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服務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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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1.1均等化目標在城市化進程中，廣東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應包含四個方面內容:管理部門權限一體化；新建基礎設施、現有設施管理及調整基礎設施價格等政策法規一體化；交通規劃一體化；土地利用一體化。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應達成四個目標：有效利用資源，增強交通可達性，提高交通安全性，增加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2影響因素分析在開展問卷調查、抽取樣本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文章收集廣東省各區域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發展情況的統計數據，并進行數據分析。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模型，基于表1所示指標對廣東區域內農村道路客運服務進行考察(注:有關權重通過德爾菲法直接得出)。通過與其他城市作對照，即可評估該市在農村道路客運交通發展方面的情況。其中，“區域經貿實力”和“公共交通資源投入情況”分別反映區域公共財政收入情況以及政府對公共交通的重視程度，“交通基礎設施”反映區域公路交通基礎設施設備的建設情況，“人口密度”反映區域居民對公共交通的需求程度。除了“公共交通資源投入情況”和“居民擁有交通工具數量”指標較難得到以外，其他數據均可通過《廣東統計年鑒》獲得。通過初步數據分析，得出影響廣東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的影響因素。

1.2.1需求差異是影響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的深層次原因通過結合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基礎設施、公共資源投入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統計數據顯示：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在對農村道路公共交通的需求方面存在差異。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口密度大，居民收入水平較高，擁有的交通工具數量較多，出行交通工具選擇呈現多樣化的特點。農村道路客運公共服務對象主要是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缺乏交通工具的人群。粵東、西、北12個地市總面積占全省七成，地形地貌以丘陵地形為主，人口近5000萬，大部分分散在山區內的農村，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政府財政收入情況差，主要依靠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予以支持，總體上處于欠發達狀態。受農村人口外遷的客觀情況影響，農村客運流量少，流動時間存在不均勻性。居民收入水平低，擁有的交通工具數量少，對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農村道路服務的需求比較迫切。

1.2.2政府投入是實現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的直接影響因素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屬于公共產品，主要還是靠政府投入支持。廣東省各地政府的財政實力差距是造成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截至2012年12月，珠三角人均GDP達到7.04萬元，分別是粵東、粵西、粵北山區人均GDP的3.41、2.46、2.51倍；廣東省城鎮化率達67.4%，其中珠三角地區城鎮化率達83.84%。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情況較好，農村道路交通設施設備投入多，建設情況好，農村道路客運服務均等化整體情況良好。近年來省級財政加大對廣大粵東、西、北部山區農村道路交通設施設備建設資金投入，基本解決了“村村通公路”的現實問題，但缺乏后續資金支持，令廣大農村道路客運服務質量不高。

2廣東農村道路客運服務現狀

2.1客運需求未得到有效滿足隨著農村常住人口的減少和私家車數量的增加，客源萎縮情況比較嚴重。隨著近年來燃油價格、人工成本、保險費用等支出加大，農村客源數量少，分布分散的居民給農村客運班線運營帶來極大困難。不少農村客運經營者對位處偏遠的行政村站亭私自采取不停或減少停靠的方法，千方百計縮短路線；有的甚至放棄部分客流量稀少的偏遠山村。導致農村和郊區居民進城難、進城不便（時間穩定性差、等車時間長）等現象普遍存在。

2.2農村客運經營者的運營較為困難大部制改革前的城市公交與農村道路客運管理體制是兩套不同的管理體系，農村道路客運在管理上較少體現公益性的特點，在稅費、管理法規、道路標準等方面都與城市公共交通存在較大的不同，使農村道路客運企業經營困難。首先，農村道路客運經營者要繳納過橋過路費等各種稅費，政府提供較少的補貼，按座位核定載客人數；其次，因農村乘客經濟承受能力有限，票價較低；再次，農村道路客運市場不規范，各種“黑車”橫行，非法營運現象嚴重；最后，企業司乘人員的收入較低，人員隊伍不穩定，司機嚴重缺乏。調查中發現，維持一輛中型車的月均人工成本在2.3～4.5萬元之間。

2.3農村道路客運站場缺乏統一的網絡化規劃空間布局站場的建設規劃主要是由各地市進行統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凸顯建設規劃中的一些短板。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人口稠密，商場、寫字樓、住宅區密布，但在建設規劃中的建設審批沒有預留公交站點用地，導致后續的站點建設困難。同時農村道路公交線路的確定、站場點的設立、公交站牌等基礎設施和服務的規劃沒有建立在實地考察、統計分析的基礎上。農村客運的行車線路缺乏規劃，繞行現象比較嚴重；一些位置稍偏僻的鎮不設站點，居民只好步行到最近的站點乘車；鎮級公交樞紐站場設計不夠規范。

2.4農村道路客運的公益性補貼政策不足公共交通建設政府投資不足是影響我省公共交通服務均等化一大原因。農村客運經濟效益低，缺乏長效補貼與激勵機制，缺乏融資能力，資金較為短缺。大多數地市在農村公交站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入不足，在農村站亭維護方面，后續資金投入不足導致省內多個地市下轄的鄉鎮候車亭維護不足。

3發展對策及建議

3.1盡快出臺各種農村客運建設法規，依法行政加快體制改革步伐，包括城鄉公交場站布局規范、農村公路安全通行、農村客運車輛和城市公交車輛的技術標準等方面。各地交通管理部門應研究完善城鄉客運均等化的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體系，盡快出臺一系列有利于城鄉客運均等化發展的法律法規，并研究制定和完善一系列配套措施，建立完善農村道路建設和客運服務標準，做到依法行政。

3.2提供專項資金補貼，支持農村客運發展整合現有財政資源，建立國家、省、市（含縣級城市）多級城鄉公共交通公共財政保障體系。結合全省各市的人口、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等因素對不同區域農村客運實施分類管理，通過統一燃油補貼、乘車優惠、提升服務質量等政策，穩定司乘人員隊伍，提升農村客運的滿意度。同時，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多種補貼扶持政策，加強交通規劃，增強農村道路交通的可達性和交通安全性，加強對招呼站、亭等農村交通設施的維護管理，保障農村道路客運發展。

3.3依據市場需求，合理規劃和調整班線農村群眾出行具有明顯的時段性，一般集中在早上和下午。當前受農村中小學撤并的影響，學生上學出行難的現象在各地普遍存在。因此，需允許農村客運運營者結合當地居民的出行需求，合理規劃和調整班線，減少繞行、迂回等現象。

第2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1.1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外科住院的患者100例，男57例，女43例，年齡26～40歲，其中66例屬于骨外科、泌尿外科等外科手術的住院患者，34例外科重創手術的住院患者。將其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和試驗組均為外科手術患者33例，外科重創患者17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護理服務，如患者入院時的登記工作，測量體溫、血壓等常規的生命體征檢查，同時保持每周1次的血壓測量和每天早晚2次的體溫測量。另外，針對患者病情為其提供正常給藥、換藥等基本醫療操作。試驗組患者給予優質護理服務。所謂優質的護理服務，即在滿足患者需求的常規護理基礎上，為患者提供更加適宜的環境、、心理護理、飲食關照等。

