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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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比欢婀值氖牵兹沟南闰炚摰恼J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绷硪环矫?，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行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且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毙袆邮怯幸庾R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弊鳛槿祟愋袆涌茖W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叭绻粎⒄諆r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薄皩⒆匀豢茖W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人類行動科學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定義的理解，即對行動之主觀意義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價值判斷，涉及的是目的的選擇以及借以達成這些目的之手段的選擇，涉及的是對行動結果的評價。”

米塞斯認為人類行動科學有兩個分支：歷史學和“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praxiology)。歷史學是關于人類行動的理解性的經驗科學，而人類行動學則是關于人類行動的先驗性的演繹科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不能離開歷史學的研究，但經濟學理論本身則屬于人類行動學。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并不是多少帶有推測性的理解，而是一種嚴格的邏輯演繹。經濟學法則不是經濟歸納的結果，而是從不依賴于具體經驗而不言自明地呈現于人類心智中的公理邏輯演繹的產物。這個公理即“行動范疇”(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們賴以理解具體行動經驗的所有結構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無謂、收益和損失等等。它比具體經驗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一樣，在借助附加的、以經驗為根據的，而且可以證實的假設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間接地從公理演繹和推導出來的經濟法則也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繹方法對于建構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是否可行，不是這里所討論的問題。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主張有其獨特的哲學意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立場不但是一種“泛物理主義”；同時，在有關經濟學知識的意義問題上，它又是一種波普爾式的證偽主義。用薩繆爾遜的話說，經濟學的目的是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對于有意義的原理我只不過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那么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薄笆聦嵣希瑥牟僮饕饬x上來說我們的理論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的確暗示了對可觀察的量的某種限制。可以想象，通過這樣做它可能遭到反駁?！敝挥羞@種知識才能提供對經濟過程的科學預測。而米塞斯則認為，經濟法則事實上不依賴于經濟事實的證實或證偽，它沒有預測性價值，然而卻不能由此說它沒有意義。經濟法則作為人類行動的一般結構，其意義在于提供了我們賴以理解經濟現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學和演繹科學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科學，是演繹性的，但經濟科學的總目標則是理解人類行動及其結果。

第2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內容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探討個人與社會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某種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以及企業性質、企業規模和邊界、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等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本文通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的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用于指導我國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實踐，對于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學者逐漸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介紹并引入中國（如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中的一些范式，如“產權”“交易費用”“委托―關系”等，對于我國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端具有較為充分的解釋力，因而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較為廣泛的研究興趣。與此同時，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在企業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忽視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曾被淪為某些自我標榜為“”的極“左”思想的實現載體。因此，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應用于我國企業運營的實踐中，對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型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張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沿著他的思路，繼續探討企業的本質、企業能夠實現交易費用節約的規模邊界范圍以及合理的企業內部權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結構等。馬克思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古典經濟學淵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其核心問題。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并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理論，但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關于企業性質、規模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理論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反思，都是在探討個人與社會相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礎。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蜻吔纭⑵髽I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筆者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與一定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方面，在實質層面看，企業提高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有利于創造更多價值；另一方面，從形式層面看，私人勞動在企業中由于分工協作的存在提高了社會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卻走向片面化，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逐漸失去了獨立完成整個產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勞動是作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企業成了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從流通領域來解釋企業存在的原因，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組織形式。從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與中心締約人之間訂立契約可以節省他們之間分別訂立契約的數量，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這一說法，到威廉姆森將資產專用性程度作為說明選擇企業或者其他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依據，再到詹森和麥克林將知識作為一種要素引入企業組織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性質觀上始終徘徊于用交易組織成本說明人與人之間組織關系存在的必然性，這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企業作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存在理由應當從人們組織經濟活動的生產性目的中尋找，而不應將流通領域內的某些特點作為企業的根本規定性。企業一體化的維系力量不是交易費用的節約，而是生產技術上的有機性。

企業的規?；蜻吔?/p>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其中缺乏支配企業發展的動態性因素，僅局限于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在解釋企業長期規模調整狀況時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業規模的方法論特點上，馬克思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應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只是停留于企業規模邊界的規范分析。

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內部基本結構與關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背景，用統一的邏輯脈絡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形態的發展及資本與勞動關系變遷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針對現代企業關系，力求在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間尋求合適的剩余權利分配關系；而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企業中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分離，經濟發展的趨向應當是由各種形式高級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聯合占有非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生產效率。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比如對知識資源在企業中的重要性的論述等可以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有力的補充。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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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有鑒于此，我們必須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遵循教育學理論、經濟學理論，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經濟學研究路徑，從而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研究模型和分析工具，為我國教育管理、經濟管理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方法，進而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劉志民編著的《教育經濟學》是一本別開生面的教育經濟學理論研究著作，也是將經濟學原理應用于教學研究的專著。作者以經濟學和教育學原理構筑教育學理論模型，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教育學進行系統性研究，闡述教育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內容涵蓋教育經濟學的形成、發展、增長、人力資源、規模經濟、制度、投入與收益等。本書也是我國教育經濟學理論的前沿論著，作者采用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并重、理論分析與模型構建兼顧的研究論證思路，構建出基于我國教育實踐的經濟學研究模型，對我國教育經濟學發展、教育學發展和經濟學理論完善均具有積極意義。

