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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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溶解時的吸熱或放熱現象”的實驗改進
第九單元“課題1溶液的形成”一節中“溶解時的吸熱或放熱現象”的探究實驗。教材中的實驗用品中提供的有溫度計，顯然是利用溫度計分別測量氯化鈉、硝酸鉀和氫氧化鈉溶解于水的前后溫度的變化來驗證氯化鈉溶解于水時溶液的溫度不變、硝酸銨溶解于水時溶液的溫度降低、氫氧化鈉溶解于水時溶液的溫度升高的現象獲得結論：“有的溶質溶解時，擴散過程吸收的熱量小于水合過程放出的熱量，表現為溶液的溫度升高；反之則溶液的溫度降低”的結論。
一、該探究實驗存在的不足之處有：
1、趣味性不強，學生沒有探究的愿望。
2、用溫度計測量溶液的溫度現象不明顯、不客觀。
二、對實驗進行的改進
1、取4支50ml的小燒杯，分別加入20ml的水，放在墊有石棉網的三角架上加熱至水沸騰（為了縮短實驗時間，可加入熱水）。
2、把4支燒杯每兩支分為一組。
3、向第一組的燒杯中分別加入等質量的氯化鈉和硝酸銨的固體觀察現象。
4、把第二組中的酒精燈移走初中物理論文，分別立即加入等質量的氯化鈉和氫氧化鈉的固體觀察現象（如下圖所示）。
三、實驗中觀察到的現象和原理
第一組實驗，向沸騰的水中分別加入氯化鈉和硝酸銨時，加入硝酸銨的燒杯中的水不再沸騰，而加入氯化鈉固體的燒杯中繼續沸騰。原理是硝酸銨溶解于水時銨根離子和硝酸根離子向水中擴散的過程中吸收的熱量大于這兩種離子與水分子作用生成水合離子時放出的熱量，溶液的溫度降低；氯化鈉中的鈉離子與氯離子向水中擴散過程中吸收的熱量與形成水合離子時放出的熱量相等，溶液的溫度基本不變。
第二組實驗，加入氫氧化鈉固體的燒杯中的水又沸騰了，而加入氯化鈉的燒杯中沒有明顯的現象發生。原理是氫氧化鈉溶解于水時，鈉離子和氫氧根離子擴散時吸收的熱量小于它們與水分子水合時放出的熱量，溶液的溫度升高。
四、改進后的優點：
1、改進后的實驗增強了實驗的趣味性、直觀性和客觀性。
2、實驗現象更加明顯，可視性強。
第2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 勞動力流動 區域差異
引言
改革開放打破了我國長期以來傳統僵化的人口遷移和流動模式，開啟了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歷史。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勞動力流動迅猛發展，流動形式豐富多樣，不再簡單地表現為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和跨地區轉移這些原始的流動方式，而展現出多層次、多角度同時流動的生動圖景，勞動力要素流動也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征。
勞動力流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歷來相關研究甚多，其中一個主要方向是研究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這些研究多是從遷入地與遷出地的要素差異著手，比如工資差距、就業狀況差異、工作條件居住條件等。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的地位越來越突出，金融發展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導力量，具有強大的作用力、滲透力和推動力，近年我國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國內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和金融部門的持續擴張。金融中介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占據著核心地位，而勞動力流動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和內容，因此，金融發展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在自然稟賦明顯差異化，且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不平衡的條件下，各地區金融發展狀況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否也影響著勞動力流動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過何種機制產生影響的呢？本文以開放的視角，運用省際數據，從理論和實證層面深入研究了金融發展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并進一步提出相關建議，把金融因素納入勞動力流動研究中，對我國完善勞動力市場、實現區域間的平衡、協調發展有著參考意義。
本文試圖在回顧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開放背景下金融發展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進行分析。在對區域金融發展水平進行分析時，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廣域政策覆蓋區的劃分方法，將我國劃分為：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0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個省；西部地區，包括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和內蒙古10個省、市、自治區；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和遼寧3?。ㄓ捎跀祿豢傻眯?，其中不包括、重慶）。通過對東、中、西、東北四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分析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特點。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區的歷史數據，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運用相關的指標，對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及區域勞動力流動的特征進行了概括。
文獻綜述
自銀行出現以來，人們就在思考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梢哉f金融發展理論是伴隨著發展經濟學的產生而產生的，但由于金融在當時的附屬地位，經濟學家們并沒有對其進行單獨的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金融業作為經濟中一個獨立的部門發展起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事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別發表的兩篇論文《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通過建立一種由初級向高級、從簡單向復雜逐漸演進的金融發展模型，證明了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斷提高，金融的作用會越來越強的結論，揭開了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序幕。
金融發展理論形成的基礎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論。他在《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9）中將金融發展定義為金融結構的變化，而金融結構則是指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相對規模以及其與實體經濟基礎的關系。戈德史密斯認為，一國的金融結構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金融結構也會相應發展變化，這種變化就表現為金融發展。他結合了國際比較和歷史比較，通過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標體系來衡量一個國家金融結構以及金融發展水平。在實證方面，通過對35個國家約100年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他得到了一個基本結論：金融相關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正相關。這為此后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參考以及分析基礎。
1973年，羅納德?麥金農和E?S?肖兩本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別出版，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真正產生。他們提出的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論全面地討論證明了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被公認是發展經濟學及貨幣金融理論界的重要突破。他們主要的理論觀點是，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一般情況下政府實行嚴格的利率管制，加上發展中國家常出現通貨膨脹，促使實際利率為負。負的實際利率一方面打擊了人們的儲蓄積極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貸人的需求，二者均損害了金融機構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為了讓利率真實反映供求，恢復金融機構的配置能力，政府應該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時，肖認為，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關系，良好的金融體制能將儲蓄有效地引導到生產上去促進經濟，同時繁榮的經濟也能通過提高個體收入刺激對金融產品的需求，從而形成二者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20世紀90年代初，King和Levine開創性的工作為現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定了基礎。他們放棄了原有金融理論把發展中國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方法，試圖建立一種把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均能包括進來的一般理論。他們從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的影響。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礎上設計了四個指標測度金融中介質量（Depth指標，Bank指標，Private指標，Privy指標）以此表示金融發展水平，這是在金融功能計量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他們發現，金融中介規模以及功能的發展不僅能夠促進經濟中的資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和長期經濟增長。
地區金融發展差異狀況的統計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具有明顯的地區發展特點，金融系統作為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區域的金融發展也帶有突出的差異及不平衡性。特別是1997年后，國有銀行開始逐步定位于經濟發達地區，大量金融機構、金融活動向大城市聚集；而欠發達的地區則發展遲緩，金融形式相對落后，金融活動數量和規模明顯偏低（巴曙松，1998）。
（一）區域金融發展指標
鑒于中國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結構特征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發展相關的三個指標對區域金融發展水平進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規模指標，本文選用金融機構存貸款額占同期國內總存貸款額比重（SHCR）來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標，包括信貸轉換率（SLR）、私人企業獲得的信用與GDP的比重（PRIVY）兩項指標。其中，信貸轉換率=貸款總額/存款總額，金融功能論認為，金融中介體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進儲蓄逐步向投資的轉換，使得剩余資金得以利用，實現全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SLR指標能夠有效檢驗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發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國直接融資占比較小，企業主要把向金融機構的借款作為獲取資金的主要來源，一些學者采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GDP比重來衡量我國各省市金融發展水平。但在我國相當部分貸款被政府干預借貸給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這一指標具有缺陷。私人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資本邊際產出更高，因此如果將資本更多地配置給私人企業，則可以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業獲得的信用占GDP比重這一指標能夠更好地反映金融機構商業化運作的程度和整體資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機構對私人企業的貸款數據無法獲得，在對PRIVY指標進行計算時，本文借鑒了李敬（2007）的研究結論，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標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GDP比重，SOE表示國有企業產出占總產出的份額，基本邏輯是從貸款總額中分離出國有企業貸款。
（二）地區金融發展差異
按照“十一五”四大廣域政策覆蓋區的劃分方法，本文將我國劃分為：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0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個?。晃鞑康貐^，包括廣西、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內蒙古10個省、市、自治區；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和遼寧3?。ㄓ捎跀祿豢傻眯裕渲胁话?、重慶）。
金融機構存貸款額占同期國內總存貸款額比重（SHCR）。圖1表示幾個主要地區金融機構存貸款額占國內總額比重，東部地區所占比重明顯高于其他三個地區，約占全國存貸款總額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趨勢。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基本持平，東北地區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區包含的省市數量不同，直接影響存貸款總額，因此通過省市數量對各地區金融機構存貸款額進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個地區的存貸款平均值均呈上漲趨勢，東部地區遠高于中部地區，且中部地區又高于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區。
通過對金融機構存貸款額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機構規模上，東部地區遠高于其他地區，地區差異比較明顯。
