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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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2002年以來，內蒙古經濟增長速度連續8年保持全國第一，連續9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放眼世界，在歐美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泥淖，新興市場國家正遭遇經濟增速放緩和通脹加劇的雙重壓力，世界經濟徘徊不前。而一個西部民族自治區是怎樣在全球金融危機、經濟蕭條的大背景下，有效遏制經濟下滑趨勢，使經濟逐漸回升，并好于預期的？有人將內蒙古的高速發展歸功于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認為這種經濟增長只是曇花一現，最終將因資源的過度開發而放緩，甚至引起經濟的倒退。那么，內蒙古經濟的發展到底是不是這樣？同樣是資源大省的山西為什么沒有出現過像內蒙古這樣的經濟增長呢？這不得不讓學者們重新思考這種特有的“內蒙古現象”。因此，我們分析這種經濟增長是以什么為依托，其增長的動力源自何處，是否可持續？倘若不能持續，它又該如何調整其產業結構？解決這些疑惑變得非常迫切。

目前，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內蒙古的經濟增長，而大多數學者僅分析影響內蒙古經濟增長的因素，少于聚焦宏觀層面分析整個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影響因素角度來講，我們很難從宏觀層面具體了解到哪個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政府部門也很難據此研究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而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往往與這個地區的產業政策、產業結構密切相關。關于經濟增長宏觀分析方面，馮麗英、李海霞（2011）依據索洛經濟增長模型，通過分析資本和勞動投入，以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而確定是生產要素投入還是技術進步促進內蒙古經濟增長。張璞、張北（2010）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出發分析內蒙古經濟增長，并分別分析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本文認為，雖然索洛模型能很好地分析是資本、勞動投入還是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但索洛模型的諸多假設條件很難滿足，甚至在現實生活中不成立，因此，使用該模型解釋經濟增長的可靠性是值得思考的。國內外關于從產業結構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文獻較多，王思斯等利用模型分析我國三次產業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第二次產業的經濟增長會拉動能源的消費，而第三產業的能源消費會帶動經濟增長的結論。本文亦從產業結構角度出發，但不注重分析某個領域對我區經濟增長的影響，而分析三次產業整體對內蒙古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提出產業發展的相關可行性產業發展政策。

在上述產業現實和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揭示當前內蒙古地區經濟增長與區域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關系。

二、產業貢獻度與經濟增長理論分析

一個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時滯影響，也可近似地表示為GT=ΔYT/YT-1;其中ΔYT表示產業增加值。根據不同產業分，ΔYT=ΔY1T+ΔY2T+ΔY3T，而YT-1=Y1T-1+Y2T-1+Y2T-1，因此有：

其中ΔYiT(i=1，2，3)分別表示T期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ΔYiT-1(i=1，2，3)分別表示T-1期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總產值。一般將上述公式稱為三次產業各自對GDP增長的百分點貢獻，計算值與GT相比，則稱為百分比貢獻。由此可見，某一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第T期該產業的增長速度；二是該產業T-1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公式中所分解出來的各個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稱為產業貢獻度。理論上講，產業貢獻度的大小是由各個產業的增長方式所決定的，而增長方式與各產業要素投入的貢獻狀況密切相關。

三、內蒙古三次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度分析

為了比較分析內蒙古三次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本文將對內蒙古近年全區GDP及三次產業增加值數據樣本進行測算。如圖1。

圖1 1980—2010年全區GDP及三次產業增加值數據

如圖1所示，其中，GDP表示全區生產總值，PRI表示第一產業增加值，SEC表示第二產業增加值，TER表示第三產業增加值。由圖1我們可以看出，2002年以來，我區經濟飛速增長，其中第一、第三產業上升較緩慢，而第二產業上升勢頭強勁。根據自治區相關數據，進一步分析三次產業在我區GDP中的占比，如圖2。

圖2 三次產業在GDP中的占比

如圖2所示，其中，X1表示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度，X2表示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度，X3表示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度。從圖2可以知道，1980—2010年間內蒙古三次產業在GDP 中的占比波動幅度較大，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整體來說，第三產業在經濟中占比呈穩步上升趨勢，第二產業的占比有一個先減少后持續上升趨勢，第一產業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占比基本與第二、三產業保持相同水平，之后漸漸讓位于其他產業。

進一步分析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度，我們得到，第一產業的貢獻度波動最大，1981年我區第一產業的貢獻度為95.8%，而1989年其貢獻度為-5.1%，1990年貢獻度又升至88.2%，而后逐漸下降。第二產業貢獻度呈逐漸上升趨勢，從1981年的-2.3%上升至2011年的67%。在近年的發展歷程中，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凸顯，說明我區已步入工業化發展階段。第三產業貢獻度呈周期性波動，從1981年的6.5%增至1986年的67.9%，又大幅回落至最低點-1.3%，之后有起有落，至2011年其產業貢獻度為24.7%。近年來，第二產業在內蒙古經濟中占比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呈下降趨勢。就不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而言，自治區的產業結構變化基本符合庫茲涅茨關于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伴隨著三次產業結構變化的論斷，但其產業貢獻度以及勞動力情況與配第—克拉克定理、庫茲涅茨理論等不符，下文我們將繼續進行分析。如圖3所示：其中，Y1表示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度，Y2表示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度，Y3表示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度。

圖3 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度

四、定量分析三次產業與內蒙古經濟增長

第2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換檔期；社會保障體系；人口老齡化；公共養老金制度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9-0029-05

中國正進入經濟增長換擋期，從過去30年的接近10%高速增長進入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時期。韓國與中國同處東亞，與中國的國情十分相似。從1997年開始也逐漸進入了經濟中高速增長時期，并且在這段時期，韓國的國民年金制度也進行了多次重大改革。本文試圖借鑒韓國在經濟增長換擋期公共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經驗，提出我國當前建立公平可持續養老金制度的政策構想。

一、經濟增長換擋期韓國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改革動因

韓國在1953年至1996年間高速的經濟發展被稱為“漢江奇跡”，經過“漢江奇跡”韓國完成工業化、現代化躋身于世界發達經濟體之列。在此階段韓國的年均實際GDP增長率為8.65%。1953年人均名義GDP為67美元，1996年人均GDP名義為12587美元，人均名義GDP增長了187.9倍。在這段時間內，韓國政府相繼于1961年建立了公務員年金制度。1963年建立了軍人年金制度，1975年建立私立學校教員年金制度，1988年實施國民年金制度。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初步建立，為公民享受基本養老保障奠定了制度基礎。但是從1997到2010年，韓國經濟增長進入中速軌道并且經濟增長率長期下滑，伴隨著經濟增長換擋期的到來。韓國的宏觀經濟環境、人口結構、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四個方面因素嚴重沖擊了韓國公共養老金制度，造成了公共養老金制度與人口結構、經濟環境、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不匹配。公共養老金運行的預算收支不平衡與分配公平性下降問題同時出現。

1.韓國經濟增長中高速化減少了公共養老金收入

1997-2010年韓國年均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為4.47%，經濟增長進入中速軌道并且經濟增長率呈長期下滑的趨勢（圖1）。1997年人均名義GDP為11582美元，2010年人均名義GDP為22174美元，人均名義GDP僅增長了1.9倍。伴隨著韓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滑，韓國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快速變化。在工業部門中，采礦和制造業份額從1990年的34.5%下降到2007年的25.9%，與此同時服務業份額則從46.7%增長到66.7%。在1997年至2010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4.97%，而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4.85%，工資增長率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使得在此期間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

由于韓國公共養老金主要來自參保人員和所在企業雇主繳納的保險費，經濟增速的下滑必然引起參保人員收入和企業利潤減少，進而影響到韓國公共養老金數額。根據韓國統計局數據顯示。盡管從1980年以來國民養老金收支一直處于盈余狀態，但盈余額的增長速度卻在不斷下滑，1998年增長率為38.6%，到2007年降為14.9%，目前增長率一直維持在7%以下的低水平，2008年和2009年甚至出現負增長。

