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智慧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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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層社會治理智慧化范文
一、基層社會工作信息化管理現狀
（1）國內社會工作信息化管理應用研究較少，基層政府主體在此項工作中熱情不高，主導性不強。政府信息化管理有三層含義：一是政府作為一個管理部門對整個社會信息化的管理體制；二是政府對其自身信息化的管理體制；三是政府機關內部信息化的管理體制。就我國而言，政府機關內部信息化管理日趨完善，而政府對信息化的管理體制，即政府作為一個管理部門對整個社會的信息化管理卻不夠系統和完善，缺乏典型的成功案例。
（2）目前社會工作與政府機關的信息化管理體系存在“兩張皮”現象，一邊在花大力氣完善管理個體的相關信息，另一邊已獲取的各項信息卻不能指導實際工作，究其根本是管理主體沒有對已制定的信息化控制體系進行科學合理的驗證，導致已有的信息化體系與實際工作聯系不夠緊密。
二、構建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
（一）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的編制依據
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相關標準的制定依據主要有法律、法規、國家出臺的人口普查政策以及各地黨政機關頒布的各項規章制度等。首先，應認真分析管轄范圍內觸點問題和矛盾糾紛不斷產生、日益突出的原因，了解當地的人員結構、經濟產業、鄉風社情等情況；其次，根據地理環境和行政區劃，將管轄區域科學合理地劃分成若干個信息源收集區，并委派農村基層干部作為信息收集員，負責相關區域內相應人、財、物的統計；最后，將涉及社會管理工作的相關信息盡量分解為最詳細的可操作對象，分別分析其所涉及的資源屬性事項如確切的家庭成員人數、經濟情況以及受教育的程度等，并將各項基礎信息與實地走訪數據進行校核，反復比較，建立真實可靠的信息管理系統。
（二）建立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
根據基層社會管理工作的實際應用，結合各地的組織結構，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包括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以城鎮級別管理機構為基礎，以開展的各項社會管理工作及相關流程文件為指導，完成信息化控制體系中信息源的合理分區和信息事項框架設置，為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搭建基本骨架；第二層級是信息源區的負責人在基本框架上，結合該地的實際情況，考慮基層社會管理所涉及的各個子環節和各項職能活動，將制定標準劃分成可供操作、能夠量化的信息項，指定專人通過問卷調查、上門走訪、電話訪問等形式完成；第三層級信息收集員根據第二層級設定的信息標準項，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收集相應個體的人、財、物、業、車輛等信息，并歸納匯總，逐級上報，最終構建成信息完備、真實可靠、功能強大的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
三、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構建要點
（一）明確基層社會管理工作主要版塊
隨著特殊人群和大眾服務項目的不斷增加，社會管理對本村范圍內的人員結構、流動情況、家庭狀況、特殊人群的幫教、服務工作不能做到全面覆蓋。因此，在信息化控制體系中要充分考慮地理環境與行政區劃等因素，利用最優版塊分區法合理劃分信息源版塊，挑選責任心強、辦事效率高的農村干部作為負責人，確保信息的準確和及時更新。
（二）明確社會管理中各項事務的屬性配置
（1）全面掌握轄區內的人員及流動情況。對轄區內的所有人員（包括戶籍人員、常住人員、流入人員）實行網格化管理，人員信息分為公眾信息和非公眾信息。公眾信息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身高、體重、血型、證件號碼、優撫、群團志愿者等基本信息。非公眾信息包括：犯罪、吸毒、上訪、、政治敏感時期表現、流入流出情況等信息。
（2）全面掌握轄區內農村產業及經營狀況。以戶為單位，采集土地及產業的基本信息，包括：田土名稱、面積及地址、使用情況、種植情況、種植面積、是否享受直補、直補面積、林權山等基本情況。經營狀況包括類別、規模、地點、證照、年稅率、廠房來源及用途、外來務工人員等基本信息。
（3）全面掌握轄區內房屋及設施設備情況。房屋基本信息包括：結構、修建年代、用途性質、建筑面積、附屬設施、水電氣使用情況、主要炊事燃料、交通狀況、家用電器等信息。
四、完善基層政府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的建議
（一）加大投入，完善信息化控制體系中基礎事項的設置
在完善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的設置時，發現已有數據信息與社會管理工作之間的聯系不夠緊密。因此，要不斷加快整合基礎信息資源，加大信息化基礎設施的投入，構建社會管理信息化建設規劃，完善現有信息化基礎設施，綜合利用各類信息載體開展社會管理，根據調查問卷、深入走訪的實際情況增添信息事項的名稱，進一步完善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的建設。
（二）更新技術，提高基層社會工作的信息管理
基層社會管理信息化控制體系將轄區內的人、財、物、業、車輛等基礎信息廣泛收集，實行授權使用、分級管理、兼容、按月更新，確保信息的鮮活和時效性，供社管、公安、司法、民政、國土、教育、衛生醫療、農技、財政、金融等部門共享，對提高整個社會工作的管理水平意義重大。
（三）嚴格保密，維護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個人隱私