1.2.1舒適的環境

醫院的環境是影響患者身心舒適的重要因素。試驗組患者均安排在距離護理工作站比較近的房間，室內光線較好、通風換氣情況良好，溫度和濕度適中；墻壁裝飾采取溫馨的家庭式壁畫，暖色調窗簾，根據患者的要求搭配，為其提供最大程度的舒適。對照組患者安排在普通病房，其環境條件相對較弱。

1.2.2合適的

患者在醫療護理或平時休息時，采用適合的臥床，且需根據患者的治療情況與病情特征進行相應的調整。在臨床護理中，應熟悉不同患者的要求與方法，協助患者采用舒適安全的正確。對待特殊的患者，采取溫和的態度與患者進行交流，讓其充滿信心，盡早恢復健康；幫助患者轉移病痛帶來的注意力，減輕患者疼痛，同時與患者家屬溝通，使其共同配合護理。外科住院患者中常有肢體受傷需要打石膏的患者，需抬高腿部使靜脈回流通常，減輕腫脹情況。農村地區醫療資源較少，醫療信息來源不足，醫生就是農村患者最全面的醫療護理信息來源，所以需要具備更專業的護理知識和水平。

1.2.3心理護理

農村醫院因其醫療條件略欠缺、設備不齊全等情況，應給予患者更多的心理護理。我國臨床護理制度發生的變化是調整“以疾病為中心”至“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對護理患者強調身心統一的形式，通過優質服務滿足患者的心理需求，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促進其早日恢復健康，作為臨床護理的重要目標。對腫瘤外科患者來說，需對其實施心理護理，減輕患者在忍受身體痛苦時承受的精神壓力，因此護理人員應認真傾聽患者的感受，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問題，同時對患者進行適時的安慰，提高患者的滿意度。

1.2.4合理的飲食

外科患者大多有嚴重的傷口或手術傷口，護理人員需在飲食方面與患者家屬做好溝通，避免患者食用影響傷口恢復的食物，如辣椒、醬油或花椒等刺激性食物，以避免不利于傷口的愈合。另外，飲食宜清淡，注意營養的搭配，所選食物也要有充足的蛋白質，利于傷口愈合，促進患者早日康復。

1.3效果監測

通過觀察兩組患者的滿意度、出院率、住院時間來判斷不同護理服務的效果。患者滿意度：對兩組不同患者通過發放調查問卷的形式，從患者心情、護理質量、服務態度等方面，了解患者對護理服務的評價，分為不滿意、較為滿意、非常滿意3個層次。出院率及平均住院時間：對每組每例患者的住院時間進行記錄、統計，并進行對比分析。

1.4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對比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患者滿意度比較

給予優質護理服務的試驗組患者，其對護理服務的滿意程度高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住院時間和出院率調查

試驗組患者在30d內的出院率為94.0%（47/50），而對照組患者在30內的出院率為72.0%（36/50）。試驗組患者100d的出院率為100.0%（50/50），而對照組患者100d的出院率為96%（48/50）。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第3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很長一段時期內，農村公共服務僅依靠基層政府來供給，這體現了政府單一供給在特定條件下的現實性。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主體供給模式應運而生，將逐漸取代政府單一供給模式，并在滿足村民多樣化需求以及提高效率等方面顯示出很強的優勢。就多元供給模式而言，各主體間的關系成為優勢能否發揮的關鍵因素。

（一）農村公共服務的單中心供給

公共服務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決定了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重要主體地位。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長期實行政府單中心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即政府是唯一的供給主體，負責農村范圍內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在這種模式下，基層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是一種壟斷關系，基層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主要表現為對生產的壟斷、對銷售的壟斷以及一定程度上對價格的壟斷，這是由相關行業和事務的特性導致的。例如，環境衛生、體育設施等行業的非盈利性將私人企業拒之門外，致使這些服務只能由政府提供。從長遠利益出發，政府單一供給模式不僅不能適應公眾需求的變化，而且導致供給效率低下。首先，村民的需求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村民自身文化素質的函數，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繁榮和村民精神世界的不斷豐富，公眾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內容、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農村，供給主體不重視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相關的服務設施不健全，難以滿足村民對其量的需求。同時，農村的全面發展也催生出了許多新的公共服務內容，例如村組安全、生產互助等。在需求結構方面，村民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發展型需求，當溫飽問題基本得以解決之后，大家更希望能在農業信息、農業技術、基礎設施等方面得到更多援助。其次，基層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的壟斷供給向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的高效配置發起挑戰。造成供給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公平優先是政府對公共資源進行計劃內統一分配的主要原則，其二，政府的成本效益觀念不強，其三，政府內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權力腐敗行為，第四，政府缺乏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線的支撐。總之，在村民需求與供給效率面前，基層政府這一唯一的供給主體已顯得力不從心。

（二）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合作供給

實際上，必須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由政府單一供給向多元主體協同供給的轉變，只有各種有利于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的社會力量都參與進來，才能滿足村民不斷豐富、變化的需求，才能提高供給效率。總體來說，多元主體協同供給就是打破原有的基層政府壟斷供給的格局，改變供給主體單一、服務內容單一、生產方式單一、銷售渠道單一、決策機制單一的局面，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發揚農村社會組織的公益精神，發揮農村自治組織和村民自身的積極作用，讓政府、市場、社會在協同供給網絡中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進而形成整體合力，共同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這種多主體的供給方式，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即在社會信任和互助合作的基礎上，通過營造社會網絡和運營社會資本，使得政府與公民、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能實現良好的合作，從而促進我國社會資本存量提升，最終促成善治的過程。市場經營主體的豐富以及社會組織的發展使得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由政府壟斷向多元主體協同供給的轉變成為可能，這種轉變同時也體現為各供給主體間關系的轉變，即從壟斷關系轉變為協同合作關系。協同合作關系可以理解為一種公私伙伴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合作就是企業、社會賢達和地方政府官員為改善狀況而進行的一種正式合作。在協同合作關系中，各主體相互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協助、相互影響，各司其職。第一，基層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同時也要承擔起管理、規劃、統籌、監督的職責，積極引導其他供給主體的參與。第二，企業憑借其較高的生產效率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公共服務供給中處于重要的主置。要大力開展服務生產創新工作，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三，農村社會組織有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效率等多種優勢，負責提供與村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彌補其他主體供給的不足。第四，村委會要幫助村民將公共服務需求、意愿表達出來，做村民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聯系人，實現公共服務的自我供給。目前，各供給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還處于斷裂狀態，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長期以來政府對人力、財力、物力的控制，農村社會組織獨立性不強、能力不足，企業的供給動力不足，村民的參與意識和民主觀念不強等。為了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必須完善協同合作網絡，重構多元主體間合作互助的關系。這需要依靠各種體制機制、規范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意識和精神的加強。

