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需求調查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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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據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馬驍介紹,本書收錄了2008年5月中旬西南財經大學啟動的災后重建應急研究項目的成果,共計38項。涉及抗震救災以及災后重建的多個領域,包括經濟與管理、金融與保險、會計與統計、法學以及其他如信息系統、人文等方面的內容。西南財經大學專門成立了“西南財經大學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研究中心”,通過召開災后重建系列研討會、組建課題組等方式,為四川省委省政府、四川省統計局、成都市政府等單位提供災后重建的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受災統計分析、救災物資物流規化、災后銀行系統金融戰略規劃、災區法律咨詢、災后四川旅游業發展規劃等問題的決策咨詢。
《西南財經大學汶川地震災后重建應急研究報告》從經濟、法律、心理、人文等各個方面對災后重建提出了可行性的解決方法。其中,“5?12”汶川地震災后志愿者調查報告、“5?12”汶川大地震災區群眾需求調查報告引起了人們的反思。調查報告顯示,志愿者的服務熱情毋庸置疑,但在服務的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如人員流動性大、工作缺少連續性、缺少專業培訓。報告對志愿者服務提出了嚴謹的建議:加強組織性,由專人或專門機構進行平時“養兵”,組織有專業知識的人士參與,“用兵”時候有統一領導、制訂工作計劃,合理分工,從而在整體上提高志愿活動的效率;保證信息通常對稱,各組織團隊之間要相互協調;加強培訓,與個人專業特長相結合,提高服務的層次;服務時間上要具有可持續性,為服務對象提供穩定的服務;明確志愿者服務的理念,起到“救人”而不是“擾人”的作用。
汶川大地震災區群眾需求調查報告從670份以了解群眾需求為主題的調查問卷中分析,災區民眾對政府的救災工作及后勤保障工作認識程度以及滿意程度都比較高,并高度認同政府出臺的政策,但是認為遇難者遺體處理工作還需要完善,總體上生活狀況令人滿意,但睡眠狀況差,不良心理因素較多。建議盡快幫助受災民眾脫貧、建立社區災后服務中心和公共服務中心、志愿服務持續開展、物資公平分配、加強政策宣傳、調動居民參與重建的積極性、提高社區自治組織和非盈利組織的能力建設。
第2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市場調研(market research)是一種把消費者及公共部門和市場聯系起來的特定活動一一這些信息用以識別和界定市場營銷機會和問題，產生、改進和評價營銷活動，監控營銷績效，增進對營銷過程的理解。下面就讓小編帶你去看看消費市場年度調查報告范文5篇，希望能幫助到大家!
市場調查報告1一、調查方案
(一)調查目的：通過了解大學生手機使用情況，為手機銷售商和手機制造商提供參考，同時為大學生對手機消費市場的開發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調查對象：在校生
(三)調查程序：
1、設計調查問卷，明確調查方向和內容;
2、進行網絡聊天調查。
隨機和各大學的學生相互聊天并讓他們填寫調查表;
3、根據回收網絡問卷進行分析，具體內容如下：
(1)根據樣本的購買場所、價格及牌子、月消費分布狀況的均值、方差等分布的數字特征，推斷大學生總體手機月消費分布的相應參數;
(2)根據各個同學對手機功能的不同要求，對手機市場進行分析;
二、問卷設計
大學生手機使用情況調查問卷
三、數據分析
根據以上整理的數據，我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學生手機市場是個很廣闊的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市場。
(一)根據學生手機市場份額分析
(二)學生消費群的普遍特點
作為學生我對這個群體做了一些了解，對于我們共同的特點進行分析，得出手機市場應該針對不同學生群體開發產品或進行針對性的營銷手段，才能夠搶占市場。下面我們就來對學生群體的特點來進行分析：
1、學生消費群的普遍特點：
1)沒有經濟收入;
2)追逐時尚、崇尚個性化的獨特風格和注重個性張揚;
4)學生基本以集體生活為主，相互間信息交流很快易受同學、朋友的影響。
5)品牌意識強烈，喜愛產品;
(三)學生消費者購買手機的準則和特點
通過調查大學生購買手機主要考慮因素是時尚個性化款式、功能、價格、品牌等，這也成為學生購買手機的四個基本準則。在調查中表明，大學生選擇手機時最看重的是手機的外觀設計，如形狀、大小、厚薄、材料、顏色等，占65%;但大學生也并非一味追求外表漂亮，“內涵”也很重要，所以手機功能也占有一席之位，占50%;其次看重的是價格，而較少看重的是品牌，看來現在的大學生還是比較看重實際的。
市場調查報告2通過中國專業服裝項目市場調查報告生產企業及投資機構將充分了解產品市場、原材料供應、銷售方式、有效客戶和潛在客戶，為研究競爭對手的市場定位，產品特征、產品定價、營銷模式、銷售網絡和企業發展提供了決策依據。抽樣調查基本情況分析：
1.現代大學生在服裝類型的選擇上，更追求服裝的舒適度，并非只注重潮流。
其中有63.04%的男生和65.59%的女生都偏好運動休閑型，而追求流行時尚型服裝的男、女生分別只占16.3%和21.51%。
2.就購買服裝的場所而言，58.06%的女生和47.37%的男生選擇在專賣店購買。
而具體在廈門，均有超過半數的男、女生選擇到中山路選購服裝。到廈大一條街，沃爾瑪及萊雅百貨的購物者則依次減少。
3.價格是購買服裝的又一重要影響因素。
有超過半數的購買者只愿接受50-100元/的服裝價位。可見，攀比之風在校園里逐步蔓延，但大部分青年學生并未隨波逐流。
4.以款式為購買服裝的首選因素的男、女生各占33.59%和43.12%。
質量因素以29.58%位列其次，而品牌因素則以7.5%居于最后。因此廠商應在款式的設計上注重新奇，以迎合現代大學生著衣的不同品位與風格。
5.最后，通過此次調查調研我們發現學生們對校服的滿意程度較低，希望各系在選擇校服方面多參考學生意見。
調查顯示，人們普遍認為，當今服裝批發市場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產品檔次不全、產品質量不高、衛生條件差等。這些問題都是服裝市場急需解決的問題。這也表明，采購者的要求在不斷提高，他們希望在一個產品檔次全、產品質量高、金融設施健全、環境舒適的服裝批發市場采購服裝。
市場調查報告3為了改造、提升玉林城區各大專業市場，重塑玉林商貿形象，增進玉林商貿業進一步繁華發展，根據區委、區政府的部署，由區建設局牽頭，工商、稅務派員參與組成建材市場調研工作組，于11月25日—27日對玉林市建材市場進行了專項調研。調研以走訪、實地考察等構成進行。兩天來調研組分別走訪了玉州區國家稅務局第三分局、玉州區地方稅務局第三所、玉州區工商局環北工商所、玉林市市場開發服務中心環北市場服務部、和搪瓷瓷磚、衛生潔具、建筑鋼材、水熱器材等業主各十戶，實
地考察了玉林市建材市場。建材市場調查報告范文現將調研情況匯報以下：
一、市場的基本情況
玉林市建材市場，原名玉林建材家具市場，由玉林市市場開發服務中心于一九九五年五月投資興修，并負責管理。市場是集建筑材料、摩托車銷售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市場，是玉林市人民政府規劃建設的重點項目之一。
市場位于玉林市一環北路中段(一環北路307號)，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南、北能便捷通達廣州、湛江、茂名、海南、北海和南寧、柳州、桂林、貴港、梧州等地，進進市區乘坐15路公交車可直接到達。
綜合市場總占地面積10萬平方米，其中建材市場部份約6萬平方米，摩托車市場部份約4萬方米。建材市場有圍墻包圍，呈封閉式，內部道路寬暢，建設和安裝有衛生保潔、倉儲保管、金融、通訊、消防等一流的配套設施，聘請有治安保衛、運輸裝卸隊，大小貨車
24小時可以裝卸貨物，服務周到，治安狀態良好。
市場建筑面積29108平方米(包括：商住面積4020平方米，倉庫面積3060平方米，經營面積22028平方米)，共有門店500間。市場最初為經營副食、五金、舊貨、獸藥等行業的綜合性市場，到一九九六年終究發展成為專業性的建材市場。市場開業之初，已有廣東、福建、浙江、南寧、柳州、貴港、欽州、北流等省市的經營戶180多戶進場經營，雖有的經營業主在中途轉手，但門店出租率始終保持在99%以上。市場經營的產品主要有產于廣東佛山等地的塘瓷瓷磚、水熱器材、衛生潔具、廚具、五金制品、防盜門、建筑涂料、石材，和產于柳州、江西萍鄉、貴州水城、云南昆明等地的建筑鋼材等，共有上千個品種，商品門類廣泛，品種齊全。商品的銷售網絡覆蓋整個玉林市，部份的商品銷售還輻射四周的地區，如貴港、桂平、岑溪、合浦、浦北、靈山等縣市。據統計，
目前市場的日客流量在10000人以上，年景交額約達3億元，年上繳稅金310萬元，其它征費約70多萬元。
經調查，建材市場目前展面利用率達99%以上，銷售量基本能滿足玉林附城地區的居民需要，但由于其面積有限，范圍小、檔次低，周邊缺少擴大空間，進一步發展潛力有限。
二、市場當前存在的主要題目
經全面調查了解發現建材市場在建設和管理中存在四個方面的突出題目：
(一)市場發展定位不夠高，不適應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作為中南地區的商貿集散地，玉林有著悠久的商貿歷史和較好的貿易發展遠景。而建材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由于熟悉上的局限性，其發展戰略定位不是很高。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市場建設檔次不高，大部份建材經銷商雖能夠回行進市，但是經營方式仍停留在攤位式經營，商品以低、劣居多;二是市場銷售覆蓋面不廣，目前
市場上的商品多銷在本地，及周邊一些縣城，著名度低，輻射范圍不廣，銷售量有限，影響力低下。建材市場調查報告范文
(二)政策法規配套跟不上，進一步發展受阻。表現為：一是行政引導不力，造致了市場分散。當前玉林市區內還有很多建筑材料店展未能回行進市。如公園路上的建筑涂料店和其它各種裝修材料店，產業品市場四周的管材店和燈飾店，清寧路上的鋁合金(不銹鋼)窗(門)店等等。市場的分散既不利于市場的管理，也不利于市場的良性發展，更不利于市場品位的提升。二是征費政策過緊，各種征費太高。行內業主普遍反映，本市場與廣東的佛山、東莞、順德、珠海、湛江、茂名和區內百色、欽州等地的同類市場相比，同類征費偏高，這無疑會打擊業主的投資信心，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三)市場設施不配套，服務質量不高。主要表現在：一是門店(貨位)面積大
小不一，分歧適。業主普遍反映是小戶不夠用，大戶用不完。二是鋼材貨位場地沒有硬化，場地沆洼不平，積水疏排不順暢，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三是無地磅設施。四是倉儲設施不配套，倉庫容量遠不能滿足業主的需要。五是缺少對裝運隊的有效管理。六是生活設施不配套。
市場調查報告4冰淇淋的歷史.冰淇淋，中國古已有之。時稱‘冰酪’宋朝楊萬里，專門賦詩一首，來抒發對于冰酪的喜愛之情，“似膩還成爽，如凝又似飄。玉來盤底碎，雪向日冰消。”
唐朝中國末期，人們開始在夏天制冰。宋朝中國，商人們開始在冷食里加水果或果汁。援朝中國，有人在冰中加上果漿和牛奶。
1927年，美商在上海開設海寧洋行，并用機械方法生產棒冰，這是中國最早的冷飲廠家。
1948年，該廠轉售給偽后勤部，后又與英商和蛋廠合資開設海和有限公司，繼續生產以上產品，注冊商標為“美女牌”。這是解放前中國最大的冷飲廠。
冰淇淋的行業分析.