加強社會管理基礎信息數據的保密管理，操作人員使用用戶名和用戶密碼登錄數據庫進行訪問，信息數據實行安全等級管理，提高信息數據管理人員的保密意識，嚴格紀律要求，有效維護個人隱私和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第2篇：基層社會治理智慧化范文
關鍵詞：精準扶貧；政策執行；基層組織；治理能力
中圖分類號：F12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6YJC710010）
作者簡介：雷望紅（1991-），女，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辦和國辦聯合出臺了《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诽岢觯⒕珳史鲐毠ぷ鳈C制，按照縣為單位、規?？刂?、分級負責、精準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逐村逐戶制定幫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確保在規定時間內達到穩定脫貧目標。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紛紛制定了精準扶貧的戰略規劃，地方政府逐步進入實施階段。
精準扶貧政策，試圖通過改“漫灌扶貧”為“滴灌扶貧”的方式，既能夠節約扶貧資源，又能夠有針對性地扶持貧困戶，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面臨著多個層面的困境。一方面，在執行中出現目標偏離，表現為精英俘獲[1]、貧困戶參與不足[2]以及多種排斥現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時，會出現政策與村莊的不匹配現象，比如產業支持、安居扶貧等政策無法有效扶持貧困戶[5，6]。不僅如此，精準扶貧政策還會引起村莊激蕩，由于盛行平均主義思想，村民們要求對于政策資源進行公平分配，由此會引發上訪等問題，給村莊帶來新的治理難題，甚至會出現鄉村治理的“內卷化”[1，2]。
精準扶貧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貧，實現路徑在于“精準”二字，但從目前學界研究的整體上看，主流觀點認為精準扶貧出現了嚴重的不精準執行現象。關于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不精準執行問題，大致有三種解釋路徑：（1）從官僚體系的視角出發，認為是央地關系、社會控制和社會成本承擔等因素導致了執行困境[3]；（2）從村莊的內部特性尋找原因解釋，村莊社會環境、鄉土社會的特征、社區精英被俘獲、貧困群體集體行動的缺乏等因素影響了政策的執行[1]；（3）從政策本身進行解釋，認為精準扶貧政策本身具有內在悖論，由于忽略了扶貧對象的內部差異性，從而引發執行問題[2]。另有一些學者主張從轉型的角度認識當前的扶貧問題，從而理解貧困治理的復雜性所帶來的精準扶貧挑戰[7]。
精準扶貧政策的不精準執行，本質上是政策執行偏差問題。已有研究對于精準扶貧政策的理解與認識，從總體上來看，側重于從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探討政策執行的狀況，而忽視了政策執行主體即基層組織的重要性。制度基礎與社會基礎具有不可逆性，從這些角度出發，對于政策執行的改善無法做到對癥下藥。若從基層組織的角度探討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問題，可以把握政策執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夠洞悉政策執行偏差的直接原因，從而及時糾偏。本研究立足于贛南宋村的調查經驗，呈現當地精準扶貧政策執行偏差，從基層組織的角度予以解釋，并以此為基礎，拓展理解當前我國農村資源輸入的組織困境。
二、精準扶貧政策的實踐個案
2014年5月，國務院扶貧辦等七部門聯合頒發了《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要求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進行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贛南宋村宋村是贛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冊人口為8 837人，實際人口接近萬人（嚴格計生時期的黑戶多）。筆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該村進行為期20天的調查。于2014年底開始集中精力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總共確定421戶貧困戶，1 468個貧困人口。2015年宋村將扶貧工作確定為中心工作，在具體的政策實踐過程中，該村存在著明顯的不精準執行現象。
（一）精準識別不精準
貧困人口與貧困戶的識別與確定，原則上要求申請評議，由群眾根據自己的家庭情況自行申請，由村組干部評議、公示公告，再由上級進行篩選和抽檢。在村委會具體的識別過程中，宋村干部為了減輕精準識別的麻煩，實際操作過程如下所述：
上面給了我們村1 468個貧困指標，基本上每7個人中有1個是貧困人口，指標這么多，誰是貧困人口根本辨不出來。具體分配的時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組，由小組長評選，再由包組組長進行確認，村里按照入選人口大致做個評選，砍掉條件明顯比較好的，留下條件差的。小組長評選時，有時也有私心，但主要權力還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準確定貧困戶上，實際上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貧困戶名額過多，貧困名額占到全村人口的15%，遠遠超過實際貧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經濟差異不明顯，村干部容易選出絕對貧困群體，但不易選出次貧困群體，名額分配的標準不易確定，即使按照民主評議的方式，也無法公平地識別和確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觀評議的方式選擇貧困戶，避免群眾申請和民主評議，并通過打球的方式，將名單公布在村委會六樓的會議室。
