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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在與結構性融資相關的前景理論和協同理論的指導下,對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進行結構性融資的構建要確定參與主體,要制定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流程,要充分發揮一些輔助參與人的作用。。
(一)明確參與主體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參與主體包括:文化產業獨立法人、政府、民間資本投資者。文化產業獨立法人是資金的需求者,融資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投資不足,擴大文化產業規模,實現更好的經濟效益。政府是文化產業融資的推動者和監督者,政府參與文化產業融資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產業具有社會性,文化產業需要樹立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它對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應該為文化產業提供相關的補貼支持,同時監督文化產業的思想導向。民間資本投資者是資金的供應者,投資的目的是為獲得良好投資回報率,由于文化產業的風險性較大,通過結構性融資產品的設計,可以認購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優先級和次級投資,實現與風險相匹配的投資收益。
(二)梳理結構性融資的流程首先,要從文化產業項目進入資產池的篩選開始,市場基礎和持續穩定的資產現金流是篩選文化產業項目的標準,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文化產業項目才能進入資產池。其次,要對進入資產池的文化產業項目成立風險隔離的SPV,資產評估機構需要對資產進行評估,融資主體和政府可對SPV進行信用增級;證券發行機構設計出結構性融資產品,報請相關部門進行審核,由承銷機構把產品推薦到市場。再次,完成資金募集。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劣后資金可以由融資主體或政府補貼資金來承擔,承擔的比例根據SPV的情況而定,為民間資本的投資者增設一道安全墊,民間資本根據風險與收益的偏好選擇優先級和次級的結構性融資產品。
(三)積極發揮輔助參與人的作用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還需要充分發揮一些輔助參與人的作用。資產評估機構對選進資產池的文化產業項目必須進行資產評估,對資產的公允價值進行判斷,對資產價值、資產現金流和資產信用質量提供全面立體的評估報告。信用評級機構的投資風險評估也是民間資本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必須取得信用評級,才能發行證券,信用評級決定著證券發行籌資成本的高低。證券發行機構可以為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提供全面的專業,結構性融資產品的發行過程是一個有機整體,必須相互協調和配合,一般在主承銷商的組織下,各相關機構分工負責,共同工作,保證融資順利實現。
二、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關鍵點分析
對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進行結構性融資必須要處理好三個關鍵問題:
(一)對資產池進行信用增級信用增級是指運用各種有效手段和金融工具確保債務人按時支付債務本息,提高資產證券的質量和安全性,從而獲得更高級的信用評級。內部信用增級是通過證券化結構的內部調整,將資產創造的現金流重新分配,使債券達到所需要的等級。內部信用增級的主要形式有:優先級和次級結構安排、超額抵押和直接追索權、現金抵押、儲備基金、利差帳戶等,都是為了減少投資者承擔與資產組合有關的信用風險。外部信用增級是指由第三方機構對證券化交易發行的票據的償還進行擔保,以其較高的信用級別提升證券化票據的信用級別的安排。第三方機構是指除發行人、發起人、服務人、受托人以外能提供信用增級的中間機構,這些中間機構通常都具有充足的現金流,與資產池相關性較小,且信用等級高于資產支持證券本身的信用級別。外部信用增級的方法主要有:單線擔保公司擔保、一般保險公司擔保、政府擔保、回購條款和不可撤銷擔保信用證等。
(二)設立風險隔離的SPVSPV是證券化當事人設立的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實體,是一個“典型”的空殼公司,自身不擁有職員和場地設施,只擁有名義上的資產和權益,其實際管理一般委托原文化企業進行管理,其權益則全部移交給一家獨立的受托管理機構進行托管,然后發行資產支撐債券,引導民間資本進行投資。SPV是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交易結構的中心,也是結構設計中最重要的關鍵點。文化產業是一種高風險投資行業,為了有效地防范破產風險,在融資主體和投資者之間設立特殊目的載體SPV,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SPV可以實現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與發起人的破產風險相隔離,這種隔離保障SPV無破產風險,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產品設計后,發起人募集到現金實現融資后,發起人自身的各種信用風險,都不影響到已經證券化的資產,即使發起人破產了,已經售出進入SPV的資產,與發起人無關,不會當作發起人的資產用于償還發起人的債務。
(三)結構性融資產品定價靜態現金流折現是結構性融資中最早最簡單的定價方法,最大的特點是計算簡單和原理簡明。靜態現金流折現模型的關鍵是求出每期的現金流量和證券的內含收益率,使證券未來現金流通過這一收益率折現以后的值等于證券的現價。靜態現金流折現法的缺點是:只考慮了貼現率的變化,冷建飛未考慮現金流的變化;未考慮實際的利率期限結構,未來利率波動的加劇將使定價結果產生的誤差不斷放大。盡管如此,靜態現金流折現法的分析結果對其它定價方法還是很好的檢驗,是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定價中最基礎的方法。蒙特卡洛模擬法是一種通過模擬標的資產價格的隨機運動路徑得到結構性融資價值期望值的數值方法,也是一種應用十分廣泛的結構性融資定價方法。其基本思路是:從初始時刻的標的資產價格開始,運用蒙特卡羅模擬的方法,產生隨機利率路徑來模擬現實的利率變動,由此模擬出的是一系列遠期利率,利用它進一步計算出未來的現金流量,并將其貼現為現值,完成證券的定價。選擇蒙特卡洛模擬法可以很好地完成對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定價。
三、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運行機制研究
(一)資產評估機制資產評估是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首要環節,把文化產業項目進行篩選后,注入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資產池,對資產池中的資產進行評估,構建資產價值評估、資產現金流評估和資產信用質量評估的三維立體資產評估體系,保證民間資本所投資文化產業資產的質量。資產價值評估是對文化資產的市場公允價值進行評估,運用公允價值的評估代替歷史成本的評估,更能準確反應出文化資產的實際價值。資產現金流評估是建立在文化資產的未來盈利基礎上的,是對未來文化資產產生的凈收益做折現的準備,可以較好地反映出文化資產的創造價值的能力和規模。資產信用質量評估是對文化資產背后的管理人的信用狀況進行綜合分析,結構性融資設立的SPV一般還是由原有的文化企業作為管理人經營資產池中的資產,這些管理人的信用質量狀況直接影響文化資產的價值創造能力。資產價值評估、資產現金流評估和資產信用質量評估分別對文化資產本身、文化資產未來利潤創造能力和文化資產管理能力三個方面進行全面評估,可以為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做出較好的基礎性準備。
(二)投資者保護機制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核心是民間投資者的保護。首先要建立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資產隔離機制,資產池中的資產是投資權益的基礎,把進入資產池中的資產與原有文化企業進行分離,讓隔離資產成為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的基石,才能打消民間資本投資時的顧慮,堅定民間資本的投資決心。其次要建立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風險監測機制,對風險進行預警管理,盡早對民間投資者可能遇到的風險狀況,培養他們對文化產業經營風險的合理預期,做好處理風險的準備工作。再次要建立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訴訟保障機制,一旦損失發生,必須保障民間投資者的合理合法權益,健全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的法律制度,結合文化產業的特點,規范民間投資者文化產業保護的維權流程,解決民間投資者的后顧之憂。最后要建立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結構性融資的外部監督機制,可以充分發揮外部力量保障民間投資者的安全,成立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保護協會,充分發揮行業與媒體的監督力量,完善各類社會監督與配套制度的形成,促進各類外部監督力量積極參與協調共進,共同保護民間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的權益。
關鍵詞: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經濟增長效應;面板數據模型
一、引言
河南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村經濟發展問題顯得尤為重要。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鄉村總人口達到7968.77萬人,占河南省總人口的82.0%,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553.15元,在全國排第19位,較全國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積極探索促進河南省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民收入、變農業大省為農業強省的途徑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一項對58個國家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發展關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總產值的增長呈正相關關系:水利灌溉設施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1.62%;公路修建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0.26%,農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將增長0.12%;成年人的識字率上漲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0.54%。樊勝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進農村生產方面的投資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增長,同時還促進了農村扶貧,縮小了地區差距,但投資收益因投資的地區不同而有很大差異。不同地區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為研究對象,確定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政策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
二、模型設計及變量的說明