二、社會學制度主義與制度構成要素

（一）社會學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新制度主義主要流派之一，是從社會學組織理論中發展出來的，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其主要特征是：傾向于比政治科學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來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界限；強調制度行為的方式是通過提供行為所必不可少的認知模板、范疇和模式，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制度就不能解釋世界和其他人的行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為它提高了組織或其參與者的社會合法性。社會學制度主義在分析視角和關注對象方面傾向于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界定制度，主張同人類行動者的意義框架有關的符號、認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是制度，甚至認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社會學制度主義從四個方面體現其對制度的一般性理解。第一，不明確區分制度與組織的不同，一部分學者認為組織構成了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時需要從制度角度去認識組織。第二，文化包含在制度中，社會學制度主義定義了一個制度世界，在這個制度世界中，文化是其構成要素，制度通過提供道德性或認知性模板闡釋外在和人們的內在認知，進而對個體的行為進行約束和控制。文化和制度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標題下成了同義詞。第三，社會學制度主義關注行為者個體受制度的影響程度，只有將人類個體置于社會角色中，且讓規范、認知、符號等因素產生作用和影響，社會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第四，肯定了制度化過程在制度創設和演進方面的作用，制度化過程體現為人們按照規定辦事以及對違規成員所作出的處罰，這有利于制度本身的建立和維護。作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JamesG.March和JohanP.Olsen（1989）在其《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中認為，制度即規則。規則的范圍非常廣泛，可以是慣例（routines）、程序、角色、規劃（strategies）、組織形式以及政治活動建構的技術等，也可以是信仰、范式、符號、文化以及相關的知識等。此外，他們強調在充滿文化性、經濟性、社會性、政治性的具體背景下，人們努力行動以實現其預期效果。人們的行動受到與義務相聯系的適當性邏輯的牽引，遵從一定的規范和程序。Powell和DiMaggio（1983）則強調了強制、規范與模仿的作用。強制因素包括政治要求以及政府強迫，它們對組織進行規制、監視和官僚控制；規范因素源于專業與高等教育社會化功能的強大影響；模仿則源于很多行動者往往通過模仿同輩來應對不確定性的傾向。

（二）制度的構成要素

W.RichardScot（t1981）在《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中從三個視角來理解制度的含義。第一，將制度具體化為制約、控制、限定或禁止行為人行為的規則和規定，其約束力具有很強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具體可表現為與行為相關的制度、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第二，因為制度具有適當性和其合理性，行為人會自覺地接受它，并愿意服從于符號體系或價值體系的約束。第三，不同行為人之間會產生一種共同信念，且同時表達出對制度的理解與認同，那些被廣泛認知和認可的文化因素將推動制度去發揮作用。基于對以上三個視角的理解，斯科特將制度界定為一種持久、有序的社會結構，它是符號要素、活動和物質的統一體，具體則包括了規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要素以及相關的社會活動和物質資源。基于對制度的界定和運作過程的分析，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構成的基礎要素有三，即制度性要素、規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認知性要素。根據三種要素的性質、特點和條件的不同，可將其歸為制度表層、中層和深層三個層級，各層級間制度構建的難易程度以及穩定性成遞增趨勢。規制性要素在制度中的表現形式易于建立、規劃和更改，可在短時間內形成并產生一定的效果，處在表層位置；規范性要素需要對行為人的社會角色和責任進行界定，使之行為符合社會需求和合理性原則，這是制度的中間層；文化—認知要素作為社會歷史的沉淀物，通過共同的信念、理解獲得廣泛認可，則位于制度的最深層次。要注意的是，根據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進行制度構建時，必須同時建立這些要素，使得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輔助。

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要素

從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視角分析，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間平等合作關系的過程伴隨著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具體表現為強制性規章制度、有效的管理運行機制以及多元主體對平等合作關系的強烈認同感這三個因素的共存與共同作用。只有明確界定各個要素的基本內容、作用條件和方式，以及它們各自在重構多元主體間互動關系中的功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體系，從而使得各基本要素充分發揮作用并相互輔助。各要素通過引導和制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主體的行為，使多元主體在制度體系的約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一）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規制性要素

規制性要素主要包括國家制定的各項制度、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強制性規定和標準等。通過明令禁止供給主體的某些行為、激勵某些行為或者是給予某些行為以引導和便利等方式，使其思想和行動等向著穩定的、有序的方向發展，減少由于供給過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和突發性給供給主體自身以及社會所帶來的利益損失。與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相比較，規制性要素具有強制性大、易于建立、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等特點。在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這一過程中，強制性要素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主要是因為各主體參與合作的自主能力和積極性不強。規制性因素主要體現在主流意識形態、國家規章制度、農村公共服務協同供給體制和具體的合作供給政策和標準等。為了實現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國家制定了《教育法》《衛生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和《志愿服務法》等相關法律。有關促進多元合作的政策有：對市場主體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合法權利進行保護的政策，對企業和農村社會組織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因素由統籌到細化、由抽象到具體、從宏觀到微觀，廣泛地規定著協同供給的發展方向、政策的實施、各供給主體的行為、資源的優化配置等，為構建合作互助、平等協商的主體間關系提供了強制性保障。

（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規范性要素

規范性要素體現為價值觀以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規范等。這些規范性要素通過合理的證明而形成，將適當的社會責任根植入多元供給主體的意念中，使其自覺地遵從正確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而參與供給，違背這些要素的主體將受到道德的譴責。就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合作關系而言，其規范性要素主要表現為機制的規范，例如，協調機制、表達機制、監督機制、決策機制等方面的規范。這些規范性要素要發揮以下功能：第一，規范合作秩序，即對多元主體的供給行為進行規范，使得供給主體并不是簡單的生產和給予，而是全力地為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服務。以各主體的分工合作和相互間良好關系為宗旨，規范穩定的合作秩序。在這一過程中，多元主體各自承擔起責任，進行平等、自由的參與和協商。第二，規范性要素要注重合作互動關系所帶來的效益。通過提高社會公眾參與度、提高財政收支公開程度、減少行政開銷、降低供給政策執行的復雜程度等來促使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績效得以提高。

（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文化—認知性要素

文化—認知性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認知、符號系統、道德模板和意義框架，具體表現為信念、習俗、慣例等非正式制度。它通過聚合積極文化和消極文化（如合作互利觀和自利觀）形成一種組織文化來影響行動者的偏好和對自我的價值認同，進而影響組織活動。而處于這種組織文化中的行動者，根據對符號系統、意義系統等形成的理解和信念而開展活動，其行為已經被制度化。JohnGray（1998）形象地指出：“社會制度是由人們信念構成的。一張紙頭能夠充當貨幣是因為大家相信它就是貨幣，否則它啥都不是。”在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合作關系方面，文化—認知性要素主要體現為多元主體間的信任、多元主體對合作關系的認同感、農民的思想境界、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以及農民自主服務、自主供給、自主管理、自主組織、自我教育的觀念等。增強文化—認知要素的有效作用要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一是供給主體規模。因為隨著人數增加，文化的影響機制越來越具有局限性，供給主體更傾向于破壞合作互動的關系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農村社會變革。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時間積淀，但如果沒有跟上農村經濟社會變革的速度，其規范作用就會因為弱適應性而驟減。三是公共服務信息的傳播。信念認知的形成依賴于信息的傳播速度，促進信息流通有助于供給主體形成對合作關系的認知。總之，變革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開展協同合作，歸根結底依賴文化和意義世界的變革。

四、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困境

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有賴于多元主體合作關系的重構，但事實上，各主體協同關系重構的過程已經陷入了一定的制度困境，這種困境是由政府單一供給的路徑依賴、多元主體間難以平衡的利益關系和多元主體認知滯后導致的。

