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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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一、從“單位人”到“社區人”：完善與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現實背景

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社會結構的一大變化是大量社會成員由“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大量社會成員身份的轉變，給我國基層社會管理帶來了諸多難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原有的單位組織管理網絡弱化，而我國社區發展明顯滯后，尚不足以承擔基層社會管理重任。一些基層的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由于不能及時解決或處理不當，影響了當地社會的安定團結。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要求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面對日益復雜的現實情況，必須轉變基層的社會管理體制并加以完善。

二、從“管制”到“治理”：完善與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理論基礎

“管制”和“治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兩種不同行為方式，二者在諸多方面存在著差異。

一是行為主體及權威來源不同，從一元到多元。傳統的“管制”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絕對地位，管理行為的主體及權威的全部來源都只能是政府，呈現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而“治理”雖也需要權威，但來源渠道不一定是政府，更強調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更多的是依靠合作網絡的權威，是一個多元參與的結構體系。

二是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從自上而下到上下互動。“管制”的權力運行方式總是自上而下，依靠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強制的行政命令，對社會事務進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則非常強調權力的上下互動，強調通過合作、協商、參與等方式實現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是一種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其權力運行的向度是多元的、雙向互動的。

三是社會參與程度的不同，從強調服從到鼓勵參與。政府“管制”因推崇權力的唯一性及絕對性，非常強調社會對其絕對服從，排斥社會參與，以便政府對社會控制及管理的順利實施，但也造成社會參與性及政府回應性的嚴重不足。“治理”則強調合作網絡的構建，重視公民社會的培養，鼓勵多元參與，強調民眾通過社區、NGO、NPO等社會組織與政府對話，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廣泛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

四是管理方式的不同，從控制、規制、法制到服務、協調、回應。“管制”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強調結構規制和行動規制，實行統一化管理，較少容忍差異性、多元化的存在。“治理”體系則是一個多主體平等參與的對話網絡，以服務于各成員為宗旨，以成員的共同利益為追求目標，強調通過合約參與者的自律行為、互動性減少規制成本，增加公共事務的回應性。

從“管制”到“治理”，不僅是行為方式的轉變，更體現了價值理念的嬗變。通過治理的實現，政府對于基層社會事務將由直接管理、控制變為引導、協調多元參與。所以，治理是一個更契合現實的理念，是一種更能實現基層社會管理良性運行的行為方式。

三、從“依賴政府”到“發展社區”：完善與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路徑選擇

當前，我國正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集中凸顯期，要想在基層實現總書記提出的“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就必須創新并完善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系，完成從“政府管制”到“社區治理”的重大轉變。

首先，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首要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須厘清行政事務與社區自治事務、政府委托事務與社區自治事務的邊界，實現國家權力運作模式由“統制”、“管制”向治理、自治的轉變，實現由政府絕對主導向引導、疏導的轉變，實現由行政命令向協調、溝通的轉變，實現由直接提供服務向購買服務的轉變，實現由管理向服務的轉變，最終實現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的華麗轉身；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專注于指導和幫助社區成立社區組織，為社區提供法律法規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幫助社區大力提高其自治能力，在資金投入、設施建設、人員配備等方面給予社區大力支持，確立社區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的主體地位。要改變“管制”模式下，政府直接向社區提供公共產品的做法，變“服務生產者”為“服務購買者”，通過鼓勵、扶持一批NGO、NPO等社會組織，使之有能力承擔生產公共產品、提供公共服務的重任，促使政府實現從“全面干預社區”到“政策引導扶持”的職能轉變。

其次，要以多元參與為實現途徑。一方面，要激發和培育社區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參與意識，強化社區居民的公民意識和身份認同，構建社區公共意識。要推動社區制度規范化、配套化建設，完善社區居委會及業主委員會的建設，暢通社區居民利益表達渠道，從軟件和硬件兩方面來推動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要積極培育和發展NGO、NPO等社會組織，政府取消對其進入社區的政策，并從財政、稅收、準入登記等方面對其提供政策及資金上的支持，鼓勵其獲得在社區內開展活動的持續資源，規范相關社會組織行為，實現政府、社區、居民與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與良好合作。

再次，要以加大投入為實現保障。一是要加大人員方面的投入，加強專業人員培訓。政府要選派一部分具有社區管理及服務專業知識、掌握專業技能的人員進入社區，更要加強對現有社區服務工作人員的專業培訓，通過關于社區管理及服務知識的教育培訓，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社區管理及服務人才隊伍，努力夯實基層組織，壯大基層力量。二是要加大資金方面的投入，將更多的財政資源投入基層社區。加大政府財政轉移支付能力，財政預算支出適當向社區傾斜，另外可以通過政策導向，引導企業、社會組織等對社區建設進行投入，實現社區建設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三是要加大物資方面的投入，加快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對原有的社區基礎設施加以修繕，并興建一批新的設施，如社區活動中心、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游樂健身設施等。

最后，要以社區發展為目標追求。一方面，通過轉變社區治理觀念，實現社區治理的善治模式；通過構建社區利益協調機制，完善多元社區治理主體；通過與時俱進的制度建設，為社區治理提供制度保障；通過完善責任監管，形成監督與約束機制。通過以上建設，實現社區自身的發展，增強其自治能力，使其真正成為基層社會管理的主體；另一方面，社區治理也并不是完全摒棄政府作用的自治，必須堅持發揮政府的引導、協調作用，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下，實現社區的發展，最終實現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有序進行。

第2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

關鍵詞：

基層社會管理 創新 烏海市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當前，社會管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因為大量社會需求來源于基層，大量社會問題產生在基層，大量社會矛盾根源在基層，只有搞好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社會管理的大廈才具有扎實的根基。因而，一定意義上講，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

一、基層社會管理現狀——以烏海市為例

烏海市轄3個縣級行政區，總面積1754平方公里，人口50萬，2004年實行城鄉一體化改革，城市化率達94%，是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與全國其他地級市相比，烏海市面積不大、人口不多、城市化水平較高。當前，烏海市正處于轉型升級、科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又處于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凸顯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提升社會管理能力刻不容緩。具體工作中，基層社會管理存在的一些問題：

1、社區運轉機制不能夠適應新形勢。社區工作聯系責任機制和工作協調機構仍不健全，社區所轄改制企業移交工作不夠規范，如少數破產、改制企業移交本單位職工組織、戶籍、計劃生育、綜合治理等關系時底子不清，情況不明，少數單位在將各項社會事務向社區移交時，不能提供必要的管理條件等等，給社區工作帶來較多難度。與此同時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而社會管理體制落后，使一些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不能及時解決。

2、一些領導對基層社會管理認識不到位，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有的認為社會管理事雜面廣，成績體現難；有的認為社會管理在政績考核中權重較低，干好干壞影響不大；有的認為社會管理耗時耗神，害怕被瑣事纏身；有的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管理工作就能迎刃而解，基層社會管理是基層干部的事，與己關系不大。

3、服務體系不夠健全，部分地方出現管理真空。目前，社區服務水平及質量仍無法滿足居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如社區居民普遍關心的公共安全問題、居住環境優化問題、文體活動組織問題等較多問題還沒有完全得到有效地解決。同時，現在的社區居委會難以發揮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實際上每日從事大量本來由政府職能部門或社會中介組織承擔的事務性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管理粗放，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健全，絕大部分問題在基層得不到有效解決，造成大量上訪和。

