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理論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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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一、作者簡況及本文獻的誕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會計學家、會計教育家，是羅切斯特大學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畢業于澳大利亞的紐卡斯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獲得學士學位，并分別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瓦茨曾在《會計評論》、《會計與經濟學雜志》、《亞太會計雜志》、《會計研究雜志》、《英國會計評論》和《金融經濟學》等許多著名雜志上撰寫及與人合著了多篇論文，其中最著名的是與齊默爾曼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1978年與1979年的9月，瓦茨與齊默爾曼合著的文章連續兩次獲美國注冊會計師會計文獻杰出貢獻獎；1986年，他與齊默爾曼合著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書獲會計領域杰出貢獻獎；1996年羅切斯特大學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獎。齊默爾曼是羅切斯特大學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國會計學會的重要成員，國際會計理論著名的會計學家，曾擔任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訪問學者。齊默爾曼的研究和教學領域主要集中于財務和管理會計等方面，因其獨到的見解與高質量的理論價值而多次獲獎。

20世紀60年代，受經濟學和理財學對有效市場假說(EMH)和資本資產計價模型(CAPM)進行大量經驗性檢驗的影響與啟發，美國一些年輕會計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徑，開始嘗試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早期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年輕學者，多數來自實證經濟學和財務學研究較強的芝加哥大學，包括鮑爾、簡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來，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以瓦茨和齊默爾曼為代表所創立并逐漸形成的實證會計學派，更是為現代會計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70年代運用實證研究的會計文獻大量涌現，瓦茨和齊默爾曼合著的《關于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和《解釋》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獻。該文原載于1979年4月《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釋》的基本結構

《解釋》_文共分五個部分論證和闡述了作者的學術觀點，其基本框架如圖1。

瓦茨和齊默爾曼在該文中首先提出了絕大多數會計理論都是規范性的原因和為什么沒有單一的可廣泛接受的會計理論。該文將會計理論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商品進行分析，認為會計理論的產生是為了適應需求。論文首先驗證了自由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需求的本質，接著驗證了管制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需求的本質。通過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個人對會計程序的院外游說活動，在院外游說活動中會計理論是一個有用的辯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產生了對會計理論多樣性的需求。因為每一個被會計程序變更影響的利益集團需要一個會計理論來支撐它的觀點。不同的觀點阻止了會計理論的一致性。會計理論之所以規范，是因為其被用來作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釋》的主要學術觀點

(一)會計理論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據以往的觀察提出問題：會計理論在決定會計實務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時說明研究的目標是構建一個決定會計理論的理論。該理論傾向于是一個實證理論，即一個理論能夠解釋決定現存的會計文獻因素，預測隨著因素的變化會計理論研究應如何變化，在會計準則的制定中，解釋該理論的作用。作者的假設是會計準則的制定更多的是一個政治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完美的邏輯或經驗的結論。其研究的初步結論與Zeff和Horngrett的觀察結論是一致的。他們預測會計理論將被用來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進而解釋其原因。作者進一步指出相對Zeff和Horngren的觀點，其貢獻在于給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對會計理論作進一步的預測。這個框架來源于經濟學，將會計理論作為一個經濟產品，并且驗證這種產品的需求與供給的本質。

(二)不同經濟條件下的會計理論的需求差別一方面是自由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的需求。在自由經濟條件下，政府僅有的作用是加強契約。在政府強制要求審計之前，公司財務報告已經開始自愿進行審計。瓦茨對關系的分析認為，在自由經濟條件下，被審計過的財務報表的功能是減少成本。該理論預測會計實務在不同的公司出現取決于成本的性質和數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成本是公司債券數額和經理持有權益相對份額的函數。這些數量影響了經理采取行動從而解除與股東和債權人利益沖突的積極性。成本隨著監督經理成本的變化而變化，同時，監督成本取決于公司的規模、股權的分散程度和復雜性。此外，規范財務會計報告的會計實務將在不同公司之間不斷變化，因為會計實務能最小化一個行業的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業的成本。為了減少權益和債務的成本，幾項契約策略被用來減少經理和股東降低資本股票價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個固定的利潤百分比，該條款被當作一項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須保留固定金額的儲備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資產被作為一個價值變化與利潤密切相關的存貨賬戶。自由經濟條件下會計理論的作用表現為：一是教學需要。會計程序的設置是為了降低契約成本。由于不同企業的契約成本各不相同，會計程序也將迥然不同。然而，會計程序的多樣化增加了會計實務教學的難度。如果缺乏實證會計理論，教師只能自己建立教學法(經驗法則)來分析實務中的差異。為了滿足這一教學需要，研究人員考察了現存的會計程序，并總結了不同程序之間的異同點。對會計實務的描述著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屬性的企業傾向于遵循特定的會計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經理、審計師、債權人和財務分析專家需要會計理論來了解和預測會計政策選擇對其財富的影響。同時審計師還需要了解管理當局所選擇的會計程序對契約成本的影響狀況。三是辯解需要。早期，經理曾就人們指責其改變折舊方法以增加“利潤”和其自身的報酬是以犧牲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觀點進行辯解。會計教科書和文章不僅為審計師反對經理的論點提供了理論依據，也為經理進行辯護提供了理論依據。

另一方面是管制經濟條件下對會計理論的需求。由于財務會計報表在財富轉移過程中起一個主要的作用，因此，財務會計報表直接或間接受到政治過程的影響。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獻也證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將尋求或反

對那些通過直接或間接財富轉移影響公司價值的會計程序。政府對會計理論需求干涉的結果表現為：一是政府對企業管制而形成的各種規章制度增加了對會計理論的教學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對會計理論的辯護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實證研究來幫助其權衡各種決策，還需要向新聞界和選民表白他們的活動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對以公共利益為理由的規范會計理論的需求，也就是說，之所以要采納那些會計程序是因為它們會優化投資者的決策。可見，理論可以成為政治活動的有效辯護這一命題與實證信息和結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會計理論供給的本質 會計處理方法需求是多樣化，作者期望發現各種各樣的規范性理論。會計理論學家認為會計理論應當用于決定會計實務或標準，大部分會計理論學家認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論的原因在于最終促進會計實務的發展，而不是提供所謂的“解釋”。瓦茨和齊默爾曼則認為對于會計理論最顯著的需求(在管制經濟中會計的需求)是對理由――“解釋”的需求。那么，會計研究的供給是如何對所需求的經濟物品的性質和數量變化進行反應的，Stigler(1976)的觀察簡要的總結了只要存在大量的個人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理論，供給就能夠回應需求。 在政治過程和市場活動中都存在辯解需要，消費者(既得利益者)通過對會計規范的需求決定著會計理論的供給。一個會計研究者的聲望和表達力越強，實務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學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學生和資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學。研究者受到的激勵是非物質的，其回報是較高的工資和大量的研究資金。如果會計研究者的成果與現時利益相關，那么實務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學者就越有可能知曉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質和非物質利益驅動的研究者會傾向于關注會計中的現時問題。當既得利益者對會計標準有分歧時，會計爭論就產生了。

會計研究者經常將政策建議作為其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的建議不可能成為那些處于自身利益而傾向于推薦程序的公司經理、實務工作者或政治家們的“解釋”。不過，研究結論會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聲譽則越高。同樣，對備選會計實務的批評將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將提高研究者的聲望。會計務所的合伙人、政府機構的官僚和公司經理會尋找有說服力的提倡某種符合這些實務工作者、官僚和經理自身利益的特別實務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為咨詢專家，或授權其從事有關會計問題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權一方可以更加準確的預測最終的研究結論。這樣，研究和顧問資金將會流向最具有說服力和一致性的會計實務方向，而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將會從這些會計實務的采納或摒棄中獲益。