2.人口結構老齡化導致了公共養老金財政風險和支付危機

根據OECD數據（圖2）顯示，1975年韓國的總生育率水平為3.4%，1998年降為1.4%，2013年進一步降為1.3%，且這種總生育率不斷下降的長期趨勢明顯。此外1975年韓國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為3.5%，1998年上升為6.6%，而2000年該比例為7.2%，2007年更是達到9.9%，這表明韓國正在經歷快速的老齡化。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報告表明，1995年韓國勞動力適齡人口為3176萬人，2015年勞動力適齡人口達到峰值3621萬，隨后勞動力適齡人口快速減少到2100年勞動力適齡人口僅剩2015萬人。1995年65歲以上老人2639萬人，2010年高達5368萬，65歲以上老人的峰值預計在2060年達到峰值為1813萬人。0到14歲的人口在1970年達到峰值為1325萬，隨后迅速下降一直到2015年之后趨于平穩。隨著適齡勞動力人口下降和撫養人數趨于穩定，人口撫養比將不斷加大，韓國適齡勞動力人口的撫養負擔也隨之增大。

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地要求社會福利的擴張，與此同時，由于韓國快速的老齡化使得養老金的繳納者不斷地減少，但同時養老金的受益者卻在不斷地增加。這種不平衡結構的存在必將使得養老金出現赤字狀態，而且赤字將會隨著不斷加深的老齡化而不斷擴大，這會導致養老金財政風險和支付危機。預計2036年國民年金支出將超過收入，2047年準備金完全耗盡；公務員年金與軍人年金在2007年已赤字運營，私學年金到2018年支出超過收入，2026年準備金也將耗盡。

3.勞動力就業結構非正規化形成了公共養老金制度覆蓋的新盲區

伴隨著經濟增長的快速下滑，韓國維持高的就業率已不現實。在1997年以前，韓國的失業率基本維持在2%水平，但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機，使得韓國1998年的失業率從2.6%直接突破到7%，盡管1999年以后失業率逐漸下降，但絕大多數年份仍然在3%以上。在經濟增長轉換期，韓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引起勞動力就業結構的非正規化。1980年韓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僅為37%，2006年猛增到66%。第三產業中非正規就業者比重迅速增長，1990-2008年韓國非正規就業者的比重則從40%上升到50%。在2008年，非正規工人占據了韓國勞動力市場的26%，大約為OECD國家平均值的兩倍，并高于2001年的17%。同時政府推進更加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就業制度，導致大量非正規就業人數增加。與此同時家庭結構也在發生重大變化，隨著婦女參與到經濟活動增加和少子化加劇，婦女經濟活動參與率從1985年的41.9%增加到2005年的50%。每個家庭平均人數從1985年的4.5個減少到1995年的3.3個直到2005年的2.9個。同時獨身家庭的比重也從6.9%增加到12.7%，2005年達到20%。就業狀況的不斷變化，使得現有公共養老金制度存在死角地區，無法保障非正規就業者、臨時工和婦女的養老權利。

4.貧富差距擴大化減弱了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功能

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韓國政府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得高速經濟增長創造的巨大財富得以均等地分配到各個職業階層。1997年以前，基尼系數明顯降低，收入分配均等化。韓國平均基尼系數1988-1997年間只有0.29，但1998年的經濟危機給韓國經濟帶來沉重打擊，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失業率達到7%，失業造成貧困人口增加，處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貧困率由1996年的3.1%增長到1998年的8.2%。基尼系數也從1996年的0.291增加到1999年的0.32，韓國的基尼系數不斷攀升。2010年間基尼系數達到0.310。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深，老年人貧困日益成為突出問題。2007年韓國65歲以上老年人的貧困率達到了44.6%，遠高于OECD國家15.1%的平均水平。公共養老金具有防止老年貧困、縮小不同階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功能，但韓國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大量老年人被排除在國民年金制度之外。

二、經濟增長換檔期韓國養老金制度改革目標、內容和成效

1.公共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標：分配公平性與運行可持續性

分配公平性和運行可持續性是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兩個重要主題。分配公平性包括制度覆蓋面的擴大，以及老年人貧困的緩解等方面內容，實現分配公平是養老金制度追求的終極目標。強化養老金制度的分配公平性有利于提升貧困救濟能力和縮小貧富差距。然而分配公平是建立在制度運行可持續性的基礎之上，養老金制度的有效運行包括制度收入能力增強、支出調節機制靈活和管理水平高效率等三個方面內容，喪失了制度運行的可持續性，分配公平性也無法有效實現。伴隨著經濟增長率放緩和人口結構變化，養老金不可持續性風險就轉化為國家層面的財政風險。如果不能積極應對養老金不可持續風險轉化的財政風險，就會繼續擴散為整個經濟系統性風險，無疑會對已經缺乏活力的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應該積極維持養老金的可持續性，化解由此產生的財政風險甚至是經濟風險。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全體公民的養老保障。同時如果僅僅追求可持續性單一目標，必然會使得國民年金制度偏離社會共濟的軌道，失去社會公平這一本質目標。當國民年金制度遭遇人口老齡化以及經濟下行時，如何協調好公平和可持續性兩大目標不僅對該制度自身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宏觀經濟實現穩定增長也有重大影響。

由于20世紀60-80年代以經濟增長為目標，韓國用于社會保障的開支較低，往往較少顧及社會不平等現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原有的養老也主要以家庭養老為主，公共養老金最初的適用對象也主要是公務員、軍人和私立學校教職員等特殊職業年金，導致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比較低，20世紀80年代末期政府才開始重視公共養老保障制度建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現有的養老保險政策不能有效地消除不平等和貧困問題，貧富差距擴大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針對經濟增長下行、人口結構老齡化加快、勞動就業市場結構非正規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等問題，韓國分別在1998年和2007年進行了兩次重大的國民年金制度改革，協調分配公平性和運行可持續性兩大目標。

2.公共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內容

一是推進國民年金的全民化和基礎養老金制度，提升社會公平。為了縮小貧富差距和增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公平性，韓國政府在1998年進行了國民年金的全民化改革，在2007年為老年人構建了基礎養老金制度。（1）推進國民年金的全民化，提高代內與代際公平。1986年頒布的《國民年金法》（NPS）自1988年實施以來其適用對象就不斷擴大，從最初的只適用于10人以上的企業職工，到1992年擴大到適用于5人以上的企業勞動者再到1995年擴大到農漁民。然而即使在國民年金適用范圍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仍然有一些公民被排除在年金范圍之外。特別是隨著經濟增長下滑和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化，國民年金的覆蓋面仍然較窄。同時在這個時期，韓國老年人口的贍養率和國民年金參保率都不是很高，因此，韓國在此階段改革更加重視加快提高國民年金參保率。國民年金的覆蓋面不斷擴大。直到2006年擴大到1人以上企業職工以及非正式職工。通過擴大制度的覆蓋面，韓國政府將正式和非正式職工統一在一個制度框架下，應對人口環境、經濟環境、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變化所導致的老齡、失業和貧困風險，通過一個再分配功能較強的養老金制度提高代內與代際公平。（2）建立基礎養老金制度，緩解老年人貧困。消除老年貧困和縮小貧富差距是國民年金制度設立的初衷。但在國民年金的初設期，韓國老年人比例只有5%，且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0歲，當時人們并未過度關注養老問題。隨著人口結構轉變和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衰減，老年人養老問題在韓國日益突出。由于國民年金的限制性標準，韓國超過一半的老年人無法享受國民年金，這使得大量韓國老年人陷入貧困。為了保障低收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韓國在2007年正式建立了基礎養老金制度，為年齡在65歲以上并且收入低于規定標準的70%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其領取額為平均工資的5%。通過基礎養老金制度的實施，進一步緩解了國民年金邊緣化問題，同時給予低收入的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