很多人認為，教育是教育，經濟是經濟，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獨立學科，其實不然。筆者認為，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我們可以通過類比的方法找到教育的經濟屬性。教育需要一定的硬件和軟件支撐，以高校為例，教育活動的展開至少需要教室、教師、教材、學生四個要素，這四個要素就是教育活動能夠順利展開的必備資源。這些要素均可以通過一定的標準進行經濟學上的計量與評估，建設一間教室需要耗費一定的資源，招聘一名教師需要支付一定的薪酬，編寫和印刷一本教材需要一定的費用，培養一名學生需要投入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建設教室、招聘教師、編寫教材、培養學生與貨幣資金要素流入市場具有相似性，因此教育活動的展開就是各項要素流入教育領域的過程，概括來說，就是教育領域的“投資”。但是教育領域的產出并不直接以經濟要素的形態呈現，它是一種知識形態或其他形式的隱性產出。

當前，我國的教育活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分別是教育任務和科研任務。但是無論教育成果還是科研成果均無法直接轉化為經濟要素的形式進行計量，例如，教育任務的直接目標是人才培養，接受教育的學生以成績為標準實現畢業，對于成績我們無法以經濟學標準進行計量。但是學生畢業后能夠通過轉化為勞動力的形式參與到經濟發展中?？蒲谐晒枰涍^一系列的復雜轉化，成為實際的生產力，進而對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教育領域的教育成果和科研成果最終均會經過一定形式的轉化，形成經濟要素，這就是教育領域的“產出”。

第4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轉型經濟學；研究主題；研究范式；市場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17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普遍出現了困難，經濟發展速度持續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謀求用市場經濟來代替傳統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選擇。雖然基本目標一致，但各計劃經濟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卻不盡相同，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績效更有天壤之別。由此催生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即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對經濟體制的變遷進行動態研究，轉型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幾乎各個經濟學流派都對經濟轉型進行了研究，我國一些學者則力圖建立轉型經濟學獨特的理論范式。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極富價值的理論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議。但是，一種統一的、被廣為接受的轉型經濟學研究范式還沒有形成。這將不利于轉型經濟學的學科發展。

一、轉型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在轉型經濟學的發展和形成過程中，有三個重要概念，即過渡、轉軌和轉型。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這幾個概念，是理解轉型經濟學的前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改革措施，是轉型經濟學的源頭。國內外學者一般將改革與轉軌、轉型嚴格區分開來。如周冰(2004)認為，改革與轉型或轉軌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論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論的目標是直接指導改革實踐和政策制定，而轉型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純理論研究，其目標是對改革和制度變遷過程作出科學的闡釋。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論規范不同，改革理論研究的母體是經濟學，而轉型經濟學從一出現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世界銀行(1996)指出，轉軌涉及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深刻、系統性的變化；當改革能夠滲透到社會最基本的游戲規則，能夠對規范行為和指導組織活動的制度加以改變時，才發生轉軌。波蘭G?W?科勒德克(2000)認為，改革的焦點是調整與完善現有制度，而轉軌是改變制度基礎的過程，是由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替代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過渡、轉軌和轉型三個概念的核心內涵是一致的，都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但它們各自所突顯的重點并不相同(周冰，2007)?！斑^渡”一方面表明邏輯的起點在計劃經濟、終點在市場經濟這樣一個兩頭明確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強調的是一種不穩定的變化過程。轉軌也同樣暗含了兩端明確的意思，但轉變的內容更狹窄，即經濟調節機制從“計劃軌”向“市場軌”轉化。而轉型強調的是這個變動過程的性質，屬于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改變，是從一種體制模式到另一種體制模式的轉換，起點雖然還是計劃體制，但終點則出現了動態和不確定的特征。目前這三個關鍵詞在很大程度上還被混用著，核心的內涵還沒有很大的爭論。但從學科發展的角度看，轉型是最能準確表達這一研究領域和對象的術語。

靳濤(2005)和周冰(2007)把轉型的概念劃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體制轉型或者說是經濟轉型，指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這是最狹義的轉型，也是轉型經濟學目前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第二個層次是社會轉型或者說國家轉型，是指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加上政治制度轉型。第三個層次是文明的轉型，指社會或國家轉型再加上文化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這是最廣義的轉型。顯然，經濟轉型是整個轉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礎，而且經濟轉型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國家和中國的轉型實踐說明，對于成功的體制轉軌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條件，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協調一致的政策措施對轉軌更有積極意義(王蘊，2005)。主張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分的觀點實際上還沒有理解經濟轉型的特有規律，將政治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起來的分析，可以作為第二個層次轉型理論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文明的轉型，顯然不能局限在經濟學領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種社會科學領域，而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

二、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幾種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

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為代表，其中，貨幣主義和新制度學派的影響最大。貨幣主義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僅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允許當事人的自愿談判，不管權利初始界定如何，影響資源配置的外部性都會得到解決。他們的主張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穩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

在“休克療法”指導下的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中國的轉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此，他們又認為，轉型取決于各國經濟改革中的結構性因素和初始狀態，中國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義。如“休克療法”的倡導人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1994)等人認為，中國是作為一個農業國家開始改革進程的，而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面臨的則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則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沖突。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內部條件，或者說是“經濟落后”的產物。但是，中國的改革正面臨著產權陷阱，改革前景不容樂觀。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所研究的基本對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是市場的運作，而不是研究市場的生成問題。而經濟轉型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結構和體制形態的變化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社會性變革，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范式在這里都難以發揮作用。根據他們的理論，計劃經濟被打破之后，市場體系會迅速發揮作用，但實際上，新體制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2、新凱恩斯主義的范式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繼承凱恩斯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保證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要條件的思想，強調轉型過程中的政府應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不能像

“華盛頓共識”那樣做一個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統地論述了“后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該共識大大加強了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為使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必須采用多樣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貨膨脹、治理預算赤字和往來帳戶赤字、穩定產量和促進長期增長、審慎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等。在競爭政策方面，主要有促進貿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促進私有化、確定管理控制機制等。錢穎一(1999)認為，“后華盛頓共識由簡單的轉軌公式諸如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文貫中(2001)進一步指出，“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將發展的目標定得更加廣泛和長遠，并且讓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起更加積極的作用”。“后華盛頓共識”把轉型與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同時也強調競爭的作用，認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

