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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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關鍵詞：高職院校 思想政治理論課 社會互動 對策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9（a）-0236-01

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對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養、凈化學生心靈具有重要意義。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本身是有機關聯的統一體，教學過程中融入充分的社會互動對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感、價值觀是不可或缺的。隨著高職院校教育教學的改革，社會互動的發展將是教學中的一項重任。

1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的現狀

1.1 社會互動的時間不容易獲得保障

高職院校雖然設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計劃與學時，但實際上更多是對理論教學的學時安排，并沒有明確社會互動環節應占的學時比例。所以教師在教學中安排學生進行的實踐調研、小組活動等隨意性很大，有的教師仍偏重于理論教學，課程中涵蓋的思想政治、德育教育內容比較抽象，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不高。雖然教育部對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提出了增加實踐活動的要求，但高職院校思想政治課程的考核方式仍停留在原有的形式，課程教育中是否涉及社會互動、是否有效實現社會互動并沒有對考試形成顯著的影響，這也是社會互動缺乏發展動力的重要原因。

1.2 社會互動的教育教學資源不足

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主要是教師根據教材進行分析講解，并穿插社會現實案例對理論加以詮釋，多媒體教學發展起來后，教師還可借助視聽設備的支持，向學生展現代表性的社會問題，所以總體上教學資源能夠得到保障。但社會互動則需要更多的教學資源支持，不僅教材要有針對性，可以為學生提供明確的指引，更需要廣泛的師資力量支持，因為單靠思想政治教師一人擔當多個班級的社會互動帶頭人，其工作量超乎想象，而且也難以實現對學生的深入指導。

1.3 社會互動教育缺乏有效的運行機制

教育部等部位對于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要求是要以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為主要內容，并從事多樣的社會實踐活動，樹立長效機制，確保學生走出校門、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所以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社會互動教育也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而高職院校由于時間短、課時沒有保障、教學經驗不足、缺乏規范指導等原因，社會互動教育尚未形成有效的運行機制。所以當前教師對社會互動環節的處理一般是帶領學生進行集體實踐，或是布置互動作業、課題，給予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這也導致社會互動環節的教學存在很大隨意性。

2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發展的迫切性

與思想政治課程中的理論教學相比，社會互動是學生走入社會、接觸基層、接觸群眾的機會，理論教學中所講述的知識需要通過實踐的印證，才能深深扎根在學生心中。當代社會需要高素質人才作為發展的動力，新一代大學生走入社會不僅要有良好的專業功底，比如高職院校學生的技術技能優勢，更要具備崇高的思想政治素養，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是為社會服務的前提和根本。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所占的時間顯然很少，而且缺乏系統規范的管理。社會轉型時期，種種不良思想侵襲著學生的內心，學生也會面臨不同價值觀的影響，甚至產生心理上的動搖。究竟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為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快樂、感受到自我價值的實現，還是尋找“捷徑”，都是對學生的考驗。社會互動恰恰是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改造的重要保證，所有課堂中的精髓都需要學生在社會互動中得到感悟。社會是教育的大課堂，是學生鍛煉的熔爐，基于為社會培養高素質人才、踐行教育使命的角度，高職院校應積極推進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社會互動的發展。

3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發展的對策

為推動社會互動的發展，高職院校應從教育理念的轉變入手，積極建立社會互動教學的有效運行機制，強化師資隊伍建設，并健全保障措施。

3.1 樹立新型的教育理念

近年來為推動高校實踐教學的發展，、教育部等多個部委頒發了系統的指導文件，這是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改革的方針和指南。高職院校應帶領院系教師深入學習文件精神，樹立新時期的教育理念，從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政治高度來審視社會互動發展的問題。長期以來高職院校教師已經習慣于傳統的思想政治課程教育方式，對于增加社會互動實踐缺乏經驗的積累，教學改革的任務也充滿艱巨挑戰。所以學校應給予教師充分的鼓勵，使教師認識到改革同時也意味著發展的機遇，從而迸發工作熱情。

3.2 建立有效的運行機制

高職院校應建立社會互動教學的有效運行機制，使社會互動具備自上而下的領導機制，互動學時、互動教材都能獲得保障。首先，高職院校應成立思想政治課社會互動領導小組，由學院黨委、院系負責人、教研室等共同參與到社會互動教學的管理中來。其次，高職院校應明確社會互動在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學時占比，并要求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的關聯，為社會互動的實施奠定有力基礎。最后，學院應針對社會互動教育的需求，編輯相應的教材。高職院校領導、思想政治課教師及其他教師代表應共同組成校本教材編寫小組，結合本地區實際，設計每個學期的社會互動主題，以及不同主題對應的互動活動，并在不斷開展的社會互動活動中加以完善。

3.3 組建多元化的師資隊伍

在社會互動課時、教材等獲得保障的基礎上，高職院校可集中針對理論教育和社會互動的不同需求，組建多元化師資隊伍建設。理論教學仍由思想政治課教師負責，社會互動環節可以調動各部門教師的積極性，彌補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比如，學校可以根據班級學生數量，劃分為若干小組，每組由一名教師擔任社會互動負責人。各院系專業教師、輔導員、政工人員等可以協同參與、分工合作，從而進一步完善社會互動管理。

3.4 制定全面的保障舉措

社會互動的有效開展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其中包括經費保障、考核保障、安全保障等。首先，高職院校應重視社會互動所需的經費投入，根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社會互動的資金需求，科學制定經費預算，提高經費使用效率。其次，為增強各方對社會互動的重視，高職院校應積極改革考試方式，明確社會互動環節應采取的考試方式、成績占比等，激勵學生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深入實踐領域進行鍛煉。最后，社會互動同樣需要學校對學生的安全予以保障。高職院校應制定社會互動安全手冊，并由教師對學生進行事前安全教育，使學生關注實踐過程中的交通、財產、住宿、健康等各種安全問題。

參考文獻

第2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21―0037―02

1沈陽市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現狀

作為老工業基地，沈陽市擁有數量眾多的老舊小區。近些年市政府高度重視，花大力氣整頓了大量的舊住宅區，為老百姓辦了實事。2010年開始，沈陽市啟動了“棄管小區”改造三年計劃，投資15億元改造了1502個棄管住宅區，受益人口達165.5萬人。市長陳海波表示，隨著棄管住宅區改造任務的全面完成和后續管理責任的初步落實，“棄管”這個特定稱謂在沈陽已經成為歷史，“棄管小區”改稱為“舊住宅區”。但由于舊住宅區的“先天不足”，改造后的后續管理工作仍然任重道遠。根據統計數據，改造后的小區，其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專業化物業管理（235個小區，占157%）、自治管理（20個小區，占1.3%）以及社區代管（1246個小區，占82.9%）等。其中占絕大部分的是由社區代管，這種管理模式下的舊住宅區，仍然避免不了管理水平有限、基礎設施欠缺、管理費用匱乏、社會治安管理水平難以大幅度提升等困境。為了打造良好的城市環境，必須加大力度整治社區環境，尤其要下大力氣整治、減少舊住宅區頻發的盜竊、搶劫等社會治安問題，提升社區居民的幸福指數。

根據課題組的調研，沈陽市舊住宅區居民對目前的小區社會治安問題非常關心和關注，調查顯示，48.2%的被調查者表示對小區的治安狀況不滿意，44.6%的被調查者表示一般，僅有7.2%表示滿意。有近70%的被調查者表示發生過車輛被盜事件，另外諸如入室盜竊、街面扒手、打架斗毆等事件均有發生。

