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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經濟學;生態學;經濟學;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1962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標志著人類首次真正結合社會經濟問題開展生態學研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人類經濟迅猛發展,可是用著名經濟學家布朗的話來形容,這是“自我毀滅的經濟”[1],因為伴隨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眾多環境問題,已嚴重的影響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一、不容樂觀的地球生態環境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給人類經濟帶來飛速發展,可是這也給環境帶來的巨大的破壞。經濟理論和經濟指標并不能解釋經濟是如何影響地球的生態環境的。為什么中國西北部的沙漠化越來越嚴重,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為什么從南極冰原到北極冰蓋冰雪融化無處不在,為什么人類已處在自恐龍滅絕后最大一次物種滅絕的早期階段?以及日常報道的森林縮減、牧場退化、土地風化、漁業崩潰等諸多問題都在表明著經濟發展與地球生態環境的激烈沖突。我們將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是產生經濟衰退的結果。
(一)全球氣候變化
氣候,即某一地區多年間大氣的一般狀況。[2]它包括大氣的平均狀況,也包括多種可能的統計特征及其極端狀況。而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述,“氣候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雖然其本質為環境問題,但卻給地球上所有物種的生存帶來影響。它會影響經濟增長、人口擴張、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管理等全球性的問題,同時也會受他們影響。”[3]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氣象災害頻發,中國98洪水造成2.23億人受災,以及2005年的三場超級大西洋颶風,現在想起仍讓人不寒而栗。
(二)物種多樣性減少
地球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物種共同構成了地球的生態系統。然而,近年來人類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大量侵占動植物棲息地,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樣性銳減。在我國,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11.10%減少到21世紀初的8.40%,減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庫,地球上20%-40%的物種都生活在熱帶、亞熱帶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亞馬遜地區的森林被毀掉了11萬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積同400年前相比,整整減少了一半。[5]20世紀80年代,熱帶雨林國家的人口從15%增加到36%,而森林毀滅的速度幾乎加快了90%。[6]面對如此現狀,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在環境惡化并帶來長期經濟衰退之前扭轉局勢,避免重蹈覆轍。
二、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一)國外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麥肯齊(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類群落和社會時融入了植物和動物生態學,第一次將經濟研究與生態學結合了起來。而在卡遜《寂靜的春天》出版后,人類覺醒了,因此大批擁有生態意識的經濟思想家如雨后春筍班出現。最終,在1966年,肯尼斯·鮑爾丁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這個概念。迄今為止,西方理論界關于生態經濟的多種思潮學派,大體可基本分為以下三類。
悲觀派:這一學派的代表是美國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紀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長的極限》;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哥爾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悲觀派學者認為,如果任由現在的經濟和人口增長趨勢發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內地球上的有限資源極有可能被消耗殆盡,導致人類的滅絕。他們認為經濟和人口的增長是造成現今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長”,即停止經濟人口增長,停止工業技術的發展,才有可能解救人類。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人類應該回歸到18世紀的田園式農耕生活來解決現今的危機。
樂觀派: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經濟的發展——令人興奮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為《最后的資源》。他們認為,目前的糧食、能源、人口問題只不過是出于“偉大轉折(1800~2000年)”的過渡時期帶來的結果,即產業革命到后工業化社會的過渡時期,人類由貧困到富裕的過渡時期。而由于科技的進步、人類資源的無竭性,生態環境會愈發好轉,未來這些問題都會慢慢消失。
可持續發展派:悲觀派過于強調人類經濟活動的破壞性后果,樂觀派則夸大了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對解決生態問題的能力。經過時間的沉淀,兩派人員都認識到自身觀點的局限性,最終產生了觀點趨同的趨勢。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知的賴斯特·R·布朗(Leste R Brown),其代表作為《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他們主張人類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等正當手段干預生態經濟,引導技術革命,使經濟增長、資源開發、人口控制、環境保護朝著生態經濟和諧發展方向前進,追求社會經濟可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我國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生態經濟學在我國起步較晚,至今不過三十余年時間。但是其發展很快,并已取得一定成就。1980年8月,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青海西寧的一次會議上首次發出了建立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倡議。1982年11月在南昌市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生態經濟學術研討會。
1984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生態經濟科學討論會暨中國生態經濟學會成立大會。會上再次強調了生態經濟學研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7]
經過30余年的研究討論,我國生態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得到了迅速發展。在理論上,有對生態經濟平衡理論的研究,對生態經濟再生產理論的研究,對人與生物圈、生物多樣性經濟評估等學術成果;在實踐上,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如生態經濟預警研究,積極探索生態評價指標體系、自然保護區等方面的實踐應用。
三、生態經濟學的內涵
(一)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生態經濟學”的概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Kenneth Boulding)在他的重要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次正式提出來的。[8]作者在此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指出自然生態系統是現代經濟社會系統建立的基礎,以人類經濟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進行。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態經濟系統,即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跨領域科學,從廣義的角度探討了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關系,以及由這兩個系統所組成的復雜系統的運動規律。它轉變了人類傳統的經濟發展思想。事實上,生態學理論、經濟學理論、系統理論及倫理理論都為生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來著重分析下生態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9]生物時刻改變著環境,環境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源,所以兩者是共同進化的。因此人類必須意識到,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環境和資源的有限性,珍惜擁有的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理論中另外一個重要的理論即為生態因子。生態因子對生物生長發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這時如何進行有效資源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
經濟學是一門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以及消費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10]其兩大核心思想為,物品是稀缺的,以及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他們。傳統微觀經濟學關注個體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宏觀經濟學關注整個國家或者區域的就業通貨膨脹等問題,其中的許多理論都構成了生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而生態經濟學探討的人類經濟發展規模不能所占地球承載能力百分比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資源的稀缺性問題,另一方面,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也為生態經濟學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四、生態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
1989年,國際生態經濟學會(ISEE)的成立以及《生態經濟》雜志的創刊是生態經濟學發展史上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態經濟學變得越來越普遍和規范化,它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許多課題仍然尚處于摸索階段,但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其發展史看出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上所說,從西方生態經濟學的發展史來看,可持續發展理論已經成為主流,這其實就是生態經濟學未來的發展趨勢。
1990年首屆國際生態經濟學討論會的題目與中心議題就是“生態經濟學:可持續的科學與管理”,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討論已經形成熱潮。生態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已從“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過渡到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鮑爾丁及許多科學家過去認為經濟系統隸屬于自然生態系統之下,人們應該努力尋找兩者協調發展之道。但現在,生態經濟學家們意識到,不僅僅是協調發展,如何通過經濟法律等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利用都能可持續的進行下去,更為重要。因此可持續發展理論必將是未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大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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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廣明.環境科學知識[M].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1.