信貸轉換率（SLR）。從圖2可以看到，2000年前東部地區信貸轉換率高于其他地區，其次為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區域間差距比較明顯。2000年后，區域間差距逐漸縮小，這有可能與地區經濟狀況及政策相關，20世紀90年代國家對東部地區大力扶持，貸款增加使信貸轉換率變高；而之后，國家加大對中西部開發的力度，使得其貸款增加，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較低，因此增大了信貸轉換率。
私人企業獲得的信用與GDP的比重（PRIV）。圖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標，從圖3中可以看出，各地區差異是比較明顯的。同上面兩個指標一樣，東部地區高于西部地區；不同的是，東北地區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區高于中部地區。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雖然PRIV指標是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GDP的基礎上進行改進的，能夠更真實反應金融中介效率情況，但是由于是與GDP做比，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對這一指標產生了影響，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經濟水平及GDP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標。
通過本文運用三個金融發展指標從金融中介規模、金融中介效率兩個角度對不同地區的衡量，可以看出，區域間金融發展水平差異比較明顯，基本上呈現出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產生并影響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差異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資金供需狀況、政府的行為以及法律和社會信任狀況等，每種因素對其影響的程度是不確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對區域的各方面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我國勞動力的流動概況
（一）勞動力流動規模持續擴大
從表2、圖4中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力流動呈持續擴大趨勢，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3053.3萬提高到2009年的2.11億人，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起出現了明顯的增長趨勢。我國省際流動人口從1990-1995年的2076.9萬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萬，整體規模擴大了一倍。
（二）跨區域勞動力流動的特點
表3顯示，在跨省勞動力流動中，由中部地區省份向東部地區遷移的比重從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遷移的比重從58.29%上升到85.5%，同時，東部地區省份內部流動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東部地區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中部地區：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區：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內蒙古、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與金融發展部分劃分有所不同，但不影響整體趨勢分析）。
圖5更直觀地表現了省際間的勞動力流動。箭頭所指為勞動力流動方向，箭頭的寬窄大約代表相應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勞動力流動的方向主要是由內陸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來越寬的箭頭也顯示著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在逐年遞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國省際勞動力流動所表現出的特征：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省份向東部地區省份流動，且流入東部地區的人口占各地遷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趨勢。
計量方程的設定與結果
為驗證金融發展因素對省際勞動力流動產生了何種作用，本文設立基本的估計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從i地遷移到j地的勞動力人數/從i地遷移到i地的勞動力人數； ln（RWj/RWi）表示遷入地j地的實際工資與遷出地i實際工資的比值。這一變量表示的是預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除以CPI指數得到各地的實際工資水平；ln（Disij）表示兩地之間的距離。由于數據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會之間的鐵路里程來表示兩省之間的距離。ln（Unemj/Unemi）表示遷入地j失業率與遷出地i的失業率之比。這一變量用來表示兩地的就業情況差異；ln（Openj/Openi）表示遷入地與遷出地經濟開放程度的比值，這個指標主要用來衡量兩個地區間對外經濟狀況的差異。由于本來歸納的金融發展對勞動力流動影響作用機制中包括貿易效應，因此本文采用貿易依存度指標來對地區經濟開放度進行度量，即開放程度=進出口總額/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遷入地金融發展水平和遷出地發展水平之比。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區金融發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規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個指標作為金融發展差異的變量：金融機構存貸款額占總存貸款額比重（SHCR）：金融機構存貸款額/同期全國總存貸款額ln（SHCRj/SHCRi）；信貸轉換率（SLR）：貸款總額/存款總額ln（SLRj/SLRi）；私人企業獲得的信用與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勞動力流動數據來自全國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各省間距離數據來自于《全國鐵路主要站間貨運里程表》；金融發展數據來自于《中國金融年鑒》；其他宏觀數據來自中經網《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以及《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其中對于PRIV指標的計算，本文借鑒了李敬（2007）的研究結論。由于勞動力流動數據來源于每五年進行一次的抽樣調查，因此本文進行實證研究的數據分為三個時間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時本文對每個時間段的實際工資、失業率、開放度等指標進行了平均，進行檢驗的數據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數據涵蓋了全國31個省份，但由于金融發展數據有缺失忽略不計，且重慶1997年才從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個省，得到的結果如表4所示。
金融發展對我國勞動力區域間流動的促進作用是在地區社會經濟具有顯著差異基礎上發生的，只要這種差異狀況不改變，國內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將會持續。對于經濟發展、金融發展水平較高且遷入人口較多的東部地區，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并制定出相應的對策，來解決大量勞動力流入所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于遷出人口較多的中西部內陸地區，為了解決勞動力資源嚴重外流的問題，不僅要做到通過各種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撐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更要提高金融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從根本上扭轉勞動力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的趨勢，縮小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
同時，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要充分重視金融發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包括其對勞動力流動的促進作用，縮小地區金融差異，構建動態的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機制。第一，要逐漸調整我國的金融發展戰略，在推進東部發達地區金融經濟發展的同時，有必要重視落后地區的金融經濟發展，要給予中西部地區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紀90年代，國家政策傾向于東部地區，使中西部地區金融約束嚴重，造成區域間金融發展水平差距懸殊，影響著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中西部地區應受到政策層面的足夠重視。第二，要促進區域金融合作，加強各地區之間金融發展的政策協調，建立機制令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進行反哺。第三，在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應該充分考慮到各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實施具有區域針對性的有差別的貨幣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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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能力，指標體系，主成分分析
金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目前，各地區也都將提高金融能力視為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出我國的金融體系還很脆弱，一些城市和地區的金融業發展水平較低。本文旨在通過建立金融能力評估指標體系來衡量一個城市的金融能力，為提高金融能力提供新的方向。
一、 建立城市金融能力評估指標體系的必要性
所謂金融，就是指資金融通。因此，一個城市或國家的金融能力主要是指該地區的資金融通能力。金融能力的決定因素有很多，諸如區位因素、人力因素、市場因素、知識因素及科技因素等。建立完整的金融能力評估指標體系對于金融業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為城市金融業的發展提供方向，明確目標和定位。金融業屬于高風險行業，其發展必須結合自身條件，確定合理的目標，對自身進行的明確的定位；
2.比較不同城市間的差距主成分分析，優化資源配置。在建設金融業的過程中，應與周邊城市進行比較，取長補短，以免造成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
3.對金融業發展具有檢驗作用，及時糾錯。金融業的發展具有不可測性，因此，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的進行檢驗糾錯，防止危機的出現；
4.為金融監管提供策略，防止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國際金融海嘯過后，金融監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根據評估體系得出的結論，可以有針對性對薄弱環節加強監管，從而達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通過金融能力指標體系能夠將無形的城市金融能力進行有形化處理，清晰地知道金融能力發展的優勢及不足，有利于金融業的持續發展。
二、 金融能力評估指標體系的設立
（一）評估指標體系設立的原則
為了對城市綜合金融能力做出全面、客觀的評估，并且使得到的結果具有參考價值，本文認為在構建城市金融能力體系時應遵循以下三個基本原則：
1.科學性原則。指標體系的建立必須是在科學的基礎上，能客觀地反映金融能力論文格式模板。從指標的選取、劃分都依據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對于數據的收集和處理都是真實及有效的，以保證評估結果的真實性及可信度。
2.系統性原則。整個指標體系由金融規模、金融結構、金融質量及金融可持續發展能力作為子系統，每個子系統下又有相應的指標構成，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3.全面性原則。金融業本身是一個高端的、復雜的產業，其發展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同時，金融業所覆蓋的領域較廣，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行業。因此，指標設計應從整個金融業大系統出發，保證所選指標全面地包含諸多因素所反映的信息。
除上述三大基本原則外主成分分析，在數據篩選和處理上，也會考慮其可操作性及完整性，使得整個評估指標體系更有實際操作意義。
（二）各項指標設立依據及內涵
根據上述建立指標體系的原則，本文采取以金融規模、金融結構、金融質量及金融可持續發展力四個方面來綜合評價金融能力（表1）。
目標層
中介層
指標層
綜合金融能力指數
金融規模
金融相關率（FIR）、金融從業人員數量、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
金融結構
金融機構存貸款比率、上市公司數量、保險深度
金融質量
銀行壞賬率、凈資產收益率、資本充足率
第4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
一、引言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金融活動已滲透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核心地位與作用也日益突出。2010年5月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發《關于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將北京定位為國家金融決策中心、金融監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務中心。回顧北京的城市定位從“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1953年)，“建設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現代化國際城市”（1992年），到“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2005年），再至2008年首次明確了北京的發展目標為“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此次是北京市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確提出要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姑且不論目前的定位是否準確與合理，至少它向人們清晰顯示了北京的金融發展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北京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必然存在某種相關關系？如果有，是促進型的還是阻礙型的?是單向進行還是互為因果?
