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生態觀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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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關鍵詞] 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選題；寫作；評價標準

[中圖分類號] G644.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893X（2013）03?0103?06

“挑戰杯”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是大學生課余科技文化活動中的一項具有導向性、示范性和權威性的全國性的競賽活動，被譽為中國大學生學術科技“奧林匹克”。“挑戰杯”競賽活動在較高層次上展示了我國各高校的育人成果，推動了高校與社會間的交流，已作為學校學生課余科技文化活動中的一項主導性活動，成為高校與社會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窗口、促進高校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有效方式以及培養高素質跨世紀人才的重要途徑。大連海洋大學作為應用型高校，在定位自身與職業類院校和研究型大學在人才培養目標差異時，格外重視“挑戰杯”競賽活動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中的地位與作用。以日前舉辦的校級第九屆賽事為例：2012年12月，大連海洋大學校團委開始組織學生申報課外科技立項項目，全校共申報213項，1000余名學生參與了立項工作，2013年3月，作品開始進入評審階段。作為立項項目指導教師與項目成果評審教師，筆者參與了該校級賽事的整個過程，擬以社科類學術作品參加該賽事的態度、行為等過程情況及提交參賽作品和評審結果為研究對象，對如何提高學生實際科研訓練能力做一些實證性系統探索，以窺“挑戰杯”競賽活動意義之一斑。

既往對大學生課外科技學術作品競賽的研究，可分理論探討和實踐調研兩大類。從理論驗證性文章來看，對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或科技活動宏觀概述性分析較多，涉及微觀具體問題和細節性問題分析較少；宣講本學院或本校開展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工作開展狀況論文較多，對比分析高校間相關論文工作較少；籠統闡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對于高校人才培養的意義論文較多，針對高校定位與人才培養目標做出類型區分相關論文較少。實踐調研類論文又可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關涉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整體運作情況的聚類分析。另一類是以作者所在高校為中心進行的科技作品競賽或活動的宣傳性介紹，這一類論文典型特征是自我宣講或表彰，對競賽或活動自身存在的問題鮮有涉及。

基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來看，以微觀性的某類具體作品為切入點，并結合某具體高校實踐性競賽活動為分析載體進行探究性研討實有必要，且能為競賽或活動的質量提升起到動力推動作用，此點亦是本文寫作的重要邏輯原點。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因大學生課外科技作品所涉問題過多，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無非有三：一是對于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選題的探究；二是如何做好作品寫作的過程控

制；三是如何科學合理評價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質量。

一、對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的選題

選題決定了課外學術作品的科研方向和水平，決定著科研的成敗。有論者指出合適的選題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科研能力，促進大學生科技創新能力的發揮，對于推動高校科研工作的開展，提高大學生信心和作品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從大連海洋大學第九屆大學生課外科技學術作品哲學社會科學類專項為例，所有62項作品涵蓋學科包含了全國大學生課外科技作品競賽哲學社科類專項要求的所有類別。具體而言，62項作品里，哲學類作品3個，占所有類別作品的4.8%；法律類作品6個，占所有類別作品的9.7%；經濟類作品4個，占所有類作品的6.5%；管理類作品11個，占所有類作品的17.7%；教育類作品14個，占所有類作品的22.6%；社會類作品24個，占所有類作品的38.7%。詳細作品信息如表1所示。

從學生申報的作品來看，以下問題明顯：選題過大，內容寬泛，框架面面俱到，總有完備答案，不會從實際調查和觀察中獨立自主地形成新分析、新觀點。如，《家長的教育對孩子的影響調查研究報告》、《新時期企業發展新思路》、《對當代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探究》、《論網絡人際交往的道德與智慧》、《關于目前中國房價問題的調查研究》、《淺析中國海洋產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中國的海洋情結》、《論社會發展對就業的影響》、《法律無情與法律有情》等題目的選取明顯偏差于學生自身能力，由所選題目可作出的預判是：學生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和有限的知識背景下完成如此宏大題目。[1]

由此所引發的思考是何謂合適的選題，何謂好的選題，何謂面向特定對象科學的選題？不少論者認為價值性原則、創新型原則、可行性原則、有利性原則、具體性原則等方面闡釋大學生應如何選擇合適的課題參加各類科技作品競賽[2]。誠然思辨性理論對大學生選題有一定指導作用，但如何更直觀細致地尋求選題的優勢化選擇是更加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通過對比研究的方法，通過分析時間較近、更具權威的第十二屆“挑戰杯”大學生科技作品競賽哲學社會科學類特等獎獲獎作品，總結更具指導意義的科學選題標準。表2為特等獎論文具體信息。

獲特等獎作品選題有兩個特點：一是題目小，將研究范圍限定在學校自身所處區位；二是研究視角較為獨特，即使沒有限定在一定的區位，對所選主題研究也不是大而全的；三是沒有形而上的思辨論文，而是立足于學生自身實際，形而下地進行走訪調查研究，應用性成果占據主導地位。由上可初步總結出大學生進行選題遵循的指導思想應當是：小、新、實。

所謂小，從認知規律看，先具體，后一般，用所學理論指導，去調查研究和分析具體事物，然后得出深化和改變甚至創新原來的一般理論。小意味著要選擇以小見大的題目，需要智慧，創新和知識。比如，我們要研究調整結構和增長方式轉型。你就可以調查幾個地方、幾個小微企業，在后危機時代如何改變和創新經營模式的實踐。所謂新，就是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新東西：新事物，新經驗，新問題，新趨向。如：① 新農村建設中漁政漁港建設，動植物保護，農村飲水、公路、供電、安居、清潔、土地整治、海域使用等調研分析；② 戰略性新興產

業創新發展課題中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材料產業等調研分析；③ 環境治理與生態保護、修復中的退耕還林還草、重點自然生態系統保護情況、草原生態保護與建設、黃土高原地區綜合治理、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與建設、祁連山水源涵養區生態保護、甘南黃河重要水源補給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青藏高原東南緣生態保護等進行調查研究；④ 教育發展課題中義務教育標準化建設、農村學前教育、職業教育基礎能力、民族教育發展、教育信息化建設；⑤ 改善民生計劃中擴大城鄉就業規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醫療保障水平、提高城鄉低保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國有資本收益中的民生支出等調研分析。所謂實，應當從以下兩個方面衡量：一是踏實細致的進行實踐調研；二是所作出的結論或建議具有可執行性，能為社會、地區相關問題應對提供可資借鑒的實用對策。如針對我國礦難高發。湖南師范大學10名大學生歷時兩年多，走訪了30多個煤礦，完成兩萬多字的《湖南煤礦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及提升策略》調查報告，所提出來的三級礦難防控體系，引起了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高度重視。

二、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寫作的過程控制

選題確定后需要系統科學地尋求科研路線，即需要以研究主題所確定的概念為中心，量化變量并提出假說，并確立相關研究方法證實或證偽假說。對于初涉科研的大學生來說特別需要考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理論建構層面；二是科學方法層面；三是具體寫作層面。第一個問題所涉兩個子問題，一是選題中以關鍵詞為核心的文獻檢索和綜述；二是選題所依存理論的一個系統學習。前者研究過程可以概括為問題形成、數據搜集或文獻檢索、數據評估、分析和解釋及表述研究結果五個部分。每一部分都承載著一項與原始研究相似的功能。例如，在原始研究和研究綜述中，“問題形成階段”包括界定我們感興趣的變量，“分析解釋階段”涉及決定哪種結果是顯著的。對于選題所依存學科的基礎理論，需要學生掌握基本的學科或專業原理。以經濟類論文或研究報告為例，至少在建構作品時應當至少掌握以下三個方面原理：① 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② 選擇行為是經濟學分析的對象；③ 資源的有效配置是經濟學分析的中心目標，其主要任務是利用有限的資源盡可能持續地開發出人類所需求的商品并將商品在人們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

對于科學方法層面，應該從社會調查方法與數據分析方法兩個方面進行引導。社會調查主要任務是根據調查方案中確定的調查方法，以及調查設計的具體要求，采用各種方法收集調查對象的有關材料，全面掌握總體及總體單位各方面的基本狀況。在社會調查中一是要注意調查方式方法多樣性：綜合運用問卷、訪談、實地考察、討論、案例以及文獻查閱等。有的競賽作品圖省事，怕麻煩，只搞問卷一種。所以東西很淺。甚至結論不符合實際。二是要注意調查的深入實際，深入調查要求不怕苦、不怕累，要下真功夫。比如，東南大學幾位學生去農村調查融資問題，不但坐硬板，還住農民家里，所以成果很實在，很具體，獲得特等獎。通過搜集到的資料進行審核，整理與匯總后，還需要系統的分析，才能揭示出資料所包含的眾多信息，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依據資料的性質，可以將資料分為定性分析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借助比較分析法、系統分析法、歷史分析法、邏輯分析法等體現。要強調的是定量研究方法，調研可能涉及單變量或多變量的統計分析，因此方差分析、聚類分析、因子分析與典型相關分析等成為要了解和初步掌握的科研方法。

寫作是收獲的季節，把調查研究的成果、事實、材料和資料用科學理論和方法，進行梳理、分析和提煉出你的新結論，新認識。就是有實踐價值和學術含量，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 和內在邏輯，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新對策等。首先，要聚焦出鮮明的主題和創新點。作為論文的核心部分，應當充分而又簡明的闡述為解決所提出問題而使用的新的思路或新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其次，作品語言力求精煉、生動、有個性、有鋒芒。先求通順后波瀾。盡量用平常的語言，闡明深刻的道理。

三、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的科學評價

對于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競賽社科類項別評價指標的確定，我們綜合了國家挑戰杯及地方省市挑戰杯的評審標準，確定將科學性、先進性、實用性、創新性等作為大連海洋大學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競賽哲學社會科學類（以下簡稱哲社類）專項的評審標準，通過走訪剛剛在大連理工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的哲社類評審專家，結合舉辦的前八屆校“挑戰杯”課外學術作品競賽的具體情況，我們制定了評審標準中各個子維度相關指標，詳見圖1。

在制定科學嚴謹的評價指標后，通過匿名方式征詢了10名相關專家的意見，在對專家意見進行統計、處理、分析和歸納后，客觀地綜合多數專家經驗與主觀判斷，對指標中大量難以采用技術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經過多輪意見征詢、反饋和調整后，對因素價值和價值可實現程度進行了相關分析。具體操作為，對評價指標中各因素的進行相應分級，系統將各因素分為一到五級，并賦值為0-1分不等，同時按照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給與不同的權重，即對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做區別對待，依照公式： 進行了加權評價，得到最后的評價結果。

四、結語

大學生課外科技學術作品競賽與創新型人才培養之間的有機互動可有效促進雙方更為良性地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大學生課外學術作品以及關聯活動存在諸多問題，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注重培養學生科研素養，錘煉學生科學化思維。這種思維的錘煉應當具有體系性知識建構特征，如課題申報與結題、科技文獻檢索與獲取、試驗設計與數據分析能力、科技論文寫作方法與發表流程、畢業設計（論文）等內容。

（2）高校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基地，學生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和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有機融合。具體做法是，大一大二需要安排科研思維訓練、文獻檢索等相關課程；大三大四期間需要安排專業前沿理論研討等相關課程。

（3）注重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的有機結合。將校、省（市）、全國“挑戰杯”課外科技學術作品競賽視為人才培養過程中訓練學生科研思維、科研技能的重要載體，盡可能安排學生參與比賽，遴選優秀指導教師并給予充足基金支配。

（4）成立直屬于校直屬下大學生科技創新（業）中心，專門負責學生科技創新能力的培養，實行本科生學分制與導師制相結合的學生管理模式，鼓勵學生參與教師的科研項目，盡早開展科研活動。鼓勵學生發表學術論文，尊重學生知識產權，并給予相應資助和獎勵。

參考文獻：

第2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醫學研究生；創新途徑

《自然辯證法》課程是面向理、工、農、林、醫專業研究生開設的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從學科性質看，它是哲學的重要分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中心線索，研究自然界的辯證本性、認識和變革自然的辯證過程及科技與社會的關系。以創新精神為核心的素質教育功能和以創新機理為核心的方法論教育是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功能。[1]這門課程不僅有利于醫學研究生樹立科學的自然觀和科技觀，而且在形成良好的醫學人文素質、培養科研思維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1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存在的問題

