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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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五）利用中國36個工業行業三個年度的實際數據對貿易保護率的計量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促進和發展戰略產業的“國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國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決定因素，而“利益影響模型”的效果是“邊際”性的，維護社會公平、減少調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適用于中國的現實情況。應用“向后法”和截面與時間序列合并數據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證了這些結果。實證檢驗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較優勢大、對產業需求關聯強、勞動密集型生產、創造利潤和稅收多、國有企業作用較小、反對勢力薄弱的行業越能夠獲得更高的保護率，同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貿易保護措施之間呈現出顯著性的互補而非替代關系。
第2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一)不同部門的政策不配套
加工貿易管理涉及海關、質檢、外匯、稅務、外經貿等多個部門,部門間政策的協調一致對于加工貿易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各部門分別制定政策,缺乏正式的跨部門政策協調機制,因此,部門間的政策不一致、不配套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加工貿易監管部門的工作效率和企業的運作。例如,由于退稅不及時,加工貿易“一日游”現象日趨嚴重,降低了企業運行效率,提高了企業運行成本,削弱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如果發揮現有保稅區的功能,可以替代香港的中轉作用,境外“一日游”將大大減少。但是,海關與稅務部門對保稅區的規定是不配套的,海關認為貨物運到保稅區視同出口,但稅務部門認為只有貨物離境才能享受出口退稅。稅務部門的這一規定,不僅使加工貿易境內“一日游”取代境外“一日游”成為不可能,而且也大大阻礙了保稅區建立國際采購中心、發展國際物流業務。實際上,稅務部門關于退稅的規定,在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就存在差別,國內貨物進入出口加工區可以享受出口退稅。
在對加工貿易企業的問卷調查中,企業將“稅務、外匯、海關部門規定不配套”視為現行加工貿易政策與管理中存在的第一位問題(參見表1)。
表1企業認為現行加工貿易政策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主要問題按重要程度排序
稅務、外匯、海關部門規定不配套1
管理規定過于嚴格、手續過多2
有關管理部門有效協調不夠3
鼓勵國內采購政策不明顯4
來料加工企業深加工結轉不能退增值稅5
管理機構辦事效率過低6
管理人員操作隨意性過大7
保證金臺帳制度增加企業資金成本8
深加工結轉視同國內銷售征稅9
審批規定不明確10
企業遇到問題無處咨詢11
不法企業走私，造成不平等競爭12
管理人員有意刁難企業13
企業受到不公正待遇，投訴無門14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整理。
(二)深加工結轉政策不統一
深加工結轉政策不統一已成為現行加工貿易政策的焦點問題。深加工結轉政策涉及面廣,據調查,山東約25%,江蘇、浙江約40%,福建、廣東約60%的加工貿易進口料件需要深加工結轉后再出口（《關于研究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據海關統計,2000年深圳市80%的加工貿易企業涉及深加工結轉,結轉進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貿易進出口值的20%;蘇州市21%的加工貿易企業涉及深加工結轉,結轉進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貿易進出口值的12%。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經貿委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完善加工貿易銀行保證金臺帳制度意見的通知》規定,對深加工結轉業務,國家有關部門視同進出口貿易實行保稅監管。但是,稅務部門認為,保稅貨物深加工結轉屬于國內銷售行為,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應該征收增值稅,出口時再予退稅;如果使用國產料件加工成半成品后結轉,不能退稅。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自2001年1月1日始,所有企業的間接出口應統一執行中間環節征稅,出口環節退稅的政策。顯然,稅務部門的政策與國務院辦公廳文件規定并不一致。
對加工貿易企業深加工結轉貨物實行“免、抵、退”政策,改變了以往的深加工結轉貨物保稅政策,在出口退稅手續繁瑣、周期長的問題仍沒解決的情況下,這種政策變化將直接打擊加工貿易企業國內加長國內產業鏈的積極性。這種政策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具體執行政策中的混亂,不同地區的作法存在明顯的差別,大部分地區沒有征稅,有些地區采取掛帳,有些地區給予免稅。
(三)一些政策違背了鼓勵加工貿易加長國內產業鏈的方向
加工貿易發展的方向是三個:即上規模、上檔次和提高附加價值。滿足第一個目標,需要結合我國的比較優勢,營造一個適合加工貿易發展的總體制度環境。針對第二個目標,則需要吸引技術水平更高的企業來華從事加工貿易,鼓勵加工貿易企業進行技術開發與產品升級。提高附加價值則需要鼓勵加工貿易企業加長國內產業鏈,分別向上游零部件產業上溯和向下游物流業延伸,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鼓勵其提高國內采購率。提高附加價值不僅關系到我國從加工貿易中可能得到多少實際經濟利益,而且可以使加工貿易從“無根工業”變成根植于我國的產業,關系到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
但是,近年來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中,各個部門往往從本部門管理方便的角度出發,較多地關注了如何防止不法企業利用加工貿易政策“走私”、“騙退稅”,忽視了鼓勵企業提高國內采購率,有的政策客觀上甚至不利于鼓勵企業提高國內采購率。例如:
出口退稅按計劃而不是按出口實績進行,導致欠退稅越來越多,加大了企業財務負擔,阻礙了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的積極性,是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境外“一日游”的重要原因之一。
長期實行的對來料加工國內采購不退稅政策,降低了來料加工國內采購的積極性。1994年稅制改革以前,增值稅率很低,來料加工貿易與進料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大體相當,來料加工國內增值率為23.1%,比進料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高出2.22個百分點。2001年,來料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為46.32%,進料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則已經達到61.58%,來料加工貿易的國內增值率已經比進料加工貿易低15.26個百分點。從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國內增值率變化的對比中可以看出,退稅政策對加工貿易的國內采購具有重要的影響。
盡管我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強調提高加工貿易的國內采購率,但因為我國現行政策中存在不少與鼓勵加工貿易提高國內采購率目標相矛盾的規定,加工貿易企業感覺現行政策與政府宣傳的目標不盡一致,從調查結果看,企業認為“鼓勵國內采購政策不明顯”是現行加工貿易政策位列第四位的問題。
之所以出現政策調整方向與長期政策目標不一致的問題,從本質上講,暴露出我國現行政策制定機制的弊端。各個部門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從本部門的目標與管理出發,例如,海關關心的是如何加強監管力度防止走私,稅務部門關心的是如何防止稅收流失,對于如何鼓勵加工貿易加長國內產業鏈從而提高其對國民經濟貢獻這個根本的政策目標,卻考慮得較少。因此,部門的有關政策雖然有利于局部目標的實現,但卻有損于宏觀目標的實現,政策的機會成本相當高。要保證具體的政策規定有利于實現宏觀目標,就必須有超越部門之上的強有力政策協調機制。這正是目前我國政策制定機制中的一個重大缺陷。
(四)加工貿易中的一些政策與管理手段不適應加工貿易發展的需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國際上對我國產業轉移的速度與力度均大大加強,我國加工貿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但現行政策與管理手段未能針對加工貿易的新變化做出適當的調整,在實際運作中政策與管理不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
傳統管理方法遠遠不能滿足以IT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加工貿易發展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來,以臺灣對大陸投資為導因,境外大量IT產業轉移到我國,從事出口加工貿易活動。目前,IT產品已經成為我國出口的第
一大類商品。IT產業是一個國際分工非常明顯的行業,其運作具有“采購全球化、訂單電子化、生產零庫存”的特點,這就大大縮短了從采購到交貨的周期,對于貨物通關效率提出了比傳統產品高得多的要求。但是,我國對加工貿易的管理依然采取80年代初的合同、手冊管理辦法,不能適應IT產業加工貿易的要求。例如,IT產品加工貿易只有電子訂單,沒有合同,為了適應加工貿易需要經外貿部門審批合同的規定,企業只好人為地編造一個毫無意義的合同;IT產品對通關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我國通關效率不高,不少跨國公司將其高端產品的加工貿易放在中國境外進行,國內只能開展低端IT產品的加工貿易,這不利于實現我國提高加工貿易檔次的政策目標。蘇州和深圳已經開始了改革這種監管模式的嘗試。蘇州海關對關區內的四家IT企業進行了聯網管理。這些企業的特點是料件繁多,用手冊管理困難大。具體的監管程序是外經貿局對加工貿易企業實行總量備案,海關與被監管企業實行聯網,海關直接從指定的數據庫提取數據,抽查核對產品單耗,定期查驗庫存,查驗時間與企業盤點一致,最后進行核算核銷,對差異進行核銷。深圳實行的是聯網保稅工廠的方式,即利用網絡和電子攝像技術對整個企業實行全封閉的監管,整個工廠相當于一個保稅區。與蘇州海關的做法相比,這種方式在防范結轉過程中的走私、“飛料”方面效果更明顯,但投入較大,一般的企業可能無法負擔。無論哪種方式,對大型加工貿易企業實行聯網監管是今后加工貿易管理發展的方向。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盡快統一思想,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比較一致的做法,避免因地區間差異造成不必要的效率損失。
現行政策與管理規定不適應在華建立采購與配送業務中心的要求。隨著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中國形成了巨大的制造業能力,成為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制成品重要的出口基地,因此,不少大型跨國公司計劃在華建立采購配送中心,同時發展物流業務。但是,由于我國在保稅區退稅政策、保稅區(倉庫)監管等方面的規定不能適應這種要求,大大阻礙了加工貿易向下游產業的延伸。
(五)某些新的政策調整脫離了加工貿易企業發展的現實,政策效果低于預期
以出口加工區政策為例。出口加工區是國際上不少國家采用的加工貿易管理方式,而且成效卓著。我國參照國際經驗建立出口加工區,有利于提高對加工貿易的管理水平與效率。但是,出口加工區政策出臺以來,實際運作效率并不理想,不少出口加工區入區企業很少。究其原因,就在于出口加工區有關規定脫離了加工貿易發展的實際。
加工貿易企業遷入出口加工區的愿望比較低。從課題組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參見表2),86%的受調查企業不準備在出口加工區投資,準備將現有工廠搬入出口加工區的只占2.6%。
表2加工貿易企業對搬入出口加工區的意愿
意愿企業數
將現有工廠搬入13
將新增生產能力搬入，但現有生產能力不搬59
不準備在出口加工區投資437
接受調查的企業總數509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整理。
表3接受調查的企業不愿搬入出口加工區的原因
原因企業數
搬遷成本太高269
出口加工區政策不利于產品內銷52
區內企業采購國內零部件不方便32
區內監管效率并不比區外高18
區內土地成本高于區外50
不了解出口加工區政策143
接受調查的企業總數462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整理。
現有加工貿易企業之所以不愿搬入出口加工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參見表3)。對于現有企業而言,搬遷成本高昂,58%的受調查的企業將此作為不搬入出口加工區的原因。另外,31%的受調查企業因不了解出口加工區政策而拒絕做出搬入的決定。除這兩項原因之外,某些具體的規定由于不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成為阻礙企業入區的原因。目前,越來越多的加工貿易企業都不再是“大進大出”的100%出口企業,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已經成為主流。出口加工區的管理政策,對于“大進大出”型的企業而言,監管效率大大提高,但對于與國內產業與市場有密切聯系的加工貿易企業,則存在諸多不便。例如,出口加工區企業可以不實行手冊管理,但區外的深加工結轉企業必須用手冊,區內企業沒手冊就無法與區外的企業做生意。對于部分產品內銷的加工貿易企業,出口加工區外的加工貿易企業內銷,只需按進口零部件稅率補交進口零部件的關稅和增值稅。但區內加工貿易企業內銷產品時,補交關稅時適用成品關稅稅率,在大部分情況下,成品的關稅水平高于零部件,由此將加大區內企業內銷的成本,削弱其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總之,出口加工區的有關規定,實質上削弱了區內企業與國內市場的聯系,這對于大多數已經兼顧內外兩個市場的企業而言,是沒有吸引力的,而且,區內企業與國內市場聯系的削弱,與加長加工貿易產業鏈的發展目標也是不符合的。這就決定了出口加工區只適合那些新建的100%出口型的加工貿易企業,而且國內采購不能太多,對于這樣的企業,區內監管效率方面是存在一定優勢的。對于其他加工貿易企業,絕大部分仍然將留在區外,因此,出口加工區政策只能有利于加工貿易增量部分的合理布局,不能改變目前已經存在的加工貿易“放養”現象。如果將出口加工區政策定位于給“大進大出”的100%出口型企業創造一個監管效率更高的局部小環境,出口加工區政策將是成功的,如果定位于以此改變加工貿易“放養”的狀態,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監管,則注定是不會取得明顯效果的。
二、我國加工貿易政策未來調整的方向
政策是對現實的反映,必須與時俱進,才能促進發展。加工貿易政策應該從我國加工貿易發展的現狀出發,在規范管理的基礎上,促進加工貿易充分發揮其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和加長產業鏈的潛力。為此,加工貿易政策應該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整:
(一)對來料加工貿易出口的國內采購實行出口退稅政策
2001年,來料加工貿易進口額為289億美元,占全部加工貿易進口額的30.7%。受現行來料加工國內采購不退稅政策的影響,來料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比進料加工貿易國內增值率低15個百分點。如果對來料加工貿易出口的國內采購實行退稅,將有力地促進來料加工貿易企業擴大使用國內料件,帶動國內上游產業的出口,加長加工貿易的國內產業鏈。按來料加工出口的國內采購率達到進料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計算,2001年來料加工國內采購值約可增加44億美元,而且,隨著來料加工貿易出口的逐年增長,其國內采購值也將逐年增長。但需要強調的是,加工貿易國內價值鏈的延長與監管成本和風險的增加成正比,因此在采取措施促進加工貿易國內價值鏈延長的同時,要研究進一步提高監管效率的辦法。
(二)完善深加工結轉政策
深加工結轉涉及面廣,情況非常復雜。深加工結轉政策實質上涉及兩個問題,一是進口料件在國內加工后轉廠時,是否繼續實行保稅監管的政策,另一個問題則是對深加工過程中所采用的國產料件是否退稅。由于這兩個問題高度的復雜性,不同部門對深加工結轉政策調整存在不同意見。
對于第一個問題,經貿主管部門傾向于維持現行的保(免)稅政策;財稅部門則主張實行“免、抵、退”政策;監管部門結合了上述兩種政策選擇,主張對部分優秀、守法、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企業,繼續實行保稅監管的政策,對其他企業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則實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對于第二個問題,各部門分歧更大,經貿主管部門認為應該對深加工結轉企業使用國產原材料逐環節采取“免、抵、退”政策,即對加工貿易企業使用的國產原材料在結轉時給予退稅,由海關對結轉產品(其中含國產原材料成分)進行保稅監管;財稅部門認為逐環節采取“免、抵、退”政策稅收風險過大,操作困難;監管部門則認為如對國產材料進行保稅監管,將進一步加大監管能力不足的矛盾。