由于會計標準是政治行為的結果，各會計標準之間的理論基礎并不相同。結果取決于參與其中的各方的相對成本。這些成本隨著預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標準的理論基礎是勝利方的理論基礎；如果是妥協的結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號，其理論基礎即是折中的產物。同一團體并不是每次都獲勝；有許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參與。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問題上也較少給予相同的理論基礎。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場合支持歷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個場合可能會支持市場價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對解釋的需求，因為其在政治領域是一個有力的武器。如果對會計理論的需求取決于對解釋的需求，且如果需求決定了生產，則會計理論將會由政治爭論所產生。可以觀察到會計理論的性質隨著政治問題的變動而變動。會計理論同步或滯后于政治問題。無法觀察到會計理論引導政治行為。

作者指出與其在備選會計理論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夠部分明確的備選理論是在會計文獻中有助于“公眾利益觀”的理論。如果文獻中理論的出現引導或滯后于管制時，就可以辨別作者所提出的理論和備選的公眾利益理論之間的不同。如果是引導，公眾利益假設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滯后，作者的理論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獻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無法辨別兩者之間的區別。事實上，“公眾利益觀”，推動了理論和管制的產生，但是理論的出版卻滯后于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利益觀和作者的理論都無法解釋。因此，也有人認為這樣會產生對會計文獻的另一個解釋或會計理論。

(四)政府對現存會計理論干涉的影響具體研究了會計實務和理論如何受到鐵路法、所得稅法和證券法三種主要法律的影響。

(1)鐵路立法對會計理論的影響。許多會計人員認為鐵路的發展在會計理論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將之作為1800年至1930年間影響會計理論發展的主要因素。利特爾頓也描述了折舊會計的發展和19世紀有關折舊文獻與鐵路發展之間的關聯。毫無疑問美國和英國的鐵路發展影響了關于折舊本質文獻的發展，包括將折舊作為費用處理的問題。20世紀之前，折舊一般并不作為一項費用，而是被視為利潤的分配。隨著政府對鐵路的收費標準進行廣泛管制，這些標準又與利潤聯系在一起。早期美國鐵路包含了鐵路部門有權根據利潤調整其收費標準的條款。英國國會早期有關鐵路問題的私法也明確限定了鐵路的最高收費標準，如果沒有管制，企業確定凈利潤時就不必每年系統計算折舊費用。由于管制是為了限制壟斷企業的經濟利潤或消除“破壞性”競爭，這也迫使企業解釋折舊為何當作利潤扣除的一項年度費用。

(2)所得稅法對會計理論的影響。直到19世紀80年代將折舊作為費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鐵路會計文獻中。作者觀察到在一二十年間英國大量涌現出討論折舊問題的期刊論文和教材。但沒有觀察到同一時期的美國有同樣的現象。作者認為折舊問題在英國出現于19世紀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國的稅收法并沒有折舊免稅額。“1878年修改稅收法允許扣減合理數量的產生于損耗的機器設備價值的減少。法案中沒有提及折舊。”瓦茨和齊默爾曼認為他們找到了對年折舊概念爭論的另一個原因，即稅收。第一個有效的美國所得稅法是1909年的國產稅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驅動折舊爭論的聯邦法案。美國1880年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潤”。所得稅法不但影響折舊爭論的時間，而且還影響了各種折舊和會計盈利概念。在核算“來自利潤的股利”的過程中，折舊被視為估價程序。如果期間價值以歷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話，執行稅收法的成本較低。早期的文獻確認了這一成本節約，而這也很可能是美國和英國的折舊所得稅免稅額基于歷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尋找這一程序和其他應計制的理論基礎的需求最終導致了基于配比原則和實現原則的收入概念。

(3)證券法對會理論的影響。1933～1934年的美國證券法案對會計文獻至少有兩方面的影響：促使會計研究的目標轉向“信息觀”；推動了會計原則的研究。兩者均由于證券法案的頒布而開始。證券法案頒布之前，理論學家傾向于基于會計的多重目標進行描述和設定，并列示了多個使用者。人們通常強調管控

和經管責任。Daines將傳統和主要的會計目標描述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潤”。Sweeney認為“會計的根本目標應是試圖區分資本與收益的不同”。證券法案后，為有助于投資者和貸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資決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為會計的主要目標。作者稱之為信息觀。最早解釋強調投資者決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的“會計原則的暫行公告”。討論了許多“不令人滿意”的會計程序，包括資產的重估增值。作者認為信息觀的主導地位源于與證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眾利益觀的提出。證券交易委員會是為了維持資本市場的有序發展。尤其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為了保護公眾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場崩潰。市場崩潰被認為部分是由于企業的不充分披露，盡管幾乎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觀點。

關于信息觀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設不僅從現代學者引用公眾利益觀作為伴隨信息觀的一個目標的趨勢中得到了支持，而且從認為滿足信息目標對于“公眾利益”是必要的這一趨勢中也得到了印證。后者的例證來自FASB：財務會計和報告是作出投資、借貸和相關決策所需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財務信息不僅在確保資本公平分配的個人決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確保對自由市場體制持續的公眾支持中很重要。近來在文獻中出現的關于會計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現生產不足的觀點例證了信息觀與“公眾利益”之間的緊密聯系。如果出現市場失靈，“公眾利益”可能要求頒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資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討論表明很多會計理論是追隨政府干預的。作者指出證據與他們的假設相符，即很多會計理論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且會計理論滿足了對解釋的需求。證據與他們所謂的“公眾利益”假設并不相符。毫無疑問應存在有另外的備選理論能夠解釋會計文獻出現時間的不同。對于那些支持備選理論的理論學家而言，其挑戰在于應明確這些理論，并顯示這些理論與作者所提出的相比與證據更加相符。

(五)研究結論作者認為，會計理論在決定財務報表內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可能沒有被理論學家所看到。會計理論不是為“恰當的”的財務報告實務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從方法上支撐一個人預先設想的觀點”。會計理論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學角色以外，還一直扮演著辯護的角色，政府干預拓展了會計理論的這種辯護功能。會計理論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滿足需求的解釋，這種需求由政治進程引起；結果會計理論不斷變得規范起來。論文指出作者討論的是在現有的經濟、政治組織，政治家、經理、投資者等開始參與會計標準制定過程的情況下，提供與觀察到的現象相符之規定的唯一的會計理論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現有會計文獻中不存在其他理論或規范理論能夠解釋或被用于解釋所有的會計標準，因為：一是運用受益于會計標準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論證明會計標準是正當的；二是既得利益者運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不同的問題；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問題上獲勝。即使自利理論能夠解釋會計標準，此理論也不會被用于證明會計標準的正當性，因為自利理論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適宜的。因此，能夠證實會計標準的公認會計理論不存在。

四、《解釋》的學術貢獻及評價

《解釋》一文是運用實證研究的會計文獻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齊默爾曼運用經濟學的市場供給理論，對會計理論的供給和需求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最主要的是兩人通過對政府干預和會計理論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拓寬了會計理論的研究領域。一直以來，會計理論都以規范性研究為主，試圖從會計活動的規則來概括會計的理論概念，并試圖導致“良好的”會計實務，這種理論著重于說明會計“應當是什么”，而實證會計理論回答的則是“實際是什么”。該文即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瓦茨和齊默爾曼分別研究了英美兩國的鐵路立法、所得稅法和證券法對會計的影響，通過對兩國出現的不同的現象進行分析，來驗證其提出的假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實證研究方法在會計學科的運用和發展。

美國實證會計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階段是EMH和CAPM為基礎研究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關系、調查會計數據與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但未對會計實務做出解釋和預測。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是以經濟學中企業理論為基礎，試圖解釋企業為什么選擇某一會計政策而沒有選擇其他會計政策：試圖解釋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選擇某一會計處理，以減少成本。《解釋》一文正式發表于1979年，正是美國實證研究兩個階段的轉承之時。此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英美兩國會計問題(折舊)爭論出現時間的不同做出了解釋(雖然沒有對其他會計實務作出預測)。由此可見，該文標志著美國實證研究第二階段的出現，對其后會計學科的實證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重要的意義。