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新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個關于市場生成和發展的理論。雖然它強調了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著重于闡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認識提出的，沒有明確區分轉型條件與市場條件下政府功能的實質性不同。德?維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開出的轉型方案，即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與新凱恩斯主義的“后華盛頓共識”并不能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更不能給世界帶來繁榮。

3、演化經濟學范式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來自于達爾文主義，其奠基者凡勃倫與現代開拓者納爾遜、溫特都把達爾文主義作為其類比和隱喻的基礎。凡勃倫是第一個將“演化經濟學”作為專業術語使用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成為演化經濟學重要的靈感來源。經濟演化思想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廣泛應用，經典例子是門格爾有關貨幣從物物交換經濟中有機和自發地演化出來的理論，哈耶克等人則試圖為個人自由和自發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強有力的論證?，F代演化經濟學發源于美國，以1981年博爾丁出版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溫特出版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為標志，演化經濟學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從動態演化的視角理解社會經濟過程，已經成為分析和描述復雜經濟現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取決于“新奇的創生”。新奇的創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演化經濟學把創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

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了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他將“北京共識”概括為：“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如中國的經濟特區)；2、堅決捍衛國家和利益；3、循序漸進，不斷精心積聚具有不對稱能量的工具(如外匯儲備等)”。他明確表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創新”和“實驗”。賈根良(2006)認為，“北京共識”的精髓與演化經濟學的經濟政策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聯系?；谘莼洕鷮W的視角來研究經濟轉型會發現，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注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淀、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

雖然經濟演化理論對轉型過程的研究非常有啟發意義，但演化經濟學范式也并不能成為最佳范式的選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經濟學對轉型過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轉型的本質特征。演化經濟學所考察的是經濟系統的一個長程的、自發的、漸變的過程，它考察的是這種變化的動力、機制和方向。而轉型則是較短時間內整個經濟系統結構性的變化，它是急劇發生的。從歷史長程來看，這種變化只是“系統演化路徑上的分叉或者突變的那一個點”，“轉型的結束正是一般意義的制度演化的開始”(周冰，2007)。在轉型過程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力量對比與矛盾沖突，尤其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演化經濟學很難對這些關鍵的力量與矛盾作出細致、深入的考察。從演化范式的政策觀來看，它還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4、制度變遷范式

制度及其結構決定了人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激勵機制，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組織演進的軌跡，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就要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根據熱若爾?羅蘭的定義，轉型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理論來解釋、研究轉型過程就成為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的文獻數量也最多。制度變遷理論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需求一供給”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轉向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則多用演進博弈論的分析工具。雖然制度變遷理論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還不能稱其為一個獨立的范式，但由于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而且對制度變遷的研究正契合于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體制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制度變遷理論在轉型經濟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樊綱(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兩種改革成本并將其用于對兩種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則基于制度變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認為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問題。舊馮濤(1996)認為，中國經濟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利益誘導、利益補償、利益替代的戰略主線，可以總稱為“替代型”的改革戰略。楊瑞龍(1998)通過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分析，提出了“中間擴散型”制度變遷方式的理論假說。周業安(2000)提出一個分析中國制度變遷的初步的演進論框架，并認為內部規則的逐步發育和強大的過程，是中國市場化的本質。黃少安(2000)基于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的研究，提出制度變遷的三個假說，豐富了制度變遷理論。劉(2004)則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

在單項的制度變遷過程中，很容易確定制度變遷的主體，從而可以進一步確定制度變遷的成本、收益、動力、阻力等關鍵性概念。但是，轉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變遷。羅蘭所謂的“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也并不是單項制度變遷涵蓋范圍的簡單擴大?！稗D型指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制度系統的結構和性質的改變，由于這種變化程度的劇烈和顯著，以至于使得改變之后

的制度在形態分類的意義上不能再歸入原來制度的同一類型，因此才稱之為體制轉型”(周冰，2007)。簡單地用單項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解釋整體性的制度結構的變遷，不僅難以得到對轉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會因遺漏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變量而得出片面的結論。

三、轉型經濟學研究的前景

轉型經濟學的起點是計劃經濟，終點是市場經濟，中間是轉型過程。目前，對于轉型經濟學兩頭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資源，但對于轉型過程，也就是轉型經濟學的核心研究領域，還沒有十分恰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這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還沒有對轉型的本質進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眾多的理論范式都企圖“用一個子集的特征去規定全集的特征”(陳甬軍，2000)?！罢缬械膶W者所指出的，當前對過渡經濟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過于依賴已有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觀點組成理論拼盤，對過渡經濟學分析問題做出的回答和解釋，必然導致邏輯混亂和各種觀點之間的邏輯不一致性”(張新，2005)。因此，無論從經濟轉型層次，還是從國家轉型層次，轉型理論研究急需一種統一的范式。

國外對轉型理論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凱恩斯和制度范式為主，熱若爾?羅蘭的《轉型與經濟學》是轉型經濟學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作者應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工具，闡明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成功和失敗的理解。但該書并沒有提出轉型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國內學者出于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困境的思考，同時也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性吸收，對于轉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期待，希望借此來構建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有的學者從我國特殊的轉型之路著手，雖然沒有提出獨立的轉型研究范式，但卻構造了自成一體的理論框架。如樊綱(1993)指出我國漸進之路的本質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從發展戰略轉變的角度來揭示我國轉型的內在邏輯；張軍(1997)從價格雙軌制人手解釋了我國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厲以寧(1996)則在發展經濟學的框架內納入轉軌的條件，提出了轉型發展理論；周振華(1997)則以體制轉型為約束條件，研究了狹義的發展問題；胡家勇(2003)則認為，轉型的實質是政府轉型，從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轉型。

