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資本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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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期貨服務實體經濟取得一定進步一是推動期貨市場服務三農基地建設，現有期貨市場服務三農點基地3個，2014年新增1個；早秈稻交割庫7家，占全國總數的39%。二是積極推動在鷹潭設立銅期貨交割庫，為我省銅產業鏈企業提供更為便利的期貨市場服務。三是支持江西洪門實業集團申請雞蛋交割庫。四是鼓勵期貨經營機構加大服務三農力度，以農業龍頭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建立“期貨+農業企業+農村合作社”服務模式，為企業提供高效的風險管理服務。五是與交易所合作舉辦糧食期貨規則、晚秈稻期貨和豆粕期權培訓，加大針對三農宣教力度，促進企業正確認識農產品期貨。

二、持續推進監管轉型，進一步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一）適應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加快推進首發上市

抓好改革方案出臺前4家在審企業的上市推進工作，力爭6家輔導備案企業年內上報IPO申請材料。積極推動輔導備案企業和后備企業盡快完成規范工作，做好對接新的股票發行制度的準備。支持非上市公眾公司在“新三板”市場掛牌，拓寬融資渠道。

（二）積極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

加快推進全省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切實滿足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企業差異化的融資需求。支持上市公司用好并購重組再融資平臺，大力整合優質資源，促進轉型升級，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積極支持全省新一輪的國企改革，做好對接。加快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私募平臺市場等場外市場發展，積極協助全省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建設，支持設立機構間私募平臺，支持股權眾籌融資在我省試點。貫徹執行證監會《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文件精神，引導支持省內中小微企業，緊抓債券市場大發展機遇，充分利用債券融資。

（三）推動證券期貨經營機構加快發展

支持3家法人機構采取IPO、發行證券公司債、短融、回購等方式增資擴股。支持有實力的民營資本、專業人士在江西發起設立或參股證券期貨機構。積極爭取專門服務于區域性股權市場的小微證券公司試點。支持證券期貨公司開展業務創新，豐富產品結構與業務條線，提高市場競爭力。支持2家證券公司開展互聯網金融試點和公募基金管理、基金托管等業務。

（四）提高證券期貨市場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引導和支持2家證券公司開展柜臺市場、私募市場等場外市場業務，對接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發揮專業優勢，做好股權文化宣傳與普及，積極參與江西資本市場發展。加強期貨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撫州設立雞蛋期貨交割庫，支持南昌設立鋁期貨交割庫，促進期貨市場功能發揮。鼓勵期貨經營機構加大服務實體企業力度，支持實體企業參與利用期貨市場。支持具有服務實體經濟特色的期貨公司來贛設立分支機構，優化期貨經營機構網點分布，完善服務實體經濟網絡。

（五）有效防范市場風險，營造良好發展環境

第2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一、境外國有資產的概念與分類

(一)境外國有資產相關概念　《國際標準漢字詞典》和《現代漢語小詞典》均將“境”解釋為疆界、邊界，《新編漢語詞典》將“境”解釋為地方或區域，將“國境”解釋成一個國家行使的領土范圍，而對“境域”的解釋是境內的地區。結合這些字義解釋，筆者認為，可以將“境外”理解成“國境之外”，即一國行使的領土范圍以外的地區或區域。李海波、孫桂芳(2001)認為“國有資產”一詞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提出，此前被稱為“國有財產”或“國有資本”。從理論上看，國有資產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學者對這兩種理解基本一致。廣義的國有資產是指在法律上由國家代表全體公民擁有的全部資產及其權利的總稱，陳小悅、錢蘋、陳武朝(2004)認為未界定為其他產權的一切資源都可以作為國有資產。狹義的國有資產則僅指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國有資產，即經營性國有資產。本文研究采用狹義的國有資產概念。對于境外國有資產的概念，各部門法規說法不一。《境外國有資產產權登記管理暫行辦法》認為各級人民政府、各部門和全民所有制企業及其他行政、事業單位向境外投資(包括現金及有價證券；機器；設備；無形資產，如技術專利、商標商譽等)所形成的歸中方所有的資產和按國家規定批準留用的資產收益，境外企業、行政、事業單位接受饋贈、贊助及用貸款(包括境內、境外貸款)投資創辦的境外機構內部積累等形成的應歸中方所有的資產。境外國有資產包括動產、不動產、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境外國有資產產權登記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則認為我國企業、事業單位和各級人民政府及政府有關部門以國有資產(含國有法人財產)向境外投資設立的企業以及非經營性機構中應屬國有的各項資產。相比之下，財政部、外交部、國家外匯管理局、海關總署聯合的《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規定的內容比較多，涉及的投資主體既包括企事業單位，也包括政府部門，投資環節既有初始投資，也有再投資，投資形成的資產既有實體資產，也有無形資產，具體見表1。

劉紅(2004)、潘文立(2008)的觀點與《暫行辦法》的規定相同，即企事業單位、各級政府及政府有關部門以國有資產(含國有法人財產)向境外投資設立的企業以及非經營性機構中應屬國有的各項資產。筆者認為，境外國有資產是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國有資產向國家行使的領土范圍以外的地區投資形成的資本及其權益。

(二)境外國有資產分類國有資產的分類通常可分為四大類：按經濟用途可以分為企業國有資產、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和資源性國有資產，按存在形態可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按管理體制可分為中央國有資產和地方國有資產，按地理位置可分為境內國有資產和境外國有資產。境外國有資產是資產位于國境以外的國有資產，也可以按經濟用途、存在形態和管理體制進行分類。按經濟用途分為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境外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和境外資源性國有資產。境外企業國有資產是指由境內企事業單位或政府部門對企業進行境外投資形成的國有資產及其權益。包括存在于境外企業中的各種動產、不動產以及無形資產。境外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是指由境內行政事業單位或政府部門擁有的在國境外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包括使館、領事館、記者站以及辦事機構等國有資產。境外資源性國有資產是指由企業或政府部門擁有的在國境外的可以通過開發利用產生一定經濟價值的國有資源。這類資產具有壟斷性、稀缺性特點，如中央企業在境外投資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礦產資源。按存在形態可分為境外有形資產和境外無形資產，境外有形資產是指具有價值形態和實物形態的國境以外的國有資產。境外有形資產按空間位置是否能夠移動可分為境外不動產和動產；境外無形資產是指不存在實物形態但能帶來長期經濟利益的國境以外的國有經濟資源，包括境外的商譽、商標權、專有技術、企業文化等。按管理體制可分為境外中央國有資產和境外地方國有資產。境外中央國有資產是指國境以外的最終由境內中央企業或政府部門控制的經濟資源總和；境外地方國有資產是指國境以外的最終由境內所屬地方企事業單位或地方政府部門控制的經濟資源總和。