1.1教材問題。目前國內各高校碩士研究生的本門課程統一使用郭貴春教授主持編寫的教育部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自然辯證法概論》（2013年版）。包含緒論和五個章節，分別為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和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這本新教材與以往使用過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結合時展的實際，貼近理科專業實際，側重文理知識的交叉與融合，蘊含了黨十集體智慧的凝結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個高校的《自然辨證法》課程自主選擇、使用教材，可供選擇的版本豐富多樣，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四層內容體系上編寫得比較完善，便于教師從整體上把握本課程的核心主線和內在邏輯結構。但是，有的教材在編寫時內容不夠深入淺出，理論性太強，案例資源缺乏針對性和前沿性，無法適應學生的不同專業需求。以這樣的教材為模本而展開的教學活動是典型的填鴨式教學，教師把學生的頭腦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識，把科學教育扭曲成一種高度濃縮的科學知識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學精神幾乎成為學生的盲點，學生普遍缺乏對科學技術創新性的理解。[2]

許多醫學院校選用《醫學辯證法》作為參考輔助教材，采用由國內多所醫學高校聯合編寫的《自然辯證法概論》（高等醫學院校選用教材），其特點是緊密結合醫學實際，注重醫學臨床辯證思維、循證醫學思維及創造性思維的培養。盡管現存的教科書版本較多，選用教材豐富，但結合醫學專業實際的教材可選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問題就是內容抽象，與醫學實際脫節，即使有部分醫學案例，但內容陳舊，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內容還存在嚴重的老化現象，不能及時反映最近時期的醫學前沿問題，大多數案例資源是十幾年前的內容，導致教材內容的時代性和針對性不強，嚴重影響了學生對這門課的學習興趣，難以把握到辯證自然觀、科學觀、方法論的精髓。

1.2大班教學問題。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后，研究生的數量越來越多，為了降低辦學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課堂教學。《自然辨證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學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課教學方式給課堂的有效管理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難度，給教師上課時的課堂控制帶來很多困難，難以采用研討式、PBL教學法等課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在大班教學中經常出現看課外書、玩手機、睡覺、遲到或早退等違紀現象，教師在課堂管理時感到異常棘手。任課教師能否成功地實現教學目標，一方面與課程提供的內容有關，另一方面還與教師駕馭和控制課堂的能力密切相關。因此，研究并討論課堂控制問題對提高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的自然辯證法大班教學的質量具有現實意義。

1.3考核問題。采用課程論文或調研論文的考核方式比較普遍，可由教師推薦論文選題，也可由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主題。有的教師采用課題調研方式，將自己的課題分配到班級，吸納部分科研水平優秀的研究生進入課題調研組，將研究任務細化分解，充分調動了學生的自主研究的興趣，培養了學生的科研意識和能力，取得了較好的科研成果。

在針對課程論文考核方式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上交的課程論文并不是在認真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獨力完成的，而是以應付的態度采用過度抄襲的方式完成論文。通過與多個學校的交流與對比，發現課程論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質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課程論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學生上交論文存在過度抄襲問題。有的學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網上打印論文，連原作者的姓名、單位等個人信息都來不及刪掉就上交給老師。部分學生對專業課程過度偏重，認為自然辨證法是選修課，平時忙于科研或實驗，沒有時間去收集資料撰寫論文，考前應付式地上網抄襲一份作業，如果教師要求不嚴格，許多學生的抄襲作業通過考核，會導致多屆學生的學風和考風松懈，進而嚴重影響了這門課程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單一的考核形式及結構不合理課程考核評價體系無法達到強化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目的。

1.4學的問題。部分學生對于“為什么要學習這門課程”的目的不夠明確，在對待這門課程的態度存在抵觸情緒，認為醫學研究生學習自然辯證法課沒有實際意義，純屬浪費時間。在這種“實用主義課程觀”的影響下，學生沒有從心底里接納自然辯證法課程，曠課的學生較多，上課時看專業書或英語書的現象不少，課堂參與不積極，缺乏自主學習的時間和動力。

1.5教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在教學活動與學科建設方面存在問題，如教學活動中存在著教師數量少、教師專業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學知識比較欠缺，教材內容不能滿足需要等問題。[3]理論講授的模式存在著單向性和機械性，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和儲存知識，講授的時間占了課堂的大半部分時間，學生的參與活動較少，主動獲取、形成和發現知識的過程被忽視。授課內容抽象單調，形式和手段單一，理論與現實脫節是自然辯證法課程無法進入學生內心的關鍵原因。大部分教師的學科背景屬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學專業，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的相關背景，在聯系醫學實際時存在醫學知識的儲備不夠深厚，醫學理論的功底亟待加強的問題。這就要求授課教師的專業背景必須有足夠的醫學相關知識，才能不斷增強自然辯證法的思想吸引力，讓這門課程凝練出“精彩一課”的效果。

2 醫學院校《自然辯證法》課程的創新途徑探索

2.1利用教學大綱整合教學內容，實現教學內容貼身化。即聯系研究生的專業、學習和科研中的實際問題，增添興趣與效果。進一步展現自然辯證法原理與工學、醫學及軍事等具體學科領域契合的意義。主張在示范教材參照下，自主選擇教材。[4]密切聯系醫學實際制定教學大綱，堅持醫學與哲學融合的原則，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教學大綱的編寫上，為了突出醫學技術的特色，可融入《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醫學倫理學》、《醫學史》等多個學科的相關內容，結合其他人文類的課程加以整合。編寫全國“一本通”的材顯然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個學科專業研究生自然辯證法課程教學的需要，編寫“一綱多本”的自然辯證法教材則成為各個高校任課教師的熱切期盼。[5]

教學大綱的內容突出了三個特色：一是緊密結合醫學研究生的專業實際，將《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等內容融會貫通，滲透到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設計中，更突出本課程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二是緊密結合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特點，思想角度新、教學專題性新、案例資源新，突出本課程的時代性和創新性；三是緊密結合《醫學技術史》、《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其他交叉學科的內容，突出本課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醫療技術倫理方面，不僅要跟學生講清其內涵，還要講授其主要內容。在醫學高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要謹防“醫學技術主義”的影響。

2.2優化教學設計：一是內容結構的設計，打破教材的邏輯結構，貼近醫學專業實際。如在講授技術觀時，整合有關技術倫理的內容，在有限的課時內，將最優化的內容呈現給學生。從技術觀和技術方法論角度，思考“技術決定論”在醫學領域的表現，探討醫學技術價值、醫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兩重性及現代醫學技術倫理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養學生辯證分析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醫學、醫學倫理學、哲學等多種學科內在地統一起來以拓展學生的視野。[6]讓學生明確，醫療服務是終身職業，不斷加強自我學習，更新知識，提高倫理素質，才能更好地將自己所掌握的醫學技術奉獻給社會。

二是多媒體教學的設計，查找網上大量的相關資料，精選趣味性的圖片，如講授遠古時期的自然觀，人對自然的膜拜，運用一些國內外的古代巫醫圖片配圖說明，學生對這些知識從未了解過，經過生動有趣的講解，提升了學習注意力。精選一些給學生帶來極大思想震撼的視頻資料，通過正反對比手法，使學生領悟到人與自然的終極和諧才是一種精美意義上的生態自然觀。每一專題都設計“影視推薦”欄目，將新近的、優秀的、典型的節目介紹給學生，增加了學生對自然辯證法知識的理解和思維拓展。

三是分組討論設計，一般來說，單個問題提問學生的參與性不高，課堂積極性難以調動。采用案例教學形式，把問題分化成多個小問題，實行分組討論，每個小組討論一個主題，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在問題的設計方面，多結合醫學專業和社會熱點，問題設計與專業背景密切聯系，有助于醫學背景的專業知識與自然辯證法理論相互交叉和滲透。如在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創立時，引導學生討論古代自然觀在歷史上對中醫和西醫的不同影響；收集資料討論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的表現及現實意義。在講授科學本質時，組織學生辯論中醫學是否是科學的；談到技術的價值和倫理時，引導學生討論轉基因食品給人類帶來的后果是福還是禍。

2.3增強學生的研究性學習導向，培養學生創造意識。《自然辯證法》教材涉及創造技法的內容很少，我們結合醫學創新案例，多方面介紹醫學創造方法。使學生實現從記憶性學習向創造性學習的飛躍。增強學生運用方法的自覺性和提高他們運用方法進行科技創新的能力。[7]結合相應的教學內容，向學生提供課程論文題選、推薦書目、優秀影視等科研信息，鼓勵學生進行科研探索。課前給學生布置討論主題，學生利用收集的資料，通過小組討論達成共同認識。有意識地組織學生參與課程設計，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在方法論的教學中，突出方法論教學的哲學特色，把各種具體的醫學研究方法歸入醫學思維方法范疇，通過醫學假說和醫學發現與探索的思維方法等內容，深刻揭示各種思維方法在醫學領域的運用。

2.4采用多樣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時成績+分組討論+期末考查”模式，總評成績由三部分構成，平時成績占20%，由課堂表現和考勤情況組成；分組討論占30%，按照自愿原則組成10人小組，自主選擇討論主題，上交討論報告和記錄。期末考查占50%，實行開卷考查，出題方式比較靈活，重要考核學生運用知識、原理、理論分析現實問題，考核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知識拓展能力。分組討論發揮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團結協作，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培養創新精神。通過本學期的考核創新機制的實踐，學生的學風和考風實現了較大的轉變，學生上交的小組討論作業反映出他們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得到很好的鍛煉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辯證法課程內在蘊含著醫學與人文、醫學與哲學相融合的特點。現代醫學突飛猛進，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層出不窮。醫學在技術上的高度發展縱然給人類傳來了福音，但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困惑。加強醫生的人文關懷意識，需從重視醫學院“未來醫生”入手。歐美發達國家也將醫學人文學科作為培養高素質醫生的基礎，列入醫學教育的必要內容。目前，我國部分醫學院校已開設醫學人文課程，但內容僅占5%的比重，遠低于美、英、法等國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學經驗缺乏、師資力量不夠等原因，我國醫學人文教育還存在理論與實踐“兩張皮”的現象，教學效果尚不理想。

現代醫學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醫學本身，而是在醫學科學化后的一些副產品和現代社會商業化帶來的沖擊。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生意識到，要成為一名杰出的醫生或醫學家，僅僅憑借醫學知識還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還必需具有哲學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課程的教學中可增加人文知識的相關教學資源，如醫學大家的介紹、醫學發現和發明、藥物研究的相關歷史等案例，增強學生的關注度，提高學生的人文探究，促進科研思考。

自然辯證法可以從“仁心”和“仁術”兩方面來提高醫

學生的人文修養。人文精神貫穿自然辯證法教學始終，以鮮明的人文案例教學方式，培養學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應給科學技術一個準確的人文定位，如果說醫學僅僅是一種知識和技術，有失偏頗。在關于“科學技術的價值”內容講授時，引入醫學的價值有關內容，讓學生思考為什么“有時去治療，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最能彰顯醫學的真諦？通過討論使學生理解醫學是一門“人學” ，而不是單純的自然科學，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藝術，“醫乃仁術”是醫學人文性的集中體現。在探索醫學難題時，應考慮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質量，如緩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質量，治療并不總意味著治愈，還包括體恤和減輕痛苦。

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如何將一般原理與學生的學科專業實際聯系起來，以達到更好的教學和學習的效果，是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教師們一直探討的問題。在教材的創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傳統教材的體系結構，突出醫學高科技應用的問題。目前在醫學領域呈現出與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緊密結合的優秀成果，甚至還呈現出具有中醫特色的自然辯證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適用于中醫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學模式。將醫學實際融入自然辯證法教學內容，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組建一支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團隊，實現教師間的密切合作、學科互補，是提高教師素質和課程實效性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 楊學軍，張 磊，呂衛東.創新型教學在“自然辯證法”課程中的實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9，25（1）：109-112

[2] 肖健.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培養醫學研究生科技創新素質的體會[J].南方醫學教育，2005（1）：38-41