為切實改善舊住宅區環境，提高居民生活質量，保障出行安全，沈陽市政府決定2014年繼續開展“改善100個舊住宅區居住環境建設”工作，以建設美化、綠化、整潔、通暢的住宅區為目標，本著“功能齊備、設施完善、環境優美、住用安全”的原則，在全市老舊小區范圍內選擇100個住宅區，通過改造全面提升舊住宅區管理水平，此項工作已列入2014年沈陽市政府為城鄉群眾“辦實事”內容之一。該項工作主要實施綠化提升工程、增設健身娛樂設施、增設安全防范設施、整修破損道路等5大項17小項改造內容，其中增設安全防范設施中，特別提到要在舊住宅區安裝擋車器、新建門衛（監控室）、修建小區圍墻、維修外墻空鼓、安裝監控探頭等多項措施。

由此可見，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到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需要進一步提升水平，但是仍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系統完善，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共同提高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水平。

2舊住宅區存在社會治安問題的原因分析

雖然各界都比較關注舊住宅區的管理問題，但一直以來，該問題卻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分析其原因多種多樣，但是最根本的矛盾所在，無外乎資金投入與資金來源不匹配造成，加上管理對象的特殊性，導致管理主體缺位，管理媒介缺失，管理目標無法實現，即管理機制不健全導致管理過程不可持續。

具體來講，管理對象的特殊性，就是舊住宅區自身特點，居住群體屬于中低收入者，素質參差不齊，園區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房屋自身破損程度較為嚴重等等，導致對齊管理的前期投入過大，純粹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調節的難度很大，這樣導致物業企業不愿意參與，政府又沒有精力面面俱到，導致無人管或者管理效率低下，效果不理想的結果。目前沈陽有80%以上的舊住宅區由社區代管，這種管理模式屬于粗放式管理范疇，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力財力物力，不可能滿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根據調查顯示，居民普遍認為沒有物業公司、流動人口太多、安全設備缺乏等是造成小區社會治安問題的主要原因，另有部分被調查者認為警務工作缺乏，沒有實行封閉管理等也是重要原因。

分析調查結果可以發現，舊住宅區居民對物業公司參與管理是認可的，但由于舊住宅區自身特點，卻沒有物業公司愿意接手。同時廣大業主也指出了對基礎設施，警務工作的需求。這就要求我們深入探討對舊住宅區實行管理的機制問題，保障舊住宅區能夠得到長期有效的管理，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

3提高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水平的對策建議

對舊住宅區進行有效管理，提高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水平，總體思路應該是“市場主導，政府扶持，全民參與”。

隨著我國物業管理行業的快速發展，物業企業參與小區的管理已經具備了較為豐富的管理經驗與管理資源，物業企業理應成為小區的管理主體。但是由于舊住宅區的特殊性，完全依靠企業的市場行為卻很難滿足企業的逐利動機，因此政府應該在一定程度上積極參與，發揮指導、協調、扶持、激勵、約束等功能。同時采用“誰受益、誰出力”的原則，調動園區內具有熱情和能力的業主參與到日常管理工作中，降低物業公司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具體來講包括如下措施。

3.1管理主體層面

明確物業企業作為舊住宅區的管理主體，負責舊住宅區的日常管理。由于物業企業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提供舊住宅區日常保安保潔工作非常容易，理應成為舊住宅區的管理主體。但是舊住宅區的特殊性導致目前大多數物業企業不愿意接管，這也是物業企業逐利的本質決定的。在此過程中，政府要發揮積極的扶持與促進作用，包括部分或全部出資完善舊住宅區圍墻、路燈、監控報警設備等基礎設施設備，降低物業企業的前期投入，提高盈利預期，促進物業企業積極參與。資金來源，可以通過政府的財政撥款、建立專項基金、動用專項維修資金等多種方式籌集，甚至可以通過企業贊助、廣告經營等方式獲得部分資金投入。待舊住宅區的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物業企業就可以參與日常管理，管理模式可以參照其他小區，包括服務項目、服務標準、服務費用等，也可以結合園區特征進行分類管理。另外，由于舊住宅區居住群體特征，有很多下崗或待業的業主，還有部分退休老人，可以充分調動一部分具有熱情及能力的業主參與日常管理，組成治安巡邏隊等進行日常巡邏，收集居民意見反饋等，降低物業企業在保安工作方面的支出，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主體視角下，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應該以物業企業為主體，政府扶持，業主參與。

3.2管理對象層面

明確舊住宅區中管理對象的特征，系統評價人、物、事的現狀與發展趨勢，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提高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的水平。根據舊住宅區居住群體的低收入特征，對其收取的費用要保證不影響其生活水平，標準不能過高，要考慮大多數群體的基本物業服務需求來確定服務內容與服務標準。針對少數具有特殊需求的群體，可以通過采取特約服務的方式額外收取費用。關于流動人口，物業公司可以聯合社區做好登記統計工作，同時要加大宣傳力度，讓舊住宅區的居住群體更多的了解物業管理帶來的好處，讓大家主動參與到園區的管理中來。針對舊住宅區基礎設施落后的現狀，物業企業要聯合政府一起進行完善，其中這一環節政府要起到主導作用，并且要從資金上大力支持，幫助物業企業以較輕的負擔承擔起舊住宅區的管理職能，只有這樣才能迅速提升對舊住宅區的管理水平，尤其是社會治安管理水平，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針對居民比較關心的社會治安事件，則需要加強監督執法力度，能夠快速有效的解決居民遇到的各種問題，物業公司與當地的警務工作者要緊密聯系，快速響應，能夠真正解決問題。根據調查顯示，居民認為安裝監控設備、聘請物業公司、設立社區警務隊等手段是解決舊住宅區社會治安問題的重要方法，另外成立社區志愿者巡邏隊也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管理對象方面，要以較低的收費標準提供符合業主需求的社會治安管理，需要政府大力投入，完善基礎設施，提高辦事效率。

3.3管理目標層面

保證舊住宅區居住者能夠安居樂業，就需要各主體能夠長期合作，實現多方共贏。首先，物業企業作為舊住宅區管理的主體，其根本性追求就是盈利。目前，物業企業的收入來源主要為物業費，但由于舊住宅區的居住者大多為中低收入水平，且流動人口較多，很多業主具有物業管理需求但是支付意愿卻不高。這種矛盾下，一方面需要物業企業提供優質服務促進業主主動交納物業費，另一方面，還需要從制度上約束不交費的業主，需要政府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來對欠費業主進行警告與懲罰，以此來實現物業費的順利收取，例如對惡意欠費業主在園區內進行公示，通知業主所在單位，強化訴訟判決的執行力度等。另外，要鼓勵物業企業積極開展多種經營，一定程度上彌補物業管理經費的不足，提高管理服務質量。如果物業企業實現了長期穩定的盈利，那么對于舊住宅區的管理也必然就實現了長期穩定的目標。

3.4管理媒介層面

理論上構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結合的立體防護結構是最佳狀態，考慮到舊住宅區的特征，應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

人防應該以物業企業保安員為主體，動員業主參與組建巡邏隊，并加大警務工作人員的巡查力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物業小區安保隊伍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一方面，業主與企業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安保人員，另一方面，安保崗位的工作性質與福利待遇又嚴重制約了人員的聘用，這種矛盾急需解決。根據經濟學規律，價格機制是較好的市場調節劑，通過提升安保人員的工作福利與工作環境，營造良好的崗位口碑，從社會輿論角度多多進行正面宣傳和引導等等，是今后要加強的重點工作。例如可以直接提高工資水平、為安保人員購買各項保險、強化法律法規與業務技能培訓、改善工作環境等等，通過政府與物業企業聯合，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安保隊伍，是提升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同時，針對舊住宅區的特征，要將安保隊伍與小區居民組建的巡邏隊結合起來，從物質與精神獎勵等方面激勵巡邏隊參與到小區的治安管理中來，降低物業企業的成本，提高物業管理的持續性。