現代生活消費者的新寵。在國際上冰淇淋市場的發展趨勢逐漸明朗，冰淇淋文化也日漸顯現。為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企業不得不從產品的研發大下功夫。產品的品種增加了近百種，在口味上進行調整。吃出“健康”和“快樂”成為冰淇淋企業追求的目標。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冰淇淋的選購也更加的挑剔。冰淇淋行業已經是個發展多年的行業，其專業性很強，它需要專業的冷藏與物流運輸配套。經過前幾年的行業內部資本兼并與重組，冰淇淋行業的集中度以很高，大企業越來越大，小企業數目逐步減少，不符合市場行為等的企業，全部淘汰出局。
隨著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休閑性的消費支出占比越來越大，冰淇淋正成為中國消費者的新寵。20____年的中國冰淇淋零售量將超過45億升，到20____年中國冰淇淋零售量超過50億升的規模。
冰淇淋的發展前景.在國內冰淇淋行業具有巨大潛力， 聯合利華作為在財富全球 500
強中排名前列的跨國 公司，全年總銷售額超過 520 億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冰淇淋制造商，和露雪是最大的國際品牌，憑借其著名品牌，先進的設備、技術，大規模的投入和本地化經營，使得公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得到蓬勃發展。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人才顯得越來越重要。企業以產品為本，產品以質量為本，質量以人才為本，人才以精神為本"為座右銘，由此可見，企業要在競爭的大潮中求生存，求發展，必須廣泛吸收技術開發，經營管理等個方面，展望未來的發展，市場的競爭就是潛力。
冰淇淋產量呈緩慢上升趨勢，市場前景廣闊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市場需求的調查分析， 可以認為我國冰淇淋市場未來五年的 增長速度為10%。由于冷飲市場受不確定因素影響大，尤其是天氣因素，冷飲是靠天吃飯的產品，與天氣變化關系十分密切，因此出現不規律波動的可能性較大，但總體來講冰淇淋產量是緩慢上升趨勢，冰淇淋市場前景廣闊。
冷凍飲品在國內食品行業中發展迅猛， 中國龐大的冷凍飲品市場招引了眾多的淘金者的 追逐。
對空前的機遇與挑戰，冰淇淋品牌要想崛起于國際舞臺，創新是必由之路。冰淇淋產業日趨時尚化、休閑化、個性化、功能化與餐飲化的趨勢，要求企業必須將全方位的創新放在首位。
市場調查報告5一、市場調研
目前市場上的沙發按照材質主要分為木質、真皮、布藝、以及二者結合四種，木質沙發：直接由各種木材打造，坐墊和靠背上沒有任何面料修飾，實用性和環保性比較好，但原木較生硬，舒適感不強，沒有人性化設計難以滿足現代沙發舒適性的要求;
目前市場上的沙發高檔品牌主要有以整體家居布置、沙發配套為主的全有家私、皇朝家私、香港富得寶、香港樂其、宜家家私等、以及主營沙發的芝華士;中檔品牌則包括吉斯、喜夢寶、世紀博森、伊諾維紳、成都南方等，低檔品牌則。
一、____沙發市場概況：
目前，____沙發銷售地主要聚居在____大街處銀座家居、富雅家居、歐亞商城、東亞商城、清河家具、國貿家具、二印家具城。從產品和品牌檔次上看，銀座家居、富雅家居屬高檔品牌的根據地，東亞商城、清河家具、國貿家具、二印家具則匯聚了來自天南海北的中低檔沙發品牌。從經營定位上看，各商城均有自己的差異化定位，知名品牌、高檔商品的專賣店向富雅、銀座家具城集中;中檔及部分專業市場多數集中在東亞家具城;低檔商品的批發業務又集中在____和____家具城，歐亞則走專業化辦公家具路子，與其同一東家的銀座家居形成互補，對其他家具商城形成攻擊。
市場上的沙發按照材質主要分為真皮、布藝、以及二者結合三種，進駐____沙發目前市場上的沙發高檔品牌主要有以整體家居布置、沙發配套為主的全有家私、皇朝家私、香港富得寶、香港樂其、宜家家私等、以及主營沙發的芝華士;中檔品牌則包括吉斯、喜夢寶、世紀博森、伊諾維紳、成都南方等，低檔品牌則匯聚了一些來自____本土和其他各地區縣城的小品牌，如________、________等。
三、消費者調查：
1、消費者細分特性描述一(低、中、高檔)：
a)平民百姓、普通工薪族是是低層次、低價位的主要消費群。他們的要求是：簡潔實用而又有現代美感;功能較多，以便充分利用有限的居住空間;希望中高檔次的設計及風格，但價位偏于中低價，心理上能感到物有所值。這一類消費群還是雜牌的天下，因其長于抄襲與模仿，拙于原創與設計研發。因此，它們利用自身的各項成本優勢，吸引了廣大的中下層次的消費群。
b)中高層次的消費群，這部分消費者包括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城市“白骨精”(白領、骨干、精英)。他們事業有成，思想獨立，個性化追求較為明顯。對家私的性價比、設計風格、用材、品牌定位較為看重。這部分生產廠家較多，他們各自以自己的原創設計及針對目標消費者的技術研發滿足了追求不同風格的消費者的需求。
c)都市新貴或富豪的高層次群體。這部分人居于消費金字塔的頂端。一般都有別墅或寬敞豪華的住房，對家具的要求首先是品牌要與自己的社會或金錢地位相匹配，通常選擇的是國際品牌或知名品牌。
2、消費者細分特性描述二(辦公、家居)：
a)辦公沙發消費群主要是經濟水平處于中高層次的群體。購買群也多位于這個群體。經濟佳者，由于公司形象或私人喜好的需要，他們看重品牌，因此選擇的一般都是知名品牌。經濟一般者，則選擇中檔品牌，既顧及到了形象，又節省資金。
b)家居沙發消費群的范圍比較廣泛，幾乎涵蓋了所有成家立業或將近成家的消費者。對于私人使用物品，他們選擇起來相當慎重，不僅注重質量，而且在與室內風格匹配上也花盡心思。由于經濟狀況的不同，選擇的品牌檔次亦各不相同。
3、影響消費者購買沙發的主要因素：
訪問5人，綜合如下：
消費者選擇標準——無污染、沒怪味、舒適、款式合理、價格實惠
高消費——大品牌
中低消費——舒服、價格便宜
現用沙發品牌——南方、泰新、以及濟南本地產布藝沙發
認為現在較好的沙發品牌是芝華士、皇朝家私、全有家私以及一些香港品牌等。
四、沙發產品的未來發展走勢：
通過訪談和查找二手資料，有三大走勢：
a)產品設計開發方面：力求創新，國際一體化，簡約、舒適成為城市中人們放松壓力生活的主題;
第3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出租方；承租方；自有住房；自住需求
1、引言
自從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住房改革也不斷的進行，相對于蓬勃發展的住房銷售市場而言，租賃市場似乎被忽視。雖然近幾年來，政府大力建設廉租房與公租房，但由于保障體系本身不完善、覆蓋率低，市場的供需主體為一個個獨立的家庭與個人。同時，政府政策導向與稅收問題，導致企業從事租賃市場的經營成本高利潤率低，企業的參與度低，住房租賃和銷售的市場結構失衡，租賃市場均衡受制于新增商品房的成交量與自主需求。房價的上漲、租售比的不合理進一步減少了可供租賃的住房，引發空置率高和承租方租房成本高等系列問題，阻礙的住房租賃市場的更好更完善的發展。本文從自由住房的角度，剖析租賃市場的現狀。
2、自有住房及相關概念
居住需求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自有住房是指居民自己擁有的房屋，可供自己居住、向他人租賃或者投資出售。而住房自有率是國際上考察居民的常用指標，指居住在自己擁有產權住房的家庭占整個社會的家庭比例，計算公式為：
住房自有率=（居住擁有產權的住房家庭數/全部住房家庭戶數）*100%
2012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就指出中國的住房自有率高達89.68%，從這個數據可以發現購房時居民的首選，居民傾向于獲得擁有自己產權的房屋，側面說明中國的住房租賃市場不夠成熟，不能優化房地產市場的結構。住房自有率在統計學上與經濟發展水平是負相關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3%，歐美發達國家為60%左右，反映我國經濟自由化程度不高，人力資源流動受到阻礙，城市化程度低。該報告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最低，這個四個城市在整個中國屬于發達城市，城市化程度高，經濟發展水平高。這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土地價格水平高，人才需求量大，因此住房租賃市場存在發展的動力；相對農村而言，農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租賃者少，并且流動意愿不大，住房自主率非常高。因此，住房自有率反映著租賃市場的發展程度。中國人口基數大，不能滿足所有的購房需求，要建立多元化的房屋供給系統。透過高的住房自有率，分析具體擁有住房居民的房屋占有結構，根據《中國居住小康指數》得出調查人群住房數量分布如表1所示。
從圖表的數據擁有住房的居民比例占到78.6%，略低于公布的住房自有率89.6%，因為兩者選取的樣本不同，表一的數據不一家庭為考察單位，并且受訪者不涵蓋農村人口。多套住房擁有率為13.3%，即擁有產權大于1套住房的人數比例為13.3%。
假設居民需要一套房屋來滿足自住需求，剩余的住房全部用來租賃。根據表上數據可以得出租賃市場的供需比為0.74：1，反映市場的房源能夠大致滿足租賃的需求。根據此數據對于租賃市場，多套房產擁有率越高，供需比越均衡更利于租賃市場，但是假設前提是剩余住房用來租賃，實際上剩余住房分為出租、出售以及臨時自住等用途，并且空置率高沒有成為租房市場的房源。以2012年北京市為例，通過人口調查分析得到表2：
根據表2顯示，多套住房占有率高并沒有激活租賃市場，證明了住房自有率高，多套住房居民占有率高的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構失衡，租賃市場發展不匹配。住房空置率是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3、高住房自有率和住房空置率的研究分析
住房自有率與經濟負相關，中國經濟雖然在不斷的發展，但是較于發達國家水平還是比較低，同時勞動力流動率低，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低，城市化進程不高，并且文化習慣及社會結構的影響，居民傾向于購房等種種因素造成中國住房自有率高的情況。
住房產生價值有兩種形式：出售與租賃。出售價格是對房屋一次性消耗的市場出價，體現是住房的商品價值屬性，衡量了一定時期住房的需求關系；租賃價格是住房的使用價格。兩者的區別在于：住房價值的回收形式與時間不同。出售是即期的資本利得，租賃是持續的現金流，但兩者都是對同一商品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住房擁有者選擇出售還是租賃，空置高低一定程度受到租售比機制的影響。
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的月租金與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積的房價之比。國際上通過這個概念衡量一個地區的房地產的運行情況，標準通常為1：300 1：200，比值越高說明投資房產的價值越大，出租房屋的數量越多。租售比無論是高于1∶200還是低于1∶160，均表明房產價格偏離理性真實的房產價值。以歷年北京租售比為例，2005年租售比為1：335，2008年突破1：400，在2010年達到1：600，從側面反映了租賃市場和出售市場的背離。房租收益過低與房價的巨大差異正是造成空置房高達30%的原因。從經濟學角度，合理的住房租售比是住房的壽命期滿，購房需求的貨幣價值等于租房獲得全部貨幣價值。不斷下降的租售比反映住宅市場的投資投機氛圍加劇，租賃市場被架空，房地產泡沫加重。住房租賃前期需要投入，很多剩余住房是未裝修的毛坯房。此外，租金面臨違約風險，法律保護不完善，維護花費精力，租賃時間的增加因承租方的道德風險損壞住房的可能性加大，降低了房屋的價值。相對租賃而言，空置房屋不存在任何成本，不需要投入，日益增長的房價，使得增值的收益遠遠大于租賃。住房持有人的選擇進一步降低租售比，低的租售比又促進住房空置，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租賃市場的發展。
4、租賃成本
除了空置率高，以自有住房為主的租賃市場加重了租賃成本。租賃市場供需雙方主要是單獨個的出租方與承租方。政策導向和收益成本，以及巨大的租售比，企業從事房屋租賃獲得利潤不足于驅使其推動整個租賃市場。作為單個出租方的租賃成本為居住條件的投入、維護成本、稅費和時間成本以及承租方的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居住條件的投入是指將預備租賃的住房改善成適合租賃條件的花費。房屋質量和居住條件是承租方考慮的重要因素，決定了租金的高低和出租方的收益。維護成本是指租賃過程中，保持居住條件的花費。稅費是租金中應繳的稅額，這部分一般出租方轉嫁給承租方。時間成本是租金收益與房屋價值下降的差值。承租方的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主要是承租方違背租約和損壞房屋的可能性。由于承租方是單體的個人，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發生后，出租方要自己承擔損失，導致租約合同主要傾向于出租方，采取押金策略降低風險，因此通常存在霸王條款。個體的存在使租賃市場無法完全市場化，出租方可以通過提高租金的方式，將風險轉嫁到承租方，加劇的供需市場的失衡。
對于承租方，由于市場參與的主體是一個一個單獨的個體，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租房信息收集成本高。雖然企業不直接進入租賃市場，卻開辦中介業務，表面上降低了搜尋成本，但實際上通過中介費用變相提高了租金。同時，近些年來，住房租賃中介通過信息獲取優勢，壟斷了租房信息，切斷了出租方與承租方的關系，蓄意通過提高租金獲取高額的差價利潤，也攪亂了整個租賃市場。房價居高不下，承租方面臨很大的違約風險，出租方隨時終止合約出售住房。承租方又面臨著搬遷成本和再一次的搜尋成本，租賃成本的加大促使承租方選擇購房。
5、結語
本文通過對自有住房分析我國住房租賃市場，住房自有率高并不代表我國租房需求不高，反而說明我國經濟結構不平衡和發展水平不高，住房結構體系需要優化。高的住房空置率影響了租房房源的供給，加劇了租售比的背離。租賃市場的單體性，不能通過法律手段消除租賃成本。即使完善的法律面前，高昂的監管成本也無法覆蓋所有參與者。政府除了大力開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設，還要注意引導租賃市場的市場化發展，將購房需求引流到租賃市場，從而達到合理的租售比，進一步是銷售和租賃兩個市場平衡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覃剛毅.被忽略的房屋租賃市場[J].住宅與房地產，2004（9）.