[3] 徐治立，劉 敏.自然辯證法的科學發展[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26（2）：123-125

[4] 徐治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新思路[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24（1）：105-108

[5] 張宗明，張艷萍.結合研究生專業的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探索與實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26（9）：97-100

第3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李學萍：墨菲教授，據我所知，您在大學期間所學專業是歷史，后來改學文學，請您介紹一下這一轉變的緣由。

帕特里克?墨菲：實際上，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讀時，一開始所學專業是英語。那時，文學批評理論主要局限在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兩種批評方法上。這兩種批評方法都不能解決文本的主題問題，特別是政治主題問題，當時這對我來說是個問題。所以，我就改去學歷史，專攻東南亞與亞洲史，研究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民族解放斗爭。我的本科學位論文寫的是關于1962年發生在老撾的一場戰爭的新聞報道問題。1973年，我本科畢業。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我曾經兩次在歷史系研究生院報到，但都感覺自己對此類研究沒有足夠的興趣。

1981年，為了進行創造性寫作，我決定選修幾門英語系研究生的課程，后來拿下一個碩士學位。在我選的課程中，有一位教授講授的是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達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對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學評論的方式將我感興趣的政治、歷史與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實，我從未放棄歷史學或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將其融入到文學批評之中了。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美國研究的興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這一方法也變得切實可行。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寫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溫德爾?貝利（Wendell Berry）詩歌中的場所與靈性問題。

李學萍：您從何時開始從事生態批評的？那時生態批評處于何種狀況？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的碩士論文可以算作生態批評實踐。不過，在1983年春天，我寫這篇論文的時候，生態批評這一術語尚未開始流行。我在這篇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之后，在攻讀博士學位階段，我在“美國研究會議”提交的論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蓋亞意象進行了分析，后來這篇文章發表在《環境倫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還在其他期刊（如《美國西部文學》）上發表了關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說，我那時就開始從事生態批評實踐了，加上當時對蓋亞意象的女性主義分析，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開始成形。那時，也有一些學者在生態領域頗有建樹，如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奧?馬克思（Leo Marx），但是他們一般不被當作批評運動的一部分。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那時則從事由賽克凡?波克維奇（Sacvan Bercovitch）發起的“新美國研究”。

在《美國西部自然寫作簡刊》創刊之前，對場所、環境以及自然感興趣的學者們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學協會”，但其研究焦點為非虛構文學作品。我從研究詩歌開始，總感覺該協會的研究范疇過于狹窄，受到諸多限制。等到我參加工作以后還是助理教授之時，我就曾提議創建一份關于文學與環境的期刊。這一想法我提了好幾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獲得支持。

李學萍：在歷經三十余年的發展后，生態批評正朝著多元方向發展。請問您是如何界定生態批評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羅?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曾為生態批評做了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這一定義很有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沿此進一步思考生態批評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把這些不同的方向當作一個大的圖譜上的不同線條更為有益。如果我們將生態批評理解為一場運動，就像女性主義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運動一樣，那么我們就可以接受生態批評這場運動在方向與理論上的多樣性。

女性主義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女性的受壓迫問題。這一定義并未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明確女性主義的具體奮斗目標。生態批評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文學與文化對自然的表現問題。在此框架下，生態批評還有一個特別關注的問題，那就是人們的文化實踐以及文學、文化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類對自然與環境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實體上所產生的效果。因此，生態批評一直具有倫理維度，能夠體現文學反映和導向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影響的關注。

我認為，正像有些女性主義評論家那樣，有一些人對生態批評的倫理及政治含義采取回避的態度，并將評論的焦點放在美學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學分析不能成為結構主義那樣的分析。結構主義批評歷時很短，這是因為在結構主義分析結束之時，讀者總會進一步追問“那又怎么樣呢？”以及“因此？”之類的問題。同樣，在美學闡釋的結尾之處，讀者也會一直關心文學文本或文化藝術品的美學維度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學闡釋所蘊含的主題意義又是什么？從主題角度看，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學策略具有何種勸導性力量？對我而言，研究魯迅短篇小說的學者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閱讀姜戎的《狼圖騰》以及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羅賓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說《曙光》（Aurora）時也會思考這些問題。

李學萍：您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及《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都談到巴赫金對您的影響。請問巴赫金思想對生態批評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中曾講過，巴赫金的對話思想為我提供了辯證法之外的另外一種思想方式。通過政治實踐與哲學分析，我發現無論是古希臘的辯證法還是辯證法的各種現代變體，都存在目的論和決定論傾向過強的問題。

首先，人們總是喜歡以設想的結果作為指導其行動的完美方案。當實際結果與設想的結果出現對立時，人們傾向于相信既定的綜合方式。而當實際行動所導致的結果與設想不一致或三方辯證關系在策略層面不成立時，人們往往不去反思設想的辯證結構是否存在問題，而是認為與設想相對立的實踐存在缺陷。事實上，沒有完全依照馬克思辯證法倡導的階級斗爭思想來領導戰爭，而是依靠農民取得了民族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果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簡化論傾向是導致實踐史中理論建構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種紛繁蕪雜的變量對人類的意識是種挑戰。因此，我們容易以偏概全，將一個或少數幾個變量當作全部變量。但事實上，身處在產生這些變量的系統之內，我們根本無法對所有變量作出精確判斷。作為思想方法，對話法強調我們的行動不帶有目的論意義上的終點。相反，由于每一個前進的步伐都會導致新情況、新變量以及對所處現實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們行動的軌跡將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持續不斷的變化。我認為，后結構主義對宏大敘事以及烏托邦式結果的懷疑精神對這種非目的論思想貢獻頗多。樂觀主義會導致對可能性的優化預測，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認為是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會存在不可解決的矛盾與差異。這也是厄蘇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達的一點，也是我強調將對話法作為方法的原因：對話法使用“支點”（pivots）而非“基礎”（foundations）的概念，無論是對于出發還是到達來說，“支點”都是供人暫時駐足而非永久不變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從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以及追隨恩格斯思想的人來看，辯證法假定所有的現象（不僅是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正―反―合的關系進行解釋。這也導致人們將“人與自然”作為根本的沖突，并且認為這一沖突可以通過人類戰勝自然來解決。因為自然這一整體無法被徹底毀滅，也不可能被某種后人類的建構（即人類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這一假想完全是錯誤的。

人類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盡管我們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環境之中，但卻終究離不開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環境離不開人類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質材料則在人類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環境也只能在相對溫和的氣候和天氣情況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類與大自然處于一種相互競爭、相互沖突、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不一致的對話性關系之中。只要人類存在，這種關系就會持續。羅賓森的小說《曙光》就探討了這一點，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國出版以及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的時間順序存在不一致，這也導致對其思想接受的歷史發展情況以及關于他的文學與修辭研究之哲學基礎存在含混不清的狀況。很多學者最早或是通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或是通過最早翻譯的巴赫金論文接觸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類分析以及文學話語的表現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時間順序，也就是從《走向行動的哲學》以及《藝術與責任》開始，就能發現他的文學理論以倫理哲學為出發點，強調讀者與評論者在思想與行動上的責任。由于讀者與評論者可以改變自身行為，因而能夠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而倘若個體的思想能夠改變其行為，那么作為思想實驗的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會具有同樣的潛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責任、獨特性以及事件最為重要。因此，如果我們通過這樣一個第三維度來看巴赫金，就會發現《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異或狂歡理論，而實際上更為側重對挑戰階級社會內部既定的價值觀和具有不同社會屬性的帶有民主性質的激進社會行為之贊賞。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個體的獨特性以及個體存在所應承擔的個人責任與義務。而他后來的寫作，如關于言語行為的論文，則重點探討了溝通的不確定性以及在溝通過程中，說話人與聽者之間相互建構、相互生發的特征。這也意味著，由于說話人、積極的聽者、語境時刻以及所言說話語的哲學元素等變量共同對言語行為發揮作用，溝通就呈現非目的論特征。

對我而言，巴赫金理論的對話思想不僅對生態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個人反思自我并指導個體生活也具有重要價值。但是這并不是說，只有通過閱讀巴赫金著作才能達到這一目的。事實上，人們可以通過多種路徑達到這一方向。

對我來說，巴赫金著作與我為自己所選擇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這未必適合每個人。沒關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種需要與其保持一致的“主義”。我想要推廣的思維方式是這樣的：既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業已存在，明日無非是今日之重復”的思維方式；也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是某種烏托邦社會，我們已經清楚如何到達目的地并且已經在路上”的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方式都將導致人類這一物種被自己制造的廢墟掩埋，而且在此過程中，還將導致無數其他物種隨之滅亡。

李學萍：您已出版了幾部生態批評專著，如《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生態批評視域中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藩籬、疆界與領域》《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理論問題、文學分析與文化批評》以及《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氣候變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確定的未來》 等，請問以上著作在研究重點和方法上有何變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變化不大。在《文學、自然與他者》一書中，我提出將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以及對話法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在該書出版之前，我在多個學術會議發言和期刊論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紹。同時，我強調理論在生態批評中的作用。為什么要強調理論？這是因為在美國生態批評界，理論還是會遭到批評或不受重視。同時，我還對一些后現論進行了分析，討論其對生態批評運動的價值與存在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將教學法內容納入該書，而其他研究理論和批評的學者則會在另外的著作中討論該問題。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專著《文學、自然與他者》中，我開啟了包括理論、應用批評以及教學法三者相結合的實踐方式，而這個思路是我后來一直沿用的。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我在生態批評領域的發展歷程，我還提供了一些個人自傳性質的信息。我的第一本專著從寫作到出版歷時近十年。

第二，在后來的專著中，我先后探討了美國生態批評以及世界生態批評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在《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中，我針對的問題是文類差異、生態批評的分類以及劃分問題。但是，我對生態批評所作的這一描述性的分類卻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評論者認為我此舉旨在為生態批評研究限定范圍，這實際上是不準確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讀那些指責我限定了生態批評研究范圍的學者的書，就會發現他們的研究嚴格地限定在經典作品上，如傳統的自然寫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實際上，我所有的專著都涉及小說、詩歌、非小說作品，既包括傳統上的純文學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專著中，我更加關注文學研究中常見的問題，不僅是像電影和電視劇這樣的文化藝術品，還包括大壩這樣的工程技術產品。此外，我還對生態文學所反映的未來趨勢進行了探討，如氣候變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資源危機等問題。我也經常關注女性主義與性別問題，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這些問題，因為一個評論者不能在每篇論文中都對所有問題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節（特別是最近專著中的）都是應專著、會議發言或學術講座稿約而寫。因此，這些章節中的話題有變化。有時，由于要出版的專著章節或講座有特別需要，反映在專著中的章節也就相應地有特別的側重。

第五，例如，生態批評已在世界范圍獲得發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約希望我提供比較文學、話語分析以及教學法等方面的論文。同時，美國境外的稿約也會影響我使用的文學、文化、經濟與政治案例的選擇。

第六，隨著這些專著的出版，我也更為有意識地不斷拓寬理論類型以及理論家的研究范疇，從而使我的理論與應用批評更具復雜性。所以可以說，我在方法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在理論與應用批評的思想上一直處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之中。這一豐富的過程有時是他人觀點啟發的結果――或者直接來自一些人，或者來自他們所運用的理論。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的專著和國際生態批評、新理論的發展、新的或我過去不了解的文學作品以及日漸加劇的氣候變化和飲用水危機等環境問題之間呈對話性關系。當然，我本人的愛好、對一些理論和科學分支的興趣不足以及對某些科幻文學作品理解上的困難，也給我的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帶來一定的局限性，我也還需要盡量彌補這些不足。

李學萍：在您的《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您提出“橫截性”（transversality）作為研究方法，請問如何理解該術語？

帕特里克?墨菲：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論爭端，簡單來說，很多當代思想家都在用“橫截性”這一術語，如凱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與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舉例來說，美國高校里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體而非一個學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的方向往往與該項目負責人的學科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學校不同、研究項目負責人不同，這些女性主義研究在研究重點以及教學大綱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偏向人文，側重文學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則屬于社會科學項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基礎之上；也有其他學校結合哲學與政治科學進行研究。