五、《解釋》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的啟示

會計科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具有重要意義。所謂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把握會計的途徑、手段、工具和方法的總稱，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才能正確的認識會計”。方法是指導學習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進行理論研究的科學的方法，才能做好學術研究。在會計科學的發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會計科學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會計科學發展目標的實現程度。在我國會計科學得到迅速發展的20世紀，在會計研究方法上重演繹、重抽象、重定性、重邏輯思維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著一定的主導作用。由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對滯后，因而會計理論工作者基本上是處于一種個體性勞動和個體操作的狀態；加上研究信息傳遞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溝通與運用，由此而導致研究內容上重復性勞動也造成了一種研究資源上的不應有浪費，從而對會計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因此，21世紀我國會計科學發展的基本方式就是應當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認識規范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法的利弊，處理好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第2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關鍵詞】 房屋拆遷 現代制度經濟學 產權 交易成本 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擴張了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已成為一種能更準確和全面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工具。盛洪（1993）用兩個詞概括了其理論核心，一個是“產權”，即受制度保護的利益，產權制度既涉及對產權的界定，有涉及對產權的保護；另一個是“交易費用”，即指達成契約和保證契約執行費用。

眾所周知，房屋拆遷工作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更新及國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拆遷工作又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對于被拆遷者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拆遷補償標準的確定機制不完善，進而降低了拆遷工作效率，嚴重增加了拆遷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發了大量拆遷雙方的矛盾糾紛，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措施，以圖為建立健全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處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質量與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關系提供借鑒。

二、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問題交互性質的認識將有利于人們更理性地判斷某一行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行為時深刻指明損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質，即外部侵害不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對受損害方的損害將會使實施損害的一方遭受損失，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因此，在分析拆遷行為給房屋所有權人帶來損失的同時，更應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給社會凈收益帶來的損失，唯有權衡兩者輕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實施拆遷行為增加社會總價值的戰略意義。

實施拆遷行為給被拆遷者帶來的損失方面，暫不考察拆遷者（損害方）對于被拆遷者（受損害方）是否補償及補償是否合理，需考慮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命脈，承載著太多的東西，當拆遷方實施拆遷行為時，大多數被拆遷者將只能選擇放棄原來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設施和交通條件，到城市邊遠地區購買一套住房，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業和物業區域內土地使用權喪失，以及因搬遷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學習成本增加等損失。

此外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損失，亦即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收益。由于拆遷制度的實施，我國許多城市實現了住房資金的良性循環，加快解決了住房困難，大部分危房、棚戶、簡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因此，拆遷行為是我國進行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遷制度也使中國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鎮住房以公有制逐漸轉化為非國有為主，為房屋的市場交易奠定了基礎。因此，比較實施與不實施拆遷行為的各自損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拆遷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詬病，但是放棄拆遷制度而將城市更新重新放歸私法領域也是不現實的。

為了更好地分析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意義，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這一概念，即有些行為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損害，只要該行為的當事人采用了適宜的技術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即他們只能忍受。這是法律根據對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的考慮，作出的對私有產權適當削弱的調整。于是，從提高社會凈收益的角度出發，受侵害一方應當允許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眾應當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報以支持和配合的態度。另外，由于相對于實力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遷方及地方人民政府顯然具有談判優勢，這使得擁有“合法的妨害”權利的當事人，會降低技術的適宜水平，從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予以承認及不明晰界定導致被拆遷者損失加重的現象，便是拆遷方提高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表現。

三、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

土地使用權是憲法確定的私有產權，在涉及對這種私人產權的征收、征用、拆遷時，就應當考慮補償。然而近年來，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往往只是對房屋進行補償，不對土地進行補償，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糾紛時有發生，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遷補償標準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后人會以此為依據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致使拆遷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財政負擔。

1、城市房屋拆遷的本質及其所涉及的土地問題

為了考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必須理解什么是產權。阿曼?阿爾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資源的個人使用權（即產權）都能得到解釋，產權意味著對于其他人在資源使用方面做出的違背我意愿的選擇的一種保護”。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權雖然是不完全物權，但仍然是獨立的財產權利，具有對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權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數人發生法律關系，也都可以獨立地行使物權請求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可以自主決定將該權利轉讓、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權利上設定其他性質的物權。土地使用權人實施上述法律行為時，不受土地所有權人即國家及社會任何其它個體或組織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權是其使用權人的一項獨立產權。

盡管城市的土地按照憲法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但這些國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種不同所有權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因為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遷的直接目的在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被拆遷人的財產價值構成不僅涵蓋房產，更應當體現出土地的價值。從表面上看，拆遷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質卻是在公權力干預下的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其流轉交易應依法實行有償轉讓，房地產開發及拆遷行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城鎮拆遷費等相關費用，以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上取得土地使用權。

然而無論是相關法律理論，還是拆遷補償實踐，大多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拆遷的本質。長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宣稱拆遷方產權人購買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利用地方規章和政策無視、模糊以至于抹殺公民合法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不能給予被拆遷方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對于受損失方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進而引發拆遷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致使矛盾糾紛頻繁涌現，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2、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綱（1992）對交易成本的具體成本支出內容進行了劃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則主要涉及其中的議價成本，即為確定買者和賣者的真實要價而進行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還應包括因無法達成合同而產生的訴訟賠償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交易與交換，無論是物品的交換還是勞務的交換，說到底都是一種權利即“產權”的交換，也就是放棄對某一物品的產權換得對另一物品的產權。產權不明確，事實上從兩個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對象之間發生議價博弈，雙方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產權會阻礙交換行為的發生，導致交易規模的縮小，使人無法通過交易行為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由產權不確定造成的效率損失，也被稱為“無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對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進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遷方對其所致損失（包括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負完全責任，被拆遷方就沒有任何理由修改他們的安排，因為對被損害權益的賠償總是能夠替代他們損失的市場價值。但是，如果拆遷方抹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即不用負完全賠償責任，他們就會堅持這一安排，這樣輪到被拆遷方設法減少損失，采取與拆遷方進行議價博弈的形式。進而，在議價過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資本，由于一旦對某個地塊進行拆遷，這個拆遷的程序是不可逆轉的，政府和開發商無論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須將這個工作完成，此時，居民就不會擔心因為自己要價過高而使得開發商知難而退。因此，在后一種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遷補償標準名存實亡，被拆遷方不合理地提高補償要求，使拆遷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預算范圍的有形交易成本。

無形交易成本方面，當拆遷雙方就補償標準進行議價談判陷入僵局而無法達成拆遷協議契約，甚至引起雙方法律糾紛時，就產生了無窮大的無形交易成本。即當我們以“機會成本”的觀點來看該問題時，產權界定不清楚，事實上阻礙交易的實現，使任何交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使潛在無形的交易成本無限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確界定產權，不僅是減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減少了“無形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們分析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帶來的借鑒意義便是：承認并明晰界定被拆遷方應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并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以保護公民的私人獨立產權，將會大大降低拆遷過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權明晰界定為被拆遷居民獨立產權的意義

明確的產權界定，提供了人們進行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它能有效減少和節約交易成本。進而，不同的產權界定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一種界定可能比另一種更有效率或更無效率，并且存在著最佳產權界定。盛洪（1992）認為，“誰的行動給他人的既定經濟利益帶來損失，誰就要負賠償責任，這便是達到最佳產權界定的簡化了的經濟學規則”。

對于房屋拆遷問題而言，要達到最佳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應當要從遭受利益損失的使用者的產權角度去考察，由于拆遷方的行為改變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了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受影響，必須負完全賠償責任。即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脫離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分離的思路，土地所有權公有化，并不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產權的公有化，應當按照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完全市場價格，將其基本或完全界定為居民的獨立產權。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方式，有效減少拆遷過程中因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使拆遷交易活動更容易、更順利、更高效率地進行。