第4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三農”網絡書屋的目的是幫助各縣（市）科學技術協會（以下簡稱科協）指導新品種、新技術的選擇應用，對各級農業技術推廣機構進行有效管理及信息引導；為基層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提供學習交流平臺，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及業務能力；為基層農民提供實時農業信息及實用技術，指導他們如何選擇并正確使用適應本地的信息技術，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進行科學種植養殖。從傳播學視角來看，建立并推廣應用“三農”網絡書屋是傳播農業科技知識信息的活動，其科學有效的傳播過程離不開5個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與促進。
1.1傳者分析傳者在傳播過程中負責搜集、整理、選擇、處理、加工與傳播信息，他們亦被稱為“把關人”。1947年，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在其《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最早提出了“把關人”（Gatekeeper）的概念。他認為，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對流經他的信息進行篩選和過濾，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才能進入傳播渠道或繼續在渠道內流動。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都不可避免地要站在自己的立場與視角上，對流經他的信息進行篩選與過濾，這種篩選與過濾的傳播行為就叫做“把關”，而有這種傳播行為的人就叫做“把關人”。“三農”網絡書屋通常為三級構架：第1級書屋為市（州）科協所屬書屋，第2級書屋為市（州）科協下屬縣（市）科協及學會所屬書屋，第3級書屋為各縣（市）農技協會所屬書屋。三級書屋的管理者先從中國知網（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簡稱CNKI）里檢索并選取信息資料，然后下載并配置到自身建立的網絡書屋當中，最后再按需求傳遞給下一級傳播組織或個人。因此，他們既是傳者，同時也是受眾；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傳播的具體內容，可被視為“三農”網絡書屋的“把關人”。對于傳者來說，其首要任務就是為受眾提供及時有效、準確實用的農業科技知識信息，并為受眾提供實時咨詢與指導幫助等，努力為打通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最后一公里”做出歷史性貢獻。為此，傳者必須保持與受眾的聯系或隨時掌握來自基層受眾的反饋：①利用現代通訊工具特別是手機與受眾保持聯系，提高傳播的時效性。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InternetNetworkInformationCenter，簡稱CNNIC）的《2011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農村手機上網用戶約為9694萬人，占農村網民總體的71.3%，手機正成為農村網民最主要的上網終端。②調研并掌握受眾的實際需求情況，以便有針對性地按需選取和組織材料，提高傳播的針對性。例如，劉敏等人的調查顯示，農民需要的農業信息主要有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54.9%）、優良品種信息（49%）、田間管理技術（47.1%）、農產品供需價格信息（46.5%）、養殖技術（41.3%）；而農民用戶需要的個人或家庭生活科學常識信息主要有：孩子教育（51.3%）、自我保健（45.9%）、衣食住行（41.3%）、安全生產防護（37.4%）、創業（25.8%）、優生優育知識（21.9%）、氣象預報（17.4%）。而從眾多的調查研究可以看出，農戶的信息需求包括涉農信息、生活醫療信息和培訓務工信息三大部分。③調研并收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以便對農業生產進行科學指導和培訓，提高傳播的實效性。例如，張耀鋼、應瑞瑤調查分析得出[8]，有效的技術培訓不但能夠使農民當時受益，還能夠激發他們對其他技術服務的需求，以及繼續參加培訓的積極性，從而其就有可能步入“培訓——提高——再培訓——再提高”這一良性循環的軌道。因此，要把技術培訓作為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的重要手段。
1.2內容分析傳播內容是傳播活動的中心。從傳播者角度來說，他們都希望生產出合格的或者是高質量的“產品”——內容，這是整個傳播活動的核心；從受眾角度來說，他們希望獲得滿足多重需要的“產品”，這是其主動選擇和消費傳播內容的基本價值取向。傳播內容的質量高低直接影響到傳播效果的好壞。“三農”網絡書屋的傳播內容主要來源于由CNKI提供的約7565種期刊、516種報紙、2000部工具書、2021種年鑒及一些視頻資料等；其次來源于由各級、各類涉農機構或個人等提供的農產品生產、銷售、求購等信息，如農業技術協會名特優農產品信息平臺、保靖縣蜜蜂養殖協會、丁國順網絡農家書屋等。對于網絡書屋的傳播內容，我們應當注意：①傳播內容應當經過傳者的整理與加工，并按照農民群眾的思維方式進行分門別類地管理和傳播。其目的是提高適用性，便于農民群眾的檢索利用。②傳播內容必須真實有效，具備科學性。由于各地區的農業生產環境和要素不盡相同（如氣候條件和土壤農化特性等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傳播的內容必須因地制宜，符合本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再者，由于農產品的供求狀況復雜多變，因此，傳播的內容必須因時制宜，其目的是幫助農民實現增產、增收，從而實現致富的愿望。③傳播內容應通俗易懂。考慮到廣大農民群眾文化知識水平相對較低這一客觀事實，對于收集并傳播的各種信息資料，傳者必須對其所含有的專業術語等難以理解的知識點進行解釋，并盡可能轉化為受眾易于領會和接受的白話。
1.3媒介分析傳播媒介是傳播過程中傳播信息符號的物質實體。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一書的開篇中寫道：“所謂媒介即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產生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他的觀點強調了媒介形態和媒介技術對人類社會和人類傳播活動的巨大影響，這一觀點在網絡時代得到了很好的印證。同時，麥克盧漢認為：“一切技術都是肉體和神經系統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因此，“一切媒介都是人的肢體部分向公共領域的延伸”。傳播媒介是傳播行為得以實現的物質手段，認識傳播媒介自身的特點和作用，把握傳播媒介的運行機制，將大大提高我們使用傳播媒介的能力，充分揚其長、避其短。勿庸置疑，“三農”網絡書屋主要是通過網絡這一傳播媒介進行傳播活動。網絡傳播憑借技術優勢，集文字、數據、圖像和聲音于一體，彌補了傳統媒體的技術鴻溝，是人類傳播史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傳播工具，從根本上改變了信息的傳輸和獲得方式。這些信息與傳統媒體上的信息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差別：一是信息呈現數字化的特點。數字化使得信息易于檢索和查找，同時也利于傳輸，信息能夠被最大程度地共享，信息的時效性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數字化還能使網絡媒體在進行信息傳播的同時可以很容易地運用多媒體的手段，這都是傳統媒體做不到的。二是信息在網絡中以超文本的形式進行組織。超文本就是考慮讀者的思維方式和需要，在數據中包含有其他數據的鏈接，這與傳統媒體產生了巨大的差別。然則，我們還必須注意克服網絡傳播中的一些問題：①傳播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由于網絡本身相對有傳播自由、內容易于復制、難以控制等特點，因此我們要自覺防范并抵制網絡中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②網絡媒體中虛假信息的傳播問題。由于監管不到位或存在一定的困難，當前網絡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釣魚”網站和形形的虛假信息，因此我們必須幫助受眾提高鑒別虛假信息的能力，堅決杜絕“坑農、損農、害農”事件的發生，如“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的虛假求購和銷售信息等。③網絡媒體的信息安全問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黑客攻擊”、“電腦病毒入侵”等違法行為時有發生，因此我們必須提高網絡安全意識，確保信息傳播活動正常運轉。
1.4受眾分析受眾是信息傳播的接受者，也被稱為“受傳者”。“受傳者”側重于接受信息的個體，而“受眾”主要是從“受傳者”整體的角度定義的。網絡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受眾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信息接受的被動者，信息的主動權不再由傳播者掌握，而是由受眾自己控制，他可以主動搜索自己感興趣的信息，確定自己的信息內容，還可以在網上自由信息；信息的傳播由推變成拉，受眾的主動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前，對于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科技協會人員、農村科技示范戶等參與“三農”網絡書屋推廣應用的建設者來說，他們可以主動利用CNKI提供的文獻信息資源檢索、查找知識信息，也可以自由真實有效的信息。對這部分人員的相關培訓工作業已經在全國各地積極開展，未來他們將架起網絡書屋與“三農”之間的“橋梁”，這一角色定位決定了他們既是受眾又是傳者的雙重身份。然而，對于作為“三農”網絡書屋最終傳播對象（目標受眾）的廣大農民群眾來講，他們還無法自由利用網絡書屋主動搜索自己需要或感興趣的知識信息，僅能瀏覽極其有限的部分農產品生產銷售等信息。因而，他們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受眾，更談不上掌握信息的主動權。2012年6月25—29日在云南昆明召開的中國知網“三農”網絡書屋經驗交流會總結提出，將來網絡書屋的服務對象要由原來的“三農”拓展到城鎮居民、農民、公務員、學生、未成年人及企業人員等幾類人群，實現由“三農網絡書屋”向“全民科普網絡書屋”的轉變。因此，未來對目標受眾的開發利用將是普及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一方面，要加快農村互聯網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對農民進行相關網絡應用知識的培訓，并盡可能降低上網成本，以利于減輕農民的負擔。CNNIC的《2009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在導致農村互聯網增速放緩的因素中，“農村地區網絡基礎知識匱乏，對互聯網的認知存在偏差”、“農村互聯網相關基礎設施薄弱，公共上網資源匱乏”、“農村上網成本相對于農民收入水平仍較高”是最重要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要想方設法滿足受眾對知識信息的多樣化需求，同時積極引導受眾提高學習利用農業科技知識信息的自主性。例如，原小玲等人的調查發現，山西省農民的信息需求內容相當廣泛，涉及農業科技信息、農業市場信息、政策法規信息、生活醫療信息、生活娛樂信息、教育培訓信息共六大類、29種。