二、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的概念、內容及形成

(一)企業境外國有資產概念企業境外國有資產是指以境內企業作為投資主體，以各種方式向行使的領土范圍以外的地區或區域(包括港澳臺地區)投資形成的資本及其權益中應歸屬于國家所有的資產。與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定義有異同之處，主要表現在：(1)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強調企業是投資主體，而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投資主體可以是企業、事業單位或者是政府部門及其所屬機構；(2)境外投資對象不同。企業境外投資的對象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政府債券、公共設施等其他對象，而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形成渠道是將企業作為投資對象，比較單一；(3)企業境外國有資產涵蓋的范圍大于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前者既包括境外以企業實體形式存在的國有資產，也包括境外的金融資產、無形資產等其他資產，但從法律角度看，依據《企業國有資產法》和《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國家對企業各種形式的出資形成的權益都是企業國有資產。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的終極控制人是政府，這類企業進行境外投資形成的國有資產，不論資產形態如何，都應當是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組成部分。

(二)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內容不同的企業以各種投資方式向境外投資形成的各種資產及其權益中屬于國家所有的部分都可作為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的內容。不同的企業投資主體可以是中央和地方國有、國有控股、國有參股企業，以及中央和地方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所屬的全資公司或控股公司。采用的投資方式包括：投資企業用貨幣投資、實物投資。股權投資以及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投資的直接投資方式，或者是中央或地方國有、國有控股企業的下屬企業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以貨幣投資、實物投資、股權投資以及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進行投資。不同的企業主體通過投資形成的境外國有資產主要包括：(1)境外企業國有資產。這類資產

主要是指境外以企業實體存在的國有資產，包括境外股權投資、債權投資、無形資產。(2)境外資源性國有資產。這類資產主要是為滿足國家整體戰略需要而由大型中央企業進行投資而形成的資產，如大型的油氣田，大規模的有色金屬開發工程、大型的天然氣管道工程等。(3)境外金融國有資產。理論上，這類資產通常包括境外金融遠期、境外金融期貨、境外金融期權、境外金融互換四大類。不同國家金融市場發達程度不同，允許投資的金融產品不盡相同。

(三)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形成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的形成有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直接形成是指境內的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使用自有的國有資本向境外單獨投資或與其他企業合作投資形成的國有資產，包括境外企業國有資產、資源性國有資產和金融國有資產。間接形成的方式包括境外企業以實現的利潤中應屬于國家所有的部分在境外再投資形成的資產，形成的資產可以是獨資、合伙或有限責任公司的企業形式，也可以是資源性國有資產或金融國有資產。

三、境外國有資產審計的概念與特征

(一)境外國有資產審計概念《中國審計大辭典》和《會計審計大辭典》未對境外審計進行定義，《外經貿境外企業審計監督暫行規定》第十條認為，境外企業審計是監督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情況，督促國家和境內投資單位有關境外企業管理規定的貫徹執行，促進境外企業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和提高經濟效益，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從前述基本概念的分析看，境外審計就是對一國行使的領土范圍以外的地區或區域的境外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情況進行監督和評價。境外國有資產審計就是按照《企業國有資產法》第六十五條和《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第十四條，由審計機關依據《審計法》及其實施條例和《政府審計準則》對企業境外投資形成國有資產的資產、負債和權益進行審查和評價的一項經濟監督活動。一般情況下，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審計主要包括財務收支審計、合規性審計、經濟責任審計和績效審計。

(二)境外國有資產審計特征與境內國有資產審計相比，境外國有資產審計具有以下特點：首先，跨區域的審計具有挑戰性。境外國有資產位于異地，企業經營過程中由于種種困難，沒有將投資企業的管理方法、會計員工設置和內部控制制度等軟件設施全部落實到位，或者企業運作過程中直接使用該國的一套管理制度，聘請境外的會計人員，沒有使用投資國的會計準則，增加了審計難度。其次，投資國與東道國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或法律環境差異，使審計難度增大。境外企業的經營管理會受到投資國和東道國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等方面的雙重影響，在對境外企業進行審計時，可能遇到因兩國環境差異而使審計工作無法進行的情況。第三，不同國家會計審計準則差異增加了會計操縱的空間，促使審計策略更具靈活性。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會計準則不可能完全相同，境外企業的會計人員可能利用這種差異操縱會計數字，粉飾財務業績，如果審計師發現該現象會采取針對性的審計程序以發現財務報表中通過該手段產生的錯報漏報，從而使審計的目的更明確。而采用何種針對性的審計程序，方法可以不拘一格，可以是境內外審計機構共同合作或者是境外具有不同審計優勢的審計機構相互溝通，根據多個審計機構都認可的潛在錯報漏報水平設計專門的審計程序以識別財務報表中實際存在的錯報漏報。

四、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審計的對象與內容

(一)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審計對象根據對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內容的討論和對審計性質的理解，可以認為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審計對象是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境外金融國有資產和境外資源性國有資產。這三者存在著一定聯系，三類資產中，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境外金融國有資產和境外資源性國有資產都是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具體存在形式，可以歸屬于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因此，在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的審計對象中，以境外企業國有資產審計為主。

(二)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審計內容國務院第378號令《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規定，國家對企業國有資產實行“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按照這一原則，企業境外國有資產審計的內容應分為兩部分：一是“管資產和管事”審計，即對境外企業國有資產的投資融資、經營管理和收益管理三個環節的財務審計；二是“管人”審計，即開展對境外企業主要經營負責人的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和離任審計。兩部分審計的最終落腳點是“管資產”，即實現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境值。