二、變量選擇、數據說明與實證方法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根據數據的可收集性和經濟政策的連續性, 論文選取了三組指標: 一是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 二是反映金融發展狀況的指標, 三是控制變量指標。
1．經濟增長指標。由于人均 GDP 數據比總 GDP 數據更能說明問題, 本文采用了實際人均GDP(R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實際人均GDP 是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上年=100)加以調整得到的。
2．金融發展狀況指標。本文選取兩個指標來反映金融發展狀況: 一是金融相關比率指標(FIR), 即金融總資產占 GDP 的比重。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 金融總資產只包括中資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和貸款余額。由于中資金融機構一直是金融業的主力軍協整檢驗，因此選取中資金融機構存、貸款作為金融資產總額有代表意義，本文用LS(=存款與貸款之和/名義GDP)來表示。麥金農也提出了一個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即廣義貨幣量(M2)與名義GDP之比。但北京市的M2的數值無法獲得，本文沒采用麥氏指標。二是反映金融結構的指標( BANK) , 即中資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在金融總資產中的比重, 可以衡量金融中介( 銀行系統) 在金融體系中的相對規模和作用。
3．控制變量指標。由于經濟增長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為了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其他變量，需要控制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由于實際中的影響因素較多，本文只選取了占經濟總量較大比重的實際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存量( RINV)。其也經由名義值除以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上年=100)調整得到。本文對RGDP、LS、BANK 和 RINV 均取自然對數作為實證分析的變量，以克服數據系列的異方差性。
本文樣本區間為 1978～2009 年, 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北京統計年鑒(2010)》, 除以上說明外, 數據未作其他處理。采用Eviews5進行所有相關測試。
（二）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現象, 本文將首先利用 ADF 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 對非平穩性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各變量均是單整的, 我們將對其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長期穩定關系。其基本思想是： 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時間序列變量是非平穩的,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表現出平穩性, 則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目前關于協整關系的檢驗與估計有許多具體的技術模型, 本文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的Johansen協整檢驗法。使用VAR 模型的優點在于它不需要對模型中各變量的內生性和外生性事先做出假定，當變量非平穩但具有協整關系時, 基于 VAR 模型作出的判斷也是可靠的。不過協整分析得出的經驗方程只能表示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或至少一個方向上的因果關系，要進一步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
三、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在具體應用協整等理論進行分析時,必須首先分別檢驗被分析序列變量是否為 I(1)的, 即是否具有單位根(UnitRoot)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常用的增廣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y-Fuller, ADF)檢驗模型為：
DYt = b1+ b2t+ d Yt -1 + ai SDYt –I + et（1）
式(1)中為白噪聲,為差分算子。原假設是δ=0,即 Yt有一個單位根, 即是非平穩的。t為趨勢因素。本文采用麥金農(Mackinnon)臨界值, Yt-i的最優滯后期n由 AIC 準則確定。對變量LRGDP、LSL、LBANK、LINV 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1。測試結果表明所有的變量在水平層面上都是非平穩的，但是在一階差分層面上，各序列在1%的顯著水平下都拒絕了不平穩的假設，我們可以接受五個變量都是I (1)的單位根過程。
表1 Augmengted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結果
變量
檢驗形式(c, t, k)
ADF值
5% 臨界值
1% 臨界值
結 論
LRGDP
(c, 0, 0)
1.547165
-2.9750
-3.36965
非平穩
LRGDP
(c, 0, 0)
-3.746157
-2.9750
-3.36965
平穩**
LSL
(c, t, 5)
-2.867825
-3.6219
-4.4167
非平穩
LSL
(c, t, 0)
-4.657249
-2.9750
-3.6959
平穩**
LBANK
(c, t, 3)
-2.405107
-3.6027
-4.3738
非平穩
LBANK
(c, t, 0)
-5.395691
-3.5867
-4.3382
平穩**
LRINV
(c, t, 4)
-2.156234
-3.6118
-4.3942
非平穩
LRINV
(c, 0, 0)
-4.791803
-2.9750
第5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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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我國對我國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國內保護《TRIPS 協議》對發達國家所關注的知識產權給予了較高的保護， 但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國內保護《TRIPS 協議》對發達國家所關注的知識產權給予了較高的保護， 但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
【關鍵詞】 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 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
【本頁關鍵詞】教育論文 職稱論文 職稱期刊
【正文】
對我國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國內保護《TRIPS 協議》對發達國家所關注的知識產權給予了較高的保護， 但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如地理標志、傳統知識、技術秘密、遺傳資源等卻沒有給予應有的保護， 我國如果希望在國際競爭中保持本國具有知識產權優勢產品的競爭力， 不為他人輕易獲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國完善的國內立法。只有通過對我國具有優勢的知識產權建立嚴格的國內保護制度， 才能使得我國的知識產權在相對滯后的狀態下獲得相對優勢， 保護國內市場， 支持相關產品的國外競爭;同時也可獲得他國的尊重， 使得外國對我國設置知識產權法律障礙時有所顧及。首先， 完善我國的地理標志保護制度。改變目前地理標志保護雙軌制下立法沖突、管理沖突的狀態， 應當以專門立法模式保護地理標志，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標志保護法》， 對地理標志實施全方位的保護。， 國外許多具有地理標志優勢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標志保護專門立法。如果我國產品以自然品質特點與完善的立法保護相集合， 發揮品質優勢、環保優勢、與易于識別的標志優勢， 則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突破他國貿易壁壘， 參與競爭的能力將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對傳統知識通過技術秘密法、商業秘密法嚴格保護。目前發展中國家擁有寶貴的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被發達國家不斷竊取、盜用或以低廉價格利用著。而我國對傳統知識的保護方面的多處于立法空白狀態， 使得我國含有傳統知識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如同沒有保護的嬰兒， 隨時面臨被剝奪、盜竊、復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傳承下來的知識瞬間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國外貿增長具有持續性， 傳統知識的保護刻不容緩。第三， 建立嚴格、完善、可操作的遺傳資源保護制度。我國的生物遺傳資源曾令人驕傲。我國擁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種， 居世界前列。但我國目前遺傳資源在管理、獲得、管理方面都存在著空白， 而一些發達國家扮演著“生物海盜”的角色。為保持我國在遺傳資源上的知識產權優勢， 應立即產生有關專門立法， 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政府批準， 不得向國外提供遺傳資源或進口遺傳資源， 并規定專門的管理機構、進出口程序與渠道。對國內私人應對外國知識產權司法或準司法程序的支持機制缺失及彌補如果希望依靠國內私人的力量來跨越外國以國家力量， 行政的量設置的知識產權法律障礙是不現實的。但目前我國企業面臨外國設置的知識產權法律障礙時， 都是憑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對， 結果是極少數能夠成功跨越， 大多數是黯然離開。實際上應對貿易摩擦是一項非常復雜而又十分緊迫的系統工程， 需要我們的政府、進出口企業和各種中介組織緊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導、服務、協調、補貼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制定、實施其知識產權戰略時， 政府對與知識產權發展有關的產業公權介入，資金支持、服務咨詢的特點十分明顯。