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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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論文摘 要]西方經濟學作為大學經濟學及相關專業的主要必修課程之一，始終博得人們的廣泛關注。但隨著人口數量膨脹與資源稀缺之間地矛盾銳化，其所蘊含的傳統經濟學理念無法跟上時展，更無法對現在盛行的循環經濟體系給出合理解釋，呈現出一種與生態文明漸行漸遠的趨勢。而環境教育的多學科滲透特性可以彌補傳統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弊端。因此，在大學西方經濟學課堂中滲透環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闡述目前大學西方經濟學概況的基礎上，指出在大學西方經濟學課堂中滲透環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給出幾點建議。
一、西方經濟學概述
西方經濟學被西方國家譽為“社會科學的皇后”，其受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我國各高校的經濟學專業一直將此課程設置為專業必修課，管理類專業也紛紛將其視為專業基礎課。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無論從實踐還是理論研究的角度，此門課程受重視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來越多的專業開設了本門課程。
對于西方經濟學的介紹，國內出版過多種圖書。在大講意識形態的年代里，介紹西方經濟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批判，因此在介紹時，一般是為樹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斷章取義，改革開放之初，雖然我們開始強調有批判地借鑒西方經濟學，但由于從主導思想上否定市場經濟，所以對可供借鑒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忽視國情、盲目照搬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又有所抬頭，一些在西方國家也存在很大爭論的理論和主張，諸如凱恩斯主義的用高消費和高投資及溫和的通貨膨脹刺激經濟發展的主張等，被不加具體分析地應用到中國經濟的研究和實踐之中，造成了認識上的混亂，并給實際的經濟運行帶來許多消極影響。
我國大學現行的西方經濟學課程使用的課本極其多樣化，但均由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組成。目前我國大學廣泛使用的西方經濟學課程經過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為代表的“家計管理學”以及早期重商主義者安·德·蒙克來田、亞當·斯密主張的“政治經濟學”逐步演變而成。西方經濟學的誕生是以19世紀微觀經濟學從經濟學的陣營中獨立出來為標志，并由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中綜合宏觀和微觀經濟學，最初形成西方經濟學的完整體系。此后西方經濟學學術成果輩出，并對整個世界經濟格局起到不可忽視的影響。
二、在西方經濟學課程中滲透環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環境問題日益惡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發展規律，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就會日陷淺灘。為此，在大學西方經濟學課程中滲透環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體表現在：
（一）彌補課程自身缺陷
西方經濟學課程的自身缺陷，總的來說就是傳統經濟學理念的缺陷。從經濟理論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只有進入市場體系的資源才是真正的經濟資源，才具有經濟分析意義。那些市場上難以計量的東西，如環境服務、自然資源、生態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無法通過價格機制進行配置，就無法進行經濟分析，也就當然被排除在經濟理論考察范圍之外了。這種觀念從斯密、李嘉圖開始一直延續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之中。在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許多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中，他們無不忽視資源與環境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只是根據報酬遞減現象進行表面化的經濟分析，只注重對資源與環境可以納入市場核算的經濟價值部分分析，從未深究報酬遞減的原因是什么。事實上，對土地等自然資源要素的過度使用超過環境承載力，導致邊際報酬遞減現象。[1]而自然力服務并非是通過狹隘的經濟核算就可以完全計量的。很顯然，在西方經濟學狹隘地崇尚市場機制的視野內是無法看到自然資源與環境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的。為此西方學者埃爾斯曾經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見的手，沒有綠拇指”。[2]因此在西方經濟學課程中滲透環境教育，能有效促進新時期課程發展。
（二）促進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發展。[3]如果人們的過度生產、消費超出環境承載力，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到破壞，就會威脅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不經濟”。為此，西方經濟學的覆蓋范圍應從原有的人與人擴大到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環經濟、穩態經濟研究。循環經濟是指物質、資源的循環利用，以達到節約資源成本目的。穩態經濟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質、能量能夠得到無浪費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紀，這個提倡生態文明、發展循環經濟的時代背景下，應將環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經濟學課堂中，使學生懂得人類如果過度破壞、利用環境，就會造成人類發展的不可持續。
三、在西方經濟學中滲透環境教育的建議
西方經濟學課程分為微觀、宏觀兩大部分，其中微觀經濟學中主要講授關于供給與需求、消費者行為、生產、成本、生產要素定價等理論問題。宏觀經濟學則主要介紹國民收入核算、國內生產總值、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增長等理論問題。那么如何在這些復雜的經濟問題中滲透環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經濟學可以彌補對于解釋循環經濟、自然環境與資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從微觀經濟學層面滲透
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單獨個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研究內容主要分為兩個層面：
1．企業層面，西方經濟學主要介紹供給需求、生產、成本等內容。教育者可以以一個企業為例，將循環經濟的清潔生產觀介紹給學生。比如丹麥的瓦倫堡工業園區的建設：這個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電廠、煉油廠、制藥廠和石膏板廠，以這四個企業為核心，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和副產品，作為自己生產中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物產生量和處理的費用，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形成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良好循環。通過對瓦倫堡工業園區的建設以及一系列具體數據的換算，學生可以輕易的得出哪種生產模式更節省成本、更環保。從而讓他們受到很好的環境教育。
2．個人消費層面，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所介紹的消費者行為強調“拼命生產、拼命消費”的理念。而通過滲透環境教育，我們則要求學生理解適度消費、層次消費理念。從而使學生建立起一種新的消費觀念，這種消費觀念應該是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綠色消費觀。
（二）從宏觀經濟學層面滲透
宏觀經濟學研究整體經濟學現象，主要包括gdp、經濟政策兩方面內容。
1．關于對待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了解應更上一個層次。不能憑借傳統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長。在傳授與其相關的經濟學理論的同時，引用綠色國內生產總值ggdp概念，使學生在接受傳統經濟理念教育的同時可以認識到它的非決定性。
2．關于宏觀政策方面，可以聯系下新制度經濟學的內容，讓學生們在了解傳統的經濟政策同時，也能了解些關于政府改善生態環境，堅持循環經濟的決心與方針政策。
參考文獻
[1][2]閆敏，循環經濟國際比較研究[m]，新華出版社，2006(7)，17-18
[3]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52
第2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敝档米⒁獾氖?，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扑怪赋觯按蠖鄶到洕鷮W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
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懊總€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盵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
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傊谒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
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笆袌觥笔恰敖鉀Q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彼e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彼?，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叭绻姆N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弊杂墒袌觥安荒苤浦褂泻Φ男Ч?，“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笆袌觥钡倪@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
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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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經濟學中有關商品質量監管的理論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表象到本質的認識深化過程，總結這些理論的演進過程有助于我們開闊思路，完善商品質量監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質量與市場機制
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商品質量并不是理論關注的重點。因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礎假定，按此假定，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市場，買方都擁有商品質量的所有信息，包含功用、風險因素等，買賣雙方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無法通過機會主義行為來粉飾商品質量上的瑕疵，消費者的購置決策不會因為信息不完全而被誤導，自然也就不會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傷害問題。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業可能擁有的信息優勢，所以傳統經濟學更加關注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如何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斷定來揭示有關商品質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商品是均質的，不存在質量上的任何差異，市場均衡水平所斷定的價格就是刻畫商品質量高低的唯一信號。而在現實經濟社會更常見的壟斷競爭市場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為獲得更大的市場會通過廣告主動傳播商品質量差異的信息，同一行業內部商品之間的相似性讓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充分，企業無法暗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約束在某個價格水平上與生產經營者實現均衡，而不同的均衡價格水平將對應不同質量的商品。在純粹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中，企業行為有明顯的市場安排力，價格可能會被企業把持，產生扭曲。然而，處于市場劣勢的消費者清楚地知道，高價格下商品的質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接受生產經營者制定的高價格。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質量更像是一個技巧術語，因此被主流經濟學所疏忽。從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框架看，該學派實際上是通過價格信號來研究商品質量的。20世紀初微觀經濟學領域出現的不完全競爭理論，也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對不完全競爭格式下商品質量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價格信號與市場安排力兩個因素的經濟含義。
二、質量信息不對稱與市場失靈
1970年，在《舊貨市場：質量不斷定性與市場機制》一文中，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車為例，首次用信息不對稱解釋了二手商品市場中的質量問題，從而開創了信息經濟學的一個全新領域。他認為，在舊貨市場的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擁有的質量信息是不同的，賣方顯然知道更多的質量信息，而買方則知道的較少。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讓信息劣勢的一方——買方只能按照一個折中價格來購置并不清楚質量好壞的二手商品，但折中價格將會讓實際質量超出折中價格水平的商品無利可圖，從而“擠出”這部分質量相對較好的商品。這樣，買方實際面對的必然是質量相對較差的商品，“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將在舊貨市場上演。隨著買方意識到市場商品平均質量在下降并調低報價，市場中的另一部分質量較高的商品將會退出交易。在信息經濟學的范疇中，這種現象被稱為逆向選擇。以上情況循環往復，會導致舊貨市場無法交易，出現市場失靈。
