似勇而非”,在傳統武德倫理中智慧和勇敢一起被看作習武人必備的素質。故古代習武之士把智勇雙全看成習武人更高的素質。
也正是勇敢和氣節的完美結合,才使得許多英雄豪杰視死如歸,為正義而奮斗。古體武術家和儒家思想家一直對勇而有節的頌揚,表明了社會的認同態度。激勵了一代代英雄兒女前赴后繼,勇往直前,使傳統武德美德歷出燦爛的光芒。
三、武德中“義”是中華道德精神的精髓
儒家倫理論義,其基本以儒家為主導的倫理道德體系,從而建立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儒家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和封建宗法力度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生活在民間的習武之人十分重義,而且用義來對人進行評價,就是看這個人是有義,還是無義,講不講義氣等。
儒家文化對我國武德的形成和發展同樣產生了重大而深遠地影響。我國傳統武德是民族文化的結晶不僅展示著幾千年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汲取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傳統武德首先表現在習武與修身、習武與立人、品德與技藝的統一,把修己養身看作立身處世實現人生價值的根本。武術人士歷來強調習武以德為先。
武術倫理道德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深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本文從仁、義、禮、智、信、孝悌、忠、勇、廉恥幾方面闡述儒家的倫理思想對武德的影響,就儒家修身養性準則闡述了儒家思想對傳統武德的影響,從而總結出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形成的傳統武德的理想人格。作者認為弘揚中華傳統武術倫理道德的精華,提倡習武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對習武者自身素質提高,對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都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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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儒家;政治;憂患意識;仁
早在幾千年前,孔子論詩便指出詩有“興、觀、群、怨”之作用,可見儒家思想積極入世,重視實踐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與其相符的文學作品更是數不勝數。但我們應知道的是,在“文學”誕生之初,它的種種社會功用是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只是人們口耳相傳的,記錄光怪陸離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傳說,但之后隨著社會的發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產生,原先的神話故事在儒家學子的改造下逐漸被“理性化”,原先的神變成了“人”,原先的“英雄”變成“帝王將相”,文學被人們重新認識、加工、包裝,從此有了新的社會功用,就像統治者手里的權杖,指揮著社會的倫理道德,綱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對中國文學有怎樣深刻的影響呢?那就不得不說以下三個方面
1 文以載道,為政治教化服務
《論語·子張》:“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孔子十分重視學習與從政的關系,認為“學而時習之”后應關心國家政事。可見儒家思想注重學以致用,是一種積極“入世”的思想,“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學標準,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學的社會實踐功用的,而不僅僅是人們寓情于詩,借詩抒情的產物,這種社會公用與唐代提倡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結合,不難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學是要經世致用,為政治教化服務。這種社會政治教化的文學是統治者維護其地位,治國安邦的重要法寶,這也是中國文學最顯著,最本質的特征之一。
《詩序》中提出的“六義”“美刺”等說,都是與政治教化息息相關的。《詩大序》有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一段不僅對詩、歌、情、志的關系有了深刻的闡釋,而且充分肯定了詩對于國家政治、社會教化的重要推動作用。關于詩的“美刺”作用,我們可以從“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這句話中受到啟發。
無論是“美與刺”還是一系列愛國詩歌的產生發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積極入世的影響,體現著“文學為政治教化服務”的主張。關心政治,崇尚現實,注重作品的諷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義,促使我國古代作家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優秀文學作品,但在當今社會,“文學為政治服務”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對與質疑,而文學作品如何在這種反對質疑聲中發展,繁榮,開辟一條新路才是人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2 中庸之道