結合各部門的意見,課題組認為,對于深加工結轉政策,應該統籌考慮,分步實施,短期內為了避免對加工貿易產生過大沖擊,應該總體上保持現行政策的穩定性,只作局部性改進,中長期則應該按照鼓勵加工貿易提高國內采購率和附加值的原則,以及提高監管效率的原則,對現行政策進行根本調整。為了合理引導企業,確實落實吳儀同志“優化存量、控制增量,規范經營,提高水平”的指示精神,政策設計方案一經確定,就應該公布政策調整的內容和實施的時間表。
具體而言,短期內(例如3年內):
———對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仍維持現行政策,即對結轉環節視同出口,免征增值稅,由海關對結轉進口料件繼續實行保稅監管。
———對深加工結轉環節所采用的國產料件維持不征不退的辦法,增值稅進入產品成本。
———對銷售給出口加工區、保稅區企業視為出口,即深加工結轉產品出口到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區可以當作出口辦理核銷手續;國產品進入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區可以給予出口退稅。
———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區銷售給區外企業的產品視為進口,用于加工貿易的可以實行保稅監管。這樣,至少可以用“境內一日游”替代“境外一日游”,節省加工貿易成本,同時,增加了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區對企業的吸引力,引導企業逐漸進入區內。
———對易于管理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參照鋼材“以產頂進”做法,在生產企業銷售給加工出口企業時視同出口并辦理增值稅退稅。
中長期(3年后):
保留短期政策的后三條,除此之外,另進行如下調整:
———對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實行分類管理。出口加工區、保稅區內企業和區外實行電子聯網監管的加工貿易企業,其深加工結轉實行保稅監管。其他加工貿易企業產品可出口到境外或出口加工區、保稅區,如要進行深加工結轉,海關對第一環節結轉企業按加工貿易內銷規定辦理。其他環節結轉,則視同國內銷售,按規定向稅務部門照章納稅。轉入企業將其作為國產料件,享受“免、抵、退”政策。這樣,海關只需對出口加工區、保稅區內企業和電子聯網企業的深加工實行聯網監管,監管效率將大大提高。
———對深加工結轉所用的國產料件實行“免、抵、退”政策。
———取消現行不符合WTO有關規則的各級政府的出口獎勵政策,所結余資金用于對出口退稅不及時造成的企業利息損失進行補償。這樣,即使退稅有時滯,企業也不會承受過大的財務損失,實質上保證了及時退稅。
———足額退稅,將出口退稅率提高到與增值稅征收稅率相同,保證出口產品國內增值稅的零稅率。
(三)促進加工貿易技術進步
———對高新技術產品實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現行的手冊、合同管理辦法,比較適合上下游企業關系穩定、價格變化慢的傳統產品加工貿易的管理,但不適應國際市場價格瞬息萬變、生產配套企業眾多的電子產品的加工貿易。因此,要適應電子信息產品等高新技術產品“采購全球化、訂單電子化、生產零庫存”的特點,改革現行的合同、手冊管理辦法,取消不必要的合同審批環節,探索電子手冊管理辦法,提高監管效率。
———提高通關效率。上海海關實施的“大通關”試點,為提高口岸管理部門管理效率、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摸索了很多好的經驗。有關部門應該盡快加以總結,向全國各個口岸推廣。
———加強各監管部門工作的配合,提高監管效率。
———加工貿易的發展為在其基礎上進行技術開發提供了有力的制造平臺,國家應加強對技術、品牌等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促進R&D活動的開展。
(四)促進加工貿易向下游采購、配送領域延伸
———加工貿易的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基地之一。加工貿易出口的快速發展,為發展國際采購、配送業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產業鏈條向下游延伸的內在要求。發展加工貿易的下游采購配送業務,將大大提高加工貿易在國內的附加價值。
第3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開的。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下文簡稱《十五綱要》）。加工貿易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其發展方向以及實現的目標應服從于并有助于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戰略。我國政府已制定《十五綱要》，這是今后五年內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性綱領，因此，加工貿易的發展及政策調整也應以此為指南。本文將以《十五綱要》所提出的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為指導，對現行加工貿易政策進行剖析，提出我國加工貿易發展及政策調整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對加工貿易政策調整作出建議。
2.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已經加入WTO，這將極大地改變我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變，也有不利的改變。為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我們在制訂一切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入世”的影響。我們將主要就“入世”對加工貿易的中間品替代，對加工貿易的出口以及貿易磨擦公平解決等方面來討論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及政策調整。
3.加工貿易的“進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現實中，加工貿易就是對“兩頭在外，中間在內”這樣一種特殊的貿易方式的界定。我們對加工貿易的理解和研究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貿易方式”。“加工”屬于“中間在內”環節。它是東道國投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對進口投入要素進行加工生產的過程，它表現為國際分工。作為一種“貿易方式”，加工貿易的實質是“兩頭在外”。無論是“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從國際市場購入，加工制成品應全部出口。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了利用“加工貿易”這一貿易方式，往往實行相關的政策措施，對原材料等中間品的進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進行必要的管理，所實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勵性的，特別是確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貿易對本國的經濟、外貿發展有著其他貿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對加工貿易的研究與對其相關的政策探討總是無法剝離的。因此，加工貿易是由“進口——加工——出口”三個環節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成其為加工貿易。本文將按照這一框架，分別對相關政策進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這三個部分的政策劃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確的，一項政策會影響三個環節。但就我們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這種不精確并不十分緊要，因而我們在文中并未嚴格拘泥于這種劃分。而分三個環節分別進行論述的好處在于，有利于我們基于加工貿易的內在運行機理和各個環節的突出問題來討論相關政策，從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議更具有針對性。
二、我國加工貿易發展及政策調整的目標和原則
我們認為，我國加工貿易今后一段時期內的發展及政策調整的目標和原則的確立，應緊緊圍繞《十五綱要》制定的總體戰略目標來進行。根據加工貿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綱要》中所涉及的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和擴大出口等問題值得我們在考慮加工貿易政策時重點注意：
1.關于就業。大力發展和鼓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加工貿易，在我國仍然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加工貿易從事的大多仍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加工，應該說這符合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對于緩解就業壓力，創造就業機會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實現《十五綱要》提出的有關就業的目標，有必要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因為，首先，就業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出口貿易的擴大；其次，以我國目前的工業發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備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換言之，要擴大出口，我們所能依賴的，就是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生產環節的加工貿易。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永遠停留在為跨國公司當加工裝配車間的階段，相反，在發展加工貿易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學習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建立營銷渠道，積累資本，努力將出口產業升級至更高的技術層次。但是，在完成這個過程之前，作為一種過渡，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來緩解就業壓力，積累資金、技術包括經驗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須的。
2.關于結構調整。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不夠明顯，主要表現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鏈條短，原材料國產化率低，波及效應不強等等。這是否意味著發展加工貿易與我們優化工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的目標互不相容呢？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一方面，我們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貿易這種貿易方式本身固有的兩頭在外造成的產業關聯程度低，波及效應弱的弱點也不容諱避。這要求我們在政策制訂中努力興利抑弊，充分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同時對其消極的一面要加以糾正克服。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具有與小國不同的特點。那些適合于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國來，而是要有選擇地加以學習吸收。在產業結構的優化這個問題上要堅持同樣的原則。大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往往毋需像小國那樣完全依賴外部的力量，因為一是國內的市場足夠大，可以讓新興產業達到足以獲得規模經濟的規模；二是因大國進行產業升級所需的技術、資本等如果全部依賴外部引進，即使供給能力不成問題，代價恐怕亦難以承受。因而，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主要還是要依賴自身的技術研發，創新人才的培養，創新機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工業結構優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僅僅依靠引進技術或資金來完成，是不現實的。
這并不等于說個別處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發展基礎的地區無法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前往設廠，顯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的建立和現有產業技術升級。在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和生產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今天，加工貿易無疑是發展中國家了解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盡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的一條重要途徑。
3.關于擴大出口。出口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來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貿易方式仍是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當然，在促進加工貿易增長的同時，也要注重其質量的提高。加工貿易中存在著的出口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不合理，高科技產業加工貿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貿易增值率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問題都必須加以重視、解決。我們進行加工貿易政策設計和調整的目標，正如《十五綱要》第十七章第二節指出：“加強加工貿易管理，提高加工貿易增值率，擴大加工貿易出口。”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新的時期，加工貿易政策制訂所應遵循的原則和實現的目標是，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發展加工貿易，發揮其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利用“入世”為我國加工貿易的大發展創造的良好外部環境努力擴大出口；同時，對加工貿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導，注意增強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過程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揚長避短，以利于我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培養新的比較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使加工貿易發揮促進外貿增長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三、對現行加工貿易進口環節的政策的評價
1.加工貿易中的利用外資政策。引進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十五綱要》指出，十五期間，要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利用外資的重點，完善利用外資政策，鼓勵外商特別是跨國公司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和出口型產業，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水平的提高。
我國目前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資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當然，我們不能否定這種方式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加工貿易還未得到充分發展時期，對于我國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和我國產品早日進入國際市場所具有的意義；但是，必須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的重要目的之一——引進先進技術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卻未能得到很好的實現。由于我國利用外資多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因而外資并未帶來多少先進技術；而且，由于外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惡性競爭和產品的過剩。從國內看，由于外商投資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的過分膨脹，引起產業結構不合理更加嚴重，激化了本來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貿易發展過程中出現上述不盡如人意的情況，有違我們利用外資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檢討之處。有些地區在發展加工貿易的過程中，片面追求外貿數量的增長，而不注重其質量的提高，對于外資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導。致使外資大量進入勞動密集型簡單加工行業，而未能發揮其對我國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的應有作用。