[6]唐建榮.生態經濟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5.
[7]韓威.百卷本生態全書生態經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
[8]唐建榮.生態經濟學[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22.
[9]Frodin.D.G.Guide to Standard Floras of th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72.
[10]Harper,Douglas.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Economy.http:///index.php?term=economy. 2013.8.2.
關鍵詞:可持續;經濟學;發展;前景
盡管經濟學領域對于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已經進行了幾個世紀,但是一直持續到“可持續經濟學”出現,才廣泛應用在環境、資源和生態經濟學當中。隨著氣候變化、資源緊缺等全球化的環境問題惡化,當代我國經濟學和世界經濟學的發展與前景研究中,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已經成為了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
一、可持續經濟學的相關內容概述
(一)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一般而言,可持續經濟學是以可持續發展的視角構建的一個基礎理論,其根本目的在于促進自然與人的關系公證,同時旨在解決未來不確定因素。具體來說,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包含了三種關系,既同代人之間的關系、代際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其中,代際間的關系和同代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一種現代人人發展而又不損害后展的能力,是一種關系的公正。與此同時,上述二者的關系公正充分反映了人類中心學說中有關公正的觀點。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關系公正。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就是一種自然與自身的保護理論體系。
因此,根據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筆者認為可持續經濟學的定義應當為構建在道德上的,不浪費使用稀缺資源、自然環境而發展經濟的一種學說。是一個具有可操作性、清晰的、有特點的學科。但是關于可持續經濟學中是否“浪費”對于各種關系的公正是否有影響還有待考證和闡述。
(二) 可持續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和主題
可持續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構建是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基礎,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研究的目標和主題也應當是有關自然與人的。簡而言之,可持續經濟學研究主題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結合,是區別于資源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是結合了二者的研究目標和主體的。因此,關于可持續經濟學研究目標和主題可以概述為如下兩個方面:
1.認為可持續經濟學是一種認知上的興趣理解。
2.認為可持續經濟學是一種行為上的興趣管理。
興趣理解方面的目標保持了可持續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科學的特征,而興趣管理方面的目標則強調了可持續經濟學中人與自然管理的方面。因此,可持續經濟學是一門“相關科學”,其研究目標和研究主題是綜合了資源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而形成的。
(三)可持續經濟學的特征
根據筆者上文所述的內容來看,可持續經濟學的特征是區別于普通經濟學領域學科,又是經濟學領域中各學科綜合形成的。因此,可持續經濟學與經濟學領域中的一般科學是具有區別的。
首先,關于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可持續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也是其首當其沖的一個特征。這一特征也強調了可持續經濟學的視角是自然與人之間的系統。因此,可持續經濟學在具備科學性的同時也就具有了廣闊的開放性。
其次,可持續經濟學中“持續”是重點,也就是說它的第二個特征便是其必須要對未來的許多不確定性因素進行研究。
再次,可持續經濟學是將道德和效率兩種觀念結合在一起的,實質上代表的是一種正確、合理、科學使用自然資源,并不構成浪費的方法。
最后,認知和管理的雙重性是可持續經濟學的最后一個特征。管理和認知二者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的。因此,可持續經濟學是一門跨科學的學科,也是一門提供知識指導的學科。
二、 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意義
近年來,經濟的增長對于環境和生態的影響已經廣泛引起了經濟學業界的關注。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的經濟增長對于環境和生態的影響是中性的,亦或者是有益的。這主要是因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帶動了相關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解決了當下發展中的一些環境問題。但是,筆者認為,一些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必定會造成環境的惡化,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對于環境保護的成本也將不斷加大。尤其是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對于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程度相當大,對于自然資源的索取相當厲害。因此,在經濟增長之后,環境和生態環境惡化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經濟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可持續經濟學的出現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經濟學領域以及廣大人民對于自然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消費不可超出生態承載力的認知,也闡明了自然生態圈中資源和能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可持續經濟學中有關人口增長和能源消耗、溫室效應等的闡述也讓很多國家將經濟發展的原則構建在“可持續”原則上。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我國“循環經濟”的經濟發展模式奠定基礎,實現我國來自世界經濟發展與環境可持續的一種平衡。
三、可持續經濟學發展的前景和展望
(一)可持續經濟學發展前景中的挑戰和機遇
可持續經濟學從出現到發展經歷的歷程是相當坎坷的,但是其的發展前景也是良好的,是有助于我國和世界經濟良好、科學發展的。但是,可持續經濟學發展前景中機遇與挑戰是并存的。
首先,任意性的客戶便是其中一項重要挑戰。在經濟學往后的發展過程中,一旦人們在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出現任意性將不會采取理性手段,進而使得可持續經濟學的前景不明朗起來。
其次,關于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以及資源經濟學三者與可持續經濟學的關系劃分必須要清楚。
最后,可持續經濟學是的總體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系統。因此,個人參與到可持續經濟學的研究當中去將為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平臺,讓可持續經濟學的前景更好。
(二)可持續經濟學的展望
總的來說,可持續經濟學囊括了經濟學領域以及非經濟學領域各種學科的內容,是一種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將帶動各個行業和領域的經濟發展,并未生態環境和生態資源的平衡提供保護。未來幾十年內,可持續經濟學將會出現一種迅猛的發展態勢。(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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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世秋.使發展更可持續[J].中國投資,2009(02).