《論語 先進》中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認為“中庸之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間的意思,不是在兩個極端中間找到中間的哪一個,而是找到最適合的哪一個,中庸之意其實就是在處理問題時不要走極端,而是要找到處理問題最適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說已經滲透到絕大數中國人的血液之中,中國人講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來的很多文學作品呈現含蓄、內斂的傾向,作家們似乎能夠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強烈的情感不致一瀉千里地抒發。像《論語 八佾》中孔子就贊揚《關雎》是“樂而不,哀而不傷”就是說《關雎》這首詩在表達情感方面比較平衡,沒有過度的快樂或者悲傷。男子對自己心愛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時,只是“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并沒有過于強烈的哀傷,這應該就是“哀而不傷”,但當男子得到自己夢寐以求的女子是也僅僅是“鍾鼓樂之”“琴瑟友之”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現,這應該便是“樂而不”。此外。孔子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也是強調凡是詩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無邪。在這種儒家思想的影響下,許多文學作品都具有樸實、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為例,原文如下: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幾多愁。
這是李清照五十三歲時避難金華所作,當時的她面對著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無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傷。詞的首句寫狂風花盡,一片凄涼,但作者卻沒有從正面描寫風之殘暴,花落狼藉,而是極為含蓄地用“風住塵香”四字來點出春光一去不復返的哀愁。詞的下片“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一句更是極其委婉地表現作者的愁緒,讓哀愁有了重量,這種含蓄反而將作者的哀傷之感擴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傷”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3 “天人合一”的天道觀
跆拳道在訓練、比賽的開始和結束時,都有嚴格的禮儀要求。練習者在開始進場的時候,首先要對老師鞠躬以示尊敬,還要對國旗行禮,以示對自己國家的熱愛;接著,在跆拳道練習或者正式的比賽即將開始之前,雙方對手要相互行禮,用來表示自己友好的態度和對對方的尊敬,如果在比賽時,有違反比賽規范的行為發生,裁判對犯規者實施處罰時,被罰的一方要對裁判行鞠躬禮,表示自己服從裁判的判定;比賽結束之后,雙方對手要再次互相行禮,表示謙讓,接著對裁判敬禮,說明自己對裁判的尊重和感謝。
練習者在練習跆拳道的過程中,要以禮貫穿練習的始終。不僅僅要遵循基本的跆拳道禮儀,還要遵守社會道德的規范和要求,跆拳道除了教授練習者武技,更要求他們具備高尚的道德素質,堅毅的個性和紳士的比賽風度。跆拳道不僅要求習武者在練習跆拳道和比賽時遵守禮儀要求,在生活中也要一直將跆拳道的禮儀風度保持下去。
跆拳道練習者要首先做到對祖國對民族的熱愛,對自己的長輩要尊敬,對晚輩要謙讓,在生活中養成嚴于律己、寬于待人的優秀修養。練習者在這種濃厚的禮儀氛圍中會不自覺的受到禮儀的熏陶,將跆拳道的禮儀形式真正的轉化為自己的行為修養。跆拳道禮儀還著重講究團結一致,即練習者是一個大的集體,這個集體是堅不可摧的,每個練習者對他人都要主動幫助,主動與對手配合,對手之間不是充滿戾氣,而是形成一種互助的競爭氛圍,增強練習者的集體意識。
2 中國傳統文化在跆拳道中的體現和應用
跆拳道雖然起源于朝鮮,但中國與朝鮮在地域上是相連的,因而,彼此的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跆拳道中的禮儀有很多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比如,儒家重視禮儀,道家追求虛靜,這些在跆拳道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此證明,跆拳道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跆拳道傳入中國后,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其受到了深刻的影響。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證明。
2.1 儒家思想與跆拳道中的重禮
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強調以禮待人,禮在儒家文化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管是國家間的外交,還是個人在生活中的日常行為,儒家都要求個人時時以禮約束自己的行為規范和思想。而跆拳道中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崇尚禮儀,跆拳道要求習武者除了要認真的學習武技,更要將禮作為時刻約束自己的核心思想,不管是比賽或者練習,不管是在習武還是在生活中,都要以禮對待任何人,嚴格要求自己的行為。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在跆拳道的禮儀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優秀的跆拳道運動員,具有的不僅僅是高超的武技和極強的身體素質,更要具備優秀的個人素養,即時刻以禮作為自己對事對人的標準。
2.2 道家思想與跆拳道中的忍耐精神
道家雖與儒家崇尚的思想內容不一樣,但道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道家思想強調虛懷若谷、謙虛寬容,它提倡以柔克剛,反對人與人之間為利益爭名奪利、互相殘殺,這些就是道家追求的虛靜的人生境界。跆拳道教學中就對道家這一思想進行了大量的應用,跆拳道在武技的訓練過程中,要求練習者完成旋轉、跳躍等技術性極強的武術動作,做這些動作,就要求練習者的心態保持平和,尤其是在真正比賽的時候,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與對手競技時,更需要保持平常的心態,而道家所提倡的虛靜便可以幫助練習者調整比賽的心情和心態,讓他們拋卻一切的雜念,進入無我的境界,使自己的水平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禮儀是跆拳道中的基本思想,除了禮之外,中國傳統文化與跆拳道還都要求義,義被作為中國道德的行為準則,而跆拳道練習同樣要求練習者要明辨是非,不能因為一己之欲就損害對手的利益。中國傳統文化與跆拳道禮儀精神都要求練習者對自己嚴格要求,去私欲,多為他人著想不貪求,對別人可以做到無私。綜上所述,跆拳道不僅融合了朝鮮的特色,也滲透進入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使得跆拳道不僅僅是一種傳播高超武技的途徑,也是一種對優秀文化進行傳揚的有效方式。