（一）制度困境一：政府單一供給的路徑依賴

制度變遷和技術變遷一樣存在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這即是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長期以來，我國實行政府單一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這種路徑的選擇會產生像物理慣性一樣的特性，這一特性表現為一種路徑依賴。在政府單一供給情況下，公共權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對稀缺性的權利資源的壟斷性占有所獲取，而不是公共選擇的結果。政府通過強制權力提供公共服務，供給類型和數量都完全取決于上級政府的指令，而真正需要這些服務的農民群眾卻只能被動地接受，長此以往，將導致公共服務類型和生產的單一化，難以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如果路徑依賴持續下去，不僅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成本會增加，而且政府的行政控制力會把其他潛在的供給主體拒之門外。在狹小的發展空間中，企業、農村社會組織和自治組織是不會與政府形成協同合作關系的，公共服務的供給陷入了巨大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困境二：多元主體間利益難以平衡

根據“經濟人”假設對人性以及人的行為的分析，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供給主體會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能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不同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不同，主體間利益難以平衡，很難找到使得它們都積極參與的動力因素，這就導致了合作關系難以重構的制度困境。首先，有些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認為經濟發展才是政績，為了追逐GDP指標的提升和個人仕途的順利，他們常常以犧牲村民的實際需要為代價，不斷增加那些能夠滿足政績和利益需要的公共服務的供給。由于考核指標向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傾斜，那些真正能夠提高村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有時會被看作是無用的。某些情況下，正是由于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驅動使得基層政府的供給動力是不足的。其次，企業生產的高效率決定了它在農村公共服務中不可或缺的供給主體地位。從經營者的角度出發，他們傾向于不提供或者少提供公共服務而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因為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導致的生產成本較高，同時政府購買成為企業參與的主要形式，這有時會導致企業自身收益比生產其他產品要低。再次，作為農村公共服務的最終享受者，村民的利益需求是復雜多樣的，是根據不同經濟環境、不同地域條件所變化的。但無論怎樣，他們始終希望享受到水平高、質量好、成本低的公共服務。但當前農村村民的需求表達機制還不健全，缺乏用于收集農民的公共服務的需求、滿意程度、基本評價等信息的制度、民意收集制度、聽證制度等。這充分表明公共服務供給所面臨的制度困境。

（三）制度困境三：多元主體認知的滯后

農村現階段鄰里關系疏遠，人際間情感淡化，難以形成村民之間、村民與供給主體間的信任網絡，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對農村的認知普遍呈現滯后、不足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其主要表現為：政府對供給的認知滯后，認為供給等同于生產；村民對自身主體地位和參與權利認知的滯后；各供給主體對村莊的現狀和發展的認知滯后；各供給主體對協同供給的重要性的認知滯后。這必然會制約農村的發展，影響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進程。導致認知缺失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大家普遍認同公共服務就是要政府負責的這一觀點，在現實政治參與中，服從性、接受性、被動性因素占很大比重。第二，人員流動弱化了對村莊的認同和認知。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以及村戶院落的逐漸消失，村莊變得越來越陌生，村民與村莊的利益關聯度日益降低，從而降低了村民對村莊的關注和認同。基層政府、企業以及農村社會組織很少對農村的發展現狀以及前景作細致的觀察和調查，對村民真正的需求缺乏準確的認知。第三，合作思維缺乏。多元供給主體傾向于只考慮現實的、眼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忽視了通過協同合作而帶來的潛在的、長遠的、廣泛的、多數人的利益。這與中國人的行動思維定式有很大關系。供給主體的認知缺失導致了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困境。

五、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改進

為了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和效果，滿足村民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實現供給的有效性和高水平目標，必須實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監督、協同配合。在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控制以及社會組織參與能力低下和意識薄弱的現實困境下，地方政府必須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職能，從法規制度的健全、行為機制的規范、社會資本的積累方面入手對供給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進行制度構建，引導各供給主體為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開展而努力。

（一）健全法規制度

法律以及各種強制性制度完善與否，對供給主體間的關系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首先，健全供給參與制度。破除多元主體參與供給的主要障礙，豐富參與形式與內容。各主體不僅要做到協助行政機關進行供給政策的制定以及實施，而且要對供給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和審查。其次，健全利益共容制度。奧爾森認為，個人或組織獲得社會所有產出增長額中相當大的部分，而且同時會因總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極大的損失，則該個人或組織便擁有一種共容利益，它給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誘使或迫使他們關心全社會產出的長期穩定增長。也就是說可以建立一種制度，使得在合作供給過程中，各主體為了保證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會選擇合作來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例如，政府為了避免矛盾沖突而保護村民權利，企業為了擴大市場而參與供給，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將受到共容利益的減少而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的懲罰。再次，健全政策激勵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通過采取減少稅收和基礎費用的政策來降低經營成本，進而吸引更多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進來。在慈善捐助項目中，允許一些社會組織及企業借機宣傳、擴大知名度。為保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持續性，政府可以對企業和社會組織等采取財政補貼政策和資金擔保政策。

（二）規范運行機制

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互動合作關系，需要規范化的管理運行機制的支撐。首先，規范合作機制。若缺乏一種有效的協商合作機制及便于多個組織參與協商、決策與行動執行的策略體系，那么公共事務的協調處理將變得復雜而艱難。因此，必須在政府推動下，探求有利于基層政府、企業、農村社會組織以及村委會和農民自身協商互動的平臺，建立他們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在這一合作機制中，各供給主體的權力和責任細化、明確，他們進行平等的學習和交流，共同協商、討論公共服務供給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其次，規范效率機制。基層政府必須做到克服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并建立成本效益觀念，企業要從村民實際需求出發進行供給同時降低排他技術成本，村委會和村民要充分考慮成本負擔能力，積極表達需求意愿，農村社會組織需要克服組織結構不合理、資金運作困難、人員調配滯后等自身局限性，最終形成一種高效運作的供給機制。

（三）積累社會資本

第4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關鍵詞：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城市社區服務農村衛生服務發展現狀制度困境

基層衛生服務體系是對由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所組成的社區衛生服務遞送體系和由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所組成的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遞送體系的統稱。優先發展以初級衛生保健服務為基礎的基層衛生服務遞送體系，能夠通過醫療衛生資源配置重心的下移，較好克服衛生服務遞送體系的高端集中現象，帶動衛生服務利用重心下移，促使衛生服務提供模式的根本轉變，實現健康促進、預防、保健、醫療與康復的有效供給，以實現衛生服務的提供公平。為了厘清我國基層衛生服務體系所存在的基本問題，這里分別從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和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兩個方面，來對我國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及其制度困境予以實證解讀。

一、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

1．現狀，我國醫療體制所存在的初級衛生服務與二級衛生服務之間缺乏制度化分工的結構性特征，需要構建一個專門的初級衛生服務提供者網絡。鑒于此，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政府就把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作為“緩解城市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重要措施，也作為推動城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1999年，衛生部等10部委聯合了《關于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若干意見》，提出到2005年各地建成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基本框架，到2010年在全國建成較為完善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能夠為城市居民提供融預防、醫療、保健、康復、健康教育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等為一體的綜合性的初級衛生服務。自此以后，各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開始建立起來，全科醫生培養也開展起來了。可以說，這種制度設計考慮到了我國的具體實際。“從理論上或者從制度設計者的主觀愿望來看，社區衛生服務體系應該是有較高效率與較好經濟性的衛生服務模式”，能夠很好實現衛生服務提供公平。但客觀的現實并沒有同主觀的愿望相吻合，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中仍然存在著以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發展滯后。據衛生部《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3-2005)統計資料顯示，到2004年底全國各地都新建了一批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其中只有少許政府部門興辦，大多數為集體所有制或民營；在2003年底，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覆蓋面還相當窄，即使在衛生資源條件較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和天津，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也較少，且用同期全國兩周就診率測算(資料來源：衛生部信息統計中心《中國衛生服務調查研究：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分析報告》，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即使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數量最多的吉林，每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理論上要在每天服務140人次；從2003年一2O0年的數據分析，社區衛生服務在相當一部分西部地區以及若干直轄市相對滯后。