[3]代明,覃劍,丁寧.恒態經濟學理論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2009(09).
關鍵詞:音樂經濟學;發展方向;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3-0329-02
一、對音樂經濟活動的探討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音樂經濟活動的發展也呈現出日新月異、生機勃勃的景象,并且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經濟效益。音樂經濟活動就是音樂活動領域中的經濟行為,它包括音樂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儲存、消費過程。
音樂經濟活動的核心是音樂商品。音樂商品就是能夠滿足人們需要, 具有有形或無形效用的音樂文化產品。根據音樂滿足人們需要的方式將音樂商品基本劃分三類:
1.音樂文化型商品,如MP3、唱片、音樂書刊、音樂賀卡、音樂文物、音樂軟件、相關的音響器材、樂器等。
2.音樂體驗型商品,如音樂表演有償演出、音樂作品有償創作、音樂廣播和電視頻道的點歌服務。
3.音樂附屬型商品,如商場、公園餐廳、茶館的背景音樂、影視作品中的音樂。
這些音樂經濟活動都充分利用了新技術手段,極大地提升了音樂的表現能力。“十二五”規劃中,文化產業的發展備受世人矚目,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必然使人民群眾對音樂文化產生更大的消費需求,這些都將促使音樂經濟活動的大力發展,音樂商品的需求也將漸趨明顯。
二、音樂產業鏈中存在的問題
音樂經濟學以音樂產業鏈為導向,實現自身的經濟效益及經濟價值。在目前傳統的音樂產業鏈中(如圖1所示),明顯可以看到存在以下問題:
1.音樂商品單一化。音樂商品作為音樂經濟活動的核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目前音樂產業鏈上音樂商品比較單一,并未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
2.音樂商品管理體系不健全。音樂產業鏈中各機構之間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動,互相掣肘的管理體制仍然制約著中國音樂經濟活動的發展。
3.音樂商品重復內容過多。目前,中國音樂經濟活動中音樂商品大多反映的內容局限于很窄的領域,對于反映人民群眾生活的大眾文化的音樂商品仍不多見。
4.音樂經濟活動的社會效益并未顯現。音樂經濟活動在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出于對經濟效益的過分追求,而忽略了社會效益,這就是目前音樂經濟學呈現出畸形發展,使音樂文化的發展與人民群眾逐漸脫節。
三、音樂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1.承擔社會公益責任。大力發展公益性音樂經濟活動,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扶持力度。但中國城鄉之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還很明顯,音樂經濟活動更應履行社會公益責任。
2.創新音樂經濟活動政策。創新音樂經濟活動的政策,制定積極的音樂經濟政策,逐步建立與世界普世規則相適應,又符合中國根本國情的音樂經濟政策系統。積極調整音樂經濟結構,推動音樂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合理的產業結構,是保障產業間協調發展的基礎。
3.提升音樂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音樂經濟活動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音樂經濟活動需要創新,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鑒賞力的不斷增強,對音樂商品的要求愈來愈高,這也從客觀上促使音樂經濟活動的創新,因此必須制定創新戰略,推動音樂經濟活動的蓬勃迅猛發展。
4.創新音樂經濟人才培養模式。音樂經濟活動的發展歸根到底要靠人,人是音樂產業鏈中最具活力的一環。面對音樂經濟活動中人才短缺的難題,音樂經濟活動應該采取“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方針,一邊著手引進,一邊自己培養。我們應該在高校中開設音樂經濟、音樂管理和娛樂營銷等方面的專業,培養高層次、多領域的音樂專業人才。還應該培育濃厚的文化氛圍,舉辦更多的音樂產業論壇,為音樂創作和音樂專業人才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機會。
5.規范音樂經濟市場。大力保護中國的音樂市場,積極協調音樂與經濟的關系。必須合理利用知識產權,尤其是加強網絡音樂知識產權保護。目前,中國網絡音樂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初步形成,網絡音樂商業模式開始建立,網絡音樂管理體系逐步健全。還要堅持促進技術進步與合理可控地利用技術相結合,技術發展對音樂產業是一把雙刃劍,必須趨利避害,加強管理。既要發展新興的網絡音樂,也要利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改造提升傳統音樂產業。
參考文獻:
[1] 徐羽中.對音樂經濟活動研究的思考[J].人民音樂,2004,(5):62-63.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 效益 資源配置 法律現實運動 法學泛經濟化 法律的經濟價值 定量 事前分析
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門新興的邊緣性、交叉性學科“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的法學流派,開始躋身于傳統法學流派之林,并因其視角之新穎,方法之獨特和實際的運用價值,越來越引人注目,不斷擴大,在法學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許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并且擁有自己的專門的學術刊物和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本文試圖從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發展軌跡和當前研究狀況方面對其作一個簡單介紹,并予簡略評析。
一、法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所謂法律經濟學,即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的一門學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國,一般將其稱為“法學與經濟學”。例如,該理論研究領域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為“法學與經濟學雜志”(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家波斯納稱其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此外,該學科還有一些類似的稱呼,如“法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分析法學”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門由法學和經濟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興學科。
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的成長、結構、效益及創新的學說,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于資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門法領域,既包括民法、經濟法,又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釋法律現象與現實的全新的方法論結構體系,提供從法律的價值等基本理論到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來服務于整個法律制度,也包括經濟法制的變革和完善。[1]
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和研究現狀:
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學》就有了用經濟觀念分析法律規則的思想。到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創立了唯物主義。馬認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而已。”[2]
“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是廣泛地論及了法律與經濟的辯證關系。因此,有人稱的法學理論為“經濟學研究的法理學”。
而經濟學與法學的真正結合肇始于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劇烈沖擊使法律在此時顯得蒼白、無力與無能,促使人們尋求新的法律模式。這就必然要求改變傳統的法學研究,改變純粹的邏輯推理式的法律演繹和歸納法,于是在美國興起了法律現實運動。人們開始將法律與包括經濟在內的相關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便能對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在此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醞釀課程設置的改革,經濟學開始成為法學院的正式課程,芝大也由此獲得“法律經濟學發祥地”的美譽。1958年,芝大法學院經濟學教授阿隆?迪萊克特(Aron Director)創辦了法律經濟學方面的最具權威性、代表性并對該學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促進作用的學術刊物-《法學和經濟學雜志》,該雜志對推動法律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經濟學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數政府管制經濟的成文法規,被人稱為“舊的”法學與經濟學。[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社會成本問題》和卡萊布雷斯的《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行為法的若干思考》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才改變了這一局面,被認為是開辟了“新的”法學與經濟學的廣闊領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其主要標志是芝大法學院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發表。該書后來多次再版,成為法律經濟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在該書中,波對法律經濟學的有關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并且幾乎對所有的部門法領域進行了經濟分析。至此,法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終于以其完整的理論體系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臻于成熟,并為人們所接受。