同時，不能執行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貫徹和保護的產權，只是“口頭”的產權。因此，為使界定產權不流于形式，還必須有效地保護產權，即能對破壞產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既然產權的概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概念，是在人與人之間才能劃定的社會關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國家機器為物質基礎的社會契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護，而產權制度便是這樣一種社會法律契約形式。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指出：“產權制度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產權制度的價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為爭奪產權而付出的代價和因產權未定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機會損失。因此，產權制度較之沒有產權制度是優越的，有關拆遷立法和監督執行部門要在行政法規、地方規章和具體行動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護居民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加快建立起將土地房屋共同界為私人獨立產權的公民產權制度，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更好地為城市建設服務。

五、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對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遷者土地使用權產權為基礎對拆遷法規進行修訂

國家應當盡快出臺《房屋拆遷管理法》，確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時，能夠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而不是依據現行的行政法規。修訂法規的核心任務是明確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屬民事范疇，應遵循“有償”、“公平”、“平等”的原則，充分保護被拆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改變對依附于房屋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被無償征收的不合理狀況。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補償制度

應當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增加對土地使用權剩余年限補償以及區位變動補償的具體規定，這既是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體現，也是市場經濟中土地資源市場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通過設定較為科學完善的價格評估程序，合理確定被拆遷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貨幣補償金額，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由于作價補償時，必須考慮土地的價值因素，置換地段區位，應以合理的土地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場化評估，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場化評估要符合國家房地產評估規范的要求，緊跟動態的房地產市場。對于被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評估，要參照同區位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采用同一的市場化評估方法，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原則。最后，具體費用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應該通過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來加以規定和明確。

3、政府應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職責

在土地管理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理順這兩種角色的關系，若要有效推進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土地使用權產權有償轉讓制度，政府必須正確行使土地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職責。拆遷是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拆遷補償應由雙方當事人依法平等協商確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遷外，政府應保持中立。當然，由于土地的國有性，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存在管理服從的行政關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嚴格區分其作為土地管理者與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至于在實踐中出現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 的情況。具體到拆遷補償問題上，政府應謹守其財產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權人的私人獨立產權，做到“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自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的依法裁決；同時作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協調關系、制定優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務工作，做到不從拆遷中牟利，不充當市場競爭的主體，不與投資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或親緣關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為超脫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踐行上述職責，才能使其重新樹立群眾公信力，更好地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遷人參與機制：對擬建項目的社會評價制度

城市發展項目是引致城市拆遷的動因所在，因此，必須要做好項目評價工作，把好城市項目審批關。然而現有的城市建設拆遷制度似乎在引導公眾參與、協商、促進信息公開、減少負面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對擬建項目進行必要的社會評價，難以識別開發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擬定項目進行社會評價可以在拆遷戶與拆遷人之間建立一種協商機制，賦予拆遷戶協商權、發言權，把拆遷戶的意見體現在拆遷協議中，確保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達到城市發展以城市居民為本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上下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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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衛國、程承坪：所有權、財產權及產權新辯――兼論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現代產權理論的異同[J]．經濟財政，2007（1）.

第3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體育經濟學從總體上說屬于社會科學范疇，無論說它是介于體育學與經濟學兩門社會學科之間的新興交叉學科，還是說從體育學或是從經濟學這兩門社會科學分化出來的，基本上大的學科門類已確定在人文與社會科學范疇。

在具體內容上，體育經濟學把體育學和經濟學的知識綜合起來，分化與綜合并進，使其相互滲透、相互交叉，形成邊緣性質的一門新興社會科學。在這一點上，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認識基本一致。但要具體分析研究體育經濟學科的屬性，就有著幾種不同的看法與理解。不同的意見雖各有道理，但事實上的性質差異決定了體育經濟學科的發展方向和進程。

1.關于體育經濟學科屬性問題的三種意見

1.1 具有體育科學的屬性

正在成長的體育科學體系包括眾多的學科，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標準和分類方案。根據最權威的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3745-92）學科分類與代碼》（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正式將體育學列為人文社會學類的劃分中，認為體育經濟學歸屬于體育人文社會學。這種認識在體育理論界較為認同。

在體育經濟學產生發展之初，這種意見應該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和體育經濟研究領域的深入，囿于體育學科的發展，使得體育經濟學科的發展受到一定限制。

1.2 具有經濟科學的屬性

體育經濟學主要是以具體經濟部門或單位為研究對象的部門經濟學或專業經濟學，同人口經濟學、交通經濟學、勞動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等學科一樣應歸屬于經濟科學中的應用經濟學范疇。因為經濟科學是一個龐大的學科家族，包括一般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兩個層次，理論經濟學主要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前者注重對生產關系的分析，后者則長于在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分析。

該意見的科學之處在于，經濟學科本身已是一個比較成熟而龐大的學科家族，體育經濟學在其所包含的理論與應用兩個層次中應該能夠找到合理的位置，即同交通經濟學、勞動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等學科一樣應當歸屬于經濟科學中的應用經濟學范疇。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經濟學的發展，體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得到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目前的現狀是，在經濟學這個龐大的學科家族中，卻沒有體育經濟學的一席之地。在其中經濟學45個二級學科共166個三級學科中沒有體育經濟學科的影子。

1.3 具有多學科交叉性質

它是經濟學、體育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相互交叉的科學，基于這種交叉性和邊緣性特點，主張目前不應急于把它隸屬于某種學科領域，這樣反而更有利于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進行觀察和研究，吸取相關學科與領域的研究成果。

如同關于體育本質的討論在今天不可能達到共識、將來也不可能達到共識—樣，關于體育經濟學學科屬性問題的上述幾種看法和意見雖沒有完全取得共識，在現階段也并沒有阻礙本學科的發展。但是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興起和發展應當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結構以及學科屬性，同時還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隨著這些宏觀背景的變化，自身學科的發展和完善，有必要明確體育經濟學科的歸屬問題，這樣有利于該學科從更為前沿、更為專業的角度去深入探討體育經濟學的學科概念和體系，完善學科的體系結構，擴大研究范圍和強化理論基礎。

2.隸屬于經濟學科體系的理論分析

雖然在我國國家標準關于經濟學的學科劃分中，目前并沒有體育經濟學的二級甚至三級學科位置。但從這門學科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趨勢來看，本研究認為應當隸屬于經濟學科體系，具有部門經濟學性質的學科。體育經濟學作為一門部門經濟學或專業經濟學，具有以下幾個理論依據。

2.1 經濟學科的顯學地位有助于體育經濟學的發展

關于經濟學科的顯學地位之說，近些年來已多有定論。其理由大致有三：首先，經濟學主要以數學和心理學為基礎，又倡導實證分析方法，使其較之其他人文學科更具有可證偽”的科學性質；其次，還在于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以其輝煌的成果不斷地滲透其他學科地盤，經濟學的武器”所到之處，幾乎都令其他學科俯首稱臣；再有一點，就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時間并不長，以1773年亞當斯密的賴富論》出版為標志，至今不過二百余年的歷史，但其學科體系卻日漸完善龐大，且內部劃分、分類相對嚴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3745-92）之經濟學學科分類與代碼（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將經濟學劃分為45個二級學科共166個三級學科，足見其學科體系之龐大。

體育經濟學最初由體育領域中的經濟問題產生而來，在其發展之初借助體育學科的發展而得到迅速發展。但由于體育學科的不完善性或者地位的從屬依附性，使體育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必將受到一定的制約。而從屬于經濟學科體系，在其可證偽”的科學性質的基礎之上，結合成熟而完善的實證分析研究方法工具，借助日益龐大完善的學科分類經驗，勢必會使體育經濟學的發展如同諸多經濟學的二級應用經濟學科一樣得到良性健康的發展。

2.2 從經濟學科發展歷程來看，體育學同政治學、社會學等將會成為其應用學科

借助經濟學科的發展，體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更廣泛、更深入、更前沿。托馬斯羅斯基指出：把經濟分析真正結合進自己的工作知識范圍的歷史學家將會有望得到經濟學家的熱情回報。”