1.5效果分析傳播效果是指傳播者發出的信息經媒介傳至受眾而引起受眾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的變化。“三農”網絡書屋建設尚處于普及、推廣、應用的初級階段，因此對于傳播效果的總體評價尚缺乏整體客觀的依據。但從一些已有的客觀事實報導當中我們仍可以預見傳播效果，這說明“三農”網絡書屋具有積極而深遠的社會意義。例如，湖南省湘西州保靖縣碗米坡鎮隴木洞村索源果業技術協會會長彭運江利用“三農”網絡書屋查找到了日本、巴西等國馴化薔薇莓的技術，并帶領村民發展薔薇莓等各種野果產業，讓村民脫貧致富；2010年3月14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以該村作為農村信息網絡助農致富的典型進行了相關報道，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另外，對膠東半島農民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得出，膠東農民的增收是隨著在生產中采用科學方法進行管理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并驗證了運用先進技術有助于農民增收的規律。所以農民依賴農業科技，通過現代農業生產也能致富奔小康，那么農業生產就不愁后繼無人，“明天誰來種田（地）”就不會成為一個令人擔憂的社會問題。為了便于對傳播效果進行考察和評價，筆者試著推舉以下幾方面因素作為參考依據：①“三農”網絡書屋訪問人次情況。對訪問總人次和人均訪問次數進行月度、季度和年度統計分析。②農民思想、精神面貌情況。對學習科技知識的認同感、學習的積極性、參加學習培訓的時長等進行調研和總結。③利用先進農業技術進行現代農業生產情況。對農民的種植和田間管理、養殖和欄間管理等農業生產情況進行跟蹤調查，對其科學性和科技含量進行評估。④農民增產、增收致富情況。對人均畝產量、人均收入等經濟指標作統計分析。
2“5W”傳播模式的局限及突破
第5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一、臺灣原住民早期社會的經濟概況
臺灣在我國歷史文獻中的名稱不一，秦代稱瀛洲，西漢稱東鳀，三國稱夷州，隋代則稱流求，宋代仍稱流求，元代又稱瑠球，明初稱琉球，后改稱小琉球，還有東番、雞籠山、北港和臺員、大惠、大員、大灣之稱。三國東吳人氏沈瑩《臨海水土志》對臺灣原住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粗略的展示：“夷州(今臺灣)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各有所召，取大空材十余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椿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原住民“作室居，種荊為蕃鄣。土地饒沃，既生五谷，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臥息共一大床，交會之時，各不相避。”“唯用鹿角予以戰斗耳。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镮貫、珠珰。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儲大器中以滴之，歷日月乃啖食之，以為上肴”。“飲食皆踞相對，鑿木作器，如豬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飲之。以粟為酒，木槽儲之，用大竹筒長七寸飲之。”原住民發生戰斗，“戰得頭，著首還，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從上述的記載不難看出，1700多年前的臺灣原住民乃以獸骨、獸角作武器，磨礪青石作利器裝飾品，鑿木作器具，過著原始社會生活。
唐、宋、元和明初的史籍文獻，對臺灣早期社會經濟狀況的記載，雖有所增減，但大體略同，唯明末萬歷年間陳第所撰《東番記》，對臺灣早期社會原住民的鄉土風情描述較具體。陳氏系福建省連江人，明萬歷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603年1月19日)，隨浯嶼欽依把總沈有容入臺剿倭，親歷臺南，高雄一帶原住民聚居的村社，通過實地考察，以所見所聞撰寫《東番記》。該文曾為近代社會學家陳紹馨譽為“實不遜現代人類學家之調查報告。”現將陳第所著《東番記》所載主要情節摘錄如后：
“東番夷人，……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
“無水田，治畬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且甘香。采苦草，雜米釀，間有佳者，豪飲能一斗。時燕會，則置大罍團座，各酌以竹筒，不設肴。”
“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珠雙，女子不受則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門。彈口琴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累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如親迎，婿始見女父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為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故也。”“女子健作；女常勞，男常逸。盜賊之森嚴，有則戮于社；故夜門不閉。禾積場，無敢竊。”
“山最宜鹿，*[亻+鹿]*[亻+鹿]俟俟，千百為群。人精用鏢；鏢竹棅，鐵鏃，長五尺有咫尺，铦甚；出入攜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許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十人即窮追之，既及，合圍哀之，鏢發命中，獲若丘陵，社無不飽鹿者。取其余肉，離而臘之，鹿舌、鹿筋亦臘，鹿皮鹿角委積充棟。” “居島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魚則于溪澗，故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始皆聚居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倭鳥銃長技，東番獨恃鏢，格弗格。居山后，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今金門)諸沃，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
從明末《東番記》對臺灣原住民社會經濟的描述，可以判定：四百年前的臺灣本島原住民仍處于原始社會。彼時臺灣原住民在捕鹿時用的鏢為“鐵鏃”，鐵的來源系與大陸商人通過物物交換取得的，并非自身熔煉，也未曾使用鐵犁和鐵斧之類的鐵器耕作，不能視為鐵器階段。
二、臺灣原住民早期社會是否使用過貨幣
1．林、韓兩氏著文認定曾使用貝幣
林惠祥1930年發表的《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中認定：“番族(即原住民)自占即以貝殼制成小粒扁圓珠，以為貨幣，并縫綴麻質之衣服上，以為最盛裝之服。……其法先由海岸采拾貝殼——大都為子安貝——碎為相當之小片，然后一一穿孔，貫以麻線為短串，張于弓上，磨于砥石，使其棱角漸鈍，終而成為扁圓之珠”。
韓西庵1951年發表的《臺灣山地人民之經濟生活》中認定：“山地各族人民關于貨幣的使用，最初用貝為幣，泰耶魯族稱之為 Maiyun、拜灣族(現通稱排灣族)稱之為 Kajipa，系磨制一種雞心螺或稱芋貝(因貝形像芋，產深海中)而成；漢民族稱之為螺錢，其價值約等戰前之一日元。拜灣族人民往時曾盛此貝作為裝飾品。茲甌族，特別是阿里山山地人民，曾使用一種子貝(卵形，堅厚有光澤的沿海產貝類)。上述螺錢，據《臺灣府志》記載，謂系昔時漢民族所制傳人山地者。(注：即指清乾隆十一年[1746]范咸所主修之《重修臺灣府志》而言，其中‘番社會風俗’云：‘螺錢皆漢人磨礱而成，圓約三寸，中一孔，以潔白者為上。每圓值銀四、五分，如古貝式，各社皆然)另有一種小粒的珠，似亦系漢民所制，泰耶魯族人稱之為Kaka或Ahinu、Aha，徑一分內外，長二分內外，狀如圓管，中穿小孔，用麻線連貫如念佛珠，名Shina buhokan意謂‘珠條’，每串長度以自肩頭至指尖為準，約二尺至二尺五寸。又以十環為一束，名Tonofu，意謂‘珠條束’。他們除用作貨幣外，縫綴在布上，大約在一方尺內外的長方形麻布上，滿面綴E此種珠群，名Pintoanu，意謂‘珠裙’。還有一種珠衫，綴珠更多。整塊珠裙，戰前大約可值五、六日元，當然各族價值各有差異。大致珠衫一件值珠裙二件，珠裙一件值珠條五十串，再依大小長短為實際的評價。珠條是他們的貨幣單位，漢民族稱之為珠群，實可稱之為珠貨。這種珠貨，西部泰耶魯族問，不久以前，尚在使用，諸如婚姻的聘禮、耕地及武器的買賣、不法行為的贖金等。又如屈尺、大井崁及五指山方向各族，至今尚用以為賠償或結婚時贈與之品，惟已無人用作通貨者。”“如土槍、鍋、刀及菜刀等鐵器，他們都很珍視。不久以前，接近漢民族的好幾個泰耶魯部族曾用作通貨，現時雖已不可多見，但向紅頭嶼的阿眉族收買夜光貝時，如果用徑約數分、長約三尺的鐵棒作為代價，他們還是非常珍視的。大約二十余年前(即1931年以前)，茲歐族、拜灣族、阿眉族之一部還都以鐵器為通貨使用。他如棉布，也用作通貨。至于毛皮，如豹皮、羊皮等，同樣可作通貨使用。”
林、韓兩氏均認定，臺灣早期社會的原住民都使用過貝幣。至于貝幣的形態和制作表述各異：林氏認定以子安貝的碎片磨成扁圓周之珠，有穿孔，可用麻線貫穿之，縫綴在麻衣上，則成盛裝。韓氏認定形態有三種：一是螺錢，圓形，徑約三寸，中有小孔，用雞心螺(也稱芋貝)磨制而成，系漢民族加工制作的，每枚值銀四、五分，以潔白為上；二是珠條，圓管狀，徑一分內外，長二分內外，中穿小孔，也系漢民族制作，可串成長條，縫綴在裙上為珠裙，縫綴在衣上為珠衫，一條珠裙在戰前可值五六十日元，估計需縫綴珠條五六千枚；三是子貝，未作加工的天然子貝。臺灣省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寫的《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金融篇第二章“幣制及貨幣流通量”，第一節第一項“先住民時期之貨幣”中，在引用林、韓兩氏所敘后，明確表示：“本省先住民之貨幣，在長時期中，當系以貝、珠為主，但亦有以皮、布為之者，凡此皆屬原始之實物貨幣，自不足以言幣制，亦無從了解其流通量，且直迄晚近仍見使用”。
2．對原住民“使用貝幣”的商榷
明末《東番記》對臺灣原住民的描述，已表明臺灣原住民在明萬歷三十年(1603)仍處于原始社會。明天啟四年(1624)荷蘭入侵臺灣后，對原住民采取武力鎮壓和經濟封鎖的政策，由南而北對原住民居住的村社逐個進行清剿壓服，歷時二十余載，以致原住民的經濟停滯不前。民族英雄鄭成功率兵驅逐荷蘭殖民地者收復臺灣之初，其部下楊英所撰寫的《楊英從征實錄》載：南明永歷十六年(1662)八月，“奉旨南社(今云林縣*[山+侖]背鄉)，適登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畝，土民逐穗采拔，不識鉤鐮割獲之便。一甲(十畝多)之稻，云采數十日方完。訪其開墾，不知犁耙鋤之快，只用手鑿，一甲之園，必一月(缺七字)。至近水濕田，置之無用”。此時，祖國大陸已是清康熙元年，
這段記敘表明臺灣原住民至明末清初還處于原始社會。處于原始社會狀態的人群有何貨幣使用?