(三)現行境外國有資產審計監管體系境外國有資產審計體制是指政府機構為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總體目標而實施審計監管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的總和，主要包括審計組織結構、審計的主體、審計方式、審計對象和內容等方面。目前對我國境外國有資產進行審計的主體有國家審計、社會審計和內部審計。國家審計是指由國家審計機關或政府職能部門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對境外國有資產的財務收支進行審計，主要包括國家審計署、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和財政部等政府部門。社會審計是指社會中介機構接受審計機關或政府職能部門的委托對境外國有資產的經營狀況進行審計。目前會計師事務所主要受審計署、國資委、財政部、證監會、商務部等監管機構的委托執行審計。內部審計是由公司內部審計機構自主或受托對境外國有資產的經營狀況進行審計。現行境外國有資產審計方式主要有直接審計、委托審計和受托審計。根據《企業國有資產法》和《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直接審計主要是由審計署和財政部進行審計，而委托審計主要以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審計主體，受托審計則以內部審計機構和會計師事務所為主進行審計。《企業國有資產法》、《審計法》和《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為我國境外國有資產審計體制設計提供了直接依據。我國境外國有資產審計體制是國有資產審計體制的延伸和擴展，以這些法律法規為依托，其審計體制也應是政府審計機關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審計機關負責的雙重領導制，對境外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負債和損益進行審計監督，同時財政部對境外國有資產的部分重點事項實行檢查和審核，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則對境外國有獨資企業或公司的財務報表進行委托審計，也可以通過境外國有控股公司的股東會委托境內或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的財務報表進行審計。我國現行境外國有資產審計體制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到，對境外國有資產進行審計的政府部門主要有審計署、國資委、財政部和商務部，涉及到的審計工作包括財務審計、經濟責任審計和績效審計，并以財務審計最為普遍，四個部委每年都會對境外國有資產進行財務審計。國家審計署作為獨立的政府監管者，負責對國資委進行經濟責任審計，而國資委和商務部則對境外企業的主要經營負責人進行離任和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在有些情況下，國家審計署會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境外企業進行財務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有境外子企業的境內中央企業可以自主或受國資委委托對境外子企業進行定期內部審計。

第3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以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以實證方法發現后危機背景下我國資金流動具有順向流動、規模增加、速度加快、流動障礙減小等特點，并進一步分析了這種特點產生的影響。

對一個國家區域資金流動特點及影響的研究意義重大，在后危機背景下這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以往學者對資本在區域間流動的研究著重于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著重于后危機背景下資本在區域間流動特點及其對國家整體經濟結構及增長質量影響的研究。

資本流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與研究現狀

（一）資本流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理論基礎

1.新古典增長理論。以索羅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邊際報酬遞減、要素自由流動及技術既定等條件下各國各地區經濟增長通過資本勞動比率調整機制將最終趨于穩定狀態。經濟增長的穩定狀態在現代區域經濟收斂理論中被表述為區域收斂性（convergence）。

2.基于新增長理論的β收斂與δ收斂。基于新增長理論的β收斂與δ收斂由Barro和Sala-I-Martin提出，β收斂指出了一個經濟系統內人均產出增長率與初始人均產出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具體為：初始人均產出水平較低的經濟系統，人均產出增長率趨向于比初始人均產出水平較高的經濟系統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即系統內人均產出增長率與初始人均產出水平負相關。δ收斂是指不同經濟系統間人均收入的離差隨時間推移而趨于下降的現象。

進一步研究還發現β收斂是δ收斂的必要條件，絕對收斂只分別存在于富裕國家集團內部或貧窮國家集團內部，不存在于分屬不同（俱樂部）的國家之間，對110個包括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檢驗，僅發現了控制其他變量時的條件收斂現象。

3.資本流動是β收斂的重要因素，同樣條件下資本流動性強的國家具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Rain和Yuen利用外債和GDP比率指標代表資本流動性，對資本流動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發現：資本流動性是導致不同國家之間經濟增長趨于收斂的重要因素，如果對資本流動性條件加以限制，就一定會導致不同國家經濟增長趨于發散，Edwars（2001）的實證研究認為，在控制其他變量時，資本流動性強的國家比限制資本流動的國家具有更高的增長率。

4.資本流向是區域發散的重要因素，資本自由流動本身并不會糾正區域發散趨勢。新經濟地理理論中區域發散（divergence）理論認為：運輸成本、聚集經濟、規模經濟遞增收益、外部性、人力資本、技術擴散等是影響區域之間經濟增長趨異或發散的重要因素。該理論認為，企業投資的區位選擇往往具有集中的趨勢，企業通過產業聚集獲得遞增收益，因此，資本流動并非總是從資本富裕區域流向稀缺區域，資本流動方向會受到產業聚集和外部性所形成的遞增收益的影響。

（二）資本流動的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資本流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關注如下幾方面：

1.資本流動導致地區差距的影響因素。從要素稟賦條件如人口增長率、人力資本比重、固定資本形成比率、基礎設施投資比率、要素利用程度及利用效率如就業率、勞動生產率、投資效率，改革開放制度條件如勞動力市場完善程度、對外開放程度、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程度，企業市場化程度等方面尋求導致地區差距的影響因素以及扭轉差距擴大趨勢的對策（王紹光、胡鞍鋼等，1999）。豆建民（2005）對中國國內資本流動性進行總體檢驗，并計量國內資本的總體流動方向，考察了這種資本流動對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他認為，國內資本的跨省流動性在1992-1993年較差，之后逐漸增強，國內資本的跨省流向總體上是流向增長較慢的省份，國內資本的這種流向以及流動程度不斷增強，促使各省之間的增長率差異顯著下降。

2.資本存量配置變化情況。龔六堂和謝丹陽通過計量各省份資本存量的邊際生產率差異水平，發現各省之間年資本存量的配置有效性逐年增加，之后處于穩定水平。

后危機背景下資本流動特點

資本流動主要受到儲蓄、信貸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故本文把儲蓄、信貸和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資金流動觀測的重要指標，文中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一）危機前后各區域儲蓄變化情況

圖1是1992-2008年東、中、西部地區儲蓄額占全國儲蓄額的比重，從圖1中曲線變化可見：

1.東部地區從1992年至2006年存款占同期全國儲蓄總量的絕大部分，且比重一直呈緩慢的上升趨勢，從1992年的60.6%上升到2006年的65.4%，14年增幅4.5%，年均增幅0.32%。2006年金融危機后這一比重呈較快的下降趨勢，由2006年的65.4%降為2008年的63.9%，兩年降幅1.5%，年均降幅0.75%，是危機前年均變化幅度的2.34倍。

2.中部地區儲蓄余額占全國同期存款余額的比重從1992年到2005年基本穩定在19%-20%，2006年起這一比重開始下降，從2005年的19%降為2008年的15.2%，降幅相對較大。

3.西部地區儲蓄余額占全國存款余額的比重相對較小，并且這一比重在金融危機前后變化不大。

由此可見，金融危機對東、中部儲蓄影響比較大，這緣于東、中部外向型經濟結構特點，這一特點決定外部環境的變化必然影響到企業、個人的儲蓄。

（二）危機前后各區域貸款余額比重的變化

圖2是1992-2008年我國東、中、西部貸款余額比重的變化，從圖2中可見：

1.東部地區從1992-2006年貸款余額占同期全國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這一比重從1992年54.7%上升到2006年65.5%，2007年達到65.6%隨后降為2008年的61.3%，降幅比較明顯。