由于數據的限制,官方公布的各地市用于農村公共物品投資的數據年度不長,本文為保證樣本的數量,采用面板數據模型(paneldatamodel)進行分析。面板數據模型是指對不同時刻的橫截面個體作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并對這些樣本數據進行建模。與單純的橫截面或時間序列相比,面板數據模型的優點表現在,提供了更大的樣本點以改善參數估計的有效性以及更深入地分析問題。從時間序列看,可以描述不同個體隨時間變化的規律;從橫截面數據看,又能描述某個時點各個個體的狀態及個體間的差異。
一般來說,農村公共物品按用途可劃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大類(楚永生,2004)。農村生產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農村道路和公共性運輸工具、部分大中型農用機械設備、病蟲害防治、農業技術推廣、農業信息平臺建設等;農村非生產性公共物品包括基礎教育、文化娛樂設施、電網、自來水設施、衛星接收設施、郵電通訊設施、醫療衛生設施、社會福利、行政服務、治安等。因此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可直接作用于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產量,增加農民收入,還可以通過改善農民生活環境,提高農民基本素質,為農民提供信息、交通通訊等便利的生產條件,對農業經濟的長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
根據《河南農村統計年鑒》,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本文將扣除了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投資看作是公共資本投資(李楨業等,2006)。因此,根據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計量模型可設計如下:
LnYit=β0+β2LnLit+β3LnGit+uit
其中:下標it表示第i個城市(即代表河南省18個地級市)農村在第t年(2000-2004)的項目;Y代表農業總產值,單位為億元;β0為常數;β2代表勞動的產出彈性;L為農業從業人員,單位為萬人;β3代表資本的產出彈性;G為公共物品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存量(1999年為基期),單位為億元;u為隨機擾動項。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本文在計量檢驗時,分別對上述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以上數據均來自《河南統計年鑒》(2000-2005)和《河南農村統計年鑒》(2000-2005)。
在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時,主要考慮兩種模型,即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和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不同的模型變量回歸系數的影響因素也不同,一般來說,因為面板數據同時包含橫截面因素和時間序列因素,所以參數估計值可能會同時受到兩種不同因素的影響,一種是不同組別數據之間的差異,稱作組間效應(betweeneffect),在我們的數據里就是指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另一種是同一組數據內部不同年份之間的差異,稱作組內效應(withineffect),在我們的數據里就是指同一個地區不同年份之間的差異。在固定效應模型中,所有的組間效應都已經通過固定影響消除掉,參數的回歸系數只取決于組內效應。而在隨機效應模型中盡管考慮了地區之間的差異,但只有當地區之間的差異服從正態分布時,回歸系數才會完全不受組間效應的影響,否則,回歸系數也會受到組間效應的影響(王紅領等,2006)。
三、檢驗結果及說明
為了檢驗公共物品投資變量(G)和農業總產值(Y)之間是否有較大的相互影響,依次分別對變量G與變量Y的關系和L與Y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組Ⅰ和組Ⅱ),然后將變量G與L同時與L進行回歸分析(組Ⅲ)。回歸結果見表1,方程中D.W.的有效范圍是dL<D.W.<(4-dU),即對于組Ⅰ和組Ⅱ來說,1.16<D.W.<2.61,對于組Ⅲ來說,1.05<D.W.<2.57,故可認為回歸方程中的變量不存在自相關。
在組Ⅰ中,我們首先就公共物品投資變量(G)對農業總產值(Y)的影響進行了回歸分析,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是,累計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分別通過了10%和5%的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無論是組內效應還是組間效應,農村累計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均為正,即促進了農業總產值的增長。
在組Ⅱ中,我們又檢驗了農業從業人員(L)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表明,回歸系數為負,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農業從業人員與農業總產值呈負相關關系,由于固定效應模型中參數的回歸系數只取決于組內效應,也就是說從時間維度來看,隨著農業從業人員的遞減,農業總產值是增加的,這和我們的統計數據是一致的,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機械逐漸替代了勞動,使農業從業人員的效率得以提升。隨機效應回歸結果表明,回歸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農業從業人員與農業總產值呈正相關關系,顯然這里隨機效應模型既考慮了地區間的差異,也考慮了一個地區內不同時間的差異,其回歸系數同時受這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從統計數據來看,不同地區之間農業總產值的差異,主要由農業從業人員決定,農業從業人員較多的地區,其農業播種面積也較大,因此其農業總產值就比較大,與我們的統計數據一致。
在組Ⅲ中,我們將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變量和農業從業人員變量放在一起對農業總產值進行回歸,兩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與組Ⅰ、組Ⅱ相同,且均通過了至少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從固定效應回歸結果來看,公共物品投資是造成地區間農業總產值差異的因素,即公共物品投資較多的地區,其農業總產值也會較大(假定影響農業總產值的其他變量均相同的前提下)。從隨機效應模型來看,公共物品投資也是造成同一地區、不同年份農業總產值變化的因素,即隨著同一地區農村公共物品投資的不斷增加,農業總產值也不斷增加。
從組Ⅰ和組Ⅲ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發現,增加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可以增加農業總產值,從而促進農業經濟增長。從組Ⅲ隨機效應模型(該模型同時考慮了組間效應和組內效應)的回歸結果來看,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元,農業總產值將增加0.124元。
四、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一)存在的問題
1.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匱乏,且結構不合理
從財政支農統計數據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財政性支農支出的絕對量從1990年的10.83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48.38億元,但實際上財政用于支農的比例在整體上卻呈現下降的趨勢(見圖1),由1978年的15.5%,下降到2003年的6.8%,且從1994(1995年除外)年開始河南省的財政支農比例開始低于全國的財政支農比例,其中1998年差距達到2.69個百分點。顯然,作為農業大省,河南省對農村的公共物品供給顯得尤為不足。
從財政支農結構上看,當前支農支出包括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其他等(見表2),其中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支出所占比例較高,如2003年為74.6%,2004年達到80.3%,并且這一比例也高于全國的比例,由于這些支出主要用于各級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事業費支出,所以這些名義上屬于支農支出,實際上大部分卻流向了城市,農業投入的“非農化”現象較嚴重。財政對農村和農業支出比例過低和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必然導致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匱乏或不足。
2.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的地區差距逐漸拉大
從表3可以看出,鄭州市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與其他地區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如2000年鄭州市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是開封的4.70倍,到2004年擴大到6.14倍,2000年鄭州市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是商丘的4.75倍,到2004年擴大到6.09倍。由前述可知,農村人均累計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有利于增加農民的人均收入,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地區差距的加大,可以說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因此為了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政府政策應向落后地區傾斜,加大對落后地區公共物品的投資。
(二)政策建議
從前面的計量分析結果可知,增加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可以提高農業經濟增長,因此,針對河南省當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相應的政策建議,以進一步促進河南省農村經濟的平衡快速發展。
第一,按照公共財政原則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支出政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加大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具體包括:(1)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總量的穩定增長,同時要提高河南省財政支農支出的比例,至少要不低于全國財政支農支出的比例。(2)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結構。首先要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的資金流入結構,即加大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的比例,降低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的比例;其次要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的地區結構,即加大對信陽、周口、駐馬店等人均公共物品投資較低地區的支出力度。
第二,走農村公共物品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發展道路。即建立以公共財政和國債為主體、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的農村公共物品融資體制,以解決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短缺問題。
