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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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優勢；政策

1 我國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優勢

1.1 民營企業產權明晰，機制靈活

民營經濟是與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以市場為導向。與國有大型企業相比，它的產權明晰，自擔風險，具有強勁的內在動力。它的體制新，機制活，具有經濟激勵、適應市場的內在素質。國際市場風云多變，競爭激烈，這就要求投資經營者必須始終保持積極跟進的態度，而且要隨時關注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經營戰略。而國有大型企業在產權、制度、體制方面的深層次改革都還未到位。大部分國有企業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機制不靈。一些海外子公司受制于國內母公司，無法及時做出決策和反應，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積極性。有時大型國企的對外投資是由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出于自身的營利目的，因此缺乏投資動力。民營企業就不同了，許多民營企業是股份制或合作制類型的，建立之初就有明晰的產權。他們對外投資的惟一目的就是賺取利潤，因此他們具有很高的積極性。在計劃經濟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生命力旺盛，能適應市場競爭，在管理體制、用人機制、產品開發、市場營銷和市場洞察力等方面都比國有企業更具有優勢。這使他們在面對他國的經濟環境時更游刃有余。

1.2 小規模技術優勢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跨國公司的教授――劉易斯?威爾斯認為，即使經濟落后國家的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也擁有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來自低生產成本，而低生產成本是與其母國的市場特征緊密相關的。根據小規模技術理論，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具備這些相對優勢。

1.2.1 小規模技術優勢

我國的民營企業大部分為中小企業，對外投資規模小。現在的國際市場顯現的是多元化、多層次化的結構，既有需要大規模生產的，也有只需要小規模技術投入的。這是因為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對技術的要求也有差別。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那種先進技術反而不易吸收。而我們國家與許多中等或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擁有許多較為成熟的技術優勢，更受到那些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例如，我國某些已趨成熟和穩定的大量中間技術和加工制造技術，如機電、輕紡、食品加工技術。

1.2.2 低產品成本和管理成本優勢，以及營銷優勢

與國有大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的管理效能更趨合理。對于人才利用，歷史包袱等方面都更有優勢。與國外跨國企業相比，小規模的民營企業結構簡單、經營靈活、適應性快，因此具有較低的管理成本。在面臨復雜的國外市場時，民營企業的自主經營，靈活應用資金、人才、營銷等手段，實行本土化經營，也是降低管理成本的一種方式。

1.3 “產業集群”優勢

產業集群是在地理上靠近，同處或相關于一個特定產業領域的相關企業的集合。我國的產業集群現象在浙江、廣東、福建、江蘇、河北等很多省份都有分布，其中以浙江省和廣東省最為集中。如東莞大郎鎮上千家家庭企業圍繞毛紡織產品鏈形成有效分工與合作的企業群，產品遠銷世界各地。而這些產業集群不僅可以在國內存活，也可以是對外投資的中堅力量。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最大的劣勢在于規模經濟效益差，風險抵御能力弱。解決這個問題的較好途徑就是創立產業集群，進行集約式投資，使中小企業競爭優勢趨向集群式分布。這樣一方面可以促使企業互動、互助，在競爭壓力下，上下游企業通過轉移自身的競爭優勢、技術優勢來達到集群內部的互助聯系，達到信息、戰略、觀念的流通，帶動集團內企業的升級。另一方面，當一群中小企業在朝同一目標共同發展時，必然會產生外溢性的效果，提高整體中小企業集群的競爭優勢，就像臺灣的中小型企業在東莞、昆山、蘇州等地集體投資，形成配套服務，獲得規模效應。

1.4 外國投資環境更偏向于接受民營企業

首先，在計劃經濟體制夾縫中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更能適應外國的投資環境。特別是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只要民營企業進入這些競爭激烈的市場，就能發展迅速。其次，在許多國家的法律中，不承認國家作為投資者的公司法人，認為只有股東構成的公司法人才能承擔有限責任，國家為投資主體的公司法人則須承擔無限責任。再者，西方國家對外國政府控制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態度謹慎，甚至排斥。這些都表明民營企業能更順利地進入外國市場進行投資。

2 政府推動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

2.1 認清中國對外投資的主體

筆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之所以一直不能很好地扶持和推動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政策法規制定之初，沒有認清誰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從以上對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就可以看出，民營企業不僅具備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優點，更在增加就業、稅收、產值及其它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貢獻。民營企業才是未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徐滇慶教授認為：民營企業是資本輸出主力軍，中國民營企業在國內市場上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

2.2 政府應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框架下，扶持民營企業走出去

政府應積極推進同更多的國家商談并簽訂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利用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有關條款保護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使其免受因發生戰爭、沒收、匯款限制等政治風險帶來的損失。政府還可以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國家投資風險基金和對外經濟合作基金，以支持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政府還應該積極發揮駐外使領館商務處的信息收集和服務作用，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并協助中國企業處理與當地政府的關系問題。

2.3 支持并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管理的規范化和國際化，重點是逐漸放寬限制

從長遠來看，政府應該避免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方面的短期行為，盡量減少行政干預，慎用產業政策，以創造高級的生產要素；通過鼓勵國內競爭、刺激新企業的加入來提高企業的創新精神和活力；通過制定嚴格的產業標準來引導企業向高質量和專業化方向發展。我們還可以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如美國的網絡經紀人、英國的企業理事會和小企業服務機構等等，建立適合我國中小企業產業集群戰略的政府服務機構。政府只有將其支持性政策集中于更為基本的環境方面，并使企業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主體，中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才能得到蓬勃發展。

【參考文獻】

[1]梁云.加入WTO與民營企業“走出去”戰略的推進[J].國際經濟合作，2004（06）.

[2]吳先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第2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跨國并購 政治風險 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SWOT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隨著中國資本和金融市場不斷完善，中國大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運營的經驗日益豐富，市場因素對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阻礙作用有所淡化。但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因而政治風險作為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阻礙作用越發明顯。

中國跨國并購的主體按產權性質可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類。但長期以來，我國海外并購仍然以國有企業為主，雖然民營企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但兩者的比例差距仍然明顯。國企和民企最基本的區別就是產權性質不同。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國有產權或者說公共產權，而民營企業的產權屬于個人產權。本文通過SWOT分析法分析國企與民企在不同的政治風險下的并購環境，探討其應采取的跨國并購戰略，對未來中國企業進軍海外戰略規劃頗具現實意義，同時對我國企業有序走出國門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二、研究方法

所謂企業跨國并購風險，是指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并購項目的復雜性以及并購方自身能力與實力的有限性，而導致海外并購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其中，由于雙方政府行為而可能對跨國并購各環節產生負面影響的不確定性構成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政治風險。政治風險一般來說是利益集團（或政府）為了達到某種政治手段而采取的行動，因此它區別于一般市場風險，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經濟環境相似，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的表現和所面臨的風險存在著很多共性，同時由于產權性質的不同，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海外收購存在很多不同特征。不同跨國并購案例之中，企業所面對的政治風險有明顯差異，企業性質、并購行業、并購的外部環境、政府在并購中的作用都會對并購行為和并購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

SWOT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綜合分析方法，即根據企業自身的既定內在條件進行分析，找出企業的優勢、劣勢及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從而將企業的戰略與企業內部資源、外部環境有機結合。優劣勢分析主要是著眼于企業自身的實力及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而機會和威脅分析將注意力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對企業的可能影響上。在分析時，應把所有的內部因素（即優劣勢）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來對這些因素進行評估。

本文中引入SWOT分析，把建立在國有企業基礎之上的跨國并購與民營企業跨國并購行為作SWOT對比，以此來凸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自的內在優勢與缺陷，并概括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機會和挑戰，對于制定企業跨國并購戰略占了有著至關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國企與民企跨國并購的SWOT分析

從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四個方面對國企和民企的跨國并購戰略進行SWOT分析，得到下表1所示的分析矩陣。在完成SWOT矩陣的構造后，將排列與考慮的各種環境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組合，便可以提出相應的跨國并購建議。制定建議的基本思路是：發揮優勢因素，克服劣勢因素，利用機會因素，化解威脅因素；考慮過去，立足當前，著眼未來。

基于上表對國企和民企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分析可已看出，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優勢來自企業內部，充沛的資金和規模經濟為跨國并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放眼全球的戰略構想也是跨國并購成功的基礎。然而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外部最大障礙就是由產權劣勢而產生的高政治風險。相比之下，民營企業自身的優勢遠遜于國有企業，但一段時期的資本積累和產權明晰仍為其跨國并購提供了條件，民營企業跨國并購的真正優勢在于其政治風險較低。但民營企業跨國并購的阻礙來自于并購能力的構建上。

因此，在并購之前民營企業首先要考慮的并不是政治風險，而是要明確并購目的，建立一系列長遠的企業國際化經營規劃，其次就是融資渠道，尋求多元化的融資方式。政府應對民營企業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和信息咨詢等幫助。而國企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政府色彩和背景，極力避免政治風險的干擾，把跨國并購作為純粹的企業行為來管理，在東道國進行企業游說和宣傳。政府不應對國企的并購過多干預，更不應該廣泛參與到并購行為之中，以免觸發政治風險。