商榷之一：貝只有充當商品交易的媒介時才可稱之為“貝幣”。林氏稱原住民“以貝殼制成的扁圓珠，以為貨幣，并縫綴于麻質衣服上，以為盛裝之服。”這種小粒扁圓之珠，作為裝飾品是顯然的，至于如何作為商品交易的中介，未見表述。再看韓氏的表述：原住民“最初用貝幣”，以雞心螺磨制而成的稱“螺錢”；以貝制成的圓管狀小粒珠稱之為“珠條”。“珠條”系貨幣單位，除作貨幣使用外，逢綴在布上則稱之為“珠裙”或“珠衫”。特別要指出的是，所謂貝幣“螺錢”和“珠條”均系“漢人(大陸移民)磨礱而成”，“傳入山地”的。由于大陸移民需要換取原住民的土特產如鹿皮、鹿鞭和鹿脯之類，便迎合原住民之所好，用貝殼磨制成扁圓貝珠和圓柱形的貝條工藝品，用以交換原住民的山貨。原住民視“螺錢”“潔白者為上”，將“珠條”貫穿縫綴在布上成為“珠裙”或“珠衫”，這一切都表明原住民視所謂的“螺錢”和“珠條”為裝飾品，而不是當作貨幣。
韓氏還標明，一“螺錢其價值約等于戰前之一日元”，“整塊珠裙，戰前大約可值五六十日元”，這應是日本期間，“螺錢”和“珠條”作為工藝品或收藏品的價格，而不是兩種貨幣的兌換價。
商榷之二：貝演進為貝幣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條件。臺灣本島早期原住民以農業種植為主，自然條件雖優越，因生產技術落后，種植和收獲耗時過長，以自給為準，在一個村社內，收獲季節的稻谷堆放廣場，無人偷竊。由于臺灣島地形狹長，南北最長394公里，東西最寬為144公里，所處經緯度略同，自然條件無多大差異，農業種植的作物品種，基本上無相互調劑的需求，致使村社內和村社之間的物物交換缺乏物資基礎，其生產也難由自給自足轉化為商品。由于原住民的群體來自多條渠道，有祖國大陸早期躲避戰亂渡海的百越族，也有馬來西亞、菲律賓早期遭災漂流而來的人群，他們很自然地以原有生活習慣和語言的不同分群居之，所形成的村社，也難以相互溝通，只得“老死不與他夷往來”，祈求平安。各村社之間既無來往，物物交換調劑有無之事，自然難以萌芽。
原住民唯一有剩余的山貨為鹿角、鹿鞭、鹿脯、鹿皮等，由于捕鹿在村社之間各有獵場，一般是互不侵犯，在村社內又是群體狩獵，無論是村社內和村社之間，也是無彼此調劑的需求，而是用于對島外來的客商和大陸移民作物物交換，以換取其自身無法生產而又需要的鐵器、日用品和裝飾品。這種物物交換最遲始于隋代初(公元七世紀初)，一直伸延至荷蘭殖民者撤離臺灣，歷時千余年。荷蘭殖民者期間，對原住民各村社與島外的物物交換予以嚴加控制，只允許移民中的社商采取承包形式，以日用品與原住民交換鹿皮等山貨，其中可牟取八倍利潤的鹿皮，責令商人全部轉賣給荷蘭殖民者。 至于荷蘭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物物交換，日本人中村孝志所著《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采金事業》中，引用瑞士人赫皮特(Ai- brecht Herport)的調查報告稱：“住在北部山中的住民，每年兩次將砂金或未經制煉的金子送到某個地方，然后回去。于是另有人(指漢人)把衣類雜貨等送到那里打算換取那些黃金，把那些貨物放下以后，即行離去。等到原來的山地住民再次出現的時候，若認為那些貨物抵得上自己送來的黃金，他就帶著那些雜貨回去，否則，就依然把黃金帶回。隔不多久，后者再來，把留下那里的黃金或是雜貨取去。荷蘭也曾與住民們作過這樣的交易。”中村稱這種物物交換為“沉默貿易(Silent Trade)”。
物物交換是交換的原始形式，貨幣是在物物交換向商品交換演進過程中產生的。臺灣早期社會的原住民只有村社對外界的物物交換經歷，而村社內部和村社之間未見有物物交換的記載，即使有也只是偶而發生，至少還未形成群眾性的物物交換，致使“螺錢”和“珠條”缺少演進為貝幣的社會條件，只能停滯在裝飾品的階段，還不能稱“螺錢”和“珠條”為貝幣。
商榷之三：貨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是衡量其它一切商品的價值尺度，可用來交換一切商品。韓氏認為，土槍、鍋、刀、菜刀和徑數公分、長約三尺寸的鐵棒，以及棉布、毛皮如豹皮、羊皮等都用作通貨。又說，向紅頭嶼的耶阿眉族收買夜光貝時，用鐵棒作為代價，他們還是非常珍視的。這實際是以鐵棒與原住民交換夜光貝，系大陸移民與原住民之問的物物交換。鐵棒對大陸移民來說，不是一般等價物——貨幣，而是產品(商品)；原住民對鐵棒“非常珍視”，是需要用其加工成器具使用，不是貨幣。即使有多余的鐵棒，也不能像貨幣持有者那樣隨心所欲選購商品，只有找到需要鐵棒又持有其需要的物品，愿意交換的對象，才能實現其愿望。至于土槍、鍋、刀、菜刀和棉布，以及豹皮、羊皮，都是物物交換的一方持有的物品，不能將參與交換的物品或產品視為貨幣。
三、臺灣的早期貨幣史
臺灣除原住民外，大陸也不斷有移民進入。特別是澎湖與福建的泉州毗鄰，至宋代，由于泉州對外貿易的繁榮，澎湖也相應發展，朝廷將澎湖劃歸為泉州府晉江縣管轄，并實施中央政府的戶籍管理制度。《泉郡志》記載：澎湖“城外貿易，歲數十艘，為泉州之外”，“訟者取決于晉江縣”。南宋乾道元年七年(1171)，泉州知府汪大猷為加強海防，特在澎湖建造兵營二百間，派官兵長期駐守。考古工作者在澎湖還發現多處“宋墟”遺址，出土宋代瓷片和錢幣，表明宋代的澎湖既有商品經濟，又使用宋代錢幣。元代，澎湖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朝廷特在澎湖設立巡檢司管轄澎湖和臺灣等島嶼，這是我國在臺灣諸島嶼上設立的第一個政權機構，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元末至正年間，汪大淵所撰《島夷志略》載：澎湖“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問，坡垅相望，……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樸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系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采魚、蝦、螺、蛤以佐食，爇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孳生，數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興販，以樂其利。地隸晉江縣，至元問，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差科。”汪大淵的記載顯示元代的澎湖經濟發展喜人，不僅有農業、漁牧業；還有手工業，既能自織土布，又能“煮海為鹽”；工商興販，來澎湖的商船由歲數十艘增加到“歲常數百艘”，還以紙幣交納海鹽稅。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澎湖早在宋代就進入貨幣經濟的年代。
宋代因北方社會動蕩，致使東南沿海居民渡海到臺灣甚多。他們的生活習慣與原住民有差異，便自行建立大陸移民的生活區，主要集中于臺南濱海一帶，主要從事農業種植，有的也經商，必然攜帶在大陸使用的錢幣進入臺灣，在其生活區域內使用。成書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小琉球漫志》(朱仕玢著)載：“臺地用錢，多趙宋時錢，
第6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和諧社會電信業普遍服務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我國電信業面臨著一個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電信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要縮小這個差異，電信業必須依靠電信普遍服務，使“任何人在任何地點都能以承擔得起的價格享受電信業務，而且業務質量和資費標準一視同仁。”
一、電信普遍服務的內涵
國際電信聯盟（ITU）在《世界電信發展報告（1998）》中提出實施普遍服務的三條標準。而這三條標準即可將普遍服務的內涵概括出來。
1.1可接入性
可接入性指的是有覆蓋全國的電信網絡，用戶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需要電信服務，都可以接入電信網絡。
1.2非歧視性
非歧視性指的是各類用戶應當受到相同的對待，就價格、服務內容和質量而言，不論地理位置或者種族、性別、如何，應當沒有歧視。
1.3可承受性
可承受性指的是電信服務的價格應定位在大多數用戶能夠承受的水平上。我國根據自身經濟、電信業發展狀況，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不斷地將電信普遍服務的內涵延伸豐富。到2007年底，我國普遍接入的目標己基本上實現，我國農村地區行政村的通電話率已達99.2%。今后我國普遍服務的目標是到2010年基本實現“村村通電話、鄉鎮能上網”。即在已通電話的鄉鎮，還提供農村互聯網接入平臺，對部分有條件的鄉鎮提供寬帶數據業務。
二、電信普遍服務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必要性
作為最能體現現代化科技生產力的電信業，已經在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推動社會文化大繁榮、建設和諧社會中起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電信業如何在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解決更多的問題、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依靠推動電信普遍服務。
2.1社會層面
2.1.1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因為只有農村發展起來了，使農民們安居樂業，城鄉才能和諧發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可以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首先建設和諧鄉村。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促進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建立城鄉社會事業和基礎設施共同發展的運行機制，就需要依靠推進普遍服務不斷擴大農村信息消費需求，拉動信息產業在農村的大發展。
2.1.2消除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是指：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所處地域等方面的差異，造成了城鄉居民在掌握和運用信息技術的差距。這個問題如不能很好的解決，將導致城鄉居民在社會中面臨貧富分化、機遇不均等問題。因此，建設和諧社會，必須要消除數字鴻溝。據《2007年中國農村互聯網調查報告》顯示：目前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僅為5.1%，而城鎮互聯網普及率已達21.6%，城鄉“數字鴻溝”差距達4倍。
由以上數據，可發現我國數字鴻溝還是較深的，如何填平這就需要普遍服務。在完成“村村通”工程的同時，為廣大的農村提供INTERNET”服務，讓廣大的農民能夠用上互聯網、掌握信息。
2.2電信業層面
電信業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其自身特點決定了其需要依靠普遍服務，謀求發展。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電信產業有如下特點：一是自然壟斷性：進入、立足電信業都需要高額的固定資本投資；二是規模經濟性：電信需求量增加的越多，每一單位電信需求量分擔的固定成本降的越來越少；因此，網絡的效用和成本與用戶數量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現階段各大電信運營商都在不斷地擴大市場搶奪用戶，謀求發展。我國農村地區現有7.45億總人口，手機甚至固定電話的覆蓋率還不是很高，而城市里幾乎人手一部手機。因此，農村電信市場的增長潛力十分巨大。現在，各大運營商在城市已經爭得頭破血流了，應避開這紅海（已知的市場空間），運用藍海戰略到未知的市場空間發展，把目標投向農村，使農村市場成為電信運營商新增用戶的源泉。因此，運營商在承擔普遍服務，承擔義務的同時，將又獲得了用戶數及收入的迅速增長，可謂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之事。
2.3用戶層面
我國電信業在城鄉間的發展及為不平衡，遠未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帕累托最優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
推進普遍服務，使廣大的農村和西部落后地區享受到電信基本服務，這不僅不會到損害城市居民的效益和福利，反而會增加他們的效益和福利，因為電信業有網絡正外部性：當消費同樣產品的人數不斷增加時，某使用者在消費該產品所獲得的效用也將增加。因此，推進電信普遍服務，使廣大農民享受到通訊的權利，無疑給他們帶來了效益和福利；同時也會增加城市和東部地區人們的效益和福利。
三、電信普遍服務中不和諧現象及分析