法律經濟學在其短短的幾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亞的兔子”,在“知識生態學”中找到了一塊真空地帶,并以驚人的速度填補了它,其發展與成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矚目。法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日益繁榮與深入,法律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強,其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獨秀”到進入“春色滿園”,越來越多的法學院與商學院開設了“法學與經濟學”課程,有關論著接連問世,學術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學與經濟學雜志》外,又創辦了《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法學與經濟學評述》、《法律、經濟學和組織雜志》、《法和經濟學國際評論》等刊物。法律經濟學也不僅僅囿于學術研究的“閨房”,而開始向司法滲透并對司法活動產生影響。如在威廉訴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為了支持自己的判決,“在判決中將平均可變成本和邊際成本曲線以及有關它們同確定掠奪性定價的做法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也包括進去了”。[5]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
學最早誕生于美國,但其迅速在各國傳播,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國際力的法學流派。在我國,近幾年來,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雖相對于美國等國家,我國法律經濟學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但正如專家指出:“我國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通過政府與、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與再分配,使權利與義務及其界限最優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我們的立法與執法應當適應這種改革,把效益作為分配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標準。為此,加強對西方經濟法學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論來補充和改造我們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 根據市場經濟的需要,以經濟角度對既有的法律重新評價分析,同時設計出以效益優先,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法律法規,對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對法律經濟學的幾點認識:
法律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誕生發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隨贊譽與詆毀,既有人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為然。本文試圖從價值觀與論上對其作簡略評析:
無疑,發展經濟與弘揚法治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法與經濟作為社會的兩大主題,已構成的基調。如果用單純的法學或經濟學的原理去評價某種經濟現象或社會現象,無論如何都是只窺一斑。法律經濟學以其新穎的視角,獨特的研究方法將兩大目標關聯在一起,成為本世紀法學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創新。正如西方學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學思想方面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為重點。”[8]但另一方面,過分的法學泛經濟化,抬高經濟分析方法而貶低、排斥其它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法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經濟學理論在法律中的具體首先應體現在價值層次,亦即在公正、正義等基本價值名目中,為“效益”躋出一席之地,形成正義與效益雙重標準的法律價值觀;其次在立法、執法等層次上,應貫徹效益優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經濟價值,并以此作為評判法律優劣、成敗的一個客觀標準。
在方法論上,法律經濟學別具一格,它運用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對法律進行分析,具有明顯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它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經濟學的優勢在于它是一種事前分析,而法律僅僅是一種事后的“補救措施”。法律經濟學將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學研究,可以對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進行事前分析,預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誤。這種方法大大開拓了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視野,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是法學研究方法論的重大變革。但認為經濟因素能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以經濟學概念將正義、權利、義務、過失等傳統法學概念取而代之,將法學泛經濟化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實事求是地說,經濟學方法只是研究法學的一種方法,我們不能片面強調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種法學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適用界限。但必須有一點明確,那就是運用經濟學原理與方法分析法律不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這一理論并將其運用于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對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 呂忠梅、劉大洪:《經濟法的的法學與法的經濟學分析》,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頁。
[2]《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3]《馬恩列斯論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
[4]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頁[5] 克拉克森和米勒:《產業組織:政府、證據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677頁。
[6] 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20-22頁。
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立、傳播和發展
《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1936)出版已有半個多世紀,但凱恩斯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問 題,至今在學術界中仍存在激烈的爭論。但不論持什么樣的觀點,經濟學家們都普遍承認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影響是“二十世紀經濟學中最重大的事件”。或者說,正是凱恩斯, 創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 ,從而使經濟學再也不象馬歇爾當時那本最具權威性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的樣子 。這倒不是說在《通論》之前不存在宏觀經濟分析。早已存在的各種經濟周期論和貨幣數 量論,就屬于宏觀分析。但是,此前的傳統經濟學家深信,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體系運行過程中的暫 時失衡,市場機制會發揮自動調節作用,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水平。