關鍵詞:東亞崛起;文化獨立性;儒家思想;“內圣外王”
一、緒論——東亞文化構建的重要性
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綜合國力的日益上升,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地區的重新崛起已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東亞地區社會經濟的一體化也日益成為必然的趨勢。①任何一個區域的穩定與強大都需要統一完整的文化體系為其思想支撐;一種新的完善的文化體系的建立,是維護社會發展成果的最有力的保障。這里的文化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海納萬象,既包括社會普適的倫理觀、價值觀、歷史觀,也包括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東亞一體化和東亞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建立適合東亞地區的文化體系。
崛起的東亞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在發展中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這是我們當代的東亞人必須要認真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在全球化浪潮不停地沖刷著太平洋西海岸,傳統價值觀面臨解體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形成的今天,這個問題顯得愈加迫切。
二、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制衡和互補
(一) 東亞文化構建中的民族獨立性因素
東亞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二戰后持續至今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這場由西方社會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在為古老東方帶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夾帶了來勢洶涌的商品經濟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這股強勁的文化颶風所經之處,各國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強烈的沖擊與震動。這種對西方文明的迷信與盲從背后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如果長期迷信西方強勢文明,對西方文化全盤接受,而不加以辯駁和思考,東亞文化會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獨立性。
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堅持民族獨立性的原則,以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為主導。這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是東亞各國保持國家與區域獨立的根基,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也是東亞地區悠久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要求。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離開其所依存的社會土壤。西方人本主義思想文化發源于歐陸,其產生和發展所依存的是以城邦為特色的歐洲古代城市社會②,商業經濟發達,人口流動頻繁,重視自我意識和個人權利,相對漠視集體與社會觀念的人本主義思想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品經濟意識正順應了歐洲大陸的社會情況。東亞古代社會文明則長期以農耕文明為主,直至今日,絕大部分的東亞人口仍生活在鄉村,人們世代在一塊土地上耕耘生活,安土重遷,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保障。東西方不同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二者的文化迥然不同,東亞文化的構建必須要適應東亞社會的歷史與現實。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東亞地區文化獨立的保障。歐洲歷史上,古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他們的武力,第二次用他們的宗教,第三次用他們的法律。武力的征服不足以維持長久,法律的頒布未必讓人甘心臣服,文化的進攻卻能在潛移默化中破壞民族的向心力,保證被征服地區人民的永久順服。民族文化的淪喪實際上遠比經濟上的落后,武力上的被征服來的危險的多。對于整個東亞地區而言,要想實現長期的穩定和繁榮,享有永久的獨立與和平,除了發達的經濟成就,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健全的法制體系,還不可缺少獨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是實現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保障。東亞文化具有同根性的特點,東亞各國的傳統文化都是對中華文化加以發展而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各國間的理解友諒與交流合作。同時,中華文化是一種“和為貴”的文化,重視睦鄰和諧,反對擴張戰爭,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的東亞人民古來就有熱愛和平的傳統。在東亞崛起的過程中,區域內部的沖突,尤其是中日兩大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建立區域的共同思想文化體系,提倡主張和諧思想的傳統文化,是實現區域和平穩定,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保障。