我國現行的加工貿易政策給予產品出口型外資企業相當多的特殊優惠，其目的是促進我國對外出口規模的擴大，緩解當時我國外匯短缺帶來的壓力，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客觀上也鼓勵了外商將資金投入到“大進大出”型的加工貿易行業，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進行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工業品的生產。這在當前，已經不利于我國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增強出口競爭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國家計委，外經貿部聯合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兩個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確引導外資產業投向，盡快改變目前外商投資集中于“短平快”項目的局面。但是兩個文件下達后并未產生預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沒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規范的地方政府行為。
目前的加工貿易政策中，對于外資投向增值較高的生產環節和產業的鼓勵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資從事附加值較低的最終裝配環節的簡單加工貿易，長此以往，對我國上游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產業的成長不利。
總的看來，現行的利用外資政策促進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積極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時，由于情況的變化，現有政策對于外資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鼓勵措施不足，將從事簡單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從事高附加值、高科技產品生產的外商投資企業不加區別地給予優惠，并不能很好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國的加工貿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術含量的方向發展。
2.加工貿易進口環節有關提高中間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現有加工貿易中間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個公認的事實，這種狀況既是我國原有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水平落后從而中間投入品行業產品競爭力的劣勢所決定了的，又與加工貿易本身“兩頭在外”的特點有關。但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能在發展加工貿易過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從而促進國內原材料行業的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通過適當的政策引導，加工貿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會得以逐步提高，從而會更加充分地發揮加工貿易的波及效應。
我們不能硬性地規定加工貿易出口品使用的國產材料比重，因為目前我國的確還無法生產某些投入品或其產品的質量達不到加工企業的要求。況且，那樣做也違背了WTO的國民待遇原則。政策所能做到而且應該做到的，就是為國產投入品和進口投入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已具競爭能力的國產投入品不致因為政策的歧視而失去競爭優勢。我國的加工貿易政策中的確存在這種不合理的對進口投入品的“超國民待遇”現象：加工貿易企業進口投入品可以免繳關稅、工商統一稅（增值稅和消費稅）；而如果從國內購買中間投入品則只能享受部分退稅（征17%，退19%）的待遇。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原本會使用國產料件的企業也轉而進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國加工貿易波及效應差，與此不無關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成就最為顯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關于鼓勵來料加工業務使用國產料件的通知》，鼓勵外商委托加工單位向境內企業購買料、件（除國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進行加工裝配，成品全部交還外商出口；允許以國內購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裝配的外商，根據需要委托加工單位向市經濟發展局提交國內購料申請表，申請國內購料。但就全國范圍來看，其它地區尚無類似規定。我們認為，此類鼓勵政策，與相應的產業指導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我國中間投入品行業的成長，促進加工貿易波及效應的發揮，最終將優化我國的工業結構，提高我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另有學者認為，鼓勵加工貿易企業使用國產料件不必要采取給國產料件足額退稅的手段，而可以通過對進口料件征以相當于國產料件的稅賦來實現。這種論點無異于取消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使之與一般貿易處于同等的地位。我們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加工貿易的衰退，從而影響我國擴大出口和增加就業目標的實現。由于對加工貿易實行免稅的優惠政策為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國取消對加工貿易的優惠，必將使大量加工貿易轉移到與我國處于相似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其結果可能是進一步影響我國對外貿易國際地位和對外開放形象，得不償失。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加工貿易政策中，對中間投入品國產化的鼓勵不足；加工貿易雖然規模上不斷擴大，但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卻很有限。這種狀況，不利于實現我國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目標，因而，要予以適當的調整。
3.現行加工貿易的監管政策。我國現行加工貿易監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國情的開放式監管模式造成嚴重的走私。這已被證明是我國加工貿易政策中的一個失誤。由于我國加工貿易已經形成了分布區域廣，涉及行業面寬的格局，此時再試圖將其納入封閉式監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現實。
盡管如此，我國的加工貿易監管部門還是試圖在增量部分作出補救。2000年4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行設立出口加工區試點）的復函》批準在大連、天津、北京、煙臺、深圳、廣州等地設立出口加工區。同年5月24日，海關總署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出口加工區監管暫行辦法》作為出口加工區監管的法律依據。出口加工區的設立實際上對區內加工貿易企業引入了封閉式的監管模式。《復函》中指出：“要按照優化存量、控制增量、規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針，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貿易企業引入出口加工區，逐步實現對加工貿易企業的集中規范管理。”以我國現有加工貿易的龐大規模，不可能一夜之間都由開放式監管轉變為封閉式監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區容納新增加工貿易企業和一部分具備條件的現有加工貿易企業的同時，也要加大管理力度，嚴格審批手續，堅決打擊利用加工貿易進行走私的犯罪活動。在這方面，我國海關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關總署關于對來料加工進口料件收取保證金問題的規定》中明確指出：“對少數資信不好，管理混亂，或有走私違法前科的企業所經營的來料加工進口的料件，已批準的拆解舊汽車和廢舊家用電器來料加工合同進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強管理的特定的進口料件，先收取相當于進口稅款的保證金，加工成品出口經海關核銷后，退還保證金。”
我們相信，通過對存量加強監管力度和將增量納入封閉式監管的方法，將會較好地解決我國加工貿易中存在的走私嚴重的問題，促進我國加工貿易健康發展。
四、對現行加工貿易加工環節政策的評價
目前我國加工貿易加工環節的主要問題是增值率較低，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術水平較低；加工鏈條短。其實這兩個問題是有聯系的，較低的技術水平決定了加工環節只能進行那些簡單加工裝配操作；只有在進一步提高技術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長加工鏈條，獲得較高的附加價值。但是從政策角度來考慮，這兩個問題要加以區分。
1.技術水平問題。加工貿易加工環節技術水平低，極少采用先進技術的狀況，與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以及加工貿易本身的特點是符合的。發展中國家（如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有大量廉價的非熟練勞動力，這一點吸引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練勞動力的加工裝配環節轉移到我國來，進行加工貿易。可見，加工貿易實際上是國際分工的一種方式，在分工中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條件的約束，被局限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加工裝配階段；而發達國家則利用其資本和技術的優勢，占據了生產的研發及技術含量高的生產環節。
了解了這一點，有助于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我國鼓勵加工貿易發展的目的。這個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貿易來使我國生產技術得到實質性的進步，而是利用外國資本，增加就業，以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取得外匯收入等。如果我們不切實際地期望通過加工貿易的發展，就可解決我國技術水平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問題，結果必然會讓我們大失所望。但這是否意味著加工貿易的加工技術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發展中國家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就無能為力了呢？都不是。技術進步固然不是發展加工貿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資的主要目的之一。現在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貿易，這種局面對于提升我國的生產技術水平無疑是不利的。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時間，如果在這段時間里該國生產技術水平還沒有實質性的提高，還未在其他生產環節上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則該國的加工貿易將會成為無根工業而萎縮。同時，國際競爭力出口也將受到影響。因此加工貿易解決就業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亦不容忽視。尤其是外資大量流向加工貿易對于技術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響必須予以重視。
很明顯，政策應在引導外資流向上有所作為，而且也能夠有所作為。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對于流入的國外資本投入進行政策引導。如日本在20世紀50～60年代實行的引資政策，重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這體現于《外匯及外資法》和《外資法》的規定及其運用中。凡根據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資法》規定所鑒定的外資項目，其外國技術的輸入，合同期限超過1年以上，費用以外匯支付的叫做甲種技術輸入，這種輸入方式需要經過外資審議會、大藏省等部門批準；另一種叫做乙種技術輸入，即根據《外匯及外資法》鑒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費用以外匯支付，如果期限超過1年，費用以日元支付而無權兌換外匯，這種輸入方式只需經過日本銀行的批準。
我國也規定了引導外資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頒布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整體規定》，將“高新技術、先進技術、能夠改進產品性能、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業技術經濟效益或者生產適應市場需求而國內生產能力不足的新設備、新材料”的項目列入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而將“屬于國家安全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項目列為禁止類外商投資項目等。應該說，現有利用投資政策的總體思路是利用外資提高我國的產業競爭力和技術水平，這是正確的。問題是，在鼓勵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資投向沒什么技術可言的低級加工工業中去，這在一定限度內可以緩解我國就業壓力，擴大我國出口創匯，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違我國利用外資的初衷，成為一種不良傾向。我國現行加工貿易政策，并未對外商投資企業進行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進行甄別，因而即使是對提高我國生產技術水平無益的簡單加工，也能獲得給予加工貿易企業的一切優惠。這種政策可能擴大了我國利用外資的數量，但對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而言，則是需要改進的。
2.“轉廠”問題。現行的加工貿易政策對“轉廠”施加了種種限制，這對于延長加工貿易品在我國的增值鏈，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于加工貿易保稅貨物跨國深加工結轉的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海關對保稅貨物深加工結轉采用計劃審批制度，轉出企業在申領《加工貿易登記手冊》后，即可憑《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加工貿易保稅貨物深加工結轉申請表》向海關申報結轉計劃。經轉入地海關同意后，可分批辦理結轉送貨手續。”對于按轉關運輸辦理貨物結轉的情況，轉出和轉入企業必須向所屬海關提出申請。企業在辦理結轉時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時間長，有時難以如期結轉。轉出、轉入地海關對商品名稱、數量和價格等存有異議時，手續更難以辦理。轉關查詢實需耗時1至2個星期，嚴重影響了周轉速度和貿易效率。一些外資企業對轉關產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別行政區復進口的做法，徒增經營成本。因此，我國在制訂有關加工貿易結轉深加工的政策時，尚須考慮企業實際情況，精簡手續，促進加工貿易國內增值鏈的延長，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貿易出口環節的政策評價