第三,建立省、市、縣三位一體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體制。政府應處于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主體地位,各級政府都應建立起相應的負責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組織,具體負責農村公共物品資金投入的籌集和使用,收集農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規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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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楨業,金銀花.2006.長三角政府公共資本和民營資本生產率及其經濟增長效應的比較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3).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其次的疑問在于,日本對華投資金額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對中國投資最多和增長最快的1995年為例。這一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為44.78億美元,僅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8.7%,占日本對亞洲投資總額的36.2%,而僅占日本對美國投資額的19.8%,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還不到對美國投資額的1/5。如果有影響,也只能說明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就業水平的影響很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日本的失業率卻在降低。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2004年失業率為4.7%,2005年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數出現了1997年以來的首次增加,同時青年就業人數增加,2005年,25歲到34歲的失業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業率為4.0%,6月份完全失業率為,完全失業者數比前年同月減少2萬人,就業人數比前年同月增加20萬人。由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誘發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進口”效果,反而帶來了日本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對外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理論分析與日本的現實
在分析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具體影響時,我們先來分析一般條件下的情況。所謂一般條件,就是指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直觀地看,對外投資就是將國內即將用于或已經用于生產的資金或生產資料裝移到國外,我們將這些資金或生產資料統稱為資產。不難理解,如果這些資產在國內進行生產,勢必要在國內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國內的就業,然而對外投資減少了這部分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一個方面。同時,這些資產的轉出就意味著已經存在的或即將存在的生產活動的轉出,則本來或潛在以這種生產為原料供給對象或產品銷售對象的生產者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它們的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二個方面。很明顯,以上兩者都是負面的影響。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還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即通過向國內購買原材料或中間產品增加本國的就業,這就是一些學者談到的擴大出口效應。不過問題是,如果這些生產者仍在國內,它將向國內購買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即使考慮到對外投資使生產規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間產品,此時向國內的購買量也不會大于在國內時向國內的購買量。可見,擴大出口的效應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難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負面影響。因此,總的來看,在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下,對外投資應該減少國內的就業。在此,我們特別強調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因為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上面的結論將不再成立。非經濟平穩發展的極端情況亦即經濟過熱和經濟低迷。在經濟過熱時,對外投資減少的就業會立即被吸收;在經濟低迷時,對外投資根本就不減少就業。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外投資不會對國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在此意義上甚至應該理解為增加了就業)。
作者認為,基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的背景,日本當時的經濟現實就屬于經濟低迷。從國內大環境來看,由泡沫破滅導致的不良債權問題日益突出,銀行惜貸現象嚴重,以致企業破產增加,就業環境惡化;就業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國民的不安心理,導致消費需求下降,企業生產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萎縮,雇傭人員進一步減少。可以想象,面對國內的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那些對外投資的企業即使待在國內也不可能創造就業,而只能造成資源的浪費。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國內的企業的開工率都十分低下,不僅不能通過擴大生產來增加就業,反而還在競相裁減員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業聚集的東京大田地區,制造業的就業人數比泡沫破滅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廠數目下降了25%(國家信息中心,2004;傘鋒、曾浪,2005)。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日本對外投資的企業不存在對國內就業的前兩種負面影響,而其第三種正面的影響卻在整體上顯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沒有破壞國內就業,相應地,日本近年來對中國投資的迅速發展也沒有降低其國內的就業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響,應該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
四、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沒有惡化日本就業:一個實證的證據
對于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引起日本國內就業惡化的言論,還可以在計量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反駁的證據。我們的做法由兩個步驟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沒有下降則沒有必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下降與日本對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之所以用制造業作研究對象,是因為近年來日本對中國投資以制造業為主體。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變量,則是考慮到,如果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沒有下降,即使制造業就業下降也沒有必要關注海外投資對日本就業的負面影響,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對中國投資是否影響了日本的就業。
首先來看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變化。從圖2來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長的一個時間內,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始終處于一個下降的狀態,這符合了上面所說的進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這里也有問題:長期持續的比重下降很難與對中國投資建立密切的關系,而總就業與制造業就業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對于第二步的工作,我們通過檢驗下面的
回歸模型來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為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FDI為日本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t為時間。考慮到日本對中國投資對其國內就業的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性,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3個滯后變量。經過對E和FDI的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發現兩個變量都具有1階單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檢驗結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計中我們采用兩個變量的l階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們對日本國內的就業沒有影響;FDIt-2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但由于其系數為正值,不僅不能證明FDI對日本國內就業有負面作用,而且還顯示了FDI與日本國內就業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日本國內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對日本就業下降原因的進一步認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日本近年來(主要是90年代)的就業惡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的狀況。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也就不得不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國內經濟的狀況導致了以終身雇傭為主的原有雇傭制度的變化,使很多原來的全職工作變成了兼職工作。因此它使企業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同時又消除了其裁減員工的障礙,故而導致了國內大量的失業。其次,在國內經濟狀況、自身發展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等因素的影響下,日本需要也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身也會帶來一定量的結構性失業。正像一些日本經濟學家指出,日本的就業市場近年來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傳統產業由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或資源轉移等原因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而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卻存在勞動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原來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所賴以存在的外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