西方學者根據購置者對質量信息的可獲得性把商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購置時通過觀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質量的搜尋品(searchgoods)，第二類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獲悉商品質量的體驗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類是使用后也可能無法知道商品質量全部信息，因此購置之處主要是相信其質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顯然，消費者在購置后兩類商品時會見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按照信息經濟學的邏輯，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將導致的市場交易效率損失?？梢栽O計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場失靈的機制。例如。賣方供給一份由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出具的商品質量鑒定證明，主動揭示商品的質量信息；賣方供給質量承諾，對一定期限內可能出現的商品質量問題負責，如退貨、調換合格商品、保修等，減小信息不對稱可能給買方造成的傷害；在法律健全的國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調節來實現對不完全信息的改正，恢復市場機制的作用。由政府監管部門介入信息不對稱市場的運行，通過強制性法律來保護消費者和用戶的權益，也是改正以上問題的一個可行選擇，這就是本文關注的商品質量政府監管問題。
三、商品質量的政府監管
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是政府介入市場商品質量監管的必要條件。按照規制經濟學的理論，這種監管屬于社會性規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環境等目的對某些產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進行監督、管理。
1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是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無論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的奧地利經濟學，消費者權益至上或者說消費者利益最大化均為考量商品市場是否具有經濟效率的主要標準。按照這一邏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質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損害將是政府部門進行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傳統經濟學考察消費者利益的主要根據是消費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實際成交價格與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價格的差來計算消費者從交易中獲得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消費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沒有涉及商品質量問題，是因為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是經濟學的一個潛在假設。在信息完全的經濟世界中，理性的消費者必然會抵制可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或財產等帶來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場機制會自動將影響消費安全的問題商品排除在外，實際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沒有質量問題的。在此情形下，價格自然會成為消費者關注的唯一指標。由此而來的消費者福利問題也就成了價格水平的比較了。
現代經濟學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論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標準依然是評價市場運行效率的主要指標。但與傳統理論有所不同的是，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不僅包含消費者剩余的計算，還考察他所購置的商品質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會不會對其身體健康和財產造成傷害或有潛在風險。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標，要求對商品質量進行有效監管。盡管質量監管的社會效益很難用明確的公式進行計算，但這種社會性規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規是質量監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經濟學領域中所講的制度是一種規矩，這種規矩可以確保生產、交易、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為按照一定秩序進行，能有效防備可能給當事人帶來危害的機會主義行為。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制度的規矩既有市場自發形成的商業慣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剛柔相濟，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基礎保障。
對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商品市場來說，通過法律法規這種正式的制度形式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正當權益，是緩解市場失靈問題的必然選擇。有關商品質量、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要求商品的生產經營者對所售商品質量負責，對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給消費者所帶來的危害承擔法定責任。這些強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對商品生產經營者事前不負責行為的警示，也是對因質量問題造成危害后對其實施嚴厲制裁的制度根據，也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權威性和強制執行特征，加大了對問題商品責任人進行懲罰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違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確保商品質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會強加給生產經營者無限的質量責任。按照著名的漢德法則，只有在預防成本小于預防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包含消費者的福利和企業的收益)，而生產經營者卻未對商品采取必要的質量把持措施，并對消費者帶來危害時。他才將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
研究中我們發明，各國政府都是依法對商品質量實施監管的。例如，1975年，美國頒布針對商品質量的《馬格努森一莫斯保證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對生產經營者的保證責任做了明確規定，要求生產經營者對有缺陷產品承擔修復及調換的責任。這一法律與《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1979)、《產品責任法》(1982)等一起成為美國監管者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質量標準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形式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理念，政府不應過度介入經濟運行，即使是出現了市場失靈。政府干涉成為必要時也是如此。因為政府干涉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從商品的企業生產、市場交易和最終使用或消費流程看，質量監管的重點在企業生產市場與交易的界面。換言之，在商品質量問題上，政府監管切入點不應該是商品生產者的內部質量監控，因為從監管資源的數量看，政府的力量無法覆蓋所有企業的每一個生產環節；從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看，與商品質量相關的經濟決策和技巧決策都屬于企業組織的內部事務，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質量監管的切入點應該是對進入市場的商品實行最低質量標準(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監管。即在商品進入市場銷售時，監管者必須確保商品質量符合最低的質量要求，將不合格產品拒之門外。不合格產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產生的損失由生產經營者自行承擔，這是市場約束的一個基礎規矩。
從商品的類別看，體驗品和信任品應該是質量監管的重點。因為搜尋品的質量是外在的，容易觀察到，消費者購置時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對于體驗品和信任品來說，如果沒有最低質量標準監管，不合格商品將進入市場，給消費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體驗品和信任品中，那些與消費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關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藥品、特種設備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可能有很嚴重的社會后果，包含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風險防控遠遠比傷害成為事實后的經濟補償更為重要。從這一意義上講，最低質量標準具有宏大的社會價值。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看，最低質量標準將不合格的產品阻擋在市場的大門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場現有商品的平均質量，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費者愿意為高質量的商品支付高價，因此，供給優質商品的生產者也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樣，最低質量監管可以使買賣雙方的福利狀況都得到改良，是標準的帕累托改良。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供給專業服務的領域。如醫療、法律、會計等，也存在對服務質量的監管問題。與有形商品市場不同的是，由于專業服務依托從業人員而存在，所以，監管者對服務質量的主要監管之一是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認定。通過嚴格的培訓和考核，獲得執照或從業資格是進入這些專業領域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從理論上講，具有從業資格或拿到執照許可的人士所供給的專業服務是符合基礎專業水準或質量要求的?？梢钥闯觯瑢I服務市場的執照或從業資格監管與商品市場的最低質量標準監管可謂殊途同歸。
4市場約束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和有效補充
雖然對于體驗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來說，政府的質量監管工作非常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者可以包辦一切。借助市場經濟的規矩，靠企業的內在機制來保障商品的質量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構建長效監管機制的基礎。
首先，市場經濟的利益機制有助于企業把質量把持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因為建立有效的質量把持體系，符合企業實現持續經濟利益的內在目標。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質量標準下，不合格商品不能進入市場，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是由企業自身承擔的。利益獨享和風險自擔是企業進行質量把持時面臨的同一個約束機制，它是驅使企業強化質量意識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對于追求長期繁榮的企業來說，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聲譽機制是規范企業質量行為，確保質量安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因質量引起的經濟糾紛甚至安全事故。都會造成企業的聲譽損失，損害企業長期培育的市場。而可靠商品質量給企業帶來的社會美譽，不僅有利于企業獲得富有吸引力的價格。也有利于現有客戶忠誠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優質客戶。為企業帶來更持久的業績增長。:
另外，在商品質量存在差異的市場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僅有助于提升市場上銷售商品的平均質量，廣告、產品演示、試用等營銷手段還可以讓購置方獲知更多的質量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
四、知識經濟學下的商品質量監管：一個理論延伸
在有關質量監管的經濟理論中，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規制經濟學都把監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上，而知識經濟學卻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為質量監管供給更為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知識經濟學中，經濟主體在生產、交易、消費時經常會見臨相關知識匱乏的問題，因為該理論相信，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類的經濟決策有可能犯系統性錯誤。一個不合適甚至是錯誤的經濟行為可能重復發生，直至某一天人類通過學習發明了能夠懂得、糾正這種不當行為新知識為止。按照這種觀點，即使是最負責任、技巧水平最高的企業在商品質量問題上也會犯錯誤。例如，在現有技巧和裝備下，無法解決那些可能給使用者帶來危害的質量問題，但消費者保持生命存續的強烈需求和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讓這些商品提前進入市場；在現有質量檢測體系下，無法在銷售前甄別產品的某些質量瑕疵，盡管這些瑕疵不一定都變成事實上的危害；按照現有理論?？赡苷`把一些有潛在風險的技巧或因素看做是改良某些品質，或提高產量，獲得更高經濟效益的法寶，等等。從近些年來發生的眾多質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問題的嚴重性一點也不亞于信息不對稱問題。
源自生產者知識不足引起的質量風險，是商品質量監管中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因為其中有太多的質量不斷定性，同樣也面臨知識有限的監管者很難找到一個萬全之策。對于這一點，擔當市場商品質量監督重任的監管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監管實踐中，應秉承審慎、預防的原則，設計相應的制度預案。例如。對于那些在現有技巧和裝備下暫時無法解決的質量隱患，監管者必須果斷出手，將問題商品隔離在市場以外，絕不可因小失大；對于企業事后發明的質量瑕疵，監管者應迅速啟動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減小問題商品可能給使用者及社會帶來的危害：而對于那些目前無法對是否有質量風險做出肯定斷定的高新技巧。監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質量風險監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良商品的某些品質，或有助于短期經濟效益的提高。質量監管工作也應該摒棄短視策略，把消費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不讓那些可能有風險隱患的商品進入市場，為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隱患。
知識經濟學中的知識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對稱假定在質量監管中的地位。盡管前者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操作難度比后者更大，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宏大飛躍無疑會推進監管理念的創新，提升監管效率。
結束語
第4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教育新常態；教學改革；路徑選擇；黑板經濟學