發達國家尚且如此， 我國政府、中介組織更是應當加大投入。我國應對外國反傾銷貿易訴訟中的“四體聯動”機制值得借鑒， 在“四體聯動”工作機制中，企業， 進出口商會、行業協會， 商務部，地方商務主管部門聯合行動， 應對外國的反傾銷訴訟。實踐證明“四體聯動”機制應對國際貿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機制僅適用與反傾銷訴訟。對于國內私人應對外國知識產權司法或準司法程序的支持機制缺失的問題， 我國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撲面而來時， 才考慮對策。應當盡早建立由較高機構負責并資助， 行業中介、服務咨詢機構廣泛參與的支持機制; 且該機制應制度化， 具有長期性與可靠性。綜上所述， 我國只有本著對內自我完善， 對外積極反擊的方針修繕我國的相關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會、國家協力合作的機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國的相關產業突破國外法律障礙， 使我國與知識產權有關產品通行于國際市場， 取得知識產權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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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代商業》 論我國金融改革及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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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關鍵詞股指期貨;參與模式;中介機構
金融期貨是在20世紀70年代世界金融體制發生重大變革，世界金融市場日益動蕩不安的背景下誕生的。論文金融期貨經過近20年的迅速發展，已占世界期貨交易量的67%。近年來，比重更是上升到80%以上。由于實際條件和經濟社會環境不同，各國金融期貨市場參與模式呈現出不同的市場格局和發展特點。對于我國來說發達與新興市場的借鑒重點將有所不同。在以美、英、日等國為代表的發達市場上，已形成成熟的期貨行業體系，其完備的法律法規、規范的監控體系、豐富的產品系列、有序的參與層次，都有我國發展金融期貨所必須認真借鑒的寶貴經驗。而對于臺灣這個新興期貨市場，在借鑒成熟市場經驗的同時，根據自身情況進行創新，摸索出一整套適用于東亞，尤其是大中華地區的金融期貨市場文化，促進了金融期貨市場的迅猛發展，這是我們要重點吸收借鑒的地方。
1境外金融機構參與金融期貨的模式借鑒
1.1美國期貨市場發展及狀況美國是期貨市場和期貨行業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其期貨行業結構在原發型期貨市場中最具代表性。
1.1.1美國主要證券公司參與情況。在美國，證券公司主要通過部門或者專業子公司2種方式參與金融期貨。一些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專業子公司從事期貨交易，如美林期貨公司、JP摩根期貨公司等都是期貨專營商。而另一些證券公司，則通過部門參與，如摩根斯坦利、所羅門美邦等公司都兼營期貨交易(期貨兼營商)[1]。
美國的大多數證券公司都在一些期貨交易所取得會員資格，開展經紀、自營兩類業務。既客戶從事場內期貨交易，也為公司特定的交易策略和風險管理從事自營交易。
1.1.2美國期貨市場中介機構。美國《商品交易法》將其期貨市場的中介機構劃分為業務型、客戶開發型以及管理服務型三大類。
第一類:業務型的中介機構。主要是期貨傭金商FCM(FuturesCommissionMerchant)、場內經紀商FB(FloorBro-ker)以及場內交易商FT(FloorTrader)。FCM是各種期貨經紀中介的核心，從其功能來看，與我國的期貨經紀公司類似。據統計，在美國期貨業協會(NFA)注冊的FCM目前共有192家。而根據不同的營運模式，美國的FCM又可以分為3種:一是全能型金融服務公司，如高盛公司、花旗環球金融、美林公司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巨頭，期貨經紀業僅占其業務的一部分;二是專業的期貨經紀公司，以瑞富期貨公司(Refco)為典型代表;三是現貨公司兼營期貨經紀業務，這類公司包括一些大型的現貨加工商、倉儲商、中間商和出口商等。它們最初涉足期貨市場主要是為了套期保值，后來逐漸拓展到期貨經紀業務，有些現貨公司還下設了專門從事期貨經紀業務的子公司，例如嘉吉投資者服務公司(CargillInvestorServices)就承擔了其母公司的套保業務。此外，型中介還包括FB和FT。FB又稱出市經紀人，他們在交易池內替客戶或經紀公司執行期貨交易指令。FT與FB正好相反，他們在交易池內替自己所屬公司做交易。如果是替自己賬戶做交易，通常稱之為自營商(Local)。
第二類:客戶開發型的中介機構。主要有介紹經紀商IB(IntroducingBroker)和經紀業務聯系人AP(AssociatedPerson)。碩士論文IB既可以是機構也可以是個人，但一般都以機構的形式存在。它可以開發客戶或接受期貨期權指令，但不能接受客戶的資金，且必須通過FCM進行結算。IB又分為獨立執業的IB(IIB)和由FCM擔保的IB(GIB)。IIB必須維持最低的資本要求，并保存賬簿和交易記錄。GIB則與FCM簽訂擔保協議，借以免除對IB的資本和記錄的法定要求。在NFA注冊的IIB目前共有466家，GIB則有1043家。我國尚不存在類似于IIB的期貨中介機構，而期貨經紀公司在異地的分支機構、營業網點則與GIB頗為相似。在FCM的業務結構中，許多IB的客戶量和交易量都遠比FCM直接開發的要大，IB的引入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期貨業的發展。經紀業務聯系人(AP)主要從事所屬的FCM、IB等機構的業務開發、客戶等工作。他們均以個人形式存在，包括期貨經紀公司的賬戶執行人、銷售助理和分店經理等。經紀業務聯系人不允許存在雙重身份，即不能同時為2個期貨經紀機構服務。在NFA注冊的經紀業務聯系人共有53898人。其中，以賬戶執行人AE(AccountExecutive)最為典型，他們是FCM的業務代表，是專門為期貨經紀公司招攬客戶并替客戶執行交易和提供市場咨詢的人，與我國期貨經紀公司內部經紀人的角色類似。
第三類:管理服務型的中介機構。主要包括商品基金經理CPO(CommodityPoolOperator)、商品交易顧問CTA(Commod-ityTradingAdvisor)等。CPO是指向個人籌集資金組成基金，然后利用這個基金在期貨市場上從事投機業，以圖獲利的個人或組織。CTA可以提供期貨交易建議，如管理和指導賬戶、發表即時評論、熱線電話咨詢、提供交易系統等，但不能接受客戶的資金。目前，在NFA注冊的CPO有1470家，CTA有790家。
1.2臺灣期貨市場發展及狀況臺灣期貨市場屬于新興的期貨市場，其發展方式為先行開放國外期貨市場，然后再建立國內市場，這與臺灣證券市場的開放思路是一樣的。臺灣市場是新近快速健康發展的新興市場之一，并且由于金融改革歷程、投資文化及投資者結構與大陸情況極為相似等原因，在諸多方面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1.2.1臺灣證券公司參與情況。臺灣證券公司可以作為期貨兼營商，全面的參與期貨業務，同時，存在一些期貨公司作為期貨專營商，提供更為專一的期貨服務。截止到2005年10月底，臺灣期貨市場有專營自營商13家;有他業兼營自營商23家;有專營經紀商23家;他業兼營經紀商17家;交易輔助人75家;結算會員32家[3]。
臺灣的法規規定證券公司可以通過子公司、部門等形式參與經紀業務，可以通過部門、子公司、交易人身份參與自營業務。需要說明的是，在臺灣，許多期貨公司都具有證券公司背景。如，臺灣的元大京華，成立專門的期貨子公司———元大京華期貨公司，從事經紀和自營(1998年增加)業務，同時，元大京華證券公司下的自營部也從事期貨自營業務，同時，經紀部從事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寶來證券在新金融商品處下設期貨自營部，并成立寶來瑞富期貨子公司，成為臺灣最大的期貨商，開展期貨、選擇權、期貨經紀、結算、期貨自營等業務。
根據仔細比較分析，臺灣不同規模的證券公司在參與形式上，分別存在一定的趨同性。經紀業務方面，大型證券公司更傾向于采取全資控股的子公司形式參與(這種子公司多為證券公司為開展期貨業務而專設)，中小型證券公司更傾向于采取部門形式參與。自營業務方面，證券公司一般都設有自營部門，但大型證券公司的子公司一般也開展自營業務，而中小型證券公司一般沒有子公司，或者存在子公司也主要經營經紀業務而不開展自營業務。
1.2.2臺灣期貨市中介機構。臺灣的期貨交易商分為期貨經紀商和期貨自營商。期貨經紀商包括期貨經紀公司和兼營期貨業務的證券商。一般企業法人不能成為交易所的會員。在臺灣的證券行業與期貨行業是混業經營，證券商既可以自營期貨與期權業務，也可以兼營期貨經紀業務。另外，僅證券經紀商可以申請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證券商兼營期貨經紀業務的，不得申請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期貨交易輔助人屬期貨服務事業，它接受期貨商的委托，從事的業務范圍包括:招攬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期貨商接受期貨交易人開戶接受期貨交易人期貨交易之委托單并交付期貨商執行。期貨交易輔助人從事期貨交易招攬業務時，必須以委托期貨商的名義進行。期貨交易輔助人只能接受一家期貨商的委任，但期貨商可同時委任一家以上的期貨交易輔助人[2]。
臺灣地區的期貨經紀商主要有4類:一是專營期貨經紀商，只受托從事證期局公告的國內外期貨期權交易;二是兼營期貨商，包括一些本土及外國券商和金融機構;三是期貨交易輔助人，主要是一些獲許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的證券經紀機構，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包括招攬客戶、期貨商接受客戶開戶，接受客戶的委托單并交付期貨商執行等;四是復委托公司，就是本土客戶從事國外期貨交易的機構，它們將委托單轉給境內的國外復委托期貨商，然后再轉給境外的交易所達成交易。
2我國券商參與模式設計
我國期貨業目前交易的期貨品種僅限于商品期貨，金融期貨尚是一片空白，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盡快推出金融期貨勢在必行。通過對美國這個成熟市場及臺灣新興期貨市場的發展歷程及經驗教訓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是作為新興期貨市場的內地期貨市場，要穩步健康地向前發展，券商參與模式可以參考如下幾個方面。
2.1加快期貨市場法規建設，完善監管與自律管理體系
盡管幾乎世界各國在建立期貨市場的過程中，都是采取“先建市，后立法”的思路，但香港、臺灣的期貨市場卻是在借鑒美英等期貨市場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采取“先立法，后建市”的思路創立并發展起來的。醫學論文這樣，既可以避免少走彎路，節省“學費”，充分獲得后發性利益，同時也可以使期貨市場迅速與國際接軌，按國際慣例規范來發展期貨市場。
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同時參考美國的監管模式，我國的監管主體應分為三級，包括國家監管、行業自律監管、交易所監管?！镀谪浗灰坠芾頃盒袟l例》第五條規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證監會)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的監督管理。據此規定，證監會是國家監管主體。在我國，金融期貨推出后，如果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允許參與金融期貨交易，那么有權力進行監管的行業自律組織將包括期貨業協會和證券業協會。而市場及交易監管主體則為交易所。