二是實施國民年金的參數改革和基金制改革，提高國民年金運行可持續性。為了應對韓國人口老齡化的日益加劇和預算平衡能力的減弱，韓國政府對養老保險體系進行參數改革和基金制改革。（1）實施制度參數改革，完善抵御人口老齡化的自動平衡機制。韓國《國民年金法》最初規定，韓國國民年金參與者的初始繳費比率為3%，以后每五年提高3個百分點直至達到9%的繳費比率，投保20年即可獲得全額年金，投保40年的平均收入替代率將達到70%。韓國的“低繳費-高收益”結構是在經濟成長和老人撫養率不會急劇上升的前提下設計的，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低繳費率-高收益”有其存在的現實條件，但經濟轉入中低增長時期，繼續實施“低繳費率-高收益”必然帶來不可持續性。為了應對國民年金不平衡的收支結構，韓國對養老金替代率進行調整。2007年政府將投保40年的年金受益人的平均替代率從70%下降到50%，以后每年以0.5%遞減，計劃2028年前調整到40%。在繳費比率上，由于職工對提高繳存比率比較敏感，韓國政府沒有改變9%的繳費比率。但是對農漁民的繳費比率進行了調整，2000年農漁民的繳費比率為4%，但是以后每年將會增加一個百分點，到2005年增加到9%的水平。（2）調整國民年金最低領取年齡，應對國民年金財務不可持續風險。韓國國民年金初始的繳費率以及替代率是依據當時人們的預期壽命水平制定的。隨著人們預期壽命不斷地增加，勢必造成年金領取者繳費時間相對較短而退休后年金領取時間相對較長的不平衡結構。這種不平衡的繳費和領取國民年金年限將會造成國民年金收支出現赤字，其自身可持續性難以為繼。為了應對最低領取年齡標準過早對年金財務不可持續風險，韓國制定了在1999-2033年間逐漸推遲退休年齡計劃，調整國民年金最低領取年齡。從2013年開始在現有60歲最低領取年齡的基礎之上，以五年為一個周期，每期將最低領取年齡在原有基礎之上提高一年，直到2033年達到65歲的標準。（3）改善年金基金運營，提高國民年金運行可持續性。韓國國民年金具有不完全積累性質，保持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率有助于實現運行可持續性。在1998年之前國民年金是由財政部來直接管理，同時由于公共資本管理基金中存在強制存款制度，國民年金投資收益率相對于進行其他金融投資的收益率較低。在1998年國民年金制度改革中，韓國廢除了公共資本管理基金中的強制存款制度，確定衛生福利部作為國民年金主管機構。同時成立國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專門進行國民年金投資，國民年金基金管理中心成立以來積極進行國內外各種金融領域的投資，通過擴大投資范圍實現投資風險分散化，國民年金的投資收益率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

3.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成效

通過改革，韓國在公平和可持續性兩大目標之間實現了較好的平衡。建立基礎養老金制度和修訂《國民年金法》的適用對象，使得國民年金真正實現了全民化，全部公民均可以享受年金制度帶來的收益。通過調整繳存收益比率以及提高年金領取的最低年齡標準，解決了由于制度設計之初內在的不平衡所帶來的不可持續性風險。同時獨立、科學的基金管理也使得年金盈余收益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并進一步降低了年金不可持續性風險。經過近些年來的養老金制度改革。韓國國民年金的繳費人數迅速增加。1999年只有1626.2萬人，2013年已經達到2074.5萬人。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和比例迅速增長，2008年65歲以上老人共有5069273人，領取基礎養老金的人數為2897649人，受益率達到57.2%，到了2013年65歲以上老人共有6250986人，領取基礎養老金的人數為4045311人。受益率提高到64.7%。2007年養老金制度改革之前，韓國養老金將在2046年左右枯竭，2007年通過降低養老金替代率，將養老金枯竭的時間向后推遲到2060年，緩解了養老金財政壓力。韓國公共養老金制度改革不僅注重其對退休者的保障功能和在福利分配上的公平性，還重視其經濟功能，根據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對養老保險體系的參數和結構進行調整，努力降低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起到了社會托底作用。

三、經濟增長換檔期我國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預測方案預測，我國將在2024年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的老齡化速度要遠快于其他國家。在這樣的經濟社會環境和人口結構下，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養老金制度，要更加注重公平和可持續的協調問題。

1.建立與經濟社會環境和人口結構變化相匹配的養老金制度

養老金制度不應該是一個靜態的結構，而應具備足夠的活力，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環境和人口結構變化做出相應調整。縱觀韓國的公共養老金改革，我們發現韓國政府能夠很好地根據宏觀經濟環境和人口結構變化，對養老保險體系的參數和結構進行調整，實現公共養老金制度與人口結構、經濟環境、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匹配。目前我國經濟增長轉向中高速和人口老齡化加速都對當前的養老保險體系產生巨大的挑戰，養老金制度改革不能夠僅僅局限于制度體系內部調整，僅僅實施短期的參數改革并不能解決財政可持續性問題，要把養老金制度改革置于宏觀經濟環境、人口結構、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的框架之中，構建與經濟新常態和人口新常態相適應的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這是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通過完善養老金的制度規則，理順養老金與經濟社會環境的關系，促進經濟效率提升和經濟持續增長。

2.養老金制度的完善要實現社會公平與可持續性兩大目標的動態一致性

從2005年開始。我們國家就著力建設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障體系。2014年人社部就啟動了全民參保登記計劃，“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實施“全民參保計劃”，便是基于社會公平目的，確保全體公民特別是社會中低收入者都能參保并享受應有待遇。加快居民養老金城鄉并軌、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并軌等制度進程，消除身份和地位的差別，也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但與社會公平取得的巨大進步相比，養老金自身的可持續性卻令人擔憂，養老金缺口的不斷擴大導致財政風險甚至是經濟風險日益凸顯。這就要求養老金制度改革既要實現全體國民的體面生活，又要實現國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公平與可持續性兩大目標的動態一致性。

首先，通過建立國家層次統籌的養老金制度防止碎片化帶來的抵御風險能力下降。我國當前養老金制度還沒有實現全國層面統籌，這導致養老金政策碎片、制度設計和福利享受存在嚴重的碎片化現象，欠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可以隨意提高或降低養老金的繳費水平和養老待遇，這使得當前養老金制度的抵御風險能力差。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國家層次統籌的養老金制度。實現養老金賬戶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轉移銜接，增強抵御風險能力。

第3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關鍵詞：地方財政 財政可持續性 跨期預算約束

引言

1994年分稅制改革基本構建了我國財政分級分權框架，使我國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促進地方和諧發展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主體地位，這與世界各國的分權化大趨勢相一致（Oates，1999）。然而實踐證明地方財政預算約束不力、地方領導利益短視以及我國事權下移、財權上移的不規范財政關系等成為導致我國地方財政困境的關鍵原因。因此結合我國國情研究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對于控制地方財政風險、防范地方財政危機以及發揮地方財政職能，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近些年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相關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尤其是對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理解上較為一致，都比較注重地方財政與地方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郭代模、楊濤，1999；張雪平，2002；匡小平，2004；翟璐、金明玉，2012等）。但在評價方法上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并且他們的研究均沒有系統回答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價值所在。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財政可持續發展的現有文獻，探索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新思路，旨在為我國地方財政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理論支持。

現有文獻對財政可持續性的解釋及相應衡量標準

對財政可持續性的關注，最初主要以國家財政為研究對象，由政府部門和學界分別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展開：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部門從實踐的角度分析和預測國家財政的長期挑戰，如挪威財政部自1993年開始每四年提供一份《挪威經濟長期前景》報告，預測未來50年的財政長期挑戰、經濟前景與政策選擇。此后丹麥的《持續性未來》、澳大利亞的《代際公告》、新西蘭的《長期財政狀況報告》、英國的《長期公共財政報告》、德國的《公共財政持續性報告》以及《美國政府綜合長期財政預測報告》、《瑞士公共財政長期持續》、《老齡化與荷蘭公共財政的持續性》等，盡管報告的名稱不同，但均是通過預測財政未來的收入、支出來評價財政長期持續性。另一方面，學界也將此作為重點課題加以長期不懈地研究，目前西方已有較為成熟的理論和方法，而我國學者對財政可持續性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運用西方現有理論和方法檢驗我國財政的可持續性。梳理現有文獻，對財政可持續性的理解與衡量主要有以下兩大類：