四、政治風險的主要來源

國企跨國并購的政治風險來源由于國有產權或說公共產權的存在，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經營權利是從政治途徑取得的國家權力中派生出來的，雖然其實質是全體人民讓渡的一種公共政治權利（即公有制度），但對外仍然體現出明顯的政府意圖。因此，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往往被東道國誤認為是母國政府的政治傾向，會危害到本國的行業甚至是國家安全而受到嚴重抵觸，從而把單純的企業行為擴張到政府行為，產生政治風險。與此不同，民營企業經營者經營的是自己的資本，其海外并購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利潤，體現的也僅是個體意志，因此在東道國遇到的政治風險會比國有企業大大降低。

另外，民企在各自獨立的個人產權基礎上與市場競爭機制天然吻合，而國企本質上的公共產權屬性則決定它的存在只能出于最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作為市場競爭主體謀取企業自身的最大利潤。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特征排除了所有權的特定轉換，阻止將未來結果的資本化反映到當前的轉化價格中，從而降低了所有者監督管理行為的激勵，使企業的運行缺乏效率和競爭。西方往往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績效產生懷疑，認為其并購目的是為了實現政府意愿而不是高效地利用資源。而民營企業的跨國并購一般認為是市場機制的直接反應，是引入充分競爭之后基于企業發展戰略而實施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過程。

基于以上兩點，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遇到的政治風險遠大于民營企業，這是由產權性質決定的。中國政府代替公民掌握公共產權使被并購的一方利益集團把國企的單純的企業行為看作帶有政府政治色彩，而政府本身的政治性和非利潤驅使等特點則加重了政治色彩的渲染。民營企業的個人產權與政府的界限明顯，其并購動機被普遍認為是正常的企業國際化經營需要，很少遭受國外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

另外，并購企業所在的行業不同，其政治風險也不同。在市場經濟中，國企的功能定位放在彌補市場機制失靈上，對具有充分公共性的領域進行政府調控，這也是民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行業往往集中在資源類、電信通訊類等自然壟斷行業，這些大都是戰略性資源行業或者對一國政治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行業，并購行為會被對方利益集團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而民營企業感興趣的是經營狀況不佳的電子、汽車、軟件等技術類行業，所以其跨國并購一般認為是市場機制的直接反應，是引入充分競爭之后基于企業發展戰略而實施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過程。

五、政治風險的應對建議

政治風險儼然成為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一大障礙，但是由于其不確定和不可控制的特點，中國企業或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風險，只能盡力使中國企業的并購行為被市場認同，并能經受住雙方利益集團的審視，把政治風險發生概率降到最低。

首先，我國應該充分利用民營企業在跨國并購中的政治風險低的優勢。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而國外恰恰相反。民營企業市場競爭充分，具有活力和創新能力，產權明晰，與政府之間的界限明顯。在中國500強企業中，盡管國企仍占大多數，但民營企業提出世界級愿景的比例更高，這主要表現為民營企業相對于國企的競爭意識更強。因此政府應該鼓勵民營企業海外并購，讓民營企業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先鋒隊，國有企業作為一股后進力量再慢慢站穩腳跟。但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實力大都不足以進行跨國并購，這就需要政府早日完善資本和金融市場，完善并購相關法律，建立并購信息咨詢指導部門，進一步壯大民營企業的力量。

其次，跨國并購的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要區別開來。政府規劃的企業國際并購是危險的,因為沒有成本預算硬約束的政府行為,會扭曲企業的資源利用和經營效果，政府“成就驅動性”而非“成本驅動性”，也會使并購非效率化。另外，國務院只授權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有直接的指導和監督權利，其他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部門對跨國并購干預過多會為并購增添強烈的政治導向，引起被并購方的警覺和反對。

第三，并購不同行業的企業可選擇不同并購方式。當中國企業并購戰略性資源企業時,可以采用迂回投資式的股權安排（即通過自己持股的第三國公司到東道國投資，如國外私募基金）或者非股權安排（如長期服務合同），持股的比例也不要太高，這樣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被并購方的抵觸心理；當并購的行業不存在較大的政治沖突時，可以采用較高持股比例的直接投資股權安排，以獲得最大利潤。

最后，重視并購過程中的公關活動。對于東道國政府，可以通過外交渠道、兩國的民間友好機構或目標公司所在國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牽線搭橋等，取得其理解和支持，并盡可能在社會就業等方面滿足東道國政府的要求。一些國家工會勢力非常強大，處理好與工會的關系，爭取工會支持將對并購產生積極的影響。此外，新聞媒介的關系也不容忽視，有了可靠的媒介關系，就在輿論上把握了主動而輿論在一個國家的社會情緒上起著導向作用。總的來說，出色的公關活動對降低和緩和政治風險有著獨到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建江等，決定中國海外收購成敗的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10(3):97

[2]謝皓,跨國并購與中國企業的戰略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黃中文，海外并購[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4]邵一明,戰略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第3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一、廣東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優勢分析

2007年，廣東民營企業的出口旺盛，1月和4月、5月、6月，其出口額均超過了國有企業，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上半年，私營企業出口294.8億美元，比國有企業多出口41.4億美元，同比增長46.6％，占出口總額的17.8％；國有企業出口253.4億美元，增長14.4％；外商投資企業出口1042.6億美元，增長24.4％；集體企業出口60.1億美元，增長28.6％；個體工商戶出口7.9億美元，增長1倍[1]。

1.市場營銷優勢，有一定的國際化經驗廣東民營企業機動靈活、市場適應性較強，市場進退成本低，能更多地接觸客戶，更快地反應市場等優勢。另外，在產品的開發方面愿意設計和生產適合當地條件的產品，開拓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屑一顧的市場縫隙，其產品具有相當高的專業性和獨特性。隨著國際經濟交流的加強和因特網的發展，逐步打開了民營企業了解世界的窗口，一批中小企業逐步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接觸國際市場，進行國際化經營的初步嘗試，為推進國際化經營積累經驗。

2.小規模、低成本和產業集群優勢廣東許多民營企業具有規模小、項目小、容易上馬和轉產的相對優勢，可以很好地與一些小規模市場有機結合起來[2]。如廣東紡織、玩具、制傘、鞋帽等行業，產品質優價廉，更適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求。廣東民營企業資金資源有限，其內部規模經濟性并不明顯，但這些中小企業一旦組成“企業群”，進行“集群式”向外投資，就可充分共享經營資源，形成規模化優勢。另外，中小企業決策簡單而效率高，能夠更靈活、及時做出有利的反應；而且中小企業內部的環節較少，更易于管理者考核員工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效率。

3.技術創新和適用技術優勢雖然廣東的中小企業普遍缺乏足夠的財力從事研究與開發工作，但為了求生存，進行技術創新的熱情很高。它們能根據項目的需要，集中投入人力、物力，致力于開發周期短、見效快的技術，且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速度快、效率高。另外，大企業為了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可能排除一些生產工藝、加工手段無法用機器代替或不可能采用大規模形式生產的技術，但民營企業卻能很好地開發利用這些技術，形成適用技術優勢[3]。

4.特色產品優勢經營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產品是海外投資企業重要的競爭力來源。一些長期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產品，如中式菜、中藥、絲綢等，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并具有不可模仿、難于替代等特點，加之中小企業在開發這些特色產品方面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因此在這方面中小企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5.國家政策支持2003年1月1日起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對如何支持民營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作出了相關規定：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應當促進中小企業產品出口，推動對外經濟合作與交流。國家有關政策性金融機構應當通過開展進口信貸、出口信用保險等業務，支持民營企業開拓國外市場。國家制訂政策，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到境外投資，參與國際貿易，開拓國際市場。這些政策法規對于促進我國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是十分有利的。

二、廣東民營企業實施國際化經營過程中的障礙

1.產業資金不足，融資渠道不暢民營企業要參與國際化經營必須有一流的產品、一流的技術，而這些都需要足夠的資金幫助和支持。廣東民營企業資金十分短缺，導致其在新品研發、技術革新、人才引進等方面投入不足。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有：（1）民營企業自有資金有限，很難達到上市要求，從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障礙較大；（2）大多民營企業經營管理不規范，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強，面對市場波動的風險承受力差，經營狀況不穩定以及財務制度不健全，甚至有的財務管理形同虛設，致使銀行等金融機構難以通過審核其財務來評價其資信，嚴重影響其自身融資手段的實現。2006年廣東省統計局對民營企業的調查統計顯示，廣東省有70%以上的中小民營企業面臨資金短缺問題，且企業規模越小，資金融通越困難，民營企業申請貸款往往受到所有制歧視和規模歧視。所有制歧視的現象在廣東省欠發達地區較為突出，盡管申請貸款的企業有符合規定的抵押資產，但銀行仍然拒貸；規模歧視的現象主要在珠三角地區，該地區多數國有商業銀行要求企業單筆貸款規模不得少于1000萬元。近年來，雖然廣東省加大了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和建立擔保機構的工作，但仍無法緩解民營企業發展資金嚴重不足的狀況[4]，如在信用擔保方面，中小企業因無法落實擔保而被拒貸的比例高達23.8%。