“從經濟學視野出發，常常能夠組成意想不到的聯系。發現新的有利論點，促使歷史學家擴大自己的研究范圍，提高自己的資料價值……即使缺乏統計資料，經濟學理論也能為組織歷史分析提供有效手段。”當然，經濟學在進入其他學科領域影響改變其他學科的同時，也在改變、發展、完善著自己。事實上，從經濟學學科的發展過程來看，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后，經濟學已經分化成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兩個方面。理論經濟學正在變為一種通用的人文基礎學科，而諸如政治學、社會學和法理學等都將是應用性學科，體育學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這種學科分野目前還不是現實，但隨著經濟學科的進一步發展，終究會實現。

2.3 體育經濟學科的理論基礎更多地依賴于經濟學理論

國內外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都體現了這一點。

西方體育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依據是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理論提出的許多觀點，如關于教育、衛生保健等人力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關于重視人的素質、勞動力質量的觀點；關于重視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觀點；以及關于體育投資會加大教育或其他投資的收益，從而提升人力資本即體育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觀點等，無不體現了人力資本理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依據。

較早研究體育經濟學的前蘇聯，在體育經濟學教材中也明確了體育經濟學理論方法問題，開明宗義地指出：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宏觀、中觀和微觀經濟學理論，研究分析方法為經濟學分析法。即使在近期的西方體育經濟學研究中，涉及的經濟學領域也多為產業組織、公共財政和勞動經濟學，我國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體育經濟學賴以建立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主要是社會再生產理論；生產勞動和服務產品的理論；社會生產目的和實質的理論；社會需要和層次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物質利益原則和社會分配原則理論。

無論我國的還是國外的體育經濟學研究，以及體育經濟學產生發展的不同階段，都告訴我們其研究理論基礎更多地依賴于經濟學理論。

2.4 國內外體育經濟學教材的結構體系

就目前國內外一些體育經濟學教材以及體育產業經濟研究方面的系統研究論述或著作來看，其結構體系顯示了與經濟學研究體系的高度相關。

國內外體育經濟學教材的共同點在于：體育經濟學研究內容和體系與經濟學研究體系的高度相關。無論是緒論或者導論中的相關概念和理論、體育領域中的具體經濟研究內容，還是實踐領域中所涉及之經濟問題，無不體現和說明了這一點。當然，國內外體育經濟學教材最大的區別點，也是體育經濟問題研究具有本質性區別之處是：國外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經濟學問題，即研究的是經濟學問題，只是利用體育領域中的現象來注釋和闡釋而已；而國內的體育經濟學研究思路是利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經濟問題和現象。這種區別的本質還在于：在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初期，國內的研究思路對于發現問題能夠起到一定積極的作用；而如果深入、發展下去，國外體育經濟學研究思路將能夠體現一定的優越性。

3.小結

體育經濟活動、現象、問題作為在整個體育活動和經濟活動歷史中發生過作用、還將產生重大作用的一種特定社會存在，長期以來沒有被納入到經濟學科及其相關研究領域的視野中，不僅是對體育經濟學科發展的一種瓶頸制約，使其研究難以深入、系統，更是難以全面、準確研究人類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發展的一種遺憾。解決這種遺憾可以有多種途徑：從學科理論研究出發，可以將其列入經濟學研究范疇，利用體育領域中的經濟問題、現象來揭示、闡釋經濟學規律；從完善教材體系入手，可以利用現有成熟經濟學教材結構體系來系統規劃完善體育經濟學教材體系；此外，從國家標準的學科劃分，也可考慮體育經濟學的二級經濟學科位置問題；甚至從社團組織管理角度考慮在經濟學學會下屬分會組織將體育經濟學研究會列入，相信對體育經濟學的發展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4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環境約束；環境成本；環境政策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類的經濟生活從來沒有離開過環境的約束，經濟增長也從來沒有擺脫環境的制約，環境可持續發展更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雖然在一段時間內，經濟學過度重視了經濟增長問題，但是，經濟學從來沒有漠視環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來，世界各國和國家社會日益重視環境保護，在環境保護和經濟活動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從追求增長目標轉向可持續發展目標。現代經濟學理論也承繼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對環境問題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統地探討了環境問題。

一、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環境問題分析的簡要回顧

在所有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包括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的理論，都有關于經濟增長受環境條件限制的論述[1]。新古典經濟學也沒有忽視環境的重要性，例如，劍橋學派的代表、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就曾經說，“在某種程度上，僅有兩種產品，即自然界與人類。人類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處的境況，其中自然界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一國受自然資源的限制，勞動和資本每年所能夠生產的凈產品總量是既定的’”[2]。這段論述表明，馬歇爾把自然界和自然資源視為生產的根本性因素。在馬歇爾之后，皮古在福利經濟學中論述了環境對福利的影響，阿爾文•費雪在對資本做出各種定義時，將湖泊、河流等自然稟賦視為資本。郝特林在解釋“后代需求”時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凱恩斯那里被用來解釋“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續性收入[3]。誠然，在二戰后的一段時期里，新古典經濟學幾乎只強調經濟增長問題，如哈羅德、多馬、索洛、薩繆爾森等假設產出是由勞動和資本兩個要素決定的，并假設自然條件給定，將自然環境排除在生產函數之外，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中只是強調儲蓄、投資、資本積累、勞動生產率以及資本與勞動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對自然環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維持太久。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增長模型越來越重視自然資源稀缺性問題，如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的Karl-Goran Maeler、劍橋大學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學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

其一，增加稅收和壓縮政府支出，使IS曲線向內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b點。這種政策安排的結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產出水平，這種政策也稱為“緊財政-松貨幣政策”。

其二，壓縮貨幣供給，使LM曲線向左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c點，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一致。這種政策稱為“緊貨幣-松財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稅收和壓縮政府支出的同時，壓縮貨幣供給，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就從a點移動到d點，保持利率不變的同時，使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相一致。這種政策稱為“緊財政-緊貨幣政策”。

第二種情況是IS-LM模型均衡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水平沒有超出了環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見圖3。

圖3顯示，由于環境成本相對寬松，國民收入水平可以從Y0增長到YH，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擴大經濟規模。這個結果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達到：

其一，降低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使IS曲線向外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就從a點移動到b點。這種政策安排的結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產出水平，這種政策也稱為“松財政-緊貨幣政策”。

其二，增加貨幣供給，使LM曲線向右移動，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c點，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一致。這種政策稱為“松貨幣-緊財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稅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時，增大貨幣供給，這樣IS-LM模型的均衡點從a點移動到d點，保持利率不變的同時，使產出水平與環境約束相一致。這種政策稱為“松財政-松貨幣政策”。

四、考慮環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標準宏觀經濟學理論中，總供給曲線（AS）是綜合了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因素和價格變化因素而推導出的一條曲線。引入環境成本因素，將改變總供給曲線。這里為簡便起見，只考慮在總需求分析中引入環境成本因素對商品市場的影響。見圖4。

圖4a)中，L表示勞動力，在資本（K）和技術（T）不變條件下，國民收入方程為Y=Y(L)，這是不考慮環境約束的標準經濟分析模型。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后，國民收入方程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業，那么，考慮環境成本后的就業水平為LN，也就是說，考慮環境成本后的就業水平低于充分就業水平。

不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實際工資為wF，充分就業水平為LF，國民產出水平為YF，如果此時的商品市場均衡價格為PF，則名義工資水平為WF。圖4d)顯示了均衡價格為PF、均衡國民產出為YF的總供給曲線ASF。如果勞動力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且存在名義工資下降的剛性，那么總供給對價格變化的反應表示為ASF的曲線部分；超過曲線部分的ASF則是一條垂直于橫軸的直線，表明價格水平提高，名義工資水平提高，但總產出YF不變。

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國民總產出水平將由YF降低到PH。相應地，勞動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實際工資水平為wH。由于名義工資具有下降剛性，出現價格水平上升的壓力，價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慮環境成本約束的總供給曲線為ASH。這樣，在勞動力市場上就出現了失業LF-LN。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一般均衡，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有以下兩種選擇：