（一）運用會計方法對財政可持續性的衡量和解釋

最早提出“財政可持續”概念的Buiter（1985）從政府償債角度將其闡釋為“作為經濟實體的國家財政的存續狀態或能力”。并運用會計方法計算和衡量滿足可持續財政條件的政府償債能力。實際上，此前Domar（1944）通過簡單的數學論證提出最優債務負擔率，已經包含了財政可持續的思想，即將“債務增長率不超過經濟增長率”作為財政可持續的判斷標準。Buiter將Domar“保持當前債務負擔率”的財政可持續狹隘思想向前推進，提出了“保持當前政府凈值”的廣義標準，但由于計算手段及數據限制，Olivier Blanchard（1990）退回到Domar的財政可持續思想，他將財政的可持續性界定為財政收入水平確定條件下，可預見未來時期內的凈債務占GDP比重恒定的財政收支狀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基本預算缺口”和“稅收缺口”等較為容易操作的指標。Ariyo（1993）和Dinh（1999）進一步沿此思路，將可能的經濟增長率和真實利率以及一定的通貨膨脹情況下，不通過提高債務負擔率就能彌補的赤字稱為可持續赤字，即可持續財政的判斷標準為實際赤字小于可持續赤字的財政。國際上著名的《馬斯特里赫條約》據此方法規定了歐共體成員加入歐盟組織的入圍標準，即財政赤字率小于等于3%，債務負擔率小于等于60%。然而，這些研究是對已經存在狀態的總結和檢驗，因此在財政可持續研究中忽略了經濟自身波動難以預測的現實，只能就債論債。同時，以上研究以市場經濟運行體制、機制比較健全的歐美國家為例，沒有充分考慮或有負債，而在不同的國家或有負債轉化為現實負債的可能性不同。

為彌補這些缺陷，學者們做了如下嘗試：Barnhill & Kopits（2003）運用風險價值法考察政府凈值的概率分布，進而通過政府凈值概率分布考察財政的可持續性。顯然這種方法突破了以往就債論債的觀點。Mendoza（2004）提出了“自然債務限度”（Natural Debt Limit，NDL），即政府可能出現的最差財政盈余或赤字時的債務負擔率，是一種比較保守的政府償債能力，而非政府能夠承受的最大債務負擔率，也非最優債務負擔率。不過，如果用政府償債能力表示財政可持續的話，顯然需要回答的是政府在最差條件下的償債能力，而非最優條件下的償債能力，因此用比較保守的“自然債務負擔率”表示政府的償債能力更有意義。

從單純計算上看，這類方法比較簡單，但需要設立判斷標準。對于社會經濟條件、社會性質以及全球經濟參與度等各不相同的國家，其標準自然不同，也正是這種難以確定的標準，增加了該類方法的實際操作難度，因此這類方法沒有得到國際上的普遍采納。

（二）運用“跨期預算約束”對財政可持續性的衡量和解釋

從計量模型上看，運用跨期預算約束對財政可持續發展的評價中，具體有兩種常用方法：第一，通過非蓬齊博弈規則檢驗政府債務或赤字的平穩性。采用該方法的學者有Hamilton & Flavin（1986）、Wilcox（1989）和Wickens & Uctum（1993），其中Wilcox和Wickens & Uctum分別對歐美國家政府債務的時間序列進行考察，并檢驗這些國家債務的非蓬齊博弈條件，認為理性人只有在一國政府最終的債務現值為零時才選擇購買政府債券，否則理性人不購買政府債券而選擇現時消費，因此只有滿足非蓬齊博弈條件（債務增長率小于利息率）時，該國財政是可持續的，反之則需要調整財政政策來滿足財政的可持續發展。Hamilton & Flavin（1986）對此提出疑義，他們運用回歸分析法檢驗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發債路徑，發現美國財政在該段時期內通過以債養債的財政融資方式，同樣在不滿足非蓬齊博弈條件，而滿足蓬齊博弈條件下能夠持續運行。可見，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政府可以進行蓬齊博弈。這說明：“跨期預算約束”的實質，即由于政府可以通過借貸來解決當期的預算不平衡，因此政府不必保持每一期的預算平衡， 但如果要實現財政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保證跨時期的預算平衡；運用非蓬齊博弈規則的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和經濟運行有效。理性經濟人在經濟運行動態有效時，自然會出現利率大于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大于等于債務增長率，從而利率大于債務增長率的情況；當經濟運行動態無效時或者人們非理性時，利率小于經濟增長率，而經濟增長率大于等于債務增長率，則利率可能大于、等于甚至小于債務增長率，因此會出現蓬齊博弈規則下的財政可持續。由此可見，政府可以順利通過借貸解決預算不平衡的前提條件是借貸市場成熟、有效，并且人們處于理性狀態，這使得該方法不能適用于所有國家或地區。

第二，通過協整模型檢驗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間的長期協整關系。采用該方法的學者有Trehan & Walsh（1988）、Hakkio & Rush（1991）、Quintos（1995）、Bravo & Silvestre（2002），他們認為滿足財政可持續的跨期預算約束條件應該是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Quintos認為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之間的協整向量 [-1，β] ，滿足0

從以上衡量標準看，對財政可持續性的理解僅僅考慮了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沒有將財政和經濟有機結合，沒有充分考慮經濟不確定性對財政收支的影響以及財政收支對經濟的影響。而現實中財政、經濟、社會是緊密結合的，因此這里需要辨析兩個概念，即財政可持續性和財政可持續發展。

“財政可持續”僅僅涉及財政自身的可持續（楊志宏，2010）。而財政可持續發展是財政可持續性概念的延伸，它除了財政自身的可持續性外，還包括財政對于經濟、資源環境、社會等系統可持續發展的支撐作用（翟璐、金明玉，2012）。也就是說對財政可持續發展的理解應該采用系統論的觀點，即在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形成的系統可持續發展背景下予以分析、研究財政的本質與功能，因此筆者認為在界定財政可持續發展時要把握以下三點：首先，財政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即要樹立公共財政的思想。其次，財政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的目的是促進社會更和諧地發展。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自然要求財政提供更多、更高級別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因此財政應該是發展的，即要樹立發展財政的思想。最后，財政的可持續發展還應該考慮代際公平問題。有鑒于此，筆者將財政可持續發展重新界定為：政府在不影響代際公平的前提下，合理組織資金以彌補其維護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所需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支出的過程。

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框架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認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在一國經濟、社會運行中應發揮不同的作用：中央財政主要在調控經濟、穩定物價、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國家安全等宏觀領域發揮作用；而擁有信息優勢的地方政府更加知道當地居民的偏好，因此地方財政應該在合理配置資源，提升地方經濟效率方面發揮作用。這為各國分權化改革提供了依據，但實踐證明地方政府在經濟效率的追逐中，由于其短視行為，可能會增加同級財政競爭的“用腳投票”（Tiebout，1956）成本和外部性成本（Gordon，1983），從而影響宏觀資源配置效率，使地方政府從“援助之手”變為“掠奪之手”（陳抗、Arye L Hillman、顧清揚，2002），最終影響地方可持續發展。可見，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應是地方政府在不影響代際公平的前提下，滿足其財政責任的長期能力（契布曼，2008）。據此定義，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應該解決如下問題：一是自身的平衡、可持續問題。依據系統論的觀點，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而這個子系統由于其具有財政調節功能，因而在促進整個系統可持續發展中處于關鍵地位。可見，地方財政自身的平衡、可持續是其發揮財政職能的基礎和保障。二是市場失靈問題。地方財政作為政府調控手段，在市場失靈時，合理配置資源，提高地方經濟效益，促進地方經濟、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三是基礎設施、基本保障等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的提供問題。地方財政從本質上講屬于公共財政，理應發揮公共財政職能，即要根據當地發展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一方面吸引更多的資源流入本地，發展本地經濟；另一方面，通過收入分配等手段，促進本地社會可持續發展。四是地方政府融資的代際公平問題。地方財政既要滿足地方當前財力分配的現實需要，又不會損害財力的未來需要及后代人的利益（郭代模、楊濤，1999）。有鑒于此，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研究應包括如下內容：

