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民族小說底層文學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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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這一概念源自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是指一種革命力量，是指被排除在歐洲主流社會之外的處于從屬地位的社會群體。現代性是進步的、進化的、不可逆轉的時間觀念，成為看待歷史和現實的方式，同時個人生存和奮斗的意義統統被整合進時間的軌道中，把個人與時代、未來相關聯。中國的現代性價值觀源于晚清對于“進步理性主義”的追求，其一是以“進步”為導向的社會發展邏輯，人們相信現代性會賦予時代絕對正面的品格，然而，其中存在著誤讀，認為現代性是純粹的、整體性的，忽略了現代性內在的各種張力與矛盾。現代性自身是一個悖論式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是“自己反對自己的傳統”，并不像所允諾的那樣純粹正面、積極的品格。但是，現代性的沖突結構恰恰是其至今充滿活力的主要原因，而其復雜性，是值得去關注和反思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組織在現代性之通往未來的軌道中，缺乏了現代性，似乎就不知道生活的意義，這是一種隱隱的權力關系，與之不合的行為方式會被排斥出去。

當社會把發展現代化作為奮斗目標的同時，人們生活的其他內容是否遭受了不同的限制？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這是否又契合了現代性自身的悖論性？部分少數民族作家觀察到了中國轉型期當下的現實困境，和整體性的社會變局聯系在一起，即城鄉一體化進程加速背景下，傳統的鄉土社會受到巨大沖擊。他們開始反思現代性固有的正面形象。現代性代表了文明與富足，在其發展過程中是否忽略了什么？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高效運行，是否也帶來了對于個體的負面效應？在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多重對照中，少數民族文學的現實指向性越發濃烈，放松了少數民族文學中“民族性”的執著追求，轉向了現實人生，關注著底層民眾的各種遭遇，希望通過文學的手段來折射底層民眾的生活現狀。學者劉大先指出，對于“公共性”的關注已經成為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特點之一，甚至比主流文學表現得更為明顯。底層文學重要的敘事維度就是對感性現代性的集體性訴求。底層民眾對于優質的生活有更強烈的憧憬，想要實現躍遷，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和獨立人格。少數民族作家的底層敘事主要聚焦于城鄉沖突敘事，對鄉村中底層苦難進行準確刻畫，同時敏銳地發掘城鄉沖突中暗含的現代性悖論。少數民族作家察覺到新的生活經驗和社會際遇，少數民族小說不再是“異域”“民族風情”又或者“邊緣”的形象，而是時代的共同行路者。隨著經濟改革推進，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逐漸加大，農村人對于城市的向往，等同于對先進文明的追求，轟轟烈烈地奔向城市，已經到了執迷的程度，可以被表述為“戀城情結”。對農村人來說，“城里人”這一身份認同始終縈繞心頭。仫佬族作家鬼子《被雨淋濕的河》妻子的臨終遺言之一是讓孩子們轉為城市戶口；《瓦城上空的麥田》李四直接把對城市的渴望體現在孩子的名字之中——“李城”和“李瓦”，而父親為了“我”能夠成為城里人，放棄了“我”的學業，寧愿讓“我”在瓦城里撿垃圾。

在戀城情結之下，對于城市的向往是處于不自主的甚至盲目的。苗族作家楊文升《南瓜花開》中“你”的想法是“無論如何要去看那個縣城一眼，去看一眼才回來，回來以后也就心甘了”。農村人對城市的狂熱向往，渴望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找到夢中的理想生活。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富有、文明，遍地都是改變生活狀態的機會和多重道路的可能。然而城市的資源是有限的，并不比農村生活更有溫情。現代性創造了關于城市的神話，城市不僅是建立在先進科技和豐厚物質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紛繁復雜的人際關系上。回族作家李進祥《換水》呈現了主人公馬清和楊潔在都市漩渦中逐漸迷失的過程。馬清和楊潔是新婚回族夫婦，進入城市尋覓夢想，對城市抱有美好的憧憬，但是馬清因為工傷失去了勞動能力，他們作為城市的“外來者”難以適應城市的生活。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性文明對于鄉村的虹吸效應不可小覷，農村漸漸空寂，成為“空置”的鄉村，呈現出死氣沉沉的荒蕪。青壯勞動力的出走，無人耕種的莊稼，教育、醫療資源的貧瘠，留守兒童、老人等社會問題浮出水面。仡佬族作家肖勤《暖》，十二歲女孩的小等是留守兒童，與奶奶相依為命，除了洗衣做飯等家務活，還要照顧患病的奶奶，過早地承擔了生活的重擔。她渴望親情、渴望母愛，可身邊的“暖”接連消逝。與戀城情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于鄉村生活的厭棄。農民工生存空間的進一步萎縮，對于城市身份認同的失敗，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雙重失落，破碎了的城市夢醒之后，農民工有了想重回鄉村的意識。既然原鄉只是心造的幻影，并不是那樣的美好。仡佬族作家王華《橋溪莊》離開橋溪莊隱喻著回到原鄉。“原鄉”本是人類學概念，民族文學中的“原鄉”是指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基礎之上的文化故鄉或者精神家園。也就是對于習俗、精神和文化的傳承，是一種文化符號、隱喻。這樣的返鄉，不是人物自主的意愿，是現代性的不斷逼近，城市文明象征的現代性滲透了少數民族族群的生存空間的后果。

鄉村在現代性的沖擊下，已經難以承擔對生活美好追求的大任，那么進行改革建設似乎成為迫在眉睫的選擇。部分少數民族作家沒有將城鄉沖突作為寫作主題，而是書寫了農民在城市生活中光明且溫暖的一面，呈現出城鄉融合的姿態。壯族作家陶麗群《回家的路亮堂堂》描寫是城市底層小人物的艱難生活。曹慧起早貪黑擺攤維持生計，攤位費增長，丈夫瀕臨下崗。雖然生活辛苦，但是家人體諒她的辛勞，丈夫也勤勞正直，夫妻和睦。雖然生活在城市底層，但是“回家的路亮堂堂的”。生活中不乏希望與歡樂，農民憑借個人的優良品德能夠在城市中擁有小小天地。沉重的文本背后往往站著飽含溫情的作者。若無濃烈的底層情懷，熱切地關注當下轉型期底層民眾的生活境況，那么筆觸下便無法流露出對底層民眾的同情與憐憫。實際上，作家以底層民眾生活作為敘事主題，將近乎邊緣的底層放置于文學場的中心進行敘述，即是作家對于世間冷暖與內心情感的最獨特表達。作家的“在場”姿態、參與姿態本身就是一種人文關懷。即，文學則是人學的直觀展現。

少數民族作家與主流文學作家通氣連聲，細膩地表現現代化進程背后，社會底層所產生的變化與震蕩。然而，民族文學的公共性顯著提升的同時，民族性卻日益模糊，是否民族文學的特征——民族性漸漸失去是不可避免的呢？對于民族的身份認同，似乎已經不在場。他們不再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再進行民族文化言說，而是站在個體的立場上，表達的是個人的、日常的欲望書寫。族裔身份不過是一種外在的標簽，而不是內在的心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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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慶雯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