目前我國加工貿易出口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出口貧困化增長及由于原產地規則而引起的貿易摩擦。出口環節是加工貿易最后一個環節，直接決定著加工貿易所帶來的收入能否實現以及效益的好壞。因此，認真對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發展中國家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優勢發展對外貿易，存在著出口貧困化增長的可能，但是，這種貧困化增長并不一定發生。如果能夠不斷改善其出口商品結構，逐漸由初級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結構轉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貧困化增長的噩運。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就是這樣不斷由低級向高級地改變著。雖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產品中，我國并未掌握核心技術，所進行的也只是簡單加工，但是從貿易條件的角度來看，這種轉變是可喜的。有關研究表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貿易條件并未如普雷維什等發展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樣趨于惡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所發生的顯著變化。然而，要積累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匯，我國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必須依賴傳統初級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輕紡工業品的出口。有時，這與我們努力改善貿易條件的目標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們能夠及時地利用積累的外匯來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則我們就有可能實現外貿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至于加工貿易出口的環節中的另一個問題即原產地規則問題。我們認為，目前原產地規則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僅憑我國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賴于參與國際貿易的各方進行多邊磋商，最終達成合理公正的原產地認定協議。
六、關于我國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的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筆者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的建議。
1.應繼續奉行對加工貿易實行鼓勵的政策。加工貿易對于擴大出口、增加就業的好處顯而易見。“十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將經歷重要的轉型階段，此時，保持出口快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是順利實現轉型的必要條件。通過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我國將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這有利于我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而且，加工貿易本身，也為中國產品打入外國市場準備了良好的條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知名度，培訓我國的非熟練勞動力為熟悉現代工業生產的熟練勞動力。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融入國際分工中，成為跨國公司國際生產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學習別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發展本國經濟的有效途徑。加工貿易正是生產全球化的重要體現，并為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機遇。
“入世”以后，我國將更加開放，逐步削減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開放本國市場，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展外向型經濟，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長期來看，對加工貿易實行鼓勵政策與我國“入世”后的外資政策調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無必要加以否定。當然，對加工貿易進行鼓勵并不是說任其自由發展，不加限制。由于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現行加工貿易政策中尚存在諸多問題，需加以解決。
2.增強加工貿易的波及效應。若要使加工貿易在優化我國產業結構，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方面有所貢獻，就必須增強其產業關聯效應，即波及效應。
目前，這種效應未得到充分發揮，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個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著重考慮的。如何引導加工貿易向著更深層次，與國內產業發生更加緊密的聯系的方向發展，的確是一個對于發展中國家有著重大意義的課題。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大致地將這種引導分成兩個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貿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發揮加工貿易對東道國中間投入品行業的聯鎖效應；第二，如何延長加工貿易在東道國的加工鏈條，以提高加工貿易的增值率，并且發揮加工貿易對東道國相關深加工環節的聯鎖效應。
對于前一個問題，我們建議如下：(1)提高國產料件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力爭達到國際同類產品的標準。這應該是一條解決發展中國家中間投入品產業薄弱的根本途徑。具體的措施則可以采取引進技術改造現有生產方式；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以培養適應現代化生產需要的工人；對國產料件企業以稅收、用地等方面的優惠；增加對國產料件企業的R&D投入；對于投資中間品生產且具有先進技術的外資方給以政策優惠等等。(2)為國產料件提供與進口料件相競爭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目前，加工貿易企業實際上被鼓勵從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即使是國內已具備生產能力的中間投入品往往也由國際市場進口，有時甚至是我國出口的產品經海外市場后再復進口。此種現象發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國內的料件生產企業由于國家稅收政策不當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對待進口料件的“超國民待遇”狀況不加以改變，將會繼續對我國加工貿易生產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發生不利影響。政府需在加強國內原材料生產企業與加工貿易企業之間的溝通方面更多地發揮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貿易需求料件信息庫，給予本國料件生產企業以信貸支持，為本國料件生產企業在海外設立宣傳展覽等。
至于加強延長加工貿易的加工鏈，以提高增值率，增強其波及效應則主要體現于轉關深加工政策之中。現有的加工貿易轉關深加工辦法執行過程中存在手續繁冗，耗時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貿易企業對“轉廠”望而卻步。鑒此應對加工貿易品“轉廠”的政策予以適度的簡化。從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以促進加工貿易“轉廠”率的提高，從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長在我國的增值環節，以改變我國加工貿易效益低下的現狀。
3.以積極的政策促進加工貿易升級。促進加工貿易升級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使加工貿易產品的結構升級，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產品轉向科技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貿易加工環節采用生產技術逐步升級，惟如此才能不斷提升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增加收入，并促進我國整體工業結構優化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
目前，我國給予低層次加工貿易和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及采用較先進生產技術的加工貿易幾乎是同等的政策，這導致了外資大部分投向簡單加工貿易，有違我國利用外資的初衷。因此我們建議對加工貿易，尤其是外資從事的加工貿易予以產業政策的引導，在鼓勵外資從事上述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以外，取消對從事簡單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的部分優惠，以此來刺激外資從技術層次較低的加工貿易領域撤出并投入到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中去，從而發揮外資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促進作用。這也許會引發人們對加工貿易能否繼續如從前那樣快速增長的擔心。確實，實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資因無力從事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而退出我國，甚至會因此導致加工貿易創造就業機會的作用減弱。但也必須看到，就業和優化產業結構是魚和熊掌的關系。在兩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關鍵是政策上要把握適當的“度”，即使犧牲一部分加工貿易創造的就業機會，若能換來我國加工貿易的良性發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強調就業目標而忽視加工貿易的升級，這樣的加工貿易勢必會失去后勁，其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能長期保持。
4.對加工貿易的管理模式進行調整。我國目前對加工貿易的開放式監管模式不利于對加工貿易企業進行監督，加工貿易企業法律意識淡漠，因而現實中出現走私嚴重、管理成本高昂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引起我國海關的重視。措施之一就是在大連等地設立出口加工區，對區內企業實施封閉式的監管。
對于區內的加工貿易企業，海關將改革加工貿易傳統的監管模式，簡化現行手續。實現加工區貨物在主管海關“一次報關，一次審單，一次查驗”的通關要求。具體做法有：(1)海關對加工區采取全封閉、卡口式24小時監管制度。卡口分別設立貨物和人員進出通道。(2)海關對加工區企業采用計算機管理模式。海關與區內企業實行計算機聯網，進行電子數據的傳輸和辦理通關手續；加工區海關與口岸海關實行計算機聯網。(3)對區內企業開展加工貿易業務不實行加工貿易銀行保證金臺帳制度，取消《登記手冊》，海關改用電子帳簿管理，實行半年一次的總量扣減核銷制度。(4)對區內與境外之間進、出的貨物，實行“備案制”管理，貨物進（出）口時，由企業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口（出口）貨物報關單》作貨物進（出）口申報。(5)加工區與口岸、加工區與加工區之間進（出）口的貨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轉關運輸的監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區主管海關報關并在卡口查驗放行。可以預料，隨著出口加工區模式的實行，加工貿易企業的管理將逐步規范化，從企業角度來說，減少了手續、提高了效率。從海關方面來說，這種方式更有利于實施有效監督，減少利用加工貿易進行走私的作為。這種方式是我國加工貿易監管模式的發展方向。
但是在實施這些新措施時，必須注意出口加工區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國加工貿易規模龐大，出口加工區難以容納。由于我國特殊國情和對外開放模式，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進出口中所占比重和總體規模遠高于一般國家，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點多而廣，只靠面積、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區是難以負載的。第二，集中封閉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貿易走私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走私問題。應該看到，走私的根源是過高的關稅壁壘和眾多的驗關壁壘造成的進口商品國內市場價格的嚴重扭曲，這種價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來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屢禁不絕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貿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種適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這管道，還會有新的管道出來，所以解決走私從根本上就是降低關稅壁壘和減少驗關壁壘。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擴大開放和管理體制與管理方式的市場化改革，使我國經濟逐步與世界接軌，國內外價格漸趨一致，才能夠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為加工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七、基本結論
1.今后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戰略及政策調整的目標和原則應是：繼續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注意增強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過程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揚長避短，使加工貿易發揮促進外貿增長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2.通過引進先進技術改造我國中間品產業的現有生產方式，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增加對國產料件企業的R&D投入，給予投資中間品生產的外資企業以政策優惠等措施來提高國產料件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力爭達到國際同類產品的標準。并且，為國產料件提供與進口料件相競爭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
3.政府應對加工貿易品“轉廠”的政策予以適度的簡化，從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以促進加工貿易“轉廠”率的提高，從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長在我國的增值環節，以改變我國加工貿易效益低下的現狀。
4.對加工貿易，尤其是外資經營的加工貿易予以產業政策的引導，在鼓勵外資從事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以外，取消對從事簡單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的部分優惠，以此來刺激外資從技術層次較低的加工貿易領域撤出并投入到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中去，從而發揮外資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促進作用。
5.對加工貿易實行出口加工區管理是我國加工貿易監管模式的發展方向。但由于我國加工貿易規模龐大，不可能對現有的所有加工貿易企業都實行這種監管，只能將加工貿易增量部分移至設定的加工出口區內進行封閉式監管。對區內的加工貿易企業，海關改革傳統的監管模式，簡化現行手續，實現加工區貨物在主管海關“一次報關，一次審單，一次查驗”的通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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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原明.外商投資加工貿易法規實務概覽[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0.