（一）地方財政自身的平衡和可持續

反映地方財政收入滿足當地財政支出需要程度的財政自給能力系數常被用來衡量地方財政自身的平衡狀況（鄭斌，2008），但該指標屬于靜態指標，不能反映地方財政的可持續性。對此，筆者認為需要從三個方面加以研究：第一，地方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地方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收入結構以及地方財政收入的產業來源是影響地方財政自身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李芳，2010）。據此應該研究地方財政收入與地方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與協整關系、地方財政收入的結構和地方財政收入的產業來源。第二，地方財政支出的可持續性。地方財政支出的方向與效率影響政府配置資源解決市場失靈效率，因此放在下文論述。第三，地方財政收入、支出的平穩性。依據前文對財政可持續性衡量標準和解釋的梳理，地方財政的可持續可以通過協整模型檢驗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間的長期協整關系來評價。

（二）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地方政府運用地方財政配置資源主要有三種方式：轉移支付，引導產業發展；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為當地產業發展搭建平臺，引導資源在產業間流動；通過地方財政政策配置資源，比如稅收制度等。前面兩種方式主要涉及財政支出問題，第三種方式則涉及財政政策或制度，因此需要研究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地方財政支出效率、地方財政支出與當地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及協整關系、地方財政支出對產業調整的支持、地方財政政策或制度。

（三）解決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務提供問題

該問題主要涉及的是地方財政的支出問題，重點研究財政支出結構、財政支出效率以及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支持等指標。由于在上文已經述及，此處不再贅述。

（四）解決政府融資代際公平問題

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中最為關鍵的是解決地方政府履行其財政責任的資金問題，即地方政府的融資問題。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融資方式包括取得財政收入以及債務融資。其中財政收入可持續性研究已做分析，此處重點探討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按照負債經營理論，地方政府負債融資既會影響代際間的公平，又可能通過負債經營提高地方經濟運行效益，因此地方政府在通過債務融資時應權衡利弊。依據跨期預算約束條件，在二者權衡比較時關鍵看實際利率與經濟增長率孰高孰低，當名義利率扣除通貨膨脹率后的實際利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時會影響代際公平，即扣除經濟增長紅利后的當期地方政府負債利息將會影響債務到期時的財政支付；相反，當經濟增長率高于實際利率時，顯然政府應該抓住機遇發展本地經濟。

根據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應該解決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法，筆者將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研究框架歸納為表1。

結論

綜上，應用會計方法對財政可持續性的衡量和解釋，盡管方法簡單，但由于地方性差異使得難以形成統一的判斷標準，因此有時并不具有實際操作性；跨期預算平衡表明財政可持續性是跨時期的財政平衡，其中非蓬齊博弈規則和蓬齊博弈規則旨在通過檢驗政府債務或赤字的平穩性來指導政府創造財政可持續的經濟條件，而財政收入、支出協整檢驗則通過財政收支的自身關系指出財政可持續的可行條件。這些研究為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十分有用的計量方法，但沒有揭示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本文通過對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重新闡釋，指出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地方財政幫助地方政府履行財政責任，實現地方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因此研究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應該采用系統論的觀點，從地方財政應該解決的問題入手，在解決地方財政自身可持續性的基礎上，發揮地方財政職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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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郭代模，楊濤.論可持續發展財政[J].財政研究，1999（10）

第4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另外，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也非常嚴峻，2015年全國債務余額平均增長速度雖然未到50%，但其中115省份的增速超過了全國的水平，有幾個地方的增速還超過了100%。

在經濟新常態下，財政收支缺口問題再加上地方政府債務的嚴峻狀況，反映出我國財政存在著一定的困難。那么，這些問題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國的財政就不可持續了？其實財政能否可持續發展，關鍵看我國將如何調整財政的體制和機制。

判斷指標

財政的可持續性是指國家財政的一種存續狀態或者能力，是衡量財政風險重要指標之一，一個國家的財政如果不可持續，就說明這個財政收入不能滿足支出，政府沒有辦法提供公共服務了。

我們國家的財政可持續性如何，其實在學界也有一些探討。有專家分析我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在新常態之前是沒有問題的。但在新常態后，一些專家采用的是分診時間序列的方法，發現我國財政具有弱可持續性，但中長期仍然存在風險。還有的學者從社會結構變化對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做了分析，比如說人口老齡化對財政可持續性也有不利的影響。

到底新常態下財政可持續性該如何判斷？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鄧曉蘭告訴記者，首先是從財政依存度這個指標來分析，財政依存度指標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是過去經常說的財政集中度，它反映的是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配置社會資源之間的關系，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和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的程度。目前，財政依存度這個指標還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經驗數據，因為財政依存度與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是密切相關的，找不到統一判斷的標準。通過1978年到2015年我國財政依存度與GDP增長率、財政缺口之間的數字變化規律的分析得出，我們國家財政依存度的合理區間在15%到22%。經濟增速下滑，財政支出的缺口就越大，一直到15%以上。相反，這個缺口下降，增速也就上來。但是超過了22%以后，尤其是2015年依存度已經達到了22，49%以后，支出缺口猛增，15%到22%是一個合理的區間，目前超過了，所以財政發展的前景還是有些令人擔憂的。

另外，還可以通過赤字率和債務率來分析，這些都是很直觀的指標。從2015年的財政赤字率2.3%，到2016年已經設定到3%來看，我們財政的收支壓力還是很重的，遇到了挑戰。目前，按照歐盟的經驗，3%是國際上所謂的經驗標準，算是上限了。當然中國是不是3%還值得研究，但是已經是比較高了。從全國的水平來看，負債率好像離國際所謂的警戒線60%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從地方政府總體的負債率來看，還是比較高的。所以地方財務問題反映的是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當然解決地方債，同家已經提出廠債務置換，而且現在還如火如荼，但是這個做法只是暫時緩解風險，把債務問題往后延期，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鄧曉蘭還做了一個跨時預算約束下的協整，來判斷財政的可持續性。一般來講，財政可持續性的充要條件就是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其中貝塔系數在。到1之間，如果貝塔系數等于1，財政就有強可持續性；當貝塔系數在。到1之間，財政具有弱可持續性。“我們選擇了兩個樣本，就是2012年1月到2016年2月，新常態以后的數據，以及新常態以前，就是2007年1月到2011年12月這個數據，進行協整檢驗的數據，貝塔值的結果是0.5和0.69，都在0到1的區間內，說明我國在新常態前后的兩個區間內的財政都是具有弱可持續性，但是新常態后的財政可持續性的強度更弱一些。”鄧曉蘭說道。

時此看出，我們國家新常態下財政收支矛盾不斷加大，存在著地方巨額債務問題，雖然在可控范圍，但財政赤字率在提高，我們國家在全國層面上可以說還是處于弱可持續性。

倒逼體制改革

財政發展的可持續性強也好弱也好，說到底是財稅體制的完善與否。回顧我國稅收制度發展的歷史，能夠代表稅收制度演變的基本上都是從增值稅開始的。從1984年的工商稅制的改革，到1994年的財稅體制的創建，到現在又是以增值稅制度改革作為一個前提來展開的。同時營改增也是推動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先行軍，也就是說現在營改增迫切的倒逼著財稅體制發生轉變。

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所長李萬甫認為，這次改革既總結了前期試點的一些經驗，又預估了此次試點改革的難度，體現出營改增試點由易到難的一個改革路徑。從2012年1月1日到“3+7行業”領域進行試點，又到推開四個領域（即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的全盤改革，都體現出對財稅體制改革的探索。尤其是這四個領域，在世界上都是公認為最棘手、最復雜、最難的領域。比如金融保險業增值稅制度，我們國家做出了非常勇敢的探索。

這次營改增既體現宏觀層面的減稅訴求，也為微觀主體釋放改革紅利來助力供給側改革。還有這次營改增既有國稅部門的參與，也有地稅部門的參與，對二手房和房屋租賃的問題，應該依然維持地稅局米進行征管，這個也是很特殊的一種現象。因為按照增值稅的原理來說，不應該由兩個部門共同來管，但是現實的這種狀況下，地稅來負責管理，會有助于這項改革的逐步推進。所以這次營改增體現出一種多維角度，它是提升我們稅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支撐點。稅收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要發揮基礎性、支柱性和保障性的作用，這個支柱怎么來體現，這次營改增則是提升稅收治理現代化路徑的很重要的一項改革舉措。