如果要說中國對日本就業有所影響的話,那么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奪走了日本的外需應是最為突出的因素。中國大量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國內的生產不得不減少,因而促使其就業水平下降,但這與日本對中國投資的變化無直接關系。所以,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對外投資是其必然的要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決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使自身經濟重新步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就業狀況惡化的問題。
內容提要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造成母國就業狀況惡化的評論曾經甚囂塵上。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方面的分析結論表明,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母國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而非對華直接投資。
關鍵詞日本對華投資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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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分析個人投資金融投資行為理論
一、金融投資行為理論分析
金融投資行為理論悄然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其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方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金融投資行為理論以期望理論、行為組合理論和行為資產定價模型為其理論基礎,并將人類心理與行為納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認為,人們進行投資決策時存在兩種錯誤范式:其一是選擇性偏差,即投資者過分重視近期數據的變化模式,而對產生這些數據的總體特征重視不夠,這種偏差導致股價對收益變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種是保守性偏差,投資者不能及時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修正自己的預測模型,導致股價過度反應。
其次,DHS模型。該模型將投資者分為有信息和無信息兩類。無信息的投資者不存在判斷偏差,有信息的投資者存在著過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歸因。過度自信導致投資者夸大自己對股票價值判斷的準確性;有偏的自我歸因則使他們低估關于股票價值的公開信號。隨著公共信息最終戰勝行為偏差,對個人信息的過度反應和對公共信息的反應不足,就會導致股票回報的短期連續性和長期反轉。
再次,統一理論模型。統一理論模型區別于BSV和DHS模型之處在于:它把研究重點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機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認知偏差方面。該模型把作用者分為“觀察消息者”和“動量交易者”兩類。觀察消息者根據獲得的關于未來價值的信息進行預測,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賴于當前或過去的價格;“動量交易者”則完全依賴于過去的價格變化,其局限是他們的預測必須是過去價格歷史的簡單函數。
最后,羊群效應模型。該模型認為投資者羊群行為是符合最大效用準則的,是“群體壓力”等情緒下貫徹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兩種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資者通過典型的貝葉斯過程從市場噪聲,以及其他個體的決策中依次獲取決策信息,這類決策的最大特征是其決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則論證無論仿效傾向強或弱,都不會得到現代金融理論中關于股票的零點對稱、單一模態的厚尾特征。
二、對金融投資者的個人行為分析
1.多為投機心理,短期行為嚴重
我國很多證券投資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實的投資價值,而是企圖從中獲取超額回報。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為通過股票的買賣價差而獲利,這類人群多是為賺錢買賣差價進行短線操作;只有少數投資者進入股市是為了獲得公司分紅收益;38%的投資者因有閑置資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個長期投資場所。高比例的企圖賺取短期收益群體的存在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博取短線利潤群體的過大是我國證券市場行情波動幅度.驚人的重要原因,這也是造成證券市場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投資者入市動機上分析,就已經預示著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短期行為比較明顯。
我國個人投資者更多的是短線投資、投機,而沒有把股票作為長期的投資。另一方面,股票價格的劇烈波動誘發了一部分人的賭博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證券投資者容易產生羊群效應,使這種市場短期行為具有很強的蔓延性,從而極大地加重了投資者孤注一擲的心理,一旦認為找到了機會,就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不顧,冒險參與高風險的證券投資活動。在我國證券市場中,我國投資者的短期行為特征表現為比較明顯的冒險心理和投機短期行為。
2.投資承受能力差
調查顯示,我國個人投資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為主,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為工資收入,參與證券市場的時間普遍較短,證券投資意識很強,但投資經驗相對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資產比例較大,這充分說明我國個人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很弱,投資者對投資股市的“情感依托”強烈。
3.對股票專業知識了解不足
絕大多數個人投資者的股票投資知識來自于非正規教育,主要通過朋好友的介紹、股評專家的講解以及報刊、雜志的文章等獲得;在做投資決策時,投資者大多依據“股評推薦”、“親友引薦”,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資決策的方法上,兩成以上的個人投資者決策幾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憑自己的感覺隨意或盲目地進行投資。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過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視對其他信息的關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數投資者在評價投資失誤時,往往將失誤歸咎于外界因素,如國家政策變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莊家操縱股價等,而只有少數個人投資者認為是自己的投資經驗或投資知識不足;大部分投資者對新出現的金融品種如開放式投資基金的認知程度有限。
三、結語
總體來說,我國的股票市場中對于股票價格的影響因素過多,政策因素、大戶操作因素,這說明中國股市不符合經典金融理論對于市場是有效的基本假設;同時,投資者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也不符合經典金融理論中,投資者對于風險總是厭惡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時,股民表現出對已有收益的貪婪,以及賭博心理,而在被“套牢”時,又寧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彈機會.這些特點都說明中國股民的投資心理符合金融投資行為理論的期望理論。
參考文獻:
[1]何問陶王金全:行為金融理論的發展及述評[J]南方金融,2002,(12)
【論文摘要】:風險投資高風險的特點決定了風險投資的失敗率極高。由于風險投資所投資的風險企業大多是具有較高增長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從技術的研究開發、產品的試制、生產,到產品的銷售要經歷
許多階段,而投資風險存在于整個過程中,并來自于多方面。因此,加強風險投資的風險研究,規避風險,直接關系到風險投資主體的生存和發展。
1.技術風險
由于高新技術開發研究的復雜性,很難預測研究成果向工業化生產與新產品轉化過程中成功的概率,這是高科技投資中最大的風險來源。技術風險的具體表現為:
(1)技術上成功的不確定性。新技術在誕生之初都是不完善的、粗糙的,能否在現有的技術知識條件:下按預期的目標實現都是不能確定的。
(2)產品的生產和售后服務的不確定性。產品開發出來后,如果不能成功地生產出產品或進行批量生產,仍不能完成風險投資的全過程。
(3)技術壽命的不確定性。由于現代知識更新的加速和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致使新技術的生命周期縮短,一項新的技術或產品被另一項更新的技術或產品所替代的時間是難以確定的。當更新的技術比預計提前出現時,原有技術將蒙受提前被淘汰的損失。
(4)配套技術的不確定性。一項新的技術發明后,往往需要一些專門的配套技術的支持才能使該項技術轉化為商業化生產運作,如果所需的配套技術不成熟,也可能帶來風險。如美國的TRITIUM公司在風險資本的幫助下于1998年年初開始進軍免費網絡服務領域,采取類似網絡零點公司的技術。但TRITIUM公司一時無法解決在技術上遇到的難題,即廉價帶寬技術問題,在掙扎了半年之后,后勁不足,終于支撐不住,只好宣布無限期停業。
2.管理風險
管理風險是指風險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導致投資失敗所帶來的風險,主要表現在:
(1)決策風險。即風險企業因決策失誤而帶來的風險。由于風險企業具有投資大、產品更新快的特點,這就使得風險企業對于高新技術產品項目的決策尤為重要,決策一旦失誤將會給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2)組織風險。風險企業主要以技術創新為主,企業的增長速度都比較快,如果不能及時調整企業的組織結構,這樣就會造成企業規模高速膨脹與組織結構落后的矛盾,成為風險的根源。
(3)生產風險。預期的市場容量往往事先不能精確測定,致使實際的生產水平與實際的市場容量不一致而產生風險,所以這種生產風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貫穿于整個生產過程。
風險企業大多為創新科技企業,這些公司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即公司的創始人大多是專業技術人員,他們在專業技術上各有特長,并對技術研有獨鐘,但他們在管理上卻不是行家理手或對管理的細節不感興趣。在公司的發展初期,由于公司規模較小,他們尚能管理好自己的公司,隨著風險資本的進入,公司進入了一個超常發展階段,這時身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公司創始人的管理能力已不能適應公司快速發展的要求,他們在公司管理上的風險日漸突出,可能發生如上所述的決策風險、組織風險和生產風險等。此時,通常的做法是,風險資本家與公司的創始人一道從外面聘請專業的管理人員或職業經理人對公司進行管理。