4、基層自治與居民參與不足。社區參與是社區自治的基礎，只有社區居民充分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協商和處置，社區自治才有萌芽和發育成長的土壤。目前我市社區參與總體處于初級水平，社區居民在社區事務和管理服務上參與不足，積極性不高，沒有體現居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民主形式。

二、創新社會管理的思路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為此，必須針對烏海存在的突出問題，選準突破口，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筆者認為，要從5個方面著力：

1、轉變機制。由弱街道強社區過渡到撤街道建社區。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單位制的社會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管理的復雜化，多元化，街道辦事處逐漸成為了區政府與社區的傳話筒，其具體管理職能弱化，且占據著人、財物等大部分基層社會管理資源。而最貼近居民的社區管理得不到應有重視和支持。因此，“撤街建區”不失為我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可選路徑。

下放人、權、責，由二級政府、四級管理向三級政府、三級服務轉變。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一方面，加快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社會事務公共資源配置體制。另一方面，推動公共資源社會投入重心向下，重點扶持社區。并利用科技信息管理對社區服務做到網格化、精細化。

2、轉變觀念，加強認識。一調整“指揮棒”的內容。進一步把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納入政績考核內容，扭轉各級干部的政績觀，切實提高對社會管理特別是基層社會管理的重視程度。努力轉變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工作重點，把及時了解掌握和化解基層社會管理中的問題作為核心工作來抓，把基層社會管理能力和效能作為領導考評的重要內容。加強群眾工作能力培訓和鍛煉，切實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社會管理能力。二強化“治未病”的思想，變應急管理為日常管理。轉變依靠強制力和威懾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傳統觀念，增強從“治未病”的思維和角度維持社會穩定的意識，改進與完善對容易引發社會糾紛的重點領域、重點部門的管理辦法、體制機制，切實增強將社會矛盾主動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的能力。

3、加強社區功能，提高社區管理服務水平。

隨著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和職能轉變的加快，以及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各項改革的深入，社區承擔起越來越多的服務功能，服務居民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任務越來越繁重，因此，必須加快強化社區的各項服務功能，在社會救助、居住環境、文化娛樂、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社區治安、權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發揮作用。在工作實踐中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社區自治經驗，探索設立政務、衛生、文化服務中心，剝離原有村（社區）承擔的政府行政管理職能，逐步建立“兩級統籌發展、三級管理服務”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要按照“強政府、大社會”的原則，將社區工作人員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主導居民服務。

4、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管理，共建和諧社區。樹立“多中心”思想，積極支持和培育基層社會管理力量。堅持城市社區自治和農村村民自治，同時大力培育、發展各種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更多吸納企事業單位，參與社區管理，引導社會組織服務社會。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社區服務意識，更好地發揮黨員干部、社會骨干、志愿者參與社區建設積極性。

5、加大基層居民參與力度。居民參與是基層社會自治的重要基礎，是我國基礎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模式和發展方向，因此，要正確認識當前我國居民參與基層社會管理不足的現狀和原因，在政策制定、制度設計、行為觀念、社會文化、社區建設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不斷擴大基層社會管理的居民參與度，實現參與數量和參與質量雙提升。

三、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除了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還需要我們在工作實踐中，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1、動態協調與源頭治理的關系

社會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因此，需要建立訴求表達機制、矛盾糾紛的滾動排查和預警機制、矛盾的調處機制、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使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不斷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源頭治理是治本之舉。特別是要著力解決好民生、民主、民心問題。

2、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關系

傳統的社會管理主要是針對現實社會，但是在數字化時代，由互聯網等新興媒體構成的虛擬社會越來越重要，它既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諸多方便，也給人類工作和生活秩序帶來了新的挑戰。特別是網上網下遙相呼應、互相放大，容易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善于統籌現實和虛擬兩個方面。尤其要重視對虛擬社會的管理，真正做到趨利避害。

第3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一、進一步規范應急管理機構建設，建立健全應急管理體系，著力完善工作機制。

切實做到“三有一強化”。一是有足夠的人員，確保應急管理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擔責。二是有專門工作經費，要把應急管理工作經費納入預算，充分保證必要的經費支出，建立應急保障資金投入機制和保險機制。三是有必需的裝備設備。四是強化應急管理的職能職責，增強應對突發事件的統籌協調能力。區聯社將進一步完善應急管理目標考核體系，加強對應急管理工作的日常督促檢查，檢查考核結果納入對各單位年度綜合工作目標考核內容，全面推進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各項工作有效開展。

二、切實加強應急管理宣傳教育與培訓。

各基層社、直屬（含參控股）企業要結合實際，創新形式，深入開展以《突發事件應對法》、《市突發事件應對條例》為主的應急管理法律法規宣傳教育，加強對應急管理人員業務知識的培訓，切實增強應急管理能力。要豐富宣傳手段和宣傳形勢，組織開展“5·12”防災減災主題宣傳活動，推進應急管理知識的普及，營造“人人關心應急，人人參與應急”的良好社會氛圍，促進應急管理工作的深入開展。

三、建立和完善事故應急處置預案，開展救援演練，增強應急救援能力。

市煙花爆竹（集團）恒展有限公司、市乾宜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一是要完善預案體系，按“四化”（實化、簡化、流程化、圖表化）要求，完善綜合應急救援隊伍搶險救援預案，推進重大危險源和災害點“一對一”應急預案的編制修訂工作。二是要加強實戰演練，每年要組織一次以上的應急救援演練，要切實通過演練檢驗預案的操作性，提高救援和實戰能力，要進一步規范應急演練程序，強化應急演練總結評估，提升應急演練質量，不斷總結實戰演練經驗，增強預案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四、突出重點，深入開展隱患排查治理。

今年是“安全生產基層基礎鞏固年”，各基層社、直屬（含參控股）企業要繼續按照“隱患排查要認真，隱患整治要堅決，整治成果要鞏固，新的隱患要杜絕”的要求，結合實際，以抓煙花爆竹安全生產標準化建設及安全經營、報廢汽車拆解、再生資源回收安全監管為重點，深入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治理，著力提高企業本質安全水平，有效防范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構建安全生產長效機制。

第4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社情民意不明了、服務管理不到位、訴求渠道不暢通、矛盾化解不及時，這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基層社會治理時常面臨的問題與困惑。浙江松陽縣從2009年開始，探索建立“民情地圖”大數據庫，為解決這些基層社會管理難題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地方范本。

“民情地圖”

是一張什么圖

松陽縣地處浙江南部山區，境內多山，道路崎嶇，自然災害頻繁，尤其是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導致生態風險嚴重；由于地處山區，交通閉塞，松陽縣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經濟相對落后。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戶籍政策相對寬松，很多轄區居民外出打工，也有許多外來人員涌入，導致松陽縣人口流動相對頻繁，人們之間的矛盾、糾紛也日益增多，時有發生。這些情況對松陽縣基層社會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戰。如何做好基層社會管理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9年12月，松陽縣開始探索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即在浙江省舟山市推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基礎上，結合松陽實際情況，繪制“民情地圖”。