物防最基本的就是實行封閉管理，修繕小區的圍墻，設置有人看守的住宅區大門及值班室，配備警棍、手電筒等必要的防護器械，設置報警電話。為住宅樓統一安裝單元防盜門，業主家里尤其是一樓二樓等較低樓層安裝防盜門與防盜窗，園區裝有安全照明燈等，同時增強個體治安防范意識。該項工作應該在物業企業承接舊住宅區伊始與政府部門聯合完成。

技防則主要采用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周界報警系統、門禁管理系統、電子巡更系統等，同時鼓勵有條件的業主使用家庭報警系統，進一步補充技防的范圍與層次。有條件的園區還可以建立網絡治安管理平臺，如QQ群，短信平臺等作為補充。

3.5管理機制層面

在對管理主體、管理對象、管理目標、管理媒介進行系統討論的基礎上，將各個層面的內容進行整合，即形成了一系列的管理機制，促進持續提升舊住宅區社會治安管理水平，實現舊住宅區居民安居樂業。

第一，資金投入機制。通過財政撥款、政府專項基金、引入社會資本等形式，聯合物業企業共同完善舊住宅區的

基礎設施設備；在物業從業人員的業務技能培訓、職業資格

作者簡介：

徐龍雙（1988-），男，四川廣安人，天津商業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與區域發展。

考試、法律法規普及、社會保險補助、安保人員的業務培訓等方面，由政府適當投入，聯合相關部門共同完成。

第二，激勵與約束機制。一方面激勵物業企業積極承接舊住宅區的物業管理，對承接積極，效果良好的物業企業進行表彰，甚至可以從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在承接新的項目時給予一定的優先權。而對于不愿意承接舊住宅區物業，或者管理效果不佳的物業企業，則可以限制其承接新的項目，或者資質審查時給予特殊標注，把物業企業承接舊住宅區的管理納入到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誠信檔案。

第3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關鍵詞：輔導員 心理健康 社會支持

中圖分類號：G4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11（a）-0241-01

一直以來，高職院校對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狀況關注和研究的比較多，而對輔導員自身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狀況關注的極少，片面地認為輔導員的工作就是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應該不會有什么社會支持或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就是有他們也能很好地進行自我調適。事實上，當前高職院校輔導員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存在的問題還真不少，若是社會、學校和各級教育管理部門長期不予以重視和解決的話，必將影響高職院校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校園安全穩定以及教育教學的質量。

1 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內涵

社會支持通常被定義為“重要的他人如家庭成員、朋友、同事、親屬和鄰居等為某人所提供的幫助功能”。社會支持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視角可以形成不同的理解，但就其性質而言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客觀的、可見的或實際的支持，包括物質上的直接援助、社會網絡、團體關系的存在和參與，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另一類是主觀的、可體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個體在社會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度。

心理健康是心理學范疇的一個重要概念。心理健康是指心理形式協調、內容與現實一致和人格相對穩定的狀態。認定一個個體是否心理健康通常要四個標志：一是身體、智力、情緒十分協調；二是適應環境，人際關系中彼此能謙讓；三是有幸福感；四是在職業工作中，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過著有效率的生活。事實上，心理健康是心理學上心理正常的一種心理狀態，心理不健康是心理正常的另一種心理狀態，與心理異常有著本質的區別。心理不健康狀態通常分為一般心理問題、嚴重心理問題、神經癥性心理問題三種，但無論哪一種都屬于心理正常的范疇。

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是研究個體職業幸福感的兩個重要指標。研究表明，一個人的社會支持系統越強大，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他（她）的職業幸福感就越強，社會支持或心理健康與職業幸福感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

2 高職院校輔導員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現狀及成因分析

輔導員是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骨干力量是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領路人。長期以來，高職院校對輔導員工作關注的比較多，而對影響輔導員職業幸福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鮮有過問和關注。實際上，當前高職院校輔導員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都不容樂觀，輔導員的社會支持測量和心理健康水平評估得分都比較低，甚至有的還遠遠低于常規水平，不少輔導員還出現了疲勞和厭煩、焦慮和煩躁、迷茫和困惑、挫敗和抑郁、失衡和倦怠等比較嚴重的身心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對此問題，若長期得不到解決，高職院校輔導員的職業幸福感必將受到極大沖擊，其工作成效及育人效果將會大打折扣。當前高職院校輔導員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總體比較低，其成因究竟有哪些呢？就筆者看來，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工作壓力過大。輔導員工作紛繁復雜，事無巨細，具體來說，凡是與學生日常事務相關的事務似乎都屬于輔導員的工作范疇。高職院校的學生與本科院校學生相比，有著天然的特殊性和差異性，在學生教育管理服務方面，高職院校的輔導員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更大，工作時間長（全天候工作）、事情多而雜、帶班學生多、突發事件頻發、家人不理解等壓力經常讓輔導員處于忙于應付、身心俱疲的狀態。同時，輔導員還有教學和科研的壓力，尤其是科研，科研搞不上去，直接影響職稱評定，而職稱直接決定輔導員的工資待遇，這就迫使輔導員不得不從忙碌的學生事務中硬擠時間搞科研，使得輔導員經常處于工作負荷過重的狀態。

（2）職業認同偏低。很多高職院校輔導員入職當初之所以選擇輔導員這份職業，并不是出于對這份職業有多么的熱愛和認同，而更多的是出于生計需要的權宜之策。入職之后，隨著時間往后推他們對輔導員的職業認同度愈來愈低，愈來愈切身感受到社會、學校、學生并沒有給予輔導員這份職業應有的尊重和地位。社會人士沒把輔導員當作是高校的教師和干部來看待，而認為輔導員在高校是做后勤工作的，是高校最底層的“民工”；不少專業教師在輔導員面前總是有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他們認為輔導員是那些能力不咋樣教不好書的人才擔任的，內心對輔導員采取的是輕視的態度。學生對輔導員的職業認同度就更低，在有些學生心里，輔導員就是他們的保姆，沒有專業性和技術性，不會上課，只會做一些具體的學生事務。

（3）個人發展前景黯淡。通過對高職院校輔導員受訪者調查發現，沒有人愿意把輔導員作為終身職業，有機會轉崗會毫不猶豫轉到專業教師或行政崗位上的人數超過95%以上。實際上，輔導員的轉崗非常不容易，即使到了時間、符合條件，因工作需要或院系不愿接受等原因，最終也轉不了。轉崗無望，只能考慮升職和職稱晉升兩條路，兩條路看似都可以走，但實際上都不好走，升職一般只能在學工系統升，無非就是升一個學工辦主任或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待遇還不如副教授來得快，盡管如此，升職對大多數輔導員來說依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職稱晉升有科研量的要求，承擔紛繁復雜學生事務的輔導員要抽出大量的實時間去申報項目、寫論文本身就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可見，對大多數高職院校輔導員來說，個人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4）工作成就感低落。輔導員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更多的是隱性的工作，難以產生看得見摸得著的可以量化的業績成果，這就注定了輔導員工作很難出成就，輔導員也就很難有成就感。盡管輔導員“兩眼一睜，忙到熄燈”甚至還沒有寒暑假休息，但是每年到了年終作工作總結匯報時自己都覺得辛辛苦苦所做的工作幾乎都是一些瑣碎繁雜難以講出什么成就的事情。另外，現在高職院校的很多學生缺乏感恩之心，輔導員辛辛苦苦為他們做再多的事情認為是理所應當的，畢業之后形同陌路，這就更讓輔導員缺乏成就感。