由于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國電信普遍服務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和諧社會要求實現電信基本服務的均等化，使每個人能夠均等的消費起電信業務、享有到通信權。但為只有幾戶人家的偏遠山區用上電話，投資幾十萬元建設備，付出的代價遠遠高于收益。因此，我國的電信普遍服務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3.1政府指導原則“分片包干”失效
我國普遍服務采用的是“分片包干”原則。將全國的31個省、市、自治區視為31個普遍服務地區，根據各運營商的市場份額進行義務分攤，任務的分配依據是對每個省的實施難度進行打分，再乘以任務系數，計算出每個省的電信普遍服務任務量。這種原則好像體現了公平，但實事上不然，而且已經帶來了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3.1.1難以真正公平
一是難度系數和任務系數確定過程中指標的選取，非常復雜，難以做到真正地公平。二是任務分到各運營商的總公司，執行者卻是其各省公司，忽略了不同地點的成本差異，導致了西部省份難度普遍比東部大。因此，很多運營商的省公司有抵觸情緒。
3.1.2沒有約束作用
這是“分片包干”致命的缺陷，因沒有規定對未完成任務運營商的具體處罰措施，實際上是個軟約束。運營商想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導致很多邊遠山區的普遍服務實施不到位。
3.1.3導致重復建設
當初“包片分干”政策出臺是為了防止重復建設，但如今卻加劇了在發展較快的農村市場的重復建設，因為這個強制性政策對無利可圖的邊遠農村是有效的，但對于發展較快的農村市場，例如江浙一帶富裕的農村，原先的運營商為了利潤早已經進入，而“包干”后反而強制性地增加了一個新的競爭者，導致了各大的重復建設。
3.2運營商定位兩難
這里的定位問題，是指運營商將普遍服務如何定位的問題。是當作包袱，硬著頭皮按要求把普遍服務做完，不管利潤；還是當作利潤源泉，從中獲取用戶增長、收入增長等回報。目前，農村通信的實施成本遠遠高于城市，且農村通信的單位收益都大大低于城市。因此，有些運營商常有怠工的情況出現，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而運營商在承擔普遍服務的責任同時又想獲得高額的回報，使農村市場成為其利潤的源泉，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建設好和諧社會。這里就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運營商如何在低ARPU值即低收益的條件下實現低成本的運營。
3.3農村用戶只用不消費
有這樣一個廣為流傳的事，外地打工的兒子每星期固定時間給遠在邊遠山區的家里打電話，用鈴響的次數來表示是否平安。可以說是不花一分錢卻達到了目的，所以很多運營商發現辛辛苦苦建起來的線路，卻沒有任何收益。不難看到，農村用戶消費電信服務的習慣并未養成，而且由于受經濟條件的限制，農村用戶會從最節省的目的出發來使用電信服務。
四、電信普遍服務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策略
我國普遍服務存在著“分片包干”原則失效、運營商定位兩難、用戶只用不消費的問題，因此本文從政府、運營商兩大角度提出若干策略，來化解這三個問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4.1政府做好推動者
推進普遍服務，促進和諧社會，政府要做的就是當好推動者。通過一系列的法規、政策為普遍服務提供支持。
4.1.1立法
以立法的形式確定電信普遍服務義務。通過制定電信普遍服務的規劃政策，激勵競爭、激勵提高電信普遍服務水平，確保信息安全、通信穩定、互聯互通，對各運營商的服務進行監督并將信息及時公布于眾。
4.1.2成立專門的普遍服務管理機構
現在，我國經過多次電信重組后，電信市場的壟斷已經被打破，有效競爭逐步形成。另外，我國已加入WTO，伴隨著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市場，具有外資背景的電信企業也會逐漸增多，因此普遍服務管理工作的難度和工作量必將越來越大。本文認為，我國應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來協助電信管制部門進行管理。在設立專門的普遍服務管理機構時，應符合透明何效率原則，接受公眾、政府部門和其他相關利益群體的監督，定情公告普遍服務的進展情況，并有責任向政府提出普遍服務改進建議。
4.1.3加快建立普遍服務基金
2005年，在信息產業部和財政部達成共識后，普遍服務基金的建立已然確定無疑。現在，沒有確定的只是時間和基金的管理方式的問題。那么，普遍服務基金如何進行管理呢，在這里本文想借鑒印度的成功經驗。因為兩國同是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且印度在經濟發展速度明顯落后于中國的背景下，但其農村地區的普遍服務卻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而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普遍服務基金的建立，引入了競爭機制。印度普遍服務基金由電信部下屬的基金管理部管理，通過競標的方式來選擇運營商。基金管理部的主要職責是制定投標程序，包括投標條款和條件，然后評估各運營商的投標方案，最后選擇普遍服務提供商。此外，基金管理部還要持續監控普遍服務運營商每一個環節的情況。在進行招標之前，基金管理部根據招標地區的地理、人口特點，聘請專家計算出這個地區實現普遍服務需要多少投資，然后在此基礎上計算出招標的最高補貼數額。在招標過程中，基金管理部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計算好的投資計劃和建設方案，然后選擇報價最低的（報價應低于政府提出的最高補貼數額）運營商為該地區提供接入服務。
4.2運營商實現低成本運營
4.2.1送科技下鄉
各大運營商在推進普遍服務建設的同時，可以送科技下鄉，了解農村用戶的需求，使他們接觸電信基礎服務，讓他們享受到使用電信服務的好處，培養他們的消費習慣。
運營商在送科技下鄉時就可以深入了解農民需求，例如運營上可就農民在農作的時候說關心的氣候以及銷售渠道等有關于農產品的外部環境問題，開發出相應的業務；也可以專就農村的勞務輸出對通信的需求開發新的業務。真正的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
4.2.2補貼農民
本文認為要從根本上轉變農村用戶不花錢就能用電信服務的心理，除了大力的宣傳之外，還要切實讓農村的用戶感受到電信服務的好處。比如說在只要有了通話，那么按通話的時間，運營商或政府給予一定的獎勵，這筆錢可以從普遍服務基金里拿出來。同時，也可以補貼給使用電信量大的農戶，不斷拉動農民對電信的消費需求。變普遍服務這種強制性手段為收入的再分配，對窮人、農民進行主動補貼。變城鄉間的不和諧為和諧，帶動運營商普遍服務的積極性。
4.2.3實現低ARPU值下的運營
普遍服務運營商找準定位的關鍵就是要解決：如何在低ARPU值的條件下實現低成本的運營。那么如何解決，本文認為，首先，運營商在建設基礎設施時，應利用最為經濟合理也適合當地情況的技術。例如選擇450M無線接入系統應用于偏遠地區的農村通信，經濟方便。其次，為農民提供貼心服務。例如中國移動推出了“農信通”的業務品牌和相關業務，將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等通過“農信通”的平臺送到農民手上。而且“農信通”的價格定為1～2元/月，價格低，這對農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到2006年10月，“農信通”用戶已經達到1267萬。這樣，吸引到更多的農民用戶，即可在農村低成本運營好。自然，運營商在普遍服務中的位置也會擺的準。其次，培育良好的用戶群。例如在剛進入時采取免費使用期或低價策略培育用戶群，培養他們真正形成使用電信服務的習慣。
在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我國的電信普遍服務只有在政府不斷地推動下，運營找準自己的定位，實現低收益情況下低成本運營，才能夠消除種種不和諧現象，達到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1]唐守廉.電信管制[M].北京：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1.
[2]游五洋.國外電信普遍服務簡況及我國電信普遍服務的內容和目標[J].世界電信，2002，（05）：10-12.
[3]高鴻業.微觀經濟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
[4]游五洋.中國電信普遍服務現狀分析和研究[J].當代通信，2005，（03）.
第7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回顧中國都市報業，在2000年以后其數量走勢呈明顯的拋物線，在2005前后達到頂點。以北京為例，2000年《北京娛樂信報》和《勞動午報》分別由《戲劇電影報》、《北京工人報》變身為都市報，2001年5月28日，北大文化和人民日報社共同投資創辦《京華時報》，一時間，北京市場上涌現了七八家都市報；2003年《新京報》誕生，2004年《競報》出爐，此時，北京市場上的都市報高度飽和，達數十家，但從2007年到2009年，北京都市報數量開始下降，經常能看到的都市報紙只剩下5家左右。
不僅在北京，各地都市報經過10多年的長足發展與激烈競爭，目前都面臨發展瓶頸，多家報社因經營問題退出了當地報業市場，或改變出版周期減少生存壓力。因此都市報的轉型以及如何轉型，已成為近年業界及學界爭相討論的熱點。
其實，早在本世紀初，一些有先見之明的都市報就在行業發展如火如荼之際悄然轉型，并隨著新媒體的勃興向縱深發展。筆者認為，中國都市報業的變化呈現出三大趨勢，在按自身邏輯不斷演進的過程中，直接影響到未來的報業格局及報紙的型態。
趨勢一：都市新移民成為主流讀者
都市新移民，主要指改革開放后遷居到各大城市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隨著都市新移民數量的增加，報紙的讀者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對于打著新主流媒體旗號的都市報而言，如何持續吸引眾多城市新移民，成為報紙轉型的依據及成功的關鍵所在，也是城市報業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不二法門。
以廣東為例，作為新移民比較集中的省份。一直以來，《南方都市報》是珠三角地區新客家人最喜愛的報紙，它創刊后迅猛成長的故事跟珠三角地區不斷增加的新客家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深圳作為典型的移民城市，貼近他們的“南都”從一開始就輕松地侵入，一路攻城掠地，沒幾年便成為深圳零售量最大的報紙之一，實現了它跨地域擴張的第一步目標。但是在廣州，由于新移民無論在人口上還是經濟實力上都不占據優勢，市民大多偏向廣東本土色彩濃厚的《廣州日報》，加之《廣州日報》在經營上又領先一步，因此過去十多年《廣州日報》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量一直處于龍頭老大的地位，但今天它的優勢地位已經被動搖。
這一趨勢是廣州新移民的巨大推力造就的。一方面，珠三角地區新客家的數量與日俱增，變得越來越龐大；另一方面，他們的購買力也在不斷提升，越來越凸現出廣告的價值。在廣州高校和報刊零售市場，據筆者了解，《南方都市報》的發行量超過了《廣州日報》，只是在固定訂戶上處于下風――在廣告商眼里，訂戶的廣告商業價值遠比零售讀者對象高。但是，隨著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廣大新移民成家立業，《南方都市報》的固定訂戶逐漸上升。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本地舊居民對房產、汽車等大宗商品的剛性需求已趨于飽和，新移民則替代他們成為消費主力，因而廣告的投放也不斷向都市報轉移。據內部消息，今年前三季度《南方都市報》的廣告量首次超越《廣州日報》。即便《南方都市報》的廣告量今年不會超過《廣州日報》，但筆者認為《南方都市報》的發行量及廣告量會在近一兩年內超過《廣州日報》。
在北京，擁有新移民讀者最多的報紙是《新京報》。據新生代數據公司春季調查報告認為，《新京報》讀者為社會主流人群：學歷較高，收入較高，消費能力較強，報紙閱讀習慣穩定，他們對房產、汽車、家電、IT、旅游、時尚消費產品等的消費需求和行為均排在北京都市類報紙的首位，極富廣告價值。《新京報》今后極有可能成為北京地區都市報的領頭羊。
在中國城市化加速過程中，誰能爭奪新移民，誰就能掌握未來的主流讀者。新移民中的中堅，是近20年來涌入大都市的各路精英以及數目龐大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對于后者，媒體及廣告商一向冷落他們，但正是他們源源不斷地成為報紙的主流讀者。近10年來，他們和其他新移民一起，改變了都市的人口結構以及文化結構，是品質與時尚的主流追求者。那些注重培育潛在讀者群的報紙，現在到了得到回報的時候了。
趨勢二：報紙的精英化、周報化
近年來，業界及學界討論較多的一個話題是都市報的主流化轉型。何謂主流，都市報如何向主流化轉型，這些都存在爭議，這里姑且不談。在筆者看來，都市報存在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報紙內容的精英化和報紙類型的周報化。