2.2分層控制風險，層次化市場管理，形成金字塔型結構
無論是美國、臺灣或是其他一些國家，在市場結構方面都反映出一個共性，那就是分層控制風險，層次化市場管理，減少交易所直接管理的機構數目。主要體現在結算會員與交易會員的分離以及IB業務的引進等。這種金字塔式的市場結構，有助于控制市場競爭，形成價值鏈結構管理。這在我國現在強調混業經營的同時，也要注意引導行業健康發展，避免行業惡性競爭。
2.2.1結算會員與交易會員分離。在香港，結算會員和交易會員是明顯區分的。而在臺灣，雖然沒有交易會員這一說法，但從本質上看，參與交易的期貨商就相當于交易會員，而期貨商并不都是結算會員，因此，在臺灣實際上也是交易會員與結算會員分離的模式。
而我國期貨市場上，期貨公司實際上資質差別很大，但目前不區分交易、結算會員資格，全部經紀公司都是交易所會員，都擁有交易及結算資格?？梢姡尣糠仲Y歷較好的交易會員成為結算會員，可以將結算風險進一步過濾，減小了交易所的風險。
此外，我國現在有上海、大連、鄭州3家期貨交易所，每家交易所對各自的會員分別進行結算。若要到3家交易所同時交易就要結算3次。若能將3家交易所的結算系統統一起來，以交易實體為結算單位，即無論在幾家交易所交易只需結算1次，這樣既能節省結算費用，又有助于對交易實體進行綜合風險的控制。當然，要實現交易所間結算的統一，這在當前還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隨著市場的發展成熟，也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2.2.2推行IB業務。在臺灣、美國等市場上，都有IB或類似的中介層次，并且，在臺灣，只有證券公司才可以從事IB業務。這不僅有效地控制了參與風險，限制資質不達要求的金融機構的金融期貨參與層次，同時又為他們提供了參與并分享金融期貨業務的機會，還增加了金融期貨市場的組織動員能力，有利于開發更多的期貨投資者。因此，我國應借鑒這一經驗，相應地推出IB業務。
2.3證券公司應成為金融期貨尤其是股指期貨業務的主導參與機構無論是在美國、英國等成熟的資本市場，還是在臺灣、香港等新興市場，證券公司都是金融期貨市場，尤其是股指期貨業務的主導參與機構。特別是我國期貨經紀公司規模較小的現狀，更加需要引入更有資金實力、規模更大、管理更好的證券公司參與市場，這對于穩定市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證券公司還應該授予更多的選擇權。盡管臺灣的證券公司都朝著金融控股的模式發展，原本由部門從事期貨經紀業務的，在有了自己的控股期貨子公司后，也轉為由子公司負責期貨經紀業務的模式。但我們注意到，在市場發展初期，至少在法規方面，對證券公司的限制比較少，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自由選擇期貨參與模式，而非強制要求其一定要通過子公司或部門來經營。并且，從臺灣的實際交易數據中分析發現，市場自營賬戶發生的交易量占到整個交易量的45%左右(表1)，顯示了臺灣市場上證券公司、期貨公司等主導參與機構對市場的強大影響力，這一點是國內股票及期貨市場所根本不能想象的。而基于證券行業相對期貨行業絕對強勢的國內實際情況分析，可以認為，未來證券公司對股指期貨市場的影響將是很大的。
2.4推行“業務牌照”制度，合理控制市場參與者資質和數目盡管臺灣目前有近200家證券公司，但真正參與期貨交易的證券公司只有30多家，期貨公司也只有20多家。臺灣期貨交易所已發展了近10年，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模式，但其參與數量始終在一個較小的比例范圍之內。更為重要的是，臺灣的金融期貨業務并非只是一個統一的業務資格，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股指期貨、利率期貨等業務條件，并且，證券公司等參與者可以針對某項業務有針對性地申請該子業務資格，如股指期貨業務資格。
同時，香港在2003年以前一直實行單一牌照制度，雖然這種方式不利于企業多元化發展，但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公司的主營業務發展。這對于市場早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當市場成熟時，這種業務范圍的限制就會抑制公司的發展。職稱論文因此，實際上香港業務牌照制度從單一到多元的轉變，也是一種市場逐步放開的過程。
這對于我國在開放股指期貨的初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即市場準入一定要逐步放開，先緊后松，才能穩定市場;要是先松后緊，出了問題就容易造成市場混亂。我國之前對期貨經營資源控制并不嚴格，以致目前擁有180多家期貨公司，他們可以經營全部期貨業務。事實上，已經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一些期貨公司規模比較小，風險控制能力較弱等，也導致了一些違規事件的發生。因此，我國期貨公司應借鑒臺灣模式，朝著做強做大的方向發展，而非僅僅是做多。增資擴股、引入資金實力更強、管理模式更先進的公司為股東、甚至兼并收購等，都會起到整合市場的作用。
3結語
對于股指期貨而言，國外有的市場已經發展的比較成熟。但是在借鑒別國經驗的同時，必須結合我國已有市場的情況，不能強套硬搬。比如，我國期貨公司數量多，質量差，這就與國外市場截然不同，因此我們需要充分考慮我國期貨公司的風險控制能力和市場參與情況。再如，我國期貨交易所的客戶承受能力有限，若將來股指期貨在期貨交易所交易，面臨的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同時接納數倍于商品期貨的客戶交易，如何處理急劇擴大的交易量等。
對我國現實中收購兼并在操作上的繁瑣，也決定了一些理論上可行的方案，在現實中就不太可行?？傊?，根據股指期貨所具有的功能和國外股指期貨市場的成功經驗，在我國推出股指期貨交易，對發展和完善我國證券市場體系，提高國際競爭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應該加強法律、市場監管和券商參與模式設計幾方面的配合。
參考文獻
第7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關鍵詞]R&D 創新活動 知識共享 知識創新 四螺旋模型
[分類號]F224
1 引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在R&D活動過程中如何有效促成知識共享已成為創新的重要因素。近幾年我國R&D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例如2008年我國的R&D投入為4616.0億元,比上年增加905.8億元,增長24.4%;R&D投人強度(R&D支出/GDP)為1.54%。如表1所示:
與此同時,R&D產出規模也不斷擴大,如2007年我國專利申請量達到69.4萬件,比上年增長21.1%,授權量達到35.2萬件,比上年增長31.3%,其中發明專利申請量24.5萬件,比上年增長16.5%,發明專利授權量6.8萬件,比上年增長17.6%,如圖1所示:
科技論文是科學研究活動的重要產出之一。2008年國內論文數量繼續增長,臨床醫學論文占四分之一。CSPTCD(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收錄1868種中國科技期刊,收錄以我國作者為第一作者的論文47.2萬篇,較2007年增加了8868篇,增長了1.9%。隨著我國R&D投入與產出規模的不斷增加,如何促進知識共享非常值得思考和關注。本文在參考國內外相關學者提出的知識共享三螺旋模型基礎上,加入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變量,提出構建知識共享的四螺旋結構模型。
2 相關文獻回顧
關于知識共享模型的研究,目前理論界主要提出了知識轉化和知識轉移等相關模型。知識轉化的共享模型以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等提出的知識轉化螺旋模型(SECI)為代表。而知識轉移的共享模型以IrmaBecerra-Fernandez等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知識定位系統是知識管理系統的一種特殊類型,用來幫助定位智力資本,進而構建了基于社會情報方面的知識共享模型。我國學者劉滿等從公共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將知識共享行為看作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建立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知識共享供給博弈模型。
關于知識螺旋方面的研究,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認為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隨層級不斷攀升而不斷上升發展。我國學者陳曄武提出了三類知識間相互轉化的知識創新模型和三重知識螺旋模型。三螺旋模型起源于生物學領域,美國遺傳學家、哈佛大學教授Richard Lewontin用此解釋基因、組織和環境三者對生物的影響,認為生物體不僅適應環境,而且選擇、創造和改變生存環境,生物體所依賴的基因、組織和環境的關系是一種辯證的關系,就像三條螺旋線纏繞、互為因果關系。美國學者Etzkowitz等將此模型引入經濟學領域,用來解釋知識經濟發展中大學、政府和企業的知識共享是創新系統的核心要素,三方合作和推動知識共享與創新的重要因素,在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中,各參與者共同推動創新螺旋的上升,達到知識創新的目標。在知識經濟時代,三螺旋模型理論對于在R&D活動中如何達到知識創新和知識共享具有重要意義。表現了知識經濟背景下不同知識主體在R&D活動中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不同知識創新主體在不同階段之間的多重互動機制。在區域R&D范圍內,政府部門、大學和企業之間產生螺旋式互動與知識共享,之間的互動關系決定了該區域內經濟發展的水平。
三螺旋結構模型主要重視政府部門、大學和企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但是實際R&D活動中,除了政府、企業和大學等科研院所在合作創新的知識共享中發揮重要作用外,還有在這三者之間起重要的溝通、融資和咨詢功能的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在知識共享等方面起著重要的催化劑作用。
3 R&D活動中知識共享的四螺旋結構模型構建
在R&D活動過程中,“政府-大學-企業”三螺旋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知識共享,但是隨著公共權力社會化,科技中介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擁有更多的資源,科技中介是一個在知識生產、知識轉移與知識共享中不可取代的力量。在R&D活動中,很多時候離不開銀行、信息和服務等中介服務機構。因此,本文將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變量引入相關學者所研究的三螺旋結構模型中,構建“政府一企業一大學科研院所一公共科技中介機構”的知識共享四螺旋結構模型,如圖2所示:
圖2表明,在原三螺旋結構模型中加入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后,構成了以企業為主體、以政府為主導、以高校科研機構為平臺、以公共科技中介機構為服務支撐的四螺旋知識共享結構。