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給這種傳統理論以致命的一擊。針對新古典經濟學通常只把注意力 集中在廠商和居民的決策上這一傳統,凱恩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諸如投資、消費、總需求 等等宏觀變量的相互關系上,把重點從強調貨幣和物價水平的貨幣數量論轉移到重視總產 量、國民收入和就業的 分析上,從而開創了新的經濟學領域──現代宏觀經濟學。凱恩斯《通論》最具革命性的 方面是,他清楚而堅定地指出,就產出和就業的水平而言,我們在實踐中看不到“無形之 手”會自發地將自利行為引向社會最優狀態。通過確立這些變量之間的理論關系,他證明 :在沒有政府干預經濟 的情況下,市場體系本身具有一種有效需求不足的傾向,加之價格剛性、預期的不穩定性 等因素,經濟通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幾乎不可能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
《通論》出版之后,不僅誘發眾多年輕學者風起云涌地研究這個新的理論,更因不斷給予 詮釋及推廣,而成為經濟學的“新正統”。凱恩斯的總需求;消費、投資和流動性偏好函 數;乘數和加速系數;以及暗含的國民收入帳戶等等概念,激起了形式化、具體說明和經 驗驗證的努力。對凱恩 斯理論的經驗補充賦予它以科學的客觀性和確定性,使它更容易從模型中推導出政策建議 。它也給學生提供許多學位論文題目。
自然,對凱恩斯的貢獻存在著各種解釋。但至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直到70年代初期,希 克斯(1937)、莫迪利亞尼(1944)、薩繆爾森(1948)和托賓(1958)等人設計和精雕 細刻的IS-LM模型一直占據統治地位,被視為是對《通論》的經典解釋。菲利普斯(1958 )發現的關于失業和通 貨膨脹之間純經驗性關系,經過薩繆爾森和索洛(1960)的理論化,形成菲利普斯線,彌 補了IS-LM模型沒有(至少是沒有直接地)涉及這一問題的缺陷。
可以說,《通論》以后的60多年中,宏觀經濟學已有長足的發展,且不說凱恩斯理論從“ 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發展到“新凱恩斯主義”的演變,還有與之相對抗的 “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從希克斯論文的發表(1937)到60年代,通過最 優化原理的運用,宏觀 理論的主要發展,包括對凱恩斯假設的總體行為相互關系所進行的理性化和修改工作在內 。進入七十年以后,宏觀經濟學的主要趨勢是力圖重建自身的微觀基礎,例如,盧卡斯的 研究計劃顯然是要把整個宏觀經濟學建立在新古典廠商理論的基礎上,新凱恩斯主義者則 試圖通過對工資和價格 粘性現象的系統解釋來給宏觀分析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微觀基礎,但這些模型還處于其搖 藍期。在這一時期,不僅IS-LM模型一般化為一種通用分析工具,不再被視為是專用于凱 恩斯主義的系統化解釋,而且在它的基礎上又發展出AD-AS模型。
IS_LM模型的創建者們偏重于凱恩斯體系中總需求方面的新內容,而忽略了凱恩斯著名的 總供給函數。溫特勞布(1957)在“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微觀基礎”一文中重新發現凱恩斯 總供給函數的基礎,經過戴維森和斯莫倫斯基(1964)的發展而形成一種明確的總供給函 數,但當時并未引起學 術界的應有重視。之后,在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新古典宏觀學派的爭論過程中, 有些經濟學家意識到,凱恩斯主義關注的是經濟的需求方面,而貨幣主義和新古典宏觀學 派卻把經濟的供給方面視為最重要的關系,應該提出一種更一般的模型,才能對它們各自 的立場作出明確的說明 。于是乎,人們把經修改的菲利普斯曲線顛倒過來,把它重新解釋為總供給曲線,例如 ,Lucas,RobertE和A.Rapping(1969)。既然已經發明總供給曲線,所需要的就只是一條 總需求曲線,以便同時決定產出和價格水平。某些教科書著者發現,可以從IS-LM模型中 直接推導出一條表示產出 與價格水平的向下傾鈄之曲線,便立即命名為總需求曲線。這些發展最終形成了現在眾所 周知的總供給──總需求(AD-AS)模型。較早使用和普及AD-AS模型的教材有 Dornbusch和Fischer(1978)和Parkin(1982)。實際上,雖然對AD-AS模型的基礎仍有 爭論,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 一模型既可以用于解釋各種宏觀經濟范示、又可以用來以嚴格的邏輯討論通貨膨脹、失業 等現實問題。
《通論》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有著深刻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這一點勿庸置疑。在 凱恩斯的模型中,“經濟”就象一只在大海中漂泊不定的無舵小船,如果聽任其自然的話 ,它總會撞在蕭條這個礁石上。這種理論必然蘊藏著國家干涉主義。凱恩斯主義對經濟學 家的征服,使他們構思 出國家在經濟世界中不同于以往的職能,即政府有責任促進充分就業的實現。在這方面, 凱恩斯的真正重大貢獻在于,使我們從無知的危險中得以解脫,使我們有了應如何管理經 濟的觀念,不再允許經濟力量不受控制。可以說,在當代,需求管理占據了政府宏觀經濟 管理的中心位置,貨幣 和財政政策必然以調整總需求為重點方向,這是各國對凱恩斯理論精神的采納與認可。正 是在凱恩斯理論的影響之下,各國政府的政策取向發生了與以前根本不同的變化,使政府 的決策具有了從未有過的理性化和客觀性,也使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得以存 在和發展。 可以說,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已經結束。但這絕不意味著凱恩斯經濟學的影響之消失。凱 恩斯《通論》的基本思路和精神已經不可磨滅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即便凱恩斯 主義的批評者,其所使用的都是凱恩斯的術語與分析方法。例如,正是弗里德曼,這個在 人們眼中的反凱恩斯主 義者,第一個斷言:“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從范例上來看,弗里德曼是一 個“凱恩斯派”,而不象人們通常說他的那樣是“反凱恩斯學派”,因為他毫無保留地接 受凱恩斯的世界觀:弗里德曼的經濟學完全是以需求為中心的純粹宏觀經濟學,把國民經 濟視為一個單位來加以 研究,并認為政府可以通過貨幣供給量來調控經濟。
二微觀經濟學的發展
“凱恩斯革命”,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的思維方式,但它并沒有否定 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微觀理論。然而,即便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也并未象馬歇爾所宣 稱的那樣穩固、無需發展。
對一般均衡的嚴格證明
微觀經濟學有一個核心命題,即: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會受一只無形之手的引 導而無意識地產生最有利于社會利益的結果。瓦爾拉斯第一個試圖以數學形式表述這一經 典命題,由此而形成一般均衡論;他的第子帕累托還引入一個檢驗這種均衡是否最優的標 準。但在他們那里,一 般均衡只是個人最大化行為的一種邏輯結果。直到本世紀30年代,帕累托最優的的可能性 ,甚至于一般均衡的可能性,都沒有得到嚴格的證明。如果沒有一種論點來支持在經濟體 系的所有市場中至少存在一種均衡價格,那么瓦爾拉斯的理論將空洞無物。
[關鍵詞] 前景理論 幸福學 效用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都試圖通過建立嚴格的數學模型來描述生活中的經濟現象,揭示經濟規律。但是很多學者驚訝的發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的許多經濟現象正強烈的沖擊著我們傳統的經濟學理論。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提出的前景理論正是新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沖擊的一個典型事例。卡尼曼教授在做諾貝爾演講的時候,也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和他研究成果――幸福學。
一、前景理論
1.阿萊悖論實驗
你需要在A和B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A、得到100元。
B、得到500元的概率是0.1,得到100元的概率是0.89,什么也得不到的概率是0.1。
同時,你還要在C和D之間做出一個選擇:
C、得到100元的概率是0.11,什么也得不到的概率是0.89。
D、得到500元的概率是0.1,什么也得不到的概率是0.9。
實驗結果:大多數人在A和B之間都會偏好于A,而在C和D之間偏好于D。但是我們卻很容易發現這個實驗結果跟我們的期望效用理論是不一致的。我們用函數 來表示效用函數,那么如果AφB,就有u(100)>0.1u(500)+0.89u(100)+0.01u(0),因此可以得到:0.11u(100)+0.89u(0)>0.1u(500)+0.01u(0)+0.89u(0)。
也就是說CφD,即選A的人應該選擇C而不是D。
從上述實驗結果可以看出,在用期望效用理論進行數學推導時得出了與現實完全相反的結果。歷史上大量的實證經濟學家做了相當的工作企圖來解釋這種非理性的現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卡尼曼提出的前景理論。
2.什么是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維斯基于1979年提出的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經濟學的方法。
前景理論的三大定律:(1)人在面臨收益的時候往往是風險規避;(2)人在面臨損失的時候往往是風險喜愛;(3)人們對損失和收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損失的痛苦要遠大于獲取的快樂。