新常態下教育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培養一批由市場選擇、由社會評價的高質量人才為目前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西方經濟學所具有的揭示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特點逐漸受到各個政府職能部門的重視，隨之被國家教委確定為普通高等學校經濟類專業的十大核心課程之一。作為高校經濟管理專業的基礎課程，其教學效果直接影響經管專業其他課程的學習、其教學質量直接影響學生對其他課程的理解及分析能力。目前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逐漸落入“黑板經濟學”的窠臼。所謂“黑板經濟學”最早是指微觀經濟學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所導致的解釋實際社會問題不足的現象。這個名詞發展到現在主要指在經濟學授課過程中由于教學方式及教學制度等的不足所引起的經濟學授課中的困境。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發展比較快的學科，就同任何一本書均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最新發展一樣，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也應該站在理論發展的前沿、追蹤經濟學的最新動態及研究成果。目前高校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落入“黑板經濟學”窠臼現象日益嚴重。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現狀及問題所在，并給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勢在必行。
一、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現狀
（一）教師角度。對于教師來說，首先是教學方式較為單一，課堂“填鴨式”教育突出，這種教學方式淡化了學生課堂主動性的發揮、忽略了學生的學習需求，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教學效果較差。其次師資結構不平衡，其主要表現在教師的職稱結構、年齡層次等不合理，無法形成梯隊人才儲備，不利于極品課程建設。再次在授課過程中偏重理論教學——“黑板經濟學”痕跡明顯。課程性質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學教學比較偏重數學推導及模型的建立，在教學中如果不能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會進一步打擊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影響教學效果。
（二）學生角度。首先是學生的學習態度不盡相同。由于經濟學學科的理論性和抽象性較強，對于部分學習主動性較差的學生由于沒有形成良好的課前預習、課下復習的學習習慣,導致知識掌握不牢固，對學習有懈怠現象。其次學生學習基礎不同，對同一問題的理解力也不盡相同。鑒于經管專業招生屬于文理兼收，在借助數學工具分析問題時對不同學生效果不同。以上從教師和學生的角度探討了目前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現狀，通過現狀可以從中找出此學科在教學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
二、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面臨的問題
（一）教學方式呆板、僵化，學生興趣普遍不高。由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一般是通過模型及圖形進行推導，加上考核方式呆板導致許多教師都是采用“灌輸式”教育方式，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進行理論聯系實際。這種教學方式嚴重忽略了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無法迎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即使教師將相關理論講解得再詳細、公式推導的再具體，也無法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肮噍斒健苯虒W方式下學生雖然會背幾個公式、會做幾道題，遇到一些時事問題仍然無法做到活學活用。
（二）“菜單成本”的存在導致教學管理制度機械化。菜單成本是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企業不經常改變價格是因為改變價格有成本，調整價格的成本被稱作菜單成本。高校中有關教學計劃的制定、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以及教學大綱的編制都需要經過一系列的討論予以確定。頻繁的予以變更不僅會牽涉到一些經濟利益更會造成相關人員的工作量倍增。鑒于此，只注重完成教學任務而不顧教學質量的應試教育模式造成了高校教育管理的機械化發展。
（三）考核方法單一不利于培養良好的學風教風。對課程的考核是教學過程至關重要的一步，它不僅是對學生學習狀況的了解，更是對教師教學效果的衡量。目前對西方經濟學的課程考核主要采取的是試卷形式，這種方式不利于準確考核學生在學習中的投入程度及對所學知識的掌握程度，并且不同教師在出題的過程中由于在試卷題型、題量以及考試點分布中把握不同，容易出現“人情分”，考試結果也難以真實客觀的反映其學習狀況和教師教學效果。
（四）教學中對傳統教學理論講解過多而非主流的理論講解過少。目前高校在選用教材中雖然版本不盡相同，其內容多以主流經濟觀點為主，主要闡述的是新古典綜合理論，在其理論基礎上隨著外界宏觀條件的變化又有一些非主流經濟理論和較為前沿的理論出現，由于觀點無法達成共識許多教材均沒有對最新理論進行詳細介紹，加之教師一般對傳統理論理解較深，在講解時往往比較側重，就造成了學生在學習中無法對西方經濟學理論做系統的了解、無法通過多元化的思維方式進行經濟現象分析。
（五）理論與實際脫鉤，教學目標性不強。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是來源于生活并運用于生活的理論。當前國內西方經濟學所用教材大多是以西方國家的具體經濟體制及實例為依據而編制，大多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現象。除了教材的理論與實際脫鉤以外，課堂教學中的授課對象由于所學專業不同也使教學目標性不強，教學效果欠佳。比如對于經管類的會計專業和經管類的學生來說，授課往往存在“同一套教學大綱、同一套教案以及同一套教學進度”的現象。
三、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思路與主要措施
（一）建立多元創新的新型教學方式。前蘇聯教育家霍姆斯基說過“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泵绹膶W者也普遍認為“所有真正的學習均是主動的，它需要運用頭腦，不僅僅要靠記憶，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對經濟學來說，也應該有一套靈活的、易于激發學生興趣的教學方式?！疤铠喪健钡慕逃绞皆谌缃翊髮W課堂并不少見，教師與學生缺乏交流，面對日益復雜多樣的外界環境，建立多元創新、與時俱進的教學方式勢在必行。目前比較流行的教學方式主要有案例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情景教學法、參與式教學法、探究式教育法以及研究式教學法等，這些教學方法在為師生關系改善打開一扇窗戶的同時也培育了一大批潛在的學術與實踐相結合的優秀人才。
（二）弱化菜單成本、建立更加高效的教學管理制度。高校的行政化分工使得已成型的教學大綱或者人才培養方案循環使用，隨著應用型大學培養目標的提出，及時修正現存不合理的制度勢在必行。具體做法上，首選通過考察其他高校、尤其是一些新興的獨立學院的教學管理制度顯得必要；其次通過互聯網可以了解外國大學教育體系調整的最新信息，從而對我國的教學中的課程設置、授課大綱、講義以及考試題目等作出相應調整。隨著宏觀環境的不斷變化，高校管理制度應該及時作出改變，在某些情況下弱化菜單成本會有意外收獲。
（三）建立綜合化、個性化的考評體系，規范考評指標。首先應該有一套適應教育新常態要求的人才培養考評方案及評價標準。改革原有試卷考核模式，采用綜合化和個性化相結合、平時隨機考核與期末規范考核相結合的新型考核模式。除此之外，在考試方式上也力求實現多層次、多標準的模式。將原有的單一閉卷形式拓展成開卷、閉卷、口試及課堂討論相結合的綜合化方式，全面監督檢測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消化、吸收以及轉移能力。
（四）適當增加非主流的理論講解，拓寬學生思維寬度。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理論在維持原有理論體系基礎之上也吸收了其他學派的一些觀點，雖然有一定的理論缺陷不能有效解釋經濟問題，但拓寬學生思路、提高思維能力的作用不可小覷。在課堂講解時應該把有影響的非主流核心理論融入傳統理論之中，通過不同學派的理論介紹在開拓學生視野的同時有效提高學生的能力。
（五）增強師資素質，提高課程針對性。首先對于理論與實際聯系不強的現象應該在實際教學中仔細分析是由于自己的能力不足還是意識不夠。當前西方經濟學的教師大多是在應試教育模式中培養出來的，從“校門到校門”的現狀或許會出現理論功底不扎實的情況。對此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其運用本國案例闡述西方理論的能力，并注重培養教師課堂語言口語化的技巧。除此之外，針對不同授課對象，應該根據其學科性質對西方經濟學的各個理論予以側重講解，提高教學針對性。例如經濟學中的“要素理論”，對會計專業的學生要做重點講述，因為里面會牽涉到會計成本核算的相關內容，而對經管類的學生則不需做過多講解。
四、啟示
如何教、導，將學生所學知識良性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之中，一直是一個重要課題。我們要改變傳統的“黑板經濟學”的教學模式，通過理論問題現實化的方式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這無疑是高校教學中的重要任務。除此以外，改革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計劃、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式均是為了更好地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把握學科思想。換句話說就是幫助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去思考、分析現實問題，這屬于學習經濟學的最高目的，只有通過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作者:陳曉樂 單位:鄭州工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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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敝档米⒁獾氖?，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盵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傊?，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笆袌觥笔恰敖鉀Q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彼e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彼?，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叭绻姆N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弊杂墒袌觥安荒苤浦褂泻Φ男Ч保罢窃撝贫染哂袕姶罅α康脑蛑弧薄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市場”的這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第6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進入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新時代。其表現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面臨著眾多新學派、新學說的挑戰，另一方面，經濟學視界內產生了很多新經濟學分支，這些新學說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從不同層面展示了新古典經濟學在未來的可能進展。本文試圖對此領域的進展進行一個較全面的綜述。
一、古典經濟學的現代復興：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
20世紀80年代先后興起兩個新的學派：一個是試圖以現代數學工具——線性規劃與非線性規劃復興古典經濟學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思想的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個是試圖用高級數學工具重新解讀古典區位和空間理論而與正統經濟學相容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興古典經濟學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就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因為無論是從經濟學的開創者亞當·斯密的整個理論體系來看，還是從更早的經濟學傳統來看，它們均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理論作為其研究的重要支點。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一股試圖用現代分析方法復興古典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思想的思潮。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的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理論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代表人物以楊小凱 (x.Yang)、黃有光(Yew-KwangNg)、博蘭(Borland)、貝克爾(Berker)和羅森(Rosen)等為主，超邊際分析則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們認為，所謂邊際分析就是決策中有關某變量取值“多”與“少”的問題，而不是“做”與“不做”的決策。他們宣稱，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社會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缺陷便可克服，現代經濟學各個分支學科都可以在一個統一框架內合乎邏輯地被加以組織，許多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專業化和交易效率提高來進行解釋。
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主要有以下特點：(1)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而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消費者決策與廠商決策是互相分離的;(2)每個人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作為生產者喜好專業化生產，而專業化生產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規模生產，專業化生產與每個人生產活動范圍大小有關，而與廠商規模大小無關，這樣，所有個人專業化生產合起來就表現為社會分工和網絡效果;(3)每個人面臨的總收益和總成本將決定整個社會的專業化水平和模式。新興古典經濟學所謂的超邊際分析并沒有拋棄邊際分析，而是兼容了邊際分析，并依舊強調一般均衡、經濟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點在于很多理論假設還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結論是否站得住腳，還有待時間和實踐檢驗。