（5）工資待遇偏低。輔導員地位低、工作累、待遇差是多數高職院校輔導員普遍反映的問題。剛畢業的年輕的輔導員因沒有職稱，工資非常低，沒有帶班費，沒有加班費，累死累活也就是那么一點甚至自己都難以養活的收入，更不要談買房結婚。年紀大一點的有中級及以上職稱的輔導員，工資收入雖然高了一點，但相對專業教師來說仍然偏低，他們沒有副業、沒有課時費、沒有課題經費等，甚至在有的高職院校還把輔導員的工資待遇設置為比同一級別的專業教師低一個檔次。工資待遇長期偏低，使輔導員長期承受著付出與回報不對等的心理煎熬，勢必會影響到輔導員的職業自豪感和工作熱情。

總之，當前高職院校的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不容樂觀，普遍存在著社會支持系統薄弱及心理健康發展水平不高的問題。對此，無論是高職院校、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還是社會，都應高度重視并積極行動起來，盡快消解影響輔導員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的不利因素，推動高職院校輔導員職業幸福感的不斷提升。

參考文獻

[1] 郭念鋒.國家職業資格培訓教程―心理咨詢師[M].民族出版社，2005.

第4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科學內涵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要“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從新農村建設的需要來看，需要強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需要提高農民素質。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把農民培養成為“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是農民的愿望和要求，也是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內容。

(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內蒙古農牧區人力資源配置的意義

農村牧區人力資源配置，除了包含農村牧區勞動力在地區間、產業間、部門間以及季節間配置以外，還包括農村人力資源數量與質量之間的匹配，在生命周期內合理安排個體人力資源的培養和使用等。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牧區的背景下研究農牧區人力資源的配置問題意義重大。

1.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人力資源結構的優化是產業結構優化的前提條件。人力資源結構的優化不僅表現為靜態上的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保持協調一致和相對平衡，而且表現為人力資源結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產業結構相適應。因而，沒有相應素質的人力資源和具有一定彈性的人力資本結構，產業結構演進速度必將受到制約。

2.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需要。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必將有一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這種轉移本身就是有效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的一種方式。要有效實現這種轉移，就依賴于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對農村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實踐證明，勞動力的文化程度與其就業機會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勞動者具有與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勞動技能，可以穩定其就業拓展空間。

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內蒙古農牧區人力資源優化配置，首先可以使農牧區資源型人力資本轉化為資本型人力資源；其次，配置是為了利用。通過合理分配和優化組合，實現農牧區人力資源價值的充分發揮和有效利用，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農村居民的要求。

二、 內蒙古農牧區人力資源配置現狀分析

由于人力資源主要涉及數量、質量和結構配置3個基本方面，本文關于人力資源現狀的分析也圍繞以上3個問題展開，并從數量和比重上對內蒙古農牧區人力資源的狀況進行分析。

(一)農牧區人力資源數量和比重分析

根據表1分析可見，2006-2009年間，全區鄉村人口數由1323.25萬人減少為1285.31萬人；同樣，鄉村勞動資源也相應減少，從2006年的785.2萬人減少到209年的767.82萬人，；而勞動力資源占鄉村人口比重卻略有提升，但不明顯，反映出勞動力資源存量較為穩定。全區鄉村從業人員數也逐年下降，但幅度不大，而勞動力參與率波動幅度不大，趨于穩定。綜合各組數據，2006-2009年4年間變化不大，說明內蒙古農牧區人力資源不管數量方面還是比重方面，有待于進一步優化。

(二)農牧區人力資源的產業結構配置狀況

人力資源結構包括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地區結構、行業結構等多方面。農村人力資源在產業、行業、地區的資源結構狀況直接影響著各種資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合理的結構配置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要求。結構配置合理既可以避免人力資源的閑置，又可以有效利用和進行優勢互補、提升整體質量。

人力資源的產業間配置主要指人力資源在各產業部門的分配比例。這里側重對內蒙古農牧區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源產業配置結構的變動進行分析，并引入“偏離度”這個概念。從理論上講，GDP的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的產業結構應是一致的，即各產業相應比例的勞動力應創造相應份額的產值增加值。但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GDP產業結構的變動首先發生，并由此帶動勞動力產業結構以及其他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偏離度”正是用來反映勞動力產業結構滯后于GDP產業結構的幅度。運用這種方法，計算了2005-2009年內蒙古農牧區GDP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產業結構的偏離度(見表2)。

由表2來看，雖然內蒙古農牧區的GDP的產業結構變動和勞動力產業結構的變動都基本遵循克拉克定律，由一產向二產和三產轉移，但二者之間的錯位狀況仍顯著存在，且隨時間推移其變動幅度不大。根據我國學者對多國結構變動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結構偏離度是呈不斷下降趨勢的。因為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幅度明顯要大于GDP結構的變動幅度，尤其是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下降要大大快于其GDP比重的下降幅度（見表3）。通過與表3比較可以看出，除第三產業GDP與勞動力結構的比重差距保持并接近表中所述水平外，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GDP與勞動力結構的比重調整變化幅度近年來都不明顯，由此也說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都存在著大量冗余勞動力。

三、內蒙古農牧區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制約因素

(一)農業自身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減弱

據測算，目前內蒙古農業部門仍然滯留著近90多萬剩余勞動力。內蒙古是以農牧業生產為主的地區，農村牧區人口眾多，耕地面積卻在逐年減少。勞動力資源的增長速度已超過了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速度，勞動力持續相對過剩。特別是像內蒙古這樣自然條件極為薄弱，農牧業生產成本偏高的地區，農牧業的比較效益會急劇下降，不但無法吸納剩余勞動力，還會產生更多的剩余勞動力。退耕還林還草等政策的全面實施，使內蒙古生態環境薄弱地區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增加。

(二)鄉鎮企業發展滯后，給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帶來很大困難

從經濟份額看，內蒙古鄉鎮企業占全國鄉鎮企業經濟總量的比重微乎其微。很多企業開工不足，生產水平低下，生存能力很差。而實現鄉鎮企業集約經營、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加速企業的技術改造步伐，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其結果就是出現就業彈性下降的趨向，吸納勞動力的作用弱化。

(三)農村勞動力素質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首先表現在文化程度的構成上，統計資料顯示，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勞動力總數的39.4％，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2.5％。其次是在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能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礙，特別是面對城市就業的壓力，農民工更顯得缺乏競爭力。再次是難以適應鄉鎮企業不斷發展高科技的客觀要求，這些造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鄉鎮企業就業的機會越來越少。

四、基于現狀的對策與建議

(一)調整農牧區產業結構，大力推進農牧業產業化經營

2009年內蒙古農業勞動力達767.82萬人，占勞動力總量的59.70%，剩余勞動力數量和需轉移的人數都較為龐大。只有加快調整農牧區產業結構，實行產業化經營，才能促進農牧區勞動力轉移和農牧民增收。而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才是實現農村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途徑。

(二)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實現農村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發展鄉鎮企業，走新型縣域工業化道路，就是要通過就地職業轉換方式來吸收、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

進一步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要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勞動力轉移要從兼業向專業的轉變；二是勞動力轉移要從就業向創業的轉變；三是勞動力轉移要從生產者向既是生產者又是投資者轉變。

(三)圍繞項目，示范效應，促進農牧區人力資源配置的優化組合

針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牧區城鎮化、農牧業機械化產業化目標和農村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通過示范、培訓、模式推廣，整體帶動農牧民勞動力基本素質、技能的提升，協同中達積累效應、組合效應。通過技術幫扶，點上起動，面上推廣，使現有人力資源存量達到最優，利用工業化文明掃盲，實現農牧區人力資源優化配置。

(四)大力開展農民科技培訓，增加非農領域就業，向大、中、小城市轉移

大力推進內蒙古城鎮化建設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農牧民增收。對小城鎮實行鼓勵開發、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的優惠政策，吸引技術、資金和人才。進行小城鎮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保健、社會服務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努力把小城鎮建設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載體。

第5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 對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若干思考 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研究 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研究 研究分析非政府組織（NGO）參與公共危機治理 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管理現狀 淺談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非政府組織參與 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優勢研究 我國跨區域危機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困境 試析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 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之路徑選擇 論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 我國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作用 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中的形象塑造 非政府組織參與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述評 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管理的路徑與作用初探 我國非政府組織在公共危機中發揮的作用 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必然性 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現狀\困因與優化理路 淺談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治理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5-5-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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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競.公共危機治理中非營利組織參與路徑研究[D].湖南：湖南大學，2014.