解決之道

接下來又該如何理順財政收入機制？目前國家提出來了供給側改革，就是一個解決之道。其實，供給側改革并不是對需求端的否定或者對需求管理的否定，需求管理主要是解決經濟周期性的問題，而長期性的經濟增長問題是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的。

鄧曉蘭說：“新常態下，我們國家經濟就意味著在一段時間內屬于中低速發展的態勢，它不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周期問題，它是一個通過結構性變革使經濟朝更加合理化發展的一個經濟穩增長的問題，所以把供給側改革歸到了生產函數的框架下去理解，發力方向應該作用于生產要素，通過提供制度供給和優化結構等有利于生產要素配置的外在環境，來提高投資效率，為經濟增長不斷培育新動力。”

在新常態，實現財政可持續發展必須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或者說財政的可持續發展和供給側改革是相輔相成的，供給側改革為經濟增長發展提供新動力，經濟發展了，收入機制完善了，財政的可持續性就有了保證。而財政如果助推了供給側改革，那么對財政可持續性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

第5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關鍵詞 傳統經濟學； 生態經濟學；自然資本；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4-0163-03

經濟學由于其經世濟民、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學科與社會性質，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推崇，人們期待著經濟學能為解決當今各種重大的環境與發展問題提供答案。但由于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固有缺陷，它不僅沒有完成這樣的使命，相反，有時甚至成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當今綠色經濟的時代，需要采用新的更廣闊的視角，對主流經濟學進行擴展，生態經濟學這一跨學科的思維范式就是人們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之一。

1 環境問題與經濟學的變革

在過去的30多年里，環境與發展是人類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新的環境威脅層出不窮。由于未考慮生態限制，隨著經濟的進一步擴張，資源短缺、生態退化和環境破壞的程度令人震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面臨著許多重大而艱難的環境與發展任務。

2006年9月7日，《中國環境經濟核算2004》綠皮書正式公布。這是我國首次環境污染經濟核算報告，僅計算大氣污染造成的健康、農業和材料損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農業生產、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損失，以及固體廢棄物侵占土地造成的經濟損失等10項污染損失，就占到了2004年GDP的3.05%， 為5 118億元。其它環境污染如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10多項損失以及5大項自然資源耗減（耕地資源、礦物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和生態破壞的成本還未進行計算。

據世界銀行和國內有關研究機構測算，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有2/3是在對生態環境透支的基礎上實現的。多年計算的平均結果顯示，中國的GDP增長中至少有18%是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實現的。不合理的經濟行為和粗放型資源開發方式是導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主要原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已是刻不容緩的重大戰略抉擇。在這方面，提高稀缺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分配為己任的經濟學責無旁貸。

經濟學的中心問題是對人與人的關系（消費者、廠商和政府）進行分析，提高各種資源的配置效率，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社會公平傳統經濟學認為，增長不僅不是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認為能夠同時取得可持續性與增長兩個目標，而不必通過向環境上和諧的模式調整人類的行為來限制消費本身。由于經濟生活是由真實的人們而不是非人格的因素如家庭和廠商進行的，我們應當對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假設進行重新思考。簡單化的理性假設與人類行為的許多方面不相符合，關于經濟生活的更加開闊的思想也不可能是價值中性的。由于自然界與人類行動間的明顯的相互作用，環境不應看作外部問題，而是經濟運行的中心問題。

經濟學的綠化就是從經濟學要解決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的推理、結構、方法和范式進行審視，擴大其領域，把經濟增長與環境可持續性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經濟學應當通過對經濟理論的研究與應用，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健康，所以，經濟學在本質上應當是全面考察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的跨學科的學問，經濟學有理由進行變革，應當著重把公平與可持續性看作自己研究與解決的中心問題。

丁言強等：傳統經濟學的綠化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8年 第4期2 生態經濟系統觀與傳統經濟學的缺陷

生態經濟學認為，自然環境包含了人類經濟系統，而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生態環境系統中的一個開放子系統，人類經濟系統從自然生態環境中取得有用資源，并將廢棄物排放到環境中。人類通過占有生態系統中的自然資源生產出產品，而環境則在一定程度內吸收人類經濟系統排放的廢棄物，并提供人類經濟系統不能供給的滿足自身需要的其他服務（如水資源更新等生態服務）。 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自然環境的支持下進行的，所有經濟生產也都是對自然資源的消費。自然資源的存量（傳統經濟學稱之為“土地”），生態經濟學稱之為自然資本。

傳統經濟學將環境（一般以土地為代表）僅僅作為生產的一種要素，認為環境從屬于并且在人類經濟系統以內。盡管并不存在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系統分離的經濟系統，人們現在所認為的經濟學主要是對“孤立的”經濟系統進行分析，對社會和生態問題基本上是視而不見。正是這種顛倒的經濟系統觀為人類經濟活動造成對生態環境的損害從而危及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埋下了禍根。

新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資源相對豐富的時代。在過去的200多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都在努力提高人力資源的生產力。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動員了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本。在自然資源較為豐富時，這種權衡是可以接受的。現在，由于生命支持資源快速枯竭，這種交換就不再可取了。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自然資本的觀點――自然資本只是一種不太重要的經濟生產要素――是一種嚴重的理論缺陷，并產生嚴重的政策后果。把自然資本從資產負債表中排除在外，是一個極大的疏漏和失誤。市場價格沒有提供正確的信號，在會計和國民經濟核算系統中，自然資本沒有包括在資產平衡表中，混淆了資本與收入，提供了不適當的信息，使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眾看不到經濟規則調整的必要性，造成自然資本的過度利用。經濟思想的歷史發展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為了追求理論的純潔性，主流經濟觀點仍然固守一些值得懷疑的假設。

（1）環境（或稱自然資源、“土地”、自然資本）被看作一種生產要素，是人類經濟系統的一部分，環境提供物質資料和服務，吸納廢棄物，使人類經濟成為可能的作用被忽視。

（2）即使環境提供的物質資料和服務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也不被看作是不可缺少的。認為，人造資本幾乎可以完全替代自然資源。

（3）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假設之一就是人造資本替代自然資本。自然地，無限替代性這一教條認為，增長沒有極限，即使是熱力學的限制。以人造資本替代自然資源，不斷提高利用效率，人類技術永遠能克服資源稀缺性，不間斷的增長不僅可能，而且是最好的，可能是貧困與環境退化的唯一解決方案。這是一種技術樂觀主義的觀點。

（4）把人們看作是“人類原子”――理性經濟人，在通過市場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必然促進社會利益，即所謂看不見的手原理，認為，沒有必要從生態觀點認識事物，否認相互作用、相互依賴、集體主義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非經濟聯系。

（5）如果一種事物是好的，則越多越好。著名經濟學家肯尼思•鮑爾丁指出，“有一個原則是生態擾亂者，――如果一種東西是好的，則越多越好。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世界上沒有一種關系可以長久地保持線性。”

雖然這些假設曾經相當有效，它們賴以產生的條件已經消失。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地球上人煙稀少，人工物品和廢棄物不多，新古典經濟思想就產生于這一長時期的末期。現在，世界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相比已經非常大，地球上人口眾多，資源消耗量與廢棄物產生量已經超出了生態系統的容量，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是否仍然正確，令人懷疑。

3 自然資本與可持續發展

生態經濟學認為，地球生態系統（自然環境）為人類提供一系列不可缺少的資源和服務，是自然資本。自然資本是人類經濟活動和生存所必需的，不能為人類勞動、人造財富和技術的任意組合所替代。自然資本是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基礎，正確處理人類與生態圈的關系是實現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地球上的自然資本稟賦正遭受迅速增長的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巨大壓力，許多形式的自然資本正日益退化和稀缺。如果這一趨勢發展下去，剩余的自然資本將不足以支持人類的繼續生存，更無法擴大全球經濟，因此，保持和投資于自然資本是我們最緊迫的優先考慮。不考慮可更新資源和不可更新資源的流量，任何有組織的經濟系統都無法存在，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與人造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概念相結合，自然資本就成為滿足人類需要和保存甚至恢復自然生命系統的紐帶。