截至2011年，松陽縣共手繪完成了401個行政村的2406張“民情地圖”。“民情地圖”由村情民情圖、產業發展圖、組織體系圖、重點人員圖、結對幫扶圖、防災避險圖等6張“地圖”組成。

其中，村情民情圖主要是村莊地形地貌，包括山林、農田、河道、山塘水庫、道路等，以及農房分布及房屋結構、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分布情況；產業發展圖主要標注村莊產業分布、發展和農戶從業情況，包括每個農戶的農田、山林及從事種養業情況，以及經商辦企業、外出務工創業等情況；組織體系圖主要標注村級組織及村級基層管理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結對幫扶圖主要標注需要結對幫扶的農戶和優撫對象等情況；重點人員圖主要標注需要重點聯系、重點關注的人員情況；防災避險圖主要標注自然災害隱患區域及避災搶險線路等情況。每張地圖各有側重，組合起來是一個全面、直觀、準確反映村情民情的綜合體系。

此后，“民情地圖”不斷升級，開始從農村走向城市。松陽縣將全縣各種情況全盤摸清，并統一繪圖標準，實行數字化管理，建成了一張網絡版的“全情圖”，建立了“民情地圖”服務地理信息系統。該系統成為匯集該縣20多萬群眾基礎信息的民情大數據。

為了進一步鞏固該項創新成果，確保系統的使用安全，2015年3月，松陽縣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了實用新型專利授權。2015年10月，以松陽縣民情地圖為基礎開發的“一種民情地理信息系統”通過國家知識產權局批準，獲得國家實用新型專利授權。

引領社會管理創新

松陽縣繪制“民情地圖”是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典型案例。這種管理方式的創新促進了干部作風的轉變，增加了干部和群眾的聯系，增強了基層干部管理社會、服務群眾的能力。

“民情地圖”的繪制也使基層干部更加全面地掌握了各種源頭信息、安全隱患、矛盾糾紛等數據，在處置、安全問題和自然災害時，反映更加迅速，處置更加及時，措施也更具針對性，對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基層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時，“民情地圖”大數據為地方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數據支撐，有效地促進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松陽縣為做好“民情地圖”，發揮其最大效應，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一是扎實做好民情調研工作。明確要求把全面深入掌握村情民情作為重要目標，把走訪每一個農戶作為基本任務，縣領導帶頭蹲點調研、走訪農戶，鄉鎮干部深入農村開展村情調研，機關部門干部深入開展結對聯系服務調研，網格服務團隊深入開展村情民情走訪調研。通過挨家挨戶走訪每一個農戶，開展民主懇談、民情分析、民主聽證等方式，全方位掌握農村基層情況，全面了解群眾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所憂所困，廣泛聽取基層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為繪制“民情地圖”做好基礎工作，收集好第一手素材。

二是構筑“民情地圖”管理服務平臺，建設專門的地理信息系統。松陽把每個村的“民情地圖”統一錄入平臺，形成電子版“民情地圖”。研發松陽縣“民情地圖”地理信息系統，通過增設“民情地圖”社區、部門和企業三大板塊，變靜態的二維圖為動態的三維圖，使其具有修改功能、搜索功能、分類功能、保密功能、備用功能，進一步拓展了“民情地圖”服務范圍，實現了信息資源的共享共用。同時，明確規定村情民情一旦發生變化，必須及時進行更新，促使廣大干部第一時間掌握基層動態，保證“民情地圖”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三是健全工作機制。松陽縣專門組織編印了培訓教材，內容包括“民情地圖”制作要求和使用常識、農村工作政策法規、農林水電以及民政、計生、社保、等方面的知識、案例等。而且要求每位干部每年必須參加一定時間的集中培訓和學習。并且，建立起應知應會能力考查機制。依托“民情地圖”計算機管理服務平臺，建立了“民情地圖”應知應會能力考試平臺和題庫，通過試題測試和“應知應會能力大比武”等形式，定期對鄉鎮和縣級干部進行考查。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督查、考核機制。通過集中檢查、暗訪抽查等方式，加強督查指導，把握工作進度，發現解決問題，確保取得實效。同時，把“民情地圖”工作納入鄉鎮、機關部門年度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納入鄉鎮、機關干部和網格服務團隊成員個人年度工作考核，納入村干部年度工作實績考核，并與村干部工作報酬掛鉤。另一方面，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如果出現對群眾事務重視不夠、處理不當、作風浮夸，造成群眾不滿的，對相關領導干部、責任單位及相關人員將給予警告、通報批評等處分；造成嚴重后果的，還將依據黨紀政紀等相關規定追究責任。

松陽經驗

的普適意義

黨的十指出，各級政府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不斷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努力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再次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社會管理精細化，并且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當前，積極探索并不斷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方法，已經成為做好社會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和趨勢。松陽縣繪制“民情地圖”的做法，對推進基層社會管理有重要啟示：

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實現觀念從“管理”向“服務”的轉變，行政活動從“消極行政”、“干預行政”向“積極行政”、“福利行政”的轉變。政府在不同時期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和職能，對此，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以政府任務的復雜性增長為主要線索，對不同時期政府的職能和任務作了如下概括：起初是傳統的維持社會秩序，然后是對社會補償的公正分配，最后是應付集體性的危險情況以及公民權益的保障。他還特別指出伴隨著風險社會的出現，政府的行政活動，尤其是預防性活動，必須在其中展開的時間限度內日益擴展，政府的行政目標應逐漸轉向以風險預防為主的積極行政、預防行政和福利行政。

其次，要深刻認識“大數據”的意義，科學使用大數據。松陽縣建立“民情大數據”至少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促使干部更深入群眾，走村入戶，掌握村情、社情、民情的一手資料，從而切實了解民生所需所求，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另一方面，收集來的大數據，可以為領導干部作出科學決策，提供全面準確的一手資料，從而提高服務群眾的質量和效益。

大數據運用在社會管理中至少有三個作用：一是大數據技術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快速收集與挖掘、及時研判與共享，可以成為支持社會管理科學決策和準確預判的有力手段，促進政府從傳統的依賴經驗的粗放型決策向依賴大數據分析的科學決策轉變。二是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可以加強社會風險控制，提高政府預測預警能力和應急響應能力。三是利用大數據可以實現社會管理從碎片化向網格化的轉變。社會管理的碎片化是當前我國社會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政府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重疊，協同性差，“信息孤島”現象時有發生。這極大增加了社會管理的成本，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效率。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將擴大信息共享的范圍，降低各部門在數據和信息收集、處理和應用等方面的成本，提升數據和信息的使用效能、效益，有助于推動政府部門的協同與合作，進而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從碎片化向網格化轉變。

再次，要將“互聯網”運用到社會管理中去，形成“互聯網+社會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互聯網的發展對社會生活帶來革命性的影響，它推動了社會經濟轉型和重組以及社會群體組織、人員互動模式的變革，對社會管理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動地球。”如果把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等比作地球，社會管理比作杠桿，那么“互聯網+”就是支點，可以“四兩撥千斤”，“互聯網+”在社會管理領域大有可為。

松陽“民情地圖”的嘗試并非停留在繪制階段，后續維護、使用、監督等各種機制的建立使得“民情地圖”在解決松陽社會管理問題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意識到，技術往往也是一把“雙刃劍”，“民情地圖”大數據庫的建立也會存在風險。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隱私等，需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大數據采集和使用的原則。