第6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關鍵詞]庫區；農業；保護性耕作

中圖分類號：S3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02-0000-01

丹江口庫區及上游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工程二期項目包含內鄉縣寺溝項目區和內鄉縣泰山廟項目區，共涉及內鄉縣桃溪鎮、乍嶇鄉、師崗鎮和瓦亭鎮等4個鄉鎮，總面積為261.48km2，水土流失面積為98.76km2，其中寺溝項目區面積為125.15km2，水土流失面積為42.18km2；泰山廟項目區面積為138.17km2，水土流失面積為56.29km2。寺溝項目區包括寺河小流域、官路溝小流域和溫家堰小流域共3條小流域，泰山廟項目區包括白楊小流域、張集小流域、油坊溝小流域和溫崗小流域共4條小流域。結合內鄉縣經濟產業發展規劃，選定在寺溝項目區的寺河小流域、官路溝小流域和溫家堰小流域內實施。

內鄉縣寺溝項目區位于內鄉縣城西部，地處東經111°34-111°42’，北緯32°56’-33°05’，項目區總面積125.15km2，涉及內鄉縣的桃溪鎮、乍嶇鄉和師崗鎮共3個鄉鎮、16個行政村，項目區總人口32136人，其中農業人口32136人，農業勞動力18982人，農業人口密度261人/km2，人口自然增長率在8‰左右。2011年人均年純收入為1833元。現有水土流失面積42.18km2，占項目區總面積的34.45%。寺溝項目區總面積125.15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積42.18km2，占項目區總面積的34.45%。內鄉縣寺溝項目區2012年度規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353hm2，其中綜合治理面積353.76hm2，生態修復面積1999.24hm2。綜合治理措施：其中坡面工程措施工程：坡改果梯168.81hm2，坡面水系工程有蓄水池32口，沉沙池32口，土質排灌溝渠8.89km，田間道路8.89km；水土保持林草工程：荒山造生態林184.95hm2，植物護埂130.86km；溝道防護工程：攔沙壩1座；谷坊10座；提灌站1座。封禁治理工程：疏林補植7497515株，設置封禁標牌21個，封禁碑3座，網圍欄9.87km。丹江口庫區及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內鄉縣寺溝項目區2012年度治理水土流失面積為23.53km2。

寺河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積為1313.59hm2，2012年度綜合治理工程設施后，計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188.45hm2，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現狀的49%提高到85%，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緩洪減沙效益明顯，蓄水效率達到30%以上，保土效率達到70%以上。

官路溝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積為726.79 hm2，2012年度綜合治理工程設施后，計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726.79hm2，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現狀的21.5%提高到100%，土地利用率由現狀的80.36%提高到93%以上，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緩洪減沙效益明顯，蓄水效率達到30%以上，保土效率達到70%以上。

溫家堰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積為2177.56 hm2，2012年度綜合治理工程設施后，計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437.76hm2，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現狀的33.3%提高到37%，蓄水效率達到30%以上，保土效率達到70%以上。

2012年度寺河項目區規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353hm2，其中綜合治理面積353.76hm2，封禁治理面積1999.24hm2。主要建設內容如下：坡改果梯168.81hm2，蓄水池32口，沉沙池32口，土質排灌溝渠8.89km，田間道路8.89km，荒山造生態林184.95hm2，植物護埂130.86km（不計算面積）；溝道防護工程：新修攔沙壩1座，谷坊10座，提灌站1座。封禁治理工程：疏林補植749715株，設置封禁標牌21個，封禁碑3座，網圍欄9.87km。

其中：寺河小流域2012年度計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188.45hm2，其中荒山造水保林38.14hm2，修攔沙壩1座；封禁治理面積1150.31hm2，疏林補植431366株，建設封禁標牌12個，封禁碑1座，網圍欄5.75km。官路溝小流域2012年度計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726.79hm2，其中綜合治理面積315.62hm2，包括坡改梯168.81hm2，坡面水系工程有蓄水池32口，沉沙池32口，土質排灌溝渠8.89km，田間道路8.89km，修提灌站1座，干砌石谷坊10座；荒山造水保林（點油桐）146.81hm2，植物護埂130.86km（不計算面積）；封禁治理面積411.17hm2，疏林補植154189株，建設封禁標牌4個，封禁碑1座，網圍欄2.05km。溫家堰小流域2012年度綜合治理工程規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437.76hm2，全部為封禁治理工程，疏林補植164160株，建設封禁標牌5個，封禁碑1座，網圍欄2.07km。

針對項目區小流域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現狀、水土流失成因、資源利用及經濟發展方向與社會經濟特征，在小流域治理布局上，本著“因地制宜、因害設防、全面規劃、綜合治理、注重實效”的方針，堅持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治理相結合，水保措施與農業耕作措施相配套，生態保護與資源開發利用相兼顧的原則，溝坡兼治，喬灌草結合，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形成措施配套功能完善的小流域水土流失綜合防護體系。

水平梯田根據當地地形、土質等自然條件及農業發展對基本農田提出的要求，因地制宜，合理確定興修水平梯田的地點、范圍、規模和標準，具體設計梯田地塊。水土保持林、經濟林設計是在小流域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總結多年來該地區進行的水土保持造林經驗，以立地條件類型為依據，考慮各立地條件類型的差異性，結合現有栽培水平和運用先進的造林技術進行設計。項目區梯田、坡面治理、溝道治理等治理措施的土方工程由工程承包方組織實施，并按項目管理要求簽訂施工合同。

第7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關鍵詞：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社會治理;社會建設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7-0034-02

隨著社會建設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組織迅速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為加快地區社會建設，促進社會組織體制創新，2014年，本課題組以海淀區為例開展了城市社會組織與體制調查研究。

一、北京市海淀區社會組織發展現狀

社會組織現狀是社會組織體制創新的基石。多年來，社會組織作為社會建設和服務管理創新中越來越重要的主體力量，不僅在數量上呈現顯著增長趨勢，而且在結構優化、體制改革、購買服務、社會創新等方面表現出諸多特征，呈現出新一輪的發展。

以海淀區為例：該區面積430.8平方公里，下轄22個街道、7個鎮、570個居委會、84個行政村。2014年常住人口約357萬人，地區生產總值4 161億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約五萬元，區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三百一十億元。

多年來，海淀區加大社會民生領域投入力度，制定促進社會組織發展意見，積極培育扶持社會組織，激發社會組織活力。該區社會組織發展迅速，從2001年前僅百家社會組織，到2014年已超過三千。該區社會組織總量居全市前列。

據調查，截至2014年底在海淀區民政局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879家，其中社會團體204家，民辦非企業單位675家，備案社區社會組織約二千三百家。在國家民政部或者市民政局登記注冊，在海淀區進行稅務登記的社會組織400余家。門類涉及教育、科研、文化、體育、社會服務、工商業服務等各個領域，基本形成門類齊全、層次不同、覆蓋廣泛的社會組織體系。與海淀區作為全國著名科教文化區相適應，該區社會組織多數從事教育行業，約占六成;社會服務類、科研類社會組織也發展較快。