1977年4月,在風險資本的幫助下,蘋果公司首次公開推出了新產品——AppleⅡ型機取得巨大成功。公司的超常規發展使公司的組織結構出現了問題,而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和沃茲尼克都深感自己不能勝任日常的管理工作,于是他們任命馬古拉為執行主席,并從國家半導體公司挖來了他們的總經理麥克爾。斯格特擔任蘋果公司的總經理。這樣,蘋果公司渡過了當時的管理危機,公司一度得到快速發展。
3.市場風險
如果風險企業生產的新產品或服務與市場不匹配,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就可能給風險企業帶來巨大的風險。這種風險具體表現在:
(1)市場的接受能力難以確定。由于實際的市場需求難以確定,當風險企業推出所生產的新產品后,新產品可能由于種種原因而遭市場的拒絕。如銥星的技術水平比現有的通訊衛星的技術水平高,但是銥星公司卻破產了,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銥星技術沒有市場需求,技術沒有市場性。
(2)市場接受的時間難以確定。風險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全新的,產品推出后,顧客由于不能及時了解其性能,對新產品持觀望、懷疑態度,甚至做出錯誤的判斷。因此,從新產品推出到顧客完全接受之間有一個時滯,如果這一時滯過長將導致企業的開發資金難以收回。
(3)競爭能力難以確定。風險企業生產的產品常常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不僅有現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同時還有潛在進入者的威脅。風險企業可能由于生產成本高、缺乏強大的銷售系統或新產品用戶的轉換成本過高而常常處于不利地位,嚴重的還可能危及這些企業的生存。
仍以蘋果公司為例:在80年代初,IBM根據市場變化的需求,率先提出走計算機相互兼容的道路,其他的一些計算機公司都紛紛響應。然而蘋果公司卻沒有注意到市場的需求及競爭形勢發生了變化,在技術上目空一切,固執己見,拒不走兼容化道路,正因為這一失誤,使蘋果機與其它品牌PC機不兼容,市場供應的大量軟件無法應用,使它難以增加新的客戶,失掉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導致了蘋果公司后來經營狀況惡化,幾乎到了破產的地步,至使風險投資遭受重大損失。
4.人才風險
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才因素在風險企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與傳統技術企業相比,風險企業在勞動力需求的數量和結構上有較大的不同,由于風險企業成長較快,且一般屬于高度知識密集型的企業,其要求科技人員和勞動力既快速增長又有較高的素質,因而形成高科技人才的相對短缺。高素質的管理層通常是投資者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由于人事制度不合理,高級管理人才容易流失,就會給企業帶來致命的危險;同時,公司技術骨干的流動,也會使整個企業的技術開發受阻,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硅谷大名鼎鼎的天使投資人麥克琳于1990年聯合其他的風險投資機構向哈斯廷斯創立的純軟件系統公司投資了640萬美元,但是,由于公司主管銷售的副總裁一直沒能打開局面,致使公司業績停滯不前,先后更換了4名副總裁也沒能奏效。最后,麥克琳親自挑選了一名主管,才使公司的市場業務得到進展。1995年,純軟件系統公司成功上市,麥克琳大獲全勝。
5.來自外界環境的一些特殊風險
關鍵詞投資決策投資期權
將期權理論引入資本投資決策的理論研究越來越引起國內有關學者的關注。但從目前研究的情況看,國內學者大多否認以NPV法為核心的傳統投資決策方法,而從其他途徑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相反,近年來國外學者卻并不完全否認傳統的投資決策方法,而是將其與期權理論結合,對其進行改進,從而更好地解決資本投資決策問題。這種改進方法的關鍵是確定基于期權理論的資本投資決策準則。本文將利用資本投資決策的期權特性來對投資決策重新進行評估,從而為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1現階段投資決策的特征分析
1.1投資的不可逆性
所謂投資不可逆性是指當環境發生變化時,投資所形成的資產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損失的情況下變現。資產專有性是造成投資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資本所形成的資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專有性,而專有性資產在二級市場上的流動性較差。換言之,這些具有某個企業或行業特性的資產很難為其他企業或行業使用,投資后很難收回而變為沉沒成本。現階段投資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個企業都想開發出具有市場獨占性的產品,以獲得超額利潤。這種產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場從未出現的,對其的投資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產品的開發一旦失敗,其投資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銀根緊縮可能使國內外投資者無法出售資產以收回他們的資金。
1.2投資的可推遲性
所謂投資的可推遲性是指投資項目在一段不很長的時間內可以被推遲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投資機會是可以選擇的。多數投資選擇并不是那種“nowornever”的機遇,即“要么現在投資,要么永遠不投資”。這是說投資者在投資時機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資者可以推遲行動以獲得有關未來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某項投資存在可推遲性,則在面臨外生風險的情況下,企業就可能通過推遲現在的投資以期獲得更多的收益。
1.3資本的未來回報是不確定的
理論上,確定性是指投資者知道其投資在將來的所得回報或收益的概率為1的情況。因此,在嚴格確定的概率意義上,不確定性是至少有兩個不同的可能發生的價值狀態的聯合。一般地,不確定性有兩個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確定性變量的性質角度而言,可把不確定性分為經濟上的和技術上的不確定性。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與經濟的總體運行(產業價格、運行成本)相互關聯。技術上的不確定性與經濟行業的總體運行不存在相互關聯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由決策過程內生的。不確定性主要產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資決策時,對投資回報的任何估計總是不精確的。投資的這種不確定性與期權有著密切的相關性。一般來講,投資的不確定性越大,期權的價值就越大。
2投資決策的期權特性
期權是一種選擇權,期權最核心的特點是,期權持有人有選擇買或賣的權利,而并非義務。換言之:期權最后是否被執行,完全取決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執行,其最大損失僅以付出的權利金為限。公司得到一個投資機會如同擁有一種購入期權,它擁有可選擇在未來某個時間購入一項資產的權利(但不是義務),以求從項目中獲得利潤流的權利。因而,投資決策權類似于金融市場中的期權。其中,企業為獲取某一投資機會,需先期進行可行性研究、技術和人力資本積累、資本投入等,這相當于支付的期權費。企業在已獲得這一投資機會后,就擁有了選擇投資或放棄投資的權利,即相當于擁有了買方期權。企業可以在有利的條件下進行投資,即相當于行使期權,此時投資機會具有的價值就喪失,轉化為投資的成本,而最終獲取的投資收益則可能很大。企業也可以在不利的條件下不進行投資,即相當于放棄期權,損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權費。
3基于期權理論的投資決策與傳統投資決策理念的比較分析
傳統投資決策方法是指以凈現值(NPV)法為核心、根據NPV大小判斷一項投資計劃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統稱。它是目前國內外投資決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這種方法,一旦NPV非負,項目即可投資;反之,則投資不可行。
舉例說明:假設一個投資項目投資額為110萬元,1年后,該項目產生的現金流有兩種可能性:市場向好為180萬元,若不景氣為60萬元,以后一直保持不變。從目前測算,其現金流為100萬元。項目的壽命為1年。再假定市場向好、向壞的概率各為50%,無風險利率為8%。由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估算出的資金成本為20%。
由傳統的NPV法則,可求出:
NPV=E(C1)/(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為NPV=-10<0,故應拒絕該項目。
由期權理論,可以用二項式定價模型求出其價值。因為該項目相當于一個看漲期權,當現金流上升并超過執行價I1時,便執行,否則放棄。在第0年決策時,現金流為100萬元,小于I0=110萬元,故放棄并等待。1年后,若市場看好,現金流為180萬元,則投資,收入為E+=180-I1=180-110×(1.08)=61.2萬元;而向壞時,現金流為60萬元,放棄投資,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嚴格的情況下,可以不使用連續復利。由二項式期權定價理論可得:
P=[(1+r)-S-]/(S+-S-)
=[(1+0.08)-0.6]/(1.8-0.6)=0.4
項目價值為:
C=[PE++(1-P)E-]/(1+r)
=(0.4×61.2+0.6×2)/1.08=22.67(萬元)
項目價值C>0,故該項目不能拒絕。
具體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資,但也不能否決這項目,而應保留該項目的投資權。或者,應該以C=22.67萬元的價值出讓該項目的投資權。啟示:由上分析可見,以NPV法為核心的傳統決策方法忽視了投資的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因而在實際運用中存在著缺陷。而將期權理論引入資本投資決策,可彌補傳統的投資決策方法不考慮投資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的缺陷。資本投資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這十分類似美式看漲期權的特性。為了尋找更有利的投資機會,推遲資本投資的權利就是一種期權——可稱為資本投資期權。當一個企業進行一項不可逆的投資時,它就執行了投資期權,也就放棄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機會,而新信息可能會影響投資效果的好壞和投資時間的選擇。這也意味著即使市場條件發生逆轉,該企業也不能不投資。這種期權價值的損失是一種機會成本,應作為投資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慮。即是:對一項不可逆的、同時是可推遲的投資而言,推遲投資的權利就是投資期權,且這種期權具有的價值必須在投資決策中予以考慮。
4對傳統資本投資決策準則的改進
4.1項目的價值構成
任何項目的價值來自如下三個方面:首先,來自項目的盈利價值(in-the-money-value),該值僅為現在(t=0)投資時項目的NPV;其次,來自項目本身所形成的內含的期權價值,如信譽、市場地位等;最后,因資本成本和價格運動所帶來的期權的價值。因此,在評估投資期權價值和進行投資決策時,必須考慮投資期權的價值。
真實NPV(TheTrueNPV)=項目的基本NPV(TheBasicNPV)+(內含的)期權價值+(因資本成本和價格運動所帶來的)期權價值
4.2可推遲項目的價值構成
我們知道,考慮投資時間期權的價值(TheValueoftheInvestment-TimingOption,ITOV),推遲投資將增加投資項目的價值。基本NPV按現行(t=0)折現率對項目的所有現金流折現后計算而得。真實NPV與基本NPV之間的差值即為投資時間期權的價值。一個可推遲項目的真實NPV等于考慮了投資時間期權的NPV(TheOptionAdjustedNPV,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漲期權來估價。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基于期權理論的投資決策準則的確定