2.權責不匹配的無力。精準扶貧的政策由中央層面作出，但由基層組織具體執行和落實。基層組織責任重大，對貧困戶的具體幫扶責任主要落在基層干部身上。一方面，他們需要親力親為為貧困戶出謀劃策、擬定計劃、支持脫貧，另一方面，他們需要做好規范化管理工作，跟蹤與記錄，如果出現紕漏，需要承擔失職的責任。在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上，基層干部既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也是責任的直接承擔者。
然而，基層干部肩負的責任與享有的權力嚴重不匹配，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分稅制和農業稅改革以后，基層組織喪失了資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賴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可支配資源極其有限；二是隨著官僚制的深化發展，上級政府對于基層治理的干涉程度強化，在面對鄉村社會的現實問題時，基層干部喪失了治理的靈活性。當精準扶貧政策出現時，基層干部一無充足資源，二無政策權力，只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硬著頭皮，按照上級要求執行政策。他們一面利用國家政策，一面動用私人資源，試圖完成幫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銀行設置種種障礙不給真正的貧困戶貸款，私人扶持也不易獲得，私人普遍不愿進行風險幫助。因此，幫扶干部們要真正完成幫扶脫貧工作難度極大。況且，一位幫扶干部面對幾十個貧困對象，難度可想而知。在權責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他們只好選擇性退步，只完成相對容易的形式幫扶工作，即通過文字脫貧的方式交差，以期在運動期限內糊弄過去。
3.壓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標管理責任制在權威體系內部構建了一套“責任―利益連帶”的制度性聯結關系，形成基層政權運行與地方社會的治理壓力[12]。目標管理責任制在基層組織中所營造的壓力氛圍，會促使基層干部通過策略主義的方式，尋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實際上，策略主義的運用，既是基層組織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層政權不得已的選擇。
目標管理責任制具有明顯的目標導向，通過對目標達成狀況的考核進行獎優懲劣，但由于目標實踐過程不可保留，無法完整呈現，只能通過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現出來。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級進行檢查時，如果“考卷”出現紕漏，上級“打分”低，不論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當于未實現目標。同樣，在向上呈閱工作材料時，如果數據不好看，與規定目標相差甚遠，也會受到上級的批評與懲罰。在壓力型體制之下，基層組織更加看重上級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實質意義的實踐工作，因此，基層干部會進行策略性轉換，將文字材料的準備工作置于政策執行之上。面對精準扶貧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強調的是數據的“正確性”，他們要反復核對文本數據與網上數據，國網與市網的數據。在上級檢查時要確保所要回答的數據與貧困戶家庭的文本情況一致，以免在領導問話時回答失誤。在目標責任制下，政策落實通過文本形式的呈現，實際目的在于通過考核避免懲罰，以實現基層干部的自保。
（三）基層干部的政策定位
從基層組織的角度來分析精準扶貧政策的具體執行，能夠觀察到基層干部政策執行的情境。在基層治理資源有限、權責不對等和壓力型的考核體制之下，基層干部會對政策進行定位，選擇執行的方式與力度。盡管精準扶貧政策以政治運動的形式下達，但貧困具有相對性、流動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層，明天還會出現新的底層，今天解決一批，明天會新出一批，以突襲式的方式根本無法啃掉這塊“最難啃的硬骨頭”。在基層干部看來，這場針對貧困的運動式治理，“就是一陣風，很快就會過去” [14]，上級部門規定了目標達成時間，不論任務完成與否，在政治壓力之下，各級政府都必須“完成”既定目標。
在短促的扶貧運動中，基層政府一方面要在壓力考核下滿足上級目標達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層治理資源匱乏、權責不匹配的情況下完成任務。他們需要在兩者之間尋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務，并讓上級在檢查時感到滿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級的要求做事。因此，精準扶貧政策在基層就被定位為隱秘的資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層干部低調地將名額和資源分發下去，能否真正幫扶到貧困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數字考評呈現政策執行的樣態。在基層干部的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執行必然產生不精準執行現象。
四、國家資源輸入的基層組織困境