第4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長期以來,在國際經濟法界和經濟學界,反傾銷的合理性問題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反傾銷是合理的,因為傾銷是一種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不但損害了進口國的經濟利益,而且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宗旨和自由貿易政策的目標｡反傾銷充分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宗旨,符合自由貿易政策的目標,是維護正常､公平的國際競爭秩序和國際貿易環境的必要手段,是保證國際公平自由貿易的安全閥,是自由貿易得以真正實現的保障[1]｡有人認為,傾銷是國際貿易中正常的商業行為,不但不是不公平競爭,反而能夠促進競爭,而反傾銷事實上已經淪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成為國際社會實現貿易自由化､維護公平貿易宗旨的巨大障礙,不具有合理性[2]｡有觀點認為,反傾銷法的價值取向在于阻止外來產品的低價銷售對本國相關產業所帶來的損害,對于不具備掠奪性動機而進行低價銷售的企業,反傾銷可能顯得不夠公平,但這仍然是為了體現更大的公平,因而具有合理性[3]｡還有人認為,傾銷和反傾銷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法律問題,反傾銷并不具備充足的經濟合理性,但從社會的角度實證考察反傾銷法的實質與形式合理性,卻可能是合理的[4]｡
盡管人們關于反傾銷的合理性問題的爭論激烈,觀點各異,但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兩種類型:一是認為反傾銷是不合理的,這種觀點主要從經濟角度出發,認為傾銷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當競爭行為,而反傾銷卻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限制競爭行為,對出口商和進口國的消費者是不公平的｡同時,從經濟效益來講,反傾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得不償失,從總體上減損實施國的福利,反傾銷不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這種觀點主張反傾銷制度應當被廢除｡第二種觀點認為,反傾銷在總體上具有合理性,僅同意在保留反傾銷制度的基礎上對之進行修改｡這種觀點主要從反傾銷的合法性､需要性､有效性對反傾銷的合理性進行證明｡他們認為反傾銷經歷GATT八輪談判之后作為貿易保護手段被保留下來,是被WTO所承認的一種貿易保護措施,具有合法性,同時,國際社會所倡導的貿易自由化,并不排斥對貿易的適度保護,在關稅大幅度下調,非關稅壁壘受到制約的情況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各國需要運用反傾銷等手段對相關的產業進行適當的保護,以保證本國的經濟安全,具有需要性,越來越多的國家制定反傾銷法和采取反傾銷措施這一事實也說明反傾銷是合理的,另外,相對其他的貿易救濟措施,反傾銷還有簡便易行,貿易保護效果明顯的特點,對于實現貿易保護的目標具有有效性的特點,因此是合理的｡
人們關于反傾銷問題的爭論,使筆者產生了許多疑問｡對上述第一種觀點,我們不禁要問:反傾銷對出口商或者進口國的消費者不公平就是不合理的嗎?反傾銷不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就是不合理的嗎?對于第二種觀點,我們不禁要問:一項為人們所需要,并且合法存在并且有效的貿易政策必然是合理的貿易政策嗎?如果人們的這種需要本身就不合理呢?
上述疑問又引發了筆者的進一步的思考:即什么是合理性?當我們說一項貿易政策具有合理性或不具有合理性時,我們的依據是什么?貿易政策合理與否是否應當有一個相對客觀明確的標準?一項貿易政策合理性的評價標準是什么?我想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我們探討反傾銷及其他貿易政策合理性的基礎和前提,這些問題不解決,人們對反傾銷等貿易政策合理性問題的探討和爭論就失去了基礎和前提,雖然我們不能說失去基礎和前提的爭論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但這種爭論至少不可能產生出科學合理的結論｡
二、哲學合理性概念的引入
一個問題被哲學所關注,大致有四種可能,其中一種可能就是“它是一個引起了許許多多的思想家關注,同時又爭論不休眾說紛紜的問題｡”[5]
反傾銷從誕生之日起,人們對它存在的合理性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直到今天,人們對反傾銷這一貿易政策的存廢仍然爭論不休｡筆者認為,對貿易政策合理性問題的探討不能僅限于經濟學和法學領域的范圍內,必須在哲學的指導下,借助哲學理論工具,才能取得比較科學合理的認識,這是因為,首先,包括反傾銷在內的一國的貿易政策,不但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具有復雜性､綜合性的特點,這就使得對貿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不能局限于某一具體學科,而應當運用多學科進行分析和研究,尤其要注意接受哲學的指導;其次,貿易政策是一個國家的涉外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屬于國家公共政策的范疇,按照公共政策學家戴維•伊斯頓的觀點,“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作有權威的分配｡”對價值進行分配首先就涉及到對價值的判斷和價值的選擇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借助于哲學理論工具,哲學對公共政策中涉及價值傾向的問題以及政策分析中的邏輯方法能起到獨特作用[6]｡最后,從合理性問題來看,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對一種事物的評價問題,評價是從一定價值主體和評價主體的角度評價對象怎么樣,是對于對象的價值和意義及其根據的一種深層理解與探究,這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
哲學上“合理性”的概念,是20世紀西方哲學為了克服傳統哲學把理性極端化所導致的哲學危機而提出來的,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哲學家對合理性含義的理解并不統一｡有人認為,合理性的本質在于說明“我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去信仰我們所要信仰的,我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我們所要做的”[5]246,合理性最直接的含義是合乎人的理性｡有人認為,人們對“合理性”的內涵從來就有不同的理解和標準,其中較為普遍的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種是科學意義上的合理性,它含有“合事實､合理性､合規律與合邏輯”的意思;另一種則本身就是價值判斷,含有“合目的､合理想､合原則”及“是應該的”意思｡另有人認為,合理性有三種含義:一是指符合理性和邏輯,即理性原則和邏輯原則的正確性｡二是指符合社會共同遵守的思想準則或行為標準｡三是指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趨勢,即“合規律性”,這種合理性是最高層次的合理性｡還有人認為,合理性要求人們在認識､行為和評價等一切方面運用自己的理性智慧估算､謀劃出適當的或最佳的選擇､目標,并深思熟慮地盡最大可能地調動自己可能利用的手段,達到可以期望的最佳效果[7]｡
盡管人們對“合理性”實質內涵的理解存在著分歧,對“合理性”的概念界定也是五花八門,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人們的理解是一致的｡筆者認為,哲學合理性的基本含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1.合乎人的理性｡也就是說,人的某種想法或做法要成為合理的,需要經過人的理性的疑問､思考､計算､探索､辨識､分析､推理､論證､謀劃,等等,而不能僅憑直覺､感性來行事,這是合理性最直接的含義｡
2.合規律性｡“合理”意味著“合乎事實及其規律”,也就是說,“合理”以“真理”為基礎,建立在謬誤基礎上的想法和做法必然是不合理的,或者說,“合理”首先以“科學為基礎”,必須符合客觀規律｡合規律性也被稱為合真理性｡
3.合價值性｡合理性一方面要求一項行為必須反映客觀規律､符合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合理性還要求一項行為對主體來講必須是有利的,能夠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這是合理性的合價值性要求｡合理性是合真理性與合價值性的統一｡一項行為只有既符合客觀規律,又能使主體的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才具有合理性的基礎｡
合理性含義的上述三個方面不是相互獨立,互不相關的,而是緊密聯系,互為條件,互為保證的｡同時,這三個方面是評價人類行為合理性的一般標準,具體某一行為､某一事物,還應當有更為具體的特定的標準｡
三、貿易政策合理性的評價標準
貿易政策的合理性問題實質上是對一項貿易政策的評價問題｡要對事物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是確立相應的評價標準,或者說評價的尺度,因為評價標準或者評價的尺度是評價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相應的評價標準,評價就失去了參照系統,就會導致評價無法進行,即使進行評價,也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局面｡目前,學界關于反傾銷合理性的爭論不休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評價標準,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反傾銷的合理性進行的分析和評價,這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樣,對同一對象得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結論就不足為奇了｡
貿易政策是一國為了實現
一定的目標在一定時期內對本國的進出口實行的政策,它是一國涉外政策的組成部分,屬于國家公共政策的范疇｡以哲學合理性概念為指導,筆者認為,評價一國貿易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應當有以下四個標準: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否以理性為基礎;貿易政策是否能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貿易政策是否合乎客觀經濟規律;貿易政策是否有利于世界貿易的發展｡即合乎理性､合價值性､合規律性以及合發展性｡
(一)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否以理性為基礎——合乎理性
“人類行動的準則和尺度是理性,因為理性是人類行動的第一原理;這一點根據我們在別處的闡述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理性在指導著行動以達到它的適當的目的｡”[8]用理性化的觀點和方法看待､分析和解決問題,已經成為現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
所謂理性方式,指的是特定的政策主體為著一定的目的,利用一切可能搜集的資訊,經過客觀和準確的計算或度量,以尋得最佳的政策手段和最大值的政策結果｡合理性的貿易政策要求在制定和執行貿易政策過程中盡量增加自覺的科學分析的理性成分的作用,而盡量減少人類情感､欲望､直覺､本能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因為科學的理性分析能夠幫助人們認識和選擇并支持公共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自覺抵制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的行為與政策｡
一般而論,一項理性主義的公共政策的選擇要求同時具備以下要件:(1)知道所有的社會價值偏好及其在社會人群中的比重;(2)詳盡了解相關資料,并以此為基礎制定各種可能的政策方案;(3)充分把握每一種政策方案的各種可能的結果;(4)準確估計每一種政策方案的損益期望值和社會價值比;(5)合理選擇最為經濟有效的政策方案[9]｡
用這一標準對貿易政策進行審視,我們不難發現,有一些貿易政策并未真正建立在人類理性的基礎之上｡比如反傾銷,我們就很難說這項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合乎人類理性的｡本世紀初,最早對傾銷做出立法反應的加拿大和美國,幾乎完全根據一種直觀感覺和自我保護意識｡“有證據表明,那是出自一種恐懼心態｡按雅各布•溫納(JacobViner,美國著名早期經濟學家)的說法,加拿大第一個反傾銷立法是對美國鋼鐵公司大大低于本國價格銷售其出口產品做法作出的反應｡美國的反傾銷立法也常被稱作是對國際差價銷售(尤其從德國進口的產品)作出反應的一種措施”｡可見,初次面對外國貨的“傾銷”,并未有經濟理論的思考,匆匆作出了反應[10]｡
在實踐中,許多國家之所以發動反傾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出于報復或威懾的動機｡例如,在1980—1998年期間,傳統的反傾銷反對者的美國､歐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所遭遇的反傾銷90%來自曾經被它們實施過反傾銷的國家｡墨西哥1987年第一次發動反傾銷對象就是針對美國和歐盟的鋼鐵和化工產品,而在此之前,墨西哥的鋼鐵和化工產品就經常遭遇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指控｡很明顯,出于威懾和報復的動機的行為也很難說是符合人類理性的行為｡
(二)是否能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合價值性
合理性要求一個事物能夠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對主體來講必須是有利的,并且能夠使主體的利益最大化,這是合理性的合價值性要求｡
眾所周知,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取貿易利益,因此,制定的貿易政策應當有利于該國獲取貿易利益并且能夠使該國獲取的貿易利益最大化｡考察一項貿易政策合理與否,要考察該項政策是否注重對主體的價值､利益等方面的反映,這項政策是否對國家､對大多數人有用,是否能夠實現主體貿易利益最大化｡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貿易利益以及如何理解貿易利益最大化的問題｡
首先,貿易利益最大化要求不僅僅考慮一項貿易政策的收益或產出,還應當計算該項貿易政策的成本與支出｡一般來講,一定貿易利益的產生或獲得總是以一定的成本的支出為代價,貿易利益最大化意味著一項貿易政策能夠使主體以較少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大的產出｡如果一項貿易政策投入很小,卻能給主體帶來巨大的利益,那么這項貿易政策就應當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一項貿易政策的執行不能為政策主體帶來利益或者帶來的利益小于為制定和執行這項政策的成本,則這項貿易政策就不可能是合理的｡
其次,在這里,貿易利益具有綜合性特征｡雖然發展對外貿易的目標主要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但貿易利益不應當僅限于經濟利益,還應當包括一個國家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社會利益､文化利益等｡如果我們僅僅用獲取的經濟利益的大小來衡量經濟政策或者貿易政策,那么很多政策的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
最后,我們還應當明確貿易利益最大化的主體是誰｡貿易政策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具有價值分配的功能,這種價值的分配不可能使所有的主體平均受益｡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必然會使一部分主體受益大一些,另一部分主體受益小一些,有些主體利益還可能受到損害｡貿易利益的獲得主體方面具有多元性,貿易政策對國家利益､政府利益､集團利益和公共利益等都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這就存在一個貿易利益最大化是使誰的利益最大化的問題｡雖然在現實當中,政府利益､集團利益等是客觀存在的,并且對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往往會產生重大影響,但作為評價貿易政策合理性,還應當以貿易政策是否能夠使國家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實踐中,有些貿易政策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比較大,有時政府利益也摻雜其中,不能使國家利益最大化,這樣的貿易政策雖然是合法存在的,但由于其偏離了正確的方向,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合理的｡