但總體而言，海淀區社會組織仍處于歷史發展的初級階段。從社會組織發展現狀看，社會組織規模總體較小，規范程度及社會服務能力較為有限，社會組織發展還面臨諸多挑戰與困境。主要體現在：一是社會組織專職人員數量總體較少，人員構成差異性大。以海淀為例，梳理179份有效調查問卷發現，約35%的社會組織無專職工作人員，另1/3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在五人以內，同時，有8%社會組織專業工作人員超過二十人，這部分社會組織主要是民非。從業人員流動性較強，近一半從業人員目前工作年限在2年以內。二是社會組織大多由政府發起成立，自下而上的社會組織不足1/3。調查顯示，74%的社會組織由政府發起或在政府支持下成立，而且約有26%的社會組織由退休領導干部擔任負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標明海淀區社會組織與政府關系比較緊密，或具有官方背景。三是社會組織收入支出規模總體偏小，資金來源比較局限，財務管理規范性不足。調查數據顯示，約六成社會組織年度收入支出規模集中在二十萬元以內，其中年度收入支出在十萬元以內的組織最多，占48%。僅個別組織收入支出規模特別大，在一千萬以上。從資金來源方面，政府支持、會員費、業務活動收入是其最重要的三項資金來源。四是整體規范性還不足，據調查，在年度財務管理方面，約41%社會組織選擇第三方獨立審計機構進行財務審計，但也有近16%社會組織沒有正式年度財務審計。在項目財務管理方面，有近50%社會組織沒有正式、獨立的項目審計，而是由內部自我掌握，存在財務制度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及時、運轉不透明的現象。

二、海淀區社會組織體制建設的現實挑戰

海淀區社會組織的發展現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從社會組織體制現狀看，相對于政府和企業的力量來說，社會組織仍然較弱，還沒有真正形成多元管理和服務的格局。究其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但現行的掛靠和雙重管理體制仍然是主要瓶頸，較難適應社會組織發展的需求。

主要體現在：一是雙重管理體制給社會組織的合法登記設立了障礙。社會組織想要合法注冊登記，不僅要通過登記管理機關的審批許可，還必須得到業務主管單位的審批同意，使社會組織獲得合法身份遭遇到嚴重障礙。二是管辦不分的現象沒有得到徹底改變。公共管理者與出資者、公共行政權與所有權兩種身份、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力混雜，政府承擔著許多社會組織出資者、服務購買者、資金提供者、監管者等多重角色，職能不清，導致主管部門權力過大，放權不足的現象;同時，也導致主管部門疏于監管，過于寬松的監管，導致社會組織頻頻遭遇公信力危機。三是監管主體的職責存在交叉、重疊之處。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權責不匹配，“雙重監管”異化為“雙重不管”，此外對某些新興社會組織監管的法規缺位、法規不完善，現行法律法規條例不能滿足社會組織建設與管理體制改革創新需要，需要新的法制規范與系統化的政策體系支持。四是主體缺位，社會組織主體意識與能力不強。社會組織在人員、經費、辦公場所等基本資源方面，對政府特別是業務主管單位的依賴程度都比較高，自治性弱，據調查，海淀區有55%的社會組織認為自身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五是各方聯動不足，缺乏有效協調和合作機制。據調查，海淀區有近30%的社會組織對政府相關培育發展工作不太了解，社會各主體之間理念、資源互動不足，共擔社會責任、互聯互通的平臺和路徑沒有建成。以社會組織與企業之間的協同為例。很多企業想履行社會責任，愿為社會組織提供資金、志愿者或公益項目，但找不到對口社會組織、對口服務對象;另外社會組織需要優良的資金、項目以及志愿者，但不知有哪些企業可以提供等，沒有形成及時、有效的供需對接，造成資源浪費。

此外，隨著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組織形態的拓展，以及虛擬社會組織進一步突破了組織邊界、時間及空間的限制，社會組織監管難題還將進一步凸顯。

三、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思路探析

近幾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發展。為加快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更好地引導社會組織的健康有序發展，結合海淀區社會組織發展現狀與現行社會組織體制存在的問題，建議如下。

第一，樹立治理理念，促進社會組織體制創新。要堅持放權的政策基調，堅持依法治理的理念與基本路徑。加強頂層設計，推進社會組織體制的系統化，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理模式。進一步營造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待遇公平的社會組織發展環境，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借鑒國內外經驗，鼓勵社會組織依法自治、自主發展。更多引導公眾參與和互動，更加重視各方合作、協商，更加強調法治的理念，更加重視公開、透明的治理方式，更加重視體制機制上的創新，更多注重源頭化解。

第二，深化管辦分開，重構政社關系，構建政社分開、合作共治的協同關系。一方面，政府作為“裁判員”，要強化政府作為規則和程序制定者、矛盾調節和仲裁者的角色。政府部門要主動轉移職能，有意識地保持社會組織的獨立性，積極搭建社會組織培育的扶持平臺、孵化平臺、溝通平臺、人才培養平臺、稅務服務平臺等，為社會組織發揮職能服務。另一方面，社會組織作為“運動員”，要主動提高自身能力和自主性，減小對政府的依賴性，逐步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新型合作關系。

第三，加快社會組織監管創新。把法治化作為社會組織監管的基本方式;在轉變我國雙重管理體制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依法監管。面對蓬勃發展的社會組織，我們既不能只看社會組織的消極效應而過分制約其發展，也不能忽視其消極效應而忽視其監管。一是要加快立法步伐，逐步構建健全完善的社會組織法律監管體系，為這些新型社會組織的有序發展提供法律準繩，力戒以往臨時性、政策性的集中清理整頓。二是要加強人員配備與監管資源配置，建立聯合執法與預警相結合的執法監察機制，實現動態管理，發現問題，隨時處置，防止不良后果擴散。三是要落實責任追究的實際舉措，對于那些違法違規的社會組織，及時查處，形成震懾力。四是要規范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并進一步發揮社會各方力量，形成監管合力。

第四，創新工作機制，規范社會組織治理。進一步創新黨建機制和暢通社會組織溝通渠道;進一步深化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工為骨干”的三社互動機制;進一步引入第三方機制，把評估、審計、結果應用相結合;進一步健全評比、研討、展示機制，聚焦海淀社會組織改革、發展問題;進一步推動完善以章程為核心的法人治理結構，健全自治自律機制;進一步強化退出機制等。

第五，夯實工作基礎，提高社會組織工作能力。社會組織并非天然擅長與社會打交道，并非天然具有社會工作能力，必須夯實工作基礎，強化社會工作能力建設。政策方面，進一步明確加快形成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意見，引導社會組織向多元化、專業化、精細化方向發展。資金方面，鼓勵和組織社會組織申報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項目，并積極引入社會資金。場地方面，積極通過多方合作提供場地，引入以社管社，以社會化方式運營。人才方面，加強與高校合作，共建基地，建立專家智庫，提供創業平臺，開展社會組織從業培訓。信息化方面，提升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平臺，建立社會組織與志愿者服務網，以智慧社區建設為契機，加快推進項目建設等。

第六，改進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一方面積極搭建溝通和服務平臺，加快形成有利于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環境，推進政府轉移職能、購買服務的常態化、制度化，引導和支持社會組織向多元化、規范化、專業化、精細化方向發展，使社會組織真正依法自立、自律和自治。另一方面要構建良好的動力機制，有效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積極順應經濟社會發展、滿足居民需求，符合現代社會組織發展規律、尊重多樣化、個性化，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治理社會事務的能力，使其在治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從而有效釋放社會發展的能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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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關鍵詞： 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程 改革現狀 具體對策