第5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建立健全我國衛生評價制度

社會團體發展的前瞻與思考

加強智庫研究建設新型智庫

做好社會救助和慈善資源的對接

完善我國志愿服務體系的建議

“三社聯動”的問題與優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發展

完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改進我國兒童安全保護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體制改革的實踐與思考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與對策

新常態下中國式鄰避困境的解決思路

完善促進大學生就業創業的政策體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民間公共資源的傳統利用與鄉村建設

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

基于近年來幾起重特大事故災難的分析

創新社會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領導力

英國開放公共服務改革及其啟示

加強社會治理創新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

加強國家安全管理體制的系統性設計

運用協商民主創新社會治理的有益嘗試

縣域社會協同治理的“田東經驗”分析

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的微信謠言治理

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的實踐與思考

重慶城鄉社區服務差異分析及政策建議

加強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構建的幾點建議

引導新文藝組織和文化群體參與社會建設

行業協會商會與政府脫鉤改革方略及挑戰

扎實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改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我國社會發展展望

從臺灣社區發展看社區網絡治理的前景與挑戰

社會風險與基層社區治理:問題、理念與對策

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充分發揮關工委的獨特作用

正確認識和處理新形勢下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開啟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新“黃金時代”

中國合和式風險治理的概念框架與主要設想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團場社區建設與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東“義集”的興起與地方市場治理策略

人口老齡化再認識及對養老服務業發展規劃的建議

推進以社區治理為基礎的城市治理現代化探索實踐

《國家安全法》頒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

總體國家安全觀視角下的公共應急管理法治化

推進公共安全體系系統化常態化法治化社會化建設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務管理平臺建設的實踐與思考

客家家訓——客家人修身處世創業持家的座右銘

第6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關鍵詞：社區建設；社區社會組織；合作治理

中圖分類號：D6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現狀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計劃骨干項目《甘肅社會組織發展與管理對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簡介：陸春萍，女，西北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西北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博士（蘭州730070）。

和諧社區建設是服務型政府進行基層社會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標。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來維系與群眾的關系，也需要新的手段來實施社會管理，因此政府廣泛開展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社區社會組織是基層社會中服務社區居民生活的社會組織，除具有社會組織的非政治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點外，還具有本地性、基層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區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包括社區服務、慈善救助、文化娛樂、調解社區糾紛等。社區社會組織能夠從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會服務，并成為群眾和政府間的橋梁。①探討社區社會組織與政府合作的關系，有利于促進中國社區建設，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一、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歷程

實施改革開放后，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發展，但是也產生了單位制解體后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國家轉變了原來由單位提供社會服務的體制，開始依賴市場化機制、社會組織、家庭、個人來提供，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在承擔社會服務體系中承擔了重要角色。隨著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社區建設浪潮，引發了城市社會關系深層次的變化，為城市社會組織的重組帶來了新的契機，涌現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區組織。1991年國家提出社區建設的思路，強調政府減少干預，居民通過自助、互助和他助發展社區服務，增加居民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逐步實現社區自治。所以，隨著基層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入，社區主體正在發生著多元變化，社區治理由原來的政府包攬向合作治理發展，因此，在基層社區層面政府與社會組織展開了廣泛合作。許多城市建立了社區服務中心、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主要承擔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別是針對社區治安穩定工作，再造了許多新型的社會組織。例如，許多城市社區建立調處社會矛盾的人民調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協會③、平安協會④等。這些再造的社會組織不具有工會、婦聯、共青團等單純的官辦團體性質，也不是純粹的草根社會組織，而是嵌入政府主導的治理結構中，幫助政府解決社區治理問題，政府通過資金項目支持、注冊登記支持、辦公場地支持等多種方式促使這類社會組織完成注冊。

研究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兩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會理論和法團主義理論，但不管是市民社會視角還是法團主義的視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釋現代中國所發生的國家和社會的進化史。這兩種脈絡的發展與式微正體現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呈現一種動態發展的時間進程，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在實際運作中往往呈現互動、沖突、補充、妥協、共生和合作等多種角色，國家和社會之間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界限，因此，非營利組織學者提出的國家與第三部門的合作伙伴關系理論，⑤對解釋中國基層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它代表了一種“國家在社會中”的新思路，國家賦予社會行動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增權”，并不一定削弱國家管制社會的權力。在某些情況下，運作良好的民間組織和制度可以構成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層社區治理中，政府與社會組織越來越多的進行合作，能夠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社區。

二、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基礎

社區社會組織具有一些與政府機構不同的特點和優勢是政府與這類社會組織合作的原因之一。這類社會組織以專業性、第三方性、基層性、委托性等特點彌補了政府職能讓渡出的空間，這類社會組織的誕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結果，是政府實行社會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區建設的背景下，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政府從行政性管理向“社會性治理”的實踐中主動培育社區社會組織，并與其形成合作關系，具體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⑥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充當資金提供者和監管者的角色，在具體提供服務時，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機構（社會組織），形成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務的伙伴關系。簡單說，就是一種由政府提供資金，由第三部門組織提供服務，這種模式體現了社會福利社會化，⑦社區關系在民間與國家的“互構”中被重新進行社會整合和社會再造。

一方面，政府與社會組織有效合作的基礎是政府對這類社會組織的信任以及社會組織本身具有的專業精神、服務的多樣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眾基礎和它的中介功能。社會組織在實際行動中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和在提供服務中展現的專業性和靈活性，填補了政府在提供具體服務中缺乏的空間。同時，社會組織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務，也促使政府社會管理方式的轉換。此外，社會組織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體現了社會的公益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獻精神的社會工作者，并扎根基層，有良好的群眾口碑；社會組織的“以人為本”的專業化服務理念和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無法達到的，這些都是吸引政府與之開展合作的基礎。

另一方面，許多社區社會組織也通過一系列行動策略積極向政府靠攏，尋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關系資源，積極尋求政府的信任和認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壓力集團角色。這些社區社會組織往往會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進行活動，但也利用國家權威或者政府行政網絡來實現自己的組織目標，通過與政府保持親密的關系尋求多樣的資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國家權威或者行政網絡來實現自己的組織目標以及影響政府，同時自我克制、限制組織規模，主動配合政府行動等。⑨并且這些組織在建立之初就宣稱是非黨派、非政治的，以做實事、平民化、扎根基層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對其的戒備，從而獲取政府的信任。還有一些社會組織為了獲得合法性身份，積極向政府靠攏，因為在民政部門注冊為合法的社會組織就能擁有一個合法的接受捐贈資金的銀行賬戶，而且能獲得政府委托的社區服務項目，并且還能免稅，因此，這類組織也頻繁、積極地開展與政府部門的合作。但這類社會組織與國家維持良好關系的同時也損失了組織自由和獨立性的增長，屬于一種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導的社區社會組織的運作特點