2.中部地區貸款余額占同期全國余額的比重從1992年以來基本呈下降趨勢，這一比重從1992年的25.7%降為2006年的18%，2008年這一比重下降為14.4%，降幅較大。

3.西部地區貸款余額占同期全國余額的比重從1992年以來也呈下降趨勢，從1992年的20.2%降為2006年的16.5%，2007-2008年這一比重分別為16.5%和17%，可見金融危機對西部貸款余額影響不大，這一方面源于西部地區相對而言非外向型的經濟結構，另一方面與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對西部地區經濟政策的傾斜有關。

（三）危機前后各區域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變化

圖3是1995-2008年我國東、中、西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變化，從圖3中可見：

1.東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一直占全國同期固定資產投資絕對大的比重，1995-2006年這一比重基本穩定在70%以上，金融危機之后這一比重迅速下降，2007-2008年這一比重分別為68.6%和43.5%，降幅非常明顯。

2.中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呈上升趨勢，從1995年的12.5%上升為2005年的20.6%，金融危機之后這一比重上升更加明顯，2008年這一比重上升為21.9%，接近同期東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50%。

3.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的比重較小，2005年前這一比重基本穩定在12%左右，2006-2007年這一比分別為8.1%和10.7%，2008年這一比重迅速增長為19.9%，增幅非常大，這與國家同期經濟刺激政策有關。

結論

金融危機后我國資本流動跨區域流動加快，東部地區儲蓄、貸款與固定資產投資都呈明顯的下降趨勢，資本流動呈現明顯的順向流動特點。資本正從經濟比較發達、經濟增長較快的東部地區向中部、西部轉移，尤其是向西部轉移的趨勢更加明顯。資本這種順向流動的趨勢，將使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更加均衡。

金融危機后，國內資本跨區域流動速度加快，流動規模迅速增加。這種狀況一方面源于資本要求更高的回報率，另一方面和我國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尤其是發展西部的有關政策有關。上述兩個方面的效果必將使中、西部經濟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

參考文獻：

1.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M].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第4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關鍵詞]風險資本高技術創業企業融資機制

一、引言

風險資本又稱“創業基金”，是指由專業投資人提供的快速成長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潛力的新興公司的一種資本。風險資本通過購買股權、提供貸款或既購買股權又提供貸款的方式進入這些企業。風險資本是準備用于進行風險投資的資金。風險資本的來源因時因國而異，如個人和家庭資金，國外資金，保險公司資金、年金和大產業公司資金等，主要是一種以私募方式募集資金，以公司等組織形式設立，投資于未上市的新興中小型企業的一種承擔高風險、謀求高回報的資本形態。在我國，通常所說的“產業投資基金”即屬于創業基金。

與傳統資本市場相比，高技術領域對投資者的素質要求更高，風險投資者的出現適應了這一要求。在企業發展初期，風險資本幾乎成了除創業者自有資本之外惟一的資金來源。在這之后，雖然其他形式的資本(如債務資本)也逐漸介入高技術企業，但這些資本與傳統資本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決定企業融資特性的主要還在于風險資本。可以說，在高技術企業發展的整個歷程中，風險資本家無論在控制權安排，還是融資結構選擇方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風險資本作為聯系融資合約雙方的紐帶，無疑成為分析高技術企業融資機制的切入點。

二、風險資本的基本內涵和特征

1.風險資本的基本內涵

風險資本產生于資本、市場、企業等各自發展且彼此聯系的歷史進程中，體現出在這樣的一系列聯系中發育成長的實質。雖然風險資本在其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存在起伏波動，風險資本的邊界仍然處于變化的彈性之中，但它在發育成長和向世界的擴展中以及各國風險資本的融合和趨同化趨勢中，依然顯示出其基本內涵和相對突出的基本特征。

對于風險資本的定義，歐美經濟學家們曾給出過多種認定的邊界，從不同角度顯示了風險資本內涵的發展延伸和國家差異性。聯系風險資本發展演化的歷史進程和不同國家與地區擴展中的同質性，可以將風險資本定義為:風險資本是在資本、市場、商品經濟、企業及其成長的各自發展演化和彼此互動的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一種資本類型及一種投融資工具。它形成于非傳統的資金來源并主要投資于處于初創或處于成長初期的高成長性、高風險性企業，它以相對較長期的股權投資為主要投資形式并以股權的高幅增值和最終出售來獲取投資回報。這里對風險資本的定義，是一種所謂的“比較傳統”的風險資本定義。

2.風險資本的基本特征

（1)風險資本的買方融資特征。風險資本作為一種投融資工具，在現實運作中總是表現為一個融資與投資相結合的過程，其中風險資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資。整個金融機構在市場中的融資可分為買方金融和賣方金融兩大基本類型，各類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屬于賣方金融，而專門運營風險資本的風險投資公司和其他數量有限的金融機構則屬于買方金融。買方金融的利潤主要來自于資產買賣的差價，而風險資本的融資就屬于買方金融。風險資本家購買的是資本，出售的則是自己的信譽、投資計劃和對未來收益的預期。投資時，它們購買的是企業的股份，出售的是資本金；退出時，它們出售所持企業的股份，買入資金，外加豐厚的利潤和良好的業績，從而在資本撤出后進行下一輪的融資和投資。

（2)風險資本所投資企業的幼稚性和成長階段的初始性。風險資本所投向的風險企業是其自身增值運動的始點，從這里開始風險資本的運作主體(風險投資公司等)和受資企業一起進入共同成長的歷程口不過，風險資本不同于一般的資本，其差別主要表現在對象的特殊限定上:風險資本主要以創業企業為投資對象，它所投資的可能是一種新技術或新產品，也可能是一個剛創立的企業，總之，風險資本的投資對象主要是創業企業，且是那些從企業成長角度看尚處于成長初始階段的企業。在風險資本的實際運作中，雖然包含著對于其所投資企業的分期投資或者連續投資，也包含著風險資本在某些企業成長到一定時期時運用杠桿收購或管理收購的手段進行介入，但這并沒有改變它在投資對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風險資本的高風險性。風險資本的高風險性是風險資本一個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從風險資本的實際運作經驗來看，風險資本在創造了許多成長神話的同時也導致了許多的敗績。風險資本的高風險性根源在于風險資本所涉及的風險因素復雜多變，來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確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風險集中于風險資本運作的整個過程。