以本土文化為主導有豐富的本土資源作為根基。悠久輝煌的歷史,燦若繁星的哲學流派,孕育了東亞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是屬于東亞人民的獨一無二的寶貴財產。西方人早已注意到了東亞崛起背后所依托的深厚文化背景:“我們的對手來自一個與我們如此不同的世界,他們的歷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致于忽視它們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實在是太愚蠢了。”③1988年1月,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發出了這樣的宣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兩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珍視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本土資源中找尋適合當代東亞需要的文化形態,是我們建立新的文化體系的最優選擇。
(二)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當我們確立了構建東亞文化要以本土文化為主導的觀念,再回頭審視東亞本土的文化資源時,我們會發現在東亞歷史上,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各種文化思想流派中,有一種思想曾脫穎而出,跨越國界成為古代社會東亞地區共同的顯學,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中長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曾經是東亞古代社會穩定的根基,在現代社會儒家思想仍有很高的現實價值。
作為一種思想行為規范,儒家注重“忠恕”之道,建立了忠、恕、孝、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等道德標準,來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作為一種社會倫理思想,儒家思想注重社會綱常關系,強調人際關系中的長幼尊卑,倡導社會的和諧。作為一種價值觀與道德論,“與自由主義者以權利為基礎的道德論相比,儒家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德論。這種以德行為基礎的道德,強調的不是合法的主張和自己權利的要求,而是成為高尚的君子……儒家的理想社會不是一個人人都要求個人利益的集團,而是由與別的社會成員保持和諧關系的有德者組成的社會。因此儒家強調:德行先于權利,實質的正義先于程序的正義,共同的善先于合理的個人利益。”④與自由主義者對個人權利的強調不同,居于儒家社群主義核心地位的是德——即為增加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工業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加大,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和冷漠,而儒家倡導的“君子”品質在避免人際關系緊張,維護社會和諧方面都能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實踐已證明,“儒家思想在東亞諸國由儒家倫理所發展的同情、公義、責任、禮儀、公心以及集體精神等‘亞洲價值’也仍然是工業東亞所自然認同的社會行為準則”⑤,在亞洲經濟騰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歷史溯源——儒家學說在東亞歷史上的地位
東亞翻開歷史的長卷,我們會發現東亞歷史的每一個篇章都與儒家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東亞諸國,仁義禮智信已不僅是外化了的一般社會道德標準,更內化上升為社會的每個個體對自身的要求,深刻地影響著東亞歷史的進程。
儒家思想發源于我國黃河流域,創始人是我國古代偉大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孔子的三千弟子在孔子死后將其學說發揚光大,至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正式成為中國的顯學,在其后的中國歷史上,無論何朝何代,這一地位都沒有遭到動搖。中國儒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因其立場﹑觀點、視角、方法、師承的不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學派。各學派之間相互論辯,形成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獨立的文化系統。儒家學派的流傳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深遠,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干,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
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其古代文化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再加以創造而形成日本新的民族文化,這是兩國學者都公認的事實。公元284年(日本應神天皇時代),朝鮮半島百濟的王仁將《四書》《千字文》傳到日本,儒學圣火始在東瀛點燃。在中國的唐宋時代,日本通過多種渠道,輸入儒學。公元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國,實地考察研究中國文化。接著日本圣德太子仿效中國進行了“推古朝改革”,初步確立了中華式的社會體制。公元645年,日本又推出全面引進和效仿唐朝文物典章制度的“大化革新”,同時19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在日本吸收儒家文化的過程中,遣唐使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儒學典籍開始在日本廣為流傳,9世紀初,在日本流傳的儒學典籍就達1579部、16790卷。孔子成為日本的圣人,儒學變成了日本的官學。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接,歷史關系源遠流長。在朝鮮民族文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一世紀,孔子思想開始在朝鮮傳播。《朝鮮金石總覽》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圣莫如夫子,師莫如夫子,大而國家主庠序,皆有夫子廟,天子以下,北面跪而拜。”儒學成為朝鮮半島諸國的國學,是朝鮮規范政治思想格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這一點和古代的中國如出一轍。⑥