3.1 企業知識螺旋體
R&D活動的主體是企業,要實現科技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知識共享,應以企業為主體和紐帶,企業通過加強與大學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合作與知識共享,將各方面的科技資源進行有效整合,以市場為導向、以應用為后盾,為知識創新與知識共享提供良好的場所。企業在知識螺旋過程中應承擔主體性作用,但也需要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提供信息平臺,實現企業間的科技資源共享。
3.2 政府知識螺旋體
許多經濟學家研究成果的證實,R&D活動具有的公共產品性質。阿羅(Arrow,1962年)指出,信息生產者不可能把由生產帶來的利益完全歸為己有,因此投入信息生產的研究開發費用將會減少。美國現代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知識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可以看作是純公共物品。”“如果由私人提供知識,就必須有一定形式的保護,使知識不能輕易被公開使用”。政府在R&D活動過程中主要是要履行公共服務職能,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加強宏觀經濟調節,創造公平、有序的創新投資環境,建立有利于創新的體制和機制,包括營造產學研合作的良好環境,通過政府扶持和稅收優惠等措施來引導合作與知識創新。
另外,加大政府公共R&D投入力度。堅持政府R&D投入的主導地位,注重R&D投入的結構和效率,不斷優化資助結構,優化配置科技資源,加大政府在基礎研究等公共領域的公共R&D投入力度,如加大對產業共性技術和基礎性技術等R&D活動的支持,利用“技術外溢”的特性可以有效減少企業R&D活動的成本,縮小其R&D活動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差距,從而能有效提高企業從事R&D活動的積極性。發揮政府科技資助的促進作用,使政府公共財政發揮最佳的杠桿作用,如Dominique和Bruno(2000年)的研究表明,在OECD國家,政府在基礎研究領域每投資1美元將帶動企業1.7美元的R&D投入。
政府可以通過制定一系列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支持和誘導企業等主體加大R&D投入,鼓勵社會各部
門積極開展R&D活動。為防止政府R&D投入對企業等經濟活動主體產生擠出效應(即負的溢出效應),需完善有關法律制度,如維護有關活動主體R&D成果的擁有權從而遏制“搭便車”現象的產生。從這個角度來看,需要公共科技中介機構提供金融支持和知識產權等有關制度建設。
3.3 高?？蒲性核R螺旋體
從國際經驗看,高校是R&D活動的主要陣地之一。高校為企業提供高質量的人力資源,是企業創新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典型創新型國家,其研發執行中,高校占14%～2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R&D經費分配執行結構中,研究開發機構的比例過高,高等學校和企業的比例偏低。我國高校的基礎研究潛力還有待進一步充分地發掘。從近十多年來的發展趨勢看,我國高校R&D投人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所占比例也呈現出基礎研究所占比例逐漸上升、試驗發展和應用研究所占比例下降的良好發展趨勢,但是基礎研究在研發中的比例仍然偏低。公共科技中介機構承擔了技術孵化功能。可以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提供完善的服務,同時在為高校和科研院所融資、法律咨詢等方面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3.4 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知識螺旋體
與傳統的三螺旋結構模型相比,本文的四螺旋結構模型更加強調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在知識共享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借鑒國外經驗,科技中介機構(包括一些NGO)起到了重要的協調作用。如在美國表現為NSF的作用;德國表現為DFG和各類基金會的作用;日本則表現為隸屬于文部科學省的側重資助自由探索性研究的學術振興機構(JsT)。在R&D活動中,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既是知識傳播者,也是知識創新者,是促進知識共享與知識擴散的重要載體。因此,在促進合作創新中必須強化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功能,完善中介服務體系,引導銀行、法律、信息服務和技術輔導中心等配套體系,為R&D活動中的合作創新發揮重要作用,促進知識有效共享。
企業、政府、高?？蒲性核凸部萍贾薪榉諜C構四個螺旋體之間通過互動,促進知識共享與科技資源整合。企業是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主體,是知識傳播、知識擴散的主體。在R&D活動過程中政府為企業之間、企業與高校之間等的知識共享(尤其是知識共享機制、專利制度等方面)提供科技政策、創新環境與制度支持,主要起到主導作用。高?？蒲性核诨A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為知識共享提供了很好的平臺,為企事業單位起到技術創新的孵化作用,而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是促進R&D創新活動的催化劑,對知識共享、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政府與社會之間發揮功能傳遞作用,在企業主體之間發揮服務紐帶作用。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可以為企業、政府和大學科研院所提供完善的科技配套服務平臺,并使相關科技資源和科技信息實現共享,從而提高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在人才、技術與資金支持等方面科技中介機構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企業解決生產技術難題和提供共性知識服務,是知識共享與創新的重要力量。公共科技中介機構是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基礎,為技術創新主體和技術知識的供應者提供專業化、社會化的服務。同時公共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與完善也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導和企業、高校機構的支持。四者形成一個系統、有機的整體。
4 四螺旋結構互動的知識共享對策分析
知識共享是促進和加快R&D活動效率的關鍵因素,也是推進我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的重要動力。根據四螺旋結構模型,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中,政府一企業一大學科研院所一公共科技中介機構四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改善知識共享的重要環節,是知識擴散的重要動力。加快R&D活動中的知識共享需要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和公共科技中介機構四個螺旋體之間進行互動中分發揮各自的作用,如圖3所示:
4.1 政府:使用科技政策的杠桿作用,激勵創新,提升公共服務質量
經濟學相關理論表明,R&D活動的成果(新知識是具體表現之一)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特征,存在外部性,且投資回報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就導致R&D投入低于社會實際需要水平的現象。外部性的存在也會使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導致資源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政府干預R&D活動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在促進知識共享過程中,政府應充分使用科技政策的杠桿作用,激勵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并為知識共享提供全方位的科技公共服務,提供完善的知識共享平臺。
4.2 企業:加快知識共享與知識創新,開展創新活動
企業作為知識螺旋結構中的主體,在知識共享中既是知識的接受者和受益者,也是新知識的創新者和傳播者,所有的知識共享活動基本上離不開企業的參與和主體作用的發揮,知識共享是為了實現企業知識創新與產品開發,提升其競爭力,同時也通過挖掘R&D活動中各種知識,提升知識含量和知識創新水平。因此,企業要合理確定所處地位,不斷加強知識與創新,把企業的自主創新定位在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等的知識共享與創新上,不斷整合創新知識資源,成為創新的主體,鼓勵企業與大學等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建立知識創新聯合體,鼓勵企業實施知識品牌戰略,支持企業依托知識共享的市場和產品優勢加強創新,要加強R&D活動中企業內部的信息化和知識化建設,加強企業知識共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升企業知識共享和創新能力。
4.3 大學等科研院所:構建有效的人才培育與創新激勵機制
大學等科研院所知識螺旋體發揮著兩方面的重要作用:①促進R&D活動技術創新和知識共享,是知識創新的重要源泉;②培養高層次專業人才。大學和科研院所機構是知識源和創新動力源,對于促進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意義重大。
4.4 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為加快知識共享提供完善服務