第5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蜻吔纭⑵髽I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本文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一、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二、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

三、企業的規?；蜻吔?/p>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四、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作者單位：山西西山煤電集團公用事業分公司）

參考文獻：

［1］許光偉，張威.國內學者的馬克思企業理論研究：一個述評［J］.經濟學家，2007 （1）

［2］宋憲偉.馬克思企業理論與交易成本企業理論之間的互補性［J］.云南社會科學，2010（4）

［3］黨宏偉.馬克思企業理論與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的比較研究［D］.四川師范大學，2008

［4］施皓明.馬克思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觀差異的根源分析［J］.財經研究，2000（7）

［5］王仕軍，李向陽.馬克思研究企業理論的三個獨特視角［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9（5）

［6］王銘潔.論《資本論》中的企業性質—馬克思企業理論與西方企業理論的比較分析［J］.現代物業（中旬刊），2010（4）

第6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在《經濟解釋》幽默詼諧且充滿睿智的文字的感召下，我一口氣通讀了兩遍，仍覺意猶未盡，便十分想將其推薦給更多的朋友，正謂之“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但又不免猶豫，因為《經濟解釋》這本書就如同張五常先生本人一樣充滿了爭議。正如張先生自己在文中寫到的一樣，“《經濟解釋》這本書不是課本，選修經濟的學生可以讀，也應該讀，但因為我往往不依常規，學生考試時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兇多吉少。”也許，張先生在這里是高估了他的讀者，認為他的讀者應該已掌握了傳統的經濟理論，現在已不需要他像經濟學課堂上的老夫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一樣重復羅嗦地灌輸所謂的經典理論，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從一個全新角度去闡釋最為簡單的經濟學道理?！督洕忉尅愤@本書確實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課本，而對它的準確定義按我個人的理解，它應該是本經濟學的散文集。既然是經濟學的散文集，那么它應兼有散文的基本特征與經濟學的靈魂主線，即所謂的“形散而神不散”?！靶紊ⅰ敝皇恰吧ⅰ痹谄湫问缴?，而“神不散”是不散在其經濟學的脈絡上，是不散經濟學的靈魂思想上，即我們所謂的“理性經濟人”假定、稀缺、競爭、效用（在《經濟解釋》中張先生使用了“功用”這一翻譯）以及需求定律和交易理論等。

實際上張先生也正是按著這樣的經濟學脈絡來為他的讀者講授他所理解的經濟學。當然我不敢茍同他所有的觀點，也許這也正合乎張先生的處事原則，因為在他的《經濟解釋》之中也同樣充滿了對權威觀點的懷疑。這正如他在“經濟解釋之三”中所明確指出那樣，“世上沒有不可替代的理論”。然而，我對張先生的學識之淵博，行文之流暢，觀點之新穎也確實是十分欽佩地。因而，我認為《經濟解釋》的確是值得一讀的好書！

科學的方法論———

雖然《經濟解釋》是本經濟學的散文集，但張先生開篇仍不忘按傳統的模式那樣，首先介紹“方法論”，所以張先生把《經濟解釋》的第一章便定為了“科學的方法”?！翱茖W的方法”這一章在《經濟解釋》的全書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這一章中張先生則更像一位哲學家，現在他正努力向他的讀者傳授著他的經濟哲學。而這種經濟哲學正體現了張先生科學的精神，這種科學的精神與態度則正是我們在學習和研究經濟學問題時所必不可少的。

在“科學的方法”這一章一開始，張先生就給我們介紹了兩種極端理論，一為特殊理論；一為套套邏輯。所謂特殊理論，即是特殊到只能解釋一個現象的理論，這種理論是不具一般解釋力。所謂套套邏輯，是指一些言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是錯的，例如說

“四足動物有四只腳”便是一個套套邏輯。這兩種理論實際是無用的，我們應盡量避免走入這兩種極端。但有時對特殊理論而言總要比完全沒有理論好。正如R.Keel所說，“沒有任何理論在手，什么辯論也勝不了”。而對套套邏輯而言，我們有時對其加以一定的約束條件，它還是可以對我們大為有用的。張先生在這所舉的例此文來源于文秘站網是貨幣理論，他認為“幣量理論被高手搞得千變萬化，異彩紛呈，但歸根究底，還是源于一個套套邏輯的概念?！?/p>

張先生是十分強調理論的解釋作用的，他甚至認為“解釋力重于斟酌對錯”，但他并不認為這種具有解釋力作用的理論將是一成不變的。恰恰相反，張先生更認同“可能被事實的重要性”，因為，他認為不可能被事實的理論是沒有解釋能力的，這樣的理論是不可以被事實驗證。

由此可見，張先生確是一個對待學問是十分嚴謹且極具科學精神的人，但《經濟解釋》中的解釋之五——“套套邏輯外的不錯理論”中的一些內容卻又無法讓我們認同這一點。在文中，張先生在對馬克思的評價時帶有極強的個人偏見，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竟一時讓張先生放棄了他一貫所堅持的科學嚴謹的態度。例如張先生認為“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因為“馬克思的理論從來沒有人試用事實加以驗證?！睆埾壬诖说恼撟C是毫無邏輯可言的，我們怎能說一個暫未被事實證實理論就是模糊不清的和毫無意義的呢？倘若我們用張先生自己的觀點來反駁他則可說，事實了他的理論，因為事實卻是任何理論從它的誕生到它得到事實的驗證是有一個時間過程的，誰能準確的說出這個過程是一天，是一年，還是一百年，更或是一千年呢？而張先生現在只不過等了一百多年，他就不愿再等下去了。其實在當根本的意識形態不同時，即使《資本論》是剛才發表的張先生同樣也是會這么說的。另外當張先生談到剩余價值時，他這樣說道，“「剩余價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學者說是租值，一些說是利息，一些說是利潤，另有一些說是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說來說去都不清楚。”真沒想到，像張先生這樣的大師竟也會像一個小孩一樣為了一塊糖果就同大人們撒起嬌來了。他幼稚得竟然忘了一個最根本的道理，那就是，在冬天我們穿棉襖，在夏天我們穿汗衫，可無論我們穿什么都不會改變我們是同一個人的本質。