中國政體是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政體，公民社會是由國家來主導的，政府在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倡導下創造出了各種社會組織，并主動培育這些組織與政府開展合作治理的實踐。這些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發展自由度、資金等方面卻受到諸多限制，運作過程呈現“準社會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對社區精英的吸納與雇用。社區精英的特點是社會基礎廣泛，是一種社會化的精英群體，具有草根性。這些人生活在社區中，與社區群眾有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能夠充分理解和表達社區群眾的要求，獲得群眾的信任。政府對社區精英的吸納與雇傭非常符合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策略。許多社區精英退休前是國家干部，退休后從事社區服務工作，他們在退休前已經積累了廣泛的與政府打交道的社會資本，退休以后他們仍然可以憑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對現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通過吸納新生的社會精英并重建國家—社會的組織聯系將新的社會要素容納到體制內，能夠增強體制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因此，國家在增長自身的能力成為一個能促型的國家時，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區精英。國家提供社區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給予這類政府再造的社會組織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過公共身份的授予穩定其在社區的公共責任等。而這些社區精英本身就已經在社區中有較高的威望，他們的行動能夠影響和帶動一大片群眾。政府在基層治理中雇用社區“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礎。

第二，政府的宣傳動員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納的一些關鍵的社區精英的知識、能力以及與民眾的關系，深刻地影響著民眾對黨和國家的信任與依賴。這些精英人物是動員組織資源的關鍵變量和資源運作的重要因素，是對其他民眾動員的最好資源。所以，政府在對其進行大力宣傳的同時，給予了他們較高的個人榮譽感，這一方面能夠增強他們的工作熱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會動員的目的。在社會矛盾調處中，許多優秀和模范的人民調解員成為這個行業政治宣傳的代表，他們的事跡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法制在線”欄目，《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新華網”等知名媒體被做過專題報道。政府通過主動建立一些社區社會組織，并通過主流媒體的宣傳，擴大這類社會組織的社會影響，提高其知名度，極力扶持并把它們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響更多的群眾。政府再造社會組織的建立是一種政府選擇的結果，是政府根據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應的社會組織，而社會組織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屬物，它服務于黨政管理社會的需求，通過這個組織，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民眾支持的合法性資源。

第三，政府主導的“準社會化”運作機制。由國家主導的社區建設其實是國家從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會性治理方式的轉變。國家依托社會組織的民間性特點，實行對社區社會組織的改造，使其成為國家干預社會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會組織正日益被編織到國家法治的框架內，與國家的正式組織網絡深深地勾連在一起，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呈現出一種“準社會化”的狀態，其目的不是提升社會組織的自治性，而是盤活和提升國家治理資源。因此，這類政府再造社會組織對國家行政機構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區社會組織正是在社會合法性需求的狀況下產生的，它的民間性、草根性等特點，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這類社會組織呈現出一種“準社會化”的運作方式。政府這種治理方式的轉變體現在社區建設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區建設中通過國家力量把許多非政府的社會組織納入行政參與過程。政府利用社會性治理手段，委托各類法人團體進行社區建設的各類任務，如人民調解工作室、慈善機構、社工組織等，把權力下放給這些專業的法人團體，采取鼓勵發展社區民間組織的態度，推動社區治理手段的進一步完善。

四、對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合作治理的建議

在社區建設中，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基礎源自社會組織以專業性、第三方性、貧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點彌補了政府職能讓渡出的空間。政府與這類社會組織合作的原因和特點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種“行政”吸納“社會”的職能轉變，同時加強了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實質上并沒有提高這類社會組織的社會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務的實踐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往往持相當謹慎的態度，在具體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供給模式中往往選擇官辦的這一類社會組織，因為政府在這種購買服務模式下，資金的使用權就從原政府部門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門，加之對第三部門公共資金的使用監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須選擇那些讓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會組織。許多社區社會組織并非獨自成長的社會組織，而是由作為購買者的地方政府發起和倡導成立的社會組織，雖然此類社會組織名義上是獨立的法人主體，但實際上該社會組織變成了與政府行政性質類似的“次級政府”，名義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務，實際上的基本定位是隨時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務，而且對政府資金的依賴也很難發揮這類社會組織與政府的談判能力，因而在這一過程中，這類社會組織實際上變成了政府部門的延伸，國家權力在基層社區中進一步加強。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合作伙伴關系不是一方優于或依賴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賴并且是平等的，政府應放權給更多履行社會服務功能的社會組織，以實現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轉變。政府要開展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應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放寬社會組織注冊門檻。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會組織在民政部門注冊，要從制度上徹底改革以前的雙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進政府的工作效率，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對于一些運作資金獨立、籌資渠道多元化且常能獲得境外資金支持的草根組織，要加強社會監督，因為這類社會組織以尋求獨立為目標，避免政府的過多干預，力圖突破“游戲規則”由政府制定、社會組織只能被動接受的狀態，政府對這類組織應營造寬松的制度和社會環境，讓其自然增長，但同時應加強社會力量的監管。

第二，擴大合作領域。對于已經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礎的社會組織，政府可以擴大合作的領域，不單單是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領域，還可以擴大到經濟、科學和技術、文化和教育、衛生健康、危機應對和災后恢復等領域。政府出錢為民眾辦事要以社會組織和政府的契約化關系為準，政府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我出錢，你就要為我辦事”，要杜絕依賴和依附關系的產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稅制度和法律監控體系。同時，社會組織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設，完善自律機制，要做到服務的專業化、項目的科學管理和財務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專業優秀人才進入該領域，以提升服務水準。

第三，基層社區政府應提高社區管理水平，形成社區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區建設需要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居民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合作治理要發揮整體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區社會組織、公私企業、居民代表等組成社區建設推進委員會，以推動地方社區建設，促成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公私企業之間的合作，并且要鼓勵居民廣泛參與社區建設，吸納居民的意愿并積極促進多方交流。要在社區橫向層面達成合作治理，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共同治理的新途徑。其間，政府應大力培育與扶植社會組織，發揮其專業和靈活的服務功能，同時要讓民眾通過意見參與肯定自己在本社區的成員身份，從而增加其對社區的認同感。此外，只有讓老百姓有選擇服務的權利，才能促使社會組織和企業提高服務質量，推動其在競爭中發展壯大，從而構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網絡，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區建設的最高目標是實現社區自治。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證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探索的方向。社區民間組織在增強社區凝聚力，加強社區團結，提高社區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社區社會組織是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重要途徑，因此，政府要不斷促進社區服務社會化，逐步完善社區治理的組織網絡，使政府、社會組織和居民之間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達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會組織要不斷地主動追求自主性成長和釋放。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既要有妥協、又要有堅持，妥協要妥協得有智慧、有策略，堅持要堅持得有理性、有原則——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雙方良性互動的基礎上建立起雙向互動的權力關系。⑩保持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區自治能力的基礎，也是中國公民社會的生長點。

注釋

①陳偉東：《公共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區建設———以武漢市社區建設為個案》，《江漢論壇》2005年第12期。

②陸春萍：《轉型期人民調解機制社會化運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71頁。

③郁建興、金蕾：《社區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協同作用——以杭州市為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4期。

④張小勁、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會組織的生成與意義——以H市平安協會為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⑤[美]萊斯特·M.薩拉蒙著，田凱譯，《公共服務中的伙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1頁。

⑥王浦劬、萊斯特·M.薩拉蒙：《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⑦張秀蘭、徐月賓：《我國社會福利社會化的目標及途徑探討》，《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⑧張緊跟、莊文嘉：《非正式政治：一個草根NGO的行動策略———以廣州業主委員會聯誼會籌備委員會為例》，《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2期。