2.技術創新能力薄弱，創世界知名品牌難技術創新是阻礙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的一個關鍵問題。對于廣東民營企業長遠發展而言，技術創新問題就更為重要。在民營企業中，投入技術開發的經費嚴重不足；設備陳舊，許多傳統產業中的民營企業都在使用“二手”設備從事生產；沒有技術研發機構，技術來源主要是通過引進、購買，很難進行技術革新；大多數民營企業還屬于半機械化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僅如此，廣東民營企業大多數是從個體經濟發展起來的小型企業，人才、技術、設備等都不如國有和外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低，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較少，擁有技術開發中心的更少，主要靠向別人購買專利生產產品，貼牌生產企業較為普遍。廣東省民企所創造的國內知名品牌在全國位居前列，但目前尚無世界知名產品。如廣東現有鞋類和皮具箱包產量分別占全國1/2和2/3,各占全世界的1/3左右，但知名品牌企業卻屈指可數，一旦被認定為“傾銷”，則容易遭到極大打擊。在2008年的廣交會上，廣東省皮革和鞋業，在歐盟揮動反傾銷大棒的情況下，部分鞋企訂單急劇下降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3.經營者素質較低，經營管理水平較低廣東多數民營企業中，一些涉外管理人員大多只具有單一的外語專長或某一學科的知識，缺乏既懂外語又熟悉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管理等多方面知識，缺乏了解和適應國外的社會文化、傳統習慣、商業操守、利益集團等等的復合型人才。在國際化經營的業務往來中，有部分企業過度依賴國外的銀行、律師和國外的一些中介機構，這不僅影響到企業的決策判斷能力，有時候還會因合同缺陷等原因而上當受騙遭受損失。而且，多數民營企業實行的是家族式管理和任人唯親的用人方式，這使企業難以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來吸納優秀人才。企業進行跨國經營遠比在國內經營復雜得多，首先要求經營者能夠適應東道國的文化背景、相關法律法規，這對于管理水平十分有限的民營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企業管理隨意，缺乏制度和規范，特別是缺乏國際化經營人才，這嚴重地影響民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三、廣東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建議

廣東民營企業要適應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競爭，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質，調整企業組織及產品結構，借助政府的各種鼓勵政策迅速提高競爭力，以便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相關位置。借鑒國際上有關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理論和經驗，針對廣東現階段情況，提出幾點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建議。

1.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目前，廣東民營企業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還遠不適應國際化競爭，要根據不同經濟成分、不同地區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企業組織形式，完善法人結構。民營企業可以建立規范的個體、合伙和公司制企業，促使民營企業盡快成為能適應市場激烈競爭和國際化經營需要的競爭主體。

2.吸引外資，提高適應能力利用外資，搞好招商引資，有利于廣東民營企業提高企業技術競爭力和管理水平，有利于綜合素質的提高，有利于企業認識和熟悉國際市場的運作，借助相關營銷網絡開展國際化經營[5]。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副產品，包括工藝溢出，人力資源流動效應等，它由技術知識本身類似公共產品的特殊性質，即非競爭性和多樣化的排他性決定。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來提高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是當今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趨勢，也是我國“以市場換技術”引資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

3.進行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以適應國際化經營的需要對廣東民營企業而言，企業內部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規范科學的管理制度，沒有技術創新的能力，從而導致這些企業陷入困難的境地。為了保證企業能順利地進行國際化經營，必須進行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搭建一個有效的管理平臺，建立規范、科學的現代管理制度，促進企業人力資本效用的最大化發揮，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湛江市的廣東鴻智電器公司為了突破“技術瓶頸”的狀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公司的困難：（1）公司與著名大學開展技術合作，如與華南理工大學、湛江海洋大學等校合作，努力在科研上取得突破；（2）組建產品研發中心，并集結100多名尖端高科技人才研發新產品；（3）與多家世界頂尖兼用電器科研機構合作，率先引進最前沿的家電開發技術與理念，把握發展脈搏，刷新行業標準，不斷開拓人類生活領域需求的嶄新家電。通過實施這些措施，收到了顯著的成效，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廣東民營企業可結合本企業的情況，探索一些新的途徑來解決技術創新難題。

第4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一、引言

在不考慮信息不對稱和問題的前提下，管理者的非理性會帶來與真實情況不相稱的心理偏差，過度自信作為管理者表現出的最普遍的心理偏差之一，是以何種機制作用于企業投資決策，又是從哪些層面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等問題，一直以來是國內外行為公司金融領域學者研究的重點對象。近年來國內學者雖然對過度自信導致過度投資的內部機理、影響機制以及抑制方法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但是與傳統公司理論相比，行為公司金融領域研究發展程度尚淺，且研究過程中亦存在一些難以攻克的問題，比如對管理者非理性的度量以及管理者心理偏好對企業投資產生的影響等。本文認為，在考察管理者非理性的過程中，我們不僅僅要考慮采用何種方式度量管理者的主觀心理偏好，更要結合中國上市企業控股股東屬性對管理者的主觀行為進行深入研究。在管理者非理性框架下，控股股東屬性不同會帶來不同程度的非效率投資。本文利用Richardson（2006）的殘差模型進行樣本劃分，分別研究過度自信管理者通過企業內部自由現金流對投資效率兩方面的影響。已有文獻指出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導致企業非效率投資，但未曾對中國控股股東屬性進行深入研究。本文以近年中國上市企業為樣本，在研究過度自信影響過度投資內部機理的同時考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面對管理者非理性特征時可能產生的一系列非效率投資。

二、文獻綜述

自Heaton（2002）在不考慮信息不對稱（Myers 和Majluf，1984）和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前提下，構建以樂觀管理者與有效市場為主體的“非理性管理者”模型以來，學者們便以企業行為主體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機制為基礎展開了各種研究（Malmendier和Tate，2005；Lins等，2005；王霞等，2008；Campbell等，2011；王金飛等，2012；Mohamed等，2014）。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Heaton（2002）、Malmendier 和Tate（2005）以及Campbell 等2011）。Heaton（2002）最先將管理者特征引入到行為公司金融領域，考察了管理者自信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在不考慮信息不對稱和問題的框架下，他認為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帶來兩種截然相反的非效率投資，且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權衡和制約的關系。Malmendier 和Tate（2005）在Heaton（2002）的理論基礎上，將投資―現金流敏感度引入到對投資扭曲程度的度量中，證實了管理者過度自信是導致企業投資扭曲的根本原因之一。Campbell等（2011）以行權時間、股票持有等多種方式將管理者特征進一步細分為輕度、適度以及過度自信管理者，通過檢驗發現其他兩種類型的管理者比起適度樂觀管理者更容易給企業帶來非效率投資。

針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投資問題。Roll（1986）認為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產生的影響并不完全相同。國內學者對國有和民營企業融資約束程度以及融資約束對企業非效率投資影響方面存在著一些分歧。一部分學者（孫錚，2005）認為企業非效率投資只與融資約束有關，因此得出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更容易產生過度投資問題的結論。而更多學者則認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程度并非一成不變。魏明海和柳建華（2007）從股東的風險偏好角度指出民營企業并不會過度投資，江偉、李斌（2006）從內部融資角度指出國有和民營企業都存在過度投資，鄧新明（2011），熊家財（2012），吉余峰、郭雙雙（2013）等學者從政治關聯角度指出民營企業極易產生過度投資。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

Heaton（2002）研究得出，過度自信管理者存在嚴重的心理偏差：一方面他們會高估企業投資機會、未來投資收益以及外部融資成本，另一方面他們會低估市場對企業價值的評估水平。在?@種心理偏差下，Malmendier 和Tate（2005）、王金飛等（2012）、Mohamed et al.（2014）等人提出管理者過度自信通過自由現金流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當自由現金流充裕時，過度自信管理者對外部融資的偏見促使其更偏向于內部融資。管理者對企業未來收益過度自信，相信企業未來現金凈流量會大于融資成本和初始投資額，因此他們將更偏好于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從而引發過度投資。當自由現金流不充裕時，過度自信管理者對外部融資成本和市場評估的偏見使得企業不得不放棄那些凈現值為正投資項目，導致企業投資不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a：企業自由現金流充裕時，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過度投資正相關。