以上方法對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處的社會條件及其身體和心理特點都不可或缺，但卻沒有哪一種或哪一兩種方法就是足夠完備的。從某一學校某一個專業畢業或取得某種學業證書的學生感覺他們已經了解或接觸過自己的專業領域，但實際上，學校的教學資源、教學人員、專業的規模、專業成立的時間甚至院系在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會影響該專業視域的寬度與廣度。而女性主義研究的橫截式方法則會提醒學生：任何一個專業的教學大綱都不能解決該領域的所有問題。

在生態批評領域，至少是在美國，我們首先要使理論在研究與批評中的作用得到認可。此外，很多學者也呼吁要增強人文學者對科技文本的閱讀能力。

李學萍：請問您如何理解生態批評“實踐”（praxis），您如何看待環境運動中行動與理論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態批評中文學理論與文本批評的價值？

帕特里克?墨菲：“實踐”包含理論與具體文本批評之間的相互關系。從狹義角度來講，政治實踐包含勸導大眾以促進法律與管理上的基本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意味著對一種政府形式的排斥與對另一種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對一種管理實體的排斥（如對殖民者的排斥）和對另一種管理實體（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統治階級）的接受。這種轉變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斷擴大權利范圍、賦予年輕人投票權、維護患有精神疾病的社會成員的權利、人們表達性傾向的權利等的轉變。

在一個社會中，實踐也包括推廣和執行那些基于某種哲學信仰之上的能夠改變人日常行為的文化實踐。通過立法將毆打兒童、吃狗肉等行為定義為違法行為是一回事，而讓全社會將這些行為作為價值規范則是另一回事。在美國，道路上有提示車輛行駛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數人每天開車都超出限速。實際上，對車輛限速的立法行為并沒有真正引起人們在超速問題上的觀念變化，人們根本沒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險的行為。然而，多數人能執行在公共場所或室內禁煙的規定，實際上，政府在公共場所吸煙問題上的監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這是由于，隨著相關科普知識的推廣和逐漸改變的社會行為，美國公眾在政府執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煙令之前就已經改變了在二手煙問題上的態度。

意識形態的討論、解釋、理論發展與批評都要依靠話語完成。當闡釋與批評的勸導力度達到一定程度時，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都會隨之發生變化。分析、評判以及發展關于生命的理論都涉及思想實踐，并會對意識形態理論產生沖擊，因而都是實踐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們并不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行動主義者，也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理論家。然而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需要理論與行動共同發揮作用以促進變革。

生態批評是一種實踐形式。它通過對特定主題的強調、對選定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及行為的認可和評論，進而改變人們的感知方式。這樣的新感知還會進一步影響讀者和觀看者對閱讀和觀看材料的選擇，對文化作品與實踐的闡釋，以及在其意識形態領域內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理論，或者發展使其走向新意識形態的理論立場。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態批評寫作、教學與言說能夠引起人們對文學或文化作品中對自然的表現問題以及環境問題的關注，進而引起人們對自己在自然與環境方面的態度與行為進行思考和再思考。這種變化可能會發生在個人和局域范圍，例如垃圾循環、食用有機食品、成為素食主義者、改變對其他物種的態度等。同時，這種變化也會涉及個人所作的一些政治決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對一些法令或選舉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組織機構或代表某一環境團體從事志愿者工作等。

關于理論與文本分析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要強調的是，評論者有時傾向于用某些理論去分析文學作品，或從某一作家作品中總結出某種理論，但要注意的是，文學作品沒有義務固守某種理論。最激烈的爭論往往不是最具說服力的。雖然我認為恩格斯將機械論、決定論的辯證法思想直接應用到自然問題上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同意他的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說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內在勸導功能的小說，是那種以巴赫金對話性而非權威主義獨白式呈現主題的小說。我在最新的專著中對此進行了具體分析。

李學萍：生態批評發軔于西方，現已發展成為一項世界范圍的運動。請問：世界范圍的生態批評呈現何種態勢，不同國別的生態批評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對于此問題是最差的聽眾。這樣說是因為，正像很多人那樣，我們傾向于從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角度來回答此問題。我不知道“國別”是否是最好的術語。我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候是國別性的，有時是區域性的。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多地使用“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術語。然而，這些疆界和差異并不妨礙生態批評獲得某種統一的方向。即便從宗教角度出發，人們也可以為生態批評找到超越國別和文化差異的某種統一的大方向。

關于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批評，我所看到的差異往往是研究的出發點和所關注的問題之間的差異。與美國早期生態批評相比，歐洲生態批評更為關注虛構作品。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只注重詩歌分析，完全無視其他文類。在西班牙，由于該文化對女性主義的抗拒，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結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國家的學者們對這一結合并不感興趣，但在另外一些國家，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的結合則未遇到大的障礙。

或許，由于生態批評進入學術領域之時包含太多西方理論，中國生態批評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內的以及更早的經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之特色，如側重美學研究。而與此同時，不同國家的不同政治情況以及生態批評學者所面臨的職業風險也影響生態批評作為主題性或政治性批評的發展。

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對生態批評整體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并引起對國別文學大量作品的重估，這也是快速發展的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使美國和加拿大關于原住民的寫作得到更多重視。與此同時，我們也一直在避免那種將所有土著文學看作同質性文學而忽視每種土著文學背后重要的具體歷史情況的理想化、浪漫化傾向。

總體來說，生態批評在世界范圍的發展所帶來的主要變化在于對理論的認可，而理論部分又是美國生態批評學者所持續抗拒的。當然，這些理論的范圍也是令人震驚的。每個理論都以不同方式改變著生態批評這個領域，而這些理論的結合、改變、綜合又不斷生成新視角和新思想。

李學萍：生態批評已經成為多民族、多文化范圍內的運動，業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態批評還面臨何種問題與挑戰，未來發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認為生態批評還會繼續作為一種相對較新的方法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例如，我把一些學術文章在adademia.edu這個網站，當有人用谷歌在該網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時，我會收到通知，大約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在該網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盡管這個數字不算非常龐大，但是有一些學者來自穆斯林國家，當我在網上收到他們從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亞等國家發來的問候時，很受觸動。我還有一些學生現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們也經常在網上和我討論與生態批評教學相關的問題。

當然，這些學者都主要從事美國和英語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具有很強的英語文學閱讀能力。所以，對生態批評感興趣的學者數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還要多，因為這些學者的同事也可能通過德語或法語或其他語言發表的著作來接觸生態批評。

其次，翻譯作品還會增加。現在，從英語翻譯到其他語言的生態批評作品越來越多，但是把其他語言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的工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這種翻譯工作需要跨國合作。由于在學術風格、讀者期待以及我所說的“文化語法”（cultural grammar）之間的差異，很多學者雖然熟諳英語閱讀，口語表達也很好，但用英語撰寫學術論文則有很大難度。因此，請母語為英語的人對其文章或作品進行翻譯和編輯可能是更為行之有效的辦法。

除了對批評類和理論文章與著作進行翻譯，我們還需加強對環境和自然文學作品的翻譯。由于出版商對市場和銷售量的顧慮，加上他們對推廣此類作品的意愿并不強烈，這一工作還面臨一定困難。當然，從事生態批評的學者需要掌握更多語言，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需要用翻譯的生態文學作品來進行課堂教學。

第三，生態批評會在復雜性過程中保持發展，也就是說，當我們考慮文學作品的主題、結構以及深層含義時，我們將考慮越來越多的變量。這將意味著我們不得不閱讀大量我們感到不熟悉或有難度的材料，有些材料還可能遠遠超出我們所學的知識范疇，這個過程也會變得更有挑戰性。我們也期待更多的生態批評學者不僅要具備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還要能對工程、物理、有機化學以及計算機科學具備一定的理解能力，從而能夠對科幻小說和當代現實主義作出評估。

第4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在“學術論壇”欄目中，畢節學院唐寧昆在《社會經濟轉型期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發展研究》一文中，面對社會經濟轉型期我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探討了建立我國體育市場監管體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建立體育市場監督管理體制提供理論參考。中國礦業大學張玉超在《科學發展觀視野下的體育人文觀研究》探討了北京奧運會后，中國體育面臨的現實困境。在“中小學體育教師園地”欄目中，來自中小學體育教學科研一線的老師們，聚焦于體育教學領域某一方面的矛盾和疑難，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陳昌回的《無心插柳柳成蔭――“王治郅事件”給學生的啟示》，以教學敘事的手法呈現了如何在體育教學中實施人文教育的生動場面；沈杲宇、樊利杰、唐寧昆等人的論文都是從教學實踐中細小的問題出發，以“小”見“大”，通過“現實的追尋”探索體育教學的基本規律。

在“社會體育”欄目中，夏道娥等人在《探討體育品牌賽事命脈的培育》一文中從大眾傳播學受眾心理學的視角，探討如何培養忠實的體育受眾，從而掌握體育品牌賽事命脈。在“學校體育”欄目中，《課堂運用體育游戲的技巧》、《科學實施冬季長跑》等論文針對體育教學如何開展、課程資源如何配置等問題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滿足了體育教學中的現實追尋。

在“訓練與競賽”欄目中，籃球運動訓練與競賽成為了本期《體育網刊》的重頭戲。當前，體育學術界在現實追尋下，以學術為核心來重新梳理體育學學術脈絡、組織學術研究是一種破解思路的舉措。許多學者基于我國體育現實語境的苦苦追尋，試圖重構體育的學術框架，為優化體育的學術生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5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存在 主客二分 在世之在 境域化格式 知行合一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與經濟的迅猛發展，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巨大變革對教育產生了猛烈的沖擊，教育在適應社會變革需求和保持文化傳承、培育新人的獨立性之間產生矛盾，陷入重重危機。從培育內容上來看，學生道德信仰缺失，人文修養弱化；從教育目標來看，教[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學機構偏重技術技能教育，忽略人文精神培養；從學校和社會的關系來看，教育過分注重市場經濟效益的導向，導致學術體制功利化，學術呼喚自由之聲不絕于耳。由此可以看出，在科學技術占主導因素、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社會大背景下，教育逐漸迷失了自身的方向。海德格爾對“命運”和“存在”的思索，不僅對當代教育的走向有根本性引領的作用，更于重重矛盾中予以當代教育深刻的啟示。

一、現代教育立足的哲學基礎及海德格爾“存在”思想的深刻性

傳統西方哲學認為主體和客體二分，從認識論上講就是主體認識世界。現代教育沿襲這一程序，將學生定位為“認知主體”，將知識定位為客觀對象，使認知主體研究客體對象、獲取學科知識就是最主要的教學活動。

海德格爾一反西方兩千多年的哲學傳統，尋求回到蘇格拉底以前主客尚未二分的思想，認為存在并非主客二元分明，而是以某種方式深刻地包含著二者。海德格爾用“Dasein”一詞來表示“存在”，“Da”的含義是“這里”（此）、“那里”（彼）、“那時”、“這時”，sein一般理解為“存在”，因此存在又稱之為此在或緣在，與世界的關系是“在世之在”，也即在世界中存在。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人和世界從根本上是連在一起的，人從根本上是卷入到“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者。人的“在世”實際上是人和世界的相互維持，人以一種完全投入的方式沒入這個世界里，與這個世界相互牽連。

在科學技術成為當今社會生活主流的大環境下，立足于“主客二分”的教育采取流程化的教學方式和易于評估的考核模式，顯然受到科學實驗思路和經驗的深刻影響。但對于教育來說，關鍵部分不僅在于“教”，而更在于“育”，如果忽略了人文、道德、藝術等精神的滋潤，只以科學的名義將知識灌輸給主體，就會出現只注重建構知識體系，忽視樹立理想、陶冶情操和完善人格等問題。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把學生和知識從“在世之中”剝離出來，形成一種人為的、強制的主客關系。海德格爾的存在之思，從思想根源處為現今的教育問題把脈問診，給予當代教育深刻啟示。