(二)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的前身是所謂“經濟地理學”。按照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經濟地理學可能是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循環累積關系、當地外部經濟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傳統的某種綜合。事實上，從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演進來看，其直接源頭則是古典經濟學中的農業區位理論。農業區位理論以城市作為一個假定來研究其周圍農業土地利用模式，這種處理方法暫時回避了“城市如何產生”的問題，從而使它能夠在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的經濟學框架內研究城市周圍的土地利用問題。但隨著城市和空間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不斷上升，這種解釋法無助于理解城市區位產生的內在機制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從而使后來的經濟地理學走進了其研究的盡頭。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20世紀 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出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這些發展客觀上均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賽(J.F.Thisse)、維納保斯 (A.Venables)等。他們主要解釋了經濟活動中區位或空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為什么在有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為此他們引入了三個關鍵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報酬，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外圍的關系。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優點在于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空間經濟學問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解決。其缺點在于該理論研究過分依賴數學模型，經驗應用尚不豐富，許多模型結論有待實踐和時間的檢驗。
如果將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這兩個學派進行一個橫向比較便會發現，在兩者的產生背景、所運用的模型、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釋結果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共同性。(1)兩者均產生于20世紀80-90年代，而20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領域的一系列進展均構成其理論基礎;(2)兩者均試圖在現代的軀體上恢復古典經濟學的思想;(3)兩者模型的基礎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4)兩者模型的結果均產生多重均衡。這些共同性意味著，經濟學家均認識到了現代經濟學面臨的困境，并且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形成了共識。
二、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興起
對人類行為、心理的重視早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經濟學不考慮人類行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和反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就是這一批評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為經濟學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重視
1.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存在局限性
傳統經濟學認為，人們的效用取決于其自身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為經濟學近年的發現表明，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其個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決策者個人與他人的比較，而并不一定依賴于決策者的收入和消費的總水平。這意味著經濟學在進行效用分析的時候，應該將人們的習慣性消費水平作為一個重要的決策變量納入效用函數。又如，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是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具有一致性，這意味著經濟學家可以依據一個固定的貼現率對不同時期的儲蓄進行貼現。但行為經濟學發現，人們對現時效用和福利的關注往往要強于對未來效用和福利的關注，這意味著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是不一致的。毫無疑問，這些新認識大大加深了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深度和廣度。
2.人們進行決策時遵循前景理論
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進行決策遵循的是所謂前景理論，而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謂的主觀期望效用理論(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觀期望效用理論意味著人們在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獨立于另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論并不這樣認為。首先，行為人主觀上的決策權重會影響最終的決策。其次，行為人心理上的參照點以及財富水平相對于此參照點的變化也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這意味著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論將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再次，在這些有關偏好的新認識下，人們主觀上的判斷將會與“理性”決策之間存在很大背離。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況下，人們頭腦中原先保留的偏見可能會得到強化，從而使這種偏見愈演愈烈。這意味著人們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常常會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過多影響，從而使最終的判斷與經濟學所謂的理性判斷出現偏差。
(二)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
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則與行為經濟學不同。就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特點而言，它更重視對金錢刺激在決策中重要性的認識，同時它也更加關注實驗設計的重復性;就研究的領域來看，實驗經濟學更加關注市場結局，而行為經濟學更加關注個人行為。比如，實驗經濟學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進行過多次有關價格機制的實驗。獲得的結果與市場運作的結果基本相似，這表明通過實驗可獲得對市場機制的正確認識。此后，實驗經濟學家還針對拍賣市場運作機制、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
就實驗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來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樣，它可以檢驗或區分不同的理論，探討理論失靈的原因，為構建理論提供實驗基礎，比較不同的制度環境對經濟理論的影響，評價理論的政策含義，為制度設計提供檢驗場所等。實驗經濟學帶給經濟學的啟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場相互作用中人們具有不自覺的最優化行為，決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們的行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實驗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V.Smith)和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Kah— neman)，這似乎是對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很好評價：(1)它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認識程度大大加深，對經濟行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經濟學家們的想象;(2)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原理建立在較弱的心理學和實驗基礎之上，在以心理學和實驗為基礎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新認識下，傳統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命題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比如，“經濟人”假設是整個經濟學體系中最根本的假設之一，傳統經濟學常假設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為者。但是，行為經濟學的有關發現證實，經濟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利益的驅使以外，還常常受到自己“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影響舊。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傳統經濟學中很多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需要進行某種修正，而這種修正正是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目前從事的事業。
三、經濟學工具的革命：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
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被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論對理性經濟人如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傳統經濟學更為深入
它認為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僅依賴于個人的選擇，更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因而，個人的最優選擇不僅是自己選擇的函數，也是其他人選擇的函數。顯然，這不僅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視野，而且也使經濟研究變得更加精致和科學。正因為如此，20世紀70年代以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呈現加速趨勢。博弈論成為主流經濟學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博弈論和經濟學之間的內在統一性使然。
(二)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工具主義色彩還可以通過考察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兩個基本假設而獲得更深刻的認識
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假設：(1)市場是充分競爭的，(2)局中人之間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但在現實中，這兩個假設均難以滿足：(1)市場局中人的人數常常是有限的，市場也是不完全競爭的，于是市場局中人之間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響;(2)現實中市場局中人之間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要進行一項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須滿足“激勵相容”和“自選擇”條件，而這一擴展恰恰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范疇?？梢姡瑐鹘y經濟學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而博弈論以及由之衍生出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這使得融入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真正成為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了。
(三)博弈論及其應用研究的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還體現為博弈論的數學特征
1944年馮·諾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所講的博弈論，實際是數學的一個分支，與經濟學并沒有多大關系，只是到了后來才迅速發展，并逐步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20世紀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生產日益集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壟斷和寡頭勢力不斷增強、經濟生活中各種力量的聯合和對抗不斷強化，這使得各國政府出于一定目的開始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使得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約更進一步強化。注重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相互影響、作用、依賴和制約的博弈論符合了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開始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并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對經濟管制和信息經濟學的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與信息經濟學密切相關的三位博弈論大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6年，米爾利斯(J.Mirrlees)和維克里 (w.Vickery)因對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的突出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信息經濟學領域再次捧回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事件表明：(1)博弈論作為一種有效分析工具，已經取得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2)經濟學中的很多問題，在引入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結果。另外，將博弈論引入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也使制度經濟學有了自己的方法論基礎，使其在融入主流經濟學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還有，在理性預期的基礎上，把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分析，也是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
四、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
(一)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認識