一般認為，自然資本由三種主要類別組成：自然資源存量、土地和生態系統，由于它們對人類經濟以及經濟之外的其他生命提供各種服務，所有這些自然資本對發展的長期可持續性都是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本的服務可以分為四類：資源服務包括經開采進入經濟以便于轉變為對人類有益的物品和服務的自然資源，如礦藏、原始森林的原木和深海魚類；沉淀服務吸收生產和消費的沒廢棄物，這些廢棄物被排放到空氣、水體（包括海水）中或埋進填埋場，這三種去向通常稱為“沉淀”；生命支持服務提供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的棲息環境，如果生存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下降了，物種多樣性就受到了威脅，包括人種在內；娛悅服務是指自然環境能提高人類生活的質量，如提供用于休閑活動的怡人風光。

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可持續性取決于自然資本的維護（除了其他形式的資本以外）。如果自然資本存量下降到不再能夠充分地提供上面列出的服務的程度，任何依賴于這些功能的發展模式都是不可持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可持續性要求自然資本存量與其它形式的資本分開，單獨保持完整。在實踐中，這要求在作出自然資本使用決策時，必須采取謹慎態度。可持續性是一個與眼前問題同樣重要或更為重要的長遠問題。可持續性所呼喚的慎重常常表述為如下的“預防性原則”：可更新資源的利用不應超過其自然再生能力；不可更新資源的利用必須謹慎而有效，要留意同樣的功能后代人也能擁有，比方說，通過技術開發或轉向使用可更新資源；沉淀服務的利用不能超過其同化能力；應當避免或者至少最小化導致生命支持服務惡化的活動。

在今后的長時期內，經濟發展的合理選擇是提高自然資本的生產力，把生命系統的動力學原則與現實經濟活動及政策相結合。生態經濟學認為，正確估價自然資本提供的資源和服務對經濟生產做出的不可缺少的貢獻，較正價格，提高真正的經濟效率，是走向可持續性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一步。 最近，定義為可以在無限時期內保持不變的總效用水平的可持續性概念受到特別注意。理論上已證明，扣除了因非再生自然資源的使用造成的資產耗減的國民產出可表示經濟的可持續生產潛力。實行綠色GDP核算是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4 結 論

由于目前和不斷升級的環境問題，關于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可以描述為發生在對立的增長悲觀派與增長樂觀派之間。前者認為，指數增長與有限資源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而后者相信替代、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的作用。雖然要求經濟學進行根本的范式轉變實際上是過于極端，問題是經濟學家如何找到一條走出理論、經驗和政策死胡同的途徑。愛因斯坦曾說過，“當今世界上存在的問題無法在造成這些問題的同一思維水平上得到解決。”所以，對經濟學這一學科來說，應當對已確立的理論進行深刻的重新思考，向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進行重新定向，修正過時的或不符合實際的假設，將經濟增長置于自然的限度以內，在遵循生態經濟學原則的基礎上，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公平分配，實現經濟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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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ott Cato, M and Kennett, M (eds). Green Economics: Beyond Supply and Demand to Meeting People’s Needs ［M］. Aberystwyth: Green Audit, 1999.

第6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其實，中國出口以加工裝配為主，附加值很低，只有很小的比例同GDP增長相關。中國平安渡過這次經濟危機就充分證明，出口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由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市場化改革所帶動的。有些政客想借打擊中國出口來遏制中國經濟增長也是徒勞的。中國的出口產業是高度國際化的，對其限制將會影響整個產業鏈，也會傷及美歐日經濟。

中國經濟能持續增長嗎?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能量方興未艾，遠未達到所謂的效益遞減程度。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為中國的工業化積累了可觀的資本，正處于起飛階段。居民的高儲蓄率蘊藏著巨大的消費力，只要政策得當就會很快形成巨大內需。中國的城市化之路剛走了一半，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城市化將是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中國服務業發展水平偏低，遠落后于中國經濟總體發展規模，已被列入“十二五”規劃優先發展行業，這是又一個新增長點。

具備如此多的積極因素，為何外國輿論始終懷疑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這其中包含著各種復雜的因素。這種懷疑可以警醒我們避免盲目樂觀，而要決策謹慎。

外國人仍用“重商主義”觀點看待中國，認為中國獎出限入，以鄰為壑，因此總想用保護主義手段來限制中國出口，殊不知中國的出口產品內含著他們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來，交出了一張十分漂亮的成績單。雖然在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下也同樣面臨保護主義壓力，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反對保護主義，外資政策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開放。

第7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先讓我們看看投資的重頭――房地產投資。歷史數據上看，房地產投資確實是銷售的滯后指標，但這一次可能會存在一定的變數，過去的從房地產銷售到房地產投資，再到經濟總需求擴張的傳導機制在2015年不一定有效。

首先，房地產銷售回暖不一定具備可持續性。認貸不認房和降息等措施確實激活了2014年12月的房地產市場，但卻是以透支剛需主力的婚齡人口加速入場為代價，可能不具備可持續性。而一系列刺激措施并未扭轉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銷售的頹勢，30個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銷售面積是2075億平，僅占全國的15.7%，廣大三四線城市才是全國房地產市場的主力，因此，只要全國范圍內的房地產銷售不見底，房地產投資轉暖也就遙遙無期。

其次，房地產庫存和存量在建面積壓力山大。即使是十大城市的商品房可售套數和可售面積也在不斷地刷下新高，更不談銷售陷入水深火熱的三四線城市。除了高企的待售庫存，目前巨大的在建面積存量也是阻礙房地產開工的巨大障礙。

最后，政府棚改思路也在發生變化。為了減輕房地產庫存壓力，政府擬采用回購或回租成熟的存量商品房項目實施棚改。考慮到房地產庫存未有效去化，至少房地產投資在2015年上半年缺乏內生動力，若失去了和2014年同期一樣的增量棚戶區改造投資的支撐，2015年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還看不到上升的拐點。

因此，2015年房地產投資下行壓力依然很大，上半年企穩無望，房地產投資下半年能否轉暖還需看地產銷售能否持續。

由于當前的產能是根據過去總需求擴張（以地產投資擴張為主）“量身定制”的，當房地產新開工長周期下降和債務擴張的空間受限，制造業產能過剩矛盾開始凸顯。與房地產開工直接相關的制造業產業鏈主要有化工、非金屬、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和機械設備等行業，涉及的制造業投資約6.3萬億元，占制造業總投資規模的43%。

在漫長的去產能過程中，企業自身增加資本開支的意愿不足。此外，產能收縮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對多數制造業企業的信用風險偏好是回落的，會造成企業真實的財務費用負擔加重，進而抑制資本開支。

制造業投資上升會滯后于終端需求。制造業企業對當下經濟總需求的感知和未來預期是決定其投資是否擴張的重要因素。當經濟總需求處于上升周期時，供不應求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上升和庫存下降，然后才有制造業企業追加杠桿去補庫存和追加投資。因此，制造業投資回升需要確定兩個關鍵點：需求端擴張引起的制造業企業盈利能力回升和產成品庫存經歷了可觀的去化。

第8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區域經濟；思考

自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的協調、全面發展是我國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長期存在不協調、可持續性弱、不平衡的等發展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及時的解決，“木桶效應”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會愈加明顯，在“十三五”期間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區域經濟與供給側改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既要把握好兩者之間的統一性，也要有條件的轉化兩者之間的對立性，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思考具有一定的發展意義。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對區域經濟的發展進行思考，并提出全方面的建議，促進兩者的平衡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提出供給側改革的背景

供o側改革是改革深化和精神回歸的必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速度備受世界關注，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政府過多的干預到經濟的微觀層面，在宏觀層面政府過度刺激總需求為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在政府干預過多的行業中，使企業產量過剩并很難被去除，導致企業信貸增加是金融行業一直處于高處，難以控制，使很多行業缺乏有效的供給。而新常態下的供給側改革政策可以有效的解決目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通過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在資源配置中讓市場起到決定性作用，加強有效供給。將政府的職能定位在為企業創造良好的政策框架及制度環境中，推動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供給側改革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1.統一性。推行供給側改革，使區域制度的供給創新得到有效的增加，加快區域經濟增長和制度供給目標的匹配，加快區域經濟升級和轉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補短板、降成本的五大任務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目標，完成這五項任務對區域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以去產能這一項任務為例，這一任務就是要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政府遵循多兼并、多重組的原則。可以將各區域之間產能過剩的企業進行重組，增強企業在市場中的占有率。不僅可以使重組企業獲得一定的市場定價的權利，避免非法降價的不競爭局面出現，也可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規模化效益得以實現，有效的解決了企業產業過剩的經營狀況。