H1b：企業自由現金流不充裕時，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投資不足正相關。

（二）控股股東特性、管理者主觀情緒與企業非效率投資

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中，關于哪個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更大，產生的非效率投資程度更高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吉余峰、郭雙雙（2013）等學者提出，在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政治關聯極其容易出現在融資約束較大的民營企業中，政治關聯能夠在多元化投資、研發投資等領域對民營企業產生間接激勵作用，使民營企業投資增加，出現過度投資。但孫錚（2005）則認為國有企業融資約束較小，而且具有資源和資金優勢，因此比民營企業更容易產生過度投資問題。魏明海、柳建華（2007）與孫錚的觀點一致，認為民營企業很難轉移投資決策失誤帶來的風險損失，因此厭惡風險的管理者對待投資決策會更加謹慎，從而弱化了企業非效率投資。江偉、李斌（2006）認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是否會產生非效率投資在于企業自由現金流是否充裕，當內部資金充裕時，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會產生過度投資，但是由于破產風險的存在，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更容易產生過度投資。

Mohamed et al.（2014）研究得出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決策的影響不具有普遍性。投資―現金流敏感度只存在于融資約束較大的企業中。本文將控股股東特征引入行為公司金融的“非理性管理者”模型中，考察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國有和民營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即本文將從管理者非理性角度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誰受到的融資約束更大，誰更容易產生非效率投資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民營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更大。

H3：自由現金流不充裕時，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國營企業投資不足的影響更大。

四、研究設計、數據與樣本

（一）研究設計

本文借鑒Richardson（2006）預期投資模型，使用第（t-1）年數據估算出中國上市企業第（t）年投資水平，通過模型獲得殘差數據，得到兩個子樣本，即投資不足樣本（殘差值為負）和過度投資樣本（殘差值為正）。

INVi，t=β0+β1×Qi，t-1+β2×Levi，t-1+β3×Cashi，t-1+β4×Agei，t-1+β5×Sizei，t-1+β6×Ri，t-1+β7×Invi，t-1+∑Year+∑Industry+εi，t（1）

將上述模型得出的殘差值作為度量非效率投資的被解釋變量，在控制托賓Q值（Qi，t-1）、企業規模（Sizei，t）、上市年限（Agei，t）、獨立董事個數（X1）、獨立董事比例（X2）以及董事會領導結構（X3）后檢驗管理者過度投資對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的影響。其中，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Ii，t=β0+β1×Qi，t-1+β2×CFi，t+β3×Opti，t+β4×Opti，t×CFi，t+β5×Xi，t+∑Year+∑Industry+εi，t（2）

其中，Ii，t為非效率投資，即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研究投資不足情況時，為了便利起見，本文將對應殘差值取絕對值作為被解釋變量加以分析。最后，本文將控股股東屬性作為依據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個子樣本進行下一步分析。

模型（1）和模型（2）中各變量的具體含義如表1所示。其中I為標準化后的資本支出；Q為前一年的托賓Q值；CF為現金流量；Opt為管理層持股數量變化，為虛擬變量；Opt×CF為高管過度自信與現金流的交互項。控制變量包括托賓Q值、企業規模（Size）、上市年限（Age）、獨立董事個數（X1）、獨立董事比例（X2）以及董事會領導結構（X3），其中，托賓Q值、企業規模、上市年限控制了企業特征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獨立董事個數、獨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會領導結構控制了董事會結構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

在過度自信變量選取中，國內外學者采用的變量指標不盡相同。例如，高管人員在任期內持股數量的變化（Malmendier和Tate，2005；Colin，2011；高境余，2013）、企業盈利預測偏差（Lin等，2005；姜付秀，2009；繆滔，2011；劉冬杰，2011；黃華，2012）、高管相對薪酬比例（Hayward和Hambrick，1997；Brown和Sarma，2006；姜付秀，2009）、企業景氣指數（余明桂等，2006；方文俊，2008；劉冬杰，2011）等。本文借鑒Mohamed等（2014）的變量設計，以管理層持股數量變化作為變量。在我國，《公司法》和《證券法》對高管操縱股票能力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因此企業管理層在任職期間增持股票能夠反映出他們對企業成長性和未來盈利增長的自信度（郝穎等，2005）。具體而言，我們將管理層股票持有減少量少于10%時的管理者視為過度自信管理者；將管理層股票持有減少量多于10%的管理者視為輕度自信管理者（Campbell，2011）。此外，本文使用高管相對薪酬比例作為過度自信的變量進行穩定性檢驗。高管薪酬比例大于中位數時視為管理者過度自信；高管薪酬比例小于中位數時視為管理者輕度自信（高境余，2013）。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2008―2012年中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并進行了如下篩選：（1）剔除ST、PT類企業。因??ST、PT類企業財務狀況異常，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2）剔除金融相關企業。金融行業與非金融行業采取的會計標準不同，不具有可比性。（3）剔除2006年以后上市的企業。（4）剔除相關數據有所缺失的企業。本文主要樣本觀測值為3 855個，相關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1。

由表1可見，過度投資企業的投資支出平均值（0.444）要大于投資不足企業的投資支出平均值（0.246），說明本文采用Richardson（2006）的殘差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過度投資企業現金流水平的平均數（0.862）大于投資不足企業（0.129）反映出過度投資企業的投資水平明顯大于投資不足企業。投資不足企業托賓Q值的平均數（3.074）大于過度投資企業（2.313）說明投資不足企業的成長機會大于過度投資企業，當投資不足企業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投資時，投資不足企業的成長機會將會遠遠超過過度投資企業。從表1還可以看出，管理者非理性（opt）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0.019）與過度投資的情況下（0.018）沒有很大差異，這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既容易導致企業投資不足，也容易導致企業過度投資。

通過Richardson（2006）的殘差模型，本文得到1 851個過度投資和1 957個投資不足樣本，這說明中國市場存在的投資不足現象要遠大于過度投資現象。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

表2顯示了總樣本下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的影響。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總樣本中，管理者過度自信與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都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既會助長企業過度投資，也會促使企業投資不足。

我們還可以看出，在總樣本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和現金流的交乘項與過度投資呈顯著正相關、卻與投資不足呈顯著負相關。這說明當自由現金流充裕時，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導致企業過度投資；而當自由現金流不充裕時，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增加企業投資不足。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管理者心理偏差存在積極和消極兩個層面，當過度自信管理者進行不確定的投資決策時，管理者通常會將可能出現的失敗因素歸結于不利的客觀條件，譬如外部融資約束過大，內部現金流不足等，從而帶來更多的投資不足。若投資項目獲得了成功，過度自信管理者則會將不利因素的解決歸因于強大的個人能力，從而導致過度投資的進一步擴大。由此，H1a和H1b得到驗證。

（二）企業屬性、管理者過度自信與非效率投資的實證檢驗

表3顯示了企業屬性不同時，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在過度投資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相關系數不顯著，而民營企業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系數顯著為正。結果說明：民營企業中的過度自信管理者比國有企業更能助長企業的過度投資。國有企業受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所有財產歸國家所有，政府利益決定了國有企業經濟行為。民營企業作為個人承擔經營風險、享受投資收益的經濟實體，在投資決策方面相對自由。當管理者過度自信時，比國企更加自由的民企管理者更容易高估企業價值和未來投資收益，低估企業所承受的風險，帶來過度投資。由此，H2得到驗證。

我們還可以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和現金流的交乘項與投資不足的變量在民營企業中不顯著，而在國有企業中呈負相關（在1%的水平下顯著）。結果說明當自由現金流不充裕時，國有企業中的過度自信管理者比民營企業更容易帶來投資不足。國有企業受國家政府支配的同時能夠享受國家提供的豐富的資源和優越的政策環境，國有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決定了他們對政策優惠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大。當自由現金流不足時，出于外部成本過高等原因，國企的過度自信管理者不愿意進行外部融資，從而造成國企投資不足。由此，H3得到驗證。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兩個方面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第一，管理者過度自信?量的選取。借鑒高境余（2013）的研究，采用高管相對薪酬比例來代表過度自信。高管薪酬比例大于中位數時視為管理者過度自信；高管薪酬比例小于中位數時視為管理者輕度自信。第二，將模型（1）殘差值小于零的樣本進行分組并取較小的部分作為投資不足樣本，將殘差值大于零的樣本進行分組并取較大的部分作為過度投資樣本。所得結果與表3結果相似，表明本文實證檢驗結果具有穩健性。

六、結論與展望

第5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這個故事充分反映了現在中國企業戰略思想的缺乏。市場是吃人的老虎，民營企業換好了鞋，跑得比國有企業快，但根本問題是：你最終能否跑過市場？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思路就是，我只要是跑得最快的就行。最簡單的例子，現在有三四十家企業進入手機制造業，大家都要做到1000萬臺，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最后是能活過來的，他們相信的是憑實力拼到最后。

戰略最核心的原則就是選擇差異。而現在所有人都希望在執行過程中靠比對方跑得快，靠比對方強，從而打倒對方。以這樣的思路，中國企業不可能做大、做強。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這也是我想講中國企業最大的戰略誤區——“可做”和“該做”的差異。

“可做”和“該做”

大部分中國企業家決策往往都是拍腦袋，“這個事情可以掙錢，我有資源，為什么不做？”但是大部分中國企業家從來沒有考慮是不是該做，而“該做”才是戰略的范圍。

“該做”的核心是，是否符合企業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是否有獨特的能力優勢？是否能建立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機會成本，特別是CEO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戰略的目的是，在長久的市場演變過程中，保持你的領先地位，不僅僅是在某一個階段超過某幾個對手。