1.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理論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在考慮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考慮到人與人之間關系，尤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從這一角度看，新制度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研究領域——交換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它依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范式，采取了一些與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觀上推動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賦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經濟學重新評估了市場、組織和制度安排的資源配置作用。認為市場和組織都存在運行成本，正是在市場成本的邊界上出現了節約交易費用的組織。市場和價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資源手段，國家干預和制度安排都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其理論對于人們認識市場經濟的本質與作用、組織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費用的節約等內容都具有重要意義。
3.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可應用到許多領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變遷(如諾斯)、制度結構(如威廉森)以及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等，從而使傳統經濟學的現實性大為增強?？傊?，新制度經濟學帶給人們的不僅有理論上的啟迪，更重要的是它還給予世界以更多的現實關懷㈣。
(二)演化經濟學借鑒生物進化論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獲得了對制度和體制演變規律的新洞見
演化經濟學在當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爾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溫特(sidney.G.Winter)兩人。他們認為，企業之間也存在自然選擇，盈利的企業會不斷增長，而衰敗的企業會不斷萎縮，最終會出現“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經濟主體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并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經濟均衡只是暫時的而不可能是長期的。
演化經濟學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認識，這可從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對象是隨著實踐而變化的某一變量或者某一系統，該變量或系統表現為一個動態過程;(2)這些變量和系統的變化具有一定隨機性和擾動性，又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而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3)演化的關鍵在于其系統的篩選機制和過程。一個演化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依賴于對該篩選過程的把握。、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生存下來的特征具有一定慣性，因而很多變化量在較長時間內有著一個非常清楚的演化軌跡。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議題是解釋經濟變遷，它把經濟看成一個演化的復雜系統，該系統呈開放狀態，系統演化的結果難以預測。影響系統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統內部成員之間的差異性和易變性以及系統的選擇機制(這個選擇機制受到內部壓力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借鑒了生物學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們解決經濟系統存在的重要難題，這樣的交叉研究對于認識人類社會、組織行為、經濟系統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1.演化經濟學對制度的關懷再次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很多思想，這對于認識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結構、制度對經濟系統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義。2.演化經濟學表明，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演進過程，其中偶然事件、歷史進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時，演進過程也可能帶有一定的慣性和穩定性，因而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規律性也可能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無序狀態。這為人們認識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及其復雜性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3.演化經濟學考慮了經濟發展中的非線性、報酬遞增等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現實主義特征，這對于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五、結論
現代經濟學在當代的新進展從不同層面展現了近年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如果進行簡單的分類，可將博弈論、演化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列為經濟學工具上的某種革命，因為它們要么是運用數學工具，要么在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其他的新進展——新興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則可歸結為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它們不過是將被經濟學過去所遺忘、忽略或不重視的研究內容重新帶回經濟學的殿堂。在這當中，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和人類知識的進步無疑是它們共同的時代背景。這表明，時代的發展對傳統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以上所述的幾個新動向不過是經濟學與時俱進在客觀上的表現。
第7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1.德國的古典區位幾何學
德國經濟學家運用地租學說和比較成本學說，創立了古典區位理論。
(1)馮·屠能(Von Thünen)的農業區位論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德國仍然是一個封建割據的農業國，英法等國卻已走上工業化道路。英國工業化前后，農產品價格上漲，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國農場主通過與英國的農產品貿易而獲利，于是盡量多買土地，擴大生產規模，德國農業開始向大型化商品化過渡。為了研究德國農業經營模式和產業化問題，馮·屠能潛心經營農莊十載，收集了極為詳細的資料，于1826年撰寫了巨著《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簡稱《孤立國》）。馮·屠能設想了一個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為荒地所包圍的孤立國，其中心是一個大城市，這個城市是孤立國制造品的唯一供給者，而城市的食品則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個農業大平原）供給；孤立國內各地自然條件和運輸條件相同，農業生產的利潤V=P-(C+T)，其中P為農產品價格，C為成本，T為運費。馮·屠能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函數，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利潤最大化目標，農場生產的品種選擇與經營方式的首要決定因素是距離，即生產地與市場的距離。農場種植什么作物獲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的，而與特定農場（或地塊）與中心城市（農產品消費市場）的遠近密切相關；農業經營規模，也與距離密切相關，增加投入必須使價格與邊際成本之差能償付追加的成本與運費。當生產成本一定時，離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運費越低；邊際產量需償付的越少，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馮·屠能研究的是農業區位問題，他的理論離不開對土地利用和地租的研究（注：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一書中總結歸納了經濟地理學的五大傳統，他將馮·屠能的思想列為第五個傳統“地租和土地利用”。其他四大傳統是：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積累因果夫系、當地外部經濟。）。馮·屠能認為地租與距離是負相關的，可以想像從中心城市向外圍平面延伸，隨著可耕地與市場的距離的不斷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斷下降的，這樣便可形成一個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同心圓環，半徑距離小的環上土地昂貴，宜種植運輸成本大或單位面積產值高的作物，而半徑距離大的環上則種植土地密集型或運輸成本大的作物。于是他設計了孤立國六層農作物圈層結構（注：馮·屠能設計的孤立國六層農作物圈層結構為：第一圈層為自由農作圈，主要生產鮮菜、牛奶；第二圈層為林業圈，主要生產木材；第三圈層為輪作物圈，主要生產谷物；第四圈層為谷草農作圈，主要生產谷物、畜產品，以谷物為重點；第五圈層為三圃農作圈，主要生產谷物、牧產品，以畜牧為重點；第六圈層是荒野。），這就是著名的圈層布局論。當時德國經濟學家們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發展的基本觀點是：農業經營方式應該全面地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集約化程度越高越好：農業布局方面則應根據自然要素稟賦的不同，各地應種植最適合本地生長的作物。馮·屠能的理論使人耳目一新：農業經營方式上，并不是集約程度越高越好，離中心城市越近，集約化程度越高，離中心城市越遠，經營越粗放；農業布局上，并不是哪個地方適合種什么就種什么，與距離有關的地租、運費倒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2)勞恩哈特(W.Launhardt)和韋伯(A.Weber)的工業區位理論
19世紀末，德國已完成了第一次產業革命，并迅速成為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產業的大發展，使得產業遷徙和工業布局問題為學者們重視。勞恩哈特利用幾何學和微積分，將網絡結點分析方法應用于工廠的布局，在德國《工程師協會期刊》上發表“確定工商業的合理區位”(1882)一文，第一個提出了在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下，使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最優定位問題及其嘗試性的解法。他構造了一個區位三角形，尋找使“里程運費在生產的區位中必須保持平衡”的最小值點，即區位三角形的極點。他的這種尋求最優化的“極點原理”方法被喬治·皮克(Georg Pick)給出規范的更為一般的數學證明（注：喬治·皮克應韋伯之邀，為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第194-215頁）寫了一個“數學附錄”，以“梗概出一些對理解區位問題來說很必要的普通數學公式”，其中提到勞恩哈特的工作。于爾格·尼漢斯(Jurg.Niehans)認為：勞恩哈特的分析遠比后來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中的分析高超得多。這大概是指勞恩哈特的數學分析方法。）。作為一名建筑工程師，勞恩哈特把網絡規劃應用于公路、鐵路運輸最優化問題和工廠成本最小化定位問題，而他在1885年發表的《經濟學的數學基礎》一文，奠定了他在經濟分析史上的顯著地位。他研究運輸對生產和消費的影響而建立了“勞恩哈特漏斗”，為解決異質雙頭壟斷問題而建立了后來被稱之為的“勞恩哈特-霍特林”解法。先于霍特林44年，勞恩哈特便研究了如下問題：兩個位于街道不同地點的競爭供貨商，在假定對方銷售價已定的情況下如何使自己盈利最大。他還對位于同一地點的不同商品的銷售商進行了類似的分析，表明他們的環形市場區域是如何由運輸費用決定的。于爾格·尼漢斯認為，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里，勞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國最重要的、實際上也是唯一有意義的對“邊際革命”的貢獻。在對運輸和區位經濟學分析方面，這一貢獻直至20世紀30年代都沒有被人超過（注：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三卷，第151-153頁。）。
阿爾弗雷德·韋伯則是中國讀者更為熟悉的一位工業區位論的創始者（注：韋伯為我國學者們更為熟悉，因為他的名著《工業區位論》（亦譯為《工業區位純理論》或《純粹區位理論》）于1997年由商務印書館翻譯成中文并出版發行。而勞恩哈特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寫成，甚至沒有被譯成英文，而且他的第一身份是建筑工程師和道路、鐵路和橋梁學教授而不是經濟學教授，他是德國漢諾威高等技術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的工作顯示了120年前一個有能力的、注意經濟問題且懂一些數學的工程專家在經濟學上可以做些什么（以及不能做到什么）。他在微觀經濟學、運輸經濟學以及經濟數學分析方法上均有建樹，可惜他的有些出版物已很難找到，其出色的獨創性的工作的重要性至今還沒有得到經濟學界應有的承認。）。他在集前人研究基礎上于1909年撰寫了《工業區位論》。在這部名著中，韋伯系統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規則，嚴謹地表述了一般的區位理論。當看到制造業規模龐大的遷徙，韋伯試圖回答：什么原因使某個工業從一個區垃移至另一個區位呢？決定遷徙的一般經濟規律是什么？韋伯將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分為兩類：區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業是如何布局于各個區域的，受區域性因素影響；而在工業區域內，廠商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非彼處，則受集聚因素影響。工業在某個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結果。集聚力受技術發展、勞動力組織變化、市場化因素及經濟環境因素影響，分散力則可歸結為伴隨工業集聚而帶來的地租增長的影響。韋伯設計了一個集聚函數，精確地表達大工業單元對小工業單元的吸引程度（注：韋伯定義每種商品的生產構成一個“單元”，這些單元能夠并確實參與相互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最終也影響單元的區位。），用公式來表示，其中M為大工業單元的日生產量，R為集聚的擴散半徑，A是工業區位重（注：韋伯將生產原料分為地方原料和廣布原料，前者只產生于某一特定地點，而后者則是到處都容易得到的。不論是廣布原料還是地方原料都有可能又是“純原料”和“失重原料”，前者是指經加工后全部重量都完全轉移于產品之中的原料，后者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必損失部分重量的原料（韋伯的這一思想對今天人們在國際貿易中常見到的“冰山成本”的定義有顯然的借鑒意義）。韋伯定義需要運輸的地方原料與產品重量之比為“原料指數”，而運輸單位產品的總重量稱為“區位重”。），s為運輸價格。韋伯在分析廠商的定位決策時繼承和擴展了勞恩哈特的方法（注：韋伯本人在《工業區位論》中只字未提勞恩哈特。馬丁·貝克曼(Martin Beckmann)認為韋伯的這本書“確立了他繼馮·屠能之后在區位理論方面的領先地位，盡管他的理論模型被勞恩哈特搶先一步發表”（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PP958）。）一個廠商靠一個或多個供應商提供投入品，也為一個或多個市場提品，所以涉及的區位不少于三個，他將勞恩哈特著名的“區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為區位多邊形。韋伯也考慮了生產成本中的勞動費用，它和運輸費用同樣是影響廠商定位的重要因素。至于工廠規模大小，韋伯認為衡量最優規模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單位產品的成本最低，一個是企業總利潤最大，在考慮區位的情況下，用這兩個標準確定的最優規模是不一致的，可見區位對最優規模決策的重要作用。韋伯用聚集經濟來描述企業外部經濟，并指出聚集能否產生效益，既取決于聚集的企業種類與結構，也取決于聚集的規模?！豆I區位論》對以后的區位理論、經濟地理研究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于區位理論的重要性，奧林曾經大膽預言“國際貿易上除了國際區位理論外沒有別的什么了”（注：轉引自《工業區位論》英譯者序言“區位理論與地租理論的關系”，該書pp16注解3。）。