一般而言，都市報的定位就是大眾化，都市報就是大眾報紙，它們追求深入都市生活、貼近市民需求，通常擁有巨大的發行量。但是，在網絡傳播時代，大眾報紙受到的威脅最大，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報紙的精英化是應對危機的有效手段。從長遠看，都市報會在精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中高端讀者為主要對象，影響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主流群體。它們將不再以百萬大報為追求目標。實際上，今后要維持都市報巨大的發行量是不可能的，也是得不償失的。
都市報的精英化其實也是整個報紙發展的趨勢，這一趨勢是因受到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不斷擠迫造成的。在當下資訊過剩的時代，大眾化報紙內容所呈現出的同質化、淺層化很容易被網絡閱讀所取代。都市報要避免走向衰落乃至死亡，只有充分體現傳統媒體內容為王的精神，倡導主流價值觀，從報道內容上以對社會具有廣泛或深層意義的新聞為報道重點，追求一種對社會發展的持續的、深入的推動力量。從某種角度講，精英化的過程也是內容向深度拓展的過程，未來的都市報一定是有深度的報紙。
周報化也將是都市報的一個趨勢。前文提到，早在2007年，北京的《華夏時報》便由日報改為財經類周報。不久前，《競報》也由日報變成了周報。《競報》于5年前由北京日報社、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北京青年報社共同投資7000多萬創辦，由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報社負責報社后期的采編運營。它退出日報市場后與北京晨報社一起運作，共用一套編委，并對其中部分人員進行整合。今后，全國將有一批都市報改為周報。那些在日報市場缺乏競爭力的都市報，為應對讀者流失、廣告下跌、紙價上漲等不利因素，變身為周報不失為一條出路。
在紙媒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占的情形下，競爭激烈的日報會逐漸減少，周報會有所增多。相對于日報，周報的生存要容易一些，因為它的市場更細、受 眾更高端、內容更精更細。都市報的周報化與精英化目標是一致的，如車之兩輪，并行而不悖。
趨勢三：閱讀的方便性和全方位互動性
網絡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包括都市報在內的所有報紙將不得不依從讀者的趣味，使閱讀更加方便，并全方位體現報紙的互動性。
風靡一時的導讀與索引版充分借鑒了網絡新聞的首頁形式，帶來報紙閱讀的一場革命。2006年9月，《廣州日報》首倡的導讀與索引版不僅在報業厚報時代滿足了讀者的“淺度閱讀”需要，還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瀏覽到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內容，之后再進入通常的“深度閱讀”。不久，其他報紙也聞風而上，《南方都市報》的主頁版便具同樣的性質。
都市報的互動性不只是體現在報網互動、報紙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而是壘方位的立體互動。以《南方都市報》為例，它的網眼版面于2006年10月10日開版，是“南都”整體改版的一部分。它根據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互動的現狀，與深度報道版面、評論版面、媒體自建網站積極配合，改變了單一的互動形式。它與奧一網聯動制作的特刊《嶺南十拍》，體現了“報網互動+社區互動”的基本定位。它的《知道》版借鑒“貼吧”，編輯通過電子郵件收集讀者稿件，然后將其以發帖人的身份發表。編輯還根據讀者的疑問設置專家博客及讀者點題欄，邀請專家答疑解惑。《圖庫》版面則設置《拍吧》，長期向類似拍客的作者征稿。
第8篇：居民需求調查報告范文
一、農民教育消費力的內涵及其現狀
(一)農民教育消費力的內涵
消費力按照馬克思的闡釋,是指“消費的能力是消費的條件,因而是消費的首要手段,而這種能力是一種個人才能的發展,一種生產力的發展”①,即認為消費力是同個人才能相聯系的消費消費品的能力。我國消費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尹世杰教授堅持了馬克思的觀點,同時又根據自己研究的心得在《消費力經濟學》一書中概括總結出消費力的確切概念,使消費力的內涵更加豐富和完善。他認為所謂消費力或消費能力,是指消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文化需要對消費資料(包括勞務)進行消費的能力。消費力可以分為物質消費力和精神消費力。盧嘉瑞教授認為,消費力包括購買力和消費消費品的能力,其中居民的購買力還應包括信貸力,即居民從銀行獲取貸款和償還貸款的能力,且這種信貸力絕不是虛假的購買力。②參照上述,本文認為農民教育消費力的內涵可以這樣界定:首先,指農民在很大程度上由收入水平決定的教育支出能力。本文著重研究的是一種狹義的教育支出,即農民為使其子女接受教育而作出的支出(本文只探討農民為使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作出的支出),主要包括學費、書本費和在校期間的生活費等,而不包括農民本人為了提高自身素質所進行的教育消費,如書報費、培訓費等;其次,指農民的教育信貸力(本文只探討農民子女為接受高等教育而擁有的信貸力),即農民子女及時獲取助學貸款和按時償還貸款的能力;最后指農民消費教育資源的能力,表現為農民對教育的認知能力。這是由地區傳統、風俗習慣、農民自身受教育的程度及其知識結構等因素所決定的,是一種主觀的能力。
限于篇幅,本文以高等教育為例,僅研究農民教育消費力內涵的前兩個方面,即把農民的高等教育支出能力和高等教育信貸力作為研究對象。
(二)農民教育消費力的現狀
1.高等教育試行并軌招生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變化與高等教育收費變動的比較
1996年,我國高等教育試行并軌招生。由表一可以看出,1996年至2005年,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由1996年的1926元增長至2005年的3255元,在十年的時間里增長了將近兩倍。
我國的高等教育收費從1996年起也呈現上升的趨勢,且增長幅度要遠遠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回顧我國高等教育收費的歷史沿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建國到1988年,這一時期我國的高等教育實行的是免費制度;二是從1989年到1995年,這一時期是低收費階段,大學生在校學習的成本由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承擔。1989年,國家邁出高等教育收費改革的第一步,但只是象征性的收取200元;三是從1996年至今,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教育經費的需求也在不斷的增長,國家財政已不可能負擔全部的教育費用,于是部分教育經費成本開始向學生及其家長轉移,并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1996年,我國高等教育試行并軌招生,學費超過兩千元,是1989年200元收費的10倍!2000年,學費普遍高于4000元;2004年以來,一些重點院校的學費普遍超過6000元,普通院校的平均收費也在5000元左右,藝術院校的學費甚至高達萬元!我國的高等教育收費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漲了20多倍!但通過表一觀察到,1996年至今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還不到兩倍!
目前一名大學生一年的花費(包括學費,住宿費,生活費)約為1萬元,四年本科將花費近4萬元,而2005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3255元,這需要一個四口之家的農村家庭幾乎四年不吃不喝才能供養一名大學生直到畢業!中西部地區的人均純收入更低,根據2005年統計年鑒的有關統計,2004年位于我國中部的湖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37.76元,西部的甘肅省僅為1852.22元,以如此低的收入去供養一名大學生所面臨的困難更是可想而知!
由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可以看出,我國高等教育收費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衡,農民的高等教育支出能力相當低下。絕大多數農民需要在嚴重壓縮自身生存資料的情況下供子女上大學。
2.農民高等教育信貸力分析
為了概念上的統一,這里把農村大學生作為普通的農民,但需要明確的是,農村大學生本身才是取得助學貸款和償還貸款的主體。
我國的學生貸款政策主要包括三種形式:一是高校利用學校資金對學生辦理的無息貸款;二是國家助學貸款;三是一般性商業助學貸款。高校對學生辦理的無息貸款是由人民助學金制度改革而來的,但由于學校資金的有限性等原因,這項貸款政策目前在各學校實施得較少。另外申請商業貸款的學生也相對較少,因此實質上對貧困生最重要的貸款方式是國家助學貸款政策。
農民高等教育信貸力的現狀首先表現為取得貸款難。自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底,全國申請貸款人數211.1萬人,銀行審批人數154.3萬人;申請貸款金額171.8億元,銀行審批金額131.7億元,即新機制實行兩年,平均每年實際發放助學貸款65.55億元,③但從對助學貸款的需求來看,至2005年8月,全國高校有貧困生約405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貧困生調查報告》2006年),若按人均6000元計,年貸款需求240億,可見國家的貸款數額還遠遠不夠。此外,由于政策設計的缺陷以及受銀行、學校等部門的積極性所限,每年仍有27%的學生申請了但卻拿不到貸款。④可見,農民的高等教育信貸力低下。但是,取得貸款難只是農民高等教育信貸力低下的一個主要表現。目前,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低以及一部分農村大學生誠信觀念差等原因所造成的學生不按時還款的現象日益增多,這是農民高等教育信貸力低下的另一主要表現。中國人民銀行下達的關于助學貸款規定的文件明確提出,對于違約率(指借款畢業生連續超過90天不還款的人數與進入還款期的人數的比率)超過20%并且違約人數達到20人的學校,銀行可以暫不列入編制范圍。如截至2004年3月20日,中國政法大學進入還款期的貸款畢業生為745人,未按時、足額還貸款的畢業生達到190人,違約率高達26%,國家助學貸款因畢業生還款違約率過高而被迫暫停。⑤
3.農民高等教育消費的地區差異由表二可以看出,我國農民教育消費的地區差異主要表現在,像人均純收入存在地區差異一樣,教育消費也基本呈現由東向西的遞減趨勢。
雖然數據選取的是農民教育消費的數據,但高等教育消費的地區差異基本與之一致。其中位于中部的河南省最低,這與省份自身的發展水平、特點和偏好有關。除了東部的省份,大部分中西部農村地區農民的教育消費水平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總的來說,我國農民的高等教育消費力低下,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的教育負擔更為沉重,高等教育消費力亟待提高。
二、農民教育消費力低下的危害
農民教育消費力低下對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對高等教育的判斷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等都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高等教育收費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嚴重失衡必然導致農民消費的畸形化。這些高等教育支出是以許多農村家庭的一部分成員取消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僅維持低層次的生存需要為代價的,甚至是在嚴重壓縮生存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將直接影響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要奢談其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與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相違逆的。
其次,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農民把收入的一大部分作為高等教育支出,必然會對其再生產產生擠出效應,即高等教育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過大必然會減少農民對再生產的投入。這會進一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連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為繼,惶論擴大再生產!