要充分認識到公共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知識螺旋體在R&D活動中的知識催化劑作用,加大對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盡快制定有利于知識共享的相關政策,在財稅、投資、信息服務等方面提供完善的服務體系,為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發展提供良好環境。要建立健全面向知識共享的科技中介服務平臺,建立和規范資信評估、信用等級、創業孵化、信用擔保和咨詢服務等規章制度,充分發揮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在知識共享與知識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國在“產學研政”及其與科技中介機構合作方面已經有成功的嘗試,如北京中關村的發展,因此,應從系統的觀點將企業、政府、高校和科技中介機構納入完善的創新體系,以便更好地促進知識創新和知識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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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制度;經濟增長;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賴以存在的社會形式,農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農村金融方面的具體化。作為金融交易的規則、慣例和組織安排等,金融制度對社會金融行為進行規范,對金融體系地位、職能和組成部分間的關系、活動原則和行為方式進行規定,從而決定著金融體制的性質和效率狀況。研究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特別是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對我國金融體制和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創新,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國外關于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開端,需從瑞典經濟學家魏克賽爾創立貨幣經濟理論說起,他指出貨幣金融對實際經濟活動具有重大的實質性影響。在他之后,凱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說明貨幣金融對經濟的短期影響的理論。熊彼特則指出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從長期上講具有重大影響,即在經濟發展中,尤其是經濟發展的初期,銀行信用是金融活動的主要形式。
二戰后,美國經濟學家格利和肖先后與1955―1967年發表三篇代表性文獻(《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論中的貨幣》1960,《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7),認為經濟的發展是金融制度變遷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制度變遷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認為,如果一種金融制度過死地把支出分配與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創造條件使一些部門的盈余預算與其他部門的赤字預算有選擇地相匹配,這種金融制度就會限制增長。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則從實證的角度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就是研究金融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而金融結構的變化是金融制度變遷的集中體現。
1973年羅納德?麥金農出版《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同愛德華?肖同年出版《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標志著金融發展論的形成。根據麥金農的分析,所謂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對金融體系和金融活動的過多干預壓制了金融體系的發展,而金融體系的不發展,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金融壓制與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所謂金融深化,肖認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對金融活動的過多干預,可形成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金融深化論的核心觀點是,一國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簡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個經濟中金融部門的發展和社會貨幣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謂金融壓制和金融深化實際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20世紀90 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麥金農―肖學派的觀點。在實踐上,通過實證分析試圖對理論模型的結果加以檢驗。(1)經濟增長及政府行為對金融制度變遷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們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說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是如何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起來的。列文(Levine,1993)擴展了上述觀點,在其模型中,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隨著金融服務復雜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這種框架下,簡單金融體系會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演變為復雜的金融體系。另外,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由于市場的失敗,政府行為在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們認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與公共物品)和規模經濟的存在,競爭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將增加不穩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應采取間接控制機制,并依據一定的原則確立監管的范圍和監管標準。完善的游戲規則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于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出發對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機制作出全面而規范的解釋。由于相關的文獻很多,我們借用馬樂科?帕加諾(1993)簡易框架,概括地介紹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作用機制上的觀點。a.金融制度變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更高比例的儲蓄被轉化為投資―――經濟增長,金融體系的第一種重要功能是把儲蓄轉化為投資。b.金融制度變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資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經濟增長。
二、國內關于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金融體系改革的不斷深化,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日益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和重視。
近幾年來,國內有許多經濟學家嘗試運用金融發展理論來對我國的情況進行實證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談儒勇利用我國近幾年的季度數據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標M2/GDP 所反映金融中介總體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存款貨幣銀行相對重要性指標BANK 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議是大力發展存款貨幣銀行。此后,國內學者發表了大量論文,如韓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國,李建偉(2002)等相關著述。但他們都得出了一個與談儒勇相似的結論,即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與經濟增長指標(GDP)是負相關關系。這顯然與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相悖,并與在其他國家得到的驗證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標的選取上。首先,指標M2/GDP不能反映我國金融發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與金融深化程度呈負相關關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使得該指標在衡量各國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經產生了系統性誤差。在指標選擇上,史永東(2004),賓國強(1999)等直接利用國外成熟金融市場上的一些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而在后來的研究中,周立(2002)、韓廷春(2001)等雖然考慮了中國的具體情況,但考慮的角度不同,指標設計帶有主觀性和不完備性,影響了結論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還有些值得我們重視的研究成果。李廣眾運用計量分析表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不應放在擴大存款貨幣銀行的規模,而必須提高提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曹嘯等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分析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我國的金融發展確實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上的擴張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杜詢誠(2002)比較了中國近代經歷過的自由市場型和壟斷型兩種金融制度模式,他發現在自由市場制度下,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是“平行”的;在壟斷制度下,經濟仰賴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場不再具有自發創造性。韓旺紅等對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分析也表明,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確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馬正兵則建立金融部門和實物部門的生產函數,并借助于此,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發展的外部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是中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曾發揮了支持作用,隨著經濟增長不斷從金融部門抽取租金,金融的經濟增長效應有減弱的趨勢,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多重均衡。并指出,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加強金融部門的發展,特別是要優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門既能促進經濟增長又能從經濟增長獲得動力,實現融合全身發展與經濟增長效應最大化。