2.新古典區位理論
(1)沃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區理論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國南部的中心地區》一書，系統地闡明了中心地區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它基本說明了城鎮為什么存在，決定城鎮發展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它們在區域的次序排列是如何產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設有一塊勻質平原，資源、人口密度均勻，運輸費用不變，消費者偏好相同。廠商的定位原則需要考慮需求界限（滿足正常利潤的最低限度的需求界限），考慮市場范圍（代表外部的地理限制，超出這個限制，消費者寧愿光顧其它較近的市場）。這樣就會形成商品市場的地理分布范圍，形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中心地”。在一個區域內，高級的中心地只有一個，次一級的中心地較多，等級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規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對重要性取決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數量與等級。雖然中心地區理論從一開始就不斷地受到批評，主要是認為模型的假設不現實（注：關于經濟理論研究模型假設的現實性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尤斯凱利·梅基，“假設問題的重新定向”（載羅杰.E.巴克豪斯編《經濟學方法論的新趨勢》，經濟科學出版社，第311-335頁），梁琦，“比較優勢說之反例的批評”（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斯密論壇”討論稿）），譬如統一的人口分布和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是不現實的，有相同的偏好和相同的自然資源分布的假設也是不現實的，但是克里斯塔勒首創了以城市聚落為中心進行市場面與網絡分析的理論，因而受到理論界的重視，勒施是最早試圖對克里斯塔勒嚴格地按幾何方法去描述市場規模重新進行系統闡述的人。中心地區理論被認為是一個靜態的新古典構架。
(2)奧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的區位經濟理論
前面所討論的農業區位理論、工業區位理論及中心地理論，探討的是都是靜態局部均衡問題。1939年，勒施出版了《區位經濟學》（注：該書原名為《空間體系經濟學》，于1954年在美國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為名翻譯出版。）。勒施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將一般均衡理論應用于空間，距離本身成為中心。勒施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并且研究區域的結構而不是把它作為既定的，這涉及到一系列一般化的假設代替通常的“其它條件不變”的假設。在勞恩哈特和韋伯等人的模型中，市場位置、原材料和人口都是給定的外生變量；而在勒施的模型中，他假設人口和原材料是均等地分布，這是非常簡單地一般化假定。在勞恩哈特和韋伯等人的模型中，并不考慮競爭者的影響，而勒施認為工業布局首先會受到競爭者的影響，其次會受到消費者和供應商的影響。他認為在布局問題是一個經濟單位互動過程，如果考慮各種影響因素，找出各經濟單位布局的相互關系，就要尋求整個區位系統的平衡。為此，勒施提出了區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組平衡方程表示，分別反映五組均衡條件。如何實現這種均衡呢？勒施建立了市場區位理論（這個市場區位理論與中心地理論在市場網絡體系上的觀點一致），并研究了市場網絡對工業區位的作用。勒施表明僅靠競爭力量自身將建立一個包括工業區、經濟區和市場區的區位體系，這個區位體系反過來既可以被理解為生產集聚也可以被理解為或多或少的聚會中心地交叉，三個區位同時決定。勒施建立和發展了工業區位理論、經濟區理論和市場區位理論。
(3)奧林(Ohlin,B.G.)的區際貿易和生產布局理論
當奧林獲得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他的名著《區際貿易與國際貿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為他的主要貢獻。這是第一本力圖把貿易與布局問題結合起來的著作。奧林在該書第一版序言中明確表示，他將致力于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是：證實國際貿易理論僅僅是一般布局理論的一部分，對價格的空間（或區域）方面予以充分的考慮，對在國內生產要素的供應和運輸費用方面的地區差別的影響予以適當的考慮。奧林首先在商品在國際間可以自由流動（無運費）而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討論生產要素的豐欠如何決定商品相對價格和貿易格局；繼而放棄商品貿易無運費的簡單假設，討論進口稅和運費對貿易的影響，此外，他還討論了地理位置、規模經濟對貿易的影響，并研究了資本移動的因果關系；最后，他放棄了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假設，討論要素流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書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專門討論了一般布局理論，第十二章討論了作為區位理論的區際貿易理論。奧林在書中附錄“對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看法”中提到：國際貿易理論是一個“多邊市場理論”，尤其重要的是，國際貿易理論是接近于布局理論的。布局理論比國際貿易理論更為廣泛，貿易理論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論的一小部分。當把各種運輸條件的影響和大規模生產的優點結合起來時，關于生產布局以及國際貿易的性質和影響所做出的結論，同只考慮生產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結論就有很大的不同（注：參見貝蒂爾·奧林：《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第382-391頁。）。西方經濟學界認為該書不僅是對國際經濟學的一大貢獻，而且還對布局理論做出了貢獻，開拓了貿易與生產布局關系的新領域。
二、空間經濟學的發展
1.空間經濟學的旁枝——區域經濟學與城市經濟學
四十多年前，艾薩德(Isard W.)就抨擊經濟學分析是“在一個沒有空間維度的空中樓閣中”進行的。1956年，他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書，將馮·屠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易駕馭的框架，把區位問題重新表述為一個標準的替代問題：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正如它們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的決策一樣。這是一種開創性的貢獻。但艾薩德也未能將空間問題帶入經濟理論的核心，其原因是艾薩德并沒有提出一個一般區位均衡的理論，他的模型沒有考慮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只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空間模型，他沒有對這個空間模型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相反，他開創了一個折衷的應用領域——區域科學。艾薩德定義區域科學是研究”確定可在某一區域有效地從事生產并獲取利潤的單個或集團產業；改善區域內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區域內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區域內產業的集聚和分散，獲得區域內資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碑敯褏^域的劃分看作空間資源經濟的基礎，而不是把行政劃分作為考察的限制條件，區域內資源具有近似性，其相互關系是一個空間中的密切的經濟協作關系，那么自由貿易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如歐盟）等可以看作是大區域概念，它是一種以空間資源為基礎的國家或地區的集合。為什么二戰之后的世界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卻兩極分化更嚴重，各國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更大了？這種區域經濟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回答這些實際問題，也有助于我們認識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但是，區域科學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注：克魯格曼指出：“區域科學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準確地說，它是一個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則相當先進，它可以幫助人們解決實際中出現的涉及空間的問題，而無需等到我們有了一個出色的理論才來解決。我認為經濟學家們應該給予這種松散、但已盡力而為的理論化的工作更多的關注和尊敬。但同時，被標榜為區域科學的那種折衷作法絕對不能取代一個真正完整的理論；艾薩德所做的偉大工作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币娯愻敻衤栋l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60頁。）。
1969年，Jacbos出版了《The Economy of Cities》一書，新城市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風靡一時。它的研究對象是城市系統，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注：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協會排出的“經濟學分類表”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劃分為一類，城市經濟學含城市經濟學與公共政策、住宅建筑經濟學、城市運輸經濟學。）。但是，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呢？沒有很好的解釋。這樣的文獻有著和馮·屠能的經典模型同樣的基本缺點，那就是假設存在一個中心，但沒有解釋為什么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形成了城市，盡管也可以用集聚經濟來做些說明；但總不是那么令人滿意。特別是關于單中心城市的假設，與現實世界偏離太大，使得這類模型的現實解釋力很差。
2.新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
空間經濟研究的是關于資源在空間的配置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問題，盡管區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與時間不同，空間一直也沒有能夠成功地納入經濟學主流。
1991年和1995年，麻省理工學院連續出版了克魯格曼的新著《地理和貿易》、《發展、地理和經濟理論》，這是克魯格曼在美國和比利時幾所大學所作的系列講座的內容。他用“地理”而不用“區位”為書名，是因為“區位理論是經濟地理學這個更加廣闊領域的一部分”。克魯格曼定義的經濟地理，是指“生產的空間區位”，它研究經濟活動發生在何處且為什么發生在此處。為什么研究這種經濟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魯格曼以三個理由說明之：首先，國家內經濟活動的區位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對于美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生產的區位是和國際貿易一樣重要的問題；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了，譬如用標準的國際貿易范式來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系就越來越沒有意義了；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的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告訴人們一個新的經濟學世界觀，卻很難從貿易、增長和商業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說明這就是世界經濟實際運行方式，但研究國際國內經濟活動的區位時，這樣的證據就不難找到，因此，經濟地理為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等提供了一個思想和實證的實驗室。經濟活動的空間區位對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作用在過去的十年中異乎尋常地重新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克魯格曼引導了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的復興。
第8篇：微觀經濟學所考察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模型人、理性、選擇、背景、過程
Foundations of Migration theory: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 Verstehen Demography’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4，China;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 China;5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Generalizing and advanc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opulation theory provided by Bruj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Verstehen Demography”. Synthesizing some study fruit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t also brings forward a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behavior from such four levels as the conception hypothesis， inchoation， context and time dimension of migr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model of man、ration、choice、context、process
前言
人口學家研究出生、死亡和遷移等人口現實，過分專著于數據開發和統計描述這樣的定量分析，而對人口的概念和理論解釋似乎重視不夠。盡管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是人口學學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論定量分析多么復雜和完善，單獨的定量分析對于解釋、理解和預測人口現實，進行人口干預和制定人口政策還遠遠不夠，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實現作為一門的人口學所有任務。人口學理論不僅僅是一個學術，他還可以為有關的人口政策提供適當的理論基礎。最近一個時期，政府出臺的與人口領域有關的政策（如農民工問題、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等），把目標從完成人口目標轉向人口福利，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說明對人們決策和行為方式進行基本的和科學的理解的重要意義。而這恰恰是人口學今后一個時期需要重點研究的課題。