傳統經濟學認為增加人們的財富是提高人們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卡尼曼等心理學家卻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面對風險時,人們并不是一味的規避風險也不是一味的喜愛風險。在生活中,人們對風險的態度是不停轉換的,這種不停轉換受到許多外在條件的影響。同時當人們在做決策時,也不是去精確計算一個物品的真正價值和效用,而是用某種比較容易評價的線索來進行判斷。財富收入的提高在某些時候并不能代表效用的同等提高。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花錢并不一定能買來幸福。根據財富與幸福的關系,奚愷元教授又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研究方向――幸福學。
二、經濟學發展的另一個新的方向――幸福學
一個人想不想換一個工資收入更高的工作?當然想;為什么要追求更多的收入呢?為了生活更加富裕;生活富裕為了什么呢?為了自己過得更幸福……
其實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活過得幸福,歸根到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或財富。即使是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這也應該是效用本身定義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們到底覺得幸不幸福取決于許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包括比較因素、時間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客觀的評價等。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幸福。
在滿足最基本物質資料生活的初期,財富的增加確實會帶動效用的直線上升,但是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后,財富的增加對效用的增加并不是顯得那么的明顯,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在同步的追求著精神生活的提高。比如,一個年收入6萬元相對較為輕松的工作,和一個年收入7萬元相對較忙碌、壓力較大的工作來說,人們往往更多的會青睞于選擇前者。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往往是有限的,而對于幸福的追求卻是無限的。
影響人們對生活的幸福感來自于多個方面,對于比較所產生的幸福應該是主要的一個。人們的幸福感往往是來自比較的心里落差。一個身高175CM的人在一群身高170CM以下的人中間,他應該是感到有優越感的;但是如果他在一群身高180CM以上的人中間,他就不會覺得他有任何的優越感,相反,他會感到有傷。再如,你最近買了一套別墅,你覺得很開心。但實際上這套房子給你帶來的開心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你跟大家比較而產生的。如果你原來住的是集體宿舍,那么你現在住別墅會感到很幸福,但是如果你以前就是住別墅,現在只是挪了一個位置,那么你并不會感到特別的開心。同樣,你買別墅覺得很開心是因為對于你周圍圈子的人來說他們都是住的小樓房而言;如果對于你周圍圈子的人早就住上了別墅,那么即使你住上了別墅也不會感到開心。對事物的偏好、客觀因素的評價、周圍各種環境的比較變化都能影響我們對生活的幸福感。
三、結束語
卡尼曼的前景理論和奚愷元的幸福學為我們的經濟學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也使得我們經濟學越來越貼近人們的生活。同時他們也逐步滲透應用在我們現代的管理理念中。社會的總資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我們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為富豪,時刻都滿足帕累托最優。富裕階層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貧富鴻溝也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正所謂富有富的高興,窮有窮的快樂,雖然絕對財富的鴻溝無法填平,但是幸福感卻是每個人都可能擁有的,因此追求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幸福,增加全社會的幸福感,這應是政府的責任,是帕累托的一個有效改進,也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1]董保民:《信息經濟學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1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早期宏觀經濟學,或稱之為古典宏觀經濟學,萌芽于17世紀中葉,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他首次從宏觀的角度觀察經濟運行狀況,并發表了西方經濟學中第一部以宏觀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賦稅論》[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開通,商品交換變得日益頻繁,交易半徑不斷擴大,商品交換產生了巨大的財富,由此產生了重商主義學說。重商主義認為,財富來源于商品交換,而貿易順差是財富的源泉,因此應鼓勵出口而抑制進口。但隨著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的發展,英國迅速走向富強,尤其資產階級革命后,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作為新興產業資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擺脫了重商主義的影響,對經濟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提出勞動價值論,認為是勞動創造了價值。
《賦稅論》深刻闡明了稅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認為,稅收來源于農業生產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稅收實現資金在各領域的合理分配,從而刺激新興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增加社會財富。
同一時期,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發表著作《經濟表》,強調利益來源于農業,并對國民經濟結構做了系統描述。隨后,古典革命的爆發極大促進了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國富論》率先提出了“經濟人假設”這一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并指出: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調配著宏觀經濟的運行,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優配置。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如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等,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對宏觀經濟的運行提出深刻的見解,并對現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為后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2.1凱恩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建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主要標志。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危機,經濟陷入困境,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推崇的自由放任主義難以給出大蕭條合理的解釋,更無法提出有效的經濟措施使經濟回暖。這種情況下,凱恩斯適時地提出了應由國家來調控宏觀經濟的觀點。凱恩斯認為,人們的消費總是小于儲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資本主義市場不能自動達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國家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積極實行財政赤字政策擴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資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這種政府帶頭刺激消費的行為有利于帶動社會閑置資金投資于生產,使市場達到供需均衡的狀態,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
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解決就業問題,而就業問題來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說,就業量的多少取決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等于商品總需求價格時的商品需求量。當需求價格小于供給價格,需求量小于供給量,即供過于求時,資本家就會降價或減少生產,進而造成員工的失業。而在短期內,商品的成本變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總供給幾乎是不變的,這就會造成商品價格的下降。因此,是總需求量,也可以說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決定著就業數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出現失業問題。
