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下輸入型偽信息阻斷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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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外互動頻繁而激烈，境外信息及網絡輿情呈現諸多新動向、新變化，具體表現為信息來源復雜而隱秘、編造內容形成套路、演化形態突兀多變等新特點。對此，在查找和分析其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從分級獎懲傳播者、增加信息透明度、規范媒體平臺、增強受眾免疫力及建立效應研判機制五個維度提出應對方案，以阻斷境外偽信息的輸入和傳播，降低其帶來的網絡輿情風險。
在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網絡信息傳播迅速，網民數量大幅增加，在公眾享受信息傳遞多樣化、便捷化的同時，各種偽信息也隨之而來，而境外不實信息也會突破時空通過各種渠道傳入，在各種因素催化下，甚至演變成為謠言。黨的五中全會指出，“下一階段，大國博弈中的輿論交鋒仍不可避免”，“要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尤為重要”。因此，在目前國際新局勢下，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輸入型偽信息及網絡輿情運行的特點和規律，這不僅是維護我國網絡安全的需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要求。
一、輸入型偽信息的主要特征
與本土自然滋生的網絡虛假信息或謠言不同，境外輸入型偽信息除了一般偽信息或謠言的突發性、易得性及交互性之外，還有自己的特性：
（一）信源復雜而隱秘
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持下，互聯網已經成為境外勢力軟入侵的工具，利用各類翻墻軟件或社交軟件在我國境內散布各種不實的偽信息，并在其中取得越來越大的傳播市場[1]。境外勢力采取在中國注冊公眾號或直接對已有的國內網絡運營公司進行投資控股的方式，通過各類自媒體途徑在國內進行宣傳、轉發[2]。這些涉華偽信息有的先在境外媒體上發酵一段時間后再轉移并擴散至國內，有的則直接通過各種自媒體平臺或社交軟件轉發，在境內進行大肆宣傳。當該類信息出現后，主導輿情走勢的多為國內的個別網民，并非謠言的制造者或策劃者，而后者通常放棄該輿情的控制權，任偽信息傳播、發酵直至爆發，同時暗中觀察中國政府應對的一舉一動，甚至還有可能在造成一定的騷亂后，再根據情形尋找合適時機借題發揮，制造新的謠言或事端。
（二）編造內容形成套路
本土型負面網絡輿情通常以真實事件為基礎，信息制造者在此基礎上不同程度地夸大或者歪曲事實真相。例如，在傳播關于環境污染的謠言時，將支流污染改為干流污染；或將垃圾污染的區域從鄉鎮農村垃圾污染夸大為整個區域的污染。而相比之下，境外輸入型偽信息往往選取與受眾切身利益極為相關的話題，所產生的負面網絡輿情更加側重于對事實真相的歪曲，沒有實際內容與細節支撐，甚至可以說是毫無依據的瘋狂猜測，只是一味強調后果，且熱衷于各種陰謀論。同時，為了增加可信度，該類偽信息還會增加配圖甚至視頻等更形象的內容進行憑空捏造或移花接木，用“一張圖編一個故事”，而網民對這些內容的真相普通很難進行核實。如2019年謠傳的南海發生“2萬噸當量核爆”，稱該爆炸相當于10-20千噸的核爆炸，并使得港、臺及湛江地區輻射值異常，引發大眾不安[3]。
（三）演化形態突兀多變
網絡輿情熱點話題演變的生命周期一般可劃分為潛伏期、萌動期、加速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五個階段[4]。與正常的網絡熱點呈漸進式的演變特征相比，這類信息的始作俑者往往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常急于將不實信息擴散到整個網民群體，故其所經歷的網絡輿情的初期階段周期比正常的網絡輿情要短，其引發的網絡輿情常常略過潛伏期和萌動期，直接進入加速期或成熟期，呈現出突兀且不確定的演變態勢。以2020年網絡熱點本土事件“杭州女子離奇失蹤”與境外傳入的謠言“中國檢測試劑盒不合格”為例。根據谷尼大數據資料顯示，“杭州女子離奇失蹤”話題從事件信息首發日（7月23日）至事件信息量最高峰（7月31日），歷時共8天，而“中國檢測試劑盒不合格”的偽信息從相關消息首發日（3月26日）至事件信息量最高峰（3月27日），歷時僅1天。此外，由于境外輸入型偽信息的內容常與受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盡管過了成熟階段，仍會存在大眾新鮮感未退的現象[5]，依舊對其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因此，在經歷成熟期后，境外輸入型偽信息所產生的網絡輿情仍呈現明顯的蔓延趨勢，期間甚至還伴有復發的可能。