一、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現狀

隨著新課改的進行及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完善，在高職高專院校中思想政治理論課采用的教學方法存在不少問題，高職高專院校對此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現狀大致如下：

1.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形勢大好。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在新的時期，其教學方法暴露出不少問題，但是隨著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新教學方法在不斷出現，使得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不斷得到更新，比如小組合作學習法、導學案學習法等。這樣的方法彌補了傳統教學方法的不足，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教學效率。從總體上看，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2.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仍然存在問題。新課改在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教學方法在不斷出現，但是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制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教學效率的提高。這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廣泛關注，并且需要我們不斷研究，找到解決方法，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不斷完善。

二、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存在的問題

1.相關人員缺乏課改意識。課程改革是在課程進行中出現問題后應運而生的，但是研究調查發現，相關人員沒有樹立課改意識，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教師仍然沿用傳統教學方法

教師在講授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內容時仍然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對于一些新的教學方法雖然有所耳聞，但是沒有落到實處，課改成果沒有應用到課堂中，學生沒有感受到新課改的作用。

（2）院方對教學方法改革重視程度不夠

課程改革必須作為一項重要的文件指示做，但是研究發現，一些高職高專院校并沒有采取措施，仍然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對教學方法改革重視程度不夠。

2.學生沒有主動融入教學改革之中。學生是學習的主人，在學習過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需要學生積極參與其中，但是就目前情況看，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積極性不強，對于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漠不關心，使整個改革處于停滯狀態，導致達不到預期效果。這是需要引起我們足夠重視的一個問題。

3.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忽視學生綜合素質。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一門理論性比較強的課程，在授課的過程中往往因為其較強的專業性導致教師忽視學生個人綜合素質能力的提高。這與當前的社會總體需求是不符合的，對于學生日后的發展不利，違背教育的目的和宗旨。

三、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存在問題的具體解決措施

1.切實強化教學方法改革意識。意識是行為的先導，對行為有指導和規范的作用，在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切實強化相關人員的思想意識，提高重視程度，改變傳統上錯誤的改革觀念，從根本上為教學方法改革掃清障礙。從院方領導到任課教師都要改變思想，從思想角度出發，強化改革意識，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切實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

2.改革過程中尊重學生的主人翁地位。學生是學習過程中的主要參與者，也是教育的目標和對象，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應該處于主人翁地位，在教學方法的改革中尤其要注意這一點，努力維護學生的主人翁地位，讓學生切實享受課程改革的優越性，從而有更高的熱情和積極性，投身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之中，為教學方法的改進出謀劃策。

3.在改革過程中重視學生的綜合素質。學生學習是為了在社會中應用學到的知識內容，以此更好地生存。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一門應用性十分強的課程，在推行課程教學方法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注意這一點，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做到課上和課下有機結合，鼓勵學生將知識付諸實踐。教師要注意發揮引導作用，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廣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斷充實自身，努力提高個人修養，提高綜合素質。

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講授的文化知識，在社會實踐中有廣泛的應用空間和使用價值，新時期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暴露出一些問題，我們要在課程改革的背景之下，積極投身其中，結合具體的實際情況，從中吸取優秀的教學方法，不斷完善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1]高原平.高職高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的探索[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3）.

第9篇：社會治理現狀范文

Construction of Abatement Pattern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ased on Polycentric Co-operation

Hong Yanting， Qiu Lei*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load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grew in step with its harm in China. And it has brought serious threats 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who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batement pattern we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multi-subject roles involved in were relocated. Under the polycentric co-operative theory， the farmers，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Based on those，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batement pattern was constructed， which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effective abatement for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Key wordsPolycentric co-operative； Abatement patter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我國農業面源污染負荷量已遠超點源污染，成為我國水環境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目前，針對農業面源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基于經濟學原理驗證經濟發展與農業面源污染的關系，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驗證；基于農戶行為考慮農戶生產、消費和勞動力供給對污染的影響；或是從環境政策演變視角對污染治理提供建議等，而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探索則相對匱乏。因此，本研究在系統分析我國農業面源污染現狀的基礎上，剖析傳統治理模式的弊端，并

基于多中心合作視角，對農業面源污染多元主體角色進行重新定位，從而打破傳統污染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構建新型多中心治理模式，為我國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借鑒。

1我國農業面源污染現狀和傳統治理模式的弊端

1.1我國農業面源污染現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湖泊流域水體氮磷污染嚴重。政府自身局限性和傳統環境污染治理過度重視經濟利益，使得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成效甚微。《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農業面源產生的總氮高達270.46萬噸，總磷28.47萬噸，農膜殘留量12.10萬噸；《2013年全國環境狀況公報》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農業面源產生的COD總量為1 125.7萬噸，占總量的47.85%。這意味著我國農業面源污染情況異常嚴峻，采取相應防治措施緩解我國水環境污染已然刻不容緩。

現有的研究調查指出，我國農業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農藥及農膜污染，畜禽水產養殖業污染、農村生活污水垃圾污染和秸稈廢棄物污染等。

化肥、農藥和農膜等農業生產要素的過度使用，造成土壤氮磷養分過剩，并通過滲漏、地表徑流等途徑進入水體，嚴重威脅生態平衡和農產品安全。而隨著我國畜禽養殖和水產養殖規模的不斷擴大，畜禽糞便和其它養殖廢棄物也隨之增加，且由于沒有足夠的配套設施和耕地消納處理養殖廢棄物，導致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此外，農村生活污水未能像城市生活污水一樣實現集中處理，大部分生活污水不經過有效處理就直接排放到水體中。生活垃圾收運系統在農村地區不完全覆蓋則直接導致了垃圾的隨意丟棄和堆放，嚴重影響農村衛生環境。同時，大量的秸稈資源并未得到妥善處理和綜合利用，秸稈隨意堆放會導致病菌傳播，秸稈腐爛后產生的污染物通過地表徑流對水體產生二次污染，秸稈焚燒產生大量的有害氣體。

1.2傳統治理模式的弊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

環境經濟學家認為，包括農業面源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治理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運行得到最優配置。他們主張在科斯定理理論基礎上，通過產權界定，形成合理的價格機制，將農業面源這一公共物品轉化為私有化產物，以此來避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誠然，完善的市場機制可以從理論上解決外部經濟問題，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會碰到許多障礙，進而導致市場的嚴重失靈。生態環境屬于公共物品，這一特殊物質屬性和其復雜性使得有些環境資源的產權很難界定，或是產權可界定清楚，但實現私有化的交易成本可能很高。環境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致使收費變得不可能或者在經濟上不劃算，這導致環境很難作為商品在市場上交易流通。另外，“搭便車”行為和“負外部性”問題的存在和產生也是市場機制下農業面源治理所要面臨的難題，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和有效的防控措施，那么污染將會越來越嚴重。

然而，在市場失靈情況下，將環境治理歸于政府中心治理，甚至是政府壟斷治理同樣是不可行的。過往研究證明，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也不一定能解決，即使能解決，也不一定比市場解決得更好。在效率假設的基礎上，政府權力越集中，其治理效果越明顯，治理效率越高。政府責任是為社會謀求福利，這一觀點隨著凱恩斯理論的廣泛傳播而深入人心，政府干預也逐步合法化。然而相比較于政府治理取得的成果，污染治理過程中卻往往隱藏著更為嚴重的政府失敗。這是由于政府行為并非永遠代表著公共利益，政府決策和執行過程也存在著信息不完全、政府能力有限和政企合謀等因素。例如，農業面源污染的不易檢測性導致了污染物的難以估量，污染物總量的不確定進一步導致了政策制定依據的模糊性。此外，政府自身存在自利性。經濟發展帶來的政績往往是以環境污染或者忽視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如忽視經濟收益高但污染嚴重的企業。