二、海德格爾之“天地神人四方關聯域”觀念啟示教育應該培養“在世界中存在”的人

當代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人”，然而現今社會對“人”這一基本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有著偏頗性的理解。近代以來人們對“人”或多或少存在“祛魅”或“加魅”的兩極化趨勢。“祛魅”是指人類在利用科技手段成功擺脫對自然的恐懼和對“神”的迷信中逐漸迷戀技術手段，直至人本身也成為技術的手段和目標；一切事物都以可考核、可計算和可量化為基準，知識也不例外。“加魅”則源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人的解放”的理念，人類自此逐漸取代自然和神圣成為世界的“中心”和“萬物之靈長”，自認可以掌控一切。人們開始藐視自然、宇宙，缺乏信仰。在海德格爾看來，理想中的生存關系應是“天地人神自由關聯”，這里包含了人與自然、人與神圣、人與他人（社會）三個最基本的生存關系。在這四方自由關聯的境域里，正當的生存關系應沒有人為強制的“中心”，人不是自然神圣的奴隸，但也不能以萬事萬物的主宰者自居。

這啟示當代教育應當培養“在世界中存在”的人，意即應當引導學生回歸原發的生存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自然、神圣、社會和人應該自由地相關聯。從遠古社會到現在，人類面對自然，從恐懼害怕，到逐漸認識，到利用開發，再到征服破壞，一步步走向了自然的對立面，然而不管人類再怎么迷信科技可以造福自身，都是自然提供了可供造福的資源和可能性，沒有自然，人類就不可能生存。因此，人和自然應是相互維持、相互依戀的關系。人與神圣的關系也即人有無信仰的問題，信仰體現著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可靠落實，并帶有情感體驗色彩，蘇格拉底云：“未經審視的生命不值得活”，人類就是在這種體驗中，意向性、自動的與外界發生關聯，并經過內在回應，形成信仰。沒有信仰的人意味著對外界冷漠，對自身也無要求。教育培養“在世之人”，培養有信仰的人應是必有之義。至于社會，也不僅僅是人類利益的源頭而必須要加以掠奪的資源，社會與人的非強制關系才是正當的。人與他人在各自的生存方式、獲取生存意義上沒有本質區別，因此也不應當存在控制和支配的關系，當今校園內發生的多起槍擊、投毒、刺殺事件即是對這種平等關系的顛覆，我們的教育應當引導學生明白，任何人的任何訴求都不應該凌駕于別人的生命之上。只有引導學生首先回歸這種原發的生存狀態，教育中獲取其他學科知識才有意義。

三、海德格爾關于“存在論上的境域格式”啟示教育應當注重營造“整體氛圍”

從人的“在世”之在這種存在本質，海德格爾很自然推出了“境域格式”的概念。海德格爾把&ldqu o;境域”理解為日常實踐行為的前提，境域格式包括存在論上的境域格式和時間層次上的境域格式。海德格爾認為境域格[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式指的是“事先”關聯“格式”（綜合規則）的整體性。整體性的結構以“為何之故”（Worumwillen）為核心，依次把“為了作”“所用”、“何所緣”、“何所因”等綜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彭立群，2010）。現在的教育有一個通病，就是僅為“所用”而教而學，忽略其他相關因素，因此走向功利化是必然的趨勢。真正的教育應當把“為了作”“所用”、“何所緣”、“何所因”有機結合統一成一個整體，使得教育一方面要善于朝向這個整體，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不斷使得具體的教學與這個整體相適應。落實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應是引導學生明白為何學、學什么、怎樣學，而且還要讓學生將所學之識運用到實踐中，在世界之中把握上手之物。這樣就把教學活動置于整體性的境域中來開展，教育者和學生才能獲得統一性，回歸原發性，避免學校培養出高分低能、動手能力不強或是缺乏人文素養的學生。

存在論上的境域格式還有一個含義：即單純的直觀行為也發生在一個背景或者整體性中。世界境域化是指人的一切行為舉止都要從“境域的格式”（先天的整體性）的角度來得到理解以及得到具體的展開（海德格爾）。當代教育重視知識傳輸的效率，采用信息源—通道—接受者這種現代信息交流模式，用快速、有效等科學指標考核教育效果，一切都以學生機械接受、識記、認知所教的東西為界限，多少忽略了現象學意義上境域環境的營造。這樣純粹的信息“發出—接收”渠道同樣也剝離了學生的在世之在，容易導致學生只接受專業知識，而難以接受道德、信仰等精神熏陶，這樣的教育當然會產生很多問題。因此，海德格爾關于生存論上境域格式的觀念啟示教育應當在一個整體性的范圍內展開，應當在傳統主體教學之外注重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和采取潛移默化的滲透方式，更好地體現教育之中的“育”人功效。這種氛圍應是人文、環境、學術和諧統一的氛圍，中國古代教育對此有著良好的認識和傳統，理應由當今教育傳承和發揚。

四、海德格爾關于“時間層次上的境域格式”概念啟示應當樹立面向將來的教育

境域格式既包含存在論上的境域格式又包含時間層次上的境域格式。在海德格爾看來，現象學的存在論時間與傳統時間的內涵是不一致的。傳統時間觀認為現在源于過去，將來源于現在，構成一個線性結構，而在存在論時間中，將來、曾在、當前一同在場，形成一個統一體。現在、過去和未來共同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境域，各個“意識原子”都要以這條“流動的河流”為背景才能呈現（彭立群，2010）。而且“將來”是生存論時間的“源始現象”，是曾在和當前的根源，過去，現在和將來皆統一于未來。海德格爾時間觀中的“將來”對應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是“理解”，理解是對自己未來的前途、對現在的處境加以抉擇，對過去的事情加以解釋。理解又分為本真和非本真之分，本真的理解是“設計”，是一種主動與世界互動，并自身計劃加諸世界，讓世界適應的自己；非本真的理解表現為等待和觀望等，是一種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生活態度（趙敦華，2005）。

這就要求我們以“將來”為向導，樹立面向將來的教育。當前教育在流俗時間的背景里教育學生，只注重此情此景下教育當下的學生，學生自身也不能以“將來”為導向進行本真籌劃，這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育方面，學科教育已經形成一種技術范式，對學生采取的是批量化、程序化和相對固定化的教學流程。但是每一個學生的此在都裹挾著他的過去和將來，不了解他的過去，又不能用面向將來的規劃來引導，只用統一模式來塑造當下的學生此在，教育的不合時性是必然可見的。二是學生自身方面，學生對自身的將來沒有洞見，對現行的學習又是隨波逐流。因此面向將來的教育，應是教育本身以“將來”為導向展開，摒除固定化、程序化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主動觸及先行于自身的本真狀態的存在，分析自我，結合自身狀態和外在環境建立指向將來的本真籌劃，反之又用這種指向將來的本真籌劃引導當下的存在狀態，積極行動，從而建立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

五、境域化要求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毫無疑問是當代教育的育人目標之一，然而事實上卻多有知與行不合一者，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世人都知“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但能按此標準行事者卻少之又少。

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主客二分使現象與本體分離，道德本體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應當”層面上，而無向“行”過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知”和“行”的統一。它一方面把人與世界原本的狀態經[專業提供寫作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驗對象化、“事實化”；一方面又把原發的生活境域“之中”的天然勢態、在原本情緒（惻隱等等）中隱含著的“應當”現成化為“外在”的命令、“超驗”的價值（林丹，2009）。事實上這種先分開，再結合的模式已不是原發的“知行合一”狀態，它必然會造成“知”為先，行為后的后果。在學校里較為常見的是，教師只將“知”當成理論對象來研究，當成教學資料來整理，當成學科知識來教授，卻不能引導學生將之內化為行為標準并將之付諸實踐。而在海德格爾看來，知行合一本質上是人的一種生存狀態，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根本的存在方式，與“世界”的技藝式的“打交道”而非“理論認識”才是人與世界的最原本的關系。知本就是對實際生活經驗的形式顯示，他是不依據現成的“什么”而只是通過實現著的“怎么”來表明實際生活經驗，表達的解釋絕不是一個技術問題。

所以要達到“知行合一 ”的狀態，僅靠“理論思辨”或“知識傳遞”是無法實現的，而應揭示出存在中原本的知行狀態，即“行”總有“知”的引導，“知”總要時刻處于“行”之中。這就要求教育首先破除把知識對象化、理論化的做法，引導學生把所學之知與生活境域相打通，在行動中實踐“學、問、思、辯”，讓學問和行動時時處于動態的關聯構成之中，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就是此意。

綜上所述，海德格爾對“存在”的思考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其“存在之思”既是對傳統主客二分哲學的有力躍出，同時也是對思想素之根的返回（余虹，2005）。正是這一深邃思考對傳統思維模式的躍出和對“實際生活經驗”的返回，給予了現代世界諸多啟示。在當代教育面臨重重危機時，海德格爾的思想無異于一劑良藥，用其高屋建瓴的哲學含義引領教育回歸“本真”狀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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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陳寶.時間之思—論流俗時間觀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時間觀.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6（3）.

[2] 杜松石.作為源始時間性的“未來”.北方論叢，2011（2）.

[3] 林丹，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現象學分析.http：//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57/c0.

[4] 彭立群.海德格爾的“境域格式”概念解析.復旦學報，2010（6）.

[5] 肖朗.回歸原初的精神世界——海德格爾的倫理之思.湖北大學學報，2013（2）.

[6] 余虹.藝術與歸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7] 張祥龍.現象學導論七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8] 趙敦華.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第6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成教生；藝術素養；教育

藝術素養是人的生理特點和心理發展在社會實踐中逐漸發展成熟的，通過對人的情感與心理的訓練和培養而建立的審美意識和審美能力，包括藝術感知力、藝術想象力、藝術創造力和藝術表現力等。

一、成教生藝術素養的現狀

成教生主觀上對藝術的重要作用認識不夠，從整體上看藝術素養較低，亟待有效提升。

1.成教生的審美意識不強。相當大的一部分學生對藝術的重要性的認識不夠深入，不能從促進入的綜合發展的高度上去認識藝術，造成了主觀審美意識不夠強。

2.藝術基礎知識不扎實，藝術能力不高。只有少部分學生能說出藝術名作的作者或著名藝術家的代表作。在對藝術作品的進一步認識和理解上，很多學生的表現都不理想。只有很少一部分學生接受過系統的基礎性的藝術學習。

通過對某地的7所高校藝術素養教育情況的問卷調查顯示，高校學生藝術素養不容樂觀。如會五線譜的學生只占調查人數的7.9％；非藝術類學生人學前接受過美術教育的僅占20％；在問及對自己的審美能力有無信心時，只有34.8％的學生認為有信心；21.7％的學生不知道中西方美術的區別，71.9％的學生對中國美術和西方美術了解很少。

二、成教生藝術素養教育的目的

藝術素養教育，可以稱為審美教育或美感教育，實施這種教育的目的，為培養和提高人們對自然美、社會美和藝術美的感知能力、鑒別能力、創造能力和表現能力，幫助人們樹立崇高的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和健康向上的藝術情趣，從而使人們獲得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自身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

1.積累豐富藝術知識。藝術是包括文學、繪畫、雕塑、建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和曲藝等門類的學科，是一定社會生活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進步的藝術，從實際生活出發，塑造典型形象，反映一定的生活本質，具有認識社會生活和鼓舞、教育人民的作用。積累藝術知識，不完全是一個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質的問題。判斷一個人是否有某個藝術門類的豐富知識，最為主要的是要看他是否掌握了該門類藝術的感受與鑒賞的正確的審美標準；廣泛的閱覽有助于較好地掌握這種標準，但大量的、零散的藝術知識不等于這種標準本身。

2.提高藝術鑒賞力。鑒賞力是指對審美對象的欣賞評判能力，既包括對審美的美丑識別，也包括對審美對象的審美性質的深刻理解，還包括對審美對象的類型、形態的領悟和欣賞程度，并能給予恰當的審美評判。藝術素養教育在內容上包括藝術創造和藝術欣賞兩個方面。二者中一個側重創造實踐，一個側重欣賞活動，途徑雖然不同，但達到培養審美能力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特別是在藝術素養教育中，藝術欣賞比藝術創造運用得更為普遍。藝術欣賞活動是藝術素養教育的主要途徑，藝術欣賞能力的高低也是藝術素養高低的主要標志。