布如金先生[1]在他的《人口理論的基礎：選擇、過程、背景》中，提出了人口理論研究的新范式，本文對其概括和擴展，并將其定義為“理解人口學”的分析框架，同時，綜合部分遷移研究成果，為分析人口遷移行為提供一個交叉學科的視野。
1.“理解人口學”的分析框架
科學的任務是對人類行為以及它的可預料到的和未預料到的后果進行理解。理論框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闡述與研究課題有關的變量和實體之間的關系。社會理論中，理解的功能是回答為什么存在這樣一種關系的問題。充分的理解需要整合不同的分析層次。關于分析層次，林得伯格[2]-[3]提出了學科的“分析首位”的概念（analytical primacy）：理論首位和分析首位。他認為，在社會學和微觀學中，分析首位在宏觀層次，而理論首位在微觀層次。
按照林得伯格的劃分法，人口學的分析首位在宏觀層次，它首先關注的是對宏觀層次的要素的解釋：人口規模、年齡和性別分布、分年齡生育率、遷移和死亡率、結婚模式，以及按照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標準劃分的亞人口群體的差異。而人口學的理論首位則在微觀層次，集中解釋個人的行為。宏觀層次的人口現象是微觀個人行動和相互作用的結果。受微觀經濟學和社會學幾個重要分支學科的，人口學的理論探討需要整合微觀層次的分析，這是達到對研究主題理解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設計。總之，社會理論的視角有助于人口學形成理論分析框架。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社會理論的起點是“理性選擇理論”，“理解人口學”也采用相同的起點?？茽柭黐4]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認為，為了理解社會現象，我們必須強調產生這種現象的因果機制。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的描述遵循科爾曼的思想。人口學的結果（如遷移量）位于社會層面，而聯系結果和決定因素的過程則處于個人層次，這種考慮關注對人口行為的理論思考，涉及需要形成關于產生遷移模式和規模的個人行為的理論。盡管這里的理論探討采用微觀方法，但不排斥宏觀層面上社會環境的結構的重要影響。它只規定評估背景對個人行為影響的理論方法必須與對個人行為的描述相一致，以及背景與個人行為相互作用的方式。除了確定個人行為轉變為社會結果的機制外，科爾曼提出了綜合解釋社會現象的三個主要理論任務：一是評估個人行為的背景的理論方法，二是背景影響和構建個人行動的機制，三是個人行為的理論。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相一致，科爾曼認為解釋社會系統，直接關聯宏觀層次的單個命題分解為三個：一是描述社會特征的獨立變量和描述個人特征的依賴變量；二是描述個人特征的獨立變量和依賴變量；三是描述個人特征的獨立變量和描述社會特征的依賴變量。這種探討意味著理論框架中幾個分析要素的意義：評價個人行為背景的理論方法（宏觀層次）；背景影響個人行動和使個人行動結構化的機制（宏觀與微觀的連接）；個人行為的理論（微觀層次），轉變機制（微觀與宏觀的連接）。一個完整的理論應包括這四個要素，但實際上很難做到，這就意味著要接近對人口現象的充分解釋，我們必須依靠局部理論，這樣，不可避免地導致分析的不足。
在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轉變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提倡的基本理論框架遇到兩個問題：社會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背景影響個人的方式，一致的個人行為如何轉變為社會的或集體的現象。這兩個問題涉及微觀和宏觀的鴻溝，也是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核心。人口學的理論分析也不例外。因此，“理解人口學”的解釋計劃包括：個人行為理論，背景以及背景與個人行為的關系，此外，時間和個人的概念也被考慮進來，以便更多從動態，而不僅僅是靜態的角度探討。
像其他形式的人口行為一樣，遷移可以被看作總的現象，也可看作是個人行為。前者探討遷移的模式和趨勢，區分遷移者的特征，探討與人口遷移有關的社會經濟和生態因素。后者則分析微觀層次個人的遷移選擇。盡管探討的角度不同，但都是為了理解人類的社會行為。與方法論個體主義一致，遵循科爾曼提出的命題的基本安排，我們使用的理論框架實際上是多層次的，具體包括：
I. 遷移行為的概念假設
(i) “模型人”假設（model of man）
(ii)理性概念和構成
II.遷移行為的發端：選擇
(iii)信息在選擇和背景中的作用
(iv)選擇的動機
(v) 決策的方式
(vi) 控制
III.遷移行為的外部環境：背景
(vii) 制度觀點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viii)賦予意義和指導行為的制度和規則
(ix)制度的類型
IV.遷移行為的時間維度：過程
(x)靜態與動態的探討:時間因素
(xi)生命進程的分析方法
(xii)個人的發展階段與遷移
2.遷移行為的概念假設
象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一樣，以下的分析首先從假設開始，因為預先設立的假設是理論分析框架中對概念進行選擇和闡釋的關鍵。
2.1模型人假設
人口學與社會和行為科學一樣，需要探討人類行為。分析人口行為主要基于“模型人”的假設，“模型人”概念是關于“人的本性，基本能力和局限以及行為的驅動力”的基本假設，“模型人”最重要的作用是為分析和研究提供理論的指導，它不僅影響所要研究的主題，還影響探討最有意義的分析要素所使用的工具。評價“模型人”概念恰當性的主要標準是：它能否準確地說明人們的行為[5]。 作為對人類行為的一種抽象，“模型人”的功能不是闡述一個具體個人的行為，而是人們一般行為的主要原則。
像任何社會科學一樣，人口學依靠關于人們通過行為引起人口現象產生和變化的具體假設。模型人概念構成一套基本假設，對于理解人類行為，特別是遷移行為具有意義。模型人假設涉及人類行為中精神力量的作用，決策中動機和理性的重要性，個人的社會嵌入，個人發展中的時間依賴等等。在考察人口行為的時候，我們還需要注意，行動者在唯意志論和決定論的連續體中所處的位置。唯意志論的“模型人”概念首先強調人的內在的方面，如個人動機、內在的反應和創造力；決定論的“模型人”概念認為外在的和內在的動力影響人們的行為，這些動力通常按照環境的限制和內在的驅動分別定義[6]。
2.2理性概念和構成
在社會科學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理性被作為解釋、理解和預測行為結果的準則。理性的要素一般被假定為構成行為，特別是決策的基礎。盡管如此，理性仍是一個含糊的概念。在科學研究和日常世界中，理性的概念是有差別的。依據的領域，理性具有描述的、規范的和規定的內涵意義，如在決策領域，理性有時指選擇的過程，有時指選擇本身[7]。相應地，理性可以分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或從廣義上講，有過程理性、有限理性、背景理性和表達理性等等。社會科學中如此多的理性觀點，問題是：理性行為意味著什么？，或更具體地說，理性選擇意味著什么？有這么多的理性概念，哪種理性概念更好地用于理解人口行為，以及它的局限是什么。
不同理性概念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它在分析人類行為中的手段與目的時，處于中心位置。本文重點闡述以下被用于分析人口行為的四個理性概念。
第一，實質理性：理性行為的基礎。實質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社會科學中運用最廣泛的概念。實質理性指在給定的條件和限制下，以最優的方式完成既定的目標的行為[8]。實質理性概念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最大程度地被運用，同樣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理性選擇社會學中被運用。在實質理性的決策探討中，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他對可利用的手段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認識，并有能力按照偏好順序評價它們（偏好次序對于決策問題來說，通常被假定是穩定的、一致的、精確的和外生的）。
第二，有限理性和背景理性。理性行為只能在決策背景中，按照目標、機會和限制來評價。這些條件和限制可能是客觀的環境特征，可能是被知覺的特征，也可能是決策者本身的特征。類似地，目標可能是行動者的目標，社會系統的目標或者觀察者賦予的目標[9]。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真實世界的客觀抉擇與決策者所考慮的是否一致，觀察者從以完成的行為中推斷的偏好與推動行動者行動的意圖時候一致，特別是在復雜情形下，真實的環境與行動者感知的環境可能有相當大的差距。
第三，過程理性。如果我們接受有限理性這個命題，承認真實世界與決策者感知的世界有差距，那么選擇理論必定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思考所選擇實質，二是形成行動者對于決策問題的主觀描述的過程。換句話說，理論必須解釋現實的特殊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如何引起決策者的注意。偏好的形成和次序如何顯現，推理過程如何運用于引出如此描述的后果。過程理性指形成行動者對于決策問題的主觀描述的過程。過程理性的引入有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它為決策和行為引進了動態的觀點。二是過程理性把選擇嵌入到更廣闊的社會和背景中。三是涉及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轉變。
第四，表達理性。表達理性與過程理性一樣具有動態的特征。過程理性關注形成和改變決策者的手段-目的框架的過程，如果說過程理性更多關注手段的話，表達理性則更多關注目的，在表達理性的觀點中，目標本身成為評價和選擇的主題。
2.3小結
為了更好地解釋和理解人口遷移，我們需要理解遷移行為的性質，因此，采用微觀的視角是最恰當的方法，因為這種觀點把個人行為看作是理解人口遷移現象的主要工具。根據上述，本文假定個人遷移是自由決定的和理性的，遷移者理性遵循上述理性原則。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分析自愿遷移，而不考慮受強制的遷移。3.遷移行為的發端：選擇
作為理解人口行為的一般，選擇不只是探討決策概念，我們從涉及模型人、相互緊密聯系和部分重疊的四個方面闡述選擇概念。一是寬泛的理性概念的；二是在更寬泛的認知視角中探討選擇所處的位置，而認知觀點探討人口行為中信息和認知的作用；三是在結構化信息的背景中選擇決策的狀況；四是選擇的觀點適用于特殊的人口領域。在這個概念模型中，信息提供了綜合效力。認知計劃的概念作為個人思考和精神上構建的信息，進入決策過程，并將信息、選擇和行為聯系起來。李 [10] 認為，遷移不可能不具有選擇性，選擇的種類各不相同，對某些遷移流講是積極的，對另一些則是消極的，把遷移者歸在一起，選擇往往具有雙向性。
3.1信息在選擇和背景中的作用
信息可以被定義為存在的和傳送的知識。信息作為一個解釋概念，整合各種與選擇、背景和相聯系的觀點。使用這樣的中層概念引出了許多：信息包含什么，信息的內容，我們如何理解人們知覺和行為的信息，在注意、選擇、加工和自制信息過程中，哪種認知被包含在其中等等。闡述信息概念，目的是為解釋構成概念框架的各種要素和過程提供一個共同的根基。這樣一來，信息概念不僅保證框架內某種程度的協調一致，而且在更高層次上，作為整合各種行為的一種手段。大多數決策理論的不足是他們忽視了思考是如何產生的這樣一個問題，另外，許多選擇理論的弱點是采用靜態的觀點，忽視了個人思考是不斷變化的問題。
信息概念應當包括情感成分，然而，許多理論傾向淡化或忽視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被看作行為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那么概念框架就應當整合情感因素，因此，從過程理性考慮，情感是決策的一個內在因素。另外，認知計劃(cognitive schemes)也應被納入分析中。
遷移決策受到兩種基本信息的影響，一是信息不能用錢購買，而與時間相關，如在“行動的未來后果”的決策模型中，未來向量和未來效用函數。二是在遷移決策中可以用錢買到的信息，這種信息與“精神映像”(mental map)和“意識空間”(awareness space)緊密相連。有表明，朋友、親屬、市場、大眾媒體和政府是遷移選擇的主要信息來源[11]。學家用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風險厭惡、不確定性等概念研究遷移選擇。
凱茲和斯達克[12]分析了信息不對稱對遷移的影響，信息不對稱可以從定性和定量上改變遷移人口的分布，并會降低遷移者的技能水平，恢復信息對稱的辦法對遷移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闊克和萊蘭德[13]用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理論模型研究發展家“腦流失”現象，發現本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的不完全性，將驅使本國優秀的畢業生到國外留學深造，但是當這些優秀的畢業生在國外完成學業時，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又不能夠吸引其中最優秀的群體歸國，本國所需要的優秀畢業生群體絕大部分就因此而流失了。遷移行為不僅是理性的，也受到情感的影響?！皼Q策的沖突模型”強調遷移決策過程中情感構成成分的意義，把緊張作為決策沖突的源泉，把生理和心理的緊張和社會癥狀歸因于預知的由決策導致的預期損失[14]。
3.2動機
如果我們研究的目標是理解人口遷移行為，那么，我們必須對動機的內容、結構和起源做具體的說明。根據社會學家、心家的經驗研究，動機的內容概括為：身體福利（如良好的健康狀況等）；物質福利；安全；歸屬（如愛、親密等）；社會地位（如社會贊同、威望等）；權利；自我尊重；內在的愉快狀態（如滿意，不確定性的降低等）；創造力。行為的產生來源于環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狀況。社會理論認為行為的動機產生于情感的喚起、個人的經歷，觀察到的他人的經驗，社會學習理論承認動機的內在的和個人的背景，以及環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進程的經歷）和直接的交流（如個人交流、信息傳遞等）對人們的動機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奧蘭博格[15]提議用這樣一個考察遷移的構架： 以個人支持遷移的動機和個人遷移的障礙因素作為發展遷移理論的起點。還有學者認為，遷移動機理論有經濟最大化理論、社會流動（追求社會地位）動機、居住滿意動機、生活方式偏好動機等，但要充分理解遷移決策和隨后的行為，需要整合社會層次的因素和個人層次動機，“價值-預期”模型是研究遷移動機和決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這個模型中，遷移被看作是一種工具行為，與遷移有關的價值（目標）包括財富、地位、舒適、激勵、自由、歸屬和道德觀七個方面 [16]。這里，我們需要進一步將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方法引入遷移動機的研究中，研究價值如何形成這樣一個問題。
3.3作為過程的決策
盡管有許多關于決策的不同觀點，但它們有三個共同的基礎。一是面向選擇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擇；二是評價這些可供替代的抉擇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規則和標準選擇一個特別的方案。這三個劃分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實際上它們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關于第一個方面，最重要的問題是：誰的抉擇，什么樣的抉擇和為什么是這些抉擇。第二個方面直接觸及人類行為的動機方面。第三個方面涉及決策規則的問題，被嵌入到關于決策方式的更廣闊的視野中。大多數選擇理論用靜態的方法描述決策，通常認為在決策過程中，時間和次序對于理解選擇和選擇的結果沒有什么影響，很少考慮選擇的動態方面。作為過程的選擇，至少要包括三個方面 [17]。一是具體的選擇和決策規則的構建。二是“序列決策”，即在動態的生命進程中作為經歷成分的連續決策。三是作為過程的決策，它的階段順序。
鮑格[18]認為傳統的“推-拉”理論對遷移微觀研究的解釋力有限，因為個人遷移決策中包含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達萬佐 [19]把遷移看作人力資本投資，認為遷移收益需要一段時間的積累，才能得到。他進而建議在遷移決策研究中，使用縱向調查數據、收集影響遷移決策的信息，分析遷移者個人特征對遷移的影響、建立變量解釋誰遷移和為什么遷移、解釋遷移者對目的地的選擇等等。
3.4控制
對選擇理論一個最近的貢獻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機制對人們的決策和至少部分獨立于動機之外而實施的某種決策有顯著的效應。將控制融入選擇理論的一個重要后果是它可以減輕影響行為的被決策賦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學者批評選擇理論過分依賴模型人，在選擇概念中，或明或暗地，處于中心位置的動機突出強調個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決定做什么和最終做什么。通常出現在選擇理論中作為外部因素的行為限制，對決策過程沒有什么影響，只對行為結果有影響。這就嚴重限制了選擇理論對理解和解釋行為的應用性。選擇理論加進控制概念有兩個意圖： 一是增加研究非動機行為解釋和理解的重要來源，二是在依賴、無知和不確定的環境下，在運用于行為的決策中增加保留空間。