通過對儒家學說在東亞傳播與發展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儒學思想在東亞諸國的歷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構建東亞文化的過程中,堅持以儒學為文化內核,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歷史根基,更加符合東亞發展的實際需要。
三、結論——“內圣外王”
在肯認儒學為東亞文化內核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將其放大適用于整個文化體系的所有方面。這是因為儒家思想雖然在作為社會道德倫理的指導思想方面有著其天然的優勢,但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卻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泛化的儒家道德倫理需要現代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系統的規范與約束,而已經在東亞地區有著廣泛民眾與社會基礎的西方民主政治、民權法制在這一過程中將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筆者認為,最適合東亞的文化是“內圣外王”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以傳統的儒家學說為精神內核,以儒家學說指導社會倫理與思想價值體系,為人們的行為確立一套“君子”的價值坐標系;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外部制度框架,為社會生活確立現代與民主法治秩序,為個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提供具體可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內圣外王”,語出《莊子·天下》:“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內圣外王”之說雖首見于《莊子》,但卻是儒家的基本命題,就連現代新儒家的主張也仍然如此。從原始儒學到漢代的政治儒學,再到宋明理學以至現代新儒學,兩千多年里,時代在變,儒學的詮釋也在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始終在“內圣外王”的模式里運思。“內圣外王”作為儒家的一種理想人格:它體現了儒家思想實則是一種入世的學問;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體現了道德與法治的直接統一。法治只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實到法治中,才能產生普遍的影響。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法治,乃是惡法,這樣的法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難以長久的。在東亞的崛起過程中,無論于宏觀的社會政治觀、倫理觀的構建,還是于微觀的個人德品的養成,我們需要的都是一種內圣外王的文化。“內圣外王”,這一來自東方遙遠歷史的智慧,使東西方兩種文明實現了完美統一。
在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中,面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迅猛攻勢,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定位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協調西方價值體系與傳統的東方儒家價值體系的關系,使其共同服務于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這是東亞諸國在新世紀的共同使命。
回歸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如何處理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內圣外王。這是我的答案。
(作者單位:山東省農業干部管理學院)
注釋:
①不僅僅是東亞人對此滿懷樂觀,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東亞的崛起。1981年由霍夫亨茲(Hofheinz)和柯德爾(Calder)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合著的《東亞之鋒》中就提到:“歐洲與美國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它們在亞洲,特別是在東亞曾經紅紅火火過的近百年已經結束了,它們已不能在這個世界處于主導位置了。”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引自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②參見《社會變遷的法律解釋》,第10頁:“在希臘,最具特色的當然是城邦,而城邦的要義就在于它們相互之間是各自獨立和自給自足的。也就是說,這些蕞爾小邦既是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是自給自足的城市。”尹伊君著,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③引自《東亞之鋒》,作者:Hofheinz,Calder,轉引自劉宗賢《儒學與東亞模式:以東西文化為視角》,出處bjpopss.省略/bjpssweb/show.aspx?id=3585&cid=48.
④參見 李承煥《自由權利抑或儒家的德》,引自《二十一世紀儒學研究大系之日本韓國的儒學研究》,劉厚珍主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