3.培養審美人生態度。審美人生態度指的是人們對生存環境的事物由愉快的情感而產生的親切和悅的認同，這種愉快是精神的而非物質的，是靈魂的而非肉體的；這種認同的指向是事物普遍的形式而非特殊的質料，因而它是自由而無羈絆的。培養審美人生態度關鍵是要有一個與萬物融為一體又高于萬物的人生境界，這就要求人們對人生、對世界、對人類的歷史與未來的本質有宏觀、恰當的體認與把握，簡言之，就是要把遙遠拉到眼前，而又把眼前放置遙遠；把歷史看成現實，又把現實當成歷史；把瞬間當成永恒，又把永恒當成瞬間。我們對現實懷抱著一種審美的、藝術的態度，于是生活中的平凡、艱難、瑣屑、索然就變得美好、神奇、富有魅力。

三、成教生藝術素養教育的具體內容

1.哲學知識普及活動。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是社會意識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質、共性或絕對、終極的形而上者為形式，以確立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內容的社會科學。對青年成教生進行哲學教育，增強其理論思辨能力，有助于他們高屋建瓴，把握整體，突破各具體學科的局限，超越人文與科學認識的界限。把哲學教育作為“求美”文化藝術活動教育的主要內容，有助于引導學生通過哲學思辨，去探究超越于現實功利的人生意義、理想、信仰與終極關懷，構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2.文藝鑒賞教育活動。文學藝術是借助語言、表演、造型等手段塑造典型的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意識形態，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它包括語言藝術(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表演藝術(音樂、舞蹈)、造型藝術(繪畫、雕塑)和綜合藝術(戲劇、戲曲、曲藝、電影)等。文學藝術作品包含人們對不同時期人的生存狀況的描寫和反映，同時也體現人們對人生問題的深刻思考，不僅能引發成教生的思考，而且能夠升華成教生的人文關懷、潤澤成教生的心靈、促進成教生人的本性的覺醒和提升。通過引導成教生進行文藝作品鑒賞，能夠讓他們領悟美的真諦，培養成教生欣賞美、體驗美、鑒賞美和創造美的意識，進一步提高成教生的藝術修養和審美能力，使他們對文學、藝術作品有一定的鑒賞和評論能力，能借助文學、美術、音樂來表達自己的感情，能將追求完美的意識滲透到生活和學習中去。

3.傳統文化教育活動。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靈魂和根基，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標志，是一個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堅強后盾。中華綿延五千年的文明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明，顯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加強對我國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知識教育，不僅有利于成教生認識和理解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能讓學生重塑民族人文精神，樹立奮進圖強的民族精神，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與高度的民族責任感。

4.世界文化教育活動。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共同構成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和發展有共性和普遍規律。不同民族經濟政治和地理因素等決定了民族文化的差異，沒有民族文化的差異就沒有世界文化繁榮。通過對世界文化的教育，成教生對世界文化及思想有系統、全面的認識，可以讓學生了解和認識世界各國人民的歷史，掌握歷史發展的脈搏，讓學生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四、成教生藝術素養教育的基本措施

目前，高校藝術素養教育已受到人們一定程度的重視，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如培養目標不太明確，缺乏系統的教學內容、課程體系、教學方法與實施途徑，缺乏科學的管理和充足的師資等。可以說，高校進行藝術素養教育仍是任重而道遠。

1.堅持整體教育觀。要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必須有全面的教育。藝術素養教育通過培養“會審美的人”在整體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產生熱烈的感情，最基本的就是他必須具有對美和善的鮮明的辨別能力。在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對人的個性、心理、人格的要求不斷提高，藝術素養教育作為促使個體素質提高、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作用也在不斷增大。

2.規范教學管理。藝術素養教育要具有較高的質量和水平，規范化的教學管理、嚴格的教學要求是其關鍵的環節。藝術教學應和其他教學一樣，列入教學計劃，有一定的考核，并計入學分。國外高校進行藝術素養教育的某些做法值得借鑒和學習。如在美國，不少綜合大學中的藝術院系所開設的部分課程都面向全校，各系學生可以自由選修，得到學分，而有些大學則將藝術列為必修課。

3.師資隊伍是保障。許多高校藝術方面的師資隊伍基礎相對薄弱，高校要采取多種措施，積極在有限的資源里狠挖潛力，建立一支實力較厚實、結構較合理的藝術師資隊伍。

4.開展高雅文化進校園活動。每年可請高水平文藝團體來校演出。倡導高雅文化，凈化校園環境，讓嚴肅、高雅的藝術筑起校園文化的殿堂。對網絡文化、流行文化要加以引導，加強管理，做好流行文化的宣傳、介紹，提高廣大成教生的鑒別能力。

第7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盛新鳳：前幾年，小學語文教學及研究一直被一種二元對立的極化思維操縱，非左即右，非此即彼，一直在做一種鐘擺運動。極化現象的產生使我們的語文教學研究迂回徘徊，停滯不前，造成了語文教學效率不高。近年來我讀了一些書，如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學、一分為三的哲學觀、古代建筑學、中醫理論以及圓美理論等，接受了一些傳統文化的熏陶，回過頭來再去思考語文教學問題的時候，發現我們只有用一種“和”的思維去思考問題，才能改變語文教學的現狀。事物因“和”而美，語文教學也可以因“和”而美。克服極化現象，構建“兩極融通之和”的小學語文綠色生態課堂境界應是我們的終極追求。

記者： “和美”語文的基本教學主張又是什么呢？

盛新鳳：“和美”語文，這個“和”字的文化內涵非常豐富，包括儒家的“中和”、道家的“妙和”與釋家的“圓和”。要把不同的事物加以綜合，形成“和”之態，就要把極化的事物進行融合、融通。“和美”語文就以“融通”為關鍵詞構建了自己的理念體系。融通之一是雅俗共賞，這是一種優課觀。閱讀教學“雅而不俗和者寡，俗而不雅則無精神滋養”。太“陽春白雪”，會造成“曲高和寡”；太“下里巴人”，則會流于枯燥機械，缺乏美感和情趣。雅俗共賞的閱讀教學，正是追求兩極融通的“和美”境界，達到“共賞”的目的。融通之二是顯隱結合，這是一種學習觀。內隱學習符合語文學習的規律，因為語文具有極強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在教學過程中，要揭開內隱學習的神秘面紗，充分發揮內隱學習的巨大威力，還應把內隱與外顯兩種學習方式緊密結合，相互轉化，相互促進，共同作用于學生的語文學習。融通之三是主客相生，這是一種師生觀。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上的主體角色不斷變換、沖突，直至膠合，使課堂生成一種“有沖突之和美”。融通之四是言意相諧，這是一種性質觀。“言”和“意”是個相互轉化的過程，由“言”到“意”的轉化策略有：據言悟意、由言帶意、創言補意。由“意”到“言”的轉化策略有：由意帶言、循意識言、會意生言，最后達到“言”“意”共振。

記者：選入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文體是多樣的，剛才您也提到過“和美”語文對不同文體的課文進行了分類研究，現在能不能結合具體的文體來談一談，怎樣根據課文特點尋找不同的融通點呢？

盛新鳳：好的。文體不同，教學各異，關鍵是要找準不同的融通點。如導讀寫人文章，表里融通是閱讀的關鍵。我們可以從描寫人物外表的語言切入，在逐層朗讀、感悟中不斷在學生頭腦中“塑像”，塑有形的外在形象之像和無形的內在精神之像。敘事類文章的最佳融通點是事理融通，應緊緊抓住事件中耐人尋味的“細節”細讀品味。寫景文章應該把感受景物之美與體會作者情感融通起來，找到最佳融通點――情景融通。狀物類文章，既要感受物之“形”，又要感受物之“神”，做到形神融通。民間故事的特點是用虛構的情節表達人民真實的情感，教學的抓手是虛實融通。詩詞類文章，要在詩（詞）境與文章外顯的語境之間找到巧妙的融通點，使詩（詞）境與語境融通。

記者：在歷時10余年的教學研究中，“和美”語文大致經歷了哪幾個階段，您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盛新鳳：“和美”語文主要是從“哲學觀”“美學觀”“生態觀”三個層面開展研究的，歷經三個階段。

研究初期，在哲學思辨“和”的基礎上，抓住“融通”這個關鍵詞，在四個領域構建“雅俗共賞的優課觀、顯隱結合的學習觀、言意相諧的性質觀、主客相生的師生觀”。又針對課堂微觀層面的極化現象，研究了細節上的“融通”方式。

2008年到2010年，我們提出了“圓美”的審美形態研究：“和美”語文努力追求和諧婉轉的圓潤之美、流動變化的圓轉之美，最終達到含蓄蘊藉的圓融之美。重塑了“和美語文”課堂教學美學觀：走向實踐的和濟之美，調和融通的和融之美，和暢圓潤的和潤之美，兩極平衡的和諧之美，和樂喜悅的和悅之美，行云流水的和舒之美。和而不同，語文教學的終極追求。

2011年至今，針對語文教學效率不高的現狀，我們進行了生態觀層面上的“和美”教學研究，建構了“以練導學”“和美”課堂教學模式，通過優化學生語文實踐活動，結合教師藝術巧妙地引導，導練融通，提高學生聽說讀寫整體語文能力，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使課堂呈現實效之美。

記者：看來，“和美”語文緊跟時代的步伐在不斷思考，不斷深入，不斷創新。能不能跟我們具體說說什么是“以練導學”？它同“和美”語文又有什么聯系呢？

盛新鳳：“和美”語文提倡“主導與主體”融通的理念，即以學生的“學”為主，輔以教師的“導”，兩者融和、貫通。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有導學意圖的訓練是能促進教師“導”和學生“學”相融的膠合劑，能發揮導學訓練的最大功能，也能有效建構“練”“導”“學”“和美”融通的教學格局。基于此，從課堂操作的微觀層面，我們提出了“以練導學”建構“和美”課堂的教學構想。

“以練導學”旨在通過設計多維、多樣的語文實踐活動，輔以教師得力的引導、指導，利用課堂沖突，將師生思維推向巔峰，將課堂引向高峰，享受思維碰撞的快樂，創造課堂的精彩與生動，更好地促進學生學習，努力做到教師少教、學生多學，提升學生的學習力。這種課堂“生在前，師在后；練在前，導在后”的模式，“練”是載體，“導”是路徑，“學”是落點。這里的“練”指一切語文實踐活動，是學生課堂所有生命活動的軌跡，包括口語、書面語、情感、語感、審美、思維等訓練，形式也很多，包括朗讀、品味、體驗、圈畫、書寫、游戲、實驗、表演、辯論等，其操作程序主要有“先練后導”及“邊練邊導”兩種。

記者：盛老師，“和美語文名師工作室”成立后，您帶領著學員到各地做“和美”語文的學術交流，取得了很好的反響。目前工作室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盛新鳳：到目前為止，我已帶了兩屆工作室的學員。我們工作室采用“任務驅動、層層掛鏈、內外兼修、多向交流”等策略，把“和美”語文的理念和實踐操作策略以點帶面地向整個區域輻射。幾年中，全區共組織過20多場大型“和美”教學專題研討活動。最近幾年，我們主要圍繞《小學語文“以練導學”課堂教學模式的實踐與研究》《“以練導學”建構“和美”語文課堂的實踐與研究》兩個省級課題進行了生態觀層面上的“和美”教學研究。

首先，針對傳統課堂的訓練時間往往集中在課堂的某一個時段的情況，我們進行了“以練導學”最佳訓練導學時機的探究，摸索出了“課前練習，找準方向”“課中訓練，交叉進行”“課后練習，實踐提升”三種具有各自優勢的訓練時機。

其次，我們總結提煉了“訓練板塊清晰明了”“訓練內容指向語文”“訓練方式追求情趣”“導學過程相互推進”四個訓練過程的操作要義，研究開掘了“點撥學生理解文本”“幫助學生關注文本言語現象”“引導學生運用有效的學法”“熏陶學生的情感”等訓練的多重導學功能。

現在，我們的兩屆學員正一起從兩個角度著力研究“訓練環境的差異策略”。一是通過對寫人記事類文體、詩歌類文體、寫景類文體、寓言類文體、說明性文體等不同文體特性的研究，構建了不同文體的“以練導學”課堂教學模式。二是聚焦聽、說、讀、寫等不同的要素，思考開發了“以讀導學”“以說導學”“以寫導學”“以聽導學”等有關語文素養全面提升的新課型。