不過，如果我們避開張先生的個人偏見，“科學的方法”這一章對指導我們的學習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正如張先生在文中指出的一樣，“本書是為中國人而寫的，我認為，科學方法論對中國人比對其他好些民族更為重要。”因為中國人始終是一個感性重于理性的民族，他們似乎更容易成為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就連張先生自己在談論馬克思時也不免感情用事。現在看來也許只有當感性與理性兼有才是一個民族成熟的表現，而科學的精神對我們這樣一個更注重感性的民族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啊。

經濟學的靈魂———

如果要談西方的經濟學，那我們不得不從“自私說起”。當然，現代西方經濟學已開始了對人們“無私行為”和“利他行為”的研究，這是后話，而且張先生也并不太認同。他更相信交易的作用，按張先生的說法交易是可以做到互利的，這樣更符合“自私前提”。而這里的“自私前提”實際上是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假定之一，即“理性的經濟人”假定?！白运健痹谶@里只不過是通俗的說法，也許是為了便于理解，張先生在文中一直沿用“自私”的說法，而未用“理性的經濟人”的提法。無論你同意還是不同意，張先生仍然堅持認為“自私”是人類的本質，也許哲學家們并不太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傳統的經濟學離開了“自私”前提的確是寸不難行的。不過我個人還是認為經濟學應該避開哲學上人類本質的討論，而使用“理性的經濟人”的假定較為合理。

第7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金融數學

1前言

金融數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發展很快，是目前十分活躍的前沿學科之一，可以理解為現代數學與計算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教育部2013年批準了在本科層次開設授予經濟學學士學位的金融數學專業?？梢婋m然金融數學授予的是經濟學學位，但其專業特征卻是要求學生掌握金融理論的定量分析技術，并應用于指導金融實踐。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討論通過、教育部批準的必修課程，并且是經濟學各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對授予經濟學學位的金融數學專業而言，自然有著重要的地位。

計量經濟學是數學、統計技術和經濟分析的綜合，是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的一門經濟學課程。可以說計量經濟學是最能體現金融數學交叉W科特征的課程之一。不少學者也提出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建議與想法：姚壽福等（2010）認為需要加強案例教學的同時，采用任務驅動教學法，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蘭草和徐曉輝（2011）在借鑒國外高校實驗教學經驗的基礎上，探索我國計量經濟學開放式實驗教學改革之路；白秀廣和陳曉楠（2012）認為應該突出以案例和計量經濟學的實踐應用為特色的教學改革；李劫（2014）對計量經濟學實驗教學改革的研究，認為應該將原理驗證性實驗與研究設計性實驗相結合；熊彥（2015）認為目前國內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教學普遍存在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的狀況，從而需要改革教學方式；顧翠伶（2016）針對統計學專業提出了教學改革建議。可見，當前的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尚缺乏針對金融數學專業的探討。通過幾年的教學實踐，我們發現在金融數學專業的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本文剖析計量經濟學中數學推導的處理問題，并給出了相關的改進對策與建議。

2計量經濟學中數學推導的處理現狀及存在問題

計量經濟學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學科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有數學理論的推導和實際經濟和金融問題的計量分析。在數學理論推導方面，當前計量經濟學的教科書往往充斥著過多的數學推導，甚至使學生誤認為這是一門數學課，把其與數學分析、高等代數等數學基礎課程并列，對略顯高深的數學理論望而生畏。事實上，因為金融數學是一個交叉學科，其目標就是要把數學、金融理論應用于指導金融實踐，金融數學的學生在計量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更多的應該是在學習好計量經濟學方法、模型的同時，把方法與模型應用于現實金融市場，以指導金融實踐。因此，如何處理計量經濟學的數學理論推導是具有金融數學特色的計量經濟學課程改革研究的首要問題。

我們以如下兩個例子為例：

第一，在介紹經典單方程計量經濟學模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時，當前計量經濟學教材往往非常注重于回歸模型的參數估計及估計量統計性質的推導證明。具體的，往往詳細給出一元回歸模型最小二乘法（OLS）、最大似然法（ML）及矩法（MM）的數學推導；并羅列出估計量的線性性、無偏性及有效性的詳細證明過程。這些推導及證明往往數學公式就有近10頁，導致學生往往對計量經濟學產生敬畏，從而有遠離的趨勢。

第二，在介紹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時，當前計量經濟學教材的分析方法往往是把多個隨機方程改寫成矩陣表達式，然后再用最小二乘法（OLS）、最大似然法（ML）及矩法（MM）給出矩陣形式的參數估計的數學推導。而后，用矩陣形式對多元回歸估計量的線性性、無偏性及有效性的詳細證明過程。

可見，當前計量經濟學中涉及數學推導的部分是非常嚴謹的，在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中進行大量的數學推導，讓學生在數學、矩陣的海洋中“暢游”。但其在嚴謹的同時，會讓學生更多的認為這是一門數學課，需要大量的計量及數學證明，而忘記學習計量經濟學的實質：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量關系。如此這般忘記了計量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經濟學課程，忙于應付煩瑣的數學推導，忘記了去討論經濟變量的關系，使得學生難以把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和模型應用于有著真實數據的金融實踐。因此，針對這些弊端，本項目組提出計量經濟學課程數學推導內容的改革。