其一，投資于環境保護技術，保證環境資源高效率使用，從而使Ye(L)移動到Y(L)。這樣的結果是總供給曲線ASH向右移動到ASF。

其二，增大勞動力市場供給，勞動力供給曲線由S移動到Se，這樣，實際工資水平下降，從而實現充分就業。

五、考慮環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凱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慮環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礎,見圖5。

在國民產出模型中引入環境成本約束。為了分析方便，假設名義工資是富有彈性的，因此AS曲線便是一條產出最大化點上的垂直線。圖5d)中的AD線表示在不同價格水平下的國民收入的均衡狀態，相應地又與圖5b)中不同的總支出水平相聯系，即當總支出E0(P0)相關的價格水平為P0，與總支出水平EF(PF)相關的價格水平為PF，P0>PF。

假設國民經濟的初始均衡為總支出（E）與總收入（Y）之間的均衡，均衡點為E0。國民總產出水平為Y0，實際工資水平較低，為w0，此時的失業水平較高，為LF-L0。為了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是經濟刺激的干預措施，使支出線由E0移動到FF，從而達到實現充分就業水平的總產出YF。經濟刺激的干預措施同時也會增大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需求曲線D0向DF移動，實際工資也隨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沒有考慮環境成本約束的凱恩斯總支出-總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慮環境成本約束，則總支出線無法超越Eh(Ph)，那么，國民總產出也就只能夠限于Yh。相應地，勞動力市場中的實際工資水平為wh，失業水平為LF-Lh。

過去，一般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刺激措施無法實現充分就業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剛性和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影響[7]。現在看來，環境成本約束無疑也消減了經濟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對環境成本約束，政府消除失業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政策選擇是：

投資于環境保護技術，保證環境資源高效率使用，從而使Ye(L)移動到Y(L)；

壓低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工資水平，換句話說，就是將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外移動到Se。

六、環境約束下經濟增長政策路徑的簡要歸結

通過構建考慮環境成本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考慮環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慮環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慮環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觀經濟學框架下引入環境約束的分析，不難得出在環境約束下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路徑。在不同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經濟增長政策路徑可以作以下簡單的歸納。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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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第5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關鍵詞：精神分析；積極心理學；比較分析

中圖分類號：B84-0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7-01

在20世紀末，塞里格曼在指出了心理學發展的不足之處的同時，首次提出了“積極心理學”的概念。同時，蒂納等人共同提出了有關積極心理學的三大主要研究內容：積極情感體驗、積極個人品質、積極的社會組織系統。從此，積極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積極品質的一門學科以其強勁的發展趨勢對社會上的各個學科產生影響，并且受到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的關注。

在積極心理學產生之前，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的心理學理論是精神分析理論，它作為當時心理學理論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流派，對當時乃至現在的心理學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其不光對20世紀的心理學，甚至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精神分析對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不同的精神分析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對通過挖掘人的潛意識來研究并治療心理病態的觀點卻普遍保持一致。因為精神分析的研究對象大部分是精神類疾病或者神經癥的患者，故而曾有人戲稱精神分析是“研究病態的心理學理論”。表面上看，似乎精神分析的觀點與積極心理學的理念沒有交接之處，但是通過梳理兩種理論的內涵，發現二者之間的相同之處。

一、阿德勒理論中的積極思想

積極情緒是一種具有正向價值的情緒，它能激發人們產生接近或者接近傾向的行為的情緒。如人在高興的時候，是很愿意多做事情或者幫助別人做一些事情的，反之，如果人在悲傷或者氣憤的時候，可能不愿意做事情和不愿意幫助他人。由此可見，高興是一種積極的情緒，而悲傷或者氣氛則是一種消極情緒。積極心理學的觀點認為，積極情緒具有緩解心理緊張狀態的效果，積極的情緒體驗可以控制生理狀態的平衡。

精神分析學家阿德勒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著名的《自卑與超越》，在書中他闡述了自卑是人生之具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種自卑感來自于兒童與成年人對別之后產生的無助感，個體為了擺脫這種狀況，便會想盡辦法去追求補償，按照自己能接受的方式來實現人生的價值。如果個體可以一直持續狀態，便會尋找到適合自己的、合理的辦法來擺脫這種感覺。無論誰都不會長時間地遭受自卑的“光顧”，同樣，自卑也一定會使個體采取某種行動，來緩解個體的緊張狀態。由此可見，阿德勒的思想關于自卑的論述和積極情緒中的功能是很相識的，根本都是消除人的緊張狀態。作為內驅動力的自卑情結，能激勵人積極的克服前進中的障礙，不斷超越，贏得自信。所以可見自卑在這里也可看做是一種積極的情緒，是在精神分析中具有消除緊張狀態的積極思想。

二、埃里克森理論中的積極思想

積極人格是積極心理學的另一個研究對象。積極心理學理論中強調研究積極人格特質和在其形成過程中各種因素的交互中用產生的影響。積極心理學的觀點認為，對于人格的研究既要消除人格問題，同時也要能促進良好人格的發展。積極心理學認為是在人的生理機制、外部行為和社會文化因素三者共同的作用下而形成的積極人格品質，但是更加的強調社會因素對人的影響。積極心理學強調人格是外在活動的結果，在一定的生理機制作用下內化成為個體穩定的心理特質。埃里克森給人格定義了許多積極方面的特性，如希望、愛、誠信等，艾瑞克森認為凡是人格特質中具有這些特征的都是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人格會對人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以建設性的方式加以解決。艾瑞克森認為，積極人格品質的形成是在遺傳和社會因素雙重作用下形成的。他在人格發展的八個階段理論中，提出在人生不同的發展階段因為受到遺傳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會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沖突，而這些不同階段的沖突逐漸形成了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人格品質的任務，而人格積極品質的形成就是沖突積極解決的結果，反之就會形成消極的人格品質。如，人格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0-1歲的時期，在這個階段兒童對父母的依賴性很大，如果父母可以滿足嬰兒的基本需要，便可以使嬰兒產生基本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感有利于嬰兒形成希望這一積極的人格品質；反之，如果嬰兒在此階段沒有得到應有的信任感，嬰兒就有可能形成多疑這一消極的人格品質。而積極心理學理論中，關于積極人格的特征和人格形成同艾瑞克森有很大的一致性，可見在艾瑞克森的理論中是蘊含著積極心理學思想的。

三、霍尼理論中的積極思想

第6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

第7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Abstract: The advance or not of cost technology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tionality of project cost. To this end, to establish cross-sector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field observation should become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st staff. The economics analysis and operation of its rationality should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關鍵詞：工程造價；經濟學分析；實際操作

Key words: project cost；economic analysis；the actual operation

中圖分類號：TU7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5-0092-03

0 引言

在預算約束背景下的工程造價面臨著諸多外部挑戰，其中的“三超”現象已成為目前業內廣泛關注的事項。從而意味著，如何實施合理的工程造價活動，應成為當前人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近年來針對工程造價合理化的論述頻繁出現在各類文獻資料中，通過筆者的梳理發現：其中的大部分論述都是基于造價技術層面而給予的應對措施，卻似乎未能充分發揮經濟學獨特視角的作用。關于這一點，筆者體會頗深。

誠然，造價技術的先進與否將直接關系到工程造價合理性的實現。然而在多元目標驅使下的工程修建，卻無法僅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進行考察。為此，建立跨部門的協同機制，以及建立現場觀測的實踐機制等，都應成為造價人員需要履行的職責。可現實卻表明，包括以上兩方面的機制卻未能完全滿足。鑒于此，筆者將結合自身的工作體會就文章主題展開討論。

1 工程造價合理性構建中所存在的問題

基于經濟學視角，目前所存在的問題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認識：

1.1 人員素質存在的問題 工程建設方的造價人員成為履行工程造價活動的當事人，從而其崗位素質直接影響到造價合理性與否。根據目前所反饋的信息顯示，造價人員因對工程整體視閾的缺乏，以及僅憑自身思維慣性的作用下，將在20%左右的程度上影響到造價合理性的實現。所謂“整體視閾”包括建筑工程項目的經濟、社會、環境等效益目標；與此同時，建構工程與各媒體的共生效應也應納入到整體視閾的范疇。然而，造價人員在工具理性驅動下似乎在概算層面顯得一絲不茍，卻可能在具體的施工環節出現“三超”現象。諸多文獻已就這個問題進行的論述，而筆者的視角不盡相同。