其次，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利用率較低。從2002年一2004年不同類型醫療衛生機構門診服務的市場份額分析，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在門診服務市場上的份額相當低，在2002年一2003年甚至低于門診部，絕大部分為醫院所占據。在西部11個省，城市患者僅有10．3％前往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無疑，大部分患者還是直接到醫院去尋求門診服務。

再次，社區衛生服務水平普遍比較低，同時服務面狹窄。據調查，大多數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服務遠沒有達到政策文件所規定的、或者教科書所描繪的狀況，而基本上停留在門診、輸液、注射、出診與訪試(跟蹤隨訪)等服務內容，慢性病管理、健康檔案建立以及家庭病床服務剛剛起步，至于精神病人管理、兒童系統管理、孕產婦系統管理、殘疾人康復等服務基本上沒有開展。

2．制度困境。自推行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以來，我國通過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等形式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社區衛生服務的法規。盡管這些系列法規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設置標準、技術隊伍建設、財政補助、服務功能、醫療保險定點、服務價格等方面進行了規定，但是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中所出現的問題是對以上系列法律制度的適應性反應。筆者認為，我國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仍存在以下制度性困境。

(1)社區衛生服務補償的制度困境。社區衛生服務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無疑社區衛生服務的補償也涉及到兩個部分，即公共產品的補償和服務的補償。前者屬于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范疇的項目，理應以政府投入或購買為主，必要時個人也分攤部分費用；后者屬于有償服務的項目，除了從醫療保險獲得補償外，個人也應當負擔部分費用。顯然社區衛生服務的補償途徑理應包括政府財政投入、醫療保險支付、個人支付等形式。其中政府投入既包括對公立性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陣地、設備、人員培訓等方面的投入，也包括政府購買民營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投入。鑒于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主要是公立性的，一般指前者。醫療保險支付是指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納入醫療保險定點單位。可是，這兩方面的制度建構與制度落實均存在嚴重問題。

目前各地仍然將城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擴展大型醫療衛生機構規模、改善大型醫療衛生設施設備和加強大型醫療衛生機構專科人才建設上。盡管政府投入衛生服務的資源十分有限，而這一資源卻主要用于補助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的醫院、尤其是高等級醫院。據衛生部的《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3-2005)資料顯示，2004年政府對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撥款與補助僅占當年衛生撥款與補助的2％，而醫院占當年衛生撥款與補助的64％。同時有資料表明，政府投入不足社區衛生服務經費的10％。“全國多數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需要自己通過市場租賃來解決業務用房問題，通過銀行借貸來解決醫療衛生技術裝備問題。”

社會醫療保險機構為了控制保險基金的使用、規范社會醫療保險的運作，采取定點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辦法，就意昧著部分非定點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失去了對經營績效有著很大影響的參保就診群體。目前我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近1．4億人，可是近半數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尚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這既造成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之間政府補償的不公平與機構發展的不平衡，又放緩了社區衛生服務網絡的建設，將非定點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邊緣化，減少了投資力度。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未能納入醫療保險體系，既未能扮演好守門人的角色，又嚴重影響了提升自身能力的機會。“究竟是應該先提高能力再賦予守門人角色，還是先賦予守門人角色然后它們就可以自然提升能力，這的確是雞和蛋孰先孰后的問題。”這也是醫療保險定點制度構建必須思考的問題。

(2)人力資源建設的制度困境。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服務水平較低、服務面較窄等現象顯然同他們的能力建設滯后相關。人力資源是能力建設的重要一環。全科醫生所提供的服務是以社區為取向的，社區衛生服務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科醫生制度的構建與落實情況。目前由于社區衛生服務受現行體制的限制，沒有固定的人頭經費，同時政府不發工資或工資額度很低，主要依靠自己創收解決，導致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與城市醫院的醫護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社區很難吸引和留住有用之才。加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經費短缺致使“重利用輕培養”的用人策略盛行，且未建立有效的全科醫生培養制度，引致我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全科醫生嚴重短缺。據資料顯示，在東中部大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醫生中，具有本科學歷的僅占l／5，中專和大專學歷的還占絕大多數。同時根據衛生部《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3—2005)數據顯示，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增多的情況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平均衛生技術人員卻從2002年的29．22人下降到了25．87人，結合社區衛生服務的許多業務還未開展起來的現實，表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衛生技術人員的減少是其人力資源不足的表現。

(3)雙向轉診的制度困境。為實現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與預防保健機構、醫院合理的分工協作關系，系列法規中都不同程度規定了“雙向轉診”制度。可現實中，雙向轉診制度卻遭遇了“零病例”的制度運行困境，主要表現為從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向醫院的“單向轉診”占大多數，而真正意義上的雙向轉診，即一般常見、多發的小病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治療，大病則轉向二級以上的大醫院；而在大醫院確診后的慢性病治療和手術后的康復則可轉至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卻并不多見。導致此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由于雙向轉診制度設計中缺乏統一有效的雙向轉診程序和監督管理辦法。現行制度規定對于什么樣的患者需要轉入、什么樣的患者需要轉出以及如何實現便利、通暢的轉診都沒有具體的規定，同時沒有規范醫生的轉診行為，也沒有制度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綜合醫院的轉診與接診進行有效的約束。同時相關配套制度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比如現行醫療保險定點制度將部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排斥在外，現行衛生服務價格沒有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大型綜合醫院之間拉開明顯差距，體現不了社區衛生服務的“價廉”優勢。

二、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

1．現狀，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農村地區形成了“以縣域為基本單位，以縣、鄉、村三級衛生機構為功能連貫、人才接續的節點，構成了底座龐大、頂尖狹小、中間樞紐貫通型的”醫療衛生機構體系。而在市場體制下，因環境與需求的重大變化，加之衛生政策法規的被動性偏移，致使農村衛生服務的供給體系發生很大變化，縣、鄉、村機構各自為戰，之間的體系聯系不復存在，尤其是鄉、村兩級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走向了停滯與倒退。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大大萎縮。“鄉鎮衛生院是農村衛生工作的主體，是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的橋梁和樞紐。”而鄉鎮衛生院卻在外部的市場經濟與內部的計劃經濟之間處于兩難境地，同時處于“村級診所和縣醫院之間，在技術上它不如縣醫院，在服務的靈活度以及成本方面又不及診所”，顯得相當尷尬。同時村衛生室發生體制變化，“集體所有制下的村醫制度變為私人執業醫生制度。”其直接的表現即為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的減少。據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2005年中國衛生事業發展情況統計公報》資料顯示，從2001年一2005年鄉鎮衛生院從48090個下降到了40907個，下降率為14．94％，村衛生室從698966個下降到583209個，下降率為16．6％。同時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61％的農村病人是在村一級醫療機構就醫，而2003年全國尚有23％的行政村沒有村衛生室。因此，盡管我國農村基本上改變了缺醫少藥的局面，但是，農村居民的初級衛生保健需要并沒有得到滿足，部分落后的西部農村地區甚至又回到了缺醫少藥的狀態。