記者：“和美”語文的研究至今已取得了哪些成果？

盛新鳳：“和美”語文的研究在國內屬首創，這幾年“和美”語文的研究受到了專家、同行及各級各類雜志的關心、指導和扶持，我深表感謝！“和美”語文在大家的關心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第8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關鍵詞]王建革；環境史；生態社會史；水文生態史；景觀生態史

近年來，環境史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熱門學科，來自文理各個領域的學者廣泛參與到環境史討論的隊伍中，逐漸形成一個聯系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理論界和現實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環境史研究要求學者立足于生態系統的核心層，即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環境史研究，研究視野從蒙古草原逐漸南下到華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江南環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環境史研究》一書，更彰顯了其匯集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之力打造出的景觀生態史研究路徑，將環境史理論研究推進至哲學層次，同時也使學界看到了環境史研究的現實人文關懷及其對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一、學術背景

20世紀80年代，王建革在山東萊陽農學院學習農學。當時的萊陽農學院農學學科分化并不明顯，農學本科生需要學習土壤肥料學、作物學和育種學等學科知識，這段學習經歷為王建革日后從事農業史和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石。綜合而嚴格的農學學習，使他更為直觀且深刻地觀察、理解了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與促進，技術作為中間媒介在人與自然關系互動中的作用，以及貫穿其中的能量與物質流動，這些對于解讀農業典籍、思考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是極其有益的。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完稿時，王建革回憶說：“時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運，以前所學的，特別是所受到的農學訓練，幾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幸運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來他到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今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前身，簡稱“農遺室”）攻讀農史研究生。20世紀90年代農遺室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要求學問必須面對現實，即把古農學的知識與農業生產現實相對應；二是重視田野調查。當時人類學尚未興起，農遺室的學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當時農遺室許多著名的農史專家，除了李長年和郭文韜等導師外，繆啟愉、王達、宋堪慶等幾位先生也給當時攻讀研究生的曹樹基、蕭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過課。繆啟愉先生擅長立足農業現實，依據鄉村習慣與地方知識體系進行考證，他在研究《齊民要術》時就借用了20世紀50年代大量可見的傳統農業技術，用于解讀中國古代技術。王達先生對《補農書》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亦是將學術研究與實證考察緊密結合的實踐。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王達老師對曾與陳恒力先生深入桐鄉農村進行農業調查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在農遺室，王建革先后師從章楷、郭文韜兩位先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以“山東植棉史”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華北的農業生產開始有了系統的了解。攻讀博士期間，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壓力與農業的問題，其中涉及生態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這個階段，聞大中先生利用《補農書》對古代江南生態系統進行分析，將中國17世紀江南高效循環的生態農業介紹給國際生態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也給王建革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示。受聞大中和郭文韜兩位老師的鼓勵，王建革嘗試從生態史角度著手展開研究，將生態系統理論引入傳統時代社會，嘗試探索生態―社會史的研究路徑。但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學術界尚無先例可循，國外的生態史學術專著也未大量引入國內，探索之路困難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期間，王建革發表了論文《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這是國內較早的生態史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因而在物質循環流和產品循環流的水平上，以生態學理論為依據，系統地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此后，王建革對于人口、資源、農業與社會發展的討論逐漸深入且細化。農業生產涉及自然與人文多方面要素，這對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綜合知識背景要求。為此，王建革奔波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分散在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20世紀60―80年代，國際學界的人類生態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圖書館讀到了人類生態學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為他在生態史中的一系列學術探討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華北與內蒙：生態―社會史領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邁出了生態―社會史具體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從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人口壓力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并發表了《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人口、制度與鄉村生態環境的變遷》《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等論文。在思考人文與生態關系的同時，王建革也開始著力分析影響生態系統的核心自然因素，如關于土壤肥力的探討等甚是精彩，這些探索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奠定了基礎。1999―2006年間，王建革默默無聞地在學界做一位這樣的學者：嚴密地梳理“滿鐵資料”以及民國調查、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圍繞生態與社會展開嚴謹的論證，發表了關于華北和內蒙的三十余篇論文。此后，《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和《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兩本專著的出版則是水到渠成。

方萬鵬在書評中寫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貫穿生態史學的方法……該書的研究視角不存在學術標簽的跡象，而是真正踐行了生態史學的理論”①。全書圍繞生態環境與鄉村社會的主題，探討了傳統社會末期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應的社會特征，這是王建革將生態學理論與思路融入到歷史學、農業史研究的具體實踐，其研究成果展現了人與環境的歷史，既是物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心靈、思想和人類整體社會關系對外界反映的歷史。全書從影響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自然因素開始論述，然后逐個講述諸要素狀態，繼而分析生態系統的運行與調控，可見其清晰的生態系統理念與研究邏輯。首先，不同的水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鑒于干旱對華北平原農業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對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決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態與社會組織形態；另一方面，水環境影響著沿河地區的土壤肥力或沙化進程，來自人類社會的農業變遷也影響著土壤的肥力。水土環境是自然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要素，也是該著展開論述的基礎。其次，王建革論述了生態系統中的諸要素狀態，作物、家畜、人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主體。農作物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耕作技術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且固化到人們的生活周期中。畜牧業供給人口的能力弱于種植業，且由于取食關系，一個地區所負載的人和動物的數量相對穩定，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減少，因此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畜牧業呈現萎縮趨勢。最后，該著進一步分析了生態系統在以上要素基礎上的運行情況。各要素以取食關系建立聯系，保證物質與能量流在系統中往復循環，但人口過度增長，在排斥家畜畜養的同時，也影響了農作物的種植，從而影響了傳統社會末期人們的飲食與營養水平，“三料危機”的出現也警示了生態系統的失衡。而災害是生態系統運行中的重大波動，由此衍生的社會應災機制、聚居方式都與生態文化有關，面對生態壓力，人們也形成了不同的關于人與環境的信仰理念。在該著中，王建革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近代農業生態系統，重新審視了傳統經濟史中關于租佃的一些認識，彌補了此前學者們對近代華北生態關注的不足，也詮釋了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發展的卓越貢獻。

《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鄒逸麟先生說：“華北平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農業基地，也是災害頻發、社會矛盾較尖銳的地區之一。考察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鄉村的生態和社會變動，剖析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對了解當今華北平原的農業與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作者在滿鐵資料為主的鄉村調查資料基礎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十年，寫下了這部專著，使華北平原從清代到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②葛劍雄先生也高度評價了王建革的學術研究：“王建革教授是農學博士，在農業開發、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又在歷史地理、社會史等方面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所以該書既有科學原理的探索，又充分運用了文獻研究、社會調查的成果，資料豐富、觀察細致、論證合理，是一項溝通文理的綜合性研究，在近年來同類成果中居領先地位。”③

圍繞著蒙古草原的生態問題，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一書。他研究蒙古的機緣來自對華北社會的研究，在查閱“滿鐵”資料時，王建革看到了大量關于對內蒙古地區豐富且詳實的調查資料，這批資料對當時的人口數量、牲畜頭數、牲畜結構和游牧規律、放牧特點等均有詳細的調查，是進行生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草原、游牧、農業是蒙古社會傳統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農牧業生態問題，所以，王建革以“滿鐵”和其他日占時期的資料為核心，輔以舊方志和筆記小說、20世紀50年代的檔案資料，運用生態人類學和歷史學方法，由草原生態和游牧生態的內容進入話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游牧生態與蒙古社會的關系，論述了畜群與蒙古社會的關系，以及蒙古游牧社會在漢農業滲透后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的研究邏輯與《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建構在相同體系下，比較而言，前者關注的生態要素略為簡單，但生態系統的層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統中物質與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間往復循環，這是蒙古社會生態運行的基礎。蒙古社會中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甚至階級關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響。而在文化層面上，農耕技術滲透的過程是蒙古社會流動性降低的過程，此后，社會結構、文化、制度等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均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變遷的基礎上，因此，結合生態系統的變遷來闡釋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就更有說服力。研究蒙古社會時，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開展田野調查，其著作鮮明的“文理結合”“注重實證研究”“對滿鐵資料的謹慎和靈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學者們贊譽。

三、以水文生態為基礎的江南生態環境層次研究

告別了蒙古與華北，王建革將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水是江南社會的靈魂，理解江南的關鍵也在于對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歷史地理學前輩關于水文研究的精華，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融會貫通地開始嘗試探索各層次生態系統的歷史，并通過《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和《江南環境史研究》兩本著作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層次。《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是以吳淞江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層次基本在水文、土壤、農業與社會諸方面，而《江南環境史研究》則是以吳江和杭嘉湖為中心地區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這個層次。

《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從氣候、水、土等自然環境基礎要素寫起，然后到技術、社會組織、結構層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層面展開分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部分關注基礎的水文環境，根據水文生態原理重新解讀了古人關于三江水文生態的一些理論；考證了太湖東部沒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吳淞江，以及周邊的塘浦河網對吳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產生影響。在江南水鄉，水環境變化往往會引起鄉村社會體制和農田景觀的相應變化，故該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時期的河道水環境、鄉村社會體制及農田景觀變化。“水環境與圩田的改制，實是江南許多制度變化的重要原因”②，家、鄉村共同體、豪強對水環境的不同認知影響了他們的治水實踐。李明慧在評論《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對目前環境史研究的啟示時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如地方百姓與官府、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結合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來考察或許會使生態環境史研究更為豐富。”③在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農田景觀隨之改變，繼而導致唐宋轉型期的詩歌呈現出小區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該著結合常熟縣的河道與水利社會狀態個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發展，以及水利共同體在內容上的變化。第四部分是關于稻田生態歷史的獨特分析，水環境、農作技術、社會組織都對土壤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部分作為個案研究，作者從水鄉環境和水利入手，接著以肥料和土壤之間的生態聯系為主線，分析了農村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產出比，認為傳統時代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效率遠遠沒有發揮其增產的潛力。第五部分研究傳統生態系統的信息流，涉及一個廣泛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在農業生態系統中，人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傳統時代的農人們對各種環境因子都有著精細的觀察，并依據這些觀察采取相應的決策，這也是后人理解的傳統時代人與環境關系最為關鍵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態系統觀的高度，解讀文集、詩歌及其他關于水文、水利、農業著述等史料中有關水環境與土壤、農業等要素的關系，對吳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網形成時期的水環境進行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圍繞水環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統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頻繁互動及其構成的多姿多彩的歷史過程。

《江南環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區域，從吳淞江中下游轉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王建革關注的生態系統要素逐漸增多，且將自然生態系統與人的生境密切結合。該著以吳江和嘉湖地區的水環境，由人與水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水文與地貌的變化，農業與水生植物的變化，以及士人階層對環境感知的變化為重點，分四部分展開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純粹的無機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與天氣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吳淞江口的陸淤引起的太湖東部地區水網與地貌形態的變化，然后分析了吳江長橋以西的水環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變化，特別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積和湖田形成的過程，最后分析了吳江與吳淞江中下游地區的水旱敏感性。在這里，作者分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溫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問題，也是環境變遷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水環境豐富時期，水災較少，旱災基本上不發生，而隨著人口增加和開發程度加巨，豐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齠啵吳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產生了旱災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環境，即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核心層――鄉村和農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區生態環境的形成過程和桑基農業的歷史發展。歷來關注桑基農業的學者眾多，但是放到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王建革是最為精辟的一位，如書中分析：

湖羊飼養所對應的小環境與桑基農業生態環境有天作之合。民國調查報告有：“如果每頭羊全年產肥平均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總量將是：氮，二十點七五斤；磷酸五點七五斤；鉀，十六點七五斤。而一畝桑地全年對肥料三要素的要求為：氮，二十點二五斤，磷酸四點三斤，鉀十一點二六斤。恰與一頭羊所產的肥料相符合，農民習慣，全年羊肥的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蠶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畝田稻一畝地的用肥量需要。就農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頭羊的肥料可以解決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養羊，以羊養桑’是這一帶農民的傳統經驗。”生態系統的自循環滿足了小農在小生境下的經營。”①