2.對立性。以“去產能”為供給側改革落腳點為例，要求淘汰產能過剩及無法適應現代市場發展的企業，在進行企業淘汰的過程中，區域的就業總量與財政收入會受到無法避免的影響。目前東北地區的面臨著去產能的任務，也面臨著區域經濟的深度調整。由于東北地區存在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區域經濟的發展依賴個別產業，黑龍江省的石油煤炭產業占工業產值比例的60%，冶金石化、裝備制造是遼寧省產業的支柱，吉林省的一汽占GDP的40%。這種產業結構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會增加行業和企業的風險。2015年遼寧、黑龍江、吉林東北三省的GDP在名義上僅增長了0.26%、-0.29%、3.4%，東北三省在調整中區域經濟幾乎是“硬著陸”。

三、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考

1.加快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技術含量低、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會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積極推進側供給改革政策，能夠使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升級。而高投入、高污染的工業是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這些高能耗、高污染、科技水平較低的產業嚴重的破壞了生態環境。供給側改革政策則提倡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可持續、高效益的科學發展模式，使我國的區域經濟更加協調發展，使區域經濟發展轉向污染小、高質量、科技水平高的產業。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供給側改革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更加有利于優化區域經濟結構。

2.有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的問題，如果不能及時的解決這一問題，“木桶效應”將會更加明顯，極大的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在供給側改革“補短板”的任務，能夠有效的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充分發揮我國四大地區的發展特色，東部地區有效的發揮自身的創新優勢，提高科學技術創新水平，率先實現區域產業結構的創新能力與升級，有效的帶動其它區域的經濟增長；東北地區進行工業機制的轉變以解決東北地區轉型困難的問題，促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加強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西部地區繼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打開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重要途徑，以生態環境建設為優勢，大力發展西部區域特色產業；中部地區要充分發揮區域的地理位置優勢，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優化區域的交通運輸系統，加快中部區域的經濟發展。

3.促進區域的生態文明建設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相協調，是目前區域經濟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區域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區域的生態文明建設得到良好的發展，供給側改革倡導在提高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生態文明的建設。在區域經濟發展與工業建設中，供給側改革提昌引用能源消耗低、污染小的生產技術。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實現綠色發展的同時，減少對資源的浪費，實現協調、可持續性、綠色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使區域經濟能夠得到可持續性的、穩步發展。

供給側改革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了機遇和挑戰，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區域經濟要想得到健康的發展，根據區域實際發展情況進行思考，積極改革，充分發揮自身的發展優勢，促進區域經濟的良好、穩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9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范文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 階段性 實施

經歷了“增長”與“發展”的困惑，以及要不要增長，如何增長等爭論后，人類終于在選擇未來的發展道路（模式）上達成了共識，即選擇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的最高理想，實現這一理想面臨著諸多困難和限制，人類不得不在許多的問題上做出兩難選擇。本文提出并初步論證了可持續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這一觀點，力圖為各地結合自身特色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實施上的理論依據。

一、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盡管是西方國家明確提出的，但可持續性的概念源遠流長。在我國古代出現的一些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初步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萌芽。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特別是自西方產業革命以來，由于機器的大量使用，生產效率猛增，在改變世界的同時，帶來了局部的環境污染，人們紛紛呼吁保護環境，各地也出現了各種環保組織。在出現了臭氧層損耗、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消失、人口劇增、資源浪費和急劇縮減、大氣污染、水土流失等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后，人們逐漸認識到，不能僅只依靠環境保護的發展模式，應尋求一種建立在環境和自然資源可承受基礎上的長期發展的模式。經過提出“有機增長”、“全面發展”、“同步發展”和“協調發展”等各種構想后，人們終于提出并選擇了可持續發展的理論。

可見，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在經歷了種種災難和痛苦后，經過深刻的思索，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樹立的科學的發展模式。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可持續發展（的產生、發展過程）具有階段性。

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本身包含有階段性特征

1.可持續發展時間上的階段性

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的發展”，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時間上的階段性。主要表現為：第一，可持續發展體現了當代人與后代人發展。他提倡首先滿足當代人的發展，同時當代人的發展不應該損害后代人發展，應有義務保護后代人發展的自然、環境及經濟支撐力。很顯然，這一階段性表現在把優先滿足當代人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的發展。

第二，可持續發展的階段劃分。由于人們的環境意識不同，對可持續性途徑的認識不同。皮爾斯把可持續分為極弱可持續性，弱可持續性，強可持續性以及極強可持續性四個階段，指出任何通向可持續發展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是緩慢的，向可持續發展面臨政治、制度上的挑戰，過渡共有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極弱可持續能力，第二階段為弱可持續能力，第三階段為強可持續能力。并指出：“可論證的是，英國甚至還沒有完全處在第一階段，甚至在政黨的政治條文中還沒有把政黨放在通向第二階段的途徑上，第三階段還沒出現在各黨戰略家的心目中。”根據不同資本之間替代程度的大小，可持續性分為四種:弱可持續性，中等可持續性，強可持續性和絕對強可持續性。很顯然，這種認識的潛在假設就是：可持續發展具有（時間上的）階段性。

2.可持續發展空間上的階段性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對可持續發展的見解不一。可分為三層次:第一層次，芬蘭、瑞典、挪威、德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第二層次，包括第一層次以外的工業化國家和少數準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美國、英國等，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第三層次，幾乎全部是發展中國家，將可持續發展定位于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注意保護環境。

3.可持續發展是“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子系統的協調發展

如果將可持續發展簡化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那么可持續發展是二者的協調發展，而不是只強調任何一方。我們可以通過以下的圖示分析。

圖 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保護強度矩陣

處理二者關系有四種方案，很顯然，方案C不可取，因為對一個國家來說，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而貧窮是可持續發展的第一障礙；方案D只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環境保護，這是一種傳統的增長的觀點，應向B轉化；方案A是一種極端的環境保護思想，不顧經濟發展而人為地加大環境保護的力度，這在理論上得不到支持，在實踐上也是不可行的；只有方案B既體現了經濟發展，又關注了環境保護，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在“生態―經濟―社會”這個三維系統里，生態子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自然條件，經濟子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而社會子系統則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使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從而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由于各國、地區的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他們在實現可持續發展上的步驟及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體現了一定的階段性。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把經濟發展放在了第一位（當然是可持續發展思想下的經濟發展，而不是經濟增長）――階段Ⅰ；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使之有條件加大環境保護的投資――階段Ⅱ；在實踐中經過不斷調整，使得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并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階段Ⅲ。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在各子系統的內部，也存在著階段性，可持續發展必須體現公平的原則，公平有代際公平與代內公平，首先考慮代內公平，而代內公平的實現也具有階段性，需處理好效率與公平德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可見，“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并不排斥各子系統及其內部按階段性實施的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階段性特點

中國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已基本形成了三種具有典型特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區:東部沿海屬經濟高速增長、資源與環境危機區，其面臨的是工業污染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以中部為主的經濟快速增長、資源與環境破壞區，面臨的是在資源開發過程中如何尋求有質量的增長問題；以西部為主的經濟快速增長、生態環境脆弱區，面臨的是貧困所帶來的溫飽問題，并非環境問題。因此，東部地區在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快速增長同時，重點是提高增長質量，提高效益，節約資源與能源，減少廢物，改變傳統生產模式與消費模式，實施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對于西部地區來說，重點是消除貧困，加強“發展”所必需的諸如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建設，提高經濟對區域開發的支撐能力。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各地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同，必須從國情出發，有步驟、有重點、分階段地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方能發揮“以點帶面”的示范效應。

四、結論及建議

可持續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并不否認或拋棄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整體觀思想。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總結，是人類明智的選擇，人類的未來發展，應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整體指導。但是為了使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理念變為可行的行動，需要了解可持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便根據各地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資源環境承載狀況，來確定出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制定出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行動方案，這樣才能做到有序、科學的推進并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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