農業稅費改革后，公共服務型福利國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國家[15]，國家改“資源汲取”為“資源輸入”，通過項目下鄉的方式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基層組織如何承接資源、如何執行國家政策成為一項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精準扶貧政策是國家的又一大惠農政策，基層組織在政策執行時所面臨的治理成本、權責問題和考核壓力等執行約束，暗含著基層組織的深層困境，嚴重制約了國家資源的輸入效率與國家政策的執行力度。
（一）資源輸入背景下的基層組織樣態
農業稅費取消以前，國家表現出強者形象，具有高度的專制權力[15]，保持著對于基層社會的強勢汲取。此時，國家為了保持對于基層社會的汲取能力，與基層組織結成合謀關系，默許和容忍基層組織的過激或違法行為，導致國家政權與農民關系的緊張狀態。基層組織則由于和農民在各項事務上密切互動，建立緊密關聯。稅改以后，國家改變治理思路，通過資源輸入不斷向農民示好，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財政的分配權，形成了“中央財政喜氣洋洋，省市財政勉勉強強，縣級財政拆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鄉鎮財力下降，可支配資源嚴重不足。鄉鎮不得不依賴上級的資源轉移，中央借機約束和規范基層組織的治理行為，導致基層組織日益喪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帶來的后果則是，基層組織與國家的信任關系被打破，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日漸疏遠與惡化（見圖1）。
在基層組織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狀況下，基層組織承擔的自上而下的任務與自下而上的訴求卻不斷增長。在稅改以前，基層干部對上主要完成收取稅費與計劃生育工作，對下主要則是解決矛盾糾紛和分配土地。國家加大向農村社會輸入資源以后，大力發展民生事業，將提高農民的收入和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作為重要工作。國家改善“三農”的宏愿落到基層組織，不斷累積的自上而下的任務堆積到基層干部身上，農民則借助國家對于“三農”領域的傾斜充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對上的期待不斷高漲，基層干部承擔著來自于國家和農民日益增長的雙重任務（見圖2）。
參考文獻：
[1] 邢成舉. 村莊視角的扶貧項目目標偏離與“內卷化”分析[J].江漢學術，2015（5）：1826.
[2]葛志軍，邢成舉. 精準扶貧：內涵、實踐困境及其原因闡釋――基于寧夏銀川兩個村莊的調查[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57163.
[3]左停，楊雨鑫，鐘玲. 精準扶貧：技術靶向、理論解析和現實挑戰[J].貴州社會科學，2015（8）：156162.
[4]鄧維杰. 精準扶貧的難點、對策與路徑選擇[J].農村經濟，2014（6）：7881.
[5]李博，左停. 精準扶貧視角下農村產業化扶貧政策執行邏輯的探討――以Y村大棚蔬菜產業扶貧為例[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6673.
[6]付少平，趙曉峰. 精準扶貧視角下的移民生計空間再塑造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816.
[7]邢成舉，趙曉峰. 論中國農村貧困的轉型及其對精準扶貧的挑戰[J]. 學習與實踐，2016（7）：116123.
[8]邢成舉，李小云. 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項目目標偏離的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3（9）：109113.
[9]T B Smith.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J].Policy Science，1973， 4（2）：203205.
[10]周雪光. 運動型治理機制：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J].開放時代，2012（9）：105125.
[11]歐陽靜. 論基層運動型治理――兼與周雪光等商榷[J].開放時代，2014（6）：180190.
[12]王漢生，王一鴿. 目標管理責任制：農村基層政權的實踐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9（2）：6192.
[13]歐陽靜. 運作于壓力型科層制與鄉土社會之間的鄉鎮政權――以桔鎮為研究對象[J]. 社會，2009（5）：3963.
[14]邢成舉. 壓力型體制下的“扶貧軍令狀”與貧困治理中的政府失靈[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110.
[15]黃宗智. 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J].開放時代，2008（2）：1029.
[16]周飛舟. 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138.
[17]孫立平，郭于華.“軟硬兼施”：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的過程分析[C].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2000：4245.
[18]吳理財. 應注意農村基層的選擇性治理[N].學習時報，20090112（5）.
[19]劉寧，黃輝祥. 選擇性治理：后稅費時代鄉村治理的一種嘗試性解讀[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7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