1.2 信息傳遞存在的問題 考察現實的工程造價過程，建設方因組織結構職能化而影響到在項目設計、項目概算、項目施工等三方間的統籌協調。從而，在信息不完美的前提下造價人員難以充分掌握設計人員的預想，也在概算時忽略了施工人員的現實處境。目前諸多文獻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仍在于所謂的“人員之間缺乏信息溝通”之類的解釋。實則不然，在科層組織結構模式下，各職能部門人員的橫向聯系須建立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結果現實的企業卻缺少這類制度安排。

1.3 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 機制設計理論認為，一項制度能否具有效率性，關鍵在于它的設計能否滿足激勵兼容的要求。“激勵兼容”是指，激勵制度的供給者在滿足被激勵者需要的同時，還使得被激勵者能按照供給者的預期行事。這種過程型激勵在企業工程造價中的人員績效管理中，卻往往未能得到重視。正因如此，在當前建筑工程層層外包的背景下，建設方有關人員往往并不關心造價的合理性，而是期望于把成本控制壓力轉嫁給承包方來實現自己的經濟效益目標。這樣一來，將無助于企業良性社會聲譽的建立。

1.4 有限理性存在的問題 由西蒙提出的“有效理性”實則表明，因人類的計算能力、信息獲取能力等方面存在著天然的約束性，因此不可能對未來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進行充分預期。而這一經濟學思想便可以用來考察“三超”現象的發生原因。受到建筑工程項目施工周期長、規模大等因素影響，建設風險必然大量存在。然而，這里應區分系統性風險和不確定性風險兩類。作為本文所提出的問題，則是指向前者。因此，在有限理性的約束下系統性風險也就存在著發生的可能。

2 針對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第8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關鍵詞】 緣板 緣板理論 區域經濟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十一五”的一項重要任務。旅游經濟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區域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內容。區域旅游經濟協調發展必然實行區域旅游合作。區域旅游合作是指區域范圍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旅游經濟主體，依據一定的協議、章程或合同，將資源在地區之間重新配置、組合，以便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效益的旅游經濟活動。

回顧我國發展區域旅游合作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80年代，區域旅游合作的創議期；二是20世紀90年代，區域旅游合作的推廣與反思期；三是當前新一輪區域旅游合作的興起期。縱觀旅游區域合作的歷史脈絡，到底是基于哪方面的因素才能促進區域旅游合作成功呢？這就是緣板理論。

緣板理論中的緣是指山緣、水緣、地緣、人緣、文緣。用新的視角予以觀察，即山脈、水脈、地脈、人脈、文脈，即“緣5理論”。山脈、水脈、地脈是自然地理概念，很容易被人理解，而人脈是指基于自古以來社會生產、生活等社會聯系基礎上形成的人際交往關系和交往氛圍。對于“文脈”的概念。著名旅游地理學家陳傳康最早下過一個經典定義，他認為“所謂文脈，是指旅游點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地質、地貌、氣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環境特征，也包括當地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因而是一種綜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基礎、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積淀的四維時空組合”。所謂板，是指經濟板平化和經濟板塊化兩個方面，即“板二理論”，其涵義是基于某個區域有著相同或相近的自然氣候條件和由此而產生的作物布局、品種適應和耕作習慣，有著傳統的貿易往來和物資集散的渠道及由此達到經濟地理條件相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趨同，城鄉結構、城鄉居民規模比例類似、城市化水平相當、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相當、經濟發展模式趨同。緣板理論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更是區域旅游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基礎。

一、自然地理環境因素

1、地形和地質

地形和地質決定景觀的地表形態與結構。不同的地形可以提供不同的野外旅游活動場所，它們各自有獨特的性質和形態。例如，石灰巖洞穴提供了進行探險的場所和形態美，石質山峰提供了人們進行攀登活動的場所，侵蝕丘陵地形提供了觀賞風景的場所和各種不同的形態等等。

地形是由內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共同形成的。內力作用指大地的構造運動、巖漿活動等對地殼的作用，主要由這種作用所形成的地形為內力地形。外力作用指大氣、水和生物等對地球表面進行風化、侵蝕、搬運和堆積的作用。在內力地形基礎上，通過特別突出的外力作用進一步塑造所形成的地形為外力地形。

陸地上的主要內力地形包括山脈、高原、盆地、平原和丘陵。陸地上的主要外力地形包括喀斯特地形、沙漠地形和風蝕地形、黃土地形、丹霞侵蝕地形、冰川地形等。

地形所以能具有旅游魅力，一是它們的相對高度引人入勝，二是變化萬千的形態體現出自然美，三是與其他景觀要素相配合可構成不同風格的多種景色。

最重要的旅游地形有：

山地和丘陵

峽谷

高原、平原和盆地

沙漠、風蝕地形和黃土地形

2、地貌

流水地貌:坡面流水與溝谷流水地貌；河流地貌；準平原與山麓面。

巖溶（喀斯特）地貌:巖溶作用；巖溶地貌；巖溶地貌地帶性。

冰川地貌與凍土地貌:冰川地貌；凍土地貌。

風沙地貌與黃土地貌:風沙作用；風沙地貌；黃土與黃土地貌。

3、氣候

與旅游需求有關的氣候特征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享受度假期間考慮的一個因素，旅游者總希望氣候條件使他們感到舒適或比較舒適。主要有：

陽光、氣溫和相對濕度

風

降水量和降水季節

云量

大氣中的水分:大氣濕度；蒸發；凝結；水汽的凝結現象；大氣降水。

天氣

4、海水、陸地水

河流和湖泊是陸地水的主要形態，在旅游景觀構成中起著重要作用，是其最活躍的要素之一。

海水的運動:潮汐與潮流；海洋中的波浪；洋流；水團運動。

海岸與海底:海岸地貌；海岸分類；海底地貌；海底沉積物。

河流:河流、水系和流域；水情要素；河川徑流。

地下水

湖泊與沼澤

冰川

5、自然植被和野生動物

自然植被和野生動物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共同存在于一定的生態系統中。從世界規模來看，從赤道地區的熱帶雨林、熱帶稀樹草原和熱帶沙漠到高緯度地區的苔原，存在著各種各樣呈地帶性分布的生態系統，它們的植被類型和野生動物群各不相同。這些植被和野生動物與生態系統中的非生命環境，特別是氣候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生物與環境

種群和生物群落

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與類型

陸地生態系統

水生生態系統:淡水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

農業生態系統和城市生態系統:農業生態系統；城市生態系統

6、地域分異、自然區劃和土地類型

地域分異規律:景觀及其地域分異的基本因素；全球性和全大陸、區域性、中尺度、小尺度的地域分異；地域分異規律的相互關系。

自然區劃:主要是我國的自然區域的劃分

土地的分級、分類:土地的分級和分類；土地的評價

土地結構

7、人類的存在及其活動

在地球表面，許多自然植被已經由于農業、林業和牧業活動而被改變，都處于人為因素的影響之下。從英國低地以籬笆封閉起來的小田園景觀，到中國黃土高原的梯田化山坡，到北美洲濕潤草原巨大的開闊景觀等，這些由于人類與土地自然特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景觀，各自有不同的規模。

二、社會政治法律環境因素

政治環境是指制約和影響旅游經濟一體化的各種政治要素及其運行所形成的環境，它包括五個方面：國家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政治性團體、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社會政治氣氛、政治傾向、政治熱情、政治思想等。

法律環境是指制約和影響旅游經濟一體化的相關的社會法律系統，包括國家的法律規范，國家司法與執法機關，人們的法律意識等。

政治與法律環境對旅游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一般來說，國家政治穩定，政策明確連續，社會政治氣氛寬松，政治清明，法律廉明，就有利于旅游經濟一體化的健康穩定發展。