二、輸入型偽信息傳播的影響因素
（一）公眾精神調適需要
由于境外勢力將偽信息傳入我國境內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并引發社會不安，故其所歪曲的事件往往呈現出與受眾群體密切相關的特點，嚴重干擾了大眾的日常生活秩序。這類偽信息的傳播往往會導致不明真相的公眾處于高度緊張的混亂和焦慮狀態，且由于公眾在短時間內無法核對謠言事件的真實與否，導致了公眾對這類信息不確定性的增加，而為了解除心中的擔憂和疑慮，公眾往往會試圖通過網絡這一途徑來發掘事實，從而降低對信息的不確定性。在挖掘真相的同時，由于公眾急于消解精神上的不適，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他們可能出現心理上和思想上的迷惘、浮躁，甚至衍生出懷疑、猜忌[6]，這不但不會制止該類信息的傳播，個別受眾還可能成為偽信息的“搬運工”，進行轉發與評論[7]。
（二）體制機制不完善
偽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其流向以及處理的及時性極為關鍵。當境外輸入型偽信息影響公眾生活而其疑惑又很難通過正式渠道得到解釋時，網絡上各種小道消息極易成為受騙網民的最佳選擇。網上又恰恰存在不少相關事件的“線索”“信息”，包括偽信息本身、衍生內容、網民自身的看法和評價，這些都在無形中驅使受眾利用網絡信息資源以集體合作的方式來獲取他們想要的信息，互相“幫助”，尋找“答案”[8]。到目前為止，雖然中央網信辦信息舉報中心已經建立了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網站，但還有許多省市沒有統一的辟謠平臺，甚至完全沒有設立相關渠道供公眾查詢。一旦在某一區域內出現境外輸入型偽信息傳播，倘若通過地方政府發送至中央平臺，無疑拉長了偽信息處理的黃金時間。而境外輸入型偽信息存在的時間越長，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越不利于后續的清掃工作。
（三）媒體責任意識缺失
在流量為王的時代，一旦將網站中的某條信息置頂到頭條位置，該信息的點擊量往往會隨之急劇增加，網民的評論也會自然而然地增多，并引起其他網民的圍觀與討論，從而能為該網站增加流量甚至收入。為了吸引更多的用戶，媒體往往傾向于選擇將有潛力成為高熱點話題的內容“置頂”，而境外輸入型偽信息中利益相關性的特征恰恰符合這種“潛力股”的要求。個別媒體在利益的驅使下，為了知名度和點擊量忽視或者不愿追究該信息的真實性，對不經核實的信息進行大肆宣傳，導致事件的發展脫離正常運行軌道。由此可見，這類責任意識缺失的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對境外輸入型偽信息的傳播運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網民網絡素養不足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公布的關于我國網民特點的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網民規模已經達到9.4億，但呈現出明顯的低學歷、低收入特征，初中及初中以下的網民群體的比例高達59.7%[9]，這反映了我國網民受教育水平不高。一般來說，教育程度越低，網絡素養越欠缺，對偽信息的甄別能力就越弱。因此，當面對境外輸入型偽信息時，部分網民缺乏應有的獨立思考和科學研判能力，無法對該信息的真實性進行識別，而是抱著一種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予以接受或者轉發，無形中成為了境外輸入型偽信息的潛在支持者與助推者。
三、輸入型偽信息的阻斷路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輸入型偽信息影響惡劣且具有一定復雜性。為此，本文以拉斯韋爾“5W”謠言傳播理論為依據[10]，從偽信息的傳播者（who）、偽信息的內容（sayswhat）、偽信息的傳播渠道（inwhichchannel）、偽信息的受眾（towhom）以及偽信息處理效果（withwhateffect）五個維度提出應對方案，對境外輸入型偽信息進行各個擊破。
（一）建立完善獎懲機制，區分對待信息傳播者