從這個角度說，絕大部分中國企業家可能還停留在某件事情可不可做，完全沒有到該不該做的戰略思考階段。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企業的確很大部分沒有戰略思考的能力和意識。

如果是戰略家，他去露營，他會考慮什么問題？首先會考慮第一個問題，山上會不會有老虎，如果你知道有老虎的話，你沒有辦法對付，那最好的辦法是不要上山。這是知天知地。第二點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就要藝高人膽大，或者你有備無患．你能夠有把握戰勝老虎﹖這是知彼知己。從這個角度說，知天知地知彼知己，謀定而動，這才是戰略的精神。

中國企業的戰略階段

中國由于歷史的原因，到現在很大部分中國企業并沒有、也不需要戰略思考能力。但是，在未來三五年，戰略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什么有這樣一個觀點？我對中國企業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的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市場發展和企業能力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尋租階段，在1980年代。那個時候企業關心的是拉關系、找資源的能力，那時候只要有地皮一個企業就可以暴富，很多企業家第一桶金就是那時候積累的。

第二個階段是一招鮮階段，在1990年代。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市場發展重大變化，從短缺經濟變成過剩經濟，消費者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他們開始選擇，開始要求產品的差異化。這種情況下，最簡單的做法是廣告或者是直接的促銷，典型例子就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開始出現了一大批標王。這些企業是靠“一招鮮”的能力，某一方面有自己的長處，利用這個長處顯示出自己的差異化，獲得顧客的認同，但是這種優勢是不能持久的。

第6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企業技術；專業人員；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C29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我國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起步比較晚，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的可分為兩大階段 ：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1949 年至改革開放期間，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屬于人事管理，企業是國家所有 ；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對傳統的人事管理進行不斷的改革，逐漸形成了我國自己獨特的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隨著加入 WTO 以及信息化、知識化經濟的到來，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體系正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

一、專業技術人員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

1、企業戰略核心

隨著世界競爭的日漸加劇，企業之間的較量已經不僅僅包括物力、財力的競爭，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競爭，企業內部的員工才是企業的核心資源。想要保證企業的競爭優勢，就要制定完善的戰略體系，而計劃制定的主導者又是人，所以專業技術人員管理才是企業戰略的核心。

2、效益提高基礎

從本質上來說，企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人，沒有員工作基礎，企業即便擁有再先進的設備，再完善的制度，也無法保證有效實施。所以，要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就一定要堅持專業技術人員的科學管理，提高人才的培養力度，增強他們的工作效率。對此，企業要有目的的培養他們的競爭意識，加強考核力度，創新激勵機制，從而構建具有凝聚力的高效團隊。

3、提高競爭優勢

專業技術人員管理水平的好壞能夠直接體現企業的總體競爭力，企業內部的一切活動都是靠人來實現的，只有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優勢作用，才能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具體來說，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專業技術人員的科學管理，能夠最大限度的降低企業成本，減少不必要的經濟開支，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優勢的凸顯，很重要的衡量因素就是資金的多少，在新時代背景下，企業的經營成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實力的重要內容。

第二，企業要具有持續長久的競爭力也要依靠專業技術人員的有效管理，它是企業競爭的核心和關鍵，對企業在市場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信息化時代到來的今天，企業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改革開放步伐下的企業數量也在逐年上升，企業很難實現持久發展。

二、我國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的現狀及問題

相比國外，我國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尚處在初級階段，對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的認識、理解、重視還不夠成熟，不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層次處于低級階段，停留在人事管理等日常事務上。

1、國有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現狀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相當于政府部門，是一種壟斷式經營，企業的命運完全由國家計劃和領導說了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促進了企業的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企業經營戰略中的地位不斷提高。

1.1、認識不科學。

如今的國有企業主要還是以領導指派來操控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而一些企業領導官本位、個人本位思想嚴重，嫉妒賢能，又缺乏對市場競爭的合理認識，使得專業技術人員的發展和開發受到壓制。

1.2 制度不健全

必要的激勵可以正確的引導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使員工能夠理解和接受企業目標，意識到在實現企業目標的同時，也能給自己帶來收益，增加對企業的滿意度，從而實現企業目標和個人目標的統一，并充分挖掘員工的潛能，提高員工的工作能力。

1.3 用人不合理

許多國有企業，其中不乏股份制國有企業，仍然沿用傳統的行政委任制度，關系、親情、權錢用人嚴重。大多優秀人才卻因這種現象排擠在外。

2、民營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發展迅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目前正朝著現代企業的規模化、集團化、制度化方向發展。民營企業由于自身的組織層次少、對

市場反應靈敏、機構靈活，有利于吸收優秀人才等，有相當的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優勢。然而，大多數民營企業是由以前的個體經濟、家族企業發展而來的，是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縫隙中發展起來的，使得其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方面總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2.1 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觀念落后

當前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已經從傳統的人事管理發展到現代的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上來，但是許多民營企業并沒有注意到，民營企業大部分決策者還沒有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用人觀念方面功利主義嚴重，過分看重短期效益和短期回報，而忽視對員工的培養，忽視對企業發展后勁的積累

2.2 管理機構設置不科學

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民營企業的壯大，對企業員工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接踵而至的是管理人員素質、學歷的普遍偏低，知識結構單一，缺乏高素質的管理人才[1]。

三、完善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策略

1、完善管理機制

企業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優化上首先就應建立健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機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優勝劣汰應成為企業對員工進行考核的重要手段，完善的績效考核、公平的晉升體系是激勵員工的主要方式。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者應采用公平、公正、公開的科學考核體系定期對員工實行全方位考核，讓員工在考核自評、互評中充分認識到自己日常工作的優勢與不足，無形之中引導員工不斷修正自我表現。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者還應將員工績效考核與優勝劣汰原則有機聯系起來，在每一次考核中不斷增強企業內部員工的競爭意識和進取精神[2]。

2、注重企業文化

專業技術人員是企業發展的核心要素，也是第一資源。一個企業要持續健康穩定發展，離不開企業文化的支撐。新形勢下我國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層面應積極建設“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企業內部一切生產工作都堅持以“以人為本”為價值指導，充分重視“人”在企業運營發展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將“以人為本”這一觀念植根于企業精神文化建設之中，以引領企業健康發展。具體來講，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中的“以人為本”指的就是在實際操作中讓每一個員工得到尊重，讓每一個員工得到發展。通過“以人為本”企業文化建設，增強企業員工企業認同感、歸屬感和成就感。

3、完善人才培訓

企業員工是決定人力管理有效與否的關鍵，他們的能力水平和道德素質決定著企業的整體實力。第一，企業要定期對他們進行培訓，從而提高他們的專業能力，并根據崗位職責的不同進行分工訓練；第二，企業要做好崗前培訓，挑選能力和素質都過硬的人員到企業中來，并讓他們明確企業文化，找準自身定位；第三，員工自身要樹立競爭意識，明確自己沒有高水平的業務能力就會被社會淘汰的事實，從而利用業余時間進行自主學習，提高自身的專業能力[3]。

4、塑造企業文化

良好氛圍的構建對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有效管理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而文化體系的建立又是氛圍創建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要根據自身員工的特點，打造符合企業特點的文化，發揮它的引領作用，并通過企業文化的正確觀念來制定戰略項目，實施組織結構，從而實現“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結束語

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優勢的有效發揮，要靠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來實現。傳統的領導說了算和少數決策，已經無法滿足企業的現代化發展要求，容易造成決策失誤。針對這樣的現象，要構建一個暢通的溝通平臺，在領導者與員工之間架設一座橋梁，加強彼此的交流，增進了解。

參考文獻

[1]. 靳豐菱.中小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現狀與對策[J].中國外資.2011(15)：129-130.

[2]. 史秀萍.淺析我國建筑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現狀與對策分析[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11(05)：69-70.