3計量經濟學中數學推導的改革措施

金融數學專業的學生在計量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更多的應該是在學習好計量經濟學方法、模型的同時，把方法與模型應用于現實金融市場，以指導金融實踐。因此，針對上述數學推導的設置問題，我們提出如下改革措施：

第一，計量經濟學的數學推導應該盡量化繁為簡。例如一元回歸模型最小二乘法（OLS）、最大似然法（ML）及矩法（MM）的數學推導設置。我們給出最小二乘法的詳細推導后，最大似然法（ML）及矩法（MM）的設置，我們只需給出方法思想及目標函數，而無需再給出詳細推導。對估計量的線性性、無偏性及有效性的證明，我們可以只給出線性性的詳細推導，對無偏性及有效性只需給出方法及目標即可，不再給出具體證明過程。

第8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哲學基礎；本體論假設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經濟學是達爾命和19世紀末物理學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世界觀的產物，而新古典經濟學仍是以經典物理學所產生的牛頓主義世界觀為基礎。更具體地說，演化經濟學是以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以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哲學基礎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因此，正如美國老制度學派的開創者凡勃倫試圖按照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一樣，根據威特的看法，演化經濟學應該成為經濟學中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們知道，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哲學基礎或者更特定地說有關實在的本體論假設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經濟實踐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對哲學并不重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缺乏自覺的哲學批判意識，這是導致存在著嚴重缺陷的新古典經濟學被相當多的大學師生頂禮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經濟學領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經濟學家加強對其哲學基礎之一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撰文討論其哲學基礎問題，但絕大多數演化經濟學家們仍忙于對具體的實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這意味著演化經濟學在方法上和研究興趣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裂”，這是導致演化經濟學目前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實現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同時也是為了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如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假設進行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本文在霍奇遜和何夢筆等演化經濟學家已有研究基礎上，試圖概括性討論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及其對學科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有機層級本體論

演化經濟學深受懷特海、皮爾斯乃至馬克思的有機論哲學的影響。霍奇遜在《經濟學與演化》一書中，根據懷特海、克斯特勒、邁爾等人的見解，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本體論上的“層級觀”擴展到社會及心理領域。根據這種層級觀，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在層級結構中每一層上的系統或亞系統具有雙重特征，即它們自身既是整體又是其他整體的組成部分，每個子整體(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賴性，這被稱為“杰納斯效應”(Jalius effect)。每個子整體擁有兩個相反的極性(陰陽)――個作為更大整體一部分去運作的整體傾向和一個保持其個體自主性的自我決定傾向。在這一復雜的層級結構系統中，貫徹的是突現原則。雖然一個層面上的現象以其下層的現象為基礎，并受其上層現象的影響，但是每一層上作為整體運轉的系統(就像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具有不能還原為其組成部分屬性的新特征。

在這種層級結構中，由于每一層級都具有雙重特征，這就產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關系，并且在不同層級之間存在著反饋關系。更重要的是，每個層級的突現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論中)根據其組成部分的知識演繹推出，或通過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結合來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宏觀經濟現象可以被看作個體行為的突現特征，但是，卻不可以還原為個體行為進行解釋。何夢筆曾以企業舉例：“企業是自成一類的一種實體，不能化約為一種使個人最優的合約網絡。”進而，每個層級在解釋上具有某種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釋原則和自己的分析單位。突現原則表明了所有將復雜系統簡化為共同的、簡單的單位和理論規律的簡化論或還原論方法的無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論立場必然是拒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將理性個人作為唯一的理論本原以及將描述和解釋壓縮到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層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還原論的多分析單位和多層級的分析。

有機層級本體論對演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創新體系文獻的發展遵循著有機層級本體論的原理。自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倫德瓦爾于1985年提出創新體系的概念以來，目前該文獻已經發展成由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地方)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和創新型企業所構成的體系框架，這種在不同層級上以互補和非簡單加總的方式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有機層級本體論直接指導著演化經濟學有關“微觀－中觀－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構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推導宏觀經濟理論”僅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為一般均衡理論基礎的原子論個體的微觀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演化經濟學不僅論證了宏觀經濟學相對自主的本體論地位，而且進一步指出，作為個量和總量的微觀和宏觀框架無法處理在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上所發生的結構變遷和質變過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體系結構。

二、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對于建立有關實在的、基本的演化動力學來說，心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何夢筆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這種二重結構可以依據有機層級本體論的突現原則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別是生物層級的突現產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實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個實在中相對自主的領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二重結構，知識狀態的變化不能化約為世界狀態的變化。心智對世界的反映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錯誤，不正確的知識或“謬見”并非是偶然現象。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正確”或者“謬見”主要應從相對于心智單純地作為外部世界的“鏡像”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換言之，它特別地與拉赫曼的主觀預期以及羅斯比有關認知與決策的想象標準相關，意味著人類心智在與外部世界交互過程中所顯現的創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說明了演化經濟學在本體論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意味著心智單純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產生的知識狀態只是由世界實際狀態

和實際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并可以化約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在模型中納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計算成本之類的赫伯特?西蒙有關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楊小凱和漢斯‘伯杰等人指出的，這種改進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均衡框架下進行的，它低估了行為人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人類理性能力的嚴格局限性。實際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強調了環境和不完備理性對人類心智的約束作用，但沒有包括人類心智所具有的主觀和特異性質、“根本的無知”以及人類心智的能動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論體系中處理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變化，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穩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等所有前提條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人類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設。