由于項目推遲的不確定性,則無論利率多大,OANPV總不為零。當利率等于OAIRR(TheOptionAdjustedIRR)時,期權的價值為零,因為此時期權充分盈利,即為了保持期權而推遲投資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執行期權并實現正的NPV在價值上的損失。例如:如果當商品市場價格等于約定價格時,期權的價值為0,此時期權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權而推遲購買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購買而消費商品而有的損失。也就是說如果OAIRR小于IRR(內部收益率)可保證隨時執行期權有足夠的價值。
這樣,對于現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準則:若rOAIRR,則推遲投資。注意,這一決策準則實際上是執行美式看漲期權的標準準則。當ITOV=0時,OANPV=NPV,這時對于給定的現行短期利率來說,該項目的NPV達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時,如果擁有投資時間期權(ITO)的企業投資該項目,那么該企業就能充分利用項目中隱含的所有期權的價值。這種情況發生在OANPV=NPV時,而此時在ITO的壽命期間內可能不止存在一個利率。這就定義了該項目接受域,即OANPV=NPV時所對應的利率范圍。由此,可得到OANPV準則:若ITOV=0,則進行投資;若ITOV>0,則推遲投資。
總之,在給定現行短期利率的基礎上,投資項目的NPV能達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權能充分盈利,則進行投資;否則推遲投資。
5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的意義
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有助于識別更多的有價值的投資機會。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中包含了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定價和對增長期權的分析,它通過給不確定性賦值,將那些靈活性價值大于投資現金凈損失的項目識別出來,為企業和國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資機會,拉動了有效投資需求。
改進的投資決策準則,有助于彌補傳統投資決策工具的不足,為項目評枯、決策及經營管理提供更客觀有效的分析結果。
總之,期權理論應用于投資決策,不是對傳統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傳統投資分析方法合理內核(貨幣時間價值等)的基礎上,對傳統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視投資的不可逆性和可推遲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資決策的靈活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
關鍵詞:行為金融學;投資策略;股票投資策略
1文獻綜述
一般認為,行為金融學的產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發表《投資戰略的實驗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為標志,該文首次將行為心理學結合在經濟學中來解釋金融現象。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寫了《人類決策的心理學研究》,為行為金融學理論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979年DanielKahneman教授和AmosTversky教授發表了《預期理論:風險決策分析》,正是提出了行為金融學中的預期理論。
中南大學的饒育蕾和劉達鋒著的《行為金融學》是我國第一本系統闡述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著作。吳世農、俞喬、王慶石和劉穎等早在中國證券市場初建時就對中國股市調查并進行取樣分析,得出中國市場為非有效市場,其主要論文有:吳世農、韋紹永的《上海股市投資組合規模和風險關系的實證研究》,陳旭、劉勇的《對我國股票市場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及隊策建議》。國內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相對不足,對投資策略的涉足更是有限。
本文主要是借鑒了兩位美國學者的思路進行論證。美國學者彼得L•伯恩斯坦和阿斯瓦斯達摩達蘭著的《投資管理》總結了美國比較有影響力的觀點,對行為金融學理論在投資領域的應用進行了發展,對投資行為進行了全面剖析,其對投資策略的研究更具有獨到之處,這種在行為金融學下投資策略的研究對我國證券業的發展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羅伯特•泰戈特著《投資管理-保證有效投資的25歌法則》以其簡單而明了的筆法描繪了行為金融學下投資方法的選擇應具備的條件和原則,指導我們的實踐。BrighamEhrharot著的《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中也不乏對行為金融學的應用,比如:選擇權的應用等。
2行為金融學概述
行為金融學是將行為學、心理學和認知學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產生的一種新理論,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投資決策行為的一門學科。
行為金融學有兩個研究主題:一是市場并非有效,主要探討金融噪聲理論;二是投資者并非是理性的,主要探討投資者會發生的各種認知和行為偏差問題。
主要理論:
證券市場是不完全有效的即市場定價不能完全反映一切信息,存在噪聲交易者風險即金融噪聲理論。投資者構筑的投資組合具有金字塔型層狀特征即行為組合理論。
投資者有限理性。行為金融學總結的投資者行為偏差有:決策參考點決定行為者對風險的態度;投資者存在心理帳戶;投資者還存在過度自信心理和從眾心理。
3行為金融學在實務中的應用
實際上,各種積極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場定價失真或無效。他們認為通過投資于定價失真的市場或資產可以獲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種無效性是轉瞬即逝的,這樣,這些無效性可能會為有耐心的投資者提供收益。“耐心”是一個好的投資策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行為金融學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諸如阿萊悖論、日歷效應股權溢價、期權微笑、封閉式基金之謎、小盤股效應等等金融學難題。還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選擇策略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動量交易策略等投資策略。一些金融實踐者已經開始運用行為金融學的這些投資策略來指導他們的投資活動。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價格下跌時,分批買進股票以攤低成本的策略。采用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資活動。
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們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一個決策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而非著眼于最終的財富狀況。在心理預期的過程中,人們會把決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帳戶來考慮,常常擁有自信情節,高估已經擁有的商品或服務,并且傾向于增加這里物品或服務的使用次數。還對預期的損失過于敏感,把同樣價值的損失計算成遠高于同樣價值的收益,而對已經形成損失的東西卻表現出一種“處置效果”,由于期待機會收回成本而繼續經受可能的損失。因此在行為金融學中的“心理”帳戶和“認知偏差”這兩個概念,應該在日常理財中關注。
運用動量交易策略。即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準則,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準則時就買入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當處置效應在證券市場上比較嚴重時,其帶來的股票基本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幅就會更大;當價格向價值回歸時,可利用動量交易策略,通過差幅獲利。
市場無效性本質上是一種套利機會,如果足夠多的資金追求同一種市場無效性,它肯定會消失。對于許多定量投資者來說,永遠感到困惑的是,一旦某種市場無效性在學術刊物上得到詳細論述,它就奇怪地消失了。實際上,如果昨天的無效性已廣為人知,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資本,再設想它明天仍然存在是非常危險的。資本市場同樣如此。因此,不要屈從或迷戀“權威”的信息,應該努力追求有個性的投資策略。
在職業資金管理游戲中獲勝的資金管理者一般都是最少犯錯誤的人,但其中的許多錯誤都可以歸因于人類本性——追求安穩、相信潮流、失敗后希望改換風格和指導思想。投資組合管理中的一些錯誤源于資金管理者不了解自己的客戶,不了解自己的投資市場,一些錯誤源于資金管理者走“受托人的鋼絲繩”的游戲,一方面要獲得高額收益,另一方面還不能超越客戶的風險承受性。
4股票投資策略
4.1具備股票投資取勝的素質
對于我們來說,在股票業取得成功的素質應該包括:忍耐、自立、簡單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開闊、有獨立判斷能力、百折不撓、謙讓、靈活、愿做獨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認錯誤,還有對普通的商業恐慌不屑一顧。這些素質的具備與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與行為金融學是相符的,市場可能是無效的,積極管理者也有增加價值的潛力,但這些無效性既不簡單,也不是靜態的,利用起來代價也不低。換言之,市場無效性的一個特點就是容易消失。這就意味著市場無效性一旦被隔離出來,并廣為人知,越來越多的資金追逐這一無效性時,這個特點就消失了。問題不在于投資者和他們的顧問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當信息收到之時情況可能已經發生變化。當樂觀的金融信息廣泛傳播時,大多數投資人認為這個經濟形勢在近期內還會進一步高漲時,經濟走勢實際上已經向衰退邁進。頭腦清醒的投資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出正確決策,那種需要各種資料的“科學頭腦”是不科學的。
4.2逆潮流而動
風險觀念的根源在人類感情中可以找到。我們都是社會性生物,渴望與別人協調一致,達成共識。以常規方式失敗經常比非常規性失敗痛苦較少。相應地,投資者更愿意冒以常規方式失敗的較大風險,而不愿意冒可能以非常規方式失敗的較小風險。許多投資者并不一定像他們以為的那樣對風險有多少耐心。
參考文獻
[1]曹鳳岐,劉力,姚長輝.證券投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
我國面對全球化趨勢,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應對,如修訂相關法律,實施有關政策,來解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種種問題。
本文通過研究跨國公司在國際投資中的債務責任劃分和對其不法行為的管制,而給予我國乃至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以啟示。
關鍵詞:跨國公司責任管制
Abstract:Intheneardecades,theeconomicalrelationshipoftheinternationalhadchangedinsomanyaspect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hadtookuptheimportantplaceintheinternationaleconomyverysignificantly.