第7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日前，省政府辦公廳發出關于《四川省“十二五”社會管理創新發展規劃》的通知，標志著我省關于社會管理創新的“十二五”專項規劃正式出臺。這不但是我省首次，在全國也很少見。《規劃》出臺的背景究竟是什么？當下，社會管理創新究竟怎么“創”，怎么“新”？在這場變革中，我省基層社會管理層面將面臨哪些挑戰？本刊就此專訪了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陳光。

社會建設的相對滯后，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瓶頸

記者：請問，當前，為什么如此強調社會管理創新？我們的社會管理究竟存在什么問題？

陳光：四川和全國一樣，其經濟社會發展處于工業化和現代化中期，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發展帶來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市場經濟驅動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城鎮化帶來人口的大量流動，改革開放生發人們動機和行為的多元取向；同時，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建設卻相對滯后，傳統社會管理格局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于是出現一系列影響社會持續發展的現實問題，這些在今天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瓶頸。所以，最近幾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如此強調社會管理創新，有規劃，有組織，有部署，有試點等。而社會管理創新，就是針對新問題和新挑戰，在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和管理方法有所改變的過程。

我國社會秩序建設滯后于經濟秩序建設，現在面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尚未形成；二是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包括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尚不健全；三是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還不到位；四是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還不完善；五是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社會治安、應急管理等公共安全體系尚需加強；六是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還沒有大的突破；七是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還有待提升等。

創新社會管理最根本的著力點是解決好民生問題

記者：您認為社會管理創新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陳光：社會管理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社會管理創新，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民生問題。“社會問題”是需要加強管理的起因，但不是社會管理的目的。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最根本的著力點是解決好民生問題。如果說在30年前，主要的民生問題是人民群眾的衣食飽暖問題，那么在今天，最主要的民生問題是政府為主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不足量和不公平的問題。因此，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解決好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突出的民生問題；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相統一；要進一步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只有堅持共同富裕，共享發展成果的奮斗目標，才能維護社會的持續穩定，實現社會的整體和諧，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管理的目的。

記者：在當前復雜的社會背景下，社會管理創新給我們四川帶來了怎樣的考驗？比如機制的創新、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

陳光：社會管理創新是四川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社會管理創新給我們四川的發展帶來的挑戰，一是我省經濟總量已經突破2萬億，社會結構出現新的變化；二是城鎮化與天府新區建設帶來大量人口遷移和聚集，公共服務任務艱巨；三是我省多民族地區較集中，發展與穩定問題突出。我們需要做出如下應對：一是在管理機制上有所創新，建立健全社會管理創新長效機制，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重點加強對流動人口、特殊人群、“兩新”組織的服務管理，加強對重點領域、重點地區和特殊行業場所的綜合治理。二是強化基層組織建設，推進社會管理重心向基層組織轉移，完善覆蓋城鄉的社區管理和服務體系，增強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健全社區居民自治制度，推進社區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三是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并重，推動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發揮其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引導非政府組織健康有序發展，提高非政府組織服務社會的水平。四是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研究探討社會管理立法工作；五是深入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高度重視藏區維穩工作，確保大局穩定；六是做好網絡輿情的管理工作。

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更加重視社會建設

記者：這場變革的最終執行者是基層官員，那么，它對我們地方官員提出了哪些挑戰？他們應該從哪些方面提高素質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

陳光：社會管理創新是社會發展領域中的變革，我們的地方官員必須適應這一挑戰。一在觀念上，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更加重視社會建設，要改變社會管理就是“維穩”的觀念，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創造有利條件；二在組織上，要形成強有力的與社會互動的管理體制；三在技能上，要像改革開放初期學習經濟建設、八九十年代學習市場經濟一樣，學習社會管理的技能和操作辦法，懂得社會動員、政策宣導、群體對話、危機應對、信息處理、政務公關等技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管理創新的要求。

記者：我們一直講創新，創新是不是繼承傳統的繼續創新？傳統的管理體系當中哪些價值還是值得堅持的？

陳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從我國我省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正確處理發揮傳統優勢與創新發展的關系，絕不是全盤否定過去，另搞一套。傳統管理體系中的強有力的黨委領導和職責清晰的政府主體是必須堅持的。同時，要通過完善、改善黨委領導來加強黨的領導，通過發揮社會力量作用和公眾參與來體現政府的主體作用。

記者：我省曾經因“大調解”等工作走在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的前列，請問陳院長，我省在社會管理創新領域內，有哪些方面值得總結的經驗？在哪些方面還需要突破和加強？

陳光：近幾年我省在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民族地區教育十年計劃、“兩基”工作、地方病治療、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藏區穩定、“大調解”等工作中取得經驗，有的工作走在全國前列。未來我省社會管理創新需要加強的方向，一是管理主體向社會和公眾過渡，真正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二是管理工作重心下移，面向重點領域、重點地區、特殊行業和特殊群體，加強管理、服務與引導；三是在體制機制上有新的突破，繼續試點社會組織管理，完成社會管理相關立法工作；四是找準新的工作載體。除了繼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工作外，天府新區建設也應該成為社會建設新區。在創新社會服務管理理念、政策體系、體制機制和手段方法方面，要努力建立健全社會服務管理，形成具有時代特征、西部特點、新區特色的社會服務管理新體系。

第8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當前，我國正處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利益格局、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社會管理面臨諸多新問題。基層社會管理如何加強？如何走出新的路子？如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體系建設，如何創新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進而達到維護社會平安、促進社會和諧，帶著這些問題，近期，我們對萍鄉市安源區社會管理服務工作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深入調研，認真查找和分析存在的問題，并就做好今后的社會管理服務工作做了有益的探索。

主要工作情況

強化組織領導，宣傳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安源區委政法委高度重視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制發了文件，明確了工作任務和工作目標，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工作格局，為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強化宣傳引導，充分利用各類媒體進行廣泛宣傳，宣傳法制及政法綜治社會管理工作。中央、省、市主流媒體刊載宣傳文章、圖片、音像資料200余篇；組織了50場政法綜治“走基層、創平安”文藝團隊在鄉村社區巡回演出，觀眾達萬人；發送短信20萬條；走百村，入千戶，深入村民家中關心幫扶。通過開展宣傳教育等系列活動，公民法制意識、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質進一步提升，廣大群眾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的知曉度不斷提高，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得到有效激發，形成了“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良好社會氛圍。

強化關懷服務，特殊群體得到有效管理。打造出租房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模式，建立“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管人”制度。深化“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根據屬地管理、地理布局、現狀管理等原則，注重整合機關干部、基層黨員、村（社區）兩委班子等工作力量和資源，因地制宜配置每個格內服務團隊。建立特殊人群常態化管控機制，扎實開展打擊專項行動，積極推進社區戒毒康復工作，進一步加強了對社區矯正等重點人群的管理、幫教和服務。深化“留守學生”關愛行動，加強未成年青少年管理和教育，“陽光學校”正積極籌建中，促進了青少年健康成長。