三、風險資本與高技術創業企業的融合

雖然，至今風險資本還未成為企業融資領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術企業作為惟一的投資范圍，甚至目前主導世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高技術企業群體中，有很多大企業也并未形成以風險資本背景的企業為主流的格局。但是，從以上對風險資本的認識可知，它從一開始就與高技術及高技術企業存在著密切聯系，對高技術的青睞和高技術的商業化預期是導致風險資本誕生的重要動因之一，談到風險資本就很自然地將它與高技術企業聯系在一起。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之間的融合，表現為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的聯姻和結合，進而表現為高技術企業通過融入風險資本實現成長和風險資本通過高技術企業的成長實現增值。

但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的融合不是簡單的結合，是具有明顯的指向性的，即風險資本并不是能夠與所有的高技術企業融合的。正像ARD公司與DEC公司的成功結合一樣，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的融合突出體現在風險資本與高技術創業企業的相互結合上，可以說，風險資本和高技術創業企業的結合乃是風險資本與高技術企業融合的直接的具體體現。

從要素資源這一價值創造的基礎層次來看，在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總是存在這樣的事實：所有具體的價值創造過程，都共同地包含著不同要素資源的結合過程，也都共同地表現為價值創造需要將不同的要素資源結合在一起方可進行的條件性特征。由這一事實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于：為什么不同的要素資源需要結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地進行價值創造？為什么不同的要素資源能夠結合在一起而共同地進行價值創造？以上問題的答案在于以下缺口理論的假說中。

第5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關鍵詞： 寫作學；資本論；文化書寫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經濟學的視角而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關資本原始積累的理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內容；就哲學的視角而言，它是思想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寫作學的視角而言，它也是一種文化文本的獨特書寫形態，是人類文明成果的詩性表達。

1 《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進行寫作學透視的必要性

當前的諸多文化現象和事實已經充分地說明，資本及其原始積累活動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堅持文化研究的態度，從宏觀的文化維度進一步研究和認識《資本論》中資本原始積累的文化書寫的意義，從而推進這一文本在其他學科的接受和研究的進程。從寫作學的角度看，無論就創作思想表達方式，還是創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對《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進行寫作學透視，都是十分必要的。

統攬學術界六十年的研究軌跡，從今天的學術眼光來看，對《資本論》只做單一的經濟學視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對該著在當下中國語境所謂時過境遷意義上的判斷失誤。為此，我們以經濟學和寫作學的復合視點為切入，揭示作為文化文本形態而存在的《資本論》的書寫特色，從文化形態的角度科學地把握蘊藏于《資本論》的創作思想和書寫特點。

2 《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進行寫作學透視的可行性

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書寫所涉及的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前提的表達，對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勞動者個體私有制的表達，對于租地農場主的表述，無不飽含對于現實的具體的人的關照。因此，我們以此為邏輯起點而對其進行的寫作學透視便具有相當程度的現實可行性。

正基于此，從寫作學與經濟學的相結點出發，正如魯迅將歷史著作《史記》解讀為無韻的文學文本《離騷》一般，參照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在把握了文本內在邏輯聯系的基點上，就可以把《資本論》的寫作理解為由準備、加工、總合三個階段構成的創作過程，可以理解為由思想理論體系、寫作思維、表達形式等多個層面構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為由現實、作家、文本、接受等四個要素所構成的文化活動，更可以理解為以前三個方面為基礎的由內容（在人文關懷精神統轄下的理論建構）和形式（以理性的結構分析為手段的文本書寫）相統一文化信息的合成體。

3 《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的寫作特點

3.1 基于將《資本論》視為文化形態的文本的理解，從寫作方法上來看，作者――馬克思首先從理論和事實相統一的角度，將人的生存問題設置為理論書寫的參照。他說，“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1]作者以神學中的創世說來類比原始積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寫作基調。作為全文的統領，此處關于人的誕生問題的引入建構了作者創作意識中人文關懷精神的生長點。把人的生存問題設立為理論書寫的參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馬克思理論書寫的文化維度。馬克思進一步寫到，“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從文學書寫的“典型塑造”的角度來引出對于英國資本主義書寫的寫作學意義，這樣的寫作方法既直指經濟寫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寫作的規律。

3.2 馬克思的寫作風格總體上講是在質樸的寫實中進行詩性還原，卻不是滑向一般意義上呆板的經濟寫作[2]。淡化和疏導了讀者感受資本之惡的郁結，客觀上起到了亞里士多德所謂“卡塔西斯”的審美凈化作用。為了延伸這種審美作用，以簡潔的語言，形象地刻畫了農村田園生活的突變；既強化了形式層面的畫面感，也承載了內容表達上的厚重感。從被引用的意義上講，薩默斯的話語已經被轉化成了《資本論》的文本語言，增強了對于主體創作精神多元化表達的效果，從而凸現出對資本積累的結構性分析中的詩意表達。

3.3 在內容與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始終將對于人的關懷意識置于創作精神的圓心，進而輻射到下層社會的每個角落里的每一群體，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質料因），又完善了寫作的結構（形式因）[3]。馬克思通過對亨利時期“法律對于人的規訓和懲罰”（福柯語）的陳述，揭示出了資本的主體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慘狀。從主體介入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如同進行著對資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觀的、零度書寫的角度，還原了“資本自從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里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事實；從文本結構來看，《資本論》的表層結構(一般論述性結構）和深層結構（觀念和話語的組織與傳達的構造）是相統一的，具有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提出的文本結構的完整性。

4 結語

在國內研究不斷深入的進程中，馬克思理論文獻的文本研究逐漸地變得重要起來了。《資本論》作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學的寫作實踐和審美視野大大超出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挖掘寓含于《資本論》的創作過程和創作方法中的思想資源，對于指導年輕一代重新理解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探討其文本寫作特色，對于糾正當前學術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風也具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3][德]馬克思.資本論[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

第6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馬克思　日本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濟危機理論，發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了《大綱》經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濟學的形成》以及《經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表了《(經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的闡述。由于這一內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他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內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現《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聯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結束時才表現出來。”這里的“在循環結束時”中的“循環”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現“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這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分了“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田弘)、“領有規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業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業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市民社會”，從它形成的初衷來看，是為了實現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產業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業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業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現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由時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田弘還特別強調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大綱》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我們試舉兩例。首先，是山之內靖對“市民社會派”的批判。作為一個事實，無論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還是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他們都屬于“市民社會派”。而這一派對馬克思的解讀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用“市民社會”概念來重構馬克思的學說；將市民社會看做是一個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們的馬克思解釋會包含著許多對斯密的生產力概念、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西歐發展道路的肯定。對此，山之內靖從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機、非西歐世界等出發，認為他們夸大了《大綱》中所存在的“西歐中心主義”、“黑格爾的觀念”、“生產力主義”，提出應關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的吸收，即馬克思的反現代性的自然主義思想以及馬克思的“晚年構想”。