綜上所述，傳統治理模式中，無論是市場機制單中心治理模式，還是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在我國目前嚴峻的農業面源污染現狀下，均不能提出有效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制度措施。因此，當務之急是探索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新模式，在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調節的基礎上，引入農業面源污染的其他相關主體，包括農戶、社會力量等，構建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

2多中心合作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構建

2.1多中心合作概述

“多中心”的概念最早由邁克爾?波蘭尼在《自由的邏輯》中提出。Ostrom等人在此基礎上發展并完善了多中心理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多中心合作機制能使一群相互依賴的個體自我組織相互合作，進行自主治理，并有效防止搭便車、規避責任等行為的發生。多中心合作機制是一種以共識為導向的正式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政府機構能夠主動地將非政府的利益相關者卷入到環境決策和管理過程中。多中心意味著存在多個決策主體，每個決策主體之間相互獨立，其強調在污染治理過程中各主體之間應該采取適合自己特點和能發揮自己優勢的方式。這也將打破傳統的以政府機構為治理主體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其實現過程是多主體之間相互依賴、溝通交流、自愿協作，調和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維護共同利益的過程。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具有非排他性及非競爭性，其成因復雜，治理過程涉及到眾多利益相關者，與多中心合作思想不謀而合。而且，在多中心合作機制下，政府不再是單一主體，農戶也不再是被動接受者，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宏觀上的調控，吸納各主體意見，制定相應政策，繼而讓他們進行自主治理。

2.2多主體角色定位

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孫勇、陳曉宏等的研究分析認為，農業面源污染中的多元主體包括政府、農戶和社會力量，各方關系如圖1所示。在多中心合作視角下，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過程中涉及到多元主體重新進行角色定位。

2.2.1政府角色：管理者、引導者和監督者多中心合作既反對政府單中心治理，也區別于市場機制中的私有化。它不意味著政府從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退出，而是政府角色的轉變。政府從單一主體轉變為污染治理主體之一，其管理方式也從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行為包括制定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實踐和工作框架，制定總體規劃、建立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和體系以及對農戶、公眾及其他社會團體等的監督管理。因此，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過程中，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也是協助政策實施的引導者，更是農戶減少污染行為的監督者。

2.2.2農戶角色：污染產生者、源頭治理者農戶作為人類進入農業社會以來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也是最根本的微觀經營主體。雖然目前文獻對“農戶”一詞的解釋很多，但直接定義并不常見。綜合國內研究，認為農戶是以姻緣、血緣或收養關系為基礎，主要依靠家庭勞動力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村家庭，具有生產和消費雙重屬性。農業面源污染來源于農戶生產經營活動，包括化肥、農藥、農膜的使用，畜禽糞便的不當處理等。農戶既是農業面源污染的直接產生者――戶主特征、家庭資源稟賦、家庭經營特征等因素對污染輕重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但與此同時農戶也是分析和治理污染問題的基本經濟單位。治理農業面源污染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過政策來引導農戶行為，讓農戶自覺自愿地減少污染行為，從而到達治理效果。

2.2.3社會力量角色：監督者、調解者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體系中的社會力量應包括公眾、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NGO）和輿論傳媒，這些主體協同一致構成公眾參與的社會性監督。社會力量角色行為過程是一個連續、雙向性意見交換的過程，能夠增進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了解，使得公眾能夠“捕獲”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和其他違法行為，并將這種信息反饋給社會和監察部門。專家學者及非政府組織的知識和信息比其他團體更全面也更具專業優勢，在政府制定政策時可提供有效建議；輿論傳媒則可以通過新聞媒體等方式傳播信息，形成社會反響。總的來說，一方面，社會力量有著傳播信息、監督政府行為的作用，使得農業面源污染問題能引起政府的重視，對政府工作起到促進作用；另一方面，社會力量可以作為調解者，調解政府與農戶之間因溝通、指導不到位產生的問題，促進兩者之間的和諧合作和共同治理。

2.3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的構建

多中心合作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構建如圖2所示，分為三個層面：農戶層面、政府層面和社會層面。農戶層面從微觀角度出發，源頭治理著手，對農戶進行培訓教育和農業技術的普及推廣，旨在能從根本上緩解農業面源污染；政府層面意在轉變治理方式，制定總體規劃，把握全局，對污染治理實施宏觀調控；社會層面則希望通過完善社會力量參與機制，發揮公眾優勢，起到監督、反饋和調解作用。

2.3.1農戶主體學習機制和補償機制農戶既是農業生產的主體，也是農業面源污染的源頭治理主體，更是污染治理成果的受益者，只有實現農戶真正參與到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過程中，才能實現污染治理目標。因此，政府要發揮管理者和指導者的作用，構建農戶學習機制和補償機制，加強農戶個體行為決策，讓農戶自覺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目前在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農戶不是沒有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而是對農業面源污染認識不深，沒有意識到其危害，農戶參與污染治理缺少利益驅動。基于此，應從兩方面著手予以扭轉：一方面，通過構建農戶主體學習機制，加強生態經濟、和諧發展理念的普及和農業技術應用推廣，提高農戶的環保意識和科技素質，增強農戶責任感，讓農戶從根本上認識到農業面源污染的危害，意識到污染治理不僅可以帶來生態收益，更能帶來經濟收益，從而端正農戶生產行為，實現環境經濟友好發展；另一方面，通過落實農村補償機制，調動農戶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積極性，鼓勵農戶采取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和生態經濟型生產資料，從源頭上減少農業生產活動中化肥、農藥和農膜的使用量，從而達到減少農業面源污染的目的。

2.3.2從政府單中心治理到政府參與傳統治理模式是以政府單中心治理為主，即政府是治理體系中的唯一主體，其權利涵蓋從宏觀政策制定到微觀措施執行。這種治理模式下，制度實施、管理方式乃至市場資源配置均以政府為主體，直接點對點操作執行，農戶被動接受政策，沒有動機和積極性去進行污染治理，公眾等社會力量作用不明顯甚至發揮不了作用。因此，構建多中心合作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模式，首要條件是轉變政府單中心治理方式。需要強調的是，治理方式的轉變，不是否認政府的作用，而是政府角色的轉換：從單中心治理、壟斷治理向管理者、監督者和引導者的角色轉換，即強調政府政策法規上的宏觀調控和政策落實的監督及引導。政府部門應當集中力量健全法制建設，抓好宏觀調控，做好綜合決策，完善監督體系，確保政策實施到位和監管公正，加大宣傳力度、廣度和深度，積極提供農戶和公眾環保素質。政府要學會放權，將市場自身能夠解決的交由市場自行解決，從繁瑣冗雜的事物中走出來，僅在宏觀上把握政策和政策實施，具體的管理實務和落實行為則交由其他主體執行。

2.3.3完善社會力量參與機制環境管理實踐證明，社會力量參與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樣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離不開公眾、輿論傳媒等社會力量的互動參與。社會力量參與治理并不順利，人們更多的是關注污染治理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題，但作為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主體之一，社會力量具有其他主體所沒有的專業優勢和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要清楚認識到社會力量參與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完善監管機制的基礎上，鼓勵公眾參與，可以設立專門部門，預留專項資金，及時收集整理和利用公眾反饋的信息。此外，政府還應該認可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民間環保組織，承認其合法地位，必要時候可以提供資金幫助和政策扶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新型多中心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最后拼圖――社會力量充分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