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改革與出口產品品質升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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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值稅變革不僅是中國稅制轉型的核心，還是影響微觀市場主體決策行為的重要制約因素。在如今國際國內局勢復雜嚴峻的狀態下，應加倍努力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呼應、深入結合，幫助國民經濟提高質量和效率，完善高質量發展的制度支持。在深化全局調控體系變革的過程中，要抓住深化增值稅改革的機遇，加快稅制轉型，帶動實體經濟和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道路靠攏，提高市場運行時效，加快促進公正一體化的市場管理環境。本文立足現實和社會當前發展現狀，對增值稅變革和出口產品質量的提高進行了深入探討和研究。
關鍵詞：增值稅變革；雙循環；清理優惠政策體系；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新局面
稅制改革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工具之一，是促進經濟向高質量發展、平穩經濟“雙循環”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增值稅改革。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迅速成長為貿易大國，出口產品數量獲得迅速發展，特別是2020年全球爆發疫情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出口大國，但在質量和效率上，中國與美國、德國等第一貿易市場相差懸殊。近年來，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以來，中國經濟面臨著外需放緩、產業國際競爭優勢喪失、國際稅收競爭加大、全球貿易保護加強的巨大壓力。中共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指出，中國經濟已經從飛速發展初期向高質量持續發展末期靠攏，必須堅持品質第一，促進經濟發展的質量轉變，必須在加快制造業強國建設的前提下促進貿易強國建設，通過增值稅改革這一重要工具，不斷引導出口產品從惡性的價格競爭轉向良性的質量競爭是當前重要的戰略導向。基于現實和社會當前發展現狀，在深化宏觀調控體制改革、加快形成“雙循環”經濟新局面的過程中，必須抓住深化增值稅變革的機遇，加快稅制轉型，推動制造業和實體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道路，提高經濟運行時效，加快促成公正一體化管理的市場經濟體系，提高增值稅變革和出口產品的質量。
1.1政策背景
考慮到財政收入和投資的擴大，自1994年分稅制變革開始，我國增值稅很長時間一直是生產型增值稅。在生產型增值稅背景下，購置機械設備等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不能從進項稅額中抵扣，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企業的稅負，降低企業的投資積極性。與此同時，由于大部分國家采用消費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也會增加出口產品的成本，致使我國出口產品無稅無法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立足，從而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值稅改革勢在必行（見表1）。實施全面營改增以來的統計數據表明，納稅人負擔明顯減輕，營改增打通了增值稅抵扣鏈條，消除了重復征稅，實現了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是呼應市場需求的舉措，營改增全面推動后，企業的成本進一步下降。
1.2出口產品品質的特征事實分析
全局來看，從2000—2007年我國出口產品質量總體分布情況能夠看出，2000—2003年出口產品質量變化幅度較小，無論是平均水平還是分位數水平；2004年以來，出口產品質量明顯提高，2004年的平均水平比2003年提高了12%左右。對于國有、集體、私營、外商投資與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出資企業等來說，不同所有制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變化趨勢迥然不同。大體來看，香港地區、澳門地區、臺灣地區等外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水平遠高于其他類型企業，其次是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最低。從增速看，外商投資企業變化比較平穩，基本保持上升趨勢，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增長波動較大。2002年底之前，各類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變化較為穩定；2002年之后，香港地區、澳門地區、臺灣地區和民營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增長速度開始增大，民營企業出現明顯追趕趨勢，樣本后期，民營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甚至超過外商投資企業。不同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標準不同。相關研究結果表明，2005年之前，每年產品質量低的樣本數量都超過產品質量高的樣本數量。其中，從2001—2003年，兩者質量相差懸殊，特別是2002年，兩者質量相差天壤之別。如前所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生產低質量產品的企業通過低價競爭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2004年以來，產品質量低的樣品數量與產品質量高的樣品數量之間的差異大大下滑，特別是在2005—2007年的輸出市場上，產品質量低的樣品數量明顯低于產品質量高的樣品數量，解釋了2004年整體產品質量開始明顯提升的現象，說明更多優質企業的存在提高了市場整體產品質量水平。基于以上分析，從大體上來看，2004年以來，我國制造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演變趨勢因企業所有制、產品質量水平和行業特點而異。
1.3增值稅改革與出口產品品質升級的對策分析
面對疫情的壓力和復雜多變的國際情況，應抓住深化增值稅改革的機遇，“雙循環”經濟新局面構成和暢通的重要部分在于擴大社會投資和消費，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需要增值稅變革更有助于提高市場效率，為市場競爭構建和諧公平的氛圍，促進市場的優質發展。增值稅作為我國的第一大稅種，在歷次的稅收改革中為我國宏觀經濟的調控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當前背景下，圍繞暢通國內流通、拉動內需、推動國際流通新局面形成的時代使命，更應該充分發揮增值稅改革的制度支持作用，促進出口產品品質進一步提高。1.3.1加快推進立法工作，增值稅簡便清晰，重在體現稅收中性。2019年底，增值稅法(草案)向全社會征求意見，至今并無進一步的舉措。本文認為2020年的疫情在客觀上影響了我國增值稅改革的進程，在當前背景下，政府無可選擇的把減稅降費作為整個稅收改革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稅收原則中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建議加快相關工作進度，提高增值稅的法律層次，在法律約束下重視增值稅中性特征，避免干擾市場機制，可以借鑒OECD成員國的相關經驗，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調整和優化稅率，降低稅收成本。