第7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其實，上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背后的實質原因是全球經濟的非均衡，即全球在當前收入分配之下所形成的總需求無法吸納總供給。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的理論并沒有過時。皮凱蒂認為，后來有一段歷史很有意思，技術進步超乎想象，資本的回報或者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沒有下降。還有一個大的進展，就是隨著技術進步、產業轉型，人力資本投資重要性提高，于是各國開始普及國民教育。在這個背景下，西方迅速出現了中產階級，并不斷擴張。這些是馬克思的時代所沒有的現象。

隨著社會制度、技術、人力資本均有所改進，出現了另一位大思想家，庫茲涅茨。庫茲涅茨觀察“二戰”期間和戰后一直到1975年的“光榮30年”，并給了大家一個美好的未來圖景：當一個國家經濟起飛時，會出現收入差距拉大，但是，隨著經濟進一步增長，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自然會從高端下來，這是經濟規律。

半個多世紀后，皮凱蒂考察18世o到21世紀人類300年的歷史，發現庫茲涅茨的結論是短暫的。《21世紀資本論》有一個非常宏大的歷史視角，夯實了300年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揭示，資本的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高于勞動收入增長率，收入差距的擴大是必然趨勢。財富再分配是人類社會繼續前進的必要條件。《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和發行空前成功，皮凱蒂一舉成名。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他當年的博士論文《財富再分配》，又會發現什么呢？

財富再分配是公共經濟學領域的重要課題，它涉及兩類主要問題：一類是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如何達到帕累托最優；另外一類問題是，自由競爭的帕累托最優無視因個人能力差異所帶來的收入差距，這類收入差距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可能導致宏觀經濟總供求的非均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遲遲不能復蘇，這與全球收入差距的擴大有關。

簡單講，就是在現有全球收入分配基礎上所形成的全球總需求吸納不了全球總供給，全球產能過剩到處蔓延，不得不借助于量化寬松等貨幣手段創造需求，來吸收剩余產能。

同時，自由競爭的市場均衡有時并不符合政治角度看的公平性和建立在一定價值判斷基礎上的合理性。近年來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選舉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分化，再一次說明財富的再分配是何等重要。因此，從純粹公平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討論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問題就被提出來了。皮凱蒂試圖建立一個嚴密、統一、全新的財富再分配理論研究框架，分析該領域的四大基本問題：在市場機制下，社會不公平，分配與再分配如何形成和發展；促進再分配的最優市場機制和體制是什么；如何確定對社會勞動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是否公平；政治機制和經濟結構如何決定再分配有效地進行。

本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四大財富分配與再分配問題的本質，利用市場失靈理論、信息非對稱理論、社會選擇等理論的最新發展成果，借助統一理論框架，探索公平與效率如何在一定的市場機制、政治體制、規范性判斷和政策工具之下達到協調、均衡的路徑。

第8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力資本在 經濟 發展 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也備受國內學者的青睞。實際上，早在舒爾茨之前，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經包含了豐富的人力資本思想。文章將散落在經典著作中的人力資本思想進行系統的梳理，為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發展思想受到了挑戰，單純從 自然 資源、實物資本和勞動力的角度，已經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的全部原因。在舒爾茨看來，人力、人的知識和技能是資本的一種形態，稱為人力資本，它是一切生產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是財富的主要締造者，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學者認為舒爾茨是最早提出人力資本概念的學者，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已經開始關注人的勞動在生產中的作用。

    1.馬克思的人力資本內涵

    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人力資本”概念，但是多次使用“勞動力”這個概念，為揭示人力資本內涵奠定了基礎。人力資本理論認為，資本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物質資本，一類是人力資本。西方學者給人力資本所下的定義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也就是指人的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勞動力”或“勞動能力”下的定義是“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①。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力所包含的體力、智力就相當于羅默的“人力資本”，馬克思所講的“智力”不過就是舒爾茨所講的“知識和技能”，他還在《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 科學 勞動”、“生產力中也包含科學”等重要概念。②馬克思特別重視科學、智力發展的重要意義。很顯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勞動力”和舒爾茨稱之為“人力資本”概念的內涵之間沒有多少差別。

    不過馬克思所強調的“勞動”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實質上是強調“人”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人的勞動決定著商品的價值，決定著商品的生產，從而也就決定著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勞動者是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主導者，是推動社會生產向前發展的能動因素。馬克思以勞動創造價值為起點分析了人的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及人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與舒爾茨對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觀點一致。

    2.馬克思人力資本的生成路徑

    西方學者認為人力資本的取得需要消耗一定量的金錢和其他稀缺資源，也就是人力資本需要投資才可以形成。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具體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保健投資—基礎性投資，二是 教育 投資—核心投資，三是在職培訓投資，四是人力遷移投資。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重點研究的投資形式。人力資本投資又分為生存性人力資本投資和發展性人力資本投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勞動力價值的構成分析，揭示了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和形式。“在勞動力的價值總和中，應包括三個部分:a.在正常狀態下，維持勞動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用以重新補償勞動者勞動力使用中的體力和腦力的消耗。b.勞動者為養活家屬，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用以保證勞動力商品的不斷延續和更新。c.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培訓所支出的費用。”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決定的。從 現代 人力資本理論視角分析，資本家用于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支出(主要表現為勞動者的工資)是為了保證剩余價值的生產，是一種功利性的人力資本投資。可見，馬克思論述的勞動力價值構成中的前兩項是生存性人力資本投資，第三項是發展性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形成的兩個主要途徑是教育培訓和衛生保健支出。

    馬克思還對當今人力資本理論熱議的人力資本流動遷移投資有過相關論述，馬克思指出:“勞動者的智力水準是否能提高，是大 工業 發展生死效關的問題。在現代化條件下，資本具有很大的流動性，社會內部的分工變革很快，勞動者如果不接受綜合訓練，不開發智力資源，是根本無法適應勞動的變換和全面流動性的。”揭示了現代人力資本用于勞動力的國內和國際流動需要支付的投資的重要性。

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人力資本思想的擴展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揭示的是剩余價值的源泉、生產和歸屬問題，這些理論思想擴展了馬克思的人力資本思想，進一步揭示了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劃分的本質以及人力資本投資效用。

    1.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

    從產權角度來講，資本都有其所有者，這個所有者可以是個人、國家、 企業 和公司等法人。而人力資本這一特殊的資本，他的所有權只能屬于勞動者所有。資本通過勞動力市場購買到的只是“勞動力的使用權”。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成為商品有兩個條件:一是勞動者喪失了生產資料;二是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能將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但勞動力所有者，即勞動者出賣的不是勞動力所有權。