另外,凱恩斯進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規律,即:消費傾向規律、流動偏好規律和資本邊際效率規律。這三大規律決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消費傾向規律解釋了這樣一種狀況:當收入增加時,人們更傾向于將資金用于儲蓄,從而降低消費的百分比,引起消費需求的不足。投資需求則取決于人們對利益的追求,由于資本邊際效率是遞減的,即投資越多,收益率越小,當收益率低于利率時,投資者將停止投資轉而進行儲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決于流動性的大小,人們對流動性的追求,會造成利率的上升,這也阻礙了投資者的投資熱情。由此引發的投資需求不足會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產生大量失業,從而爆發經濟危機。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國家干預經濟,利用宏觀調控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正是當時經濟危機的產物,為解決經濟危機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這次的“凱恩斯革命”,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創立了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
2.2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通貨膨脹和失業并存的“滯脹”局面,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不足以解決這一問題。其中,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凱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導致這次“滯脹”出現的根源。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由此得以迅速發展。
與凱恩斯主義相反的是,非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特點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來穩定經濟,而不需要國家的過多干預。
貨幣主義是非凱恩斯主義的中堅力量。他們強調:市場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場本身的調節機制會使資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國家的干預打破了這一均衡,必定引發經濟的動亂。
同時,貨幣主義強調了貨幣的重要性:貨幣供應量決定了物價水平,影響了經濟活動的進行。因此,貨幣當局可以利用貨幣政策來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保持經濟秩序的穩定。貨幣政策的提出為國家解決“滯漲”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促進了貨幣主義下宏觀經濟學的新發展。
2.3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后至今,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主要得益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方面,計算機技術的飛快發展帶動了社會經濟的進步,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尋常的技術支持,尤其是大量數學方法的使用和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日趨成熟。技術因素作為學術研究的新手段,將進一步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也趨于整合。首先是傳統各學派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其界限逐漸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凱恩斯主義為核心,其他理論百花齊放的局面。其次,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確立和博弈論的應用,為統一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同微觀經濟學一樣,宏觀經濟學在探究其微觀基礎的同時一直遵循著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理論基礎很可能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完善,這一理論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可,各國在對宏觀經濟學的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結論,將進一步豐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
然而,盡管新模型能更準確地解釋經濟現象,但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研究卻難以取得新進展。隨著市場機制的復雜化,越來越多的新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例如收入分配問題,資源配置問題,以及如何提高宏觀政策有效性的問題,這些新問題的出現反映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還不完全,在經濟進步的背后還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3西方宏觀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運用
西方宏觀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存在較大差別[2]。經濟制度的不同就決定了我們在運用西方宏觀經濟學來進行經濟調控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部分。另外,宏觀經濟學的運用還有一些前提條件,這就存在著適用性的問題,也決定了我們決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結合本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加以有效利用。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而言,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體系是首要的任務。我國一直致力于宏觀調控措施的完善,并進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觀調控實踐。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國內相繼發生了雪災、地震等自然災害,沖擊了我國經濟的平穩進程。在此嚴峻背景下,中國對宏觀調控政策做出了極大改變,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啟動四萬億資金強力拉動內需,這些政策在避免經濟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經濟的平穩發展。
綜上所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會更加緊密,中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融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了解宏觀經濟的發展與起源是我們正確認識這門理論的基礎,也是學習并應用這一學科的前提。同時,我們也要將所學應用于實踐,這就要求我們要正確地吸收和借鑒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有益理論,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努力探索中國經濟發展之路,不斷補充完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效地解決當代經濟問題,促進世界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杜純布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歷程的探析[J].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2)
[2]崔保春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初探[J].甘肅聯合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10)
關鍵詞:公共經濟學;管理;發展
引言
在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里,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而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來進行調節。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市場惡性競爭的頻繁發生,很容易造成失靈的現象,進而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公共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面對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就必須加強公共經濟學得研究,加強公共經濟學的管理,進而維持市場秩序,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經濟的健康發展。
1.公共經濟學的概述