其次是基層衛生服務人員素質較差。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衛生人才的培養有了明顯成績，但新增的衛生技術人員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城鎮。據調查，0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中具有本科學歷的只占1．4％，中專學歷占53％，高中及其以下學歷的占36．4％；技術較高的醫護人員多數集中在縣城和縣以上醫院。在作為網底的村級機構，還主要依靠鄉村醫生，且大多數鄉村醫生或衛生員雖然或多或少參加過一些業務培訓．

但因缺少專門的業務訓練而難以滿足廣大農民的初級衛生保健醫療需要。且據衛生部信息統計中心(2005年中國衛生事業發展情況統計公報》顯示，2000年一2005年農村每干農業人口鄉鎮衛生院人數由1．28人下降為1．16人，同期平均每村鄉村醫生和衛生員數也從1．41人下降到了1．40人。

再次是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利用效率很低。自建國以來，我國一直采取按行政區劃建院的體制，基本上每鄉鎮建一衛生院，每行政村建一村衛生室。在市場體系下，衛生機構隨著鄉鎮區劃的改變而撤并，尤其是鄉鎮衛生院在撤并后沒有按照人口和地理環境進行資源配置的調整。同時衛生機構按部門分置，鄉鎮婦幼保健院、計劃生育機構與衛生院分設，造成了農村不多的醫療衛生資源高度分散和無序競爭。同時，鄉鎮衛生院違背了初級衛生保健的初衷，與縣醫院競爭，設立專科、增加病床、配備檢查設備。但隨著農民收入提高和交通條件改善，農村居民傾向于“大病”進縣醫院、“小病”就近看村醫，致使鄉鎮衛生院的設備使用率很低，門診與病床利用率都很低。

2．制度困境。“以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為重點，保障和提高廣大農民的健康水平，歷來是我國各級政府一貫堅持的衛生工作方針。”在制度建構方面表現為我國制定了系列有關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的法規。這些法規對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通觀我國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之中的問題，不難發現在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中仍存在以下的制度性困境。

(1)缺乏有效的成本補償機制。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明確了農村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由鄉鎮政府管理經營。由于本級財政只負責對本級衛生機構的投入，因此農村基層衛生服務體系的運作更多地依賴于基層政府的財政負擔。鑒于農村縣、鄉財政的拮據，加之“農村醫療衛生在基層財政預算中的份額沒有明確的或強制性的法律規定。由此帶來的對農村醫療衛生投入不足在意料之中。”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療成本補償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根據《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2007)No．3——轉型中的衛生服務與醫療保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頁)統計資料顯示：1991年一2O00年間，我國農村衛生的財政投入僅增加了48．5％，年平均增長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國衛生總費用13．1％的年均增長速度和全國農村總費用12．6％的年均增長速度。政府對縣鄉衛生機構的撥款占其支出總額的比例僅有5％一30％左右，而對村衛生室沒有補貼。

同時，目前對農村基層衛生服務機構進行財政差額補助一般選擇按人頭或按床位數的方式進行。該補貼方式所引起的農村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的衛生人力資源準人降低和機構床位的虛設，導致了投入效率的低下，加劇了供給過剩。另外，該補貼方式也加劇了農村衛生服務市場的進入成本，不利于農村醫療市場有序競爭的形成。

第5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國家扶持村鎮銀行的原始目標是為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注入資本，滿足農村和農業的融資需求，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以及作為風險高但效率偏低的弱勢農業經濟，它的天然屬性和發展模式嚴重受自然和市場條件的影響，這不斷驅使村鎮銀行調整資產結構，將資金轉移到盈利更多的標的上，致使滿足農村中弱勢群體資金需求的政策目標無法實現。這極易動搖村鎮銀行服務三農、支援新農村建設的市場定位。王修華等(2013)通過對重慶、四川、湖北等地19家村鎮銀行的貸款對象的調查數據發現，多數村鎮銀行把貸款服務對象重心放在縣域中小企業身上。從平均值來看，這些村鎮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的貸款比例占貸款余額的將近一半，為46.1%，最高比例為87%，而對農戶和涉農企業貸款的比例平均值則分別為31.8%和13.4%，有的村鎮銀行甚至還沒有發放涉農企業貸款的記錄。

二、我國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功能弱化的原因

造成我國村鎮銀行服務“三農”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

(一)村鎮銀行商業性與政策宗旨的矛盾

政府設立村鎮銀行的目的是使之服務“三農”，但是，在對村鎮銀行的性質的規定上，銀監會頒布的《暫行規定》則明確表示:村鎮銀行是商業性金融機構，與一般商業銀行性質相同，要按照商業銀行制度設計和框架運行，把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作為經營原則，追求利潤最大化。村鎮銀行的趨利性就決定了要改變其偏好使之服務弱勢“三農”，前提是使他們獲得收益或者不減少他們的收益。村鎮銀行在制度設計上存在弊端，商業性定位與其履行服務“三農”的職責存在一定矛盾，結果，村鎮銀行在經營當中不知不覺地就發生了業務的偏離，不能完整地服務于“三農”(柴瑞娟，2009)。可見，如何既保證村鎮銀行商業上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確保其服務“三農”的宗旨不動搖，就成為村鎮銀行發展經營中的核心課題和改良方向。

(二)村鎮銀行發起人制度與政策宗旨的矛盾

《暫行規定》第25條明確規定，村鎮銀行最大股東或惟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此項制度被稱為“主發起銀行制度”。王勁屹，張全紅(2013)認為，村鎮制度采用“主發起銀行制”的創設安排，確保開始就讓設立行控股村鎮銀行，憑借主發起銀行的經濟實力和管理經驗盡量保證村鎮銀行的經營安全。事物都存在兩面性。“主發起銀行制”雖提升了經營安全性，同時卻也影響村鎮銀行服務于“三農”的宗旨。設立村鎮銀行的主發起銀行一般都在村鎮銀行中處于絕對的控股地位，這樣主發起銀行很容易會把新設立的村鎮銀行視作附屬或者分支機構，用自己追求高利潤的經營模式或其他考慮左右村鎮銀行的網點分布和經營方針，而不是去考慮設立村鎮銀行的政策宗旨。例如，近年來外資銀行匯豐積極設立村鎮銀行。截止到2013年8月，已在湖北、重慶、福建、北京、廣東等地設立了12家匯豐村鎮銀行，加上其下屬的10家支行，服務網點達到22個，是在中國內地中擁有最大的村鎮銀行網絡的外資銀行。分析人士指出，匯豐銀行是利用政策借助村鎮銀行的設立來達到布局中國大陸的戰略考慮，而不是為了響應政府的號召。