由于境外輸入型偽信息通常懷有居心叵測的目的，其產生的危害不可小覷，當面對輸入型偽信息傳播者時，一定要小心謹慎，不僅要冷靜從容，還要反應適度。在對傳謠者進行處理時，應根據其行為的影響和危害的程度進行相應力度的懲罰，避免因處置不當而引起公眾恐慌和社會騷亂。具體來說，對偽信息散布者中的意見領袖必須進行嚴厲懲罰，狠狠打擊其囂張氣焰，讓其付出應有的代價，而對危害較輕的群體采取相應的懲處措施，對其他普通網民則進行信息公開即可；相反，如果有人對偽信息進行了制止或者舉報，一定要給予表揚和獎勵。這樣，既弘揚了正能量，也能使任何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偽信息傳播者都得到應有的懲罰。
（二）增加真實信息的透明度，弱化偽信息內容模糊性
不完全的事件或碎片化的信息都會使輸入型偽信息衍生更多的謠言及輿情危機。根據麻省理工大學“社交機器實驗室”的研究，以2006年至2017年推特上超過450萬條發送和轉發的推文為樣本，證實了在社交媒體上，不實信息比真實信息傳播得更遠、速度更快[11]。因此，要想有效應對這一狀況，就應盡可能快地全面公開相關信息，降低謠言事件的模糊性以及事件后續危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政府構建起透明公開的信息體系和應對模式，讓偽信息在真相面前不攻自破。當偽信息失去了進一步傳播與擴散媒介的時候，就沒有了滋生與成長的土壤，當然也就寸步難行了。
（三）規范媒體平臺，削減偽信息傳播渠道
媒體平臺是把雙刃劍，既可以是偽信息滋生、擴散的土壤，也能是謠言防治的有效平臺。首先，在偽信息擴散前，政府要聯合國內各媒體平臺密切監控網絡環境，一旦出現敏感詞匯便能迅速捕捉并處理。其次，利用謠言語料數據識別系統對通過微信、QQ等即時社交軟件傳播的偽信息進行數據分析與挖掘，建立實時有效的相關虛假信息預警系統，正確分析虛假謠言的傳播軌跡，準確把握輿情的外在特征與內在規律。再次，在各社交平臺上設立用戶一鍵舉報功能，鼓勵平臺用戶主動將疑似偽信息的核心詞匯以及該信息的用戶上報至后臺，使監管部門更易獲取數據系統的語料，進行對比并形成報告，讓偽信息插翅難逃。這不僅從技術上阻斷境外偽信息的傳播，也引導公眾有效參與了網絡監督。
（四）增強受眾免疫力，斷絕偽信息目標群體
能否成功應對境外各類偽信息的軟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眾自身的抵抗力。換言之，要從受眾的角度出發，使偽信息無從下手。然而，近些年，由于個別貪腐官員和假冒專家的劣跡，常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對權威專家的話也半信半疑。因此，一方面要強化正面引導，增強公眾對小道消息的鑒別、分析能力，另一方面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提高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同時充分發揮各領域專家的作用，開展線上或線下講座對公眾進行盲點知識普及，不斷提高對輸入型偽信息的識別力、免疫力。當遇到有人妄圖利用公眾的盲點和社會熱點問題來造謠生事的輸入型偽信息時，讓偽信息失去目標和對象，讓謠言無縫可鉆。
（五）建立效應研判機制，跟蹤反饋處理效果
許多境外輸入型偽信息往往煞有其事，不僅配有基本的文字信息，還會增加配圖或視頻等內容，甚至使其“圖文并茂”[12]。這就使得該類偽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更容易在形式上發生變異，衍生出其他不實信息或謠言，形成次生輿情事件，引發輿情危機。如果不能及時將虛假信息的后續處理情況及時反饋跟蹤，很有可能會功虧一簣。面對此類偽信息，在保證大量偽信息被遏制的前提下，一定要建立與輸入型偽信息監測系統相適應的輔助系統，對相關信息保持敏感性、反應性，對事件后續信息持續跟蹤、反饋和分析。不僅要形成一套針對輸入型偽信息的跟蹤、反饋方案，同時還要建立相應的案例庫，形成該類信息處理與反饋的長效機制。
四、結語
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大國戰略博弈全面加劇，新媒體時代，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網絡空間或將成為境外勢力軟入侵的重要場所。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深度交融，既給我們帶來了發展契機，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挑戰。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新形勢，需要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加強對輸入型偽信息的認知與警惕，不斷提高網絡治理水平和能力。
作者:曾關秀 溫志強 單位:韶關學院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