三、人性假設：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本性

演化經濟學在人性的本體論假設上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第一，人類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時具有利己和利他這兩種傾向或性質，這充分反映了人類作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叭私杂胁蝗倘酥摹笔侨祟愒挤A賦的本能，具有基礎性的本體論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學假定中預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人類還具有獨立于利益關系的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但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卻更具根本意義的人性。正如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曾經指出的，人的天職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樣我們可以說，人類經濟活動的天職就在于發明、生產、創新或創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重大影響。制度對人性的作用不僅是約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動性的作用。換言之，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所謂“性相近，習相遠”就是這個含義。第四，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互動的。對此，霍奇遜曾指出：“個人與制度是相互設定的。制度塑造了人們的行為，并由人們的行為所塑造?！?/p>

演化經濟學有關人性的本體論假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制度對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須考慮到如何喚起并發揮人類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完全市場化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就是因為按照“自利經濟人”的“工作假設”所設計的制度解決不了醫療保健中的“老大難”問題。后者的例子則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按照“自利經濟人”的邏輯，必然只關注于產權改革、管理層高薪和所謂資本運作，而如何通過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同舟共濟”的奮斗目標就被嚴重忽視了。其次，文明創造者的假設在我國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應該發揚光大。目前，經濟學家們太多關注于人類的利益本性，而沒有注意到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但人類文明史卻說明，創造者的假設不能化簡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許多情況下，創造的歡樂是利益的多寡所無法衡量的。因此，筆者曾經指出，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續和超越，發明、創造和創新應該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異質性(多樣性)假設

正如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專家邁爾指出的，達爾命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體系中，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與物理學中流行的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相對立。本質論思維的實質就是把變化多端的現象化約為同質性的某種基本類型，認為世界上真實的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基本類型的內在本質，而基本類型與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可以被忽視的東西。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基本特點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經濟學實現數學形式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明確把經濟學與物理學相類比，把豐富多彩的個人和企業行為簡化為“代表者”，抹殺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及其多樣性，通過對類似于作用與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進行原子化的質點分析，制造了市場自動創造和諧的神話。這種同質性假設不僅預先從理論體系中排除了多樣性和人類的創新行為，而且否認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對國家貧富所產生的極其重要影響。

達爾命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對上述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承認變異，也只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因此，達爾命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決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倫指出的，“適應和演化來自這種事實：知識、技能和慣例在個人間從沒有完全被傳遞，個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人類心智的不完備，它所具有的主觀性質，不同的制度、文化、習俗、階級差別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塑造，個人經驗以及人類心智的創造性理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個人即使在面對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樣的想象機會，其認知和行為也不會完全相同。以此類推，不同的企業、地區、國家乃至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產業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演化經濟學所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以個體群思維為基礎的異質性或多樣性假設也構成了個體知識和意會性知識這些概念的哲學基礎。

五、時間不可逆、不確定性和歷史重要

時間可逆和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本體論基礎，恰如瓊?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們承認經濟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知的將來前進的，那么，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類比為基礎的均衡觀就站不住腳了”。正是因為這種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但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時間不可逆在經濟系統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設性作用，技術軌道、技術經濟范式、路徑依賴、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和經濟類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經濟學的這些概念都滲透著時間不可逆的觀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們越是研究時間，就越是會領悟到：綿延意味著創新，意味著新形式的創造，意味著不斷精心構成嶄新的東西”，演化過程的歷史性是以新奇創新為特征的，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在時間進程中“不可改變”地不斷突現，甚至時間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有序的變異和選擇的事件。因此，時間進程是不會完全重復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種新質要素的突現是以人類心智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指出，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依賴于人類能動作用的轉變潛能，社會經濟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相對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時空制約或地理歷史性為基礎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任務是要持續不斷地改進相對不變(或緩慢變化)的有關實在的理論，那么，社會科學家則要更快地改進他們對相對快速變化、具有高度時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愛伯納也指出，“大

多數的經濟現象是時間依賴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它們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無法用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和概念來對待。經濟理論只能通過不同的經濟生活模式來應對這些經濟現象，而這些模式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因此，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在其性質上必然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科學。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存在著少數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社會經濟規律，而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多數規律只具有歷史的暫存性，其有效性與地方化的條件高度相關。

根據這種歷史時間的本體論假設，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就成為演化經濟學在以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為基礎進行理論建構并制定經濟政策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所謂脈絡主義就是“情境和脈絡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這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慮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精神，把社會事件及其“規律”置于事物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限制之中。脈絡主義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經濟時空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經濟時空新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脈絡主義類似于《易經》中“時位相關”的概念，按照《易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時間和空間并不構成一個可供事物在其中發生的“宇宙容器”；毋寧說，它們是與作為創造性之脈動的事件和實在一起被創造的。因此，按照脈絡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而不是如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

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系統協同效應以及作為其核心機制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本體論假設。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個國民的福利，它也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律師比撿萵苣的人掙更多的錢，因此，一個撿萵苣之國要比一個律師之國更貧窮。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機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沒有使用機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雖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歐國家的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玻利維亞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收益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第9篇：經濟學的本質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重商主義；自由主義經濟；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1-0020-02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展起來的一門國際關系分支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探討的是財富和貧困問題，以及誰能從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體系中得到什么的問題。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集大成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對國際政治學和經濟學進行綜合研究的方法”，與此同時又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解釋為“研究全球經濟及技術之間相互依賴的發展同國家所構成的國際政治體系的持續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總之，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將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聯系起來，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研究國際關系的學科。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流派

在國際政治經濟化和世界經濟政治化的發展趨勢下，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與政治學相互聯系起來已經成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標就是研究國家、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在國際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國家和市場在國際領域的相互影響。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理論流派即重商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在將經濟學和政治學聯系起來分析國際問題時，卻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一）重商主義