三、化解村鎮銀行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沖突的對策建議

(一)重新明確市場定位

姬雪萍(2011)認為，村鎮銀行要想找準定位，前提條件是清晰定位目標客戶群體——農民，大致可分為三類——貧困農民、脫貧致富的農民、“先富起來”的農民。相應的，農民狀況的層次性決定了村鎮銀行發展的階段性，根據以上三類情況，村鎮銀行的發展相應地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扶貧，集中發展種植、養殖業，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困難；第二，共贏，在第一階段基礎上，村鎮銀行逐步建立起自己獨立或參與扶持起來的比較成熟的經濟區域，而且逐步引進了保險、擔保、理財、信息咨詢、銀行卡等相關金融產品，自身規模也有所擴大，即進入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第三，競爭，隨著農業產業條線的延伸和規模化實行，民營企業興起，村鎮銀行就能充分依托其投資方的外向型服務功能，這才得以充分顯現現代商業銀行的本質屬性。

(二)改革村鎮銀行發起人制度，鼓勵民間資本的參與

“主發起銀行制”不利于對村鎮銀行服務“三農”進行引導，造成村鎮銀行布局失衡，同時也打擊了民間資本等其他投資主體參與設立村鎮銀行的積極性。為了打破這種局面，必須對現行的村鎮銀行發起人制度進行改革，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村鎮銀行的設立與經營。應放寬發起人的限制。我國目前正在考慮對于民營企業設立銀行政策的放開，因此，可以規定一些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也能作為村鎮銀行的發起人，并進行一些試點。

(三)降低涉農貸款風險

第6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摘要】20 世紀初， 美國大約有20多萬所只有一個教室的學校， 但自從20 世紀中葉的第一輪學校整合運動以來， 現在只有幾百所這樣的學校還在運行。在倡導學校整合的運動中， 最具有影響力的是科南特( Conant) 在20 世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所提出來的“取消小型學校”的觀點。他認為: 小型農村學校沒有能力向學生提供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教學， 應由大型的綜合中學取而代之。

【關鍵詞】20 世紀中葉的第一輪學校、倡導學校整合的運動、提供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教學

【本頁關鍵詞】學術期刊征稿、 職稱論文投稿、職稱

【正文】

19世紀末以來， 美國社會各界就不斷提出: 農村學校效率低下，應該將其整合成較大的學校， 以便教育資源的集中利用。自此， 學校整合運動席卷了美國大部分農村地區。20 世紀初， 美國大約有20多萬所只有一個教室的學校， 但自從20 世紀中葉的第一輪學校整合運動以來， 現在只有幾百所這樣的學校還在運行。在倡導學校整合的運動中， 最具有影響力的是科南特( Conant) 在20 世紀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所提出來的“取消小型學校”的觀點。他認為: 小型農村學校沒有能力向學生提供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教學， 應由大型的綜合中學取而代之。自此， 學校整合不再僅僅出于提高教育資源利用率的考慮， 更多的是以工業社會大規模生產效益為出發點。而今，在城市及郊區學校開始實行班級小型化之時， 大多數州內的農村學校整合仍是其“優化教育資源”的一種手段， 許多農村學校正面臨著整合或關閉的命運。美國各地的農村學校各具特色， 但有一點是大多數農村學校所共有的特點: 各州的農村學區和農村學校常常都要比城市和郊區學校小一些。

究其原因， 有時是因為農村社區的地理位置偏遠和人口分布稀疏的特點使在某個較小的農村社區設立一所學校成為必要，有時是因為是想使學校與社區的關系密切起來的意圖， 而有時則是兩者兼而有之。一些改革者認為小型農村學校既沒有效用也缺乏效率， 將這些學校整合為較大的學校即使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 也是最好的辦法。這主要基于兩個假設:( 1) 較大的學校體系更具有規模效應， 從而能降低生均費用;( 2) 較大的學校體系更能為學生提供較好、較為專業的教學從而為學生取得學業成就提供更多的機會。然而， 卻很少有證據支持以上兩個假設。雖然已有大量關于學校規模效應的調查研究， 但其中很多都有關農村學校的研究都有技術上的缺陷， 這就使研究結果對決策者的參考效用極為有限。弗克斯( Fox) 曾對研究教育規模效應的文獻進行過評論， 他在排除了那些概念無效或分析單位不適當的研究后得出: 生均費用和學校規模( 在校學生數) 之間是一種呈U 字形的關系， 最小和最大的學校的生均費用最高。弗克斯提醒那些參考這些規模效應研究的決策者們: 在制定政策時還必須考慮到每個學區和學區的特殊性。例如: 規模效應研究假設在校學生人數的增長并不會引起其他費用的增加。然而， 通過學校整合使一個學校或學區內的在校學生增加通常會使這個學校或學區所服務的地域擴大， 從而會引起交通費用的急劇上升。如: 1990 年至2000 年間西維吉尼亞州關閉了202 所小型學校， 然而在學生人數下降11%的同時， 教育費用卻上升了16%( 已去除通貨膨脹的因素) 。這其中大部分就是因為接送學生的交通經費增加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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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代商業》 論我國金融改革及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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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可見，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社會公正基本理念和規則，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2]趙艷芹，等.論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 農業經濟，2006，5.

[3]閔健，李萬來，卿平，等.社會公共體育產品的界定與轉變政府職能的研究[J]. 體育科學，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與消費水平相關性分析[J]. 農業經濟，2004，7.

[5]姚軼蓉.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政府創新[J]. 理論導刊，2005，7.

第8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近年來，我國以初步建成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以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為主導、多元化市場主體廣泛參與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其中，公益方面，我國已逐步建立從中央到地方鄉鎮的多級政府公益組織；經營方面，我國建立起專業分工趨于完善、經營規模逐漸擴大的農產品流通服務體系；合作方面，目前全國已成立了經工商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50多萬家，在促進農技推廣、生產資料供應、標準化生產、農產品營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2]

2.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對農業推廣碩士的需求

由于我國農業正面臨著階段性的新變化，致使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在迎來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農業推廣人才在“質”與“量”上的嚴重不足，成為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所面臨的最直接問題。

2.1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面臨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現行的公益機構中，人員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基層農技推廣新舊力量出現斷層，推廣隊伍專業化水平不足，知識老化現象嚴重；其次，部分農業經營機構缺乏對行業內涵的界定，加之涉農服務行業特殊性導致的人才從業意愿低糜，令機構難以招收符合行業規格的人才，且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缺乏法律意識；[3]其三，在崗的農業技術從業人員對于農技以外的其他知識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國家推進現代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撐。

2.2農業推廣碩士對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的重要性

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面臨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對農業推廣戰線上的農業科技人員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農業推廣碩士作為專業學位研究生，其目標在于培養具備農業推廣技能，致力于農村發展服務，能解決生產、管理及建設中實際問題的應用型、復合型人才。因此，設立農業推廣專業碩士學位不僅是時代的需求，是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需求，更應是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的需求。