Th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ownstrongeconomicalpowerandchasethehigherprofits.Inthiscircumstance,manyconflictswillappearamangthecorporationsinthedifferentnations.Thus,theactivitywillbringbadeffectstothesociety,andtheproblemsofcontrolwillcomeoutatthesametime.
Sofarasournation,weshouldamendtherelevantlawsandestablishtherelevantpoliciestosolvetheproblemswemayfaceinthefuture.
Atlast,thisarticlecangiveourcountry,eventhenationsofthirdworldsomeinspires.
Keyword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ResponsibilityControl.
跨國公司在當今世界經濟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它們的活動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跨國公司由在母國設立的母公司和在東道國設立的諸多子公司所組成。在法律上,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是相互獨立的法律實體,但是,在經濟上它們又相互聯系著,而且母公司管理和控制著子公司。母公司為了其全球戰略和整體利益,把子公司作為推行其商業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犧牲子公司的利益。[1]在中國,2005年媒體至少對哈根達斯“臟廚房”事件、卡夫餅干含轉基因成分風波等12起跨國公司弱化責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評。這說明在中國的市場上,跨國公司同樣面臨企業社會責任的挑戰。由此可知,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的責任問題,已經成為目前國際社會關注的重要法律問題之一。對此種法律規避行為,應該進行統一的國際監督和管制,這是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要求。[2]
1、跨國公司的概念和特點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跨國公司,所以應明確一下跨國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樣的特點。這樣更便于我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1.1跨國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國公司,目前在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法律定義。起初,人們把跨國公司稱為“多國公司、全球企業、多國企業”等等。1983年,聯合國跨國公司委員會在擬訂《跨國公司行為守則》時所下的定義為大多數國家接受,其為:跨國公司是指由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立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種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活動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可以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別的因素相聯系,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可以與其他實體分享知識、資源以及分擔責任。[3]
1.2跨國公司的特征
1.2.1跨國性
跨國公司的跨國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國為基地而從事跨越國界的經營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組成實體必須具有不同的國籍。[4]組成跨國公司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必須設在不同的國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與子公司、總公司與分公司。一般情況下,是指母公司或總公司設在某國,并以母國作為企業集團的基地,而在別的國家(也稱東道國)設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機構即子公司。
1.2.2戰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為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分設于不同國家,所以跨國公司制定戰略時,不再從某個分公司、某個地區著眼,而是從整個公司利益出發,以全世界市場為角逐目標,從全球范圍考慮公司的生產、銷售、發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長遠的高額利潤。例如:在中國,國外跨國公司都十分重視運用知識產權戰略與策略鞏固和發展自身的競爭優勢,并以此為手段搶占世界市場的制高點。特別是隨著跨國公司采取以知識產權為基礎的“技術—專利—標準”戰略,以及策略性技術聯盟的出現,跨國公司利用知識產權優勢謀求市場競爭更大優勢和更大利潤的特征更加明顯和突出。[5]
1.2.3公司內部一體化
跨國公司的法律人格問題,應當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組成跨國公司的諸實體的法律人格問題;另一方面是跨國公司能否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問題。[6]從中央控制和內部一體化的活動等方面看,可以說,跨國公司具有企業的特征,是一個經濟實體;但不是一個法律實體。
2、跨國公司的歷史發展及其重要作用
哲學認為凡事物都有其產生發展的過程,跨國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國公司就要從它的發展過程說起。近幾十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們的活動對世界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并且加快全球一體化的腳步。
2.1跨國公司的歷史起源
跨國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資本主義在壟斷階段高度發展的產物,它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積累和集中過程進一步加強,在許多生產部門,特別是新興工業部門形成少數大企業的統治。由于寡頭統治,競爭對手旗鼓相當,壟斷組織只有利用其資金、技術、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優勢,將資本轉移到國外去謀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價原料和勞動力以及有著廣大市場的國家和地區,也就自然而然成為壟斷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標。[7]此外,隨著科學技術新成果在通訊、交通、運輸、生產等部門的廣泛應用,國際間的經濟交往越來越密切,生產社會化程度的越來越提高,加
強了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再加上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日益激烈,規模經濟的需要以及大企業加速向多種經營發展,跨國的生產活動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種新趨勢。
2.2跨國公司的作用
據統計,現在約4萬家跨國公司及其25萬家國外分支機構組成的跨國生產與服務網
絡日益擴大,正在形成一個由跨國公司組織和管理的國際生產體系。跨國公司是國際經濟行為的核心組織者,并成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者。跨國公司是技術開發的主要承擔者,常常將資本、技術、培訓項目、貿易和環境保護等結合在一起,進行一攬子有形和無形的綜合資產,這些綜合資產刺激了經濟增長。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綜合利用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組織管理能力使其成為潛在的、效率很高的生產組織者。因此,就經濟影響來說,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提高母國與東道國競爭力并且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等方面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跨國公司集諸種經濟活動于一身還意味著,東道國的政策需要相應地在廣泛的范圍內對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潛在貢獻和作出敏感反應。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國公司生產的區域戰略加快了區域一體化的趨勢,一旦某些國家被納入了這種區域生產網絡,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體化的壓力也就由此產生了。這意味著鄰近地區國家間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協調與政策趨同。跨國公司作為一個與世界經濟有許多聯系的一體化組織結構內的機構,作為國際經濟活動的直接協調者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8]
3、跨國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債務責任及其法律依據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達斯“臟廚房”事件、卡夫餅干含轉基因成分風波等12起跨國公司弱化責任的事件,我們不得不關注跨國公司母公司的責任問題。