(三)是否合乎客觀經濟規律——合規律性
合理性一方面要求一個事物具有滿足主體需要的屬性,即合價值性;另一方面,還必須反映客觀規律､符合客觀規律,這是合理性的合真理性要求｡合理性是合真理性與合價值性的統一｡一項行為只有符合客觀規律,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使主體的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才具有合理性的基礎｡
根據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貿易政策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必須以經濟為基礎,反映客觀的經濟規律,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評價一項貿易政策是否合理,不但要看它能否給國家帶來最大的貿易利益,也要考察該貿易政策是否符合客觀的經濟規律,也就是是否具有科學性和真理性｡如果一項貿易政策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符合客觀經濟規律,這項貿易政策就會促進該國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就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一項貿易政策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那么,這項貿易政策就會阻礙該國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它就不會具有合理性｡趙維田先生在分析WTO的《反傾銷規則》時曾指出:“處理經濟問題的法律規則,其實質內容是否合理,要靠科學的經濟理論來鑒別｡”講的就是這個道理[10]｡
貿易政策符合客觀經濟規律,關鍵是要符合一國國情,符合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該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盡管一國的貿易政策的制定可能會受各種利益因素的影響,但起最終決定作用的還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
世界各國貿易政策演變的歷史也說明了貿易政策要符合國情的重要性｡19世紀20年代,英國完成了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的過渡,工業生產迅猛發展,成為世界的工業制造中心和商品貿易中心,原先實行的保護貿易政策越來越難以適應經濟和貿易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適時對本國的貿易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廢除了重商主義時期的保護貿易措施,轉而開始大力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自由貿易政策的推行又進一步促進了英國生產力的發展,使其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在同一時期,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發展水平不高,經濟實力和工業競爭能力都無法與英國相抗衡,美國和德國采取了強有力的貿易保護措施對本國的幼稚工業進行保護,美國和德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大大促進了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無論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還是美國､德國的貿易保護政策,都是與其當時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他們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相適應的,這是這些國家貿易政策成功的根本原因｡
(四)是否有利于世界貿易的發展——合發展性
以是否有利于世界貿易的發展作為一國貿易政策合理性的一項評價標準,是由一國貿易政策的涉外屬性和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征所共同決定的｡
雖然衡量一國的貿易政策是否合理應當主要以其是否符合客
觀經濟規律,是否有利于該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實現該國利益最大化為標準｡但是,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卻不能忽視一國貿易政策對全球和全人類的影響｡因為在全球化時代,不但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會對整個世界貿易和全人類的福利發生影響,世界貿易的發展狀況反過來也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產生重大影響,單個的國家愈來愈成為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即使純粹的國內經濟政策都可能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何況一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呢?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的增強,要求我們在對貿易政策進行合理性評價時不能局限在該貿易政策對本國發生的影響,我們必須跳出國家的圍墻,站在全球及全人類的高度來對一國的貿易政策進行評價｡一國的貿易政策的選擇不僅要考慮本國的利益,還應當考慮國際的利益乃至全人類的利益｡其實,在這方面,WTO正在進行著成功的實踐(指以WTO貿易政策評審機制為主要內容的對各國的貿易政策的監督與評價,作者注)｡
在世界范圍內,盡管貿易自由化發展還時常受到各種阻礙,還有人反對貿易自由化,盡管WTO允許其成員在很多情況下對本國貿易進行各種各樣的保護,但是,貿易自由化能夠使世界的資源實現最佳配置,為人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增加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這幾乎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貿易自由化不僅具有堅實的經濟貿易理論的支撐,而且也已經并且正在得到實踐的證實,WTO的建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我們在對一國的國際貿易政策進行合理性評價時,除了考慮其制定和執行的理性基礎､符合經濟規律､對該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之外,還應當以該貿易政策是否有利于促進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是否有利于提高全人類的福利作為一項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有利于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有利于全人類福利的提高,則我們可以認為這項貿易政策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一項貿易政策不合理地阻礙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不利于全人類福利的提高甚至損害全人類的福利,則即使這項貿易政策符合經濟規律,能夠是本國的利益最大化,其合理性也應當受到質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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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摘要：2009年3月開始，我國進出口總額實現連續8個月的環比增長，開始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里及時調整我國出口貿易政策，將是我們面臨的嚴峻的課題。文章通過對今年我國外貿形勢的分析，了解到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并對出口貿易政策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出口貿易政策
一、引言
2007年3月13日，作為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的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瀕臨破產而被紐約證券交易所停牌，這標志著美國次貸危機正式爆發了。受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的推波助瀾，次貸危機迅速發展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我國的對外貿易亦深受影響，2008年出口額為14285億美元，增長17.2％，但比2007年增速的25.7％要放緩很多，全年的順差為2955億美元，增長13.5％，相比2007年的47.7％下降很多。2009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217817億元，同比增長7.7％，比上半年加快0.6個百分點。這證明我國也正逐漸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背景下，出口政策不能停留在應對金融危機開始時期的短期策略，應該集中在中長期的調整上，應從稅收政策、匯率政策以及信貸政策方面做努力。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外貿出口面臨的挑戰
第一，國際市場需求持續萎縮影響我國出口貿易。我國自21世紀以來，對外貿易依存度便一直居高不下，年均38％以上，2008年更高達63％。對外貿易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同時，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也是尤為突出的。2009年前三季度，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5578.2億美元。歐盟作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額為2600.5億美元，占同期我國進出口總額的16.7％；同期美國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額為2118.8億美元，占同期我國進出口總額的13.6％；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后，各大經濟體的經濟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恢復期，而對國際市場的需求也將持續萎縮。
第二，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壓力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降低利率以穩定金融系統和刺激經濟。目前，歐盟、美國、英國和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的利率都接近于零。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成為這些國家抑制金融危機的辦法。國際市場上的出口貿易主要以美元為結算貨幣，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的政策，使人民幣與美元的息差會吸引大量美元資本注入我國市場，這將進一步導致美元的泛濫，從而進一步推動美元資本向我國市場的持續流入，導致我國人民幣幣值更快的升值，僅2009年2月份人民幣有效匯率的上升幅度就超過6％，這將大大削弱我國出口產品的相對競爭力。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的影響。自由貿易一直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基調，但每當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各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便會抬頭，值此后金融危機時期也不例外。如2009年11月24日，美國商務部做出終裁，以我國油井管產品存在補貼為由宣稱對相關產品實施10.36％-15.78％的反補貼關稅，該案涉及金額高達27億美元，是迄今為止美國對我國貿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這表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貿易保護主義將更為嚴重，并將發展為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外貿出口將形成全面性的制約。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出口貿易政策
第一，稅收政策。我國應當有選擇性的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并分析該出口退稅和其他有關政策調整的效果，進行適當評估和微調。同時，我國的海關機關應積極推行“提前申報”、“屬地申報，口岸驗收”等快捷通關措施，進一步提高口岸通關效率，降低企業通關成本。近期出口退稅率的不斷上調從短期來看是必要的，也刺激部分產品的出口增長，特別是針對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部分產品的退稅率過度下調所采取的糾偏措施更是理所當然的。但要把出口退稅作為從整體上挽救外貿出口下降趨勢的基本政策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從而全面或大面積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稅率，對所有出口商品或大多數商品實行普遍優惠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二，信貸政策。貿易融資是最現實和最迫切的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馮國經先生說，國外進口商對我國出口商品采購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該國居民的購買力，而是進口商難以從金融機構得到流動資金貸款來購貨，因為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普遍遇到了流動性困難。根據WTO的報告，2008年年底全球貿易融資缺口為250億美元。因此，充分發揮政策性銀行的綜合優勢，運用出口賣方信貸、出口買方信貸、外匯擔保等多種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企業出口。積極配合實施科技興國戰略，重點支持高技術、高附加值的機電產品、成套設備、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
第三，匯率政策。在新形勢下為了保證外貿穩定增長，我們不妨將思路放在人民幣匯率上。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體系將會持續性地動蕩，匯率風險將會進一步加大，這對我國外貿出口而言將是更為嚴峻的考驗。我國可以通過政策來鼓勵金融機構加強和深化國際金融創新，發展符合當前出口貿易需要的避險工具與解決方案，以減輕匯率風險對我國外貿出口的負面影響。這對于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出口穩定增長，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文華.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外貿企業戰略轉型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6).