第7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OFDI） 流量和存量 資本流出 投資轉型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國內的投資者在國外或境外設立、購買國（境）外企業，并以控制該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為核心的經濟活動。

（一）我國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地區分布不均衡

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體現了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賃與商業服務、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以及制造業五大行業占了整個對外投資行業類別比重的絕大部分。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主要以第三產業為主，偏重初級加工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科研與技術服務、信息傳輸和計算機軟件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比重較小。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是不均衡的，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不盡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兩者占比高達八成。對亞洲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國）地區；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分布主要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香港（中國）、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投資分布如此集中，源于這三個地區十分發達的離岸金融體系，其對資本流動限制少，稅收政策也比國內優惠。

（二）國際投資地位成功轉型

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已經從單純的資本輸入成功轉型為資本輸入輸出趨于平衡，這說明我國從主要依靠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參考英國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J.H.Dunning）提出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我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中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轉折的時點。到了第四階段，凈對外投資額將不斷擴展，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將高于流入量。

（三）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度增加

在我國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類型當中，非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占比不斷擴大，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國家政策也鼓勵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走出去”，走向國際化經營和競爭。

二、中國對外投資熱潮的導因分析

（一）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

對外投資加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平穩的國內經濟環境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契機。另外，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資源環境的壓力也逐漸增大，企業此時將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強利用多國資源和市場。

（二）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我國國有、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呈逐漸上升趨勢的，其國際化經營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斷變強。在美國經濟學家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中，企業具有的壟斷優勢是其選擇對外投資的重要原因。具有這種優勢的跨國經營企業能夠克服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難。

（三）示好的對外投資前景

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投資發達國家能形成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上的優勢互補，吸收世界領先的科技優勢與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機遇。亞洲、非洲、南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需要大量引進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巨大的需求量預示著巨大的機遇。

（四）政府的不斷鼓勵與支持

中國政府推行“走出去”戰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跨國經營，并加大了對跨國企業的信貸、保險、外匯支持力度。商務部的新修訂《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一個最大亮點在于切實落實企業對外投資自，有利于落實企業自主進行投資決策，推進境外投資便利化進程。

（五）國外相關優惠政策的鼓勵

經濟的高度一體化令許多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推出了一些優惠政策以鼓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以推動本國的經濟的發展。歐債危機后，許多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動經濟考慮，都表示將給予稅收減免等投資優惠政策，鼓勵國外投資者進行投資。亞洲市場也不斷在推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擴張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戰略規劃，鼓勵、支持及引導我國企業的跨國公司健康發展。提高對跨國企業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擴張海外融資渠道。盡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國際慣例規則的研究工作。

（二）企業內部結構升級，注重與東道國文化環境的融合

首先，應借鑒國際知名企業的管理經驗，重視提高國內企業的品牌價值，吸收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注重提高企業的海外市場占有率及投資回報率，保持其持久的競爭力。其次，要有國際化經營意識，具備創新意識，持續更新經營觀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機制和企業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與投資國當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備風險意識，做到未雨綢繆

跨國投資包含機遇也有挑戰，對外投資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對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要真正落實到實地考察，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和風險意識，做足市場分析并明確定位，深度思考投資行為中包含的潛在利弊，能夠快速識別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并做出迅速的反應。做到理智分析、謹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實力，規模與質量雙優的大型跨國企業。

參考文獻

[1]Thilo Haneman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view [J/OL].Asia Europe Journal.8 April 2014.

[2]楊挺.2013-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及趨勢[J].《國際經濟合作》2014年第1期.

[3]李玉梅.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第1期.

第8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摘要:人力資本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提出人力資本要參與企業剩余收益的分配。其中一個重要的實踐形式就是企業管理層持股。企業管理層持股在我國國有企業中還有許多制度上的障礙,但在民營企業中已有多年探索。通過對國有和民營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和凈資產收益關系的統計與回歸分析來看,管理層持股同經濟效率提高有一定的相關關系。

關鍵詞：人力資本產權管理層持股企業經濟效率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一樣享有企業的剩余收益分配權。巴澤爾、舒爾茨、周其仁等學者明確指出人力資本與其載體不可分離,人力資本產權具有“私產”的特性。因此,調動人力資本積極性的有效辦法,莫過于尊重其所有權的私有性,針對不同的人力資本給予不同的剩余收益分配權。這樣既體現了人力資源的產權特征,又使人力資本取得與其他資本平等的收益地位。當然國內一些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但對人力資本產權“私有性”爭論的雙方,都承認不合理的人力資本產權配置會導致德姆塞茨意義上的“產權殘缺”。所以,合理的人力資本產權配置對于企業經濟效率的提高是有意義的。實踐中,針對管理層的年薪制和期權股激勵,針對普通員工的員工持股計劃,就是一種探索。其中,管理層持有股份是體現人力資本參與剩余收益分配的一種較好的方式。本文主要針對管理層持股對企業經濟效率(選用凈資產收益率)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文中選取了895個國有上市公司與256個民營上市公司的較全面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又以41個國有上市信息技術公司與33個民營上市信息技術公司為重點,設計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數據均來源于上市公司2003年年報)。

一、變量選取與定義

以凈資產收益率為衡量經濟效率的指標(被解釋變量),以管理層持股比例作為自變量(解釋變量);另外,還設定了對公司業績影響最顯著的四個控制變量,即管理層薪酬、公司銷售規模、股權集中度和財務杠桿比率。各變量的代表符號和具體定義見表1。

二、國有與民營上市公司描述性統計

由于我國不同行業的管理層持股狀況差異巨大,所以這里對國有和民營上市公司只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由于民營控股科技公司的董事和管理者持股比例較高,管理層持股比例的相關系數也要高于國有控股科技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的相關系數(任建新,2005)。本文除選取國有和民營人力資本存量較大的信息技術企業分別進行重點描述統計分析外,還進行回歸分析。

(一)國有、民營上市公司總體描述性統計截止2003年,我國895個國有上市公司和256個民營上市公司效率與管理層持股的總體情況如表2的所示。從中可以看出,民營上市公司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10124%)遠高于國有上市公司(4198%)。而從管理層持股比例來看,民營上市公司(2125%)也遠高于國有上市公司(0108%)。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民營上市公司人力資本產權安排及相關的經濟效率要優于國有上市公司。另外,無論是凈資產收益率還是管理層持股比例,民營上市公司的標準差都大于國有上市公司,反映出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運行風險較高,民營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最高的士蘭微可達到74126%,比國有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最高的中軟股份18.59%高出近4倍,說明國有企業在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安排上需要進行根本突破。

(二)國有、民營信息技術企業上市公司描述性統計表3所反映的基本情況與上面的總體描述性統計是一致的。例如民營信息技術上市公司的平均資產收益(5163%)要高于國有公司(5115%),但比較接近。另外,民營信息技術上市公司資產收益率和管理層持股比例的標準差遠大于國有公司,運行風險也與總體民營企業一樣較高。但民營上市公司管理層最大持股比例的股份(70126%),比國有上市公司管理層的最高持有股份(1816%)也高出3.8倍。顯然民營信息技術上市公司對人力資本產權的認可程度要高于國有上市公司。

三、典型行業管理層持股經濟效率的回歸分析

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安排在我國不同行業的差異巨大,目前尚不具備建立有關人力資本產權與經濟效率關系的總體模型。本文只對信息技術業進行回歸分析。

(一)假設與模型構建確立人力資本產權提高經濟效率,由此作兩方面假設一是企業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凈資產收益率正相關,二是民營信息技術業的管理層持股對凈資產收益率的相關性高于國有信息技術業。模型構建如下:ROEi=αi+βi•MSR+δ1i•In(MW)+δ2i•ln(S)+δ3i•Cl+δ4i•C5+δ5i•FL+μi上式中i表示企業類型,i=1代表民營上市公司,i=2代表國有上市公司,αi為截距,βi為相應解釋變量的系數,δli、δ2i、δ3i、δ4i、δ5i為相應控制變量的系數,μi為隨機項,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其中,對于管理層薪酬MW和公司銷售規模S我們取自然對數ln(MW)和ln(S)。

(二)檢驗結果與分析基于74個國有、民營上市信息技術公司信息,運用Eviews3軟件對上述模型做回歸分析。其回歸結果如表4、5所示。

這表明:

1、無論民營還是國有的信息技術企業,其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均正相關,第一個假設成立。但是,總體上相關較弱。這其中民營企業的相關性又明顯強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MSR的系數為01164,國有企業MSR的系數為01035),也就是說,民營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對企業經濟效率的影響要遠大于國有上市公司。說明民營信息技術企業對人力資本產權的認可程度要高于國有企業。

2、國有企業的假設檢驗幾乎不能通過,說明管理層持股在國有上市公司中還沒有成為對企業經濟效率的影響因素,國有企業對人力資本參與剩余收益分配的實踐還有很大差距,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安排還不能對企業經濟效率產生實質性影響。

3、從表4可以看出,民營信息技術上市公司模型的擬合程度較好,R2值達到0188(在橫截面數據的條件下),說明民營上市公司中管理層持股對企業經濟效率有重要影響,這也充分顯示出民營企業對人力資本產權的初步認可,人力資本參與剩余收益分配已對企業經濟效率具有一定作用。在綜合描述性統計分析中,民營企業經濟效率的優勢,說明國有企業人力資本產權向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產權制度變遷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

四、結論

對人力資本產權特征的正確認識,是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合理安排的基礎。通過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安排中管理層持股狀況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我國民營企業產權結構中,對人力資本產權的安排較為靈活,且在管理層持股等方面已有了一些探索,并且在企業經濟效率上收到了一定的回報。而國有企業產權安排中對于人力資本產權尚無明確的規定,不能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對企業經濟效率提高的巨大作用,國企產權制度改革任重道遠。

第二,不同的人力資本產權制度安排對經濟效率具有重要影響。人力資本產權市場化的配置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易費用,但收益的增加是巨大的。因此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通過管理層持股等方式,明確人力資本產權地位,是提高經濟效率的有效途徑。