1.重商主義者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主張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重商主義認為經濟從屬于政治。強調單一民族國家的利益，國際利益決定經濟活動。由于深受政治現實主義傳統的影響，重商主義者將國際經濟看作是一種零和游戲。沖突是必然的即爭奪經濟資源是國際體系的內在性質，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主要行為者和分析對象。

2.重商主義的發展經歷了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兩個階段

早期重商主義產生于15～16世紀，被稱為古典重商主義。他們吸收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認為“正式的權威如果不能節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結果必然是殘酷的‘自然狀態’。因此，必須借用公共權威將個人利益轉換為普遍的社會利益”。古典重商主義主張政府應該控制國家的經濟，以便損害和削弱對手的實力，增強本國的實力。

晚期重商主義盛行于19世紀，這一時期的重商主義強調從國家安全角度來論述貿易保護的必要性。將政治經濟力量看作是一種保護國家生存的方式，外國競爭會對國內市場構成威脅。在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國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義的差別反映了商業資本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義促進了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長與確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重商主義的政策、理論在歷史上曾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產生方式的建立與發展。

總之，正如羅伯特?吉爾平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所概括的：重商主義的優點首先在于它將國家視為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和經濟發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關注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組織與處理國際經濟關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認識到市場必須運行到一個充滿社會和國家競爭的世界體系中。其弱點在于把國際經濟活動看作是一種不變的零和游戲，缺乏一種令人滿意的關于國內社會、國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論、強調保護主義。

（二）自由主義經濟

1.自由主義經濟的概述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國家間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論主要來源于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的政治經濟思想。自由主義經濟認為在經濟事務中的中心角色應當是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個人；人類的繁榮有賴于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由擴張，而且這種擴張不會僅僅局限于一個國家之內，它會超越國界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擴張。經濟自由主義之父―亞當?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預，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市場也會自然而然的擴張。經濟自由主義認為個人在追求其經濟利益時是理性的，當其把這種理性運用到市場之中時，所有的參與者都會獲益，因此通過市場運行的“經濟交換是一種正和游戲。市場將使個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國家間以及個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是一個互利性的合作領域”。

2.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亞當?斯密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他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闡述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從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反對任何形式對市場經濟的干預，保護私人產權，要求實行放任的自由經濟。同樣是從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亞當?斯密認為市場規律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能有效地調節經濟運行。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涵可以看出其國際政治經濟觀：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與經濟合作是實現和平的兩大基礎，因為在分工貿易之下，國家與國家之間是互惠共贏的，是一種正和的游戲；是相互依賴的，共存的關系。

第二階段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又可以稱為凱恩斯主義。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反對古典經濟學把生產放在第一位的傳統思想，認為消費是第一位的，一切生產最后的目的都是為了消費。凱恩斯認為靠市場自發調節很難恢復經濟，于是他一反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張政府要積極地干預經濟。他認為“市場經濟能夠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好處，但同時也具有潛在的風險、不確定性和無知”。在此情況下，國家可以通過宏觀調控手段來規范市場經濟，實現市場經濟的有序性和穩定性。

3.自由主義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思想上與國際關系中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他們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更重視有序的國際交往；“強調國際關系中各國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規范對國際社會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帶來的和諧性”。自由主義理論是從經濟上闡述人是理性的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較優勢法則。因此認為國家間通過加深經濟交往，會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能促使各國在經濟競爭中尋求政策的協調，良化競爭。這種協調可以通過一定的制度來加以促進，如當今世界世貿組織等。因此，自由主義者認為在改造傳統的權力政治特性或者解決特定的國際沖突時，市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國際經濟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國家間的新型關系，因此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是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徑。這種經濟決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本質。

（三）政治經濟學

1.政治經濟學概述

以政治經濟學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一直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盡管馬克思沒有對國際層面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進行過系統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成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同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一個不斷向外擴張的過程，隨著商品和資本的輸出，世界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會形成一種不平等的依賴關系，長期會形成世界范圍階級的聯系和發展了世界性階級對抗的政治結構。因此他們主張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經濟內容所決定的。

2.代表主張

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他的起點是“世界體系”概念。世界體系以彼此相互依賴的某種政治結構和某種經濟結構為特征。他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劃分為一個具有核心區、區和半區的等級結構之上。核心區擁有先進且復雜的經濟活動，具有成規模的市場工業和復雜精細的農業，而且這里的經濟活動都掌控在資產階級手中；區處于等級結構的最底層，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產場地，工業基礎薄弱，并且一切經濟活動都掌控在來自核心區的資本家手中；半區在經濟上混合，擁有相對比較先進的工業技術，處于核心區和區的中間地帶?？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一種基本運作不平等的交換過程。經濟剩余從區轉移到核心區；利潤從區低工資、低利潤的生產者手中轉移到核心區高收入、高利潤的生產者手中。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強國有能力要求弱國繼續這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在世界范圍內就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核心區對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剩余價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時，將經濟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論述給分析增添了色彩。

總之，的基本觀點是經濟是社會階級之間，尤其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剝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會經濟環境決定。經濟居于主導地位，政治處于支配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資本主義的擴張史以及這一過程所引發的階級之間與國家之間的斗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必然會導致國家之間和社會階級之間的新危機與新沖突。在者看來，國際政治經濟的歷史可以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史。

二、結語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近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對于解決當今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政治沖突，實現全球和平發展具有現實性的指導意義。通過對重商主義、經濟自由主義、進行的簡要論述，筆者認為三大理論的分野在于：在政治與經濟關系上誰是決定性的，分析的對象是國家、個人還是階級，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本質特征是什么。用下圖可以明確表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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