三、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業經濟增長研究現狀
徐笑波、鄧英淘、張元紅、張兵、朱建華、賈紅崗等關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研究都做過探討。提出了金融相關率指標理論,該金融相關率指標(FIR)在數值上等于“行社存款”與“農村國民收入”之比,并通過圖示分析了二者的發展變化規律,同時也分析了農村信貸資金與農村國民收人增長的相關關系。張元紅(1999)計算農村金融相關率的方法與前者類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與“農村GDP”之比。通過對各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業務領域已不再局限于農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標值顯然大于農村實際金融資產數值。張兵等對上述指標所作的修正是用“農戶存款”、“農業存款”和“農戶手持現金”三者之和作為“農村金融資產”數據;同時以“農業GDP”指標代替“農村國民收入”指標。
第9篇：金融中介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國開始實行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存款準備金制度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過程，從最初的保持銀行的清償能力，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有效手段。對當前國外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出現新趨勢進行分析，并探討中國存款準備金制度國際化應具備的條件。
一、前言
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不僅使全球金融系統出現紊亂，更將實體經濟拖人了衰退的深淵。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果斷地扭轉宏觀調控風向——從“從緊”轉向“適度寬松”。為此，中國央行通過下調“雙率”，還有信貸控制、央票等數量型工具釋放資金供給，為拉動內需、刺激經濟提供充分的流動性。其中，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當中數量型工具的首選，對釋放流動性有最直接的效用。如2008年9月以來，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在控制信貸方面發揮了明顯作用。而同樣的背景下，在中國頻繁調整準備金率的同時，西方國家卻很少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從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情況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20世紀90年代前一直作為信貸總量調節工具，這和中國目前的情況類似;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存款準備金在西方國家的信用調節功能日益減弱。以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為代表，部分西方國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準備要求，隨后這一做法為其他發達國家采用，目前主要發達國家的存款準備金水平已基本降為0%，大部分國家放棄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
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一下國外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發展趨勢，并針對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環境，回答中國降低或取消法定準備金率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本文試就以上問題進行分析。
二、國外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發展趨勢
從歷史上看，中央銀行規定商業銀行按一定比率提繳存款準備金，最初是為了保持資產的流動性，加強銀行的清償力，防止連鎖性的銀行倒閉。雖然由于各國社會經濟環境不同，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具體內容并不完全相同，適用范圍也不盡相同，但根本動機是一樣，逐步發展為中央銀行控制銀行信貸、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重要工具。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銀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新金融業務的開展，新金融產品的推出，商業銀行調度資金變得越來越容易，很多創新型金融工具可避開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調整法定準備金比率對貨幣供給的作用將越來越小。另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功能日益減弱。近年來，發達國家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上日益偏重價格型指標，工具選擇上也更傾向于價格型工具，如以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利率傳導作用越來越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而存款準備金工具作為典型的數量型工具只能作用于銀行機構的可貸資金量，而不能有效影響金融市場資金價格并引導資金流向。因此，這些發達國家大幅度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甚至完全取消了存款準備金要求。例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瑞典等國家就已經完全取消存款準備金要求，這些取消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大部分都已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在這些國家，大多數商業銀行的準備金水平降低到了只與其日常清算需要相應的水平，實際上是清算的邊際需要最終決定它們的準備金水平。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在實際實施的過程中，分別根據各自的結構特點，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措施協助銀行在無指令性存款準備金要求情況下有效的管理準備金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
一是大規模的改變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特別是中央銀行為保持其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能力，必須保證相關的存款機構仍有在央行保持準備金負債。因此，中央銀行可能至少會要求部分存款機構通過中央銀行進行清算和金融交易，并繼續對出現透支課以罰款。 轉貼于
二是采取其他—些措施，以使存款機構將其不大愿意使用的貼現窗口作為減輕準備金市場壓力的安全閥。盡管如此，貨幣市場仍會劇烈波動，從而難以預測銀行系統對準備金的要求而破壞中央銀行實現理想的儲備市場的能力。
三、中國目前貨幣政策操作環境及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未來發展
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環境有兩個方面的根本區別:
其一，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2009年1月初召開的央行2009年年度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更早前國務院下發的《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中，亦表示將“增強貸款利率下浮彈性”。然而目前，中國市場各方參與者的定價能力不強，需要中央銀行加以引導。央行所規定的一定時期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非常明確地向公眾表明了貨幣市場利率的底線，對于防止利率過度“降調”具有其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金融體系內流動性過剩。目前，為了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中國采取了“適度寬松”政策。這之后幾年內，中國將重新面對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面對這樣的貨幣金融環境，我們只能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我們能做的就是在現有的框架下創造出有利于貨幣供應量發揮中介目標功能的貨幣調控機制。2008年來中央銀行頻繁使用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是由中國貨幣金融制度、貨幣政策操作環境與操作框架內在決定了的。中國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在貨幣政策體系中的功能經歷了三個階段，在各個階段都基本上實現了其所賦予的功能。我們認為，基于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任務和過程的長期性特征與金融體系存在較多過剩流動性的基本事實，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都將是有效的操作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