第三,在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對人力資本產權的認可程度有待加強,尤其是國有企業。管理層持股是一種方法。人力資本產權地位的實現形式需要有更多的創新,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高回報率作用。這對于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提高競爭力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產權的制度安排已對企業效益增長產生推動作用,但由于人力資本在測量等方面的現實困難,其對經濟效率提高的準確貢獻率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需要強調的是,企業經濟效率受到經營戰略、市場途徑、管理制度、企業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文中部分樣本的回歸分析,并不能得出管理層持股越多,經濟效率越高的結論。

參考文獻:

[1]周其仁.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源的特別合約[J].經濟研究,1996年,第4期

[2]張軍.現代產權經濟學[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3]李玲.人力資本運用與中國經濟增長[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3年1月

[4]袁慶明.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2月

[5]黃少安.制度經濟學研究(第三輯)[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5月

[6]黃乾.構建人力資本產權的措施[J].人才市場報,2002年3月

第9篇：民營企業比國企業的優勢范文

一、目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現狀與問題

1．跨國經營發展總體態勢較好，跨國經營企業大大增加，但總體投資規模較小，與FDI流入量相比，我國跨國經營剛剛起步。

2002年6月，中國在境外累計設立非金融類企業6758家，協議投資總額為132億美元，中方投資額為88.8．億美元；2003年6月，我國累計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設立了7178家非金融類企業，協議投資總額147.9億美元，中方投資額近100億美元；累計在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承包工程合同額約1232億美元，完成營業額879.2億美元。目前，從事跨國經營的中國企業已發展到3萬多家。

就企業類型而言，企業跨國經營已經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行業的企業展開。既有中石油、中石化、海爾、聯想等一批具有一定國際化程度的企業，又有一批民營企業，如萬向、遠大空調、新希望等也在積極走出國門。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比重近年來有所上升。就行業而言，我國的跨國經營已經涉及各個領域，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多元化格局。盡管如此，我國的跨國經營仍是剛剛起步。總體表現為，（1）與我國每年FDI的流入量相比，對外投資總額差距明顯，我國目前對外投資總額僅占FDI流入量的20%.（2）對外投資的企業多，但投資規模小。據統計，1999年我國的境外加工貿易項目平均金額只有：220萬美元，而目前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是450萬美元，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600萬美元。（3）跨國經營的企業多，但形成跨國公司的企業少。目前我國跨國經營企業已達3萬家，相當于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的近1／2，但還沒有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這反映出我國跨國經營的總體水平不高。（4）勞動密集型企業和貿易加工類企業多，高新技術產業少。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分布行業主要是貿易型企業，占61%；其次是資源開發型企業，占19%；生產加工型企業，占12%；交通業占2%；其他為6%

2．大企業在迅速成長，進入世界500大的企業數量在不斷增加，但總體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相距甚遠

近年來，我國大企業數量在不斷增加。1996年，我國進入世界500大的企業只有3家，1999年增加到9家，2000年和2001則年發展到l1家，是1996年的近4倍。從營業收益率來看，2000年到2001年分別已經超過了世界500大的平均收益率0.25和2.5個百分點。2001年均超過了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水平。平均利潤也大幅度增長，1999年為3.7億美元，2000年為11.51億美元，2001年為11.07億美元，高于500大的平均利潤55%.這體現出我國企業在世界跨國公司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企業質量也大大提升。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差距甚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進入500大的企業總體數量仍然很少。擁有大規模企業的多寡是衡量一個國家跨國公司實力的重要標志。以2000和2001年為例，美國分別為185家和197家，日本分別為104家和88家，韓國分別為11家和12家，與之相比，我國平均數分別為美國的5%，日本的11%，與韓國大體相當。

（2）進入500大的11家企業仍不具有世界優強跨國公司實力。2000年到2001年，從我國進入世界500大企業的11名企業的排位上看，總體靠后。排在前100位的只有3家，第一名中國電力2001年由第77位排到第60位，仍沒有進入前50名。從營業額來看，2001年與2000年相比，有6家下降，其中最多的下降10.4%，平均下降水平高于500大平均水平0.2%（分別為-0.6和-0.4）。從利潤看，平均利潤雖高于500大的平均水平，但11家企業與2000年相比，仍有5家企業利潤下降，其中最高達58.6%.從雇員人數來。我國企業平均人數為491248人，而500大則為95621人，遠遠高于500大的平均水平5倍多。

（3）進入500大的我國企業基本屬國家壟斷企業，市場競爭力差。進入500大的企業主要分布在電力（1家）、石油化工（3家）、電信（2家）和銀行業（4家）。這些企業均屬政府組建，市場壟斷較強的國有企業。而500大前10名的企業中，一半是制造業企業，其中，排名第一的沃爾瑪為零售業企業。這說明我國大企業主要是靠行政手段產生的，市場競爭力差，這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有著本質的不同。

3．國企改革雖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企業集團的組建初見成效，但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尚未得到解決

1997年國務院15號文件，提出建立以資本為紐帶的企業集團。1998年以后，通過資產重組，我國產生了一批大型的企業集團。如，1998年，國務院批準石化行業組建了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兩大集團；1998年11月，上海鋼鐵企業實行戰略重組，組建了寶鋼集團；1999年，國務院決定將航天、航空、核工業等5個軍工總公司重組為10個集團公司；1999-2000年，中國電信業也重組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通信、中國衛星通信和中國聯通四大集團公司。這些集團的重組整合了企業的核心業務，削弱了行業壟斷，使企業的競爭力得到提高。到1999年末，我國省部級以上部門批準的企業集團約有2767家，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1818家，占面上企業集團的65．7%.這其中，工業企業集團資產總額占面上集團總資產的66．9%.國務院批準組建的126家企業集團資產額占面上企業集團總資產的50.9%.通過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我國的企業集團大多數是政府行為組建的。

可以說，我國企業集團是發展我國跨國公司的基礎。但這種靠行政命令捆綁的集團，難以真正解決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它與市場經濟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在形成途徑、投資主體、治理結構和形成環境上都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形成途徑上，國外跨國公司多數是在市場競爭中靠并購、聯合、重組形成的，集團內有天然的資產關系；而我國企業集團則是在政府背景下靠行政劃轉、行政授權形成的，集團內部難以理順資產關系、形成真正統一的決策體系和發展戰略。在投資主體和治理結構上，國外大公司的投資主體明確，母公司的股東是投資者以投資方式進入，出資人到位，治理結構比較有效；而我國多數企業集團母公司的股本則是以授權方式進入的，母公司只有一個股東，出資人不到位，多數是國有獨資公司，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結構。在形成環境上，國外大公司多數是在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市場競爭規則成長壯大的；而我國則是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因此，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體制。這些行政組建的集團公司占據了我國企業集團的大多數，是導致我國企業市場競爭力較差，難以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匹敵的重要原因。

二、發展我國跨國公司的戰略思考

1．以大型國企為依托，作大作強大型企業集團，使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我國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已具備了三個條件。一是經過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三年脫困目標如期基本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大幅度提高，我們已經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路子。二是近10年來在發展企業集團方面，我們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三是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發展前景好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

近年來，我國的一些企業已經在國際化戰略上取得了成功。以海爾為例，海爾在海外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集團化的實施和國際化戰略。2002年實現全球營業額711億元，海外營業額達到10億美元，利稅總額達到44億元。先后在106個國家設立了3萬多個銷售網點和10個技術信息網絡。目前，海爾集團建立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設計、制造、營銷與服務網絡體系，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整體戰略布局及國際化框架，完成了“海爾的國際化到國際化的海爾”的跨越。又如聯想集團，為向海外發展設立了三個階段：第一步是辦貿易公司，以了解市場，選擇產品開發為突破口；第二步是成立海外研發中心、建立生產基地和世界銷售網絡，第三步是1993年在海外股票上市，成功地實現了國際化戰略。到2000年，我國共有營業收入和資產總額均在5億元以上的企業集團2655個，一些企業集團在跨國經營上已經取得了寶貴的經驗，這些為發展我國跨國公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資產總額、銷售收入、市場份額、資本市場市值等規模的大小是擠身于世界級企業的顯著標志，美國《財富》雜志評選出的世界500大的主要依據是對公司營業收入的規模進行排名，躍居榜首的零售巨頭沃爾馬，2002年的營業收入為2198億美元；進入美國《商業周刊》的1000家企業，則要根據各企業在股市的市值大小進行排名，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當屬通用電器和微軟公司，2001年的股票市值分別達到了4867億美元和3691億美元。企業規模意味著經營實力和市場競爭地位和影響力，若達不到相當的規模，就無從談及世界級的企業。