對跨國公司母公司的責任問題,目前各國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觀點:(1)嚴守有限責任原則說。這種觀點認為,母公司與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獨立的法律實體,根據法人的有限責任原則,在內部上,股東僅以出資額為限,而公司則以全部資產承擔責任。換言之,母公司與子公司,兩個公司相對獨立。母公司不應對子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2)整體責任說。這種觀點認為,應把跨國公司看作一個統一的實體,該實體中任一組成部分所造成的損害均可歸咎于該實體的整體。也就是說,無論哪個子公司,只要違法,其責任都由設立其的母公司負責。(3)單一企業說。該說認為,母公司雖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獨立的法人,但如果從有關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經營自,母子公司構成了單一企業,母公司就應對其子公司的債務負責。即承認母公司與子公司是兩個獨立的法律實體,在例外情況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獨立性時,法院可以認為子公司僅僅是母公司的“化身”,從而適用揭開公司面紗(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獨立,由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
對此,我國《公司法》做了這樣的規定:“外國公司對其分支機構在中國境內進行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但是,在具體的債務清償時,先以其撥付給分支機構的運營資金清償,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償。筆者認為,對跨國公司實行有限責任原則仍具有重要意義,應該在對跨國公司實行有限責任原則的同時,在特殊情況下“揭開公司面紗”。
3.1對跨國公司實行有限責任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一國,原因有以下幾種:(1)有利于鼓勵跨國公司前來投資。如果一國法律規定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適用無限責任原則,這樣就會讓大部分企業望而卻步,不利于一國引進外資。(2)有利于鼓勵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投資的合作,因為采用有限原則可以使外國投資者分散投資風險,同時也可以保護東道國的投資者,合營企業的方法可以使東道國的合營者學到
跨國公司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這些,所以這種方式更是發展中國家所樂意接受的。有限責任原則有時可能對債權人的保護有失公正,但現階段其在經濟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無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責任原則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對外國投資者的保護,各國一般都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即跨國公司在投資方面享有與東道國的投資者相互平等的權利與義務。很多發展中國家為了鼓勵外國投資者前來投資,甚至對外國投資者實行較本國投資者更優惠的待遇。如果一國對本國的投資者實行有限責任,對跨國公司卻實行其他更嚴厲的制度,如要求跨國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等,勢必阻礙外國投資者前來投資。因此,筆者認為,對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在總體上實行有限責任原則仍然是權宜之策。
3.2“揭開公司面紗”的特定情況
目前各國在運用“揭開公司面紗”來處理母公司對子公司對子公司的債務問題時,是基于衡平、正義的考慮。我國的《公司法》雖然沒有對公司獨立人格制度作出規定,但我們在實踐中完全可以根據民法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可適用。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來把握“特定情況”:(1)母公司濫用對子公司的控制權,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沒有自己獨立的意志和利益;這種情況下,子公司的活動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應承擔責任。(2)子公司資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資產總額與其所經營的性質及隱含的風險明顯不對稱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縱子公司實施有損子公司利益的行為。如果跨國公司存在上述情況,一旦子公司的債務超過其本身的清償能力,必定會使其債權難以實現,母公司就應該對子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項目的投資決策需要結合財務評價技術的標準。項目投資對于其財務相關問題的指導性評價實際的問題通常可以根據指標的計算安排中是否考慮到貨幣時間等相關因素分為:一類是動態指標,包括獲利指數、凈現值、內含報酬率等;另一類是靜態指標,包括靜態投資回收期、預期投資利潤、實際回收期、原始投資回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等。具體而言,可以細分為以下幾類:
(一)資本項目的投資相關財務類似指標
從財務相對評價的方向分析,關于投資決策可以主要包括投資獲利指數、凈現值、凈現值率、靜態投資回收內部收益率。關于前兩個相對指標是指非折現的定律指標,在這種數據的計算過程中,我們可以不考慮資金時間價值的相關問題。但是,后幾個指標是關于折現數據定律的標準。
(二)非折現相關評價指標
非折現相關指數評價指標具有測算較為簡單含義相對清晰等優勢,但沒有考慮其時間的相關價值成本,這樣就有可能導致決策的失敗率加大。指標的靜態投資回收期可以比較清楚地反映項目的這部分投資時間,但并不能說明回收收益情況。這部分關于投資利潤率的相關優勢指標雖然已經考慮了項目所能創造的部分收益卻不可以彌補由于沒有考慮時間所帶來的麻煩。
(三)折現評價指標
折現評價指標包括凈現值、凈現值率以及財務內部收益率:凈現值是計算期內根據各年的現金凈流量的現值與其投資的現值的差,并且根據以現金的流量反映了投資關于所得關系。如果凈現值大于零時,這就意味投資的所得額可以大于對他的投資,那么這個項目就是具有可取性的項目;凈現值率作為最為重要的財務凈現值指標,彌補了財務凈現值指標的缺陷;財務內部收益率是指項目在整個經濟壽命期內各年凈現值累計為零時折現率,其主要優點在于它揭示了投資項目所具有的最大獲利能力,從而使之成為衡量投資項目收益高低的非常有用的財務指標。但財務內部收益率過高或過低,往往缺乏實際意義。
二、項目投資財務評價指標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在項目投資過程中,通過財務指標可以考察其在效益上的可操作性。然而,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項目投資環境也發生著很大的變化,財務指標的運用過程逐漸暴露出了較多的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動態折現指標在實際計算過程中是否存在
通過財務評價,就能科學地分析擬建項目財務收益很好的項目可能由于風險過大而不具可行性的盈利能力、償還能力,進而為投資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通過財務評價,銀行才可以科學地分析該項目的償還能力,從而正確做出貸款決策。同時,可以促使銀行不斷地積累貸款的經驗,提高貸款決策科學化、規范化水平,提高貸款的使用效益,以實現資本金的最大增值。對此,項目物資部及其他部門要注意的是如何降低消耗,在工程施工過程中僅憑物資部一己之力很難控制現場的大量浪費和消耗,這需要項目所有部門齊心協力才能完成。
(二)關于項目投資風險性問題
各財務評價指標在對項目進行評價時都有其獨特的作用。但有時根據不同,得出的投資結論會大相徑庭。通過當前政府在進行投資的項目關于其財務評價主要依據財務評價體系,在運用的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了較多的不足。應以哪些指標為依據,各財務指標的可行性標準是多少,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口徑。
(三)現行制度缺乏投資項目環境評價
財務內部收益率是指項目在整個經濟壽命期內各年凈現值累計為零時折現率。使用財務內部收益率作為折現率,所計算出來的項目逐年現金流入量的現值總額等于現金流出量的現值總額,即財務內部收益率就是項目財務凈現值等于零時的折現率。在財務效益評估中,求得的財務內部收益率,若FIRR大于等于ic,則項目被認為是可行的;否則不可行。所以,投資項目的外部經濟環境不應該只是分析,還應以用度、收益、成本等形式將環境影吸收到項目投資過程的財務評價。
三、項目投資評價指標優化對策
(一)保證項目風險因素的分析貫穿評價過程
對假投投資的風險分析進行項目的償債能力分析和獲利能力分析和外匯的效果分析,提高項目評估工作的真實性和風險成本是折現法下的可靠性因素。盈利能力是反映其效益大小的重要標志。項目是否可以盈利,主要是指項目建成投產后能否產生足夠的稅金利潤。在項目的財務評價中,應當考察擬建項目投產是否可以產生收益,盈利能力是多大,其是否可以滿足項目可行性的標準。
(二)把握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
如果增大指標的影響范圍,會使企業項目投資行為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經濟成本是當前投資項目最首要考慮的內容。項目要進行有關綠色會計的會計要素確認,就要研究關于外部因素引起的環境可靠性負債、資產、成本、所有者權益、利潤等因素。根據上述結果計量將會納入據以進行預測財務狀況的報表,以此來分析關于項目的償債能力和獲利能力,并對項目的持續經營能力進行分析。
(三)拓展財務投資評價的關注范圍
在競爭環境如此激烈的情況下,所投資項目的發展拓展能力分析便會顯得十分重要。項目有必要在原評價體系中增加對其發展能力的財務分析,短期的獲利能力項目表現為其中一個方面。所以,增加所投資項目的擴展能力,原財務評價側重于項目的生存能力分析。投資方則要全面關注項目的生命時段對項目的持續發展能力。
(四)培養財務評價的統一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