3.我國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面臨的問題

第一，生源方面。①經費自籌的方式增加了報考者的學習成本，且由于招考對象多為在職人員，時間精力有限，有些潛在生源雖有攻讀農推碩士的意愿，卻終因力不從心而放棄。②農推碩士招收單位的日益增多，造成爭搶生源的現象逐漸激化。③年齡、知識背景以及工作單位性質的差異，令生源的思維能力、對高新知識的接收能力參差不齊，就對高校的培養方法與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第二，思想認識方面。部分高校對農業推廣碩士的思想認識不到位，認為農推碩士是在職攻讀學位，其目的僅在于取得一紙文憑，增加升遷的籌碼，因此對其疏于管理，甚至將招收工作當成盈利創收的捷徑，從而在思想上降低對學員的要求。第三，培養方案設計方面。部分高校在農業推廣碩士培養方案的設計中，仍將教學內容側重于理論基礎知識，缺乏實踐性的案例教學，導致農推碩士難以將理論運用于實際，使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的初衷難以得到實現。第四，培養過程方面。①由于生源為在職人員，致使高校的教學安排難以兼顧每位學員，培養計劃有時不得不進行變動，甚至出現學時縮水的現象。②部分教師教學管理不規范，未制定課程大綱、課件和講義，考試過程不嚴格按照規定執行，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4]③因時間和空間等原因，部分校內外導師對農推碩士疏于指導，學員也同樣缺乏主動性，導師負責制名存實亡。第五，論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時間精力不足為借口，跳過論文開題、中期檢查等環節，直接進行論文撰寫，難以保證質量，且在選題時多選擇大而空的內容，未結合生產實踐，沒有現實意義。

4.完善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建設的路徑選擇

基于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在生源、思想認識、培養方案設計、培養過程以及論文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當通過以下幾方面提高農業推廣碩士的培養質量，從而為我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彌補現有的人才缺陷。

4.1整合高校、政府資源，保證生源的“量”、“質”

高校應在保證培養質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費標準。政府則應以提供學費補貼的方式，為學員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學、辦學資金支持；高校必須加大重視力度，在堅持培養標準及培養目標的基礎上，采用靈活多樣的個性化培養模式；政府應當同高校訂立共同培養農推碩士的辦學協議書，將干部培訓同農推碩士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職資格、職務晉升與農業推廣碩士學位進行掛鉤；高校應將主要招收對象定位為農村基層中青年村干部、一線科技推廣人員以及服務基層的“村官”。

4.2端正高校辦學態度，提升學位認同感

針對高校自身、學員以及教師對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認同感較低的現象，高校應當明確農業推廣碩士只是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又一種方式，與學術型研究生處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并進一步端正辦學思想，嚴格管理。要加大重視力度，完善培養環節，保證培養質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養“懂科技、懂應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漸改變師生偏見，提高學位認同感。

4.3兼顧理論與實踐，適當調整培養方案

農業推廣碩士的特殊性，決定其教育必然要緊密結合職業崗位的要求，充分考慮研究生及農業推廣部門的實際需求，將培養內容著重放在農業推廣理論、現代農業信息傳播技術以及適應農村發展實際的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知識的擴展上；要打破傳統的學院式教學培養模式，聘任優秀及推廣經驗豐富的高級專家擔任授課教師，采取“到生產實踐中辦學”等多元化的教學方式，不斷提高學員的綜合素質和技能。

4.4規范教學過程，切實保證培養質量

要嚴格落實學分制，督促在職農推碩士合理安排工學時間；加強教學過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滿培養方案要求的學分數，方可參加畢業答辯；不斷深化任課教師隊伍改革，聘任課堂教學成果顯著、社會實踐經驗豐富的高職稱教師，采用研討、報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融入具體的實際案例中，提升學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要加強導師隊伍建設，選聘富有責任心，從事過技術推廣、科技成果轉化等應用研究，具有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優秀教師對其進行悉心指導。[5]

4.5完善論文研究環節，切實提高學位含金量

第9篇：農村服務論文范文

關健詞：作文素材 細看 精讀 拓展

一.抬頭細看，銘記在心

看什么――看“墻”：文化墻、標語墻、板報墻等。那上面有古今中外名人名言、格言警句，展現了世界各國各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崇高的人格修養和深邃的人文精神，發人深思，給人啟迪。而且，這些內容大多處于校園顯眼的位置，你無須“眾里尋他千百度”，只須稍加留心便可“得來全不費工夫”。若能分門別類歸納整理，那更是“錦上添花”。如：

（1）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學。――別林斯基

（2）奇跡多是在厄運中出現的。――培根

（3）苦難是人生的老師。――巴爾扎克

以上名言警句可服務于“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的話題作文，亦可服務于2014年福建高考“空谷?懸崖峭壁?棧道橋梁”的材料作文。

（1）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

（2）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

（3）如果要別人誠信，首先要自己誠信。――莎士比亞

以上名言警句可服務于“誠信”的話題作文，亦可服務于2014年全國大綱卷“契約精神”的材料作文。

（1）人生的價值，并不是用時間，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列夫?托爾斯泰

（2）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夠多做奉獻。――白求恩

以上名言警句可用于寫“時間與人生價值”的話題作文，亦可服務于2014年江蘇高考“青春與永恒”的材料作文。

二.埋頭精讀，借鑒在手

寫作的很多“優美的原料”來源于我們所學過的高中教材。教材是專家們精心選編的最好的文學讀本，那里面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石”：成語典故、格言警句、名人事跡……如何恰如其分地運用這些材料，點石為金，才是問題的關鍵。會運用，朽木也會化作棟梁;不會運用，即便是楠木梓樹，也是一堆廢料。

譬如《勸學》（人教版必修3）一文中的“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可以用來闡釋“捕捉機遇”、“善假于物，成功的捷徑”等話題，也可服務于2013年廣東高考“接受捐助幫助自己走出困境”的材料作文，還可服務于2013年湖北高考“大豆因鹽鹵而改變命運”的材料作文。

《老人與海》（人教版必修3），課文節選了老漁夫桑迪亞哥捕到了一條1500多磅的大馬林魚，在歸航途中，與鯊魚殊死搏斗。五個回合過去，老人未能占上風，抵擋不住鯊魚的進攻，最終帶回的是大馬林魚的一副骨架。這段素材可以用來闡釋“不懈追求”、“人生之美”、“人是不會被打敗”等話題，也可服務于2014年四川高考“站起來”的材料作文。

又如《陳情表》（人教版必修5），文章講述了李密在蜀國滅亡后，被晉武帝征為太子冼馬。他上書懇請晉武帝準許他暫不就職，在家供養祖母。直至祖母死后，他才出仕，官拜漢中太守。這段素材可以用來闡釋“感恩”、“孝道”、“進與退”等話題，也可服務于2013年湖南高考“守護”的材料作文。

三.拓展閱讀，記錄在冊

積累豐富、新鮮的議論文素材，離不開課外閱讀。我們課外閱讀搜集素材的觸角可以伸向語文測試或練習作業中關于“人物傳記”的閱讀文本。

在現代文（實用類文本）閱讀部分，作文素材也是唾手可得。如：2009年福建高考語文閱讀文本《寂靜錢鐘書》，文中講述了錢鐘書因《圍城》、《管錐篇》等著作而聞名于世，折服世人。之后，采訪和拜訪的人如過江之鯽，他卻謝絕了一切記者和學者的拜訪，寂靜地坐在書齋里，兩耳不聞喧囂事，照舊埋頭苦讀，“心在焉”做他的學問。錢鐘書成名后，守住了自己的陣地，堅守內心深處的靈魂，沒有因名利浮華而改變自己，于是被世人稱頌為“大師風華絕代，天才卓爾不群”。這段素材可以服務于2013年福建高考“漂浮與堅守”的材料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