第6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保產業；現狀；技術；污染
中圖分類號：X324 文獻標識碼：A
環保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結構中，以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而進行的技術產品開發、商業貿易流通、資源循環再利用、信息服務、工程運營等活動的總稱。進入21世紀，全球環保產業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水污染防治、大氣污染治理、固體廢物處理處置、噪聲與振動控制等多個領域的產業技術水平有所提升，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全國環保產業日益呈現出了穩定、快速發展的趨勢，并且逐漸成為支撐產業經濟效益增長的重要力量。環保產業是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的物質和技術基礎，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作為一個具有強大生命活力的新興產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新的增長點。因此，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治理環境污染，提高生態環境質量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1 我國的環保產業現狀
我國環保產業自20世紀70年代起步，經過40a的發展，目前已經成為擁有環保產品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環境保護服務、潔凈產品生產、生態產業等領域的一個綜合性產業。特別是“”以來，政府加大了對電力、水泥、鋼鐵、化工、輕工等重污染行業的治理力度，加強對城鎮污水、垃圾和危險廢物集中處置等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有力地拉動了環境保護相關產業的發展，環保產業總體規模迅速擴大，領域不斷拓展、結構逐步調整、整體水平有較大提升，運行質量和效益進一步提高。近年來，從政策上看，環保行業也受到國家的重視和支持，我國政府加強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力度，加大了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規模，從而為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市場契機。隨著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盡，全球氣候的變暖，使發展環保相關產業成為各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必然選擇，也成為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不是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形成的一個完善的政策體系。目前來看，國家征服總體的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已基本計劃完畢，細分領域中污水、廢氣、噪聲及固體廢物處理也已有多項政策出臺，2013年出臺的政策將更為細化，并有希望落實到具體的措施完善等多個方面，促進資源節約和污染控制及治理，推動“環保型中國”建設，并能真正實現推動環保產業投資落地、及快速發展。
2 我國環保產業的構成
2.1 環保產品生產
其中包括環境保護的企事業單位及各類銷售產品，有水污染治理設備、空氣污染治理設備、固體廢物處理處置設備、噪聲與振動控制設備、污染治理專用藥及材料、環境監測儀器等。其中環境保護產品以水污染治理設備和空氣污染治理設備為主。
2.2 清潔產品生產
包括低毒低害產品、低排放產品、可生物降解產品、低噪聲產品、有機食品等。其中清潔產品以低排放產品和低毒低害產品為主。
2.3 環境保護服務
我國環境保護相關產業服務業有5個：環境技術服務從業單位，其中有涉及環境技術與產品開發，環境工程設計與施工，環境監測與分析；環境咨詢服務從業單位，其中涉及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管理體系與環境標志產品認證咨詢，產品生命周期與環境技術評估，環境信息服務；污染設施運營管理從業單位，其中生產生活污水治理設施，工業廢水處理設施，除塵脫硫治理設施，有毒有害廢氣處理設施，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工業固體廢物處理設施，放射性廢物處理設施；廢舊資源回收處置從業單位，其中包括廢舊金屬制品的回收處置，廢舊造紙原料的回收處置，廢塑料的回收處置，廢舊橡膠制品的回收處置，費油制品的回收處置，費木材制品的回收處置，廢包裝物的回收處置，棉、麻、化纖、玻璃等其他資源的回收處置；國內貿易中的環境保護產品專業營銷從業單位。
2.4 廢物的循環利用
其中包括固體廢物的循環利用、廢水（液）的循環利用和廢氣的循環利用等。
2.5 生態環境保護
包括保護區建設、生態示范區建設和生態恢復與治理3個方面。
3 環保產業中存在的問題
環保產業技術水平偏低，研發投入嚴重不足，研發能力薄弱。目前世界上普遍將環保產業視為高新技術產業之一，而我國在環保產品生產、環保技術開發等領域，卻仍以常規技術占主導地位。能自己解決投資、自己完成技術開發并占領市場者，僅有20%；環保執法不嚴，很多地方不能按環保法律法規執法，導致污染得不到治理，各種腐敗現象不斷滋生；市場準入的條件沒有限制，環保的市場資源比較分散，無法形成競爭優勢，缺乏國際市場競爭力，嚴重制約國內環保企業的發展；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缺乏有力的政府支持、引導機制，沒有強有力的指導和監管機制，造成環保產業盲目發展。
4 環保產業的出路
環境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問題，它是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由于我國過去的發展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所以，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環境治理會成為中國國內經濟增長的主要壓力。中國的環保企業要參與國際競爭，在競爭中提高自己，壯大自己，這需要政府與企業共同努力，改變環保企業的生存環境與生存模式，使企業規模化、專業化、高科技化，市場規范化。
4.1 增加環保投入力度
根據國際經驗，當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占GDP 的比例達到1.0%～1.5%時，可以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當該比例達到2.0%～3.0%時，環境質量可有所改善。可見，為了控制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改善環境質量，必須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多渠道籌集污染治理資金，增加環保投入，是實現環保產業有效市場需求的關鍵。
4.2 加大執法監督力度
通過環保法律法規的強制性和規范約束，可以拉動環保產業現實市場的需求，同時通過執法檢查和監督，促使企業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污染治理，這對環保產業現實市場的形成也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4.3 實施強強聯合，增強環保產品國際競爭力
中國環保企業要做大做強，就要整合國內外的優勢資源，實現環保企業之間的強強聯合，并加大環保科技開發力度與科研成果轉化力度， 才能提高核心競爭力。
4.4 政策扶持
根據不同的產業基礎和實際情況，選擇一批比較好的企業作為環保產業的重點骨干企業加以扶持。在目前條件下，有意識有目的地向重點企業給予必要的支持，特別是在政策、市場、資金等方面給重點骨干企業以優惠，使他們的實力不斷地增強；要努力提高他們的知名度，為他們的快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5 環保產業發展前景
中國環保產業被納入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后，進入了外部發展環境比較良好的黃金期。在國家和各級的政策不斷加大投入作用下，近年來，中國環保產業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水平。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環保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將越來越大，逐漸將成為改善經濟運行質量、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經濟技術檔次的產業。但是我國環保產業起步較晚，市場、政策和社會環境都還不夠成熟，發展環保產業、提高環境質量任重而道遠。科技創新是環保企業發展的根本，是存在的基本保證。沒有創新能力，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在當前和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環保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質的提高，要走高技術、集約化、規模化發展的道路，逐步形成一大批基礎好、競爭實力強、發展前景好的環保產業高科技骨干企業集團，使之成為支撐我國環保產業的中堅力量。那些技術落后、規模小，缺乏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將會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被自然淘汰。只有這樣，我國環保產業才能得到較快的發展和壯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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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喜寬.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對策論[J].生產力研究，2004（09）.
第7篇：貿易政策論文范文
一、引言
高等學校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孵化器，①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的提高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重要內容，《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以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為核心，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戰略目標，②確立了大學作為我國基礎研究以及高技術創新的主力軍的重要地位。統計顯示，“高校承擔國家科技攻關項目1/4左右，承擔國家‘863’項目1/3以上，承擔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項目‘973’占1/3以上，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占全國70%以上，國家重點實驗室約63%建在大學”。顯然，高校在推進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進程中處于輻射源的核心地位。
然而，我國高校每年科技成果有效轉化率尚不足30%，真正實現產業化的成果不足5%，豐富的高校科研產出與低效的產業轉化能力之間的鮮明對比折射出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尚存在一系列阻礙性因素，有關制度不盡完善也使得科技成果轉化中存在一些弊端。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高校科技成果得以有效轉化的基礎性保障。唯有重構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性框架，方能保障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途徑的暢通，實現高校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特點、要素與現實困境
（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特點
1.價值功能的多重性
高等院校不僅承擔著培養人才、傳播知識的社會職能，還是發現知識、創造知識、研究知識的重要陣地，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將科學技術應用到新興的產業活動，是教學過程的延伸和科研活動的構成部分，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貢獻力量;革新的生產過程反過來又可以改造專業課程或更新教學內容，形成培養模式、課程體系等的創新，為高校教育教學改革提供思路。因此，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兼具教育價值、科技價值、經濟價值等多重功能，承擔著多元化的社會角色。
2.管理界面的多層次
高校教學、科研、技術轉移分屬不同的運行體制，人員結構和外部關系的多層次自然決定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管理界面的復雜性。一方面，科學研究根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不同的項目性質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考核評價機制，不宜以單一的評價機制等同視之，需要根據項目開發的進展以及社會和市場的實際需求予以適時的調整;另一方面，科學研究的不同階段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前期開發階段需以事業管理模式審核、協調、引導，后期轉化階段則應以企業管理方式調研、推廣及服務。此外，科研項目參與主體的多層面亦決定了人事管理的復雜性，包括專職人員與兼職人員、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以及研究生等，各個主體參與研究及轉化的程度亦不相同。
3.成果形式的多元性
表現在不同的科研性質和科研項目科技開發的成果形式亦不相同，有些可能直接投入生產過程物化為商品，有些則需要在企業等生產平臺上進行再試驗、開發以適應市場需求，有些則以論著等精神產品形式形成理論成果用以指導實踐;同時，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益評價亦呈多元化，高校目前多以或著作出版情況為主要衡量標準，而企業則需要以科技成果投入市場后的收益率作為評價標準，政府部門、社會團體等不同的主體因需求目標的差異對科技成果的評價亦不盡相同。
（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系統要素
1.科技成果轉讓和受讓方
高等學校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轉讓方和供給方，是開展科學技術研究的集中地，是科研成果轉化為經濟增長力的基礎和源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受讓方和需求方是企業，是科技成果產業化、商品化的實施基地，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終目的實現地。高等學校科技成果的供給數量和供給質量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能力和經濟發展方向，企業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需求能力直接決定高校科技創新帶動生產力的速度和規模，因此，構建產學研一體的大學技術轉移平臺是保證高校科技成果順利轉化的基礎和必要。[1]
2.技術轉移中介方
技術轉移中介機構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機構，包括中介機構、高校科技處、技術轉移機構、政府參與到科技成果服務與轉化過程的相關機構等，這些中介方是連接轉讓方和受讓方的紐帶和媒介，以其專業知識和技術經驗為高校科技成果產業化提供相關的法律、政策、物資、人力等支持，為高校和企業雙方提供科技成果供需信息并協調雙方關系，一方面為高校科技成果的產生、轉移提供前期調研、產權歸屬、合同審查及收益分配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依照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引導促進科技成果的交流、交易、傳遞和擴展。
3.政府宏觀調控方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作為科技與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需要政府利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制定相關的政策文件、支持計劃等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各方參與主體進行宏觀調控與導向引導，如通過稅收、財政等政策支持引導高校與企業共建產學研平臺、大學科技園等，通過人才激勵機制為高校科研人員在職稱評定、待遇、獎勵等方面制定相關優惠政策，等等。政府通過適度的宏觀調控和制度保障措施，為實現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規范化運行奠定基礎。[2]
（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知識產權流失嚴重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數據顯示（見下表），我國高校發表科技論文和出版科技著作均呈逐年遞增趨勢，并占全國發表科技論文和出版著作總量的絕對比例，高校成為國家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基地。同時，我國高校專利申請數量和專利授權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在全國技術創新體系中承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例如，2010年在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和科技進步獎三大獎項中，高校獲獎比例均超過總數的70%，高校作為第一完成單位的項目達到54.5%。
但是高校快速增長的知識產權數量未能有效推動其科技成果的轉化，高校科技成果與社會生產仍存在著嚴重脫節現象，其突出問題體現為：
一是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率較低。從高校發表理論研究成果的龐大數量來看，專利輸出比例所占甚少，且高達20%的比例集中在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幾所高校。另據清華、復旦等20所高校聯合完成的“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探索與實踐”課題研究報告顯示，我國高校每年雖有6000～8000項科技成果產生，然而能夠簽約轉化的尚不及30%，轉化后能產生經濟效益的也僅占被轉化成果的30.5%，且只有10%的研究成果能夠取得經濟效益。[3]
二是高校知識產權流失現象嚴重。由于高校和科研人員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在研究取得進展時急于或交流學術成就，導致技術內容公開，使發明創造喪失新穎性而失去獲得法律保護的可能性;[4]同時由于頻繁的人員流動和人才流失，如對調離、退休等科研人員沒有進行知識產權方面審查或簽訂有關協定，學生在校期間參加導師的科研項目，了解到大量的技術秘密，離校后科技成果亦隨之外流等。
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面臨的法律困境