再次,在高等教育支出負擔日益沉重和大學生就業率持續下降的雙重壓力下,一些地區出現了新的“讀書無用論”的思潮,這將會引發嚴重的教育危機。許多農民不能從長遠的角度理性看待高等教育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他們看不到高等教育對人的發展的重要性,于是在這些地區產生了新的“讀書無用論”的思潮,這種思潮將嚴重影響一部分農民對高等教育的判斷。長此以往,必然不利于農民教育消費力的提高。
最后,高等教育收費已經遠遠超過了大多數農民的承受能力,這是我國社會不和諧的一個表現。這種不和諧與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戰略任務是不相吻合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而農民占我國人口總數的70%以上,從長遠來看,沉重的高等教育學費負擔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這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相去甚遠。
三、農民教育消費力低下的原因分析
造成農民教育消費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論,現簡要分析如下: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低是造成農民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造成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低的因素有許多,比如農民增收的途徑不多、農產品價格不合理、農村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科技含量不高以及農民作為弱勢群體的地位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等。
由表一的相關數據得出,2000年至2005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僅為2651元,2005年最高,也僅有3255元。消費是收入的函數,農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其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因此農民人均純收入低必然導致農民教育支出能力差。
(二)農村大學生在校期間的“高消費”是造成農民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農村大學生所謂的“高消費”是相對農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而言的。盡管目前我國大學生消費呈現兩極分化的特點,許多農村大學生都是在緊衣縮食的情況下完成大學學業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村大學生在校消費數額相對于其家庭收入來說仍然是相當高的且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除了一部分學生是由于攀比心理造成盲目消費甚至出現借錢消費的現象以外,農村大學生的“高消費”是由許多客觀因素造成的。首先,基本生活資料以及書本價格的增長直接導致了農村大學生在校支出的增加;其次,通訊、數碼產品的日益普及使得手機、MP3等產品逐漸成為大學生生活、學習中的必備品,這是導致農村大學生消費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再次,伴隨著大學生人際交往需求的日益增加,交往消費的成本卻日益昂貴,這是導致農村大學生消費增加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最后,現階段大學生畢業求職階段的巨大花費是造成農村大學生消費增加不可忽視的因素。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眼下大學生找工作的平均花費為3182元,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制作簡歷,形象包裝,考各種職業培訓證書,交通、通訊、人際關系等其他費用。求職費用3182元,比2004年全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2936元還多。⑥可見,農村大學生的“高消費”對不僅收入水平低而且還要為子女支付一大筆高額學費的農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三)我國對貧困大學生不合理的保障機制和資助結構是造成農民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國基本建立起了以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資助貧困家庭學生的政策體系,但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之處。其中,助學貸款問題將在下一點專門談到,這里不再涉及。
我國現行的獎學金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形式:國家助學獎學金;優秀學生獎學金;專業獎學金;定向獎學金;研究生獎學金,包括優秀獎學金和普通獎學金;學校自行設立的各種獎學金和社會組織或個人為資助貧困家庭學生或吸引人才而在學校設立的各種專項獎學金。當前我國高校普遍采用的是優秀學生獎學金的形式,而農村貧困大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與城市大學生存在明顯差距,獲得優秀學生獎學金的機會相對較小,致使優秀學生獎學金的幫助效果有限。同時,其他形式的獎學金并沒有得到均衡的發展,例如中央政府為關懷廣大貧困家庭學生而設立的國家助學獎學金就沒有得到很好的應用。
我國的勤工助學政策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由于高校勤工助學管理機構多定位為行政角色,致使勤工助學工作無法朝著以開發大學生實踐教育市場為導向,以滿足大學生實踐需要為宗旨的方向發展。學校提供的多是諸如清掃教室之類的工作,工資微薄且不能使學生有效的增長實踐經驗;其次,學校為貧困大學生提供的工作崗位有限,遠遠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許多申請勤工助學的同學都要排隊等待工作,這便無法有效的緩解貧困大學生生活困難的處境。
此外,特困補助和學費減免的力度還遠遠不夠,范圍還有待進一步擴大。
(四)農村大學生獲得貸款難以及還貸不及時的現狀是造成農民教育信貸力低下的直接原因第一,從獲取國家助學貸款的角度來看,目前仍有一部分學生申請了但卻拿不到貸款。首先,中央政府對助學貸款的投入不足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是導致貸款難的最主要原因。從2004年起,國家加大了對特困生助學貸款的力度,但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使得農村大學生取得貸款更難。在2005年夏天的一次會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嚴厲點名批評了八省市在國家助學貸款方面幾年來幾乎毫無作為,特別是海南、天津竟“一個也沒貸出去!”⑦;其次,銀行缺乏放貸的積極性使得農村大學生取得貸款的難度大大增加。助學貸款已經成為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率最高的品種,因為它沒有擔保,存在著較大的風險,一旦學生不能按時還款,銀行卻對其沒有強有力的約束。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是一種制度性的障礙,即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個人信用系統,缺乏社會約束機制,這必然極易導致失信行為,使銀行業面臨較大的經營風險;最后,學校雖然只是在銀行和學生間起協調作用,但如果學生違約,必然會使學校的聲譽受到一定的損失,同時還要增加支付風險補償基金的比例,因此學校也沒有對國家助學貸款表現出較大的積極性。
第二,從償還國家助學貸款的角度來看,造成一部分學生不能按時還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目前持續下降的大學生就業率和薪酬使得一部分農村大學生沒有固定收入,而且由于他們的家庭異常貧困,一部分靠親朋好友湊來的學費也要償還,于是還債和還貸款的雙重負擔使得他們不能按時還款;其次,一部分農村大學生由于誠信觀念差而惡意欠款。2004年4月,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工作部在學校主頁上發表了“致貸款畢業生的一封信”,并將189名違約畢業生的姓名和身份證號在學校主頁上公開。⑧高校學生的信用狀況已經成為制約國家助學貸款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五)農村家庭人口數量多是造成農民高等教育消費力低下不可忽略的原因
首先,從城鄉差別來看,農村家庭的人口數遠遠超過城鎮,子女多是加劇農村家庭貧困的重要因素。相關調查顯示,在尋訪家庭中,45. 2%的貧困家庭有兩個孩子,34.5%的家庭有三個孩子,四個孩子的家庭比例為8.7%,還有2. 8%的家庭有5個或5個以上子女。⑨收入水平直接決定了對高等教育的消費能力,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遠遠低于城鎮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再加之子女多必然會造成其教育消費力的低下。
其次,從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差別來看,由表二可以看到,東部地區農村家庭的家庭人口數低于中西部地區,相應的其人均純收入與教育消費支出均高于中西部地區,家庭人口數與教育支出能力之間具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可見農村家庭的人口數量嚴重制約了其教育消費力的發展。
四、提升農民教育消費力的舉措
提升農民教育消費力對維護社會公平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應該努力實現多種措施的并舉,使農民教育消費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第一,大力提高農民收入。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只有通過有效的措施大幅度的提高農民收入,農民的高等教育支出才能得到相應的增加。提高農民收入,一要繼續實施價格支持制度,主要指提高農產品的價格。現階段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還是農業收入,即通過售賣農產品而獲得的收入。筆者認為目前農產品的總體價格偏低是造成農民收入水平低的重要原因。政府應制定能被多方接受的高于市場均衡價格的農產品支持價格,從而對農民增收起到直接的影響;二要增加非農產業的收入。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不斷壯大縣域經濟,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小城鎮有序的轉移,這將使農民收入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同時,政府還應注重維護進城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三要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引導農業的產業化經營,不斷挖掘農業的增收潛力。農民應該按照市場需求結構來調整農產品的品種結構,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形成集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業鏈,不斷探索和挖掘農業的增收潛力;四要大力減輕農民負擔。繼續推行農村的稅費改革,禁止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
第二,國家應不斷完善以“獎、貸、助、補、減”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資助貧困家庭學生的政策體系。據教育部統計,2003年農村生源的比重在近年來首次與城鎮生源持平。2004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報名人數總計723萬,其中農村考生人數為398萬,占報名總數的55%,⑩這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考生人數首次超過城鎮。農村大學生已經成為高校學生中的龐大群體,因此國家和學校對農村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幫助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具體來說:(1)建議恢復人民助學金制度。這一制度是我國1952年開始實行的一種幫助貧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補助方法,經濟困難的學生根據家庭情況可獲得金額不等的助學金。1986年,教育部對此制度進行了改革。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階段雖然有助學貸款政策,但農村大學生得到貸款十分困難,而且助學貸款實際上是把農民的困難延續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子女上大學難的問題。如今我國的財力已經大大增強,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恢復人民助學金制度。農村貧困大學生憑當地政府的收入證明即可享受人民助學金,但要確保發放對象的確立公開、公正;(2)高校應為更多優秀的農村貧困大學生提供獲得獎學金的機會,確保國家助學獎學金等形式得到有效的應用;(3)高校應積極為農村大學生搭建良好的平臺,提供更多勤工助學的機會。不僅使農村大學生能夠利用業余時間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一定報酬以減輕學費和生活的負擔,還能從增加學生的實踐經驗出發,為他們以后的就業奠定良好的基礎;(4)國家應切實有效的實行學費減免制度,該減則減,該免則免,使更多符合條件的學生得以順利完成學業。此外,政府可以考慮在學費上實行一定的城鄉差別,即按照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制定相應的帶梯度的收費標準,以確保更多的農村大學生能夠上的起學。
第三,我國應把國家助學貸款、高校對學生辦理的無息貸款和一般商業性助學貸款等多種貸款形式有機結合起來,多管齊下,提高農民的教育信貸力。一要不斷完善國家助學貸款政策。首先,應逐步建立起個人信用系統以減少惡意欠款。筆者認為,應建立個人信用檔案登記制度,建立一個全國性的信息查詢系統,實現個人信息的全國共享。助學貸款信用記錄將直接影響貸款人以后的一切商業貸款,這必然能有效的抑制惡意欠款。
同時,還要完善個人信用的評估制度,這是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其次,適當延長還款期限。目前大學生低迷的就業率以及較低的薪酬水平客觀上要求銀行適當的延長還款期限;再次,建立銀行與學生之間有效的溝通機制,使銀行能夠對貸款學生就業與否、單位變化、收入狀況等基本情況有及時的了解。這樣,即使學生沒有按時還款,銀行也可以與學生取得及時的聯系;
二要加大高校對學生辦理無息貸款的力度。這種貸款形式由于只需要學生到期償還本金,因此具有其他兩種貸款形式所不可比擬的優點,應最大限度的發揮其作用以幫助更多的農村貧困大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據2006年8月25日的美國《高等教育紀實報》報道,2006年美國高等教育未來規劃報告中指出,大學應提供有關開支及價格信息,樹立提高大學生產力及辦事效率的目標,鼓勵大學減少開支,提高教學質量,接納更多低收入家庭學生。借鑒美國的經驗,我國政府也應鼓勵高校甚至通過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來使其減少不必要的開支從而拿出更多的資金來支持無息貸款;三要積極開展生源地貸款。生源地助學貸款即生源所在地的金融機構面向貧困學生家長提供的貸款。由于金融機構就在生源地,因此很容易掌握借款家庭的經濟收入、信用狀況及其子女畢業后的動向。即使貧困生畢業后去向不定,但由于其家長的遷移率很低,同樣便于及時控制風險。
其中,在生源所在地的金融機構中,農村信用社由于其分支機構可以到鄉鎮甚至到村,有利于精簡辦理手續,也有利于了解到貸款人最真實的信息,使放貸行為更加科學,因此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應當將生源地助學貸款作為國家助學貸款的一種重要補充形式給予重視并支持其推廣。
第四,應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使之更符合我國國情。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城鎮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胎,農村一對夫婦最多能生育二胎的人口政策。
這一政策帶來的后果是:相對于城市人口增長較慢的現狀,農村的二胎出生率竟高達88.86%,11其中,以文盲半文盲夫婦的超生居多,超生三胎甚至四胎的事也屢見不鮮。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再加上貧窮的惡性循環,必然使農民的生活水平長時間難以得到提高,更不要奢談增加教育消費支出。因此,筆者認為,在“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基本國策的指導下,在人口政策的具體執行上應有所調整:要逐步取消生育子女數量上的城鄉差別,在我國的廣大農村地區也要積極宣傳并有效實施“只生一個好”的政策,鼓勵少生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