強化綜合治理，社會大局保持和諧穩定。加大資金投入，推進“天網”工程建設，實現了重要路口、主要街道、重點部位的監控全覆蓋；開展為期四個月的“安源暴雨”行動，進一步加強派出所巡防隊伍建設，配齊人員，城區見警率大幅提高；廣泛開展農村群防群治活動，農村治安防范能力進一步增強。強化治安突出問題整治，加大了對重點地區和治安亂點的整治力度，積極開展打擊街面兩搶、入室盜劫、打擊非法傳銷、打擊黃賭毒等專項整治行動，全區治安形勢不斷好轉，群眾安全感不斷增強。三季度人民群眾公眾安全感測評安源區在全省排33位，創歷史最好成績。

強化關鍵突破，重點難點工作有序推進。全面實施社會平安風險評估，建立健全群眾利益訴求表達、維權、協調溝通和權益保障等機制，構建完善“大調解”工作體系，整合調解工作力量，延伸調解網絡，全區各類矛盾糾紛得到了及時有效化解，總量及進京、到省到市上訪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實現了形勢>！

存在問題

群眾的利益訴求格局日趨多元。利益結構的深刻調整造成社會矛盾糾紛多樣化，大量利益訴求以矛盾糾紛形式凸顯出來，涉及領域不斷擴大，矛盾主體多元化，主要為土地征用、拆遷安置、社會保障、涉法涉訴等方面，各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日益復雜，化解社會矛盾，預防、處置的難度加大。特別是隨著網絡的興起，群眾越來越注重利用網絡來表達利益訴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確的引導和有效的制度規范，網絡信息真假難辨，網絡惡炒、惡意中傷、散布虛假消息等現象逐步增多，嚴重影響著網絡輿情的正確導向。

傳統社會管理模式日趨滯后。一是思想認識有待進一步提高，一些部門和鄉鎮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管理的現象仍然存在。二是缺乏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有效途徑。對傳統社會管理資源和手段利用不足，硬管理有余，軟管理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溝通協調，公民主動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不強。三是基層政法保障力度不夠。基層警力有限，基層政法綜治工作人員兼職現象突出且變動頻繁，難以保證專職專用，與新形勢新任務不相適應。

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化程度亟待提高。公共服務供給不僅總量有限，而且在城鄉之間、群體之間的差距依然極大。一方面，群眾對基礎教育、就業培訓及信息服務、公共衛生服務、社會保障相關服務等的需求還無法得到充分滿足。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居民居住相對分散，導致農村居民獲得公共服務的成本隨之提高。另外，由農民工引發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等問題也開始凸現出來，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建議對策

以保障改善民生為根本，夯實社會管理基礎。改善民生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

基礎。一是建立健全民生保障機制。努力健全社會安全網，推進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機制建設，切實做好就業再就業工作，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不斷提高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二是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努力創造平等競爭的社會環境，確保各利益主體在分配上機會平等。三是建立健全收入平衡機制。加大政府公共服務投入，大力發展社會事業，改革公共服務方式，優化公共資源配置，注重向社區、向農村傾斜，建立符合區情、統籌城鄉、持續發展的基本公共服務機制，有效縮小城鄉差距。

以加強社區建設為重點，構建社會管理平臺。一是大力加強社區建設。將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把能下放的職權下放到街道和社區，使其有權管事、有人做事、有錢辦事。二是大力推進農村村級組織建設。依法加強對民主直選村委會干部選舉的監督和領導，設定嚴格的干部候選人標準，嚴防一些地方宗族勢力、黑惡勢力插手選舉，確保黨對農村基層組織的領導，有效維護農村社會長治久安。三是加大村（居）、社區資金和政策保障力度。著力解決村（居）、社區一級組織開展正常活動所需經費、場所的保障問題，有效提高村（居）干部工資待遇，進一步完善村（居）干部的養老保險制度，解決其后顧之憂。

以矛盾糾紛化解為突破，解決社會管理突出問題。緊緊圍繞排查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管理各類矛盾，有力促進社會和諧平安。一是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源頭治理機制。二是建立健全“大調解”工作機制。三是建立健全社會矛盾多元化調處機制。四是探索建立突出矛盾糾紛長效化解機制。

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關鍵，提高社會管理能力。加快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有效完善基礎性、關鍵性社會管理制度，做到有用的硬辦法要用好、軟辦法要有效、老辦法不能丟、新辦法要跟上。一是創新社會組織管理服務。二是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務。三是創新虛擬社會綜合管理機制。同時，建立網上、網下一體化聯動管控機制，提高發現處置、偵查打擊、防范控制的能力，嚴防形成由網上向網下傳導的社會破壞力量。

第9篇：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范文

[關鍵詞]單位制；社區制；東北老工業基地；社會管理

[中圖分類號]D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2）45-0022-02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重在“轉型”，如何能將有限的資源開發轉化為長效的經濟發展已經是這些工業城市都在積極探索的課題。此外，除了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社會管理模式也要轉型。因此，作為國家治理模式的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包括社會管理制度的轉型，社區的建設、發展以及如何從“單位辦社會”到“社區辦社會”的轉變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如何成功轉型，就必然要考慮整個城市發展體制的轉型以及廣泛存在于東北老工業基地各大城市中的社會管理制度“單位制”對社區建設的影響。

1“單位制”產生的背景和特點

單位制是一個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組織形態。作為一個基層的組織，社會成員在社區中總是隸屬于一定的單位，如在學校時屬于學校這個單位，工作以后屬于工作單位，退休以后也屬于原單位負責。在中國的單位里，人們組成了一個熟悉的小“社會”，人們彼此互相了解，相互影響和依賴。個人與單位的緊密聯系還體現在個人的一切福利都依賴于單位，這是由于資源主要由單位壟斷進行分配的機制。一方面，從制度上不允許人們割斷與單位社會的聯系，因為離開了單位，人們就會失去社會身份和地位，國家和政府也會失去像以往那樣對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從個人本身來說，失去與單位社會的聯系，在目前的這種社會環境中，也是一件不現實的事情，個人不僅會失去自身存在的社會基礎，還會引起對前途的迷茫和失落。這也構成了單位作為制度存在的前提條件。

在孫立平看來，中國總體性社會的形成，是通過單位制這個組織中介而實現的。首先，單位組織系統的嚴密使得國家可以動員和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達到經濟建設的目標。其次，單位組織還通過“國家—單位—個人”這種結構實現有效的信息傳遞，國家可以控制整個社會秩序，這在對民眾之間溝通需求不足和個人自主意識不強的計劃經濟時期是十分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此外，由單位制促成的總體性社會，克服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總體性危機。人們通過單位找到了個人的歸屬感。國家對單位的支配和領導，繼而單位再對單位成員支配和領導，這樣的局面就造成了企業單位辦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國家和政府對其社會成員，按照國家所倡導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取向進行整合和控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會成員，而僅僅只需要通過控制其隸屬的單位就能實現自己的行為目標。換言之，國家和政府的社會控制主要是通過單位來實現的，而單位在單位成員中貫徹國家整合和控制的意志則主要是基于單位成員對單位的全面依賴性，通過單位辦社會、單位自身功能多元化的過程來實現的。

單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了我們國家與政府進行社會動員以及進行整合全社會資源的一種重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制度與統治手段。但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以及體制改革意識和需求的增強，單位制的局限性也逐漸開始顯現。