近幾年OECD成員國增值稅率的發展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2009—2015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后財政收入緊張的狀況，大部分國家提高了標準稅率。另一方面，2016年以后，絕大多數成員國不再將提高標準稅率作為增加稅收收入的手段，很大原因也是許多國家稅率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沒有了提高的空間。比如英國，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降為15%，2010年又調整回17.5%，2011年進一步提高到20%。目前英國增值稅率的標準稅率為20%，基本涵蓋了大部分產品和服務，低稅率為5%和0%，適合小范圍的民生。為應對疫情影響，英國將部分特定行業的增值稅率從20%下調至5%，與英國相比，目前我國大部分制造業適用的是13%的基本稅率，應稅服務大部分適用的是6%的最低增值稅率，與營改增改革中稅負只減不增的稅制設計有關，從實現雙流通的目標出發，改革的方向是要注意逐步縮小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稅率差距。我國的增值稅改革要立足國情，以推進“三級兩級”改革為契機，對休閑娛樂商品和服務實行高稅率，對基礎工作商品和服務實行低稅率。目前我國的基本稅率為13%，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算高，可以適用于大多數商品和服務，但是6%的低稅率應當用于保障民生和供給需求彈性低的生活必需品或公共產品，不像現行的稅率那樣廣泛運用應稅服務特別是一些高收入行業，減稅降費必須兼顧公平和效率，同時，為保證財政收入穩定持續，標準稅率不宜定得太低。1.3.2關注制造環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變化，支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加速融合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制造業國際競爭的資源基礎和比較優勢，進而帶動了全球制造業價值鏈的深度調整。為了應對這種改變，中國企業應抓住增值稅改革的機遇，提高商品制造軟實力，促進出口產品從勞動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轉變。增值稅變革可以從支持自主研發和創新等前端環節著手，促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入融合。第一，將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優惠政策從目前的“先進制造行業”進一步推廣到制造業的各個領域，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投資。第二，對于制造企業的維修等費用，在合理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外包方式探索可抵扣應稅服務項目的形式。第三，拓寬產品從生產環節到消費環節的流通渠道，銷售模式可以積極探索，通過電子商務平臺進行合作，線上線下共同推進，促進國內消費。第四，對新興產業，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加大對促進行業研發投入的稅收優惠力度，加大進項抵扣范圍及額度支撐推動新一代信息科技和高端制造業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1.3.3優化出口退稅政策職能，簡化退稅操作。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立足以質取勝”的對外貿易發展目標，2008—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綜合退稅率從9.8%提高到13.5%，核心導向是“繼續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鼓勵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建議實行簡單易行的期末退稅規則，完善企業增值稅退稅流程。從國際貿易的角度看，零稅率是大多數征收增值稅國際的通用做法，目前我國對不同貨物實行的是差別退稅政策，有征稅率也有退稅率，退稅率小于等于征稅率。可以說我國的出口產品是不那么徹底的零稅率，建議考慮實現出口退稅率與適用的稅率相一致的退稅方法，跨境服務也由目前的免稅率調整為零稅率，進一步優化小規模納稅人的退稅政策，使得產品和服務在進入國際市場時真正實現免稅，必將大大增加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1.3.4關注小規模納稅人發展，放寬一般納稅人準入門檻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一方面國家不得不把“減稅降費”作為稅收改革的核心，另一方面確實有許多小規模納稅企業不堪重負。我國稅務部門及時出臺了提高小微企業的增值稅的起征點、降低小微企業的征收率一系列專項政策，但是這些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小規模納稅人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來看，小規模納稅人劃分標準附近存在稅負突變問題，營收規模大體相當的企業，可能因為極小的營收差，一個企業適用較高的增值稅標準稅率，另一個企業適用較低的征收率，不利于橫向公平。此外，從小規模納稅人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來看，小規模納稅人按征收率繳納增值稅，同時進項稅額不予抵扣，阻斷了抵扣鏈條，加大了經濟的扭曲，引發效率損失，不利于增進社會福利。稅收改革的基本出發點應該是盡可能使得絕大多數的納稅人都是一般納稅人，因為一般納稅人的一般計稅方法真正體現了稅收公平性原則，最大程度的保證了稅款抵扣環節的完整性。在特殊情況下，不超過規模可以選擇簡單的稅收計量模式，使人們正確的選擇支付“自愿”，并結合增值稅納稅人登記制度與國際體系靠攏。1.3.5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逐步形成全鏈條的征收模式通過完善扣除鏈，可以更好地體現增值稅稅收中性原則，由于原來以營業額為基礎的行業比如交通運輸業等大多是業務量大、利潤小的小微企業。當利潤水平遠遠低于社會平均利潤率時，就要承擔高額的稅收，而現行針對小微企業起征點的稅收優惠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抵扣環節的不完整性，應以全面放開小規模納稅人自開專用發票的改革為契機，推進數字化應用，積極推進電子發票和紙質發票的更新，有利于完善現有征管機制，以相關信息流實現稅收大數據下的精準稅控。
2結語
根據上述結論，本文得出的主要啟示如下：(1)與改革前相比，增值稅改革后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有了很大提高。換句話說，減稅政策對提高出口產品質量有積極影響，適當調整并擴大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范圍是可行有效的。(2)增值稅改革是重大減稅政策，可以減少企業稅負，刺激企業投資意愿，提高企業創新成果和進口中間產品質量，從而提高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因此，應充分考慮從刺激企業投資動機、加快企業技術升級的誘導和支持作用方面設計減稅政策，以創新成果和進口中間產品質量為提高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要出發點。(3)增值稅改革的政策效果具有明顯的異質性特點，增值稅改革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研發強度、行業因素密集度和所有制形式等因素。其中，低開發強度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企業、非國有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調整空間更大，對政策的反應也更敏感，因此，稅收政策的制定要更加具有針對性和結構性。
作者:索麗 單位:連云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