公共經濟學就是專門研究政府經濟行為的規律的科學,它是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是論述各級政府部門和公共組織的存在意義和行為,回答政府需要做什么以及應該怎么做的學科。在這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里,市場秩序需要政府來維護,社會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然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市場由于信息不對稱、公共產品、壟斷、外部性等原因,會出現失靈的現象,為避免市場失靈,則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進而保證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在公共經濟學中,它主要研究的是政府及其行為。首先,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市場因素的影響,政府與市場也同樣會存在失靈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就必須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科學研究。而公共經濟學就是要解決此類問題,包括政府的經濟暗語行為、政府從事的經濟活動范圍、方式、途徑以及效果[1]。同時,在公共經濟學研究政府經濟行為的同時,它是以經濟學的方法來進行的,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服務性的,政府是服務性的政府。另外。公共經濟學研究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價格管制、外部性與政府行為、政府政策與經濟自由度、尋租等問題時,采用了大量的方法。這些方法對解決實際問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比如運用委托―理論、博弈理論、信息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政府在實際工作中也迫切需要這樣一些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既完成社會的目標,又能夠提高經濟效益。
2.公共經濟學管理的意義
公共經濟學管理是一門具有多門經濟專業科學基礎知識、專業理論的綜合學科。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是政府的經濟行為,而政府作為市場主體的一部分,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其自身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要想確保經濟的穩定發展,就必須加大公共經濟學管理的研究,加強公共經濟學管理,確保政府宏觀調整職能的合理利用。從現代管理體系的角度出現,管理最根本的職能就是使一個系統從無序變為有序或使一個系統從低級有序變為高級有序的過程,它是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只有加強公共經濟學管理,才能更好地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國民經濟的更好發展[2]。
3.公共經濟學管理的發展
3.1更新經濟管理理念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對經濟管理要求也越來越高。公共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為了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公共經濟學管理中就必須緊跟時展步伐,不斷更新管理觀念,徹底摒棄傳統的管理模式,以先進的管理理念來指導公共經濟管理,充分重視經濟管理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同時,在經濟管理中,要重視民族管理,提高公共經濟學管理的透明性,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公共經濟學管理工作中來,多聽取民意,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管理智慧和創造力[3]。應用計算機和信息化技術,不斷提高企業經濟管理的自動化水平。另外,在這個激烈的市場環境下,政府要想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宏觀職能,更好適應現代化的經濟發展趨勢,必須對傳統的管理模式進行改革,要建立健全現代經濟管理制度,注重人性化管理,充分發揮人的價值和作用,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為經濟管理帶來更好的效果,創造更多的價值。
3.2實現由傳統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過渡
隨著信息化技術的飛速發展,經濟管理中各種先進的管理軟件越來越多,傳統的以人財物等硬件為基礎硬件管理在現代經濟管理中的優勢逐漸消失。軟件管理則是對學習和知識的管理工作,現代競爭是知識和創新的競爭,更加注重知識的創新、文化的創新、管理的創新。因此,在管理上應該更加注重軟件管理,因此,政府最為重要的資源是知識和管理理念,高效的經濟管理離不開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在公共經濟學管理中都應該注重知識經濟創新[4]。管理創新是提高競爭力的核心,只有不斷創新管理,運用現代化的管理軟件和管理手段,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才能不斷發揮他們的智慧和創造力,給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活力。
3.3公共預算管理
公共部門的收支決策是通過預算的編制過程來完成的。政府預算是與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同步成長的。在公共經濟學管理中,公共預算管理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公共預算管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了資金的使用情況。而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依法管好老百姓的錢,體現公共預算管理的“公共性”是政府工作中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政府預算而言,應研究政府計劃與預算之間的相互聯系,探討建立由一般公共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等組成的復式預算體系以及權責發生制在政府會計中的應用、推廣績效管理、公共部門財務報告等;就公共預算而言,則需要研究強化人大的預算控制與預算監督、推廣參與式預算以反映公眾的預算需求。要著重研究中國公共預算管理制度的改革途徑,完善公共預算編制的程序和方法,強化預算約束力[5]。
3.4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環境問題
公共社會經濟學管理作為我國現代社會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對于公共經濟學管理而言,它涉及的范圍非常大,不僅包括公共衛生、教育、社會保障,同時還包括環境、生態等事業。就目前來看,我國公共經濟學管理還不夠全面,對社會保障、教育、衛生、環境等問題的研究還不夠徹底和深入。為此,在公共經濟學管理中,我國政府應當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我們要以公共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教育產品的公共屬性分析,在對當代中國教育財政狀況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研究和論證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公共教育財政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操作模式,探索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投資效率的公共政策和現實路徑,要不斷提高醫療服務水平,進而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的更好發展[6]。
4.結語
公共經濟學管理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公共經濟學管理的發展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政府要想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宏觀職能,就必須全面抓好公共經濟管理工作,維護市場秩序,優化資源配置,進而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城西支行)
參考文獻:
[1] 雷銀枝.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經濟學分析[J].現代情報,2008,01:22-25.
[2] 孫克競.公共經濟學視角下的政府預算績效管理改革思考[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8,04:65-68+73.
[3] 陳柳欽.公共經濟學的發展動態分析[J].南京社會科學,2011,01:21-28+42.
[4] 張豐祥.論我國公共經濟學管理的發展[J].東方企業文化,2015,08:172.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變化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方法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
窘境。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
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政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借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制度的出現與否取決于對它的需求和供給,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于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