（一）高校知識產權保護現有法律環境分析
目前涉及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構成主要有幾部分內容：一是國家法律、法規、規章中與科技成果轉化或高校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內容，如《民法通則》、《合同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等;二是與科技成果轉化或者高校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法規性文件或部門規范性文件，如《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關于促進自主創新成果產業化的若干政策》、《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等;三是地方與科技成果轉化或者高校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政策與法規，如《山西省推動產學研合作實施辦法》、《上海市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北京市鼓勵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進行產學研合作的若干意見》等;四是各個高校內部制定的規章制度，如《清華大學保護知識產權的規定》、《浙江大學知識產權基金管理辦法》、《華僑大學專利管理辦法》、《大連理工大學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等。
總體而言，中央與地方各層級的制度規范對高校科技成果轉讓過程進行了宏觀指導和政策調控，及時調整了在高校科學技術轉讓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專利權、著作權等問題，部分高校在政策范疇內有針對性地制定了相應的內部規章制度，通過不同位階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文件，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已具雛形。[5]但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過于概括的制度供給無法滿足現實多步驟、多層面運行中最基本的秩序需求，③保障作用甚微。
（二）高校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尚不健全
尚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現實適用中會引發產權糾紛、轉讓收益、分配機制等一系列法律風險，進而導致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機制運行不暢，難以發揮高校科技成果的創新效應以及應有的輻射能力。目前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相關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尚存在諸多問題。
一是現行法律制度存在空白，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法律保障的范圍有限。目前只有《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一部專門性法規，而其他的法律如《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對外貿易法》等都僅是涉及高校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中的一個方面，難以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全面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現行法律規定可操作性差，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法律體系的功能弱化。其一，《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科學技術進步法》等基本法律的配套制度和實施細則缺失，缺乏《科技成果定價法》等專項立法，缺乏《技術市場管理辦法》和《技術合同認定登記辦法》等技術市場管理的法規;其二，雖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合同法》、《專利法》明確規定了科技成果權屬的法律依據，但缺乏對科技成果價值評估的相關規定，致使科技成果轉化所涉及的各個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知識產權無法得到充分保護。[6]
（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尚不完善
1.高校科技成果產權權屬不清晰
大量科技計劃項目成果的知識產權形式上歸國家所有，事實上卻歸單位所有，權利與義務界定不清的狀況普遍存在。如有些科研項目龐大，參與其中的科研人員和行政人員人數眾多，致使研究周期偏長，科研資金來源復雜，主管機構交叉重疊，形成了復雜的產權關系，最終在形成科技成果時產權界定模糊。再如，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歸屬問題上，職務與非職務權屬界定問題尤為突出。現行法律缺乏具體細則，且法律條款仍存在難以量化、模棱兩可的因素，導致實際操作中發明人與單位對于職務發明與非職務發明、本職與兼職發明的成果歸屬問題，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
2.知識產權評價體系不合理
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存在著重學術價值輕技術價值以及重論文成果輕技術轉化的問題，且將其與研究人員的職稱評定、績效考核等直接掛鉤，缺乏對自主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衡量體系，[7]導致科研人員缺乏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內在動力，有的科研人員甚至將核心信息泄露給競爭對手，造成知識產權大量流失。
3.科技成果技術轉移機制不健全
當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對接渠道不暢，如目前高校主要是通過技術轉讓、科技成果博覽會或科技對接會等與企業洽談合作，而科技成果展覽會的針對性較強，適用于一些投資少、見效快的項目，高校科技成果大多成熟性不足，需要以企業為平臺進行二次開發，導致實質性合作項目甚少，實際轉化成功率不高。高校知識產權管理機制較為落后，缺少專業的知識產權專門管理機構和專業人員，知識產權管理的事業化色彩較重，難以與市場經濟接軌，技術轉移合同不規范、知識產權條款規定不明確的現象普遍存在，甚至有的高校教師私自簽約，致使大量科技成果和技術秘密出現糾紛甚至被對方侵占。
4.知識產權評估機制不完善
知識產權的估價是一項集合技術價值、合作機制、學校信譽等多方面因素的體系，如果沒有科學的評估依據，將會直接影響學校和科研人員的經濟利益，甚至出現經濟糾紛。目前我國的知識產權市場評估體系和知識產權評估機構尚處于發展初期階段，過分強調前期論證而忽視成果轉化等問題突出，加之高校缺乏專業的知識產權與技術轉移管理隊伍，在實踐中，技術轉讓或技術入股，或者由合同雙方自行協商，或者直接套用有形資產的評估方法，往往與實際價值相差甚大，直接影響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
四、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知識產權制度之重構
（一） 健全高校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體系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作為一項關系到國家、社會、高校等多主體多層面的復雜工程，需要從縱橫兩個方面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體系，既包括國家層面制定高位階的知識產權法律規范體系，亦涉及科技成果轉化中高校自行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各項具體規章制度;既包括引導規范科技成果轉化全過程的宏觀性、綱領性法律文件，也包括關系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知識產權類型、主體、權屬、利益分配等實施細則。
應當建立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為核心，包含科技成果登記、鑒定、推廣、管理等在內的完備的科技成果轉化法律體系。[8]例如《科技投入法》、《成果推廣法》等，明確高校科技成果的產權屬性、管理制度、轉化方式等，改變高校陳舊的、事業化的知識產權管理觀念，注重發揮知識產權對科技人員的激勵作用，明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權責關系，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同時，修訂并完善《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該規定于1999年出臺，需要根據近年頒布的《科技進步法》（2007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08年）、《著作權法》（2010年）等規范性法律文件，并結合近年來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經驗，進行修訂完善。在此基礎上，制定《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知識產權保護細則》，針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主體、權屬、轉讓及利益分配機制均做出專門規定，使高校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逐步實現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
（二）規范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運行機制
1.建立科學規范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
在高校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專人負責科技成果的鑒定、評審、登記，專利的申請與維護、技術合同的管理等要合理確定高校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與利益分配，并建立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保證落實到人。如明確科技成果的產權歸屬，對于外部資助的智力研究成果歸屬問題應著重審查;對于某些科研項目如需離校教師或學生參與，要提前與之簽訂一攬子協議，明確知識產權歸學校所有，防止可能出現的利益沖突或權利糾紛影響科學技術的進一步轉移應用。同時，培養和引進專業的科技產權管理人才，并定期對工作人員進行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和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培養兼具科技、法律、金融等知識的多層次的復合型人才;國家可為技術轉移專業人才建立專門的資質準入制度和執業標準，實現該行業人才管理的專業化、規范化;有條件的高校可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學院或成立知識產權研究基地，為高校的知識產權規范管理提供人才保障。
2.建立合理高效的知識產權激勵機制
其一，改革現有的高校科技成果評價體系，依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的不同性質分別制定評估制度和評價指標體系，并將自主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轉化作為評價體系的重要指標，科學設計權重指標，促使科研人員在第一時間積極申報知識產權或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其二，高校實行有效的科研成果激勵機制，按照《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第26、27條規定適當提高獎酬所占比例，并在高校內部知識產權保護規章制度中予以明確規定;在多個創造者之間還應當堅持公平的原則，以貢獻業績決定收益比例，以防止出現“馬太效應”。其三，政府設立專項基金加大科研經費投入，鼓勵企業出資設立各類基金，支持高校科學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對于校企合作的產學研項目給予政策優惠;高校還應當按照《高等學校知識產權保護管理規定》第28條規定，設置一部分基金專門獎勵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做出突出貢獻的工作人員，并在工作業績和職稱評定等方面給予合理的政策傾斜。
3.整合科技成果轉移相關部門的力量
改變現行高校內知識產權管理事業化的傾向，在高校內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技術轉移管理機構，負責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與市場運營工作;并可通過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專項基金或給予低息貸款、稅收優惠等政策支持，更好地實現科技產權的經濟效用。同時，可仿照清華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的有益實踐，④將技術轉移體系中的相關部門進行整合，形成申報、評估、確權和許可的整套技術轉移體系，將核心知識產權交由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集中經營管理;以地區或高校聯盟建立統一的校企對接平臺，建立高校科技成果數據庫以及技術人才數據庫，建立高校科技成果展示平臺和企業需求平臺，注重社會或企業的實際技術需求，以“教育、科技、經濟一體化”發展模式為導向推進科技成果轉化進程。
4.健全知識產權評估機制
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學的知識產權評估制度，合理地確定技術成果的價格，推動當事人協議的順利履行和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如可借鑒國外以投入、產出指標為主的技術轉移價值測度，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經濟技術效用評價體系，其主要包含以下內容：一是對知識產權的組成要素進行規范性描述;二是對知識產權的產出效果及其對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動態評價和分析;三是以投入-活動-產出作為主線設計統計指標體系。[9]另一方面，要加快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的建立和規范工作，培養專業的知識產權評估人才，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管理辦法，保證對科技成果價值評估的公平、公正與客觀、中立。
5.拓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研究基地
國家知識產權局自2010年底至今先后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同濟大學、天津大學聯合建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研究基地”，基地的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戰略研究、政策論證、調查研究、高端人才培養、信息服務、企業與產業聯盟合作以及其他戰略實施工作的前沿性研究等，這一基地建設對于深入推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急需加強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研究基地的建設，這需要政府、高校、社會各方力量的協作支持與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發揮其公共服務職能保證基地能夠順利地調配資源，為基地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企業要配合基地開展知識產權實證研究，加強高端知識產權研究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養，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投產。
五、結語
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個社會政策的工具，其功能導向即在于維護知識權利的正義秩序和促進科技進步的效益目標。[10]高校作為我國創新體系的核心基礎，其科技成果轉化率的高低是體現國家科技創新水平以及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如何促進和加快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已經成為目前國家促進科技進步、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課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作為最經濟、持久、有效的創新激勵機制，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的核心要素。當前，也只有將實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貫穿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始終，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基礎性、持續性、穩定性的法律保障，才能形成高校科技成果規范、有序、高效轉化的良性循環，實現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內生性增長和內涵式發展。
注釋：
①《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提出：“國家創新體系是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緊密聯系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而現階段，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重點“一是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二是建設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有機結合的知識創新體系，三是建設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國防科技創新體系，四是建設各具特色和優勢的區域創新體系，五是建設社會化、網絡化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由此可見高校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
②創新型國家就是把提高科技創新作為基本戰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以此形成競爭優勢的國家。創新型國家應具備以下四個特征：創新投入高，國家的研發投入即R&D（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70%以上;自主創新能力強的國家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通常在30%以下;創新產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