三、社會經濟環境因素

經濟環境要素是指構成我們生存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及國家經濟政策。它主要包括：社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政策等方面。

社會經濟結構又稱國民經濟結構，在社會經濟中通常是指一個市場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技術結構以及所有制結構等，其中產業結構最為關鍵。

經濟發展水平通常是指一個市場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和達到的水準。主要指標有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國民收入、經濟發展與增長速度等，我們通過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分析，可以預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

經濟政策是指由國家制定的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目標，及為達到經濟發展目標而制定的戰略和策略。包括全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分配政策、價格政策、貿易政策、勞動工資政策、財政貨幣政策等。

四、交通環境因素

高速公路

一般公路

站場建設

港航碼頭

地方鐵路

以上就是區域旅游經濟基礎理論“緣板5+2學說”的整體構件。從上個世紀80年展到今天，基于緣板理論，全國各地在發展“大旅游”的思想指導下，許多地方主動出擊，打破地域界限，與周邊地區共同構建起多層次、逐步逐級推進的旅游圈層，以實現在旅游資源、市場、產品、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優勢互補與分工合作，從昔日的“武漢大旅游圈”、“黃山大旅游圈”、“環渤海旅游圈”、“泛珠江三角洲”、“大湘西”再到今天引領一體化的“長三角”、“晉冀魯豫經濟協作區”，使區域旅游經濟合作已駛入歷史發展的快車道。

緣板理論堅持用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民族、文化等寬廣的社會視角去觀察旅游，對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豐富和發展了旅游學和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參考文獻】

[1] 厲新建等：旅游經濟學--理論與發展[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

[2] 魏小安等：中國旅游業新世紀發展大趨勢[m]．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1999

[3] 羅明義：國際旅游發展導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4] 莊志民：旅游經濟文化研究[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5

[5] 保繼剛等：旅游開發研究--原理·方法·實踐[m]．科學出版社，1998

[6] 吳必虎：地方旅游開發與管理[m]．科學出版社，2000

[7] 寧澤群：旅游經濟、產業與政策[m]，中國旅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8] 張河清：區域民族旅游開發導論[m]，中國旅游出版社，2005年6月版

第9篇：經濟學理論分析范文

關鍵詞：皮帶輪 ANSYS 切削力分析

中圖分類號：TG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7）01（a）-0060-02

皮帶輪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機械傳動零件，它廣泛應用于汽車、農機、輕紡工業等各種機械設備的傳動中。皮帶輪作為傳動件應用較廣，市場需求大，需要大批量生產，所以，提高加工效率勢在必行。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多齒成型刀具設計的思路，根據一些實驗數據表明，多齒皮帶輪刀片相比以前的單齒仿形加工，能明顯提高加工效率，且齒形準確，齒頂無毛刺，表面質量較好。但多齒同時加工，切削抗力大，易產生振動。對機床的剛性和工件裝夾的穩定性要求較高。

1 皮帶輪刀具切削力分析

加工皮帶輪專用刀具是由刀桿和刀片組成，通過刀桿與機床鏈接工作。加工方式為皮帶輪按一定速度勻速旋轉，刀片處于間歇沖擊式切削皮帶輪狀態。經驗得出切削鑄鐵類金屬的刀具通常采用YG類硬質合金，根據仿形法確定刀齒形狀、刃角等。刀具參數為：刀具前角為10°，后角0°，刀具刃角為40°雙齒均勻切削。

加工皮帶輪時，切削較深，刀刃處所承受的切削力較大，因此有必要對刀具進行受力分析。確定刀具受力情況，給實際生產提供了理論依據。受力分析在整個切削過程中，皮帶輪專用刀具主要受到切削阻力F的作用。為了便于測量和應用，可將合力F分解為3個分力，由于刀具在加工皮帶輪過程中，刀刃部分兩個側面受皮帶輪切槽擠壓所產生的力剛好平衡。所以，F可簡化為兩個分力，即主切削力FC切削深度抗力FP。簡化刀具加工皮帶輪過程的受力分析如圖1所示。

2 刀具有限元分析

2.1 劃分網格

有限元法應用于金屬切削過程模擬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20世紀70年代蘇聯人B.A.奧斯塔費耶夫與日本人臼井英治等對正交切削過程進行了有限元分析[1]。現在，有限元數值分析軟件（ANSYS）將現代數學、力學的基礎理論與有限元分析技術、計算機圖形學和優化技術相結合，具有豐富、完善的單元庫、材料模型庫和求解器，可利用數值模擬技術高效求解各類結構動力、靜力和線性、非線性問題。該次分析的模型為雙齒皮帶輪專用刀具，主要分析刀具等效應力分布情況，刀具采用硬質合金YG8。

由于ANSYS與許多CAD軟件都有直接的接口，所以這里選擇先在solidworks中建立模型，然后導入ANSYS中，最后再對圖形進行拓撲修理和幾何修理，完成創建實體模型工作[2]。而刀具整體的結構不規則，因此難以使用六面體網格進行劃分，為了獲得比較均勻的網格，采用尺寸控制和劃分方法共同控制的方式進行劃分。網格大小為0.5 mm，網格個數為38 359個。

2.2 模擬加載

首先確定刀具的約束條件[3]，刀具置于刀桿槽中，刀底部大面約束刀具z軸負向位移，刀具定位孔上的壓板約束刀具z軸正向位移，刀桿槽的兩個側面約束刀片x和y向位移，刀槽底面、兩側、中心孔、及壓板還約束刀片x、y和z軸旋轉。這樣，刀片的6個自由度被約束。

根據雙齒刀具切削皮帶輪的過程可知，靠近切削刃處，前刀面的壓力最高，在遠離切削刃處，皮帶輪對前刀面的壓力急劇減小。因此，切削刃處刀具的切削阻力最大。切削力的影響因素很多，其計算復雜，一般通過切削力理論公式計算所得。然而理論計算通常會忽略溫度，還有一些細微影響因子。因此，在此基礎上所測的載荷只能用于切削力的定性分析，不能用于實際計算，且計算過程通常采用集中力代替分布力。所以，由切削時切削力計算經驗公式可得：

（1）

式中：p為單位切削力；ac為切削厚度；aw為切削寬度；ap為切削深度；f為進給量；VC為切削速度。通過查表可得：=0。

最后代入得到FC=1 650 N，Fp=1 220 N。

3 結果分析

加載荷進行求解，其求解結果圖2所示。刀具在靜載荷作用下刀刃處變形量最大，最大變形值為0.00 506 mm。圖2為刀具在靜載荷作用下的等效應力分布云圖，從圖中可以看出：（1）刀具兩齒之間的側面應力大于齒的另一個側面。分析其原因，是因為在加工皮帶輪時，切屑對內側產生擠壓和摩擦要大于外側受力情況，因為雙齒為偶數齒，所以，在垂直于切削方向且平行于工作平面方向上的力可綜合抵消，奇數齒刀具需要重新計算。（2）刀具在倒圓角處應力偏大，若需要可適當調整圓角半徑，可減小應力。（3）在刀刃處應力最大為590.92 MPa。而硬質合金刀具材料的許用應力為強度除以安全系數，即（n=1.5～2.5，=1 500 MPa），通過計算可得，需用應力為600～1 000 MPa。通過分析可得，刀具所受到的最大應力小于需用應力。說明材料強度符合設計要求。

4 結論

通過對皮帶輪專用刀具的有限元應力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對刀具的切削力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刀具在加工時切削力大是哪幾個切削阻力所造成的，對有效改善因切削力過大導致刀具破壞起著重要作用。

（2）對刀具進行有限元分析，可確定刀具應力最大位置。以便在設計多齒皮帶輪刀具時，能合理考慮此處的強度和硬度，以及通過刀具結構來提高刀具使用性能。為刀具的實際生產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 謝峰，趙吉文，劉正士.二維金屬切削過程的數值模擬[J].系統仿真學報，2004（7）：1412-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