    馬克思對人力資本產權的性質進行了嚴密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力資本是個人產權屬性，勞動者始終保持對人力資本的所有權，而且社會也必須承認人力資本的所有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說，要“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權”。只有明確人力資本的產權是私有的，保護其私有產權才可以保證人力資本的正常運行，發揮其資本的 經濟 價值，否則價值降低甚至降到零。正像“人力資本之父”舒爾茨指出的那樣:“人力資本的顯著標志是它屬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類的，·因為它表現在人身上;它又是資本，因為它具有未來的滿足或未來收入的源泉或者兩者的源泉……人們當然能獲得它，但不是作為一種市場上出售的資產而是通過向自身投資……沒有人能把自己同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分開，他必將始終帶來自己的人力資本，無論這筆資本是用于生產還是用于消費。”可見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是不能夠分離的，人力資本是具有明確的私有產權性質的，離開了活生生的人，人力資本就不可能存在，人力資本永遠凝結在特定的個人體內并隨人體的運動而運動，隨人體的消亡而消亡。

    2.人力資本劃分的本質

     現代 人力資本理論將資本分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而形成的。物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都是經濟 發展 不可缺少的生產性投資，但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作用顯著地大于物力資本投資的作用，因為如果沒有人力資本投資，物力資本投資也不能發揮作用或不能持久發揮作用。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能力，已經是決定國民財富的最終基礎。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也將資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不變資本，一類是可變資本。所謂不變資本，就是以生產資料形式存在的一部分資本;所謂可變資本，就是指用于購買勞動力的那一部分資本，這與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對資本的劃分相一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不同資本在剩余價值生產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不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只變換它的物質存在形式，而自身的價值量卻不發生變化;可變資本則不同，可變資本的價值不是被轉移，而是由工人的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生產過程中，工人的勞動過程具有二重作用，一方面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一方面創造出新價值。這個新價值大于勞動力自身價值，除了補償勞動力自身的價值以外，還有一些剩余。因此，通過對資本的劃分進一步說明，可變資本即勞動力資本是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對可變資本在剩余價值生產中的作用的肯定，實質上是對“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這與人力資本理論中對資本的劃分的實質是一樣的。

    3.人力資本的投資效用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提出了人力資本投資及收益計量模型，是進一步研究和探討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及收益模型的理論基礎;特別是舒爾茨和貝克爾等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收益率進行測算，得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收益率大大高于對物質資本的投資收益率結論。

第9篇：經濟資本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地闡述了信用理論，指出了信用對商品經濟社會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重溫這一理論，對分析我國當前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發展的現狀，探究我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構建我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中對信用理論作了系統的闡述。重溫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結合當前我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建設的實際情況，提出促進我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建設的對策建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

一、馬克思的信用理論

（一）信用的界定

信用不但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原始話題，又是市場經濟的現代命題，它是企業經濟行為的立足之本，也是經營者涉足社會的“通行證”。信用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包括以誠實守信為核心的道德規范和以借貸交易為核心的經濟范疇。從經濟范疇看，信用是建立在雙方相互信任基礎上的一種無須立即付款就可以獲得物資（商品）、服務或資金的能力。

馬克思認為,信用是一種有條件的信任,是一種獨特形式的運動,是一種經濟關系,也是一種社會關系。對此,馬克思有明確的說法。一是馬克思表示贊同地引用了英國經濟學家圖克．托馬斯對《對貨幣流通規律的研究》一書中的一段話：“信用,在它的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的或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后一定要償還。如果資本是用貨幣貸放的……那么,就會在還款額上加上百分之幾,作為資本的報酬。”[1]這表明信用是建立在雙方互相信任基礎上的,并且以償還為條件。二是馬克思在分析生息資本在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運動時，明確強調,信用是具有獨特形式的價值運動。他說,“這個運動,以償還為條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貸和借的運動即貨幣或商品的只是有條件讓渡的這種獨特形式的運動。”[2]因此,信用的發展是隨著商品交換關系的不斷發展而發展,進而當貨幣作為一般商品交換媒介的時候,在交換過程中出現的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購銷、賒銷經濟行為。隨著生產資料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信用制度就演變成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3]當然,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要求擴大再生產,要求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資本的相互運動,這樣,原有信用制度的私人性質就必然促使它轉換成同社會再生產相適應的性質。

（二） 信用在社會化大生產中的積極作用與消極影響

馬克思的信用理論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信用制度的演變和發展,是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用制度既是商品經濟運行矛盾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商品經濟矛盾運動發展的工具。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復雜,商品經濟運行的矛盾也更加錯綜復雜,這客觀上要求社會按照社會化規律組織生產。特別是機器大工業的形成和發展,使單個資本受到限制,社會化生產要求突破單個資本的限制,

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簡介：金兆懷，東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資本論》與市場經濟。進行資本積累,信用制度可加劇資本集中,加快資本周轉速度,對社會再生產起到助推作用。其具體作用主要表現為:第一,信用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平均利潤的形成。信用的發展,有利于資本集中,加速商品生產的競爭和資本流動,從而有利于在行業內部形成商品平均價值,進而在全社會形成平均利潤。馬克思認為,只有信用才永遠起著資本轉移的杠桿作用和均衡利潤率的作用。第二,信用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流通費用,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一定量的資本在統一的生產過程中必然形成一部分流通費用,受資本目的的支配,商品生產者總是盡可能減少流通費用,以增加剩余價值。信用的形成有利于生產者之間相互賒購商品,能夠節約流通費用。第三,信用制度推動了股份公司的形成和發展。股份公司是適應于社會化大生產的資本組織方式和運行方式。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4]信用制度的發展,有利于打破“單個資本”的限制,有利于有效利用社會資本形成股份公司。第四,信用制度的建立,是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信用發展使少數人可以利用社會資本進行風險投資,有利于企業創新,發展社會經濟新的增長點,推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

馬克思在論述信用對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起加速發展的同時,也分析了信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緩社會生產的消極影響。第一,信用潛藏著經濟危機發生的危險性。在經濟發展中,由于信用突破需求的制約、拉動需求的增加,造成對商品的虛假需求,表現為虛假信用,這樣在再生產過程中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一旦經濟發展中泡沫破裂,整個社會債務鏈破壞,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就不可避免地引發經濟支付危機。第二,信用還容易導致對資源配置的失靈。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和在經濟生活中的應用,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商品生產者為了獲得信用,甚至把揮霍作為展現個人財富從而獲得信貸的手段。這樣就出現債務人不是把債務用于生產、創造財富,而是把它用于消費,自然就會出現許多應該是產業資本卻在人們迅速致富的心理驅使下造成資本浪費。