2“單位制”及“單位制社區”的局限性

單位制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管理制度，它的出現是當時中國在內外危機困境下的最優選擇。單位制的實行適應和配合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實施，更有效地將基層社會原子化的個人有效地組織起來進行社會生產，很好地應對了社會危機。與這一社會管理制度相對應的，在社會空間的建設層面，依據空間維度進行單位組織的劃分，就得到了“單位制社區”，即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城市的基本功能單元和管理單元。

盡管在過去一定時間內“單位制”為強化國家管理、鞏固社會組織的基礎、整合社會資源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計劃經濟下的“單位制”呈現出了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符的一些滯后性。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區制作為一種替代單位制的社會管理體制興起。單位制的弊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單位制”易形成一種制度性的依賴。單位體制下，人們的全部生活都與其所在單位緊密相關，對于個人而言，單位不僅具有特定的經濟、社會、政治功能，它還在社會中觀層面發揮著國家代言人和代表的功能，正是基于單位這一獨特的社會組織形式，“國家—單位—個人”這一縱向的社會聯結與控制體系得以形成。因此，長久以來，一直都是企業在“辦社會”，在一些特殊的工業城市，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不是垂直的領導關系，而是相互協調的平行關系。在政府相對“弱化”的背景下，企業的經濟效益也很難保證其在社區建設上有過多的投入，社區建設也存在資金不足、單位支持力度不足等問題，導致了社區建設的推動力不足。

其次，在政治上易導致一個“政治型社會”出現。這種社會體制下，國家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行全面壟斷，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中心高度重疊，使得全部的社會生活呈現出政治化、行政化趨向。單位社會在政治上則表現為“全能主義”，即“政治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地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指導思想。全能主義政治指的是以這個指導思想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國家通過單位對個人進行社會管理和社會控制，反過來個人又在精神和物質上過分依賴和服從單位以及國家的控制。單向度的組織形式使得社會的聯結和控制缺乏彈性，一旦單位的組織基礎有任何變遷，這一社會管理體制就會出現極大的問題。從社會關系角度看，所謂“單位辦社會”實際上是以“單位”覆蓋了“社會”，用“單位空間”代替了“公共空間”。在大部分東北老工業基地，社會公共事務都是由企業一手承包，單位將幾乎所有的人都吸納進單位體系的內部，其社會活動、人際交往等都直接與單位發生關系，在一些老工業城市，甚至還有對子女和家屬的優待政策，連整個家庭都與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居民委員會控制的職權范圍內，往往也依托于單位制社區的巨大影響。因此，無論是職工，還是其家屬，都對企業產生一種強烈的依附，這種“依附”所帶來的對企業的內部認同也是非常強烈的。這種對單位的認同，實際上替代了對社區的認同。因此，社會公共空間形成和建設之路就更加漫長了。

再次，經濟上，單位制下的社會又是一種低效、僵化的社會，企業難以調動生產效率，進而影響企業資源在社區建設上的有效轉移。效率難以提高自然也使得企業自身負擔較重，因此，雖然企業有支援地方政府建設的傳統，也因受到多種因素限制而難以使社區得到較好的發展。首先，在社區建設的硬件設施方面，企業很難在辦公設施方面慷慨解囊。目前在大多數地區，經濟因素都是社區建設的首要問題，因為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控制了幾乎全部的社會資源。這就使得企業以外的社區經濟基礎格外脆弱。其次，在社區建設的人力資源方面，在典型單位制的條件下，居委會幾乎完全居于“剩余體制”之下，很難在企業影響力的巨大陰影下發展壯大。而一個單位人到居委會任職簡直是一種不可想象的事情。近年來，東北一些老工業基地雖然成立了社區，但由于社區管理人員的待遇過低，以黑龍江省大慶市為例，社區管理人員月收入僅在2000元左右，與大慶石油管理局企業基本員工的工資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這樣也很難吸納高學歷人員來社區任職。因此，只要企業的經濟效益還可以維持，企業的人力資源便不可能分化出來，納入社區。

3社區制——新型的社會管理和城市整合模式

計劃經濟下單位制的發展有它的合理性，“單位制”也的確為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也必須承認，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單位制的衰退也是一種歷史趨勢。社區制逐漸成為現代城市管理模式的必然。單位制的有效運行是以計劃經濟的存在為基礎，但在市場經濟越來越發達的今天，市場化改革改善了國家的治理績效，同時也動搖了計劃經濟的地位，極大地影響了“單元化隔離”的治理模式，其社會整合功能大大衰弱。一方面，國家開始必須面對社會結構的變化，政府在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之下必然也使得國家治理社會的難度增大；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權力逐漸從單位制社會中滲透出來，國家權力逐漸收縮。隨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和利益的分化，作為政府控制和整合城市社會資源的單位組織已經危機重重，一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社區制必然要承擔城市基層社會整合和重構的重任。

通過對現有社區建設情況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東北老工業城市推行社區制還需要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理論探討和實踐都需要進一步地摸索。首先，國有企業“辦社會”的職能應該有所削弱，積極推進社區的建設，將單位的一部分基本職能分化出來，以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促進“社會空間”的重組和再建，為居民的社會活動提供基本平臺，在轉型期使社區制的組織基礎得以重構。其次，政府的力量應該在社區建設過程中占據主導。東北老工業基地“典型單位制”背景下社區建設的特殊性在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以企業為主體的單位因素一直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因此單位之外的力量相對弱小。因此，目前我們尚不能過高地期望民間自治力量在社區建設進程中表現出相當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而以政府為代表的行政力量仍將發揮主導作用。再次，從整個城市社會的長遠發展來看，社區制的發展有助于解決城市的一些現實問題。在社會轉型期，由于國有企業改制等原因，在一些東北老工業城市產生了一部分與企業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的人員，這部分人因不同的原因與企業一次性地有償解除了勞動合同，多數人們選擇在家過著“退休”式的生活，自主創業的成功者寥寥無幾，他們普遍有著經濟收入低、就業矛盾較為突出等問題，離開了工作生活了一輩子的單位，心理上的不適應和與企業正式職工經濟收入上的差距使他們成為了社會的弱勢群體，極易釀成社會的。近年來這些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頻繁發生的也多數因這部分人員而起。因此，社區的發展可以充分地接收脫離單位的這部分弱勢群體，替單位承接一部分基本職能，使這部分人員得到良好的安撫；如果能夠充分地發揮社區的優勢，充分發揮這部分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有償解除勞動合同人員的再就業，也可以緩解就業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4結 論

在社會轉型期，城市基層社會中從單位制的隱退，到社區制的興起，本質上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再調整與治理結構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即在空間關系上，從直接統治向“有距離的治理”轉變；在運作機制上，從組織擴散與組織覆蓋向“交織—滲透”模式轉變；在治理資源上，由資源掌控向資源動員轉變。國家在塑造城市社會的同時，城市社會也在塑造和影響國家的機制和組織體系，使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得到重構。

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的社區建設與國內其他大中型城市的社區建設既有相同點，又因其特殊的歷史因素而不同于其他城市。這種不同既體現在體制性的依賴，也有社區建設的動力不足以及政府與企業的特殊關系等原因。社區建設作為一種政府與社會之間合作空間和建設方式上的博弈，是城市社會管理的必然趨勢，它“既是城市發展的繼續，也是市民現代化的繼續”。因此，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城市社區建設首先需要肯定其重要意義，還需要突破單位制的持久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空間的重組和轉換，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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