大是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但大而不強，意味著效率低下，同樣缺乏競爭力。與世界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無論規模和效率都相差甚遠。在規模上，2001年，我國重點企業營業收入合計僅相當于世界500強前兩名的收入之和。據《中國發展報告2002年》顯示，2002年中國企業500強平均資產規模只有2002年世界500強的6.46%，平均營業收入只有世界500強的5.26%；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中國企業500強的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利潤、人均資產、分別只有世界500強的12.95%、29.62%和1.57%。從贏利能力來看，中國企業500強平均利潤只有世界500強的12.06%，少數企業虧損嚴重，約1/3企業利潤縮水。

從進入500大的企業來看也是如此，如，排名第86位的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員工總數為93.7萬人，收入為400億美元；而愛克森——美孚公司的員工總數為9.79萬人，卻有1920億美元的收入。又如電力行業，2002年美國電力營業收入為612億美元，利潤為9．7億美元，我國國家電力公司雖然也有營業收入為487億美元，利潤為9.81億美元，但國電公司的員工總數高達116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兩戶企業從業人員合計210.4萬人，是美國愛克森石油公司從業人員的21.5倍，而營業收入合計卻是其42.7%.這一點，從上述分析中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

吳邦國同志曾指出，“發展企業集團，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以企業為主體，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來形成，不能靠行政手段勉強撮合，不能盲目求大求全；要在突出主業、增強競爭優勢上下功夫。這說明企業集團作大固然重要，作強卻是發展的關鍵。作大可以通過政府手段加以解決，作強則需要企業內在的實力。因此，大企業應瞄準世界優強跨國公司找差距，定戰略，在企業國際化戰略上下工夫，提高競爭實力。進入世界級企業，關鍵是提高國際競爭力。1985年《世界經濟論壇》在《關于競爭力報告》中指出，國際競爭力是“企業目前和未來在各自的環境中以比他們國內和國外的競爭者更有吸引力的價格和質量進行設計、生產并銷售貨物以及提供服務的能力和機會。”它既包括企業現實的核心競爭能力又包括潛在的，通過學習、改進和創新的能力，集中表現為特定產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和贏利率。國家經貿委《關于培育和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的指導意見》中對企業集團的國際競爭力也作出了基本表述：技術創新力強，主業突出，擁有知識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市場開拓力強，有健全的營銷網絡，擁有持續的市場占有率；經營管理能力強，有適應國際化經營的優秀管理層和人才隊伍、現代化管理手段，勞動生產率、凈資產收益率等主要經濟指標達到國際同行業先進水平；規模經濟效益好，具有持續的創新能力和抗御風險能力。美國專家波特則認為，一國特定產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取決于資源條件，需求變化，相關與輔助產業狀況，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者，機遇和政府行為等六個因素。

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存在較大差距。在電子機器和機械產業中，我國企業與日本企業的差距。日本企業總數為8萬家，我國為14萬家，比日本多6萬家；日本企業產值為5417億美元，我國為2277億美元，比日本企業低3140億美元；日本企業工業附加值為6491億美元，我國為577億美元，比日本企業低5914億美元；日本企業銷售利潤率為4%，我國為2.6%，比日本企業低1.4%；日本企業的從業人數為412萬人，我國為1246萬人，比日本企業多834萬人；日本企業研發費用為銷售額的5.3%，我國為1.2%，比日本企業低4.1%；日本企業貿易競爭指數為0.65，我國為0.01，比日本企業低0.64.從這些重要指標可以看出，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力還很差。1999年，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對46個國家企業競爭力的評價排序，中國處于第38位，得分僅為25.7.企業掌握的資源和擁有的能力是企業內在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而中國排位在第33位。

加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尤其是企業的研發能力。一個企業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沒有知名品牌，沒有獨特的研發技術就談不上核心競爭力，也不可能具有國際競爭力。我國目前多數企業不擁有世界級的核心技術，高技術成分的設備要靠國外進口。技術創新能力也十分薄弱，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據統計，全國22276家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研發機構的只有31.9%，開展技術活動的只有50.3%.許多研發機構難以承擔企業技術創新的要求。企業研發費用的投入很低，大中型企業不足1.5%，參與研發的科研人員不足企業工程技術人員的35%，與國外跨國公司相比這個差距是巨大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研發投資都在5～10%之間，強者高達20～30%，巴斯夫一家的研發人員就超過1萬人。目前，世界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又頻頻進入我國，這對我國的自主研發既是機會又是挑戰。因此，加強我國企業的研發體系建設對于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顯得尤為緊迫。

2．以民營企業為依托，積極發展中小跨國公司，建構我國市場經濟跨國公司框架體系

（1）目前，我國民營企業具有良好的成長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獲得了很大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按國家統計局對年銷售收入500萬以上工業企業的統計，2001年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的企業個數、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出貨值及利稅總額等均有提高。2001年，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93066個，占全部工業企業的54.3%；其他指標均高于全部工業企業的增長，2001年，工業總產值為23642．68億元，比上年增長19%（全部工業企業增長7.3%）；完成增加值為6549.21億元，比上年增加18%（全部工業企業增長9.9%）；出貨值達2955.26億元，比上年增長24%（全部工業企業增長9.9%）；利潤總額為901.93億元，比上年增長28%，占全部工業企業的19%.但總體規模仍然較小，2001年資產總計為19146.48億元，只占全部工業企業的14.14%.這說明了我國民營工業企業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經濟效益。

（2）我國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比國有企業具有更好的發展空間。我國民營企業是在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下產生、發展并壯大的，它的內部機制、經營方式完全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的，與國有企業相比更具有市場競爭力。加入WTO以后，我國民營企業將擺脫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視”，與國有企業平等地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近年來，一大批民營企業迅速崛起，激起了跨國公司新的投資興趣。一些跨國公司敏感地意識到，與民營企業聯營是新的投資方向。如英國最大、歐洲第5大壽險集團最近在北京宣布組建英聯投資公司，計劃向中國民營經濟部門投資1億美元，重點發展民營新經濟產業，特別是民營信息產業。這一戰略動向不僅改變了中外合資的傳統路徑，導致中國市場由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主導的傳統格局發生變化，也為民營企業通過與外資合作，迅速壯大，實現跨國經營創造了有利條件。

（3）一批民營企業已經走出國門，在跨國經營中取得了成功經驗。近年來，我國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和水平在不斷提高。如，聯想、TCL、遠大等一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已經在跨國經營中發揮了骨干作用。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對我國溫州民營企業進行了調查，在展望未來五年企業的海外經營前景時，61%的企業認為海外經營業務可以平穩開展，38%的企業認為將出現“迅速發展”的局面。17%的企業已經或將要采取貼牌生產和品牌出口并重的方式。例如，溫州康奈集團從2001年初開始實施“創國標名牌”戰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先后在巴黎、紐約、羅馬、米蘭、巴塞羅那等歐美7個國家的主要城市開了23家專賣店，并計劃到2005年實現在歐美市場開100家專賣店的目標。這預示著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在國際化經營中站住了腳，而且形成了跨國公司的基本構架。這種由市場機制產生、以市場為動力發展的跨國公司將顯示出比國有大企業更旺盛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當然，目前民營企業的跨國經營還處于低級階段，大多數企業仍主要選擇以直接出口為主的方式。但隨著企業資本積累的雄厚和跨國經營經驗的不斷豐富，跨國經營將會在形式上進一步深化。

3．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使企業發展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我國企業要從根本上提高競爭力。必須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實施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加快解決國有資產產權單一的問題，使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只有這樣，“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大規模重組”才會真正有效。

（1）應積極推進跨所有制的企業兼并重組，使國有企業的產權性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在競爭性領域基本實現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退出，真正形成以市場為主導，以資本為紐帶，企業自發兼并擴張的競爭格局。

（2）鼓勵國有企業上市，尤其到境外上市。境外上市能夠有效地改變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實現國有資本的國際化流動，提高國有企業的國際融資能力。

（3）通過跨國購并的方式改變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優勢企業應積極開展跨國購并，通過跨國并購實現快速擴張和企業股權結構的變化，加速跨國化進程。

4．政府應為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1）政府有關部門應制定發展我國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對跨國經營企業給予宏觀指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征與體現。目前，我國的跨國經營雖然取得了初步成績，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是“小兒科”。在理論上，還停留在探討中國是否有無跨國公司階段，對我國跨國公司的發展狀況缺乏總結和歸納。在經營上，跨國企業總體處于散亂無序的粗放狀態，許多企業缺乏對國際市場的了解和經營經驗，投資成功率較低。這些不僅使我國跨國公司發展的進程受到影響，而且影響了我國跨國公司與世界的接軌。為此，應以商務部為主，會同有關部門制訂有關戰略，并給予企業跨國經營的宏觀指導。

（2）用政策引導鼓勵企業自發地形成跨國企業集團，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政府捆綁的企業集團已經使我國企業飽嘗了苦果。捆綁的企業大多“集而不團”，“大而不壯”，有些甚至分崩離析。因此，在企業集團組建上，政府應進行產業領域的宏觀指導和協調，鼓勵企業自發的并購擴張形成企業集團，使我國企業集團依市場機制產生，不應靠行政命令“拉郎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