在人口壓力和農業開發作用下，自然景觀向鄉村景觀轉變，農田景觀逐漸精細且加強。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對自然的審美，不但講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環境變化下的變化，也講述了文人對水生植物的審美反應。在這一部分，作者對江南生態系統的分析明顯多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審美意義的植物，這些植物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關鍵的生態地位，一方面提供了眾多生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對野生植物狀態的探討，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與發展。第四部分是關于人對環境感知的研究。人對環境的反映，一部分體現在社會組織方面，諸如為了適應水環境而產生的水利型社區等，這部分內容較早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已經形成諸多討論；另外還有一部分體現在審美方面，涉及人文與藝術，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這一領域的資料內容主要記錄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中，如何將它應用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如為了分析不同群體對生態系統的反映，并從認知層面分析環境變化對人的審美的影響，王建革從早期詩賦、中期山水畫到后期江南私家園林的相關內容中旁征博引，論述精辟。從全書的表達來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后半部分側重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分析，特別是變化的環境對人類審美的影響，系統講述了一個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生態文明發展過程。

四、景觀生態史領域的探索

景觀產生于人與環境相處的歷史過程中，“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服務于一個人類群體……用于加快或減慢自然過程……許多人造的空間組織形成已經與自然環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們本身與環境已經難以區分、難以辨認。”①由此可見，景觀更是一個地域性顯著的生態系統。王建革從生態系統的邏輯出發，解讀和處理史料，對影響景觀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體的觀念等社會因素逐層分析，繼而解釋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既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觀點的諸多創新，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有啟示意義。

在對華北與內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經關注到了景觀史內容。《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中，他對水利社會中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分析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村莊形態及分布、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都顯著受到灌溉的影響。因此，王建革綜合河流、地形、農業、戰爭、社會習慣等因素，揭示了傳統社會末期華北鄉村景觀呈現出一種內聚的形態。而在內蒙社會，水草是游牧生態基礎，繼而衍生了游牧社會特有的景觀：從逐水草而居到有規律的游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結成的游牧單位與界限劃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觀，而農業滲透之后，村落形態逐漸鞏固，定居加強，畜群放牧也逐漸從夏、冬營地游牧到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草地，或者村邊保留牧地，無論是政治景觀還是棲居景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轉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對景觀的分析更為豐富。作者在《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中，在持續關注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同時，對野外空間的探索逐漸增多。野外空間中動植物群落的變化、空間大小的變化直觀地反映著人地關系，但學術界相關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據大量文人歌頌自然的詩詞，在史學呈現上復原了唐宋時期的豐水環境下，由河道與河岸上的樹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農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觀，尤其是對鄉間野生植被的關注與研究，豐富了景觀史研究。另外，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觀念也影響著景觀的形成與發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與資源破壞的影響下，水與田野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小農經濟興起以后，家景、鄉景、野景都趨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觀可作用于人的心靈從而影響文明的進程。“環境不但使人產生了空間感、時間感，還產生了四時循環的感覺和認識”②，動植物的生長變化如何渲染人們的環境審美、時序感、家鄉歸屬感等，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都有更為豐富的論證。從《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出版到2016年之間，王建革撰寫了十余篇關于江南水土環境、鄉村景觀的學術論文，一幅幅立體的傳統鄉野景觀畫面逐漸在史學上呈現出來，待《江南環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學術界一片好評。

在王建革的景觀史研究中，景觀要素豐富且層次分明。在影響景觀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體又深刻影響著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會因素中，結合歷史進程，考察國家、鄉村共同體和小農在不同階段對景觀產生不同的影響，農業景觀、野外風光、聚落形態構建了景觀的變化。《江南環境史研究》作為一部較為純粹的環境史著作，對上述要素的分析更為詳細，且長時段的考察更為系統。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開始，來自國家的力量加強，農業開發大規模實施，農田景觀豐富起來，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廣泛存在，圩田、樹木、田野與植被立體化風景有序而多態，直到唐代末期，農業開發成熟，村落依然擁有優美的野生植物景觀；五代開始，小農力量增強，在精耕細作體系下，桑基農業景觀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下，水面多被大規模地分割開發，逐漸破碎，景觀呈現出更多的人為狀態。

第9篇：哲學生態觀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是當前德育研究過程中兩個容易混淆的名詞，它們在概念、內涵、實質、依據和意義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區別，必須正確合理使用。

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是當前德育研究過程中出現較多的兩個新潮名詞。在有些研究論文中，存在著混用的現象。同時，德育生態也是“德育工作生態模式研究”課題的核心概念，能否準確把握其概念、內涵與實質，直接影響研究的路徑、方向和成果。因此，辨析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之間的區別，正確合理使用這兩個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認為，德育生態與生態德育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概念不同

生態德育是近年來德育研究的熱點之一。人們關于“生態德育”這一概念的解釋，盡管表述各異，但并無實質性差別。著名學者劉驚鐸等認為，生態德育是指“教育者從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處和互惠共生的生態觀出發，開發、引導受教育者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養成關心愛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生態保護意識、思想覺悟和相應的道德文明行為習慣，它要在受教育者思想上樹立一種嶄新的人生觀、自然觀，合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意識地調控人對自然的盲目行為。”[1]許多研究者指出，生態德育是“一種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動”，[2]或“一種新型的德育活動”，[3]是“一種新德育觀”，[4]或“將一種新的德育觀滲透在德育活動中”。[5]生態德育是傳統德育在內容上的拓寬，在領域上的延伸，顯然屬于德育的本體論層次。

目前學術界關于德育生態的研究還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我們認為，所謂德育生態，是指德育工作者從改進德育工作方式，增強德育效果出發，借助生態學、教育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遵循道德品質養成規律，消除德育工作中的各種不和諧因素，創造一個和諧、快樂、自然的德育生態環境，維持德育生態系統的平衡協調，促進學生道德品質的自然生成。德育生態概念的提出是對當前學校德育工作生態失調失衡的反思的結果，是德育方法模式的探索和創新，屬于德育方法論層次。德育生態強調，德育工作一定要有生態觀、系統觀，堅持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為主體，遵循學生道德生成的規律，協調好師生關系、家校關系、社校關系，一切為學生的道德成長服務。德育生態重視的是德育的方法，關注的是德育的效果。

2、內涵不同

2.1生態德育的內涵

生態德育作為傳統人際德育和社會德育的拓展和擴充，其主要內涵包括生態善惡觀、生態平等觀、生態正義觀、生態義務觀四個方面。生態善惡觀就是以尊重生命、熱愛自然、保護環境為善;反之，就是惡。生態平等觀認為，人與自然是平等的，人類應該尊重一切生命，即尊重從動物到植物、從有感覺的生命到無感覺的生命。人類必須自覺約束自己干預自然的能力，不能只顧自己不斷膨脹的物質需要，而不顧其他生命的生存需要，應該允許各個物種的生存與進化，以保證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發展。生態正義是指個人與社會集團的行為原則符合生態平衡的原則，符合生物多樣性的原則，符合世界人民保護環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識，符合“只有一個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生態義務觀要求，人是大自然的一員，也應該履行愛護自然、熱愛自然的生態義務。人們在占有和享用大自然的同時，還應當履行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既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要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后果負責。[6]

2.2德育生態的內涵

有學者提出，德育生態應以提升學生精神生命質量為其時代使命，以學生個體與所在集體的共生為其作用機制，以策略、措施、技術三個層次的工作方法為其整體構建思路。[7]也有學者認為，德育生態主要包括德育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和心理生態等方面。[8]他們為德育工作的生態化建設作出了積極的、有價值的探索，對于我們更新德育觀念，改進德育方式，提高德育實效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認為，德育生態的主要內涵是:德育是一個具有生態性功能的教育系統，德育生態即德育的生態環境必須有利于學生道德品質的自然生成和自動提升。德育生態環境的建構、德育生態功能的發揮，都要遵從和符合學生道德品質生成的規律，反映和滿足學生道德生長的內在心理需要。德育生態環境主要由學校、家庭、社會和網絡四大環境構成。就學校德育而言，學校的自然人文環境是德育生態的內環境，家庭、社會、網絡環境是其外環境。學生的道德品質是在各種內外環境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要求以學校德育為核心和主軸，家庭德育、社會德育、網絡德育積極配合，形成德育的合力，共同營造學生道德發展的生態環境。

3、實質不同

生態德育是傳統德育在內容上的拓展和延伸，也是改善人類生態環境，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生態德育的實質就是要求人們以道德理念去自覺維系生態平衡、環境保護和不可再生資源可持續利用。[9]謀求人類自身價值與自然價值的統一、人類發展權利與自然生存權利的統一，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10]

德育生態是對傳統德育非生態或反生態或生態失調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其實質是借鑒自然生態現象，運用生態學、教育生態學原理，構建德育的生態環境、生態系統，樹立和強化德育的生態觀、系統觀，給當前的德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德育生態，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說，都應該是一種和諧的、人道的、遵從自然規律的生態型的德育方式、德育理念。它突出強調學生只有在快樂學習、快樂生活、快樂活動、快樂成長中才能自覺接受道德信條、道德原則、道德思想，自然生成和主動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實現德育的最終目的，達到德育的最高境界。

4、依據不同

4.1生態德育的理論依據

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生活須臾不可或缺的環境條件，人與自然是一種相互依存、和睦相處和互惠共生的關系。人與自然萬物擁有平等的權利，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權利都應得到尊重和保護。人類對自然負有尊重和保護的道德責任和義務，也是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必然的道德要求。即生態德育是以生態學、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為理論依據的。生態學揭示出種群之間存在著“互惠共生”的關系，“一些有關的生物相互協助而彼此都能獲得某種利益”，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同樣以這種關系生存和發展。生態德育不僅關注人際關系，而且追問人與自然關系的道德性。美國學者從強調環境倫理的整體觀出發，主張擴大道德的范圍。索羅、穆爾等認為大自然及其所有存在物都有價值，因而“大自然擁有權利”，人類必須尊重它。摩爾指出，大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不僅擁有平等的權利，而且擁有所有的權利”。

4.2德育生態的理論依據

人的道德的生成與提升正如人的身體成長一樣，如自然生物生長一樣，也是一個自然的生態的過程，也需要一個類似自然生態系統的德育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內，有“陽光”、“空氣”、“土壤”、“養料”、“水份”……，有“花草樹木”，有“蟲魚鳥獸”……，有時“風調雨順”，有時“旱澇成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經風雨長不成大樹，不受百煉出不了好鋼。一切違反人的道德生成規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有害無益。自然萬物的生長有其生態環境，人類個體道德的生成也有其生態環境。學校德育必須符合道德生成的規律，構建道德生成的生態環境，促進學生道德的生成和提升。由此可見，生態學、教育生態學原理、和諧教育思想、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德育生態模式的重要理論依據和理論支撐點。

5、意義不同

生態德育使傳統德育由調節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到進而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了人類道德認識在時空上的提升，是人類道德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德育生態則是對過去德育做法進行深刻反思和反省的結果，是德育方法論的探索和創新，是一種嶄新的德育方法論。生態德育表明了人類對自然的關注和尊重、保護，是人類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深層認識，是人類對自身活動造成生態危機的猛然醒悟和深刻反思。而德育生態僅是受自然生態的啟發，以自然萬物的生態系統為參照，認真研究和遵從學生道德生成的規律，以提升學生的精神生命和道德情操為使命，模仿自然生態系統而構建起來的一種新德育工作模式，一種新思想方法，一種新教育理念。德育生態模式的提出，可以說是德育方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質的飛躍。

參考文獻

[1][4]劉驚鐸，權利霞.生態德育的理論架構[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49-52

[2][6]羅騁.淺議高校的生態道德教育[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101-103

[3]周谷平，孫朝陽.哲學視野中的生態德育[J].當代教育論壇，2005，（7）:11-14。

[5]羅健.加強大學生德育過程中生態德育的滲透[J].江蘇工業學院學報，2006，（1）66-68。

[7]李偉勝.班級德育生態建設的實踐路徑[J].思想理論教育（上半月·綜合），2006，（1）:21-25

[8]郭事軍.德育生態:學校德育價值的新取向[J].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