二、我國當前中小企業信用管理現狀

目前，我國尚未形成完備的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在中小企業管理過程中，許多企業自身信用狀況嚴峻，信用管理水平低下，致使經營風險增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信用基礎薄弱。眾所周知,企業的自有財產是按照承諾償還債務的信用基礎之一。但由于我國目前中小企業投資主體較為單一,經營管理相對粗放,產品科技含量低,經濟效益不佳,虧損面大等,導致了產品質量不高、企業償債能力不強,企業信用基礎十分脆弱。

2.部分業務人員素質低。這里的素質包含兩方面：一是指部分業務人員思想道德素質低。表現在業務員私心過重，損公肥私思想作怪，為了一己之利，不惜損害企業利益，與客戶相互勾結，使企業蒙受損失。二是業務素質低，敬業精神差，對客戶的資信狀況、履約能力等不作深入調查和研究，隨意將企業產品賒銷給客戶，遇到資信狀況和履約能力差或惡意欠費的客戶，使企業蒙受損失。

3.企業內部信用管理觀念不強。企業內部信用管理觀念不強的一種傾向是，當企業應收賬款居高不下、壞帳數量急劇增加、以致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時，企業領導不是從根本上去加強企業的內部信用管理、提高內部信用管理水平，而是從表面上去改變結算方式，只采用現金交易或信用證交易，以提高貨款收回的保險系數。其結果是應收賬款減少了，銷售風險降低了，但是信用好的客戶也受到不應有的牽連。久而久之，企業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從而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另一種傾向是，企業只顧交易數量和提高銷售額，不管對銷售風險的控制，不管客戶信用狀況，只要有市場就大量賒銷產品。雖然企業的市場份額提高了，但企業應收帳款及壞帳也增加了，以致企業銷售越多，則虧損得也越多。這兩種傾向都反映出企業治標不治本，沒有信用管理意識或信用管理觀念不強。

4.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構不健全。我國很多中小企業沒有專設內部信用管理機構，還是沿用過去的機構模式。表現在有的企業將信用管理作為財務部門的一項附屬工作，在企業的信用管理上，表現為只負責結算和應收賬款的記賬上；也有的企業把企業信用管理放在銷售部門，雖然銷售部門了解客戶的情況，但為了完成自己的銷售任務，搞好與客戶的關系，銷售部門也不可能履行好信用管理應有的職能；還有的企業為了加大企業的清欠力度，專門設置了“清欠辦”之類的部門，但由于一些職工本身素質低、敬業精神差，為了完成任務而不擇手段，不但不能完成工作，反而還與客戶發生不必要的摩擦，使企業不該失去的客戶也離開了企業，企業因此蒙受巨大損失。

5.企業內部信用管理機制不科學。中小企業的內部信用管理機制不科學，主要表現在企業對應收賬款的管理上。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在應收賬款的管理上存在三種模式：其一是銷售部門負責訂貨和發貨，財務部門負責記賬和結算的模式。這種模式對應收賬款沒有具體的責任人，出現了對應收賬款管理的真空，風險失控。其二是銷售部門進行業務承包，既負責產品銷售，又負責對客戶清收貨款，財務部門只負責記賬和結算的模式。這種模式比第一種模式有所進步，至少對應收賬款有具體的責任人，但銷售部門的主要任務是銷售產品，盲目賒銷在所難免，企業內部信用管理往往有其名無其實。其三是財務部門負責清收貨款、銷售部門負責定單和發貨的模式，由財務部門對銷售部門進行控制。在這種模式下，財務部門為了降低風險，就要求大量采用現金結算方式；而銷售部門為了完成銷售任務，卻要求采用賒銷方式。這就必然會造成財務和銷售兩部門出現矛盾和沖突，財務部門控制嚴格，不利于銷售部門開展工作；控制不嚴，這種管理形同虛設，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三、構建我國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的對策建議

構建完善的中小企業信用管理體系是增強中小企業抵御市場風險能力、疏通和擴大其融資渠道、保持其持續發展能力的關鍵所在。在中小企業自身信用的創造和建設上可采取以下對策：

1. 加快和完善中小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我國中小企業的主要構成是單一業主制、合伙制企業和股份公司制中的有限責任公司，前兩種企業制度的一般特征是：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高度統一，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二為一；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簡單化，管理人格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中小企業，對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企業制度決定了信用主體，企業制度有缺陷就難以培育可信賴的信用主體，管理有隨意性就無誠信可言。因此，健全企業制度、規范治理結構是提升中小企業信用能力的必要選擇。

2. 提高中小企業經營者的素質。目前，我國很多中小企業產權不分，經營者和管理者同屬一人，經營者對企業信用的影響非常大。首先，企業內部信用制度的建立與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認識水平有很大的關系。只有當領導者認識到企業建立完整的信用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會給企業帶來的潛在收益時，該項制度才會最終執行。其次，一個企業的形象是由它的員工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其中經營者的作用尤為重要，可以說，經營者個人的信用是企業信用的基礎。因此，中小企業經營者首先要樹立誠信的理念，充分尊重債權人的權益，真正在社會上樹立起守信用、重履約的良好形象。

3. 形成良好的信用記錄，樹立信用形象。隨著社會信用體系的逐步完善，一個企業的信用記錄將會越來越容易得到。因此，中小企業應該遵紀守法，遵守承諾，按時償債，形成良好的信用記錄，樹立良好的信用形象。首先，中小企業要依法建賬，確保會計資料真實完整。要嚴格按照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規定進行會計核算，不得賬外設賬，不得授意、指使、強令會計機構、會計人員違法辦理會計事項，禁止一切弄虛作假的行為發生。其次，中小企業要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要求，及時足額繳納應繳稅款。再次，中小企業應該按時償還銀行的債務，嚴守與其他企業建立的合同，遵守承諾，不隨意毀約，以獲得社會大眾的信賴。

4.在競爭中不斷提高產品質量，正確確立企業的發展前景。首先，中小企業只有在市場競爭中不斷地提高產品質量，生產、銷售合格產品，才能在消費者面前樹立良好的形象，才能獲得消費者的信任。其次，中小企業應該正確地分析和判斷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能力及發展趨勢，選擇正確的企業發展策略，在公眾面前顯示一個良好的發展前景。對于一個發展前景良好的企業，即使目前它的規模比較小，資本并不雄厚，但是它良好的前景會使銀行、貿易伙伴等利益相關者相信它將來能有償還的能力，從而愿意貸款給它或者與它進行商務上的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