幾位心理學家強調人類行為中知覺控制的作用，羅特 [20]區分了內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將其作為對某種行為和隨后的表現進行選擇的決定因素。在人口學中，控制的內在-外在中心被運用到遷移研究 [21]。另一個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調節動機和表現 [22]。經驗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們的行為趨向無效，即使他們知道要做什么。
4.遷移行為的外部環境：背景
對于遷移來說，宏觀影響因素的重要性不僅僅局限理論意義，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義。因為政府按照他的性質來說，一般從宏觀角度制定政策，以影響人口的分布和流動。通常影響遷移的宏觀因素分為經濟、、社會態度、文化、制度氣候等等。弗里德曼[23]區分了兩種宏觀變量，一是背景變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總的個人特征（如人口的水平）；另一個是環境變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個人口的特征 [24]。宏觀因素如何與微觀遷移行為分析相連接，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
4.1制度觀點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越來越意識到：要理解學科研究的對象，至少要把所要評論的現象，部分嵌入到產生此種對象特殊的背景中去。不論這些現象是社會系統和制度或個人選擇和行為，學科關注的興趣越來越傾向于這些對象所發展的過程。在各種社會學科中，制度的方法開始占據著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發展展示著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的新范式的特征。盡管人口學的分支領域研究呈現相當大的異質性，但制度的方法通過一些人口學家的努力，似乎已經有了立足之處。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個人行動的社會環境的結構和意義。制度概念的屬性不僅包括諸如大學、公司等這樣的背景實體，也包括共同的語言等。這些制度構成個人用特別的方式進行選擇和行為的微觀世界。制度概念還包括更抽象的諸如民主、宗教、性別、政策等社會建構。編制社會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規則來解釋。社會背景不能被解釋為靜態的，應被看作是動態的影響行為的社會建構。在遷移行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對于分析社會背景要素，如市場、親屬關系、、教育系統、遷移政策等對于遷移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4.2賦予遷移意義和指導遷移行為的制度和規則
認知的觀點認為，可按照共同的規則來解釋社會環境中的制度。社會制度組成一套相對一致的構建現實和指導行為的規則。在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制度解釋中，規則設想背景如何成為個體決策者有意義的背景的機制。有學者將規則區分為四種，即或然的、工具的、規范的和解釋的規則[25]。或然的規則與習慣行為相聯系，這種規則太習性化，不能解釋遷移行為的社會模式，除非它有規范性的含義。工具規則指完成任務的技術上的有效性。規范規則指行為受到外部力量加強的影響，它體現了規則的特殊意義，涉及社會規范、慣例、行為準則等。解釋規則指關于行動者、參與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類的主觀信息，以及關于行動者、目標、事件和條件之間關系的信息。從社會理論的觀點來看，規范和解釋的兩種規則在描述和解釋不同社會背景中的行為模式最重要，他們分別被稱為指導行為的規則和賦予意義的規則。這些復雜的行為指導的規則和意義賦予的規則為與遷移行為有關的認知、動機結構、決策方式和知覺控制提供了解釋的背景。
4.3制度的類型
從廣義上講，制度通常分為四類：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認社會復雜的結構和組織以及具體的環境影響遷移行為。本文重點闡述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對遷移行為的影響。社會制度特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家庭。家庭結構和功能通過影響動機四個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個影響遷移決策，即激勵（或目標）、動機、可能性和預期（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動機的四個構成可以被看作聯系環境、社會文化、家庭和個人實際決策過程的“中間變量”。家庭有三個功能影響遷移動機：一是家庭作為生計單位，他給家庭勞動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為社會化，培養家庭成員的態度、價值觀、責任感和適當的行為，對遷移行為有重要的影響；三是家庭作為社會群體和社會，特別是擴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對遷移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強調家庭在遷移決策過程的重要性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制度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對遷移決策的意義；二是用動態的觀點考察對制度結構和功能變遷以及對遷移研究方法論的意義 [26]。政治制度是指權利的關系和資源的可得性。中國長期實行二元結構和嚴格的戶籍制度，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遷移選擇的機會有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正在逐步消除二元社會結構，放松戶籍制度，人們的遷移選擇的余地越來越大。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們需要從動態的角度研究制度變遷與遷移選擇轉變的相互作用關系。當然，制度的分類知識為了分析的方便，實際上，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是交織在一起的，共同對個人的遷移行為產生影響。5.遷移行為的時間維度：過程
人文和科學把結構和過程視為它們學科兩個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一些學科中，過程取向甚至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茖W和行為科學關注的興趣越來越傾向于現象的過程。雖然過程的意義在不同的學科或分支學科中是具有差異性的，并且過程的意義也與變遷、發展、變革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聯系，但是有一點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時間因素”。盡管時間在人口和人口變遷的中占有顯著地位，但是通常對它的理解是相當機械的；并且通常孤立于潛藏在人口變遷之下的社會和行為過程。
5.1靜態與動態的探討：時間的概念
5.1.1靜態與動態的探討的意義
動態和靜態方法對它們所要研究的課題采取具有根本性差異的理解取向。靜態視角關注結構和結果，并以靜止狀態去描述它們的研究對象。動態視角強調結構和結構由過程演化而來，并以動態演化過程去描述它們的研究對象。
無論是靜態方法還是動態方法都運用時間概念，但是其含義是不同的。時間這一概念的內涵，可以理解為時點，也可以理解為變遷。靜態視角把時間理解為時點，依賴于這種靜態方法的解釋持有這樣的潛在假設：歷史是無足輕重的，過去和將來的作用是一樣的。然而動態方法，把時間視為動態變遷的過程。時間和發展、演化具有強烈的親和性。時間可以被理解為衡量變遷的尺度。這種含義上的時間根本上區別于物理時間之處在于它們對所描述過程的不同理解：過程具有不可改變性，還是過程具有路徑依賴性。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課題中，靜態意義的時間是沒有充分解釋力的。對動態研究方法日益高漲的關注可以解讀為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范式的轉向。雖然在人口學中，這種向動態研究方法靠攏的趨勢是可見的 [27]，然而威萊肯斯[28]認為人口學的標準還沒有顯現出這種范式的轉型。他推斷，動態過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無論是對人口預測還是人口政策研究的改善都是一種主要的需求。他的著述的精華也被人口學之外的學者所采納。
我們這里所想要說的是，如果概念框架能夠轉變向動態的概念框架，那么對遷移行為科學洞察，并且對這種洞察的實際運用，都能夠獲得提升。然而，以這種真正的動態解釋并不是簡單的加入時間因素，而是加入動態意義上的時間。在這樣一種動態的視角中，事件的順次或變遷被視為發展過程，在此過程在中，結果是早期環境的結果，而且環境是隨時間變遷的。
5.1.2時間概念
時間維度可以劃分為：一是歷史時間，這是最具包含性的時間概念。二是制度時間，即指組成這些社會環境的各種各樣制度的發展。三是社會時間，即隱含于年齡系統中的時間。四是個體時間，即與個體生命周期相關的時間尺度，個體時間代表著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動態時間概念，因為生命階段，事件或現在的性格均被認為是生命過程中一個即時性的點，在生命過程中隨后的結果是生命周期中早期環境、事件和經驗的結果 [29]。五是過程時間，即在生命周期中，發展可以解釋為生理、社會、心理方面的擴展，大量過程的組合建構出生命周期的具體形態和。由于本文研究一開始就采取微觀層次的方法，因此個體時間維度，占據著核心地位。個體時間維度與動態概念框架的契合可以包容動態的選擇和行為概念，這些選擇和行為都是發展過程的結果。宏觀環境變革的效應被假定為主要通過對個體生命周期的而發生作用。
在行為研究中，尤其是人口統計學研究中，年齡通常被當作一個主要的標準用來判斷行為的時間調配，以及用于對情景和事件進行分類。然而必須清楚的是，年代學的年齡并不是個體行為的決定因素。年代學的年齡不能代表真正意義的導致特定生命周期模式的年齡概念。年齡不能解釋行為，或者說不是變遷的原因；事實上年齡只不過是時間的流逝以及發展序列的階段標志，同樣年齡只不過是潛在發展過程一個簡略的代表性術語。年齡及與年齡相關的行為和變遷仍然是時間的靜態解釋，除非年齡是意指潛含在其下的發展過程。行為被解釋為過程，不是年齡，而是經驗（過去的或預期的）劃定出人們某個生命發展階段的能力、觀點和動機。段成榮 [30]認為，“時間因素”在人口遷移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資料允許，就應該千方百計按照事件發展的真實時間順序來處理研究資料。
5.2生命進程的方法
人口學中的行為和隱含其中的個體選擇，如果它們的定位蘊涵在個體生命沿革過程的狀態背景之中，那么這些行為和選擇能夠增進解釋力。生命周期的方法提供了一種關于個體行為動態視角的適當解釋。生命進程的解釋力在于它以時間和發展的概念框架來組織相關的事件和因素，從而簡化理解行為邏輯一致性的嘗試 [31]。然而，應該注意的是，生命進程的分析不能夠取代行為理論，由于生命進程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關于個人行為形成的假設，以及過程和事件之間的因果解釋或機制。生命進程的概念應當理解為行為研究中的組織原則。
盡管學科方法的差異，但是大部分學科認同這一解釋：即生命是以具有某種邏輯順序的階段發展結構呈現出來。生命進程分析提供了發現這些變遷結構的卓越分析工具，但是生命進程分析的局限之一是，它不得不依靠其他理論視角來解釋隱含在這些變遷和結構之下的機制。主要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學科對生命進程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就人口學研究而言，鮮有運用生命進程的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討行為的邏輯原則。如果生命進程分析把生命細化為相關的組成過程或生涯，那么就能增大生命進程分析的分析潛能。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和生涯的概念，與勾畫人們生命的社會、心理和生理的時間和發展概念相聯系。關于個人行為的動態視角的細化包括生命周期的歷史或縱向的含義，也包含生命周期的橫截面的含義。
生命進程方法的本質是：分析單位為處于地理、社會、歷史和空間的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的研究成為與生命進程連接在一起的研究。通過研究個人，生命進程分析承認人生經歷的不同形式，并不試圖把標準的或理想的生命路徑強加給個人。另外，生命進程的核心概念不是“階段”概念，而是“轉變”概念[32]。
穆爾德 [33]用生命進程的方法研究了遷移行為，他提出遷移經歷從屬于“并行經歷”（parallel careers）：Ⅰ發動經歷（triggering career），指并行經歷產生的遷移尋求達到的目標。包括：ⅰ事件依賴(event dependence)：在并行經歷中如結婚、離婚、上大學或換工作，一個事件發生所產生的效應。ⅱ狀況依賴(state dependence)：在某種經歷中處于某種狀態產生的效應。按照距離、方向和目的地的選擇，不同的發動經歷也會引起不同類型的遷移，事件和狀態不僅影響遷移決策，也影響流動的類型。不僅如此，并行經歷也會產生個人的資源和限制，這被稱為條件限定的經歷（conditioning careers）。如職業經歷決定個人的收入和儲蓄，家庭戶經歷限制個人遷移的自由，居住經歷的投資可能限制隨后的流動。
5.3個人的發展階段與遷移
生命進程可以解釋為包含各種發展階段的發展過程，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表征，內化以前的經驗并影響后來的發展。生命過程中某個個人位置反映了一組特殊能力，與他人關系，動機，責任，義務，約束以及對世界認識的集合。這些體現為在不同社會環境下人們生活過程中的可識別的各種各樣的行為模式或發展軌跡 [34]-[35]。確切的發展性理解是以動態的時間視角定位行為和事件，把這些行為和事件看作是早期情況的發展延續。以動態的視角看，生命進程中，行為及其意義依據不同生涯的發展而改變。我們這里的任務是要概化這一機制：個人通過這一機制接受他人和社會背景資源的信息，組織和處理這些信息，賦予行動意義，并把生命發展起伏過程中的不同生活領域和階段與其他領域和階段相調適。
對生命進程的認知性解釋可以視為個體行為及選擇的動態背景。這種認知解釋對不同生涯中以共時和歷時形式所建構的經驗進行解讀。這種對個人歷史的動態性評估是潛含在人的行為決策之中的認知圖式建構的決定性因素。這些認知圖式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生命過程的發展不斷建構的。雖然個體生命過程是個人信息流過程，但是它完全是嵌入社會之中的，不僅是因為對人們發展歷史的解釋要依靠社會建構的意義規則，而且是因為，生命進程的組織反映了先于生命進程發展的特殊社會環境的影響。就這個意義上，以人們的心理表現所體現出來的個體發展歷史，擁有兩個基本的時間維度發展軌跡：制度時間和個人時間。
遷移與生命進程存在密切聯系，有不少研究集中于生命進程模式對遷移決策的影響 [36]。有研究表明，那些有可能改變住所意圖的遷移者正是那些處在生命進程中發展階段并有向上流動潛能的人[37]。羅格斯與沃特肯斯 [3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生命轉變的過程中，即兒童早期、進入勞動力市場早期、退休和老年晚期四個年齡段是遷移的高峰。影響遷移的具體的個人生命進程轉變主要包括：ⅰ離開父母的遷移決策。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必須進入好等機構；二是為了尋找第一份工作；三是組建新的性生活單位。ⅱ結婚或離婚影響遷移。ⅲ生育與遷移。許多經驗研究證實家庭戶遷移是為了調整適合家庭規模的居住空間。ⅳ退休與遷移。在許多國家，養老金制度允許退休者停止工作，而不擔心陷入貧困，壽命延長和健康水平提高允許老年人積極參與流動和遷移。許多老年人遷移決策的核心是為了與親屬住得近或是為了能有人照料。
評論
人口統計學需要理論基礎，但作為一個以描述人口與人口變化為核心任務的學科，它本身并不是以追求理論為目的，也不需要復雜的理論來闡釋呈現各種事實狀況的統計數值。但是，要對人口現象和人口變化進行恰當解釋，它卻需要行為理論為背景。這種理論背景對解決不斷循環出現的問題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就在于它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了解釋的框架。本文的解釋模式沒有給遷移提供徹底的、無所不包的理論，但就擴展學科理論基礎，融合不同研究方法而言，他的確為遷移研究提供了理論深度。筆者大膽設想，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來分析的生育率（布如金先生已對生育理論和印度的生育狀況進行了分析）、出生性別比，甚至對分析老齡問題也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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